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范文10篇

偶像范文篇1

如果把美国的情况与中国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就会发现，在中国，生产偶像向消费偶像的转化以及相应的大众生活观念的改变是以更快得多的速度完成的，差不多可以说是"转眼之间"。在80年代初期与中期，中国的主要媒体中的偶像性人物是陈景润、乔光朴、陆文婷等生产性偶像，他/她们身上体现的是一种个人奋斗与积极进取的生产性伦理（当然，这些大众偶像式的人物主要是通过文学作品塑造的，因为广告在当时还处于非常幼稚的起步阶段，消费性的流行杂志也非常罕见）。但是到了80年代末，特别是90年代，不但充斥于各种大众流行报刊（比如《时尚》、《女友》等）的封面人物与传记主人公几乎一律都是消费偶像--演艺界的各种明星。

消费伦理的迅速流行当然也反映在广告中。广告不仅参与了消费偶像的塑造与消费伦理的推广，而且它本身也必然依托于消费伦理。一个有意思的统计数字是：在1983年上海电视台所播出的广告中，生活资料类的广告占34%，日用品的广告占50%。到了1988年，前者的比例下降到2%，而后者的比例则上升到61%。而在今天的商业广告中，日用品特别是奢侈品的广告更呈现出压倒性优势。生产伦理让位于消费伦理于此亦可见一斑。

著名演员濮存昕做的恒基伟业商务通广告就是宣扬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典型文本。镜头之一：身穿白衬衫的濮存昕在拼命地挤公共汽车，突然腰间的BP机响了，他只好逆着上车的人流又拼命挤下车去找公用电话；镜头之二：濮存昕开着小面包车，拿着手机指挥建筑工地上的工人干活；镜头之三：老板办公室中的濮存昕，正在用恒基伟业商务通查询，美丽动人的女秘书（李湘扮演）为他送来一杯咖啡，两人相视而笑；镜头之四：濮存昕正开着奔驰回家，娇妻（即刚才的那位秘书）出门恭迎，濮存昕一手拿着商务通，一手拥着娇妻，享受着无比的欢乐与幸福。此时屏幕上出现一行字："呼机，手机，商务通，一个都不能少。"

这个广告在几十秒钟内编造了一个"成功"男士的故事，同时也制造了制造"成功人士"的模式或配方：年龄大多在35岁-45岁之间，身体微微发福，满面红光，有车有房，更有美女相伴。问题在于，这些"成功"人士的"成功故事"根本不包含他/她的个人奋斗历程，它是在瞬间神奇地完成的；更重要的是，成功的标志不是精神性的而是物质性的，即是否拥有高档的消费品。与陈景润等80年代"成功人士"形象不同的是，"濮存昕"的成功在于他拥有高级轿车、别墅、豪华办公室以及美妻。或者说，成功的标志是"江山"（这里的"江山"已经不是革命江山，而是商业江山）与美人兼得。科学技术（手机、商务通）在这里也获得了与80年代截然不同的价值含义：它的意义在于带来消费水平的步步上升，

以及物质享受程度的步步提高。等高科技手段只是通向高消费（这才是广告所渲染的真正的幸福与成功）的敲门砖。换言之，拥有高科技可以使你成为百万富翁，进而自然地拥有你想拥有的一切：名牌车、美丽的妻子、豪华的住宅等等。濮存昕的成功是用物质价值加以计量的：从BP机，到手机+面包车，再到商务通+豪华办公室，最后是奔驰+别墅+美女。（在有些广告中，"成功"与某种商品之间关系没有被叙述得这么复杂，而是在两者之间简单地划上了等号，比如："贝克啤酒是每个成功男士都拥有的"）。

当然，也有一些同类广告的主角是"成功女士"（相对比较少见）。比如某手机广告：华丽堂皇的时装会上，亚洲经贸地区总监--一位气质高傲的成功女士用手机提前预定了一瓶红酒，在会接近尾声时，她已经坐在舒适的客厅里独自"高品质的生活"（即该红酒），画外音："真正的品味就是提前享受高品质的生活。"这则广告没有告诉我们这位总监的任何工作方面的信息，而是突出渲染她的消费。这样，成功与消费之间的联系就被貌似巧妙而实则粗暴地建立起来。

这就不难理解，这类关于"成功人士"的广告（谎言与神话）都是各种演艺界的明星做的，因为他/她们都是清一色的消费偶像。明星做广告，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我们很少见到有那个劳动模范或科学家做广告）。除了上面提到的濮存昕以外，还有：刘德华做爱立信手机广告，张惠妹做雪碧广告，黎明作乐百氏纯净水广告，巩俐做爱立信手机广告，赵薇做娃哈哈AD钙奶广告，赵本山做泻痢停广告，葛优、徐帆做"南极人"内衣广告，章子怡做联想电脑广告，舒淇做山水音响广告，朱茵做大力士沐浴露广告，张柏芝做东洋之花美白霜广告，谢霆峰做可口可乐广告，等等。可以说明星离不开广告，广告更离不开明星。由消费明星把消费伦理宣扬得赤裸裸的莫过于王志文做的"派"牌服装广告。他在不同的背景依托下摆出各种姿势，尽情地、多方位地展示自己身上的"派"牌服装，最后说出一个字："派"。

总之，这些广告宣传的不是艰苦创业或奋斗进取，而是谁比谁更会消费，谁的消费水平更高、更时尚、更前沿。由于明星在今天具有巨大的知名度与示范效应，所以，这些广告对于消费者的影响力是不可低估的。（20）尤其是在市场不成熟、消费者购买心理还不健全的中国就更是如此。据说力士公司最初在中国打市场的时候，在广告形象的选择上颇费心计。最后他们选择了中国人崇拜的的国著名影星娜塔莎·金斯姬作为广告形象，结果证明人们对于明星的崇拜果然可以有效地转移到商品身上。再比如法国高级服装品牌雪莱进入中国市场时，在选择广告形象人方面曾颇费心计。后来他们决定请香港影星张曼玉来做，结果大获成功。据雪莱公司高层回忆，由于雪莱进入中国较晚，知名度不高，很多中国的消费者没有听说过。但因为抬出了张曼玉，所有的人都恍然大悟："就是张曼玉做代言人的那个牌子啊，知道，知道！"（21）可见，对于那些新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产品来说，请一个家喻户晓的明星来混个"眼熟"（或耳熟）是多么重要。（22）

在笔者看来，消费偶像的大举占领广告证明了，在中国，生产性伦理基础是十分薄弱的。君不见如今的广告中"至尊至美"、"皇家气派"、"出人头地"追慕豪华奢侈的用语漫天飞舞，在电视广告的画面上，到处可见金碧辉煌的豪宅，灯红酒绿的豪宴，风驰电掣的名车，它们对于国民经济是否具有拉动作用我们不敢妄加判断，但其鼓吹的文化价值与生活观念却不能说是健康的。

从阿尔多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来看，此类广告发挥的是维护与强化个体与他/她的生活条件之间的想象性关系或虚假关系的作用。一个沉浸在奢侈品广告中的人会整天做着"三大件"（奔驰、别墅、美女）的白日梦而忘记了自己作为贫下中农的真实处境。广告把个体与他或她的"生存的真实条件"间的关系再现为一种想象的/虚假的关系，使主体生产虚假/错误意识而同时又不能认识其虚假性。在上面提到的由消费明星做的那些广告中，广告的观众被结构为一个能够购买产品的"主体"，一个能够自由地选择奢侈品、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的虚假"主体"。有了汽车就有了社会地位，腋下除味剂实现了革命抱负，……而实际上，人们依然生活在各种各样的烦恼中，相当多的人还在衣食住行而发愁。

朱迪斯·维廉森（JudithWilliamson）在《广告解码》（DecodingAdvertisements）中就成功地运用了阿尔多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分析了广告中的意识形态。她指出，广告在先了我们与自己的生存环境之间的假想关系，广告不断告诉我们，真正重要的不是以我们在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为基础而产生的阶级差别，而是在某些特殊商品的消费方面所形成的差别。因而社会身份也就变成了一个我们消费什么，而不是我们生产什么的问题。与所有的意识形态一样，广告通过"召唤"来发挥其功能：它产生了各种主体，而这些主体反过来又隶属于广告的各种含义以及广告的消费模式。在广告所设置的语言环境中，它通过"你"这个代词来把你召唤为一个假想的主体，在由"你"所打开的假想空间中，"我"认识到了自己的存在，并变成了广告中那个假想的"你"。由于这个"你"实际上是一个由广告创造的虚假主体，所以这样的过程是一个主体的"误识"过程。广告在讨好我们，让我们很快乐地想到我们就是广告话语中的那个特别的"你"。而我们在这样想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了其物质实践的主体与附属品。（23）广告中这样的谎言难道还少么？

[page_break]注释：

（19）、参见《洛文塔尔的消费偶像观》，《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20）、有不少观众谈到自己买某某产品就是因为某个熟悉的明星做了广告的缘故，还有的因此打起了官司。比如巩俐与濮存昕做的"盖中盖"广告。

（21）、《偶像与品牌谁成就谁》，见《北京青年报》2001年6月22日。

偶像范文篇2

关键词：军旅剧偶像化

一、军旅电视剧出现的原因及类型

综观军旅电视剧的创作，基本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型，革命历史战争题材和当代现实题材，中间的过渡类型即军旅年代剧和传奇剧。革命战争历史题材一直是军旅题材的“镇山之宝”部队现实题材是军旅电视剧的“精锐之师”，年代传奇剧则是军旅电视剧的“人气偶像”。三类电视剧互为依托，彼此照应，共同支撑起军旅电视剧的文化江山，在当下中国文化中成为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

二、军旅年代剧、传奇剧代表作的特点分析

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到《幸福像花儿一样》再到《血色浪漫》，军旅年代剧、传奇剧在近几年迅速发展，虽然这几部电视剧剧情发生的背景、年代、题材都不尽不同，特点也各有所长，但它们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军旅电视剧的发展方向以及广大受众对军事题材电视剧的审美观念。

1、“激情”初现——另类的主旋律表达

2002年烧红了大半个中国荧屏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延续了一直以来军旅剧鲜明的家国同构模式，从家庭生活折射时代与社会的变迁，以一种独特的方式重新建构了当代历史的连续性。该剧的“激情”具体体现在主角石光荣这一人物形象上，电视剧片头的主色调是鲜艳的红色，伴以红旗飘舞、烈焰燃烧和昂扬的进行曲．字幕打在纪念碑般的石刻上，随后出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像——这种视觉构成在直观上将“激情”诠释为革命激情，并把石光荣嵌入了中国革命英雄史的序列当中。这位英雄所负载的“革命激情”也是相当“主旋律”化的，对铷的品质的界定并没有越出忠于职守、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等内涵。但与“主旋律”不同的是，这个剧首先相当成功地借用了“地方特色”，石光荣满口的东北话，不仅一冼“主旋律”字正腔圆的主流味，添加进“现实主义”风格的佐料，而且成功地将其纳入类似《东北一家人》以及赵本山小品等“东北风”中，并相当有意识地把这种语言风格结合进家庭情景喜剧当中。石光荣这个人物也并未以刻板的传统英雄形象出现。而是被赋予了相当多的“人性”色彩，包括他在正直无私的同时又不乏夫妻、父子亲情；他英勇善战，而又表现出一种粗野、专断、蛮横的“胡子”风格，同时也具有任性、执著的男性特征。更重要的是，对这个形象的表现始终是在爱情、家庭这一私人领域内展开。换句话说，是对这一英雄形象做了言情剧式的处理。《激情》对“主旋律”另类的表达方式，正在于它在石光荣的革命激情之中加入了大众乐于观看和接受的内容，赋予石光荣丰满的“另类”情感特质，尤其是对爱情的执著。这也是“激情”的另一主要内涵。

2、“花儿”绽放——幸福里嗅出韩剧的味道

《幸福像花儿一样》出自“激情系列”的原著石钟山之手，该剧一改往日军旅剧都是典型的男人剧、英雄剧的特点，把主人公由戎马一生的将军改成了一群文艺兵。因为英雄剧反复推出，难免会给观众带来审美疲劳，转型就成为必然。更重要的是，军旅电视剧不仅要满足怀旧的老观众，更要吸引缺少历史记忆的年轻观众。而能吸引年轻人的自然是爱情。《幸福像花儿一样》的女主角们都是军队文工团的舞蹈演员．剧情也基本与练兵无关，讲的全是爱情和婚姻。而剧中的主要演员选择当红花旦孙俪和殷桃担纲女1女2号，可以说是从军旅剧向青春偶像剧迈出的第一步。

《幸福》主要以几位主角的情感经历为主线，描述了上世纪80年代一个部队家庭生活的种种喜怒哀乐。剧情的“软化”可以说是这部军旅题材剧最大的特点而从整个电视剧情节设置和发展来看，竟可以发现几分韩剧的影子：女l号(杜鹃)单纯可爱，没有任何家庭背景，男2号(林彬)经历丰富，高大帅气，有理想有能力，同样没有任何家庭背景，与女1号条件相当，两人于是产生感情，但随即由于突如其来的变故两人被迫分开。女1号嫁给了男1号(白杨)，男1号家庭背景显赫，虽然没有什么能力，却认真地爱着女1号。而两人婚后并不融洽，女l与男2始终会因为一些小事相遇。并恰好被男1看到，于是矛盾不断，剧情也因此得以开展……虽然故事的最后仍然以一贯的大团圆结尾，但剧中的主要两对主角是否真的幸福仍然备受争议，不过，剧中帅男靓女的搭配、清新的军营舞蹈和浪漫的海边风景以及两位男女主角假戏真做因戏结缘的八卦绯闻却早已将这部电视剧的偶像人气捧到了极致。

3、“血色”年代——众星打造浪漫

《血色浪漫》是一部时间跨度很大的戏，其故事背景定格在1968年至1998年这段“历史大变革”时期，剧集在忠于原著基础上，更加侧重了浪漫主义情怀。全剧的整个色调其实并没有血色，偏黄，始终充满着浓浓的怀旧气氛。从一开始的年代，钟跃民等人的父辈们只是以副线的身份参与剧情，主角们仍然是这群军队大院里的顽主们。带着刀插队买票看《白毛女》，在“老莫”偷西餐餐具，在溜冰场调戏单身女孩，在先农坛广场聚众斗殴．?…?一切都具有着那个年代鲜明的时代特征。在“知青戏”部分，荒无人烟的黄土高坡令所有的观众都感到失望，而秦岭的信天游，却在此时点燃了人们快要熄灭的心头之火，并成为全剧最明确的一个浪漫的符号特征。

与之前广受欢迎的军旅题材剧集相比，《血色浪漫》有些打破定律，就是从演员阵容上看更为偶像化。男主角的扮演者虽然有影帝的头衔，但对于他，不少电视观众心中却有一个错觉，认为他是“海岩剧捧出来的偶像之一”．在剧集播出之后，有报道指他的演技遭到了某些观众的质疑，认为“原剧本中那个追求独立自由精神的钟跃民却被演成了一个近乎丧失爱情伦理的‘街痞’，尤其没能诠释出男主人公的阳刚之气．根本不能表现原剧本中这个人物的精神。更有人认为：“改革开放前人们对待感情非常单纯，不像其扮演的‘情圣’钟跃民那样油嘴滑舌。总体来看剧中的人物缺乏时代感，言谈举止不像那个年代的做派．一味调侃而没有反映出那一代人的真实精神面貌。”

三、军旅剧偶像化的原因

1、英雄平民化。对“英雄”的解构打破了以往“高大全”式的传统英雄形象，他们开始有弱点，也会犯错误，这种形象不仅显得真实，更增添了几分可爱。他们这些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塑造了一个个典型的英雄形象，让观众觉得更真实、更难忘。但同时这类电视剧的另一个倾向也不容忽视：那就是主角缺点越来越多，越来越“坏”，“坏”不惊人死不休。似乎只有这样，我们的革命前辈的形象才是真实的。

偶像范文篇3

关键词：养成系偶像;粉丝经济;消费社会;网络综艺;创造101

随着时代的变迁，偶像的产生机制也不断嬗变。一种全新的偶像生成模式“养成系偶像”在2018年闯入大众视野，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引发狂欢。值得注意的是，“养成系偶像”不仅与“偶像”这一主体密切相关，同时也将“粉丝”的力量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笔者主要以腾讯视频的网络综艺节目《创造101》为例，试图分析养成系偶像模式产生的社会背景、发展路径、运作模式，以及这场消费狂欢的胜景下潜藏着的价值迷思。

一、消费社会、养成系偶像与粉丝经济

当今社会已经全面进入让•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所论述的“丰盛的消费社会”，“符号化的消费”成为消费社会的重要特征和典型标志。这使得消费社会对人的“裹挟”，不仅依靠“丰饶的物”，更通过媒体制造的充满“完美诱惑”的符号，以更为温和贴心的面貌展现并走进大众生活。偶像作为被媒体精心包装、携带意义问世的产物，天然担负起“完美诱惑”一角，而粉丝成为承担“符号化的消费”的目标对象。在这样的消费关系与逻辑链条中，粉丝经济应运而生。与侧重个人魅力的传统明星不同，偶像的侧重点在于“一群不完美的人努力成长，拼命表现，由粉丝们在一边支持”的过程；相对应的概念“粉丝”，则指对某一对象产生强烈崇拜、追逐等情感的群体。传统的偶像，是由娱乐公司或经纪公司等组织精心包装后推向市场的“完成体”，而近年来鹊起的新的偶像样态“养成系偶像”，则是对传统偶像生产方式的颠覆。养成系偶像，对偶像而言核心词是“成长”，对粉丝而言其核心词便是“养成”。这类养成系偶像并非以训练有素的完成体样态展现于粉丝面前，而是让粉丝参与偶像的成长——偶像的每一次成长、成功，都与粉丝的付出多寡相关，由此不仅提升粉丝参与消费的积极性与延续性，也让一批批“偶像预备军”通过市场的检验来“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养成系偶像的造星方式开始被广泛使用，与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出现有密切关系，粉丝通过互联网参与偶像生产的时间成本大大降低，也衍生出丰富多样的粉丝经济形态。粉丝经济是社会步入鲍德里亚所言的“消费社会”后应运而生的新经济模式。张嫱在《粉丝力量大》中对“粉丝经济”做出如下定义：“粉丝经济是以情绪资本为核心，以粉丝社区为营销手段的增值情绪资本。粉丝经济以消费者为主角，由消费者主导营销手段，从消费者的情感出发，企业借力使力，达到为品牌与偶像增值情绪资本的目的。”在粉丝经济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基础是偶像们所代表的“文化符号”。作为符号的偶像，吸引粉丝进行情感和信任的投入，激发粉丝的群体认同感，并借上述情感因素刺激粉丝的消费欲望。正如鲍德里亚指出的，消费社会能够激起每个人对物化社会的神话产生欲望。在传统的粉丝经济中，偶像是经由影视娱乐传媒公司精心包装过的“完成体”，针对粉丝的消费选择也相对单一，如购买电影票、演唱会门票、唱片、书籍等，养成系粉丝经济的逻辑则为粉丝的消费行为提供了更多可能。粉丝成为偶像生产流水线的一环，参与“使偶像成为偶像”的过程，参与的入场券便是“消费”。在这样的消费行为中，粉丝会产生一种通过消费接近偶像并成就偶像的绮梦，这便是养成系粉丝经济背后的逻辑。根据日韩偶像产业发展的规律，当人均GDP达1万美元左右时，偶像产业将迎来快速发展。2016年我国人均GDP已达8000美元，部分城市超1.5万美元；201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近100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因此，近几年是我国偶像产业发展变革的重要窗口期。

二、养成系偶像的前世今生

养成系概念从诞生到成熟，不断推动着养成系偶像产业的发展和深化升级。1．日韩偶像团体的养成模式。日本的偶像团体更新速度快、变现手段新。杰尼斯（Johnny's）事务所开创的“养成”概念影响了整个日本偶像产业，作为老牌的偶像男团经济公司，其垄断了日本男偶像市场近30年以上。在女团方面，推出现象级偶像女团AKB48的秋元康是个中翘楚，在吸取推出“小猫俱乐部”的失败经验后，秋元康打造AKB48时敏锐捕捉到养成系偶像亲民性、平民化的魅力，将“触手可及的偶像”作为口号。AKB48通过小剧场公演的地下表演形式积累人气和知名度，并推出握手券、合影券等兑换类商品供粉丝选购。全新的“养成”和变现模式，使得AKB48在极短时间内脱颖而出，成为日本现象级偶像女团。韩国以练习生为核心的偶像团体生产模式，则经历了较长的更新换代过程。从20世纪90年代的初代团体神话、水晶男孩等，到2000-2008年间的二代团体少女时代、东方神起等，再到2009年后涌现的SuperJunior、BIGBANG、EXO等，以及发展至今天的第四代团体。韩国偶像团体生产模式坚持走“选拔—培训—制作—营销”之路，无论是练习生的演技、创作、外语、说话技巧还是制作发行等过程，都精益求精到可以用“严苛”来形容。近年来，韩国借鉴了日本的“养成”模式，推出《Produce101》等养成类偶像娱乐节目，探索更符合当今审美趣味的造星模式。2．中国养成系偶像的嬗变。2005年8月，《超级女声》以燎原之势点燃屏幕前的粉丝，创造了中国第一个养成系偶像的神话——冠军李宇春以352万的短信得票胜出，而亚军周笔畅也获得了328万的短信得票，这些“天文数字”体现出中国粉丝经济的巨大潜力，养成系偶像选秀电视节目的新纪元拉开帷幕，《加油！好男儿》《我型我秀》等同类型节目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一时期的选秀节目可以看做中国养成系偶像的初代样态，它们的共同点是通过线下海选的方式选拔素人选手，再通过粉丝投票数层层晋级，最后产生的人气选手获得签约娱乐经纪公司的机会，正式走上演艺道路。在这一阶段，粉丝的消费模式还相对单一，主要体现为在造星过程中对偶像的投票和造星完成后购买音乐专辑、演唱会门票及周边产品等。第二代养成系偶像仍然以电视选秀综艺节目为土壤，以《中国好声音》《中国最强音》《中国梦之声》《最美和声》等为代表。值得注意的是，这类节目与初代养成系偶像选秀节目相比，无论是海选门槛还是现场赛制，都更加注重选手的专业性和业务能力。第三代养成系偶像开始走上模仿日韩造星模式的道路，借鉴日本J家模式的TFBOYS组合和借鉴日本AKB48模式的SNH48组合崭露头角。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被广泛使用的媒介环境，使得第三代养成系偶像并未沿袭依靠电视综艺节目造星的传统路径，而是乘上互联网这阵东风，将粉丝经济运用到了极致。在这个时期，“养成”的概念以更加深层次和多样化的样态根植于粉丝经济。相较于以往单一的消费模式，第三代养成系偶像更加强调“情感的陪伴”与“参与式成长”的粉丝情感体验。养成系偶像并未选择过去在大众媒体直接亮相并积累粉丝的路径，而是先在一个较小的人群圈子中打开局面，建立黏性极强的粉丝群体，再通过这群有消费能力和意愿并有较强网络传播能力的粉丝，不断扩大偶像的影响力，最后进入大众视线。这样的造星方式，一方面不断考验偶像的市场竞争力，只有最适应市场的偶像才能冲出重重圈层，最后被大众所熟知；另一方面，这种方式前所未有地扩大了粉丝的参与范围，粉丝付出越多的劳动、金钱、时间，越能对偶像的成长有所助益。随着粉丝们不断地对偶像进行投入，一种情感上的联系乃至羁绊便产生于粉丝与偶像之间。这种情感牵绊使得粉丝的消费行为，不仅是在成就偶像也是在满足自己，这也是“亲妈粉”等饱含情感因素称谓的由来。养成系偶像网络综艺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养成系偶像来到了第四个阶段。这一阶段结合了前三个阶段的特征：借助较为大众的媒介——网络视频平台来生产偶像，同时参与选秀的练习生并非一张白纸的素人，而是经过经纪公司训练只待经受市场考验的“半熟偶像”，兼顾了粉丝“参与式陪伴”的需求。值得注意的是，资本的力量在这一阶段逐渐显现，养成系偶像逐渐走上深度产业化的道路。我们可以从《创造101》等现象级网络综艺节目中，管窥这一阶段的“养成系偶像”粉丝经济是如何运转的。

三、中国影视新景观：养成系偶像

2018年是“中国养成系偶像综艺元年”，由腾讯视频、腾讯音乐娱乐集团联合出品，企鹅影视、七维动力联合研发制作的网络养成偶像综艺《创造101》是个中翘楚。腾讯在买入《Produce101》节目版权后，通过一系列本土化改造，使《创造101》投放市场后迅速获得极高关注度。腾讯视频数据显示，《创造101》首播第二天，播放量已经突破2.4亿次；而云合数据统计显示，截至4月22日，《创造101》首期的前台点击量达3.07亿次，有效播放市场占有率为3.16%。同时，《创造101》的微博话题热度也居高不下，2018年4月16日到4月22日，相关话题达31个，累计上榜1585次。《创造101》通过练习生发酵的吸金能力也不容小觑。据不完全统计，最终决赛第一名孟美岐一人的粉丝集资金额就高达1200万元，而进入决赛的22名选手中，有9位练习生的粉丝集资金额均超百万，截至决赛当日粉丝的公开集资总额超4000万元。而这场吸金盛宴，随着11名“火箭少女”的成团，只是刚刚开始。《创造101》的成功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综合来看，可总结为节目的成功设计和资本的强势注入。1．节目的成功设计。一方面，《创造101》的原版节目《Produce101》已经在韩国取得巨大成功。该节目不仅与日本的偶像天团AKB48合作开启了跨国选秀的先河，还拥有相当惊人的票仓——仅第二季第七期中，前11名练习生共开出超过2200万的总票数，这在总人口不到5200万的韩国可谓“天文数字”，足见该节目强大的影响力、吸金能力和粉丝号召力。这是腾讯视频选择这档节目买入版权并制作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创造101》并未全盘照搬《Produce101》的节目模式，而是通过本土化改造使之更符合我国的国情和国人的审美取向，同时开发了更多流量变现的方式。例如，《创造101》对原版节目的投票方式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开发出“投票VIP”的概念；另外，节目更多地呈现了中国式情感的表达，体现偶像应该担负传播正能量的社会责任，同时塑造了更有血有肉的偶像形象。2．资本的强势注入。《创造101》作为一档成熟的养成系偶像综艺，拥有较为完整的产业化链条。一方面，这是由其原版节目以娱乐经纪公司名义挑选优秀练习生出道的节目模式决定的，与以往素人选秀不同的设置使得诸多娱乐经纪公司纷纷入局——既包括华谊兄弟、欢瑞世纪等市值百亿的上市公司，也包括英皇娱乐、环球音乐等经验丰富的老牌公司，还吸引了乐华娱乐、可米领誉等善于运作偶像团体的公司。这些公司的加入，使《创造101》无论是练习生的选送质量还是选拔团员的后续发展，都有较为稳妥的保证；另一方面，随着节目不断升温，商业价值也随之飙升，品牌客户数由开播时的七家增至后来的十几家。合作形式多种多样，囊括节目内外。

四、养成系偶像的价值迷思

随着《蜜蜂少女队》《明日之子》《偶像练习生》《创造101》等一系列网络综艺的问世和大批娱乐经济公司的入局，养成系偶像经济模式如火如荼。但盛景之下，也潜伏着诸多问题和隐患。2005年风靡全国的《超级女声》作为初代“全民偶像”，如今还活跃在荧幕前的寥寥无几，而当年制造出空前盛况后不久，便有多名选手陷入合约纠纷。如果说《超级女声》选手的后继无力是由于偶像产业体系尚不健全，那么近年来高开低走的偶像团体，难免让人忧心养成系偶像之火究竟能烧多久。目前养成系偶像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相似团体扎堆出现，同质化较为严重。从第一档养成类节目《星动亚洲》到后来的《蜜蜂少女队》《国民美少女》《燃烧吧，少年》《明日之子》，近年来养成类偶像综艺节目并不鲜见，但“雷声大雨点小”，其影响力并不能持续，这与偶像团体同质化较高、出现时间集中、记忆点不清晰有极大关联。2．偶像团体孵化时间过短，粉丝忠诚度不高。日韩的偶像培养周期通常在三至五年或更长时间，偶像不仅要进行艰苦的唱跳、表演训练，还要培养包括表情管理、团队磨合、说话技巧等一系列“偶像能力”，并接受公司的严苛考核，实行完全的优胜劣汰原则。我国的养成类偶像则更像是速成类，偶像孵化时间被极度压缩，通常三个月内就会生产出一批偶像投放市场。这样的偶像无论是自身能力抑或是粉丝黏性，都无法与日韩的现象级偶像团体媲美。这导致我国的部分养成系偶像团体容易陷入“开局美好，结尾潦倒”的误区，无法将影响力长期延续，更像是在“赚快钱，吃快餐”。在这场消费狂欢的胜景之下，我国的养成系偶像之路究竟通往何方，仍未可知。

参考文献

[1]田中秀臣．AKB48的格子裙经济学：粉丝效应中的新生与创意[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2]张嫱．粉丝力量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3]林铁，费勇．粉丝经济、快感生产与游牧民——小米手机走红现象的文化解读[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6)．

偶像范文篇4

关键词：艺术偶像；艺术构思；艺术传达；艺术欣赏；特征

“偶像”本是指巫师制作的神佛之像，从哲学的角度可解释为幻象或假象。到今天它却演绎成为那些受众人痴速、充斥着商业包装人为炒作后所诞生的“明星”的代名词，实属荒诞。从艺术的角度来说，艺术偶像是贯穿艺术创作过程始终的本原，它是艺术家的人生观和宇宙观通过幻想的处理后，以其独特的艺术语言所呈现出来的一种象征性的形象。下文以艺术创作的三个阶段作为分析视角。试图阐述艺术偶像的基本特征。

一、艺术构思——艺术偶像形成时的特征

(一)模糊性厦瞬间性

以《雷雨》为例，曹禺成功地把握住了以一扇模糊的窗户为艺术偶像的事实说明：艺术偶像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艺术家的灵感。这种灵感很可能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像，若不对它进行迅速的把握和反复的捉摸，它极有可能稍纵即逝。曾经无数次面对艺术偶像的突然来临。我们该反问一下自己是否珍惜过他们：或放弃随之而来的世俗的欲望及杂念，好好地回味、琢磨过这份来之不易的艺术灵感。

笔者尤为推崇《阿甘正传》中塑造的憨厚的艺术形象——阿甘，在面对最心爱的人Jenny的不辞而别后茫然的看着Jenny送给自己的一双跑鞋。突然他的心中涌现出一种想跑步的冲动，他穿起爱人送的跑鞋一跑就跑了一年半。一路上无数费解的记者不断询问他：“你究竟是为了什么而跑?”“是为了环境保护吗?”“是为了教育基金吗?”在无数个“为什么”的背后，这帮习惯于用理性化的公式思考问题的记者谁会知阿甘此刻正在从事一项艺术创作?阿甘一句简单的回答“我只是想跑”充分体现出了他对自己灵感的珍惜。他把自己瞬间闪现出的一个想跑步的艺术偶像化为一种实际行动，用永不停歇的步伐来倾泄对心上人绵绵不断的爱。谁敢说阿甘这种表达自己爱意的方式不是一位艺术家所为呢?对比今天自称善于思考，善于分析的我们，有几个能像阿甘一样敢于去表现自己心中模糊的艺术偶像?理性的分析导致了多少宝贵的艺术灵感还没有来得及形成艺术偶像就被扼杀?所以，在艺术面前没有聪明与傻瓜的界限，它是一种人的天性。只看你是否用同样艺术的眼光来看待闪现于你脑海中的艺术偶像。敏感地捕捉这种稍纵即逝的感觉，用艺术的加工-使这种模糊的灵感逐渐成为一种清晰的形象。

(二)想象性特征伴随经验性特征

艺术的偶像必须是伴随着想象的特征诞生的。如果你的偶像不是你的想象力的结晶，那就必然是抄袭别人经验的结果。由于想象性特征是原始人类思维活动的基本状态，是艺术思维的基本特征之一。所以我们的艺术偶像在产生时必定是一种对现实的升华，而不是一种对现实的归纳。这也许正是“艺术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的真谛吧。我们的艺术偶像可以存在于诗歌中，而永远不可能产生于报告文学中，也正是这个道理。但同时，这种想象并不是一座空中楼阁。他是以艺术创作者个人的世界观、经验为基础，从而诞生出来的艺术偶像。曹雪芹不身处封建家庭的盛衰变故中，怎会创作出《红楼梦》这样的经典；钱锤书若不是有过海外留学、抗战流亡的经历，又怎会写出《围城》这样的佳作。虽然贾宝玉和方鸿渐都是作者幻想出来的偶像，但不难看出他们身上依稀留有作者的影子。

二、艺术传达——艺术偶像转述时的特征

(一)必须有艺术家独特的语言特征

艺术偶像一旦在创作者脑海中成型。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创作者通过自己的语言把这种偶像转述成一种可视的形象。这一步被称为艺术创作过程，往往它也是评判创作者是否可称得上艺术家的最见功力的一步。由于艺术家艺术语言的差异性，以及语言表现力的差别，艺术偶像是具备个性特征的。同样是对交响乐《天鹅湖》的解读。传统芭蕾《天鹅湖》、《男版天鹅湖》以及王玫老师创作的《天鹅湖记》所传达的艺术偶像却截然不同。传统芭蕾《天鹅湖》讲述了一个唯美的爱情故事，把传奇性的色彩渲染到了极致。而《男版天鹅湖》天鹅湖却是以一些极为生活化，写实化的哑剧语言，把整个社会不同阶层人群的内心活动刻画得淋漓尽致。而《天鹅湖记》中，编导用最易懂的舞蹈语言把“中国舞蹈比赛”这一现象夸张丑化到了极致，从而引起我们舞蹈人对这一现象的反思。区别于借代别人经验偶像的蹩脚做法，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在表述自己的艺术偶像时，所采用的语言必定是要有一定幅度的视野范围的。并要有举一反三的能力。他所创作出的偶像相反会成为其他人争先恐后模仿却又永远望尘莫及的艺术原型。同时，这种艺术语言的个性不应该仅限于对艺术偶像的一度创作中。这就是为何当不同演员在说着完全相同的台词，或是表演着同样的舞蹈动作时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偶像会大相径庭的本质原因。

(二)艺术偶像必须通过规定情境呈现

规定情境所指的是艺术偶像存在的相关背景。一个艺术偶像需要最贴切的时代背景、社会背景、环境背景来衬托，才能表现得淋漓尽致。试想《雷雨》如果没有兄妹乱伦、母子乱伦的情境为依托，何以一鸣惊人。离开了规定的情境的依托，没有时空限制的艺术偶像很难被恰如其分地转述出来。所以规定情境即起到了衬托、反衬艺术偶像的作用，同时也起到了限制艺术偶像的作用。

三、艺术欣赏——艺术偶像呈现时的特征

(一)艺术通感特征

行家道：“好的舞蹈应该能听得见，好的音乐应该能看得见。”这指的就是艺术偶像的通感特征。优秀的艺术偶像一旦呈现，其肯定不会局限于一种艺术形式的唯一性。记得小学时候学过的一首诗《画》“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人们常常沉醉于这首诗的意蕴中：它究竟是一幅画。还是一首诗?作为一首诗它却比一幅画还要形象逼真；而作为一幅画，它却比一首诗更加意境深远。它让人在“天人合一”的和谐中忘却了这个艺术偶像的呈现形式。由于艺术源于人类的想象的天性，优秀的艺术偶像自然是融会贯通于所有的艺术形式中。这就解释了为何张旭在观赏了公孙大娘舞剑后书法技巧大增。一位编导常常借助一些唐诗宋词来刺激自己创作古典舞的灵感，同时也钟意求助于几米的漫画和音乐来开阔自己想象的空间，他的作品往往潇洒、超脱，富于想象力与感染力。可见艺术偶像的表现由于具备了通感特征。由此可以达到触类旁通的境界。

(二)审美判断特征

艺术的审美判断特征指的是其象征性特征。由于“偶像”一词源于面具，所以在一开始他指的是一种视觉的象征形式。但其还有另外两大判断特征。

其一为性别审美判断特征。从原始社会起，虽然从母系到父系，性别的地位有所交替，但两性一直有着明确的绝然不同的社会分工形式。还是那句话，艺术源于人的天性。在河南博物馆中，笔者有幸亲眼目睹原始社会的一些文物。母系氏族时期所铸造的“鼎”，其三个支撑角显然是以女性乳房为原型的。可见，在艺术起源时期，艺术偶像的呈现是突显性别特征的。在今天的艺术界中，却涌现出大批所谓“中性化”的艺术偶像。无性别即代表艺术偶像无人性，所以对于这种反自然，反人性的做法，我们是不应该苟同的!

其二则为民族审美特征。民族和性别一样具有人类性特征。不同的文化孕育了不同的民族。因此不同民族中的艺术偶像必须反映自身文化特征。“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谈到民族文化，不禁令人痛心疾首：唐朝妇女的服装成为日本具民族特色的和服；《春莺啭》等多部唐代乐舞舞谱如今只能在朝鲜的舞谱中才能找到；原属于我国的《兰陵王》却被朝鲜申请了专利，不允许我国进行“非法”演出。当看到龙门石窟的石象被凿得面目全非时，却又听说龟兹石窟多年失修，甚至还有住户在里面生火做饭。为何我们能眼睁睁的看着我们博大的文化在不断丧失，却依旧如此麻木?难道真要等到我们的艺术偶像完全失去文化依托的那一刻，才会开始大彻大悟的反思吗?

在艺术偶像的审美判断特征中，性别和民族都应该具备“以一斑窥全豹”的象征性特征。但如今我们的一斑”却在不断被全球化一体化的热潮所吞噬着。这种个性淡化的趋势。与外来文化思想的入侵有关系，与我们自身文化保护的忽视有更大的关系!

偶像范文篇5

关键词：成教生;偶像崇拜;心理资本

随着思政课程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如何提升思政课堂的有效性受到多学科、多方位的关注。研究者曾指出心理资本作为高校思政教育的心理评价标准可以有效提升思政课堂效果的可测量性[1]。以往对心理资本前因变量的研究发现，可以归纳为个体特征变量和组织环境变量，其中个体特征变量包括人口学变量、人格特征、自我强化等，组织环境变量包括组织支持、任务挑战性、压力生活事件等[2]。根据心理资本干预模型，设置合理目标、体验成功、榜样示范、激励动机等都可以有效提升心理资本水平[3]；其中榜样示范是指以他人的模范行为和典型事迹影响学生的方法。根据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人的行为可以通过观察学习过程获得，榜样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榜样的吸引力、行为的复杂性、与观察者的关系等都将影响观察者的行为表现[4]。“致敬英雄”“肖战粉丝事件”，现代大众传媒技术的发展和现代传播媒介产品的普及，榜样作用曲高和寡，偶像崇拜层出不穷[5]，偶像崇拜利弊的辩论在这个时代仍是一个重要话题。偶像崇拜是指人对其喜好人物的社会认同和情感依赖，包括对崇拜对象的心理认可（identification），行为模仿（imitation）和情感依恋（attachment）[6]。研究者指出随着大众传媒的娱乐化程度提升、媒介可得性增强，青少年暴露在偶像化的时代，偶像崇拜对个体的认知发展、心理健康都有重要的影响，有偶像的个体自我概念水平高于没有偶像的个体[7]。根据岳晓东所进行的大规模偶像崇拜调查发现，国内媒介体制正处于转型过程中，“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机制迫使媒体不断突破来获取收视率，因此娱乐化、偶像化、明星化更加泛滥。同时，中国作为国际市场所展现的经济实力，日韩、欧美、港台、大陆偶像形象五花八门，个体偶像崇拜和心理健康变量的关系较为复杂，研究发现非理性的偶像崇拜降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8]，偶像认同程度、情感依赖程度和个体的合群程度存在正向关系，对偶像认同程度、情感依赖程度和行为投入程度越高，个体支配性、主动性越高等[9]。本研究旨在考察成人全日制学生偶像崇拜的特点及其与心理资本的关系，为心理资本的提升提供一定的实证支持，同时为思政课堂内容的完善提供依据。

一、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共发放问卷135份，回收数据135份，其中有效数据133份，回收率100%，有效率98.5%。被试基本信息如下：男性68人（51.1%），女性65（48.9%）；大一学生46名（34.6%），大二学生78名（58.6%），大三学生9名（6.8%），专业包括工商管理、广告设计、计算机、学前教育，年龄在17—24岁，平均年龄19.54+1.111。2.研究工具。CAS中文版量表：彭文波、邱晓婷、刘电芝、王平（2010）通过翻译、访谈在原CAS（CelebrityAttitudeScale）量表34个条目的基础上增加了两个条目：“为了帮助这位名人得到更多的支持，我愿意付出哪怕超过我能力的努力”“我常常因为别人不理解我所喜欢的名人而苦恼”。经过验证得出五个维度：“娱乐社交维度”“情感投射维度”“完全认同维度”“关系幻想维度”“病例边缘维度”。CAS中文版的CronbachAlpha为0.94，各分量表的CronbachAlpha系数分别为0.88、0.86、0.82、0.67、0.76。心理资本量表，采取Luthans等（2007）提出的心理资本问卷（PCQ-24），本量表分为自我效能、希望、韧性和乐观四个测量维度，采用Likert5级量尺计分。其中四个分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自我效能感：0.91，希望：0.87，韧性：0.83，乐观：0.90。总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6。3.数据分析整理审核后的有效问卷通过数据录入软件EpiData3.0，使用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StatisticalPackageforSocialScience）SPSS19.0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根据数据类型选用描述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分组回归分析。显著性水平取α=0.05（双侧检验）。

二、研究结果

1.成人全日制学生偶像崇拜、心理资本状况。根据问题“在你的生活中，是否有或有过自己喜欢的偶像”进行分类分析，其中有偶像86人（64.7%），无偶像47人（35.3%）。对于有偶像的群体，随着偶像崇拜程度加深，各维度的检出率随之下降，但对于无偶像崇拜的个体，各维度检出率呈增加趋势。在关系幻想维度检出率上，无偶像个体边缘显著高于有偶像（c2=3.449，p＜0.1），在病理边缘维度检出率上，无偶像个体显著高于有偶像（c2=7.262，p＜0.01）对于有偶像的群体，偶像崇拜各维度检出率和年龄无显著关系（p＞0.1）；病理边缘维度上与性别有显著关系，即男性的病理边缘检出率显著高于女性（c2=4.160，p＜0.05），但是由于被试量较少，不纳入考察；娱乐社交维度、情感投射维度与年级存在显著，即大二学生这三个维度的检出率显著高于其他年级（p＜0.1）。对于无偶像的群体，请其假设有偶像的情况下评分，除完全认同维度外，其他四个维度检出率均与年龄存在边缘显著，即年龄越大检出率越高（p＜0.1）；除完全认同维度外，其他四个维度与性别存在显著关系，男性的检出率均显著高于女性（p＜0.05）；娱乐社交维度检出率上，大二年级的学生显著高于其他年级（c2=10.244，p＜0.01）。心理资本与年龄呈显著正相关，随着年龄增加心理资本显著提升（r=0.236，p＜0.01），四个维度中仅韧性和年龄呈显著正相关（r=0.177，p＜0.05）；男生的心理资本水平边缘显著高于女生（F=2.792，p＜0.1），在韧性维度上达到显著水平（F=5.205，p＜0.05），乐观维度上边缘显著（F=2.856，p＜0.1）；大三学生心理资本水平高于其他年级，达到边缘显著（F=2.792，p＜0.1），韧性维度上达到显著差异（F=5.005，p＜0.01），乐观维度上边缘显著（F=2.771，p＜0.1）。2.成人全日制学生偶像崇拜和心理资本的关系。排除无偶像的被试，对剩余86人进行分析，在娱乐社交维度阳性检出的个体心理资本显著高于未检出的个体（F=12.714，p＜0.01），希望维度和自我效能维度都有显著差异（F=12.854，p＜0.01；F=23.160，p＜0.001），其他维度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

三、讨论

1.成人全日制学生偶像崇拜和心理资本特点。本研究通过对成教学生偶像崇拜特点的分析，发现大部分学生有自己的偶像，但是整体程度并不严重，主要停留在娱乐社交水平。在娱乐社交维度和情感投射维度上，大二年级的学生阳性检出率显著多于大一，大三学生被试个数较少，不纳入考量。由于成人全日制教育学生课程安排中大一阶段理论、技能课并重，相比于其他年级课业安排较重，闲暇时间较少，在偶像崇拜上所花费的时间精力有限，五个维度的阳性检出率均较低。大二的学生经历过最繁重的理论学习期，集中于实践和技能的学习，压力相对更大，在娱乐社交和情感投射上，对偶像的崇拜程度有所上升。研究显示，成人全日制学生心理资本及各维度均分处于一般水平，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10]。心理资本各因子得分高低排序如下：乐观、自我效能、韧性和希望。希望是一种建立在目标导向基础上的力量和计划达到目标的路径，这两者交互作用产生的积极情绪状态，韧性是指从逆境、冲突、失败或者消极事件中获得进步的反弹能力，自我效能是对自己在特定领域采取行动并取得成功的信心，乐观是一种积极的预期。成教生在学习生活中有较多的挫败体验，在缺少积极引导和自我调整的情况下，能接受挫败但是从中获得进步的能力相对较弱。随着年龄的增长，年级增高，心理资本水平得到提升，从高中与他人的对比及高考的失利中脱离出来，成教生接受与自身情况相符的教育模式，开始获得积极的体验，增强心理资本。男性心理资本及各维度相对于女生来说较高，与以往结果较为一致[11]。2.有无偶像个体偶像崇拜差异。对于有偶像的个体，偶像崇拜各维度阳性检出率与以往研究一致，即程度越深检出率越少。但是对于没有偶像的个人，让其假设偶像存在时的崇拜程度，发现较为平均，特别是关系幻想和病理边缘维度，无偶像个体假设情况下所认为的严重度明显高于有偶像的个体。在成教生中，有偶像的个体相对较为理性，主要以娱乐社交或者情感投射为主，对于无偶像的个体反而会有非理性的预期。认知心理学家菲斯克和泰勒认为，个体存在认知吝啬的情况，依赖简单有效的策略评估信息并做出决策[12]。成教生经历高考失利以及更多的负面评价，自我效能水平一般，容易选择吸收负面的信息。无偶像的个体将偶像崇拜“妖魔化”，过多使用单方面的信息，选择性吸收严重性较高的负面信息，例如“鹿晗男友人设崩塌，最大鹿饭关站脱粉”“肖战粉丝事件”等。3.偶像崇拜和心理资本关系。研究发现，心理资本仅在娱乐社交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即在娱乐社交维度上阳性检出的个体心理资本水平显著高于未检出的个体，其中希望和自我效能两个维度上也存在显著差异。研究发现理性崇拜和自我同一性等积极结果呈显著正相关[13]，本研究中娱乐社交维度上阳性检出的个体主要将偶像崇拜作为宣泄情绪和增强人际交往的途径，属于理性崇拜范畴，在心理资本等方面高于未检出个体。

四、建议

1.丰富思政课堂教学形式，促进朋辈交流，分享观点提升人际交流能力。成人全日制学生自我防御性较强，有强烈的建立良好关系诉求，但实际交往能力较弱。偶像崇拜可以成为一个共同交流的主题，提升其团队归属感，寻找支持资源，促进心理健康水平。基于此，思政课可以通过小组交流、团体小组的方式进行，例如以各种偶像事件为主题，促进朋辈交流，分享观点，提升人际交流能力，获得更多社会支持资源。2.深化思政课堂教学内容，鼓励理性崇拜，借助榜样提升心理资本。偶像崇拜带来的榜样力量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特别是在思政课堂中摘取相关的案例，从偶像的成长、奋斗等方面入手进行分析，帮助学生引导自我发展。例如，新华社微信号推出的“新青年”板块，综合报道有正能量的各界人士，涵盖娱乐圈、漫画圈、警察、互联网等，通过相关报道，引导当代青年积极向上。3.扩大课堂思政范畴，开展通识课程，增广见闻，改善认知偏差。网络媒体的普及，使青少年的信息可得性提升，但是信息的片面化也成为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媒体为获取点击量容易传播一些极端化的信息，例如大众看到某粉丝的非理性追星案例，但是忽视了更大群体因为偶像而做出的积极行为。青少年本身甄别信息能力有限，容易在信息海洋中迷失。对于成人全日制学生来说，学校教育以技能学习为主，学生对于理论学习、逻辑判断以及认知水平的关注度有限，更容易造成信息片面化，产生极端观点。学校应该补齐短板，通过开展通识课程，提升学生辨别能力，帮助学生增广见闻，能够对问题进行全面分析，避免“妖魔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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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白洁，论认知吝啬[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0（1）：99-104.

偶像范文篇6

按照精神分析的观点：人的任何一种外在的社会行为的表现和评价最终都可以从他的动机中找到原因，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他的行为的内在秘密便是他的意识或无意识层面的心理内容。是心理内容这个隐秘的指令“遥控”着人。在我看来，精神分析完全不仅仅限于——当然也不应该限于——对漂浮于社会表层的各种文化符号的奇异组合进行探秘寻幽，它的真正优势在于对这些文化符号所携带的信息、对人心的天才洞见。无论如何，任何一种与人有关的社会历史事件都是在人的冲动、欲望、追求、希望……的支配下进行展开的，各种社会历史事件的表征都是人的社会性性格、人的本性、人的社会与生物本能、人的需要与情绪（感）借助于社会关系、社会机构、社会资源等而进行演绎的------尽管也许进行了渲染和变形-----，因此，离开了心理分析的分析很难说不是对于一种幻觉的分析。在我看来，各种已经发生或将可能发生的社会历史事件、现象大都具有人的属性，也即大都可以还原到文化形态，而文化形态则可还原到人的心理，心理更可还原到人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维度。也即是说，与人有关的一切问题实质上便是人的存在问题，通过社会的中介和调动、组合，人在最基本的精神维度上产生出各种复杂的心理，而文化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对这些心理内容进行“包装”、“升华”、扩展，采用各种语言符号将它系统化、理论化，最终形成一种“意识形态”反过来作用于人，通过规范人、塑造人、改造人，将其内在的价值判断、思考方式、事实判断沉淀入人的心灵深处，改变人的精神结构和人格结构而构成人的存在：人通过文化而发现、确证自身的存在，并获得安全感。而人类历史已经证明，社会历史事件、现象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事件、现象，通过从文化入手追究到人的存在本体论维度，特别是从人的存在维度和因此维度而产生的人的心理进行分析，在根本上，包裹着社会历史事件的外衣将一件一件地脱去，而暴露出它诱人的秘密。

二

审视人类扑朔迷离、冷气森森的历史，我们既惊叹于金字塔、万里长城等巧夺天工的杰作所证明的人类的伟大创造力，同时也为无数次大小战争的血腥暴虐、惨无人道的屠杀所震憾。任何一个历史瞬间都流淌着人的精神暗流，这些精神暗流一次次将人类带入灾难与末日之中。

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从大自然中脱胎而出后人获得了生命，他开始具备一个“人”的雏形；依靠理性和文化，他开始踏上通往人的生成的道路。在尼采优美的笔下，人是一个“过程”——一座介乎于“猴子”与“超人”之间的“桥梁”，人的存在本身便是一种不断生成的运动。在黑格尔的语境里，从大自然中分裂出来的人的存在历程对应于“绝对精神”的“异化”，在未达至重新与自然相统一的时刻，人的存在便相当于“绝对精神”在运动中的“反题”阶段。而马克思认为，人的诞生仅仅意味着他像一道灵光唤醒沉寂亿万年的大地，私有制以及国家暴力机器等超人异化实体和力量使人异化变成“非人”，“真正的人”存在于未来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而以国家和统治的存在为特征的“人类历史”不过是真正的人类历史的“史前时期”。这些思想家不约而同从各个不同的层面和视角都看穿了人存在的缺憾和有限。人脱离母体确实意味着他的生成，但同时也意味着孤独、无助、焦虑和不安。神秘莫测、陌生危险的世界使他只能在“颤栗”中体味着深深的“恐惧”。

人脆弱的精神和主体性只能在“自由”的重负中分崩离析。因此他急迫地想重新返回母体中以获得安全感。然而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人一旦从母体中出来便再也无法返回那个给他带来了无限温暖和安全的地方。分裂的意识已不可能通过非创造的途径而实现合一，除非人使自己的意识混沌一片而“精神崩溃”。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人具有一种失去某种东西而想办法以另一种他认为与原先东西无多大差别的东西来加以补偿的心理机制。这种心理机制颇为复杂，既包括破坏性的攻击行为，也包括建设性的奋发进取，更有针对外界似乎既不破坏也不建设的“移情”作用。这些不同的心理冲动都具有这样的一个功能：使人陷入一种他并不认为他曾失去过某种东西的幻觉中，获得心理平衡，感觉他加以依赖的并将自身融入其中的东西仍然存在并给予他安全感。“移情”的戏剧性在于：人固恋的对象虽然已无处可觅，然而通过将自己的期望、热情转而投射到另一个对象身上，尽管这个对象实际上仅仅是一个替代物，作为替代物更不可能存在原先对象能施以人的作用，然而在人的幻觉之中，这个对象却取得了原先对象的属性，以至看起来这个对象和原先那个对象毫无二致。当然这是一种人对心灵自我麻醉后的效果，实际上这个对象并不能给予他真正的安全感，而且这个对象一旦取得人的属性，便会异化成一种独立的、自律运转的力量转过身来否定人本身，使人作茧自缚。

无法返回纯粹的自然状态，在恐惧和焦虑中人便只有投靠各种在他看来能拯救他的东西，赋予它们以力量和意义，将自身的属性投射在对象身上后，反过来又自动地吸收对象已获得的属性，用这些属性构成自身的存在。在处于蒙昧状态的人身上，生与死、梦与现实、人的心理活动与自然界的现象奇妙地交织在一起。由于理性思维的欠缺，也由于人的自我意识的分裂尚未明显，人在认知上尚处于茫然失措的状态，人尚未具备任何足以抗拒自然的暴虐的力量。他在大自然面前战战兢兢，茫然失措。在自然的威胁之下他无从消除恐惧，唯有走向向自然俯首称臣这条途径。这是一种企图退回自然状态的冲动，这种冲动在“回归”之路被堵死后，换了另一条路通往人的避难所这个乌托邦。自然界中的事物，特别是具有力量的事物和现象便自然而然地成了人投靠的对象，比如水、火、雷电、动物。人跪拜在这些神秘莫测的对象面前企求宽恕，力图通过获取这些对象的属性而获得力量，以获得归宿感和安全感。

当植根于具有类的指涉的本体论维度上的“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产生出造神的渴望并泛化为普遍的社会心态时，偶像崇拜便产生了。所造的神确定后，一系列拜神的仪式、技术、程序、语言应运而生。死的神与拜神活动一旦化为一种社会性存在，内在于它们本身中的各种观念符号、价值判断便化为一种意识形态操纵了每个个体。这时，神与人的存在都通过相互的映射而得以显现出来。

应该说，偶像崇拜并不仅仅产生于那在现在看来已异常遥远的原始社会，而且它也不像现在在广大农村仍然流行的立起几块石头然后当成“土地神”的什么加以崇拜那么低级。固然偶像崇拜的发端有人的认知能力低下的原因，但这个原因并不起决定作用。如前所述，人的造神冲动本质上是一种植根于人的存在本体论维度上的“逃避自由”的天然倾向，植根于人既非纯粹的动物也不是具有完善完满的存在状态的神性存在物的存在困境。理性只能规约人的非精神存在，身体器官的无限延伸既无法掩盖人精神上的困境，也无法为人提供安身立命的意义。而且，说到底理性以及理性的产物――物质产品――仅仅是工具，这些工具本身无法作出价值判断，无法确定人存在的价值，而只能通过人赋予它以意义，使人内在于它的存在而获得意义。因此，即使是科学技术已大大发展，以致发展到现在的可以入地飞天，它也不能解决人的精神问题，特别是植根于本体论维度上的存在困境。相反，无论是原始社会的雷电、动物，还是中世纪的“上帝”、现代社会的科技、商品、国家，以及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可以被神化，被当成一种偶像加以崇拜。任何一个时代的人对于所崇拜的偶像的心态也许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企图通过将自身融入偶像之中以期待“救”。事实上，历史的发展轨迹也告诉我们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所有历史实际上也是一部偶像崇拜史，从雷电到科技商品，因时代的发展一个个旧神黯然逝去，而一个个新神又应运而生。这使得人在历史上的“主体性”一次次沦为笑柄，甚至我们可以说，这是神的历史，而人不过是神在历史上得以“自我确证”的工具。

三

人为什么不可遏止地具有造神的冲动，与偶像（神）认同并甘愿在偶像（神）的脚下呻吟？要真正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返回人的心理，返回人的存在本身。

最简单的说法是：不是神的魔力有那么大，而且实际上离开了人的崇拜“神”就根本不存在。是人需要依赖和救赎使偶像的存在成为可能：偶像不过是迎合了人被依赖和救赎的需要。因此，神是可以变的，但人造神的冲动不变。偶像崇拜的本质、性质、功能、结构、运作方式也不变。

人的出现是这个星球上的杰作。当人敲打起第一块石头时，可以说，这个一直沉睡的星球惊醒了。他的第一声呐喊宣告了这个星球上的自然界的自在同一、万有一体的终结。然而，他在具有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也即已出现意识的分裂）能反诸身身和审视万物时，也被从自在的被规定的自然性存在结构上剥离出来，孤独地置身于这个沉寂、冷漠、陌生、危险的世界。

弗洛姆将“人类”的脱胎而出视为人类获得自由的开始：“当本能之无法固定行为超过某一程度时，当对自然的适应丧失其强迫性的特征时，当遗传的天赋机构不再能固定行为的方式（waytoact）时，遂出现‘人类’”（弗洛姆：《逃避自由》）。在这里弗洛姆指出了一种状态：人的出现意味着他已挣脱了原先因与自然界处于自在同一状态而具有的被规定性，从此，他“自由”了，可以应用自身的尺度以及任何一个物种的尺度来规定自己和世界。也就是说，他已从宇宙存在结构上的原先的位置上被剥离出来而重新处在另一位置中，这个位置因人的不断向前运动而一直在极其缓慢地改变自身的存在状态。本能的丧失意味着人作为纯粹的动物的终结，从此他无法适应于依靠强劲的本能作出自动反应的依照盲目的必然性和偶像性而自律地运转的自然界之中。他必须创造出另外的足以对付他在自然中的生存的工具来对这一切进行补偿：这些工具既是身体器官的延伸，即本能的“延续”，同时又对外界及自身具有认识和规范的效用。能够造出这个工具来的就是“意识”。实现了意识的分裂后，人从自然之家出发的旅程便一日千里。

那么人将走向何方――他将魂归何处？

我们小时候都经历过看神话故事的阶段，甚至我们也目睹、参加过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老实说，各路神仙让我们好生羡慕。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威风，他们具有超凡神力，他们代表正义、光明和崇高；更重要的在于，他们处于一种完善完满的存在状态之中，无忧无虑，无所不能，是绝对的创造性和力量的化身。我们也许意识不到我们对他们的存在状态的向往植根于我们在现实存在中的缺憾和有限，我们对神仙的向往实质上是一种“意淫”，一种补偿；我们更不可能意识到他们的存在仅仅在我们的精神结构中才有意义：因为他们的存在状态迎合了我们最深层的心理需要。我们似乎只是认为，这是一种泛化的社会心理，它已构成了价值并化为一种可以让人的生存具有意义的“共同爱好”，尽管实际上，这种普遍的社会心态恰恰说明在内心深处，人是多么渴望成为神仙。

相对于个体的童年，人类的童年更是被神灵和造神运动所包围。在原始森林的草棚里，弥漫着图腾崇拜的气息，腾起阵阵造神的喧嚣。我们实在已无法通过时光的追溯而具体地展现那已异常遥远的过去的造神风貌，然而我们可以确定，这是一个混沌迷离、神秘模糊的神话世界：神人共舞，人鬼不分。从心理上讲，人挣脱了自然的束缚后便也失去了自然的保护，他感觉到他被抛弃入黑暗的宇宙虚空之中，周围充满了危险。他失去了根，孤独地面对自己并必须自己为自已的“获得自由”承担责任。按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的精彩分析，人被逐出“天堂”后便失去了与自然界的原始关联，即天然的安全感，孤独和陌生感使他陷入一一种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存在的焦虑”之中，恐惧感吞没了他，他无法催生出“存在的勇气”（蒂利希语），急迫地要“逃避自由”。这一切都在于弗洛姆所分析的“寻根”与“定向”的人的最深层的心理需要：人需要认同并化为某个超人实体与力量的一部分，以便将自己从灾难性的精神恐慌中拯救出来。这就使人走向了不自觉的偶像崇拜，走向了造神运动。通过造出一个个具体的神，人获得了心理安慰和精神关怀。人并通过神的存在，通过将自身的属性投射入神的存在之中以及将神性投射入自己的存在之中，深切地表达了自身意欲成为神的渴望。

人“逃避自由”的心理植根于人的存在本体论维度之中，而作为“逃避自由”的一种心理上的逻辑结果，人意欲将自身提升到神性的存在状态的普遍心理同样内在于人的本体论维度之中。主观的渴望以客观的存在境遇为最深层的基础。从动物发出，人渴望往神走去，而实际上人从被规定的不自由状态出发，在行走的过程中一步步地增强其本质力量，按照关于自然性与神性的界定以及以人的存在境遇的改善与本质力量的增强作为逻辑进行推导，他确实也在往神走去，尽管无论他怎样行走，都永远到达不了那个神仙居住的地方。

人的本体论存在维度内在于人在宇宙存在结构上的位置，正是人在宇宙存在结构上的位置才使他的存在本身具有了一些能规约他的存在命运、他的存在境遇的维度。由上所述，人从自然性出发而向神性运动，他既无法返回自然性也无法到达神性且又具有自然性（生物属性）和神性（自由）的某种属性，因此如果我们把世间除人以外的万物称作“自然性”，把一种虽不存在却因人的存在而存在的代表某种完善完满、绝对自由的存在状态称为“神性”，那么人在宇宙存在结构上的位置便介乎于自然性与神性之间。他的存在表现为一种“过度”，而且是永远未完成的、向未来开放的但却又牢牢定格在“过程”的性质上的过度：他的存在命运便是“过程”。如果我们将自然性理解为一种自在性和给定性，理解为万有一体的整个世界仅仅按照盲目的必然律和偶像律自律运转的存在状态，将神性理解为一种绝对自由、绝对的创造性与完善完满的化身，理解为一种扬弃了规定性的存在物与世界永恒合一的存在状态，那么我们简直可以说，人的悲剧性命运纯粹是“天意”，是注定永远也无法消除的缺憾，尽管人可以由此而具有不屈服于自身的悲剧性命运的“存在的勇气”并奋发进取，不断地创造、发展、超越，不断地扬弃自己的既存存在状态。从人在宇宙存在结构上的位置可以看出人实际上受到自然性与神性的双向夹击：他既无法退回自然状态而具有自在性和被给定性，这时，他与世界处于自在的统一之中，不存在自身与世界的分裂；同时他也不可能通过极其漫长的发展“进化”到具有神性而成为类神的存在，这时他是绝对的自由与完满的化身，达致了与世界的重新统一，一劳永逸地消除了与世界的分裂。

人在宇宙存在结构上介乎于自然性与神性之间，他既未被规定同时也未达至完满表明人在本体论意义上具有了自由的维度：被规定毫无自由可言，而达至完满本身也已是一种“被规定”，离与创造和发展具有密切的语境关系的“自由”的含义相去甚远；在这种意义上，人从自然性向神性的运动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自由具体演绎的过程。他的自由维度使他不断地扬弃既定的存在状态，不断向未来开放、创造自身，不断提升自己的存在，也即不断地进行自我超越。而从人既已挣脱了与世界的自在统一且又没有达至（永远也达不到）与世界的重新统一的存在境遇中可以看出人实际上与世界处于隔绝和陌生之中，从根本上来说既不同质也不同构，他被孤立于世界之外，因此他的存在本体论具有了孤独的维度：与世界的分裂使他陷入一种不仅与世界相陌生，而且也与自身相陌生的存在困境之中。孤独使他能发挥自身的主体性更好地认识、审视世界，不断发展自己的潜力而提升自身的存在，但它本身的二重性使它有时也成为人不堪承受的负担。实际上，人存在的自由和孤独的本体论维度既是支撑人的存在的两根柱子，但同时也为人的主体性湮来，为人的异化，为人向偶像崇拜，为人的“非人化”埋下了伏笔。

自由这个词似乎总是闪闪发光的。但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由不能简单地从认识论或它在政治、社会等领域的外在表现的角度上进行理解。从存在论上讲，萨特所说的“人没有不自由的自由”这句话已深入了到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由的内核。这句话似乎具有这样的意味：人只能“自由”，因为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不断超越的运动；他既无法选择给定性和自在性，也无法不对世界赋予他的或他所认为的规定性。应该说，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由意味着一种活动：人所独具的按照各物种的类的尺度与人的内在尺度扬弃对象的给定性与自在性，重新建立起与世界的统一。在这样的一种“自由”状态中，不仅人与自然仍处于异化和分裂之中，而且不会有什么外在的东西可以为人的活动本身承担责任。是人自己在行事，他就必须对自己负责，必须承受自己活动的结果，必须孤立地面对世界。但由于人与世界的分裂，由于他的天然的安全感的失去，更由于他的“无根”，他的茫然无助感，这样的责任显然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弗洛姆看出了自由的脆弱性和危险性，他说：“人诞生为人便意味着他脱离了自然的家。割断了与自然的关系，这种继绝使他感到害怕……只有当他找到新家之后，他才在世界上感到安全和自在”（弗洛姆：《健全的社会》）、“……自由变成为和怀疑相同的东西，也表示一种没有意义和方向的生活”（弗洛姆：《逃避自由》）。

孤独既是人本体论意义上存在的一维，同时也是一种宿命。可以说，在人所泛起的各种莫名其妙的心理体验中，孤独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日常生活中，再没有什么能像犹如浪潮一样迅猛地袭来的孤独感那样持久和强烈了。当我们行走在摩天大楼脚下时，当我们孤身一人在深山老林中像鬼魂一样游走时，当我们在漫漫长夜中躺在床上无法入睡时，当我们陷身于一群陌生人中间而无人理睬时，我们的孤独感都会油然而生。孤独感使我们感觉到我们正在被某个母体所抛弃，我们被弃置于巨大而无边的陌生与危险之中。在无意识层面上，我们正在被剥离开世界的表层。而孤独既来源于人与世界的分裂，表明人与世界已斩断了天然的合谐统一的联系，他取得了与自然界不同的质的规定性。在意识结构上，他通过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的分裂而与他人和世界区别开来，也即，他和世界之间已存在着不可弥合的疏离。这种因疏离而引发的恐惧虽有可能是无意识的，但它派生出的一系列具体的形态却泛滥于我们生活的表层，以致主宰了我们的生活。

人存在的自由和孤独的维度既是人与世界相分裂的表征，同时这种分裂也构成了一种异化。从世界中分裂出来使人丧失了安身立命之地，即赖以获得安全感的与世界的同质同构性或统一。作为一种通过意识来作为基点而存在的精神性的存在物，家园的失去使他必须重新与世界结合，以便克服自由和孤独所带来的巨大的精神危机。这种结合正如弗洛姆所指出的只有两条路：发展人自身的潜力和屈服于各种理性或非理性的人格神或非人格神。然而“发展理性的需要不及发展定向参照的需要那么迫切”，人真正重视的是自己生活的“安宁”与“幸福”而非“精神健康”，因此，“人……产生了有力的倾向，想要逃避这种自由，屈服于某人的权威下，或与他人及世界建立某种联系，使他可以解脱不安之感，虽然这种屈服或关系会剥夺了他的自由”（弗洛姆：《逃避自由》）。

因此，偶像崇拜近乎人的宿命。人结合、定向、寻根的需要，或者说人“逃避自由”的需要可以通过将自身的属性投射入各理性与非理性的人格神或非人格神之中，比如领袖、法师、群体、国家、金钱、商品、文化、宗教……在对人心的作用上，无论它们的效力之间有多大差别，但基本功能却是一样的，即都成了人精神上的避难所，成了人的力量之源、生命意义之本，成了人存在的另一种表达或展开的形式。可以说，没有了它们，人似乎便再也无法确证自身的存在。然而“人”湮来了，因为存在的是偶像，我们看见的是偶像的身影，而没有看到人的眼睛。

四

说到“偶像崇拜”，我们马上便会想到在巫师、“山神”面前颤栗的原始人，想到中世纪和现代的虔诚的宗教信徒，想到当代“追星族”，想到在独裁领袖的奴役下的千千万万山呼万岁的人民，想到在商业社会中被物所包围，异化得面目全非，被商品“拜物教”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消费者”。想到崇拜科技理性，以致对科技理性的毁灭人类的倾向视而不见的疯狂的乐观主义者……

“任何一部历史都是当代史”。当思想家们不约而同地认同这样的一个论断时，所阐释的仅仅是历史的属人性质和解释历史的视角基于历史解释者的主观因素。我们仍必须追溯那业已逝去的历史，尽管已经没有必要去探寻那具体的事件，而只是展示那作为“偶像崇拜史”的关于偶像崇拜的最基本的源流，特别是只以被造就于原始草棚的图腾崇拜、中世纪的宗教信仰、现代社会的科技理性崇拜为偶像崇拜的历史现象描述。

弗洛姆在《先知对我们今天的意义》这篇文章中说：“先知们知道偶像崇拜意味着人的奴化，他们挖苦说，偶像崇拜是从一块木头开始的。人们把半块木头用去生火烤饼，另半块木头用来做成偶像，然后他崇拜这半块木头，这个他用自己的双手作成的作品，仿佛他制成的这半块木头比他高明。”是的，偶像崇拜就是从这样很平常的图景开始的：既可以先从一块木头开始，也可以从立几块石头开始。

如前所述，原始人的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的分裂并不彻底，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意识仍具有局部的混沌。这使一开始的偶像崇拜（图腾崇拜）并不那么高级，即并不那么讲究技术、程序和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一开始也许是一种自发的对自然界的敬畏，某一个个体先行跪拜，然后群起效尤。随着参与偶像崇拜的人数的扩展，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的逐渐改变自身的存在状态，偶像崇拜不再仅仅是一种自发的、素朴的人的本能式的反应，它获得了语言的表达以及约定的仪式、程序，并辅助以一系列的技术手段与物质手段。这样，掌握与偶像相通的符咒的巫师出现了，崇拜的仪式甚至崇拜本身都庄严化了，偶像成了至高无上的、能够主宰人的全部存在的神。

偶像崇拜是一种人的自我异化，它在否定人的主体性的同时，反过来也更加加剧了人的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的分裂，即主客体的二元论。这为人很好地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进而不断扬弃自身的既存状态提供了存在论意义上的认知结构的基础。随着人的不断进化、超越，原始的偶像崇拜越来越受到质疑，人逐渐觉醒，逐渐抛弃原始的偶像崇拜而不再将自身的命运交给一个外在的神，力图自身掌握自身的命运。

然而植根于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由和孤独的维度使人无法忍受没有神的存在的生活。我们看到，人在抛弃了原始的非理性非人格神的偶像崇拜后，并没有独立地依靠自身的力量而开创自己的历史，他马上又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新的神――各种非理性的人格神宗教的怀抱中。

弗洛伊德曾说：“我认为宗教的需要无疑是从婴儿的无能为力和由此引起的对父亲的渴望中衍生出来的”。这是从宗教的心理起源上进行剖析。我们更愿意这样认为，在中世纪泛滥成灾的人格神宗教是原始宗教的最后遗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起死回生。或者说，原始宗教在其具体形态已烟消云散后，残存在人心中的有关偶像崇拜的无意识指令与人的本体论维度相结合，催生出了在几大古代文明发源地具有一呼百应的号召力的真正意义上的宗教。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人格神宗教，如基督教和佛教在创立之初并不主张偶像崇拜，它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精神安慰而出现的。然而任何一种不依靠人自身的本质力量而企求获得信仰对象的拯救的宗教最终都将走向偶像崇拜。当这些宗教发展到一定程度而被统治者所利用时，偶像崇拜发展到了极端。

以现在看来，中世纪，特别是偶像崇拜最为猖狂的欧洲中世纪无疑是一个漫长的黑暗的时代。虽然救赎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任何一种宗教都关心如何使人的灵魂从充斥着罪恶的尘世中拯救出来，然而大一统的、至高无上的教会的存在以及它的随便发号施令却使宗教所具备的这一点“人道主义关怀”湮灭于教会的暴虐之中。在偶像崇拜全方位的意识形态围剿下，个人已没有自我意识，没有责任性，没有创造性。他只需凭最基本的生物本能和社会本能即可生存，他的存在完全遵循着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的内在逻辑，像动物一样，自在地在一个被规定的世界中存在。

作出这样的判断仅就人的“主体性”在历史中的地位而言，丝毫没有否认哪怕是偶像崇拜最否定人的主体性的时代，社会也在发展，尽管是极其缓慢地发展。正如异化、人的缓慢发展使人最终无法忍受生活在原始的造神运动的世界一样，当社会的发展造就抛弃人格神的偶像崇拜的物质与认知基础时，人会再次“觉醒”。然而，最大的悲剧是，人似乎永远学不会在“无神的殿堂”中生存，当人开始抛弃宗教的人格神崇拜时，不是去依靠自己发展自己的本质力量以一种历史主体的身分去面对世界以及自己在世界的生存，而是又一次跪拜在新的神――科技理性的脚下。

在欧洲，发端于中世纪末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逐渐使教会的权威衰落，整个欧洲社会开始崇尚个人主义和科学技术。这一文化形态还渐渐导致了欧洲人征服探险的雄心并付诸行动。到了18世纪，经过许多哲学家的推波助澜和实际的工业革命的成果，人们看到了想要“得救”完全可以不必求助虚无缥缈的宗教信仰，借助于科学技术的力量，人在地上就可以建立天堂。这样，技术在人们心中渐渐取代了上帝而成为新的救世主，科技理性渐渐形成一种左右了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

当然，说宗教的人格神衰落而被科技理性的非人格神取代并非说宗教已退出历史舞台，而是说，宗教的人格神已不再是原先的形象，他不再是全知全能的、至高无上的主宰者。作为一种偶像它已和人们的现时生活关系不大，而只是作为一种心灵的安慰，通过仪式或想像而存在于由科技理性所主宰的充满了物欲追求的世界中。

科技理性无疑代表了人类理性的最高成果，说它也会上升为一种新的非人格神似乎有点不可思议。然而最大的理性恰恰会异化为最大的非理性，因为它忽略了人的主观世界。无论如何，科技仅仅是作为一种工具、一种人征服自然的技术而获得其存在理由。而我们知道，工具、手段的作用领域是有限的，并且它不作价值判断，而人的生成则具有无限的特征并仰赖于各种价值判断来规约自身的存在。因此“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科技理性”和“人本精神”之间必然存在着巨大的冲突。而由于人存在本体论上的“逃避自由”、企图依靠某种东西以“拯救”自己的心理机制，人并不满足于仅仅将科技当成一种有限的工具、手段加以运用，它需要科技将自己带入天堂，也即要求科技具备无限的功能。这就必然改变了科技作为一种有限的工具的性质，它上升为一种无限的能作价值判断的东西，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内在指涉，变成一种超人的自律运转的异已的力量。这种力量已脱离了人的控制，它上升为万能的统治者，像上帝一样，反过来主宰了人。人对科技理性的崇拜如此一来便具有了偶像崇拜的特征：受它遥控，以它的指令作为工作甚至生活的内在标准，人的主体性丧失殆尽，人的存在不是按人本精神的内在逻辑所规划，而是体现于科技理性所划定的作为一个“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语）的存在界域之中。

五

偶像崇拜与“信仰”这个词紧密相关。然而人们信奉某种人道主义的思想体系，信奉某种解放人的理论等等也称为“信仰”，而这些信仰与偶像崇拜的信仰是完全两样的东西，因此有必要对此作一澄清。

偶像范文篇7

关键词：消费社会；消费偶像；批评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成熟和完善，我国的广告事业可谓一片繁荣景象，广告活动无所不在，广告手段日益多样化。在21世纪的今天，现代广告已经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毋庸置疑，广告市场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社会的进步、经济水平的提高。但从另外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广告也开始遭受来自各方面越来越多的质疑和否定，批评的焦点集中在广告对消费欲望和购买欲望的刺激，对消费者的误导，对不健康消费观念的提倡等等。而在这一系列问题中，明星广告、名人广告被推向风口浪尖，为各大商家所普遍采用的“偶像”加“产品”的捆绑销售策略也为大众所诟病。本文试图从消费偶像的角度对现代社会的广告现象进行深入的探究和反思。

1大众“偶像”的时代变迁

什么是大众偶像，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结论。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家洛文塔尔在通过对不同时代的杂志中出现的名人传记的研究发现，从20世纪初期的20年到20世纪40年代之后，人们关注的名人偶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前者以生产偶像为主，后者则多为“消费偶像”。所谓“生产偶像”，顾名思义，指的是来自生产性的生活领域，比如工业界、自然科学界。人们崇拜的对象是那些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例如科学家。而所谓“消费偶像”，指的是大多来自演艺界、娱乐界、体育界的知名人士。影视明星、体坛大腕、娱乐人物越来越多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研究者认为，与该现象直接相关的是20世纪中期以来美国的消费取代生产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兴趣的中心，物质消费开始取代精神生活。

尽管以上研究是针对美国社会的，但我们通过对比不难发现，中国社会从改革开放初期到市场经济体制不但成熟完善的今天，也经历了一个类似的变迁，而且，速度要快得多。回顾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的主要媒体中的偶像型人物是陈景润等科学家式的“生产偶像”，这正是传统意义上的偶像——在人们的精神领域着起着“精神支柱”、“理想寄托”的人，在人们心目中，一度等于英雄。而90年代之后，特别是21世纪的今天，娱乐明星们纷纷上位，成为更多人追捧的对象。其中的原因与上个世纪中期的美国是如出一辙的。伴随着中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全面发展、大众媒介的普及、传播技术手段的日新月异，伴随着消费主义时代浪潮的兴起、娱乐工业的膨胀以及人们价值观念的变迁，偶像二字也经历了一场蜕变，脱去了精神的“光环”，成为曝光在大众媒介之下，被媒介所包装、所炒作、所制造出来的“消费偶像”了。

2对“消费偶像”的文化反思

消费偶像是如何诞生的?从本质上来说，它是适应大众媒介对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需求而生。明星或者名人偶像在这个过程是被“符号化”了的角色，其传统人格已经被“消费人格”取而代之。他们不是一个特定的对象，而是异化为供大众消费的“产品”——大众媒介生产出来的为人民提供娱乐的商品。既然是娱乐化的商品，首先它必须是流行的。不妨列举两个一度充斥了电视屏幕的广告代言红人：周杰伦和孙俪。先说周杰伦，他代言的广告产品吃、穿、用、行、通讯等无所不包，可谓多栖“通吃”。他代言过的产品从快速消费品到最新电子科技产品，不一而足：统一方便面、百事可乐、美特斯邦威服饰、高露洁牙膏、仁和闪亮滴眼露、中国移动的“动感地带”、摩托罗拉手机……而春节期间那个铺天盖地的“优乐美奶茶”广告更是让大家都记住了“你就是我的优乐美”的广告词。周杰伦之所以能够“处处开花”正源于他本人的“流行”和“风靡”。同样还有孙俪，依靠清新可人的荧幕形象和极高的观众喜爱度，她自然备受广告商青睐。从顺爽洗发水到超能天然皂粉，从冷酸灵牙膏到欧泊莱化妆品，从三得利乌龙茶到苏宁电器，这张面孔活跃在各类广告中。

在现实的广告中，大大小小的明星们走上台前，像消费者推荐各型各状的产品或服务。他们作为公众人物的示范作用是惊人的。广告利用的也正是这一点。而正当消费主义流行的时代，广告广告宣传的不再是艰苦奋斗努力进取，而是谁比谁更会消费，谁的消费水平更高。各类消费偶像们出现在电视广告中、平面广告、候车亭广告、巨型路牌广告中，无时无刻在提醒着消费者：这就是你们应该拥有的产品，你们应该拥有的生活。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和生活观念引发了不同专家学者的争议。如经济学家John.K.Galbraith认为，广告在工业化的社会里承担了鼓励消费的功能，没有广告这种刺激需要的大众化和艺术化劝说，不断富庶的社会就不能使人们从商品丰富中获得好处，人们没有需要的压力就不愿花钱购买更多的商品，结果是由于缺乏消费欲望，工业化系统就难以维系。有些支持者则认为，强调物质拥有并不排斥心智的、精神的的价值，消费者在满足基本需要后，就会对更高层次的目标更感兴趣，就会超越物质占有的目的，这时，消费者购买昂贵的音响系统不仅仅是为了物质的炫耀和占有，更是为了享受音乐。

以经济为名，看似有一定道理，明星代言广告，商家寻找明显做代言，毫无疑问都是一个“利”字当头。而这些消费偶像所示范的，所推荐的，所展示的世界，对大众来说究竟是在满足他们的需求，还是在强加或者潜移默化大众的物质至上观念呢?鲍德里亚认为现今的媒介创造了一种“仿真文化”，真实与非真实的区别已经模糊不清，非真实甚至超过了真实，广告中的世界映射到人们的脑海中，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对象。在某种程度上，它削弱了人的个体意识和批判理性，催生了人的虚假需求，使人变成了一个“单向度的人”。为此，有批判学者认为，“广告负责将工业产品的符号特征和消费者的多种需求联系起来。广告的影响比政治宣传灵活，但其阴险的行为与政治宣传性质和同私人生活的目标不是由个体自主树立的，而是在他们不知不觉的情况下，由外界强加的”。

3“消费偶像”时代的广告尴尬

基于对明星公信力的信任，许多普通消费者会把明星在广告中推荐使用的产品作为自己选择药品、美容产品以及各种生活用品的重要依据。而明星在选择广告代言时似乎很少真正去考察产品的可靠性，一大批名人被卷入“虚假”、“误导”广告的旋风，被推上伦理道德的封口浪尖，乃至被诉诸法律手段遭到起诉的也不在少数。在这样一个“消费偶像”盛行的年代，广告无疑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处境。

从前段时间沸沸扬扬的三鹿奶粉事件说起。重庆一位75岁的黄婆婆，曾购买了3袋三鹿奶粉，服用后感觉身体不适。她的况律师表示，黄婆婆不仅要起诉三鹿公司，还可起诉为三鹿代言广告的邓婕，因为，如果不是邓婕的明星效应，很多人不会去买三鹿奶粉。不只邓婕，近年来，涉嫌官司的明星可谓不胜枚举：唐国强、解晓东作北京新兴医院形象大使，高喊“不孕不育找新兴”；刘嘉玲为推销SK-Ⅱ，言之凿凿“细纹及皱纹明显减少47%，证实肌肤年轻12岁”；濮存昕拿儿子“变聪明了”说事——“我儿子就喝哈药六厂的新盖中钙口服液”；赵雅芝为静心口服液宣称“自己人过中年仍魅力不减的原因是服用了静心口服液”；蒋雯丽信誓旦旦为安必信脂肪运动机所言“生完宝宝身材依旧完美”；陈小艺代言三精葡萄糖酸钙口服溶液而对其儿子说“笨熊，喝”等等，都无一例外惹得官司上身。不妨再举几例：号称“冬天有汰渍，天天吃火锅”的著名笑星郭冬临的夸大的宣传让他自己成了被告；专业“皇阿玛”张铁林宣传的参龟固本酒被一老太太饮用后发现效果不佳，于是将其告上法庭；当红相声演员郭德纲也因代言“藏秘排油茶”被消费者告上法庭；葛优代言的“亿霖造林”更是被定性为“北京迄今为止最大的传销案”。诸如此类的事件频频发生，几成常态。

由此可见，当前社会，“消费偶像”引发了一系列的广告尴尬。很多消费者因此上当吃亏。结果如何呢?明星们依然继续代言各种各样的广告，各类诉讼都以“不成立”不了了之。明星名人们依然逍遥自在，消费者却是有苦难讨公道。

明星虚假广告泛滥，其根本源于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和不健全，对明星做广告缺少必要的规范和约束。在现行的《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中，仅仅是对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作出了规范，而忽略了广告参与者。虽然明星在虚假广告中的作用无异于助纣为虐，但消费者却没有虚假广告代言人必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法律依据。正因如此，那些做虚假广告的明星并不需要承担任何的风险和责任，照样赚取他们的“天价”代言费用，可谓有恃无恐。

4如何规范“消费偶像”

总的来说，如何化解“消费偶像”时代的广告尴尬，首先最根本在于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加强审查和打击力度。国内在相关法律上仍存在一定的空白，这也是虚假的明星广告盛行的重要原因。不妨借鉴国外的一些做法。欧美各市场发达国家中均视名人代言为“证言广告”和“明示担保”，消费者可据此担保索赔。法国一位电视主持人吉尔贝就曾经因为做虚假广告而锒铛入狱，罪名是夸大产品的功效。美国更是要求做广告的名人必须是此产品的直接受益者和使用者，一旦查出不实，就要处以重罚，而且已有好莱坞影星被罚50万美元的事例。在日本，如果明星代言的产品属于伪劣产品，那就意味着他本人可能会因此受到巨大影响，除了向社会公开道歉，会很长时间得不到任何工作等，会遭受巨大的损失。这些有力的法律错事有效地约束了明星们对广告代言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代言的“公信力”。

此外，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促进广告事业的健康发展，亦有赖于消费者理性消费观念的形成。比如在欧洲播放的广告大都注重依靠新奇创意来突出产品品质，很少靠明星脸来拉动人气，就和欧洲人相对理性的消费观念有很大关系。在时下国内这样一个“偶像消费”时代擦亮眼睛，理性选择，也是消费者们必修的功课。

参考文献：

[1][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5).

[2][法]尼古拉•埃尔潘.消费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2).

[3]雷跃捷.媒介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6).

偶像范文篇8

关键词：虚拟数字人；网络视听；演化探索；行业前瞻

1概念成长演化

2021年被看作元宇宙元年，也是互联网的“转型窗口期”。元宇宙的概念就是通过数字化构建一个虚拟世界。虚拟世界是现实世界的镜像，价值与想象空间巨大，而虚拟人则是虚拟世界的核心资产。网络世界的虚拟人对应现实世界的各种角色衍生出数字化的虚拟人IP，其中包括虚拟演员、虚歌手、虚拟主播和虚拟网红等。虚拟偶像作为一种新兴大众文化产物，围绕着与他们相对应的文化、娱乐、服务、社交等虚拟内容，构筑成一个主流的新世界。虚拟偶像不再是曾经的“纸片人”，而是打破次元界限，具有自身价值属性，与受众建立关联性较强关系的明星符号。2016年，日本的动漫企业已经开始进军虚拟偶像产业，凭借面部捕捉、动作捕捉、声音处理等一系列技术优势，将真人的表情行为映射到动漫人物，让角色行为更拟人化。其中，名为“绊爱”的虚拟UP主是首位拥有百万粉丝的虚拟偶像，以原创的AI人格设定深受大众喜爱，她经常参与电视台和动漫展等演出，成为行业先行者，引爆了虚拟偶像热潮。随后，日本的虚拟偶像行业呈井喷式发展，2018年更被称为日本的虚拟偶像元年。在我国，虚拟偶像产业爆发期是2020年前后。虚拟化行业在技术和解决方案上取得一系列突破，使虚拟偶像制作成本下降，加上直播电商、短视频等内容行业爆发增长的大环境，虚拟偶像纷纷上线推出。在年轻世代高度聚集的文化社区“哔哩哔哩”视频平台上，2020年上半年，每个月就有4000多个虚拟主播开播。目前，腾讯、字节跳动和爱奇艺等国内互联网巨头也都相继布局虚拟世界的偶像市场。这无疑是一个比现实世界更广阔的新世界。

2多元技术赋能

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虚拟偶像逐渐摆脱传统冷冰冰的“机器人”印象，他们在外形上契合流行审美爱好，能够以更逼真、更人性、更自然的形象出现在大家面前。虚拟形象的强大表现力得益于近年发展迅速的人工智能技术。AI表演动画技术使虚拟人的表情、眼神、姿态更趋真实，协同制作技术为智能特效引擎的渲染管理提供自动化流程控制。结合强大的算力和三维捕捉，令虚拟偶像从局部到整体都拥有细腻的表达。成熟的工业化流程促进了产业的蓬勃发展，技术优化升级加速了虚拟人的破次元进程。虚拟偶像产业的多元发展，使受众群体从纯二次元文化核心，延伸到受动漫、游戏、直播、综艺、演出、追星等泛二次元娱乐内容影响的新一代年轻人。近两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线上娱乐增长迅猛，催生了新的观众市场，增加了虚拟偶像的消费需求。目前，网络虚拟偶像已广泛出现在新闻、综艺、游戏、短视频和直播带货等各种不同应用场景。尤其是在新闻传播方面，上至央媒、下至地方媒体，都纷纷推出了形象鲜明、应用侧重又各具特色的网络虚拟主播。

2.1虚拟主播

2018年11月，新华社研发制作的虚拟主持人“新小浩”，首次亮相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新小浩”是全球首个全仿真智能AI节目主持人。在随后召开的全国两会期间，虚拟主持人“新小浩”和他搭档“新小萌”正式上岗主持节目。此外，还有人民网研发制作的虚拟主持人“小晴”，澎湃新闻研发制作的虚拟主持人“小菲”，央视网研发制作的虚拟主持人“小智”，《光明日报》、光明网研发制作的虚拟主持人“小明”等网络数字化主播。以新闻主播身份出现的虚拟偶像，融合了尖端技术，推动了节目形态创新。虚拟主播侧重于实时语音生成和交互能力，通过先进的学习技术，能基于文本实时自动生成高质量的语音和动画数据，实现了从简单的语音助手到有形象可交互的虚拟数字助手的转变。虚拟主播不仅能够在日常的新闻报道中，提升新闻内容制作的效率，降低制作成本，还能在突发的新闻报道中，快速地生成新闻视频，提高新闻报道时效性和新闻质量。基于智能语音合成技术，虚拟主播具备多音字自我纠正、变速、数字纠错和韵律纠错等能力，还能自动完成场景音效配乐等工作。此外，通过机器深度学习，虚拟主播可以掌握基于时政、体育、娱乐、财经等不同领域的常识和专业术语，并应用在不同报道场景中。2021年，北京广播电视台研发了我国首个广播级智能交互数字人“时间小妮”。她区别于其他虚拟主播，侧重于用户服务功能，以人工智能和情景对话的形式为用户奉上贴心服务。

2.2虚拟歌手

虚拟数字人应用在综艺娱乐方面，较为经典的是日本的虚拟偶像“初音未来”。“初音未来”拥有强大的技术研发后盾，结合前端渠道运营，除了活跃在网络空间，还以虚拟现实的方式参加综艺节目，代言各种产品，举办个人演唱会等，人气甚至高于许多真人明星。国内的虚拟歌手“洛天依”的核心技术是使用雅马哈公司的VOCA-LOID音乐制作语音合成引擎，以甜美治愈的声线，配合一身中国元素造型，迅速抓住年轻网友的心。VOCALOID歌声引擎经过了20多年的技术研发，5个版本的升级迭代，在业界享有很好的口碑。VOCALOID是用预先录制的声音为基础制作音色库，结合歌词、旋律就可以合成歌曲音频。“洛天依”曾数次登台各大卫视献演，解锁时尚双刊封面。2021年，“洛天依”登上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大舞台，与王源等艺人为全国观众演唱和送上了新春祝福。2022年，在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上，“洛天依”与“硬糖少女303”同台演出，为广大观众带来虚实梦幻的全新娱乐体验。2022年，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频率率先在粤港澳大湾区推出第一个元宇宙超写实虚拟偶像歌手“叙白”，如图1所示，这也是元音链传播板块的虚拟偶像。2022年1月23日，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31周年台庆当天，由这位虚拟偶像歌手演唱的第一首歌曲《锁定未来》上线。这是新生代虚拟唱作人“叙白”的音乐之旅，这位虚拟少年人从另一个平行宇宙破风而来，用歌声奔赴闪耀的未来与梦想。广东音乐之声频率本次打造的数字虚拟偶像歌手，目标为实现创新模式和商务经纪平台的愿景，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的元宇宙世界。

2.3虚拟代言人

虚拟明星不仅霸屏国内的娱乐舞台，商业代言也被虚拟偶像拿捏了。越来越多的商业品牌方注意到了虚拟偶像的潜在代言价值，开始将商业的目光放到虚拟代言人身上。以前，以现实世界的明星作为品牌代言人，通过明星的个人魅力加深大众对品牌的印象，能够轻易取得目标受众人群的对产品的好感和对商家的信赖。但近些年，顶流明星“翻车”的消息不绝于耳，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品牌解约事件和明星影视作品遭遇禁播、删减、打码等。各种各样爆炸性的明星负面事件充斥网络的同时，虚拟世界的品牌代言人却能在许多方面弥补真人明星的缺陷。虚拟代言人相比真人明星广告费用成本更低，还能避免明星“塌房”风险，企业能够直接与虚拟偶像公司合作，或者推出自己独创的虚拟形象。例如，麦当劳的“开心姐姐”、天猫的“千喵”、屈臣氏的“屈晨曦”、欧莱雅的“M姐”等。除了熟知的商业品牌，湖南卫视的《你好星期六》也启用了虚拟主持人“小漾”作为品牌代言人。虚拟主持人“小漾”不但外形表情生动、形态逼真，还运用了先进的技术模拟完成节目主持人的工作，受到年轻电视观众的追捧。

3产业运营风险

虚拟偶像作为二次元、粉丝文化和创新技术成功碰撞的产物，在众多领域中得以应用并崭露头角，坐拥庞大的流量热度和粉丝群体。但目前，虚拟偶像行业仍处于探索阶段，在技术更新迭代的同时，资本已跑出了加速度，这难免会带来一些风险。首先，在虚拟偶像产业链的上游，经过数十年的技术迭代，让虚拟人从二次元走向三次元，但技术层面仍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网络上的粉丝对虚拟偶像的“完美表演”期待很高，不能承受虚拟偶像呈现出来的各种缺陷情况。虚拟偶像的完美光环，往往容易因为一些技术故障而幻灭。例如，某网红和某虚拟偶像同台直播的时候就出现过“翻车”事故。该虚拟偶像在表演期间因为系统错误没有声音，观众只能尴尬地看着她哑唱。这件事情发生后，许多网友调侃说假唱“实锤”，纷纷表示要“脱粉”，这无疑对虚拟偶像和代言的品牌方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其次，在产业链中游，品质把控决定了虚拟偶像的社会价值。随着技术的成熟，虚拟人变得更像真人，甚至代替真人活跃在大中小屏各式舞台，让主流受众熟悉他们。资本注入带来的行业“过热”导致恶性竞争，站在虚拟产业风口的部分企业为了抢占市场盲目求新求变，为了提升运营IP流量和转化力，刻意为虚拟偶像产品引入不健康元素。例如，有些造型过于露骨，通过言语传递不良价值观等。虚拟人比真人容易被操控，可以轻松实现运营者的目的。虚拟偶像的流量至上、畸形审美风气给年轻人带来不切实际的幻想，误导青少年的思想观念。有些企业没有严格审查用于机器学习的素材库，不良信息污染了虚拟偶像的对话模型，结果在互动时出现不当言论。例如，“Hololive事件”就是因为敏感言论导致惹祸上身，甚至失去中国大陆市场。再次，虚拟偶像本质是人为塑造的，是以虚拟的真实形象实现粉丝的幻想投射。在产业链的下游，与受众的连接关系决定了虚拟偶像的商业价值。在颜值经济的驱动下，俊美的外形结合精准的情感输出，让虚拟偶像走进粉丝内心，为受众带来高度满足感。有些运营者为了谋取利益，利用这一特质，透过虚拟偶像引导粉丝群体，使商业价值凌驾于社会价值之上。虚拟偶像受到负文化圈群的影响，出现虚假宣传、恶性营销等情况，使受众对产品或事件产生错误认知，扰乱网络舆论秩序。最后，元宇宙概念充斥着大量泡沫，资本操控、行业垄断、产业内卷等都会给虚拟偶像行业带来风险。因此，初入局的企业更需理性对待，通过政府的引导建立正确的发展理念和认知。虚拟偶像的运营难度远远超过想象，因为他们不像真人明星那样会自我成长，他们缺少真实的人生故事，更缺乏原生态的人性特点和性格魅力，唯有依托于人设，输出优质原创内容才是根本。虽然伴随着软硬件技术的提高、行业整体环境向好，给我们带来了无限憧憬，但虚拟偶像要做到理想的完美程度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4行业持续发展

网络虚拟偶像产业是支撑我国数字经济未来发展、实现数字强国目标的重要分支产业。虚拟偶像的研发推动了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发展。2021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十四五”科技发展规划》，已经明确提出要“推动虚拟主播、动画手语广泛应用于新闻播报、天气预报、综艺科教等节目生产，创新节目形态，提高制播效率和智能化水平”。目前，传统的广电媒体行业进入虚拟偶像领域无疑是迎合风口，为争取Z世代受众展开贴身近战。虚拟偶像产业作为文化新业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各项配套政策尚未完善，相关的政策连续性也还没有跟上，这些都将成为网络虚拟数字人未来发展的风险点。因此，在追逐热点和创新的过程中，避免负文化的侵蚀与过度商业化带来的庸俗化、低俗化，必须要制定配套的法规，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同时，大力在虚拟数字人的内容生产和表现形式上下功夫，既确保该产业的发展有正确的价值引领和审美引导，又不乏新颖有趣的生动形象以打造品牌。如此，方可形成健康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和未来元宇宙虚拟世界的无限风光。

参考文献：

[1]何强.人工智能在新闻领域应用的新突破——从全球首个“AI合成主播”谈起[J].新闻与写作,2019(5):93-95.

偶像范文篇9

【论文关键词】军旅剧偶像化

一、军旅电视剧出现的原因及类型

综观军旅电视剧的创作，基本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型，革命历史战争题材和当代现实题材，中间的过渡类型即军旅年代剧和传奇剧。革命战争历史题材一直是军旅题材的“镇山之宝”部队现实题材是军旅电视剧的“精锐之师”，年代传奇剧则是军旅电视剧的“人气偶像”。三类电视剧互为依托，彼此照应，共同支撑起军旅电视剧的文化江山，在当下中国文化中成为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

二、军旅年代剧、传奇剧代表作的特点分析

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到《幸福像花儿一样》再到《血色浪漫》，军旅年代剧、传奇剧在近几年迅速发展，虽然这几部电视剧剧情发生的背景、年代、题材都不尽不同，特点也各有所长，但它们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军旅电视剧的发展方向以及广大受众对军事题材电视剧的审美观念。

1、“激情”初现——另类的主旋律表达

2002年烧红了大半个中国荧屏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延续了一直以来军旅剧鲜明的家国同构模式，从家庭生活折射时代与社会的变迁，以一种独特的方式重新建构了当代历史的连续性。该剧的“激情”具体体现在主角石光荣这一人物形象上，电视剧片头的主色调是鲜艳的红色，伴以红旗飘舞、烈焰燃烧和昂扬的进行曲．字幕打在纪念碑般的石刻上，随后出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像——这种视觉构成在直观上将“激情”诠释为革命激情，并把石光荣嵌入了中国革命英雄史的序列当中。这位英雄所负载的“革命激情”也是相当“主旋律”化的，对铷的品质的界定并没有越出忠于职守、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等内涵。但与“主旋律”不同的是，这个剧首先相当成功地借用了“地方特色”，石光荣满口的东北话，不仅一冼“主旋律”字正腔圆的主流味，添加进“现实主义”风格的佐料，而且成功地将其纳入类似《东北一家人》以及赵本山小品等“东北风”中，并相当有意识地把这种语言风格结合进家庭情景喜剧当中。石光荣这个人物也并未以刻板的传统英雄形象出现。而是被赋予了相当多的“人性”色彩，包括他在正直无私的同时又不乏夫妻、父子亲情；他英勇善战，而又表现出一种粗野、专断、蛮横的“胡子”风格，同时也具有任性、执著的男性特征。更重要的是，对这个形象的表现始终是在爱情、家庭这一私人领域内展开。换句话说，是对这一英雄形象做了言情剧式的处理。《激情》对“主旋律”另类的表达方式，正在于它在石光荣的革命激情之中加入了大众乐于观看和接受的内容，赋予石光荣丰满的“另类”情感特质，尤其是对爱情的执著。这也是“激情”的另一主要内涵。

2、“花儿”绽放——幸福里嗅出韩剧的味道

《幸福像花儿一样》出自“激情系列”的原著石钟山之手，该剧一改往日军旅剧都是典型的男人剧、英雄剧的特点，把主人公由戎马一生的将军改成了一群文艺兵。因为英雄剧反复推出，难免会给观众带来审美疲劳，转型就成为必然。更重要的是，军旅电视剧不仅要满足怀旧的老观众，更要吸引缺少历史记忆的年轻观众。而能吸引年轻人的自然是爱情。《幸福像花儿一样》的女主角们都是军队文工团的舞蹈演员．剧情也基本与练兵无关，讲的全是爱情和婚姻。而剧中的主要演员选择当红花旦孙俪和殷桃担纲女1女2号，可以说是从军旅剧向青春偶像剧迈出的第一步。

《幸福》主要以几位主角的情感经历为主线，描述了上世纪80年代一个部队家庭生活的种种喜怒哀乐。剧情的“软化”可以说是这部军旅题材剧最大的特点而从整个电视剧情节设置和发展来看，竟可以发现几分韩剧的影子：女l号(杜鹃)单纯可爱，没有任何家庭背景，男2号(林彬)经历丰富，高大帅气，有理想有能力，同样没有任何家庭背景，与女1号条件相当，两人于是产生感情，但随即由于突如其来的变故两人被迫分开。女1号嫁给了男1号(白杨)，男1号家庭背景显赫，虽然没有什么能力，却认真地爱着女1号。而两人婚后并不融洽，女l与男2始终会因为一些小事相遇。并恰好被男1看到，于是矛盾不断，剧情也因此得以开展……虽然故事的最后仍然以一贯的大团圆结尾，但剧中的主要两对主角是否真的幸福仍然备受争议，不过，剧中帅男靓女的搭配、清新的军营舞蹈和浪漫的海边风景以及两位男女主角假戏真做因戏结缘的八卦绯闻却早已将这部电视剧的偶像人气捧到了极致。

3、“血色”年代——众星打造浪漫

《血色浪漫》是一部时间跨度很大的戏，其故事背景定格在1968年至1998年这段“历史大变革”时期，剧集在忠于原著基础上，更加侧重了浪漫主义情怀。全剧的整个色调其实并没有血色，偏黄，始终充满着浓浓的怀旧气氛。从一开始的年代，钟跃民等人的父辈们只是以副线的身份参与剧情，主角们仍然是这群军队大院里的顽主们。带着刀插队买票看《白毛女》，在“老莫”偷西餐餐具，在溜冰场调戏单身女孩，在先农坛广场聚众斗殴．·…·一切都具有着那个年代鲜明的时代特征。在“知青戏”部分，荒无人烟的黄土高坡令所有的观众都感到失望，而秦岭的信天游，却在此时点燃了人们快要熄灭的心头之火，并成为全剧最明确的一个浪漫的符号特征。

与之前广受欢迎的军旅题材剧集相比，《血色浪漫》有些打破定律，就是从演员阵容上看更为偶像化。男主角的扮演者虽然有影帝的头衔，但对于他，不少电视观众心中却有一个错觉，认为他是“海岩剧捧出来的偶像之一”．在剧集播出之后，有报道指他的演技遭到了某些观众的质疑，认为“原剧本中那个追求独立自由精神的钟跃民却被演成了一个近乎丧失爱情伦理的‘街痞’，尤其没能诠释出男主人公的阳刚之气．根本不能表现原剧本中这个人物的精神。更有人认为：“改革开放前人们对待感情非常单纯，不像其扮演的‘情圣’钟跃民那样油嘴滑舌。总体来看剧中的人物缺乏时代感，言谈举止不像那个年代的做派．一味调侃而没有反映出那一代人的真实精神面貌。”公务员之家:

三、军旅剧偶像化的原因

1、英雄平民化。

对“英雄”的解构打破了以往“高大全”式的传统英雄形象，他们开始有弱点，也会犯错误，这种形象不仅显得真实，更增添了几分可爱。他们这些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塑造了一个个典型的英雄形象，让观众觉得更真实、更难忘。但同时这类电视剧的另一个倾向也不容忽视：那就是主角缺点越来越多，越来越“坏”，“坏”不惊人死不休。似乎只有这样，我们的革命前辈的形象才是真实的。

2、剧情韩剧化。

军旅剧中穿插三角甚至多角恋情，让英雄陷入纠结的儿女情长。虽说英雄也是人，也有柔情的一面，但感情戏份的过分夸大还是多少有些娱乐大众的嫌疑。

偶像范文篇10

小学的老师是搀扶着我们前进的。从坐姿、敬礼、过马路到如何扫地、擦窗一一都给我们耐心的教导。老师责无旁贷地呵护眼前柔弱的学生。我还记得小学生活中陪伴我们度过无数个春秋的张老师，她在我的生命中影响甚深。她告诉我们何处是坎坷，叮嘱我们跌倒后不必放弃，要向前看；在阳光下，她告诉我们如何躲避风雨。但她不忍见我们的挫折与伤痕，所以尽力地让我们避免被自己的棱角所伤，以至未雨绸缪地为我们框定了如何是好学生的所为、思想。我还记得那作业本上的一个个小红五角星（100分才能盖的）；每天午读必念的《小学生守则》```````

童年是灿烂的阳光，小学老师则是阳光的太阳，用一种朴实的爱，一种真挚的爱照亮我们。中学的老师是我们风雨同舟的旅伴。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一天一天地长大，思想也渐渐成熟，开始懂得成长的道理，处事的正误，同时也有青春的烦恼，做人的无奈。但中学老师潇洒地弃置了“师者为尊”的古训，成为我们亦师亦友的指引者。他们眼中不再注视“乖”与“不乖”，而是以深厚的学识，灵活的教学、恒久的热情与坚韧的毅力，引导我穿行于数学公式、古今诗词、酸碱盐、English```````有时候为一道难题、一个问题，甚至一个生僻字而废寝忘食，或者为制作一个为明天上课的教学软件而通宵达旦。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庭，但他们深藏疏忽父母妻儿的内疚，深藏内心的疲倦，每天给我们的又是一个灿烂的笑容。

青春是广阔的大海，中学老师则是大海中的渡轮，在暴风雨中穿行，为的只是把我们护送到彼岸，但付出的就只有大海知道。

从小学到中学，每一份来自老师的不同层次不同风格的爱，如同阳春三月的暖，黎明前的曙光，牵着我们的手，拍着我们的肩，照着我们的路前进。公务员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