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介范文10篇

评介范文篇1

一、论文一:理解“政策不作为

”McConnelA,HartP.2019.Inactionandpublicpolicy:Understandingwhypolicymakers‘donothing’[J].PolicySciences,52(4):645-661.自拉斯韦尔的政策科学传统肇始,公共政策理论的发展主要立基于对政策活动(policyactivity)和政策干预(policyintervention)的研究。无论是著名的多源流模型、倡导者联盟框架,还是政策学习与政策扩散理论,都有意无意地暗含着一个基本的前提:政策主体的主观能动性(agency)。换言之,现代公共政策理论的认识论基础之一是研究可观测的、有目的性的、真实的政策行动(policyaction)(Peters,2019)。最近,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AllanMcConnel和荷兰乌特勒支大学的Paul􀆳tHart在著名国际学术期刊PolicySciences发表的一篇论文大大开拓了人们的理论视野。在这篇题为Inactionandpublicpolicy:Understandingwhypolicymakers‘donothing’的论文中,两位作者聚焦政策不作为(policyinaction)概念,系统梳理了公共政策研究的理论脉络,提出政策不作为的类型学,并提倡:要深化对当代公共政策过程的理解,可以更深入地关注在面对社会问题时为什么政策制定者有时什么都不做(donothing)。在早期研究公共政策的政治学家中,戴伊(ThomasDye)曾给出了一个言简意赅的著名定义:政府决定做或者不做的事情就是公共政策(Dye,1972:2)。不过,后来的理论发展似乎并没有过多关注到政府选择不做的那些事情。事实上,在当代社会,所谓的政策不作为常常出现在公民的日常话语中,并往往同疏忽、懒政、惰政、卸责等负面标签相联系。在社交媒体发达、社会观点多元化的时代里,西方政策制定者在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生态环境灾难、跨国难民危机、控枪等棘手政策问题时的踟蹰不前和进退失据也常常被诟病为政策不作为。因此,这一现象本身并不新鲜,反倒俯拾皆是。然而,为什么如此重要的政策现象很少作为理论研究的对象呢?两位作者指出,这缘于政策不作为现象的反事实(counterfactual)本质给学术研究造成障碍(McConnelandHart,2019)。换成俗话来说就是:你说政府什么都没有做,但政府可能说,其实我们已经做了能做的一切。因此,判别什么是政府可以做但没有做的事情成为理论分析的关键。在这里,作者借鉴了政治学思辨中的“可能性原则”(thepossibilityprinciple;MahoneyandGoertz,2004),即:面对任何社会问题时,排除掉极端的政策场景,政府通常都有一系列现实中可行的对策;在这种情况下,当政府选择什么都不做时,就可以被认为是主观上的政策不作为。两位作者进而给出了一个正式的学术定义:对于决策者个人、公共组织、政府和政策网络来说,当一个在其管辖范围内的政策问题有若干可能的政策干预予以应对时而没有做出干预,即为政策不作为。为了更好地分析政策不作为的原因和后果,AllanMcConnel和Paul􀆳tHart对这一现象做了类型学划分,分别包括:蓄意不作为(calculatedinaction)、意识形态性不作为(ideologicalinaction)、被迫不作为(imposedinaction)、勉强不作为(reluctant上述的分类对政策不作为的可能类型做了比较全面系统的阐述,作者随后又对各种不作为的成因做了归纳,包括个人驱动型、公共组织驱动型、政府驱动型和网络驱动型。论文对不作为的类型学、驱动力、后果等都做了详细的论证,受本文篇幅所限,笔者不一一赘述。总的来说,这篇纯理论推演型的学术论文对于公共政策和管理学者如何进行理论的演绎和归纳从而开拓全新的研究视野做了很好的示范,作者对于公共政策理论脉络的把握非常精深,并展现出高度的敏锐性和创新能力。假以时日,相信本文会吸引很多各国同行开始关注各自国家和政策领域内的政策不作为现象。在中国的场景下,公共政策中的不作为并不罕见,本文或许可以启发很多国内外的中国研究学者来分析在中国大陆的体制背景下,公共政策不作为的原因、过程和后果。简单而言,若干中国特色很有可能让中国场景下的政策不作为表现出和西方不同的特征,包括:强调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与条块分割并存、官员晋升锦标赛、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财政分权与再集权、治理懒政惰政问题等等。当然,对政策不作为进行深入分析,需要一套扎实可靠的研究方法,并突破方法论的障碍。首先,如何捕捉现实世界中的政策不作为?没有政策干预是不是一定导致负面后果?有意维持现状是不是等同于政策不作为?其次,对政策不作为现象进行解释,少不了“因变量—自变量”的思维框架。因为实证研究的缺乏,学者们一时尚无法用量化研究的途径进行假设检验。那么,首先从探索性的扎根理论和扎实的个案研究开始,或许是一条可行的路径。如果能够经由质性研究归纳出若干可以解释政策不作为的因素,便可以将它们作为命题进行更大样本情景下的检验。最后,公共政策是一门“入世”的学问,我们当然不应满足于解释这一现象,同时应该带着现实观照,试图评估政策不作为造成的后果(McConnelandHart,2019)。

二、论文二:行为公共管理的“助推”

在现实中效果如何?LinosE,QuanLT,KirkmanE.2020.Nudgingearlyreducesadministrativeburden:Threefieldexperimentstoimprovecodeenforcement[J].JournalofPolicyAnalysisandManagement,39(1):243-265.近年来,行为公共管理理论(behavioralpublicadministration)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它把心理学和管理学的研究成果应用到公共部门管理的场景中,对政策客体和行政对象的行为能够做出更为细致的分析和预测,尤其是在政民互动领域,行为公共管理学可以帮助提供更为科学的对策,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的有效性和公民体验。在行为公共管理理论中,助推(nudging)概念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它的基本假设就是,面对公共政策和政府公共管理行为,公民个体并非全然没有遵从的动力;事实上,在胡萝卜(经济诱因)和大棒(行政强制/惩罚)之外,还有一套介于中间的政府工具,它们既不像胡萝卜那样诉诸于物质利益以图实现人们行为的改变,也不像大棒那样给人生硬粗暴之感,这类被称为“助推”的柔性工具从细微处着眼,通过一些现实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小把戏”影响人们的认知过程,从而自发地调整行为模式,最终实现公共政策和管理的目标(ThalerandSunstein,2008;John,2018)。近年来的发表的一些实证研究已经发现,简化行政流程、减少繁文缛节(red-tape)不但能够节约行政资源,而且可以“助推”行政对象改变行为、改善用户体验、提高合规遵从(compliance)(JakobsenandSerritzlew,2016;Möllenkampetal.,2019)。最近,在政策分析的国际顶尖期刊JournalofPolicyAnalysisandManagement发表了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ElizabethLinos、LisaQuan和英国行为洞察力团队(TheBehaviouralInsightsTeam)ElspethKirkman联合发表的论文Nudgingearlyreducesadministrativeburden:Threefieldexperimentstoimprovecodeenforcement。这篇论文无论是对行为公共管理理论的把握,还是在实验研究方法上的使用,均属上乘。不但验证了关于助推的一些重要理论解释,还提出了一定程度的修正。对于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方法有兴趣的读者,一定会从这篇论文中取得很大收获;即便对于并不专攻这一领域的青年学者和研究生而言,精读本文的导言和文献回顾部分也可以学到很多:教给你如何整理和把握浩如烟海的理论叙事,发现其中的不足,进而言简意赅地完成一个高质量的文献回顾。三位作者首先对遵从合规理论(compliancetheory)做了简要的回顾。早期理论认为,公民对公共政策的遵从行为主要取决于其对遵从收益和不遵从成本之间的权衡。后来的研究发现,公民的情感反应、社会规范乃至个人价值观念更为深刻地影响着遵从行为。最近十多年来遵从理论转换角度,主要聚焦为何有人不遵从公共政2019—2020)207　策?这些研究认为,不合理的行政流程和法规设计给公民造成了行政负担(administrativeburden),进而提高了学习成本、心理成本和遵从成本,间接影响了公共政策的有效性,致使很多政策和政府服务得不到目标群体的响应。这篇论文站在行为公共管理理论的角度指出,良性的政民互动不是简单的胡萝卜或者大棒的问题,而是要同时减少公民对公共政策的学习成本和遵从成本(Linosetal.,2020)。这篇论文的研究对象是美国社区私人房屋的建筑标准合规问题。文中提到,美国社区存在很多的住宅僭建和危房问题,带来了一系列诸如公共卫生、人身安全乃至治安问题。当年著名的卡特里娜飓风造成巨大伤亡,也与不少房屋结构不合规有关。然而,原有的“督查—警告—整改—再督查—验收”的行政流程旷日持久,为政府财政和人手分配带来沉重负担,而且业主的遵从合规也效果不彰。三位作者用行为公共管理的思路对现有行政流程进行检视后发现,站在公民的角度,其实这些看似缜密的流程存在不少缺陷,客观上增加了业主合规的学习成本和心理成本。因此,优化现有流程可以很好地降低上述成本,从而鼓励自愿遵从(voluntarycompliance),实现政府和公民的双赢。这篇论文的研究方法非常新颖,研究团队在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和田纳西州查塔努加这三个城市展开了现场实验。实验选址基于地方政府的兴趣意愿和配合保障,而实验的内容非常简单:重新设计违建通知书的内容、形式和寄送时间点。这看似简单的实验干预背后却隐含着一系列重要的行为公共管理技术,包括文本易读性、量身定做、心理暗示、时间点等。总体来说,上述三个干预实验虽然针对合规执法流程中的不同节点、不同类型的业主,但实验内容都深入参考了行为公共管理的技术方法,从一些“不起眼”的细节入手,优化政民互动模式,以期降低公民的合规学习成本和心理成本。在三个实验中,研究团队均使用了随机对照实验(randomcontrolledtrial)来增强随机性和因果推论的效力。实验结果显示,上述的实验在新奥尔良市、路易斯维尔市和查塔努加市将房屋合规率分别提高了14.7%、3.3%和9.2%,为当地政府节省了6%至15%的行政预算,效果可谓非常显著。这篇研究还与传统公共管理理论对话,指出优化行政流程不应该简单地等同于减少行政环节,事实上,在新奥尔良市和查塔努加市的实验证明,创造性地增加一个行政环节非但没有增加成本降低效率,反倒让整个流程更加优化(Linosetal.,2020)。可见,行为公共管理“助推”的很多创见对传统的公共管理思维做出很大发展。正如评介开头所言,这篇论文无论是对行为公共管理理论和技术的把握还是实验方法的使用,都为广大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高质量的样板。事实上,在中国广阔的地方政府创新场景中,类似的实践并不罕见,很多行政部门流程再造的改革乃至小小的“便民服务”本质上都可以从“助推”的视角来理解(张书维等,2019)。诸如门诊网上挂号和网上预约、“一站式服务”、政务APP等等,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公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也帮助提升了政府的回应性和政民互动的体验。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深入研究这些创新,不但可以更好地总结在“助推”上的中国经验、向国际同行讲好“中国故事”,也能够站在更为科学客观的角度为地方政府提供决策参考和改革建议,帮助它们更好地使用行为公共管理的理论和技术,用更低廉的成本和更亲民的方法,实现更好的公共管理绩效。

三、论文三:跨国的政策扩散和政策转移

发达国家也在学习发展中国家的经验?StoneD,deOliveiraOP,PalLA.2020.Transnationalpolicytransfer:Thecirculationofideas,poweranddevelopmentmodels[J].PolicyandSociety,39(1):1-18.当你打开由ChristopherWeible和PaulSabatier联合编撰的TheTheoriesofthePolicyProcess这本著名公共政策学著作,会赫然发现政策创新和政策扩散在政策过程理论体系中居于何等重要的位置。的确,政策创新往往触发别人的政策学习,良性的政策学习又常常带来成功经验的转移和扩散。无论是国际文献还是中国场景,关于政策转移和政策扩散的研究都不胜枚举(DolowitzandMarsh,2000;ShipanandVolden,2008;Ma,2014;Zhu,2017;ZhuandZhang,2019)。①在政策转移的文献中,多数研究关注一国范围内不同地区之间的互相学习借鉴(domesticinter-regionalpolicytransfer/diffusion;与中国有关的文献更是如此),不过也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分析跨国/跨境的政策学习和政策转移(international/cross-boundarypolicytransfer/diffusion)。在这些研究中,似乎默认的转移模式就是发达国家之间、或者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想来也不奇怪,二战以后的马歇尔计划和欧洲复兴计划、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冷战以后苏联和东欧的转轨,乃至亚非低收入国家的能力建设和政策改革等都烙上了西方思维的深刻印记,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曾几何时被奉为圭臬。在公共政策著名期刊PolicyandSociety②最新出版的一期专刊中,一批学者开始关注到另外一种朝向的跨国政策转移:发展中国家之间,乃至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传经送宝”也在发生着。这期专刊的几篇优秀论文大大拓宽了政策转移和扩散的理论视野,或许可以启发很多读者。本文进行评介的是这期专刊的开篇导论,由匈牙利中欧大学的DianeStone、巴西圣保罗联邦大学的OsmanyPortodeOliveira和加拿大卡尔顿大学的LesliePal共同撰写(他们同时也是这期专刊的客座编辑)。这篇题为Transnationalpolicytransfer:Thecirculationofideas,poweranddevelopmentmodels的论文不仅是专刊的编者按,其本身也一篇高质量的理论文章。作者开宗明义,敏锐地指出,过去那种先进工业化国家主导跨国政策学习和政策转移的思维已经日渐过时了,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南南合作的深化,以及全球治理的发展,南方国家(GlobalSouth,意指第三世界)也在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应该成为公共政策学者的研究对象。在以巴西、墨西哥为代表的拉美国家,政府已经将政策转移作为国家战略,期待透过借鉴国际经验的本土化来解决各自国内的深层次问题。三位作者认为,已有的政策转移与扩散理论固然仍有相当解释力,但是传统范畴之外的六大显著特征正在塑造着一种新的政策转移范式(Stoneetal.,2020),这六大特征包括:公共政策的转移本质上是政策理念和思维方式的转移。当分析的范围限定在一国之内时,现有的主流理论可以提供较好的解释;但当政策转移涉及到跨国主体乃至国际范畴时,情况就变得复杂。例如,主权国家之间就某些公共政策问题的交流时常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并有相当的敏感性和不透明性,其中的起承转合非常复杂,研究者获取资料已殊为不易,想要解释因果机制则更加困难。此外,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这个群体无论是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还是社会文化传统都千差万别,异质性极强,这些差异虽然是研究者所喜闻乐见的,但也给资料收集带来难度。这篇论文指出,要对这些新兴的跨国政策转移形式进行深入分析,需要全面了解这些政策转移的生态学(policytransferecology),包括个体、组织与网络,这样才能更好捕捉到创新的政策理念是如何跨越国境,影响着另外国家的政府,并最终影响他国人民的福祉。作为个体的政策转移推动者,非常类似于学者们耳熟能详的政策企业家概念。那些不遗余力、尽其所能推动政策变革的政治家、技术官僚、智库和意见领袖,都在一国范围内的政策转移中扮演重要角色(Zhu,2008;He,2018)。在跨国政策转移中,也有一群具有类似特征的人士,例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孟加拉乡村银行(GrameenBank)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Yunus)在推动面向贫困人群的小额信贷创新的全球扩散中就发挥了积极作用。deOliveira(2020)在这期专刊中的另外一篇独立论文中,系统阐述了所谓政策大使的概念,尤其是在巴西的案例中,这些集专业知识和倡导能力于一身的人士在该国扶贫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此外,很多国家聘请的外籍顾问和著名学者(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阿马蒂亚•森等)也加速了新的政策理念和思维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作为组织的政策转移推动者最广为人知,例如联合国、世界银行、东盟、欧盟、金砖国家等跨国组织一直都是所谓最佳实践(bestpractices)不遗余力的倡导者。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世界银行自1990年代开始积极推广的“治理”理念和著名的五支柱养老保障框架(thefive-pillarframework)、世界卫生组织大力倡导的全民健康覆盖(universalhealthcoverage)等政策理念经年累月,已经俨然成为超越国界的共通政策话语,深刻影响着各个国家的公共政策和制度安排。很多国家派驻到国际组织挂职的公务员回到本国后也在政策理念的传播上功不可没。除了跨国组织和超国家实体之外,智库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也是重要的政策转移推动者,典型的例子包括在经济发展和全球化政策上影响深远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投身慈善和卫生事业的盖茨基金会、在反腐败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透明国际(TransparencyInternational)等,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三位作者提出,两种类型的政策转移推动者一起构建出一个政策观念空间(ideationalspace),深刻塑造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公共政策思维。文章还提到跨国政策转移的第三类推动者:网络。作为知识传递的载体,各种类型的跨国制度安排和政策网络都在客观上加速了观念的传播和交流互见。其实,上述的很多组织本质上就承担了网络的职能。如前所述,跨国政策学习和转移主体不再是一国范围内的各级政府,而往往是主权国家,因此“谁向谁学”这个问题就不可避免带有国家权力角力和意识形态之争的色彩,因为本质上政策观念的输出象征着一种权力的投射。传统上由发达国家(包括它们控制的国际组织)向欠发达国家的政策转移或多或少暗含着居高临下、好为人师的意味;更有甚者,以发展援助或低息贷款为诱饵,附加政治条件,试图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和发展理念强加于人。事实证明,相当多类似的政策转移在欠发达国家都没有成功,甚至失败。究其原因,有南橘北枳的水土不服,有发展中国家治理能力的先天欠缺,也与迥异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不无关系。作者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二战后持续七十年的自北向南的政策转移式微,而随着全球权力格局的变化、南南合作的深化,尤其是中国的崛起,跨国政策转移正在朝南南内部,甚至由南向北的方向发展(Stoneetal.,2020)。这篇论文还提出了这个新兴领域研究的一些重要方向,由于本篇评介文章篇幅有限,这里不做赘述。总的来说,将研究视野从国境之内扩大到国境之外,并与国际关系和发展研究等领域跨界结合,虽然为政策转移的理论范畴和实证分析带来难度,但也同时恰恰也为本学科提供了新的理论增长点。事实上,跨境政策转移在中国并不是一个新生现象。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在早期中国扶贫策略规划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谢世清,2011);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账户制度或多或少受到了新加坡保健储蓄制度的启发(和经纬,2010);各地医疗卫生系统“管办分开”、“政事分开”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都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新加坡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成功经验(和经纬和罗源昆,2014);中国的小额信贷扶贫政策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推广息息相关(朱旭峰和王海渊,2012);著名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诞生也与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个独立研究密不可分(LiuandRao,2016)。因此,作为政策转移的学习方,中国有丰富的案例。与此同时,在新世纪,“北京共识”、“中国经验”也正在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改革产生积极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也成为跨境政策学习的对象,有很多丰富的素材值得研究。无论是普遍理论,还是中国场景,要对跨境政策转移进行深入的理论探究,仍然有一些障碍需要逾越。例如影响政策转移的一般性因素、包括驱动力和阻力,都是什么?外来的政策理念如何穿透一国内部复杂的科层制而落地生根,并突破传统思维方式和制度惯性的阻碍?在所谓的“政策观念空间”中,复杂的网络结构和互动过程如何塑造乃至改变政策观念本身?诸如此类的重要问题,都需要学者们认真思考。总而言之,在全球化的时代,政策理念的转移和跨国政策学习确实日趋频密,来自国境之外的新观念、新模式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国境之内的公共政策变革,发展中国家也开始成为被学习被模仿的对象。相信这篇论文可以给从事政策转移和政策扩散研究的广大学者很多新的启示。四、论文四:如何理解中国地方政府社会保障改革的政策选择?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HuangX,KimSE.2020.Whentop-downmeetsbottom-up:LocaladoptionofsocialpolicyreforminChina[J].Governance,33(2):343-364.这是本文精选后推介的当季佳作中唯一一篇中国研究的论文,题为Whentop-downmeetsbottom-up:LocaladoptionofsocialpolicyreforminChina,由美国罗格斯大学的黄娴和韩国高丽大学的金成恩(SungEunKim)合作发表在著名的国际学术期刊Governance上。选择评介这篇论文的原因是,它不但非常到位地把握了公共政策理论文献来清晰解释一个中国大陆进行中的社会保障改革,而且很好地利用了公开资料数据服务于量化研究,最终以极强的理论化能力发表在了国际顶尖期刊。对于广大公共政策(包括社会保障)领域的学者来说,这篇论文无论是理论化(theorization)还是操作化(operationalization),都是一个可以参照学习的佳作。在一个多层级政府的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进行政策选择时,主要受什么力量驱动?传统理论认为,来自上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政策要求会形成自上而下的政策压力,推动地方政府采纳上级政府的政策主张。但也有理论认为,地方政府决策者主政一方,必然要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应对自下而上传导上来的改革压力。这两套解释都有相当的道理,而且也在不同的情境下获得了实证研究的支持(ZhuandZhang,2019)。然而,无论是自上而下的压力还是自下而上的压力,在现实情景中往往是同时存在的。本文两位作者由此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理论问题:当两种压力并存时,何者占据主导地位?它们如何最终影响地方政府决策者的政策选择?这个研究问题放在中国情境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自上而下的角度来看,中央政府在政治上强调集中统一领导、地方服从中央。与此同时,“党管干部”原则和官员晋升锦标赛也客观上需要地方官员忠实履行上级党委政府提出的工作要求(周黎安,2007)。从自下而上的角度来看,1980年代以来的地方分权已经大大充实了地方政府的行政力量,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也要求地方政府因地制宜,不能生搬硬套中央政策。此外,为了更好地推动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解决当地的重要政策问题,地方官员也确实有压力在不违反中央精神的前提下进行一些大胆的改革尝试(TeetsandHasmath,2020)。作者用以上的逻辑高屋建瓴地重组地方政府政策选择的理论叙事,并恰到好处地把中国的实际情况融入其中,一方面顺理成章地引出了研究案例,另一方面也很巧妙地提高了案例本身的理论高度。本文并没有将所有的文献回顾整合在独立的二级标题下,而是在导言、背景和理论假设三个部分分层递进,逐步完成理论叙事。在导言部分描摹宏观理论背景,拔高研究本身的理论贡献。背景部分非常简洁地把研究对象———地方层面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整合进行介绍,之后水到渠成地引出文献探讨和四个研究假设。公共政策学术论文的谋篇布局没有定式,有的学者偏好在导言中一气呵成完成文献回顾,有人则钟意在独立的二级标题下系统地进行文献回顾,也有学者视研究本身的特点而定,将宏观理论背景和具体对话的理论假说分开讨论。无论哪种布局,均应以清晰流畅为原则,两位作者的这篇论文就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这篇论文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地级市层面社会医疗保险整合问题。众所周知,本世纪初期的十多年,我国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经历了快速发展和扩张,1999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正式建立,2004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上路;随着2008年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逐步建立,主要的社会群体理论上都被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所覆盖。但是,我国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统筹级别较低,而且受城乡二元分化和单位制的深刻影响,长期存在医保制度碎片化的问题。社会医保的“大数法则”无法完全发挥,也在客观上导致了不同参保人群之间保障水平的巨大差异,造成了体制性的不公平。碎片化还带来了重复参保、医保可携带性差、行政成本高等一系列问题(Mengetal.,2015)。虽然提高统筹级别、“三保合一”常常被谈及,但现实中改革难度极大。近年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两大制度逐渐并轨,迈开了医保制度整合的关键一步,但是将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进行整合,仍面临不少障碍,短期内难度极大。自2009年新医改启动以来,中央政府鼓励各级地方政府积极探索医疗保险制度“去碎片化”的路径。在2016年“两保合一”政策正式公布之前,地方上出现了两种常见的医保整合模式:一是市级统筹,即把原来在地级市以下经办的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统一到地级市统筹,提高基金使用效率;二是城乡统筹,即先行先试,把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进行整合,打破城乡蕃篱。黄娴和金成恩两位作者发现,2010年到2012年间,进行市级统筹改革的城市由17个猛增到153个;而与此同时,进行城乡统筹改革的城市,仅仅从14个增加到28个。为何两种改革模式的扩散速度差异如此悬殊?全文就围绕这个问题展开。对于研究社会保障的学者来说,上述问题的答案似乎不言自明:城乡统筹没有中央文件,而且整合起来工程太大,而市级统筹技术上相对简单,也符合中央的一贯精神。不过,一篇具有理论贡献的佳作,往往不满足于把这些“常识”当成不证自明,而会继续探寻这些现象深层的逻辑。这篇论文就做出了很好的示范。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起步之初,就将职工医保交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进行管理,后来的居民医保也是如此,而新农合十多年来均由卫生行政部门(卫健、卫计)管理。虽然医保制度整合早有共识,但是究竟是新农合纳入人社部门,构建“大社保”,还是城镇医保交给卫生部门形成“大卫生”,一直都有不同的声音(郑秉文,2013)。这些争论既反应了两大部门对于中国社会医保制度顶层设计的不同观点,也不可避免地牵涉了部门利益,①这成为实现城乡统筹的障碍之一。相比之下,市级统筹是同一个医保制度在一个地级市范围内的纵向资源整合,不涉及横向部门之间的协调,因而操作起来难度相对较低。可即便是市级统筹,也需要付出相当多的努力。对于主政一方的领导来说,如果不是因为本地医保基金出现风险,也往往缺乏足够动力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Hsiao,2007;LiuandHe,2018;He,2018)。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没有来自上级政府的指示要求,地方政府很难有特别强烈的动力去推动医保整合这样复杂的工程(HuangandKim,2020)。此外,官员晋升锦标赛事实上促使地方领导非常重视本省市其他同级政府的改革,这种同侪压力(peerpressure)会潜移默化影响他们的决策(Zhu,2014)。当兄弟地区政府普遍进行某项社会保障改革时,若自己没有作出响应,也有可能会被贴上对民生事务漠不关心的标签。虽然唯GDP论仍或多或少影响着各级官员的政绩观,但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民生福利在地方领导干部心目中的重要性明显提高(ZhuandZhao,2018)。基于以上的判断,作者提出了两个研究假设。假设1:当省级政府发出医保制度整合的明确政策要求时,下辖地级市落实制度整合的可能性越大。假设2:当本省内越来越多的地级市进行城乡统筹改革,其他地级市跟进的可能性越大。这两个假设概括了自上而下压力的产生机制。自下而上的因素同样可能影响地方政府进行医保整合的决策。由于把若干基金池合一,市级统筹增强了本地医保体系的抗风险能力,还在一定程度上扩大收入再分配的效果,可谓一举多得。此外,对于人口流动频密的城市来说,无论是人口的移入还是移出,都会为本地劳动力市场造成风险,统筹级别提高了的医保体系自然具有更强的能力来抵御这些风险。在流动人口较多的城市,参保人对于医保可携带性的要求自然更高,因而自下而上也有对市级统筹更强的要求。由此,作者提出了另外两个研究假设。假设3:本地的区域间收入差距越大,地级市政府进行市级统筹改革的可能性越大。假设4:本地的区域间人口流动越大,地级市政府进行市级统筹改革的可能性越大。这项研究的数据来源是中国研究学者常用的北大法宝数据库,作者收集了全国288个地级市(包括副省级)2004年至2016年间与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相关的全部政策文件,并进行编码。两个二元的核心因变量分别代表一个地级市在某一特定年份是否进行了市级统筹和城乡统筹改革,自变量也做了适当的操作化,并使用公开统计数据进行测量(篇幅所限,本文不赘述)。此外,实证分析中还纳入了诸如人均GDP、GDP年增速、人口、抚养比、失业率、副省级城市、少数民族自治州等控制变量。由于这项研究本质上是探寻一项政策干预何时发生,存活分析(survivalanalysis)亦即社会科学上所称的历史事件分析就成为较为适当的分析方法。作者使用了著名的考克斯比例风险回归模型(theCoxproportional-hazardsmodel)进行数据分析,检验假设。统计结果显示,来自省政府的要求指示在所有回归模型中都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无论是市级统筹还是城乡统筹,自上而下的压力的确主导着地方政府的政策选择。假设1得到很好的验证。来自兄弟城市政府的同侪压力则只能解释城乡统筹的选择,假设2得到部分验证;换言之,是不是进行市级统筹,与同侪压力无关,更像是各地政府的“自选动作”;而如果兄弟城市都已经开始比较复杂的城乡统筹,那么地方政府相形之下就会面临跟进的压力,让改革变成事实上的“规定动作”。

评介范文篇2

（一）董氏思想理论的时代背景

西汉王朝建立以后，经过长期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增长较快，国力日见强盛，武帝刘彻穷兵黩武，连续对匈奴，西域发动战争，耗费人力物力财力很大；同时贵族、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许多农民论为流民，社会矛盾日见尖锐。原楚、齐、燕、赵等地出现农民暴动，反抗豪门地主的剥削压迫，而汉武帝仍然连年用兵，挥霍无度，加剧了西汉初期的社会矛盾。董仲舒《天人三策》的提出，旨在解决汉初的社会矛盾，为汉王朝谋求一条长治久安的道路。

（二）董氏关于天的概念

（1）神之天

他说：“天者，百神之君也。”（《春秋繁露·效义》，以下只注篇名）。这里所说的天，实际上是神，并且是世上众神的首领，但世界上并不存在这样一种天，纯属唯心主义的观点。又说：“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无父而生，未之有也。”（《顺命》）提出天的重要性，这和殷周时期人们对天的理解与崇敬一样，实际上是继承了过去的天命观，但这些并不是他的主要思想。他说：“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顺命》）又说：“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王道通三》）这和前面“天者，百神之君也，”有所不同，指出世上万物靠天才能生存，在概念上具有一定的物质成分。他说：“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见其施。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光，所以为仁也；藏其形，所以为神，见其光，所以为明……天之行也。”（《离合根》）这里所说的天，成为一种实体，他认为，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天，它高高在上，但又能化生万物；它隐藏起它的形状，但又能现出光明，这说明天是客观的存在，在认识上有所进步。但又说：“藏其形，所以为神。”又陷入了神秘主义，这是时代的局限性。

（2）自然之天

这是指作为宇宙总称的天及其运行规律。他说：“天有十端，十端而止已。天为一端，地为一端，阴为一端，阳为一端，金为一端，木为一端，水为一端，火为一端，土为一端，人为一端，凡十端而毕，天之数也。”（《官制象天》）又说：“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九与人而十者，天之数毕也。”（《天地阴阳》）又说：“天地者，万物之本，……广大无极。”（《观德》）董氏的所谓“天十端”，是组成宇宙万物的十个基本要素，包括天地、五行、阴阳、人这十个基本要素。这里的天是自然之天。天和地包涵世间万物，是万物存在的根源，并认为人是组成十端之一，强调了人的存在和作用，这比殷周时代人们一味靠天，天主宰一切的思想有了进一步认识，并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三）董氏对灾异谴告说的论述

灾异谴告是董仲舒“天人感应”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上汉武帝《天人三策》中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观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汉书·董仲舒传》）不难看出，董仲舒的这段话，旨在利用“天人感应”的学说，约束人君至高无尚的权力，使之行仁政，不敢“失道”。这里还须指出，董氏的天人感应说首重人事，人事是天作出反应的前提，天根据人事的好坏才作出相应的反应。这与殷周时期一味迷信“天命”，统治者假借“天命”来奴役入民相比，是有进步意义的。

董氏还说：“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必仁且知》）。这段话的落脚点是“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但谁能造成“国家之失”呢？在当时只有人君，从而告诫人君要勤政爱民，不要滥用权力，才能使危害国家的灾异不会出现。

董仲舒还接着说：“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异以谴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警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不欲陷也。”（《必仁且知》）这些言论虽然是臆造，没有事实根据，属于“宣传迷信思想”，但在当时，他的出发点是假借天意以限制君权，督促人君好好治理国家。不要恣意妄为。这样的言论，从实质上说，对人民对社会是有利的。

他说：“谨按灾异以见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内以自省，宜有惩于心，外以观其事，宜有验于国。故见天意者之于灾异也，畏之而不恶也，以为天欲振吾过，救吾失，故以此报我也。春秋之法，上变古易常，应是而有天灾者，谓幸国。孔子曰：‘天其将亡予耶？不说吾过，极吾罪也。’以此观之，天灾之应过而至也，异之显明可畏也，此乃天之所欲救也，春秋之所独幸也，庄王所以祷而请也，圣主贤君尚乐受忠臣之谏，而况受天谴也！”（《必仁且知》）这段话进一步阐明了灾异谴告学说的主旨。这里所谓的“天意”谴告，实际上是人祸所产生的因果规律，褐首当然是人君。譬如人君荒淫无道，残酷剥削和压迫人民，造成民不聊生；或者穷兵黩武，滥兴徭役，驱使青壮年参加战事和劳务，造成田园荒芜，天下骚然。这些都足以产生灾异。在董仲舒的时代，人们对自然的认识程度是很低的，如对地震、旱涝、虫害等都不能作出正确解释，只能委之于天意，我们不能以现在的科学水平去苛求古人。

（四）同类观念

董氏说：“以类合之，天人一也。”（《阴阳义》）这就是说，天和人是统一的，属于一类。他还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气也，故生；秋，怒气也，故杀；夏，乐气也，故养；冬，哀气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有其理而一用之。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故为人主之道，莫明于在身之与天同者而用之，使喜怒必当义而出，如寒暑之必当其时乃发也。”（《阴阳义》）他所谓的天人同类，目的在于强调，“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因为天的运行变化是有规律的，天人同类，人也不要违反正常的规律。其意是要人君循规蹈举，谨言慎行，不要喜怒无常，暴戾无道；否则，国家将发生动乱。他接着说：“人主以好恶喜怒变习俗，而天以暖清寒暑化草木，喜怒时而当则发美，不时而妄则发恶……当暑而寒，当寒而暑，必为恶发矣；人主当喜而怒，当怒而喜，必为乱世矣。是故人主之大守，在于谨藏而禁内，使好恶必当义乃出。”（《王道通三》）在这里，他用春秋夏冬四时的暖清暑寒来比附政治，要人君和四时变化一样遵循治国的规律，不要举措失宜。董仲舒还向人君提出了一个行为规范：“谨藏而禁内，使好恶喜怒必当义乃出。”这样才能达到：“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气正，则天地之化精，而万物之美起。”（《天地阴阳》）

在同类观念思想里，董仲舒特别重视人的作用，突出人是世上最重要的。他说：“见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天地阴阳》）明确指出：人在“万物之上”，人才是世间的主体，以人为中心。在天人关系中，是人事的作用才引起天的感应。他又说：“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三者相为手足，合以为体，不可一无也。”（《立无神》）把人和天地摆在平等位置，强调“合以为体，不可一无也”。可见在董仲舒的思想理论中，人的能动作用被突出起来了，人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这对他的前人来说是有进步意义的。

（五）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问题

评介范文篇3

赡养父母的条件根据《赡养父母法》，年老的父母申请赡养令的条件是，必须居住在新加坡，并且是新加坡的居民，年龄在60岁以上，生活不能完全自理。该法规定，只有符合“如果他的所有的收入和其它财产，都不足以满足其基本的需求时”，父母才属于“生活不能自理”。《赡养父母法》还规定，救济不是依据经济需要给予的，甚至即使子女有这种能力。考虑到“请求人已经花费了其经济资源”，《赡养父母法》规定的赡养条件只是基于“公平正义”的情况下才能适用。因此，对于那些挥霍浪费的人是不能依法要求其子女承担其赡养之责，法律规定可以抗辩的因素，集中在年迈的父母没有完全履行照顾子女义务的过错上。《赡养父母法》规定:“如果法庭查明有证据证明，原告遗弃、虐待被告，法庭可以驳回其起诉，或者可以减少赡养的费用，以达到公平正义之目的。”没有尽到父母之责的人，是没有权利要求其子女赡养的。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可能性平衡”标准，子女应承担证明父母有遗弃、虐待等行为的举证责任。

父母提起赡养之诉的人的范围一般而言，老年父母都是自己申请要求赡养，但《赡养父母法》规定允许在以下二种情形下由他人代为提起诉讼。第一，由于生理、心理或其他原因，父母不能自己提起诉讼时，赡养诉讼可以由以下组织或个人提起:任何家庭成员之一;和他居住的照顾他的人;或者是任何已经获得批准代为提起诉讼的其他人。第二，根据《赡养父母法》成立的赡养父母委员会，在原告年满60周岁以上时，可以代为提起赡养之诉。允许他人代为提起诉讼，这保证了那些没有诉讼能力的老年人仍然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

赡养令的期限在决定赡养的程度时，《赡养父母法》规定法庭应考虑的情形:应当考虑原告的经济需求，包括住房和医疗等合理开支;原告的收入、赚钱能力、财产以及其他的财产资源，原告花费其存款或消费其他财产的方式;原告在生理或心理上是否正常;被告的收入、赚钱能力、财产和其他金钱上的财产;被告扶养其妻子或子女的开支;被告在经济或其他方面为原告所作出的贡献。并且，《赡养父母法》明确规定，对于子女及配偶的扶养应当优先于父母的赡养。赡养令的颁发只是给予父母经济上的一种补充，如果不是一个人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法庭就会根据公平原则在各义务人间进行分配。为老年人签发的赡养令，可以是一次性支付，也可以是按月支付或是以其他固定的期限支付。款项的数额可以是全部也可以是部分支付，将财产信托的，赡养费可以从财产的收入中支付。法庭也可以指令原告，到银行存一定数量的存款或者向保险公司投保。除非赡养令期限非常短或是已经被撤销，赡养令的期限取决于是否得到履行。如果赡养令已经执行，则至老年父母死亡时到期。如果没有被履行，赡养令在子女或老年父母任何一方死亡时到期。如果赡养令适用于多个子女，其中一个子女的死亡并不影响其他子女继续履行赡养义务。但是，法庭可以在现有子女间进行责任的重新分配。(五)赡养之诉的类型及其审理模式根据《赡养父母法》的规定，两种类型的诉讼是可能的。第一，父母直接提起诉讼，要求其子女赡养。在父母无法或不愿意以个人的名义提起诉讼时，该法规定可以由他人代为提起诉讼。第二种类型的诉讼是由第三方提起间接诉讼，例如由照护机构或医院，诉请老年人的子女补偿因其承担扶养照顾老年人的责任所产生的费用。当然，对于此类案件，只有经过批准的个人或组织才可以提起诉讼，法庭根据《赡养父母法》所判定的扶养费，必须支付到以其父母名义开设的银行账户里，或法庭指定的账户。但个人或组织要取得此诉讼身份，必须向社区发展与运动部门申请，并由部长签字批准。此外，新加坡还注重舆论导向增强子女的家庭观念，使其自觉承担起对老人的赡养义务。同时，政府还以利益为导向，把赡养老人同购买或租赁组屋挂钩，规定年轻的单身男女不得购买或租赁组屋，如与父母或四、五十岁以上的独居老人同住，条件可适当放宽，如三代同堂可优先解决住房问题。建屋局还特意设计了三间一套和一间一套的新组屋，便于新婚夫妇照顾老人。

赡养父母的责任范围《赡养父母法》规定，“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收养的子女、继子女”对于其年迈的父母承担扶养责任。值得指出的是，该法规定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男女平等，因为该法规定的子女包括儿子、女儿(出嫁和未出嫁的)。在新加坡有学者认为，法律要求继子女承担赡养继父母的义务，这似乎超出了正常人的期待范围。因为一个人决定与一个小孩的父或母结婚，并不一定意味接受这个小孩。在继父母子女关系的案件中，非血亲父母缺少抚养继子女的自愿义务。新加坡的继承法明确拒绝事实收养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因为承认事实收养的效力将会破坏法定收养的整个制度。还有，新加坡《赡养父母法》中的“子女”，没有明确包括女婿或儿媳。但事实上，如果一个人的女儿嫁入豪门，则其女婿也可能会承担赡养他们的责任，同样的问题在中国也是可能存在的。在某种意义上，《赡养父母法》是建立在互利的基础之上，子女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是因为父母曾经抚养了他们。因此，女婿或儿媳就不用承担赡养岳父母或公婆的义务。

赡养义务的相互性承担《赡养父母法》强调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承担赡养年老父母的义务是一码事，扶养妻子或子女的义务又是另一码事，都要同等考虑父母是否对要求赡养的子女给予了足够的抚养。在新加坡的一案例中，法庭认为“根据具体案件的具体情形，法庭相信存在该行为或其可能存在时”，就已经可以被证明了。虽然《赡养父母法》规定，父母如果有遗弃、虐待等行为，子女可以作为拒绝赡养的抗辩事由，但法庭仍然需要制定一个明确的标准。在法庭起草这样一份较详细的标准之前，子女受到虐待的事实必须要有确定的事实，至少应当达到能够有效抗辩的程度。

被赡养资格根据《赡养父母法》，年老的父母申请赡养的条件，必须是居住在新加坡，并且是新加坡的居民，年龄在60岁以上，生活不能完全自理。在该法最开始的提案中，唯一的实质要件就是居住在新加坡，并且不能完全自理。选举委员会对之所以增加了居民和年龄两个条件予以了说明，这主要是考虑到有些人可能居住在新加坡，但属于外国籍，其也许能够通过其他方式养活自己。最低年龄要求是60岁，这主要是使《赡养父母法》所规定的年龄与当时的退休年龄相一致。虽然新加坡1999年将退休年龄提高至62岁，但《赡养父母法》没有进行修订以反映这种变化。将被赡养人的年龄规定为60岁，这主要是防止不到60岁的“具有工作能力的人，将《赡养父母法》当作救命的稻草”。换而言之，立法的原则是对于不能维持自己生活的不到60岁的人，只能是咎归自取，除非其具有生理或心理上的不能。

父母起诉的人范围关于“父母起诉的人的范围”中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老年人是否必须同意他人。如果父母基于家丑不外扬或其他理由不愿意提起诉讼，这又该怎么办?法律规定的这一制度只是规定诉讼是可能的。第一，那些生理或心理上都不具备保护自我的人，是可以委托他人诉讼的;第二，《赡养父母法》规定的“家庭任何成员”、“和他居住照顾他的人”、“任何已经获得批准代为提起诉讼的其他人”表明，前两种人可以不用征得父母的同意。最后，如果赡养父母委员会的委员要求老年父母同意，其诉讼权将被剥夺。

赡养之程度问题在决定赡养的量时，《赡养父母法》规定了法庭考虑的情形。从新加坡的立法可以看出，法律只规定了下限。正如上述，“不能自理的”人仅指不能保证基本生活需求的人。选举委员会在考虑赡养的程度时，接受了《赡养父母法》不能视为家庭财富重新分配的工具的观点。因此，赡养费承担的数量不能以父母个人习惯或期待的生活方式为标准。评估承担赡养费多少的时候，还要考虑子女已经为年迈父母所作出的贡献。因此，当子女在其父母提起赡养之诉时，对已经尽到了足够的帮助父母义务的子女，可以免除其赡养父母之义务。这种帮助可以是“经济上的也可以是其他的”，这些情况都应予以考虑。赡养令的签发只是给予父母经济上的一种补充。如果不只是一个子女在承担父母的赡养义务，法庭就会根据公平原则在各义务人间进行分配。这表明所有的子女对父母都负有赡养的义务，但根据各子女的实际情况其承担的具体数额是可以有所差别的，此立法值得我国借鉴。

赡养诉讼及审理模式为了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新加坡专门设立了受理不赡养父母案件的法庭，人们称之为“赡养父母法庭”。[3]新加坡的《赡养父母法》第一次规定成立审理赡养纠纷法庭，将该类案件从其现有的司法制度中移转出去。该法庭并不受严格的证据规则约束，也不仅仅适用抗辩程序，其还可以适用调解程序，并将调解作为解决家事纠纷的基本方式。新加坡选举委员会采纳了这一主张，认为这一制度相对于法庭抗辩程序而言更为可取。可以说，新加坡《赡养父母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设立了专门的法庭来审理赡养纠纷案件，并且该法庭注重以调解作为其解决纠纷的基本方法。在法庭审理赡养纠纷案件之前，应当先进行调解。新加坡关于赡养纠纷的审理模式值得我国参考借鉴。

评介范文篇4

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即不干预政策是最佳政策选择，但这是有一定的限制条件的。当这些条件不存在时，对贸易实施政策干预可能是最佳的选择。幼稚产业保护论、最优关税论、经济机制扭曲下的政策干预论及发展中国家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政策都是基于传统贸易理论基础上的贸易政策主张。当然，它们都有各自特定的适用范围。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政策主张都暗含传统贸易理论的两个基本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及规模经济不变。

80年代初，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的集大成之作《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Helpmanandkrugman，1985）标志着新贸易理论的形成。新贸易理论认为市场中不完全竞争是普遍现象，完全竞争才是特例；而且，产业领域存在规模经济递增。基于这种现实，新贸易理论对国际贸易的形成、格局等方面作出了新的解释，并提出了新的贸易政策主张。现实经济中，由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存在，使一国经济运行并非处于最佳状态。适当的政策干预可改善经济运行。战略性贸易政策（Strat-egicPolicy）便是干预性政策之一，又称策略性贸易政策，主张对存在规模经济递增和垄断性的行业，在同国外厂商竞争时，采取关税或对本国厂商补贴等措施，使本国厂商企业获得“垄断租”（rent）。它之所以称作“战略性的”，是因为这种干预政策把市场竞争看作一场竞赛成博弈，双方的反应都具有“战略性”。另一方面，象通信产品、计算机、飞机制造等知识密集性的高技术产业，存在外部经济，若一国对其扶持，将有利于这些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这种国家干预性的政策也被认为具有“战略”意义，但这种干预政策基本上属于国内产业政策，在多大程度上与贸易政策相关，还存在很大争论（Alam,Asand,1995），故本文不加详述。要注意的是，战略性贸易政策主张的干预是以市场不完全竞争和产业规模经济递增为前提的条件的，不同于传统贸易理论的干预政策主张。

2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目的：争夺垄断租金

2.1理论分析

在一些产业里，只由几家大公司垄断和控制，它们获取的利润远高于存在充分竞争情况下的利润，即存在垄断租金。在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中，各国都竞相角逐垄断租金。假定目前该垄断租金由国外公司所有，那么，从理论上讲，本国政府可以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诸如征收关税，对本国企业进行补贴等，把垄断租金从国外企业转移到国内企业，从而使本国总福利水平改善（当补贴或关税额低于垄断租金时）。

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BarbaraSpencer和JamesBrander（1981）。他们构建的模型表明，从国外厂商手中夺取垄断租金的最简单方式是，当国内厂商是垄断市场一个潜在的进入者时，对国外厂商征收关税。这与最佳关税论采取的措施结果相同。但二者在本质上有所区别：最佳关税论要求一国是“大国”，以便能影响贸易双方的贸易条件。而垄断租金转移没有这种限制，这就为小国对处于寡占结构下的国外供应厂商征收关税提供了理论依据。

当本国厂商与国外厂商在第三国进行双头垄断竞争时，对本国厂商给予补贴，也能达到转移垄断租金的目的。（RranderandSpebcer,1985）但其前提是国内企业得到政府补贴后，必须采取进攻性的策略，以扩大在第三国的市场份额。上述情况是假定本国和外国均只有一家企业的情况。Dixit（1984）进一步证实，当本国有多家企业，但数目不太多时，Brander和Spencer的结论仍能成立。不过，在双头垄断时，由政府给予补贴的方式，并非最佳选择。Bhgwati,Ramaswami和Srinivas-an（1969），及Bhagwati（1971）早就指出，在双头垄断竞争中，最佳政策应该是政府向本国厂商提供更多的市场信息。

另外，Spencer和Blander（1983）还说明了，若竞争对手不采取相同措施，那么只对本国厂商在研究开发阶段给予补贴，使本国厂商在技术上处于优势，从而使其在以后的市场竞争中以高质量、低成本占有较大市场份额，也能逐步将垄断租金转移到本国。

除上述方式外，战略性贸易理论认为，从长远看，保护幼稚产业也能转移垄断租金（Krugman,1984a）。其基本思想是：假定存在规模经济，全部产业都存在动态的外部经济，那么政府可以对其未达到规模经济的行业进行保护，直至该行业达到最佳规模，并与国外竞争对手竞争时拥有优势为止，同时，转向对下一个行业进行保护。这样，可使本国厂商拥有更大的市场份额，从而达到转移垄断租金的目的。在这里，国内必须有足够大的市场容量以便使被保护产业达到最佳规模。克鲁格曼的这一观点是在基于他的另一论文（Krugman,1984b）中形成的，该文论述了进口保护能促进出口，从而干预性贸易政策能行之有效。戈登（Gorden,1990）认为克鲁格曼（Krugman,1984a）的结论没有古诺寡头竞争假定也能成立。

2.2实证研究

克鲁格曼和鲍德温对战略性贸易政策进行了实证分析（Krugmana-ndBaldwin,1988）。他们发现，日本对半导体芯片的保护尽管扩大了其市场份额，但日本国内使用芯片的产业由于支付较高价格而受到损失。所以，从整体上看，日本经济的净福利并未得到改善。他们对战略性贸易政策分析结果为：虽然能通过转移垄断租金提高一国的福利水平，但其幅度并不太大。

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证研究，以前主要集中在汽车、半导体及飞机制造领域。90年代以来，其它行业也受到了关注，有关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证研究》一书中（KrugmanandSmith,1994）。该书收入了一系列的论文，其中比较共同的结论为：①一些国际性公司的行为确实带有战略性，至少，涉及国际贸易时，其行为受到市场结构的影响。②一般来说，单方面的关税或补贴确实使本国受益，但幅度有限。③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有效程度与各自模型的特殊限制条件相关。一旦改变其假定条件，其有效性便大打折扣，甚至结论完全相反。

3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批评

战略性贸易政策都是在有损他国利益的基础上来改变本国的福利，因而被指责为掠夺性政策或以邻为壑战略；同时，它又不利于整个世界福利水平的改善，因而受到了许多尖锐的批评。对其批评主要来自两方面：实证的和规范的。

3.1实证的批评

Eaton和Grossman（EatonandGrossman,1986）指出，据战略贸易模型的古诺寡头竞争假定，每一厂商的最佳产出是假定对手的产量给定而推测出来的。但是，当对手采取的是贝尔兰特（Bertrand）战略，即以价格而非产出竞争时，得出的结论就成了出口税是最佳选择。这与战略贸易措施正好相反。这一批评，几乎动摇了战略贸易模型的基础。对此，Spencer（1986）作出了回应。他认为，寡头垄断厂商之间的竞争可以分为研究与开发、生产、销售三阶段。只有销售阶段是以价格竞争为主，前两阶段仍将以产量竞争为主，故古诺假定在前两阶段仍成立，可以用来达到转移垄断租金的目标。

国内厂商占有的市场份额扩大之后，能转移的垄断租是否相应增加，也是值得怀疑的（HerstrumanandMarkusen,1986）。因为，得到补贴的国内厂商，其效率原本就很低，进入市场之后，其平均成本曲线不是下降，反而会上升，从而会使向国内转移的垄断租金越来越少。此时，从国内厂商得到的回报远小于期望值，国内总福利水平就会低于不采取补贴时的情况。

Grossman（1986）认为，获得高利润率的厂商，都是产品研究和开发、市场调查等早期作了大量风险投资的企业，它们的失败率较高。平时所观察到的企业，仅仅是幸存的取得成功的企业，失败的高风险投资则没被估算在内，从而在总体上高估了这些厂商的行业总利润率。而政府给予补贴的又恰恰是这些存在风险的寡头垄断企业。因此，被转移垄断租没有考虑到行业总风险成本而被夸大了，政府补贴方式的效果也就不如原先估计的大。

当国内出口行业面临共同的外部环境，又具有相同生产能力时，对其中一两个行业进行补贴，会把国内资源从其它行转移到受补贴的行业，从而受补贴行业的扩大和出口增加是以其它行业规模缩小及出口减少为代价的，而且，这种情况下，代价往往要高于转移的垄断租，所以，自由贸易仍是最佳选择（DixitandGrossman,1986）。若各出口行业面临的条件不相同时，一国之福利确实有可能得到改善，这要取决于国内稀缺资源用于出口行业扩张后每一单位资源取得的额外垄断利润大小，而这又取决于国内外技术条件对比、国内外产品替代程度、出口市场需求弹性及寡头竞争性质等因素。这样，要选择一个目标行业对其进行补贴就需大量的信息，而这往往又是难以办到的。总之，若忽视了国内产业间要素转移及要素价格变化的影响，会使战略贸易政策模型的说明力大受影响。

3.2规范的批评

以邻为壑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常会遇到其它国家的报复而两败俱伤。Bhagwati（1989）认为，在知识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更易出现相互报复的现象。另外，作为小国，遭到报复的可能性也极大。这样，世界总福利水平也因之而下降。即使战略性贸易政策充分有效，它也是一方受损另一方得益的一种政策，世界总福利水平绝不会增加，而只是全球福利分配的再调整。这种把本来由市场力量决定的贸易福利分配格局代之以人为的手段加以干预，必然不及市场有效，从而，从长远看，会使世界总福利水平下降。

Bhagwati（1989）指出，政府干预的有效性也值得怀疑。政府作出的决策，有时并不符合改善大多数人福利的目标。少数人或特殊利益集团把持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情况并不少见，其后果是少数人或特殊集团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而获得巨大的利益。所以，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也许总体上能改善一国的福利，但其分配可能极不公正。

另外，得到政府补贴的国内厂商往往会发现依赖补贴本身较参与同国外厂商的激烈竞争收益更大。于是，它们转而进行寻求补贴的活动，而不关注国家赋于它们的转移垄断租的职责。这是一种典型的DUP（D-irectlyUnproductiveProfit-seeking）活动，因为它占有了资源而毫无产出（Bhagwati1982）。

总之，大部分经济学家坚持认为战略性贸易政策要在特定限制条件下才有效，并不具有普遍性。而且，世界各国都从日益增长的世界贸易中获得了巨大利益这一不容置疑的事实也证明自由贸易依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Bhagwati,1992;Baldwin,1992）。

4小结

评介范文篇5

语法翻译法是中世纪欧洲人教希腊语、拉丁语等死语言的教学法，到了十八世纪，欧洲的学校虽然开设了现代外语课，但仍然沿用语法翻译法，当时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基本上还是书面语。人们学习外语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阅读外语资料和文献。德国语言学家奥朗多弗等学者总结了过去运用语法翻译法的实践经验，并在当时机械语言学、心理学的影响下，给语法翻译法以理论上的解释，使语法翻译法成为一种科学的外语教学法体系。语法翻译法是为培养阅读能力服务的教学法，其教学过程是先分析语法，然后把外语译成本族语，主张两种语言机械对比和逐词逐句直译，在教学实践中把翻译当成教学目的，又当成教学手段。语法翻译法重视阅读、翻译能力的培养和语法知识的传授，忽视语言技能的培养，语音、词汇、语法与课文阅读教学脱节。

二、直接法

直接法是十九世纪下半叶始于西欧的外语教学改革运动的产物，是古典语法翻译法的对立面。德国外语教育家菲埃托是最早提出直接法的教学法构想的先驱人物。十九世纪语音学的建立和发展为直接法提供了语音教学的科学基础，直接法主张采用口语材料作为教学内容，强调模仿，主张用教儿童学习本族语言的方法，“通过说话学说话”的方法来学习外语，教学过程是一句话一句话听、模仿、反复练习，直到养成语言习惯。教学中只用外语讲述，广泛利用手势、动作、表情、实物、图画等直观手段，要求外语与思想直接联系，绝对不使用本族语，即完全不借助于翻译，语法降到完全不重要的地位。直接法是在教活语言，特别是在培养口语能力方面，取得显著的成绩。直接法比起古典语法翻译法是教学法史上一大进步，成为以后的听说法、视听法、功能法等现代改革派的发端，但它是完全针对语法翻译法的弊端提出的，本身难免有它的局限性和片面性的地方，对母语在外语教学中的作用，只看到消极的一面，而没有看到或充分估计到它的积极的一面，只看到和只强调幼儿学母语和已掌握了母语的人学习外语之间的共同规律，而对两者之间的差别未曾注意到或没有充分估计到，因此采用了基本相同的方法来解决两种有一定区别的语言学习问题，在教学中偏重经验、感性认识，而对人的自觉性估计不足，对文学的修养不够注意，对许多语言现象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三、听说法

听说法产生于第二世界大战爆发后的美国。外语教学家弗里斯根据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批判了语法翻译法，倡导了口语法（OralApproach），也有的教学法家称之为听说法。弗里斯严格区别method和approach的概念。他认为method是指教学方式、方法和教学技巧，而approach则是指达到教学目的的途径、路子和理论，由此可见听说法或口语法是一种目的在于掌握口语的教学法体系。听说法根据结构主义语言学"语言是言语，不是文字"、"语言是结构模式的体系"的理论，提出以口语为中心，以句型或结构为纲的听说教学法的主张，教材用会话形式表述，强调模仿、强记固定短语并大量重复，极其重视语音的正确，尤其强调语调训练，广泛利用对比法、在对比分析母语与外语的基础上学习外语的难点，并在教学中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听说法把语言结构分析的研究成果运用到外语教学中，使教材的编写和教学过程的安排具有科学的依据。这对提高外语教学的效果，加速外语教学的过程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贡献和进步。但听说法过分重视机械性训练，忽视语言规则的指导作用，过分重视语言的结构形式，忽视语言和内容和意义，存在流于“造作”的语言倾向。

四、视听法

视听法于五十年代首创于法国，是当时法国对外国成年人进行短期速成教学的一种方法。视听法首先由古布里纳于一九五四年提出，视听法主张广泛利用幻灯、电影等电化教学设备组织听说操练，把听觉形象和视觉形象结合起来。视听法主张听说训练必须同一定情景结合，在某一情景基础上进行，因此，这种教学法又叫作情景法。视听法发扬了直接法听说法的长处，在教学中广泛使用声、光电的现代化教学技术设备，使语言与形象紧密结合，在情景中整体感知外语的声音和结构。视听结合的方法比单纯依靠听觉或视觉来理解、记忆和储存的语言材料要多得多。视觉形象为学生提供形象思维的条件，促使学生自然和牢固地掌握外语。听觉形象有助于养成正确的语音、语调、节奏及遣词、造句的能力和习惯。

视听法的缺点是过于重视语言形式，忽视交际能力的培养，过分强调整体结构，忽视语言分析、讲解和训练。

评介范文篇6

语法翻译法是中世纪欧洲人教希腊语、拉丁语等死语言的教学法，到了十八世纪，欧洲的学校虽然开设了现代外语课，但仍然沿用语法翻译法，当时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基本上还是书面语。人们学习外语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阅读外语资料和文献。德国语言学家奥朗多弗等学者总结了过去运用语法翻译法的实践经验，并在当时机械语言学、心理学的影响下，给语法翻译法以理论上的解释，使语法翻译法成为一种科学的外语教学法体系。语法翻译法是为培养阅读能力服务的教学法，其教学过程是先分析语法，然后把外语译成本族语，主张两种语言机械对比和逐词逐句直译，在教学实践中把翻译当成教学目的，又当成教学手段。语法翻译法重视阅读、翻译能力的培养和语法知识的传授，忽视语言技能的培养，语音、词汇、语法与课文阅读教学脱节。

二、直接法

直接法是十九世纪下半叶始于西欧的外语教学改革运动的产物，是古典语法翻译法的对立面。德国外语教育家菲埃托是最早提出直接法的教学法构想的先驱人物。十九世纪语音学的建立和发展为直接法提供了语音教学的科学基础，直接法主张采用口语材料作为教学内容，强调模仿，主张用教儿童学习本族语言的方法，“通过说话学说话”的方法来学习外语，教学过程是一句话一句话听、模仿、反复练习，直到养成语言习惯。教学中只用外语讲述，广泛利用手势、动作、表情、实物、图画等直观手段，要求外语与思想直接联系，绝对不使用本族语，即完全不借助于翻译，语法降到完全不重要的地位。直接法是在教活语言，特别是在培养口语能力方面，取得显著的成绩。直接法比起古典语法翻译法是教学法史上一大进步，成为以后的听说法、视听法、功能法等现代改革派的发端，但它是完全针对语法翻译法的弊端提出的，本身难免有它的局限性和片面性的地方，对母语在外语教学中的作用，只看到消极的一面，而没有看到或充分估计到它的积极的一面，只看到和只强调幼儿学母语和已掌握了母语的人学习外语之间的共同规律，而对两者之间的差别未曾注意到或没有充分估计到，因此采用了基本相同的方法来解决两种有一定区别的语言学习问题，在教学中偏重经验、感性认识，而对人的自觉性估计不足，对文学的修养不够注意，对许多语言现象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三、听说法

听说法产生于第二世界大战爆发后的美国。外语教学家弗里斯根据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批判了语法翻译法，倡导了口语法（OralApproach），也有的教学法家称之为听说法。弗里斯严格区别method和approach的概念。他认为method是指教学方式、方法和教学技巧，而approach则是指达到教学目的的途径、路子和理论，由此可见听说法或口语法是一种目的在于掌握口语的教学法体系。听说法根据结构主义语言学"语言是言语，不是文字"、"语言是结构模式的体系"的理论，提出以口语为中心，以句型或结构为纲的听说教学法的主张，教材用会话形式表述，强调模仿、强记固定短语并大量重复，极其重视语音的正确，尤其强调语调训练，广泛利用对比法、在对比分析母语与外语的基础上学习外语的难点，并在教学中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听说法把语言结构分析的研究成果运用到外语教学中，使教材的编写和教学过程的安排具有科学的依据。这对提高外语教学的效果，加速外语教学的过程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贡献和进步。但听说法过分重视机械性训练，忽视语言规则的指导作用，过分重视语言的结构形式，忽视语言和内容和意义，存在流于“造作”的语言倾向。

四、视听法

视听法于五十年代首创于法国，是当时法国对外国成年人进行短期速成教学的一种方法。视听法首先由古布里纳于一九五四年提出，视听法主张广泛利用幻灯、电影等电化教学设备组织听说操练，把听觉形象和视觉形象结合起来。视听法主张听说训练必须同一定情景结合，在某一情景基础上进行，因此，这种教学法又叫作情景法。视听法发扬了直接法听说法的长处，在教学中广泛使用声、光电的现代化教学技术设备，使语言与形象紧密结合，在情景中整体感知外语的声音和结构。视听结合的方法比单纯依靠听觉或视觉来理解、记忆和储存的语言材料要多得多。视觉形象为学生提供形象思维的条件，促使学生自然和牢固地掌握外语。听觉形象有助于养成正确的语音、语调、节奏及遣词、造句的能力和习惯。

视听法的缺点是过于重视语言形式，忽视交际能力的培养，过分强调整体结构，忽视语言分析、讲解和训练。

评介范文篇7

官僚自主性现象由来以久，可以说它是伴随着政府的产生而产生，但在现代民主制建立之前，它合理而自在地存在着，而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在西方则是近一百多年的事，因其对政治与行政二分原则的背离而受到关注的，近几十年已发展成为所有现代政府面临的普遍而又难以克服的问题，并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点之一。政治学研究官僚自主性问题的主要动因在于揭示官僚制与民主政治之间的悖论问题，即官僚制因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而建立，但其发展本身实际上又损害着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原则。

代议制民主奉行的人民主权原则，决定了政府政策必须代表多数公民的意志，决定了政府机构的运行必须完全控制在民选代表（政治家）手中。只有这样，当人民对政府政策不满时，才能通过选举等方式有效地撤换其不满意的政府官员，才能保证政府的工作能满足多数公民的利益和要求。但对西方国家正式建立常任文官制度以来的一百多年的历史进行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决定政府运转的权力重心并非想象中的那样落在民选政治家一边，而是相当程度上旁落到官僚机构一侧，公民主权所必需的政治家主导体制已让位于官僚主导状况。这主要表现在，民选政治家只能对政策作出原则的、抽象的决定，而政策的解释和执行则完全操纵在官僚手中（注：美国佐治亚州众议员S.Levitas曾说，在美国，官僚以行政规章形式为国会制定的每一项法律制定80多条规章，这些规章并非法律的技术性细化。“引自JohnSheridan，”CanCongressControltheRegulators?"IndustryWeek,march29,1976,P.25—26.）。而且，这种解释和执行往往是发展性的、甚至是曲解性的。官僚日益脱离或超越了议会和行政领导的控制，已经成为“独立的、准行政、准立法和准司法机构”（注：Wilson,JamesQ.,"TheRiseoftheBureaucraticState."InFr

ederickLaneed.CurrentIssuesinPublicAdministration.4thed.NewYork:St.Martin''''sPress.Inc.1990.）。为此，已有学者发出“官僚已成为现代国家的核心”（注：Friedrich,CarlJ.,ConstitutionalGovernmentandDemocracy,Boston:Ginn,1946,p.36.）、“官僚国家”（administrativeorbureaucraticstate）（注：这一提法最早见于Waldo,Dewight,TheAdministrativeState,NewYork:RonaldPress,1948.）时代业已到来的感叹。那么，这一状况形成的原因何在？它对政治生活及公民利益的影响如何？它未来的发展前景怎样？本文拟从公共选择学派的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一些初浅的探讨。

一、官僚自主性的形成机制

公共选择学派中，系统而又全面论述官僚自主性成因及影响的学者首推威廉·尼斯坎宁。他于1971年出版的《官僚制与代议制政府》（注：Niskanen,William,BureaucracyandRepresentativeGovernment.Chicago:Aldine-Atherton(1971).）一书，是该学派研究官僚机构首屈一指的代表作，按尼斯坎宁自己的话说，此书的出版“引起了小小的轰动、一些误解以及一些有价值的后续研究。”（注：Niskancn,W."BureaucratsandPolitics"TheJournalofLawandEconomics.InRowley.C.eds.PublicChoiceTheoryⅢAnElgarReferenceCollection.1993P217-243.）可以说，公共选择理论整个学派对官僚制的研究都是在讨论和发展尼斯坎宁此书的基础上展开的。尼斯坎宁在此书中分别阐述了官僚自主性形成的主客观因素。

尼斯坎宁认为，官僚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是其自主性产生的主观原因。他将公共选择理论学派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推广到政府官员身上，他认为官僚与所有普通人一样，都是个人利益最大化者。构成官僚个人利益的主要因素主要有权力、地位、金钱、特权等，具体而言不外乎“薪金、职务津贴、社会名望、权力、人事权、较大影响力、轻松的工作负担等”（注：Friedrich,CarlJ.,ConstitutionalGovernmentandDemocracy,Boston:Ginn,1946,p.36.p.4）。他通过研究证明，除最后两项之外，其它所有目标都与官僚所在机构的预算规模呈单调正相关关系。而政府预算规模又与政府权力的大小正相关。即政府预算越大，该机构权力越大，机构负责人地位越高，该机构所控制的社会资源也就越多。因此，为了追求个人的地位、权力和收入，政府官员必然千方百计地追求本机构预算的最大化，追求对政府权力的有效控制。

尼斯坎宁还证明，议会与官僚机构组成的公共物品生产与消费的供需关系具有双边垄断（bilateralmonopoly）性质，为官僚实现预算最大化愿望、实施自主权奠定了坚实的客观基础（注：Friedrich,CarlJ.,ConstitutionalGovernmentandDemocracy,Boston:Ginn,1946,p.38）。所谓双边垄断关系是指，如果将政府政策及提供服务统称为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的话，议会作为民选机构，代表了全体公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是公共物品的唯一买家；而官僚机构执行立法的过程就是实际生产公共物品的过程，它是公共物品唯一的提供者（卖家）。因此，议会与官僚机构各自垄断了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消费，形成相当稳定的双边垄断结构。在这种双边垄断关系中，由于官僚与政治家各自所掌握的有关公共物品生产的信息不对称，这种双边垄断关系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直接导致了官僚机构占居决策优势（注：Friedrich,CarlJ.,ConstitutionalGovernmentandDemocracy,Boston:Ginn,1946,p.56）。

作为公共物品的唯一供应者，官僚完全了解公共物品真实的生产成本。在与议会就预算（公共物品的需求价格）进行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官僚了解议会的偏好（需求曲线），而议会缺乏手段获取有关生产成本的准确信息，结果是官僚可以提出高于实际生产成本的预算标准，并向议会谎称这一高成本是唯一可行的选择，通常情况下议会在面对官僚提出的“要不要”（take-it-or-leave-it）类似通牒的预算建议方案时，即便心有疑虑，除了接受也别无选择。尼斯坎宁的结论可概括为，官僚机构凭借其对公共物品生产者地位的垄断而实际上获取了在公共决策中的优势。

80年代，公共选择学派的一些学者探求从新的视角分析官僚自主性问题。麦克卡宾斯，诺尔和温格斯特三人（为方便起见，三人在学界被统称为McNollgast）在80年代后期共同发表了两篇著名文章（注：McCubibins,MarthewD.,RogerG.NillandBarryR.Weingast,1987,AdministrativeProceduresasinstrumentsofPoliticalControl.JournalofLaw,Economics,Organizations3:243-77,1989,StructureCannons:TheRoleofLegislativeBargainsinStatutoryInterpretation.GeorgetownLawJournal80:705-42.），他们借用经济学中的委托—理论透视民选政治家与官僚之间关系，用人的地位优势解说官僚自主权的生成。他们认为政治家和官僚实际组成了公共物品生产和消费的委托—关系，政治家代表公民成为公共物品生产的委托方，决定公共物品的需求量；而官僚则接受政治家的委托，直接生产公共物品，无权决定生产的规模和利润水平。根据委托—理论，委托—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由双方达成的契约加以规定。这一契约在民选政治家与官僚之间体现为议会立法和行政领导的指令。委托方明确表明自己的利益需求，并承诺方实现目标后的报偿方式。方除了忠实贯

彻执行委托方意愿外别无他求，除非委托方授予其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否则其行动完全受委托方的意志支配。但在现实中，这一委托—关系已被扭曲，即作为人的官僚机构已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委托人的控制，根据自我利益需要而自行其事，他们将这种政治家对官僚失控的状况称为“官僚机构的松驰”（agencyslack）。

根据委托—关系理论，委托—双方对生产信息的占有也是不平衡的，人由于直接从事具体生产，垄断了相应的生产信息，他可以向委托人虚报生产成本，委托人一般缺乏有效手段控制人自行其事的状况。因此，政治家与官僚组成的委托—关系也逃避不了这样必然的结局，即官僚凭借其信息优势而架空了政治家对其的控制。

二、官僚自主权的影响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官僚自主权不仅直接危害了代议民主制的基石，而且，导致了现代政府所固有的许多弊端，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假说说明官僚自主权的种种后果。

俘获假说：官僚自主权的存在和强化导致了官僚机构成为利益集团追求私利的工具。一旦官僚机构取代政治家主导公共决策，它必然成为各个利益集团追逐的目标，通过合法的利益诉求和非法的政治交易，少数利益集团最终都会将官僚机构变成他们追求各自私利的工具。官僚机构被利益集团操纵也即“俘获”（captured）的结果，就是少数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得到不成比例的满足，政府不再是多数的代表，难以对多数负责，社会不公平、非正义的现象难以遏制。

过度开支假说：政府开支居高不下是由预算最大化的官僚和公共物品的生产方式共同决定的。按尼斯坎宁的分析，由于官僚都是预算最大化者，政府预算将大于议会及公民所偏好的公共物品水平。而且，官僚机构的垄断权力越大，过度开支的比例就越大。官僚的预算最大化方案之所以能在议会中成功是由公共物品的生产方式特点决定的。就经济学而言，生产者确定产量的方式一般可分为需求约束产量和预算约束产量两种类型。前者指生产者根据消费者的需求确定自己的产品数量；后者则是生产者依据已有预算来确定产品数量。本来，政府公共物品的生产量应是依据社会的需求采取需求约束产量方式，即以销定产，生产者（政府）应该在一定产量的条件下尽量压缩生产成本，节约社会在生产公共物品上的资源消耗。但因为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的特殊性，它只能整体而不能以单位价格出售，即议会只能以整笔预算拨付而非单位价格预算方式向官僚机构“订货”，因此，政府公共物品的生产实际变成了预算约束产量的生产方式。而且，由于政府一般都规定，每个机构每年度的预算节余不能由官僚机构据为已有，必须上交国库，这对官僚机构来说，不仅其降低生产成本的努力得不到回报，而且还会使议会根据降低后的生产成本拨付下一年度的预

算，在这种条件下，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官员，不仅不会主动节约公共物品的生产成本，反而会浪费性开支，最大限度地用尽预算甚至超支。因此，政府预算实际成为公共物品的需求价格，要预算最大化，必然意味着产量最大化。

生产无效率假说：政治家与官僚组成的公共物品生产的双边垄断关系决定了政府的公共物品生产必然缺乏效率。由于对信息的垄断，以及其它机构对官僚机构的监督乏力，官僚机构缺乏提高公共物品生产效率的动力，因此，在提供同种物品的条件下，官僚机构较追求利润的企业为低。政府的效率是提供相同或相似公共物品潜在竞争力的函数。官僚自主性越大，其生产无效率的潜力越大。

供应过剩假说：少数利益集团对自我利益的追求使政府倾向于提供超过社会实际需要的、过量的公共物品。因为，除非某项决策直接关系选民眼前利益，否则，选民不会关心与决策相关信息，即一般情况下，选民是“理性无知”的。但是，与普通选民态度相反，某些利益集团在涉及与已相关的决策问题时，不仅十分了解相关的生产信息，而且从个人利益出发，以集体力量共同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预算水平。这些集团与相应官员对政策的影响，自然会大于一般选民。因此，政治均衡就可能出现在公共物品的供给量大于其净收益最大化的水平。

资本密集型公共生产方式假说：由于官僚的待遇与其任职期限直接相关，作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他们只关心眼前待遇，偏好高消费、方便快捷的生产过程。因此，官僚机构往往比生产同种公共物品的私人机构使用更多的资本密集型生产技术，其结果是政府机构往往享有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工作条件。

选择性效率（selectiveefficiency）假说：官僚为了追求个人利益，对委托人的委托任务可采取有选择地、区别的对待方式，即官僚机构以“选择性效率”去完成政治家委派的任务，对于已有利的任务高效率完成，而对于已不利或关系不大者，则拖拉、勉强应付。通过“选择性效率”，官僚机构实际上重新编排了政府政策及服务的轻重缓急，而在这重排过程中，官僚的意志，即人意志，取代委托人而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综上种种，可以看出官僚自主性的发展是现代政府存在的不负责任和效率低下等问题的重要根源。

三、官僚自主性的矫治

官僚自主性的实质就是官僚能够有效地追求私利。如上所述，其对政府和社会的危害十分严重，它不仅直接违背了主权在民的民主原则；而且导致政府开支的膨胀和效率的低下，使社会福利水平不是随公共开支的增加而增加，反而徘徊不前甚至下降。有鉴于此，以尼斯坎宁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的学者提出了限制官僚自主性恶性发展的一些措施。

首先，打破官僚机构与议会之间双边垄断的委托—关系。在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消费问题上，议会与官僚机构形成双边垄断的预算决策体制，限制了社会对公共物品生产效率的监督，无效率可言。它不仅为官僚机构扩大预算创造条件，而且限制了公民评判和监督官僚机构工作效率的可能。可能的改进途径是在各官僚机构之间引进竞争机制，如设立相同机构提供同种公共物品，从而破除某些官僚机构对某些公共物品的垄断性供给，打破官僚机构独家垄断生产该种公共物品的成本信息状况，通过各官僚机构的竞争性提供同类公共物品，提高公共物品的生产效率；另外，也可将一些公共物品的供给交给私人企业来承担：公共物品的特性并未决定其生产必须由政府承担，实际上，许多私人机构能更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其全套运行方式与普通的私人物品生产和经营其它私人物品完全一样，从而消除了立法机构与官僚机构之间双重垄断状况。这样，政府机构作为公共物品生产的组织者和协调者，而非唯一的生产者，这不仅可通过提高公共物品的提供效率，也可促使公共机构在与私人机构的竞争中，改进服务质量，提高工作效率。

其次，强化对官僚机构的监督机制：尼斯坎宁过于强调官僚机构在决策中的优势地位主要源于其对信息的垄断的观点受到不少学者的批评。布林顿和温特罗布1975年发表的文章对此进行了反驳（注：Breton,Albert,andRonaldWintrabe,1975.TheEquilibriumSizeofaBudget-MaximizingBureau:ANoteonNiskanen''''sTheoryofBureaucracy."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82:195-207.InRowleyC.Eds.PublicChoiceTheoryⅢ.AnElgarReferenceCollection(1993)P.259-271.）。他们认为，如果议会中政治家能够容易地（低成本地）获取有关公共物品真实生产成本信息的话，官僚的垄断地位就不复存在，将被迫按政治家的意志生产社会理想的而非过剩的产量。尼斯坎宁的结论只有在政治家无法控制官僚对信息的歪曲时才会出现。正如唐斯强调的，无论在公共机构还是在私人机构，管理者都有许多途径和手段对付下属歪曲信息的行为。就议会而言，它可以通过许多方式强化对官僚的控制。尼斯坎宁并非不相信议会拥有这些手段，而是认为这些手段的实施成本过高而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而其他学者则认为这部分实施成本可通过各种制度安排而降低。如成立专门的专家委员会，对官僚机构进行定期审核

，掌握其成本信息；同时，在官僚机构内部，建立有效的行为激励机制，依据效率标准，决定官僚的奖惩升迁及机构的预算资金的调整。

最后，将成本—收益分析引进政府工作的评价系统，在政府机构内部建立竞争机制：政府机构的工作效率难以评判和监督：政府机构的运行规则不同于经济市场，政府不以利润最大化为其工作目标，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通常不以价格形式出售，依照市场经济规则，追求高额利润是降低成本的主要动力，而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政府机构，在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时，由于不计成本，因此，政府机构提供公共物品的成本，往往较社会一般成本（私人机构的平均成本）要高得多，从而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同时，由于政府工作的不计成本，因此，社会成员对政府机构的工作成绩进行评价时，无法精确测量，其敏感度肯定低于市场价格。因此，社会对政府工作进行监督，由于缺乏确切的客观指标而难以实现；因此，改进的途径应对政府开支项目进行“损益分析”，即对每一项目的社会成本与收益进行细致的比较，杜绝政府项目不计成本的习惯做法；另外，还应将利润分享机制引进政府，允许官僚机构对节省下来的成本形成的财政节余拥有一定的自主处理权：即将生产公共物品节省下来的部分预算成本返还给官员，以促进其主动提高效率，改进服务的动力。为了防止官员制造“虚假的”节省的可能性，可能的防范方式有：让官僚机构直接分享成本节余

；对表现好的官员给予事后奖励；对预算盈余，官僚机构可实行有限度的自主权；等等。

四、几点评论

官僚自主性是政治学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公共选择学派的有关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公共选择学派与传统政治学对官僚自主性问题的研究可谓殊途回归，其结论在学界并无大的突破，其特色和贡献主要体现在其分析的视角和方法上。美国传统政治学对官僚制的研究，如多元主义、精英主义、集团理论等理论，大多支持权力“铁三角”的结论，即一般认为，公共政策过程已被国会委员会、官僚机构和利益集团三方组成的权力“铁三角”完全左右了，其它政治主体（政党，普通议员，总统等）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完全受制于这三种势力。这一结论隐含着在公共决策过程中官僚控制政治家的状况。

公共选择理虽然研究了一个学界的老问题，得出了与传统政治学理论相似的结论，但由于其分析视角的新颖、逻辑的严密而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它借用理性经济人假设分析官僚行为，开辟了崭新的研究政府的新视角，可将微观上的官僚个人追求私利行为与宏观上的政府弊端结合起来。尽管用理性、功利概念研究政府官员行为并非始于公共选择学派，但它却是最鲜明、最系统、最深入地将这一行为假设贯穿其理论始终的学派。占据传统政治学主流的学说，一般都更多地强调政府官员实现公共利益方面的功能，很少探究官员以职位为手段追求个人私利的现象及后果。尽管公共选择理论学者在官僚最大化的具体内容上还有分歧，但在官僚与普通人一样都是个人利益最大化者方面完全一致。其著名的结论“国家不过是其组成成员实现偏好的工具”（注：Friedrich,CarlJ.,ConstitutionalGovernmentandDemocracy,Boston:Ginn,1946,p.4.）直接冲击了传统政治学有关国家是公共利益“守护人”的流行观念，在学界引起极大反响和关注。它对政府弊端的分析——如俘获假说、选择性效率等——较传统理论的分析更现实。

其次，公共选择学派有关政治家与官僚之间组成的双边垄断关系、委托—关系的分析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角度了解官僚自主性产生的深刻的内在原因，也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的理论依据。双边垄断、松驰等问题在各国政府机构内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它是造成政治失控，政府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打破双边垄断关系，强化委托—关系，赋予政治家更多地手段了解公共物品的实际生产信息，破除官僚的信息垄断地位，的确不失为一种现实而又合理的选择。

评介范文篇8

部门理论是对传统区位理论的一种扩展，所揭示的是在技术变化条件下区域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也即区域不同产业部门的转换规律。该理论系根据大多数欧洲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而总结出来的，它认为任何区域的发展都存在着“标准阶段次序”，这种标准阶段次序可以表述为下列几个过程：

（1）在大多数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第一阶段往往是自给自足型的经济。在这一阶段中，当地居民几乎完全与生活必需品的供给联系在一起，基本上没有贸易上的投资，人口是按照维持自给自足经济所必须的资源基础而分布的。

（2）随着交通运输的日益发展，贸易往来和地区专业化生产也在区域中发展起来了。第二阶层的人口开始出现，他们进行着简单的手工业生产，为当地农民服务。由于乡村手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市场和劳动力全部是由农业人口提供的，所以手工业分布与基本阶层农业人口分布直接相关。

（3）随着区际贸易的日益发展，区域也开始趋向于从原来粗放的畜牧业转向发展系列农作物产品，如种植水果、生产日用农产品和发展蔬菜农场等。

（4）随着人口的增长及农业生产和采掘工业生产效益的下降，区域被迫开始实现工业化。区域工业化的早期阶段立足于建立在农林产品的基础之上，主要发展食品加工、木材产品加工和纤维纺织业等。工业化的后一个阶段则出现了诸如冶炼业、金属材料加工、化学工业、建材工业等。

（5）在区域经济成长的最后一个阶段，区域实现了为出口服务的第三次产业专业化生产。这时，区域开始输出资本、熟练技术人员和为不发达地区提供专业化服务。

据此，在部门理论看来，任何区域的发展都必须经历两个相辅相承的成长过程。一方面区域经济必须经历由自给自足的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商品经济转换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运输成本下降起着关键性作用，因为只有运输费用降低才使区际贸易成为可能。此外，要想区际间资源转移获得最大比较利益，还必须建立区际贸易基础。另一方面，与此相适应，区域经济必然要相应地完成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的过渡。而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则是区域工业化战略的实施。甚至在胡佛等看来，由农业、采掘业等初级产业向以制造业为中心的次级产业过渡被认为是维持区域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部门理论由于系根据大多数欧洲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而总结出来的，符合大多数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客观规律。但该理论的弱点也是很明显的，正如大多数评论家所指出的，并非什么地区经济发展都必须经历这样的“标准阶段次序”。

二、输出基础理论

输出基础（ExportBase）概念最先由城市规划者们所采用，他们用它来预测地方化城市经济的短期变化趋势。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曾建立了一种能定量地对城市经济进行预测的理论模型。在这种模型中，经济被划分为两个部门，即一个输出基础部门（包括所有的城市外部需求导向的产业活动）和一个自给性部门（包括所有的城市内部需求导向的产业活动）。在这种模型中，通常假定自给性部门不具备自发增长的能力。但是，随着外部需求的扩大，输出基础部门的扩张、并为地方经济带来额外收入时，这些部门也会随之相应扩张。

输出基础思想后来被著名经济史学家、1993届诺贝尔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North）用来预测区域经济的长期变化趋势，从而形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输出基础理论。诺思在其1995年所发表的《区位理论与区域经济增长》一文中，根据把太平洋西北岸作为其实证研究的基地而得出结论：区外对木材、毛皮、面粉、小麦等产品需求的扩大，不仅会影响到那里的绝对收入水平，而且也会影响到诸如辅助性产业的特征、人口的分布、城市化模式以及收入与就业波动范围等。他进一步指出，对区域输出需求的增加能对区域经济产生乘数效应，这不仅会导致输出产业投资的增长，也会导致对其它经济活动的投资增长。因此，按照诺思的观点，一个区域要求得发展，关键在于能否在该区域建立起输出基础产业，而特定区域能否成功地建立起输出基础产业，又将根据它在生产和销售成本等方面对其它区域所拥有的比较利益而定。

与诺思的输出基础理论相对应，蒂博特在其于1956年所发表的《输出与区域经济增长》论文中也提出了相类似的“大宗商品输出理论”（thestapleexporttheory）。该理论认为，特定区域经济的发展，往往开始于该区域发现了一种诸如矿产品等特殊的自然资源，或者因为其自然条件特别适合于生产某种出口作物，在世界市场商品价格为既定的条件下，资本甚至劳动力将输入该区域，于是供出口的“大宗商品”生产将发展起来，而地方工业和地区市场是随着出口品生产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因此，按照该理论，特定区域要取得发展，必须以建立外向型的“大宗商品”出口产品基地的方式来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大宗商品输出理论”可以被看作为输出基础理论的一种变种，也可以将其归之为广义的区域输出基础理论之列。

三、资源禀赋决定论

无论是部门理论还是输出基础理论，均是从部门或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区域发展过程的，而较早从空间或区位的角度来对区域发展进行实证研究的理论可追溯到珀洛夫（H.S.Perloff）与温戈（L.Wingo）所提出的资源禀赋决定论。

珀洛夫与温戈在《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1961年）等论文中，将诺思等人的区域输出基础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推广，并把制造业的建立看成是区域经济出现增长的首要条件。在他们看来：企业家总是选择使其生产利润最大化的区位进行投资。为此，他们需要对不同区位的生产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分析，并相应地作出区位投资决策。就特定产业来说，由于不同区位的“自然资源禀赋”不同，取得其基本生产投入要素和接近产品市场的机会也将有所不同，相应地其成本与收益变量也就有所不同，从而企业家必然作出有利于某一特定区位而不利于其它区位的区位投资决策。并且一旦投资向某一区位倾注就会产生相应的区域乘数效应，从而加速经济活动在特定区位上的集聚过程。

珀洛夫和温戈通过对美国经济从早期农业社会阶段向先进的工业和服务业社会阶段过渡过程的实证研究发现，随着经济上的日趋成熟，不同的自然资源都在区域发展中起着或多或少的作用；并且随着不同区域自然资源禀赋之不同，这些区域也将出现或大或小的繁荣。一般来说，区域增长主要取决于区域生产国民经济所需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及按竞争利益向区外输出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并且这种输出能力增长将导致区域经济发展进程将通过乘数效应方式而得到强化。乘数效应大小将依赖于某些反映区域社会经济特征的“内在”特征而定。在这些内在特征中，尤为重要的有：输出产业的性质、地方产业关联程度、劳动力的质量与数量以及工资水平、地方收入分配状况等。但是，随着区域经济的扩张并出现自我强化和自我维持的经济增长时，新的内在因素，如与社会分摊资本及与产业集聚相关的外部经济、内部规模经济等将成为决定乘数效应和经济增长率的重要因素。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中，将导致工业“核心地带”的形成。而工业核心地带的出现为经济增长在全国范围内的出现造就了基本条件，正是由于工业核心地带的出现而使得新的区得到连续的发展。即随着所需投入量的扩张以及地区新的“自然资源禀赋”的发现，经济增长将逐步“渗透”到地区。

珀洛夫等认为，美国东北部“核心地带”的形成，最早即在于该地区拥有钢铁工业发展的“自然资源禀赋”，这一自然资源禀赋使得该地区在本世纪初发展成为美国的钢铁工业中心，并进一步在后来发展成为美国主要的制造业中心。而美国自1920年以来所出现的不同州之间人均收入差距缩小的整个趋势中，核心地带对地区的“渗透过程”又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本世纪以来，随着工业资本投资在美国西南部和东南部等落后“内陆腹地”铺开，或者是从美国西南部和东南部等落后“内陆腹地”向美国东北部高收入地区的移民，州际间的区域差异已逐步缩小。

珀洛夫等人的资源禀赋决定论将区域发展与自然资源禀赋以及区域乘数效应等因素联系了起来，其理论思想与蒂博特的“大宗商品输出理论”和诺思的“区域输出基础理论”具有某种类似特征。所不同的是，该理论已经将“核心地带”与“地区”等空间变量引入到区域经济分析之中，并且所分析的对象已由孤立的区域经济分析转向综合的区域发展分析，因而更接近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

四、经济进步延滞假说

珀洛夫与温戈的资源禀赋决定论已经将“核心”与“”等空间因素引入到对区域发展的分析之中，而美国著名农业发展经济学家、1979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T.W.Schultz）对“农业社区”与“经济进步中心”即农村地区与工业城市中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并提出了区域经济进步的“延滞假说”（theretardationhypothesis）。舒尔茨最早在其于1950年所发表的《农业部门贫困的反思》一文中曾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正当美国经济处于空前高速增长时，一些“农业社区”的生活标准还总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他最初在该文中所给出的答案是，这种相对贫困并不是由土地的自然特征来决定的，而是由农业社区与“经济进步中心”的亲疏性（Proximity）所决定的。他在1951年所发表的《土地经济学构架：长期观点》一文中，又将这种思想具体化为所谓的“延滞假说”，该假说的基本内容包括：（1）经济发展出现于特定的区位基（locationalmatrix）上，经济中一般存在着一个或数个区位基。（2）区位基一般以典型的工业化城市经济结构为其基本特征，经济发展往往出现在这些区位基的中心；基的中心一般都不会属于农垦区而往往为工业化城市中心，但由于这种城市中心的崛起而使得一些农垦区比另一些农垦区处于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区位上。（3）位于或靠近特定经济发展区位基中心的区域经济组织将运行良好，受惠于中心的农业区的经济组织也将运行良好，只有远离区位基的农业区的经济组织运行状况比较差。

舒尔茨所提出的“延滞假说”后来由尼科尔斯（W.H.Nicholls）和唐（Tang）在南加利福尼亚、佐治亚和田纳西等州进行了检验。其研究结果证实了“延滞假说”所作出的结论。他们根据统计资料分析发现，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发达的县，其劳务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效率也高，越靠近这些地区，农业生产效率越高，农村收入也更高，这些都是由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对农业要素市场所造成的影响的结果。

五、区域创新扩散理论

无论是珀洛夫与温戈的资源禀赋决定论还是舒尔茨的经济进步延滞假说，均已经强调了“核心区”或“经济进步中心”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贝里（B.J.L.Berry）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实证考察了城市体系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创新扩散理论。

在贝里看来，城市中心在发展中的作用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创新的渗透作用，使经济增长通过城市等级而逐渐向下传播；二是增长利益的扩展作用，包括从核心区往腹地区及从大都市中心向城市间区的扩展两个方面。在他看来，增长起源于企业和家庭对创新的采用。区域不平等则是由于创新的收益效应为时间的递减函数，并受扩散的门槛范围所制约。因此，城市中心本身即能起着一种“发展作用”，因为它们能强烈地影响着不同地方创新采用时间的先后顺序，而经济变化的影响将按城市等级顺序由高级城市中心逐渐传播到低级城市中心。

贝里认为，创新在大范围内的等级扩散及其横向扩展将带来城市与区域的经济增长与收入提高。或者说增长起源于创新通过城市等级顺序的向下渗透以及创新向城市周围腹地的横向扩展。

从贝里的这一理论结论中可以推导出各种政策主张。一般说来，要促进区域成长就应该去加速创新的扩散，从而使创新逐渐渗透到贫困地区及小城镇之中。而且如果城市中心“创新潜力”大小真与其本身规模及接触创新采纳中心之机会相关，那么应采取的政策措施应该是去促进地区城市中心的人口增长，并改进它们同最大或最早的创新中心接触可能性。

六、区域发展倒U字型假说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一直困扰着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过程。那么，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趋势将如何，不少学者对此进行过研究。其中，影响较大的研究应该首先应归功于杰弗里·威廉逊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所提出的区域发展“倒U字型假说”。他根据其在50年代对24个国家有关区域差异的国际性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在国家发展的早期阶段区域收入差异将会不断扩大，但是在达到发展过程的某一点后区域差异开始缩小。

由于威廉逊把区域人均收入作为指示器，将权变系数作为度量区域收入差异之工具，通过对24个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区域不平等格局的经验考察得出了惊人的结果。即当这些国家按其发展水平进行“排列”时，我们可以发现，区域不平等格局呈现为倒“U”字型状，其中，如巴西、哥伦比亚、菲律宾与波多黎各等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到达了倒“U”字型的顶端。威廉逊又将横断面分析法扩充到对单个国家区域收入差异变化趋势的分析上来，并从24个国家中的16个国家中取得其所需的一年以下的短期数据。其结果是，这种趋势分析进一步证实了所假想的格局：人们预料富国各区域之间会逐步趋同。事实上，它们也正在走向这个阶段，而不是趋向于区域收入差距的扩大，而穷国正相反，它们以区域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为特征。

威廉逊的发现是引起区域发展理论家发生争执的重要源泉。然而，他所得出的结论，即“在发展的初期，区域间以收入差距扩大和‘南北’二元性增强为特征；在国家成长和发展较为成熟的阶段，则以区域间趋同和‘南北’问题消失为特征”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前期被区域发展理论家所接受，并把它看成是发展中国家将会出现的或应该通过政策干预使之出现的模式。

七、经济增长空间影响论

以上我们已经分别考察了部门理论、输出基础理论、资源禀赋决定论、经济进步延迟假说等区域发展经验理论，首先对此一系列理论进行总结的是美国区域规划学家约翰·弗里德曼（JohnFriedmann），他在其1966年所出版的《区域发展政策》一书中，通过汇集这样一组研究成果而把它们综合成“经济增长空间影响”的八条命题，这些命题可以依次简单地表达为：（1）区域经济是向外界开放并受制于外部影响的；（2）区域增长是由外生力量所诱导的；（3）输出部门向自给部门的增长传播取决于该区域的社会政治结构、地方收入分配结构及其区域收入开支状况；（4）地方领导是成功地适应外部环境变迁的关键，而领导素质取决于区域发展的实践经验；（5）区域经济增长可以部分地看成是企业布局问题；（6）经济增长趋向于在城市区发祥地产生，并通过该发祥地来组织相关的区域经济；（7）劳动力流动将对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施加一种均衡力量，但也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形；（8）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将推动着空间经济向逐渐一体化的方向发展。这些命题大部分均可以分别在诺思、珀洛夫、舒尔茨等人的著作中找到理论依据。据认为，这八条命题由于综合了各家之言，因此它为区域规划者提供一种区域发展过程的标准考察方法。

评介范文篇9

关键词：智慧档案；管理系统；层次分析；功能设计

智慧档案是一个具有层次管理模式的档案管理系统，从层次分析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每一个管理层面所负责的内容，这样就能够使得档案管理人员根据各自职位级别进行相应的管理，以保证各层级管理质量，做到环环相扣，相互监督。结合智慧档案管理系统的资源掌握更全面的管理内容，明确管理方向，并不断优化现代档案管理功能，实现智能化、科学化的管理模式，智慧档案管理系统中各项功能对管理水平提升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值得进一步研究与推广。

1智慧档案管理系统的层次

1.1机构档案信息管理层。机构档案信息管理层主要是针对本单位的生产、销售等活动资料进行集中、处理、使用以及保存等工作，属于档案工作中的基础工作，而这一道工作的质量直接影响后续工作的真实性、有效性以及意义价值。1.2机构档案信息传播管理层。是以基础管理层为铺垫，对档案信息实施传播的工作，将知识信息以及有使用价值的信息通过传播渠道转换成具有生产力的可利用信息，进而发挥档案信息的价值，提高档案工作的重要性，这一层次管理对捕捉信息、审核信息以及信息归档具有及时性的特点，并对机构以及相关部门中应用档案信息给予最大化的支持。1.3机构档案信息能力管理层。这一层次的档案管理主要是针对信息资源全面分析，如：信息收集的需求、信息应用价值、信息管理方法、相关信息、竞争发展等多方面的分析，通过这个层级的管理能够让档案信息充分的深入到现实生活、生产中，体现价值，为实现某一目标而做出相应的信息决策、信息指导以及参考建议等。同时档案信息能力管理层级还需要负责解决实际问题，如现实生活生产中对信息种类的需要，各类信息之间蕴藏的关联与影响，存在信息不能满足需要信息的原因，各机构信息对照以及信息应用价值判断等多方面的分析，将信息正确的投入到使用中，发挥应有的价值与作用。档案信息管理系统的功能设计实际上可以根据各机构的应用需求而合理设计，以保证档案信息在机构中能够以有利用价值的地位出现，进而提高档案管理人员对自身工作岗位重要性的意识，承担结构有保存价值的信息收集、归档、使用等工作，并有效的将档案信息传播与开发，充分的提高档案管理工作的有效性与作用意义。

2智慧档案管理系统的资源

2.1原存纸质档案。目前大部分档案馆所保存的卷宗还都是纸质档案，其数字智慧档案管理系统的层次与功能设计分析化策略包括以下两种办法：可以通过扫描、拍照等方式转换成PDF格式或jpg形式的图片进行入库，并进行标引。可以通过键入的方式形成WORD文档，加盖数字水印技术进行入库。2.2原存数字档案。数字档案已经是各个档案馆档案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尤其是一些使用办公系统比较早的企业，数字档案所占比例较大。数字档案的入库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些，主要是要保证数据在转移或转换过程中，保持数字档案的原始记录性，比如一些入库的日期、原始格式、页码、操作员等非文档内容标示的保存。2.3新归档档案。随着机构的发展，新产生的档案将会成为档案数据库的重点，这就要求在新数据上传过程中，严格按照数据格式、工作流程、数据大小等，将各种不同类型的档案，如文档、照片、音频、视频等在设计过程中进行格式统一，每种文档采用什么格式进行归档，要进行统一，方便日后档案资源的利用。有些单位数字档案和纸质档案同时保存，这就要求上传的电子档案应与纸质档案保持一致。

3智慧档案管理系统功能设计分析

3.1安全认证。档案的私密性决定了安全认证的首要地位，档案涉及机构的生产活动中的一些机密，档案安全一方面要考虑到信息管理系统的硬件安全，如服务器、路由设备、防火墙的安全设置；另一方面要考虑系统的软件安全，软件安全主要体现在系统文件的加密，管理员、用户的加密设置上。包含管理员的权限设置、上传、修改、删除、审核等；操作员的上传、检索、审核等；用户的上传、检索、浏览等权限设置，并且每一次文件或系统的修改都应该记录下操作员工号。3.2档案信息的存储。应当建立相关的标准、制度来保证及时有效地存储档案信息资源。建设一个快捷方便的上传接口，可以连续上传、批量上传，并且支持从其他系统导入资源和元数据的功能，非数字作品的数字化、转换和载入的方法，提供档案资源的鉴别和权属管理的功能。3.3档案信息的组织。档案信息的组织就是将资源库中的档案进行序化，形成系统性、科学性的知识体系，可以更好地为用户服务。智慧档案信息系统在组织信息资源过程中应该加入机构部门、主题、领域、责任者等方式，并能根据分类提取相关的关联词组，并描述出它们的上下位类和语义联系，以方便相同类型的档案进行聚类组织。3.4档案信息的检索与传播。多种系统检索中关键词检索最为常见，其次是分类检索。检索后，针对有关档案资源信息，选择关联度相对较高的档案提共给用户，使得档案内容中与用户所需更为接近化。系统中针对具有保密性的文章应设置专用的权限字段，利用针对性的开放模式，实施对某机构在某时间段进行保密信息开放，实现既能针对性与能共享性的信息开放效果。3.5用户评介与互操作服务。在智慧档案管理系统中，用户评介、互操作功能的设计主要是为给用户、系统之间提供交互平台，实现用户与系统或者系统于系统之间的交互过程，从交互功能中，用户可以以一个帮助系统者的身份出现，对系统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有效解答，同时也可以对系统提出问题，系统会自动将问题和答案收纳于帮助系统中，用户便可以通过检索的形式得到帮助系统的帮助。

用户评介与互操作服务功能还能够使得档案信息平台及时收到用户的反馈信息，进而对档案信息使用情况加以了解，不仅如此，此项功能还有另一个优势，就是在检索信息时，不一定输入全部信息，只需要提供相关题目以及获取方式即可，这一程序的实现需要系统互联支持。

作者:王冬梅

参考文献

评介范文篇10

在近几年国产大片的创作追求中，观众在经历了多次期望、不满、再期待之后，2007岁末出现的《集结号》终于让观众感受到一种心灵的共鸣。评论界对此有过不少分析，从繁荣创作的角度看，还有一些值得重视的深层启示。

首先，大片要有精神内涵，但仅有精神也未必就行。影片《英雄》不能说没有精神内涵，可秦王很严肃的一句为了“和平”，却令影院响起一片哈哈笑声。秦王的这种思想让观众觉得太不着边了。《集结号》的精神内涵完全是来自人民的，是许许多多普通人内心深处都向往的一种人的价值。谷子地为四十多个牺牲的战士不能被追认为烈士，为自己的革命经历不能正名，悲愤地说：“这不公平！”他不停地奔走，不停地寻找，使影片从故事的趣味层面，上升到人的价值层面，触及到社会价值观的核心。正是这个对于“公平”的讨问，其实碰到了几乎每一个人内心都曾遇到的问题，碰到了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只能不断改进的问题，从而形成观众有同感、有共鸣的一种精神。

与此相联系，影片刻划的人物是大历史中的小人物，是小人物的精神世界、精神追求。影片以淮海战役我军牺牲二十余万人，仅有二万余人留下姓名的史实为背景，塑造出谷子地和九连英雄集体，说明千千万万的小人物不仅创造了历史，而且他们也有高尚的思想精神，他们因为对正义的追求而成为大写的人。因此，大片不仅需要有精神，而且更需要有贴近人民的思想精神，要说出人民想说而没有艺术表现出来心声，指出社会应该关注这些尚不尽如人意的问题。

《集结号》的情节也有争议。争议的主要点在于：是否应该这样表现领导牺牲九连战士的做法，以及对谷子地英雄经历认定的“遗落”。但是,众多观众看完影片后对这些情节报以的掌声，这就是很好的回答。一些淮海战役老战士对当时战斗之激烈，以至多少战友牺牲了竟找不到遗体的回忆，又给影片情节的真实性以有力的佐证。而从创作的生态环境来说，《集结号》情节上这种对革命战争的表现既不从俗，又立足生活，既坚持传统，又敢说新话，深入挖掘、视角出新，恰恰体现了有作为的艺术家对社会生活仍然保持了敏锐的反思空间，体现了艺术最需要保持的思想解放精神。对于文艺作品，人们都期待艺术创新，而最根本的艺术创新就是艺术思想、艺术表现内容的创新，艺术还远远没有穷尽对生活和人的有价值的表现。观众对《集结号》的掌声正反映了人们希望从艺术中对生活、对历史不断得到新的认识，在新的认识中进步。为此，艺术家需要永远保持解放思想的姿态。《集结号》所表现出的对生活的新的认识正是我们需要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态度的艺术反映。

《集结号》的成功还体现了来自思想文化的支持。媒体和评论界对《集结号》给予了较好的宣传评介。这个事例体现了文艺作品最需要的支持也许不是物质的，而是人文的、政策的支持。有了思想文化和政策的良好环境，艺术家就将焕发出极大的创造动力和艺术灵感。这也给文艺组织工作以重要启示，怎样才能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关键是作为艺术的生产关系不能僵化，要不断解放思想，不断学习，尊重规律，尊重艺术家，尊重群众，对方向正确、勇于创新的作品加大评介，创造有利于艺术生产活力竞相迸发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