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范文10篇

器官范文篇1

关键词：犯罪；器官移植；刑事责任

Abstract:Whileorgantransplantationconducestorecoveryoftheinjuredorsickman’shealth,italsotriggersoffsomeissuesincriminallaw,onwhichheateddebatesareprovokedinlawcirclesallovertheworld.Consequently,statutesprohibitingsellinghumanorgansorcompulsorilymovingother’sorgansareenacted,which,tosomeextent,ishelpfultothemaintenanceofworldwideorderoflifeethics.InrecentChina,organtransplantationengineeringhasacquiredsubstantialaccomplishment.However,nospecificprovisionpertainingtothecriminalliabilityarisingoutoforgantransplantationhaseverbeenincorporated.Therefore,itisnecessaryforustosupplementprovisionsspecifyingillegalorgantransplantationandrelevantsanctionstotheCriminalAct.

KeyWords:crime;organtransplantation;criminalliability

器官移植是20世纪生物医学工程领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技术，是人类改变传统的药物治疗方式而使伤病器官恢复功能的一种新型医疗模式，它给医学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在基因治疗、人工生殖和器官移植三大领域中，器官移植的医学和法律实践最为成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重大进展。”［1］但是，因器官移植而引发的伦理和法律问题也最为复杂，有关刑事法律方面的问题自然也在其中。

一、器官移植及其对刑法带来的挑战

器官移植（organtransplantation）是指摘取捐献人具有特定功能的器官（也包括某些组织）的全部或者部分，将其植入接受人身体内以代替病损器官（或组织）的过程。在器官移植中，提供器官的一方被称为供体（或供者），而接受器官的一方则被称为受体（或受者）。在医学上，根据供体器官来源的不同，可以将器官移植分为四种：一是异种移植，也称跨种移植，就是将一种生物的器官移植到另外一种生物上，如将猴子的心脏移植到狗的身体内、将狒狒的肾脏移植到人体内等；二是同种自体移植，简称自体移植，即将同一生物个体某一部位的器官移植到该个体的另一部位上，如将人头部的皮肤移植到胸部；三是同种异体移植，即将同一种生物某一个体的器官移植到该种生物中的另外一个个体身上，如将张三的心脏移植到李四身上；四是人造机械器官移植，即用人造的机械器官作为供体器官，将其移植到受者身上。当前，“由于自体移植和异种移植不涉及供体权利的转移，一般不发生法律问题”［2］，发生刑事责任问题的可能性就更小。人造机械器官移植则由于更多地关涉供者的财产权利而较少涉及其人身权利，因而也极少产生刑事责任方面的问题，因此，我们这里所探讨的器官移植主要是指同种异体移植。

（一）器官移植的历史及现状

人体器官移植一直是人类长久以来的梦想。这一点，无论是在西方的神话传说中，还是在我国古代的神话故事中，都不难得到印证。早在公元前600年，古印度就有外科医师用从病人本人手臂上取下的皮肤来重整鼻子的传说，这种植皮术实际上是一种自体组织移植技术，它及此后的异体组织移植术成为今天异体器官移植手术的先驱。而我国也在约公元前430年就有了神医扁鹊为两人互换心脏以治病的传说。公元1世纪初，西方还流传有圣徒Cosmos和Domian把一名埃塞俄比亚死人的腿移植到一个白人身上的说法。但上述传说未能得到科学的印证，它们

更多地是反映了人类关于器官移植的美好愿望。近代移植实验开始于18世纪后期，有实验外科之父之称的Hunter医生在人身上成功地替换了前磨牙［3］。但器官移植真正得到认真研究并被实用化则是20世纪之后的事情。1902年，法国科学家卡雷尔（A·Carrl）和古斯里（C·Guthrie）发明了血管缝合技术，奠定了器官移植临床应用的基础。1936年，前苏联科学家沃罗诺伊（Voronoy）为一位尿毒症患者进行了最早的同种肾移植，但由于对免疫排斥机理一无所知而未采取任何免疫抑制措施，使得病人在术后仅存活了48小时即死去。之后，先后又有多位科学家进行了包括肾移植、皮肤移植等在内的多起器官移植，但均因在今天看起来十分清楚的免疫排斥问题而未能获得成功，“移植外科学因此而步入了黑暗的缓慢发展时期”［4］。

1940年代，皮特·梅达尔（PeterMedawar）在其同事弗兰克·伯内特（SirFrankBurnet）的帮助下，解释了免疫系统发现及排斥外来组织的原理，为移植免疫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使科学家们找到了以往器官移植屡屡失败的根源所在。在此基础上，1954年，美国科学家莫里（Murray）在一对双胞胎之间成功地实施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例有长期存活功能的肾移植手术，开启了人类器官移植的先河。1955年，修穆（Hume）在肾移植手术中使用了类固醇激素，使同种肾移植获得了新的进展。1959年，莫里和法国科学家哈姆伯格（Hamburger）各自采用给予肾脏移植的患者全身大剂量放射线照射以抑制异体排斥反应的方法，使非同卵双胞胎间的肾移植手术也获得成功。1960年代之后，医学界又陆续开展了包括肝移植、肺移植、心脏移植、小肠移植、胰腺移植等在内的各种同种器官移植。1978年，新一代免疫抑制剂环孢素问世，使临床同种器官移植的效果迅速提高。1990年代以后，移植学出现突破性进展，存活率、移植数目、开展器官移植的单位数量等都大幅增长，器官移植正日益成为常规手术。现在，器官移植作为一种综合性的医疗手段，在各国都得到了普遍应用。

（二）器官移植对现代刑法带来的挑战

器官移植技术的日益成熟及其在医疗临床上的广泛应用，为身患器质性疾病的病人恢复健康乃至延长生命带来了福音。器官移植极大地改进了传统的药物治疗方法，大大提高了病体的存活率与个体生命的质量，使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重获健康的希望。据了解，目前全球每年都有近7万人接受器官移植，许多人的生命在凋零之际因此而得以重生并再现生命的光彩［5］。但毋庸置疑，该技术的发展也引发了诸多伦理与法律问题，对当代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带来了挑战，其中包括对现代刑法理论与实践的挑战。器官移植中的很多问题都对传统刑法理论与制度带来了挑战。例如，在活体器官移植中，医生摘取供体器官的行为是否构成伤害罪？被害人的承诺可否作为免除医生承担刑事责任的理由？在尸体器官移植中，死者家属违背死者意愿而出卖其尸体器官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医生在未履行告知义务的情况下擅自利用他人尸体器官用于移植是否构成“盗窃、侮辱尸体罪”？……这些都是器官移植给现代刑事责任理论与制度带来的挑战。

器官移植给现代刑法理论与制度所带来的挑战显然远不止以上这些，因供体器官来源而引发的各类问题就是鲜明的例子。器官移植技术在其应用过程中遇到了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即供体器官严重缺乏。由于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相对较少而需要接受器官移植的人又极其众多，导致供体器官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器官移植发展的实际需要，很多患者只能在等待合适器官的漫长过程中痛苦地死去。在这种背景下，医疗实践中经常会因供体器官来源而引发一些刑事案件，如1998年发生在北京的“眼球丢失案”、2006年初发生在沈阳的“窃取骨髓案”以及2006年底发生在河北的“行唐案件”等。在罪刑法定已成为我国基本刑事司法理念的背景下，这些案件的发生及其处理结果都已对刑法正义带来了挑战。此外，围绕供体器官来源严重不足的问题，实践中也经常会发生买卖人体器官的情况，尽管国际社会普遍将这类行为视为犯罪而要求追究相关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但理论界关于刑事责任制度应否介入调整这种行为的争论却从来都未停息过。显然，如何从法理上阐释人体器官商业化行为的犯罪性问题已经成为现代刑法理论与制度面临的重大挑战。

二、国内外器官移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理论

器官移植是一种特殊的医疗行为，与传统医疗行为存在明显的区别。传统医疗行为的伦理基础是救治患者，这丝毫不涉及第三人的生命利益，而器官移植的出现则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点。由于跨种器官移植技术和人造机械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还远远无法适应医疗临床的实际需要，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器官移植都需要通过牺牲或损害一个个体的利益去挽救另外一个个体的生命，这就必然会涉及到第三人的权益损害问题。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器官移植自诞生之日起便饱受各国学者的争议，关于刑事责任方面的争论也在其中。当前，各国对器官移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一）医生摘取供体器官的正当化依据与不构成犯罪的条件

关于医生摘取供体器官行为的正当化依据，国外学者通常都将之归结为供体的同意，但在供体的同意能否单独作为医生摘取供体器官行为之正当化事由上则存在争论。法律伦理说认为，即使被害人对侵害其利益的行为表示同意，也要考虑根据该同意而实施的行为是不是为社会伦理所允许，同意而使行为正当化是社会上相当罕见的场合（社会相当性）［6］。因此，假如供体同意医生摘取其器官用于移植没有完全建立在现有生命伦理要求之上，则单纯的供体同意本身并不能作为医生摘取供体器官行为之正当化依据。例如，如果医生摘取器官的行为是建立在供者无效同意的基础之上（如患者的捐献可能会损及其生命），则这种行为并不免除其犯罪性。法益保护说则认为，如果被害人同意侵害自己的利益，则刑法所要保护的利益就不存在，或者说是实现了自己决定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被害人同意的行为原则上就应当是正当行为。“刑法将保护他人权益作为任务，在他人权益遭到侵害的场合，允许国家发动刑罚权进行干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侵害他人是违反他人的意思的。因此，即便说他人的权益受到了侵害，但如果该侵害不违反他人的意思的话，刑法就可以从该任务中解脱出来，没有必要将该侵害行为评价为犯罪。”［6］59以此为立足点，该说认为，在供体同意医生摘取其器官用于移植的场合，客观上并不存在法益侵害，既然无法益侵害，该行为也就属于正当行为。

关于医生摘取供体器官而致其受损害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国外学者的观点比较一致，即都认为在医生未取得他人有效授权或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从供体体内摘取器官的行为构成犯罪。相反，在符合一定条件下摘取供体器官的行为则应免除犯罪性。杰拉德·德沃金（GeraldDworkin）在1970年出版的《英格兰有关器官移植的法律》一书中提出过合法摘取器官的三个条件：（1）供者须给予了自由且知情的同意；（2）手术须为治疗性的目的，且为了患者的利益而进行；（3）须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7］。在德日等国，刑法理论上的通说认为，在下列条件下，为移植而摘取活体器官的行为不构成犯罪：（1）必须向移植器官供者充分说明，摘取器官可能对其身体健康带来危险性；（2）必须有移植器官供者基于真实意愿的承诺，即真诚同意捐献器官；（3）必须考虑移植器官供者自身的健康状况，只有在摘取器官对其不会有危险的条件下才能实行［8］。反之，如果采用欺骗、胁迫手段使移植器官供者作出承诺，或者没有供者的承诺而摘取其器官，或者在对移植器官供者有重大生命危险的情况下摘取其器官，则有可能构成犯罪。在1914年美国纽约州地方法院审理的SchloendorffvSocietyofNewYorkHospital一案中，BenjaminNathanCardozo法官就指出：“所有具有健全精神状态的成年人，都有决定对自己身体作如何处置的权利。医生如不经患者同意而对其进行手术，则构成伤害罪，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9］英国学者厄莱斯代尔·麦克林认为，双方的同意是器官移植有效而不构成犯罪的前提，然而，如果供体的同意可能会导致其死亡，则该同意就属于无效同意，此时医生就可能因为摘除供体的器官而承担刑事责任，除非该同意是出于供体的最佳利益考虑［10］。

笔者以为，知情同意是医生摘取活体器官进行器官移植得以正当化的重要理论支柱。然而，知情同意本身并不足以成为医生摘取活体器官的合法性依据，因为站在生命伦理学的立场上来考量，供体的同意能否成为摘取活体器官的合法性依据还要看该同意是否具备足够的合理性，即要求行为为法律和道德允许；行为对社会和本人有益；行为的实施遵循一定的理性规则［11］。否则，即便是在供体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摘取活体器官也依旧难免具有违法性乃至犯罪性。因此，医生摘取活体器官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方面的条件才得以免除刑事责任：（1）摘取器官须以移植为目的；（2）器官的摘取具有医学上的适应性；（3）在供者具有意思自治能力、能够自由做出捐献意愿的前提下，摘取器官须建立在供体

充分知情同意的基础之上，“任何违背知情同意原则的行为，都应受到刑事处罚”［1］289；（4）器官的摘取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及医疗操作常规，不会对供者今后的生活造成严重不良影响；（5）供者器官的捐献以无偿为条件，且不违反生命伦理。

（二）人体器官法律属性的界定

人体器官法律属性的界定，亦即人体器官是否为物的问题，是刑法学考察人体器官移植所必须予以正视的一个基本问题，因为人体器官的法律定性将直接决定某些人体器官移植行为的法律责任尤其是刑事责任。以偷取人体器官用于移植为例，假如我们将人体器官界定为一种具有财产性的物，则偷取器官的行为显然将构成盗窃罪，但假如我们将人体器官定性为一种具有人格性的实体，则偷取人体器官的行为显然就不构成盗窃罪。而在强摘他人器官、侵害植入体内的器官等情形下，显然也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关于人体器官的性质，法学理论界存在三种不同的学说：一是“物的范畴说”，认为人体器官或组织属于法律意义上的物。王利明主持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就采纳了这种意见，该《建议稿》第128条第2款规定：“自然人的器官、血液、骨髓、组织、精子、卵子等，以不违背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为限，可以作为物”［12］。二是“人物两分说”，该说认为，当人体器官未与人体相分离时应属于人的范畴，而当其与人体发生分离后则成为物。台湾学者史尚宽就认为，活人的身体，不得作为法律上的物，因为法律是以人为权利主体的，若以其构成部分（即身体的全部或一部分）作为权利的标的，则违背承认人格的根本观念。但人身之一部分自然地由身体分离之后，其部分已非人身，成为外界之物，当然应为法律上之物，而得为权利的标的。然其部分最初所有权，属于分离以前所属之人，可依照权利人的意思进行处分［12］。三是“人的范畴说”，认为人体器官并非法律上的物，而属于人的范畴，无论其是否与主体的人身相分离。因为人体器官作为自然人的人身组成部分，不具有财产性，即不能以经济价值来衡量。以此为基点，人体器官应当是身体权的标的而非财产权的标的。而作为自然人所依法享有的重要人格权之一，身体权的基本涵义和要求也就是要保持自然人身体完整性，任何破坏自然人身体完整性的行为均被认为构成对自然人身体权的侵害［13］。四是“受限定人的范畴说”，该说认为，自然人的人体器官非法律意义上的物，但是主体在一定条件下具有有限的处分权。因为从法理上说，法律意义上的物是指法律关系主体支配的、在生产上和生活上所需要的客观实体［14］。它应当以非人身性为前提，一切具有人身属性的实体均不应作为法律意义上的物。人体器官作为人身体的组成部分，具有自然性和人格性（人身性）两种属性：首先，就其自然性来说，拥有器官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动物所必然具有的生理特征和自然现象之一。从人体器官的产生来看，它是自然规律作用的结果，而非人为创造出来的。换言之，人体器官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属性。基于人体器官的这种自然属性，在不损害自然人生命健康的前提下，将人体器官与其身体相分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在医疗技术上也是可行的。其次，就人体器官的人格性（人身性）而言，人体器官是作为社会关系主体的自然人的身体构成部分，而自然人具有人格属性，这种人格属性集中体现为社会对自然人之存在及其作为社会关系主体的承认。这种社会承认既不会伴着自然人死亡而毁灭，也不会由于人体器官从自然人的身体中被剥离出来而消亡。相反，在自然人的身体器官被捐献或该主体死亡之后，这种承认依旧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而存在。人类社会已形成的传统的、对寄生于人体及其器官之上的生命健康的尊重和保护以及对人之遗体的敬畏与禁忌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证明。正是人体器官的人格（人身）属性决定了自然人在自由支配其人体器官时必然要受到道德、伦理以及法律等方面的限制。

在上述诸观点中，笔者赞同最后一种主张。关于人体器官的本质及其法律属性，笔者认为，人体器官是一种既具有自然属性又具有人身属性的客观实体，它既非法律意义上的人，也非法律意义上的物，而是一种应当受到法律特殊保护的“准物”。自然属性和人身属性是人体器官的两个基本属性，而人体器官的这两个属性决定了自然人对其人体器官具有有限的处分权利，其理由在于：人体器官作为一种“准物”，不是也不可能是法律关系的主体，而只可能是作为法律关系的客体存在，这就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处分人体器官提供了基本的法理依据。但是，人体器官虽然可以成为法律关系的客体，但由于其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构成部分所形成和具有的人格特质并不会随着其与原主体的脱离而立刻消失，相反，“这种人格特质在被捐献的人体器官被植入另一主体身体之前依旧存在，并成为人体器官区别于法律上的物的一个重要方面”［15］。这就决定了任何对这种“准物”的处分行为都必须要受一定的限制，而任何侵害这种“准物”的行为也都不可能完全依照财产法尤其是物权法的规则来处理。具体到刑法领域，人体器官或组织的这种特殊“准物”性质，决定了任何侵害这种“准物”的行为都不宜直接依照《刑法》关于财产犯罪（如盗窃罪、抢劫罪等）的规定来追究相关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三）医生摘取死者尸体器官之正当性

关于医生摘取尸体器官用于移植的正当性，绝大多数学者都是立足于利益衡量的立场去加以论证的。学者们大多认为，生命对任何人来说都属于最高利益，因此，相对于生者的利益而言，死者的利益只能处于次要地位。摘取尸体器官进行移植尽管对死者造成了一定侵害，但由于传统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都认为死者只能作为法律关系的客体而不能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因此，这种侵害的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不具有犯罪性。而在客观上，这种行为又拯救了另一个个体的生命，其实质是以一个相对较小的利益换取了一个更大的利益，属于紧急避险。而且，在伦理道德上，从尸体上摘取器官用于移植的行为具有对受体进行救助的崇高意义，这是为社会通行观念所认同和赞许的。以此为立足点，摘取尸体器官用于移植的行为应当是一种具有社会相当性的行为，而否定从尸体身上摘取器官用于移植的做法显然是不人道的，不宜为立法所提倡。但也有学者认为，医生摘取尸体器官的行为应构成尸体毁损罪。尸体毁损罪的立法意旨在于保护死者家属对死者的感情，即使对尸体有处置权的人也可能触犯此罪，换言之，纵然对尸体有管理处分权，甚至征得本人生前同意，仍不能阻却从尸体摘取器官的违法性［16］。

笔者认为，从法理上来说，生命法是生命伦理的法律化，是从生命伦理中分流出来的一种具有刚性的社会行为规范，它所维系的是最低限度的生命伦理。生命法学作为以生命法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学科，是以生命伦理学作为其理论来源的。因此，生命法律现象中的很多问题都必须从生命伦理学中寻找理论支撑。而站在生命伦理学的立场上来看，任何人都是平等、自主的主体，只有自己才具有处分自己利益的最高权利，“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是最高的主权者”［17］。以此为立足点，无论是摘取活体器官用于器官移植，还是摘取尸体器官用于器官移植，都必须建立在尊重器官所有者自主权的基础之上。任何违反自主原则而获得器官的行为都是为生命伦理所不容的、是不正当的，也都会对人类社会所赖以存续的生命伦理秩序带来冲击，从而危及整个人类社会的稳定。对于这种行为，法律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而不宜默许、纵容，更不宜倡导。对于那些违背自主原则利用器官并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的行为，刑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因此，医生摘取尸体器官的正当化依据也应当是知情同意。但即便是在知情同意的情况下，也必须首先要满足一定的条件，例如，应合乎法律的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具有医学上的适应性、符合医学操作常规并做好预后处理等。否则，正如后一种观点所指出的，纵然对尸体有管理处分权，甚至征得本人生前同意，仍不能阻却从尸体摘取器官的违法性。

（四）摘取脑死亡尸体器官是否构成犯罪

在尸体器官移植中，争议最大的问题莫过于医生摘取脑死亡者器官用于移植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总体而言，各国学者一般都认为，如果医生摘取脑死亡者器官的行为事前并未获得死者本人（在其大脑尚未进入伤病状态且意识清醒时）或其家属的同意，则该行为构成犯罪。但在具体构成何种犯罪上面，承认脑死亡和未承认脑死亡的国家或地区通常有着较大差异。具体而言，在立法上已经承认脑死亡的国家和地区，通常认为医生未经同意而摘取脑死亡者器官的行为构成损坏尸体罪或侵害死者尊严罪；而在那些立法上尚未准允脑死亡的国家和地区，这种行为则构成故意杀人罪。

那么，对医生已经获得同意而摘取脑死亡者器官用于移植的行为应如何定性呢？对此，学者的意见并不一致。在日本，多数学者认为，如果承认脑死亡，则在获得同意的基础上，医生可以摘取脑死亡者的器官用于移植而不构成犯罪，即“从脑死说的立场出发，认为摘除器官的行为在外形上符合损坏尸体罪的构成要件，但是，通常情况下，由于移植而获得的利益（维持或者延长被植入者的生命）比因为摘除器官而产生的不利（侵害对作为捐献者的尸体的虔诚感情）要大得多，因此，移植器官的行为是合法的”［6］70。而与此相对的少数学者则认为，即便不承认脑死亡，如果有器官提供者生前的同意，也可能摘取其器官进行移植，但是，即使是同意，那也构成故意杀人罪，仍然具有可罚性［18］。

笔者以为，在目前人类医学发展已经证明脑死亡才是人真正死亡的情况下，对传统心死亡观念的坚守其实是对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拒绝。我国法律应当成为引导人们观念的“导航塔”，尽快认可脑死亡的概念，即便不愿明确承认脑死亡，也不应再抱残守缺，过多地干涉已为医学界所接受并已在医疗临床上频繁操作的摘取脑死亡者器官的行为。因此，对于那些已经获得同意而摘取脑死亡者器官用于器官移植的医务人员的行为，法律不宜以犯罪待之，更不宜对其科以刑罚。

（五）盗取和强制摘取他人器官应如何被追究刑事责任

“刑法上，器官的摘除客观上是与伤害罪的构成要件相符的，对捐赠者来说，又不属于治疗行为，但对于受者即患者来说，具有伦理性、社会相当性，因此，在得到捐赠者真心同意的情形下，阻却其违法性，摘取器官并不构成犯罪。”［16］185然而，一旦器官捐献违背了捐献者的自由意志，则会因违背公序良俗而失去其正当性，成为对社会具有严重危害的犯罪行为。目前，由于在对人体器官的定性上存在争议，学者们对盗取他人器官和强制摘取他人器官的行为应构成何种犯罪以及应如何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问题存在严重分歧。具体来说：（1）在盗取他人器官的问题上，主要存在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盗取他人器官、组织、精液、血液等，只能认定为对所有权的侵害，而不构成对人格权的侵害［19］。以此为基点，盗取他人器官或组织的，应构成盗窃罪，应依盗窃罪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与之相对的观点则认为，人体器官是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明显的人格性，即使身体的组织、器官已经离开了人体，也应当将其视为身体的一部分，而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一般的物［20］。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盗取他人身体器官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而应构成侵犯人身尊严方面的犯罪（如侮辱罪），应当依据《刑法》关于尊严类犯罪的规定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2）在强制摘取他人身体器官的问题上，也存在两种看法。有学者认为，人体器官属于物的范畴，强摘他人身体器官的行为构成抢劫罪，应依抢劫罪来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但也有学者认为，人体器官并不是物，它依旧属于人的范畴，强摘他人身体器官的行为应构成非法拘禁罪或故意伤害罪。以本文关于人体器官性质的界定为立足点，笔者以为，无论是偷取他人器官的行为还是强摘他人器官的行为，都不构成盗窃罪或抢劫罪等财产性犯罪。由于这类行为所侵害的具体对象及客观方面的差异，其将构成何种犯罪亦即将被依照何种犯罪追究刑事责任，须视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1.偷取他人器官之刑事责任

根据侵害对象之不同，偷取他人身体器官的行为可以分为偷取活人身体器官与偷取死者尸体器官两种情况。在这两种不同情况下，行为人将构成不同的犯罪，并应当被依法追究不同的刑事责任。首先，就偷取活人身体器官而言，应具体区分两种情形：一是在偷取活人器官时附带发生了致人重伤或死亡的结果；二是在不损害他人生命健康的情况下偷取他人身体器官（如偷取他人骨髓、血液、皮肤、卵子等情况）。就第一种情形而言，这种行为实际上已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或“过失致人死亡罪”［21］，因此，应当依据《刑法》对“过失致人重伤罪”或“过失致人死亡罪”的规定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而就第二种情形来说，则应当在《刑法》中增设“非法侵犯他人身体罪”这样一种无伤害型的活体器官侵权犯罪，并配设相应的刑事责任。其次，就偷取尸体器官而言，则应当区分三种情形：一是为了牟利或出于其他有损死者人格尊严的目的而偷取尸体器官；二是在特别紧急情况下偷取尸体器官用于医学科研或器官移植；三是在非紧急情况下偷取尸体器官用于医学科研或器官移植。笔者以为，对第一种情形，应依照《刑法》关于“盗窃、侮辱尸体罪”的规定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21］；对第二种情形，可以依照《刑法》关于“紧急避险”的规定，免于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21］，但在司法实践中，司法者须严格限制“紧急情况”的适用范围，避免“紧急避险条款”的滥用；而对于第三种情形，则应当在《刑法》中增设“非法利用尸体、尸体器官罪”这样一种专门针对尸体侵害的犯罪来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21］。

2.强摘他人器官之刑事责任

根据侵害对象的不同，强摘他人身体器官的行为也可以分为强摘活人器官与强摘尸体器官两种情形。首先，强摘活人器官主要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强摘器官后客观上造成了受害人死亡或严重伤害；二是强摘器官后未对受害人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笔者以为，前者构成杀人罪或伤害罪，应依照《刑法》关于杀人罪或伤害罪的规定来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而对于后者，我国现行《刑法》中则尚无直接适用于这种情形的适宜罪名，在这种情况下，宜修改《刑法》的规定，增设“非法侵害他人身体罪”这样一种专门保护公民身体权的犯罪，并确立适宜的刑事责任。其次，强摘尸体器官显然也会存在两种情形：一是在死者本人生前同意而其死后家属不同意的情况下强摘尸体器官；二是在死者生前明确表示拒绝捐献遗体或器官而其死后家属也不同意捐献的情况下，强摘尸体器官。对于前者，由于死者本人生前已经同意捐献遗体或器官，只是由于死者去世后其家属违背死者意愿拒不捐献才导致出现的强摘，因而这种所谓的强摘实际上并不违背真正有权处分自己遗体或遗体器官的死者本人意愿。在这种情形下，不宜将医生强摘尸体器官的行为视为犯罪，更不宜追究医生的刑事责任。但医生在摘取尸体器官时，应当尽可能地取得死者家属的配合。同样，对于家属阻挠摘取死者器官的行为，法律显然也不宜将之视为犯罪而追究死者家属的刑事责任。对于后一种情形，则应当将其视为犯罪。然而，由于我国现行《刑法》中尚无直接适用于这种行为的合适罪名，因此，宜修改《刑法》，增设“非法利用尸体、尸体器官罪”。

（六）人体器官交易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理论

器官移植得以顺利开展的前提是要有合适的供体器官，然而，由于医疗临床上需要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人数众多但自愿捐献者又数量有限，从而导致供体器官的数量远远无法满足实际移植的需要。在这种背景下，人体器官买卖问题便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不少学者开始考虑能否通过商业交易来获取医疗临床上所急需的人体器官。他们主张建立人体器官市场，允许器官的转让。这样一可以解决供体器官短缺的问题，有利于救死扶伤，促进医学进步；二可以通过市场机制使转让人的损失得到公平补偿，防止非法交易；三可以通过买方与卖方所达成的协议，确保器官的正常用途［22］。“如果允许人体器官交易，就可以增加供体器官的来源，而依据自主原则，人们应当被允许依其意愿来处理其自己的身体，包括出卖自己的器官，人体器官的买卖可以帮助那些因得不到器官而将死的病人。”［17］151但也有人认为，人体器官买卖应当被禁止，理由是：（1）人体器官买卖会造成富人对穷人的剥削，因为穷人更有可能会出卖自己的器官；（2）人体器官买卖会使器官的出售者处于手术的风险与痛苦之中；（3）如果允许人体器官买卖，将会导致人体构件乃至人的商品化；（4）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自愿同意将自己置于这样一种风险之中；（5）如果允许捐献者获得补偿，则会损害现有的以利他为特征的器官捐献体制［17］151。而从民法学的角度上来看，人体器官作为人格利益的载体，不能成为物权的标的，而且人体器官不具有财产性，不能作为物来交易。以此为基点，对人体器官的买卖、担保、抵债，应视为违反公序良俗，其行为不应有效［23］。正如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雷尼·福克斯所指出的：“人体器官移植从一开始就不是偶尔为之的，也不是可有可无的；人体器官的移植建立在这样的一种信念的基础上，即人体和无偿捐赠器官都是难能可贵的，不能将它们商品化……尽管器官移植有时可能会触犯禁忌，但是以无偿捐赠为基础的移植，仍不失为一种道德而富有意义的做法。”［24］

站在生命法学的立场上来看，人体器官买卖是一种严重损害人格尊严的行为，如果允许人们随意转让器官，无异于明确承认人格的商品化，而人格的商品化则有可能诱发道德风险，导致自杀甚至是谋杀。同时，人体器官买卖也会造成权利人自身的损害，人们可能因为生活所迫而出卖自己的器官，甚至可能无视自己的身体健康、为谋取一时的利益而进行身体器官交易，以致给自己身体造成严重损害。正因为如此，无偿捐献和反对人体器官商品化已经成为现代器官移植立法的主导趋向，为了贯彻人体器官无偿捐献的理念及防止人体器官商业化交易，国外刑法学界大都主张应当对此设置专门的罪名。有学者甚至认为：“为了贯彻器官提供的无偿性原则，在活体上摘出（器官）的场合，有必要要求供体与受体之间具有紧密的近亲关系”［25］，以此避免人体器官商业化的泛滥。尽管目前供体器官严重缺乏依旧是困扰器官移植的主要障碍，而人体器官买卖客观上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供体器官的紧张情况，但可以肯定的是，利用刑事责任制度防止人体器官的商业化依旧是今后国外学界的主流声音。

三、国内外器官移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制度

伦理主义法学派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通常依赖于三种社会秩序的稳定，即社会政治秩序、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伦理秩序，在这三种秩序中，社会伦理秩序具有主导性，它决定着人类社会政治秩序与经济秩序的和谐乃至存续。“任何社会制度的基础都是道德秩序”［26］，“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之所以能够维系一定的社会伦理秩序，就在于这种伦理关系的基本稳定，就在于这种伦理关系所滋生出来的社会认知与情感内容的某种公度性”［27］。犯罪作为行为人对人类所赖以存续的各种伦理道德的最严重蔑视与公然违反，是直接危及人类社会存续的一种反社会行为。人体器官移植过程中所引发的各种犯罪现象是对人类社会长久以来所赖以存续的生命伦理秩序的公然破坏，其存在必将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为此，很多国家和地区都专门针对人体器官移植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类违法犯罪进行了刑法规制。

（一）有关活体器官移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制度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立法及医疗实践中承认了活体器官移植得以正当性，然而，为了使活体器官移植得以有序开展，各个国家和地区无一不对活体捐献的程序和条件进行了严格规定，而构成犯罪的器官移植通常都是由于不符合这些条件或程序所导致的。从这些规定来看，各个国家和地区基本上都将违背供体意旨而进行活体器官移植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在英国，根据1989年《人体器官移植法案》，活体器官移植必须满足以下条件才合法：（1）医生已就捐献的风险和程序向捐献者作了说明和解释；（2）捐献者理解了这种说明和解释；（3）供体的同意不是通过强制或物质诱惑而获得的；（4）供体知悉他有随时撤回捐献的权利……以此为前提，供体的同意是医生摘取其器官用于移植而不构成犯罪的前提，然而，如果供体的同意可能会导致其死亡，则该同意就属于无效同意，此医生就可能因此而承担刑事责任，除非该同意是出于供体的最佳利益考虑［10］103。在蒙古，使用暴力或胁迫手段非法采集人体器官或人体组织的，要被处4年以下徒刑，或者并处禁止3年内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特定职业的刑罚；而明知是孤立无援的人或利用物质上或其他方面的优势而使用暴力或胁迫手段非法采集人体器官或人体组织的，则要被处以5年以上10年以下徒刑，或者并处禁止3年内担任一定职务和从事特定职业的刑罚。在俄罗斯，器官摘取必须以供体的自愿捐献为前提，违者将被追究刑事责任，《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120条为此明确规定：“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强制摘取人的器官或组织做移植的，处4年以下的剥夺自由，并处或不并处3年以下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犯罪人明知他人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或在物质方面或其他方面处于对犯罪人的从属地位而对其实施上述行为的，处2年以上5年以下的剥夺自由，并处或不并处3年以下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而在法国，其《公共卫生法典》也对器官移植的条件与程序进行了严格限定，如禁止摘取未成年人活体器官、摘取成年人活体器官须以具备医学上的必要性为前提且须获得捐献人之自愿同意、移植必须在得到法定机构批准的基础上进行等，如果医生违反这些规定，都将会被追究刑事责任［28］。

相比之下，《澳大利亚联邦刑法典》中关于活体器官移植犯罪的规定则是目前世界上最为严厉的。该法典第268.96条规定：“如果符合下列情形，则行为人的行为构成战争罪中的为移植而输出血液、切除组织和器官罪：（a）犯罪人为了移植而从一人或数人的身体上转移血液、组织或器官；而且（b）在转移血液的情形中——该转移：（1）不是为了输血；或（2）在没有此人或数人同意的情况下；而且（c）在转移皮肤的情形下——该转移：（3）不是为了移植；或（4）在没有此人或数人同意的情况下移植；而且（d）该转移的目的不是为了治病；而且（e）该转移不是在和一般可予接受的医疗标准相一致的条件下执行，也不是为了此人或该数人或接受者的利益而有计划的实施；而且（f）此人或该数人作为某一国际武装冲突的结果被敌方所掌控、拘禁、扣押或者其他方式的剥夺；而且（g）行为发生在某一国际武装冲突中，或者与某一国际武装冲突有关。”依据《澳大利亚联邦刑法典》的规定，对这类犯罪可判处25年监禁。

总体而言，知情同意是大多数国家采用的器官获取原则。对于活体器官移植，医院和医师应当告知供体关于器官摘取所涉及到的手术性质、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和可能的风险等信息，捐赠者本人应当对上述信息有清晰的认识，在没有任何不当干涉和影响的情况下自主、明示地做出同意捐献的意思表示［5］207。

在活体器官移植方面，不少国家和地区除了专门规定强制摘取器官、欺诈摘取器官等违反自愿知情原则的犯罪及其刑事责任之外，还规定了活体接受瑕疵器官移植的刑事责任问题。《蒙古国刑法典》第102条、第105条就对此作了明文规定。根据这些条文的规定，“因无资格配制、移植人体器官或人体组织而造成疾病、残疾或者死亡结果的，处3年以下徒刑，或者并处禁止3年内从事医疗职业。从事制造业、贸易业的员工或者药品采购者，没有对其出售的人体器官或人体组织进行艾滋病病毒检测，因而将艾滋病传染给他人的，处以最低工资额51倍以上100倍以下的罚金，并处禁止3年内担任一定职务和从事特定职业的刑罚；或者并处以3年以下徒刑。医务人员过失传染艾滋病或艾滋病病毒的，处以4年以下徒刑。”《瑞士联邦刑法典》第231条规定了故意或过失传播疾病罪，对包括利用器官捐献或移植而传播危险的、可传染的人类疾病的行为进行了惩罚性规定。《芬兰刑法典》也规定了危害健康罪，对利用器官捐献传播危险性疾病而对他人生命健康造成一般危险的，处以4个月以上4年以下的监禁。俄罗斯、法国、丹麦、意大利、韩国等国家也都在刑法中设置了类似的犯罪。这说明，对于瑕疵器官移植所引发的刑事责任，尤其是对于利用器官捐献与器官移植故意传播危险疾病的刑事责任，各国还是相对比较重视的。

（二）有关尸体器官移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制度

一般认为，医生为移植而摘取尸体器官，应该以自愿捐赠为原则，不能违背死者本人或其近亲属的意愿，否则就是非法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通常情况下，医生摘取尸体器官前，必须充分考虑死者生前是否有捐献器官的意思表示和死者近亲属现在是否同意捐献死者的器官。对此，各国器官移植法往往都有明文规定，只不过在具体条文上略有差异。而围绕尸体器官移植所引发的犯罪基本上也都是由于医生未在知情同意的基础上利用尸体所导致的。在英国，根据1961年《人体组织法》的规定，医生必须出具死者生前明确同意捐献遗体器官的证据才可以从死者身上摘取器官，且必须严格根据死者的要求摘取相应的部分，否则，便可能会被诉之以罪责。在法国，尸体受到严格的法律保护，任何未经死者本人生前同意或其家属同意而私自处理其遗体或摘取其器官的行为都构成对死者尸体之侵犯，将会被处以1年监禁并科15000欧元罚金；法人实施这类犯罪的，也将被科以刑事责任。而日本、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刑法典或器官移植法中也都有类似的规定，只不过所追究的刑事责任的大小有所不同。

在尸体器官移植方面，各国规定差别比较大的是对利用脑死亡者器官行为的处理。由于受文化、习俗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各个国家和地区对脑死亡的认同和接受程度大不相同，有些国家制定了本国的脑死亡法，明文规定脑死亡为人的死亡标准，有些国家虽未制定脑死亡法，但也默许医学临床实践中的脑死亡判定操作，而有些国家则不认可脑死亡。在这种背景下，各国对利用脑死亡者器官进行器官移植的做法往往有着不同的评价。具体而言，在那些已制定脑死亡法的国家，一般都允许利用脑死亡者遗体或器官，而医生通常不会担心因此而承受刑罚的问题；在那些未制定脑死亡法但认可实践中的脑死亡操作的国家和地区，刑法通常仅追究那些因利用脑死亡者遗体器官而造成较为恶劣社会影响的医生的刑事责任；而在那些尚未对脑死亡加以立法且实践中也不认可脑死亡操作的国家，医生利用脑死亡者器官的行为则通常会被以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但勿庸置疑，无论是在已制定脑死亡法的国家和地区，还是在那些未制定脑死亡法的国家和地区，未经死者或其家属同意而利用其遗体或器官的行为都是非法的。至于是否将追究医生的刑事责任，则要视其行为所造成的影响和危害是否已突破了各个国家与地区法律所容许的底线而定。

（三）有关人体器官商业化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制度

严惩人体器官商业化犯罪，是目前各个国家和地区在规范人体器官移植方面的基本刑事立场。为此，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制定了专门针对人体器官商业化运作的法律，如英国1989年的《人体器官移植法案》、日本1997年的《器官移植法》以及我国香港地区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等。

英国1989年的《人体器官移植法案》（HumanOrganTransplantsAct1989）明确禁止人体器官的商业化运作，该法第1（1）条规定：“如果行为人在英国：（a）为提供已经或将要于英国或其他任何地方之去世或在生的人身上摘除并将被移植于另一人体内的器官或为意图提供这样的器官之要约而作出或接受付款，（b）谋求寻觅愿意为获取付款而提供该器官的人或为获取付款而要约提供该器官，（c）提出或商议涉及为该器官的提供或提供该器官的要约而作出付款的任何安排，d）参与管理或参与控制其所从事的事务包含或包括提出或商议作出任何这种安排的法人或非法人社团，则其将构成犯罪［10］107”。此外，该法第2（1）条规定：“行为人如果在英国：（a）从活体身上摘取拟移植入另一人体内的器官，或（b）移植从活体身上摘取的器官到另一人体内，则将构成犯罪——除非器官被植入者与器官供应者有基因联系。”所谓“有基因联系”，主要是指器官捐献者是受体的血缘双亲或子女、具有全部或一半血缘的兄弟姐妹、生物学父母任何一方的具有全部或一半血缘的兄弟姐妹，以及具有全部或一半血缘的兄弟姐妹的生物学子女或生物学父母任何一方的具有全部或一半血缘的兄弟姐妹的生物学子女。（厄莱斯代尔·麦克林.医疗法简明案例［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105.）)日本1997年7月16日实施的《器官移植法》也明确禁止人体器官的商业化操作，该法第20条规定了非法出售人体器官罪、非法买受人体器官罪、从事人体器官买卖中介罪以及为获利而非法为他人实施器官移植罪四项犯罪，并规定对这些犯罪可以分处或者并处5年以下徒刑或500万日元以下的罚金；而对法人从事上述犯罪的，除了处罚行为人以外，对法人或者该自然人也科处各条例规定的罚金刑。(注：日本《器官移植法》第11条规定：“1.任何人不得接受、要求及约定作为提供移植手术使用的器官对价的财产利益。2.任何人不得接受、要求以及约定作为提供或者接受移植器官对价的财产利益。3.任何人不得接受、要求以及约定为提供或者接受移植器官进行中介，以及作为中介对价的财产上利益。4.任何人不得为提供或者接受移植器官进行中介，以及提供、要求或者约定作为接受中介对价的财产利益。5.任何人都不得在知晓某一器官违反上述各项规定的任一条款行为有关事实的情况下，摘除该器官或者将该器官用于移植。6.上述第1项到第4项的对价包括交通、通信，用于移植手术器官的摘除、保存或者运送，以及移植手术所需的费用。但是，不包括提供用于器官移植手术，接受移植，或者通常为此所需的必要的、能够为人们认可的必要费用。”)1995年澳大利亚北方区《人体组织移植法》第24条也规定，从事人体组织或器官买卖活动的，处500元罚金或3个月监禁。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则规定得更为详尽，该《条例》第4条明文禁止将人体器官作商业交易，并规定：“（1）任何人就任何已经或将会于香港或外地自任何去世或在生的人身上切除，并拟于香港或外地移植于另一人体内的器官，在香港作出以下行为，都属犯罪：（a）为该器官的提供或提供该器官的要约而作出或接受付款；或（b）谋求寻觅愿意为获取付款而提供该器官的人或为获取付款而要约提供该器官；或（c）提出或商议作出任何安排，而该等安排涉及为该器官的提供或提供该器官的要约而作出付款。（2）任何人参与管理或参与控制属法社团或不属法社团的团体，而该团体从事的事务包含或包括提出或商议作出第（1）（c）款所提述的任何安排，该人即属犯罪。（3）在不损害第（1）（b）款的规定下，任何安排或安排分发，或知情地或知情的分发以下广告，即属犯罪：（a）邀请任何人士为获取付款而提供任何已经或将会于香港或外地自任何去世或在生的人身上切除，并拟于香港或外地移植于另一人体内的器官的广告，或为获取付款而要约提供该等器官的广告；或（b）显示刊登广告的人愿意提出或商议作出第（1）（c）款所提述安排的广告。……（8）任何人犯本条所订罪行，如属首次定罪，可处第5级罚款及监禁3个月，其后各次定罪，均可处第6级罚款及监禁1年。”此外，根据该《条例》第5条的规定，任何人如果自任何在生的人身上切除拟移植于另一人体内的器官；或将切除自任何在生的人身上的器官移植于另一人体内，即属犯罪。犯这类罪行的，如属首次定罪，可处第5级罚款及监禁3个月，其后各次定罪，均可处第6级罚款及监禁1年。(注：从该《条例》的立法目的来看，《条例》制定的主要动机在于防止人体器官交易商业化运作。因此，其器官移植犯罪的种类相对集中于商业化的器官移植犯罪及个别其他相关犯罪，对其他类型的器官移植犯罪则缺乏规定。)

除此之外，法国、德国、美国、加拿大、新加坡、智利、西班牙、津巴布韦以及我国台湾、澳门地区等也都明确禁止人体器官的商业化操作，并明确将人体器官的商业化规定为犯罪而科以刑罚。

四、我国大陆地区器官移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立法当前，伴随着我国器官移植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医疗临床上的广泛应用，相关的犯罪现象也越来越多，这已经成为困扰我国器官移植技术健康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负面问题。为此，我国卫生部于2006年3月专门制定了旨在规范人体器官移植活动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而国务院也于2007年3月出台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为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的飞速发展与广泛应用提供了重要法律保障。然而，由于上述立法只是行政法规和规章，无权直接规定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过程中所引发的刑事责任问题，而只能在法条中设置一些诸如“依法承担刑事责任”之类的刑事指引条款，因此，对我国现行的刑事法律制度与司法实践来说，人体器官移植所带来的许多挑战依旧存在。在这种背景下，加强对器官移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应对制度的理论探讨，已成为促进该技术进一步发展所必须予以正视的一个重要现实问题。

（一）我国大陆地区有关器官移植的立法及其对器官移植犯罪之刑事责任的规定

我国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极其迅猛。自1960年我国开展第一例器官移植手术以来，器官移植已在我国医疗临床上走过了近50年的发展历程，在器官移植的数量上，我国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是器官移植技术最发达且应用最普遍的国家之一。然而，相比于欧美其他国家，我国大陆地区在器官移植方面的立法步伐却显见滞后。我国器官移植立法是从地方立法起步的。一般认为，我国首部地方性器官捐献移植法是2001年3月1日开始实施的《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注：但也有学者认为，《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并不是我国首部地方性器官移植法，因为该《条例》并没有将器官移植纳入立法范畴。参见：陈伟芳，陈洁.对《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一文的商榷［J］.上海法学研究，2002（4）.)而深圳市于2003年8月22日出台的《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则是我国首部地方性人体器官移植法。此后，福建省又于2005年6月2日制定了《福建省遗体和器官捐献条例》。2006年3月，卫生部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该规章是我国大陆地区第一部器官捐献移植法，在此基础上，2007年3月国务院出台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以效力层级更高一级的行政法规形式对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作出了规范。除此之外，我国现行《刑法》中已有的“非法行医罪”、“医疗事故罪”、“盗窃、侮辱尸体罪”以及“故意伤害罪”等也可以适用于围绕人体器官捐献移植而引发的个别犯罪。(注：关于我国现行《刑法》中某些犯罪在器官移植方面的适用，已有学者进行了论析。参见：康均心.人类生死与刑事法律改革［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407-423.)在这些立法的规范和引导下，我国的人体器官捐献移植工作正在步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目前，无论是地方性的人体器官移植立法，还是人体器官移植中央立法，均已在我国起步。综观这些立法，我们不难发现，大多数法规和规章都对因器官移植而引发的法律责任问题进行了规定，有些法规和规章甚至还涉及到了器官移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如《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国务院颁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等。(注：例如，《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25条规定：“违反本条例，有下列情形之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行事责任：未经公民本人同意摘取其活体器官的；公民生前表示不同意捐献其本人器官而摘取其尸体器官的；摘取不满18周岁公民的活体器官的。”)然而，受制于《立法法》的规定、立法技术以及罪刑法定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这些规定难以在规范和应对器官移植犯罪方面真正发挥其“刑事指引性条款”的作用。在我国《刑法》未明确规定器官移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情况下，这些规定大多成为具文。以《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对人体器官买卖犯罪的规定为例，尽管该《条例》第25条规定了“买卖人体器官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由于我国《刑法》未设置“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罪”，该规定基本上形同虚设。而类似的情况在其他一些法规或规章中也同样存在。

（二）我国大陆地区器官移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立法建议

随着我国器官移植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医疗临床上的广泛应用，器官移植的负面效应正在逐渐显现，很多违法犯罪现象都在器官捐献与移植过程中产生，1998年发生在北京的“眼球丢失案”与2006年发生在河北的“行唐事件”等都是例证。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刑法手段防止器官移植犯罪的发生，已成为今后我国刑法必须肩负起的一项重要使命。然而，由于我国《刑法》并没有设置器官移植方面的专门犯罪，缺乏对器官移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实质性规定，面对实践中屡屡发生的器官移植犯罪，司法者因受制于罪刑法定而只能参照刑法中涉及人的生命健康保护的传统犯罪来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而在更多情况下则对器官移植犯罪束手无策。(注：例如，面对医疗实践中的各种买卖及变相买卖人体器官的行为，司法者往往听之任之，刑法在防范这类犯罪方面难以有更好的作为。在此背景下，笔者以为，有必要修改我国《刑法》的规定，在其中增设有关器官移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方面的制度。具体来说，应在《刑法》中增设以下具体罪名：“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罪”、“走私人体器官罪”、“非法从事人体器官买卖中介服务罪”、“非法商业存储人体器官罪”、“非法利用尸体、尸体器官罪”、“非法侵害他人身体罪”以及“非法刊登人体器官买卖广告罪”等。对于这些犯罪，《刑法》应设置适宜的刑罚，以保证相关犯罪人受到合理有效的刑事责任追究，从而保障我国器官移植技术的健康发展和理性应用，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公共卫生福利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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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范文篇2

第一条为了规范人体器官移植，保证医疗质量，保障人体健康，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人体器官移植，适用本条例；从事人体细胞和角膜、骨髓等人体组织移植，不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人体器官移植，是指摘取人体器官捐献人具有特定功能的心脏、肺脏、肝脏、肾脏或者胰腺等器官的全部或者部分，将其植入接受人身体以代替其病损器官的过程。

第三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不得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的活动。

第四条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负责全国人体器官移植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人体器官移植的监督管理工作。

各级红十字会依法参与人体器官捐献的宣传等工作。

第五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有权向卫生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举报；对卫生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未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行为，有权向本级人民政府、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举报。接到举报的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对举报应当及时核实、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向举报人通报。

第六条国家通过建立人体器官移植工作体系，开展人体器官捐献的宣传、推动工作，确定人体器官移植预约者名单，组织协调人体器官的使用。

第二章人体器官的捐献

第七条人体器官捐献应当遵循自愿、无偿的原则。

公民享有捐献或者不捐献其人体器官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强迫、欺骗或者利诱他人捐献人体器官。

第八条捐献人体器官的公民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公民捐献其人体器官应当有书面形式的捐献意愿，对已经表示捐献其人体器官的意愿，有权予以撤销。

公民生前表示不同意捐献其人体器官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捐献、摘取该公民的人体器官；公民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其人体器官的，该公民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以书面形式共同表示同意捐献该公民人体器官的意愿。

第九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摘取未满18周岁公民的活体器官用于移植。

第十条活体器官的接受人限于活体器官捐献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有证据证明与活体器官捐献人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员。

第三章人体器官的移植

第十一条医疗机构从事人体器官移植，应当依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申请办理人体器官移植诊疗科目登记。

医疗机构从事人体器官移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与从事人体器官移植相适应的执业医师和其他医务人员；

（二）有满足人体器官移植所需要的设备、设施；

（三）有由医学、法学、伦理学等方面专家组成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该委员会中从事人体器官移植的医学专家不超过委员人数的1/4；

（四）有完善的人体器官移植质量监控等管理制度。

第十二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进行人体器官移植诊疗科目登记，除依据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考虑本行政区域人体器官移植的医疗需求和合法的人体器官来源情况。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公布已经办理人体器官移植诊疗科目登记的医疗机构名单。

第十三条已经办理人体器官移植诊疗科目登记的医疗机构不再具备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条件的,应当停止从事人体器官移植，并向原登记部门报告。原登记部门应当自收到报告之日起2日内注销该医疗机构的人体器官移植诊疗科目登记，并予以公布。

第十四条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定期组织专家根据人体器官移植手术成功率、植入的人体器官和术后患者的长期存活率，对医疗机构的人体器官移植临床应用能力进行评估，并及时公布评估结果；对评估不合格的，由原登记部门撤销人体器官移植诊疗科目登记。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制订。

第十五条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从事人体器官移植，应当遵守伦理原则和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管理规范。

第十六条实施人体器官移植手术的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人体器官捐献人进行医学检查，对接受人因人体器官移植感染疾病的风险进行评估，并采取措施，降低风险。

第十七条在摘取活体器官前或者尸体器官捐献人死亡前，负责人体器官移植的执业医师应当向所在医疗机构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提出摘取人体器官审查申请。

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不同意摘取人体器官的，医疗机构不得做出摘取人体器官的决定，医务人员不得摘取人体器官。

第十八条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收到摘取人体器官审查申请后，应当对下列事项进行审查，并出具同意或者不同意的书面意见：

（一）人体器官捐献人的捐献意愿是否真实；

（二）有无买卖或者变相买卖人体器官的情形；

（三）人体器官的配型和接受人的适应症是否符合伦理原则和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管理规范。

经2/3以上委员同意，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方可出具同意摘取人体器官的书面意见。

第十九条从事人体器官移植的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摘取活体器官前，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向活体器官捐献人说明器官摘取手术的风险、术后注意事项、可能发生的并发症及其预防措施等，并与活体器官捐献人签署知情同意书；

（二）查验活体器官捐献人同意捐献其器官的书面意愿、活体器官捐献人与接受人存在本条例第十条规定关系的证明材料；

（三）确认除摘取器官产生的直接后果外不会损害活体器官捐献人其他正常的生理功能。

从事人体器官移植的医疗机构应当保存活体器官捐献人的医学资料，并进行随访。

第二十条摘取尸体器官，应当在依法判定尸体器官捐献人死亡后进行。从事人体器官移植的医务人员不得参与捐献人的死亡判定。

从事人体器官移植的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尊重死者的尊严；对摘取器官完毕的尸体，应当进行符合伦理原则的医学处理，除用于移植的器官以外，应当恢复尸体原貌。

第二十一条从事人体器官移植的医疗机构实施人体器官移植手术，除向接受人收取下列费用外，不得收取或者变相收取所移植人体器官的费用：

（一）摘取和植入人体器官的手术费；

（二）保存和运送人体器官的费用；

（三）摘取、植入人体器官所发生的药费、检验费、医用耗材费。

前款规定费用的收取标准，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并予以公布。

第二十二条申请人体器官移植手术患者的排序，应当符合医疗需要，遵循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原则。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制订。

第二十三条从事人体器官移植的医务人员应当对人体器官捐献人、接受人和申请人体器官移植手术的患者的个人资料保密。

第二十四条从事人体器官移植的医疗机构应当定期将实施人体器官移植的情况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报告。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制订。

第四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五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经公民本人同意摘取其活体器官的；

（二）公民生前表示不同意捐献其人体器官而摘取其尸体器官的；

（三）摘取未满18周岁公民的活体器官的。

第二十六条违反本条例规定，买卖人体器官或者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活动的，由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依照职责分工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交易额8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医疗机构参与上述活动的，还应当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并由原登记部门撤销该医疗机构人体器官移植诊疗科目登记，该医疗机构3年内不得再申请人体器官移植诊疗科目登记；医务人员参与上述活动的，由原发证部门吊销其执业证书。

国家工作人员参与买卖人体器官或者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活动的，由有关国家机关依据职权依法给予撤职、开除的处分。

第二十七条医疗机构未办理人体器官移植诊疗科目登记，擅自从事人体器官移植的，依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

实施人体器官移植手术的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对人体器官捐献人进行医学检查或者未采取措施，导致接受人因人体器官移植手术感染疾病的，依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

从事人体器官移植的医务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泄露人体器官捐献人、接受人或者申请人体器官移植手术患者个人资料的，依照《执业医师法》或者国家有关护士管理的规定予以处罚。

违反本条例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收取费用的，依照价格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八条医务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给予处分；情节严重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依照职责分工暂停其6个月以上1年以下执业活动；情节特别严重的，由原发证部门吊销其执业证书:

（一）未经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审查同意摘取人体器官的；

（二）摘取活体器官前未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履行说明、查验、确认义务的；

（三）对摘取器官完毕的尸体未进行符合伦理原则的医学处理，恢复尸体原貌的。

第二十九条医疗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情节严重的，由原登记部门撤销该医疗机构人体器官移植诊疗科目登记，该医疗机构3年内不得再申请人体器官移植诊疗科目登记：

（一）不再具备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条件，仍从事人体器官移植的；

（二）未经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审查同意，做出摘取人体器官的决定，或者胁迫医务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摘取人体器官的；

（三）有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第（三）项列举的情形的。

医疗机构未定期将实施人体器官移植的情况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报告的，由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器官范文篇3

关键词：器官移植；刑法；犯罪

1器官移植与器官移植犯罪概述

1.1器官移植与刑法的关系

根据2007年国务院公布实施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二条，人体器官移植，是指摘取人体器官捐献人具有特定功能的心脏、肺脏、肝脏、肾脏或者胰腺等器官的全部或者部分，将其植入接受人身体以代替其病损器官的过程。

器官移植不同于一般医疗过程，它不仅涉及医生和患者双方，而且很大程度需要依赖第三方，即器官捐献者才能完成整个医疗过程。同时，由于供需严重不平衡所导致的潜在的巨大“商机”使得人体器官移植不仅仅是一项单纯的医疗技术，更多的涉及了社会、法律、伦理等方面的问题。例如人体器官买卖、偷取尸体器官等，就是在器官移植的过程中所引发的一些刑法方面的问题。

1.2器官移植犯罪

(1)器官移植犯罪的概念。

所谓器官移植犯罪，就是与器官移植有关的各种严重维护社会的行为的总称。器官移植犯罪具有不同于一般刑事犯罪的几个特点：首先，器官移植犯罪具有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它产生了严重危害社会的不良后果，但另一方面它又往往具有明显的利他性。第二，器官移植犯罪具有较强的伦理性。第三，器官移植犯罪具有较高的科技性。

(2)器官移植犯罪的构成要件。

首先。该罪的犯罪主体，既包含特殊主体，也包含一般主体。人体器官移植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规范医务人员的移植行为，因此，器官移植犯罪的主体也主要以医务人员为主。

其次，该罪的客体是侵犯他人的生命权益以及国家正常的医疗监管秩序。一方面，由于器官移植犯罪通常会直接危害到受害人的生命健康，破坏其身体的完整性等生命权益；另一方面，国家负有监督和管理各种医疗行为，以维护正常医疗秩序从而保障社会稳定的职责，因而器官移植犯罪也是严重破坏正常医疗秩序的行为。

再次，该罪的主观方面，行为人须具有主观故意或过失。

最后，该罪的客观方面，行为人实施了非法的器官移植行为或者与器官移植有关的其他非法行为。例如，非法买卖人体器官；走私人体器官；非法采摘人体器官，包括偷取、骗取、强制采摘他人身体器官等；以单位为中介非法供应人体器官；非法强迫、组织出卖人体器官；非法实施器官移植手术等。

2器官移植与刑法已有罪名的联系与区别

2.1器官移植与故意伤害罪

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故意伤害罪”，是指故意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

器官的摘取与故意伤害罪有一定的相似性，然而医生实施的摘取器官供者器官的行为，表面上似乎符合伤害罪的构成要件，但其特殊性在于被摘取器官者事先同意捐献器官，也就是存在同意伤害这一阻却违法性的事由，从而使行为正当化。

2.2器官移植与盗窃、侮辱尸体罪

我国《刑法》第三百零二条规定，“盗窃、侮辱尸体罪”，是指秘密窃取尸体或对尸体进行公然侮辱，扰乱社会公共秩序。损害社会风化，伤害有关人员感情的行为。

在器官移植过程中，由于供体的严重不足，出现了一些盗窃尸体、摘取尸体器官进行买卖交易的现象，给死者和家属带来了很大的伤害，一般主体实行以上行为的，在我国现行《刑法》对这种行为还未作出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构成本罪。而对于医生为救治病人生命而摘取尸体器官进行移植的行为，则视情况而言定。根据2007年《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一医生进行器官移植活动必须以自愿捐献为原则，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才能够摘取尸体器官。即医生必须充分考虑死者生前是否有捐献身体器官的真实意思表示，以及充分尊重其近亲属的意愿。才能摘取死者尸体器官。但如果违反了自愿捐献的原则，其行为就是非法的。应该追究刑事责任。

2.3器官移植与医疗事故罪

我国《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条规定，医疗事故罪。是指医务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过失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行为。

受到我国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水平及其本身风险性的制约，在器官移植中，应当严格确定医疗事故罪范围，不能超出医务人员技术水平以外，强加医疗事故的刑事责任。但同时，对于医务人员在器官移植过程中，应当预见自己违反规章制度和诊疗操作常规、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可能导致病人死亡或严重损害病人健康的危害后果，但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虽然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严重危害结果的，应当认定为医疗事故罪。2.4器官移植与非法行医罪

我国《刑法》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非法行医罪”，是指未取得医生职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行为。

由于器官移植技术本身的高技术性和专业性。因而进行器官移植需要相应的条件，例如《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医疗机构从事人体器官移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1)有与从事人体器官移植相适应的执业医师和其他医务人员；(2)有满足人体器官移植所需要的设备、设施；(3)有由医学、法学、伦理学等方面专家组成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该委员会中从事人体器官移植的医学专家不超过委员人数的1/4；(4)有完善的人体器官移植质量监控等管理制度。对于这样的资力要求，只有少数大医院才准许从事器官移植手术，而一些不具备器官移植条件的单位和个人非法进行器官移植活动，很可能会给供者和患者的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后果，应该以非法行医罪从重处罚。

3器官移植所诱发的新型犯罪

3.1买卖人体器官的行为

买卖人体器官的行为，是指以牟利为目的，将人体器官作为买卖的对象进行交易的行为。其主观方面必须具有牟利的目的，并且具有犯罪故意。客观方面是以人体器官为对象进行交易的行为。人体器官不是法律上的物，不具有财产性，不能交易，器官商业化是违反人道主义的。我国2007年国务院公布实施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三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不得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的活动”；第二十六条规定了违反该条例买卖人体器官或者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的活动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该条例虽然有一定的惩罚力度，但是器官移植是一类暴利性的行为，然而我国现行《刑法》对买卖人体器官的行为并没有做出禁止性的规定，这样难免有人会钻法律的空子。

3.2非法摘取人体器官的行为

非法摘取人体器官的行为，是指使用暴力、胁迫、欺诈、盗窃等非法手段，违背被害人的意愿而摘取活体器官供移植用的行为。我国2007年国务院公布实施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七条规定，“人体器官捐献应当遵循自愿、无偿的原则。公民享有捐献或者不捐献其人体器官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强迫、欺骗或者利诱他人捐献人体器官。”并且第八、九条，以及第十八至二十条规定了摘取人体器官的禁止性情形。医生在进行器官摘取过程中应当履行的义务和遵循的程序。需要说明的是，如果为获取器官而采用上述非法手段，故意将被害人杀害后摘取器官、或摘取被害人重要器官而故意致其死亡的，则应以“故意杀人罪”从严惩处。另外，如果采用上述非法手段摘取尸体器官，则不存在侵害人身健康的问题，而有可能构成有关侵害尸体的犯罪。如我国刑法规定的“盗窃、侮辱尸体罪”。

4有关器官移植的立法

4.1我国器官移植的立法现状

我国器官移植活动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而器官移植立法活动在8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我国台湾地区最早在1986年就公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2003年深圳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这部《条例》是我国内地第一部关于器官捐献移植的地方性法规。2007年的3月21日，国务院公布实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条例规定：器官捐献必须尊重捐献人意愿，遵循自愿、无偿原则，严禁买卖人体器官；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摘取未满18周岁公民的活体器官用于移植；严格对从事人体器官移植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严格人体器官摘取、申请和移植各环节的条件和审查程序；明确违法摘取他人器官和非法从事人体器官移植活动等行为的法律责任。该条例的制定，对于规范人体器官移植管理，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维护器官捐献者、患者、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4.2我国器官移植的立法完善

(1)应在现行刑法中增加专门的有关器官移植犯罪的规定。

由于我国《刑法》并没有设置器官移植方面的专门犯罪，缺乏对器官移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实质性规定，面对实践中屡屡发生的器官移植犯罪，为了有效防范并打击器官移植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并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我国应当通过在刑法中增设“器官移植罪”这一类罪，以及在该类罪中增设一些具体的器官移植犯罪罪名，例如“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罪”、“走私人体器官罪”、“非法利用尸体、尸体器官罪”等。这样才能依法有效地防范和打击各种由器官移植而引发的犯罪行为，保障器官移植的合法有序进行，并保障社会秩序的健康稳定。

(2)利用现行刑法中已有的一些规定处理器官移植中遇到的刑法问题。

在防范和打击器官移植犯罪时。除了立法直接规定专门的对器官移植犯罪的处罚外，还需要司法机关充分重视和利用现行刑法中已有的一些规定。例如，为获取器官而采用上述非法手段，故意将被害人杀害后摘取器官、或摘取被害人重要器官而故意致其死亡的，则应以“故意杀人罪”从严惩处。如果采用上述非法手段摘取尸体器官，则有可能构成“盗窃、侮辱尸体罪”。如果医护人员在器官移植过程中严重不负责任，而给患者或供者带来伤害的，很可能就会构成“医疗事故罪”。由于器官移植技术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一些不具有此项资力的单位或个人为了谋取巨大的经济利益，非法从事器官移植活动。严重损害了患者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权利，则构成“非法行医罪”。

器官范文篇4

“器官系统为中心”教学模式与传统的学科为中心教学模式在课程体系上完全不同，因此以学科为中心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实施方法不适用于“器官系统为中心”的教学，必须建立新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实施方法。新的课程体系需打破传统的学科界限，建立全新的完整、系统、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有机融合的体系［2］。为保障器官系统教学具备完整的、有机融合的、符合现代医学理念的课程体系，必须由该系统所涉及的所有学科通力合作，有机融合，共同建设和实施。课程负责人制度是指在学部范围内同专业或同年级的同一门课程有一个课程负责人，该课程负责人管理着讲授相同课程的教师，教授该门课程的教师们有统一的教学大纲、统一的教学进度、统一的期中或期末考试、统一阅卷、统一练习。此外，课程负责人还负责召集各个任课教师就各自教学情况和教学进度进行经常性的沟通和交流。课程负责人和我们一般意义上的学术带头人和学科带头人不同，它更注重的是教学上的管理与沟通，是为了保证良好教学质量、教学秩序、教学效果而设置的兼有教学和行政角色的职务［3］。因此课程负责人制度非常适合“器官系统为中心”教学改革，每个系统由一位懂专业又具备行政管理能力的课程负责人主导课程建设和教学实施是器官系统教学改革很好的、必要的管理方式。

二、课程负责人制度在重庆医科大学“器官系统为中心”

教学改革中的实施重庆医科大学“器官系统为中心”课程体系包括三个板块:医学概论板块;实验技能板块;九大系统“结构功能与疾病”板块(运动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循环系统、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神经系统、泌尿生殖系统、血液系统);学生在完成医学概论板块课程的学习后就进入系统板块的学习［1］。在教学管理上，采用了课程负责人制度，确立九大系统的课程负责人，赋予他们相应的责、权、利。

(一)通过教学改革课题立项的方式在临床医生中遴选课程负责人。重庆医科大学“器官系统为中心”课程整合原则是完全打破学科的界限，以器官系统为中心每个系统以“结构功能与疾病”的方式整合。由于临床医生比基础课程教师更熟悉该专业的临床知识、各知识点所涉及的基础知识以及临床和基础的融合，因此在临床医生中选拔课程负责人。由于教学涉及的学科较多，为了更好的与课程负责人沟通，每个基础学科安排一名责任教师配合九大系统负责人的工作。重庆医科大学采用了教改课题立项的办法在具有副高职称的临床医生中选拔课程负责人。经专家评审遴选出九名对“器官系统为中心”教学改革有深入了解、知识渊博、综合能力强、教学经验丰富、具备管理能力的临床医生作为九大系统的课程负责人。对课程负责人有严格的考核制度，如:组织完成该系统教学大纲的编写，全权负责教学实施，接受学生和教学督导组的评估，完成教学论文等。同时也有有效的激励机制。

(二)课程负责人组织“器官系统为中心”教学的课程建设。目前器官系统教学缺乏权威的配套教材是目前最大的问题，由于各医学院校课程整合模式不同，也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因此编写教学大纲，确定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是该课程建设的重要内容。九大系统课程负责人召集该系统所涉及的各个基础学科、医学桥梁学科、临床学科的骨干教师组成教学团队，经过反复商榷，结合五年制本科教学和职业医师考试的要求梳理知识点、确定教学内容和学时、明确教学重点难点和教学方法，最后制定教学大纲，选用教材和参考书籍。目前九大系统已完成该系统“结构功能与疾病”课程教学大纲的编写。

(三)课程负责人全权负责教学实施。课程负责人全权负责该系统的教学实施，包括制定教学任务书、定期主持集体备课、定期召开与学生的教学联系会、组织出考题、改考卷以及成绩分析、期中期末总结。目前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消化系统已完成教学任务，血液系统、内分泌系统、运动系统的教学正在进行中。从目前情况看，学生认为“结构功能与疾病”的课程整合有利于学生对基础与临床知识的融会贯通，提早进入临床激发了学生对医学的兴趣和求知欲，同时减少了课程重复的内容，对已完成的三个系统的教学给予了很好的评价，同时也提出缺乏配套教材，融合度需加强，同步练习需增加等意见与建议。

三、课程负责人制度在“器官系统为中心”教学改革中的积极作用

(一)通过教改课题立项的方式遴选课程负责人是教改得以顺利实施的有效保障。学科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已存在多年，每位教师在学生时代接受的，并且目前教授学生的模式都是以学科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因此，教改课题的方式是一种很好的让教师了解“器官系统为中心”教学模式的方式，通过课题的撰写，课程负责人已经充分熟悉“器官系统为中心”教学改革的背景、现状和发展趋势，明晰课程整合思路，梳理了该课程的知识点，组建了教学团队，规划了课程实施方案，因此有效保障了课程的实施。对课程负责人严格的考核制度和激励机制，既赋予责任人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也激励了课程负责人的积极性和探索精神。

(二)课程负责人在课程建设中的主导作用。课程负责人为该专业教学经验丰富的临床医生，熟悉该系统教学目的内容，重点难点以及职业医师考试所要求的知识点，同时也熟知医学基础知识对临床知识的内在联系，在课程体系建设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以呼吸系统为例。呼吸系统疾病包括:慢性气道疾病;肺部感染性疾病;胸膜疾病;肺血管疾病;肺癌;肺结核;呼吸衰竭;间质性肺病。除了需要全面掌握的相关基础医学知识外，每类疾病与基础的联系又有侧重。对慢性气道疾病的理解需要呼吸生理作为基础;肺部感染性疾病和肺结核与病原微生物学、病理学、放射诊断学联系密切;肺癌与病理学、放射诊断学联系密切;呼吸衰竭与病理生理联系密切。在课程建设中课程负责人提出侧重点，并与相应基础学科的教师商讨，使基础和临床知识有机地融合，最后制定出知识体系完整、内容详实、内容有机融合的教学大纲。

(三)课程负责人在课程实施中的督促和沟通作用。课程负责人全面管理课程实施，熟悉每个环节教学，定期和随时进行教师间、师生间沟通，通过沟通及时了解各学科教师对教学的要求和发现的问题，学生对器官系统教学模式的要求，知识掌握情况，并及时做出调整改进，使得器官系统教学改革持续改进。

四、总结

器官范文篇5

一、活体器官移植与故意伤害罪

活体器官移植，是指医生摘取活人的器官，移植给其他急需救治的患者的情形。由于医生摘取某人的器官，不是为了治疗其自身的疾病，而是为了用来救治其他人，所以．不是刑法理论上所说的阻却违法性（或无社会危害性）的“治疗行为”，而是一种“治疗援助”行为。[1]那么，医生实施的这种摘取人的器官而使其身体受损伤的行为，是否构成伤害罪？如果不构成伤害罪而成为一种正当行为，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其理论根据何在？这是刑法理论上应该研究的问题。

在德日等国，刑法理论上的通说认为，为移植而摘取活体器官不构成犯罪的前提条件是：（1）必须向移植器官供者充分说明，摘取其器官可能对其身体健康带来危险性；（2）必须有移植器官供者基于真实意愿的承诺，即真诚同意捐献器官；（3）必须考虑移植器官供者自身的健康状况，只有在摘取器官对其不会有生命危险的条件下才能实行。[2]如果采用欺骗、胁迫手段，使移植器官供者作出承诺，或者没有移植器官供者的承诺而摘取其器官，或者在对移植器官供者有重大生命危险的情况下摘取其器官，则有可能构成伤害罪或杀人罪。

医生实施的摘取器官供者器官的行为，表面上似乎符合伤害罪的构成要件，但其特殊性在于被摘取器官者事先承诺（同意）捐献器官，也就是存在“被害人承诺的伤害”（“同意伤害”）这一阻却违法性的事由，从而使行为正当化。[3]因为在器官供者承诺（同意）捐献器官的条件下，医生按规定摘取其器官移植给其他患者（受者），虽然会对其身体健康造成一定的损害，但却可以救治其他危重病人，给受者带来的利益超过对供者所造成的损害，从社会整体而言，无疑是减少了损害，是有益的行为。为此，法律允许公民在不危及生命安全的条件下，有权作出捐献自己身体器官的处分决定。既然如此，当某人为救助他人作出捐献器官的真诚承诺，并甘愿承受被摘取器官而使自己身体健康遭受的损害时，医生摘取其器官的行为，就不存在侵害其人身权利的问题，从而也就无违法性或社会危害性可言。不过，由于任何人都无权处分自己的生命，即便是出于高尚动机，同意他人结束自己的生命，法律也是不允许的，因此，如果摘取器官明显会给移植器官供者带来生命危险，则其捐献器官的承诺无效，医生也不得为移植而冒险摘取其器官，否则，就有可能对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承担刑事责任。

一般来说，被害人承诺作为一种法律行为，是以被害人有承诺能力为前提的。无承诺能力者的承诺自然不具有法律效力，也不能使基于这种承诺的行为失去违法性或社会危害性。被害人承诺通常只能是被害者本人承诺，不能由他人代为承诺。未成年人无承诺能力，那么，能否由其监护人代为承诺，使之成为活体器官捐献者？例如，双胞胎幼儿中的一位患严重疾病，急需作肾移植，另一位未患病者是最合适的器官供者。父母要求医生摘取双胞胎幼儿中未患病者的肾脏，移植给另一位患病者。在这种场合，移植双胞胎幼儿中另一位幼儿的肾脏，因为不会有拒绝反应，成功率最高，并且不是为第三者的利益，作为监护人的父母提出这样的要求，无可非议。国外也有学者认为，在这种特殊场合，应该允许有监护权的父母代为承诺。肯定幼儿可以成为移植器官供者。[4]但是，摘取未成年子女的身体器官，无疑会损害正在成长中的孩子的身体健康，这是监护权所没有包含的内容；况且，父母作为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负有保护子女的义务，只能做有益于子女身体健康的事，无权作出让他人损害子女身体健康的承诺。正因为如此，1973年召开的第四次国际医事法会议的决议明确指出，未成年人不能作为移植器官供者。

活体器官移植以供者真诚承诺（同意）捐献器官为前提条件。如果没有供者的承诺，为移植而强行摘取其器官，在我国由于没有对这种行为单独设处罚规定，通常只能定故意伤害罪。至于有无特殊例外情形，国外刑法理论界有争论。例如，被故意伤害者的伤势严重，只有通过器官移植才能恢复健康，加害人符合医学上的捐献器官的条件，但他拒不捐献。有的学者认为，在这种场合，可以强行摘取加害人的器官移植给被加害人。[5]但是，在笔者看来，加害人的行为即使构成故意伤害罪，并应受刑事处罚，也应该通过正当的司法程序来追究其刑事责任，不能通过摘取其身体器官使其身体受损害的方式来惩罚他；再说，即便是加害人同意捐献器官以救治被加害人，也只是表明其犯罪后态度较好，并为避免更严重后果的发生作了努力，可以视为从宽处罚的一个情节，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刑事责任。由此可见，在加害人未同意的情况下，不能强行摘取其器官移植给被加害人，否则，同样要以故意伤害罪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此外，为救治急需移植器官的危重患者，能否以紧急避险为由，摘取不同意捐献器官者的器官作移植？对此，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理论上存在肯定与否定两种不同主张。[6]笔者持否定态度。这首先是因为现代社会法秩序不允许为了挽救其他人的生命而违反某人的意愿，让他忍受外来的对其身体完整性的侵害。否则，就与作为现代法秩序基础的尊重个人自由原则相悖。其次，根据紧急避险的原理，紧急避险的手段必须相当，不能采用违反公序良俗的手段来避险。[7]况且，器官移植往往要在有充分准备的条件下进行，并非是紧急情况下迫不得已而采取的应急措施，因而很难符合紧急避险的“紧迫性”要件。

二、尸体器官移植与盗窃、侮辱尸体罪

尸体器官移植，是指医生摘取已经死亡人的尸体之器官，移植给其他需救治之患者的情形。医生为移植而实施的摘取尸体器官的行为，在何种条件下才为正当？如果是违规摘取尸体器官，能否构成盗窃、侮辱尸体罪？

一般认为，医生为移植而摘取尸体器官，应该以自愿捐赠为原则，不能违背死者本人或其近亲属的意愿，否则就是非法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通常情况下，医生摘取尸体器官前，必须充分考虑死者生前是否有捐献器官的意思表示，死者近亲属现在是否同意捐献死者的器官。对此，各国器官移植法往往都有明文规定，只不过具体规定有所不一。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1）“反对意思表示方式”，即死者本人生前如果没有表示反对的意思，就可以摘取器官；（2）“承诺意思表示方式”，这又分为两种：一是所谓“狭义的承诺意思表示方式”，即仅仅只有本人作出承诺，表示愿意死后捐献器官，才能为移植而摘取尸体器官；二是所谓“广义的承诺意思表示方式”，即不仅有死者生前捐献器官的承诺，可以摘取尸体器官，而且在没有死者生前承诺的场合，如果有近亲属的承诺，也可以摘取尸体器官。其中，“狭义的承诺意思表示方式”又可分为“本来的狭义承诺意思表示方式”与“特殊的狭义承诺意思表示方式”，前者是指通常的只有死者本人生前作出承诺，才能摘取尸体器官的情形；后者则是指既要有死者本人生前的承诺，又要有近亲属现在的承诺，才能摘取尸体器官的情形。并且，前者还可分为“书面的狭义承诺意思表示方式”（以书面形式为限）与“不问形式的狭义承诺意思表示方式”两种。（3）“通知方式”，这是指即使死者生前无承诺，也并不一定就不能摘取尸体器官，只是医生必须将摘取尸体器官之事通知死者的近亲属。“通知方式”也包括两种类型：一是“北欧的通知方式”，即死者生前虽无捐献器官的承诺，但如果死者的近亲属没有表示反对的意思，或者摘取器官并不违反死者及其近亲属的信仰，那就可以摘取死者的器官，只是摘取之前必须尽可能告诉死者的近亲属；二是“德国的通知方式”，即死者没有作出是同意还是不同意捐献器官的意思表示时，医生先要将意图摘取死者器官之事通知死者的近亲属，在近亲属不反对的条件下，可以摘取死者的器官。[8]

以上几种立法形式中，“反对意思表示方式”只要死者生前没有表示反对的意思，就可以摘取其尸体器官，完全不考虑死者亲属的意愿，这是不合理的。因为死者尸体是亲属寄托哀思的对象，当死者生前对死后捐献器官没有明确表示时，应该充分尊重死者近亲属的意愿，特别是在死者生前无机会表明其意愿的场合，不征得其亲属的同意，甚至在其近亲属明确表示反对的情况下仍摘取死者的器官，这显然是不能为社会公众所接受的。“承诺意思表示方式”中，“狭义的承诺意思表示方式”强调尊重死者本人的意愿，只有死者生前作出明确的捐献器官的承诺，才能摘取其尸体器官，这自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人们捐献器官的意识不强、捐献器官的普及程度不高的情况下，采取这种立法形式会缩小器官供者的范围，不利于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因为绝大多数人生前往往不关心捐献器官的事，有一部分偶然事故引起死亡者，符合作为器官供者的条件，但由于其生前不关心而失去了对是否捐献器官表明态度的机会，若要求有“狭义的承诺意思表示”，这部分死亡者就不能成为器官供者，而在现实生活中，许多重要器官的移植，对器官供者有特殊要求，只限于这种偶然事故引起死亡者或脑死亡者，所以，不宜把这部分死亡者排除在器官供者的范围之外。这也是许多国家不采取“狭义的承诺意思表示方式”的原因所在。“广义的承诺意思表示方式”则比较灵活，在死者生前未对捐献器官之事表明态度的情况下，只要征得死者亲属的同意，即可摘取死者的器官作移植用。这样处理既能满足器官移植的需要，又能体现对死者及其亲属权利的充分尊重，不失为一种好的方式。至于“通知方式”中，所谓“德国的通知方式”与“广义的承诺意思表示方式”一样，对上述情形的处理结果是相同的，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北欧的通知方式”，则与“反对意思表示方式”有相似的缺陷，即有不尊重死者亲属的意愿或权利之嫌。

值得研究的是，如果死者生前明确表示捐献器官，但死者近亲属不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医生摘取死者的器官是否要承担法律责任？对此，理论界有不同意见，各国的立法也不完全相同。一般来说，西欧各国比较尊重个人的权利，认为个人对自己死后的尸体也有处分权，即便是近亲属对死者的尸体有一定权利，那也应该认为“死者自己的决定权”优先，因此，只要死者生前明确表示捐献器官，不论其近亲属是否赞同，医生均可摘取其器官。但是，日本1979年制定的《关于角膜与肾脏移植的法律》规定，即便死者生前明确表示捐献器官，只要其近亲属持反对态度，医生就不能摘取死者的器官。这显然是认为近亲属的意愿优于死者生前的意愿。对这样的法律规定，日本有不少学者提出异议。[9]笔者认为，从理论上而言，死者个人对自己的尸体也有处分权，死者生前既然表明死后捐献器官，以造福于他人，对这样的善意举动，社会和其亲属应该予以充分尊重，亲属只有帮助其实现意愿的义务，而没有否定其承诺的权利，所以，在上述场合，法律应该允许医生为移植而摘取死者的器官。

成为问题的是，死者生前没有捐献器官的意思表示，其近亲属也不同意捐献，但医生为移植而摘取了死者的器官，这能否构成我国《刑法》第302条所规定的盗窃、侮辱尸体罪呢？例如，1998年10月15日，北京医科大学人民医院一位医生为了救治绝境中的急症病人，在备用角膜失效的情况下，从医院太平间摘取了死者的眼球，使两名患者复明。后来被死者亲属发现，要求追究医生的刑事责任并赔偿精神损失。[10]对于这类案件，首先应该肯定，如果摘取器官移植符合紧急避险的条件，就是法律允许的行为，不可能构成犯罪。正如有关专家在讨论这一案件时所述，“本案医生之所以‘要为这个患者移植角膜，就是因为他的眼睛再不做手术就没有任何希望了’，他为了避免接受手术的患者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而采取了这个行为，从民法角度说是紧急避险”，因而阻却违法性。[11]但是，如果摘取器官移植不符合紧急避险的条件，又违反了自愿捐赠原则，自然是一种非法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至于是否构成盗窃、侮辱尸体罪，尚有研究的余地。笔者认为，构成我国刑法中的盗窃、侮辱尸体罪，客观方面必须要有盗窃或侮辱尸体的行为，主观方面必须要有盗窃、侮辱尸体的故意。医生为移植而在医院摘取尸体器官，由于尸体是在医生或医院的掌握控制之下（尚未移交给死者亲属），不能成为自己窃取的对象，所以，不符合盗窃尸体的构成要件；又由于侮辱尸体是以行为人有使死者亲属受羞辱的恶意为主观要件的，而医生为移植非法摘取尸体器官，显然不具有这样的恶意，因此，不可能构成盗窃、侮辱尸体罪，只能视为违反医疗法规的一般违法行为，可酌情给予民事或行政处罚。不过，如果尸体在死者亲友的控制之下或已经埋藏，他人（包括医生）盗取尸体（或尸体器官）供移植用，则可能构成盗窃尸体罪。

另外，对死刑犯处决后的尸体器官，能否不受上述自愿捐赠原则的限制？对此，学术界存在两种不同意见：肯定论者认为，在可供移植的器官奇缺的情况下，利用死刑犯处决后的器官供移植，能够挽救因器官衰竭濒临死亡的病人，这对死刑犯无任何伤害，对社会和他人有益，可以视为其赎罪的一种表现。否定论者认为，死刑犯可以被剥夺政治权利，但民事权利并没有完全被剥夺，对自己死后的尸体仍然享有处分权；为了保证死刑犯处决后的尸体能有效移植，医务人员往往必须在行刑前对死刑犯的身体作一些处理，而医务人员参与此事，有悖其救死扶伤的天职；利用死刑犯处决后的器官来移植，还有可能促进器官商业化，并引起医务人员和执法队伍的腐败；况且，利用死刑犯处决后的器官来移植，只可一时缓和器官供不应求的局面，反而会使开辟正当器官来源的工作得不到重视。更有否定论者提出，应当绝对禁止利用死刑犯处决后的器官供移植，也就是说，不管死刑犯生前是否表示同意捐献器官，也不管其亲属是否愿意，对死刑犯处决后的器官一概不能作器官移植用。其主要理由是：死刑犯处于弱势地位，即便是表示自愿捐赠器官，也不一定是其真实意愿。[12]在笔者看来，死刑犯的尸体也应受到法律保护，死刑犯生前可以作处分决定，其亲属也对之享有一定的权利。而器官捐赠是一种民事行为，对死刑犯也应该适用同样的自愿捐赠原则。如果死刑犯生前不同意死后捐赠器官，或者生前没有作明确表示，被处决后其亲属不同意捐赠器官，就不得摘取其器官作移植用。否则，在不具备紧急避险条件时，就是非法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盗取死刑犯的尸体器官作移植用，同样有可能构成盗窃尸体罪。不过，笔者并不赞成绝对禁止利用死刑犯的器官供移植。除了紧急避险时可以利用之外，死刑犯案发前作过真诚捐献器官的承诺，处决前未撤销承诺的；特别是死刑犯提出要把自己死后的某种器官捐赠给正需要移植器官的亲友时，显然没有理由不允许。另外，如果死刑犯主动提出捐献器官（不存在引诱、威逼现象），那么，我们为何又不满足其有益于社会和他人的真诚愿望呢？

三、器官移植诱发的新型犯罪

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为一些病人带来了福音，与此同时，也诱发了一些新型犯罪。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买卖人体器官的犯罪

人体器官不能沦为商品而被买卖，器官商业化是违反人道主义的，也是对人类尊严的亵渎，并且会导致一系列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目前，在一些国家，出现了器官买卖的地下市场，人体器官走私也十分猖獗。更有一些医生，参与买卖器官的活动，他们强迫病人家属签定愿意捐献器官的合同，甚至为了尽快获得器官，不惜提前结束病人的生命。[13]有的国家甚至出现了一些为贩卖器官而残害人命的暴力团体。[14]器官买卖还带来了一些其他问题：器官供者、买卖中间商有意掩盖供者疾病，造成某种疾病的传染；某些不具备条件的医院为了营利，无视病人的利益开展器官移植，导致病人死亡等严重后果发生；还有些医院，对一些本可救治的病人不予救治，任其死亡后摘取器官移植，如此等等，足以表明器官买卖或器官商业化必然走向器官移植目的的反面。正因为如此，1989年第42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防止购买和销售人体器官的专门决议。许多国家也先后制定法律，明文禁止人体器官买卖。如原民主德国1975年《器官移植法》规定，器官供给一方不得因提供器官而索要报酬，接受器官一方也不得因接受器官而主动提供或同意给予物质报酬；智利1982年颁布的关于使用人体器官的法律明确规定，捐献器官应是免费的；美国1984年通过的器官移植法中明文规定，禁止购买器官移植所用的人体器官。加拿大、法国、印度等国，也制定了类似的禁止买卖人体器官的法律规定。

另外，对违反禁止买卖人体器官之法律规定的行为，许多国家或地区都在相关法律中设置了专门的处罚规定。例如，1995年澳大利亚北方区《人体组织移植法》第24条规定，从事人体组织或器官买卖活动的，处500元罚金或3个月监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有关器官移植的法律，对买卖人体器官的犯罪行为作了十分具体的处罚规定，“如果因为购买或出售他人身体器官或组织，或因为向他人交付人体器官或组织而支付或收取金钱，处三年徒刑。同时，无论以何种方式宣传或允许宣扬器官交易，处至多三年徒刑或课以360日罚款。法律还规定了两种有关组织和器官交易的犯罪也受同样处罚：（1）使他人决定就有关器官和组织要求支付或给予金钱的人；（2）创立、资助、领导或代表目的在于从事组织和器官交易的人。另外，为了严厉禁止器官交易活动，对未遂犯也处罚。并且，针对“违反捐赠无偿性”的行为，也设置了处罚规定，“即因捐赠器官或组织而收取或支付报酬及偿还和接受偿还有关摘取的开支和负担的人，课处一年徒刑或最高至120日的罚款。违反捐赠无偿性的未遂犯也处罚。”[15]

（二）非法摘取人体器官的犯罪

这是指采用暴力、胁迫、欺骗、盗取等非法手段，违背被害人的意愿而摘取活体器官供移植用的行为。所谓暴力，是指对被害人采用绑架等人身强制力，强行摘取其器官。所谓胁迫，是指以使用暴力或其他加害手段相威胁，对被害人实行精神上的强制，强行摘取其器官。所谓欺诈，是指采用编造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手段，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而“同意”被摘取器官。例如，谎称被害人的某器官发生病变，需要施行切除手术，但实际上是摘取其完好的器官供移植用。所谓盗取，是指为病人施行手术的过程中，私下摘取其完好器官供移植用。同一般的故意伤害相比有一定的特殊性，它是以获取器官为目的而实施的伤害行为，对此，有必要单独设立罪名予以处罚。正因为如此，有些国家或地区在有关法律中设置了专门的处罚规定。例如，1997年生效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120条规定了“强制摘取人的器官或组织做移植罪”。

应当指出，如果为获取器官而采用上述非法手段，故意将被害人杀害后摘取器官、或摘取被害人重要器官而故意致其死亡的，则应以故意杀人罪从严惩处。对此，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有关器官移植法有明文规定，即“如果为从尸体中摘取器官或组织而杀人，适用关于加重杀人罪所规定的刑罚。”[16]另外，如果采用上述非法手段摘取尸体器官，则不存在侵害人身健康的问题，而有可能构成有关侵害尸体的犯罪。如我国刑法规定的“盗窃、侮辱尸体罪”、日本刑法规定的“损坏尸体罪”等。不过，也有一些国家或地区在器官移植法中设立了专门的刑事处罚规定。如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上述法律规定，“违反法律规定，擅自从尸体上摘取器官或组织，最高可处两年有期徒刑或最高240日的罚款。”[17]

（三）进行人体试验的犯罪

目前制约器官移植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器官供不应求，为了解决器官的供需矛盾，医学界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把动物器官移植到人身上（即异种器官移植）的尝试。但是，中外科学家所作的上述尝试，引发了学术界激烈的争论。许多学者认为，动物是一些病毒（包括多种逆转录病毒）的天然宿主，这些病毒可能通过异种器官移植而感染人类。这些病毒本身或通过与人类病毒的基因重组有可能产生一种难以控制的新病毒，这种病毒在人类中传播，后果将十分严重。为此，英国政府于1997年底已明令，在没有充分的安全保证的情况下，禁止转基因猪器官在人体上应用。[18]我国南方基因中心伦理委员会起草的《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大纲》（建议稿）第14条明确规定，“反对人体一动物细胞融合术，禁止将人的体细胞与动物的卵细胞质结合的实验”。

尽管对能否开展异种器官移植、以及能否为器官移植而进行人与动物细胞融合的实验在科学界还存在很大争议，但对科学研究与实验不得以危及人类安全为代价则早已形成共识。至于禁止用人体做生物医学研究，也早已成为国际上所公认的生命伦理规则，并已被有关国际法所确认。据此，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在目前异种器官移植的利弊得失不确定，潜在的风险又很大，即动物病毒有可能触发另一次艾滋病流行的情况下，应该对异种器官移植（包括用人畜细胞融合克隆出的器官移植）持十分谨慎的态度，有必要采取“有罪推定（guiltyuntilproveninnocent）”的战略原则，它包括如下几方面的内容：（1）异种移植的支持者有责任提供异种移植不会引起人类毁灭性疫病流行或有预防该疫病的有效措施的证据；（2）为了弄清动物一人类病毒感染的实在危险，应作更多的实验研究，这些研究应该在非常严格的控制条件下，经过非常严格的审查程序和严密的监测、监督；（3）在证明异种移植无害以前，I临床试验应该暂时停止，暂停临床试验的决定可每两年复查一次，根据新的证据决定这种暂停应该继续下去还是取消；（4）为此目的，应该建立国家异种移植委员会，审查、监测和监督异种移植的研究。总之，只有在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异种器官移植引起毁灭性病毒流行的可能性很小、或有办法预防时才可能应用。[19]

器官范文篇6

【关键词】脑卒中多器官衰竭病因病机辨证施治

脑卒中多器官衰竭（Mutiplcorganfanfailure,MOF），多属中医“中风变证”范畴，是造成或促使卒中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据文献报道占52.17%）。“病之大而且重莫过于此者”。充分发挥中医药优势，防止MOF发生，是降低中风病死率的有效途径，亦是当前临床研究所面临的重大难题。

1病因病机

本病多因高龄之人，积虚弥年；罹胸痹、眩晕、喘嗽、消渴等内伤积损，受病已久，复因饮食劳倦七情所伤，以致脏腑气偏，阴阳失调，气血错乱，瘀痰风火直冲犯脑，阻闭心神清窍，遂发为卒中。因卒中而内风旋动不已，再伤五脏精血，脏腑功能衰退与宿疾并存，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致使心肺血气无主、肝肾精血消尽，脾胃生化告竭，真元为之耗亡，阴阳不相维系，而证见五脏虚衰欲绝的危候。

肾为一身之根本，肝系脏腑十二经气化之总司，心乃五脏之君主，“主不明则十二官危”，故卒中后因心肝肾精血的再损，易于出现“内干五脏”“五脏皆有风”之多器官（脏腑）衰竭证候。临证或因内闭气血、灼阴耗气而戴阳厥脱；或风火相煽、屡犯清窍而昏搐不止；或心肾阳衰而肢肿心悸；或肺肾衰惫息微而喘；或脾肾虚衰呕逆尿闭；或脾胃衰败呃逆不已；或风火迫血吐呕便血而亡血；或津亏液燥消渴风动。如是变证蜂起，危殆立至。

总之，其病位虽然在脑，但涉及诸脏，以多个脏腑（器官）功能衰竭并见为其证候特点，病理性质总属虚证，即使偶挟实候，亦属虚多实少，虚实夹杂。

2辨病诊断

2.1临床表现特点猝然昏仆，僻不遂，继而或见面赤肢厥、腹背灼热；或肢肿惊悸；或鱼口呼吸、息微而喘；或呃逆、呕恶、尿闭；或抽搐不止；或吐衄便血；或烦渴饮饮、尿如脂膏。舌淡或干红，或舌紫而萎。脉细弱或沉微或微细欲绝。

2.2发病特点急性起病，好发年龄多在6旬以上，病情进展稍暂，具有可预测性。多在卒中3天左右继发，发生率与合并之宿疾关系密切。

2.3病因病机特点由于高龄体衰，饮食劳倦，七情所伤，心肺肝肾宿疾不已等诸多因素，导致脏腑阴阳失调，气血逆乱于脑，复因内风旋动不已，痰瘀风火肆虐，再损五脏真气，脏腑虚衰与宿疾互为因果，终致五脏虚衰欲绝之危候。其病属虚，间或虚实夹杂。

2.4诱因卒中是导致脏腑衰竭的直接因素。宿疾，中风后失治、误治或过用药石乃其相关因素。

2.5实验室检查CT、心电图、脑脊液、肾功、肝功、血糖、X线片、血气分析等，有助于微观明确衰竭的器官。

3辨证要点

3.1询病史病史资料是辨证的重要依据。应特别注意患者的既往史，收集有否眩晕、胸痹、心痛、消渴、喘嗽等慢性病史，以尽早预测可能发生衰竭的脏腑（器官）。现病史中，在详询中风主要见症的同时，应特别询问有否抽搐、出血、呃逆、戴阳等征兆。

3.2察危兆当察口眼开合以别轻重，涎沫有无以明证治。《管见大全良方》说：“若眼闭口开、手足不收、自汗如珠如油，发直吐沫，面赤如妆，鱼口气粗，咽口涎响似水鸡声或如拽锯、声如鼾睡或时长嘘，摇头上窜，喷药闷乱，目瞪直视，头面青黑，六脉急疾大数，脉迟缓，倘有一证，皆不可治也。”这些不治证候群，即是多脏腑衰竭的危候。《医林绳墨》亦有“口不能言者为心绝，唇吻手撒者为脾绝，眼合直视者为肝绝，遗尿而黑者为肾绝，鼾睡自汗者为肺绝。”之五脏绝兆的论述，可警世人。

3.3辨顺逆严密观察病情变化以判断病势的顺逆。如神志不清转清醒者为顺，反之为逆；抽搐短暂即止为顺，持续不已为逆；手足由逆冷转温者为顺，反之为逆；见戴阳、出血者为逆，反之为顺；有胃气能食者为顺，无胃气呕呃者为逆；“凡暴病脉来浮洪数实者为顺，久病脉来微缓软弱者为顺。若新病而沉微细弱，久病而浮洪数实者，皆为逆也。凡脉证贵乎相合。”《景岳全书》一旦病势逆转，多示病情深重，预后极差。

4急救纲要

4.1回阳救脱心脉灵注射液20～40ml加入5％GS250～500ml静脉滴注，每日1～2次。或参附针、参麦针、丹参针各20ml加入5％GS交替滴注或推注。

4.2醒脑开窍清开灵40ml加5％GS250～500ml静脉滴注，每日2次。或通脉舒络液250ml静脉滴注，每日1～2次。

4.3熄风止痉鼻饲或口服紫雪丹、止痉散或猴枣散。

4.4纳气定喘注射蟾力苏针，内服六神丸或苏合香丸或黑锡丹。

4.5宁络止血三黄泻心汤200～500ml冰冻灌胃。金不换注射液40ml加10％GS500ml静脉滴注。

5辨证论治

5.1阴竭戴阳昏聩不语，面赤，目陷口张，自汗热粘，气息微弱，腹背骤然灼热而四肢发凉及至手足厥逆，脉虚数或突然脉大无根。法当育阴潜阳固脱。拟三甲复脉汤化裁：西洋参10g,山茱萸、牡蛎、麦冬各30g,生地黄、五味子各15g,鳖甲、龟版、炙甘草各12g。俟阴气渐复，速投地黄饮子救阴助阳以济水火。

5.2心肾阳衰神昏惊悸、喘咳气急痰涌，咳吐粉红色泡沫痰，汗出肢冷，下肢水肿，唇甲青紫，舌暗红，脉细促或结代。急当温补心肾、化瘀行水。予万年青总甙1～2ml肌注，或参附青针20ml加50％GS20ml静脉缓推。拟强心汤（自拟方）红人参、赤芍药各15g,制附片、黄芪、葶苈子各30g,香加皮、白术各10g,茯苓、猪苓各20g,水煎，频服。唇甲紫绀甚者加益母草、泽兰各30g,水蛭10g以化瘀利水。

5.3肺肾衰惫鱼口呼吸，息微而喘声如鼾睡，时或长嘘，喉中痰鸣，自汗肢冷，浮肿，面色黧黑，小便清长或失禁，舌淡，脉微细。法宜补益肺肾、纳气定喘。投全真益气汤化裁人参、制附片、五味子、白术各10g,麦冬、熟地黄、淫羊藿各15g,蛤蚧一对，黑锡丹送服。舌下含化六神丸10～30粒，超声雾化吸入鲜竹沥水、桔梗、蟾酥液。痰涎涌盛者可用涤痰汤加减治之。

5.4脾肾虚衰头面青黑，咽中涎鸣、呕逆，尿少或尿闭或尿频刺涩，面浮身肿，手撒遗尿，少气便溏，舌淡有齿痕，脉沉细弱。治当健脾滋肾。予肾衰方（自拟方）：人参、大黄、山茱萸各10g,冬虫夏草6g,赤芍药、白术、僵蚕各15g,茯苓30g,制附片20g。尿闭呕逆者投大黄、槐花各15g,桂枝10g,黄芪30g,浓煎100ml保留灌肠。

5.5脾胃衰败呃逆频频，腹满恶食，喷药闷乱，唇吻手撒，四肢不温，少气息微，面色萎黄或白光白，舌淡，脉细弱。治宜补脾养胃，降逆平呃。拟附子理中汤合丁香柿蒂汤化裁：人参、制附片各15g,白术、茯苓各20g,半夏25g,干姜10g,丁香、柿蒂各6g,甘草3g。偏阴虚者予益胃汤。针刺内关、膈俞、足三里、中脘、太冲以平呃。

5.6气衰血脱吐衄便血甚则紫红，面色唇甲惨白，冷汗淋漓，四肢厥冷，尿少，神志恍惚或昏迷，舌淡，脉细数无力或微细欲绝。急宜补气摄血、回阳固脱。投益气摄血固脱汤（自拟方）：人参、黄芪、苎麻根各30g,阿胶、制附片各10g,麦冬20g,五味子15g煎汤，顿服。或云南白药、三七粉内窥镜下局部止血。予大黄、乌梅各30g,芒硝15g,煎汤100ml灌肠，以清除肠道瘀血。

器官范文篇7

第一条为规范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保护患者健康，根据《执业医师法》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所称人体器官移植技术是指将他人的具有功能的心脏、肺脏、肝脏、肾脏等器官移植给患者以代替其病损器官的技术。

第三条医疗机构开展人体器官移植必须遵守本规定。

第四条卫生部主管全国人体器官移植工作。

卫生部成立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负责组织相关专家拟订全国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规范，对省级卫生行政部门上报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规划提出评议意见。

第五条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以下简称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根据人体器官移植医疗需求、本行政区域人体器官移植技术和人才队伍水平等综合因素，制订本行政区域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规划，并报卫生部备案。

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根据报卫生部备案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规划，对本行政区域开展人体器官移植的医疗机构进行合理布局，严格控制数量，严格技术准入。

第六条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严格加强对医疗机构开展人体器官移植的监督管理。

第二章诊疗科目登记

第七条医疗机构开展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必须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和本规定，向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办理器官移植相应专业诊疗科目登记。

第八条申请办理器官移植相应专业诊疗科目登记的医疗机构原则上为三级甲等医院，并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具备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能力的本院在职执业医师和与开展的人体器官移植相适应的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二）有与开展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相适应的设备、设施；

（三）有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

（四）有完善的技术规范和管理制度。

特殊情况下，上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医院申请办理器官移植相应专业诊疗科目登记的，除必须具备前款规定的条件外，还必须符合所在地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向卫生部备案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规划。凡不符合规划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不得准予登记。

第九条医疗机构申请办理器官移植相应专业诊疗科目登记时，应当向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提交下列材料：

（一）器官移植相应专业诊疗科目登记申请书；

（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复印件；

（三）医院评审证书复印件；

（四）拟开展人体器官移植的执业医师和与拟开展的人体器官移植相适应的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名单及其专业履历；

（五）与拟开展的人体器官移植相适应的设备目录、性能、工作状况说明和相应辅助设施情况说明；

（六）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组成及人员名单；

（七）与拟开展人体器官移植相关的技术规范和管理制度；

（八）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十条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接到医疗机构办理器官移植相应专业诊疗科目登记申请时，应当组织专家对其申请的器官移植相应专业诊疗科目的临床应用能力进行评价。

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能力评价程序由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制定。

第十一条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对医疗机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能力评价时，可以聘请本行政区域范围内的专家，也可以聘请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专家。

参加评价的专家应当遵守评价程序及相关规定，确保评价的客观、公正、科学，并对评价结论负责。评价过程和内容应当有完整记录，并存档备查。

第十二条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对通过评价且符合本行政区域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规划的，在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外科诊疗科目下设相应专业中增加器官移植项目登记。

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在准予器官移植项目登记前，对医疗机构进行现场核实。

第十三条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将准予器官移植项目登记的医疗机构名单报送卫生部备案。报送医疗机构名单时，还应当同时报送本规定第八条规定的执业医师名单及其个人专业履历。

第十四条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取得器官移植相应专业诊疗科目登记的医疗机构名单和具有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能力的执业医师名单。

第十五条未取得器官移植相应专业诊疗科目登记的医疗机构不得开展人体器官移植。

第十六条不具有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能力的执业医师，不得开展人体器官移植。

具有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能力的执业医师，不得到未取得器官移植相应专业诊疗科目登记的医疗机构开展人体器官移植。

第十七条未取得器官移植相应专业诊疗科目登记的三级综合医院在同时出现下列三种特殊情况时，经所在地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同意，可以邀请已取得器官移植相应专业诊疗科目登记的医疗机构中具有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能力的执业医师来本医院开展人体器官移植手术：

（一）供移植人体器官对血液供应有较高要求（如心脏移植）；

（二）供移植人体器官不能及时运送至取得器官移植诊疗科目登记的医疗机构；

（三）患者病情危重。

上款规定的三级综合医院应当是人体器官捐献者所在地的医院，且具备手术、重症监护和免疫排斥反应应急处理等条件。

具有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能力的执业医师在完成人体器官移植手术后，应当待患者病情平稳后方可返回其执业注册的医疗机构。

第十八条医疗机构开展人体器官移植的执业医师发生变动或者有关的主要设备、设施及其他关键辅助支持条件发生变化，不再具备第八条规定条件的，应当立即停止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并向准予登记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办理注销器官移植相应专业诊疗科目登记手续。

第三章临床应用管理

第十九条医疗机构开展人体器官移植，必须严格遵守《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严格遵守医学和伦理学原则，严格根据患者病情、可选择的治疗方案、患者经济承受能力等因素综合判断治疗措施，因病施治，合理治疗，严格掌握人体器官移植的适应症。对不符合法律、法规和医学伦理学原则的，不得开展人体器官移植。

第二十条医疗机构开展人体器官移植应当与其功能、任务和能力相适应，保证移植人体器官来源合法，有固定、充足、安全的血液和血液制品来源。

第二十一条医疗机构应当制定保障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的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的规章制度，建立技术档案，并定期进行安全性、应用效果和合理使用情况评估。

第二十二条医疗机构应当建立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应当由管理、医疗、护理、药学、法律、伦理等方面的专家组成，从事人体器官移植的医务人员人数不得超过委员会委员总人数的四分之一。

第二十三条医疗机构必须建立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论证制度。

医疗机构每例次人体器官移植前，必须将人体器官移植病例提交本医疗机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进行充分讨论，并说明人体器官来源合法性及配型情况，经同意后方可为患者实施人体器官移植。

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进行人体器官移植论证的人数应当为单数，参加论证的委员应当与本例次人体器官移植无利害关系，且从事人体器官移植的委员人数不得超过该论证总人数的四分之一。

第二十四条实施人体器官移植前，医疗机构应当向患者和其家属告知手术目的、手术风险、术后注意事项、可能发生的并发症及预防措施等，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第二十五条手术医师应当在手术结束后的48小时内书面向医疗机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报告人体器官移植情况。

第二十六条医疗机构应当加强对人体器官移植医疗质量管理，提高手术成功率、移植人体器官和术后患者的长期存活率，建立人体器官移植患者随访制度。

第二十七条人体器官不得买卖。

医疗机构用于移植的人体器官必须经捐赠者书面同意。

捐赠者有权在人体器官移植前拒绝捐赠器官。

第二十八条医疗机构摘取尸体器官的，应当对尸体进行必要的、符合社会伦理道德的处理。

第二十九条医疗机构进行活体器官摘取前，应当由本医疗机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主持听证，邀请医学、法学、伦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专家和活体器官捐赠者本人及其家属参加，确认符合法律、法规和医学伦理学原则、是活体器官捐赠者本人真实意愿、无买卖人体器官或者变相买卖人体器官后，方可进行活体器官移植。

第三十条医疗机构在摘取活体器官捐赠者所同意捐赠的器官前，应当充分告知捐赠者及其家属摘取器官手术风险、术后注意事项、可能发生的并发症及预防措施等，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未经捐赠者及其家属同意，不得摘取活体器官。

活体器官移植不应当因捐献活体器官而损害捐赠者相应的正常生理功能。

第三十一条医疗机构对人体器官捐赠者和需要移植的人体器官应当进行必要的检查，防止患者因人体器官移植感染其它疾病，保证人体器官移植的临床疗效。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患者、肝炎病毒携带者、梅毒患者等患有经血液传播疾病者和恶性肿瘤患者等的器官不得用于人体器官移植。

第三十二条医疗机构开展人体器官移植应当恪守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医德规范。

医疗机构及其任何工作人员不得利用人体器官或者人体器官移植，牟取不正当利益。

第三十三条医疗机构应当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收费，主动接受患者及其家属有关医疗费用的查询和监督。

严禁自立收费项目、分解收费、重复收费、比照收费、超标准收费等乱收费行为。

第三十四条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开展试验性人体器官移植，必须进行技术论证，并按照有关规定取得批准。

医疗机构开展试验性人体器官移植应当履行告知义务，征得患者本人和其家属书面同意。试验性人体器官移植不得向患者收取任何费用。有关给予患者补偿问题，应当在知情同意书中约定。

第三十五条医疗机构开展异种器官移植，应当按照临床科研项目的有关规定取得批准后方可实施。

第三十六条医疗机构应当在完成每例次人体器官移植后30日内，使用卫生部下发的信息管理软件将人体器官移植相关信息报送至省级卫生行政部门。

省级卫生行政部门使用卫生部下发的信息管理软件，将本辖区开展人体器官移植相关信息汇总后，分别于每年7月20日前将上半年本辖区人体器官移植相关信息和每年1月20日前将上一年度下半年及上一年度全年本辖区人体器官移植相关信息报送至卫生部。

第四章监督管理

第三十七条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开展人体器官移植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现场监督检查每年不少于一次，并详细记录监督检查结果，发现其不具备本规定第八条规定条件的，准予登记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按照程序及时撤销其器官移植相应专业诊疗科目登记。

第三十八条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进行监督检查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工作现场了解情况，调查取证；

（二）查阅有关资料，必要时可以复制有关资料；

（三）责令医疗机构立即改正违法违规行为。

第三十九条医疗机构违反本规定第二章规定，未经诊疗科目登记擅自开展人体器官移植的，由卫生行政部门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的规定给予处罚。

第四十条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对不具备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能力和不符合本行政区域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规划的医疗机构不予登记；对已取得器官移植相应专业诊疗科目的医疗机构，应当定期组织专家对其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能力进行评价，对患者平均长期存活率达不到相关要求的，应当及时撤销其器官移植相应专业诊疗科目登记。

第四十一条卫生部对已取得器官移植相应专业诊疗科目的医疗机构开展人体器官移植情况进行巡查。凡发现开展人体器官移植的医疗机构不符合本规定的，责令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撤销其器官移植相应专业诊疗科目登记，视情节轻重，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二条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对参加医疗机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能力评价的人员进行年度考核，对年度考核不合格或者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取消其评价资格，5年内不再聘请其承担评价工作：

（一）通过评价的医疗机构不具备开展人体器官移植能力的；

（二）不能按照本规定及相关规定完成或者胜任评价工作的；

（三）严重违反评价程序的。

第四十三条参加评价工作的人员在评价过程中滥用职权、弄虚作假或者非法收受财物以及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由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取消其参加评价工作的资格，并由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省级卫生行政部门5年内不得再聘任其参加评价工作。

第四十四条卫生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规定干预评价工作的，上级卫生行政部门或者工作人员所在的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及时纠正；后果严重的，应当给予有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行政处分。

第四十五条医疗机构和执业医师在开展人体器官移植中有违反《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行为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罚。

第五章附则

器官范文篇8

活体器官移植，即基于一定医疗目的，器官捐献者自愿捐献自己的器官，并由一定的医疗机构实施器官的摘取和植入行为的结合行为活体器官移植技术在我国起步较晚，但经过几十年的探索，我国的活体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已得到国内外的一致认可。但由于发展起步较晚，与之相配套的法律保护并没有完善地建立起来。虽然我国出台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但其并未上升到基本法律的层面，加上条例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活体器官移植的供体的权益依然得不到良好的保障。(一)我国民法对活体器官移植供体保护的现状。《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对供体的资格进行了限定:首先，供体必须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限定为:“任何组织或个人不的摘取未满18周岁公民的活体器官用于移植”①，这意味着我国是禁止未成年人未成年捐献器官的，即使在民法中将16—18岁能够以自己的劳动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未成年人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不能成为活体器官移植的供体，此举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未成年人的权利。同时，我国法律也对器官捐献的供体与受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限定，将活体器官捐献的供体和受体的关系限定在有亲缘关系的范围内，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器官买卖等恶性事件的发生。除了对供体的资格进行限定，依据《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我国活体器官移植的供体拥有以下权利:1．自愿权自愿权使得活体器官移植的供体拥有决定是否将自己的器官移植给他人的自由，任何人不得对其加以干涉，也不强迫他人捐献器官。2．知情同意权因为部分活体器官移植可能会对供体的身体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因而，供体享有知情同意权是非常有必要的，供体在做出是否捐献自己器官的决定前，医疗机构必须告知供体相关的信息和知识，同时也应当告知在医疗过程中可能会发生的风险，供体据此决定是否捐献器官。这不仅是对供体知情权的保护，也是对供体的生命健康权的尊重。3．撤销权我国法律规定供体享有撤销权，这一规定保护了活体器官移植供体的意思自治权利，供体可以决定捐献或者不捐献自己的器官，也有权利在做出捐献自己的器官的决定后撤销它，任何人不得加以干涉，这项规定直接保证了供体的意思自治，同时也是对供体生命健康权的又一重保护。(二)我国活体器官移植供体的民法保护中的问题。虽然我国法律对供体所享有的各项权利进行了规定，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对供体的权利保障，不仅要保障其决定是否捐献权的自由，也应对其在捐献器官后的健康权予以保护。然而我国现行法律在此仍有欠缺:首先，我国法律规定器官移植是绝对无偿的，这一点在大多数国家中的规定也是相同的，但是器官移植绝对无偿规定逐渐显现其问题，例如:供体的健康权无法得到后续保障，如日后其身体因器官移植出现问题，供体只能用自己的资源来解决这一问题，这项规定于供体的利益从长久来看是不利的。因而，规定器官捐献绝对无偿不仅会造成供体的权利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也有可能滋生器官买卖行为，违背该项规定制定的初衷。同时，我国法律对器官捐献的民事责任承担的规定模糊，相关规定只对医疗机构的过错进行了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但相关赔偿标准都没有具体规定;对受体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没有具体规定，如果遇到受体恶意欺骗供体捐献器官等情况供体很难主张权利。对民事权利承担的模糊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供体维权难，不利于保障供体的权利。

二、对于我国现阶段活体器官移植中的问题的建议

结合我国现阶段立法情况以及在供体权利保护中产生的问题，我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应当建立器官捐献合理补偿机制，供体可以因其器官捐献得到适当的补偿以保障其后续的治疗与生活。此举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供体在捐献器官后的后续权利，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供体的后顾之忧，打消供体捐献器官的顾虑。当然，合理补偿机制需要得到规范，应当细化补偿标准，这样能够在保障供体后续权利的同时，防止恶意骗取补偿金的事件。其次，法律应当明确活体器官移植中相关民事权利的承担，不仅明确医疗机构的责任，也应当明确受体应当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法律应当及时明确受体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便于供体追责，保护自己的权利。

三、结语

我国现阶段的对活体器官移植供体的保护已具雏形，但是依然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一些规定亟待完善，相信将这些规定完善之后，我国供体的权利会得到更好地保护，我国活体器官移植制度也能得到进一步完善。［注释］①＜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八条、第九条．

［参考文献］

［1］李芳星．我国活体器官移植中受供体权利的民法保护研究［D］．宁夏大学，2016．

［2］邹卫强．无效活体器官移植的民法探讨［J］．法学论坛，2014，29(04):86－92．

器官范文篇9

关键词：器官移植；犯罪；刑法效应；医疗秩序

一、域外人体器官移植的立法实践

世界各国(地区)对人体器官的立法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对死亡判断标准的立法，二是对活体器官移植的立法，三是对尸体器官移植的立法。（一）器官移植与死亡标准的判定。作为医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死亡标准的判定与器官移植手术密切相关，传统理论将“心脏死亡”认定为死亡标准，但是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这一标准引起了较多的争议。除了对“心脏死亡”的质疑之外，世界各国也一直在讨论是否有必要将脑死亡确定为新的死亡标准。关于脑死亡标准的立法，美国、英国、法国以及瑞典等国家已经通过立法将脑死亡确定为新的死亡标准，而有些国家虽然没有将脑死亡确定为新的死亡判断标准，但是高标准已经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认可。关于器官移植立法中涉及死亡判断标准的问题，世界各国目前存在两种立法模式，一种是立法模式，比如美国早在1981年就颁布了《统一的死亡判定法案》；另一种是将死亡判断标准在器官移植的法律中体现出来，比如1997年，日本颁布的《关于器官移植的法律》，其中将“脑死亡者的身体”界定为“尸体”。（二）活体器官移植的相关立法。关于活体器官移植的立法，各国(地区)针对可再生器官与不可再生器官有着不同的规定。对待可再生器官，立法往往比较宽泛，比如规定可再生器官的获取是基于治疗、诊断等合法目的即可。对待不可再生器官的移植，世界各国(地区)的立法均非常严格，比如英国在1989年就规定，不可再生器官移植只能在有基因联系的人之间发生。除此之外，不可再生器官移植的规定还遵循知情同意原则，即器官捐献者必须亲自表达愿意捐献器官的意愿；不危害生命、健康原则，即如果器官移植会对捐赠人的生命或者健康产生危害时，那么这个器官移植行为是不被允许的，如我国澳门的立法除了上面的规定之外还规定了器官捐赠者的损害赔偿权；限制行为能力人特殊保护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未成年人或者其他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如果要进行器官捐献，则必须经过其法定监护人的同意。（三）尸体器官移植的相关立法。各国针对尸体器官移植的立法中，除了刑事法这种实体法有相关规定之外，更多的体现在程序法中，因为尸体器官移植的规范需要严格的程序把关。尸体器官移植涉及到很多方面的程序，比如尸体器官获取的标准、捐献的准则、如何分配管理、如何移植操作等。针对尸体器官移植的程序，世界各国制定了各种法律进行规范管理，如新西兰早在1964年就颁布了《人体组织法》对尸体器官移植的获取、捐献、分配、移植操作等程序进行了详细规定；之后新西兰又将一些内容进行专门立法或者附于某些部门法中，比如1988年，新西兰又颁布了《验尸官法》，其中专门就尸体器官的获取进行了规定。尸体器官移植的立法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尸体器官的获取，就目前世界各国的立法来看，尸体器官的获取主要分为自愿捐献、推定同意、需要决定以及器官商业化4个准则。

二、我国人体器官移植犯罪的刑法效应问题

（一）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犯罪行为的刑法效应。1.组织出卖人体器官行为犯罪化的正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罪状描述为：“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笔者认为，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中把人体器官当作商品看待，在其概念中，人体器官具有商品的性质，也就是说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是指组织出卖者在自愿的前提下将自身活体器官作为商品出卖的行为。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组织者同时也违反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相关规定。我们从该《条例》中可以看出，人体器官已经不再考量来源，也将尸体器官在内的器官列入名单中。从侵害法益的角度考量，生命健康权是我国公民的最基本权利，是国家应该保护公民的最基础的法益，因此，也是刑法保护公民最主要的目的。2.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犯罪构成。关于犯罪客体的定义，刑法明文规定，犯罪客体是犯罪行为所触犯的而为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违法行为危害性的标准之一便是犯罪客体。在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犯罪中，犯罪行为侵犯了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和社会管理秩序，所以，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所侵犯的客体具有双重性的特征。犯罪构成的另一标准是犯罪的客观方面，客观方面主要包括犯罪的实行行为、损害结果、因果关系、方法手段等。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实行行为有两个，即组织和出卖。笔者认为，因为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的行为是侵犯公民的生命健康权这一最基本的权利，所以对组织这一行为的认定一定要相对宽泛，对组织以此扩大理解，不能设置过多的限定。由于目前没有关于此罪的司法解释，根据司法实践以及学术观点，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中，组织行为主要是指为了实现顺利出卖他人器官的目的所进行的一些行为手段。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发现，供体往往是被高额的报酬所吸引，从而做出伤害自己的承诺。在整个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犯罪中，组织者、中介组织、实施手术的医疗机构、器官移植的受体、人体器官收购者、协助者等都属于器官交易犯罪的交易者。值得注意的是，犯罪主体是自然人，由于组织出卖人体器官需要医学领域的支持，所以医院以及相关医疗单位在犯罪环节中必不可少，但是我国《刑法》并没有规定单位作为本罪的犯罪主体，仅仅在《器官移植条例》相关规定中对参与此类犯罪的单位进行行政处罚，这就表明参与此类犯罪的单位并不会收到刑事处罚，这显然不符合刑法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任务。3.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刑罚适用。就对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刑罚强度来讲，刑罚的轻重是由犯罪行为所侵犯的法益的大小所决定。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侵犯了公民身体健康权的同时还破坏了我国医疗管理制度，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刑罚的惩罚强度应该与该犯罪所侵犯的法益决定。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给无数患者带来福音，造福人类。因此作为立法者，应该具有谦抑精神，并且从有助于人体器官移植的角度考量设计合理的法定刑。（二）非法摘取、骗取他人器官犯罪行为刑法效应。1.非法摘取、骗取他人器官犯罪化的正当依据。非法摘取、骗取他人器官首先违背了公民的自主决定权，我国《刑法》保障公民的自主决定权，因此，在器官移植中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尊重器官捐献者的自主决定权，这种权利包括器官捐献者的知情、同意、拒绝以及临时放弃的权利。从我国《刑法》中可以看出，刑法要求对未成年人的人身绝对保障。非法摘取、骗取不满18周岁的人的器官被刑法绝对禁止，这是出于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保护。非法摘取、骗取他人器官的行为比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的行为更加严重，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也更加恶劣，因此，更应该被刑法所禁止。2.非法摘取、骗取他人器官行为的犯罪构成。非法摘取、骗取他人器官的犯罪是指没有经过本人同意，摘取器官；或者摘取的是未成年人的器官；除了欺骗别人捐献器官，还有强迫他人捐献器官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刑法法条中所指的“本人”是指的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不包括限制行为能力人。但如果一个精神病人在其精神正常的情况下作出愿意捐献器官的决定，那么应该视为正常意愿，可以进行器官移植手术。笔者认为，刑法中关于此类犯罪中所用的强迫一词应该做广义的解释，这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器官供体的生命健康权。针对器官捐献行为，只有完全行为能力人以及限制行为能力人在正常的时候所做的决定才能够视为自愿行为，其他的比如未成年人等限制行为能力人都不能够自主决定是否捐献器官，行为人的监护人人也没有权利作出类似决定，这是为了保护器官捐献者的生命健康权。但是在器官类犯罪中，还有一种特别恶劣的行为，比如用暴力的手段、威胁胁迫、欺骗的手段摘取受害人器官的行为。这种行为会带来特别严重的后果，所以针对以上这类行为，我们应该更加广泛地理解强迫一词。3.非法摘取、骗取他人器官犯罪的刑罚适用。面对当前这种严重的形势以及非法摘取、骗取他人器官犯罪对公民个人以及社会的危害，我国应该就此类犯罪单独进行法定性的设定，当然这要基于我国目前的基本国情以及刑法结构来综合考量。就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非法摘取、骗取他人器官类犯罪日趋多样化，并且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这种犯罪也会越来越复杂，所以针对不同情况，应进行合理的法定刑设计，以满足对我国打击人体器官移植犯罪的需要。自由刑在刑种方面是打击此类犯罪的基本刑罚，除了自由刑之外，对此类犯罪中涉及经济利益的，应该增加罚金刑以显示对该类犯罪打击的决心和力度。（三）非法摘取尸体器官犯罪行为刑法效应。1.非法摘取尸体器官犯罪化的正当依据。随着现代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我国出台相关条例明确了对活体器官摘取的限制，从而导致在器官移植的实践中，相对较多供体的捐献源来自死者。所以在器官移植中，不能与人体器官移植的基本伦理价值相违背，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充分尊重死者的生前意愿，如果本人生前明确表示拒绝捐献人体器官，就不能在其死后以任何方式摘取其器官。非法摘取尸体器官行为实质上是对尸体的一种破坏行为，同时这种行为对逝者家属的情感也会带来很大的伤害，严重破坏了社会的公序良俗。所以，非法摘取尸体器官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惩罚，被刑法所禁止。2.非法摘取尸体器官行为的犯罪构成。“违背本人生前意愿”，违背本人生前意愿的意思是说本人生前明确表示不捐献尸体器官而出现摘取该名死者身体器官的行为。在这种情形中，除了本人明确拒绝的情形还包括对死者器官摘取的程度或者种类与其生前所允许的程度跟种类不同的情形。在“违背本人生前意愿”中，对“本人”一词的理解，笔者认为，应该包括未满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未成年人。我国法律明文禁止未成年人捐献器官，但是我国法律并没有禁止未成年死者捐献器官，所以，如果未成年人在死亡之前有捐献器官的意思表示，并经监护人同意，应该允许未成年死者捐献尸体器官。“本人生前未表示同意，违反国家规定，违背其近亲属意愿摘取其尸体器官。”在这里需要明确的是，所谓的国家规定，这里是指国务院颁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以及一些相关内容的地方性法规。如果死者生前没有明确表示不同意捐献尸体器官的，法律就推定为“没有表示不同意”，在这种情况下，死者的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就具有同意捐献该死者人体器官的权利。在这里判断“近亲属”的范围要按照“国家规定”进行，《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将近亲属限定在配偶、成年子女、父母的范围内，明确了同胞兄弟姐妹无这项权利。3.非法摘取尸体器官犯罪的刑罚适用。非法摘取尸体器官的行为在破坏了死者尸体的完整性的同时也伤害了死者亲属的情感，与死者生前的意愿或者死者家属的意愿相违背，此类犯罪以盗窃、侮辱尸体罪论处。只要存在摘取死者器官的行为，就是非法摘取尸体器官犯罪的主体，但是在实践中，出现了医生为了挽救患者而利用尸体器官的行为，值得我们单独探讨。有学者认为医生为了挽救患者而擅自摘取死者尸体器官的行为属于紧急避险，虽然没有经过死者生前或者死者近亲属的同意，但是医生是为了拯救更大的法益而牺牲了较小的法益，况且医生主观上没有盗窃、侮辱尸体的故意，医生所为目的也具有正当性，因此，不应该追究医生的刑事责任。针对以上观点，笔者认为是不正确的。首先尸体虽然处于医院的控制范围以内，但尸体的归属权并不属于医院，而死者尸体的归属权只能属于其近亲属，因此医院对尸体没有支配权。其次，如果对这种行为不进行必要的刑法规制，而仅仅是进行民事赔偿亦或是行政处罚的话，极有可能出现将器官变相买卖的情况，因为医生也是普通人，我们在肯定他们为医疗事业作出贡献的同时也应当预防因为对此类行为的放纵而引发的犯罪。再者，不论是谁，只要没有合法的程序，其从尸体上摘取器官的行为都是对尸体完整性的破坏，这是不允许的，而且这种行为也是对死者家属的一种伤害更是对死者的一种侮辱。笔者认为，不管是出于何种善意的目的，都不应该以牺牲死者的法益以及死者家属的情感来成全患者的要求。如果出现此类行为，完全可以按照侮辱尸体罪对其进行处罚。而对于一些医疗工作者参与中介组织买卖死者器官并从中获利的行为，则可以参照盗窃罪对其进行定罪量刑。

三、我国人体器官移植相关刑事法制之完善

（一）确立脑死亡判定标准，解决与其相关刑法问题。1.立法建议。针对国外的一些有关脑死亡判定标准的立法模式，笔者认为，应该结合我国的具体操作经验，对脑死亡进行立法。首先在立法模式上，应该采用混合的立法模式，这是因为脑死亡的法律标准与民法、刑法、行政法等多个部门法均由关联，应该将脑死亡的相关法律法规列于其他部门法中，以供参照。其次，关于脑死亡的标准，技术规范标准化是大势所趋，具体来讲就是，针对一些轻微违法进行脑死亡判断但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由行政法来规制处罚；而如果严重违反了脑死亡的法律标准并且造成了严重后果的情况，则应由刑法来规制，追究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具体可以参照故意杀人罪以及故意伤害罪的相关规定。这样做不但可以减少脑死亡判断的“误差”，而且更有利于发挥各个部门发的作用，从而达到预防犯罪、惩治犯罪、保护人权的效果。2.立法标准的建立。关于脑死亡的立法标准当面，笔者认为，在法律和医学意义上，脑死亡和传统的心肺死亡应该同等对待，这是我国法律需要肯定的。刑法应当将脑死亡列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罪的章节里，然后规定出相应的罪名。认定脑死亡需要客观公正的程序，而且需要将程序法定化。除了以上重要的内容之外，认定脑死亡的机构需要明确，这里笔者建议可以通过法律的形式规定认定脑死亡的机构，比如认定脑死亡的医疗机构需要什么级别以及认定脑死亡的医疗机构所在地应该是什么级别的城市，鉴定专业技术也应当由法律规范，这样规定有助于使认定脑死亡的机构更加标准，并且使得鉴定技术更加专业化。其次，在程序上还应该注意，认定脑死亡的程序必须由两名以上专业医师进行，而且这两名医师要跟捐献器官者没有任何利益关系，这样严格程序标准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脑死亡的认定程序更加公平公正规范，使得鉴定结论更加客观。最后，为了保障脑死亡认定的公平客观，我们还需要法律设立专门的监督审查机构，以对脑死亡的认定报告实施积极地监督审核，并出具相应的意见报告。（二）完善人体器官移植犯罪行为及刑法定性。1.摘取精神病人器官行为的刑法定性。为了保护人体器官，使得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技术健康有序的发展，我国《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组织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同时也将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盗窃尸体罪同样适用于人体器官犯罪中。但是这些罪名对具体器官移植类犯罪并不能做到恰当的适用，而且，《刑法修正案(八)》关于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中的规定将精神病人作为一般的犯罪对象，没有给予精神病人像未成年人一样特殊的保护，这一点需要有所改进。面对摘取精神病人器官的行为，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而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间歇性精神病人，在其精神正常的时候做出愿意捐献器官的决定，如果符合人体器官捐献程序，符合相关规定，这个时候摘取精神病人的器官并不构成犯罪。2.医疗机构非法行为的刑法定性。众所周知，在人体器官移植类犯罪中，要成功实施犯罪行为，离不开医务人员的帮助，如果没有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犯罪分子很难成功实现人体器官移植。所以，几乎所有的人体器官移植犯罪中，都存在医务人员或者医疗机构的参与，由于医务人员的操作权限是由医疗机构设置的，并对其进行统一的分配管理，所以，在此类犯罪中，医疗机构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在器官移植类犯罪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单位犯罪，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医疗机构为了给单位谋取不正当利益而实施非法器官摘取手术的有很多，但是这些医疗单位并没有收到刑法的处罚，只是受到行政法上的处罚，比如吊销营业执照和罚款等，这种惩罚措施跟其社会危害性完全不相称，这是一个比较现实且需要解决的问题。单位具有客观存在性，法人由其自己的行为，与自然人同样具备犯罪主体的资格，具体来讲就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实施的或者机构实施的行为，能够体现法人的具体意志，所以，医疗机构作为法人，具备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所以完全具有犯罪主体资格，同时，医疗机构都是拥有专业技能素养和资格证书的机构，所以，应该扩大组织出卖体器官罪的主体范围，使得单位、单位的分支机构、下设机构以及自然人均可以成为本罪可以规制的主体，而此处的单位则表现为医疗机构。（三）增设走私人体器官罪，完善相关刑事责任问题。1.增设走私人体器官罪的必要性。我国禁止任何医疗机构和医务工作人员用我国公民的器官对没有进行审批手续的外国人进行器官移植行为，表明我国禁止走私人体器官行为的态度，但是刑法中并没有相关规定。走私人体器官就是国内的人向境外的人提供本国公民的人体器官，供外国使用。人体器官是稀缺的医疗资源，我们国家的器官捐献本来就很有限，如果不对这种行为进行严厉的打击，无疑会对我们国家公民的整体利益造成严重的损害，这不但不利于保护人权，也破坏了人人平等的基本理念，其所带来的利益要远远小于其所具有的社会危害性。所以，有必要针对这一行为设立走私人体器官罪，以打击这一严重的犯罪行为，完善刑法体系。我国刑法应该将走私人体器官的行为单独设立为走私人体器官罪，这样既能够有效的打击此类犯罪行为也能够很好的保障人权。2.走私人体器官犯罪的构成要件。走私人体器官犯罪，笔者认为在犯罪主体方面，应该扩大犯罪主体的范围，即犯罪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就走私人体器官犯罪的主观方面来分析，犯罪主体应当是故意，如果行为人是被他人欺骗或者是胁迫参与此类犯罪的，应该惩罚主犯，对主犯按照间接正犯的相关规定来处理。就走私人体器官犯罪的客观方面考虑，虽然此类犯罪以获取高额利润为目的，但是由于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以及此类所侵犯的是海关监管规定，所以并不要求罪犯获得了高额利润的结果。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类的走私行为主要是走私类的犯罪，而走私人体器官犯罪不但违反了海关监管的相关规定，还严重扰乱了我国正常的医疗秩序，所以，应当把走私人体器官犯罪按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类犯罪进行分类，并独立规定为走私人体器官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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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范文篇10

第一条为规范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保护患者健康，根据《执业医师法》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所称人体器官移植技术是指将他人的具有功能的心脏、肺脏、肝脏、肾脏等器官移植给患者以代替其病损器官的技术。

第三条医疗机构开展人体器官移植必须遵守本规定。

第四条卫生部主管全国人体器官移植工作。卫生部成立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负责组织相关专家拟订全国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规范，对省级卫生行政部门上报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规划提出评议意见。

第五条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以下简称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根据人体器官移植医疗需求、本行政区域人体器官移植技术和人才队伍水平等综合因素，制订本行政区域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规划，并报卫生部备案。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根据报卫生部备案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规划，对本行政区域开展人体器官移植的医疗机构进行合理布局，严格控制数量，严格技术准入。

第六条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严格加强对医疗机构开展人体器官移植的监督管理。

第二章诊疗科目登记

第七条医疗机构开展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必须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和本规定，向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办理器官移植相应专业诊疗科目登记。

第八条申请办理器官移植相应专业诊疗科目登记的医疗机构原则上为三级甲等医院，并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具备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能力的本院在职执业医师和与开展的人体器官移植相适应的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二）有与开展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相适应的设备、设施；

（三）有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

（四）有完善的技术规范和管理制度。特殊情况下，上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医院申请办理器官移植相应专业诊疗科目登记的，除必须具备前款规定的条件外，还必须符合所在地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向卫生部备案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规划。凡不符合规划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不得准予登记。

第九条医疗机构申请办理器官移植相应专业诊疗科目登记时，应当向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提交下列材料：

（一）器官移植相应专业诊疗科目登记申请书；

（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复印件；

（三）医院评审证书复印件；

（四）拟开展人体器官移植的执业医师和与拟开展的人体器官移植相适应的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名单及其专业履历；

（五）与拟开展的人体器官移植相适应的设备目录、性能、工作状况说明和相应辅助设施情况说明；

（六）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组成及人员名单；

（七）与拟开展人体器官移植相关的技术规范和管理制度；

（八）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十条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接到医疗机构办理器官移植相应专业诊疗科目登记申请时，应当组织专家对其申请的器官移植相应专业诊疗科目的临床应用能力进行评价。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能力评价程序由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制定。

第十一条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对医疗机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能力评价时，可以聘请本行政区域范围内的专家，也可以聘请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专家。参加评价的专家应当遵守评价程序及相关规定，确保评价的客观、公正、科学，并对评价结论负责。评价过程和内容应当有完整记录，并存档备查。

第十二条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对通过评价且符合本行政区域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规划的，在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外科诊疗科目下设相应专业中增加器官移植项目登记。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在准予器官移植项目登记前，对医疗机构进行现场核实。

第十三条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将准予器官移植项目登记的医疗机构名单报送卫生部备案。报送医疗机构名单时，还应当同时报送本规定第八条规定的执业医师名单及其个人专业履历。

第十四条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取得器官移植相应专业诊疗科目登记的医疗机构名单和具有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能力的执业医师名单。

第十五条未取得器官移植相应专业诊疗科目登记的医疗机构不得开展人体器官移植。

第十六条不具有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能力的执业医师，不得开展人体器官移植。具有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能力的执业医师，不得到未取得器官移植相应专业诊疗科目登记的医疗机构开展人体器官移植。

第十七条未取得器官移植相应专业诊疗科目登记的三级综合医院在同时出现下列三种特殊情况时，经所在地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同意，可以邀请已取得器官移植相应专业诊疗科目登记的医疗机构中具有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能力的执业医师来本医院开展人体器官移植手术：

（一）供移植人体器官对血液供应有较高要求（如心脏移植）；

（二）供移植人体器官不能及时运送至取得器官移植诊疗科目登记的医疗机构；

（三）患者病情危重。上款规定的三级综合医院应当是人体器官捐献者所在地的医院，且具备手术、重症监护和免疫排斥反应应急处理等条件。具有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能力的执业医师在完成人体器官移植手术后，应当待患者病情平稳后方可返回其执业注册的医疗机构。

第十八条医疗机构开展人体器官移植的执业医师发生变动或者有关的主要设备、设施及其他关键辅助支持条件发生变化，不再具备第八条规定条件的，应当立即停止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并向准予登记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办理注销器官移植相应专业诊疗科目登记手续。

第三章临床应用管理

第十九条医疗机构开展人体器官移植，必须严格遵守《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严格遵守医学和伦理学原则，严格根据患者病情、可选择的治疗方案、患者经济承受能力等因素综合判断治疗措施，因病施治，合理治疗，严格掌握人体器官移植的适应症。对不符合法律、法规和医学伦理学原则的，不得开展人体器官移植。

第二十条医疗机构开展人体器官移植应当与其功能、任务和能力相适应，保证移植人体器官来源合法，有固定、充足、安全的血液和血液制品来源。

第二十一条医疗机构应当制定保障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的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的规章制度，建立技术档案，并定期进行安全性、应用效果和合理使用情况评估。

第二十二条医疗机构应当建立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应当由管理、医疗、护理、药学、法律、伦理等方面的专家组成，从事人体器官移植的医务人员人数不得超过委员会委员总人数的四分之一。

第二十三条医疗机构必须建立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论证制度。医疗机构每例次人体器官移植前，必须将人体器官移植病例提交本医疗机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进行充分讨论，并说明人体器官来源合法性及配型情况，经同意后方可为患者实施人体器官移植。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进行人体器官移植论证的人数应当为单数，参加论证的委员应当与本例次人体器官移植无利害关系，且从事人体器官移植的委员人数不得超过该论证总人数的四分之一。

第二十四条实施人体器官移植前，医疗机构应当向患者和其家属告知手术目的、手术风险、术后注意事项、可能发生的并发症及预防措施等，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第二十五条手术医师应当在手术结束后的48小时内书面向医疗机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报告人体器官移植情况。

第二十六条医疗机构应当加强对人体器官移植医疗质量管理，提高手术成功率、移植人体器官和术后患者的长期存活率，建立人体器官移植患者随访制度。

第二十七条人体器官不得买卖。医疗机构用于移植的人体器官必须经捐赠者书面同意。捐赠者有权在人体器官移植前拒绝捐赠器官。

第二十八条医疗机构摘取尸体器官的，应当对尸体进行必要的、符合社会伦理道德的处理。

第二十九条医疗机构进行活体器官摘取前，应当由本医疗机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主持听证，邀请医学、法学、伦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专家和活体器官捐赠者本人及其家属参加，确认符合法律、法规和医学伦理学原则、是活体器官捐赠者本人真实意愿、无买卖人体器官或者变相买卖人体器官后，方可进行活体器官移植。

第三十条医疗机构在摘取活体器官捐赠者所同意捐赠的器官前，应当充分告知捐赠者及其家属摘取器官手术风险、术后注意事项、可能发生的并发症及预防措施等，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未经捐赠者及其家属同意，不得摘取活体器官。活体器官移植不应当因捐献活体器官而损害捐赠者相应的正常生理功能。

第三十一条医疗机构对人体器官捐赠者和需要移植的人体器官应当进行必要的检查，防止患者因人体器官移植感染其它疾病，保证人体器官移植的临床疗效。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患者、肝炎病毒携带者、梅毒患者等患有经血液传播疾病者和恶性肿瘤患者等的器官不得用于人体器官移植。

第三十二条医疗机构开展人体器官移植应当恪守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医德规范。医疗机构及其任何工作人员不得利用人体器官或者人体器官移植，牟取不正当利益。

第三十三条医疗机构应当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收费，主动接受患者及其家属有关医疗费用的查询和监督。严禁自立收费项目、分解收费、重复收费、比照收费、超标准收费等乱收费行为。

第三十四条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开展试验性人体器官移植，必须进行技术论证，并按照有关规定取得批准。医疗机构开展试验性人体器官移植应当履行告知义务，征得患者本人和其家属书面同意。试验性人体器官移植不得向患者收取任何费用。有关给予患者补偿问题，应当在知情同意书中约定。

第三十五条医疗机构开展异种器官移植，应当按照临床科研项目的有关规定取得批准后方可实施。

第三十六条医疗机构应当在完成每例次人体器官移植后30日内，使用卫生部下发的信息管理软件将人体器官移植相关信息报送至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省级卫生行政部门使用卫生部下发的信息管理软件，将本辖区开展人体器官移植相关信息汇总后，分别于每年7月20日前将上半年本辖区人体器官移植相关信息和每年1月20日前将上一年度下半年及上一年度全年本辖区人体器官移植相关信息报送至卫生部。

第四章监督管理

第三十七条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开展人体器官移植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现场监督检查每年不少于一次，并详细记录监督检查结果，发现其不具备本规定第八条规定条件的，准予登记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按照程序及时撤销其器官移植相应专业诊疗科目登记。

第三十八条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进行监督检查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工作现场了解情况，调查取证；

（二）查阅有关资料，必要时可以复制有关资料；

（三）责令医疗机构立即改正违法违规行为。

第三十九条医疗机构违反本规定第二章规定，未经诊疗科目登记擅自开展人体器官移植的，由卫生行政部门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的规定给予处罚。

第四十条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对不具备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能力和不符合本行政区域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规划的医疗机构不予登记；对已取得器官移植相应专业诊疗科目的医疗机构，应当定期组织专家对其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能力进行评价，对患者平均长期存活率达不到相关要求的，应当及时撤销其器官移植相应专业诊疗科目登记。

第四十一条卫生部对已取得器官移植相应专业诊疗科目的医疗机构开展人体器官移植情况进行巡查。凡发现开展人体器官移植的医疗机构不符合本规定的，责令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撤销其器官移植相应专业诊疗科目登记，视情节轻重，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二条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对参加医疗机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能力评价的人员进行年度考核，对年度考核不合格或者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取消其评价资格，5年内不再聘请其承担评价工作：

（一）通过评价的医疗机构不具备开展人体器官移植能力的；

（二）不能按照本规定及相关规定完成或者胜任评价工作的；

（三）严重违反评价程序的。

第四十三条参加评价工作的人员在评价过程中滥用职权、弄虚作假或者非法收受财物以及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由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取消其参加评价工作的资格，并由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省级卫生行政部门5年内不得再聘任其参加评价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