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本主义范文10篇

农本主义范文篇1

农本主义之产生商及西周虽在农业时代，人民殆皆事农，田畜几为唯一富源，商王且亲自省耕，然犹无所谓农本主义。盖其时商业未盛，不足影响农业，无所谓本末，更无所谓重本抑末也。降及春秋，市镇渐兴，商业渐盛，封建渐坏，农业渐受商业之影响。然春秋犹在过渡时期，尚无鲜明之农本主义。子贡善贾，

《史记·货殖传》：“子贡既学于仲尼，通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

孔子称其：“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殊无轻视或抑制商业之意。而一般出身贵族之士大夫，鉴于封建制度之渐坏，追怀往昔，以阶级差别之明显固定为美，

《左传》襄九年“其卿让于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竞于教，其庶人力于农穑，商贾皂隶，不知迁业。”(楚子襄赞晋国之言)

《左传》昭二十六年“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滔。”(晏子之言)

亦无重农抑商之意。至战国则已另入一新时期，农本主义之言论，盛行于学者间矣。故农本主义之成熟，必在深入市镇经济，工商足以影响农业，封建已坏，集权中央之时期。

战国诸子之言论故孟荀为孔门大师，而于农商之态度，则与孔子异趋。孟子斥商人为贱丈夫。

《孟子·公孙丑下》：“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荀子欲减商贾之数。

《荀子·富国篇》：“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民贫则田瘠以秽。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上虽好取侵夺，犹将寡获也。……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上好攻取功则国贫(民不得安业也)，上好利则国贫(赋敛重也)。士大夫众则国贫(所谓三百赤茀)。工商众则国贫(农桑者少)。无制数度量则国贫(不为限量则物耗费)。”(卷六)

法家言论，更为积极。《管子》欲强商人买贵卖贱以抑商。

《管子》：“贾人贱卖而贵买。四郊之民，卖贱何为不富哉。商贾之人何为不贫手。”(《轻重篇》丁)又曰“民无所游食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足，粟足则国富。”(《治国篇》)

按《管子》中一部分系重商主义。盖《管子》系战国时书，非一人所撰而托名于管仲。管仲在齐执政时，则实行重商主义。

商君力主农战以兴邦。

《商君书》：“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民以此为教，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善为国者官法明，故不任智虑。上作壹，故民不荣，则国力博。国力博者强。国好言谈者削。故曰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农战篇》)又曰“使商无得糴，农无得糶。农无得糶，则窳惰之篇农勉疾。商不得糴，则多岁不加乐。多岁不加乐，则饥岁无裕利。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窳惰之农勉疾，商欲农，则草必垦矣。”

(《垦令篇》)《商君书》中此类言论甚多，不备引，《史记·商君列传》称其在秦执政时，使民“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台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韩非至称工商为国家之蠹；以商害农，国可亡也。

《韩非子》“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共言古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贿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共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五蠹篇》)又曰“耕战之士困，而篇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亡徵篇》)

汉代之措施汉兴，农本主义更为进展，见诸言论。

汉文帝诏“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

晁错曰：“方今之务，莫若便民务农而已矣。”(《汉书·食货志》)

贾谊曰：“今驱民而归之农，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人，转而缘南亩，则蓄积足而人乐其所。”(《汉书·食货志》)

《盐铁论》：“衣食者民之本，稼穑者民之务。”

元帝时贡禹甚至主张复古，“不以金钱为币，专意于农。”(详见《汉书·贡禹传》。)

施之政事。高祖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官为吏。(见《史记·平准书》)文帝以次，躬耕籍田，以为天下倡。又立孝弟力田之赏。累下重农之诏。令二千石勉劝农桑，出入阡陌劳来之。而牧令以劝农称循吏者，亦复不少；如西汉渤海太守龚遂，南阳太守召信臣，东汉南阳太守杜诗，渔阳太守张堪，蒲亭长仇览，其章明较著者也。文帝且从晁错之言，令富人入粟拜爵，以给国用，而免农田之税。汉代农本主义之施行，可谓勤矣。

重农之原因农本主义之兴，其为农民乎?不尽然也。农为衣食之源，工商所资，农民复占全国人口十之八九，务本重农，谁曰不宜。此正面之理由也。自其反而观之：若饥寒交迫，救死不暇，荣辱不足动其心，刑赏不足励其行，欲言教化难矣。民不聊生，教化不行，聚而为乱，则社会不安，而国亦危矣。故孔子言既富加教，孟子言恒产，管子谓衣食足知荣辱。

《论语》：“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孟子》：“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

《管子》“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

杜祐《通典》：“夫礼道之先，在平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

人民什九皆农，欲其衣食均足，舍农末由。而君主欲求长治久安，永保其国，亦必重农。此农本主义之起因一也。农民朴实，安土重迁，易为之治；不若工擅技巧，商通变化，以其富厚，交通王侯，左右政治。故君主恶工商之威胁国祚也，常抑商重农。且一旦有事，以之作战，则农民体壮力健而持重，非未技游惰之人所可及。

《商君书》》“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一则小诈而重居。一则可以赏罚进也。一则可以外用也。夫民之亲上死制也。以其旦暮从事于农，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距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战，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

《吕氏春秋》》“民耕则朴，朴则易用。”

晁错曰

务民于农桑，民可得而有也。”(《汉书·食货志》)

《亢仓子》：“人舍本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流徙。轻流徙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巧法令，则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是故圣王之所以理人者，先务农业，农业非徒为地利，贵其志也。人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边境安则主位尊。人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是天下一心矣。”

故人民务农则易治而易用。此农本主义之起因二也。自古国用泰半取自田赋。官僚亦以税收为俸禄；且其本身大都为地主，利于平民务农，而田租可恃。若商人资本发达，剥削农民，破坏农业生产力，则影响田租田赋之收入。故重农抑商之思想，自然产生于君主、官僚与地主间。此农本主义之起因三也。国家富强，必须足食足兵。兵以农民为良，已如前述。食则产于农业。若食粮不足，不独民易为乱，且无以养兵，不克内除叛变，外战强敌。乱世募兵尚易，食粮则非一时可积。故必务农以足食。兼以环境宜农，农业发达而一般经济随以富裕。此农本主义之起因四也。

重农之效果如上所述，农本主义之目的，非有厚爱于农民也，主要为谋国家或统治者与官僚阶级之利益，盖别有所为也。史称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魏以富强。秦用商鞅农战之策，卒并六国。汉高祖重农抑商，文景劝农，与民休息，及武帝而国力充实。

《汉书·食货志》：“娄(古屡字)敕有司以务农为务，民遂乐业。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庚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柠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得食粱肉。为史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愧辱焉。”

西通西域，北弱匈奴，威震四裔，此重农之效也。然农民生活之善否，初无与于此。文帝减免田赋，而受惠者地主，非佃农也。汉律重农抑商，惟稍抑商人之势，农民之疾苦自若也。且以累代抑商之故，商不得盛，农亦交困。国用取自田赋，而农业生产受天然之限制，设遇暴君污吏，诛求无度，农民不能安生，流为盗匪而大乱作矣。此亦重本抑末之果也。

农本主义范文篇2

【关键词】农本主义阶级理论应用

民主革命时期，通过深刻分析中国革命的强大敌人和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指出城市是帝国主义及其反动同盟军的统治中心和资本主义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根基，受其控制与影响最弱的广大农村则是革命力量的落脚点和聚集地，并将成为向城市发起总攻的战略起点。这种具有农本主义特点的革命实践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社会结构矛盾运动同中国自身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在一起，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

农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近代中国的耻辱史，使长期生活在封闭环境中的中国人很难接受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进步性的理念。对于西方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马克思曾经从历史高度与辨证角度冷静地分析了其功过是非。他一方面谴责此行为的非道义性，另一方面又充分肯定了其对于打破中国晚清“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肢解“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①，即打破中国封建制度的进步意义。今天，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的上述评价是客观的，但在当时的中国人眼里，西方资本主义带来的是战争、破坏与创伤，而且成为一切罪恶的渊薮。如果说早期工业化的后果已经使人们意识到资本主义是一种异化的罪恶制度的话，那么，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带给中华民族的屈辱更加验证了这种判断的正确性。因此，在革命话语中，西方资本主义顺理成章地被视为中国人民最大和最凶恶的头号敌人，成为中国革命最主要的对象。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又告诉我们，除抗战时期之外，中国并没有可以直接打倒的现实帝国主义，因而理论上解释为：打倒帝国主义并不意味着中国革命可以直接达到消灭外国资产阶级的目的，而是推翻其在中国人的统治，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

此外，在外部刺激下成长起来的以官僚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为主体的中国资本主义本土化问题长期没有解决，即“大部分是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②，此联系集中在外国殖民统治区，尤其是在对外通商口岸方面。这种根源如此异己、外表如此畸形的中国资本主义，很难使人相信其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相反，人们更易于接受这样一种观点：中国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沆瀣一气，共同残酷地剥削和压迫中国人民。因此，的论述一般倾向于把中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相提并论，并将二者均视为革命的对象。

农本主义的要点

作为资产阶级伴生物的无产阶级最初也没有成为关注的焦点。基于公认的事实，早期阶级理论的代表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考察的重点并不在无产阶级身上。其中“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这一表述，也是在1951年10月再版时临时插入的。即便1939年公开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对中国无产阶级的描述，突出的仍是其与农民的同源性以及工农联盟的重要性。究其原因，一方面对无产阶级诞生地的大城市有一种天然的厌恶感；另一方面，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现实表现也的确无法让人对其投入过多的激情，特别是当革命重心转入农村以后，无产阶级事实上处于革命边缘。而通常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也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亦即具有先进无产阶级思想革命家的领导。既然不能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城市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身上，便自然而然地到他熟悉的且最少受到资本主义影响的农村寻找革命创造力的源泉。

农本主义的应用：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

以农本主义思想为出发点的阶级理论，重心自然落在对农村阶级的划分上。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首先将中国农村细划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贫农、雇农、农村手工业者、游民等8种成分，然后将其分别纳入地主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中。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开始，即采用了阶级分析的标准术语——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等来界定农村阶级和阶层，并且一直沿袭下去。这种理论分析及其在具体实践运用中，主要执行了以下几条标准。

生产力标准，这是划分农村阶级最基本的客观指标。以往的学术研究，多将此简单界定为一项经济标准，认为“从中国农村普遍地长期地存在着的租佃关系为主干的地主所有制这一特点出发，主要按照租佃量的多少为标准”来分析中国农村阶级的③，其实这种界说有失偏颇。只要对的阶级理论及其实践进行全面考察就不难发现，所谓“租佃关系”只是各阶层（准确地说是各家庭）占有生产力要素不平衡的必然结果，而非划分阶级的实际指标。

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不同的是，作为划分农村阶级依据的农业生产力，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并非是劳动力，而是劳动工具、劳动力和劳动对象三者之间的均衡关系，特别是后两者之间的比例。境遇最差的雇农，其土地与劳动力的占有比例绝对失衡，拥有丰富的劳动力却没有土地和劳动工具，故被称为农村中的无产阶级；次贫的贫农，其土地占有量和自有劳动力比例相对失衡，要靠租佃别人的部分土地或出卖部分劳动力为生，被称为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中农的土地和劳动力之比例相对平衡，通常不必与其他阶层直接发生经济关系，被称为农村中的小资产阶级；富农的劳动力相对短缺而土地和生产工具比较富足，需要占有别人一定量的劳动，但因其能发挥自己劳动力的作用，剥削量不大，且多数兼营工商业，故被称为农村中的资产阶级；地主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不得不占有别人的活劳动，成为农村中最大的剥削者。

在划分农村阶级和阶层时，不仅灵活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标准，而且采纳了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社会存在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要素即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而在经济形式较为单一的村社环境中则具体表现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即各阶级和阶层的经济地位。所谓社会意识，在革命时期主要表现为政治思想，即对待革命的立场和态度。该原理在革命语境中，就转化为经济地位决定革命态度，即雇农的革命意识最坚决、最彻底，贫农的革命态度是积极的，中农立场不稳，富农态度始终消极，地主的思想必然是反动的。据此，农村阶级斗争路线，即应该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分化谁的革命策略，便一目了然。

农本主义范文篇3

我讲四个“一”，第一个“一”是概括一下各位专家学者发言的“一个共同特点”，第二个“一”是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一点理解”，第三个“一”是我要提出“一个期待”，最后我还要向大家发出“一个邀请”。

先讲第一个“一”。今天下午各位专家学者的发言都很精彩，对我很有启发，内容不再重述。虽然各位专家所谈的问题各不相同，研究视角也不一样，但是，在我看来，他们的发言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有意无意地把他们所研究的问题置于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换句话说，他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他们所思考的问题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联系起来了，大家都感觉到，当今“三农”的诸多矛盾与问题往往来自“三农”之外，这可以视为今天下午各位专家学者达成的一个共识，可喜可贺。

这么多专家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把他们所研究的问题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联系起来，我想这绝不是偶然的。因此，我在这里讲一讲第二个“一”，谈一谈我对这个问题的一点浅见。我以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现代化既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同时现代化也是当今“三农”诸多矛盾的来源，这正如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大家知道，自1840年至今，160年了；在这历史长河中，无数先烈、仁人志士努力奋斗，所追求的不外乎就是要实现国家现代化；从康有为到孙中山、、再到邓小平，他们所提的主义、政治主张或有不同，所采取的政治手段也可能不一样，但是他们所追求的核心目标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要实现国家现代化。那么现代化到底要化什么、怎么化？1949年后60年社会主义实践就可以看成国家现代化的实践探索，这60年又分为前30年和后30年。在前30年，我们试图以“非市场化”的手段——计划经济手段来实现国家现代化，企图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结果发现这个路很难走，走不通；于是，在后30年，我们掉过头来，搞市场经济。实际上，对于现代化到底怎么化，上个世纪40－50年代，先贤们就已经做过思考，胡绳先生就曾经指出“要现代化，就要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承认并肯定落后的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可惜的是，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阴差阳错地背离了他们当初的正确判断。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我们的这后30年社会主义实践是一种回归，我们通过交前30年学费，终于明白了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大发展基础之上，绕不过去；今天我们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上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去补资本主义的课，补市场经济的课。那么，今天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化到底要化什么、怎么化也就清楚了，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就是要实现这“四化”。再反过来看，当今“三农”的诸多矛盾和棘手问题也就是从这“四化”中来的。今天下午，专家们为什么要研究破除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呢？因为这是“市场化”目标决定的，是“市场化”的要求；道理很简单，市场经济的本质东西是什么？是交换，交换的基本前提是交换主体平等，奴隶主和奴隶之间不需要交换，奴隶主只要对奴隶实行“拿来主义”就可以了。之所以要破除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就是因为城乡不平等，交易主体不平等，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陈文胜刚才为什么要谈农业经营方式转变呢？基本原因就是你要实现农业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目标决定的。或者换个说法，如果我们放弃“工业化、城市化”目标，那今天下午也就没有必要研究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因为农民不需要向城市转移了。可见，当今“三农”的诸多棘手问题就是从这“四化”中来的。所以我说，今天各位专家学者把他们研究的问题都与现代化联系起来，这不是偶然的，是有其内在逻辑的。现代化是我们不能放弃的目标，现代化也是当今“三农”诸多矛盾和问题的来源。公务员之家

以上是我的一点浅见。现在我讲第三个“一”，就是我的“一个期待”。我期待着下一届湖湘三农论坛上能多一点实证研究，多一点实际调查研究。今天下午各位专家学者的发言也很好，但给我的感觉是，绝大多数同志的发言是定性的理论分析，理论推理的成分大，有的还比较情绪化，缺少实证资料的支撑。我们是社会科学工作者，是社会的医生，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发现问题，发现真问题，进而才能解决问题。因此，必须高度重视调查研究，要深入到农村去，要深入到农民中去，以使我们的研究、我们的讲话能言之有据。这是我在此发出的呼吁，我也以此与同志们共勉！

最后要讲的一个“一”，就是我在此要向同志们发出“一个邀请”。我来自安徽省，来自安徽大学。安徽省是典型的农业大省，在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安徽省也是农村改革的发源地，是中国历次主要农村改革措施的“试验田”，对我们三农研究工作者来说，安徽省是理想的研究样本。国家批准了皖江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我省城乡一体化建设正在提速，也给当前的三农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机遇。安徽大学是省属唯一综合性大学、211工程建设大学，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建设是安徽大学办学宗旨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安徽大学持续关注农业大省的三农问题，有三农研究的传统，建有若干涉农研究基地。在此，我真诚地向同志们发出邀请，请同志们在得便的时候，到安徽省、安徽大学走一走，看一看，以便加强我们彼此的交流与合作。11月20日，第四届县乡干部论坛将在安徽大学举行，由我们主办，希望能得到同志们的关注和支持。

农本主义范文篇4

【正文】

［中图分类号］A2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01)01-0001-05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就领导俄共（布）和苏俄工农群众展开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到1924年列宁逝世，有7年的时间。总结这一时期列宁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对于我国当前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第一，从苏俄的实际出发，谨慎地、渐进地推动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十月革命胜利时，苏俄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小农占全体劳动者的大多数，生产力水平低下。在这样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充分注意这些情况，采取特殊的办法和措施。1918年1月，列宁在全俄工兵农苏维埃“三大”上的讲话中提出：“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会不承认这样一个明显的真理，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有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漫长的、比较困难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形式，在很多方面将取决于占优势的是小私有制还是大私有制，是小农业还是大农业。”[1]他还说，爱尔兰这样一个人人识字和全国都是大农业的小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和俄国这样一个小生产占优势的大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情况将是不同的，前者可能比较容易、比较快地完成过渡任务，后者则需要经过一个比较困难、比较长的过程才能完成这个任务。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在俄共（布）十大上所作的政治工作报告中，在讲到过渡问题时说，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有具备了实力雄厚的大工业基础，才能保证实现过渡的任务，“而在我国，第一个特点……就是我国的无产阶级不但只占少数，而且是极少数，占大多数的是农民。”[2]他认为，由于这种情况，俄国无产阶级需要同小生产者打好多年的交道，这样就有必要在经济生活中实行自由贸易。在这次大会上，在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中，列宁在讲到无产阶级同小农的关系时说道：“毫无疑问，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这些办法在工农业雇佣工人占大多数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完全不需要采用的。”[3]以上的材料说明，列宁对于俄国必须采取特殊的办法和措施建设社会主义，认识是深刻的。

列宁领导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与上述思想认识是一致的。在十月革命过程中和革命胜利初期，列宁认为，俄国无产阶级可以采取的措施是“计算和监督”。所谓“计算和监督”，指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由工人团体或苏维埃国家的某些国家机关，对企业的生产和分配过程进行监督，对有关帐目进行计算，从而达到制约资本家的活动和有利于无产阶级利益的目的。1918年4月，列宁提出国家资本主义的主张，认为在俄国实现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重大的进步。所谓国家资本主义，也是指不改变资本主义企业的性质，由苏维埃国家政权对企业的生产过程进行干预、指导和引导。上述这些措施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不改变资本主义企业的性质（不是急风暴雨式地消灭资本主义）。由此可以认定，它是谨慎地、缓慢地、渐进地推动社会主义进程的措施。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更是主张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作用，利用市场和商业的作用，渐进地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更能说明他主张谨慎地、缓慢地、渐进地推动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

第二，适时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无产阶级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使自己和全人类都获得解放，主要依赖于夺取政权的斗争取得胜利并在新政权得以巩固时及时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进行了这方面的实践，留下了宝贵的经验。1918年4月，列宁曾提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须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4]。还说：“我们用镇压的方法获得了胜利，我们也能够用管理的方法获得胜利。形势改变了，对敌斗争的方法也要善于改变。”[5]这里所说的，就是转变工作重心，即把工作重心由对敌人进行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转到管理经济、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上。在这一时期，他不仅提出了转变工作重心的要求，而且提出了管理经济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如向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学习，加强国家干预经济和引导经济的力量；借鉴美国的泰罗制，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启用旧社会过来的技术专家和生产管理人员，利用他们的经验和知识为苏俄的经济建设服务。1921年春列宁领导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意味着深层次地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变，这一转变使苏俄走上了利用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途径，为苏俄发展国民经济注入了新的动力。

第三，采取有效的措施保持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恢复国民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局面。可是，1921年春苏俄出现了社会不稳定和政局不稳定的问题。一是农村的许多地方，如乌克兰、顿河流域、西伯利亚的农村，一部分农民进行骚动和暴动，毁坏农业生产机器和其他生产资料，烧毁国家的粮食仓库；二是在大中城市，工人阶级队伍不稳定，一部分工人离开城市和脱离工人阶级队伍，到农村去寻找生路，使城市工人的数量锐减，另一部分工人则在工厂里举行罢工和示威活动，以表示他们对国家政策的不满意和不理解；三是1921年3月初发生了喀琅施塔得叛乱，即苏维埃俄国的海军基地喀琅施塔得城，一部分水兵发起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叛乱，要求建立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这场叛乱的发生，意味着苏俄的政局不稳定已经深刻化和明朗化，或者说苏俄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上述不稳定问题的发生，原因之一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特别是余粮收集制，使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二是多年战争造成的经济生活的严重困难；三是敌对势力从事破坏活动。

列宁领导党和国家政权采取了稳定政局的措施。其根本的措施是改变经济政策以促进政局稳定。改变经济政策，主要是改变了国家的粮食政策，即由余粮收集制改为粮食税制；改变了禁止买卖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的政策，允许自由贸易；改变了所有制的政策，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企业发展，并且实行租让制，把一部分国有企业租给外国资本家，让他们到俄国来经营等等。从列宁当时的思想和实践看，改变经济政策是为了促进政局稳定。

为了促进政局稳定，列宁还提出了必须采取的其他各种措施。如他要求党组织保持思想上组织上的高度统一，同政治动摇现象作斗争。列宁在党的十大报告中指出，苏俄政局的不稳定，实质上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动摇，即作为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和作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从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上发生了倾向于资产阶级的动摇。为了反对这种动摇，实现国家政局的稳定，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讲团结，守纪律，思想上组织上高度统一，齐心协力地投入工作和斗争。他说：政治动摇的危险性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危险性无疑要求我们更加团结，更守纪律，更能和衷共济地工作。否则我们便不能战胜命运给我们带来的危险。”[6]列宁提出，为了达到稳定的目的，党必须接近群众，相信和依靠群众，反对政治动摇现象。当时他在《论粮食税》一书中提出：“我们将采取一切办法和尚未接触过政治的劳动群众建立更紧密的联系”[7]。在他看来，同群众建立联系的目的，是为了掌握群众的情绪，对群众作宣传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如向群众解释苏俄在国内战争时期为什么必须采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为什么只有工人阶级的政权才能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向新经济政策转变意味着什么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在接近群众的过程中可以发现群众中的积极分子，选拔他们作苏维埃政权的工作。列宁认为，为了达到政局稳定的目的，还必须同敌对分子作无情的斗争；必须整顿党的组织，端正党的形象，促进政局稳定。

第四，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大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全体党员和广大工农群众推进自己的事业，无论是推进夺取政权的斗争，还是推进建设社会主义，靠的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激发群众的热情和积极性，使全体党员和工农群众自觉地献身于求解放的斗争。在苏俄国内战争时期，无产阶级面临的任务是同国内外敌人作军事上的政治斗争，以英勇无畏的精神保卫苏维埃政权。这时列宁主张对红军战士和工农群众进行革命英雄主义的思想教育。1919年春，高尔察克白匪军在西北利亚地区叛乱，东线局势趋于紧张。列宁起草了《关于东线局势的提纲》，提出了一系列克敌制胜的措施，其中包括大力加强红军中的宣传鼓动工作。他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工会都参与这次军事行动，参与做宣传鼓动工作，东线局势稳定后不久，南线的局势又紧张起来，党把军事工作的重心转向了南线。列宁再次提出，要加强红军中的宣传鼓动工作，说：“凡是已应征者集结的地方或驻有卫戌部队尤其是后备营等等的地方，共产党员……都应当行动起来。他们应该毫无例外地组织起来，帮助动员，并在已应征者和当地驻军的士兵中进行工作”。[8]列宁还要求红军各级政治部和全体政治工作干部认真地做好对士兵的思想教育工作。在列宁看来，在红军中进行思想教育和宣传鼓动工作，目的在于使士兵懂得为谁打仗，应怎样去战斗，从而提高红军的战斗力。

苏俄历史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期以后，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决定采取有利于小农经济发展的政策，采取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这一时期，列宁进一步强调必须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1921年10月，他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一文中说：采取新经济政策是一场“政治变革”，“必须使群众都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不仅是认识，还要使他们把这种认识付诸实践。我认为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任务就是由此产生的。”[9]意思是说，必须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群众理解新经济政策的意义、方法和步骤，献身于这项事业之中。在这篇文章中，列宁提出了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三大任务：一是教育一部分党员克服自满和自大情绪，踏踏实实地学习做经济工作；二是提高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和政治思想觉悟；三是反对贪污受贿。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由于党的方针政策迅速地转变，无产阶级队伍中一部分人缺少思想准备，感到灰心丧气，甚至于在行动中有抵触情绪。针对这种情况，列宁指出：“在这里，政治教育委员会要同这种现象作斗争的任务就提到了第一位。”[10]意思是说，党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端正这些人的思想认识，保证新经济政策的顺利实施。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第五，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时期，面临不断发展的革命形势，第二国际及其各国党的领导人竭力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否认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特别是否认无产阶级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必要性。不批判他们的错误观点，不恢复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本来面目，俄国以至全欧洲的革命则不能顺利向前发展。1918年5月，列宁曾提出：“我们要考察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学说，特别详细地谈谈这个学说被人忘记和遭到机会主义歪曲的那些方面。”“如果不同‘国家’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偏见作斗争，使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影响、特别是摆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就无法进行。”[11]即认为如果不同错误观点作斗争，不维护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则不能使广大群众摆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影响，这样也就不可能有各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苏俄新经济政策时期，在如何认识“战略退却”的问题上，列宁主张批判“社会主义失败论”，维护和捍卫苏俄人民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是一种“战略退却”。是对马克思主义战略与策略理论的正确的、灵活的运用。可是当时，资产阶级分子对苏俄的“战略退却”极力作出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解释。由俄国前立宪人组成的流亡在西方的人认为，苏俄“定会走向通常的资产阶级国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失败了”。针对这种论调，列宁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指出：“战略退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我们有国家政权，我们有许多经济手段；如果……建立了同农民的结合，那我们就会成为绝对不可战胜的力量。那时，社会主义建设就不仅仅是作为沧海一粟的共产党的事业，而是全体劳动群众的事业了。”[12]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领导苏俄无产阶级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主张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如前所述，1918年春，苏俄巩固政权和镇压敌人反抗的斗争已经告一段落，列宁提出必须把党和国家政权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管理俄国和发展生产上来，并且提出实现这一目的的根本途径是实现国家资本主义，即认为管理俄国和发展生产必须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来实现。他在有关文章中说：“只要稍微想一想，在俄国，在苏维埃俄国，确立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基础将意味着什么，那么任何一个没有丧失理智、没有被书本上的只言片语塞满头脑的人一定会说，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的救星。”[13]当时党内有的人反对在苏俄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散布了许多错误的言论。列宁说：“这些人怎么啦，怎么能够抓住书本上的只言片语而忘掉现实呢？现实告诉我们，国家资本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进步。”[14]值得指出的是，列宁在这里说，任何一个“没有被书本上的只言片语塞满头脑的人”一定会肯定国家资本主义，不能“抓住书本上的只言片语而忘掉现实”，这些论断具有极深刻的含义。因为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提到过，在他们的著作里没有关于这个问题的现成答案。如果仅仅从书本知识即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出发，则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即不可能为苏俄恢复和发展生产找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看来，上述列宁论断的含义包括：反对以书本知识塞满头脑，提倡从书本中摆脱出来，大胆地进行探索，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领导党把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再一次提上日程。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他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国家资本主义是以前的社会主义者没有遇到过的新事物，“连马克思也没有想到要就这个问题写下只言片语，他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可供引用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指示就去世了。因此我们必须自己去找出路。”[15]在他看来，所谓“自己来找出路”，就是指不要受本本的束缚，到现实生活中去开创前进的道路，并且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十月革命后，列宁还就怎样认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革命的必然性，怎样认识苏俄革命的前途，怎样发展生产力和怎样进行文化建设等一系列问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第六，既坚持党的领导又加强党的建设。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建立以后，领导工农群众进行了夺取政权的斗争和巩固政权的斗争，进行了恢复国民经济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实践。1920年，列宁在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指出：“没有铁一般的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一切正直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16]可是，党内有些受错误思想影响的人否定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并且把政党与领袖、群众与领袖对立起来。针对此列宁说，在现代文明国家内，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领导的，政党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重要职务而被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集团来主持的，因而把政党与领袖、群众与领袖对立起来是十分错误的。他还说：“从共产主义的观点来看，否定政党就意味着从资本主义崩溃的前夜……跳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而不是进到它的低级阶段和中级阶段。我们在俄国（推翻资产阶级后的第三年）还刚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低级阶段过渡的最初阶段。阶级还存在，而且在任何地方，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都还要存在好多年。”[17]意思是说，只有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消灭了阶级，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政党才会消亡，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由于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作为领导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无产阶级政党就必须存在，必须发挥它的作用。

列宁在强调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提出必须加强党的建设。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实践中，他领导党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以及党的政治路线上不断地加强了党的建设。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他强调党组织的统一，反对组织的活动。新经济政策初期，党内出现了几个各自有其纲领、反对党中央正确决策的派别集团。据此，列宁在党的十大有关文件中指出：“目前许多情况正在加剧国内小资产阶级居民的动摇，在这个时候特别需要保持党的队伍的统一和团结，保证党员相互之间的完全信任，保证在工作中真正齐心协力，真正体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18]他指出了派别活动的危害性，要求消除派别活动。如他在大会有关文件中提出，代表大会毫无例外地宣布解散一切按这个或那个纲领组成的派别，如“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等，并责令立即执行，凡不执行代表大会的这项决定者，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

农本主义范文篇5

关键词：；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不照抄照搬别国模式，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走自己的路。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思想观点，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可贵探索。

一、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探索背景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灭亡后的未来社会没有进行专门的研究，只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对未来社会的一些特征进行了描述，他们认为，商品生产是与社会分工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在未来的社会制度下，资本主义私有制被消灭了，社会实行了公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等现象也随之消亡。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指出：“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1］因此，马克思认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当然也不存在商品和商品经济。同样，恩格斯也认为未来社会是不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指出：“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那时，一件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件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2］“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3］。由此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未来社会里是不存在商品经济的，未来的社会实行按劳分配，实行对生产的计划调节。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我们设想一个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共产主义社会”，“问题就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必须预先计算好，能把多少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用在这样的一些产业部门而不致受任何损害”［4］。列宁最早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进行成功探索和肯定。在早期，列宁也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商品经济，在1918年俄国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之前，列宁虽然认为俄国的经济建设道路应该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不同，但他的思维大多数时候还是局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上，认为社会主义是不存在商品经济的。列宁指出：“至于社会主义，那么大家知道，它就是消灭商品经济。”［5］“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只要仍然有交换，那谈什么社会主义是可笑的”［6］。后来，面对1920年俄国国民经济急剧恶化、群众普遍不满的状况，列宁果断地实施了新经济政策，这标志着他对商品经济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会议上，列宁阐述了恢复商品货币的必要性，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与商品生产的关系这一问题。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精神就是恢复和发展商品生产，对此，列宁说：“在农民和工人之间，即在农业和工业之间，除了交换，除了商业以外，就不可能有别的经济联系，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7］列宁的商品经济思想虽然是从新经济政策现实需要出发的，但其意义十分重大，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理论奠定了基础。正如列宁自己所说：“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8］实践也证明列宁这一思想的正确性。新经济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使苏维埃俄国保持了近十年的经济增长，并逐渐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但是，从总体上看，列宁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认识并不全面。在斯大林执政时期，他肯定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生产的必要性，分析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区别。斯大林说：“现今在我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国家的即全民的形式，一种是不能叫作全民形式的集体农庄形式。在国家企业中，生产资料和产品是全民的财产，在集体农庄这种企业中，虽然生产资料（土地、机器）也属于国家，可是产品却是各个集体农庄的财产。”［9］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两种形式，就必然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是一种特殊的商品生产，是为社会主义生产服务的。他说：“我国的商品生产是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根本不同的。”［10］这就区分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不同。但是在他的思想深处，仍然是把商品经济看作是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还没有摆脱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相对立的思想观念。同时，他虽然初步认识到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但认为价值规律只是在流通领域里起调节作用，在生产领域内只起影响作用。斯大林这些观点，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有深刻的影响。总结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对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经济进行了可贵的探索。早在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指出要以苏联为戒，提出了要按照等价交换原则，进行工农产品交换的观点。由此可见，已经意识到了工农之间的经济联系还是要通过商品交换来进行的。1958年，在“”运动中，针对国内出现的一些否定商品、货币，主张取消商品生产，直接过渡到产品经济的错误倾向，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一系列重要思想。这些闪光的思想，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商品经济理论，集中代表了我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探索的最高水平，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对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二、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探索成果

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具体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一系列闪光性的思想观点和具有独创性的见解，形成了他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探索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社会主义社会要重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需不需要发展商品生产？对此问题，在很多场合都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经济具有客观必然性。这方面的观点主要有：第一，社会主义发展商品生产是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密切相关的。多次指出，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大国，但同时又是个经济落后的穷国，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人口众多，农业人口占百分之八十以上。他多次用“一穷二白”来比喻中国的国情，要求从这个实际出发来制定各项政策。1958年，我国“”和化运动兴起后，在农村刮起了“共产风”，搞“一平二调”，“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11］。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12］1958年11月，在中央召开的郑州会议上，批驳了陈伯达等要求在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指出“废除商业，实行产品调拨，这就是剥夺农民，只会使台湾高兴”［13］。1959年底，他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中强调，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新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低，必须在一段时间内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指出，“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等国家还落后”，“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14］，“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15］。因此，认为不能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要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社会主义服务。可见，已经注意到了“中国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国家”这个事实，明确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生产的必要性。第二，社会主义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经济形式，需要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指出：“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16］同时，他还补充道：“两种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17］因为在两种不同的所有制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经济利益主体，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不能采取无偿调拨和平均主义的方法，只有通过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形式才能实现他们的利益差别。第三，巩固工农联盟需要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作用主要是从巩固工农联盟、调动农民积极性的角度来考虑的。他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对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质上就是在剥夺农民。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谈到关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时指出，“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18］，“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于等价交换的政策”［19］。这里，提出了不能剥夺农民，必须按照等价交换原则进行工农业产品交换的观点。他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我们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农民，现在，我们还要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农民。对农民不能无偿地剥夺，必须经过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引导和调动农民发展社会生产的积极性，使农民逐步富裕起来。可见，在的思想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巩固工农联盟的需要。第四，发展商品经济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需要。认为，只有大力发展生产，才能繁荣社会主义经济，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1956年12月，他在同黄炎培等人的谈话中强调，地下工厂、地下商店的存在，是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20］，“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21］。并进一步指出，“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22］，“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23］。他在《九省市农业协作会议后的指示》中说，目前不能鄙视交换，鄙视商品生产，对当前经济发展是不利的。同年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他指出，不发展商品交换，生活不可能富裕。要提倡每一个公社生产商品，不要忌讳“商品”这两个字。2.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不仅包括生活资料也包括生产资料。斯大林最早限定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包括的范围，“它的活动范围仅限于个人消费品”。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斯大林认为，不能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资料列入商品的范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它仅保持着商品的外壳（计价）等。这种观点在苏联经济理论界流行了很长时间。而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活动范围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他指出：斯大林说，苏联的“特种的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这是很不妥当的。它的活动范围不限于个人消费品，在我国，有些生产资料，例如拖拉机等生产资料是属于商品的［24］。认为，生产资料既是商品又不是商品。他说，我们不仅把拖拉机等农业生产资料卖给公社，而且为了公社办工业，把一部分工业生产资料卖给公社。这些产品都是商品。他明确指出：“限于个人消费品吗？不，在我国，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工具也是商品。”［25］“在我们这里，很大一部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就是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调拨的产品。也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我们不仅把拖拉机等农业生产资料卖给公社，而且为了公社办工业，把一部分工业生产资料卖给公社。这些产品，都是商品。国家卖给以后，它的所有权转让了，而且在公社与公社之间，还可以转让这些产品的所有权”［26］。由此可见，认为部分生产资料也是商品。在武昌会议上，赞成把商品的范围扩大，不仅是生活资料，而且包括生产资料。因为，“生产资料归根到底是制造生活资料的”。的这些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观点突破了社会主义商品活动的范围，把商品从个人消费品扩大到部分生产资料，这是一个伟大的探索和贡献。3.发展商品生产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可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针对当时国内外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都把商品经济视为资本主义专有物的趋势，以及当时党内相当一部分人把发展商品生产等同于发展资本主义，主张取消商品生产的论调，批评这些人“没有分清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区别”。他认为，商品经济本身不具有社会属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生产不会导致资本主义。说：“我国现在的情况是，已经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已经把资本家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现在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国家和，这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有本质差别的。”［27］他明确指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同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我国还没有资本家剥削工人？没有了，为什么怕呢？”［28］，进一步指出，商品生产是一种历史现象，不但资本主义社会有，封建社会、奴隶社会也有。“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的‘商’字就是表示当时有了商品生产的意思”［29］。“奴隶时代商品生产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30］，封建社会中的商品生产才“孕育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商品生产，要看它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31］。显然，的这些观点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崭新思想，富有积极的创新意义，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有着重要的启示。4.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在斯大林执政时期，他虽然提出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是客观存在的，但他认为价值规律只是在流通领域有调节作用，在生产中是没有调节作用的。不赞同这一观点，认为我国还存在商品生产，价值法则还起作用，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不可能”［32］。还把价值规律上升到巩固我国工农联盟和建设社会主义成功与否的高度来认识，这是斯大林所没有达到的。1958年，我国刮起了“”之风，针对理论界有人主张立即取消商品、货币和商业，实行产品调拨，否定价值规律作用的情况，首先从理论上否定了这些观点，指出：“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33］在七千人大会上，指出：“所有的经济单位（包括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都要利用价值规律，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便不断地改善经营管理工作，合理地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以利于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34］并在会议上强调，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不仅存在于公社内部，也存在于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之间，实际上生产资料各部门之间也有价值法则作用，它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我们对商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无偿占有。违反了这一点，终究是不行的。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时期是一个不能违反的经济法则，违反了它，就是无偿地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在社与队、队与队、社与国家之间，在经济上只能是买卖关系，必须遵守等价交换原则，“共产风”的实质就是根本否定价值法则和等价交换，无论什么单位之间，都是买卖关系，他们之间的所有生意活动都必须以价值规律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不能无偿调拨，无偿占有。可见，这一时期，把价值规律看作是商品生产必须遵守的客观规律，看作是教育干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只有正确利用这个规律，才能搞好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三、结论

农本主义范文篇6

在经过资本原始积累到达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后，资本正将其影响扩张到全世界，伴随着这一进程，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逐渐显像和暴露出来。于是马克思恩格斯从资本入手，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剖析资本主义制度，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阐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可以说，在当时的时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是社会最突出的问题，马恩关注的重点是城市工人阶级的生存和解放问题。但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环境污染，同样进入了马恩研究的视域，翻阅马克思主义著作，可以发现马恩著作中曾多次总结人类的农业生产活动经验教训，以及对资本主义农业进行生态批判的思想，探究马克思的农业、农村、农民思想，首先应具体了解其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进而概括总结他的中心思想。这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新农村建设的今天显得十分重要。

（一）马克思农业、农村、农民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1]“热死人！此外还缺水；贴普尔河好像是被谁吸干了，由于两岸树木伐尽，因而造成了这条小河在多雨时期就泛滥，在干旱年度就干涸。”[2]“西班牙的种植场主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认为木炭作为能获得最高利润的咖啡树的肥料足够用一个世代时，他怎么会关心到以后的热带大雨会冲掉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呢？”[3]马克思恩格斯亲眼目睹了社会生产力发展以及社会变革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的巨大的影响的同时，也看到了早期的农耕方式对一些局部范围内所造成的生态破坏，以及人类在利用自然资源时对的农业生态链的破坏和由此而出现的衰败景象。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作用是导致地球上的气候、植物发生变化的最根本原因。“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4]马克思在评价弗腊斯的《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一书时，就对农业领域中的异化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揭示。马克思评论道：“这本书证明，气候和植物在有史时代是有变化的。他断定，农民非常喜欢的‘湿度’随着耕作的发展(并且是和耕作的发展程度相适应地)逐渐消失(因此，植物也从南方移到北方)，最后形成了草原。耕作的最初影响是有益的，但是，由于砍伐树木等等，最后会使土地荒芜。”[5]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是自由资本主义加快发展并将其影响扩大到全世界的时代。与此相伴的是资本主义矛盾的充分暴露和工人运动的初步发展。

时代的主题决定了马克思、恩格斯面临的历史课题只能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帮助无产阶级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尽管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工业化进程中，已经出现了局部的环境污染，甚至是非常严重的环境污染,诸如空气污染、水污染、垃圾问题以及劳动环境给工人健康带来的危害等，但由于一方面这些污染主要集中在工业较为发达的中心城市，另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全球关注和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城市工人阶级的解放和生存问题上。当然，这并非表示马克思、恩格斯在其研究中没有考虑到农业生态的因素。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农业生产的盲目增长和扩大，加剧了对农业生态的破坏。马克思、恩格斯对这种现象已有所察觉，尽管他们并没有直接明确地提出“生态学”、“农业生态学”等专业概念,但在他们的著作中,曾多次总结了人类的农业生产活动和其他活动的经验教训，强调了要自觉地、有计划地合理开发、利用农业资源，要进行农业生态控制，发展农业文明。

（二）马克思农业、农村、农民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从当时面临的社会现实出发，具体地考察和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农业生产的状况，阐发了生态农业的初步设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则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的永恒的自然条件。......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在破坏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此外，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6]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也注意到在社会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中出现的裂缝现象。只是恩格斯关注的角度稍有不同，他注意的是人的历史活动在大范围内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恩格斯谈到，历史上，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等为了经济目的，割断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正常的物质变换过程，最终导致这些人居住的地方失去了森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成为了荒芜和不毛之地。由此，恩格斯告诫我们要学会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并且最终要学会支配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这里不能不让人叹服恩格斯敏锐的生态洞察力和他超越时代的可持续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注意力主要是在人与土地关系上，但并没有限于这些，他们还从不同的角度注意或探讨了如下问题：森林退化、沙漠化、气候变迁、污染、工业废料、森林中鹿的消失等。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论述兴修水利时，注意到“人们利用人工渠道进行灌溉，不仅使土地获得必不可少的水，而且使矿物质肥料同淤泥一起从山上流下来。”[7]

二、马克思“三农”思想在中国的具体实践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决定，提出实施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内容的新农村建设战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是统筹城乡发展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基本途径，是缩小城乡差距、扩大农村市场需求的根本出路，是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高度重视，特别是科学发展观地提出，更是与马克思的农业与农村生态思想一脉相承。

（一）新农村建设下的农业、农村、农民发展

十六届五中全会对新农村建设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20字方针，描绘出一幅新农村的美好蓝图。这20字方针，既是我国新农村建设长期的奋斗目标，也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由之路，各个方面相互联系、互为因果，主要包括发展新产业、建设新村镇、构筑新设施、培育新农民、树立新风尚等方面的丰富内涵。发展新产业，就是要打牢物质基础，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这是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着力点。建设新村镇，就是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使农村的发展得到合理规划。构筑新设施，就是要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包括清洁安全饮水、道路交通、电力、信息网络及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培育新农民，就是要加强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推进农村科技推广和医疗卫生体系等，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守法纪、讲文明”的新型农民。树立新风尚，就是要加强和完善农村民主法制建设，创造和谐的发展环境，倡导新风尚。我们必须全面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新农村之“新”的内涵，切实做好“新”的文章。正如党在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的，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进行城乡经济一体化改革，推进小城镇建设。加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力度，不能以牺牲农业，破坏农村生态环境为代价来推进畸形工业化的进程。在实践意义上，马克思的农业、农村、农民思想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消除城乡之间的对立，在较高的层次上使农业和工业达到融合，同时通过循环利用土地营养物质的方式以实现土地地力的恢复和达到进一步的改良，探索城市垃圾处理的新方法，促使一部分排泄物转变为有机肥料，减少农业生产对化肥、农药的依赖，开辟城乡物质新陈代谢的新途径，探索生态农业的新模式。以此来弥合城乡关系在物质交换链条上的断裂，使两者走上协调发展的道路。其次，在农村大力寻求清洁、低廉的新能源，发展生态农业，通过发展生态农业来解决农村自身的问题，来协调城乡生态关系。最后，增加农业投入，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将广大农民团结起来，从自身发展出发，用科学技术武装头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道路。

（二）科学发展观下的农村环境建设

新农村建设中“村容整洁”的要求，最主要的是为农村地区提供更好的生产、生活、生态条件。其中，合理利用农村土地资源，做好开发与利用相结合，保护与整改相结合，将是马克思关于土地问题思想的贯彻与发展；落实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加强环境系统治理，提高改善农村环境；控制好农村人口，对人居环境和新能源开发利用做好铺垫。长期以来，大部分农村地区的人居环境不能令人满意。“露天厕、泥水街、压水井、鸡鸭院”，是对农民生活居住环境的形象描述。农村的房舍、街道建设缺乏规划，浪费大量土地；通行条件差，给农民的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由于缺少硬件设施，加上农民的不良生活习惯，垃圾污染严重。另外，随着一些农村地区非农产业的发展，工业污染问题凸显，亟待改变。因此，在新村镇建设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两点：一是要尊重农民意愿，在国家、社会力量的支持下，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量力而行，避免搞成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二是要根据当地的文化传统等，做一个长期规划，在规划过程中不能搞一刀切。在土地资源利用上，应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土地问题事关农民切身根本利益，事关国家粮食安全，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当前，农村土地方面矛盾和问题突出，已经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成为“三农”问题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之一。刚刚闭幕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加快农村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决定，为今后农村土地工作指明了方向。但鉴于我国农村存在土地撂荒严重，土地市场流转失范，土地权益纠纷上升等现象，国家、政府和农民自身在土地利用方面应立足实际，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应该改变耕作方式，提高土地收益；完善土地法规，弥补法律漏洞；加强监督检查，规范土地流转；解放思想观念，创新制度模式。其次，应落实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加强环境系统治理，提高改善农村环境。村容整洁，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之一。村容整洁，既是新农村的外观表现，也是新农村的内容所在。实现村容整洁，就是通过稳步扎实的村庄整治，创造适于人居环境，保障农民的生存，促进农民的发展。

再次，控制好农村人口，对人居环境和新能源开发利用做好铺垫。长期以来，农村生产力水平较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社会事业严重滞后，养老保障体系不健全，这些都是制约农民转变生育观念和行为、制约农村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健康发展的最根本、最现实的因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人口计生工作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舞台。

三、马克思视域下的“三农问题”未来前景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态恶化现实的基础上，阐述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认识到自然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前提和财富的源泉，从而使生态文明成为马克思农业、农村、农民理论的内在要求，体现了人类文明的生态回归。首先，人是自然界的产物，要依靠自然界生活。马克思认为“土地是我们的一切，是我们生存的首要条件。”[8]

在这里，马克思看到了土地、耕地作为农业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和农民最直接的劳动对象，是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最基本元素和构成部分，也是最重要的元素。因此，发展生态农业的有效途径之一便是合理地开发和利用土地。其次，通过劳动实现人与自然的内在的统一，其结果表现为人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的人道主义的统一。所以，劳动不仅是人与自然界的中介，它更具有调整、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使之趋向合理发展、良性循环的重要作用。因此，马克思对人类未来所要实现的就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真正解决的人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的人道主义的统一。这就是“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共产主义”三位一体的原则，体现了人类文明的生态回归。马克思的这些思想有利于提升人们善待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意识，这与生态农业发展的要求是相一致的。三农问题的发展是从人存在的最基本的需要出发，就是要提供安全的食品。马克思敏锐地观察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严重的食品污染现状，提出了食品安全的重要性，这符合生态农业发展的理念。马克思发现了历来繁芜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那就是“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9]因此，马克思对当时人们的生活环境和饮食状况进行了考察和分析。首先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形形色色的掺假食品到处泛滥：咖啡粉里掺上菊苣及其他东西；咖啡豆里也有以假乱真的东西；糖里面掺上米粉或其他更廉价的东西；另外,也看到了食品污染正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在图兰平原的气候条件下，没有供漫长而严寒的冬季用的饲料储备，游牧生活是不可能的”。[10]

马克思在谈到1845年至1847年的爱尔兰饥荒时指出，当时局部的饥荒常常发生，而1846年的马铃薯病害更引起全面的饥荒，数以百万计的人饿死。马铃薯病变是地力耗竭的结果，是英国统治的产物。而爱尔兰人只知道一种需要，就是吃的需要，而且只知道吃马铃薯，而且只是腐铃薯，最坏的马铃薯。恩格斯也同样指出，英国的工人买的土豆多半是质量很差的，蔬菜也不新鲜，干酪是质量很坏的陈货，猪板油是发臭的，肉往往已经半腐烂了。

今天,人类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农村的生态环境也日趋恶化，挖掘、解读马克思经典著作中有关农业生态问题的论述，不仅可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农业思想，还可以为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提供重要的参照，这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三农”问题的解决都具有重大的启迪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结晶，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闪耀着耀眼的光芒，照耀、鼓舞着亿万中国人民向前发展。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科学发展观对于农村问题的论述是与马克思农业与农村生态思想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是我国新时期改革与发展进程中面临的主要矛盾。这一矛盾集中反映在农村。“三农”问题不解决，就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不能实现全国现代化，不能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农本主义范文篇7

历史的发展充满了辩证法，理论上的逻辑论证不能限制现实生活的发展。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而是在东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了胜利。这样，怎样认识、处理社会主义价值与它的实现基础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即社会主义价值观问题，成了每一位后继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无法回避、绕开的问题。列宁从社会主义实践固有的规律性出发，对上述问题作出了极富创造性的求解，从而大大充实、丰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一、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

应该说，列宁和俄共（布）在社会主义价值观问题上是有一个探索过程的。列宁不是民粹主义者，他明确表示过在夺取政权以后，社会主义得以确立的主要方面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建国初期，他还提出过“从商品生产的发展，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及发展为社会主义这个总的基础出发”的设想。但总的说来，在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对客观条件的制约作用的认识是不足的，在他的思想中，确实存在着急于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直接过渡，或者说急于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倾向。在《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即《四月提纲》）、《国家与革命》中，他都提出要废除军队、警察、官吏，一切公职人员只领取普通工人的工资，土地、银行收归国有，实行工人对经济活动的监督，等等，并把这些说成是巴黎公社的经验。在这里，急于过渡的倾向是显见的。十月革命后，这种倾向的集中表现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行。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现实层面上是作为列宁和党克服眼前困难的应急措施实行的，同时，这些措施也反映了列宁和党内许多人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反映了他们试图通过这种政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这种设想后来逐渐成了党的主导思想。从时间上看，从1919年3月俄共（布）八大起，列宁和全党就已不再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看作应急措施，而是把它作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应采取的涉及所有经济领域的完整经济体制。用列宁后来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列宁选集》第4卷第57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正是出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国内战争胜利结束后，“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不但没有终止实行，相反却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和强化，这就导致了苏维埃俄国巨大的政治、经济危机。工人罢工、农民暴动普遍出现。特别是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暴露出了旧体制存在着严重缺陷。对此，列宁指出：“目前的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列宁全集》第41卷第52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原因何在？他敏锐地指出，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造成当时严重危机的根本原因。列宁认识到，在一个小农国家里，在大生产不很发达的情况下，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同上书，第70页）。“现实生活说明我

们错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57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我们在经济进攻中前进得太远了，……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同上书，第720页）在列宁看来，这种危险不仅来自苏维埃政权将丧失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而且来自工农联盟的即将瓦解。这样，实行“退却”，“通过新的途径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已经绝对必要了”。（同上书，第660页）

那么，如何“退却”？新的途径又在哪里？1921年3月，苏维埃俄国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包括：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数额大大低于余粮收集制的征购数；发展商业，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存在和发展；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制定新的工资条例，废除平均主义的实物供给制；改革工业管理体制，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在企业中推行经济核算制；等等。从价值观意义上看，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标志着列宁扬弃了抽象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开始正视在一个农民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在此之前，列宁虽也说过落后国家开始无产阶级革命比较容易，完全建成社会主义则比较困难，但这主要是作为理论上的完整性而提出的，他的着眼点在于论述落后国家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列宁真正从现实意义上认识到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比较困难”，是实践证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无法继续下去的时候。

列宁在总结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的经验时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同上书，第662页），“同农民群众，同普通劳动农民汇合起来，开始一道前进，虽然比我们所期望的慢得多，慢得不知多少，但全体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前进的步子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梦想不到的速度。”（同上书，第664页）

在这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慢得不可估量”，乃是出于非常现实的强制，而列宁接受这一慢速度，表明他对现实的正视。

同样，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和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也是出于现实国情而提出的思想。列宁说：“虽然大工业转到国家手里，靠它供给农民产品的尝试还是没有成功。既然这一点办不到，那么在农民和工人之间，即在农业和工业之间，除了交换，除了商业，就不可能有别的经济联系。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列宁全集》第41卷第334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关于利用资本主义，列宁说；“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列宁选集》第4卷第51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相比于激进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一个“退却”。但是列宁并不把新经济政策简单地看成是一种应急的权宜之计。他说：“决定下来的这一政策是认真的和长期的”（《列宁全集》第41卷第347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这意味着，列宁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在国民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政策。这里深刻地体现了列宁对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重视。

但是，实行新经济政策，重视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建设，是否就是“放弃社会主义”，“将走向通常的资本主义国家”？换言之，它把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实现是推远了，还是拉近了？当时俄共（布）党内有过激烈的争论，一些同志，包括参加共产国际的一些外国同志，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就是放弃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目标的推远甚至失落。时至今日，一些学者还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加剧了”“列宁主义政治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目标之间的不一致”，它“仅仅保证了一个工业化社会的到来”。（莫里斯·迈斯纳：《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第9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持审慎的看法。一方面，从形式上看，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是推远了。但是，坚持抽象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是否带来社会主义价值的真正实现，实践已经为我们作出了回答，“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被停止执行，正是实践固有的规律性作用的结果，此后的社会主义运

动史上，这一规律性一再得到体现。因而，上述的批评是欠妥的。另一方面，上述批评中也暗含了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在落后国家漫长的经济建设过程中，如何保证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不致淡化、丢弃？说这一问题重要，是因为确实存在着把社会主义和经济发展等同起来的危险性，以及在这种发展的祭坛上牺牲社会主义的各种价值的危险性。

列宁把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发展生产力作为第一任务，是与他对社会主义前途的终极关怀分不开的。他强调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只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并没有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也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目标，因而不是什么“蜕化”。他多次提出在苏维埃国家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竞争谁会最终胜利的问题。在他看来，由于国家政权和经济命脉牢固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国家资本主义受到严格的限制和规定，社会主义取得最终胜利是必定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常常提醒全党：“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要记住的基本点”（《列宁选集》第4卷第67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就是要防止它背离社会主义方向。为此，无产阶级必须善于使自己掌握的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动

值得指出的是，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在于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需要，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在这里，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同的是，列宁显然是把农民与无产阶级一起当作社会主义价值的主体来看待的，这体现了价值主体的广泛性，体现了俄国的具体国情。同时，为了确保这一价值主体的先进性，列宁提出要“引导”农民。为此他深入研究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提出了完整的关于通过合作社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可见，列宁既不像机械决定论者那样，认为经济发展尚未使大多数居民无产阶级化的时候，应该等候，而是提出了联合、团结农民的主张；也不像民粹派那样，认为未经资本主义“污染”的农民是“天然的”社会主义价值主体，而是提出了引导、改造农民的任务。这其中，无疑同时蕴含了社会主义价值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意义。

总起来说，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反映了列宁的社会主义价值追求向俄国社会现实基础落实的过程。列宁说：“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列宁全集》第43卷第302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这生动体现了他对坚持科学原则与价值原则、科学尺度与价值尺度统一性的自觉。

二、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路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价值观创造性地运用于俄国实践的产物，它的实施，使苏维埃政权迅速摆脱了危机，同时，也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路。这一新思路在列宁的晚年思想中得到了较为系统的阐发。

列宁的晚年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于1922年底到1923年初口授的《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5篇文章中。在这些被称为“政治遗嘱”的文章中，列宁对俄国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新的探索。这一探索，主要是通过总结十月革命以来特别是新经济政策实施后的经验，来求解这样一些重大问题：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能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如果能，何以能？道路何在？

十月革命爆发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和孟什维克没有停止过对它的批评和攻击。他们据以立论的基本观点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具备客观经济前提，而俄国目前还缺乏这一前提，俄国的生产力和文化发展水平还远没有达到能够实行社会主义的程度。考茨基曾把十月革命比作一个“早产儿”，并说它是“活不成的”。（《考茨基言论》第295页，三联书店1966年版）普列汉诺夫也说十月革命的发生使他“痛心”，认为它会造成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第462、464页，三联书店1980年版）

应该指出，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在对十月革命的批评中蕴含着一个合理前提：社会主义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文化水平的。对此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列宁是予以肯定的。他早年写《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为了强调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力量。十月革命后，对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列宁也是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了的。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迂回道路的提出，都表明了列宁对经济文化落后、小农占绝对优势这一基本国情的正视。在晚年著作中，他同样说道：“我国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列宁选集》第4卷第79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但是，和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不同的是，列宁绝无他们身上的“学究气”，他从不对马克

思主义原理作机械的、僵死的理解。在列宁看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是必要的，但并不一定按部就班地必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取得。他指出：

“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该怎么办呢？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

“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同上书，第777页）

列宁还特意引用了拿破仑的一句话：“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再看分晓。”这样，他就既回应了第二国际理论家和孟什维克的批评，又指明了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革命形势下，首先不失时机地用革命手段取得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创造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文化水平的道路。这条道路，既不同于民粹主义，又不同于经济主义，甚至也有别于马恩当年的设想，它的提出，表明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

如果说，列宁的以上论述主要解决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样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即怎样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为此，列宁也进行了大量的论述，这些论述同样是他探索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俄国这样小农占绝对优势的国家里，将农民的小私有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的大农业，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最困难、最复杂的任务，不解决这个任务，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为此，列宁深入研究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系统论述了关于合作社的思想。他指出，改造小农的最好组织形式就是合作社。因为合作社能将农民的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并使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同时，合作社还是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容易接受的组织形式。这样，建立合作社，不仅仅把小农经济逐渐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而且有利于工农联盟的巩固，而陷于帝国主义包围的“我们共和国的命运归根到底将取决于农民群众是和工人阶级一道走，忠实于和工人阶级的联盟呢，还是让‘耐普曼’即新资产阶级把他们和工人拆开，使他们和工人拆开”（同上书，第783页）。因此，列宁断言：“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同上书，第773页），它在实践中解决了“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同上书，第768页）。

同时，为了确保在俄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列宁还把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称为“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同上书，第773页）。由于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很少经过比较认真改变的旧机关，列宁认为，如果不把这些沙皇及资本主义官僚制度的旧痕迹铲除掉，国家机关就不可能成为“名副其实是社会主义的、苏维埃的机关”（同上书，第785页），更不可能取得工人阶级、共产党以及全体人民的信任。他主张吸收更多的工农群众参加对国家的管理，实行广大工农群众对国家机关和干部的检查监督制度，在选拔人才时须注意政治素质与业务素质相结合等等，还提出了“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改革原则，以便使政权更好地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更好地体现工农民主专政的本质。

农本主义范文篇8

历史的发展充满了辩证法，理论上的逻辑论证不能限制现实生活的发展。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而是在东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了胜利。这样，怎样认识、处理社会主义价值与它的实现基础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即社会主义价值观问题，成了每一位后继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无法回避、绕开的问题。列宁从社会主义实践固有的规律性出发，对上述问题作出了极富创造性的求解，从而大大充实、丰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一、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

应该说，列宁和俄共（布）在社会主义价值观问题上是有一个探索过程的。列宁不是民粹主义者，他明确表示过在夺取政权以后，社会主义得以确立的主要方面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建国初期，他还提出过“从商品生产的发展，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及发展为社会主义这个总的基础出发”的设想。但总的说来，在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对客观条件的制约作用的认识是不足的，在他的思想中，确实存在着急于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直接过渡，或者说急于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倾向。在《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即《四月提纲》）、《国家与革命》中，他都提出要废除军队、警察、官吏，一切公职人员只领取普通工人的工资，土地、银行收归国有，实行工人对经济活动的监督，等等，并把这些说成是巴黎公社的经验。在这里，急于过渡的倾向是显见的。十月革命后，这种倾向的集中表现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行。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现实层面上是作为列宁和党克服眼前困难的应急措施实行的，同时，这些措施也反映了列宁和党内许多人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反映了他们试图通过这种政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这种设想后来逐渐成了党的主导思想。从时间上看，从1919年3月俄共（布）八大起，列宁和全党就已不再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看作应急措施，而是把它作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应采取的涉及所有经济领域的完整经济体制。用列宁后来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列宁选集》第4卷第57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正是出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国内战争胜利结束后，“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不但没有终止实行，相反却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和强化，这就导致了苏维埃俄国巨大的政治、经济危机。工人罢工、农民暴动普遍出现。特别是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暴露出了旧体制存在着严重缺陷。对此，列宁指出：“目前的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列宁全集》第41卷第52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原因何在？他敏锐地指出，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造成当时严重危机的根本原因。列宁认识到，在一个小农国家里，在大生产不很发达的情况下，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同上书，第70页）。“现实生活说明我

们错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57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我们在经济进攻中前进得太远了，……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同上书，第720页）在列宁看来，这种危险不仅来自苏维埃政权将丧失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而且来自工农联盟的即将瓦解。这样，实行“退却”，“通过新的途径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已经绝对必要了”。（同上书，第660页）

那么，如何“退却”？新的途径又在哪里？1921年3月，苏维埃俄国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包括：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数额大大低于余粮收集制的征购数；发展商业，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存在和发展；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制定新的工资条例，废除平均主义的实物供给制；改革工业管理体制，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在企业中推行经济核算制；等等。从价值观意义上看，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标志着列宁扬弃了抽象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开始正视在一个农民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在此之前，列宁虽也说过落后国家开始无产阶级革命比较容易，完全建成社会主义则比较困难，但这主要是作为理论上的完整性而提出的，他的着眼点在于论述落后国家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列宁真正从现实意义上认识到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比较困难”，是实践证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无法继续下去的时候。

列宁在总结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的经验时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同上书，第662页），“同农民群众，同普通劳动农民汇合起来，开始一道前进，虽然比我们所期望的慢得多，慢得不知多少，但全体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前进的步子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梦想不到的速度。”（同上书，第664页）

在这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慢得不可估量”，乃是出于非常现实的强制，而列宁接受这一慢速度，表明他对现实的正视。

同样，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和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也是出于现实国情而提出的思想。列宁说：“虽然大工业转到国家手里，靠它供给农民产品的尝试还是没有成功。既然这一点办不到，那么在农民和工人之间，即在农业和工业之间，除了交换，除了商业，就不可能有别的经济联系。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列宁全集》第41卷第334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关于利用资本主义，列宁说；“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列宁选集》第4卷第51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相比于激进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一个“退却”。但是列宁并不把新经济政策简单地看成是一种应急的权宜之计。他说：“决定下来的这一政策是认真的和长期的”（《列宁全集》第41卷第347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这意味着，列宁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在国民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政策。这里深刻地体现了列宁对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重视。

但是，实行新经济政策，重视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建设，是否就是“放弃社会主义”，“将走向通常的资本主义国家”？换言之，它把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实现是推远了，还是拉近了？当时俄共（布）党内有过激烈的争论，一些同志，包括参加共产国际的一些外国同志，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就是放弃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目标的推远甚至失落。时至今日，一些学者还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加剧了”“列宁主义政治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目标之间的不一致”，它“仅仅保证了一个工业化社会的到来”。（莫里斯·迈斯纳：《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第9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持审慎的看法。一方面，从形式上看，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是推远了。但是，坚持抽象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是否带来社会主义价值的真正实现，实践已经为我们作出了回答，“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被停止执行，正是实践固有的规律性作用的结果，此后的社会主义运

动史上，这一规律性一再得到体现。因而，上述的批评是欠妥的。另一方面，上述批评中也暗含了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在落后国家漫长的经济建设过程中，如何保证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不致淡化、丢弃？说这一问题重要，是因为确实存在着把社会主义和经济发展等同起来的危险性，以及在这种发展的祭坛上牺牲社会主义的各种价值的危险性。

列宁把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发展生产力作为第一任务，是与他对社会主义前途的终极关怀分不开的。他强调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只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并没有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也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目标，因而不是什么“蜕化”。他多次提出在苏维埃国家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竞争谁会最终胜利的问题。在他看来，由于国家政权和经济命脉牢固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国家资本主义受到严格的限制和规定，社会主义取得最终胜利是必定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常常提醒全党：“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要记住的基本点”（《列宁选集》第4卷第67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就是要防止它背离社会主义方向。为此，无产阶级必须善于使自己掌握的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动。值得指出的是，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在于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需要，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在这里，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同的是，列宁显然是把农民与无产阶级一起当作社会主义价值的主体来看待的，这体现了价值主体的广泛性，体现了俄国的具体国情。同时，为了确保这一价值主体的先进性，列宁提出要“引导”农民。为此他深入研究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提出了完整的关于通过合作社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可见，列宁既不像机械决定论者那样，认为经济发展尚未使大多数居民无产阶级化的时候，应该等候，而是提出了联合、团结农民的主张；也不像民粹派那样，认为未经资本主义“污染”的农民是“天然的”社会主义价值主体，而是提出了引导、改造农民的任务。这其中，无疑同时蕴含了社会主义价值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意义。

总起来说，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反映了列宁的社会主义价值追求向俄国社会现实基础落实的过程。列宁说：“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列宁全集》第43卷第302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这生动体现了他对坚持科学原则与价值原则、科学尺度与价值尺度统一性的自觉。

二、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路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价值观创造性地运用于俄国实践的产物，它的实施，使苏维埃政权迅速摆脱了危机，同时，也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路。这一新思路在列宁的晚年思想中得到了较为系统的阐发。

列宁的晚年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于1922年底到1923年初口授的《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5篇文章中。在这些被称为“政治遗嘱”的文章中，列宁对俄国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新的探索。这一探索，主要是通过总结十月革命以来特别是新经济政策实施后的经验，来求解这样一些重大问题：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能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如果能，何以能？道路何在？

十月革命爆发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和孟什维克没有停止过对它的批评和攻击。他们据以立论的基本观点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具备客观经济前提，而俄国目前还缺乏这一前提，俄国的生产力和文化发展水平还远没有达到能够实行社会主义的程度。考茨基曾把十月革命比作一个“早产儿”，并说它是“活不成的”。（《考茨基言论》第295页，三联书店1966年版）普列汉诺夫也说十月革命的发生使他“痛心”，认为它会造成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第462、464页，三联书店1980年版）

应该指出，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在对十月革命的批评中蕴含着一个合理前提：社会主义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文化水平的。对此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列宁是予以肯定的。他早年写《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为了强调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力量。十月革命后，对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列宁也是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了的。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迂回道路的提出，都表明了列宁对经济文化落后、小农占绝对优势这一基本国情的正视。在晚年著作中，他同样说道：“我国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列宁选集》第4卷第79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但是，和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不同的是，列宁绝无他们身上的“学究气”，他从不对马克

思主义原理作机械的、僵死的理解。在列宁看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是必要的，但并不一定按部就班地必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取得。他指出：

“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该怎么办呢？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

“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同上书，第777页）

列宁还特意引用了拿破仑的一句话：“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再看分晓。”这样，他就既回应了第二国际理论家和孟什维克的批评，又指明了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革命形势下，首先不失时机地用革命手段取得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创造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文化水平的道路。这条道路，既不同于民粹主义，又不同于经济主义，甚至也有别于马恩当年的设想，它的提出，表明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

如果说，列宁的以上论述主要解决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样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即怎样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为此，列宁也进行了大量的论述，这些论述同样是他探索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俄国这样小农占绝对优势的国家里，将农民的小私有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的大农业，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最困难、最复杂的任务，不解决这个任务，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为此，列宁深入研究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系统论述了关于合作社的思想。他指出，改造小农的最好组织形式就是合作社。因为合作社能将农民的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并使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同时，合作社还是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容易接受的组织形式。这样，建立合作社，不仅仅把小农经济逐渐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而且有利于工农联盟的巩固，而陷于帝国主义包围的“我们共和国的命运归根到底将取决于农民群众是和工人阶级一道走，忠实于和工人阶级的联盟呢，还是让‘耐普曼’即新资产阶级把他们和工人拆开，使他们和工人拆开”（同上书，第783页）。因此，列宁断言：“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同上书，第773页），它在实践中解决了“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同上书，第768页）。

同时，为了确保在俄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列宁还把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称为“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同上书，第773页）。由于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很少经过比较认真改变的旧机关，列宁认为，如果不把这些沙皇及资本主义官僚制度的旧痕迹铲除掉，国家机关就不可能成为“名副其实是社会主义的、苏维埃的机关”（同上书，第785页），更不可能取得工人阶级、共产党以及全体人民的信任。他主张吸收更多的工农群众参加对国家的管理，实行广大工农群众对国家机关和干部的检查监督制度，在选拔人才时须注意政治素质与业务素质相结合等等，还提出了“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改革原则，以便使政权更好地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更好地体现工农民主专政的本质。

农本主义范文篇9

历史的发展充满了辩证法，理论上的逻辑论证不能限制现实生活的发展。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而是在东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了胜利。这样，怎样认识、处理社会主义价值与它的实现基础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即社会主义价值观问题，成了每一位后继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无法回避、绕开的问题。列宁从社会主义实践固有的规律性出发，对上述问题作出了极富创造性的求解，从而大大充实、丰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一、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

应该说，列宁和俄共（布）在社会主义价值观问题上是有一个探索过程的。列宁不是民粹主义者，他明确表示过在夺取政权以后，社会主义得以确立的主要方面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建国初期，他还提出过“从商品生产的发展，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及发展为社会主义这个总的基础出发”的设想。但总的说来，在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对客观条件的制约作用的认识是不足的，在他的思想中，确实存在着急于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直接过渡，或者说急于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倾向。在《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即《四月提纲》）、《国家与革命》中，他都提出要废除军队、警察、官吏，一切公职人员只领取普通工人的工资，土地、银行收归国有，实行工人对经济活动的监督，等等，并把这些说成是巴黎公社的经验。在这里，急于过渡的倾向是显见的。十月革命后，这种倾向的集中表现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行。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现实层面上是作为列宁和党克服眼前困难的应急措施实行的，同时，这些措施也反映了列宁和党内许多人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反映了他们试图通过这种政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这种设想后来逐渐成了党的主导思想。从时间上看，从1919年3月俄共（布）八大起，列宁和全党就已不再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看作应急措施，而是把它作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应采取的涉及所有经济领域的完整经济体制。用列宁后来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列宁选集》第4卷第57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正是出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国内战争胜利结束后，“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不但没有终止实行，相反却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和强化，这就导致了苏维埃俄国巨大的政治、经济危机。工人罢工、农民暴动普遍出现。特别是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暴露出了旧体制存在着严重缺陷。对此，列宁指出：“目前的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列宁全集》第41卷第52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原因何在？他敏锐地指出，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造成当时严重危机的根本原因。列宁认识到，在一个小农国家里，在大生产不很发达的情况下，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同上书，第70页）。“现实生活说明我

们错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57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我们在经济进攻中前进得太远了，……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同上书，第720页）在列宁看来，这种危险不仅来自苏维埃政权将丧失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而且来自工农联盟的即将瓦解。这样，实行“退却”，“通过新的途径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已经绝对必要了”。（同上书，第660页）

那么，如何“退却”？新的途径又在哪里？1921年3月，苏维埃俄国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包括：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数额大大低于余粮收集制的征购数；发展商业，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存在和发展；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制定新的工资条例，废除平均主义的实物供给制；改革工业管理体制，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在企业中推行经济核算制；等等。从价值观意义上看，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标志着列宁扬弃了抽象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开始正视在一个农民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在此之前，列宁虽也说过落后国家开始无产阶级革命比较容易，完全建成社会主义则比较困难，但这主要是作为理论上的完整性而提出的，他的着眼点在于论述落后国家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列宁真正从现实意义上认识到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比较困难”，是实践证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无法继续下去的时候。

列宁在总结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的经验时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同上书，第662页），“同农民群众，同普通劳动农民汇合起来，开始一道前进，虽然比我们所期望的慢得多，慢得不知多少，但全体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前进的步子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梦想不到的速度。”（同上书，第664页）

在这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慢得不可估量”，乃是出于非常现实的强制，而列宁接受这一慢速度，表明他对现实的正视。

同样，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和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也是出于现实国情而提出的思想。列宁说：“虽然大工业转到国家手里，靠它供给农民产品的尝试还是没有成功。既然这一点办不到，那么在农民和工人之间，即在农业和工业之间，除了交换，除了商业，就不可能有别的经济联系。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列宁全集》第41卷第334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关于利用资本主义，列宁说；“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

相比于激进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一个“退却”。但是列宁并不把新经济政策简单地看成是一种应急的权宜之计。他说：“决定下来的这一政策是认真的和长期的”（《列宁全集》第41卷第347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这意味着，列宁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在国民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政策。这里深刻地体现了列宁对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重视。

但是，实行新经济政策，重视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建设，是否就是“放弃社会主义”，“将走向通常的资本主义国家”？换言之，它把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实现是推远了，还是拉近了？当时俄共（布）党内有过激烈的争论，一些同志，包括参加共产国际的一些外国同志，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就是放弃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目标的推远甚至失落。时至今日，一些学者还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加剧了”“列宁主义政治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目标之间的不一致”，它“仅仅保证了一个工业化社会的到来”。（莫里斯·迈斯纳：《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第9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持审慎的看法。一方面，从形式上看，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是推远了。但是，坚持抽象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是否带来社会主义价值的真正实现，实践已经为我们作出了回答，“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被停止执行，正是实践固有的规律性作用的结果，此后的社会主义运

动史上，这一规律性一再得到体现。因而，上述的批评是欠妥的。另一方面，上述批评中也暗含了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在落后国家漫长的经济建设过程中，如何保证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不致淡化、丢弃？说这一问题重要，是因为确实存在着把社会主义和经济发展等同起来的危险性，以及在这种发展的祭坛上牺牲社会主义的各种价值的危险性。

列宁把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发展生产力作为第一任务，是与他对社会主义前途的终极关怀分不开的。他强调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只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并没有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也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目标，因而不是什么“蜕化”。他多次提出在苏维埃国家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竞争谁会最终胜利的问题。在他看来，由于国家政权和经济命脉牢固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国家资本主义受到严格的限制和规定，社会主义取得最终胜利是必定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常常提醒全党：“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要记住的基本点”（《列宁选集》第4卷第67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就是要防止它背离社会主义方向。为此，无产阶级必须善于使自己掌握的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动。

值得指出的是，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在于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需要，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在这里，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同的是，列宁显然是把农民与无产阶级一起当作社会主义价值的主体来看待的，这体现了价值主体的广泛性，体现了俄国的具体国情。同时，为了确保这一价值主体的先进性，列宁提出要“引导”农民。为此他深入研究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提出了完整的关于通过合作社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可见，列宁既不像机械决定论者那样，认为经济发展尚未使大多数居民无产阶级化的时候，应该等候，而是提出了联合、团结农民的主张；也不像民粹派那样，认为未经资本主义“污染”的农民是“天然的”社会主义价值主体，而是提出了引导、改造农民的任务。这其中，无疑同时蕴含了社会主义价值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意义。

总起来说，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反映了列宁的社会主义价值追求向俄国社会现实基础落实的过程。列宁说：“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这生动体现了他对坚持科学原则与价值原则、科学尺度与价值尺度统一性的自觉。

二、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路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价值观创造性地运用于俄国实践的产物，它的实施，使苏维埃政权迅速摆脱了危机，同时，也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路。这一新思路在列宁的晚年思想中得到了较为系统的阐发。

列宁的晚年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于1922年底到1923年初口授的《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5篇文章中。在这些被称为“政治遗嘱”的文章中，列宁对俄国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新的探索。这一探索，主要是通过总结十月革命以来特别是新经济政策实施后的经验，来求解这样一些重大问题：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能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如果能，何以能？道路何在？

十月革命爆发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和孟什维克没有停止过对它的批评和攻击。他们据以立论的基本观点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具备客观经济前提，而俄国目前还缺乏这一前提，俄国的生产力和文化发展水平还远没有达到能够实行社会主义的程度。考茨基曾把十月革命比作一个“早产儿”，并说它是“活不成的”。（《考茨基言论》第295页，三联书店1966年版）普列汉诺夫也说十月革命的发生使他“痛心”，认为它会造成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第462、464页，三联书店1980年版）

应该指出，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在对十月革命的批评中蕴含着一个合理前提：社会主义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文化水平的。对此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列宁是予以肯定的。他早年写《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为了强调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力量。十月革命后，对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列宁也是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了的。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迂回道路的提出，都表明了列宁对经济文化落后、小农占绝对优势这一基本国情的正视。在晚年著作中，他同样说道：“我国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列宁选集》第4卷第79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但是，和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不同的是，列宁绝无他们身上的“学究气”，他从不对马克

思主义原理作机械的、僵死的理解。在列宁看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是必要的，但并不一定按部就班地必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取得。他指出：

“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该怎么办呢？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

“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同上书，第777页）

列宁还特意引用了拿破仑的一句话：“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再看分晓。”这样，他就既回应了第二国际理论家和孟什维克的批评，又指明了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革命形势下，首先不失时机地用革命手段取得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创造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文化水平的道路。这条道路，既不同于民粹主义，又不同于经济主义，甚至也有别于马恩当年的设想，它的提出，表明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

如果说，列宁的以上论述主要解决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样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即怎样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为此，列宁也进行了大量的论述，这些论述同样是他探索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俄国这样小农占绝对优势的国家里，将农民的小私有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的大农业，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最困难、最复杂的任务，不解决这个任务，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为此，列宁深入研究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系统论述了关于合作社的思想。他指出，改造小农的最好组织形式就是合作社。因为合作社能将农民的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并使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同时，合作社还是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容易接受的组织形式。这样，建立合作社，不仅仅把小农经济逐渐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而且有利于工农联盟的巩固，而陷于帝国主义包围的“我们共和国的命运归根到底将取决于农民群众是和工人阶级一道走，忠实于和工人阶级的联盟呢，还是让‘耐普曼’即新资产阶级把他们和工人拆开，使他们和工人拆开”（同上书，第783页）。因此，列宁断言：“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同上书，第773页），它在实践中解决了“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同上书，第768页）。

同时，为了确保在俄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列宁还把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称为“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同上书，第773页）。由于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很少经过比较认真改变的旧机关，列宁认为，如果不把这些沙皇及资本主义官僚制度的旧痕迹铲除掉，国家机关就不可能成为“名副其实是社会主义的、苏维埃的机关”（同上书，第785页），更不可能取得工人阶级、共产党以及全体人民的信任。他主张吸收更多的工农群众参加对国家的管理，实行广大工农群众对国家机关和干部的检查监督制度，在选拔人才时须注意政治素质与业务素质相结合等等，还提出了“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改革原则，以便使政权更好地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更好地体现工农民主专政的本质。

农本主义范文篇10

历史的发展充满了辩证法，理论上的逻辑论证不能限制现实生活的发展。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而是在东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了胜利。这样，怎样认识、处理社会主义价值与它的实现基础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即社会主义价值观问题，成了每一位后继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无法回避、绕开的问题。列宁从社会主义实践固有的规律性出发，对上述问题作出了极富创造性的求解，从而大大充实、丰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一、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

应该说，列宁和俄共（布）在社会主义价值观问题上是有一个探索过程的。列宁不是民粹主义者，他明确表示过在夺取政权以后，社会主义得以确立的主要方面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建国初期，他还提出过“从商品生产的发展，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及发展为社会主义这个总的基础出发”的设想。但总的说来，在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对客观条件的制约作用的认识是不足的，在他的思想中，确实存在着急于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直接过渡，或者说急于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倾向。在《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即《四月提纲》）、《国家与革命》中，他都提出要废除军队、警察、官吏，一切公职人员只领取普通工人的工资，土地、银行收归国有，实行工人对经济活动的监督，等等，并把这些说成是巴黎公社的经验。在这里，急于过渡的倾向是显见的。十月革命后，这种倾向的集中表现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行。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现实层面上是作为列宁和党克服眼前困难的应急措施实行的，同时，这些措施也反映了列宁和党内许多人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反映了他们试图通过这种政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这种设想后来逐渐成了党的主导思想。从时间上看，从1919年3月俄共（布）八大起，列宁和全党就已不再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看作应急措施，而是把它作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应采取的涉及所有经济领域的完整经济体制。用列宁后来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列宁选集》第4卷第57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正是出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国内战争胜利结束后，“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不但没有终止实行，相反却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和强化，这就导致了苏维埃俄国巨大的政治、经济危机。工人罢工、农民暴动普遍出现。特别是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暴露出了旧体制存在着严重缺陷。对此，列宁指出：“目前的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列宁全集》第41卷第52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原因何在？他敏锐地指出，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造成当时严重危机的根本原因。列宁认识到，在一个小农国家里，在大生产不很发达的情况下，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同上书，第70页）。“现实生活说明我

们错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57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我们在经济进攻中前进得太远了，……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同上书，第720页）在列宁看来，这种危险不仅来自苏维埃政权将丧失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而且来自工农联盟的即将瓦解。这样，实行“退却”，“通过新的途径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已经绝对必要了”。（同上书，第660页）

那么，如何“退却”？新的途径又在哪里？1921年3月，苏维埃俄国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包括：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数额大大低于余粮收集制的征购数；发展商业，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存在和发展；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制定新的工资条例，废除平均主义的实物供给制；改革工业管理体制，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在企业中推行经济核算制；等等。从价值观意义上看，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标志着列宁扬弃了抽象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开始正视在一个农民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在此之前，列宁虽也说过落后国家开始无产阶级革命比较容易，完全建成社会主义则比较困难，但这主要是作为理论上的完整性而提出的，他的着眼点在于论述落后国家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列宁真正从现实意义上认识到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比较困难”，是实践证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无法继续下去的时候。

列宁在总结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的经验时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同上书，第662页），“同农民群众，同普通劳动农民汇合起来，开始一道前进，虽然比我们所期望的慢得多，慢得不知多少，但全体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前进的步子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梦想不到的速度。”（同上书，第664页）

在这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慢得不可估量”，乃是出于非常现实的强制，而列宁接受这一慢速度，表明他对现实的正视。

同样，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和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也是出于现实国情而提出的思想。列宁说：“虽然大工业转到国家手里，靠它供给农民产品的尝试还是没有成功。既然这一点办不到，那么在农民和工人之间，即在农业和工业之间，除了交换，除了商业，就不可能有别的经济联系。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列宁全集》第41卷第334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关于利用资本主义，列宁说；“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列宁选集》第4卷第51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相比于激进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一个“退却”。但是列宁并不把新经济政策简单地看成是一种应急的权宜之计。他说：“决定下来的这一政策是认真的和长期的”（《列宁全集》第41卷第347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这意味着，列宁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在国民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政策。这里深刻地体现了列宁对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重视。

但是，实行新经济政策，重视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建设，是否就是“放弃社会主义”，“将走向通常的资本主义国家”？换言之，它把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实现是推远了，还是拉近了？当时俄共（布）党内有过激烈的争论，一些同志，包括参加共产国际的一些外国同志，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就是放弃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目标的推远甚至失落。时至今日，一些学者还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加剧了”“列宁主义政治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目标之间的不一致”，它“仅仅保证了一个工业化社会的到来”。（莫里斯·迈斯纳：《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第9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持审慎的看法。一方面，从形式上看，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是推远了。但是，坚持抽象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是否带来社会主义价值的真正实现，实践已经为我们作出了回答，“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被停止执行，正是实践固有的规律性作用的结果，此后的社会主义运

动史上，这一规律性一再得到体现。因而，上述的批评是欠妥的。另一方面，上述批评中也暗含了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在落后国家漫长的经济建设过程中，如何保证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不致淡化、丢弃？说这一问题重要，是因为确实存在着把社会主义和经济发展等同起来的危险性，以及在这种发展的祭坛上牺牲社会主义的各种价值的危险性。

列宁把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发展生产力作为第一任务，是与他对社会主义前途的终极关怀分不开的。他强调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只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并没有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也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目标，因而不是什么“蜕化”。他多次提出在苏维埃国家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竞争谁会最终胜利的问题。在他看来，由于国家政权和经济命脉牢固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国家资本主义受到严格的限制和规定，社会主义取得最终胜利是必定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常常提醒全党：“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要记住的基本点”（《列宁选集》第4卷第67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就是要防止它背离社会主义方向。为此，无产阶级必须善于使自己掌握的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动。值得指出的是，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在于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需要，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在这里，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同的是，列宁显然是把农民与无产阶级一起当作社会主义价值的主体来看待的，这体现了价值主体的广泛性，体现了俄国的具体国情。同时，为了确保这一价值主体的先进性，列宁提出要“引导”农民。为此他深入研究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提出了完整的关于通过合作社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可见，列宁既不像机械决定论者那样，认为经济发展尚未使大多数居民无产阶级化的时候，应该等候，而是提出了联合、团结农民的主张；也不像民粹派那样，认为未经资本主义“污染”的农民是“天然的”社会主义价值主体，而是提出了引导、改造农民的任务。这其中，无疑同时蕴含了社会主义价值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意义。

总起来说，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反映了列宁的社会主义价值追求向俄国社会现实基础落实的过程。列宁说：“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列宁全集》第43卷第302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这生动体现了他对坚持科学原则与价值原则、科学尺度与价值尺度统一性的自觉。

二、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路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价值观创造性地运用于俄国实践的产物，它的实施，使苏维埃政权迅速摆脱了危机，同时，也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路。这一新思路在列宁的晚年思想中得到了较为系统的阐发。

列宁的晚年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于1922年底到1923年初口授的《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5篇文章中。在这些被称为“政治遗嘱”的文章中，列宁对俄国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新的探索。这一探索，主要是通过总结十月革命以来特别是新经济政策实施后的经验，来求解这样一些重大问题：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能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如果能，何以能？道路何在？

十月革命爆发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和孟什维克没有停止过对它的批评和攻击。他们据以立论的基本观点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具备客观经济前提，而俄国目前还缺乏这一前提，俄国的生产力和文化发展水平还远没有达到能够实行社会主义的程度。考茨基曾把十月革命比作一个“早产儿”，并说它是“活不成的”。（《考茨基言论》第295页，三联书店1966年版）普列汉诺夫也说十月革命的发生使他“痛心”，认为它会造成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第462、464页，三联书店1980年版）

应该指出，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在对十月革命的批评中蕴含着一个合理前提：社会主义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文化水平的。对此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列宁是予以肯定的。他早年写《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为了强调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力量。十月革命后，对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列宁也是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了的。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迂回道路的提出，都表明了列宁对经济文化落后、小农占绝对优势这一基本国情的正视。在晚年著作中，他同样说道：“我国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列宁选集》第4卷第79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但是，和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不同的是，列宁绝无他们身上的“学究气”，他从不对马克

思主义原理作机械的、僵死的理解。在列宁看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是必要的，但并不一定按部就班地必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取得。他指出：

“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该怎么办呢？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

“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同上书，第777页）

列宁还特意引用了拿破仑的一句话：“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再看分晓。”这样，他就既回应了第二国际理论家和孟什维克的批评，又指明了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革命形势下，首先不失时机地用革命手段取得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创造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文化水平的道路。这条道路，既不同于民粹主义，又不同于经济主义，甚至也有别于马恩当年的设想，它的提出，表明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

如果说，列宁的以上论述主要解决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样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即怎样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为此，列宁也进行了大量的论述，这些论述同样是他探索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俄国这样小农占绝对优势的国家里，将农民的小私有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的大农业，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最困难、最复杂的任务，不解决这个任务，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为此，列宁深入研究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系统论述了关于合作社的思想。他指出，改造小农的最好组织形式就是合作社。因为合作社能将农民的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并使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同时，合作社还是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容易接受的组织形式。这样，建立合作社，不仅仅把小农经济逐渐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而且有利于工农联盟的巩固，而陷于帝国主义包围的“我们共和国的命运归根到底将取决于农民群众是和工人阶级一道走，忠实于和工人阶级的联盟呢，还是让‘耐普曼’即新资产阶级把他们和工人拆开，使他们和工人拆开”（同上书，第783页）。因此，列宁断言：“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同上书，第773页），它在实践中解决了“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同上书，第768页）。

同时，为了确保在俄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列宁还把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称为“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同上书，第773页）。由于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很少经过比较认真改变的旧机关，列宁认为，如果不把这些沙皇及资本主义官僚制度的旧痕迹铲除掉，国家机关就不可能成为“名副其实是社会主义的、苏维埃的机关”（同上书，第785页），更不可能取得工人阶级、共产党以及全体人民的信任。他主张吸收更多的工农群众参加对国家的管理，实行广大工农群众对国家机关和干部的检查监督制度，在选拔人才时须注意政治素质与业务素质相结合等等，还提出了“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改革原则，以便使政权更好地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更好地体现工农民主专政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