清兵入关范文10篇

清兵入关范文篇1

清朝统一大业的奠基人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以十三副甲起兵时，也就揭开了清朝开国的序幕。这是以武功开端走上的统一之路。努尔哈赤最有成就的业绩就是统一女真各部乃至建立后金政权、挺进辽沈地区，扩大统一的辉煌局面。在这一历史的进程中，与赫赫武功相适应的是女真固有文化的强化和向中国传统文化靠拢的探索。反映了两种文化的交锋、冲突与矛盾。

女真固有文化的强化，这是维系与凝聚本民族的团结的无形而巨大的精神力量。努尔哈赤正是借助于这种力量，而卓有成效地结束了女真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那种互相仇杀、互不相统的严重分裂局面，而实现了统一。这种文化最突出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尚勇武、重财力。这是被全民族普遍认同的指导思想。努尔哈赤在创业过程中充分发展了这一思想。他鼓励与发扬女真民族的勇猛进取精神，坚持行之有效的奖勇罚怯的制度，这种金钱物质的刺激，极大地调动了人们奋勇参战的积极性。因而逐步形成了以多杀敌多缴获为荣、以无功无获为耻的社会风气，并成为生活中的普遍原则。进而出现“出征之时，无不欢跃，其妻子亦皆喜乐，惟以多得财物为愿。如军卒家有奴四、五人，皆争偕赴，专为抢掠财物故也”〔3〕的景象。抢掠财物与奋勇杀敌顺理成章地结合在一起，民族成员个人积极性的充分发挥，有力地推动了民族统治者总体军事政治目标的顺利实现。

重财力的观念更深刻影响着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往往为追逐共同利益而联系在一起，结成利害相关的集团。这样，如何处理好财物的获得与分配，便成了关系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努尔哈赤巧妙地以结盟、联姻等方式不断地吸纳各种集团与势力，以壮大自己的统治阵容。他对归附者、同盟者按其实力大小区别对待。实行均分财物、平养人口，乃至共议国政。最高统治集团内则实行八家共议国政的方针。其思想基础，便是对共同利益的追逐。

这时社会道德的标准是以勇武为荣、以抢掠为荣。把抢掠“邻人”的财富视为当然，上上下下以一个“抢”字便可概括一切。这种文化心态、思想观念在满族初起阶段，对凝聚与统一内部力量及向外扩展时，无疑起了巨大的保证作用。可是当后金建国挺进辽沈地区，即广大汉人住地之后，便出现了尖锐的矛盾，产生了巨大的困惑。当女真人未进入辽沈地区之前的不断骚掠明边，抢掠人畜财物，已引起汉人的恐惧与仇恨，汉人视女真人为强盗。而后金挺入辽沈之后，对广大汉人实行残酷的奴役和高压统治，这种矛盾便激化了。广大汉人不仅难以容忍这种统治，更对其重财轻义，不注意辈份，不重伦理道德，不讲礼仪之情形视为野蛮。“非我族类，其心必异”。〔4〕内心的反感极为强烈，反抗斗争便不可避免。这不仅仅是政治上的矛盾，也是两种道德观、风俗观即两种文化的矛盾与对抗。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后金的最高统治者努尔哈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认为汉人，特别是汉族读书人最不可信，“谓种种可恶皆在此辈”，〔5〕于是实行残酷统治和大肆屠戮儒生的政策，以强化其统治，表现出对汉族文化的强烈排斥心理。但长期以来以采集、狩猎为主的女真文化毕竟很落后，现实的发展向它提出一个最迫切的问题是文化建树该向谁靠拢？人们看到在女真——满族崛起时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文化上的突出倾向是向蒙古族靠拢。接受蒙古族文化，诸如新文字的创制、国家制度及统治机构的设置，乃至许多名称的起用等等，均摹仿蒙古。对汉文化采取疏远、戒备甚至抵制的态度。但蒙古文化与延续数千年之久，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汉文化是无法比拟的。汉文化的强烈感召力或巨大影响是客观存在。努尔哈赤在实践中也越来越发现汉族的体系完备的伦理道德观对维系统治与安定社会的巨大效能。于是便自觉与不自觉地向汉文化靠拢。其实，这一靠拢始自起兵初期。当然，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他喜欢《三国志传》与《水浒》，曾尊崇汉人谋士龚正陆，已接受了汉文化的熏陶，使他眼界大开。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他对汉文化曾采取抵制的态度，但却摆脱不了汉文化对他的巨大影响。就在他于辽沈地区大肆屠戮汉人之时，却又在仰慕汉文化，甚至宣传汉文化。很有趣味地是，他于晚年竟大讲起礼仪伦理并身体力行起来。

天命十年（1625年）正月，努尔哈赤对臣下说，宗室里有二兄曾与我作对，“惟知贻我之忧”。还有乌拉岳母及叶赫岳母这两位岳母，曾“唆其夫与我为仇”。他说，尽管这几个人对我没有一点好处，但毕竟是我的亲族或亲戚，所以“敬爱之礼亦不可废”。于是他特意遣人将二兄及二位岳母，还有皇姨（皇后之姊）等人请入宫中。“延二兄于上座，贺正旦，行家人礼。”随后又“拜四妪”。“礼毕设宴”。努尔哈赤“跪而酌酒，令人奉之。”“宴毕，仍赐二兄补服衣，送还。”〔6〕大有克己复礼的味道。这种讲究礼仪伦常的举动（尽管有故意做作之嫌），在此前是绝对不可想象的。这年四月，努尔哈赤在一次大宴会上，训谕诸贝勒说：“语云‘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作乱者，未之有也。’吾后代子孙当世守孝弟之道，不可违也。”他又说：“其为长上者，居恒当和睦子弟。其为子弟者亦宜承顺关切可也。至于上待下，下事上，务以真心实意爱敬之，慎勿怀虚假之念。”〔7〕引经据典，讲的完全是儒家的一套了。可见这时的努尔哈赤心目中，女真人固有的“德”的含义已经转变。

当然，努尔哈赤的这些言行只是他生平中的部分行为，并未形成系统的概念，更未在全民族推广，形成全民族的共识。这时后金国里的大政方针，女真民族的文化生活习俗、道德观念等文化传统，并未发生变化，一切均照旧运行。后金国里存在的矛盾与问题依然如故。尽管如此，努尔哈赤的表现却也清楚地反映了女真族上层统治者的思想倾向，是努力适应新形势的文化探索，是文化转型的萌动。

二、转型时期的文化

所谓转型时期的文化是指由女真——满族的固有文化向汉文化，即中国传统文化的靠拢，并接受其文化的演变过程。这是皇太极统治时期的重要成就与突出特点。

皇太极继汗位后，清醒地看到了后金国所面临的严重问题，他以巨大的魄力，进行一系列重大政策的改变，其中着重点在于缓和满汉尖锐的对立与矛盾。对汉人的防范政策由严厉改变为宽松。他继位之初便做了惊人的宣布：凡以往潜逃明国与明国奸细往来而被讦告之人“概置不论”，而想逃未行被人讦告者也不予追究〔8〕。进而强调满汉一体，取消了强迫汉人充当满人之奴的满汉合住的做法，改为“分屯别居”，将相当多的一部分汉人从满洲直接奴役下解脱出来，编成有一定自由的“民户”。〔9〕重新修订《离主条例》，使已经沦为奴隶、奴仆的汉人生命得到某种程度的保护。〔10〕这使尖锐的满汉矛盾得到某种程度的缓和，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尤为出色之举是大量招收和使用汉人知识分子。天聪三年（1629年），他下令考试儒生，从努尔哈赤残酷统治下幸存的三百余名生员中通过考试录用二百名，分别任用。其中一些人被安排到文馆任职，成为他日后时时咨询的秘书班子的成员而发挥重要作用。此举的重大意义更在于对满汉文化融合的昭示，清楚地表明了后金社会向传统文化的积极靠近。

勇敢地大开言路。皇太极对招收的儒生特别是文馆秀才们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放松政策，广开言路，鼓励这些智谋之士大胆进谏，各抒所见，以为后金治国安邦的借鉴。由于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的出现，这些儒士们直言无隐，纷纷向皇太极提出治国之方，强国之策。其中心内容是主张遵汉法，重礼教，行仁政，开一统之业。后金国中存在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都被他们看到并坦率提出。仅就天聪六年至九年的《奏疏簿》即《天聪朝臣工奏议》所载的奏疏就足以说明问题。

这些汉族谋士们认为后金日事抢掠是满汉矛盾加剧的重要原因，而抢掠成风是人们素质低下不知礼义廉耻所致，因而明确提出了后金形象必须重新塑造的问题。其途径则是重礼教，加强全民教育，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他们建议“当于八家立官学，凡有子弟者都要入学读书，使无退缩之辞。”因为“有好师傅，方教得出好子弟”，所以又建议慎选和优礼教师。经过教师的努力，“二三年必将人人知书达礼，郁郁乎而成文物之邦矣。”〔11〕这是为后金社会描绘的理想前景。在实施全民教育中，他们更认为当权者的思想认识来一番改观尤为重要。于是提出“勤学问以迪君心”的问题，认为只有通过必要的途径，塑造好后金汗的思想才是“务本”。儒臣王文奎说：“臣自入国以来，见上封事者多矣，而无一人劝汗勤学问者。臣每叹源之不清，而欲流之不浊，是何不务本而务末乎”！如何才能务本呢？他认为要读圣贤之书。他指出，“汗尝喜读三国志传，臣谓此一隅之见，偏而不全。”而“帝王治平之道，微妙者载在《四书》，明显者详诸史籍。”这是儒家的经典著作及传统史书。他建议选择“伶俐通文，老成明察”之人，于每天当汗“听政之暇”，向汗“进《四书》两段，《通鉴》一章”。通过讲解、翻译，请汗“观览默会，日知月积，身体力行，作之不止，乃成君子。”这样，“君心清而天下治。”〔12〕这完全是在用儒家思想塑造后金汗的灵魂。不久儒臣宁完我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他认为《四书》、武经、《通鉴》之类的书，“实为最紧要大有益之书”。他建议“汗与贝勒及国中大人所当习闻明知，身体而力行者也。”为打通满汉语言的障碍，可令人翻译出来，“不时进呈，宜静览深思”，即细细体会其中的“美意良法”。〔13〕

文馆儒臣们还从不同的角度，多方面提出了遵汉法，即奉行中国传统制度之事。他们肯定后金“凡事都照《大明会典》行，极为得策”。〔14〕建议“举孝廉”，提倡忠孝，以为国家培养人才，〔15〕“正衣冠，辨等威”，〔16〕以严明封建等级制度。遵法先王，特别提出要向汉高祖那样在用人、养百姓、立法令、收拾人心等方面尽力，以成大事。〔17〕要行仁修德、延揽豪杰、收拾人心。〔18〕在完善政府，健全统治机构方面他们纷纷提出了许多具体可行的建议。如设内阁、设总理、开言路、立言官、设谏台、设督察之官、设通政司、设六科给事中，以及编修国史，等等。几乎完全都是搬照汉法行事，一切率由旧章。而宁完我提出的见解尤为深刻得体。他认为“有一代君臣必有一代制作”。后金治国确实应该照《明会典》即汉法行事，但不能完全照搬，而应有所思考取舍，应结合实际，看看“某一宗我国行得，某一宗我国且行不得，某一宗可增，某一宗可减”。这样“参汉酌金”，以“渐就中国之制”。而“必如此，庶后得了蛮子地方不致手忙脚乱。”〔19〕这是结合实际的改革建议，是为后金日后夺取全国、统治全国而提出的战略方针。

文馆儒臣们对后金最敏感的有关抢掠的老问题反映强烈。他们尖锐指出，后金国“因地窄人稀，贡赋极少，全赖兵马出去抢些财物。”而抢来之后“必同八家平分之”。抢来的人口，“必八家平养之”。“这个陋习必当改之为贵。”〔20〕要想“大就王业，”必须“广开仁慈”。得到一城，应安定一城，对其人民、妻子、衣服财物，应做到“丝毫不动”〔21〕才是。而现在“出兵之际，人皆习惯，俱欣然相语曰‘去抢西边。’汉人闻我动兵，亦曰‘来抢我矣！’夫‘抢’一字岂可以为名哉！”〔22〕抢掠不停，人心难收。只有停止抢掠，对人民“秋毫无犯”，则“人心无不悦”。〔23〕他们认为后金这个“抢”的老传统危害极大，坚决主张改变。他们认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必须“修德行仁，延揽豪杰，收拾人心，为今日第一勾当。”〔24〕“诛人者诛心。”“凡得人心，以仁义得者必得恒久，以势力而得者，多必变更，此人情之必然也。”〔25〕

汉官们的坦诚建议与入情入理的剖析，不啻一场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家学说的大说教、大宣传，对皇太极治国决策的形成乃至后金思想观念的更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渐就中国之制”的重大思想文化改革措施。皇太极在扭转社会风气改变统治方式，创造良好顺畅的统治环境方面，进行了巨大的努力。他以“参汉酌金”的原则，从后金——清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积极按着中国传统的思想和统治模式实行了许多重大改革措施，而收到良好的效果。加快了封建化的进程，也使后金——清政权的文化心理环境较之以前大为改观。人们看到皇太极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进行了如下改革。

办学校。天聪五年（1631年）闰十一月下令满洲诸贝勒大臣子弟“凡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者俱令读书。”这是后金国正式办学之始。这是皇太极针对满洲社会普遍认为教育无用，“不学习未尝误事”〔26〕而拒绝接受教育的传统习惯势力，而采取的坚决措施。而后，这种学校由贵族伸延到平民，并在全社会铺开，为培养人才，提高民族素质起了重要作用。

开科举。这是广搜人才，通过考试以选任官员的一种制度。自隋唐以来为历代所坚持。完善的科举分文武两个途径及四级考试。清入关前只进行文考一途和童、乡两试。分别各进行三次，首次科举于天聪八年（1634年）三月举行。而在此五年之前的天聪三年（1629年）后金进行了一次考试儒生的举动。从三百名诸生中选二百名，共分三等分别赏赐，“俱免二丁差徭”。〔27〕其实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童试，只不过是从已获得诸生资格者中，又进行一次资格的认定与选拔，以供人才之急需。后金一清的三次童、乡试只分别录取生员335名及举人33名。名额虽然不多，但在人才匮乏的当时来论已相当可观，且意义重大。值得注意的是崇德三年（1638年）八月，考取的10名举人，各授半个牛录章京品级、录取的61名生员各授护军校品级。以往品级多以军功获得。因科举而获品级是前所未有之举。这说明文臣在社会上地位的提高，它反映重武功而轻文治的传统观念有了某种程度的改变。

提倡伦理道德，移风易俗，加强道德规范。皇太极从社会实践中看到了儒家思想中的忠孝节义等伦理道德观对维护封建统治的巨大作用后，便坚决、自觉地加以提倡。当天聪五年他下令诸贝勒大臣送子弟入学时，就明确宣布其目的是使受教育者，能象明人那样“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28〕而儒家的道德观同满洲固有的习俗多相抵触，所以倡导儒家伦理道德的过程便是移风易俗的过程。对此皇太极的态度明确而又坚定。当后金改国号为大清、崇德改元、皇太极称帝之际，更以立法的手段坚决弃旧俗立新风。他说：“自今以后，凡人不许娶庶母及族中的伯母、婶母、嫂子、媳妇。”并将此写进《会典》之中，成为全社会必须遵守的法令。他还说：“若不遵法，同族相娶者，与奸淫之事一例问罪。”“凡人既生为人，若娶族中妇女，与禽兽何异！”〔29〕而前此满洲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则是“婚嫁则不择族类，父死而子妻其母”，〔30〕不重辈份，伦理观念淡漠。与此同时，皇太极在登极颁诏大赦时，将“犯上，烧毁宗庙”，“杀伤祖父母、父母、兄卖弟，妻告夫”列入“十恶”，为不赦之罪。〔31〕显然这是将汉族的伦理道德观念即所谓三纲五常，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这是对满族道德习俗的一次深刻革命。这种变革的后果在很大程度改变了满族在汉人心目中的形象。

加速进行满译汉籍的工作。这项工作在皇太极继位不久便已展开。具有儒家思想的满洲圣人、大翻译家达海奉命而首开其端。他生前共翻译完成的有《万宝全书》、《三略》、《刑部会典》、《素书》、《国语》。未完成而后继者赓续而成的有《通鉴》、《六韬》、《孟子》、《三国演义》等。中国传统的封建统治大法、封建等级观念、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具载其中。皇太极组织人员进行此项工作便是在全民族中进行儒家观念的教育，这是移风易俗、改变民族思想精神风貌工作的重要一环。

尊孔。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者，中国封建社会的圣人。被历代尊崇，已成为中国传统道德、传统思想的最高代表。尊孔即是尊崇、接受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早在天聪三年皇太极即下令改建沈阳孔庙，开始崇祀孔子。他登极改元的崇德元年八月上丁日，遣大学士范文程祭孔子，祭文赞颂孔子“德配天地，道贯古今，删述六经，垂宪万世，昭宣文治，历代尊崇”。〔32〕首开祭孔之典。祭孔的同时又崇祀关公。即三国蜀汉名将关羽。于崇德八年敕建关帝庙，题其扁额为“义高千古”。〔33〕把关公视为忠义的化身，这是倡导忠义，向全民进行儒家思想的教育。

皇太极这种对中国传统思想即儒家思想的认同，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的全面改革，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社会全体成员主要是满族的文化素质，更在某种程度上协调了满汉思想文化上的关系，使满族与汉族在文化心理上的差距有所缩短，出现了某些契合点与共同点。

难除的障碍。皇太极以高瞻远瞩的政治家气魄，希望消除满汉间的矛盾与对立，达到“满汉一体”，“毋致异同”的境界，而出现治平的盛世。为此，他把儒学做为满汉认同的思想基础，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水已到而渠未成。直到他逝世前满汉两个民族根深蒂固的尖锐矛盾仍然存在，满汉文化心理上的差距仍然很大。这里有个关键的问题尚未解决，就是汉官们曾一再吁请、痛言立革的抢掠之风未除，八旗制下八家均分、八家平养的制度未变。因为皇太极不想改变。

皇太极在许多领域、许多方面都有除旧布新之举，唯在这点上毫不动摇。早在皇太极即位之初，开始进行改革之时，生员岳起鸾曾提出应与明朝议和并将俘获的汉人“速行放还”给明朝，“否则亦当归其绅士，不可迟疑也”的建议时，皇太极断然拒绝。他说俘获之士民，乃“天之所与。岂可复还敌国”。最后竟以“蓄谋向敌”〔34〕之罪将岳杀掉。而当改革步伐加快的崇德三年（1638年）八月，礼部承政、甲喇章京祝世昌在上疏言事中，因提出“俘获敌人之妻不可令其为娼妓”的建议时，又一次惹怒了皇太极。被下旨“切责”，并追究其上疏的背景与同伙，结果株连多人。祝世昌被革职流放黑龙江锡伯地方，而协助其修改奏疏字句的启心郎孙应时却被正法处死。〔35〕皇太极口口声声要求群臣直言进谏，此时竟然冒诛杀进谏者的风险，是因为进谏者触犯了满洲抢掠、八家均分这一根本问题。可见在后金——清，其它问题可以讨论，唯独这个问题不可讨论，不可触动。这种抢掠之风不除，反映了一种思想倾向，即入关前的清统治者的根本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未变。这距儒家思想观念所应达到的要求仍有很大的距离。正如天聪六年（1633年）贝勒岳托所说，满洲的这种作风已使汉人“人怀疑惧”，“纵极力抚谕，人亦不信。”〔36〕这是坦诚的大实话。因为只要满洲的烧杀抢掠之风一日不除，汉人与之对抗的心理便一日不消，满汉间尖锐的矛盾与对立便不会缓解。

当清于明清松锦大战中获得全胜之时，大臣们曾建议皇太极直取北京，夺取天下。皇太极却以伐大树为喻，说：“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以为此刻尚未达到明朝自仆的程度，故臣下之议“不可”，〔37〕加以拒绝。这里固然有军事力量尚待进一步加强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思想文化上的准备不足。满洲仍是不受欢迎的人，满汉严重对立的思想障碍的存在，皇太极心中是有数的。所以他对夺取天下仍然信心不足。只能在关外徘徊而难君临天下。满洲的形象不变，是难以被天下接受的。要天下还是要旧观，问题已尖锐地提到了清统治者的面前。这已是进一步改革不可回避的问题。

三、接轨时期的文化

就在清政权接连取得军事、政治的大胜利，就在社会心理与民族性格亟须调整与重塑之时，皇太极以暴疾溘然长逝。掌握清国实权的摄政王多尔衮，并未在已逝者开创的伟业之上驻足，而当千载难逢的良机来临之时，没有放过这一稍纵即逝的历史瞬间，在根本问题上立做决断，改弦易辙，基本上完成了满洲自我形象的塑造，终于开创出新的局面，从而顺利实现满汉文化的接轨，为清兵入关创造了水到渠成的良好文化环境，并顺利挥师入关，入主中原，使皇太极多年来苦心改革终结硕果。多尔衮决策的做出、满汉文化的顺利接轨是一个过程之后的结果。

皇太极逝世不久，中国全国形势发生急剧变化。顺治元年，即崇祯十七年初农民起义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北京发起进攻，明王朝已处于土崩瓦解的危急状态之中。形势的最新变化消息传到盛京，极大地刺激了清统治者多掠财物的欲望。四月初，清国统治集团决定趁此机会再次统兵入关劫掠。其实此时北京已于十多天前被农民军攻破，明王朝已经覆亡，不过他们尚未得知。摄政王多尔衮为顺利实现军事目标而紧急召见正在盖州温泉疗养的大学士范文程回盛京征询意见。四月四日回到盛京的范文程上书多尔衮，他指出明朝已四面受敌，不可救药，灭亡在即。所以此时正是“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也。成丕业以垂休万祀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而“中原百姓蹇罹丧乱，荼苦已极，黔首无依，思择令主，以图乐业。”百姓的向背关系重大，黄河以北的土地不患得不到，恐怕的是收拢不住百姓之心得而复失。原来我国是与明朝争天下，现在则是与“流寇”即农民军较量。为了同当前这个主要敌人斗争获胜，夺取天下，必须争取人心。“为今之计，我当任贤以抚众，使近悦远来”，必须改变方针，不可再走入关抢掠，“惟金帛子女是图”的老路。否则将“徒劳我国之力反为流寇驱民也”。他提出这次入关一定要堂堂正正，“当申严纪律，秋毫无犯。”并大力宣传以往之所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日进取中原之意”。为安定人心，入关后要坚决实行“官仍其爵，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厥无告”的政策。这样“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也”。〔38〕这篇准确深刻的形势分析与苦口婆心的进谏震动了清廷。五天后，即四月初九日，多尔衮奉朝廷之命，以大将军的身份，统领满洲、蒙古兵三分之二及汉军全部，在礼炮声中离盛京启行，“往定中原”。〔1〕这与以前毁边入内地的“征明”、“伐明”，已迥然不同。这是自满洲崛起、清朝开国的几十年来第一次战略方针的改变，意义重大。

四月十三日，师次辽河边上，接到了北京已为农民军攻下的消息。为应付最新变化的形势。多尔衮再次以军事向随军的智谋之士咨询意见。三年前于松山战场上战败被俘投降，一直被清豢养的原明军统帅洪承畴，首次露面，他奉命上启多尔衮。一针见血地指出要首先明确出师名义问题。他说：“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示以此行特扫除乱逆，期于灭贼。”即旗帜鲜明地打出灭“贼”的旗号。并宣布此行“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之意”。这是争取人心的最好办法。洪承畴同时提出：“军民秋毫无犯”，“百姓仍予安全”〔39〕等安定社会的政策措施。

与此同时，范文程也上书多尔衮说：夺取中原的大好机会来到了。现在我们的打击目标只有一个，即攻陷北京、逼死皇帝的天下“必讨之贼”“闯寇”。他分析说此贼存在着“天怒”、“士忿”、“民恨”三个必败因素。又“行之以骄，可一战破也。”因此应该“声罪以临之”。即鲜明地打出讨贼的旗号，“恤其士夫，拯厥黎庶，兵以义动，何功不成？”他进一步说：“好生者天之德也。兵者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国家止欲帝关东，当攻掠兼施；倘思混一区夏，非ㄨ安百姓不可。”〔40〕这不啻激将法，再次强调抢掠杀戮行径必须收场。

多尔衮不愧英明的统帅，他审时度势，完全采纳了范文程、洪承畴等人的建议，立即改变行军路线，由原来打算奔赴墙子岭，毁长城入内地，改为直趋山海关，接受明将吴三桂的投降。在复吴三桂书中说：此次所“率仁义之师”是“底定国家，与民休息”，“期必灭贼，出民水火”。〔41〕出兵的旗号完全改变。吴三桂接书后再次遣人致书说：“接王来书，知大军已至宁远，救民伐暴，扶弱除强，义声震天地”。〔42〕战略方针的改变立即产生了积极效果。二十一日于山海关一片石击败农民军后，清兵大举进关。二十三日，多尔衮向八旗将士指示说：“此次出师所以除暴救民，灭流寇以安天下也。今入关西征，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43〕在向北京进发途中又以大学士范文程的名义向官民人等告示：“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杀百姓也。今所诛者惟闯贼。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师律素严，必不汝害。”〔44〕因而反响强烈，“凡百姓逃窜山谷者，莫不大悦，各还乡里，剃发迎降。”〔45〕于是，便出现了如本文开头所记录的那样清兵在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反抗的情况下，在欢迎声中长驱直入北京城的奇迹。

奇迹的产生完全是由于清统治者战略方针的重大改变而导致出现的崭新文化环境，这是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政治氛围发挥作用的结果。多尔衮于紧要关头权衡利弊，终于认识到要想夺取天下，必须停止抢掠，而夺得天下要比满足八旗将士的一时贪欲合算得多的道理。何况夺取天下正是努尔哈赤、皇太极生前曾梦寐以求而难以实现的理想。于是从谏如流，一改几十年来坚奉不移的抢掠方针，变抄掠之暴为吊伐之仁，下坚决之令停止抢掠，打出为故明臣民报君父仇的讨贼复仇的旗号。这就等于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十分有利的文化政治环境，而重新塑造了自我形象，由既往烧杀抢掠被汉人恨之入骨的强盗一跃而成出民于水火的救世主，这样，清兵便以新的面孔出现在广大汉人面前。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就自然而然地为广大汉族士庶所接受和欢迎。这是清朝政策的一个伟大胜利。当然这个重大政策的改变并非一时的权宜之计，多尔衮也并未就此止步。而是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这个业已形成的良好环境。

清兵进占北京后除坚决落实与兑现入关之际禁止抢掠及“复官”、“复业”的许诺之外，又采取了一系列安定社会，赢得汉族士庶人心的措施和行动。清廷下令百姓各安本分禁止互相告讦，下令为被农民军逼死的崇祯帝发丧、下令免除明末以来的弊政三饷加派、宣布地亩钱粮按明万历会计簿征收、招山林隐逸之士，开科取士、开经筵、提倡尊孔读经祭孔形成定制、大力表彰明末殉难诸臣及忠孝节烈，以及隆重举行告祭天地，即皇帝位的登极大典，等等。这表明以满族为统治民族的清朝已完全接受了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思想，用儒家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去规范国家和民族的行动，再塑了满洲民族的性格。至此，皇太极时期文馆诸臣的诸多建议已全部变成现实。显然，这是清入关前长期努力倡导儒学的积累的结果，是逐步发展的系统工程。它由努尔哈赤发其端，皇太极全面更张、大力提倡，至多尔衮最后冲刺而水到渠成。由于准备充分而接轨顺利，满汉双方均未出现重大的障碍，不存在“抗药性”、排它性的问题。这一接轨竟使原有的抗清势力一时之间措手不及，偃旗息鼓，销声匿迹。使清兵入关、入主中原这一震天撼地的大举动，犹如在一次从容不迫的典礼中完成。这一事实不仅震惊了朝鲜，也使清统治集团本身大为吃惊。他们看到事情竟如此之顺畅，以为一切都可传檄而定，进而多方俯顺舆情，甚至发出“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息从其便”〔46〕的政令。

良好的文化政治环境的出现对清兵入关的积极促进的事实，告诉了人们这样的问题：那就是文化上比较落后甚至“野蛮”的民族如何去统治高度文明的民族并为其接受，只有首先自身去接受与适应先进和文明，通过自身完善，因势乘便，而反客为主，主宰天下。而武功与文治总是相辅相承、互为表里的。文化战线上的成就，往往会产生巨大的能动作用，收到武功难以达到的奇效，而且会有力地推动武功的进展，促进总体政治目标的实现。清兵入关之际的文化背景，即满汉文化的顺利接轨所产生的奇特功效便是明证。

满汉文化接轨推动了清兵入关这一重大政治事变的胜利，尽管能否巩固这个胜利成果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而满汉文化的接轨也仅仅是事情的开端，但事实证明，这却是影响清朝一代历史进程的重要开端。有远见有魄力的清朝统治者不仅巩固而且发展了这个胜利。它的标志是顺康以后儒学统治地位的最终确立与完善，进而促进了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繁荣。当然这是后话，且已不属本文的论述范围。＊

参考文献：

〔1〕〔朝鲜〕《李朝实录》仁祖二十二年五月庚戌。

〔2〕〔朝鲜〕《李朝实录》二十二年十一月丁丑。

〔3〕〔朝鲜〕李民（原字为宀加奂，上下结构）：《建州闻见录》。

〔4〕《左传》成公四年。

〔5〕〔27〕《清太宗实录》卷5，页20。

〔6〕〔7〕《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

〔8〕〔9〕《清太宗实录》卷1，页9；11。

〔10〕《清太宗实录》卷9，页13。

〔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辽宁大学历史系本，页11；21；62—63；1；11；18；28；4；71；10；44；16；56；4；65。

〔26〕〔28〕《清太宗实录》卷10，页28。

〔29〕《清太宗实录稿本》第14卷。

〔31〕《清太宗实录》卷28。

〔32〕《清太宗实录》卷30，页25。

〔33〕《奉天通志》卷92。

〔34〕《清太宗实录》卷2，页7—8。

〔35〕《清太宗实录》卷43。

〔36〕《清太宗实录》卷11。

〔37〕《清太宗实录》卷62，页14—15。

〔38〕〔39〕《清世祖实录》卷4，页4—6；12。

〔40〕李wēi（原字为雨加尉，上下结构）：《范文肃公墓志铭》，载《碑传集》卷4。

〔41〕〔42〕《清世祖实录》卷4，页15。

清兵入关范文篇2

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传统思想、观念，这时并未改变。而正是由于清统治者巧妙地靠拢了这一思想，因势乘变，出奇制胜。它紧紧抓住农民军推翻明王朝这一千载难逢的大好良机，当机立断，迅速出兵，打出为故明臣民复君父仇的旗号。顷刻之间清军的形象大变，立由凶残之旅而成忠义之师，俨然为文明的代表，而为汉族士庶所接受。这样，长时期以来汉满间巨大的思想文化差距，不仅突然间缩短，且找到了契合点而顺利接轨，形成了一个崭新的文化背景。这就为清兵入关创造了良好的思想环境。可以说清兵的顺利入关不仅是八旗武功的胜利，也是自皇太极以来锐意改革而形成的以儒学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背景发挥积极作用的结果。

当然，这一背景的形成是经历了复杂曲折的发展过程。其水到渠成的关键时刻则是满汉文化的顺利接轨。

清朝开国进程中即从满族崛起至清兵入关，其文化背景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即努尔哈赤统治时期的文化探索阶段，皇太极统治时期的文化转型阶段和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满汉文化接轨阶段。谨分论如下。

一、探索时期的文化

清朝统一大业的奠基人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以十三副甲起兵时，也就揭开了清朝开国的序幕。这是以武功开端走上的统一之路。努尔哈赤最有成就的业绩就是统一女真各部乃至建立后金政权、挺进辽沈地区，扩大统一的辉煌局面。在这一历史的进程中，与赫赫武功相适应的是女真固有文化的强化和向中国传统文化靠拢的探索。反映了两种文化的交锋、冲突与矛盾。

女真固有文化的强化，这是维系与凝聚本民族的团结的无形而巨大的精神力量。努尔哈赤正是借助于这种力量，而卓有成效地结束了女真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那种互相仇杀、互不相统的严重分裂局面，而实现了统一。这种文化最突出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尚勇武、重财力。这是被全民族普遍认同的指导思想。努尔哈赤在创业过程中充分发展了这一思想。他鼓励与发扬女真民族的勇猛进取精神，坚持行之有效的奖勇罚怯的制度，这种金钱物质的刺激，极大地调动了人们奋勇参战的积极性。因而逐步形成了以多杀敌多缴获为荣、以无功无获为耻的社会风气，并成为生活中的普遍原则。进而出现“出征之时，无不欢跃，其妻子亦皆喜乐，惟以多得财物为愿。如军卒家有奴四、五人，皆争偕赴，专为抢掠财物故也”〔3〕的景象。抢掠财物与奋勇杀敌顺理成章地结合在一起，民族成员个人积极性的充分发挥，有力地推动了民族统治者总体军事政治目标的顺利实现。

重财力的观念更深刻影响着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往往为追逐共同利益而联系在一起，结成利害相关的集团。这样，如何处理好财物的获得与分配，便成了关系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努尔哈赤巧妙地以结盟、联姻等方式不断地吸纳各种集团与势力，以壮大自己的统治阵容。他对归附者、同盟者按其实力大小区别对待。实行均分财物、平养人口，乃至共议国政。最高统治集团内则实行八家共议国政的方针。其思想基础，便是对共同利益的追逐。

这时社会道德的标准是以勇武为荣、以抢掠为荣。把抢掠“邻人”的财富视为当然，上上下下以一个“抢”字便可概括一切。这种文化心态、思想观念在满族初起阶段，对凝聚与统一内部力量及向外扩展时，无疑起了巨大的保证作用。可是当后金建国挺进辽沈地区，即广大汉人住地之后，便出现了尖锐的矛盾，产生了巨大的困惑。当女真人未进入辽沈地区之前的不断骚掠明边，抢掠人畜财物，已引起汉人的恐惧与仇恨，汉人视女真人为强盗。而后金挺入辽沈之后，对广大汉人实行残酷的奴役和高压统治，这种矛盾便激化了。广大汉人不仅难以容忍这种统治，更对其重财轻义，不注意辈份，不重伦理道德，不讲礼仪之情形视为野蛮。“非我族类，其心必异”。〔4〕内心的反感极为强烈，反抗斗争便不可避免。这不仅仅是政治上的矛盾，也是两种道德观、风俗观即两种文化的矛盾与对抗。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后金的最高统治者努尔哈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认为汉人，特别是汉族读书人最不可信，“谓种种可恶皆在此辈”，〔5〕于是实行残酷统治和大肆屠戮儒生的政策，以强化其统治，表现出对汉族文化的强烈排斥心理。但长期以来以采集、狩猎为主的女真文化毕竟很落后，现实的发展向它提出一个最迫切的问题是文化建树该向谁靠拢？人们看到在女真——满族崛起时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文化上的突出倾向是向蒙古族靠拢。接受蒙古族文化，诸如新文字的创制、国家制度及统治机构的设置，乃至许多名称的起用等等，均摹仿蒙古。对汉文化采取疏远、戒备甚至抵制的态度。但蒙古文化与延续数千年之久，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汉文化是无法比拟的。汉文化的强烈感召力或巨大影响是客观存在。努尔哈赤在实践中也越来越发现汉族的体系完备的伦理道德观对维系统治与安定社会的巨大效能。于是便自觉与不自觉地向汉文化靠拢。其实，这一靠拢始自起兵初期。当然，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他喜欢《三国志传》与《水浒》，曾尊崇汉人谋士龚正陆，已接受了汉文化的熏陶，使他眼界大开。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他对汉文化曾采取抵制的态度，但却摆脱不了汉文化对他的巨大影响。就在他于辽沈地区大肆屠戮汉人之时，却又在仰慕汉文化，甚至宣传汉文化。很有趣味地是，他于晚年竟大讲起礼仪伦理并身体力行起来。

天命十年（1625年）正月，努尔哈赤对臣下说，宗室里有二兄曾与我作对，“惟知贻我之忧”。还有乌拉岳母及叶赫岳母这两位岳母，曾“唆其夫与我为仇”。他说，尽管这几个人对我没有一点好处，但毕竟是我的亲族或亲戚，所以“敬爱之礼亦不可废”。于是他特意遣人将二兄及二位岳母，还有皇姨（皇后之姊）等人请入宫中。“延二兄于上座，贺正旦，行家人礼。”随后又“拜四妪”。“礼毕设宴”。努尔哈赤“跪而酌酒，令人奉之。”“宴毕，仍赐二兄补服衣，送还。”〔6〕大有克己复礼的味道。这种讲究礼仪伦常的举动（尽管有故意做作之嫌），在此前是绝对不可想象的。这年四月，努尔哈赤在一次大宴会上，训谕诸贝勒说：“语云‘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作乱者，未之有也。’吾后代子孙当世守孝弟之道，不可违也。”他又说：“其为长上者，居恒当和睦子弟。其为子弟者亦宜承顺关切可也。至于上待下，下事上，务以真心实意爱敬之，慎勿怀虚假之念。”〔7〕引经据典，讲的完全是儒家的一套了。可见这时的努尔哈赤心目中，女真人固有的“德”的含义已经转变。

当然，努尔哈赤的这些言行只是他生平中的部分行为，并未形成系统的概念，更未在全民族推广，形成全民族的共识。这时后金国里的大政方针，女真民族的文化生活习俗、道德观念等文化传统，并未发生变化，一切均照旧运行。后金国里存在的矛盾与问题依然如故。尽管如此，努尔哈赤的表现却也清楚地反映了女真族上层统治者的思想倾向，是努力适应新形势的文化探索，是文化转型的萌动。

二、转型时期的文化

所谓转型时期的文化是指由女真——满族的固有文化向汉文化，即中国传统文化的靠拢，并接受其文化的演变过程。这是皇太极统治时期的重要成就与突出特点。

皇太极继汗位后，清醒地看到了后金国所面临的严重问题，他以巨大的魄力，进行一系列重大政策的改变，其中着重点在于缓和满汉尖锐的对立与矛盾。对汉人的防范政策由严厉改变为宽松。他继位之初便做了惊人的宣布：凡以往潜逃明国与明国奸细往来而被讦告之人“概置不论”，而想逃未行被人讦告者也不予追究〔8〕。进而强调满汉一体，取消了强迫汉人充当满人之奴的满汉合住的做法，改为“分屯别居”，将相当多的一部分汉人从满洲直接奴役下解脱出来，编成有一定自由的“民户”。〔9〕重新修订《离主条例》，使已经沦为奴隶、奴仆的汉人生命得到某种程度的保护。〔10〕这使尖锐的满汉矛盾得到某种程度的缓和，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尤为出色之举是大量招收和使用汉人知识分子。天聪三年（1629年），他下令考试儒生，从努尔哈赤残酷统治下幸存的三百余名生员中通过考试录用二百名，分别任用。其中一些人被安排到文馆任职，成为他日后时时咨询的秘书班子的成员而发挥重要作用。此举的重大意义更在于对满汉文化融合的昭示，清楚地表明了后金社会向传统文化的积极靠近。

勇敢地大开言路。皇太极对招收的儒生特别是文馆秀才们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放松政策，广开言路，鼓励这些智谋之士大胆进谏，各抒所见，以为后金治国安邦的借鉴。由于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的出现，这些儒士们直言无隐，纷纷向皇太极提出治国之方，强国之策。其中心内容是主张遵汉法，重礼教，行仁政，开一统之业。后金国中存在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都被他们看到并坦率提出。仅就天聪六年至九年的《奏疏簿》即《天聪朝臣工奏议》所载的奏疏就足以说明问题。

这些汉族谋士们认为后金日事抢掠是满汉矛盾加剧的重要原因，而抢掠成风是人们素质低下不知礼义廉耻所致，因而明确提出了后金形象必须重新塑造的问题。其途径则是重礼教，加强全民教育，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他们建议“当于八家立官学，凡有子弟者都要入学读书，使无退缩之辞。”因为“有好师傅，方教得出好子弟”，所以又建议慎选和优礼教师。经过教师的努力，“二三年必将人人知书达礼，郁郁乎而成文物之邦矣。”〔11〕这是为后金社会描绘的理想前景。在实施全民教育中，他们更认为当权者的思想认识来一番改观尤为重要。于是提出“勤学问以迪君心”的问题，认为只有通过必要的途径，塑造好后金汗的思想才是“务本”。儒臣王文奎说：“臣自入国以来，见上封事者多矣，而无一人劝汗勤学问者。臣每叹源之不清，而欲流之不浊，是何不务本而务末乎”！如何才能务本呢？他认为要读圣贤之书。他指出，“汗尝喜读三国志传，臣谓此一隅之见，偏而不全。”而“帝王治平之道，微妙者载在《四书》，明显者详诸史籍。”这是儒家的经典著作及传统史书。他建议选择“伶俐通文，老成明察”之人，于每天当汗“听政之暇”，向汗“进《四书》两段，《通鉴》一章”。通过讲解、翻译，请汗“观览默会，日知月积，身体力行，作之不止，乃成君子。”这样，“君心清而天下治。”〔12〕这完全是在用儒家思想塑造后金汗的灵魂。不久儒臣宁完我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他认为《四书》、武经、《通鉴》之类的书，“实为最紧要大有益之书”。他建议“汗与贝勒及国中大人所当习闻明知，身体而力行者也。”为打通满汉语言的障碍，可令人翻译出来，“不时进呈，宜静览深思”，即细细体会其中的“美意良法”。〔13〕

文馆儒臣们还从不同的角度，多方面提出了遵汉法，即奉行中国传统制度之事。他们肯定后金“凡事都照《大明会典》行，极为得策”。〔14〕建议“举孝廉”，提倡忠孝，以为国家培养人才，〔15〕“正衣冠，辨等威”，〔16〕以严明封建等级制度。遵法先王，特别提出要向汉高祖那样在用人、养百姓、立法令、收拾人心等方面尽力，以成大事。〔17〕要行仁修德、延揽豪杰、收拾人心。〔18〕在完善政府，健全统治机构方面他们纷纷提出了许多具体可行的建议。如设内阁、设总理、开言路、立言官、设谏台、设督察之官、设通政司、设六科给事中，以及编修国史，等等。几乎完全都是搬照汉法行事，一切率由旧章。而宁完我提出的见解尤为深刻得体。他认为“有一代君臣必有一代制作”。后金治国确实应该照《明会典》即汉法行事，但不能完全照搬，而应有所思考取舍，应结合实际，看看“某一宗我国行得，某一宗我国且行不得，某一宗可增，某一宗可减”。这样“参汉酌金”，以“渐就中国之制”。而“必如此，庶后得了蛮子地方不致手忙脚乱。”〔19〕这是结合实际的改革建议，是为后金日后夺取全国、统治全国而提出的战略方针。

文馆儒臣们对后金最敏感的有关抢掠的老问题反映强烈。他们尖锐指出，后金国“因地窄人稀，贡赋极少，全赖兵马出去抢些财物。”而抢来之后“必同八家平分之”。抢来的人口，“必八家平养之”。“这个陋习必当改之为贵。”〔20〕要想“大就王业，”必须“广开仁慈”。得到一城，应安定一城，对其人民、妻子、衣服财物，应做到“丝毫不动”〔21〕才是。而现在“出兵之际，人皆习惯，俱欣然相语曰‘去抢西边。’汉人闻我动兵，亦曰‘来抢我矣！’夫‘抢’一字岂可以为名哉！”〔22〕抢掠不停，人心难收。只有停止抢掠，对人民“秋毫无犯”，则“人心无不悦”。〔23〕他们认为后金这个“抢”的老传统危害极大，坚决主张改变。他们认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必须“修德行仁，延揽豪杰，收拾人心，为今日第一勾当。”〔24〕“诛人者诛心。”“凡得人心，以仁义得者必得恒久，以势力而得者，多必变更，此人情之必然也。”〔25〕

汉官们的坦诚建议与入情入理的剖析，不啻一场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家学说的大说教、大宣传，对皇太极治国决策的形成乃至后金思想观念的更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渐就中国之制”的重大思想文化改革措施。皇太极在扭转社会风气改变统治方式，创造良好顺畅的统治环境方面，进行了巨大的努力。他以“参汉酌金”的原则，从后金——清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积极按着中国传统的思想和统治模式实行了许多重大改革措施，而收到良好的效果。加快了封建化的进程，也使后金——清政权的文化心理环境较之以前大为改观。人们看到皇太极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进行了如下改革。

办学校。天聪五年（1631年）闰十一月下令满洲诸贝勒大臣子弟“凡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者俱令读书。”这是后金国正式办学之始。这是皇太极针对满洲社会普遍认为教育无用，“不学习未尝误事”〔26〕而拒绝接受教育的传统习惯势力，而采取的坚决措施。而后，这种学校由贵族伸延到平民，并在全社会铺开，为培养人才，提高民族素质起了重要作用。

开科举。这是广搜人才，通过考试以选任官员的一种制度。自隋唐以来为历代所坚持。完善的科举分文武两个途径及四级考试。清入关前只进行文考一途和童、乡两试。分别各进行三次，首次科举于天聪八年（1634年）三月举行。而在此五年之前的天聪三年（1629年）后金进行了一次考试儒生的举动。从三百名诸生中选二百名，共分三等分别赏赐，“俱免二丁差徭”。〔27〕其实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童试，只不过是从已获得诸生资格者中，又进行一次资格的认定与选拔，以供人才之急需。后金一清的三次童、乡试只分别录取生员335名及举人33名。名额虽然不多，但在人才匮乏的当时来论已相当可观，且意义重大。值得注意的是崇德三年（1638年）八月，考取的10名举人，各授半个牛录章京品级、录取的61名生员各授护军校品级。以往品级多以军功获得。因科举而获品级是前所未有之举。这说明文臣在社会上地位的提高，它反映重武功而轻文治的传统观念有了某种程度的改变。

提倡伦理道德，移风易俗，加强道德规范。皇太极从社会实践中看到了儒家思想中的忠孝节义等伦理道德观对维护封建统治的巨大作用后，便坚决、自觉地加以提倡。当天聪五年他下令诸贝勒大臣送子弟入学时，就明确宣布其目的是使受教育者，能象明人那样“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28〕而儒家的道德观同满洲固有的习俗多相抵触，所以倡导儒家伦理道德的过程便是移风易俗的过程。对此皇太极的态度明确而又坚定。当后金改国号为大清、崇德改元、皇太极称帝之际，更以立法的手段坚决弃旧俗立新风。他说：“自今以后，凡人不许娶庶母及族中的伯母、婶母、嫂子、媳妇。”并将此写进《会典》之中，成为全社会必须遵守的法令。他还说：“若不遵法，同族相娶者，与奸淫之事一例问罪。”“凡人既生为人，若娶族中妇女，与禽兽何异！”〔29〕而前此满洲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则是“婚嫁则不择族类，父死而子妻其母”，〔30〕不重辈份，伦理观念淡漠。与此同时，皇太极在登极颁诏大赦时，将“犯上，烧毁宗庙”，“杀伤祖父母、父母、兄卖弟，妻告夫”列入“十恶”，为不赦之罪。〔31〕显然这是将汉族的伦理道德观念即所谓三纲五常，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这是对满族道德习俗的一次深刻革命。这种变革的后果在很大程度改变了满族在汉人心目中的形象。

加速进行满译汉籍的工作。这项工作在皇太极继位不久便已展开。具有儒家思想的满洲圣人、大翻译家达海奉命而首开其端。他生前共翻译完成的有《万宝全书》、《三略》、《刑部会典》、《素书》、《国语》。未完成而后继者赓续而成的有《通鉴》、《六韬》、《孟子》、《三国演义》等。中国传统的封建统治大法、封建等级观念、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具载其中。皇太极组织人员进行此项工作便是在全民族中进行儒家观念的教育，这是移风易俗、改变民族思想精神风貌工作的重要一环。

尊孔。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者，中国封建社会的圣人。被历代尊崇，已成为中国传统道德、传统思想的最高代表。尊孔即是尊崇、接受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早在天聪三年皇太极即下令改建沈阳孔庙，开始崇祀孔子。他登极改元的崇德元年八月上丁日，遣大学士范文程祭孔子，祭文赞颂孔子“德配天地，道贯古今，删述六经，垂宪万世，昭宣文治，历代尊崇”。〔32〕首开祭孔之典。祭孔的同时又崇祀关公。即三国蜀汉名将关羽。于崇德八年敕建关帝庙，题其扁额为“义高千古”。〔33〕把关公视为忠义的化身，这是倡导忠义，向全民进行儒家思想的教育。

皇太极这种对中国传统思想即儒家思想的认同，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的全面改革，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社会全体成员主要是满族的文化素质，更在某种程度上协调了满汉思想文化上的关系，使满族与汉族在文化心理上的差距有所缩短，出现了某些契合点与共同点。

难除的障碍。皇太极以高瞻远瞩的政治家气魄，希望消除满汉间的矛盾与对立，达到“满汉一体”，“毋致异同”的境界，而出现治平的盛世。为此，他把儒学做为满汉认同的思想基础，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水已到而渠未成。直到他逝世前满汉两个民族根深蒂固的尖锐矛盾仍然存在，满汉文化心理上的差距仍然很大。这里有个关键的问题尚未解决，就是汉官们曾一再吁请、痛言立革的抢掠之风未除，八旗制下八家均分、八家平养的制度未变。因为皇太极不想改变。

皇太极在许多领域、许多方面都有除旧布新之举，唯在这点上毫不动摇。早在皇太极即位之初，开始进行改革之时，生员岳起鸾曾提出应与明朝议和并将俘获的汉人“速行放还”给明朝，“否则亦当归其绅士，不可迟疑也”的建议时，皇太极断然拒绝。他说俘获之士民，乃“天之所与。岂可复还敌国”。最后竟以“蓄谋向敌”〔34〕之罪将岳杀掉。而当改革步伐加快的崇德三年（1638年）八月，礼部承政、甲喇章京祝世昌在上疏言事中，因提出“俘获敌人之妻不可令其为娼妓”的建议时，又一次惹怒了皇太极。被下旨“切责”，并追究其上疏的背景与同伙，结果株连多人。祝世昌被革职流放黑龙江锡伯地方，而协助其修改奏疏字句的启心郎孙应时却被正法处死。〔35〕皇太极口口声声要求群臣直言进谏，此时竟然冒诛杀进谏者的风险，是因为进谏者触犯了满洲抢掠、八家均分这一根本问题。可见在后金——清，其它问题可以讨论，唯独这个问题不可讨论，不可触动。这种抢掠之风不除，反映了一种思想倾向，即入关前的清统治者的根本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未变。这距儒家思想观念所应达到的要求仍有很大的距离。正如天聪六年（1633年）贝勒岳托所说，满洲的这种作风已使汉人“人怀疑惧”，“纵极力抚谕，人亦不信。”〔36〕这是坦诚的大实话。因为只要满洲的烧杀抢掠之风一日不除，汉人与之对抗的心理便一日不消，满汉间尖锐的矛盾与对立便不会缓解。

当清于明清松锦大战中获得全胜之时，大臣们曾建议皇太极直取北京，夺取天下。皇太极却以伐大树为喻，说：“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以为此刻尚未达到明朝自仆的程度，故臣下之议“不可”，〔37〕加以拒绝。这里固然有军事力量尚待进一步加强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思想文化上的准备不足。满洲仍是不受欢迎的人，满汉严重对立的思想障碍的存在，皇太极心中是有数的。所以他对夺取天下仍然信心不足。只能在关外徘徊而难君临天下。满洲的形象不变，是难以被天下接受的。要天下还是要旧观，问题已尖锐地提到了清统治者的面前。这已是进一步改革不可回避的问题。

三、接轨时期的文化

就在清政权接连取得军事、政治的大胜利，就在社会心理与民族性格亟须调整与重塑之时，皇太极以暴疾溘然长逝。掌握清国实权的摄政王多尔衮，并未在已逝者开创的伟业之上驻足，而当千载难逢的良机来临之时，没有放过这一稍纵即逝的历史瞬间，在根本问题上立做决断，改弦易辙，基本上完成了满洲自我形象的塑造，终于开创出新的局面，从而顺利实现满汉文化的接轨，为清兵入关创造了水到渠成的良好文化环境，并顺利挥师入关，入主中原，使皇太极多年来苦心改革终结硕果。多尔衮决策的做出、满汉文化的顺利接轨是一个过程之后的结果。

皇太极逝世不久，中国全国形势发生急剧变化。顺治元年，即崇祯十七年初农民起义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北京发起进攻，明王朝已处于土崩瓦解的危急状态之中。形势的最新变化消息传到盛京，极大地刺激了清统治者多掠财物的欲望。四月初，清国统治集团决定趁此机会再次统兵入关劫掠。其实此时北京已于十多天前被农民军攻破，明王朝已经覆亡，不过他们尚未得知。摄政王多尔衮为顺利实现军事目标而紧急召见正在盖州温泉疗养的大学士范文程回盛京征询意见。四月四日回到盛京的范文程上书多尔衮，他指出明朝已四面受敌，不可救药，灭亡在即。所以此时正是“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也。成丕业以垂休万祀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而“中原百姓蹇罹丧乱，荼苦已极，黔首无依，思择令主，以图乐业。”百姓的向背关系重大，黄河以北的土地不患得不到，恐怕的是收拢不住百姓之心得而复失。原来我国是与明朝争天下，现在则是与“流寇”即农民军较量。为了同当前这个主要敌人斗争获胜，夺取天下，必须争取人心。“为今之计，我当任贤以抚众，使近悦远来”，必须改变方针，不可再走入关抢掠，“惟金帛子女是图”的老路。否则将“徒劳我国之力反为流寇驱民也”。他提出这次入关一定要堂堂正正，“当申严纪律，秋毫无犯。”并大力宣传以往之所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日进取中原之意”。为安定人心，入关后要坚决实行“官仍其爵，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厥无告”的政策。这样“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也”。〔38〕这篇准确深刻的形势分析与苦口婆心的进谏震动了清廷。五天后，即四月初九日，多尔衮奉朝廷之命，以大将军的身份，统领满洲、蒙古兵三分之二及汉军全部，在礼炮声中离盛京启行，“往定中原”。〔1〕这与以前毁边入内地的“征明”、“伐明”，已迥然不同。这是自满洲崛起、清朝开国的几十年来第一次战略方针的改变，意义重大。

四月十三日，师次辽河边上，接到了北京已为农民军攻下的消息。为应付最新变化的形势。多尔衮再次以军事向随军的智谋之士咨询意见。三年前于松山战场上战败被俘投降，一直被清豢养的原明军统帅洪承畴，首次露面，他奉命上启多尔衮。一针见血地指出要首先明确出师名义问题。他说：“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示以此行特扫除乱逆，期于灭贼。”即旗帜鲜明地打出灭“贼”的旗号。并宣布此行“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之意”。这是争取人心的最好办法。洪承畴同时提出：“军民秋毫无犯”，“百姓仍予安全”〔39〕等安定社会的政策措施。

与此同时，范文程也上书多尔衮说：夺取中原的大好机会来到了。现在我们的打击目标只有一个，即攻陷北京、逼死皇帝的天下“必讨之贼”“闯寇”。他分析说此贼存在着“天怒”、“士忿”、“民恨”三个必败因素。又“行之以骄，可一战破也。”因此应该“声罪以临之”。即鲜明地打出讨贼的旗号，“恤其士夫，拯厥黎庶，兵以义动，何功不成？”他进一步说：“好生者天之德也。兵者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国家止欲帝关东，当攻掠兼施；倘思混一区夏，非ㄨ安百姓不可。”〔40〕这不啻激将法，再次强调抢掠杀戮行径必须收场。

多尔衮不愧英明的统帅，他审时度势，完全采纳了范文程、洪承畴等人的建议，立即改变行军路线，由原来打算奔赴墙子岭，毁长城入内地，改为直趋山海关，接受明将吴三桂的投降。在复吴三桂书中说：此次所“率仁义之师”是“底定国家，与民休息”，“期必灭贼，出民水火”。〔41〕出兵的旗号完全改变。吴三桂接书后再次遣人致书说：“接王来书，知大军已至宁远，救民伐暴，扶弱除强，义声震天地”。〔42〕战略方针的改变立即产生了积极效果。二十一日于山海关一片石击败农民军后，清兵大举进关。二十三日，多尔衮向八旗将士指示说：“此次出师所以除暴救民，灭流寇以安天下也。今入关西征，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43〕在向北京进发途中又以大学士范文程的名义向官民人等告示：“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杀百姓也。今所诛者惟闯贼。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师律素严，必不汝害。”〔44〕因而反响强烈，“凡百姓逃窜山谷者，莫不大悦，各还乡里，剃发迎降。”〔45〕于是，便出现了如本文开头所记录的那样清兵在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反抗的情况下，在欢迎声中长驱直入北京城的奇迹。

奇迹的产生完全是由于清统治者战略方针的重大改变而导致出现的崭新文化环境，这是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政治氛围发挥作用的结果。多尔衮于紧要关头权衡利弊，终于认识到要想夺取天下，必须停止抢掠，而夺得天下要比满足八旗将士的一时贪欲合算得多的道理。何况夺取天下正是努尔哈赤、皇太极生前曾梦寐以求而难以实现的理想。于是从谏如流，一改几十年来坚奉不移的抢掠方针，变抄掠之暴为吊伐之仁，下坚决之令停止抢掠，打出为故明臣民报君父仇的讨贼复仇的旗号。这就等于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十分有利的文化政治环境，而重新塑造了自我形象，由既往烧杀抢掠被汉人恨之入骨的强盗一跃而成出民于水火的救世主，这样，清兵便以新的面孔出现在广大汉人面前。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就自然而然地为广大汉族士庶所接受和欢迎。这是清朝政策的一个伟大胜利。当然这个重大政策的改变并非一时的权宜之计，多尔衮也并未就此止步。而是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这个业已形成的良好环境。

清兵进占北京后除坚决落实与兑现入关之际禁止抢掠及“复官”、“复业”的许诺之外，又采取了一系列安定社会，赢得汉族士庶人心的措施和行动。清廷下令百姓各安本分禁止互相告讦，下令为被农民军逼死的崇祯帝发丧、下令免除明末以来的弊政三饷加派、宣布地亩钱粮按明万历会计簿征收、招山林隐逸之士，开科取士、开经筵、提倡尊孔读经祭孔形成定制、大力表彰明末殉难诸臣及忠孝节烈，以及隆重举行告祭天地，即皇帝位的登极大典，等等。这表明以满族为统治民族的清朝已完全接受了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思想，用儒家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去规范国家和民族的行动，再塑了满洲民族的性格。至此，皇太极时期文馆诸臣的诸多建议已全部变成现实。显然，这是清入关前长期努力倡导儒学的积累的结果，是逐步发展的系统工程。它由努尔哈赤发其端，皇太极全面更张、大力提倡，至多尔衮最后冲刺而水到渠成。由于准备充分而接轨顺利，满汉双方均未出现重大的障碍，不存在“抗药性”、排它性的问题。这一接轨竟使原有的抗清势力一时之间措手不及，偃旗息鼓，销声匿迹。使清兵入关、入主中原这一震天撼地的大举动，犹如在一次从容不迫的典礼中完成。这一事实不仅震惊了朝鲜，也使清统治集团本身大为吃惊。他们看到事情竟如此之顺畅，以为一切都可传檄而定，进而多方俯顺舆情，甚至发出“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息从其便”〔46〕的政令。

良好的文化政治环境的出现对清兵入关的积极促进的事实，告诉了人们这样的问题：那就是文化上比较落后甚至“野蛮”的民族如何去统治高度文明的民族并为其接受，只有首先自身去接受与适应先进和文明，通过自身完善，因势乘便，而反客为主，主宰天下。而武功与文治总是相辅相承、互为表里的。文化战线上的成就，往往会产生巨大的能动作用，收到武功难以达到的奇效，而且会有力地推动武功的进展，促进总体政治目标的实现。清兵入关之际的文化背景，即满汉文化的顺利接轨所产生的奇特功效便是明证。

满汉文化接轨推动了清兵入关这一重大政治事变的胜利，尽管能否巩固这个胜利成果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而满汉文化的接轨也仅仅是事情的开端，但事实证明，这却是影响清朝一代历史进程的重要开端。有远见有魄力的清朝统治者不仅巩固而且发展了这个胜利。它的标志是顺康以后儒学统治地位的最终确立与完善，进而促进了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繁荣。当然这是后话，且已不属本文的论述范围。＊

参考文献：

〔1〕〔朝鲜〕《李朝实录》仁祖二十二年五月庚戌。

〔2〕〔朝鲜〕《李朝实录》二十二年十一月丁丑。

〔3〕〔朝鲜〕李民（原字为宀加奂，上下结构）：《建州闻见录》。

〔4〕《左传》成公四年。

〔5〕〔27〕《清太宗实录》卷5，页20。

〔6〕〔7〕《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

〔8〕〔9〕《清太宗实录》卷1，页9；11。

〔10〕《清太宗实录》卷9，页13。

〔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辽宁大学历史系本，页11；21；62—63；1；11；18；28；4；71；10；44；16；56；4；65。

〔26〕〔28〕《清太宗实录》卷10，页28。

〔29〕《清太宗实录稿本》第14卷。

〔31〕《清太宗实录》卷28。

〔32〕《清太宗实录》卷30，页25。

〔33〕《奉天通志》卷92。

〔34〕《清太宗实录》卷2，页7—8。

〔35〕《清太宗实录》卷43。

〔36〕《清太宗实录》卷11。

〔37〕《清太宗实录》卷62，页14—15。

〔38〕〔39〕《清世祖实录》卷4，页4—6；12。

〔40〕李wēi（原字为雨加尉，上下结构）：《范文肃公墓志铭》，载《碑传集》卷4。

〔41〕〔42〕《清世祖实录》卷4，页15。

清兵入关范文篇3

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传统思想、观念，这时并未改变。而正是由于清统治者巧妙地靠拢了这一思想，因势乘变，出奇制胜。它紧紧抓住农民军推翻明王朝这一千载难逢的大好良机，当机立断，迅速出兵，打出为故明臣民复君父仇的旗号。顷刻之间清军的形象大变，立由凶残之旅而成忠义之师，俨然为文明的代表，而为汉族士庶所接受。这样，长时期以来汉满间巨大的思想文化差距，不仅突然间缩短，且找到了契合点而顺利接轨，形成了一个崭新的文化背景。这就为清兵入关创造了良好的思想环境。可以说清兵的顺利入关不仅是八旗武功的胜利，也是自皇太极以来锐意改革而形成的以儒学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背景发挥积极作用的结果。

当然，这一背景的形成是经历了复杂曲折的发展过程。其水到渠成的关键时刻则是满汉文化的顺利接轨。

清朝开国进程中即从满族崛起至清兵入关，其文化背景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即努尔哈赤统治时期的文化探索阶段，皇太极统治时期的文化转型阶段和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满汉文化接轨阶段。谨分论如下。

一、探索时期的文化

清朝统一大业的奠基人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以十三副甲起兵时，也就揭开了清朝开国的序幕。这是以武功开端走上的统一之路。努尔哈赤最有成就的业绩就是统一女真各部乃至建立后金政权、挺进辽沈地区，扩大统一的辉煌局面。在这一历史的进程中，与赫赫武功相适应的是女真固有文化的强化和向中国传统文化靠拢的探索。反映了两种文化的交锋、冲突与矛盾。

女真固有文化的强化，这是维系与凝聚本民族的团结的无形而巨大的精神力量。努尔哈赤正是借助于这种力量，而卓有成效地结束了女真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那种互相仇杀、互不相统的严重分裂局面，而实现了统一。这种文化最突出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尚勇武、重财力。这是被全民族普遍认同的指导思想。努尔哈赤在创业过程中充分发展了这一思想。他鼓励与发扬女真民族的勇猛进取精神，坚持行之有效的奖勇罚怯的制度，这种金钱物质的刺激，极大地调动了人们奋勇参战的积极性。因而逐步形成了以多杀敌多缴获为荣、以无功无获为耻的社会风气，并成为生活中的普遍原则。进而出现“出征之时，无不欢跃，其妻子亦皆喜乐，惟以多得财物为愿。如军卒家有奴四、五人，皆争偕赴，专为抢掠财物故也”〔3〕的景象。抢掠财物与奋勇杀敌顺理成章地结合在一起，民族成员个人积极性的充分发挥，有力地推动了民族统治者总体军事政治目标的顺利实现。

重财力的观念更深刻影响着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往往为追逐共同利益而联系在一起，结成利害相关的集团。这样，如何处理好财物的获得与分配，便成了关系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努尔哈赤巧妙地以结盟、联姻等方式不断地吸纳各种集团与势力，以壮大自己的统治阵容。他对归附者、同盟者按其实力大小区别对待。实行均分财物、平养人口，乃至共议国政。最高统治集团内则实行八家共议国政的方针。其思想基础，便是对共同利益的追逐。

这时社会道德的标准是以勇武为荣、以抢掠为荣。把抢掠“邻人”的财富视为当然，上上下下以一个“抢”字便可概括一切。这种文化心态、思想观念在满族初起阶段，对凝聚与统一内部力量及向外扩展时，无疑起了巨大的保证作用。可是当后金建国挺进辽沈地区，即广大汉人住地之后，便出现了尖锐的矛盾，产生了巨大的困惑。当女真人未进入辽沈地区之前的不断骚掠明边，抢掠人畜财物，已引起汉人的恐惧与仇恨，汉人视女真人为强盗。而后金挺入辽沈之后，对广大汉人实行残酷的奴役和高压统治，这种矛盾便激化了。广大汉人不仅难以容忍这种统治，更对其重财轻义，不注意辈份，不重伦理道德，不讲礼仪之情形视为野蛮。“非我族类，其心必异”。〔4〕内心的反感极为强烈，反抗斗争便不可避免。这不仅仅是政治上的矛盾，也是两种道德观、风俗观即两种文化的矛盾与对抗。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后金的最高统治者努尔哈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认为汉人，特别是汉族读书人最不可信，“谓种种可恶皆在此辈”，〔5〕于是实行残酷统治和大肆屠戮儒生的政策，以强化其统治，表现出对汉族文化的强烈排斥心理。但长期以来以采集、狩猎为主的女真文化毕竟很落后，现实的发展向它提出一个最迫切的问题是文化建树该向谁靠拢？人们看到在女真——满族崛起时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文化上的突出倾向是向蒙古族靠拢。接受蒙古族文化，诸如新文字的创制、国家制度及统治机构的设置，乃至许多名称的起用等等，均摹仿蒙古。对汉文化采取疏远、戒备甚至抵制的态度。但蒙古文化与延续数千年之久，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汉文化是无法比拟的。汉文化的强烈感召力或巨大影响是客观存在。努尔哈赤在实践中也越来越发现汉族的体系完备的伦理道德观对维系统治与安定社会的巨大效能。于是便自觉与不自觉地向汉文化靠拢。其实，这一靠拢始自起兵初期。当然，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他喜欢《三国志传》与《水浒》，曾尊崇汉人谋士龚正陆，已接受了汉文化的熏陶，使他眼界大开。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他对汉文化曾采取抵制的态度，但却摆脱不了汉文化对他的巨大影响。就在他于辽沈地区大肆屠戮汉人之时，却又在仰慕汉文化，甚至宣传汉文化。很有趣味地是，他于晚年竟大讲起礼仪伦理并身体力行起来。

天命十年（1625年）正月，努尔哈赤对臣下说，宗室里有二兄曾与我作对，“惟知贻我之忧”。还有乌拉岳母及叶赫岳母这两位岳母，曾“唆其夫与我为仇”。他说，尽管这几个人对我没有一点好处，但毕竟是我的亲族或亲戚，所以“敬爱之礼亦不可废”。于是他特意遣人将二兄及二位岳母，还有皇姨（皇后之姊）等人请入宫中。“延二兄于上座，贺正旦，行家人礼。”随后又“拜四妪”。“礼毕设宴”。努尔哈赤“跪而酌酒，令人奉之。”“宴毕，仍赐二兄补服衣，送还。”〔6〕大有克己复礼的味道。这种讲究礼仪伦常的举动（尽管有故意做作之嫌），在此前是绝对不可想象的。这年四月，努尔哈赤在一次大宴会上，训谕诸贝勒说：“语云‘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作乱者，未之有也。’吾后代子孙当世守孝弟之道，不可违也。”他又说：“其为长上者，居恒当和睦子弟。其为子弟者亦宜承顺关切可也。至于上待下，下事上，务以真心实意爱敬之，慎勿怀虚假之念。”〔7〕引经据典，讲的完全是儒家的一套了。可见这时的努尔哈赤心目中，女真人固有的“德”的含义已经转变。

当然，努尔哈赤的这些言行只是他生平中的部分行为，并未形成系统的概念，更未在全民族推广，形成全民族的共识。这时后金国里的大政方针，女真民族的文化生活习俗、道德观念等文化传统，并未发生变化，一切均照旧运行。后金国里存在的矛盾与问题依然如故。尽管如此，努尔哈赤的表现却也清楚地反映了女真族上层统治者的思想倾向，是努力适应新形势的文化探索，是文化转型的萌动。

二、转型时期的文化

所谓转型时期的文化是指由女真——满族的固有文化向汉文化，即中国传统文化的靠拢，并接受其文化的演变过程。这是皇太极统治时期的重要成就与突出特点。

皇太极继汗位后，清醒地看到了后金国所面临的严重问题，他以巨大的魄力，进行一系列重大政策的改变，其中着重点在于缓和满汉尖锐的对立与矛盾。对汉人的防范政策由严厉改变为宽松。他继位之初便做了惊人的宣布：凡以往潜逃明国与明国奸细往来而被讦告之人“概置不论”，而想逃未行被人讦告者也不予追究〔8〕。进而强调满汉一体，取消了强迫汉人充当满人之奴的满汉合住的做法，改为“分屯别居”，将相当多的一部分汉人从满洲直接奴役下解脱出来，编成有一定自由的“民户”。〔9〕重新修订《离主条例》，使已经沦为奴隶、奴仆的汉人生命得到某种程度的保护。〔10〕这使尖锐的满汉矛盾得到某种程度的缓和，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尤为出色之举是大量招收和使用汉人知识分子。天聪三年（1629年），他下令考试儒生，从努尔哈赤残酷统治下幸存的三百余名生员中通过考试录用二百名，分别任用。其中一些人被安排到文馆任职，成为他日后时时咨询的秘书班子的成员而发挥重要作用。此举的重大意义更在于对满汉文化融合的昭示，清楚地表明了后金社会向传统文化的积极靠近。

勇敢地大开言路。皇太极对招收的儒生特别是文馆秀才们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放松政策，广开言路，鼓励这些智谋之士大胆进谏，各抒所见，以为后金治国安邦的借鉴。由于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的出现，这些儒士们直言无隐，纷纷向皇太极提出治国之方，强国之策。其中心内容是主张遵汉法，重礼教，行仁政，开一统之业。后金国中存在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都被他们看到并坦率提出。仅就天聪六年至九年的《奏疏簿》即《天聪朝臣工奏议》所载的奏疏就足以说明问题。

这些汉族谋士们认为后金日事抢掠是满汉矛盾加剧的重要原因，而抢掠成风是人们素质低下不知礼义廉耻所致，因而明确提出了后金形象必须重新塑造的问题。其途径则是重礼教，加强全民教育，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他们建议“当于八家立官学，凡有子弟者都要入学读书，使无退缩之辞。”因为“有好师傅，方教得出好子弟”，所以又建议慎选和优礼教师。经过教师的努力，“二三年必将人人知书达礼，郁郁乎而成文物之邦矣。”〔11〕这是为后金社会描绘的理想前景。在实施全民教育中，他们更认为当权者的思想认识来一番改观尤为重要。于是提出“勤学问以迪君心”的问题，认为只有通过必要的途径，塑造好后金汗的思想才是“务本”。儒臣王文奎说：“臣自入国以来，见上封事者多矣，而无一人劝汗勤学问者。臣每叹源之不清，而欲流之不浊，是何不务本而务末乎”！如何才能务本呢？他认为要读圣贤之书。他指出，“汗尝喜读三国志传，臣谓此一隅之见，偏而不全。”而“帝王治平之道，微妙者载在《四书》，明显者详诸史籍。”这是儒家的经典著作及传统史书。他建议选择“伶俐通文，老成明察”之人，于每天当汗“听政之暇”，向汗“进《四书》两段，《通鉴》一章”。通过讲解、翻译，请汗“观览默会，日知月积，身体力行，作之不止，乃成君子。”这样，“君心清而天下治。”〔12〕这完全是在用儒家思想塑造后金汗的灵魂。不久儒臣宁完我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他认为《四书》、武经、《通鉴》之类的书，“实为最紧要大有益之书”。他建议“汗与贝勒及国中大人所当习闻明知，身体而力行者也。”为打通满汉语言的障碍，可令人翻译出来，“不时进呈，宜静览深思”，即细细体会其中的“美意良法”。〔13〕

文馆儒臣们还从不同的角度，多方面提出了遵汉法，即奉行中国传统制度之事。他们肯定后金“凡事都照《大明会典》行，极为得策”。〔14〕建议“举孝廉”，提倡忠孝，以为国家培养人才，〔15〕“正衣冠，辨等威”，〔16〕以严明封建等级制度。遵法先王，特别提出要向汉高祖那样在用人、养百姓、立法令、收拾人心等方面尽力，以成大事。〔17〕要行仁修德、延揽豪杰、收拾人心。〔18〕在完善政府，健全统治机构方面他们纷纷提出了许多具体可行的建议。如设内阁、设总理、开言路、立言官、设谏台、设督察之官、设通政司、设六科给事中，以及编修国史，等等。几乎完全都是搬照汉法行事，一切率由旧章。而宁完我提出的见解尤为深刻得体。他认为“有一代君臣必有一代制作”。后金治国确实应该照《明会典》即汉法行事，但不能完全照搬，而应有所思考取舍，应结合实际，看看“某一宗我国行得，某一宗我国且行不得，某一宗可增，某一宗可减”。这样“参汉酌金”，以“渐就中国之制”。而“必如此，庶后得了蛮子地方不致手忙脚乱。”〔19〕这是结合实际的改革建议，是为后金日后夺取全国、统治全国而提出的战略方针。

文馆儒臣们对后金最敏感的有关抢掠的老问题反映强烈。他们尖锐指出，后金国“因地窄人稀，贡赋极少，全赖兵马出去抢些财物。”而抢来之后“必同八家平分之”。抢来的人口，“必八家平养之”。“这个陋习必当改之为贵。”〔20〕要想“大就王业，”必须“广开仁慈”。得到一城，应安定一城，对其人民、妻子、衣服财物，应做到“丝毫不动”〔21〕才是。而现在“出兵之际，人皆习惯，俱欣然相语曰‘去抢西边。’汉人闻我动兵，亦曰‘来抢我矣！’夫‘抢’一字岂可以为名哉！”〔22〕抢掠不停，人心难收。只有停止抢掠，对人民“秋毫无犯”，则“人心无不悦”。〔23〕他们认为后金这个“抢”的老传统危害极大，坚决主张改变。他们认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必须“修德行仁，延揽豪杰，收拾人心，为今日第一勾当。”〔24〕“诛人者诛心。”“凡得人心，以仁义得者必得恒久，以势力而得者，多必变更，此人情之必然也。”〔25〕

汉官们的坦诚建议与入情入理的剖析，不啻一场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家学说的大说教、大宣传，对皇太极治国决策的形成乃至后金思想观念的更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渐就中国之制”的重大思想文化改革措施。皇太极在扭转社会风气改变统治方式，创造良好顺畅的统治环境方面，进行了巨大的努力。他以“参汉酌金”的原则，从后金——清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积极按着中国传统的思想和统治模式实行了许多重大改革措施，而收到良好的效果。加快了封建化的进程，也使后金——清政权的文化心理环境较之以前大为改观。人们看到皇太极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进行了如下改革。

办学校。天聪五年（1631年）闰十一月下令满洲诸贝勒大臣子弟“凡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者俱令读书。”这是后金国正式办学之始。这是皇太极针对满洲社会普遍认为教育无用，“不学习未尝误事”〔26〕而拒绝接受教育的传统习惯势力，而采取的坚决措施。而后，这种学校由贵族伸延到平民，并在全社会铺开，为培养人才，提高民族素质起了重要作用。

开科举。这是广搜人才，通过考试以选任官员的一种制度。自隋唐以来为历代所坚持。完善的科举分文武两个途径及四级考试。清入关前只进行文考一途和童、乡两试。分别各进行三次，首次科举于天聪八年（1634年）三月举行。而在此五年之前的天聪三年（1629年）后金进行了一次考试儒生的举动。从三百名诸生中选二百名，共分三等分别赏赐，“俱免二丁差徭”。〔27〕其实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童试，只不过是从已获得诸生资格者中，又进行一次资格的认定与选拔，以供人才之急需。后金一清的三次童、乡试只分别录取生员335名及举人33名。名额虽然不多，但在人才匮乏的当时来论已相当可观，且意义重大。值得注意的是崇德三年（1638年）八月，考取的10名举人，各授半个牛录章京品级、录取的61名生员各授护军校品级。以往品级多以军功获得。因科举而获品级是前所未有之举。这说明文臣在社会上地位的提高，它反映重武功而轻文治的传统观念有了某种程度的改变。

提倡伦理道德，移风易俗，加强道德规范。皇太极从社会实践中看到了儒家思想中的忠孝节义等伦理道德观对维护封建统治的巨大作用后，便坚决、自觉地加以提倡。当天聪五年他下令诸贝勒大臣送子弟入学时，就明确宣布其目的是使受教育者，能象明人那样“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28〕而儒家的道德观同满洲固有的习俗多相抵触，所以倡导儒家伦理道德的过程便是移风易俗的过程。对此皇太极的态度明确而又坚定。当后金改国号为大清、崇德改元、皇太极称帝之际，更以立法的手段坚决弃旧俗立新风。他说：“自今以后，凡人不许娶庶母及族中的伯母、婶母、嫂子、媳妇。”并将此写进《会典》之中，成为全社会必须遵守的法令。他还说：“若不遵法，同族相娶者，与奸淫之事一例问罪。”“凡人既生为人，若娶族中妇女，与禽兽何异！”〔29〕而前此满洲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则是“婚嫁则不择族类，父死而子妻其母”，〔30〕不重辈份，伦理观念淡漠。与此同时，皇太极在登极颁诏大赦时，将“犯上，烧毁宗庙”，“杀伤祖父母、父母、兄卖弟，妻告夫”列入“十恶”，为不赦之罪。〔31〕显然这是将汉族的伦理道德观念即所谓三纲五常，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这是对满族道德习俗的一次深刻革命。这种变革的后果在很大程度改变了满族在汉人心目中的形象。

加速进行满译汉籍的工作。这项工作在皇太极继位不久便已展开。具有儒家思想的满洲圣人、大翻译家达海奉命而首开其端。他生前共翻译完成的有《万宝全书》、《三略》、《刑部会典》、《素书》、《国语》。未完成而后继者赓续而成的有《通鉴》、《六韬》、《孟子》、《三国演义》等。中国传统的封建统治大法、封建等级观念、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具载其中。皇太极组织人员进行此项工作便是在全民族中进行儒家观念的教育，这是移风易俗、改变民族思想精神风貌工作的重要一环。

尊孔。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者，中国封建社会的圣人。被历代尊崇，已成为中国传统道德、传统思想的最高代表。尊孔即是尊崇、接受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早在天聪三年皇太极即下令改建沈阳孔庙，开始崇祀孔子。他登极改元的崇德元年八月上丁日，遣大学士范文程祭孔子，祭文赞颂孔子“德配天地，道贯古今，删述六经，垂宪万世，昭宣文治，历代尊崇”。〔32〕首开祭孔之典。祭孔的同时又崇祀关公。即三国蜀汉名将关羽。于崇德八年敕建关帝庙，题其扁额为“义高千古”。〔33〕把关公视为忠义的化身，这是倡导忠义，向全民进行儒家思想的教育。

皇太极这种对中国传统思想即儒家思想的认同，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的全面改革，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社会全体成员主要是满族的文化素质，更在某种程度上协调了满汉思想文化上的关系，使满族与汉族在文化心理上的差距有所缩短，出现了某些契合点与共同点。

难除的障碍。皇太极以高瞻远瞩的政治家气魄，希望消除满汉间的矛盾与对立，达到“满汉一体”，“毋致异同”的境界，而出现治平的盛世。为此，他把儒学做为满汉认同的思想基础，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水已到而渠未成。直到他逝世前满汉两个民族根深蒂固的尖锐矛盾仍然存在，满汉文化心理上的差距仍然很大。这里有个关键的问题尚未解决，就是汉官们曾一再吁请、痛言立革的抢掠之风未除，八旗制下八家均分、八家平养的制度未变。因为皇太极不想改变。

皇太极在许多领域、许多方面都有除旧布新之举，唯在这点上毫不动摇。早在皇太极即位之初，开始进行改革之时，生员岳起鸾曾提出应与明朝议和并将俘获的汉人“速行放还”给明朝，“否则亦当归其绅士，不可迟疑也”的建议时，皇太极断然拒绝。他说俘获之士民，乃“天之所与。岂可复还敌国”。最后竟以“蓄谋向敌”〔34〕之罪将岳杀掉。而当改革步伐加快的崇德三年（1638年）八月，礼部承政、甲喇章京祝世昌在上疏言事中，因提出“俘获敌人之妻不可令其为娼妓”的建议时，又一次惹怒了皇太极。被下旨“切责”，并追究其上疏的背景与同伙，结果株连多人。祝世昌被革职流放黑龙江锡伯地方，而协助其修改奏疏字句的启心郎孙应时却被正法处死。〔35〕皇太极口口声声要求群臣直言进谏，此时竟然冒诛杀进谏者的风险，是因为进谏者触犯了满洲抢掠、八家均分这一根本问题。可见在后金——清，其它问题可以讨论，唯独这个问题不可讨论，不可触动。这种抢掠之风不除，反映了一种思想倾向，即入关前的清统治者的根本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未变。这距儒家思想观念所应达到的要求仍有很大的距离。正如天聪六年（1633年）贝勒岳托所说，满洲的这种作风已使汉人“人怀疑惧”，“纵极力抚谕，人亦不信。”〔36〕这是坦诚的大实话。因为只要满洲的烧杀抢掠之风一日不除，汉人与之对抗的心理便一日不消，满汉间尖锐的矛盾与对立便不会缓解。

当清于明清松锦大战中获得全胜之时，大臣们曾建议皇太极直取北京，夺取天下。皇太极却以伐大树为喻，说：“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以为此刻尚未达到明朝自仆的程度，故臣下之议“不可”，〔37〕加以拒绝。这里固然有军事力量尚待进一步加强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思想文化上的准备不足。满洲仍是不受欢迎的人，满汉严重对立的思想障碍的存在，皇太极心中是有数的。所以他对夺取天下仍然信心不足。只能在关外徘徊而难君临天下。满洲的形象不变，是难以被天下接受的。要天下还是要旧观，问题已尖锐地提到了清统治者的面前。这已是进一步改革不可回避的问题。

三、接轨时期的文化

就在清政权接连取得军事、政治的大胜利，就在社会心理与民族性格亟须调整与重塑之时，皇太极以暴疾溘然长逝。掌握清国实权的摄政王多尔衮，并未在已逝者开创的伟业之上驻足，而当千载难逢的良机来临之时，没有放过这一稍纵即逝的历史瞬间，在根本问题上立做决断，改弦易辙，基本上完成了满洲自我形象的塑造，终于开创出新的局面，从而顺利实现满汉文化的接轨，为清兵入关创造了水到渠成的良好文化环境，并顺利挥师入关，入主中原，使皇太极多年来苦心改革终结硕果。多尔衮决策的做出、满汉文化的顺利接轨是一个过程之后的结果。

皇太极逝世不久，中国全国形势发生急剧变化。顺治元年，即崇祯十七年初农民起义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北京发起进攻，明王朝已处于土崩瓦解的危急状态之中。形势的最新变化消息传到盛京，极大地刺激了清统治者多掠财物的欲望。四月初，清国统治集团决定趁此机会再次统兵入关劫掠。其实此时北京已于十多天前被农民军攻破，明王朝已经覆亡，不过他们尚未得知。摄政王多尔衮为顺利实现军事目标而紧急召见正在盖州温泉疗养的大学士范文程回盛京征询意见。四月四日回到盛京的范文程上书多尔衮，他指出明朝已四面受敌，不可救药，灭亡在即。所以此时正是“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也。成丕业以垂休万祀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而“中原百姓蹇罹丧乱，荼苦已极，黔首无依，思择令主，以图乐业。”百姓的向背关系重大，黄河以北的土地不患得不到，恐怕的是收拢不住百姓之心得而复失。原来我国是与明朝争天下，现在则是与“流寇”即农民军较量。为了同当前这个主要敌人斗争获胜，夺取天下，必须争取人心。“为今之计，我当任贤以抚众，使近悦远来”，必须改变方针，不可再走入关抢掠，“惟金帛子女是图”的老路。否则将“徒劳我国之力反为流寇驱民也”。他提出这次入关一定要堂堂正正，“当申严纪律，秋毫无犯。”并大力宣传以往之所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日进取中原之意”。为安定人心，入关后要坚决实行“官仍其爵，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厥无告”的政策。这样“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也”。〔38〕这篇准确深刻的形势分析与苦口婆心的进谏震动了清廷。五天后，即四月初九日，多尔衮奉朝廷之命，以大将军的身份，统领满洲、蒙古兵三分之二及汉军全部，在礼炮声中离盛京启行，“往定中原”。〔1〕这与以前毁边入内地的“征明”、“伐明”，已迥然不同。这是自满洲崛起、清朝开国的几十年来第一次战略方针的改变，意义重大。

四月十三日，师次辽河边上，接到了北京已为农民军攻下的消息。为应付最新变化的形势。多尔衮再次以军事向随军的智谋之士咨询意见。三年前于松山战场上战败被俘投降，一直被清豢养的原明军统帅洪承畴，首次露面，他奉命上启多尔衮。一针见血地指出要首先明确出师名义问题。他说：“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示以此行特扫除乱逆，期于灭贼。”即旗帜鲜明地打出灭“贼”的旗号。并宣布此行“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之意”。这是争取人心的最好办法。洪承畴同时提出：“军民秋毫无犯”，“百姓仍予安全”〔39〕等安定社会的政策措施。

与此同时，范文程也上书多尔衮说：夺取中原的大好机会来到了。现在我们的打击目标只有一个，即攻陷北京、逼死皇帝的天下“必讨之贼”“闯寇”。他分析说此贼存在着“天怒”、“士忿”、“民恨”三个必败因素。又“行之以骄，可一战破也。”因此应该“声罪以临之”。即鲜明地打出讨贼的旗号，“恤其士夫，拯厥黎庶，兵以义动，何功不成？”他进一步说：“好生者天之德也。兵者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国家止欲帝关东，当攻掠兼施；倘思混一区夏，非ㄨ安百姓不可。”〔40〕这不啻激将法，再次强调抢掠杀戮行径必须收场。

多尔衮不愧英明的统帅，他审时度势，完全采纳了范文程、洪承畴等人的建议，立即改变行军路线，由原来打算奔赴墙子岭，毁长城入内地，改为直趋山海关，接受明将吴三桂的投降。在复吴三桂书中说：此次所“率仁义之师”是“底定国家，与民休息”，“期必灭贼，出民水火”。〔41〕出兵的旗号完全改变。吴三桂接书后再次遣人致书说：“接王来书，知大军已至宁远，救民伐暴，扶弱除强，义声震天地”。〔42〕战略方针的改变立即产生了积极效果。二十一日于山海关一片石击败农民军后，清兵大举进关。二十三日，多尔衮向八旗将士指示说：“此次出师所以除暴救民，灭流寇以安天下也。今入关西征，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43〕在向北京进发途中又以大学士范文程的名义向官民人等告示：“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杀百姓也。今所诛者惟闯贼。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师律素严，必不汝害。”〔44〕因而反响强烈，“凡百姓逃窜山谷者，莫不大悦，各还乡里，剃发迎降。”〔45〕于是，便出现了如本文开头所记录的那样清兵在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反抗的情况下，在欢迎声中长驱直入北京城的奇迹。

奇迹的产生完全是由于清统治者战略方针的重大改变而导致出现的崭新文化环境，这是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政治氛围发挥作用的结果。多尔衮于紧要关头权衡利弊，终于认识到要想夺取天下，必须停止抢掠，而夺得天下要比满足八旗将士的一时贪欲合算得多的道理。何况夺取天下正是努尔哈赤、皇太极生前曾梦寐以求而难以实现的理想。于是从谏如流，一改几十年来坚奉不移的抢掠方针，变抄掠之暴为吊伐之仁，下坚决之令停止抢掠，打出为故明臣民报君父仇的讨贼复仇的旗号。这就等于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十分有利的文化政治环境，而重新塑造了自我形象，由既往烧杀抢掠被汉人恨之入骨的强盗一跃而成出民于水火的救世主，这样，清兵便以新的面孔出现在广大汉人面前。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就自然而然地为广大汉族士庶所接受和欢迎。这是清朝政策的一个伟大胜利。当然这个重大政策的改变并非一时的权宜之计，多尔衮也并未就此止步。而是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这个业已形成的良好环境。

清兵进占北京后除坚决落实与兑现入关之际禁止抢掠及“复官”、“复业”的许诺之外，又采取了一系列安定社会，赢得汉族士庶人心的措施和行动。清廷下令百姓各安本分禁止互相告讦，下令为被农民军逼死的崇祯帝发丧、下令免除明末以来的弊政三饷加派、宣布地亩钱粮按明万历会计簿征收、招山林隐逸之士，开科取士、开经筵、提倡尊孔读经祭孔形成定制、大力表彰明末殉难诸臣及忠孝节烈，以及隆重举行告祭天地，即皇帝位的登极大典，等等。这表明以满族为统治民族的清朝已完全接受了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思想，用儒家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去规范国家和民族的行动，再塑了满洲民族的性格。至此，皇太极时期文馆诸臣的诸多建议已全部变成现实。显然，这是清入关前长期努力倡导儒学的积累的结果，是逐步发展的系统工程。它由努尔哈赤发其端，皇太极全面更张、大力提倡，至多尔衮最后冲刺而水到渠成。由于准备充分而接轨顺利，满汉双方均未出现重大的障碍，不存在“抗药性”、排它性的问题。这一接轨竟使原有的抗清势力一时之间措手不及，偃旗息鼓，销声匿迹。使清兵入关、入主中原这一震天撼地的大举动，犹如在一次从容不迫的典礼中完成。这一事实不仅震惊了朝鲜，也使清统治集团本身大为吃惊。他们看到事情竟如此之顺畅，以为一切都可传檄而定，进而多方俯顺舆情，甚至发出“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息从其便”〔46〕的政令。

良好的文化政治环境的出现对清兵入关的积极促进的事实，告诉了人们这样的问题：那就是文化上比较落后甚至“野蛮”的民族如何去统治高度文明的民族并为其接受，只有首先自身去接受与适应先进和文明，通过自身完善，因势乘便，而反客为主，主宰天下。而武功与文治总是相辅相承、互为表里的。文化战线上的成就，往往会产生巨大的能动作用，收到武功难以达到的奇效，而且会有力地推动武功的进展，促进总体政治目标的实现。清兵入关之际的文化背景，即满汉文化的顺利接轨所产生的奇特功效便是明证。

满汉文化接轨推动了清兵入关这一重大政治事变的胜利，尽管能否巩固这个胜利成果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而满汉文化的接轨也仅仅是事情的开端，但事实证明，这却是影响清朝一代历史进程的重要开端。有远见有魄力的清朝统治者不仅巩固而且发展了这个胜利。它的标志是顺康以后儒学统治地位的最终确立与完善，进而促进了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繁荣。当然这是后话，且已不属本文的论述范围。＊

参考文献：

〔1〕〔朝鲜〕《李朝实录》仁祖二十二年五月庚戌。

〔2〕〔朝鲜〕《李朝实录》二十二年十一月丁丑。

〔3〕〔朝鲜〕李民（原字为宀加奂，上下结构）：《建州闻见录》。

〔4〕《左传》成公四年。

〔5〕〔27〕《清太宗实录》卷5，页20。

〔6〕〔7〕《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

〔8〕〔9〕《清太宗实录》卷1，页9；11。

〔10〕《清太宗实录》卷9，页13。

〔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辽宁大学历史系本，页11；21；62—63；1；11；18；28；4；71；10；44；16；56；4；65。

〔26〕〔28〕《清太宗实录》卷10，页28。

〔29〕《清太宗实录稿本》第14卷。

〔31〕《清太宗实录》卷28。

〔32〕《清太宗实录》卷30，页25。

〔33〕《奉天通志》卷92。

〔34〕《清太宗实录》卷2，页7—8。

〔35〕《清太宗实录》卷43。

〔36〕《清太宗实录》卷11。

〔37〕《清太宗实录》卷62，页14—15。

〔38〕〔39〕《清世祖实录》卷4，页4—6；12。

〔40〕李wēi（原字为雨加尉，上下结构）：《范文肃公墓志铭》，载《碑传集》卷4。

〔41〕〔42〕《清世祖实录》卷4，页15。

清兵入关范文篇4

萧云从（1596—1673）字尺木，号默思、无闷道人等，安徽芜湖人，历经明末清初年间，当时政治腐败，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激烈，其主要表现在地主阶级与进步的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萧云从曾经参加进步的复社，与宦官的保守势力展开过激烈的斗争。由于政府增加赋税，残酷地剥削人民，各地农民起义相继而起，起义军在李自成、张献忠等的带领下曾进驻北京，朱由检见大势不妙，吊死煤山。但不久吴三桂引领清兵入关击败了李自成，清朝定都北京。萧云从只好背井离乡出走避居高淳，高淳乃抗清据点，是反清和文人学士聚集之地。有曰：“顺治初，高淳民不靖，大兵致讨，淳与水阳接壤，前驱突至，有朱巡检者，迎启军帅于境上，指示分疆处。”萧云从深恶官僚，拘节守志，不结权贵，不肯臣事，避世不仕，太平知府胡季瀛，曾经求画不与，恼羞成怒之下强其绘制太白楼壁画。亡国的痛苦，战争的创伤迫使他不愿与清合作，或闭门读书赋诗作画，或畅游名山大川。在他中年从高淳回到家乡时，眼看“梅筑”故居惨遭清兵践踏，触景伤情，感慨万分，乃写《移居诗》，其序曰：“畴昔小筑于东皋，则近王处仲梦日亭池。甲申后，为镇兵是据，逐毁精舍。至丁亥秋，略避风雨而家焉，惟乱离迁播，亲友凋残，触景内伤，忽然哀愤，……”字里行间充满了哀愁和悲愤，反映出明朝遗民反清复明的思想情感。萧云从少年科考不利，但专攻诗文绘事，他在《青山高隐图卷》中题跋曰：“画亦戏事也，而感慨系之。少时习业之暇，笃志绘事，寒暑不废。近流离迁播，齿落眼矇，遂握笔艰涩。……人处乱世，画青山而隐，则吾与芸子解衣磅礴，相附于长康、探微之流，亦足矣。”可见，他在少年时代就“笃志绘事，寒暑不废”。并在明朝灭亡后悲愤填膺，隐居避世，怀念故国。他情愿以布衣终老，希望自己能成为像顾长康、陆探微这样有骨气的画家，宁死不屈。他一直过着贫困潦倒、衣食拮据的生活，十分艰辛，曰：“仆本恨人，既长贫贱，抱疴不死，家区湖之上，秋风夜雨，万木凋零，每闻要渺之音，不知涕泗之横集。”他的处境很像元代倪云林和黄公望，他们也是他崇拜的对象，所以他的作品多吸取他们的画法。在他一生的交往中也多以志同道合的画家和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人士共勉，不与贪官污吏结交，旗帜鲜明，爱憎分明。

二、萧云从山水画的艺术风格

前者写重楼叠嶂，缀以楼阁，云中有路相通，可居可游，意境奇妙无比；后者写悬崖下面临水隐居，似世外桃源，寄托以幽静之情。萧云从的山水画尤以“手卷”形式最为突出，其早期作品《秋山行旅图卷》就已经显露出他深厚的功底和非凡的才华，已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画中景物变幻无穷，山涧溪流，曲折回旋，红叶悬崖，素帘高挂。……全卷布局多样统一，妙趣横生，全景和谐，局部有味。这也是萧云从所热爱的祖国大好河山，并希望人民都过着这种祥和、美好的生活情境。他将此画放在筐底几十年，62岁后题跋曰：“作此画几十年矣，当时偶没之废册中，若不知有此。今余年六十有二，重一相遇阅之，不能复得，因此叹昔之胫力强壮，工细自适，谁谓画师必老而后佳耶？”这是他对此画比较满意的评价。清朝乾隆皇帝题曰：“几点潇潇树，疏皴淡淡山。由来以意胜，无不寓神间。秋景宜寥廓，客人自往还，粗中具工细。”道出对此作品的高度赞许和对其高超表现技巧的认同。《云台疏树图卷》是他在1656年元旦所作，曰：“丙申元旦晴和，胸中浩然，知世外有余乐，伸纸作画，顷刻而成。”与前面的山水画风格相比是各擅其妙，整幅画虽顷刻而成，但章法严谨，全局山峰连绵，错落有致，高松林立，飞泉奔流，楼阁参天，江泊轻舟，意境深远。《涧谷幽深图卷》是他71岁时的晚年代表作之一，也是他自认为最得意的作品。此乃一幅设色山水，写涧谷峰峦、村居山寺，意境幽深。此画在百年后，乾隆题诗云：“……展观长卷四丈余，观之不厌意弗舍，重山复岭绕回溪，古寺烟村接书社。……”这是对萧云从山水画的高度赞扬。萧云从的这些山水画都具有很丰富的内容和思想感情，道路、山川、林木、舟车、桥梁、屋宇、人物等景物的穿插均曲折有趣，布局、构图、运笔、用墨都各具特色。他的作品几乎每幅都有题跋，诗文朴素、情感真切，其山水长卷，意境幽深，引人入胜。而这些景物都是生活常见的，可居可游，感觉亲切。它们与元朝倪云林的残山剩水、荒凉萧疏的风格有所不同，使人看了胸襟开阔，爱国之情油然而生。我国明末清初以董其昌为首的仿古派提倡临摹古人为上品，以提高“文人画”的声价，受其影响最典型的有王原祁、王时敏、王翚、王鉴（俗称“四王”）等，这种风气在当时和今后都有较大的影响力。萧云从虽也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并不是机械地一味临摹古人，在吸取古人精髓的同时更多地是注重对景写生。《图绘宝鉴》记载曰：“萧尺木明径不仕，笔墨娱情，不宋不元，自成一格。”恽寿平也称他是“用古人之笔法，写目前之丘壑”。他的《太平山水图》就是根据古人的笔法写太平地区的山水，共43幅，每幅各具特色，没有雷同，这些作品充分流露出画家热爱乡土的情感。他将古人笔法用于写生之中，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发扬了“古为今用”的创新精神，与当时的摹古之风是背道而驰的。他虚心向古人学习，接受传统，吸取古人经验，但并非泥古不化，而是将古人之法用于现实。他更注重向大自然学习，以现实生活为蓝本，表现的都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山实水，师法造化。因此，萧云从山水画的成就不仅仅是靠学习古人的技法所能取得的，而更多的是通过实景山水的写生，靠造化自然而形成的独特风格。

三、萧云从山水画对日本绘画的影响

萧云从的山水画艺术不仅对我国的影响很大，而且对日本的绘画影响也非常深远，他的《太平山水图》《秋山行旅图卷》和《离骚图》等刻本先后在日本广泛流传。日本画家池大雅将《太平山水图》定义为《萧尺木画谱》，爱不释手，精心刻意临摹，改变了日本画的面貌，奠定了日本南宗文人画的基础。秋山光夫说：“祗园南海是日本南宗文人画的开拓者，池大雅则是日本南宗文人画的完成者。”又说：“萧尺木艺术的影响，在我国绘画发展史上有很深的意义，这是谁都承认的。而南海以《萧尺木画谱》给大雅这件事，在我国艺苑已成为脍炙人口的佳话了。”池大雅的《十便图》《白云红树图》和《余杭胜幽图》等作品，在用笔、用墨以及构图上均模仿萧云从，就连题跋的字体也与萧云从相仿。萧云从不仅影响着池大雅和南宗文人画，而且对整个日本的绘画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他的《太平山水图》，又称《太平山水画贴》，被日本人广泛临摹；另一幅《秋山行旅图卷》流失到日本后被东京帝室博物馆所藏，并按照原尺寸复制后大量发行，被日本的绘画爱好者广泛地用做学习的蓝本，至今对日本的绘画特别是南宗文人画的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自古以来，日本的绘画艺术都是以中国的文化为基础的，无论是从题跋、书法、文字、印章还是从用笔、用墨、构图、布局的章法技巧，其创作源泉都是与中国画一脉相承的。直到近现代世界画坛上出现了现代画风，日本人才在本民族绘画的基础上融合了西洋画的色彩和中国画的水墨晕染方法形成了日本新的画风，使日本的绘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高度，这种画风反过来又对中国的岭南画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薛峰.简明美术辞典[K].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2]葛路.中国古代绘画理论发展史[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

[3]郭因.中国绘画美学史稿[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

清兵入关范文篇5

一、满清入关，汉人易服

清王朝是由塞外民族满族入关后建立的，长期生活于我国北方地区的满族服饰具有典型的游牧风格。清初顺治帝福临入关时为坚守其本民族旧制，不愿意轻易改变原有服式。1644年6月，山海关开关，清兵占领北京，下江南，清世祖即位；第二年6月，福临颁布了“剃发令”，清廷将反剃发作为归顺的标志之一，剃发易服这一强制性活动的范围与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因此遭到汉族人民的坚决抵抗。汉族人素持“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之意识，在“宁可断头，决不剃发”的口号下聚集起来，对满族统治者进行多次斗争，“江阴十日”、“嘉定三屠”、“六万人同心死义，存大明三百里江山”的诗句就是最好的见证。

二、短期繁荣，满汉相融

康熙帝作为清代第二代皇帝，同时也作为中国封建史上不可多得的圣明君主，他看到单以野蛮落后的方式去统治中原，实际上破坏了汉族已达到的比较进步的生产关系，于是不得不缓和满族和汉族之间的激烈矛盾，使生产力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并且在不成文的“十从十不从”、“男从女不从”的条例下，两族矛盾才暂时得到缓解。习俗有极强的传承性，也会随时随地而变，由于两族人民的广泛接触且频繁，所以其演变过程中互为渗透融合，互为影响。

由于满族服饰具有典型的游牧风格，带有浓郁的大自然风格，而中原地带由于其地理位置、气候环境，长期以来崇尚文儒柔雅之风，所以满汉两族服饰在相融的过程中，既有互相替代，也保留了各自的服装特色。

清代男子以袍、褂、袄、衫、裤为主，相继改宽衣大袖为窄袖筒身，衣襟以钮扣系之，代替了汉族惯用的绸带；领口变化较多，无领子，而另加领衣，俗称“牛舌头”。在满族的服装上采用了汉族冕服中的十二章纹饰，只是不在常服上缀补子，而是直接绣方形或圆形补于衣上，称之为补服；袍服袖口有吐出于外的“箭袖”，具有典型的地区特征，因形似马蹄，被俗称为“马蹄袖”。其形源于北方恶劣天气中避寒而用，待狩猎射箭时又可卷上，不妨碍形动。袍服中还有一种“缺襟袍”，前襟下摆分开，右边裁下一块，比左面略短一尺，便于乘骑，因而谓之“行装”。在“嘉乾”之后，开始效仿汉服，汉服虽屡遭禁止，但其趋势仍在不断扩大。汉族女子清初服装基本与明代相同，到后来不断变化，终于形成清朝服装特色。云肩在明代已现于社会女子之间，可作为礼服，清初女子在行礼或新婚时作为装饰；清初满族与汉族女子各自保留本族发型形制，至中期汉女仿满宫女，以高髻为尚；鞋式旗汉各异，旗女天足，穿木底高跟鞋，汉女缠足，多穿木底弓鞋。

清朝虽有百年盛世，却摆脱不了封建帝制统治的陋病，愚昧的闭关锁国之政，使得国运每况愈下，而此时的服饰却崇尚奢靡，追求繁缛的艺术风格，导致服装边缘、饰物等形成精致细密之风。乾隆时达官贵人为显阔，曾实行过一阵反穿马褂，以炫耀其高级裘皮。在衣服边缘地方施绣镶滚花边是清代女子衣服装饰的一大特点，早期只有三镶五滚，后来越发繁阔，发展为十八镶滚，以至连衣服本料都显见不多了。《红楼梦》中的贾府，不光老爷太太们遍体绮罗，就是妻妾仆人们也穿着绸缎为之，而其中描绘的封建家族生活奢侈无度，服饰攀贵显富，便是这个封建王朝末期腐化的真实缩影。

三、后期衰败，西风东渐

至清朝后期一切都预示着清王朝已经开始衰败，同样也标志着一个革命时代的开始。

19世纪末，民族资产阶级开始作为新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掀起了一场具有一定群众性的救亡图存的维新变法运动，一批带有资产阶级改良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联名上书，建议变法维新，其中既有政治大事，也有服饰习俗。清朝末年人们服饰的变化，不仅是清王朝走向没落的象征，也是西方文化冲击产生的结果，人们由于年龄、性格、职务、爱好、阶层、经济水平和社交范围的不同，也在大同之中求各异：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或罗宋帽，下身穿中式裤子，登布鞋，这是中年男子及公务人员交际时装束；西服革履，戴礼帽这是青年男子或从事洋务者所喜好的装束；还有极少数的开明男子的服装中西结合，长袍，西裤，礼帽，皮鞋。而女子的服装着重点在旗袍，旗袍本意为旗女之袍，清末时体宽大，腰平直，衣长至足，衣上饰有寿字和各色花卉图案，如“如意牡丹”、“福禄寿喜”等，制作细腻精巧，色彩讲求层次变化。服装造型基本上采用直线，胸、肩、腰、臀呈平直状态，没有明显的曲折变化，掩盖了女子的身材形体，也就谈不上女性的人体美了。但由于受外来文化影响，开始缩短长度，收紧腰身，衣领紧扣，曲线鲜明，或大襟或斜襟的旗袍为一些女性所青睐，边缘处镶滚花边或刺绣纹饰，从而衬托出端庄、典雅、沉静、含蓄的东方女性之美；经济便利，美观饰体，再加上高跟鞋的衬托，更体现出妇女的秀美身姿。

清兵入关范文篇6

一、晋商文化的形成及内涵

(一)明朝时期晋商文化的发展概况长期以来，食盐获利巨大，一直实行政府专卖体制。明朝洪武四年(1371)实施开中制(开中法)，允许商民输粮草到边塞供给军队，政府给予商民盐引(贩盐凭证)。便利的地理条件，形成了早期的晋商，使得山西商人成为“开中制”实施之后最大的获益者。明朝弘治五年(1492年)实施折色法，开放北部边疆贸易，将运送边塞的粮棉实物改变为银两交纳，才可获得贩买食盐的特权。在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上的创新和顺应时事的转型，使晋商成为明朝中后期资本最雄厚的商人，其经营范围已经是“半天下”了。

(二)清朝时期晋商文化的发展概况。清朝入关之后，长城不再是边塞的阻碍，晋商及时抓住机遇发展旅蒙贸易。太谷王家和祁县张家、史家的“大盛魁”商号是当时最大的旅蒙商号。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条约规定“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这，俱得过界往来，并许其贸易互市”。雍正三年(1725年)，中俄签订《布连基条约》，朝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这两个条约的签订使恰克图变成中俄的贸易商埠，晋商借这一契机发展旅俄贸易，把中国的茶叶远销俄国，并在恰克图广设商号。鼎盛时期，晋商在恰克图有100多家专营茶叶的商号，其中长裕川是开设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茶庄之一。乾隆年间，祁县乔家开设复盛公商号，几乎垄断了包头的商贸和金融业。嘉庆至道光年间，农民起义不断，现银运输时遭抢劫，平遥李家掌柜雷覆泰开设中国首家票号日升昌，从事资金及个人私银的汇兑、存放等金融业务，创造了山西票号“汇通天下”的伟业。清朝末年，时局动荡，鸦片侵蚀，晋商逐渐没落直至衰亡。

(三)晋商文化的内涵及其特点。几百年的发展使晋商形成了独有的经营理念和管理制度，随着岁月的积淀，独有的晋商文化得以形成和传承。首先，晋商有着敢为天下先的创业精神。开中制的实施，晋商利用地理优势把握先机，经营盐业，获利巨大;折色法实施之后，晋商审时度势，及时由外商转为内商扩大经营;清兵入关之后，及时抓住机遇开展旅蒙贸易;《恰克图条约》签订之后，积极进行对俄贸易，获利巨大;为满足汇兑的需要，创设了晋商票号。每一次政策的变革，晋商都能够把握机遇，走在变革的最前沿，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创业精神支撑着晋商的发展和壮大。其次，晋商坚忍不拔的刚毅精神。能经得起惨败的考验，“买树梢”是风险极大的买卖，有一次，乔家的广盛公在包头的“买树梢”生意失败，濒临破产，幸有同仁相助，才渡过难关。之后，乔家用三年的时间还清旧债，才有了新的起步。支撑他们的并不是财产，而是不服输的精神信念。晋商的贩茶之路，从福建武夷山买进茶叶，到北方边塞中俄边境恰克图贩卖，全程长达4500公里，路途艰难，穿越茫茫戈壁，期间野兽、强盗经常出没，如果没有刚毅的精神和不服输的信念是不可能完成的。再者，诚信为先的商业道德也是晋商得以传承的重要品质。其中包含两个方面，对商号内部，晋商奉行“用乡不用亲”的原则，“财东”信任“掌柜”把经营权全部委托给掌柜，“掌柜”信任“伙计”在自己的业务范围之内有自己的决策权。在经营活动中，晋商以义取利，诚信经营，从不缺斤短两，欠别人的钱，在期限之内必定如数归还。诚信经营的理念，为晋商发展奠定了良好的信誉保证，造就了许多百年品牌。最后，家族式的组织结构提高了抗风险能力。在晋商乔家创始者乔贵发的主持下，乔全德、乔全义和乔全美三兄弟共同努力，使其在仓头的商业有了极大的发展，其中三儿子乔全美最为能干，接班人乔致庸创造了乔家的全盛时期，而乔全德和乔全义两门由于经营不善都衰败了。家族式组织结构淘汰了能力差的家庭，提高了抗风险的能力。同时，晋商重视家规家风，重视学业学风，这种文化的传承也是晋商家族能够几代甚至十几代不衰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晋商文化的管理学价值

晋商文化历史悠久，其中所蕴含管理学思想丰富，通过对晋商发展历史的梳理，从管理学的角度探究晋商文化给大学生创业的启示。

(一)组织严密。晋商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严密的组织体系，按照职能进行划分，晋商企业设有管帐、管信、跑街等职能部门，每个部门有严格的业务要求。并对有着严格的请假制度，准许三年回乡探亲一次，如遇喜事丧事等，会给予一定的补贴。严格的组织制度，使得伙计能够各司其职，精进各自的业务，便于管理。

(二)善于协作。晋商即山西商人，主要是以山西为纽带，把山西商人团结在一起，便形成了山西的商业联盟，他们互相帮助，共同面对困难，一起把生意越做越大。这样的群体观念演变成了会馆文化。晋商在全国许多地方建立了会馆。会馆文化体现了山西人的群体观念，能够团结在以集一起，以集体力量来共同面对商业上的困难。有团队精神，全国各地的山西商人都相互帮助，才能互利共赢。

(三)职业经理人。晋商实行“财东”与“掌柜”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制度。一般人认为，现代企业的重要标志是源自西方发达国家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权责明确的企业治理模式。掌柜们对外代表商号从事商业活动，对内行使经理的职权。“财东”不参与商号的经营，只有在结账时行使权力，不能以商号的名义在外活动。

(四)市场敏感。以对俄贸易为例，根据伊•斯拉德科夫斯基所著的《俄罗斯人与中国商业经济关系史(沙俄时代)》中，中国(晋商处于垄断地位)输入俄国的货物清单可以看出，从1895年到1914年这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价格的虽然有所下降，但是销量却增加了1．47倍。输入的商品品种逐渐增多，由主要以茶叶、毛皮、皮革、蚕丝为主要交易商品，逐渐扩大到肉、蛋、小麦、玉米等，逐渐发展为多业经营。其中蛋、小麦、玉米的输入量增加的尤为明显。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金融的市场逐渐成为新的需求，山西商人又一次敏锐的抓住市场导向，开设汇兑钱庄、票庄，经营存放款业务，达到了晋商的鼎盛时期。正是有力的把握了市场的导向，通过细分市场，找准产品的目标和定位，晋商才一步一步发展壮大，最终足迹遍布天下。由此可见，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一直引导着晋商发展方向的变化。

作者:郭尹鹏 方贤洁 单位:西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周三多，陈传明，鲁明泓．管理学—原理与方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9)．

［2］梁小民．经济学是什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清兵入关范文篇7

旗袍，作为中国服饰的国粹，已有百年来的历史。它源于清代满族，满族分为八旗，各旗分管的军营皆称为旗人，而他们所穿的袍服称为“旗袍”。满族人民不管男女，老少都穿着旗袍，清兵入关后，皇太极为了维护民族传统习惯和缓解民族矛盾，制定了服饰制度，采纳了“十从十不从”的服装策略。随着社会的发展，渐渐的旗袍又专指女性的长袍，在民国时期这种长袍是一些正式场合的服装。

2旗袍的发展历程

20年代初旗袍的特点是：有着对称的图案和纹样的装饰，衣型宽大平直，下摆比较大，直线的衣身造型几乎看不出胸，腰，臀的曲线，腰节线较低，袖式阔大，色调以淡雅为主，整体感觉简单大方；20年代末旗袍的特征是：旗袍的下摆向上升，袖式由阔大的中袖变成短袖，短袖变成马甲袖，有的袖口还会装上仿西式的克夫。30年代，这时期的旗袍造型日臻成熟，做工精良，吸取了欧洲流行的元素，在时装的影响下，整体款式向苗条型发展，造型纤长，收腰，加省工艺以显示女性的曲线美，领子融入了西式的造型，如荷叶领，开叉领，翻领，袖子变成短袖，无袖，荷叶袖，袍衩越开越高，前后开叉，并出现左右门襟的双门襟旗袍。40年代是旗袍的黄金时代，其出现“改良旗袍”。随着辛亥革命与的洗礼，提倡个性解放的新思想，新观念，人们的审美发生了变化，穿着也跟着发生了改变，这一时期的旗袍在保留民族服饰特色的同时，融入了西方的结构元素，款式增多，领子和衣襟的变化增多。

3旗袍元素特征分析

真正成为中华服饰文化最具代表意义上的旗袍，其诞生于20世纪初，盛行于30，40年代并形成了稳定的旗袍样式，因此综合旗袍的发展历程，提取旗袍中盘扣、刺绣、优美的轮廓和具有传统意义代表性的图案元素作为主要突破口进行分析：（1）盘扣．也称为盘纽。传统盘扣以布料为主，配以丝绳、铜丝等材料，盘曲成各种花型图案，形态有“龙、凤、金鱼”等样式，扣型有“一字扣、琵琶扣、葫芦扣”等，植物图案中常见菊花、兰花、等，字符类有“寿、喜、福、禄”系列，多具有吉祥之意。盘花分裂两边，有对称的，有不对称的。作用于连接衣襟的功能，更起到服装装饰的作用。（2）刺绣。我国不同地区的刺绣工艺各具特色，最为人所知的有京绣、苏绣、湘绣、顾绣等。在旗袍绣花技术中，最常见到的是京绣和苏绣。传统的刺绣工艺有多种方法，现代刺绣中融入了镂空，采用了立体感较强的特殊刺绣方式，让面料充满立体感。材料多以：棉麻丝绸为主。（3）图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和祁吉纳祥的寓意。其类型可大致分为：1）经典图案：龙凤、牡丹、梅花、孔雀、鹤鹿。工艺技法：沿用传统古法，高度还原，写实。2）中国元素：水墨画、青花瓷、文字、中国结、剪纸。工艺技法：运用某个传统元素均匀变化。其他还有：小碎花，荷花，栩栩如生的花鸟，京剧脸谱等图案；风格典雅，富有韵味。（4）板型。从最初的长马甲形，到初期的宽腰直筒式，再到40年代后不断改良以曲线巧妙的结合展显女性风姿风韵线条美为主。综合来看主要分为以下几个特征：立领、大襟、窄袖、直身、开叉。

4旗袍元素特征在室内装饰设计中的运用

4．1盘扣元素特征在室内装饰设计中的运用

正因为盘扣在旗袍中主要是有连接衣襟的功能，所以把这种功能性作为设计灵感的来源，巧妙的运用到门庭、隔断、柜门、以及窗的设计中。结合旗袍中多样化的门襟形式，以纯原木为主材料，加上盘扣中盘曲的花型图案用金属材料做成门把，以画龙点睛的形式，带动古典的气息，展现独特的智慧与审美情趣。

4．2刺绣元素特征在室内装饰设计中的运用

随着对室内营造气氛、营造意境要求的提高，设计师不断地寻找一种有效的表达方式，然而刺绣作为中华民间传统手工艺中一颗古老而耀眼的明珠，它的装饰性，比起普通印刷或贴纸更具生动性，以及逼真的效果，采用旗袍中最具典型性的京绣或苏绣工艺来做装饰，赋予室内装饰中浓厚的民间、民族气息，可以达到传神的意境。因此将刺绣工艺运用到室内装饰设计中做为营造古典气氛是再好不过的选择。在表现手法上，也可以将刺绣与雕刻技术相互结合使用。墙面，柱面，柜面可做手工雕刻，而屏风或隔断可用大面积刺绣作品来做分割，以增添室内装饰设计的层次感与多变性，体现若隐若现，而又立体、真实的一面。感受这种造景元素所表达的神秘性以及装饰的趣味。

4．3图腾元素特征在室内装饰设计中的运用

在旗袍中常用的图腾其象征对吉祥寓意居多，并有强烈的东方色彩，如：龙、凤、牡丹、福、禄、剪纸等。将其运用到室内装饰设计中除了有好的寓意之外，也具有很好的装饰效果。表现手法。抽象的：在墙面的美化上，通过加工提炼可以选择抽象的图腾纹样做壁纸以及彩绘。或打散重组取其一小部分图案进行裂解或变形，利用平面构成中的形式法则；如：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的编制方式，均匀中富有变化，清晰明朗或多种图形复合形成，互相穿插，达到繁密而不乱的效果，体现主题性的装饰。写实的：以动植物图案为主做实物的装饰，主次分明，对比强烈；在装饰品中如：灯具，摆件，窗帘的选择上也可以与其相呼应。旗袍中图腾的元素赋予人们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淋漓尽致的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祁吉纳祥的寓意，唤起人们内心对幸福美满生活的向往。

4．4结构元素特征在室内装饰设计中的运用

通过旗袍剪裁板型特征，流畅的线条，展现出来女性曲线之中的柔美；可以将此灵感的来源运用到室内空间布局或陈设当中，使得空间组织更具有美感，在表现手法上：使用，移植、嫁接等艺术表现形式。材料的选择，俗话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而中国传统室内建筑材料主要也是由木质材料组成，所以可以利用竹质材料进行室内空间的分割，有着隔而不断的意韵，讲究以柔为美的特色。另外，现代室内设计中，越来越注重生态环境的美化，因此可以采用室内移用植物布景的手法，达到人与自然亲和艺术的审美目的。在室内做小型的布景，用鹅卵石铺成曲线的小路，巧妙加以的点缀，配上一些协调的盆栽，虚实结合，营造出一种自然的意境。不仅起到装饰的作用，也给予感官美的享受，同时使室内空气更加清新自然。

5结论

清兵入关范文篇8

一、本土立场与最后辉煌的温情回眸

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鼎盛和烂熟的时期，但在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内里却蕴藏着忽喇喇大厦将倾的深刻危机。与“盛唐”不同，在这一完整的长时段的历史时期里，世界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原来后进的西方经过工业革命之后迅速崛起，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殖民扩张。于是，中华民族在不得不进行痛苦、屈辱和无奈转型的同时，也极大地激发了杰姆逊所说的“民族焦虑”。特别是作为民族代表的知识分子，更是站在时代的前沿，以精神与心灵的全部力量，在方生未死之间探索民族文化的新生之路与转型之途。90年代以来关于明清的历史书写也不例外，不同的是，这种本土民族文化自我认同增添了更多的反思成份，被有意识地纳入与异域民族平等对话交流的理性框架中进行审思。这样，历史小说的明清叙事，无意就成为与西方文化的“他者对峙的中国的文化危机的寓言”，作品中所深寓的民族文化思考自然也就成为“被殖民者／殖民者对峙的整个视野”①的思考。

凌力的《梦断关河》、“百年辉煌”系列，唐浩明的《曾国藩》、《旷代逸才》、《张之洞》，二月河的《雍正皇帝》等“落霞”系列，刘斯奋的《白门柳》，熊召政的《张居正》，蔡敦祺的《林则徐》都把目光落在明清时期凝聚着优秀民族精神的人与事之上，尤其是将笔力集中于中国封建文化的最后辉煌阶段。借着对最后辉煌的温情回眸，作家们“把蕴含在封建王朝内质中与人类社会发展不谐和的因素、民间百姓罹遇的苦难、优秀传统文化等提炼凝聚成为鲜活可感的艺术形象,借助文学的形式,向世人展示了华夏文化的魅力和生命力”。②煌煌十三大卷的“落霞”系列，以恢宏的气势写出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走向衰落前的最后辉煌。二月河选择具有雄才大略和拯世责任的康熙、雍正、乾隆等封建帝王为表现对象，努力从他们身上寻找与阐扬优秀的汉文化传统。这三个封建帝王以一介独夫，为天下谋划，不惜背负“恶与孤独”，其间蕴藏的人格力量，正是外儒内法的政治权谋文化传统所能迸发的积极能量。作品以野史、民间史、神话传说等与正史相融的叙说方式，展开了以王朝图治为核心的民间、市井、官场、朝廷等全景式社会扫描。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神道妖鬼时时嵌入质实的史实叙说之中，把施政大略转化为生动的人事纠葛，以此建立自己对本土文化的审美和意义的重构。“我写这书主观意识是灌注我血液中的两样东西：一是爱国,二是华夏文明中我认为美的文化遗产。我们现在太需要这两点了,我想借满族人初入关时那种虎虎生气,振作一下有些萎靡的精神。”③这分明流露了二月河浓浓的民族本土立场。

熊召政的《张居正》则以明王朝中叶的万历新政始末为题材，同样集中笔力写张居正在历史漩涡中挽狂澜于即倒的巨大的个人作用。在中国的传统历史叙事中，本来就有帝王将相的描写传统。但经过革命历史叙事对人民作用的强调，加上90年代以来新历史小说的兴起，对宏大叙事的解构以及对小历史小人物的重新关注等多重因素，今天的帝王将相题材，其实早就冲破了原来的英雄崇拜格局，而是指向民族精英的文化人格塑造。在明君或贤相的身上，凝聚的是传统文化的菁华力量。张居正不避物议，外拒清流，是对传统文化中自标清高、空疏无用的纠正；其务实耐烦的精神又是对好高骛远式的激进改革的纠偏。正因此，万历新政才成为明王朝的一剂救命良方，而使它的气脉又延续多年。“不以道德论英雄，应为苍生谋福祉”，④这是作家创作《张居正》的历史观，也是小说审视历史人物与事件时的一个文化视角。作品中所展现的绚烂的“落霞”，是封建王朝最后的回光返照。其间的人与事，是封建文化在大厦将倾之前的最后一搏。作家集中笔力写它的美丽和辉煌，同样也显露了他潜意识深处的本土文化反抗。

但这又毕竟只是最后的一搏了。这最后一搏，固然绚烂多姿，却有着不容忽视的内在缺陷。封建文化具备强大的体制惰性：权谋文化虽然充当着驱动历史演进的重要政治力量，但它却无法抹去其自身抑制民主、摧残人性的落后因素。尤其是以今日全球化的宏大视角重新审视这段“落霞”时光，我们会发现，在作家们津津乐道的康亁盛世的同时，西方文化正以前所未有的开放态势蓬勃兴起，中西差距就是在这个时段被迅速拉大的。回避这个问题，而孤立地描写所谓的煌煌盛世，这是一种封闭和短视，甚至还暗含了某种“天朝心态”。实际上，明中叶的万历新政之后，紧接经济繁荣的是腐朽颓败的晚明习气；康亁盛世之后是中国传统社会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土崩瓦解。这里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专制独裁的“落霞”式体制改革，往往寄托在某些强有力的封建英雄人物身上而无法获得正常的政策延续性。甚至专制体制还无法保证这样的强力意志的出现，无法保证杰出英才顺利进入历史权力舞台。因为在传统明哲保身的文化惯性之下，优游不迫、漠不关心的政治态度，才是一般官僚最常见的人生观。像雍正、张居正那样对权力的眷恋和对经济的重视，就会被视为“苛政”、“俗吏”。雍正之所以背负骂名，居正夺情之所以引起如许大的波澜，就在于他们对实际政务的热衷和对可保他们大政顺利执行的权力的热衷。无论是雍正还是居正，都无法保证身后之事。不仅他们的改革难以为继，甚至无法避免死后声名被诋和守旧势力的卷土重来。权势，是他们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关键所在。尽管作家对描写对象充满了深切的同情，但历史理性却无法化解他们“荣辱兴衰转瞬间”的权势循环悲剧。

从统治阶层的角度出发，“落霞”辉煌产生的是封建英杰个人力量无法延续的历史悲剧。而下降到社会民众层面，这种悲剧则是封建专制文化对现代民主萌芽的压抑，使得社会经济繁荣和初始现代意义上的商业文化无法走上持续发展的正轨。相当多的史料表明，在明末，我国已经产生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在苏州及江南地区的纺织工业蔚为壮观。在对15世纪末与16世纪初的全球经济的考察中，学者们更进一步发现，自地理大发现始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中，晚明出人意外地充当着经济强势力量。⑤繁荣的海上贸易交通，大力促进了太湖流域的经济发展。而正是在中国南方地区，“海面和陆地犬牙交错，形成一种溺谷型海岸……在这一地带，海上的旅行和冒险推动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只是在逃脱国内的监督和约束时，才能充分施展其才能。”⑥而这些民间的经济力量和资本主义及现代民主的无法正常生长等相互关涉，却在反映这一时代的历史小说中被民族本土立场有意无意地遮蔽了。《雍正皇帝》采取的是缺席策略，《张居正》虽写到海上走私，也写到以何心隐等为代表的民主萌芽的私学兴起；但前者被处理成产生于权力交易中的腐败，后者则被视为世道人心的毁灭力量。恰恰是对这一问题缺乏更深入的思考，使作家们对本土文化的崇扬失之片面。何以西方语境下正常的经贸交易演变为官商勾结的腐败？何以西方话语中健康的个性自由走上狷狂放荡的邪途？如果我们能就此来进一步审视封建文化的末世辉煌，那么这对打破历史小说作家封闭狭隘的创作心态，理性地重建民族本土文化无疑十分重要的。

二、文化冲突与转型自救的悲剧写真

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巨大冲击力，这才有了本土文化退守的应对策略。从另一角度讲，这种冲击也就是中西两种不同文化的冲突。本土情结其实是相当理想化了，现实语境中的文化冲突远不是简单的退守便能解决的。而作为一种独特的小说艺术，为了应对西文文化的侵渗，也是基于对历史的真切的生命体验，不少历史小说都选择了与当代转型期有着相似文化心理结构的明清代际裂变为表现对象。因为这段文化冲突异常激烈的历史，与当前现实脉息相通，相当合适地成为作家们表达现实思考的历史时空。明清之际中国传统文化在异族文化或西方文化冲击下的被迫转型，正与当下“全球化”激发起来的民族身份认同具有深刻的应和关系。

明清叙事的代际裂变有两个代表性的时段：一是明清鼎革，二是近代转型。《白门柳》、《倾城倾国》、《少年天子》等表现的是前者，《曾国藩》、《旷代逸才》、《张之洞》等则反映的是后者。实际上，从异族文化入侵的角度来看，两者有很大的相似性。清兵入关，雉发令一下，酷烈的民族矛盾造成的扬州十日，嘉定、江阴屠城的血泪阴影与近代史上枪炮下的民族屈辱如出一辙。刘斯奋的《白门柳》写明清鼎革，其超出同类题材的地方在于通过对现实文化转型期中的现代民主自由话题的关注，使旧有的《桃花扇》主题有了崭新的开拓。在《白门柳》铺写的历史文化长卷中，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和心路历程被格外凸现出来。小说特意择选的这些明末士人，他们把传统的忠君死义当作高悬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但对人生的眷恋和对尘俗人性的自然要求，又使他们陷入两难境地不能自拔：方以智从李自成手中逃出后名士做派的大转变，黄宗羲卷入南唐实际政务后对明王朝的彻底失望，冒襄逃难途中的家国矛盾。这是传统文化遭到异质文化冲击后产生的深刻危机在知识分子身上的痛苦裂变。一方面，民族气节要求他们死难；另一方面，清王朝入关后的充满生机同明王朝的糜烂腐朽形成鲜明对比，又使他们酿生解构封建纲常的某种现代民主思想萌芽。于是作家笔下的这些人物似乎日益明显地看到狭隘民族立场的负面价值，这也就预示了在这场前现代化的文化冲突中传统文化的败北及其产生转型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跳出了民族矛盾与朝代兴衰更替循环，中国传统文化如何产生真正意义上代际裂变？如何使现代西方话语中的民主自由凭借“代际裂变”的文化交融力量，以健康的方式生长在民族文化的土壤上？这也是现实要求作家回答的，而小说也正是凭藉对这段历史的描写，以凝聚理性思考的艺术感性形式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自己的阐释。

然而，明清鼎革与近代转型虽然有着民族文化心理上的相似处，但满清入关与近代殖民化毕竟不可同日而语。对满清，传统知识分子仍可保持高度文化优越感。清入关后的迅速汉化说明了中国文化的溶解力量，也使满汉的文化危机得以缓解。但近代殖民化历程一俟启动，传统文化却再也不能保持它“天朝”的心态了。这次的异质文化也迥异于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异族入侵，它从民族冲突上升到种族冲突，从军事优势上升到现代文化对封建传统文化的全面对峙。由之，《曾国藩》、《旷代逸才》、《张之洞》等作品，便着力描写曾国藩、杨度、张之洞等在西方文化与传统桎锢间的挣扎，写他们以积极的人生历程回应着他们身处的时代，但仍逃不脱悲剧性的失败命运。这种失败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代表了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进攻面前的全面退却。作家以巨大的同情写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个人奋斗，以此弘扬历史人物身上济世拯国的精神力量，因而虽败却发人深思。曾国藩可以成功地维护备受太平天国打击的儒家传统，却在标志着中外文化冲突的天津教案中内愧神明、外惭清议；张之洞的渐进式改革如搅动一塘搅不动的稠水，其文化自救失败也正是当代知识分子文化忧患的真实写照。作家们对这些历史人事的选择，反映了历史小说从政治爱国主题向文化反省主题转换的创作走向。

按照史家的观点，中国近代殖民化实际上也就是全球化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初级阶段”启动。⑦这一阶段是以欧洲实现对全世界的统治为实质内容的。西方现代文化以凌厉的攻势袭击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化，成就了他们在十九世纪的辉煌。但与西方人眼里全球化的胜利不同，东方视角下的这场全球化却充满血泪与耻辱。由于代际裂变和文化鼎革，这种状况迫使一些知识分子滑出了旧有的政治体制之外，或是游移在体制崩溃的间隙睁眼看世界。《白门柳》中的黄宗羲、《张之洞》中的张之洞就是站在这种体制的空白点上，展现了独立思考的文化人格。作家写他们在“天崩地解”社会巨变中从举兵抗清到著述民主思想，从以清流立身到办洋务运动，孜孜以求地思考和实践“中体西用”这样一个时代课题。这里既交织了小说主人公艰难多舛的探索，同时也融涵作家对文化自救的深沉思考。当然，也有一些知识分子试图在旧体制内修修补补，寻找出路。如唐浩明笔下的另外二个人物：《曾国藩》中的王闿运和《旷代逸才》中的杨度，他们热衷传统的帝王术而拒绝现代变革，结果一生穷途末路，扮演悲剧的角色。这说明传统文化不经过彻底的涤除与转换，是不可能成为建设性的文化因子的。王闿运、杨度的道路，在近代知识分子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他们面临的挑战，也就是“传统的书院文化面临的挑战”；而他们悲剧性的失败，更是“中华文化的历史命运。”⑧由此，唐浩明的文化批判也就指向了更为深刻的体制原因；当然在这之中，他也隐隐地流露出对传统文化不由自主的情感依恋，从而使同情与理解成为小说叙述的基调。

其实岂止是唐浩明，几乎所有的当下历史小说的软肋都源于这种理性批判与情感依赖的矛盾状态。作家们之所如此热衷明清题材的书写，包括影视作品中之所清宫戏层出不穷，在很大程度上就可归因于对传统文化的这种挥之不去的“天朝”情结以及对这些近代精英人物的倾心赞许。因为他们此时继承了传统文化的菁华，而且做出了顺应时代潮流的卓绝表演；他们的探索失败，浓缩了几代人的悲剧命运，凝聚了国家和民族难以言传的历史创伤，这就很容易触发我们的民族情感。而相对而言，近代民主转型，除了陈军的《北大之父——蔡元培》和唐浩明的《旷代逸才》之外，写的不多，成功的就更少。这里分析起来，自然有可以理解的客观因素：如题材有较强的意识形态性，古今关系处理难度较大，对纷繁复杂的近代人事把握不准等，但同时恐怕也与恋古的民族文化思维惯性不无有关。不少作家还是抱持比较陈旧的历史观，没有树立起真正的“近代”意识，更没充分认识它在中西古今文化冲突和转换中的特殊意义。这说明，面对全球化的新语境特别是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历史小说的确亟需以开放的胸襟和视角在自身的内在文化结构方面进行调整。割断对传统的温情留恋也许是痛苦的，但它却是文化新生的必要前提。而这是需要我们站在现性的高度，用文化批判的眼光进行冷静审视的。

三、文化整合与人类大同的浪漫构想

从某种意义上，十九世纪西方的殖民扩张与当下基于文化趋同态势下的全球化，乃是工业大生产后发起的两轮异形同质的人类文明的冲突与整合过程。与赤裸血腥的殖民掠夺不同，今日的“文化”全球化更隐蔽，也更危险。历史叙事中的明清题材，恰是第一轮全球化的全面启动；而叙述历史的今日，则是又一轮全球化的开端。站在开端，以文化整合的包容与大度来追忆过去，作家对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焦虑往往籍借对明清历史的理想文学书写来获得缓释。凌力的“百年辉煌”系列与她的新作《梦断关河》，正是在这种体认下完成浪漫大同构想的。

《倾城倾国》、《少年天子》、《暮鼓晨钟》反映的是清朝初入关到巩固其统治的近百年的历史。皇太极、布木布泰(即后来的庄太后)、福临与玄烨祖孙三代人，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为座右铭，乱世求治，努力实现中国传统文化长期提倡和颂扬的“仁政”，开创了清代前期百年多的和平与繁荣的盛世局面。在他们围绕求治革新进行激烈权力争斗的背后，是满汉民族矛盾。而这种民族矛盾，说到底就是“传统的党同伐异的种族观念和族群认同”在作崇：“许多最极端的‘我群’、‘他群’之分别，主要是建立在主观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上。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敌对关系,并未发生于生物性的种族差异上，而是在文化、政治和经济的冲突方面。生物的种族差异只是附属的原因,甚至可能还是文化差异的结果。”⑨在守旧的满族大臣眼里，汉文化的精致优美是奢侈糜烂的亡国之征。简亲王济度在目睹两个前明宰相的子孙手无缚鸡之力，陷入穷困潦倒中后，越发认定顺治皇帝的学习前明制度，尊崇儒教、重视文士、渐习汉俗，分明是要把满族子孙送上前明败落的老路。鰲拜为首的四辅臣，恢复满洲旧制，大肆镇压汉官，抵制玄烨亲政，也都是为了维护崇武尚力的淳厚祖风。济度、鰲拜以及后宫里的康妃、谨贵人，能以大义凛然的姿态谋逆、劝谏甚至加害皇四子及皇帝本人，都不是为的自身的争权，而是为了满清旧制和祖宗家风。这是满汉一体的民族融合理想与颟顸守旧的民族仇视心理之间的矛盾冲突。因此，凌力在描写福临、玄烨的政治事业，在写其对立面济度谋乱、鰲拜擅权之时，就有效地跳出了狭隘的权谋文化的视角，而获得了深邃的文化观照力量。

为了强化满汉民族的文化整合，凌力还有意在小说中凸显了独特的“第三只眼”。这“第三只眼”就是贯穿小说始终并联结亲汉亲满两派的一个重要人物——汤若望。汤若望作为传教士，以宗教的平等博爱和西方文化第三只眼的独立视角，对满汉两个民族施以不分彼此的关怀；但正是因此，他才有可能对彼时满汉民族的文化差异作出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满族的杀戮是嗜血的鸷鹰，关闭了他们自己通向上帝的大门；汉族文化的精致优雅和悠远流长的道德教化，却对汤若望充满了吸引力。汤若望也就是据此才劝导福临和玄烨采用汉制、施行仁政，从而遭到满族贵戚的忌恨和残酷迫害，成为亲汉派与守旧派争斗的砝码及其彼此拉锯交锋的牺牲品。汤若望的视角，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作家的视角，它赋予传统的满汉民族冲突以专制愚昧与现代文明冲突的新内涵，而具有广博的人类学视野。当然，满族被强大的汉文化同化的同时，它也为以汉文化为中心的整个中华文化重构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当中心文化发生合理化和失去创造力的时候，往往有一些形质特异的、创造力充溢的边缘文化或民间文化崛起，……在文化调整和重构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生机蓬勃的边缘文化的救济和补充，给它输入了一种充满活力的新鲜血液。”⑩对此，作家也有相当生动而精彩的描写，并将它与汉文化由于自身的高度成熟走向封闭僵化和满族文化野蛮愚昧的另一面融为一体，纳入到满族兴起到入关统治的“百年辉煌”之中。作家借书中人物对话发出的有关“大明骨、大金肉”的民族新生的构想，特别是用优美笔调书写的乌云珠、费耀色、冰月、孙幼蘩等优秀人物形象，都成为小说温馨浪漫的抒情篇章，这也是凌力开放开阔的现代民族观的形象显现。

如果说凌力上述的《倾城倾国》、《少年天子》、《暮鼓晨钟》有关满汉民族矛盾描写基本属于中华民族内部的兄弟阋墙，那么她的新作《梦断关河》展现的鸦片战争则明显具有中西文化冲突的时代新质。在这里，面对新的文化全球化(而不是原有的本土化)语境，凌力对民族冲突和融合问题作出了更为严肃而又充满浪漫构想的新思考。在这部以梨园戏子悲剧命运折射时代的长篇小说中，作家一方面坚守正义的民族立场，绝不回避这场战争的殖民侵略性质，另一方面也鞭辟入里地写出清王朝的腐朽昏愦才是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歌颂葛云飞、彭松年等人的民族节气，另一方面也指出他们以孙子兵法等传统战争方式来抵御现代战争，因而在摧枯拉朽的西洋火力下不堪一击。对满族地方官海龄，作家更是充满了基于历史辩证法的深入描写。镇江都统海龄出于强烈的民族歧视心理，视全体汉人为汉奸，闭城封门，禁止平民出城逃难，造成大量平民死亡。但同时她又用精细的笔墨显示，海龄此举同样也出于誓死保卫家园的心理，并借小说中海龄的仆女大香之口肯定了他率全体清兵以死殉国的壮怀激烈。正是在这样清醒的历史理性观照下，《梦断关河》对鸦片战争的言说，才跳出了以往的政治意识形态框架和民族正义感的狭隘视野，不再象《林则徐》、《火烧圆明园》和一些描写义和团的小说、电影那样，把二元对立的侵略与反侵略视作价值判断的底线；也不同于唐浩明在描写曾国藩晚年对天津教案举措失当蒙羞含垢的史事时，仍然局限于传统文化之内，未能提出应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建设性思路；而是以全球化的大视野、大境界，重新思考和审视中华民族的近代鼎革和汲取外来文化菁华进行自我重构的问题。

更值得注意的是，小说还塑造了英国军医亨利的形象。他向往东方文化，对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充满了怀疑，并冲破民族偏见，与自幼相识的童年伙伴天寿相爱而终成眷属。通过这一人物及其异国恋情的虚构描写，凌力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突破民族偏见的人类大同的理想图景。当然不必讳言，这种将全人类的文化大同模式化地寄托在异文化恋情上，多少也显得有些纤弱与理想化，少了些深邃凝重的历史气魄。从某种意义上，亨利形象其实就是“百年辉煌”中汤若望、荷兰教官可莱亚的延续。他们身为西方人，却醉心华夏文明。如果说福临、玄烨等满族统治阶级对汉文化的向往认同是低位文化对高位文化的自然倾慕的话，那么西方文化作为高位文化对处于低位的汉文化认同则有意无意地表明了汉民族在承认自身弱势的同时，却仍然坚守着文化上的优越心理。跨国恋情也好，文化倾慕也好，它们似乎都存在将文化整合的理想过于夸饰的倾向。这大概就是福临、玄烨等少年天子写得太浪漫化的根本原因所在。历史和现实证明，文化征服和民族冲突从来都是血泪斑斑的胜利者颂歌。不论是处于低位的满族文化，还是位居强势的西方文化，作家刻意描写其对华夏文明的醉心与倾慕，这之中是否也程度不同地隐含着某种本土自恋情结乃至天朝大国的心态呢？19世纪的全球化是建立在西方对第三世界国家殖民扩张的基础之上的，过于强调西方文化中的友爱成分，把民族文化新生的实现过多寄希于汤若望、享利等人的善良和友爱，是不切实际的，容易遮蔽了全球化背后潜在的反现代的问题和负面影响。第三世界的文化崛起只有依靠自身的强大与抗争，才能赢得与“他者”平等交流对话的可能，这是一个铁的事实。为此，我们历史小说在进行人类大同浪漫构想时，应该有必要冷峻地把历史书写还原到彼时残酷的文化殖民语境中去。惟有这样，其文化整合的浪漫构想方能闪烁出令人震憾的历史质感和美感。

①［加］谢少波：《抵抗的文化政治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页。

②刘克：《全球化语境下的本土化生存——二月河清帝系列小说论略》，《当代文坛》2003年第5期。

③二月河：《二月河作者自选集》，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240页。

④熊召政：《闲话历史真实》，《理论与与创作》2003年第1期。

⑤⑧樊树志：《“全球化”视野下的晚明》，《复旦学报》2003年第1期。

⑥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64页。

⑦王斯德：《世界通史》前言，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

清兵入关范文篇9

加快发展自己，就必须争取时间。

人类社会已经迈入了2004年。在新的一年里，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谋求新发展，渴望新气象。“加快发展，富民强县”就是要争取时间发展，抢抓时间发展，尽早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因此，正确认识时间，有效利用时间，对于我们的望江，对于我们的事业，对于我们的同志，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在中国，先贤们都无比看重时间，他们把时间视为速度，看成力量，比作金钱，等同生命。邓小平同志规划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战略目标和党的十六大确定的到2020年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其实就是列出了一个时间表；安庆市委、市政府确定的“追赶式前进，跨越式发展”战略，其实就是与时间展开一场前所未有的赛跑；我们望江发展上的差距，其实就是时间上的差距。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地球越来越小，发展越来越快，慢走一步，差之千里；耽误一时，落后多年。因此，我们要加快发展自己，就必须强化时间就是发展，发展才有前途，前途决定命运的意识。

二

加快发展自己，就不能浪费时间。

虽然时间无比宝贵，节省时间等于延长生命，但浪费时间的现象，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里，在我们的领导机关里，却比比皆是。其中送往迎来，文山会海，形式主义尤为突出。本属上级领导正常的检查工作，也要远迎远送，层层陪同，不如此，不能显示恭敬；文件是可以发短文的发长文，可以不发文的也发文，不如此，不能显示重视；会议是可以开小会的开大会，可以开短会的开长会，可以合并开的分开开，不如此，不能显示地位；弄虚作假，工作“作秀”，搞“政绩工程”，也不乏其人其事。这种种现象，从本质上讲，都属于形式主义一类。形式主义确实害死人。领导者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被形式主义所淹没，且弄得身心疲惫，一年忙下来，回首干了什么事，数不出个一二三。望江要改变落后，缩小差距，就必须把各级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从形式主义中解放出来，让大家有充裕的时间去谋发展，下基层，办实事，解决具体问题。我们一些同志对浪费物资、浪费金钱的现象深恶痛绝，批评有加；但对浪费时间这个无价资源的现象却熟视无睹，习以为常；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和隐藏的黑洞。我们必须坚持前者而改变后者。我们都应当记住一句话：浪费别人的时间是谋财害命，浪费自己的时间是慢性自杀。形式主义是既浪费别人的时间，又浪费自己的时间。

三

加快发展自己，就不能耽误时间。

团结和民主是人民政协工作的主题，也是我们避免耽误时间，加快发展自己的基本条件。

没有团结就没有稳定，没有团结稳定就一切无从谈起。一个国家如此，一个县如此，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也如此。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出现了经济成份、经济利益的多样化，出现了社会生活方式、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并由此带来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新变化，使我们面临诸多错综复杂、利弊相伴的问题，遇到许多十分棘手、难以处理的矛盾。特别是当前存在的失业人员过多、农民负担过重、财政收支矛盾突出、社会治安状况不好、机关衙门作风严重、消极腐败现象屡禁不绝，使群众的利益和情绪受到严重影响，保持团结稳定的任务十分繁重。政协组织应当高举大团结的旗帜，在求同存异、体谅包容、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中发挥独特作用。要加强宣传教育，使人人都懂得：团结稳定是加快发展自己的保证，是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不能把宝贵的时间耽误在无事生非中，耽误在无谓争论中，耽误在无原则内耗中，耽误在推诿扯皮中。

没有民主，就没有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要加快发展自己，就必须创造条件，取得广大群众的自觉支持和主动参与。民主监督就是这种自觉支持和主动参与的重要方式之一。回顾过去，大到我们国家，小到我们望江县，或由于思想封闭、丧失机遇；或由于主观臆断、盲目决策；或由于独断专行、胡乱指挥；所造成的时间损失和经济损失都是难以估量的。这种不正常情况的形成和出现，究其根本原因就是监督机制乏力。我们应当深切总结过去，着眼未来。切实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做到集中民智，反映民意，保障民权，关注民生，推进民主。出台重大政策、制定重要方案、上马重点工程都要科学论证、民主决策，公开透明、接受监督。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出现大的失误，避免走大的弯路，避免耽误更多的时间。政协委员要运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权利，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加强团结、维护稳定，发扬民主、加强监督，争取时间、加快发展。这是人民政协应尽的责任，我们一定要很好地担负起这个责任。

四

加快发展自己，就不能消磨时间。

时间具有三种表现形态，即：长度、宽度和密度。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无论你是什么人，凡夫俗子也好，王侯将相也罢，都拥有同样的时间长度。然而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时间的宽度却大不一样，同样是一天，有的人只有几个小时的有效时间，而有的有却有十几、甚至二十几个小时的有效时间。时间还是有密度的，就是利用时间的质量。同样的时间，有的人能干得成很多事情，而有的人时间利用率却很低。只要我们善于把握时间的长度，抢占时间的宽度，运用时间的密度，就算没有虚度年华，蹉跎岁月。

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为每一个人创造了施展抱负，显露才华的广阔舞台。当前，大多数同志，包括我们的政协委员都在抓紧时间，努力学习和工作。他们挑灯夜战，闻鸡起舞；他们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他们争分夺秒，艰苦倍尝。正是由于十分珍惜和有效运用时间，才使得他们在人生的旅途上，学业和事业有成，工作和政绩出色。但与此同进，不可否认仍然存在许多不珍惜时间的现象。有不少同志，包括我们的一些干部，把大量时间消磨在吃吃喝喝，推杯换盏中；消磨在歌厅、舞厅、游戏厅内；消磨在麻将牌、扑克牌里；消磨在塘边、河边、湖边、库边。凡此种种，实在令人忧虑和痛心。我们不反对并支持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不反对并支持公务和商务活动中的联谊交友，但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度。无度，事物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据史书记载，明朝亡于清，除了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麻将。今天的麻将当年叫“马吊”，清兵入关了，朝廷岌岌可危，明末的王公大臣还在沉迷玩“马吊”，不理政务、军务。这个历史告诉我们：玩物丧志，玩物误人误己、误事误国。在当今社会里，也有这样一种现象；富有知识和财富的人，是最缺少时间的人；最富有时间的人，又是缺少知识和财富的人。这是为什么？其间道理不言自明。

清兵入关范文篇10

论文摘要：性格懦弱的吴梅村，在明清易鼎之际，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仕清，这是由其珍视生命的生命观所决定的。此后这一抉择便带给他无尽的痛苦，敌在其后半生的诗歌创作中充满了用全部生命力量来忏悔的信息，由此，可以清晰地感知吴梅村其人的生命历程。

一

生命观就是人们对于死生的观念.每一个生命来到尘世之后都会在不同时期遇到生或死的间题。只不过在敏感脆弱的心灵中它萦回的时间就会长一些，而在麻木平和的头脑里这样的思维可能就只是一个念头，倏然消失的那种。实际上，“死亡并非在死亡的时刻才限定，才塑造我们的生命，它本身就是我们的生命对所有内容进行润色加工的形式因素:死亡给生命整体带来的局限性，首先影响着生命的每一个内容和瞬间”。离乱时代的人们对此当有更深的感受。生活在朝不保夕的时世中的人们，死亡来临的胁迫是时时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剑”，渺小的大千世界中的生命个体根本不能根据自己生命的意愿去决定生死，他们只是知道生有生的代价，死有死的解脱。当这种生存的愿望，发生在不同的社会人的身上时，就往往与他自身或他的时代赋予他的生命价值观和人生境界相联系，并由此衍生出生或死的宏大与渺小之争，进而影响到生命个体的存在形式的意义及消解方式。

吴梅村是生活在明清易代之际的动荡岁月里的人。如果他只是凡夫俗子，生命可能会如蛾蚁般的逝去，不留下一点痕迹，也可能会在新朝依旧蓬勃地鲜活着，过着庸常的日子。然而，吴梅村曾“南宫首策，莲烛赐婚，不十年累迁至宫詹学士，负海内重名久矣”。(《蕉轩随录》)因此，他对生死的抉择必然会引来世人的关注。

在吴梅村的一生里，他曾经两次经历了死生的抉择。甲申国变，崇祯帝朱由检自溢于煤山。托故里居的梅村，“闻信，号痛欲自绕，为家人所觉，朱太淑人抱持泣日:‘儿死其如老人何’，乃已”。闺同年，梅村与友人王翰相约人山，王翰“已悟道，受法于云门具和尚”，而他自己“牵率不果”。(《赠愿云师》)国变之际，以壮烈方式作个先朝的忠臣义士，或者削发为僧，活着“殉节”，是那一特定时期很多士人的生命抉择，也是吴梅村的真实想法。虽然他最终未能舍生取义、壮烈殉节，但传统的儒家忠节观念和夷夏之防的思想，让他以退守田园、奉亲守节做遗民来维护“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的儒家伦理道德生命观.做遗民既可以坚守政治气节、保全节操，也能换得生命形式的存在，在当时让吴梅村获得了心灵与人格的自安。归隐与出仕是中国精神中价值抉择的恒久主题.顺治十年由大学士陈名夏、陈之遴等相继策动，经江南总督马国柱力荐，清廷诏下敦促吴梅村出仕。此前在顺治九年，梅村友人，曾为“复社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闻清廷有意征召梅村时曾致书提出“三不可出”、“两不必出”的理由劝阻，明确指出:“学士之出处将自此分，天下后世之观望学士者亦自此分矣。”(《壮悔堂文集·与吴俊公书》)梅村是明朝大臣，复社盟主，负清流之望，又受过明思宗的殊遇，他有忠于明朝，忠于亡明先帝的封建臣节的责任，而况清朝是以异族统治，民族大义之责更不容小视。如一出仕即失去气节，不仅愧对当世，也愧对历史。吴梅村深知此点，所以他复书侯方域，慷慨自誓，“陈己之志誓死不出”。但清廷对梅村这位江南遗民的精神领袖是志在必得的，“通迫万状，老亲惧祸，流泪催装。”(《与子憬疏》)人伦亲情素为厚重的吴梅村由于性格濡弱、顾惜生命，当此之时他终于屈服了。而屈服出仕就意味着明亡之后的隐居对吴梅村而言已不复是一个完整的事实，不过是暂时的调剂。

人并非在死亡的时刻才见出心性，实际上，在生命的自由状态受到胁迫时就往往可见出人的性情信念了。所以加谬才曾经那样说:“西西弗斯所有的沉默都在这里。他的命运属于自己，他的巨石也归于自己。”堡垒从来都不是从外部攻破的，内里的虚弱才会招致生命的质变。当甲申国变时，梅村在家人劝阻下能不死，本身就说明他的死志并不坚决二如果回溯更早时期的他的生命的流程，这种顾惜生，命、个性懦弱的特点就会看得更明晰:崇祯四年，梅村初列朝班，时为复社领袖的张溥收集权相温体仁“通内结党，援引同卿诸事，缮成疏稿”，交梅村弹劫。他顾虑入朝短暂，“于时局未习练，中情多怯，不敢应”，但梅村是张溥的人室弟子，他也不好违拗老师，“时温主持门户，操握线索者，德清蔡奕深为最”，于是“乃取温体仁疏稿增损之，改坐奕深。”(陆世仪《明季复社纪略》卷三)清朝定鼎北京后，吴梅村曾在定都南京的南明弘光朝任詹事府少詹事。但仅几个月后，他就辞职返乡了，因为他看出当时把持朝政的马士英、阮大械有意与复社士子东林党人为敌，为免后祸他连上数疏请辞。与此同时，他的好友，同为复社中人的陈子龙也连上数疏，却是条陈军国大计。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梅村虽亦不乏正直功利，也会有净言谏上，但这些须建立在对自身生命不受胁迫的情况下，明哲保身始终是他心灵的底色，隐藏在生命内里的对死亡的恐惧给吴梅村带来了生命的局限，这局限虽然让他在死生的抉择中暂时存留了肉体，然而却付出了比肉体更为重要的人格代价。

二

“生命既是无限的连续性，同时也是确定界限的自我。生命运动就像固定在某一点上似的，它不仅以某种方式固定在作为全部存在的自我上面，而且固定在所有经历过的的内容和客观性上面;不管经历哪一种具有固定形式的事物，生命都在某种程度上像陷入死胡同似的陷在里面。在明清易鼎之际的遗民的生命意识都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他们需要经受并顺应着历史朝代更迭的变迁，这是不以他们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另一方面他们时时又感到并拥有来于自我中心的个人存在，这种存在既昭示了他们的遗民身份也确认他们与周边世界所发生的伦理亲情的纽带关系。既然吴梅村选择了生，选择了不死节而出仕清廷，也就意味着他站在了明遗民伦理道德价值观的对立面。“在遗民，‘节’否已不是个人事件，其被认为与遗民群体相关。”是否以死为明殉节这件事，当它同遗民坚持抗清或顺应清人统治相联系后，那么死或不死就为吴梅村的生命意识赋予了更广阔而深厚的内涵。死有时是彻底的失败，而有时又是彻底的反抗。对遗民来说，民族大义让他们决定当国家面临异族占领时，他们当以生命来捍卫节操。自隘在特定的时候可以让你把脸从一个不堪忍受的时代那里转开。吴梅村是一代文坛盟主，复社魁首，国变之后他曾作了十年遗民。十年的隐逸虽不如死节那样令人称道，但亲待子养，人伦孝义原也无可厚非，纵然不死也绝不事二主，平静的日子令他保守了个人的清名。然而十年隐忍后他却终于弃大节于不顾。名节在封建社会就是社会道德和人生信仰的终结追求。生由父母主宰，死必须归还自己。而昊梅村竟把过往生命的追求就在生死一抉中否定了。惟其如此，他更不能被谅解，他的变节行为将永远不被遗民社会赦免，不被儒家伦理道德的执行者赦免。人本身是不具有谅解和赦免能力的，深受儒家伦理价值生命观熏染的他也无法宽有自身。当吴梅村由于亲情及个性中的软弱选择了仕清后，实际上这一抉择置人他的生命目的中已被塑造成了他的命运。他的生命想像已受到伤害，在伤痛磨难中的不堪重负的吴梅村无法再相信生命的美好。“身体有在世欲望，但没有选择价值偏好的能力，身体的影子—灵魂有能力选择价值偏好但没有在世的欲望，只有当影子的价值偏好被身体的欲望感觉充满，才会形成一种生命热情。肉体存在然而灵魂痛苦无比的吴梅村的生命在茫茫黑夜中漫游，他陷入了无止境的内心磨折中。

如果吴梅村出生再早几十年，或者明亡再晚几十年，他的生命轨迹就一定会如和平年代里的大多数士人一样，优国忧民地作官，忧时忧世地作诗。然而不幸的是他恰逢易代之际，那么，客观的改朝换代的外部情况就与他自身的生命意图产生了摩擦，这时他的个性中的儒弱、重情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让他在去意徊徨中最终选择了耻辱地活着。实际上，在变动的混乱而又茫然的易鼎之际，每个士人的灵魂都通过无数的命运、气氛和极端对立的时代，在生存与死亡之间徘徊。昊中峦为人所称引的“见危临难，大节所在，惟有一死”，张煌言所谓“义所当死，死贤于生;义所当生，生贤于死”等等诸如此类话语在遗民世界所占有的话语权把失节变成为捆束吴梅村心灵的道德绳索。在强大的社会道德审判面前，更可怕的是他在不断回忆明思宗对自己的恩情的自我归罪的个人生存状态，这一切使得仕清后的吴梅村在自己的眼里失落了自己，他的疲惫的身躯拖着憔悴而近于干枯的心灵在生死的边缘游走。“浮生所欠只一死，尘世无舞拾九还。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过淮阴有感，其二》)“君亲有愧吾还在，生死无端事总非。”(《追悼》)内心的巨大痛苦使得忏悔成为他余生的主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路，尘世中所有的道路都是个人的道路，“面对生命的无意义，人需要某种有意义的观念”。吴梅村自己放弃了生命中曾经执持的“忠”，所以在仕清后的岁月里，在不确定的生命流动中，生活中时时感到的踢天路地，无地自容，被社会道德和人格信仰所不容，使惊辣和卑微成为他最深沉的生命律动。

“人生时间约可分成两节，一为中岁以前，一为中岁以后，人生本体之施受与外物者，亦可别为情感及事功之二部。若古代之士大夫阶级，关于社会政治者言之，则中岁以前，情感之部为婚姻。中岁以后，事功之部为仕宦。”昊梅村冒天下之大不题仕清后，清廷并没有虚席以待，他在北京闲住了十个月才被任命为秘书院侍读。与他在明时的清贵名望相比，无异是折辱。付出了生命中坚守几十年的道德防线最后换来的却是如此境地。即便当初吴梅村只是苦于逼迫才出仕，心中并没有希冀什么，多年的“达则兼济天下”的熏染来始没在他的心底留下仕达的期许。然而，三年的仕清生涯给了这位曾经把求取功名当作人生的终极目标的儒生以最大的嘲讽。已经面临道德危机的灵魂再陷人政治失意的困境，其问所经历的艰难的摸索、怀疑、拒绝和辨认使生命在时间中流失的是那样的委琐。“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嫦娥》)李商隐在多年前写下的诗句是此际的吴梅村最好的心灵写照“人生盛名致宾客，失势人情谅非昔。”(《行路难十八首·其十》)这世上的灯火有那么多，然而没有一盏为他燃起，万家谈笑时，只有他被这个世界遗弃。生死抉择的过程在吴梅村的生命轨迹中滑落的太快了。

明清易代之际的士人选择死有时比选择生更容易，死既可以尽节又能彰显于世生命本就脆弱，生死往往也就是一念之问的事情。吴梅村在屡次称死后却终究来死，生性懦弱固然是主要因素，但对家庭的责任感和对生命本身的珍惜在客观上不能不视为是一种不从众的心理。但是他基于此所选择的仕清，虽然对于生命本身来说最初是理性和善行，可在生命发展过程中却变成为荒唐和折磨。而且无论如何他的这种生存都不能被称为勇气。生命往往依其自身的目的论出发来完成动作方式。选择出仕本身是痛苦的，然而真正北上仕清后的岁月就更像无边暗夜中的滞重叹息，让人在绝望里感到生命的累赘。“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自叹》)就是他充满挣扎的仕清后的矛盾写照。

经历了长长的痛苦的生命历程后，生命已成了需要摆脱的终极审判。也许在吴梅村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感受就象黑塞《荒原狼》中所说的“生活是一种永恒的充满痛苦的运动和激荡，是不幸的、痛苦的、支离破碎的，是令人颤栗而毫无意义的”所以临终他说“竟一钱不值何须说!”(《贺新郎·病中有感》)

三

清初士人处于与元初士人相似的社会境遇中。异族统治作为一种极为严酷的事实摆在他们面前。尽管明王朝的政治总是使士人一次次地失望甚至绝望，尽管他们也曾经在事前事后反复批评明朝的弊政和皇权的腐败，但是，当这个王朝真的被反叛的民众和异族的军队颠覆的时候，他们叉不能接受这种现实。就具有普遍性的士人心态而言，大致可分为三大类：一是恪守华夷之防，拒绝与异族统治者合作；二是勉强出仕为官，但内心却深感愧疚；三是堂皇出仕，认为理所当然。后一种人不足论，前两种人在文化价值观上又有两种趋向：一是继续坚持程朱理学精神，在存心养性上用工夫。这些人大都避居佛门或隐匿不出，著书立说以期延续汉文化之命脉，因此这类士人在心底里隐藏着对异族压迫的愤恨，在行为上追求独善其身，他们以遁世的表象掩盖精神上的积极进取、欲有所作为。诸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大儒均属于这类士人。另一类人则不如前一类人那样充实。他们由于精神上遭受了巨大创伤，对人世间一切价值追求都失去了信心与热情充斥他们心胸的是一种极强烈的忏悔之情，似乎对他们来说已然没有什么令人振奋的事情。吴梅村便是其中的典型人物然而这两类士人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都做出了自己文化上的重要贡献。前者不仅使儒学得以延续，而且还使之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后者则在叙述历史、抒写个人心中块垒的抒情中造就了“梅村体”的出世。当生命存在已没有意义时，吴梅村的诗人本色让他绝望地写作，仅仅在如此象征形式中才转化为一种希望的生存在灵与肉的磨折里他只能靠己身营构的知识来担当善与恶的生命抉择。在叙述他人和自己过往的生命变迁里，他编织出另一种时间和空间，而这时空置换中的感喟也可暂时消解自己的诗心与现实中的生不如死的境地的隔膜。

“大凡积怨积怒、积愤积郁者总要求‘凭臆而言’，因为他们除却作为心灵的载体如诗文词之类外，已一无所有。被时代的漩急浪涛、被黑暗的高压统制抛入深谷、网进牢笼，精神无所伸仰时，这种企谋保持一线个性的真诚自在的时空间隙。无疑是合理的而且是必然的。”

虽然吴梅村的生命是痛苦的，然而它毕竟存在着。那么他以诗人的敏锐与善感依旧能觉出无数苍生在易代之际所体味的悲欢离合。诗人的本性让他习惯于，即使处在生命的暗夜里也点一盏诗心的灯，在现实的社会里去继续自身痛苦未能噬尽的笔底尘缘。而这尘缘亦使得他的生命律动随着他人的生命历程变得强大有力，让他在笔端展现了直逼少陵的罕见的有丰富生命内涵的史诗。

顺治十四年江南科场案，一场大狱震撼江南举子。杀戮、流放之残忍均为史无前例梅村对此写过很多作品，借以抒发悲慨“人生千里与万里，黯然销魂别而已，君独何为至于此?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悲歌赠吴季子》)梅村在仕清之后无论再作何文，总是不由自主地会联系自己的遭际来感喟他人身世。所以哀苦情浓之词发抒于诗人笔端，动人的声韵节奏传达出的是抑郁难言之意蕴，“生非生兮死非死”堪称生死两难不由人的绝唱。《赠陆生》是为同罹科场案的才士松江陆庆曾所作，诗中的“习俗谁容我弃捐?才名苦受人招致”“古来贫贱难自持，一食误丧平生守”与前诗的“读书”致祸都是在借题发挥，表述自己的心意。失节仕清后的吴梅村成了双重意义上的苦役犯：既不能依据自由意志去创造自由的生活，又无法摆脱失节的耻辱，生命成了无法承受的没有尽头的过程。在体会他人命运多蹇之时，梅村借以感慨一己之苦涩。

“梅村体”诗歌的特点是；藻采被气韵淡化，词丽却不嫌浮艳，情愫激穿情节，状物摹人如在目前。读来一气呵成，绝无滞涩之感。《圆圆曲》向被称为“诗史风范和哀艳情韵相组合的第一名篇”，也是“梅村体”的典范之作。“当时祗受声名累，贵戚名豪竟延至。一斛明珠万斛愁，关山漂泊腰肢细。错怨狂风舾落花，无边春色来天地。尝闻倾国与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绮丽的辞藻与通篇佳构把时代的风云际会贯穿于英雄美人的遇合恋情里，在阅读爱情故事的华采辞章中见出诗人的超妙史笔。陈圆圆，明末江南名妓，传说本姓邢，名沅，字畹芬，小字圆圆。崇祯末年，吴三桂与陈圆圆一见倾心，宠爱无比。后率军驻守山海关，留圆圆居于京城吴家。甲申三月，李白成农民起义军攻下北京，据《清史稿-吴三桂传》载，陈圆圆被李自成部下大将刘宗敏夺去。吴三桂原已打算降李白成，率军赴京途中闻此信，大怒，马上返回关门，派人与多尔衮联系，引清兵入关，战败李白成，夺回陈圆圆。然而清兵也趁此定都北京，朝代更迭加上民族之变，吴三桂就此留“芳”百世。吴三桂以父母兄弟全家被杀，化为灰土为代价，终于保得美人而名垂史册。都说个人的爱情不能与历史的车轮抗衡，然而吴三桂竞“痛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缟素”与“红颜”及前引的“白骨”与“红妆”，用令人惊异的色彩对比带来了艺术上的冲击力，也留下历史的思考。时人多认为诗人在寓讽喻于风流旖旎的叙事形式中，把对吴三桂的深刻的诛心谴责融入末世的生命流程里。然而我感到的却是梅村在让读者随着他的叙述一悲三叹时，潜含的是对生命变故的不可知的惶惑。而且他在铺陈描绘的诗句中贯注了一种深沉的气脉，使那种仅仅关注政治或道德的劝百讽一在经过他个人身世遭际的思索后变成了对人生哲理的迫寻与探问：青史流名的“英雄”在不同的生前或死后的繁华与寂寥中，世人看到的都是史家定案，而这其中隐含的情愫又有几人愿去了解体昧呢?在《圆圆曲》里，梅村在感喟陈圆圆“当时祗受声名累”的同时，何尝不是在言说自己心底的苦楚；而他叹息吴三桂“妻子岂应关大计”之时，也是再次自道自己“脱屣妻孥非易事”，终为个人不能摆脱生命和家累而自叹自悔。

读吴梅村的诗词、乐府，故国旧君之思，往往流连言外。如“昔人一饭犹思报，廿载恩深感二毛”，(《过淮阴有感》)声有余哀，情文兼至。“死生总负侯赢诺，欲滴椒浆泪满樽”，(《怀古兼吊侯朝宗》)是对自我灵魂最深沉的忏悔。临终一词云；“万事催华发。论龚生、天年竞天，高名难没。吾病难将医药治，耿耿胸中热血。待洒向、西风残月剖却心肝今置地，问华佗、解我肠千结。迫往恨，倍凄咽。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艾炙眉头瓜喷鼻，今日须难决绝。早悲苦、重来千叠。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世事，几完缺。”(《贺新郎·病中有感》)悲愤自述，忏悔之心昭然可鉴。而他的绝命词云：“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须填补，纵比鸿毛也不如。”更是通过对自己铭心刻骨的谴责来表述了对己身苟活的否定。苟活显示了梅村直面人生的勇气，也显示了他告别人生的懦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