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部器官移植法律制度与立法构建

一、我国面部器官移植制度之缺憾与反思

（一）国家暂无器官移植统一立法。1．我国面部器官移植的立法现状。目前，我国有关面部器官移植的法律法规还比较缺乏，国务院曾于2007年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在之后的几年，曾有人大代表向国家提出制定器官移植法的相关议案，但是由于各种主观与客观的原因最终没能实现启动其立法的程序。我国在器官移植的立法上明显落后于一些西方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及管理制度也相对缺乏，医疗机构把一些地方性法规作为我国器官移植的一般性法律依据。如广州、上海等城市相继出台了一些地方性规章制度，如《遗体捐献条例》《志愿捐献遗体管理暂行办法》《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等，来解决在我国器官捐献及移植的过程中出现的各类法律纠纷、法律问题，所以这些地区及城市颁布和实施了相应的地方性法规，为医疗实践活动中对发生的器官捐献及移植等问题提供了法律上的保护及依据，但由于受各方面的影响，存在其范围的局限性，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全国范围内在面部器官移植中普遍存在的问题。2．我国现行法规的不足与缺憾。国务院于2007年5月1日颁布实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该条例是行政立法，只属于行政法规，所以其法律权威性和强制力偏弱。《条例》中主要对关系到人体器官移植过程中的行政管理事项做出了一定的规定，但没有对器官的捐献者、器官的接受者之间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的规定，只依靠现有的《条例》来规范与约束法律主体之间的医疗行为是不合适的。为使供、受体之间的合法权益得到更为周全和细致的保护，现行法规还需做进一步的完善。这几个法规，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与缺憾：（1）规定范围模糊，缺乏一定解释。《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中有部分内容已不能解决当下器官移植手术中出现的新问题及新矛盾，特别是本文中研究的对象——面部器官，在该条例第2条第1款中对于移植范围的规定中，就没有涉及对面部器官的内容，所以该条规定的器官范围过窄，不利于对面部器官移植技术的法律保障。（2）行政法规的法律效力弱，难以有效遏制器官移植中的违法活动。《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是行政立法，只属于行政法规，所以没有如民法、刑法的权威性和强制力，这样不利于调整人体器官移植的各种法律关系。因为是行政法规，所以《条例》主要对关系到人体器官移植过程中的行政管理事项做出了一定的规定，没有对器官移植中法律主体的行为进行立法说明。（二）对我国面部器官移植法律制度的反思。笔者对我国器官移植法律立法现状的研究，总结出我国面部器官移植立法的缺陷与不足，进而有所反思：一是我国医学专家与法律专家经过多年的研究与讨论，最终形成的《条例》是以行政法的形式颁布的，法律位阶较低，无法适用于现实的所有需要。所以在现有《民法》《刑法》内容的基础上增加对人体器官捐献、移植的主体的法律内容是必要的。二是在面部器官移植方面的规定太少，《条例》及地方法规中对心脏、肾脏等大器官都有比较详细的规定，但对面部器官没有提到，在实施中我们只能参照执行，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这项医疗项目的应用及发展。而且现行法规对活体器官移植的内容规定得较多，对尸体器官移植的内容规定得较少，而本文研究的面部器官移植必须是尸体器官进行的移植，这无疑是另一个影响的因素。但从整体上来说，我国在器官移植的立法道路上已经迈开了步伐，正朝健康有序的方向前进，我们可以预见，通过我们的努力，我国器官移植技术将越发成熟，相配套的法律法规也终将完善。

二、我国面部器官移植法律制度之理论构建

纵观各国器官移植的法律制度，根据我国国情，笔者从理论的层面对未来我国面部器官移植活动中的立法工作进行理论性探讨，将从此角度来分析在立法过程中可能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并可以加以规范，更好地指导实践中的立法工作。（一）厘清面部器官移植的立法目的。1．保障面部器官移植法律关系主体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立法须以医学伦理学中强调的“救死扶伤”为目的，使患者的身体恢复健康或使容貌恢复正常等，从而保障面部器官的供体和受体的合法权益，并促进该项医学技术健康有序的发展。2．从根本上解决器官紧张的社会状态从我国现行的器官捐献的法律措施上看，通过几年的努力，我们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离问题的解决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通过研究调查数据，近五年来，我们每年有100多万人需要器官的移植，2016年登记捐献器官的志愿者只有66336人，其中6529人通过器官移植获得健康。随着医学事业的发展，我国器官捐献移植数量会逐年大幅度递增。器官捐献量年均增幅达到32%，器官移植手术量年均增幅达到23%。截至2019年，全国已登记器官捐献志愿者达到116万人，成功实现捐献的人数达到2万例。［1］我国年捐献量现已位居世界第二位。如何改善现行的捐献及移植制度来保障我国公民器官移植的医疗全过程是我们亟待找寻的答案。（二）厘清面部器官移植立法的前提。因为面部器官移植的器官有医学的移植标准，并非所有的自愿捐献者都可以成为供体，正如前面所说，捐献者的血型、白细胞等指标都必须和手术患者相匹配，对年龄也有一定的要求，最好是以青壮年为佳，且脸部在死亡时保存完整，从捐献者的面部进行器官的剥离、修剪到移植，直到移植至手术患者脸上的整个过程必须要在4个小时内完成。捐献者不能有遗传病史和传染病等，而这些都需要从法律上进行规制。因为捐献的面部器官有移植时间的限制，所以目前很多国家在器官移植的相关立法中大多确立了脑死亡标准。1968年，哈佛大学医学院特设委员会提出“脑死亡”的定义，迅速深入人心，并进入许多国家的立法层面，使得摘除器官手术本身的法律与伦理困境得以破冰。科学意义中的脑死亡学说是以脑死亡为真正的死亡结果，有利于进行如面部器官移植这样的器官移植活动。中国现行关于界定脑死亡的标准是全脑功能的丧失，是一种不可逆转的状态，即昏迷的原因明确，排除各种原因的可逆性昏迷。但是由于我国受传统文化观念的束缚、社会发展与科学发展的不同步，在我国的立法现状中，尚无对脑死亡的定义与标准，因此，确立脑死亡标准作为面部器官移植立法的前提条件是具有现实的适用性意义。（三）明确面部器官捐献的原则。1．自愿无偿捐献原则按照《条例》规定，应当遵循自愿、无偿的原则。对于面部器官的捐献行为，死者生前已经表达自愿捐献意愿的，只要有书面的证明材料，供者的愿望即具有法律效力。2．知情同意原则实施面部器官移植手术前必须注意供、受体双方的知情同意。在面部器官移植过程中，供体是捐献者的遗体，手术从切除供者的面部器官到移植至受体的时间必须是有医学标准的，不能超过一定的时间。如果超时，可能造成器官的浪费，而且必须有足够的理论研究去论证患者只有通过此类方法获得最大的收益，证实该方法对患者利益的最大化，并没有可以替代的其他方法，最后要求供体或供体的家属与受体及其家属签署必要的协议。3．秘密原则在该《条例》中，规定医务人员应当对器官的捐献者、接受者及申请器官移植手术的患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因此，在人体器官移植中也应该引入此类的原则，不仅是个人资料的保护，而且对双方的身份等一切可能知晓对方的内容也要进行保密，除非供、受双方达成见面协议，这样做一方面解决了潜在的伦理危机，另一方面保证了其可能产生的法律问题。所以，在脸部器官移植的相关规定中，应该规定供、受体双方的保密原则及互盲原则，以此保护各自的民事权利不受侵害。4．无偿原则《条例》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不得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的活动。”问题是如何能以法律的形式切实界定这一行为的合法性值得商榷。比如，在这个供体难求的现状中，如何规避隐性的器官买卖行为，如何避免实施手术的医务工作者从中获取暴利的行为。5．手术适用原则（1）受体要符合医学中的标准。郭树忠团队在《换脸换的是什么？关于中国首例脸部器官移植的回顾与反思》的文章中特别提到，进行器官移植的适应人群需要纳入医学标准机制。目前我国专家共同认为可移植的受体包括肿瘤、外伤、感染、先天畸形等导致的，面中部或全面部的复合组织缺损、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并且使用传统的修复与重建外科方法修复效果不佳的患者［2］。其次，受体要有面部器官移植的愿望和承受手术后带来的所有问题的心理素质，因此在手术前对受体要进行必要的心理测试及心理疏导工作。例如，从我国首例“面部器官移植”患者的死亡案例中可以看出，该患者由于在术后对医嘱认识不足，没有按照医嘱按时服用药物，最终导致患者死亡。因此，医疗机构在选择患者的时候要综合考虑患者的各项指标是否符合进行器官移植的要求，确保患者和医生建立长期和谐的医患关系，保障术后长期的抗免疫治疗能够正常进行，而这些，都应该被纳入到立法的范畴中。（2）受体要符合法律中的标准。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刷脸”成为个人电子信息认证的手段之一，而面部器官移植就可能成为犯罪分子逃避法律制裁的一种途径，所以，在受体进行面部器官移植前需要对受体的手术资格进行合法层面的核实与确认。比如，可以在术前由医疗单位联合公安机关对受体的身份及其是否有犯罪记录进行核实，并且建立相应的术后身份变更制度，录入相关的电子身份档案，由实施手术的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开具相关证明，到公安机关按照一定要求重新办理身份证。6．公平、公正原则由于中国器官捐献的现状是器官供体短缺，受体很难找到合适的供体，当在供体来源紧张的前提下，如何合理安排受体实施移植手术时的先后顺序，就成为一个关乎患者切身利益的问题了。所以，必须从立法的层面进行规制器官分配的行为。7．法定许可原则进行面部器官移植的医务人员必须具备从事器官移植相应的技术水平与业务能力。对于不具备相应资格与技术的医院、诊所及个人是不能从事面部器官移植手术的，否则会造成违法犯罪。（四）明确面部器官移植的程序。至今，我国尚无专门的器官移植管理机构，更没有针对面部器官移植的机构。器官移植现状比较混乱，不管是医疗机构，还是供、受双方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可能出现医疗机构开展此项技术的资格认定问题，医疗机构缺乏专门的管理制度，移植器官的程序也各不相同，供体有意捐出自己的器官却无处可捐，患者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器官，只有靠医疗机构自寻器官等现象，而这些问题的凸显都是由于我国对器官移植的组织管理缺乏统一的程序规范所造成的。所以，应成立专门的器官移植管理机构，建立全国统一的器官移植程序，规范医疗机构对器官的管理，如首先对医疗机构建立许可证准入制度、备案登记制度，在供、受体进行器官捐献与移植前，到本地公安机关备案，确定身份的合法性。

三、我国面部器官移植法律制度之立法构建

我国在人体器官移植方面的法律较其他国家而言相对落后，虽然已有一些法律规定，即2009年我国卫生部办公厅的《颜面部同种异体器官移植技术管理规范（试行）》，其规范的内容只是从面部器官移植的医疗机构、参与面部器官移植的医务人员及相关的技术管理做了法律上的规定与要求，没有涉及面部器官移植中的供体和受体的权利与义务的内容，这就造成了因法律制度的制约使临床救治工作举步维艰，因此尽快对面部器官移植进行立法是十分必要的。在此，笔者认为，第一要制定符合中国特色的、较为全面而具体的器官捐献及移植的法律制度，为我国面部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奠定良好的立法基础和立法保障；第二是从法律的角度制定相关配套的保障措施来弥补不足。（一）尽快完善我国的器官移植法律。1．形成规范统一的法律法规。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人体器官移植的法律体系。我国现行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等只是一部行政法规，没有对器官移植中的诸多具体问题进行解决，因此，我国有必要进行制定统一的器官移植的法律法规。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副主任委员陈忠华教授曾指出：“器官的来源和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是我国器官移植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要建立《器官移植法》、《器官捐献法》、《脑死亡法》以及《器官移植伦理学指南》这样一种“三法一指南”的立法思想，这对完善我国器官移植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面部器官移植一种特殊的医疗技术行为，也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活动，除了医学范畴外，还受到诸多外因的制约，如前文提到的脑死亡问题、尸体捐献的问题等，那么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应是全面而具体的，如应该尽快制定相关具体的法律法规对此加以规范。在器官移植医疗事业健康发展的同时，对保障人的生命健康等合法权益等方面也可以发挥出正面且积极的作用。2．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综前所述，总结出一些个人的观点及看法：（1）规范及修改具体条文及法律解释。对于现有法规中很多的内容因要涉及具体的操作，所以要在立法上保证法条的适用性。对于无法在法条中明确出来的内容或容易造成歧义的内容，可以用法律解释的方法将其进行解释说明。（2）明确规定器官分配的程序。为了保证器官分配的公平与公正，应在器官移植法中对器官分配的程序做出明确的规定，或者针对器官分配的原则及程序等进行单独的立法从而保证器官分配的公平与公正。（3）修订现行刑法，增加器官移植犯罪的内容。建议增设器官移植犯罪的相关规定，进而可以修订和完善刑法。可增设如“非法买卖、摘取人体器官罪”“强迫出卖人体器官罪”等。现行法律规定，对于非法摘取公民器官的行为如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条例》第二十六条同时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不得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的活动。可在我国现行的刑法中却没有针对器官移植犯罪做出相应的处罚性规定，因此，在现行刑法中增设人体器官移植的相关内容是必要的。（二）尽快对脑死亡进行立法，提高供体数量与质量。由于中国传统思想的束缚与影响，目前对脑死亡的定义与标准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从世界上多个国家相继完成面部器官移植手术时，因为捐献的面部器官有移植时间的限制，所以一些国家的相关立法确立了脑死亡的标准，使得摘除器官手术本身的法律与伦理困境得以破冰。对于脑死亡的立法，我们应该认识到脑死亡的立法目的是为了保障器官的质量及符合器官移植的医学要求。从医学的角度来看，脑死亡是不可逆的一种死亡状态，医疗机构可以停止做无效果、无意义的各类抢救活动，从而为国家节约了宝贵的医疗资源。实行科学的脑死亡标准，可以有效地保障医疗机构合法行为，在临床上也可以避免医患之间不必要的矛盾与纠纷。当下社会，将宝贵的医疗资源集中分配给真正需要的人才有更大的意义。可是如果立法上不承认脑死亡这种死亡认定的标准，那么器官的摘取就成为问题，其摘取的行为本身有可能也成为犯罪。所以尽快对脑死亡进行立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充分凸显出人类对生命的敬意。（三）制止器官移植犯罪，严禁器官交易与买卖。相对于其他部门法而言，刑法具有特殊的规制效果。由于本文研究的面部器官移植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关系着法律关系中个体的健康发展及生命的质量，严重威胁到国家器官移植活动的健康有序的发展。对于这些违法乱纪的活动，我们应从法律的角度加以规范，不能只用道德伦理的约束来限制此类活动，因为我们所看到的结果往往治标不治本，这也跟社会的文明程度相联系，根据我国现状，将器官移植犯罪纳入刑法的范畴成为国家强制力保障的一部分，是确保我国面部器官移植技术健康发展的法律屏障。对于人体器官移植而言，器官的买卖与非法的交易是最严重的犯罪，它带来的恶果是难以想象的，所以严禁器官的买卖与非法的交易，必须要用立法的形式，用法律的手段，积极打击各类器官移植犯罪，做出保障器官移植活动合乎法律的规定，保护器官供体、受体、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我国登记器官捐献志愿者达116万余人［N］．中国青年报，2019-04-01（01）．

［2］《换脸换的是什么？》．光明网，2015-10-20/2020-09-02．

作者:王虹 单位: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