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保险制度范文10篇

农业保险制度范文篇1

关键词：农业保险；保险立法；经营目标；有效需求

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把“三农”问题当作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来抓。而农业问题又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农业是一个外部性很强的产业，它的稳步发展不仅可以促进本部门的发展，而且还可以促进其他产业的发展。《中国统计年鉴》资料显示，我国农作物每年受灾面积为4600万公顷，占总播种面积的30%左右。大力发展农业保险以规避农业风险，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我国农民利益和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但同时，农业也是一个弱质产业，常常遭受各种自然灾害的风险，如何转移农业生产中的巨大风险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农业保险在我国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从目前情况看，我国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缺少政府行为和财政补贴，商业保险公司无力也不愿承担风险较大的农业保险责任。基于此，本文将从我国农业保险的现状入手，分析阻碍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并借鉴国外农业保险的发展模式来探讨如何完善我国的农业保险机制，使其成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利器，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

一、我国农业保险的现状

我国于建国初期即开设了农业保险，20世纪70年代停止了该项业务。1982年，恢复办理农业保险业务以来，这一险种长期就处于不景气状态。有关资料显示，2002年中国各类保险公司保费收入达3000多亿元，农业保险总收入只有4.8亿元左右，仅占到全年保费收入的0.16%，比上一年下降20%，是20年来下滑幅度最大的一年。按全国2.3亿农户计算，户均投保费用不足2元。另外，在保费收入大幅下降的同时，农业保险的险种数目也在不断减少，由最多时的60多个险种，下降到目前的不足30个，农业保险制度严重落后于农业生产发展的实际需要。

（一）农业保险立法的现状

从1995年10月1日起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主要是规范商业性保险公司的经营行为，对农业保险的规定是很笼统的，其中的149条规定，“国家支持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有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而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农业发展和保护制度，它对相关法律的依赖程度是相当强的。从国外农业保险立法的背景和农业保险制度变迁乃至农业经济发展的历史视角考察，农业保险的产生和发展作为一种诱致性的制度变迁，其立法的意义远超出一般的商业规范性法律制度。以美国为例，其农业保险能得以稳步发展，首先是美国政府制定了专门法律。早在1938年，美国就颁布了《联邦农作物保险法》，对开展农作物保险的目的、农作物保险的性质、开展办法、经办机构等都做了规定，为农作物保险业务的开展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现状

1996年，各保险公司开始商业化转型，对属于政策性险种的农业保险，国家不再有补贴。农业保险的商业化运营，使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业务风险集中，再加上农业保险的综合赔付率较高，形成了保险公司“小保小赔，大保大赔，不保不赔”的现象。由此，农业保险经营主体不断减少，农业保险的有效供给出现不足。目前，国内开办农业保险并有一定规模的，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原新疆兵团财产保险公司)两家国有保险公司，其他股份制保险公司基本未予涉及。目前还在开办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也是将农业保险与其他商业保险公司等同对待的，在逐利心理的作用下，这些保险公司也在压缩承保的范围、数量和险种，这样就造成在自然灾害发生较少的地区和年份，保险公司热衷于开办农业保险这一业务，而在灾害多发的地区和年份则相应地进行战略性的收缩。

（三）农业保险范围的现状

农业保险责任范围的大小及险种的设置是判断一国农业保险事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一般而言，农业保险的范围越大，一国的农业保险水平就越高。目前，中国的农业保险主要集中在农作物保险和养殖业保险。农作物保险主要是承保自然灾害险，而自然灾害外的社会政治经济风险则属于保险责任以外的，如农药污染、有毒化学物质泄漏等所造成的损失未列入保险责任之内。养殖业保险的责任确定也有类似的情况。从理论角度讲，凡是农业生产中所遭受的各种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均应被保险，可见，现行的农业保险制度所设定的保险险种与中国农业生产不相适应。因此，从严格经济意义上讲，我国尚未真正建立起农业保险机制。农业保险经营者已无法顾及农业保险对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的社会保障作用。

二、农业保险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自然需求不断增加，而有效需求严重不足

在我国现阶段，人寿保险和财产保险业务竞争相当激烈，而各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业务的开发很少有人问津，至于去经营更是缺乏积极性。这也使得农业保险在我国大部分地区仍是一片空白。但这些却不能表明农业生产不需要风险保障。事实上，从改革初期到现今，各种自然灾害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损失逐年增加并且渐成几何倍数增长。农民承担的风险越来越大，急需相应的农业保险来转移风险，为农民提供经济补偿。但恰恰是在农业风险日益增大的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农业保险业务不断萎缩，保费收入也从1992年最高峰的8.6亿元下降到2004年的3.37亿元，2004年的保费收入与2003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5%，与1992年的最高峰相比竟然下降了56%。如果按照2.3亿农户计算，户均投保额尚不足2元。与此同时在保费收入大幅下降的同时，农业保险的险种也在不断的减少，由最初的60多个下降到了目前的不足30个。农业保险的急剧下降与农业成灾损失的急剧上升以及农业生产发展对其的需要形成鲜明的反差。农民对商业化的农业保险缺乏有效的需求，首先是因为作为投保主体的农民收入水平较低，而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农民真正的可支配收入较少。全国农民的人均收入与同期城镇的居民相比少得可怜。因此相对于农民而言，按照商业化原则确定的保险费率较高，抑制了农民的有效需求。此外，农民多半以家庭为单位的超小规模，农业生产的预期收益较低，也使农民不愿意付出高额的保险成本。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严重不足，必然导致农业保险的保险范围更加窄，规模更加小，很难满足保险经营所依赖的大数法则。经营农业保险的公司风险过于集中，赔付率过高，一般的商业保险公司无法获得直接的经济效益。这势必导致农业保险萎缩。大部分的农业风险无法转嫁，从而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的稳定与发展。

（二）农业保险的费率很高，而农业风险保障严重不足

农业保险的保险费率远远高于一般财险和人寿险的费率。如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的农业保险费率约为5%～12%，其中玉米、小麦为5%，棉花为6%，甜菜和蔬菜达到10%，而一般财产保险的保费率仅为0.2％～2%。农业保险保费之所以居高不下的原因是农作物损失率和养殖业死亡率很高。如我国西部一些地区粮食作物的灾害至损率通常在7%～13%，棉花的灾损率在9%～18%。农作物损失率和养殖业死亡率高必然导致农业保险的净保费率也很高，只有这样保险经营者才能弥补成本并盈利。而与一般大多数农民的年收入水平相比，这样的收费标准是绝大多数农民无法承受的。于是，就出现了这种矛盾境地：一方面是农业保险的费率高居不下，另一方面是农业风险保障严重不足。他们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起来。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全国粮食作物的承保比重只有0.01%，棉花仅为0.02%，大牲畜1.1%，家禽为1.3%，水产养殖1.3%.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如加拿大，它的农保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65%，日本这一比例更是高达90%左右。相比之下，我国农村绝大多数的种植业和养殖业并没有投入相应的农业保险，因此由此所造成的损失也就无法得到有效的补偿。即使出现了一些巨大的灾害事故，农民通过投保农业保险获得的补偿也十分有限。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1998年，我国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灾害，而农业为此付出了惨重的损失，然而灾后农业保险的赔付金额却不足几亿元，这根本就无法达到补偿农业经济，恢复农业发展的目的。

（三）农业损失的高赔付率与商业保险经营目标的违背

由于我国农业保险承保的风险不仅发生概率高，而且损失集中、覆盖面大，因此其赔付率也远远高于一般的财险。1982－2004年，全国农业保险保费的收入为80.98亿元，累计赔付支出为70.65亿元，赔付率高达87.24%，大大高于一般财产保险赔付率53.15%的平均水平，也超出了保险界公认的70%的临界点；如果再加上其他费用，农业保险的平均综合赔付费率就已经超过了120%，农业保险经营长期处于亏损状态，这也是许多商业保险公司所不愿看到的。农业风险在时间和空间上分散不够充分，并且很容易形成巨灾损失，导致保险公司的实际赔付率高于预期的赔付率。此外，农业保险中还存在着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同样也是农业保险赔付率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保险商品的费率是根据风险单位集合的平均损失率来确定的，而高风险单位倾向于购买保险，或原来低风险的单位参保后从事高风险的农业项目，从而使保险公司的赔付率上升。由于农业风险的地域差异性和个体的差异性比较大，使得农业保险的逆向选择更为严重。而且受农业生产的经营属性及小农意识的影响，农业保险的道德风险难以有效的控制。就拿前几年的禽流感疫情来说，某个村子只有几个养鸡户投保了养殖险，可是一旦出现了疫情村里其他的养鸡户就都将死鸡放到投保户那里来寻求赔偿，直接导致了赔付率的直线上升。

三、国外农业保险的成功模式

（一）美国统一完善的保险模式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它的农业保险走的是国家和私营、民间和政府相互联系的双轨制模式。

它的农业保险模式具有如下的特点：

政府给予大力的财政支持。美国将农业保险计划作为农业灾害保障的主要形式，使其成为社会福利制度的一部分，政府对农业保险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大力支持。政府每年为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和农民因灾损失获得的经济补偿对保证农业的顺利开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实行国营公司与私营公司双轨制经营。对于雹灾险等单一险种，由私营保险公司承保。对于多重险，则由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承保或由私营保险公司承保，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与此同时，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等一些政策性机构为投保人支付一部分保费以减轻他们的负担。

农业保险实行法制化。美国很早就颁布了《联邦农作物保险法》，明确规定了农业保险的相关条款，使得农业保险主体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同时也为农业保险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日本健全稳定的农业保险模式

日本作为当今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其农业特点也是经营分散、个体农户规模较小，与我国的经营现状极为相似。但日本政府为应付自然灾害给农业带来的不良后果，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推出了农业保险，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逐步形成了民间非盈利团体经营、政府补贴和再保险扶持模式。

它的农业保险模式具有如下的特点：

日本的农业保险组织形式采用“三级”制村民共济制度，即市、町、村直接承办各种农业保险业务的共济组合、承担农业共济组合分险业务的都府县共济联合会、承担各共济联合会再保险的全国农业保险协会，三重风险保障机制，将农业风险在全国范围内分散。

政府对农业保险给予大力支持，法律规定对农业保险实行分保，对投保人实行保险费率的补贴，规定了水稻、小麦等农作物补贴费率。县以上农业联合会的全部经费和农业共济组合部分费用由政府负担。政府作为农业保险的后盾，它接受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的再保险，这样就保证了各共济组合的经营稳定性。

实行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对于一些关于国计民生的农、林、鱼等实行强制性保险，而实行自愿保险的有农户的建筑物、农机、农房及家财等。

四、结合我国国情完善农业保险制度的方案

美国、日本的农业保险模式为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完善提供了有益的经验，现归结如下：

（一）在国家给予相应的政策性扶持下，建立农业保险政策性业务、商业化运行模式

由于农业保险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一般商业保险公司不愿意承保。所以国家和政府应承担起保障农业保险健康发展的责任，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扶持。一方面对经营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进行费用补贴和税收减免，鼓励其经营农业保险，增加农业保险供给。另一方面对投保农业保险的农民给予保费补贴，使他们能买得起农业保险，以增加其对农业保险的需求。

（二）尽快建立多层次的农业保险体系

像日本等发达国家那样通过建立组织严密而有序的多层次保险体系。基于我国农业以家庭生产为单位，种植规模较分散的现实状况，我们应在国家的积极引导下成立民间的农业保险互助组织，以区域划分为主，让其自身参与管理。这样农业保险互助组织的参与者既是保险人又是被保险人，他们之间的关系既是合作的关系又是相互监督的关系，从而可以较好的防范农业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发生。对于关乎国计民生的主要农作物、牲畜等由国家成立专门的保险公司采取强制入保的方式承保。当发生较为严重的风险时由农业再保险公司给予补贴，政府通过特殊的救灾政策给予扶持。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农业保险体系，既保证了农业保险的深度，又保证了农业保险的安全性。

（三）建立健全我国的农业保险相关法规，把我国的农业保险纳入法制化轨道

我国农业保险落后的原因之一是由于至今还没有一部健全的《农业保险法》，使得农业保险的主体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在具体运营时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而美国早在1938年就颁布了《联邦农作物保险法》，对开展农作物保险的目的、性质、经办机构等都作了明确规定，为农作物保险业务的开展提供了法律依据。因此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急需健全的法规体系予以保障。为此我们应加快农业保险的立法，以法律的形式规范农业保险的经营主体、参与主体、收益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明确政府在开展农业保险中应发挥的作用和职能。从法律和法规制度上，保障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健全。

综上所述，健全我国农业保险制度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们应该正视我国目前农业保险的现状，正确认识其存在的矛盾和问题，通过政策性力量的引导，凭借立法、行政等手段来健全我国农业保险制度，扫除其发展道路上的羁绊，以解决我国农业生产的后顾之忧，提高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从而推动我国农业健康稳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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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保险制度范文篇2

中国幅员辽阔，是一个农业大国。但地形复杂，气候多边，农作物病虫害种类繁多。而农业保险却严重滞后，与目前的整个保险业迅速上升的势头很不相称。近21年来，农业累计保费收入仅为83亿元，2002年仅为3.3亿元。农业保险的供求格局一边是保险公司农业保险业务下降，另一边是迫切需要农业保险的农户无处投保—中国农业保险：路在何方？

Abstract

Chinaisvastinterritory,isalargeagriculturalcountry.Butterrainiscomplex,climatechangeable,andtherearemanytypesofcropdisease.Theagriculturalinsuranceactuallylaggedseriously,notverysymmetricwithinsurance''''sfastascendanttrend.Inthepast21years,agriculturehasaddeduptopremiumincomesonly8,300millionyuan,andonly330millionyuanin2002.Thesupplyanddemandpatternoftheagriculturalinsuranceisthattheagriculturalinsurancebusinessofinsurancecompanydropsononeside,whetheranothersideurgentneedagriculturalpeasanthouseholdofinsurancehaveplacethatisinsured-China''''sagriculturalinsurance.Whereistheway?

关键词：农业保险Theagriculturalinsurance

再保险Reinsurance

一、引言

我国是农业大国，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三个要素都处于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的威胁之中。仅据全国植物保护总站1973-1992年统计，全国农作物因病虫害受灾面积平均每年1.7亿公顷以上，损失粮食总产量10%以上。1998年我国遭受百年一遇的洪水，直接经济损失达1666亿元。今年淮河水灾，今安徽省颖上县八里河镇直接经济损伤达8654亿元，而这些损失绝大多数将由农户自己承担。面对广大农户一夜之间倾家荡产，20年来建立起来的农村保险补偿制度近乎完全失灵。

二、农业保险的定义及分类

（一）农业保险的定义

农业保险是指专为农业生产者在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过程中，对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保障的一种保险。

（二）农业保险的分类

我国开办的农业保险主要险种有：农产品保险、生猪保险、牲畜保险、奶牛保险、耕牛保险、山羊保险、养鱼保险、养鹿、养鸭、养鸡等保险，家禽综合保险，水稻、蔬菜保险，森林火灾保险；烤烟保险、西瓜雹灾、香梨收获、小麦冻害等保险。

三、我国农业保险的现状

（一）农业保险制度不完善

农业保险缺乏立法支持。农业保险通常是政策性保险。要使农业保险发挥应有的作用，离不开法律的支持和推动。世界上多数国家对农业保险都给予了法律上的支持。美国1994年颁布的《农作物改革保险法》，取消了政府救济计划，通过4大险种把所有农作物生产者都纳入农作物保险计划，这4大险种是：提供基本保障的巨灾保险、提供较高保障水平的扩大保障保险、集体保险和非保险作物保障计划。该法还规定，不参加政府农作物保险计划的农民，不能得到政府其他计划的福利，如农户贷款计划、农产品价格支持和保护计划的支持等，对农作物保险实行事实上的强制参加。该法的实施，使保险作物从1980年的30种扩大到47种；农作物保险投保率大为提高，1995年农作物保险承保面积达2.2亿英亩，占当年可保面积的82%，是美国农险历史上承保面积占可保面积比例最高的一年。

我国对这项政策性保险业务至今尚无一套完整的法律、法规及相应政策予以扶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对农业保险的规定是，“农业保险必须自愿加入，任何人不得强制”。1995年颁布的《保险法》提到，“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近年来，每年都有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呼吁出台农业保险法规，但目前仍未见这一“另行规定”。由于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政府在农业保险中的职能和作用，致使我国政府支持农业保险的随意性很大。

农业保险缺乏政府支持。国外农业保险，强调利用政府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等手段，配合市场机制、价格机制的共同融合来支持农业保险的运作，确保农场主、农户的实际利益得到保障。美国通过成立专门从事农业保险的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把农业保险从商业保险中分离出来。俄罗斯则是国家直接参与农业保险的经营。

我国的农业保险，却长期处于自主经营状态。政府既没有拿出资金对农业保险进行补贴，也没有给予投保农户减税等优惠条件，更没有出资建立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公司，这些都导致了农业保险的吸引力明显不足。

（二）现有的农业保险业务进一步萎缩

自1982年我国恢复农业保险以来，先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独家经营农业保险，之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产保险公司开始经营兵团系统内部的农业保险，到80年代后期，民政部门开办农村救灾保险。其他经营主体也或多或少地做过尝试，但由于经营亏损严重，都相继退出了农业保险领域。目前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就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产保险公司。

应该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产保险公司经营得较为成功。一则它的政策支持和优惠较好地解决了准备金积累问题；二则该公司实行全兵团统保，既有效防止了逆向选择，又使风险充分分散，使责任准备金能够在各险种之间调剂使用，公司与场、团的合理利益分配机制也解决了展业和理赔的困难。然而，这种经营机制是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现行生产机制为基础的，难以得到推广。

目前，全国的农业保险业务日益萎缩。1993年，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达8.29亿元，占当年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3.58%；1997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为15.4亿元，占财产保险保费的1.41%，比1993年下降2.17个百分点；2000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为5.26亿元，占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比重仅为0.9%，比1997年又下降了0.51个百分点。

（三）农户风险意识淡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严重

国外农业保险的发展，得益于市场的长期酝酿。日本从开始建立农业保险到农业保险制度真正建立起来，花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美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中国的农业保险，恰恰缺少这个“孕育”过程。

长期以来，我国农户生活在“靠天吃饭”的阴影下，产生了一种思维定式——“老天爷才是收成好坏的决定因素”，人是违背不得的。

随着农户风险意识的提高，也有不少人投保农业险，但由于农户文化素质普遍较低，道德诚信的意识水平不够高，因此保险公司时常被农户的道德风险所困扰，同时逆向选择问题也令他们头疼。黑龙江省某村庄，只有几个养鸡专业户投保了养殖险，可当出现了鸡瘟时，村民们就把全村的死鸡都放到了投过保的养鸡户那里，去找保险公司索赔。面对这么多死鸡，保险公司很难辨认哪些是承保过的，哪些没有承保。如果全赔，公司将损失惨重；若拒保，又会被诉至媒体或法院，最终使得保险公司进退两难。

政府、保险公司、农户没有结成利益共同体。当前我国农业保险的现状是：政府管得少，保险公司不愿管，农户没人管。从政府的角度看，国家财政比较困难，而需要发展的地方很多，暂时拿不出很多资金支持农业保险，同时农业投入大，见效慢，短期内回收投资是不可能的，故政府不愿意把过多的资金用于农业发展。从保险公司的角度看，我国的保险市场长期由国家垄断，保险公司之间缺乏竞争，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更重要的是，缺乏从整个国家高度考虑农业问题的战略眼光，自然不愿意经营不盈利甚至是负利的农业保险。从农户的角度看，相当一部分农户不相信保险，认为保险是负担，是一项不必要的支出，而另一部分投了保的人，心理也是忐忑不安，害怕到时候得不到赔付。一旦发生保险事故，就千方百计地从保险公司获得尽可能多的赔付。他们将最容易出险的农作物投保，造成了逆向选择；索赔时，将没有投保的农作物也一并要求保险公司赔付，导致了道德风险的产生。

四、我国农业保险存在的问题

（一）农业保险的高费用、高费率与农民购买力较低的矛盾。

农业生产由于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交织、自然灾害的频繁和范围广泛等特点，使得其风险损失率较高，加之农产的分散，展业不便，成本很高，使得农业保险比起其他财产保险(例如家庭财产保险、企业财产保险)价格高得多。各国的经验表明，一切险农作物保险的费率在2—15％之间，比之家庭财产、企业财产的损失率(1％。左右)高出十几倍到几十倍，而农业保险面对的是收入较低的投保人。特别是我国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主要从事小规模种植业的农户，一般来讲大多缺乏为其农牧业生产项目投保的支付能力，要让他们自愿购买农业保险这种特殊产品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收入较低并不是农业保险参与率不高的唯一原因。研究表明，即使农民收入较高的国家，如果按照农作物的损失率厘定保险费率，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自愿投保积极性也都不高，所以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农业保险比较发达的国家，政府都给予较多的保费补贴。墨西哥的有关实证研究表明，政府的保险费补贴低于2／3，大多数农民不会自愿投保。

（二）农业和农业保险的较低预期收入与发展农业保险的政策目标的矛盾。

在我国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或中西部的城市郊区，农户的收入相对较高，但这些地区在自愿投保的条件下，农户也很少有投保的意愿。我们曾经在广东地区做过调查，当地的保险公司出于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目的，积极开发难能为公司赚钱的农业保险险种，地方政府为了振兴当地农业，非常支持农业保险，有的还补贴部分保费。但是由于对于从事大田作物的农产来说，农业的预期收益相对于其从事乡镇企业或外出打工的收入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一亩水稻就是产500—700公斤水稻，毛收入也不过几百元。部分农民甚至将农田无偿转让给他人种植。而农业保险的补偿水平一般不会超过当地前几年平均产量的70％，连农作物收成本身都没有兴趣，更不可能有投保农业保险的热情了。

（三）农业保险利益的外在性与保险双方长远利益的矛盾。

理论分析表明，农业保险的利益从长远来讲是外在的。因为农业保险能为农业提供风险保障，使其解除后顾之忧，即使在风险较高的地区，农民会因保险而不回避农业风险，从而增加农业产量。日本在战后通过立法(《农业灾害保障法》)强制土地面积超过一定面积的农户参加农业保险，使自然条件较差，农业风险较大的北海道等地区的农民，也种植当时国内极缺的水稻等农作物，加上其他条件，使其用了不到10年时间，就解决了粮食问题。稳定了国内粮食价格。如果用福利经济学进行分析，农产品供给的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必然引起价格下跌，使农产品消费者的福利增加，而生产者剩余在一定时期内虽然会因产量的增长而增加，但从长期来看会减少。因此，农民购买保险，保险双方当事人从根本上来说，并不得益。换言之农业保险的最终受益者是农产品消费者。这实际上是在商业性农业经营的制度下，农业保险不能成立的经济学原因。(参见《中国农业保险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p97—98，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一版)。

五、我国农业保险的制度选择

（一）政府主办，政府组织经营的模式

这种模式的基本格局就像社会保险，由政府主办，并由政府设立相关机构从事经营。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成立专业性的隶属于中央政府或其某部门的中国农业保险公司，以该公司为主经营全国农村保险业务，它既可以经营农业(种植和养殖业)保险，也可以经营农村的寿险和其它财产保险，其传统的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的亏损可以通过农村寿险和其他财产保险得到弥补。各省、市、自治区相应建立分支机构，具体业务由县支公司及其人组织办理，并以县为单位，进行独立核算。农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农作物保险主要是一切险保险和(或)多重风险保险除政府的农业保险公司外，也允许商业性保险机构、合作社和相互会社经营农业保险业务，各种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组织机构都必须由农业保险监管部门审核批准，各自业务范围应依法规范。成立专业的中国农业保险公司是一种政府、整个保险业、单个的保险公司和农民四方受益的举措，对政府来说，农业救灾的压力可以减轻，农业生产风险在全国的分散可以保持地方农业和整个经济的稳定；对于保险业来说，农村这块潜力巨大的市场尚未开发，由专业的农业保险公司在政策的扶持下着力开拓农村市场，对保险业的持续发展十分有利；其它的商业性保险公司可以选择进入农村市场，与农业保险公司合作或竞争，也可以选择暂时不进入农村市场，等农业保险公司在农村“垦荒”完毕的一个恰当时机，以较小的成本进入农村市场；对于农民来说，他们本身就是农业保险风险分散机制的最大受益者。

第二，由中央政府统一组建政策性的全国农业再保险公司(也可以由目前的中国再保险公司兼营这部分业务)，其职能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再保险机制，使农业风险在全国的范围内得以最大程度的分散，维持国家农业生产稳定；二是补贴各省、市、区农业保险的亏损，这种补贴不同于一般的民政救济，它是一种差额补贴，专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一般的保险互助合作社或愿意经营农业保险的其它商业性保险机构，可以按低于农业风险的实际费率来承保，当赔付率超过一般赔付率时，由国家再保险公司来补足，所以这是一种差额杠杆撬动机制，既可以保证农民以可以接受的费率参加保险，又可以撬动一般的保险机构以不少于社会市场利润率的水平来承保农业风险。由于它发生作用的范围是参加了保险的人，因而也就调动了被保险人、保险人双方的积极性。在这里，国家是通过差额调节来保证农业保险发展。

第三，根据有关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建立农业保险专项基金。保险基金通过多种渠道(政府、消费者、销售者、加工者和生产者)和方式(除收缴保费外，还可征收专项税、费，如广东那样)筹集，由全国农业再保险公司统筹使用，由税务、财政部门征缴和管理，做到“征缴、管理和使用三权分离”，避免渗漏。

第四，实行法定保险和自愿保险相结合。根据政府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经济和社会目标，对有关国计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有重要意义的少数几种农林牧渔产品的生产实行法定保险，其他产品的生产实行自愿保险。宜将农业保险和农业信贷结合起来，凡有农业生产借贷的农业保险标的，即使自愿保险项目也应依法强制投保，政府至少对法定保险险种提供保费补贴。此外，农产品加工部门和农产品消费者都应通过一定的渠道分担部分保险费。保费补贴和分担可因保险险别、险种、保障水平的不同和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有所区别。

第五，农业保险的经营是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全部或大部分经营管理费用由政府拨付。政府还应给予农业保险经营免征一切税赋的优惠，以利于其总准备金的积累和长期稳定经营。

第六，除了经营农业保险外，农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商业性保险如农村财产和人身保险的险种(如农房、人身意外伤害等)的税赋电可适当减免。使其可用这些险种的盈余补贴农业保险。

第七，为保证上述各项能够顺利贯彻实施，必须先制定和颁布有关法规，因此，《农业保险法》的制定是当务之急。

鉴于各地情况的较大差异，农业保险的决策和经营主体可以下放到省、市、自治区，类似加拿大那样。举办农业保险与否，成立农业保险公司的迟早，由省、市、自治区依据本地情况自行决定。各省、市、自治区的农业保险公司可以作为独立法人，独立经营，自成体系，自求财务平衡。在统一的经营体制框架和总的原则下，各公司经营范围、强制和自愿保险的标的、保障水平、补贴水平等允许有差异。在各省、市、自治区自主决策、独立经营的体制下，中央农业保险公司不直接经营农业保险业务，而主要经营全国农业保险的再保险业务，或者就成立农业再保险公司，并通过全国再保险公司给予举办农业保险的省、市、自治区一定的资金扶持。从国外的实践来看，这种灵活的体制，适应各地经济发展的差距。上海市试验的政府推动、以险养险、保险公司具体经办的模式，就是我国地方政府办农业保险的一个比较成功的范例二）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

我国商业保险公司试验经营农业保险已有不短的历史，美国近10年农作物保险制度改革的成功经验也表明，由商业保险公司在政府政策性保险经营的框架下来经营农业保险也并不是一条无效之途。

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就是在我国政府统一制定的政策性经营的总体框架下，由各商业性保险公司自愿申请经营农业保险和再保险。具体设想是：

第一，在中央设立“中国农业保险公司”或“中国农业保险管理公司”，该公司是隶属于中央有关部门(财政部或农业部等)的事业性机构，不直接经营(或少量经营)农业保险业务，其经费由财政拨款。该公司主要负责全国农业保险制度的设计和改进；对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进行统一规划，研究制定具体政策；设计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具体险种；接受和审查有意参与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经营的商业保险公司，并根据各商业公司每年经营农业保险的业务量向保险公司提供经营补贴；向各经营农业保险的商业性公司提供农业保险再保险，对经核准的商业保险公司依法开展的农业保险业务情况施行监督。

第二，允许商业性保险公司(主要是财产保险公司)自愿申请经营由政府提供补贴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项目，政府的补贴可分为保险费补贴和经营管理费补贴，具体补贴比例和(或)数额因政府的财力状况和不同险种而有异。获准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商业性保险公司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中国农业保险公司(或中国农业保下管理公司)对商业保险公司经营规定的农业保险业务，除补贴外不承担其它责任。

第三，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主要经营中国农业保险公司设计的基本险种，采用规定的费率规章，也可以自行开发自愿投保的农业保险险种，但自行开发自愿投保的农业保险险种，需经中国农业保险公司审查和批准后，才可以出售。保险展业、核保、理赔均由商业保险公司直接或通过其人进行。

第四，这种制度下的农业保险项目要实行法定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对少数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作物和畜禽的一切现货多重风险保险项目，有必要实行法定保险，以避免逆选择和道德风险，降低项目的经营管理费用和便于风险在尽可能大的空间上分散。其它作物和畜禽的多风险责任保险和单一风险责任的保险项目可以实行自愿保险。政府只对法定保险项目给予补贴。

第五，政府对商业保险公司所经营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项目还应该给予财政和金融方面的支持和优惠政策。对法定保险项目应免除营业税和所得税，自愿保险项目也应该免除大部分税负，以利其健康经营。

第六，中国农业保险公司要为经营农业保险公司的商业保险公司提供农业保险再保险，其它国内外商业性保险、再保险公司也可以向其提供再保险，再保险可以采取自愿方式，必要时也可以采取一定范围的法定分保方式。

第七，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同样离不开各级政府部门的支持与协助。在我国如此分散和规模狭小的农户经营的农业制度下，其展业、承保、签单、防灾、查勘、定损和理赔，离开了各级特别是乡镇、村的支持与协助，不仅成本很高，还会因难以有效防范道德风险和逆选择而使其归于失败。

农业保险制度范文篇3

关键词：农业保险；非正式制度；制度变迁；制度创新

现阶段，我国农业保险体系内的正式制度安排依旧十分薄弱，非正式的制度仍发挥很重要的作用，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的有效替代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就要求在构建完善农业保险体系过程中进行思路上的创新，充分发挥非正式制度的积极功能，在制度和文化层面上使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并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取得理想的制度变迁效果。

一、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历史演进

伴随着农业的发展和演变过程，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经历了巨大的变迁，正是非正式制度变迁使农业保险制度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1.我国古代农业保险思想的原始形态。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就是在与各种灾害的不懈斗争实践中，萌生了对付灾害事故的保险思想和原始形态的保险方法。在中国漫长的农耕时代，为应对纷沓而至的水旱饥荒，“积蓄备荒”的保险思想贯穿了我国整个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各朝统治者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王朝，在大灾之后保持社会的稳定，各种仓储制度应运而生。这种以实物形式的救济后备制度，具有政府统筹、带有强制性的保险的性质，在民间多采用“积谷防饥”、“养儿防老”形式的自保与互助风俗制度，从某种程度来说，几千年封建农业社会积淀下来的最具代表性的风险保障思想与非正式制度，时至今日仍在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2.我国近代农业保险思想的产生。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和长期闭关锁国的社会条件下，近代农业保险思想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和农村经济发展极为困难的条件下逐步形成的。一些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深受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和技术，“师夷之长技以制”，他们在吸取我国古代原始保险思想和西近代保险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我国近代的农业保险理论和思想。为发展民族农业保险，少数省份在个别地区试办过农业保险，但多以失败告终。虽然引进了西方近代保险的原理、方法和观念，但在自然经济仍居主导地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其影响极其有限。

3.建国后我国保险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建国后，我国的农业险理论和实践基本上是借鉴苏联的经验，在国家保险理论指导和意识形态影响下，我国农业保险业从创建之初，就具有明显的“财政性保险”的特征，虽然也发挥着风险补偿、防灾防损等作用，但这并不是发展农业保险的目的，业务基本上是依靠政府的行政命令来推动的。制度建立以后，农业保险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并完全由国家救灾方式所代替。经济转型时期农业保险制度虽然在重新培育，但迄今仍然没有摸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发展的农业保险道路，仍没有在农业保险的制度安排与创新方面取得突破，由于制度缺失，我国农业保险陷入了“需求不足、供给短缺”的市场失灵境地。

二、我国发展非正式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纵观几千年来中国保险思想发展史，非正式制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根植于农业社会、以国家为主导、以社会救济为主要内容的古代保险思想有利于农业保险的形成，但却阻碍了现代农业保险的发展。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一贯注重伦理道德、意识形态等精神因素作用的历史惯性，对人们的行为影响深远，人们习惯于从过去的经验和传统中寻找依据和方法，这就使得传统观念、行为习惯对农业保险制度变迁的影响和制约特别突出，再加上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长期投资，也使人们形成了注重行为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的思维习惯。也正是因为如此，适应农业保险发展要求的非正式制度——意识形态、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建构尚未完成，而非正式制度的匾乏影响了农业保险的需求和供给。

非正式制度通过双重作用影响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变迁，一方面降低交易成本，强化激励机制，提高经济绩效，成为农业保险发展的强力剂。长期实践中积淀下来的意识形态和习惯准则，作为一种个人与环境达成“协议”的交易工具，形成一种个人与外部世界的确定关系，大大简化了人们认知、选择的过程，节约交易费用。同时，它所包含的与公正相关的道德评价，也缩减人们在相互对立的理性之间进行选择时所耗费的时间和成本，降低交易费用，也有利于正式制度的正常运行。作为一种社会调节机制，由于非正式制度往往表现为世代相传的习俗与行为习惯，因而在一定条件下，其内在的凝聚作用规范了社会成员行为。尽管这种规范性不具有国家强制性，由于其本身凝结着社会成员对往昔现象、经验或祖先的某种程度上的崇敬，所以人们往往会以传统为参照系来指导自己的行为。有效的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成功的遏制“搭便车”、损人利己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克服这些行为固然要靠正式制度来制约，但正式制度不论在质上还是在量上都存在着许多无法达到的空间，这些空间只能靠主体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来自觉维持。从某方面来说，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也是一种人力资本，当人们认同于某种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时将形成一种巨大的行为激励，提高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益。尤其是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特别的人力资本更是效果显著，合乎理性的意识形态能够有效淡化机会主义行为。当然，非正式制度的自发性、持续性等特点也往往使其成为阻碍制度变迁与创新的因素，陈旧的非正式制度安排难免会延长制度变迁的时滞，强化制度创新的路径依赖，也会干扰正式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扰乱社会运行的秩序，从而加大社会运行的操作成本，降低制度绩效。

某种程度上讲，人类的各种风险应对策略的历史发展沿革表明农业保险制度是一个文化层面的东西，那么在正式保险制度移植中简单的工具性的移植和借用是存在问题的，任何制度不能脱离其存在和发挥作用的环境——文化。不顾客观规律的强制性的制度移植，完全可能造成制度实际运行中的扭曲，最终增大制度运行本身和未来变迁的社会成本。这也是近代农业保险制度在我国运行产生南桔北枳问题的根本原因。有效保护私人财产权利是一个国家成为名副其实的法治国家的标志，但法治国家不仅仅表现为国家制定出完整和先进的法律条文体系，更重要的培育法治的契约文化，文化的培育就需要漫长的过程，这受制于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农村城镇化进程、农村人口家庭观念的变化和农民文化观念的变化高度相关。这些影响因素的性质及变迁的规律决定了非正式保险制度的长期存在，如农业系统性风险、信息不对称和双重正外部性，诚信意识问题等等。

无论怎样发展农业保险，一旦其赖以存在的信用基础出现了问题，由于监督人的行为成本高昂，许多对合作双方都有利可图的交易，在缺乏道德共识的环境里就会无法实现，便不可能保证农业保险稳定地正常运行。

三、加强非正式制度建设，促进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创新

由于非正式制度存在形式上的分散性、变迁上的自发性、连续性特征，因而其创新具有与正式制度完全不同的特点，不能像正式制度那样易于采取自上而下的强制变迁形式，可以采取诱致变迁的形式，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重视习俗影响，塑造道德理念和建构新型文化，加强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

首先，我们要重视习俗影响和塑造道德理念。现代的农业保险制度是在以英美为主的具有浓厚契约传统西方国家发展起来，我国从逐渐引入西方现代农业保险机制的过程中，虽然机制所需要的正式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起来，但机制运行所需要的契约观念、守信观念、守法观念等却还没有树立起来和充分发挥作用。要克服这种制约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现象，就必须努力树立契约观念，建立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观念、消除那些与市场观念矛盾的道德和习俗观念，并对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进行仔细甄别，除去陋习，保留精华。

其次，我们要塑造道德理念。自愿互利的农业保险其实就是一种市场交易，而维持和优化市场交易秩序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就是利人利己。道德与不道德的分界线，就是保险主体是利人利己，还是损人利己。通常，道德规范建设具有系统性，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参与者诚信或失信的识别机制，形成俱乐部规范，诚信或失信的激励和惩罚机制，这需要标本兼治、着力治本。治本主要是制度建设，特别是信用制度建设。道德规范建设实际上是形成农业保险主体共同遵守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如诚信就是现代农业保险中共同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功能是克服机会主义行为，提高遵守合同的自觉性。因此，道德规范建设的意义是使守信成为自觉的行为，自觉的遵从。当然，我们不仅要反对泛道德主义，也要反对那种泛法律主义的倾向。实际上传统儒家伦理看重的，不是去制定这样或那样的规则、规范，而是强调在道德生活中树立榜样。人们在生活中更多地不是从规则、规范里学会道德的行为，而是从家人、父母、邻居、同伴以及历史生活的实例、榜样中来学习和培养道德感、道德习惯和道德情操的，培养健全的人格就是我们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这有助于我们克服目前农业保险乃至社会所面临的诚信、责任问题，而培养健全的人格，依靠“德、智、体、群四育并重”，使人们的品质得到升华、认可和尊重。

最后，我们要建构新型保险文化。在保险制度的变迁过程中我们也面临着保险文化转型的任务，在非正式制度安排方面要建立起与保险制度相适应的文化氛围，努力营造一种自由、自主、竞争、效率、契约的保险文化，不断探索和积累反映保险运行规律的各种经验和知识，以支持保险经济的有效运行。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保险文化，从根本上促进非正式保险制度的变迁。尤其在我国这种政府主导强制性制度变迁与传统思想文化影响之深的情况下，当农业保险机制的正式制度发生了变迁时，如果缺乏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文化等非正式制度支持，传统的非正式制度不发生变迁或变迁速度过慢，这势必会影响农业保险正式制度甚至金融市场经济秩序的型构。而根本的方法就是彻底打破传统的农业经济体制，扩大保险思想文化意识的教育与影响，切实推进保险文化基础的建立，加强相关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宣传。只有处理好了两者之间的关系，能保证农业保险长期、稳定发展并提供良好的运行环境，降低其运行成本。

四、结论

实践证明，非正式制度因素深刻影响了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今天，我们推进农业保险制度的创新，就必须尊重国情和传统，加强非正式制度建设，努力寻找文化传统与现代农业保险体制之间的契合点，不断试探、不断融合，才能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实现制度创新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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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毅失.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37-44.

农业保险制度范文篇4

1．西班牙农业复合保险制度中的业务制度

西班牙农业复合保险主要包括畜牧保险、农作物保险、森林保险这3个方面，其中畜牧保险主要承担在保险合同范围内所确定的疾病或者意外造成的损失；农作物保险主要承担干旱、冰冻、火灾、冰雹、飓风霜冻、雪灾，以及病虫害等自然灾害；森林保险则主要承担森林火灾造成的损失，这里的损失不仅包括在灭火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和损失，同时还包括在这个过程中造成的人员伤亡的赔偿。农民以自愿的原则进行投保，可以选择个人投保，也可以选择集体投保，政府保有实行强制保险的权利，必要时可自行决定是否强制保险。

2．西班牙农业复合保险制度中的财政补贴制度

西班牙农业符合保险制度中的财政补贴制度主要可以从补贴标准、保险费率以及政府调控3个方面进行阐述。首先，就补贴标准来说，对于不同的投保主体，保费补助标准也有所不同，如对女性农民的补贴标准高于男性农民，对全职农民的补贴标准高于兼职农民，对集体投保农民的补贴标准高于个人投保的农民。其次，对于不同农作物的保费，补贴标准也有所不同，如对粮食等谷类作物、马铃薯等蔬菜类作物，以及棉花等工业用农作物，其保险费率均为18％，但是对没有灌溉条件的谷类作物、甜菜等，其保险费率均为28％；对同一作物，根据具体情况实行不同的保险费率，如对橄榄稳定产量保险的费率为28％，而对橄榄自然灾害保险的费率为18％。最后，政府通过对保费补贴和保险费率标准的调整和控制对整个农业种植结构进行调控。政府如果想抑制某一产业的发展，那么只需减少保费补贴或者提高保费费率就可以实现。

3．西班牙农业复合保险制度中的管理监督制度

任何一项制度的建立都必须要有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西班牙农业保险制度虽然建立的时间不长，但是其管理机构还是比较健全的，部门之间的相互职责也都有明确的界限。《农业复合保险法》规定，农业保险政策的主要制定机构是隶属于农业、渔业和食品部的国家农业保险局，它所有的实施细则都是由国家农业保险局提出和展开，其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则主要来自地方自治政府、农业合作社、国家财政部门以及农业复合保险公司协会的代表成员。在这里国家农业保险局的作用主要负责农业保险活动中的协调和联络机构，同时还要对农业保险体系实施管理，通过对其体系的分析和研究，为农业复合保险的发展制订科学、合理的发展计划，促进农业保险合同条款的制定以及推广等各项活动的顺利开展。

二、中国农业保险的发展现状及制度中的不足

1．中国农业保险发展仍然处于落后状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险业整体获得了迅速发展，农业保险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进步，2000年中国总保费的收入约为1600亿元，而同期农业保费的收入仅有4亿元，到2009年，农业保费增加到了130亿元，创下了历史新高，但是这个数据仍然只是总保费的1．2％，由此可见中国农业保险在总保险业中占有的比例很小并且发展处于落后状态。

2．中国自然灾害引起的农业损失严重

中国每年农作物播种面积有13万hm2，其中1／3都会受到灾害的影响，灾区面积占受灾面积的1／2，这都为农业生产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目前，中国农业保险主要还是以商业保险为主，而众所周知商业保险的最终目的是追求最大的经济效益。再加上农业保险收入不高、风险比较大，且赔付率很高，政府的补贴也比较少，农业保险一直处于亏损的状态，这就导致很多商业性保险公司拒绝经营农业保险方面的业务，最终使农业保险业务出现日益萎靡的局面。中国农业保险制度不能为这些受灾地区提供足够的保险保障，这就为灾后的重建和恢复生产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3．中国农业保险制度存在业务逃避的现象

中国国土面积辽阔，气候带由温带、温寒带、暖温带、热带、亚热带以及赤道带的共同存在而呈现比较复杂的状态，使不同区域间农业保险的种类、周期、强度以及频率等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差异，这就决定了中国农业存在的风险因素具有较强的区域性。再加上现在商业保险公司在农业保险经营上还存在着一定的技术障碍，难以为合理的保险责任提供担保，小规模的经营模式也为风险的分散带来了困难，一旦经营不善则难以支付大额的投入资金和技术成本，而现阶段中国与农业保险相关的人才也处于紧缺状态，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保险公司在提供农业保险业务的时候选择逃避的态度。

三、完善中国农业保险制度的措施建议

1．完善法律体系，为农业保险制度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从西班牙农业复合保险制度的建立来看，其法律体系的建设和维护为促进保险制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法制建设为农业保险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和保障，只有通过农业保险法律法规的制定，才能对农业保险的依法经营进行规范和调控。目前在中国还没有一个完善的农业保险法规，这就使农业保险的性质变得模糊，农业保险的经营范围、组织体系、费率制定以及赔付标准等不能用法律进行有效的规范，在实际工作中就表现出一定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因此，中国应该借鉴西班牙农业保险立法的方式，结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制定配套的法规制度，将农业保险经营活动完全纳入法制的轨道，使农业保险有法可依。

2．根据中国具体国情，借鉴西班牙农业复合保险制度的成功经验，选择合理的农业保险发展模式

从西班牙农业复合保险制度成功的经验来看，商业化农业保险经营与政策性农业保险有机地结合起来是对农业保险市场进行调节的有效方法。从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来看，中国农业保险机制应该充分利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等商业保险公司现有的资源以及经营经验，采取市场运作与政策支持两种手段相结合的方式在商业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工作。与此同时，为了给商业保险公司提供相应的政策监督和再保险支持，保证农业保险经营的稳定运行，还应该成立专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和农业再保险公司。另外，一方面，政府应建立相应的诱导机制，建立农业保险补贴基金，直接对农民缴纳的农业保险费用进行补贴，降低农民的负担，促进农业保险需求量的提高，推动农业保险的发展。另一方面，政府还应该为保险公司提供一定的税负减免和财政补贴，这对于提高保险公司经营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

3．加强政府财政部门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吸引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

农业保险制度范文篇5

任何制度的形成、发展都不是自在自为的，总是处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之中，是特定时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现象互动的结果。我国具有漫长的农业经济发展历程和深厚的农业传统，农业保险制度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一）我国古代农业保险思想的萌芽

在我国，小农生产方式根深蒂固，早期的农业保险思想正是根源于封建社会时期的小农生产方式。为保障小农生产方式的延续以维系政权稳定.很早就建立了国家农贷制度，而作为早期我国农业保险思想萌芽的“荒政思想和仓储制度”也相应产生。我国古代的仓储制度作为一种救济后备制度，从组织形式看，是相当严密、完备的，但无论是官府的常平仓，还是民间的义仓，都主要以应付天灾人祸为主，作为一种社会保障形式，其保障范围都是狭窄的，都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与近现代保险制度不可相提并论。同时，小农生产方式也决定了农民个人抵御风险的能力非常弱，在官方支持不力的情况下，民间风险保障主要表现在“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的自助思想与民间自发兴起的一些互助组织和互助风俗制度。可以说，这是我国几干年封建农业社会积淀下来的最具代表性的风险保障思想。时至今日仍在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二）我国近代农业保险制度的形成

我国近代农业保险制度是在农村经济发展极为困难的条件下逐步形成的。1923年“华洋义赈救灾会”在河北省香河县创建了我国第一家农村信用合作社。到了20世纪30年代，我国农村由于受军阀剥削及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破产相当普遍。为了尽快恢复和建设农村经济。有的地方办起了农业保险，但是，农业保险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虽然有少数省份在个别地区试办过农业保险，然而试验的险种十分有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乌江耕牛保险会的尝试。乌江耕牛保险会是我国现代保险史上最早由农民自发建立的相互保险的正规组织之一，属于互助合作团体。1933年上海银行与金陵大学农学院将乌江镇开辟为农业试验区，为了保证试验区发放农业贷款资金的安全，力主农民组成耕牛保险协会，承办耕牛保险。二是北碚家畜保险社的建立。北碚家畜保险社是我国现代保险史上较早开办家畜保险的机构之一。1939年，农本局（即******政府控制粮、棉、纱、布的机构）在重庆农业试验区设立家畜保险经营处，首先成立的就是北碚家畜保险社，以猪为保险标的。三是我国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创立。该公司是旧中国官僚资本兴办的保险公司，初为中国农业银行信托处所属的保险科。1943年独立，定名为“中国农业保险特种股份有限公司”；1945年改组，由农林部参加资本；1947年6月更名为“中国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最高权力机构是董事会。除在重庆北碚小面积试办了一些耕牛和猪保险外，主要经营茧纱保险、盐载保险等业务。

（三）计划经济时期农业保险制度的演进

1.建国初期（1949～1957）农业保险的快速发展

伴随着农村经济整改的顺利进行，建国初期农业保险得到了快速的发展。1949年10月20日.政府首先建立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公司建立伊始就开始试办了农业保险，于1950年首先在北京郊区、山东商河和重庆北碚试办牲畜保险，在北京郊区、江苏南通县和陕西成阳地区试办棉花保险。1954年.为配合农业合作化，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决定重点恢复办理农村保险业务。1956年2月29日至3月17日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保险工作会议，着重研究农业保险工作，农业保险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1958年末，中央政府在武汉举行财政会议，正式决定停办调整保险业务。在这历时8年的试验时间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试办的农业保险收取了大量保费，及时向受灾的投保农民进行补偿，对发展农业经济作出积极的贡献。为开展农业保险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教训。总的来看。建国初期农业保险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

2.制度建立以后（1958～1978）农业保险的滑坡与停滞

1958年10月，在西安召开的财贸工作会议认为，化以后，保险工作的作用已经消失，决定停办国内保险业务，所以农村保险业务又一次停办.直到1981年。这个时期的我国农村，农民主要生活在实物经济之中。农业生产由集体统一组织。风险由集体来承担，农民自身并没有参与保险的动力，加上国家也对农业保险的停办作出了规定，因此.这段时间内农业保险的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农业保险完全由国家救灾方式所代替。

（四）经济转型时期农业保险制度的重新培育

1.市场化改革初期（1979～1992）农业保险的蓬勃发展

1982年2月国务院批转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国内保险业务恢复情况和今后发展意见的报告》中提出：“逐步试办农村财产保险、畜牧保险等业务。”自此。我国农业保险体系又逐渐由国家救济转向农业保险的试点。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于1982年恢复试办农业保险，从试办到1992年，是由低速增长到高速增长的发展过程，农业保险得到了快速平稳的发展（如图一所示，下页）。到199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分公司和15个计划单列市分公司中基本设立了农业保险机构，大部分农村乡镇建立了保险所。自1982年得到恢复试办，我国农业保险在实践中不断地总结新经验、探索新模式、完善新办法，并借鉴外国农业保险的成功经验，针对农村地域分散、风险性大、业务技术难度高、政策性强的特点，敢于向国际保险界的“难点”和“尖端”突破，使农业保险在恢复试办后的前十年间实现了较大的发展（李玉琴，1996）。

2.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时期（1992至今）的农业保险制度的困扰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确立之后，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制度沿市场经济方向变迁的速度加快，但是人们所期望的农业保险高速发展的局面并没有到来。从规模上来看，1993年至今是农业保险由高速增长到低速增长的滑坡过程。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统计，2005年全国保险业保费收入4932亿元，为1993年的9倍多，年均增长超过60%。然而，在全国保险业发展一片大好形势下，农业保险的发展却陷入困境，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占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比重在总体上呈下降趋势，2005年略有回升。在农业保险赔款支出方面，近几年来，除2005年赔款支出较高外，均保持在较低水平。值得庆幸的是，当前政府高度重视农业保险的发展，正积极推行农业保险的试点。近年来，中国保监会把促进农业保险发展和为“三农”提供保险服务作为一项重点工作，积极研究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制度（皮立波等，2003）。保监会联合有关部委对农业保险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自此，我国农业保险发展进入了新时期的制度创新阶段。

二、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变迁的基本特征

农业保险本身是一种制度创新。我国目前的农业保险发展并不是一个孤立、即兴的事情，而是一种历史的延续，有其内在特征。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

（一）农业保险的发展依赖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是与经济发展相联系的，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依赖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保险的发展如果脱离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将会造成行为主体的不配合。交易成本就会提高，因而起不到农业保险制度应有的效果。古代的“积谷防饥”也证明农业保险的开展必须有赖于经济发展而形成的积累；近代农业保险发展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业生产力停滞衰落。人口超负荷，落后的农村经济已经进入了难以为继的极端困境所造成的；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此时农业保险的繁荣存在虚假的景象.并没有内生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以后，在1978～1992年间，农业GDP年均增长11.4%，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9.1%，表现出迅猛的增长势头。与此同时，农业保险也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农业保险费收入由1982年的23万元上升到1992年的8.17亿元，年均增长110.3%：农险占财产险比重由1982年的0.02%左右上升到1992年的2.44%，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农业保险赔款支出也由1982年的22万元上升到1992年的8.15亿元，年均增长超过110%。这充分说明了在此阶段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农业保险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从而形成了二者之间的协调发展。然而，进入90年代中后期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步伐明显放缓，尤其是1993－2005年农业CDP只增长了57%，年均增长不足4.5%：农民人均纯收入自1997年以来增速明显下滑，年均增长不足5%。农业、农村经济的反复，制约了农业保险的正常发展。农业保险占财产保险的比重由1992年的2.44%滑落到2005年的0.55%：农业保险费收入由1992年的8.17亿元逐年下降到2004年的3.96亿元，出现了负增长；农业保险赔款支出则由1992年的8.15亿元大幅度缩水到2004年的2.89亿元。这充分说明了在此阶段农业、农村经济的困境同样制约了农业保险的发展，导致二者之间的恶性循环。因此，农业保险的发展有赖于良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环境。

（二）农业保险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制度变迁路径

进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后，政府逐渐重视农业保险，又开始致力于农业保险制度的调整与创新。1984年2月国务院批转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关于加快发展我国保险事业的报告》中指出：“要在总结以往试办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办理养殖业保险。至于种植业保险，由于情况比较复杂，需要不断摸索经验，因地制宜地逐步扩大试办范围。”1985年，****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中指出：“应积极兴办农村保险事业”。1986年。****中央在《关于1986年的工作部署》中再次指出：“应积极发展农村各项保险事业。”1987年，中央又在5号文件中要求：“发展农村社会保障事业，有条件的可试办合作保险。”1989年，中央办公厅在《关于加强保险事业管理的通知》中指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大力支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工作，发展其在我国保险事业中的主渠道作用。”基于此，在政府高度重视和积极倡导下，农业保险发展也进入了历史的最好时期。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初，我国政府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国企改革、金融改造等领域，农业保险的制度建设受到一些影响。2004年以来，“三农”问题重新得到了新一届政府的高度重视，农业保险的制度建设也随之成为新的话题，政府也开始推动新一轮的制度变迁。中国保监会负责人明确表示。我国将合理运用WTO规则，促进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并提出建立政策性和商业性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是我国完善农业保护体系、提高我国农业生产经营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必要措施。因此，可以判定以政府为主导的制度变迁路径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基本特征之一。

（三）农业保险制度的区域化特征逐渐显现

我国的农业保险总体发展水平较低，但少数地区或者因为地区农业的特点和优势，或者因为地方政府的重视，或者因为探索到一种适合的制度模式等原因，农业保险得到较快的发展。上海经济发达，农业基础较好，特别是长期以来市政府高度重视农业保险的发展，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不断探索本地农业保险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农业保险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农业保险制度模式。新疆是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最快的地区，实行种、养殖业保险与其他商业性保险分开立账，单独核算，挽救了自治区农民很大的损失，形成了兵团农业保险制度模式，对西部地区农业保险发展探索出了一条比较可行的路子。此外，全国其他地区也在探索适合各自实际情况的农业保险制度。我国地域广大，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及农业风险差异性大的特点，决定了农业保险制度的区域化特征将长期存在。

（四）农业保险在农业风险管理体系中居于从属地位

1978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我国农业逐步转型到市场经济体制中。相应的政府介入农业自然风险管理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在以政府的民政和财政救济为主的同时，增加了农业保险这一重要措施。并试图进行战略重点由政府灾害救济向农业保险的转移。然而，在实践中这种由政府灾害救济向农业保险的转移最终并不成功。农业由于自身生产经营的特性，使得其发展始终面临严重的风险干扰。农业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很强，具有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双重特征，这也决定了农业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普遍面临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的双重威胁。我国每年约有0.4亿～0.5亿公顷农作物受灾，占播种面积的1／3，成灾面积占受灾面积的40%以上，近年来更是达到60%左右。自然灾害给我国造成了巨大的直接经济损失；20世纪50～60年代每年约390亿人民币，70年代每年约，520亿元，80年代上升至620亿元，到90年代的灾害损失则呈现显著增加的趋势，年损失额平均达到1747亿元。我国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占GDP的比重平均超过3%，而美国的这一比例约为0.6%，日本约为0.8%。在自然灾害损失中农业最为严重，而且农业承受灾害损失的能力最为脆弱。农村救灾合作保险的初衷是改变传统的单纯依靠政府来救灾的模式，利用保险这种社会互助方式和保险的经营属性更广泛有效地动员救灾资金，增加救灾资金的数量，提高救灾的质量。但是，由于我国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过大，农业保险的实际保障水平较低，结果很多地区连保障灾民的基本生活和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实现。在农业风险管理体系中，政府的民政和财政救济仍然居于主导地位。根据农业部的统计资料，1998～2000年需要补偿的农业产值损失（即造成损失程度的30%以上的部分）平均每年为1681.59亿元，其中通过自然灾害救济平均每年补偿37－31亿元，相当于需要补偿的农业产值损失的2.22%；通过各类农业保险平均每年补偿4.5亿元.相当于需要补偿的农业产值损失的0.27%，不到政府的民政和财政救济的1／8。这充分说明我国农业保险在农业风险管理体系中仍然只居于从属地位。

三、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创新的未来方向与基本框架

在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中，我国应重视农业保险制度创新，并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中的核心作用。

（一）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创新必须与经济发展现实情况相协调

农业保险作为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系统的组成部分，其发展必须与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相协调。从古代朴素的农业保险思想到近、现代逐渐形成的农业保险制度都表明，农业保险制度是当时经济社会制度的组成部分，并受到当时经济和社会发展环境与条件的制约。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史上的几起几落都体现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与农业保险发展阶段的密切关系。二者具有正向的相互促进与相互依存关系。在交易费用范式中，任何交易都是有成本的，超越经济发展水平，超过行为主体的费用边界，交易的发生从客观上难以实现，既有制度的维系以及对既有制度的创新就变得不可能，此时，既有制度陷入低效率或无效率的艰难境地。因此，农业和农村经济，乃至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是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创新的立足点和落脚点，农业保险的发展必须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超过或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农业保险制度设计都是不合理的，都是缺乏效率的。

（二）现阶段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变迁必须建立新的逻辑起点

新制度经济学表明，制度主体初始选择的差异会导致制度变迁与创新路径的不同，如果初始制度选择不正确，则将导致低效制度的长期持续，反之亦然。而决定初始选择的因素则可能是某种偶然事件或由意识形态和文化因素决定的主体行为模式，也就是说报酬递增和不完全市场是制度变迁与创新的两大决定性因素，而意识形态和文化则是其最终决定因素。从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变迁过程中可以发现，无论是国有政策性农业保险，抑或是合作保险模式，其产生与发展都依赖于政府行政力量的推动，充分反映了农业保险制度变迁仍然受传统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制约。这种依赖于传统意识形态和文化所导致的“路径依赖”的刚性，决定了在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脱离政府支持的条件下，想要促进农业保险的快速、健康成长是非常困难的。然而，我国政府为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路径在10多年来表现出的效率缺失，已经反映出这一既有路径难以适应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新需要.随着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主导的农业保险制度不仅没有按照政府的意愿取得更快更好的发展，反而使农业保险的发展陷入了一个难以自拔的陷阱。因此，现阶段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变迁必须建立新的逻辑起点，创新制度变迁的路径。就现阶段我国的农业保险制度供给来看，应该强调政府诱导型的制度创新方式，既要发挥政府的作用，更要充分调动农民和保险公司的积极性，积极探索我国的农业保险制度，推进制度的创新。

（三）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创新必须明确政府的职能与地位

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具有正的外部效应，决定了政府参与农业保险供给的必要性，而具有效率优势的市场化的农业保险模式在现阶段基本不具有可行性。但是，完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又会牺牲效率，给国家的财政造成沉重的负担，而且会对私人保险产生“挤出效应”，抑制保险市场的发育。况且，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目前在财力上还不具备完全由政府承担农业风险损失的能力。当然，我国目前更缺乏市场化农业保险经营的基础。我国应该坚持走政府诱导型的农业保险制度创新模式。这种模式的关键在于政府为农业保险发展提供平台、创造环境、优化条件、控制风险等，吸引各种组织形式的保险人积极从事农业保险。与完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相比，政府的作用由直接变为间接，由台前走到幕后。这一模式成功运行的前提是，通过政府经济的资助、制度的供给、政策的优惠，以及法律的保障等措施，对农业保险市场的培育和机制的塑造，即通过政府的作用，诱导市场机制形成。从市场的培育角度，着力培育市场主体。开放国内农业保险市场，适度放松农业保险市场的准入限制。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各地国情的农业保险制度形式，除了组建国家型的政策性农业再保险公司外，积极探索合作型、股份型等组织形式的保险公司，并引导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代办或共保农业保险业务。从农业保险机制的塑造角度，应该通过政府经济政策的诱导、法律法规的规范、保险的监管等手段，塑造农业保险的激励机制、约束机制.以及通过再保险和巨灾基金等手段建立的风险分散机制。通过这些机制的培育，逐步完善农业保险的市场机制。提高农业保险制度的效率，保障农业保险的稳健发展。

农业保险制度范文篇6

一、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变迁与发展阶段

任何制度的形成、发展都不是自在自为的，总是处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之中，是特定时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现象互动的结果。我国具有漫长的农业经济发展历程和深厚的农业传统，农业保险制度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一）我国古代农业保险思想的萌芽

在我国，小农生产方式根深蒂固，早期的农业保险思想正是根源于封建社会时期的小农生产方式。为保障小农生产方式的延续以维系政权稳定.很早就建立了国家农贷制度，而作为早期我国农业保险思想萌芽的“荒政思想和仓储制度”也相应产生。我国古代的仓储制度作为一种救济后备制度，从组织形式看，是相当严密、完备的，但无论是官府的常平仓，还是民间的义仓，都主要以应付天灾人祸为主，作为一种社会保障形式，其保障范围都是狭窄的，都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与近现代保险制度不可相提并论。同时，小农生产方式也决定了农民个人抵御风险的能力非常弱，在官方支持不力的情况下，民间风险保障主要表现在“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的自助思想与民间自发兴起的一些互助组织和互助风俗制度。可以说，这是我国几干年封建农业社会积淀下来的最具代表性的风险保障思想。时至今日仍在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二）我国近代农业保险制度的形成

我国近代农业保险制度是在农村经济发展极为困难的条件下逐步形成的。1923年“华洋义赈救灾会”在河北省香河县创建了我国第一家农村信用合作社。到了20世纪30年代，我国农村由于受军阀剥削及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破产相当普遍。为了尽快恢复和建设农村经济。有的地方办起了农业保险，但是，农业保险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虽然有少数省份在个别地区试办过农业保险，然而试验的险种十分有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乌江耕牛保险会的尝试。乌江耕牛保险会是我国现代保险史上最早由农民自发建立的相互保险的正规组织之一，属于互助合作团体。1933年上海银行与金陵大学农学院将乌江镇开辟为农业试验区，为了保证试验区发放农业贷款资金的安全，力主农民组成耕牛保险协会，承办耕牛保险。二是北碚家畜保险社的建立。北碚家畜保险社是我国现代保险史上较早开办家畜保险的机构之一。1939年，农本局（即国民党政府控制粮、棉、纱、布的机构）在重庆农业试验区设立家畜保险经营处，首先成立的就是北碚家畜保险社，以猪为保险标的。三是我国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创立。该公司是旧中国官僚资本兴办的保险公司，初为中国农业银行信托处所属的保险科。1943年独立，定名为“中国农业保险特种股份有限公司”；1945年改组，由农林部参加资本；1947年6月更名为“中国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最高权力机构是董事会。除在重庆北碚小面积试办了一些耕牛和猪保险外，主要经营茧纱保险、盐载保险等业务。

（三）计划经济时期农业保险制度的演进

1.建国初期（1949～1957）农业保险的快速发展

伴随着农村经济整改的顺利进行，建国初期农业保险得到了快速的发展。1949年10月20日.政府首先建立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公司建立伊始就开始试办了农业保险，于1950年首先在北京郊区、山东商河和重庆北碚试办牲畜保险，在北京郊区、江苏南通县和陕西成阳地区试办棉花保险。1954年.为配合农业合作化，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决定重点恢复办理农村保险业务。1956年2月29日至3月17日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保险工作会议，着重研究农业保险工作，农业保险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1958年末，中央政府在武汉举行财政会议，正式决定停办调整保险业务。在这历时8年的试验时间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试办的农业保险收取了大量保费，及时向受灾的投保农民进行补偿，对发展农业经济作出积极的贡献。为开展农业保险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教训。总的来看。建国初期农业保险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

2.制度建立以后（1958～1978）农业保险的滑坡与停滞

1958年10月，在西安召开的财贸工作会议认为，化以后，保险工作的作用已经消失，决定停办国内保险业务，所以农村保险业务又一次停办.直到1981年。这个时期的我国农村，农民主要生活在实物经济之中。农业生产由集体统一组织。风险由集体来承担，农民自身并没有参与保险的动力，加上国家也对农业保险的停办作出了规定，因此.这段时间内农业保险的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农业保险完全由国家救灾方式所代替。

（四）经济转型时期农业保险制度的重新培育

1.市场化改革初期（1979～1992）农业保险的蓬勃发展

1982年2月国务院批转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国内保险业务恢复情况和今后发展意见的报告》中提出：“逐步试办农村财产保险、畜牧保险等业务。”自此。我国农业保险体系又逐渐由国家救济转向农业保险的试点。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于1982年恢复试办农业保险，从试办到1992年，是由低速增长到高速增长的发展过程，农业保险得到了快速平稳的发展（如图一所示，下页）。到199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分公司和15个计划单列市分公司中基本设立了农业保险机构，大部分农村乡镇建立了保险所。自1982年得到恢复试办，我国农业保险在实践中不断地总结新经验、探索新模式、完善新办法，并借鉴外国农业保险的成功经验，针对农村地域分散、风险性大、业务技术难度高、政策性强的特点，敢于向国际保险界的“难点”和“尖端”突破，使农业保险在恢复试办后的前十年间实现了较大的发展（李玉琴，1996）。

2.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时期（1992至今）的农业保险制度的困扰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确立之后，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制度沿市场经济方向变迁的速度加快，但是人们所期望的农业保险高速发展的局面并没有到来。从规模上来看，1993年至今是农业保险由高速增长到低速增长的滑坡过程。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统计，2005年全国保险业保费收入4932亿元，为1993年的9倍多，年均增长超过60%。然而，在全国保险业发展一片大好形势下，农业保险的发展却陷入困境，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占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比重在总体上呈下降趋势，2005年略有回升。在农业保险赔款支出方面，近几年来，除2005年赔款支出较高外，均保持在较低水平。值得庆幸的是，当前政府高度重视农业保险的发展，正积极推行农业保险的试点。近年来，中国保监会把促进农业保险发展和为“三农”提供保险服务作为一项重点工作，积极研究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制度（皮立波等，2003）。保监会联合有关部委对农业保险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自此，我国农业保险发展进入了新时期的制度创新阶段。

二、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变迁的基本特征

农业保险本身是一种制度创新。我国目前的农业保险发展并不是一个孤立、即兴的事情，而是一种历史的延续，有其内在特征。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

（一）农业保险的发展依赖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是与经济发展相联系的，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依赖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保险的发展如果脱离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将会造成行为主体的不配合。交易成本就会提高，因而起不到农业保险制度应有的效果。古代的“积谷防饥”也证明农业保险的开展必须有赖于经济发展而形成的积累；近代农业保险发展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业生产力停滞衰落。人口超负荷，落后的农村经济已经进入了难以为继的极端困境所造成的；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此时农业保险的繁荣存在虚假的景象.并没有内生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以后，在1978～1992年间，农业GDP年均增长11.4%，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9.1%，表现出迅猛的增长势头。与此同时，农业保险也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农业保险费收入由1982年的23万元上升到1992年的8.17亿元，年均增长110.3%：农险占财产险比重由1982年的0.02%左右上升到1992年的2.44%，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农业保险赔款支出也由1982年的22万元上升到1992年的8.15亿元，年均增长超过110%。这充分说明了在此阶段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农业保险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从而形成了二者之间的协调发展。然而，进入90年代中后期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步伐明显放缓，尤其是1993－2005年农业CDP只增长了57%，年均增长不足4.5%：农民人均纯收入自1997年以来增速明显下滑，年均增长不足5%。农业、农村经济的反复，制约了农业保险的正常发展。农业保险占财产保险的比重由1992年的2.44%滑落到2005年的0.55%：农业保险费收入由1992年的8.17亿元逐年下降到2004年的3.96亿元，出现了负增长；农业保险赔款支出则由1992年的8.15亿元大幅度缩水到2004年的2.89亿元。这充分说明了在此阶段农业、农村经济的困境同样制约了农业保险的发展，导致二者之间的恶性循环。因此，农业保险的发展有赖于良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环境。（二）农业保险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制度变迁路径

进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后，政府逐渐重视农业保险，又开始致力于农业保险制度的调整与创新。1984年2月国务院批转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关于加快发展我国保险事业的报告》中指出：“要在总结以往试办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办理养殖业保险。至于种植业保险，由于情况比较复杂，需要不断摸索经验，因地制宜地逐步扩大试办范围。”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中指出：“应积极兴办农村保险事业”。1986年。中共中央在《关于1986年的工作部署》中再次指出：“应积极发展农村各项保险事业。”1987年，中央又在5号文件中要求：“发展农村社会保障事业，有条件的可试办合作保险。”1989年，中央办公厅在《关于加强保险事业管理的通知》中指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大力支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工作，发展其在我国保险事业中的主渠道作用。”基于此，在政府高度重视和积极倡导下，农业保险发展也进入了历史的最好时期。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初，我国政府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国企改革、金融改造等领域，农业保险的制度建设受到一些影响。2004年以来，“三农”问题重新得到了新一届政府的高度重视，农业保险的制度建设也随之成为新的话题，政府也开始推动新一轮的制度变迁。中国保监会负责人明确表示。我国将合理运用WTO规则，促进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并提出建立政策性和商业性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是我国完善农业保护体系、提高我国农业生产经营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必要措施。因此，可以判定以政府为主导的制度变迁路径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基本特征之一。

（三）农业保险制度的区域化特征逐渐显现

我国的农业保险总体发展水平较低，但少数地区或者因为地区农业的特点和优势，或者因为地方政府的重视，或者因为探索到一种适合的制度模式等原因，农业保险得到较快的发展。上海经济发达，农业基础较好，特别是长期以来市政府高度重视农业保险的发展，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不断探索本地农业保险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农业保险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农业保险制度模式。新疆是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最快的地区，实行种、养殖业保险与其他商业性保险分开立账，单独核算，挽救了自治区农民很大的损失，形成了兵团农业保险制度模式，对西部地区农业保险发展探索出了一条比较可行的路子。此外，全国其他地区也在探索适合各自实际情况的农业保险制度。我国地域广大，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及农业风险差异性大的特点，决定了农业保险制度的区域化特征将长期存在。

（四）农业保险在农业风险管理体系中居于从属地位

1978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我国农业逐步转型到市场经济体制中。相应的政府介入农业自然风险管理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在以政府的民政和财政救济为主的同时，增加了农业保险这一重要措施。并试图进行战略重点由政府灾害救济向农业保险的转移。然而，在实践中这种由政府灾害救济向农业保险的转移最终并不成功。农业由于自身生产经营的特性，使得其发展始终面临严重的风险干扰。农业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很强，具有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双重特征，这也决定了农业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普遍面临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的双重威胁。我国每年约有0.4亿～0.5亿公顷农作物受灾，占播种面积的1／3，成灾面积占受灾面积的40%以上，近年来更是达到60%左右。自然灾害给我国造成了巨大的直接经济损失；20世纪50～60年代每年约390亿人民币，70年代每年约，520亿元，80年代上升至620亿元，到90年代的灾害损失则呈现显著增加的趋势，年损失额平均达到1747亿元。我国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占GDP的比重平均超过3%，而美国的这一比例约为0.6%，日本约为0.8%。在自然灾害损失中农业最为严重，而且农业承受灾害损失的能力最为脆弱。农村救灾合作保险的初衷是改变传统的单纯依靠政府来救灾的模式，利用保险这种社会互助方式和保险的经营属性更广泛有效地动员救灾资金，增加救灾资金的数量，提高救灾的质量。但是，由于我国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过大，农业保险的实际保障水平较低，结果很多地区连保障灾民的基本生活和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实现。在农业风险管理体系中，政府的民政和财政救济仍然居于主导地位。根据农业部的统计资料，1998～2000年需要补偿的农业产值损失（即造成损失程度的30%以上的部分）平均每年为1681.59亿元，其中通过自然灾害救济平均每年补偿37－31亿元，相当于需要补偿的农业产值损失的2.22%；通过各类农业保险平均每年补偿4.5亿元.相当于需要补偿的农业产值损失的0.27%，不到政府的民政和财政救济的1／8。这充分说明我国农业保险在农业风险管理体系中仍然只居于从属地位。

三、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创新的未来方向与基本框架

在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中，我国应重视农业保险制度创新，并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中的核心作用。

（一）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创新必须与经济发展现实情况相协调

农业保险作为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系统的组成部分，其发展必须与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相协调。从古代朴素的农业保险思想到近、现代逐渐形成的农业保险制度都表明，农业保险制度是当时经济社会制度的组成部分，并受到当时经济和社会发展环境与条件的制约。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史上的几起几落都体现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与农业保险发展阶段的密切关系。二者具有正向的相互促进与相互依存关系。在交易费用范式中，任何交易都是有成本的，超越经济发展水平，超过行为主体的费用边界，交易的发生从客观上难以实现，既有制度的维系以及对既有制度的创新就变得不可能，此时，既有制度陷入低效率或无效率的艰难境地。因此，农业和农村经济，乃至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是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创新的立足点和落脚点，农业保险的发展必须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超过或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农业保险制度设计都是不合理的，都是缺乏效率的。

（二）现阶段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变迁必须建立新的逻辑起点

新制度经济学表明，制度主体初始选择的差异会导致制度变迁与创新路径的不同，如果初始制度选择不正确，则将导致低效制度的长期持续，反之亦然。而决定初始选择的因素则可能是某种偶然事件或由意识形态和文化因素决定的主体行为模式，也就是说报酬递增和不完全市场是制度变迁与创新的两大决定性因素，而意识形态和文化则是其最终决定因素。从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变迁过程中可以发现，无论是国有政策性农业保险，抑或是合作保险模式，其产生与发展都依赖于政府行政力量的推动，充分反映了农业保险制度变迁仍然受传统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制约。这种依赖于传统意识形态和文化所导致的“路径依赖”的刚性，决定了在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脱离政府支持的条件下，想要促进农业保险的快速、健康成长是非常困难的。然而，我国政府为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路径在10多年来表现出的效率缺失，已经反映出这一既有路径难以适应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新需要.随着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主导的农业保险制度不仅没有按照政府的意愿取得更快更好的发展，反而使农业保险的发展陷入了一个难以自拔的陷阱。因此，现阶段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变迁必须建立新的逻辑起点，创新制度变迁的路径。就现阶段我国的农业保险制度供给来看，应该强调政府诱导型的制度创新方式，既要发挥政府的作用，更要充分调动农民和保险公司的积极性，积极探索我国的农业保险制度，推进制度的创新。

（三）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创新必须明确政府的职能与地位

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具有正的外部效应，决定了政府参与农业保险供给的必要性，而具有效率优势的市场化的农业保险模式在现阶段基本不具有可行性。但是，完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又会牺牲效率，给国家的财政造成沉重的负担，而且会对私人保险产生“挤出效应”，抑制保险市场的发育。况且，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目前在财力上还不具备完全由政府承担农业风险损失的能力。当然，我国目前更缺乏市场化农业保险经营的基础。我国应该坚持走政府诱导型的农业保险制度创新模式。这种模式的关键在于政府为农业保险发展提供平台、创造环境、优化条件、控制风险等，吸引各种组织形式的保险人积极从事农业保险。与完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相比，政府的作用由直接变为间接，由台前走到幕后。这一模式成功运行的前提是，通过政府经济的资助、制度的供给、政策的优惠，以及法律的保障等措施，对农业保险市场的培育和机制的塑造，即通过政府的作用，诱导市场机制形成。从市场的培育角度，着力培育市场主体。开放国内农业保险市场，适度放松农业保险市场的准入限制。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各地国情的农业保险制度形式，除了组建国家型的政策性农业再保险公司外，积极探索合作型、股份型等组织形式的保险公司，并引导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代办或共保农业保险业务。从农业保险机制的塑造角度，应该通过政府经济政策的诱导、法律法规的规范、保险的监管等手段，塑造农业保险的激励机制、约束机制.以及通过再保险和巨灾基金等手段建立的风险分散机制。通过这些机制的培育，逐步完善农业保险的市场机制。提高农业保险制度的效率，保障农业保险的稳健发展。

农业保险制度范文篇7

一、建立农业保险制度的重要意义

稳定粮食等重要农产品市场供应。据统计，*年至*年的5年期间，全国农作物平均播种面积15462万公顷，平均受灾面积4370万公顷。其中，成灾面积2412万公顷，占受灾面积的55%，占播种面积的16%。自然灾害严重影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影响农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但是，由于缺乏规避自然灾害风险的手段，在现阶段农民承担风险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许多农业经营者害怕遭遇突发性自然灾害和相关灾害，不敢也不愿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农业生产，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民收入的稳定，影响了农产品的供应，并进而影响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同时也会削弱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提高财政支农资金效率。农业保险引入保险公司作为第三方，按照商业原则和保险合同运作，有利于促进财政资金使用的公开、公平和公正。通过保险办法解决灾后补偿问题，有利于弥补财政救灾资金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政府筹措救灾资金的负担。截至*年底，保险公司累计为试点省份补贴品种支付保险理赔款23亿元，受益农户近千万家。赔款的及时兑现，增加了农业投入来源，对防止农民灾后返贫、因灾致贫发挥了重要作用。

增强农业防灾减灾能力。农业保险作为一种有偿的风险管理手段，通过投保人缴纳保费、保险人提供风险保障这种契约行为，能够大大提高投保人以及保险企业防范风险的积极性。因此，将开展农业保险与国家提供直接救助两者有效结合起来，逐步发挥农业保险的防范和分散风险作用，有利于健全和完善我国的农业风险管理体制。

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化。随着先进科学技术在农业领域的不断渗透，农业结构和增长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农业产业化经营使各地涌现出了一批优质农产品基地，形成了区域性生产区，如广西的甘蔗生产区、新疆的棉花生产区、云南的烟草生产区和四川的生猪生产区等。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还将形成农产品优势地带，如东北及内蒙古东部玉米产业带、沿海及重点江河湖泊流域优质水产品产业带等。随着农业产业的商品化、市场化程度迅速提高，农产品经营者承担的风险也逐步增大，特别是近年来我国不断遭受冰雹、水涝、地震等各种自然灾害，使许多农民对农业保险产生了强烈的需求。

二、开展农业保险应该把握的几个原则

农户自愿投保。我国农户历来是靠天吃饭，风险意识相对淡薄，对农业保险制度和政策不熟悉，认知率也低，投保积极性不高。在农业保险开展之初，从有利于农户分散风险、有利于保险公司经营这两个方面来说，都有必要加大农业保险的宣传力度，鼓励广大农户投保。政府和保险公司应当向农民解释清楚，农业保险是一种风险保障措施，缴纳保费是与农民受益相联系的。

先试点后推广。为了积累经验、发现问题，国家可选取部分粮食主产区或农业产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进行试点，在保障方式、保障水平、保障范围等方面量力而行，待经营成熟后再向全国推广。在组织模式上，可鼓励各地探索建立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并鼓励商业保险公司或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开展农险业务，以多种方式积累经验，收集数据，为今后制定完善的农业保险制度奠定基础。

补贴直接明了。农业保险业务风险大，保费相对较高，农民保费承担能力有限，政府提供适当的补贴支持，有利于推动农业保险向纵深方向发展。在正常情况下，有了政府的保费补贴，农业保险完全可以按照商业原则进行运作。至于多年不遇的大灾所造成的损失，则可考虑由各级政府和保险公司按一定比例承担造成的超赔损失。

当前，我国建立农业保险制度已经具备了基本条件。一是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达5587元，是*年2366元的2.36倍，农民购买力的增强大大提高了农户对农业保险的需求。二是各级政府财力有了较大提高。*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24.66万亿元，财政收入达到5.13万亿元，财政用于农业支出也不断增加，为农业保险发展提供了相应的物质和财力基础。三是国内外有一定经验可资借鉴。目前，世界上已有40多个国家成功地开展了不同形式的农业保险。从国内来看，近几年一些地方政府相继开展和深化了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对灾后迅速恢复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如上海市成立了我国第一家专业的农业保险公司，并逐步探索和积累了政府支持农业保险发展的经验。

三、支持农业保险的具体措施

厘定风险保障范围。当前，我国建立农业保险制度，可以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适当提高补贴标准和保障水平。应以发生频率高、损失大、无法通过人为措施预防和减轻为基本要求，从涝、雹等自然灾害做起，根据本地农业特点和自然条件具体确定。对于一般的农产品，政府鼓励保险公司开发农户所需要的保险产品，积极宣传和引导农户购买。同时，政府应研究制定扶持发展的农产品的品种，予以重点支持。

界定政策性农业保险涵义。简单地将农业保险视作政策性业务，要求政府对农业保险的各个环节给予财政补贴或支持的做法，不仅会给国家造成财政上的损失，更主要的是破坏了农业保险这样一种市场化的风险分散机制，农业保险就不会具有可持续性。因此，必须对政策性农业保险进行认真研究，并进行规范。

农业保险制度范文篇8

一、建立农业保险制度的重要意义

稳定粮食等重要农产品市场供应。据统计，*年至*年的5年期间，全国农作物平均播种面积15462万公顷，平均受灾面积4370万公顷。其中，成灾面积2412万公顷，占受灾面积的55%，占播种面积的16%。自然灾害严重影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影响农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但是，由于缺乏规避自然灾害风险的手段，在现阶段农民承担风险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许多农业经营者害怕遭遇突发性自然灾害和相关灾害，不敢也不愿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农业生产，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民收入的稳定，影响了农产品的供应，并进而影响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同时也会削弱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提高财政支农资金效率。农业保险引入保险公司作为第三方，按照商业原则和保险合同运作，有利于促进财政资金使用的公开、公平和公正。通过保险办法解决灾后补偿问题，有利于弥补财政救灾资金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政府筹措救灾资金的负担。截至*年底，保险公司累计为试点省份补贴品种支付保险理赔款23亿元，受益农户近千万家。赔款的及时兑现，增加了农业投入来源，对防止农民灾后返贫、因灾致贫发挥了重要作用。

增强农业防灾减灾能力。农业保险作为一种有偿的风险管理手段，通过投保人缴纳保费、保险人提供风险保障这种契约行为，能够大大提高投保人以及保险企业防范风险的积极性。因此，将开展农业保险与国家提供直接救助两者有效结合起来，逐步发挥农业保险的防范和分散风险作用，有利于健全和完善我国的农业风险管理体制。

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化。随着先进科学技术在农业领域的不断渗透，农业结构和增长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农业产业化经营使各地涌现出了一批优质农产品基地，形成了区域性生产区，如广西的甘蔗生产区、新疆的棉花生产区、云南的烟草生产区和四川的生猪生产区等。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还将形成农产品优势地带，如东北及内蒙古东部玉米产业带、沿海及重点江河湖泊流域优质水产品产业带等。随着农业产业的商品化、市场化程度迅速提高，农产品经营者承担的风险也逐步增大，特别是近年来我国不断遭受冰雹、水涝、地震等各种自然灾害，使许多农民对农业保险产生了强烈的需求。

二、开展农业保险应该把握的几个原则

农户自愿投保。我国农户历来是靠天吃饭，风险意识相对淡薄，对农业保险制度和政策不熟悉，认知率也低，投保积极性不高。在农业保险开展之初，从有利于农户分散风险、有利于保险公司经营这两个方面来说，都有必要加大农业保险的宣传力度，鼓励广大农户投保。政府和保险公司应当向农民解释清楚，农业保险是一种风险保障措施，缴纳保费是与农民受益相联系的。

先试点后推广。为了积累经验、发现问题，国家可选取部分粮食主产区或农业产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进行试点，在保障方式、保障水平、保障范围等方面量力而行，待经营成熟后再向全国推广。在组织模式上，可鼓励各地探索建立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并鼓励商业保险公司或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开展农险业务，以多种方式积累经验，收集数据，为今后制定完善的农业保险制度奠定基础。

补贴直接明了。农业保险业务风险大，保费相对较高，农民保费承担能力有限，政府提供适当的补贴支持，有利于推动农业保险向纵深方向发展。在正常情况下，有了政府的保费补贴，农业保险完全可以按照商业原则进行运作。至于多年不遇的大灾所造成的损失，则可考虑由各级政府和保险公司按一定比例承担造成的超赔损失。

当前，我国建立农业保险制度已经具备了基本条件。一是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达5587元，是*年2366元的2.36倍，农民购买力的增强大大提高了农户对农业保险的需求。二是各级政府财力有了较大提高。*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24.66万亿元，财政收入达到5.13万亿元，财政用于农业支出也不断增加，为农业保险发展提供了相应的物质和财力基础。三是国内外有一定经验可资借鉴。目前，世界上已有40多个国家成功地开展了不同形式的农业保险。从国内来看，近几年一些地方政府相继开展和深化了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对灾后迅速恢复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如上海市成立了我国第一家专业的农业保险公司，并逐步探索和积累了政府支持农业保险发展的经验。

三、支持农业保险的具体措施

厘定风险保障范围。当前，我国建立农业保险制度，可以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适当提高补贴标准和保障水平。应以发生频率高、损失大、无法通过人为措施预防和减轻为基本要求，从涝、雹等自然灾害做起，根据本地农业特点和自然条件具体确定。对于一般的农产品，政府鼓励保险公司开发农户所需要的保险产品，积极宣传和引导农户购买。同时，政府应研究制定扶持发展的农产品的品种，予以重点支持。

界定政策性农业保险涵义。简单地将农业保险视作政策性业务，要求政府对农业保险的各个环节给予财政补贴或支持的做法，不仅会给国家造成财政上的损失，更主要的是破坏了农业保险这样一种市场化的风险分散机制，农业保险就不会具有可持续性。因此，必须对政策性农业保险进行认真研究，并进行规范。

农业保险制度范文篇9

一、我国农业保险的现状

我国于建国初期即开设了农业保险，20世纪70年代停止了该项业务。1982年，恢复办理农业保险业务以来，这一险种长期就处于不景气状态。有关资料显示，2002年中国各类保险公司保费收入达3000多亿元，农业保险总收入只有4.8亿元左右，仅占到全年保费收入的0.16%，比上一年下降20%，是20年来下滑幅度最大的一年。按全国2.3亿农户计算，户均投保费用不足2元。另外，在保费收入大幅下降的同时，农业保险的险种数目也在不断减少，由最多时的60多个险种，下降到目前的不足30个，农业保险制度严重落后于农业生产发展的实际需要。

（一）农业保险立法的现状

从1995年10月1日起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主要是规范商业性保险公司的经营行为，对农业保险的规定是很笼统的，其中的149条规定，“国家支持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有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而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农业发展和保护制度，它对相关法律的依赖程度是相当强的。从国外农业保险立法的背景和农业保险制度变迁乃至农业经济发展的历史视角考察，农业保险的产生和发展作为一种诱致性的制度变迁，其立法的意义远超出一般的商业规范性法律制度。以美国为例，其农业保险能得以稳步发展，首先是美国政府制定了专门法律。早在1938年，美国就颁布了《联邦农作物保险法》，对开展农作物保险的目的、农作物保险的性质、开展办法、经办机构等都做了规定，为农作物保险业务的开展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现状

1996年，各保险公司开始商业化转型，对属于政策性险种的农业保险，国家不再有补贴。农业保险的商业化运营，使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业务风险集中，再加上农业保险的综合赔付率较高，形成了保险公司“小保小赔，大保大赔，不保不赔”的现象。由此，农业保险经营主体不断减少，农业保险的有效供给出现不足。目前，国内开办农业保险并有一定规模的，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原新疆兵团财产保险公司)两家国有保险公司，其他股份制保险公司基本未予涉及。目前还在开办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也是将农业保险与其他商业保险公司等同对待的，在逐利心理的作用下，这些保险公司也在压缩承保的范围、数量和险种，这样就造成在自然灾害发生较少的地区和年份，保险公司热衷于开办农业保险这一业务，而在灾害多发的地区和年份则相应地进行战略性的收缩。

（三）农业保险范围的现状

农业保险责任范围的大小及险种的设置是判断一国农业保险事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一般而言，农业保险的范围越大，一国的农业保险水平就越高。目前，中国的农业保险主要集中在农作物保险和养殖业保险。农作物保险主要是承保自然灾害险，而自然灾害外的社会政治经济风险则属于保险责任以外的，如农药污染、有毒化学物质泄漏等所造成的损失未列入保险责任之内。养殖业保险的责任确定也有类似的情况。从理论角度讲，凡是农业生产中所遭受的各种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均应被保险，可见，现行的农业保险制度所设定的保险险种与中国农业生产不相适应。因此，从严格经济意义上讲，我国尚未真正建立起农业保险机制。农业保险经营者已无法顾及农业保险对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的社会保障作用。

二、农业保险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自然需求不断增加，而有效需求严重不足

在我国现阶段，人寿保险和财产保险业务竞争相当激烈，而各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业务的开发很少有人问津，至于去经营更是缺乏积极性。这也使得农业保险在我国大部分地区仍是一片空白。但这些却不能表明农业生产不需要风险保障。事实上，从改革初期到现今，各种自然灾害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损失逐年增加并且渐成几何倍数增长。农民承担的风险越来越大，急需相应的农业保险来转移风险，为农民提供经济补偿。但恰恰是在农业风险日益增大的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农业保险业务不断萎缩，保费收入也从1992年最高峰的8.6亿元下降到2004年的3.37亿元，2004年的保费收入与2003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5%，与1992年的最高峰相比竟然下降了56%。如果按照2.3亿农户计算，户均投保额尚不足2元。与此同时在保费收入大幅下降的同时，农业保险的险种也在不断的减少，由最初的60多个下降到了目前的不足30个。农业保险的急剧下降与农业成灾损失的急剧上升以及农业生产发展对其的需要形成鲜明的反差。农民对商业化的农业保险缺乏有效的需求，首先是因为作为投保主体的农民收入水平较低，而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农民真正的可支配收入较少。全国农民的人均收入与同期城镇的居民相比少得可怜。因此相对于农民而言，按照商业化原则确定的保险费率较高，抑制了农民的有效需求。此外，农民多半以家庭为单位的超小规模，农业生产的预期收益较低，也使农民不愿意付出高额的保险成本。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严重不足，必然导致农业保险的保险范围更加窄，规模更加小，很难满足保险经营所依赖的大数法则。经营农业保险的公司风险过于集中，赔付率过高，一般的商业保险公司无法获得直接的经济效益。这势必导致农业保险萎缩。大部分的农业风险无法转嫁，从而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的稳定与发展。

（二）农业保险的费率很高，而农业风险保障严重不足

农业保险的保险费率远远高于一般财险和人寿险的费率。如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的农业保险费率约为5%～12%，其中玉米、小麦为5%，棉花为6%，甜菜和蔬菜达到10%，而一般财产保险的保费率仅为0.2％～2%。农业保险保费之所以居高不下的原因是农作物损失率和养殖业死亡率很高。如我国西部一些地区粮食作物的灾害至损率通常在7%～13%，棉花的灾损率在9%～18%。农作物损失率和养殖业死亡率高必然导致农业保险的净保费率也很高，只有这样保险经营者才能弥补成本并盈利。而与一般大多数农民的年收入水平相比，这样的收费标准是绝大多数农民无法承受的。于是，就出现了这种矛盾境地：一方面是农业保险的费率高居不下，另一方面是农业风险保障严重不足。他们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起来。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全国粮食作物的承保比重只有0.01%，棉花仅为0.02%，大牲畜1.1%，家禽为1.3%，水产养殖1.3%.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如加拿大，它的农保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65%，日本这一比例更是高达90%左右。相比之下，我国农村绝大多数的种植业和养殖业并没有投入相应的农业保险，因此由此所造成的损失也就无法得到有效的补偿。即使出现了一些巨大的灾害事故，农民通过投保农业保险获得的补偿也十分有限。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1998年，我国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灾害，而农业为此付出了惨重的损失，然而灾后农业保险的赔付金额却不足几亿元，这根本就无法达到补偿农业经济，恢复农业发展的目的。

（三）农业损失的高赔付率与商业保险经营目标的违背

由于我国农业保险承保的风险不仅发生概率高，而且损失集中、覆盖面大，因此其赔付率也远远高于一般的财险。1982－2004年，全国农业保险保费的收入为80.98亿元，累计赔付支出为70.65亿元，赔付率高达87.24%，大大高于一般财产保险赔付率53.15%的平均水平，也超出了保险界公认的70%的临界点；如果再加上其他费用，农业保险的平均综合赔付费率就已经超过了120%，农业保险经营长期处于亏损状态，这也是许多商业保险公司所不愿看到的。农业风险在时间和空间上分散不够充分，并且很容易形成巨灾损失，导致保险公司的实际赔付率高于预期的赔付率。此外，农业保险中还存在着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同样也是农业保险赔付率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保险商品的费率是根据风险单位集合的平均损失率来确定的，而高风险单位倾向于购买保险，或原来低风险的单位参保后从事高风险的农业项目，从而使保险公司的赔付率上升。由于农业风险的地域差异性和个体的差异性比较大，使得农业保险的逆向选择更为严重。而且受农业生产的经营属性及小农意识的影响，农业保险的道德风险难以有效的控制。就拿前几年的禽流感疫情来说，某个村子只有几个养鸡户投保了养殖险，可是一旦出现了疫情村里其他的养鸡户就都将死鸡放到投保户那里来寻求赔偿，直接导致了赔付率的直线上升。

三、国外农业保险的成功模式

（一）美国统一完善的保险模式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它的农业保险走的是国家和私营、民间和政府相互联系的双轨制模式。

它的农业保险模式具有如下的特点：

政府给予大力的财政支持。美国将农业保险计划作为农业灾害保障的主要形式，使其成为社会福利制度的一部分，政府对农业保险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大力支持。政府每年为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和农民因灾损失获得的经济补偿对保证农业的顺利开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实行国营公司与私营公司双轨制经营。对于雹灾险等单一险种，由私营保险公司承保。对于多重险，则由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承保或由私营保险公司承保，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与此同时，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等一些政策性机构为投保人支付一部分保费以减轻他们的负担。

农业保险实行法制化。美国很早就颁布了《联邦农作物保险法》，明确规定了农业保险的相关条款，使得农业保险主体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同时也为农业保险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日本健全稳定的农业保险模式

日本作为当今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其农业特点也是经营分散、个体农户规模较小，与我国的经营现状极为相似。但日本政府为应付自然灾害给农业带来的不良后果，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推出了农业保险，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逐步形成了民间非盈利团体经营、政府补贴和再保险扶持模式。

它的农业保险模式具有如下的特点：

日本的农业保险组织形式采用“三级”制村民共济制度，即市、町、村直接承办各种农业保险业务的共济组合、承担农业共济组合分险业务的都府县共济联合会、承担各共济联合会再保险的全国农业保险协会，三重风险保障机制，将农业风险在全国范围内分散。

政府对农业保险给予大力支持，法律规定对农业保险实行分保，对投保人实行保险费率的补贴，规定了水稻、小麦等农作物补贴费率。县以上农业联合会的全部经费和农业共济组合部分费用由政府负担。政府作为农业保险的后盾，它接受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的再保险，这样就保证了各共济组合的经营稳定性。

实行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对于一些关于国计民生的农、林、鱼等实行强制性保险，而实行自愿保险的有农户的建筑物、农机、农房及家财等。

四、结合我国国情完善农业保险制度的方案

美国、日本的农业保险模式为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完善提供了有益的经验，现归结如下：

（一）在国家给予相应的政策性扶持下，建立农业保险政策性业务、商业化运行模式

由于农业保险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一般商业保险公司不愿意承保。所以国家和政府应承担起保障农业保险健康发展的责任，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扶持。一方面对经营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进行费用补贴和税收减免，鼓励其经营农业保险，增加农业保险供给。另一方面对投保农业保险的农民给予保费补贴，使他们能买得起农业保险，以增加其对农业保险的需求。

（二）尽快建立多层次的农业保险体系

像日本等发达国家那样通过建立组织严密而有序的多层次保险体系。基于我国农业以家庭生产为单位，种植规模较分散的现实状况，我们应在国家的积极引导下成立民间的农业保险互助组织，以区域划分为主，让其自身参与管理。这样农业保险互助组织的参与者既是保险人又是被保险人，他们之间的关系既是合作的关系又是相互监督的关系，从而可以较好的防范农业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发生。对于关乎国计民生的主要农作物、牲畜等由国家成立专门的保险公司采取强制入保的方式承保。当发生较为严重的风险时由农业再保险公司给予补贴，政府通过特殊的救灾政策给予扶持。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农业保险体系，既保证了农业保险的深度，又保证了农业保险的安全性。

（三）建立健全我国的农业保险相关法规，把我国的农业保险纳入法制化轨道

农业保险制度范文篇10

关键词：农业保险；非正式制度；制度变迁；制度创新

现阶段，我国农业保险体系内的正式制度安排依旧十分薄弱，非正式的制度仍发挥很重要的作用，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的有效替代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就要求在构建完善农业保险体系过程中进行思路上的创新，充分发挥非正式制度的积极功能，在制度和文化层面上使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并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取得理想的制度变迁效果。

一、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历史演进

伴随着农业的发展和演变过程，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经历了巨大的变迁，正是非正式制度变迁使农业保险制度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1.我国古代农业保险思想的原始形态。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就是在与各种灾害的不懈斗争实践中，萌生了对付灾害事故的保险思想和原始形态的保险方法。在中国漫长的农耕时代，为应对纷沓而至的水旱饥荒，“积蓄备荒”的保险思想贯穿了我国整个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各朝统治者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王朝，在大灾之后保持社会的稳定，各种仓储制度应运而生。这种以实物形式的救济后备制度，具有政府统筹、带有强制性的保险的性质，在民间多采用“积谷防饥”、“养儿防老”形式的自保与互助风俗制度，从某种程度来说，几千年封建农业社会积淀下来的最具代表性的风险保障思想与非正式制度，时至今日仍在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2.我国近代农业保险思想的产生。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和长期闭关锁国的社会条件下，近代农业保险思想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和农村经济发展极为困难的条件下逐步形成的。一些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深受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和技术，“师夷之长技以制”，他们在吸取我国古代原始保险思想和西近代保险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我国近代的农业保险理论和思想。为发展民族农业保险，少数省份在个别地区试办过农业保险，但多以失败告终。虽然引进了西方近代保险的原理、方法和观念，但在自然经济仍居主导地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其影响极其有限。

3.建国后我国保险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建国后，我国的农业险理论和实践基本上是借鉴苏联的经验，在国家保险理论指导和意识形态影响下，我国农业保险业从创建之初，就具有明显的“财政性保险”的特征，虽然也发挥着风险补偿、防灾防损等作用，但这并不是发展农业保险的目的，业务基本上是依靠政府的行政命令来推动的。制度建立以后，农业保险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并完全由国家救灾方式所代替。经济转型时期农业保险制度虽然在重新培育，但迄今仍然没有摸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发展的农业保险道路，仍没有在农业保险的制度安排与创新方面取得突破，由于制度缺失，我国农业保险陷入了“需求不足、供给短缺”的市场失灵境地。

二、我国发展非正式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纵观几千年来中国保险思想发展史，非正式制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根植于农业社会、以国家为主导、以社会救济为主要内容的古代保险思想有利于农业保险的形成，但却阻碍了现代农业保险的发展。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一贯注重伦理道德、意识形态等精神因素作用的历史惯性，对人们的行为影响深远，人们习惯于从过去的经验和传统中寻找依据和方法，这就使得传统观念、行为习惯对农业保险制度变迁的影响和制约特别突出，再加上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长期投资，也使人们形成了注重行为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的思维习惯。也正是因为如此，适应农业保险发展要求的非正式制度——意识形态、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建构尚未完成，而非正式制度的匾乏影响了农业保险的需求和供给。

非正式制度通过双重作用影响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变迁，一方面降低交易成本，强化激励机制，提高经济绩效，成为农业保险发展的强力剂。长期实践中积淀下来的意识形态和习惯准则，作为一种个人与环境达成“协议”的交易工具，形成一种个人与外部世界的确定关系，大大简化了人们认知、选择的过程，节约交易费用。同时，它所包含的与公正相关的道德评价，也缩减人们在相互对立的理性之间进行选择时所耗费的时间和成本，降低交易费用，也有利于正式制度的正常运行。作为一种社会调节机制，由于非正式制度往往表现为世代相传的习俗与行为习惯，因而在一定条件下，其内在的凝聚作用规范了社会成员行为。尽管这种规范性不具有国家强制性，由于其本身凝结着社会成员对往昔现象、经验或祖先的某种程度上的崇敬，所以人们往往会以传统为参照系来指导自己的行为。有效的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成功的遏制“搭便车”、损人利己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克服这些行为固然要靠正式制度来制约，但正式制度不论在质上还是在量上都存在着许多无法达到的空间，这些空间只能靠主体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来自觉维持。从某方面来说，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也是一种人力资本，当人们认同于某种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时将形成一种巨大的行为激励，提高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益。尤其是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特别的人力资本更是效果显著，合乎理性的意识形态能够有效淡化机会主义行为。当然，非正式制度的自发性、持续性等特点也往往使其成为阻碍制度变迁与创新的因素，陈旧的非正式制度安排难免会延长制度变迁的时滞，强化制度创新的路径依赖，也会干扰正式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扰乱社会运行的秩序，从而加大社会运行的操作成本，降低制度绩效。

某种程度上讲，人类的各种风险应对策略的历史发展沿革表明农业保险制度是一个文化层面的东西，那么在正式保险制度移植中简单的工具性的移植和借用是存在问题的，任何制度不能脱离其存在和发挥作用的环境——文化。不顾客观规律的强制性的制度移植，完全可能造成制度实际运行中的扭曲，最终增大制度运行本身和未来变迁的社会成本。这也是近代农业保险制度在我国运行产生南桔北枳问题的根本原因。有效保护私人财产权利是一个国家成为名副其实的法治国家的标志，但法治国家不仅仅表现为国家制定出完整和先进的法律条文体系，更重要的培育法治的契约文化，文化的培育就需要漫长的过程，这受制于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农村城镇化进程、农村人口家庭观念的变化和农民文化观念的变化高度相关。这些影响因素的性质及变迁的规律决定了非正式保险制度的长期存在，如农业系统性风险、信息不对称和双重正外部性，诚信意识问题等等。

无论怎样发展农业保险，一旦其赖以存在的信用基础出现了问题，由于监督人的行为成本高昂，许多对合作双方都有利可图的交易，在缺乏道德共识的环境里就会无法实现，便不可能保证农业保险稳定地正常运行。

三、加强非正式制度建设，促进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创新

由于非正式制度存在形式上的分散性、变迁上的自发性、连续性特征，因而其创新具有与正式制度完全不同的特点，不能像正式制度那样易于采取自上而下的强制变迁形式，可以采取诱致变迁的形式，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重视习俗影响，塑造道德理念和建构新型文化，加强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

首先，我们要重视习俗影响和塑造道德理念。现代的农业保险制度是在以英美为主的具有浓厚契约传统西方国家发展起来，我国从逐渐引入西方现代农业保险机制的过程中，虽然机制所需要的正式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起来，但机制运行所需要的契约观念、守信观念、守法观念等却还没有树立起来和充分发挥作用。要克服这种制约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现象，就必须努力树立契约观念，建立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观念、消除那些与市场观念矛盾的道德和习俗观念，并对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进行仔细甄别，除去陋习，保留精华。

其次，我们要塑造道德理念。自愿互利的农业保险其实就是一种市场交易，而维持和优化市场交易秩序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就是利人利己。道德与不道德的分界线，就是保险主体是利人利己，还是损人利己。通常，道德规范建设具有系统性，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参与者诚信或失信的识别机制，形成俱乐部规范，诚信或失信的激励和惩罚机制，这需要标本兼治、着力治本。治本主要是制度建设，特别是信用制度建设。道德规范建设实际上是形成农业保险主体共同遵守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如诚信就是现代农业保险中共同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功能是克服机会主义行为，提高遵守合同的自觉性。因此，道德规范建设的意义是使守信成为自觉的行为，自觉的遵从。当然，我们不仅要反对泛道德主义，也要反对那种泛法律主义的倾向。实际上传统儒家伦理看重的，不是去制定这样或那样的规则、规范，而是强调在道德生活中树立榜样。人们在生活中更多地不是从规则、规范里学会道德的行为，而是从家人、父母、邻居、同伴以及历史生活的实例、榜样中来学习和培养道德感、道德习惯和道德情操的，培养健全的人格就是我们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这有助于我们克服目前农业保险乃至社会所面临的诚信、责任问题，而培养健全的人格，依靠“德、智、体、群四育并重”，使人们的品质得到升华、认可和尊重。公务员之家

最后，我们要建构新型保险文化。在保险制度的变迁过程中我们也面临着保险文化转型的任务，在非正式制度安排方面要建立起与保险制度相适应的文化氛围，努力营造一种自由、自主、竞争、效率、契约的保险文化，不断探索和积累反映保险运行规律的各种经验和知识，以支持保险经济的有效运行。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保险文化，从根本上促进非正式保险制度的变迁。尤其在我国这种政府主导强制性制度变迁与传统思想文化影响之深的情况下，当农业保险机制的正式制度发生了变迁时，如果缺乏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文化等非正式制度支持，传统的非正式制度不发生变迁或变迁速度过慢，这势必会影响农业保险正式制度甚至金融市场经济秩序的型构。而根本的方法就是彻底打破传统的农业经济体制，扩大保险思想文化意识的教育与影响，切实推进保险文化基础的建立，加强相关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宣传。只有处理好了两者之间的关系，能保证农业保险长期、稳定发展并提供良好的运行环境，降低其运行成本。

四、结论

实践证明，非正式制度因素深刻影响了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今天，我们推进农业保险制度的创新，就必须尊重国情和传统，加强非正式制度建设，努力寻找文化传统与现代农业保险体制之间的契合点，不断试探、不断融合，才能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实现制度创新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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