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本范文10篇

农本范文篇1

东汉末期兴起了社会批判思潮，崔寔的农本思想是其中之一，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在中国思想史上意义重大。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对其进行论述。

一、汉末乱世——崔寔农本思想产生的特殊背景

崔寔，字子真，名台，字元始，幽州涿郡安平人（今河北涿州，高碑店交界）。大约生于东汉和帝永元十五年（公元103年）左右。历经殇帝、安帝、顺帝、冲帝、质帝、桓帝、至灵帝建宁三年（公元170年）病卒。崔寔是东汉末期著名思想家、著论家、农业经济学家、东汉社会批判思潮代表人物。崔寔成年走向社会的时候，顺帝、桓帝之时，东汉王朝已进入了末世。崔寔在其著作《政论》中对当时的形式做了分析。他指出：自汉兴以来，三百五十余岁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风俗颩敝，人庶巧伪，百姓器然，咸复思中兴救矣。

二、土地问题—崔寔农本思想的实质所在

中国古代的农业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土地问题，农民的生命维系在土地之上。到了汉武帝时期，地主势力很强大了，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地主进行打击，将兼并土地势头压了下去。但到了昭宣之后，实行发展经济和宽商政策，官僚地主兼营商业，商人投靠官僚地主，便出现了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的第二次土地兼并潮。到了光武中兴时期，刘秀认识到土地兼并的危害，对症下药。采取度田，即清丈土地，但最后不了了之，刘秀不愿意蹈王莽失败的覆辙，这样便出现了第三次土地兼并高潮。这样，到崔寔生活的顺桓时期，大量土地就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后汉书》中记载了外戚兼并土地的情况，外戚将首都地区的大量土地据为己有，大量肥沃的土地从耕地被开发成狩猎场、林苑，造成了许多农民没有土地，即使有些农民有土地，但因数量太少，也很难维持生活。针对如此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崔寔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在《政论》中这样写到：昔者圣王立井田之制，分口耕耦地，各相副适，使人饥饱不偏，劳逸齐均，富者不足僭差，贫者不足企慕。从表面看，崔寔是想恢复上古时期的井田制，通过这种改革来解决农村土地兼并问题和农民生活的温饱问题。但实质不是。崔寔在《政论》中提到的"井田之制"是名义上的井田制，实质是国家按照人口来重划土地，是人地相适的均田制，并非按贵族等级划分的井田制。土地不再分"公田"和"私田"。均田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崔寔提出。后代的北魏、北齐、北周、隋唐也都实行过均田，但跟崔寔提出的均田并不一样，后代的均田均在因战乱而荒芜的土地实行，对地主原占有的土地并不进行重新分配。崔寔提出设想把地主的一部分土地进行分配，实现一定程度的均富。这个想法很好，反映了崔寔关心农民、重农爱农的农本思想。

三、农业生产—崔寔农本思想的核心内容

中国古代农业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即农业生产问题。崔寔的农本思想所关心的除土地外就是农业生产了。崔寔对于农业很有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大多重农，但把农业当作一门学问来进行研究的很少，而崔寔是个例外，他对农业本身进行了很深的研究，并写出了《四民月令》这部农学著作，《四民月令》不光对中原和北方的农业经验进行了总结，而且记述了一种农业生产模式，按照一年的节气周期变化规律安排农业生产，类似于今天常提的农业产业化，崔寔的《四民月令》还勾画了一幅农民四季生产、生活的蓝图。《四民月令》中还描述了农民应如何最佳利用土地，以提高粮食生产，以最小投入换取最大产出。崔寔的《四民月令》还很注重不同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的搭配种植，比如《四民月令》中记载："立夏后，蚕大食，可种生姜。取鲖鱼作酱。蚕入簇，时雨降，可种黍禾，谓之上时。及大小豆、胡麻"。这明显涉及农产品的多种经营，不仅涉及到黍禾、大小豆等传统农产品，也涉及到胡麻等经济作物，还涉及发展副业。这即是今天大农业的前身。崔寔在各个节气中都制定了详细的农业生产规划，如何最大限度利用土地，如何充分利用农闲时间发展副业。类似这样的有很多崔寔关于农业生产的构想很现时也很可行。

四、“以农为本”——崔寔农本思想的精神内核

崔寔的农本思想表现出的不仅体现在他对土地和农业生产等问题的关注上，也体现在他对农民的终极关怀上，崔寔在《四民月令》中提出了对农民进行农闲教育，这在等级分明的封建社会太不易了。比如在十二月要：去猪盍骨及臈时祠祀炙箑，东门桀白鸡头，求牛胆。这同当时社会上士大夫鄙视农民的风气相比，有本质的不同，崔寔提出这些不是单纯为维护统治而提出，而是真心关心农民，以农为本，爱农重农。

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以农为本就是以民为本，以民为本就是以人为本。如今中国已经加入WTO，中国农业也面临越来越严重的竟争。农业是需要国家重点保护的产业。我国更是如此，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有6亿多人从事农业，农业的比重很大，这就需要国家要重农爱农，但愿崔寔的农本思想能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1、王先谦集解《后汉书集解》（1915），台北，艺文印书馆再版

农本范文篇2

关键词：战国商鞅农本思想激励政策

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的改革是最为彻底的。它不仅使秦国实现了由弱变强的重大历史转折，而且也是中国古代经济、政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商鞅变法后，不仅使秦国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而且为中国第一次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其中他的农本思想与对农业的激励政策所起的作用是非常之大的。

商鞅（前390～前338），又名卫鞅、公孙鞅，商鞅乃因其后来的封地而得名，是先秦法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继承了李悝的法制思想，顺应当时的历史发展潮流，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在秦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特别是以法治为依托，通过各种激励杠杆的运用，实施以强化农战为主导的发展战略，成效卓著，影响深远。成为我国先秦时期，以法治国，强化农战，富国强兵，大见成效的典型，具有划时代意义。

一、以农为本的战略思想

在中国先秦法家的经济思想中，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农业的基础地位与作用，商鞅的思想观点是最为明确和突出的，也是最为深刻和富有哲理性的。他指出，“国之所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商君书•农战》。“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商君书•去强》。“壹务则国富”，“田荒则国贫。”这里，商鞅把农业看作是国家和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所在。农业发达，国家兴旺，农业贫弱，国家衰亡。由于中国古代的产业结构比较简单，农业是最基本的战略产业和基础产业，作为政治家的商鞅把发展战略集中在农业上，是符合当时形势发展需要的。战国时期，社会处于激烈动荡的兼并战争年代，在这种背景下，发达的农业和强大的军队，是治国平天下的首要条件。由此，商鞅认为，重农治军，富国强兵、是一个国家最为重要的发展战略。所以，他的一切改革措施，都是围绕强化农战进行的。一方面，他以法制为后盾，通过采用财税杠杆和各种专一于农战的措施，强化了农业，发展了农业，壮大了军队，使国家财政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因为发达的农业，增加了国家的财政积累，为军队提供了充裕的军费。而军队征战的胜利，又增加了国家的战争收入。另一方面，他又用财税杠杆，有效地强化了农业和军队。

首先，商鞅特别强调了农业是富国之本，治国必须实施专一于农业的发展战略。他指出，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全力以赴地抓紧抓好农业，就会在争霸斗争中无立足之地。“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商君书•农战》。他认为，发展农业，国家首先要从政策上使农民专一于务农。“事本不可不专”《商君书•农战》。他强调“令民归心于农，是圣人的治国之要”。他认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能否在兼并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取决于农业的强大，而农业能否兴旺发达，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农业的从业人数，“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商君书•农战》。为此，商鞅充分发挥了李悝“尽地力之教”的思想，采取了一系列强化农业的有力措施。其基本精神是，根据农民求利的欲望，国家采取鼓励和强制相结合的办法，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并以严明的赏罚使松散的农民专心于务农，使懒惰的人勤于农业，最大限度地提高农业的生产经营效率。

二、激励农业发展的土地政策

井田制是奴隶社会土地国有制的表现形式，到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缺乏激励机制的土地模式，已基本上失去了调动农业生产积极性的激励作用，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在这种形势下，商鞅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提出“为田开阡陌封疆”《史记•商君列传》。打破旧的国有性的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市场转让，这不仅对确立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经济基础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对调动社会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力，有重大的激励作用。在当时奴隶制走向衰亡，封建制进入确立的历史条件下，封建土地私有制所激发出来的发展农业的生机与活力，其速度与效率，是衰亡的井田制所无法比拟的。所以，商鞅从制度上与政策上打破井田制的束缚，确立具有激励机制的封建土地私有制，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重大改革措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商鞅推行的封建土地私有化的制度改革，是对旧的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曾引起后世推崇井田者的非议。董仲舒认为土地兼并就是由商鞅“废井田，开阡陌，民得自由买卖”引起的(《汉书•食货志》)。王莽也持类似看法。由此看来，对商鞅的土地政策在历史上持有异议，但从历史发展规律与当时实施的效果上考察，商鞅的土地制度变革符合历史发展方向，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是基本应当肯定的。确立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合法地位，商鞅做得最为明确而彻底。这是对李悝“尽地力之教”的深入发展，它解决了如何从改革生产关系上调动人的积极性，提高土地利用率的问题。李悝只强调人的勤谨对地力的影响，但怎样才能使人的勤谨发挥出来，李悝的政策措施并不十分明确，商鞅进一步解决了这个问题。旧的井田制无法“尽地力”，劳动者没有积极性，商鞅这个办法，从地权上解决了“尽地力”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商鞅还采取各种办法，使农民勤劳起来，提高农业生产。另外，确认土地私有制，固然首先对封建地主有利，但也同时有利于调动自耕农的积极性。这就使国家经济、政治建立在新的封建农业生产关系的基础之上，从而可以更好地发挥农业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管仲的“相地而衰征”，是在不触动井田制的条件下，通过税率与土地的质量与产量挂钩，体现一下农税的公平与效率。“初税亩”只是把田赋扩大到私有土地上，仍然保留着旧的土地关系，而商鞅则既改变了旧的经济基础，又采取了一系列的促进农业发展的激励政策与措施，商鞅的思想与政策，比管仲的“相地而衰征”和鲁宣公的“初税亩”要深入得多。

三、以财税和价格杠杆激励农业

在春秋以前的统治者中，大多注重财税对保证国家机器运作的作用，对财税调节事务特别是农业发展的杠杆作用是认识不足的。从春秋战国开始，特别是战国的政治家，不仅明确认识到财税和价格杠杆对影响事物发展的作用，而且从政策措施上把它自觉的运用到对农业发展的激励中来，其中商鞅在这方面作法尤为突出，并很富有成效。可以说，商鞅从思想上、制度上与政策上进一步强化了战国李悝的尽地利思想。

以财税手段奖勤罚懒，是商鞅促进农业发展的重要的激励政策之一。凡勤于耕织、生产粮食和织帛多者，可以免除徭役；对懒惰、经商和游手好闲或不务正业而贫穷之民，国家不仅不给以帮助而且要收容为官奴婢，强制从事各种劳动。是谓“大小僇力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徭役是国家根据需要对劳动力的无偿占用，以免除徭役为手段鼓励耕织，这对社会特别是对农民是很大的激励。与此同时，减轻农税，提高粮价，增强务农的社会地位和积极性，也是商鞅激励农业发展的重要措施。商鞅认为，农税重，直接影响到农民的收益，进而影响到农民务农的积极性。“禄厚而税多，食口众者，败农者也。”《商君书•垦草》。只有减轻农税，做到“征不烦，民不劳”，才有利于稳定农业，达到“业不败，草必垦”的目的。为此，他把“赀粟而税”作为促进农业的一个办法，以粮为税，以迫使那些不从事粮食生产的人转而务农，否则就会在国家税收的压力下处于更加困难的地步。另外，粮食的价格也直接关系到农民收益的大小，对农民种粮积极性有很大影响，他明确指出，提高粮价有利于鼓励农民，限制不农之民。“食贵则田者利，田者利则事者众”《商君书•外内》。为此他提出了提高粮价的改革措施，增加农民收入，使更多的人乐于从事农业，并以此使“籴者不利”，于是“市利尽归于农”《商君书•外内》。

商鞅还主张以粮取爵，以此作为一项激励农业发展的措施，同时也有利于充实国家财政。“粟爵粟任则国富”《商君书•去强》。这样既推动了农业的发展，又增加了国家的粮食积累。以粮换爵始于商鞅，后来发展为秦汉定制。

限制工商，强化农战，也是商鞅强化农业的重要举措。商鞅虽然不否认商业的社会地位和作用，但他从重农的角度出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所看重的是农商关系在发展中对立的一面。“农、商、官三者，国之常官也。”“农辟地，商致物，官法民。”《商君书•去强》。但他认为商业是非生产部门，用力少，获利多，“商贾之事佚且利”《商君书•算地》在他看来，商业的发展对农业的负面影响是主要的，重农必须抑商。认为商业发展有损于农业。“农少商多贵人贫。”《商君书•去强》。因此，重农就必须抑商。抑商的主要办法首先是以重税抑商。“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商君书•外内》。以其食口之数，贱而重使之。”《商君书•外内》。对有损于务农的消费品如酒的税收更重。“令其十倍于朴”，即酒税为其成本的十倍。其次，禁止商人经营粮食买卖，使商“无得粜”，堵住了粮商谋利的渠道，从而使粮食经营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与此同时，还规定，商人和社会无业游民只能以高价向国家购买口粮，使这些人感到“食贵，籴食不利”以转而从事农业。为了强化农战，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商鞅在改革中，竭力限制一切不利于农战的思想和行为。他规定，富者不得随意动用农村劳力为其大兴土木，修建房屋和其他各种设施。农户有多劳力不事农者，国家要征发徭役。禁止富者到农村闲住和游览观光，禁止读书人到乡下讲学，以防止农民受到消极影响而“怠于农战”，造成“田荒而兵弱”的不良后果。

四、实行因地制宜的人口管理政策，稳定和发展农业生产力

商鞅极为重视强化人口管理在农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主张根据国情，因地制宜地采取相应的人口政策，并以此保证农业劳动力的稳定。“故有地狭而民众者，民胜其地；地广而民少者，地胜其民；民胜其地者务开，地胜其民者事来。”《商君书•算地》。而当时的秦国正处于人多地少、“人不称土”（《商君书•算地》）的状况，因此，必须加快人口增长。其办法是，一是以财税杠杆加快人口的自然增长，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列传》。二是以优惠条件引进人口，提出凡迁入秦国的人口，由官府安排住房，免其三代的赋役。“利其田宅，复其三世”《商君书•徕民》。出于发展农业，征发赋税徭役和强化社会管理的需要，商鞅极为重视人口的调查登记，使“四境之内，丈夫子女，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商君书•境内》。并把壮男壮女，老弱病残加以区别，列出“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他认为，富国强兵必须对人口及其有关情况有准确的统计和掌握。“强国知十三数：境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马、牛、刍藁之数。”《商君书•去强》。并以此作为治国的基本依据。在重农抑商、强化人口管理的基础上，商鞅实行农战结合的方针。他把农放在战的前边，说明他了解到军队的强大必须以农业的发展为基础。他把军队与农业相提并论，说明了军队对当时国家存亡的重大作用。为此，他把勤于务农和当兵打仗荣立战功作为取得名利的唯一途径。“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战不免。”《商君书•慎法》。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境内之民莫不先务于耕战，而后得其所乐”，做到“入使民属于农，出使民壹于战”《商君书•算地》。使举国上下致力于耕战的奋斗中去。

五、从名利的分配上，激励农业发展

商鞅对旧势力享有的财政分配特权采取了比李悝更为彻底的否定态度。废除了旧贵族享有的世封世禄制度，而以从事农战功劳的大小确定相应的财政特权。旧贵族如果在农战方面无功于国家，则不得列入享有国家财政优待的册籍。“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史记•商君列传》。这就等于取消了旧贵族享有的世封世禄。在打破旧的等级制的同时，按是否在农战方面有功于国家为标准，确立了新的封建制的财政分配标准。“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贵无所芬华”，“明尊卑爵籍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史记•商君列传》。按军功论田宅，不仅是对财政分配上的重大变革，同时更有利于激励农战的发展，增加秦国征战上的财政收入，并为新兴地主阶级按新的标准享有财政特权、登上历史舞台开辟了道路。商鞅的这一改革不仅有助于地主阶级上层通过军功取得名利，同时对于一些下层人民来说也提供了提高名利地位的机会。凡专一于农业，在战场上英勇善战，国家就给以名利。农业搞得好的，国家可以免除徭役。有军功的国家根据功劳大小分别给以不同的奖励。如，凡斩得敌甲士一人，赐爵一级《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集解》引谯周云。同时还赐田一顷，宅九亩《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集解》引谯周云。如果愿做官可做五十石俸禄之官。斩得二甲首者，可为百石之官《韩非子•定法》。斩得五甲首者，即可“隶五家”。在众多的将士中，能达到上述标准的当不在少数。奖有功，对国家来说是财政支出。但功对国家却又是一种贡献，总的来说，是功大于奖的。在奖励军功的同时，商鞅还改革了行政体制，设立了县制，改革了官俸制度。公元前350年（孝公十二年），商鞅把全国的乡邑合并为三十一个县。第二年，设官吏统辖。是谓“初为县，有秩吏”。县令由国家任免，并根据统辖范围的大小享有多少不等的俸禄。一般来说，万户以上的县，设县令，不满万户的设县长。其俸禄一般在三百石至一千石不等。令、长以下设有丞和尉。尉负责全县的军事，俸禄在二百石至四百石。还有一些在百石以下的小吏。相当于县长的六百以上的俸禄的官吏称为“显大夫”，斗食以下的低级官吏称为“有秩之吏”。这样，旧贵族的地方统治权便被解除，世封世禄被彻底打破。俸禄支出仅限于任现职的官吏。商鞅对民间还实行什伍连保法，设有严密的管理体系，对保证国家租赋徭役的征收起了很大作用。

六、商鞅农本思想与激励政策的几点启示

（一）树立牢固的重农意识

商鞅的农业发展战略和对农业的激励机制与政策，是他的农本思想与高度的重农意识的生动体现。而这种重农意识又是来自于长期经济生活实践活动的检验。历史与现实的实践都反复证明，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地位和战略地位。在国家的经济发展中，一旦农业出了问题，其他各个产业都会受到严重的制约与影响。现代的产业结构虽然比古代更为多样化、现代化，农业的产值和对GDP的贡献率远远低于二、三产业，但农业的基础地位和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力及战略意义，仍然是关系到国家宏观经济健康发展和全社会稳定的战略性产业，农业的状况，仍然是决定国民经济能否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基础与先决条件。它的地位与作用是其他任何产业所不能取代的。所以、传统的农本思想与重农意识仍然是我们今天强化农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由此，只有真正在思想上树立高度的重农意识，才能提高强化农业的自觉性、主动性，以极大的热情，千方百计地把农业的事情办好。

（二）以切实有力的政策措施激励农业的发展

商鞅以法治为后盾所采取的大力强化农业的政策措施，具有鲜明的务实与可操作性的特征，使每一个下力务农的人都能深切地感受到政策的激励作用并从中受益。他把有关激励农业的各种杠杆包括名利的取得直接同农业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效益的大小挂钩，使战国李悝的尽地利思想更为制度化、政策化、具体化了。与此同时，商鞅在制定农业的发展战略和实施重农政策与激励机制的过程中，不仅考虑到农业本身政策的问题，也同时考虑到各种相关因素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特别注意从政策上制约和消除不利于农业发展的负面因素的影响。这对我们今天制定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措施也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在三农问题上，不仅应在税收、价格和补贴等方面采取一些直接的惠农政策，还应对一些影响农业发展的相关领域采取相应的配套措施。如农业补贴，作为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其运行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各种事物有密切的的关联性。无论是这项政策本身还是实施的过程，都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对这一问题，我们一方面，应在失践中不断的强化与完善农业补贴的各项政策，扩大补贴领域，延伸补贴的链条。另一方面，也应注意补贴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各种相关因素的影响，特别注意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消除不利因素的负面影响。如在落实补贴政策的同时，应制止化肥、农药、农机、种子等涉农物资的同步涨价，防止惠农政策流于形式，起不到应有的激励作用。应充分体现惠农政策的综合性，既有直接的惠农政策，也有配套的间接性的政策，这样才会把惠农政策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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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再次强调：“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总理指出：“要下决心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中国农民承担了两千年的“皇粮国税”终于走完了历史，中国农村迎来了“后税费时代”。过去的三农问题，主要是农民的负担过重及不平等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随着后税费时代的到来，三农问题研究要“与时俱进”，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后税费时代三农研究的一些基本思路。

二，“社会幸福”导向是后税费时代三农研究的基本方向

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后税费时代的三农研究应以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其研究指向应为“社会幸福、权利平等”，必然要求从法律、制度、社会、组织、生产力层面全面推动乡村社会建设，使之成为中国和谐社会的基石，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要支撑。

三，如何有效使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土地地租、劳动力三大资源是后税费时代三农研究的关键课题

1，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以工补农”资源将会越来越大，如何保障这些资源公平分配与高效使用，提升公用品供给能力和服务质量，幸福人民，是三农研究面临的最紧迫的课题；

2，以农补工时代，地租转化为工业化资本了；后税费时代，农村建设到底需不需要土地地租？农村土地所有者到底还要不要占有土地地租，土地地租如何获取和有效使用，这都是后税费时代三农研究不能回避的问题；

3，农村劳动力是建设乡村最大的资源，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配置起来物化为财富，既是过去没有解决好的课题，也将是后税费时代面临的重要课题；

四，如何推动农村“政治发展、社会发展、生产力发展”是后税费时代三农研究的根本目标

1，政治层面要发展基层民主，着重解决农民参与村民自治的主动性与权利保障，要在法制建设的基础上完善民意表达的渠道，保护农民权利空间与政治生活空间；

2，社会层面要发展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事业，要特别注重各种农民组织，包括经济合作组织、协作组织、文化与关怀组织等建设，要有相应的资源支持跟进；

3，生产力层面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还要着重提升农民的发展能力，通过有效的培训以提高农民的生产经营水平，可持续发展的定位要既重环境与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更重农民能力的持续提高。

五，如何推动资源分配方式、政府职能、村两委关系这三项转变是后税费时代三农研究的紧迫任务

1，通过资源分配方式的改变赋权农民：宏观层面上中央财政涉农资源要以法律、制度的方式配置到社区（按土地或人口），乡村微观层面上要通过加强村民自治及组织合作的方式分配资源，保障农民的平等参与权，推动农民成为真正的涉农服务的主体，

2，推动基层政府由管理向服务、协助、支持乡村发展转型，并加强基层政府司法与调解等方面的能力建设，抑制农村强恶势力，培育农村组织、协助农民进入市场；

3，推动村党支部要真正代表广大乡村社区群众利益对村委会进行监督，充分利用党的组织资源，发动群众参与村民自治，保障每个村民的平等发展。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六，以社会幸福为导向，农民增收主要从三个方面考虑解决：

1，加强并稳定粮食补贴政策，增加农民收入更注重于保障农业生产的安全性和农民福利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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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三农”问题。改革开放把土地经营权还给了农民，使相当一部分人口红利从土地的捆绑上释放出来，农民的自主性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大部分农民进城参与工业化建设，推进了城镇化进程。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村问题逐渐凸显出来，城乡不均衡问题也越来越明显，“三农”问题孕育而生。为了解决“三农”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的战略措施，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和经验。1、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随着工业发展，城镇化进程加快，国民经济逐渐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业，跨入到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新阶段。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适时的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确定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目标，[3]这一目标的提出主要是为了改善农村的居住环境，规划农村的发展，加强农村的生产生活基本设备设施建设，推进农村科技推广和进步，完备农村的医疗体系、法制建设等。随着2005年中央《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2006年中央《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政策的提出，以工业促进农业，以城镇带动乡村发展的体制机制初步逐渐建立了起来，农村的村风、村貌得到了大幅度改善。2、城乡统筹。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城镇经济越来越繁荣，农村经济越来越贫瘠，城乡发展差距越拉越大。为了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党中央极力推出了新型城镇化，为城乡统筹明确了方向。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核心，促进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公平均衡，各要素自由流动；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收入分配、就业政策，改革户籍制度，引导农村人口有序的流入城镇，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均等化、收入分配均衡化、要素配置合理化，从解决农民问题着手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机制，极大的推进了城乡一体化建设。3、农业现代化。为了深化农村改革，为了推行更好更多更广的惠农政策，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阐释“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的农业现代化内涵。[4]2010年又提出同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总的来说，就是要用现代工业、科学技术及高效的管理方式武装农业，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率。为此需要实现农业生产手段现代化、基础设施现代化、生态环境现代化、劳动者现代化等等。据此，农业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得到了提高，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农业现代化水平上升到了一个新台阶，农业问题得到了大力改善和提升。4、乡村振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提出要想中国强盛、美丽、富裕必须让农业强盛，农村美丽，农民富有，并坚持应坚定不移的深化、加快农村改革。党的首次创造性的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把农业、农村、农民作为一个整体解决“三农”问题。乡村振兴战略是对过去四十年“三农”问题战略思想的总结、继承和发展，为中国“三农”问题的深化改革提供了总体部署，指明了方向。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更是对乡村振兴战略从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基本原则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而精细的部署，为新时代“三农”问题的解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乡村振兴战略的整体性

过去，“三农”问题提出来的一系列战略措施，要么以农村发展为重点，要么以农民富裕为核心，要么以农业现代化为抓手。新农村建设战略解决的是农村问题，城乡统筹战略解决的是农民问题，农业现代化战略解决的是农业问题，虽然每个战略体系都相应的包含有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解决，但并不是让“三农”问题同时协调推进、全面发展的。而乡村振兴战略以农业农村农民的全面发展为着力点，协同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均衡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1、全面性。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一个整体性问题，偏废任何一方面都不能称得上乡村振兴。农民是农业和农村的劳动者、建设者，是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主体；农业是农民生活改善的重要实现方式，是农村发展的动力；农村是农民聚集生活的空间，也是农业发展的根据地。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在农业上稳步提升生产能力，供给体系完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深化；农民收入拓宽，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推进，农村居住环境明显改善，建成美丽宜居的乡村。乡村振兴战略致力于农业农村农民全面发展，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地位，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让农业全面升级，让农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真正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乡村振兴战略使得农业农村农民更好的统筹起来，没有农业的发展，就没有农民的富裕，没有美丽乡村的建设，农业农村农民三者是相辅相成，协调推进的，只有实现农业农村农民的全面发展，才能真正到本世纪中叶，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2、协同性。乡村振兴战略不是单一的发展农村经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有机整体，统筹谋划才能协调推进，只有协同推进才能更好的提升农业、建设农村、发展农民。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供给质量，以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提高效率来促进增长方式的转变，切实推进农村经济建设；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的建设，提升组织力，引导农民实行和维护自己的权利，切实推进农村政治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农民，立足乡村文明，保护优秀传统民风，摒弃恶俗之风，抵制封建迷信活动，切实推进农村文化建设；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体系建设，加快推进农村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切实推进农村社会建设；加强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治理，实施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进行正确的开发和保护，切实推进农村生态建设。同时，党的建设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环节，扎实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使基层党组织处于领导核心地位，督促保障农民权益。只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协同推进，才能从整体上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6]3、融合性。十六大以后，中央一直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不断提出政策策略。乡村振兴战略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7]坚持进行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振兴不只是封闭的发展农村，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是开放性的发展，既有农村资源的向外流动，也有城市资源的向内流入。城市建设借鉴农村的生态环境之美，乡村建设也要吸收城市建设的优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只有城乡发展充分吸收对方长处，才能够促使城乡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进行平等交换；促使城乡产业一体化建设；促使城乡形态差异化互利性共存；促使城乡要素融合、产业融合，形成工农互相促进，城乡相互补缺，共同繁荣富裕的新局面，通过城乡融合实现乡村和城市的互利共赢。坚决不能让城市建设的像欧洲，农村建设的像非洲的现象恶化。城乡全面融合是实现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党中央重新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着力点。促进城乡全面充分融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之一，是整体上打破体制机制障碍，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抓手。4、长远性。“三农”问题是一个历史性问题，更是当下和今后需要一直关注的持久性问题。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的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在新时代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制定了“两个一百年”的两个阶段的奋斗目标，根据提出的战略部署，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也相应的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三个阶段的目标部署。提出到2020年，乡村振兴战略要取得重要进展，基本形成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到2035年，乡村振兴战略取得决定性进展，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全面建成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8]乡村振兴战略从纵向上为“三农”问题的发展解决做了详细深入的安排，为以后的工作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指导。

三、乡村振兴战略整体性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强起来、富起来的时刻。如今。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矛盾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在广大农村表现的尤为突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着力点，因此，乡村振兴战略的整体性、全面性就显得格外重要，决不能让“三农”问题的某一要素、某一阶段的发展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绊脚石，要系统、协同、关联、可持续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到一个都不能少。乡村振兴战略的整体性沿着纵向和横向两个“坐标”同时推进，其纵横方向的同时推进不仅为农业农村农民的充分发展提供了遵循，也为城乡的平衡发展提供了指导，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重要战略举措。1、乡村振兴横向发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是不分地域的小康，是全国人民一个都不能少的小康。多次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足以说明没有农村、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就没有全面的小康。城市和农村的发展都需充分、均衡。乡村振兴战略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经之路，乡村振兴战略的横向发展表现在农业农村农民的全面发展；表现在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和党的建设的统筹推进；表现在城乡的充分融合；提出的乡村振兴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9]这20个字是相辅相成，横向发展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产业兴旺促使农村产业更好的进入经济市场，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发展贡献力量。只有产业兴旺了，农村资源才能够更好的得到利用，农民收入才能够增加，生活才会更加富裕，从而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路上的一个都不能少。生活富裕了，农民的受教育水平提高了，公共基础设施完善了，医疗有了保障，对居住环境也有了要求，进而促进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态宜居，增进全面小康的文化建设、生态建设和社会建设。总之，只有切实推进乡村全面、协同的横向发展，才能让“三农”问题不会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绊脚石，才能实现全域的小康、全民的小康、全国的小康。2、乡村振兴纵向发展——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两个百年奋斗目标首次提出是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上，中共十八大再次对两个百年奋斗目标进行了重申。把握历史发展新方位，顺应时展新特点，抓住主要矛盾新变化，面对社会发展新机遇，报告对两个百年目标的实现做出了新的战略安排，明确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分两步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目标。根据报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时间阶段安排，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对乡村振兴战略做了三阶段的部署，从2020年到2035年再到2050年，每个阶段都设定了具体而详细的目标。乡村振兴是一个攻坚战、持久战，不是一蹴而就，速效速成的。所以，需要制定每个阶段更加明确的目标，为可持续发展指引方向、合理规划、提供指导。乡村振兴战略纵向发展表现为代际间或者是不同时期的可持续发展，每个发展阶段都是紧密传承的发展，是相互照应的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的部署不仅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发展，也不仅是我们这一时期的发展，它是管长远，管持久的。乡村振兴战略的阶段目标任务是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阶段安排的一部分，乡村振兴的纵向发展为顺利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好每一步。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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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就是对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总称。具体的讲，就是农业的增长与发展；农民现实的收入及其增长、未来的生活、职业等变化及由此带来的问题；农村发展，包括农村经济及社会的发展。农业、农村与农民三者之间的联系是紧密相连而难以分隔的。其中，农民从事生产活动，创造价值，增加收入，改善居住地的生存环境条件，建设新型的农村；农民将所得收入用于增加农业投入，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可见，在这三者关系中，农民是具有主动性的一方，而农业是农民获取收入的源泉和进行劳动创造收入的对象之一，农村则是在农民通过劳动创造收入后进行改造、改变的对象。因此，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近年来，随着农副产品价格的普遍下降，农民负担日益加重，中国农民、农村和农业的困境越来越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

一、“三农”问题的症结

“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于农业人口过剩，农民就业不足。据李子奈（2002年）对农业就业结构偏离度的测算，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中大约有1.4亿人为农村剩余劳动力。随着我国农业生产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比重的进一步下降，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需要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将增加。庞大的农业人口与有限的农业资源的尖锐矛盾，成为我国“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

1.农业人口过多至使农业低效率。威廉·阿瑟·刘易斯(W·A·Lewis)认为，由于传统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比较多，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劳动生产率很低，其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于零甚至是负数，农民的报酬极低。按照他的逻辑，在剩余劳动力未输送完毕之前，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很难提高，农民的收入将始终处于停滞状态。

2.农业人口过多导致农民贫困。农业人口过多从两方面直接影响农民的收入：一是有限的农业收入由庞大的农业人口分摊，导致人均收入水平低下；二是有限的农业资源由庞大的农业人口分摊，造成农民就业不足。农民收入水平低，又会通过两个途径形成农民贫困的恶性循环：收入水平低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农民谋生能力低收入水平低；收入水平低扩大再生产投资不足收入水平低。

3.农业人口过多影响农村稳定。农业人口过多通过两个方面因素影响农村稳定：一是农民是农村不稳的经济根源。当前农村77.5%的农民收入处于负增长，这是农村出现不稳定因素的经济原因。二是农民组织化程度低，自我保护能力弱，农民利益得不到充分保障。农业人口过多，且经营分散，使农民通过适当的形式组织起来形成利益集团的成本过高，至使农民组织化程度低，造成农民自我保护能力弱。

总之，农业人口过多形成农业、农民与农村问题的恶性循环。农业人口过多既直接作用于农业、农民和农村，又通过三者间的相互影响和制约形成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恶性循环。因此，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只能是减少农业人口的数量，转移农村过剩的劳动力，降低农村自然资源的负载率，使农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配比逐步趋于合理，增加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人均资源空间。

二、“就地转移”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基础

小城镇战略是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方法之一，即“离土不离乡”的转移策略。20多年来农村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已使1亿多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另外，城市和沿海工业加工区也吸纳了1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中劳动力与土地、农民增产与增收之间的矛盾。但也要看到，这种通常不伴随身份转变的转移方式有很大局限性，它使许多已从土地中转移出来的农民不能专营工商业和服务业，许多人仍是游历在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的两栖职业者。已转移的农民仍然把农村视为自己的家，保留在农村中占有的资源，就成为在这种制度安排下理性选择。这既使农业日益成为“业余产业”、“副业”，也不利于土地资源的规模利用。因此，现在实施城镇化战略必须着眼于农业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农业为基础大力发展农村的非农产业，通过农村的工业化来形成和培育城镇化的基础，这才是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的特色所在。

1.大力发展农村工业化

当前，我国乡镇企业已全面进入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在城市工业之外构建了“第二工业体系”，是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之一。截止2001年低，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达到1.33亿人，占全国农村劳动力的26.8%，大大缓解了人多地少的矛盾。乡镇企业支付职工的工资总额已达8200亿元，农民人均从乡镇企业获得的工资性收入为850元，占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34.4%；同时，乡镇企业的集聚会带动农民集聚，进而劳动服务业和市场的兴起，既促进了小城镇的建设，又培植了小城镇的产业基础，并成为乡镇企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城镇化建设的经济支撑。

2.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

具有官方方面估计，农业的充分发展，农业结构的优化，可吸纳近一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程度不高，农业产业链短，附加值低。目前，发达国家对农产品的加工约占总量的80%，我国只占10-20%。发达国家食品工业产值相当于农业产值的2-3倍，我国还不到1/3。发达国家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产值比例为2：1：7，我国正好相反，是7：1：2。可以看出我国农产品加工转化增值的空间很广阔，潜力很大。只要认真抓好农产品的加工与转化增值，农业效益的增长大有希望。

3.鼓励民工回乡创业

大中城市作为一个开放系统，更容易给农民带来现代观念。美国著名经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阿瑟·刘易斯指出：“市民素质的提高既有利于其自身的转移，成为与时俱进的现代工人和现代商人，又能为农业实现现代化培养一代现代农民。”农民外出打工，不仅增加了现金收入，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更重要的是不少农民转变了观念，学到了本事。对这些经受几年锻炼，积累了一定资金，学到了一些管理知识，掌握了一定技术的农民工，要动员他们回乡创业，扩大就业，把他们看作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表彰他们的创业事迹和先富帮后的奉献精神，激励更多的外出农民工回乡为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条件做出贡献。

4.积极引进城市资源

解决“三农”问题，不能仅靠农村内部的资源，而是要统筹城乡资源，跳出长期以来就“三农”解决“三农”问题的传统思维局限，冲破历史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格局，引导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下乡，跨产业、跨区域重组资源，合理配置生产要素，从而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强农业的市场竞争力，加快农村城镇化和农村小康社会建设的步伐。例如，目前大部分的城市工业生产能力过剩，许多企业开工率不到60%。在这种情况下，城市资本所有者急于寻求新的投资方向，这就为将城市资本连同企业家、生产技术、管理经验等一起引入农村提供了前提条件。

在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鼓励农民就地走向现代化，并不是将农民堵回农村，而是应更加关注农村的发展，统筹城乡发展，有效地扩大农村内部的就业容量。

三、“异地转移”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关键

异地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特别是将这部分劳动力转移到大中城市，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出路之一，也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及我国城市化道路的另一种思路。他的最大好处在于可以减轻农村人口对有限自然资源的依赖与压力，提高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效率；同时，他还能通过劳动力的城市迁移形成劳动力市场，在流动中确立劳动力价值，消除劳动力工资扭曲的现象，使全部劳动力在城乡之间都得到充分合理的配置。

1.促进大中城市的工业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

限于我国尚有1.5-2亿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和总体劳动力素质偏低的条件，我国工业结构优化战略应以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为基础主体，应以农村劳动密集型工业为加速工业化的推力，较快走完劳动密集型为主体的工业化阶段，进入成熟阶段。工业过程中，制造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最大比重，美国为26.1%（1926年），日本为27.4%（1973年），台湾为33.5%（1985年），而我国目前只有15%左右。借鉴工业化较为成功的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只要形成劳动密集型主导产业，抓住入世机遇，我国制造业劳动力份额可以再上升0-15个百分点，所吸纳的农业劳动力绝对量相当于1990年农村新增的7500万劳动力。

2.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发展还很落后，统计数字显示，我国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只有30%左右，而发达国家就业比重高达60-80%，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种类有150个，而我国只有50左右。发达国家的社区服务就业份额为20-30%，而我国目前仅有4%左右。据推算，全国32个人口在百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和43个人口在50-100万的大城市中，社区服务业可提供的就业机至少应在1500万个以上，再加上其它中、小城市提供的就业机会，就可以大大缓解我国巨大的就业压力。因此，解决就业问题在第三产业还能找到巨大空间。

3.鼓励农民进城创业

大量农民进入城镇需要大量的相应的就业岗位。在当前城镇就业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农民进城就业的难度更大。这就需要大力鼓励农民进城创业，尤其是鼓励农民在第三产业创业，因为目前我国的第三产业发展滞后，而该产业又是进入门槛较低、吸纳就业人数较多的产业。政府应当制订鼓励农民进城创业的政策，要完善农村的土地流转制度和贷款制度，比如可以允许农民以土地经营权为抵押取得银行贷款等，从而增强农民进城创业的信心和能力。

4.扩大农村对外开放

扩大农村对外开放，开拓国际市场，有利于弥补我国农业资源的不足，拓宽我国农业发展空间和农业劳动力的就业空间，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要积极吸引国外的资金和技术，改善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格局；采取有力措施扩大农产品出口，包括提高食品安全水平，突破食品安全等技术检测壁垒，先行取消对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所征收的农业特产税，适当加大农产品退税的力度，增加农产品需求；在国外创办农业企业，利用国外资源；促进劳动力输出，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

在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异地转移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要统筹城乡发展，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城市产业，以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鼓励农民进城创业，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以推动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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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特点：当前农业、农村发展遇到的宏观环境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好的“黄金时期”。1978年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遇到两次“黄金时期”，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业、农村通过内部制度创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另一次就是最近几年，这次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通过一系列的外部制度创新，去推进农业、农村发展的。同以往比较，最近这几年各级政府格外关注和重视“三农”，是向“三农”投入最多、改革力度最大、取得效果最好的时期。比如，一是2004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高达2626亿元，比上年增长了22.5%。二是由于降低和取消农业税，去年农民受益305亿元，今年又将获益210多亿元。三是2004年6月中央决定彻底放开粮食收购市场，农民可以将手中的粮食按市场价格，卖给收购企业或加工企业；同时，中央还将对粮食流通领域的补贴改为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四是中央还对农民实行间接补贴，对稻谷、小麦、大豆等良种进行补贴，对农民购买农机具进行补贴，对农产品加工业进行贴息补助，支持农民调整农业结构。五是全国绝大部分的省市区都对农村信用社进行了改革，为了支持信用社改革，央行拿出近1700亿元的票据和专项再贷款资金，用于置换信用社的不良资产，增加资本金，以帮助农民解决贷款难的问题。

第二个特点：粮食产量出现了恢复性增长，粮食供求关系出现了转折性的变化，粮食安全问题逐渐缓解。从目前来看，全年粮食产量有可能突破9380亿斤，加上大豆、稻谷、小麦进口500亿斤，粮食供求基本平衡。但是在粮食出现恢复性增长以后，仍有三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是到底我国自己要生产多少粮食才不会出现粮食安全问题？二是我国一方面要保证食品安全，一方面要进行城市化，同时还要考虑生态环境建设，对此我国能有多少土地资源用于城市化、工业化和生态环境建设？三是我国食品安全的关键是粮食产量还是耕地和资源？笔者认为，从近期看我国粮食安全无忧，但从长期看应注意耕地和水资源短缺问题。

第三个特点：乡镇企业快速增长，农民就业开始逐渐恢复。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的乡镇企业与劳动就业实现了同步增长，农民从乡镇企业获得的工资性收入明显增加。

第四个特点：农民收入打破了1996年以来增幅连续下降的格局，出现了8年以来少有的增幅。在收入迅速增加的情况下，农民消费开始活跃，农村市场也由冷趋暖。

影响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四个因素

在农业、农村经济不断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当前国民经济运行中还存在着四个制约因素，对今年“三农”产生较大的影响，可能将导致农民收入增幅比去年有所下降。

第一，今年我国的粮食价格在高位上下降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上升的可能性。首先，2004年末世界粮食库存增加，2005年全球粮食有望增产，这将使世界粮食市场价格呈现下降趋势。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世界粮食展望报告》，2004年末世界粮食库存比上年增加了5562万吨，增长了14.3%，库存粮占世界年度消费量的20.2%，高于公认的18%粮食安全线。又据有关资料分析，今年世界几个粮食主要生产国谷物和大豆面积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综合上述两大因素，今年全球小麦、玉米、大豆等粮食价格将会走低。受世界粮食供给增加和市场价格变动的影响，我国粮食价格也会同期发生顺向变动。其次，从国内看，在中央“三农”政策支持下，目前农民的种粮积极性都比较高，他们不但增加种粮的投入，而且还扩大种植面积，如果天气没有大的灾害，今年粮食还会增产。粮食继续增产，必然会带来市场价格的波动，引起粮食价格下降。因此，今年粮食价格下降会直接制约农民收入的增加。另外，从改革开放以来粮食市场价格变动趋势看，从来没有一年的粮食价格达到顶峰以后还会继续上涨，持续保持两年的粮食高价位水平，一般都是在第二年粮食价格就会由高走低，这是粮食市场供求规律起作用的结果。

第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农村消费品价格同时上涨，直接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并影响农民的收入。尽管政府利用各种手段限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比如给化肥企业补贴，严格监督和控制化肥价格上涨。但从目前的农村市场看，化肥、农膜和种子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还是上涨了。调查发现，由于石油、煤炭价格上涨，引起下游化肥、农膜价格持续上扬。由于农民种粮积极性提高，播种面积扩大，玉米、小麦等良种价格也向上涨。石油市场价格上涨后，柴油也明显涨价了。因此，机耕、机播甚至机收的价格也已经上涨或将要上涨。另外，从消费品价格来看，去年以来农村消费品价格上涨幅度一直要高于城镇1—1.5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这种趋势还在继续。据计算，农民消费资料价格每上涨一个点，每位农民要多支出16元，如果农民比市民的消费价格指数高出1.5个百分点，农民为此一年要比市民多花费25元。和市民相比农民收入低，但在消费品价格上涨过程中，农民却要支付较大的涨价成本。

第三，政府支持农业的政策空间在变小。去年取消农业特产税，降低农业税税率，农民由此受益305亿元，今年27个省取消农业税也就是210多亿元；去年国家对农民直补116亿元，今年预计130亿元，增量补贴不足20亿元。再加上种子和农机具补贴，总额不会超过去年。另外政府对农业的投入，由于特别国债发行减少，今年对农业的投入占国家总投资的比重不会降低，但绝对量难以增加。因此，今年在政策上支持农民增收的空间有限。这样，由政策刺激农民大幅度增加收入的空间将明显小于去年。

第四，今年国家实行双稳健的宏观调控政策，具体内容是减少国债发行，压缩财政赤字，稳定货币供应，继续控制“银根”和“地根”。如果这些政策得到进一步落实，或者继续加强，今年GDP要比上年有所降低。降低以后的直接结果就是，经济发展对全社会的劳动力需求量将比上年降低。而压缩投资和降低GDP增长，首先会降低社会对农民工的需求，这样今年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就业和进城打工也会遇到一定的困难。

因此，从上述四大因素看，今年农民增收的困难比去年大，增幅很可能要小于去年。如果是这样，今年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可能会再次扩大。(作者为：国家发改委产业发展研究所所长)(2005年5月23日)

链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关建议

第一，在粮食政策上，要采取“多收少进”的调控策略。比如今年一旦小麦上市以后，国家粮库一定要增加收购量，将增产的小麦从市场上转到库存中，以保持市场上粮食供求平衡，从而保障粮食价格在较高的水平上不下跌。“少进”就是今年尽量少进口小麦，避免因进口小麦冲击国内市场。同时，今年玉米可以适当向外多出口一些，以调整国内玉米供求平衡。不要在我国粮食出现供给持续上升的空间里大量进口粮食，这会造成国内供需求失衡，引起粮食价格大跌的局面。

第二，要从源头上扩大化肥等生产资料的供给总量，由此抑制主要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在目前这个阶段，核心问题不是对化肥企业补贴，笔者建议要取消这种补贴，把补贴直接给农民，适当扩大化肥、农膜、农药的进口，增加国内供给总量。只有增加主要生产资料的供给总量，才能从源头上抑制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

第三，国家应重点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我国人多地少，农民仅靠种植几亩地的粮食和其他作物，很难富裕起来，国家应该拿出一些财政资金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农产品加工业，通过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实现农业增值、农民增收。近几年，国家虽然出台了一些支持主产区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的政策措施，但力度不大，惠及面小，农民直接收益不多，今后应加大对主产区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的支持力度，更加突出支持重点。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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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7月末，我市新农保参保总人数突破百万大关，达107.19万人，参保覆盖率达到94.32%，所有涉农县（市）、区全面实现“基本全覆盖”目标，新农保基金累计达33.13亿元，农保基金累计金额和参保人数都达到全省总数的30%左右。我市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主要做法是：

一、深入调研，反复论证，科学构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框架

在制度设计过程中，我市始终坚持与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原则，以农民个人有能力缴、财政有能力贴、预期待遇能基本保障养老生活需求、有利于与其他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转换衔接为目标，深入开展调研，科学借鉴外地新农保制度建设的经验反复进行论证，至2008年8月，我市及所属各县（市）及涉农区全部出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施或试行办法，即合理界定了覆盖范围和对象，明确以农村纯农人员（即从事第一产业）为制度保障主体；以“统账结合”为主要保险模式；统一缴费基数和比例下限，明确个人年缴费标准不低于当地上年度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的10%；建立了财政补贴机制，明确地方财政对农民参保予以补贴，比例不低于当地公布的参保人员年最低缴费标准的20%，对特殊困难群体的补贴应当适当提高；规定了养老金计发原则，明确养老保险待遇应当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进行相应调整；农保基金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经办机构全部改为财政全额拨款单位，不再提取管理服务费。

二、遵循规律，多措并举，有序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

各地各级劳动保障部门及农保经办机构在推进新农保过程中边摸索边总结，遵循农村工作规律，开辟出了一条符合我市农村实际的新农保发展之路。一是强化行政推进力度。在实施过程中，坚持做到“四点”，即将新农保工作列入为民办实事重点项目，对制度建设和实施的目标作出规划；将参保覆盖率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必成指标和社会保障工作的重要指标层层考核；及时召开动员会、适时召开推进会，抓好工作总结和部署；实行领导负责制，县（市）、区政府分管领导全面抓，劳动保障等职能部门负责人具体抓。二是广泛宣传发动。我市各地各级劳动保障部门坚持以宣传为抓手,开展宣传月、宣传周活动，营造浓烈的舆论氛围,引导农民自觉参保。内容上重点宣传新制度的优点、亮点以及为农民带来的实惠，让农民充分认识到新农保是政府为民办的实事、好事；形式上灵活多样，譬如在新闻媒体上做专题、在乡镇设咨询台、在闹市路口悬挂宣传标语、发放宣传品和宣传卡等等，基层干部和农保机构人员走村入户，把政策传递到乡村的每一个角落，为新农保制度的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是实行目标管理。坚持目标管理制度，每年年初及时制定年度工作量化目标，层层分解落实，做到镇镇有指标，人人有任务，年中有督促，年终有考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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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社会的重要问题，在近几年来成为了党和政府关注的热点问题，也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今年，更是成为整个社会的重大问题，三农问题的解决，成为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关键。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和农民大国，最重大的社会问题都是农民问题。中国的每一次社会进步，都是农民问题得到某些解决的结果。直到今天，我国的农民问题已经扩展到农业、农村、农民等三大相互连接的问题，其严重程度已经直接威胁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了。因此，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成为社会的热点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决策部门有他们的许多措施和政策，学者们有各个角度的探索和思考以及对策建议，这些有的为理论决策做出了贡献，有的产生了很大的实际成效，但是，没有从根本上提出良好的方法，有的甚至还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低级处方。笔者欲换个说法，跳出"三农"的本身，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本问题是生态问题引起的，其解决的根本方法也是生态方法。力求从生态的角度对"三农"问题进行新的思考，以求"三农"问题有一个战略性的解决。

一、农民问题是一个严重的人口生态问题

"三农"问题的根本问题，说到底就是"一农"问题，即农民的问题。因为解决农业和农村问题最终都是为了解决农民问题，农民问题才是"三农"问题的关键和出发点。我国的农民问题有许多，但是最关键的问题应该是农民人口太多，打破了农村生态系统中非生物环境、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之间的平衡，由此引发了很多的问题：

首先，农民人口太多引起耕地紧张、农村耕地资源人均拥有严重不足。我国农业人口现在还有八亿多，但是人均耕地仅一亩多点，而世界上有的国家的人均耕地是我国农民的几十倍，这样大的差距却要同样养活这么多人，谁都知道问题将是怎样的严重了，而这个人多地少的问题就是生态问题的典型表现，这是生态系统里的非生物环境与消费者和生产者失衡的问题（生态系统的生产者是指绿色植物和某些细菌，它们是人类食物的最初来源）人口作为消费者的数量太多，非生物环境与生产者相对太少，因此，造成"三农"中农民和农业、农村发展不平衡，使"三农"问题自身比例失调，因而引发"三农"问题。

其次，农民人口太多造成农民在农村就业压力加大。农民在农村有的就只有几分责任田和几分自留土，一年大部分时间都闲着，有力没有地方使，但是收入又不高，只能维持一般的温饱生活甚至不能维持温饱，造成农民的劳动力巨大的浪费，还引出很多社会问题，如、盗窃、酗酒等等。

其三，农民人口太多，还使农村稳定问题加大。农民的人浮于事，大量的人休闲时间多，使得农民对土地的占有特别关注，往往在承包土地上一点小事都会引起纠纷。还加之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使集体之间为了一点土地纠纷造成村与村之间或组与组之间的深层矛盾，有的甚至团体斗殴。

二、农业问题也是一个严重的生态问题

"三农"问题中的农民问题是生态问题的突出表现，农业问题更是生态问题加重了它的严重性。众所周知，我国现在由于生态的破坏，每年都有局部的洪水和局部的旱灾、虫灾，还有生态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这些灾害的损失，最终都将降临到农民的头上--农业歉收甚至完全失收，这种灾难对我国农业有时是毁灭性的。

农业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现在其生产条件正在日益恶化，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的严重问题，进而加重"三农"问题。

首先，农业生产的气候条件在日益变坏。全球气候变暖不仅对人类的居住环境产生影响，最直接的影响是农业气候条件的影响。由于气候变化，使许多动植物的生长环境改变，环境变化后，引起动植物的生长条件恶化，甚至使他们无法继续生存下去，有的动植物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生态结构和特征。农业生产在气候条件的影响下，或减少产量，或降低农产品的质量，增产不多，甚至要用高成本才能维持原来的产量，致使农业的增产问题日益严重。

其次，生态的破坏引起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使农业的生产存在严重的危机。我国98年的特大洪灾使许多人至今还存在恐惧，但是，局部的灾难在我国从没有间断过，自然灾害每年造成的损失，据专家估计远远超出了农业的增长。就湖南西北部最近发生的洪水灾害，对农业的损失不是能靠一两年的增产弥补的。所以，尽管我国农业的局部增长不断，但是农业的危机依然存在，以至成为令人忧虑的"三农"问题。

再次，生态的破坏使农业的生态链得到损害，影响农业的收成。森林砍伐、草地破坏、杀虫剂的过度使用、化肥的滥用，已经使农业的生产在日益退化，不是一般的增加投入或勤劳耕种能解决的问题了，这需要生态的长期恢复和环境的逐步优化才能彻底解决的问题。同时，自然环境的破坏也严重影响着农业的发展，比如许多害虫的天敌减少，使农作物的自然保护能力降低，完全只能靠农药来保护其免遭侵害，这使农产品的毒性增大，对人体的威胁增多，使农业的生产活动存在巨大的危机。

三、生态问题是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障碍

以上可知，生态问题在"三农"问题的农民、农业中已经成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其实，农村问题的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生态问题恶化的结果。这一方面因为农民与农业问题本身就是农村问题；另一方面因为农村的发展必须有一个好的生态环境支撑着。我国农村的主要问题是农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一个生态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所以也是一个生态问题。生态环境的破坏带来的影响，最终都是农村买单了，我国历来由于生态破坏造成的自然灾害受损失的都是农村，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生态环境正在进一步遭到破坏，农村在为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做出巨大的牺牲。我们今天还可以勉强维持农村发展的生态系统，但是，明天的农村将会在一个怎样的生态环境下发展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到整个民族生存环境的问题。

首先，生态失衡使我国农村的资源正在日益减少，影响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农村的耕地资源正在被严重损害。我们许多专家提倡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道路来化解三农问题，但是，农村的耕地资源正在工业化与城市化中锐减，我们工业发展了，农民变成了市民，但是，市民同样要吃饭，并且变成市民的目的还是想吃的更加好一些。可是生态环境的破坏使的农村的耕地资源在日益减少，农村人口却在继续增加，我国现有1亿农民工和4000万失地农民由于土地资源缺乏而加重农村问题。据国土资源部和农业部的统计，我国耕地面积1996年为19.51亩，到2003年减少到18.51亩，七年间竟减少1亿亩！照此速度，我国耕地能经过几个七年。同时，农村的其他资源也在日益减少。农村发展离不开农村的资源，如上所述，农村土地资源在日益减少，农村的其他资源如水资源，森林资源、草地资源等也在生态破坏中遭到严重的破坏，特别是野生动物资源和野生植物资源，随着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变，正日益走向灭绝之路。可以想到，当严重到一定的程度时，农村的发展将会成为无米之炊，到那时，即使有十几亿巧妇也不能使农村继续发展了。

其二，农村生态环境的破坏使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严重的问题。由于不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环境和资源，我国地大物博的沾沾自喜已经成为昨日的梦想，过度放牧引起的的草原退化、毁林开荒造成的水土流失和沙漠化、过度扑杀引起的生物物种减少、植物物种灭绝等，加上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引起的环境污染，对农村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阻碍。例如湖南郴州的桂阳县，二十年前，那里还是一座山清水秀的山城，掘地三尺有清泉。当地的水井资源在国际上都是不可多得的遗产。但是因为在露天开采矿石，将一座座山变成了一个个丘，以至于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所有的井已经干枯，多么令人痛心的毁坏啊！

其三，生态问题也是我国农村在世界竞争中能否生存的问题。世界经济的发展要求我国农村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但是WTO的规则

对农产品的生态质量要求相当严格，生态准入的门槛是阻碍农产品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只有生态产品在世界市场才具有竞争力。我国当前的许多农产品都被生态环境破坏引起的污染问题拒绝在国际贸易之外，我国不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农村就不能参与世界的贸易竞争，这不仅会使农村的发展受到阻碍，而且会使我国农村在竞争中被挤垮。

总之，生态问题是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和重大的问题，解决三农问题不能就事论事，要有战略眼光，不是政府的救济能解决的问题，而应该着眼于三农的根本。

四、如何生态解决"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的根本问题是生态问题，那么我国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用生态的方法。如何生态解决三农问题，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笔者认为以下应该是要件吃的基本原则。

其一，树立科学的生态观。生态是关于生物与环境和谐发展的科学，人要和自己的环境和谐发展，就必须有科学的生态意识，要以自己的生态环境为要，长远计划自己的生产和生活。在农村，必须从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出发，坚决维护农村的良好生态环境，坚持农村、农业、农民的可持续发展。树立科学的生态观，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统筹发展观。统筹发展观并不是特对三农的观点，但是它是一个生态的科学发展观，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坚持统筹发展观，不能顾此失彼，要统筹安排发展。

其二，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建设生态农村。生态农业既是人类的自然需要，也是当前世界农业发展的趋势。农村的发展和城市相比，有其自身的缺陷，但是农村在生态上有自己独特的优势。社会发展的趋势将是生态化的，人类社会也只有在生态平衡的条件下才能发展自己和使自己幸福。因此，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自身进步，生态的重要性将日益凸现，这为生态农业和生态农村的发展提供市场和环境。生态农业是现代农业的方向，能为城市居民提供高质量和环保型的食品，也能提高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价格，提高农业在工业中和世界贸易中的竞争力。生态农村不仅能改变农民的居住环境，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而且能为改善整个社会的环境问题提供保障，生态农村也是开发生态旅游的路径，是充分利用农村资源，发展第三产业的有效途径。

其三，生态进行城市化和工业化。城市化为解决农村的就业压力，缓解农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增加农民收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城市化进程中对农村土地资源的侵占，对农村生态环境的破坏也是巨大的。这种破坏如果不考虑生态的代价，可能我们今天收益的只是对明天生态破坏的补偿而已。我国现在的很多生态环境问题的治理，就是这种形式的偿还。工业化为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我国的工业化并没有为农村的发展提供多少实惠，有的还是以损害农村的生态为代价发展的。工业的污染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让农民买单的事情名的和暗的都客观存在着。因此，我们必须以生态为标准，科学而慎重地进行城市化和工业化，给农村以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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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下的、新中国几十年积累的和我们前进发展中遇到的复杂而纷乱的三农问题，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十六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做出具体部署。这是党在新时期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一个突破性的政策调整。中央为什么提出城乡统筹思想，怎样用城乡统筹思想解决三农问题，笔者拟作一些初步探讨。

一、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质和内涵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党中央站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提出来的，是根据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提出来的。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质就是把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为整体统一规划，通盘考虑；把城市和农村存在的问题及相互关系综合起来研究，统筹加以解决。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从解决三农问题的角度来看，三农问题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整体问题，是与工业、城市及其他社会阶层相对应的问题。建国以后，我国基本上采取城乡分治政策，以城市和市民为中心，实行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制定政策往往是先工业后农业，先城市后农村，先市民后农民；在制度设计上，构筑了二元结构，严重存在“重城轻乡”倾向。理论上我们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应放在各项工作首位。实际上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做报告、发文件放在首位；出政策、定措施放在末位。按照城乡统筹思想，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跳出“以农言农”的传统，把“三农”问题放在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大背景之中，从战略目标上总体把握，统筹安排。首先应调整政策，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上向“三农”倾斜：增加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增加对农村的公共服务，把施惠重点放在农村，把农民受惠作为中心。其次，应调整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实现城乡资源共享、人力互助、市场互动、产业互补；实现城乡工业一体化、城乡市场一体化，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与此同时，大力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制度创新，逐步建立有利于废除城乡二元结构的现代农村制度，切实转变城市倾斜，给农民真正的国民待遇，建立城乡互动、体现公平、良性循环、共同发展的一体化体制。

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恩格斯在他的《共产主义原理》中就提出了“城乡融合”。英国城市学家埃比尼泽·霍华德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中明确倡导“用城乡一体的新社会结构形态来取代城乡对立的旧社会结构形态”。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的城市学家刘易斯极力主张建立城市中心，形成更大的区域统一体，重建城乡之间的平衡，使全部居民都享受真正的城市生活的益处。经典作家的论述深刻揭示了城乡融合、城乡平衡、城乡一体是社会发展的方向。然而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史，特别是世界发达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则明确地用事实告诉我们：城乡统筹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联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和现状，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已经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

首先，我国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客观上为城乡统筹创造了前提和条件。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工业化发展通常经过三个阶段，即依靠农业积累建立工业化基础的初期阶段，工农业协调发展的中期阶段，以及工业支持农业发展的实现阶段。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后，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主要来自于非农产业，不再需要从农业吸纳资本等要素。农业应获得与工业平等发展的机会与权利，并成为接受“补助”的部门。这个阶段就是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换过渡，工农、城乡关系开始改善的阶段。根据专家们对我国人均GDP或GNP、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镇化水平等四项工业化发展指标的衡量：2002年,人均GDP按汇率计算，为970美元。农业与非农产业的产值结构大约为15:85，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就业结构大约为50:50。城镇化水平约为38%。国际经验反映出的工业化中期阶段：人均GNP由700美元上升到1500美元之间，农业在GDP总值中的份额由25%下降到15%之间，农业人口就业份额由55%下降到30%之间，城市人口份额由35%上升到50%之间。通过比较分析，可以判断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我国现在实行城乡统筹既适逢其时，和工业化中期阶段城乡关系基本特征相适应；又颇具超前眼光。

其次，城乡统筹是解决“三农”问题的迫切要求。农村改革从家庭承包责任制起步，到推动农业市场化、产业化，加快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等等，一系列改革使一个13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告别了贫困、解决了温饱。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工业化在加速，城市化在推进。东部已率先迈开现代化建设步伐，西部正蓬勃兴起大开发热潮。然而，计划经济年代城乡差别发展的旧战略和城乡失衡的旧体制仍在阻碍现代化建设。工农差距、城乡差距、阶层差距和地区差距日趋扩大。城乡之间形成四个鲜明的反差：一是不断扩张规模、正在走向信息化和技术资本密集型的工业与小规模分散经营、劳动生产率低下的农业形成鲜明反差。二是高楼拔地而起、面貌日新月异的城镇与生态环境恶化、面貌变化不快的农村形成鲜明反差。三是收入持续增长的城镇居民与收入低水平徘徊的农民形成鲜明反差。四是经济加速发展、社会日趋文明的东部沿海地区与经济社会发展缓慢的西部地区形成鲜明反差。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实行城乡统筹，促进共同发展。

第三，城乡统筹是解决城市问题的重要措施。城市倾斜的二元政策，引起了城乡结构失衡，导致了严重的三农问题。反过来，这些问题又限制了城市化的发展，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比如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农民太穷，造成需求不足。正是农民购买力不强，导致工业产品过剩。同样，也因为城镇人口过少，造成农产品的过剩。可见，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也是城市不可回避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城乡统筹，建立互补互促、协调统一的新型关系。这不仅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选择，也是解决城市问题的重要措施。

第四、城乡统筹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根本途径。2000年底，我国已总体实现小康，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但这个总体上的小康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这个总体上的小康只是两个平均的概念。一个平均概念是GDP的总量比1980年翻两番，一个是全国人均GDP达到800美元。这个平均数掩盖着一个非常大的城乡反差。比如说，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去年达到了1：3、1。这就表明总体上的小康概念，不等于全体人民都进入小康。实际上农村还有相当数量的农民没有达到小康标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能用非常高的城市居民收入和农民低收入的平均数来显示小康水平，而应该使城市和农村协调发展，使农民收入有更高的增长。现在如果还不能统筹考虑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支持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要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根本做不到的。

三、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维系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经济基础已根本动摇；维护城乡差别的社会环境已根本改变，城乡统筹势在必然。按照城乡统筹思路，既要使城乡经济社会资源优化配置，又要使城乡经济社会结构全面转换；不仅要调整政策导向，而且要调整发展战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经济运行机制。就当前来看，应重点解决好以下几个最突出的问题：

第一、在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上突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最令人关注的焦点。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57:1，1983年一度缩小到1.7:1。而后，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收入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张。2000年扩大到2.8:1，2001年为2.9:1，2002年则达到3.1:1。如果将城市居民享受的住房、医疗、教育、交通以及公共服务计算在内，城乡居民真实的收入差距大约在6：1左右。如此严重的收入差距，一是农业生产力落后所致，二是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经济结构所致。按照城乡统筹的思路，首先应调整城乡就业结构，打破城乡劳动力在政策上、制度上的界限，按市场经济法则，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制度和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拓宽农民就业渠道，扩大就业规模，减缓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带来的压力，把致富农民与转移农民、减少农民结合起来；其次应调整国民经济分配格局，通过粮食直补等办法，建立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创造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外部环境。鉴于我国农村居民数量太多，国家财政实力还不够强大，要30%多的城里人扶持和帮助60%多的农村人，一时还有很大难度。因此，应从多方面确立战略性的长期的富民政策，实现长富于民，藏富于民，让农民“有其利”，进而构筑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机制。

第二、在解决经济社会公平问题上突破。长期以来，国家为确保工业化从农业吸取最大数量的低价农产品和农业剩余，确立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以及由此派生的住房、粮食供给、医疗、教育、就业等制度。改革开放后，持续二十多年高速发展，但国民经济分配重工轻农、重城轻乡的格局并没有改变。农民的国民待遇始终未能解决，负担却越来越重。据有关部门统计，农民在工业化建设中贡献了6000亿元左右的资本，城市化进程中因征地又损失近两万亿元。这对农民很不公平。按照城乡统筹思路，应从根本上调整国民经济分配格局，逐步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国民经济初次分配中可通过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国民经济再次分配可通过转移支付，在要素投入方面向农业、农村、农民倾斜。当然，实现城乡之间经济公平的同时，还应在政治上善待农民、尊重农民，让农民当家作主，实现农民“有其权”，给农民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国民待遇。

第三、在解决城乡共同发展问题上突破。城乡共同发展是缩小城乡之间经济社会各种差距的重要前提和治本之策，也是当前和今后解决城乡之间矛盾和问题的最佳选择。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按照城乡统筹思路，解决“三农”问题，应以“三化”带“三农”：即以工业化带动农民收入提高，以城镇化带动农村劳动力转移，以农业产业化带动农业经济效益增长。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是辨证的统一体。工业化居于主导地位，是城镇化和产业化的核心；城镇化是工业化和产业化进一步扩张的载体。农村工业化不能停留在承受城市工业扩散、与城市工业配套，停留在以劳动力密集型中小型工业、传统工业为主的分工阶段。应提到国家新型工业化层面整合并轨，使乡镇企业与传统工业分离，转变为“现代工业部门”；使从业人员与传统农业分离，成为一支现代产业队伍。农村城市化不要盲目反对大城市发展战略，也不要把小城镇战略过于理想化，而应采取多元化、低成本发展战略，实现城市城镇全面发展，实现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城镇转移的低成本和城市、城镇建设的低成本，以便大批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

四、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

实行城乡统筹，从长远目标看，应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城乡一体化的经济社会秩序，解决制约农村、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促进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协调发展，共同进步，实现城乡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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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农”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1.联产承包，实现生产和收入超常规增长。1978年以来打破“一大二公”形成的对农民的集中管理，通过联产承包把农民从生产力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还劳动者生产选择的自主权和产品的所有权。使生产的成果与自身的利益紧密地联系起来。这种联产联利，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下子焕发出来，成为推动农业高速增长的强大动力.1978-1985年，农业净产值平均增长6.4%，农民纯收入年均增长16.9%，是农业超常规增长时期。

2.结构调整，为农民增收形成新动力。1985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在主要农产品产量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农民收入的增长主要靠结构调整。农业内部经济作物、养殖业比重扩大，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增长点。但这一时期由于农产品价格走低，各种税费增多，农民收入增长受到抑制，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

3.劳力转移，形成农民收入的主要增长。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由于城市化速度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突飞猛进地发展，中国工业化进入新的阶段，沿海地区向内地转移产业的步伐加快，沿海与内地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而农村正是这种廉价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尽管农民务工收入已占到农民收入的相当比重，2002年江西全省农民人均在外务工得到的纯收入为658元，占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8.2%，但农民的身份未变，农民外出务工是劳动地点的外延而不是真正的身份置换，因而也不可能与城市真正融合在一起。这一过程中，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

4.城乡统筹，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工业化长足进步，特别是沿海等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加快实现了从以农哺工到以工补农的战略转变，解决二元结构导致的问题，既日益突出又有了必要的条件。实现城乡统筹发展问题真正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中央确立了多予、少取的原则，加大了扶持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力度。费改税，农村电网改造和城乡同网、同价，乡镇公路建设等措施不断改善农村发展的环境，农村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二)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变化。

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以来的这段时期，是农业结构加快调整的时期，是农村改革不断深化的时期，是农产品供给最充裕的时期，同时也是农民增收最困难的时期。2003年12月24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概括了这一时期的六个方面的重大变化，有助于我们对新阶段特征和发展规律的认识。

1.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农产品供求由长期短缺转变为总量大体平衡、丰年有余，农产品市场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多少代仁人志士梦寐以求、为之不懈奋斗的“但愿苍生得温饱”的目标得以实现。随着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和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用于食品支出的比重逐步下降，食品消费结构也发生很大变化。这使农产品的增长在受到资源约束的同时，越来越受到需求的制约。农业结构问题凸显，农产品价格一度低贱，增产难以增效，增产难以增收的问题日益困扰农业发展。

2.劳动力就业格局和转移动因发生重大变化。随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工业化和城镇化提速，农村劳动力加快由种植业向养殖业转移，由农业向非农业流动，由农村向城镇集聚。现在已有超过1／3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大批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和进城务工。农民外出就业很大程度上不再是权宜之计。相当一部分进城农民，由一人进城到举家进城，由暂时居住到稳定居住，由离土不离乡到离iX.离乡。我国劳动力的就业格局将稳定呈现农业就业比重逐步下降，非农业就业比重稳步上升，外出就业较快增加的基本态势。

3.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发生重大变化。农业收入仍是农民收入的重要基础，但农民收入的增长来源日益多样化、多元化。农民收入由主要来自农业转向农业和非农业并举，由主要来自种植业转向种植业、养殖业并举，农民增收由主要靠增加产量、提高价格转向主要靠提高效益、扩大就业。目前农民收入构成中来自非农产业的比重已接近一半，工资性收入的比重已占到1／3，工资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贡献率达80%左右，来自非农产业和进城务工的收入已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

4.农村发展对城镇和国民经济的依赖程度发生重大变化。城乡发展的互动性、互补性越来越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开始有所打破，多种生产要素加速流动，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补充和促进。

5.我国农业与世界农业的关联程度发生重大变化。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农业国际化，各国农业联系更为紧密，农业专业化分工日益明显，农产品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加入WTO后，既为我国农业发展带来了机遇，为引进资金、技术和扩大农产品出口创造了条件，也使我国农业发展更加直接地面临来自国际市场、国外产品和技术的严峻挑战。我国是农业生产大国，也是农产品消费大国。随着农业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一方面，我国对国际市场有着巨大影响；另一方面，国际农产品的丰歉、价格的高低、品种的多少、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和冲击国内生产和市场。

6.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内涵发生重大变化。在农产品短缺时期，农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增加产量、保证供给，往往忽视资源和环境的保护；在农业生产力比较低下的情况下，我们主要是发展农村经济，往往很难顾得上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随着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追求生活质量的提高、生态环境的改善和自身的全面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农业和农村发展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农业和农村发展，不仅要保持数量增长，而且要注重改善结构、提高质量、增加效益；不仅要开发利用资源，而且要重视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不仅要繁荣经济，而且要加快社会事业的发展。

(三)发展中出现的“三农”问题。

在整个国民经济快速成长的过程中，一些长期困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根本解决，同时由于农村内外部各种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又产生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这些问题被综合概括为“三农”问题。

1.农民问题，主要是三个方面：(1)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因而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民增收放缓以后，90年代末期至今农民收入始终处于低速增长状态，与城市居民收入的高增长形成越来越大的反差。1997-2002年的6年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只增加549.5元，不及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1／5；平均增长率不到4%，仅为城镇居民收入增幅的一半。而且农民收入很不平衡，由于农村内部收入分化，少数高收入户掩盖了多数低收入户，近半数的农民收入处于零增长状态，许多农产收入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由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1倍，扩大到2002年3.1倍。(2)农民经济利益得不到有效维护。由于缺乏风险分散机制，长期以来农民是农产品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农业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主要由农民来承担。由于缺乏利益保护机制，土地等生产要素的非农化转移中，农民是被动接受土地的低价格而不能享有其应得的利益；在劳动力转移中，农民作为最弱势的群体，常常是最低工资的接受者，创造着城市经济财富而不能分享其利益。(3)农民的平等权利得不到保障。由于事实上缺乏强有力的利益代表者，农民在发展过程中不能完全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在农村，普遍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不能享受公共卫生、医疗和教育。即使进入城市，实际上成为城市建设者和财富创造者，但不能享有与原市民同等的城市公共福利，更没有平等参与社会事务的政治权力。例如，广东东莞市常住人口100万人，打工人口有500万人，这100万和500万就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阶级，他们共同创造了城市的繁荣，但却享受着完全不同的待遇。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