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范文10篇

南洋范文篇1

1苗圃地选择

圃地选择于安溪县城厢镇霞宝村。属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型气候，年平均气温22℃，降雨量1800mm，空气相对湿度80％左右，1月份平均气温16~C，极低温I~C，7月份平均气温320c，极高温37cc，全年≥10℃活动积温7000~C，无霜期346d。一年四季，气候温和，雨水充足，干湿分明。试验地的海拔215m，此地交通方便，坡位属中下部，坡向东南，阳光充足，地形平坦，土层深厚，土壤肥沃，属灌溉排水良好的沙质地农田，适宜南洋杉的育苗。

2整地

整地前，圃面上撒lO00kg／hm2的过磷酸钙和16．7kg的硫酸亚铁，经过三犁三耙，使过磷酸钙和硫酸亚铁与土壤混合搅拌均匀，在15d内发酵，让土壤疏松，提高土壤肥力，改变土壤理化性质，增加通气透水状况，能抑制和消灭细菌，可防治南洋杉穗条扦插之后发生黄化病、立枯病。然后作床，床宽一般1．0～1．1m，床长根据圃地而定，床高30cm，床与床间上宽36cm，下宽23em。床面要求平整无积水，并在床面均匀施一层3em营养土(营养土是用60％的黄红壤和38％的火烧土及2％的钙镁磷搅拌均匀，经打碎过筛而成的细土)，以提高床面土壤肥力。

3选穗与处理

3．1稳条选择

穗条要选择5～7a生优良母树上生长健壮无病虫害1a生的侧枝。采穗一般在1-3月份的阴天里进行。将侧枝剪成8cm左右、下部剪成45。的插穗，10枝插穗捆成1把，再将3小把捆成1大捆，用清水喷湿，放在阴凉的地方，或及时送到圃地处理扦插。

3．2穗条处理

扦插前将插穗用吲哚丁酸和ABT生根粉溶液中浸收稿日期：2011—05—042～4h。插穗用吲哚丁酸溶液150x10~浸泡4h，或用6号ABT生根粉溶液150xlO处理2h，而后扦插。株行距为8emx8em，每平方米156株。在个别的圃地扦插株行距可为5emx5cm，预防今后个别苗木死亡，能移植补植。

3．3扦插

春季扦插一般在1～3月份侧枝未萌芽前进行，南方气候适宜南洋杉穗条的扦插，扦插后成活率高，苗木管理比较方便；秋季扦插在9～10月份进行，气候比较干燥，圃地要加强湿度管理，才能提高苗木成活率。圃地畦面用清水喷湿，然后扦插，将插穗倾斜65o左右，使扦插后的苗木能及时吸收到水分，生根快，萌芽力强。插后用清水把畦面和插穗喷透，并用遮荫网遮荫，一般遮荫高度80～100era。秋季气候干燥，圃地要选择在比较湿润的地方。

3．4插后管理

3．4．1水分管理每天喷清水2—4次。一般要保持温度20cC左右，空气湿度70％～80％。

3．4．2除草拔草前后，要用清水喷洒床面湿透。

3．4．3施肥当插穗生长30d左右，喷施0．1％的尿素后喷1遍清水。苗木生长到35d左右即可生新根，45d左右就开始萌芽，55d左右生侧根。随着苗木的生长，施肥量可逐渐增加，到l1月份苗木停止生长后停止施肥。

3．4．4撤网苗木生长到8月份时，在下雨天后或在阴天的傍晚，将遮荫网撤掉，让苗木接触自然环境生长，能促进苗木快速生长。

南洋范文篇2

基于教学工作实际要求和校企合作保障，南洋理工学院对在职教师职业能力继续培养和知识体系更新得到了有效实施。“教学工厂”是南洋理工学院最主要的教学特色，教学工厂的核心要求是教学内容与企业实际需求实时对接。为实现这一目标，该校专业课程教学内容以教师自编讲义为主，大都没有固定教材。教师讲义内容源自教师本人对课程教学目标的深入理解，并以教师的企业实践经历和企业实际项目作为支撑。“教学工厂”理念框架下的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就要求教师必须实时掌握企业技术进展状况，否则就达不到教学要求，无法满足人才培养方案中实践项目对学生知识和技能的实际需要。

南洋理工学院每学期都设有“学期项目”，其目的在于以“学期项目”为引领，对本学期的理论课程教学内容进行综合性应用训练。“学期项目”最主要的特点是具有企业岗位工作实景，或者项目教学内容直接源自企业实际需求，项目本身就是一个企业工程实景。在学制三年的最后一个学期，南洋理工学院人才培养方案中设有为期6周的“毕业项目”。“毕业项目”更是通过教师将企业实际需求引进教学过程，由教师联合学生依据专业技能予以实现。“毕业项目”解决的是企业的实际需求，这就要求教师的能力必须高于企业员工、学校的硬件设备必须优于企业设备，这样学校才有能力为企业提供项目服务，同时这样的教学要求保证了教师职业能力与社会企业技术革新之间必须实时同步，甚至提前。这种教育环境下，教师需要不断更新职业能力，否则就会面临被淘汰的危险，从而有效促进了教师知识体系的更新。我国的职业院校专业教师绝大多数源自本科院校的毕业生，缺乏企业经历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专业教师工程实践能力薄弱是现阶段严重阻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

二、校企合作问题

“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的生命线”，这是南洋理工学院校园文化的另一条重要理念。作为国际物流与金融中心，新加坡具有得天独厚的校企合作条件，世界500强企业绝大多数将总部设在新加坡。同时经过多年发展，新加坡本地企业已经完成了转型，实现了以高科技为主要目标的现代企业建设，这样就为他们的职业教育人才需求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校企合作沃土。新加坡的职业教育具备以下几个校企合作基础。

1.人脉基础专业教师源自企业高级员工，并且在教学期间以毕业项目作为载体长年与企业保持业务往来，熟悉企业的技术更新及用人需求，并且与企业之间结下深厚的合作情谊，这为校企合作奠定了丰厚的人脉基础。

2.技术基础南洋理工学院专业教师源自企业高级员工，其工程技术能力超过企业一般员工，能够切实解决企业技术难题，能够为企业技术改造和新产品开发提供技术支持。同时南洋理工学院要求教师在技术上必须具有“超前意识”，“超前意识”是指学校的技术发展相对于社会需求必须有一定的提前量，这就要求专业教师必须准确把握专业领域技术发展动态，并且正确预测未来技术需求。南洋理工学院每年至少会投入30%的人力财力用于超前技术分析和超前技术研究，有了超前意识和超前意识引领下的技术成果，南洋理工学院始终占据技术潮头，这也正是他们牢牢把握校企合作主导地位的根本原因。

3.硬件基础南洋理工学院的工程系具有世界先进的科技中心，能够持续为新加坡国防部、新加坡机场、三星公司等提供技术支持。只有学校的硬件水平超过企业，才能为企业在技术改造和新产品开发提供基本保障，这是南洋理工学院吸引企业主动走进校园寻求合作的源动力，也是企业能够深度融合一个重要条件。具备了这三个校企合作基础，校企合作就变得简单很多，互利共赢成为校企合作最自然的现象。国内高职院校在企业服务能力方面普遍存在欠缺，为企业解决实际技术难题的能力有限，企业普遍缺乏对职业院校的信任，校企合作只有利益基础，缺乏深度互利共赢的合作。

三、校园文化凝神聚力的问题

校园文化是一种宽泛的意识形态，也是学校上下凝神聚力的精神支柱。校园文化的主要目标是要让学生为学校骄傲，让教职工为工作自豪。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积累，需要人文关怀。经过上世纪60年代起步，到90年展，然后再到目前的成熟，南洋理工学院形成了“组织无界化、处处创新、超前意识、终身学习”为主的校园文化，并且广大师生人人熟悉，人人遵守并为之奋斗。南洋理工学院实行“教学工厂”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和实训环节一切以企业真实项目作为依据，这就要求不同专业之间要打破界限精诚合作，固步自封则没有办法完成这样综合性的人才培养任务。他们的“组织无界化”就是基于这种基础和需求形成的，并且一经形成就深入人心。“处处创新”是南洋理工学院始终走在世界职业教育前列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只有创新才有发展，只有创新才会有特色。南洋理工学院鼓励师生人人创新、处处创新，在创新方面他们不只是叫得响，更为重要的是做的实。教学目标与企业需求同步关联，使他们的课程发展和专业建设无时无刻都在创新。“终身学习”源自于他们对教师知识和技术能力“货架寿命”的正确判断，他们认为教师的知识和技术能力就像货架上的商品一样具有失效期。随着时间的推移，教师的知识和技术能力会跟不上企业技术发展需求，这就要求教师必须终身学习，不断对知识和能力进行更新，则知识陈旧的老师教不出社会需求的学生。南阳理工学院教师没有寒暑假，除了正常社会假期，教师具有每年20天左右的带薪假期，这在国外大学是一种非常普遍的休假制度。学生放假期间，教师从事企业项目研究或者继续教育学习，有效保障了教师知识更新和能力提升。南洋理工学院的校园文化切合实际，并且非常实用，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文化不仅仅是口号，而是转换为每个师生自身的行为准则和精神支柱，这种对待工作的信仰是我国职业院校所欠缺的。

四、职业教育课程体系问题

职业教育重在实践，职业教育的课程体系应当以培养学生岗位职业能力为目标。基于校企深度合作，以实际项目为导向，以职业能力为目标的课程体系设计和核心课程开发是南洋理工大学非常成功的做法。南洋理工学院学制和我国的高职教育一样也是三年，课程体系也是以理论课和实践环节相互辅助构成。他们的特色在于每个学期都设置“学期项目”，毕业学期设置“毕业项目”，这些项目均具有企业实景特点，或直接源自企业实际需求，且项目内容紧密结合实际岗位需求。这就要求课程体系及课程内容必须紧密围绕企业实际需求展开，从而有效保障了课程设置围绕职业能力培养循序渐进展开，且要体系完善。同时项目的开展需要课程内容紧跟企业技术发展实时更新，这就对课程建设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同时，南洋理工学院良好的校企合作基础，也为他们的课程体系建设和课程开发提供了良好的保障。基于职业教育培养目标，他们的课程建设真正做到从岗位职业能力需求出发，课程内容源自企业实际技术，且能实时更新。

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尤其是在国家示范性职业院校建设、国家骨干性职业院校建设、国家重点专业建设等项目实施情况下，我国的职业教育课程体系较以前本科教育的“压缩饼干”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课程设置更贴近职业岗位需求，但是相对于国外先进职业教育，我国职业教育的课程体系依然不够完善。

五、教师的职业精神问题

南洋范文篇3

施家为漳州望族，代出显宦；祖、父辈还都擅长诗文、金石、书画，誉满乡里。香沱先生幼承庭训，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并饱受家学的熏陶及长辈的教益。自小父亲督课甚严，香沱先生晨起科头案上，习字诵文，早岁即贤名乡里。1924年，施香沱毕业于龙溪甲种商业学校，后任教于漳州东华小学。1938年，施香沱买棹南来新加坡。1940年于新加坡举行“筹赈祖国难民画展”，所得悉数汇归祖国救济难民，荣获当时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热忱爱国，艺术超伦”题额褒扬。1941年受聘于新加坡南洋美术专科学校，专授中国画，课余教书法篆刻，前后达36年，桃李满天下，弟子俱一时俊彦。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施香沱与郁达夫等致力于抗日宣传，新加坡沦陷后，被列入搜捕黑名单，他与郁达夫、杨驿等革命党人避难于印尼苏门答腊岛，更名易服，遁迹渔村。1945年，施香沱回到新加坡，继续任职于南洋美专。1972年，受聘于南洋大学书画研究会教授书画。1976年，被选为新加坡美术研究会会长。1979年，在日本举办个人书画展览，轰动一时。是年，新加坡总统薛尔斯授予“公共服务星章”。1982年，新加坡政府为其出版《施香沱篆刻图绘合辑》。1989年，林万菁为其整理编辑数十年撰述，出版《香沱丛稿》、《施香沱书法》。1990年，施香沱病故。施香沱具艺苑之全能，精于书画、金石篆刻于一身。新加坡篆刻书法名家黄载灵先生道：“施香沱先生的书法一流，尤其在篆书上的造诣，要是他任第二，这里就没人敢认第一了。”

由此可见，新加坡艺坛人士，大都对其艺术成就推崇备至。关于施香沱的艺术风格，台湾王北岳先生曾在《印林见闻录》中有较精辟的见解：“先生之书以隶书最精，风貌近于伊墨卿而变其法，朴实坚稳，平垂圆屈，自成面目。治印则蚕食蚁蛀，浑拙自然。画以吴齐为宗，参以任伯年法度，且多采当地新材为画题，亦可谓善变自新者也。”[2]施香沱的书法，篆、隶、楷、行、草无一不精，篆书、隶书用功最勤，且成就最大。他的篆书广涉秦汉，书体以金文及石鼓文为主。从现存临摹作品可考，施氏曾写过甲骨文、周散氏盘、周毕鲜敦铭文、周采肇彝、汉祀三公山碑等，其中特别钟情于近代吴昌硕，多次临写石鼓文。施香沱认为篆书应有“古趣”，故其作品用笔稳健沉着，方圆并用，达到粗犷遒劲，浑厚朴实的艺术效果。他的隶书宗法汉碑，广泛猎涉石门颂、封龙山碑、戚伯著碑、荡阴令张迁碑、西狭颂、泰山金刚经等摩崖石刻、碑刻。后取法清代名家伊秉绶、金农、邓石如隶书，与汉代碑版融会贯通，据为自家风格。隶书运笔遒劲苍古，得其雄浑豪迈之气。此外，笔者首次提出，施香沱的隶书曾取法于明代书画大家陈洪绶的观点。

从施氏现存作品《风流家世对联》看，用笔不同于伊秉绶的古朴敦厚、气象浑漭的风格特点，如“晋”、“羊”、“汉”、“韦”等字，横画长短差距较大，以奇险取胜，不落畦畛，这与陈洪绶的隶书风格特点是吻合的。他的行草书取法于二王，后转师法王铎，笔法大气，劲健洒脱，淋漓痛快，加之用碑法写帖，故能沉着稳重，气势磅礴。施香沱的绘画，从祖辈、父辈画入手，后师其供养于家之东山马兆麟，丹诏沈瑞图，汲取营养。继而转学吴昌硕，以书法篆籀、狂草笔法作画。旁学齐白石、王一亭、任伯年、赵撝叔，去除糟粕，取其精华，融化无迹。[3]施香沱的画设色喜用赵之谦的艳丽，并将许多东南亚当地景象和现实生活中的题材入画，如神仙鱼、天堂鸟、胡姬花等，在传统绘画上有所创新，且形神兼备，韵味无穷。他的人物画、山水画较之于花鸟画数量要少的多。施香沱被称为是南洋风格绘画的鼻祖。施香沱的篆刻，刀法上继承先父的钝朴，风格上宗法秦汉旁及明清、近代诸家，旁及浙派丁敬及赵之谦、黄牧甫、吴昌硕、邓散木等大家，而有自己面目。他秉承了清代邓石如“书从印入，印从书出”的创作思想，或引进瓦当、汉砖、图腾、契刻等入印，题材丰富，却不失儒雅之韵味。最终形成了苍劲郁勃，平正庄严、沉雄清雅，饶有古趣的篆刻风格。先驱施香沱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位金石书画家。他一生献身于新加坡的美术教育及艺术推广，前后达半个世纪，桃李春风，江湖夜雨，为新马两国播下了艺术的种子，培养了众多水墨画、书法及篆刻英才。现在新马两地有所谓“施香沱派”即源于此。“施香沱派”人数众多，他们担任南洋美专教师，活跃于新马书坛，继承了施香沱老师在传播书法艺术、书法教育、书法交流等方面衣钵，并发扬光大。如新加坡的黄明宗、上官绍茂、庄声畴、胡康乐、林万菁、陈建坡、曾记策、张有铄等，马来西亚的黄崇禧、余斯福、黄乃群、谢忝宋、韩彪、方宝玉、吴其昌等，皆为施香沱的得意门生。此处碍于篇幅，简略介绍一二。

南洋范文篇4

一、指导思想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打造田园城市，构建幸福的发展战略，镇以突出自身区位优势，整合区域资源，挖掘南洋文化特色为目标，计划实施南洋风情小镇及其配套项目建设，挖掘和发展具有南洋特色的旅游产业，使镇成为市东南部交通枢纽与服务中心重点城镇。

二、工作内容及目标

1、建设南洋风情小镇，要突出墟镇建设，完善小城镇基础设施，提升小城镇文化品位，主要建设项目包括：①中兴街南北段立面改造工程；②中兴街南北段景观改造工程；③博鳌火车站十八坡出口段立面改造工程。

2、建设南洋风情小镇，要注重城乡统筹发展，实现城乡建设一体化，主要在大锡村委会大埇上、下村小组、加昌村小组及书斋村委会石头村小组建设南洋风情村，形成南洋风情在城乡交相辉映的效果。

3、在途经万泉河畔的书斋、沙坡、排塘、大锡村建设全程总长为5.8千米的南洋风情旅游漫道，进一步丰富南洋风情小镇旅游新业态。

4、打造一条传统和现代相融、商业与文化结合、旅游和休闲功能兼具的特色街区南洋风情的商业街道——南洋风情街，使得游客来到后犹如置身南洋国家，进一步提升小城镇建设品位。

三、领导机构及分工

实施南洋风情小镇建设是提升我镇小城镇品质的迫切需求，为加强对南洋风情小镇建设的指导，镇政府成立“风情小镇建设”领导小组，并完善领导挂钩责任制，做到每个项目有具体人员跟踪落实，强化动态跟踪和过程管理。

四、资金投入及来源

镇打造南洋风情小镇总计需投入资金5500万元，其中市财政下拨4000万元，剩余缺口1500万元由镇政府及社会各界筹资。

五、实施时间及步骤

为统筹安排南洋风情小镇的建设工作，镇南洋风情小镇建设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对各项目实行分段实施：

第一阶段：开展镇墟中兴街南段立面及景观改造工程。

第二阶段：开展博鳌火车站十八坡出口段立面及景观改造工程。

第三阶段：建设南洋风情村及乡村旅游漫道。

第四阶段：开展镇墟中兴街北段立面及景观改造工程。

第五阶段：开展南洋风情街及南洋华侨历史纪念馆建设。

六、工作要求

1、提高认识，从思想上重视南洋风情小镇建设的必要性及迫切性。要加大宣传力度，引导人民群众积极支持并参与“南洋风情小镇”建设工作，对“南洋风情小镇”建设范围内的住户，积极动员，加大宣传引导力度，确保“南洋风情小镇”建设工作顺利开展实施，同时大力宣传落实上级会议、文件精神，自力更生，保质保量完成“南洋风情小镇”建设工作。

2、坚持规划先行，科学指导南洋风情小镇建设。镇将根据新修编的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梳理地方特色产业、特色建筑风格特色文化，制定好近期拟实施的建设项目，根据区位优势、历史文化特色、产业优势项目和资源条件确定项目重点，实行分类指导和管理。

南洋范文篇5

二十多年来，XX与水利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特别是担任南洋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多年来，她带领中心全体同志战胜了几次洪涝灾害，大搞村庄河塘整治，在新农村建设中勇挑重担，立下了汗马功劳。

抗洪抢险她奋战一线

防洪抢险，保家为民，责任重于泰山。南洋镇虽然是河道密布，四通八达，但全年的雨水时空分布不均。往往集中在6-9月份，常常形成要水水不来、恨水水不走的灾害性局面。为了使全镇能安全渡汛，并做到万无一失，陈军在汛期的前几个月就未雨绸缪，对全镇境内的排涝站、圩口闸、涵洞、圩堤进行逐一过堂的专项检查，同时想方设法，垫支资金，购置材料，将全镇所有的闸站进行维修。洪涝发生时，陈军始终站在抗洪排涝第一线。20*年的大洪水是盐城超历史的，最高水位达2.67m，南洋镇又处于下游，20*年7月4日深夜，绍林村的联合圩出现溃堤，她第一个到达现场，组织人员实施抢险，7月5日由于暴雨连续猛下不停，镇潭圩有40%的农田被洪水淹没，陈军迅速联系市农机公司的有关负责人，从滨海县调进了8台抢排泵，连夜组织人员突击安装并开机作业。20*年7月汛期，红旗、东灶排涝站相继出现故障，还是她想方设法找到了潜水员并连夜排除了故障。她成立了防汛专业维修抢险队，及时为全镇各圩区的排涝站和圩口闸进行抢修和维护，确保了全镇排涝设施的正常运行。由于陈军这种为大家、舍小家，为了事业，牺牲个人的忘我奉献精神，南洋镇在历次洪涝灾害中都能安全渡汛，将洪涝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河塘整治她身先士卒

水是生命之源，水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更是农业经济的命脉。农业稳，天下稳；农业富，天下富。没有水就无从谈起，作为水利人对水更是情有独钟，陈军她时刻牢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在全镇沟塘整治和河道疏浚的新农村建设中，她身先士卒，以身作则，起早带晚进行勘测、规划和设计，组织扒泥船、泥浆泵、挖掘机进行高标准、严要求的紧张施工。轮窑河是南洋镇最近几年疏浚的一项最大的水利工程，由于该河属自然河道，河床淤塞严重，加之地形复杂，沿河农户较多，任务重、困难多，施工队伍几次想打退堂鼓。陈军率领中心的骨干人员克服重重困难，经过三个多月的紧张施工，圆满完成了任务，并填平废沟废塘30多亩，受到了村组干部的齐声赞扬。

在治理水患的同时，陈军还时时刻刻为群众着想。将填平废沟废塘，修筑村庄道路与河道疏浚结合在一起。新东河、旭日河，由于村庄道路修筑在沿河的青坎上，地面真高只有1.8米，每逢汛期雨涝，水位上涨，群众进出都在水中行走，极为不便。陈军了解情况后，迅速组织人员进行勘测设计并落实施工。工程结束后，群众看着修整一新的河道和又宽又高的村庄道路，人人从心底发出了由衷的感谢。河道疏浚的步伐没有停止，仍在继续，陈军计划在2010年前将全镇的47条主干河道全部清淤完毕。为了构建人水和谐的生态环境、改善村容村貌，美化农民家园，陈军制定了长效管理措施，落实专职人员对河道进行定期巡查，并将疏浚清淤后的各条河道与相关责任人签定了长期管护责任状，明确了责任，真正做到治水与管护相结合的良性循环和规范化管理。

新农村建设她勇挑重担

南洋范文篇6

二十多年来，XX与水利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特别是担任南洋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多年来，她带领中心全体同志战胜了几次洪涝灾害，大搞村庄河塘整治，在新农村建设中勇挑重担，立下了汗马功劳。

抗洪抢险她奋战一线

防洪抢险，保家为民，责任重于泰山。南洋镇虽然是河道密布，四通八达，但全年的雨水时空分布不均。往往集中在6-9月份，常常形成要水水不来、恨水水不走的灾害性局面。为了使全镇能安全渡汛，并做到万无一失，陈军在汛期的前几个月就未雨绸缪，对全镇境内的排涝站、圩口闸、涵洞、圩堤进行逐一过堂的专项检查，同时想方设法，垫支资金，购置材料，将全镇所有的闸站进行维修。洪涝发生时，陈军始终站在抗洪排涝第一线。20*年的大洪水是盐城超历史的，最高水位达2.67m，南洋镇又处于下游，20*年7月4日深夜，绍林村的联合圩出现溃堤，她第一个到达现场，组织人员实施抢险，7月5日由于暴雨连续猛下不停，镇潭圩有40%的农田被洪水淹没，陈军迅速联系市农机公司的有关负责人，从滨海县调进了8台抢排泵，连夜组织人员突击安装并开机作业。2006年7月汛期，红旗、东灶排涝站相继出现故障，还是她想方设法找到了潜水员并连夜排除了故障。她成立了防汛专业维修抢险队，及时为全镇各圩区的排涝站和圩口闸进行抢修和维护，确保了全镇排涝设施的正常运行。由于陈军这种为大家、舍小家，为了事业，牺牲个人的忘我奉献精神，南洋镇在历次洪涝灾害中都能安全渡汛，将洪涝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河塘整治她身先士卒

水是生命之源，水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更是农业经济的命脉。农业稳，天下稳；农业富，天下富。没有水就无从谈起，作为水利人对水更是情有独钟，陈军她时刻牢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在全镇沟塘整治和河道疏浚的新农村建设中，她身先士卒，以身作则，起早带晚进行勘测、规划和设计，组织扒泥船、泥浆泵、挖掘机进行高标准、严要求的紧张施工。轮窑河是南洋镇最近几年疏浚的一项最大的水利工程，由于该河属自然河道，河床淤塞严重，加之地形复杂，沿河农户较多，任务重、困难多，施工队伍几次想打退堂鼓。陈军率领中心的骨干人员克服重重困难，经过三个多月的紧张施工，圆满完成了任务，并填平废沟废塘30多亩，受到了村组干部的齐声赞扬。

在治理水患的同时，陈军还时时刻刻为群众着想。将填平废沟废塘，修筑村庄道路与河道疏浚结合在一起。新东河、旭日河，由于村庄道路修筑在沿河的青坎上，地面真高只有1.8米，每逢汛期雨涝，水位上涨，群众进出都在水中行走，极为不便。陈军了解情况后，迅速组织人员进行勘测设计并落实施工。工程结束后，群众看着修整一新的河道和又宽又高的村庄道路，人人从心底发出了由衷的感谢。河道疏浚的步伐没有停止，仍在继续，陈军计划在2*0年前将全镇的47条主干河道全部清淤完毕。为了构建人水和谐的生态环境、改善村容村貌，美化农民家园，陈军制定了长效管理措施，落实专职人员对河道进行定期巡查，并将疏浚清淤后的各条河道与相关责任人签定了长期管护责任状，明确了责任，真正做到治水与管护相结合的良性循环和规范化管理。

新农村建设她勇挑重担

南洋范文篇7

公元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欧洲海洋探险家的地理大发现标志着长达数百年之久的西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和殖民掠夺的世界历史新时代的开始。新航路的发现及随之而来的西方人对亚洲、非洲、美洲的殖民掠夺不仅深刻影响了西欧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促进了那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迅速成长，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世界，重绘了世界政治地图。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这些昔日处在欧洲文明圈边缘地带的国家，随着新航路的发现和海权扩张而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先后成为显赫一时、影响遍及全球的世界强权。1588年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17世纪又逐渐排挤荷兰而取得海上霸主地位的英国，更是通过海洋，依靠全球性的财富掠夺和商品市场，迅速发展了国内的资本主义并首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厂，建立起称雄地球二百余年之久的“日不落”帝国。

新航路发现后西方资本主义以勃勃生机向全球扩张，按照自己的需求和面貌改造世界，成为世界近代史的主流，其势汹汹，不可阻挡。在这股汹涌大潮的冲击下，许多亚、非、美洲的古文明衰落了，甚至消失了。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当然不可能置身事外。事实是：巍然屹立于东亚数千年、世界历史上最悠久、最辉煌的古文明之一的华夏文明，正是从16世纪起，即从明王朝的中后期起，与西欧资本主义的蓬勃兴起形成鲜明对照地走上了下坡路。当然，此后的几百年里，中国仍在发展，经济、政治、文化都有可观的成就，甚至还出现过明中后期国内工商业超过两宋的繁荣和资本主义在某些手工业部门的萌芽，出现过清前期空前统一、强大的“康、雍、乾盛世”，但是，放到世界历史的坐标下观察，中国在这一时期各方面都逐渐落伍是无庸讳言的。到了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在英国兴起，貌似强大的天朝大国实际已被无可挽回地远远甩在了后面，终于在19世纪40年代被西方资本主义用大炮轰破国门，从此开始了长达百年的屈辱历史。

为什么一个直到世界大航海开始仍然丝毫不落后于他人，并且就幅员、人口和综合国力说仍然毫无疑问是世界最强大国家的东方大国会走下坡路并最终被打败？对这个问题，笔者的意见是：尽管导致中国在近代落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人们可以从经济、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内部矛盾、对外关系等各方面进行分析和阐释，但是，这一时期中国封建统治集团昧于世界大势，从维护自身统治利益出发而对海外贸易及交往采取的限制、某些时期甚至是禁绝的保守主义政策，如果不是最关键的，至少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之一。这种短视的、愚蠢的政策，使中国丧失了在世界上继续保持大国领先地位并与西方争雄的历史机遇，而这种机遇，在大航海开始以后的一个很长时间里，一直是存在着的。

本文是阐述笔者上述观点的开篇，主要检讨明及清前期海外贸易政策的发展演变，指出其保守主义的实质。关于这一时期海外贸易政策的形成原因及其历史后果，另外撰文分析。

一、明代的海外贸易政策

（一）明前期的朝贡贸易

明初实行海禁，严禁民间私人贸易。在明朝开国以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中外贸易基本上限定在“朝贡贸易”的框架之内进行。“朝贡贸易”是一种由政府统制的对外商业交往形式，即政府特许前来进贡通好的外国“贡舶”附带一定数量的商货，在政府指定的地点与中国做买卖。明初沿袭宋、元制度，在沿海口岸设立市舶提举司作为主管对外贸易的机构，“置提举官以领之，所以通夷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因以消其衅隙也”。第一个市舶司设立于朱元璋建元称帝之前的吴元年（1367年），地点在长江口的太仓黄渡镇。洪武三年（1370年），以黄波市舶司过于接近南京将其停罢，另于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及广东广州三处传统日岸设置市舶司机构，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及后来的西洋诸国。其后，因沿海不靖，一度关闭对外口岸并实行海禁，至永乐初复置浙、闽、粤三市舶司。市舶司负责查验来华贡使身份、安排贡使食宿、管理口岸互市及抽分征税。永乐三年（1405年），以诸番来华渐多，在三市舶司分别建造专门接待外国商使的馆驿，福建曰“来远”，浙江曰“安远”，广东曰“怀远”。（注：《明史》卷81《食货五》。）贡使团到达京师后，除朝见皇帝、进行“贡”与“赐”的礼品交换外，还被允许在隶属礼部的会同馆与中国商人进行一定规模的互市，也属朝贡贸易的组成部分。

朝贡贸易是明前期唯一准许进行的合法对外贸易，所以王圻说：“贡舶与市舶一事也。凡外夷贡者皆设市舶司领之，许带他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是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矣”（注：《续文献通考》卷26《市籴考二》。）

朝贡贸易作为明初外交活动的一部分。政治色彩远重于经济色彩。其时明王朝初建，北驱蒙元，一统全国，政治、军事强大，经济逐渐恢复并得到初步发展，正处于国势蒸蒸日上的阶段，因此愿意招徕海外各国遣使通好，以壮大国声威。在中国历史上，“天朝”兴旺发达，四海仰慕，遣使来朝，是“盛世”的标志，统治者一向将其视作自己的荣耀。为了吸引外国遣使来华，明初统治者在中外贸易中只重政治效果而不重经济实惠，实行厚待贡舶的“优值”及“免税”政策。明初朝廷不但每年都要花费大量金钱接待外国贡使，而且对其带来的贡品一律本着“薄来厚往”的原则回赠价值更高的中华礼品（锦缎、纱罗、金银、铜币等）。对贡使团附带来华贸易的商货，虽例有抽分，但往往特旨免税，并由政府出高价收买其大部分。如洪武二年（1369年）规定：“朝贡附至番货欲与中国贸易者，官抽六分，给价偿之，仍免其税”（注：《续文献通考》卷26《市籴考二》。）。永乐初，西洋刺泥国回回哈只马哈没奇等来朝，附载胡椒与华商互市，有司请征其税，为皇帝所拒绝，并发表议论说：“商税者，国家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多矣”（注：《明史》卷81《食货五》。）。就是说，国家对外贸易，不以征税得利为目的，而是要服从朝廷厚待远客政策这个“大体”。显然，当时与朝贡联系在一起的对外贸易是被当作政府外交活动的一部分来看待和进行的，即贸易从属于外交，重政治而轻经济。此为当时朝贡贸易的一大特色。

在明初优惠政策的招徕下，洪武时期有东洋、南洋的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来华通好并进行贸易。永乐以后，随着郑和下西洋船队的广泛外交活动，海上贸易的范围扩大到西亚及非洲东海岸，前来进贡通好的国家和地区增加到数十个，朝贡贸易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由于只重政治而轻经济，明初政府从朝贡贸易中所得经济好处有限，而财政负担却不小。贡使前来，不仅口岸及进京沿途的地方官府都要负责接待、护送，到京师后的接待及赏赐礼物也花费巨大。尤其郑和下西洋以后，随着各国贡船及附舶商队人数大量增加，明朝廷每年接待贡使的花费也不断增大，且有应接不暇之感。为减轻财政负担，自永乐时起，渐对朝贡的国家和地区实行认定资格，颁给“勘合”的制度，即发给允许来华朝贡的国家或地区特许凭证，没有这种凭证的外国船只不许入口。后来，主要是在明中期以后，更对贡期、贡船数目、随船人数、进境路线及停泊口岸等也都做出限制性规定。如日本，定例10年一贡，入宁波港，人毋过300，舟毋过3艘；琉球入泉州港，2年一贡，毋过100人；占城、真腊、暹罗及西洋诸国入广州港，3年一贡，等等。对朝贡贸易的限制趋严，说明明初那种大力招徕外国来朝的热情已经消退。

（二）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及明政府的禁海、开海

明中期日益严重起来的东南沿海倭患促使封建王朝的对外政策进一步向着内向和保守的方向发展，最终导致了嘉靖年间的全面海禁。倭寇之患从元末明初就开始了，洪武初先开市舶接着又实行海禁，即因倭寇不断骚扰沿海而起。成祖即位后重置市舶司，允许日本入贡，惟限定10年一次，且船不得过2艘，人数不得过200（后改为船不过3艘，人不过300）。通商虽然恢复，倭寇骚扰仍未止息，不过当时明王朝军备整饬，海防严密，又值日本北朝足利氏称霸，愿与明王朝维持较为正常的贸易关系，故在明初倭寇尚未成为大的祸患。15世纪后期，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割据一方的大小封建诸侯争来中国通商，同时还有许多失意浪人纠集海上，这些人多私带武器，既贸易，又充当烧杀劫掠的海盗，沿海倭患从此严重起来。嘉靖二年（1523年），宁波发生两拨日本贡使互争勘合表文的“争贡”事件（注：当时日本将军足利氏的管领细川氏派遣贡使瑞左、宋素卿，西海路诸侯大内氏派遣贡使僧宗社，分道来宁波通商，两拨贡使互争勘合表文的真伪，以夺取对华通商特权。宁波市舶太监赖恩得宋素卿贿，有所偏袒，素卿船后至反先验货，招待宴席上又坐宗社之上，致宗社怒，杀与素卿同来的正使瑞佐并焚其舟，又追素卿至绍兴城下，不得，乃大掠沿海诸邑，返宁波后夺船出海，史称“争贡之役”。），由之引发了明王朝内部一场关于是否撤废市舶司并禁止海外通商的争论，最后明世宗采纳夏言一派官员“倭患起于市舶”的意见，停罢市舶司并实行海禁，关闭了海外贸易的大门。

嘉靖时期的海禁并未能有效防止倭患，徒使正常的海外贸易受阻。关闭口岸以后，正常的贸易往来没有了渠道，东南的富商势豪便乘机大搞走私获取厚利，甚至勾结日本浪人、海盗劫掠沿海，骚扰内地。明王朝禁海而不修武备，对倭寇袭扰毫无办法。尤其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主张打击倭寇的朱纨被诬陷自杀后（注：朱纨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受命巡抚浙江兼管福建军务，因严行海禁并搜捕沿海通倭奸商，受到当地势家大豪及朝中闽浙籍官僚的攻击陷害，先被降职，后御使陈九德又劾其擅杀，纨被迫自杀。），十数年间，“中外摇手，不敢复言海禁事”，致东南一带海防废弛，任真、假倭寇横行，烧杀蹂躏，沿海的工商业受害非浅。

海禁不但给东南沿海地区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及社会问题，也使明政府的财政、尤其是军政及杂项开支的很大部分要依靠外贸收入维持沿海数省的财政大受影响。因此，明朝廷内部关于重开市舶的呼声一直不断（主张者多为与海外贸易有利益关系的闽、浙籍官僚），市舶的罢与复、开与闭的争论时起。随着嘉靖末年沿海倭患基本肃清，明政府在隆庆初部分开放了海禁，本国商船准赴除日本以外的东西洋国家贩货，日本以外国家的商船也被允许随时进入中国口岸贸易（注：张燮：《东西洋考》卷7。）。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恢复广州、宁波二市舶司，算是正式开放了海禁。但这时距离明朝灭亡已经不远，市舶制度已经演变成市舶太监和地方官吏通过抽分恣意勒索、掠夺的手段，纲纪荡然，漫无法度，中外商人和正常贸易都深受其害。

不过，重开海禁毕竟使海外贸易有了合法开展的空间。尤其是民间私人海上贸易，自从明后期海禁开放以后，早就蓄积的能量得到释放，一时蓬勃发展起来，成为当时对外商业交往中十分突出的景观。私人海上贸易即使在明初森严的禁令下也始终存在。明中期以后，随着国内工商业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工商业的发展，开拓海外市场已日益成为不可遏制的客观经济需求。只是由于当时倭患严重，统治者实行了闭关禁海的政策，这种需求不可能以正当形式得到满足，才演化为大规模的走私贩海活动。嘉靖时期，浙、闽、广沿海一些府县人民及徽州商帮不顾政府禁令造船出海，走洋成风，“富家以财，贫人以躯，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注：乾隆《海澄县志》卷15《风俗》）。当时中国海商的足迹遍及日本、吕宋及南洋各地，许多人长期侨居国外，形成中国人的聚落。嘉靖初年，侨居日本的中国人“不下数千，居成里邑，街名大唐”（注：王忬：《倭夷客留叛逆纠结入寇疏》，载《明经世文编》卷283。），福建前往吕宋贸易的华商“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注：《明史》卷323《外国传四·吕宋》。）。在今马来半岛有的地方，华人流寓者“踵相接”。更南边的爪哇也有华人客居成聚，称为“新村，约千余家”（注：张燮：《东西洋考》卷3。）。

开放海禁以后，民间私人海上贸易更如开闸之水不可遏止。隆庆初，仅福建漳州府的月港（嘉靖时著名的海上走私贸易中心）一地，出海者每年所贸金钱即“无虑数十万”（注：张燮：《东西洋考·周起元序》。）。为了对日益扩大的民间海外贸易活动进行管理，明政府在开海后以月港为治所设立海澄县，建督饷馆专门管理海商并收取税饷。明政府规定，凡出海者都要向政府领取船引（出海执照，每船一引）并缴纳引税。船引有定额，初为88张，以后逐渐增至100张、210张。引税数额，初定赴东西洋之船每引税银3两，赴台湾鸡笼、淡水者每引1两，后来前者增至6两，后者增至3两。商船出洋，船主必须严格按照船引开列的贸易目的地前往，所载货物不得违禁及超过规定的数量，要在规定的日期内返回，凭引进港，违者法办。引税之外，又征水饷、陆饷和加增饷。水饷征于进口商船，按船只大小抽收。陆饷为货物进口税，从量或从价计征。加增饷专征于从吕宋回来的商船。当时赴吕宋贸易的中国商船货物大多由西班牙人转贩于墨西哥及南美洲各地（即所谓“大帆船贸易”），以墨西哥银元作为支付手段，是以由吕宋返回的商船无货税可抽，乃改抽加增饷银，每船150两（后减为120两）。（注：参见张燮：《东西洋考》卷7《饷税考》。）

开放海禁并允许私人商船出洋是明政府海外贸易政策的一个转变，但是来得太晚。其时明王朝早已不是处在蒸蒸日上的历史阶段。相反，由于国内社会矛盾、阶级矛盾的发展和尖锐化，它的统治正在日趋腐朽、没落，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因此无法赋予这种转变以本来应该具有的更加积极的意义。明政府这时允许私人出洋，实际是在禁止无效情况下的一种无可奈何之举，其目的仍然是对海外贸易进行控制而不是主动开拓本国的海外市场，因此是保守的而不是积极进取的。对出洋商船加以种种限制，数量有限制，货品种类有限制，贸易地点有限制（到日本贸易仍为非法），海外逗留时间有限制，等等，就说明当时对私人海外贸易的态度仍然是尽量控制并防范对自己不利的影响，而非如同当时的西方国家那样予以大力支持和鼓励。明后期蓬勃开展的私人海外贸易是在没有国家力量做后盾的情况下由民间独自向前推进的。政府在这里所起的作用，除了力所能及的控制，就只有出于财政目的的税收而已，而在明后期的腐败吏治下，这种税收只能是对出海贸易商人的掠夺和勒索的同义语，对中国海外贸易的发展有害而无利。

综观有明一代的海外贸易政策，可以说是“禁”多于“放”，限制、防范多于鼓励、支持。早期的朝贡贸易政治、外交色彩重于经济色彩，基本是得不偿失的赔本买卖，于国家经济发展并无多大好处。中期以后，朝贡贸易的政治色彩有所减弱，外番货品免税政策渐改为按例抽分（注：正德三年规定番舶附载货物除贵重者如象牙、犀角、鹤顶之类仍解京外，其余十分抽二，抽分后即允许入市交易。次年改为十分抽三，但后来又改回十分抽二。明后期，到口外番货物十分抽二为常例。）。这一改革一般被看作明代对外贸易政策的一个进步，问题是实行不久就又迎来了嘉靖时期的海禁，使正常的中外贸易受到极大影响。隆、万开海以后，外国商船来华已不限于有朝贡关系的国家，贡期、船只数量等等限制也已放松，基本是来船都可以进口，照例抽分纳税后便可入市交易。但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自由贸易。来华外商必须通过官牙行的中介才能进行买卖，而不能与民间商人直接交易。明后期，市舶太监和地方官吏在口岸贸意中恣意抽分和掠夺，极大地损害了中外贸易正常发展的环境。民间私人海外贸易的开放只是在不能有效禁止情况下的无可奈何之举，并且仍有诸多限制，管、卡和防范的色彩浓重，完全谈不上主动推动、大力支持。这与当时西方国家的做法是大有区别的。转二、清前期的海外贸易政策

（一）清初的海禁和康熙开海

明后期有限度地开放海禁，官私对外贸易得到一定发展空间的局面并未维持多久。17世纪中期，随着明王朝的灭亡和清王朝的继之而起便嘎然而止了。清初统治者出于维护新王朝安全的政治需要，实行了比明代更为严厉的海禁，一度几乎完全断绝中外正常贸易往来。历史又开始了一次新的轮回。

清朝海禁从入关之初就开始了（注：如《清世祖实录》卷33，顺治四年七月甲子条所载清廷因广东平定颁发的“恩诏”中说：“广东近海，凡系漂洋私船，照旧严禁”。又《明清史料》已编第2本页142载顺治十年三月户部题本亦云：“自我朝鼎革以来，沿海一带，俱有严禁”。可见，自清初起即有海禁。清廷正式全面推行海禁，是在顺治十二年，规定：“海船除给有执照，许令出洋外，若官民人等擅造两桅以上大船，将违禁货物出洋贩往番国，并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或造成大船，图利卖与番国，或将大船赁与出洋之人，分取番人货物者，皆交刑部分别治罪”（《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629《兵部》）。次年，又令沿海各省督抚镇申饬所辖文武官员“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并“不许片帆入口”（《清世祖实录》卷102，顺治十三年六月癸已）。），但当时东南沿海一直是奉明为正统的抗清势力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很多地方都是双方反复争夺，清朝政令不能有效贯彻，因此海上贸易在一个时期内并没有断绝。真正有效海禁的实施始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全面铺开的“迁海”。其时清王朝经过十数年的残酷军事征服，基本统一了中国大陆地区。为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特别是防范当时仍然占据金、厦，拥有强大海上武装的郑成功与内地残余抗清势力的合流，清政府从是年起到康熙初，在北起直隶、山东，南到广东的沿海各省实行了坚壁清野、制造无人区的迁海措施，将沿海一带居民一律内迁数十里，“所有沿海船只悉行烧毁，寸板不许下海。凡溪河桩栅，货物不许越界，时刻了望，违者死无赦”（注：江日升：《台湾外纪》卷12。）。此后二十余年间，清政府一直严禁人民出海，无论捕鱼还是经商都不允许。这一时期，中外商业交往几乎完全断绝，只在澳门仍有小规模的对外贸易活动，海禁之彻底远远超过明代。

清初的海禁，特别是强迫迁海制造无人区的政策不仅妨碍正常的海外贸易，而且使沿海各省数百万人民流离失所，引发出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政府的税收，当然不可能长久维持。康熙帝亲政以后，沿海地区设置界栅，严禁人民“透越”，违者处死的规定在一些地方实际已有所松动，有的地方逐渐“开边”、“展界”，允许内徙人民回乡复业。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出兵平定台湾，东南各省疆吏乘机请开海禁。次年，康熙帝以开海既“于闽粤边海生民有益”，又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地省分转输协济之劳”，下令准许人民出海贸易（注：《清圣祖实录》卷116，康熙二十三年九月甲子。）。康熙二十三至二十四年，在福建厦门、广东广州、浙江宁波及江南松江先后设立闽、粤、浙、江4海关，与外国通商（注：参见彭泽益：《清初四榷关地点和贸易量的考察》，载《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3期。）。至此，海禁放开，中外正常贸易关系得到恢复。

（二）从禁止南洋贸易到广州一口通商

开海以后，民间私人出洋贸易和口岸中外互市都一度有所发展。但从康熙末起，主要是从政治安全出发，海外政策又日趋保守，限制逐渐增多。乾隆以后，重新进入半闭关状态。清朝海外贸易政策总的精神，仍与明代一样是管和卡，完全不准通商行不通，但须严格管理，防范中外私相交接，危害清王朝的统治。

在民间私船出海方面，开海时规定：除照例纳税外，出海船一律限定载重500担以下，且须预先禀明地方官，登记姓名，取具保结，领取印票，还要在船头烙印号码以备出入海口时官府查验（注：《清圣祖实录》卷115，康熙二十三年四月辛亥。）；私带违禁品如硫磺、军器等物出洋的“照例处分”（注：《清圣祖实录》卷117，康熙二十三年十月丁已。），已经表现出种种顾虑，不敢完全放开。不过，当时的限制尚不严格苛细，且允许出海的阀门一旦打开，就很难再加以控制。故康熙开海之初，私人海外贸易获得了很大发展，到东洋、南洋贸贩的船只及人数都日益增多。如到东洋日本的中国商船，据长崎交易所的记录统计，1684年为26艘，此后5年间直线上升，1688年达到194艘，增加6倍半。1689年日本颁布“亨贞令”对中国赴日商船加以种种限制以后，赴日船只有所减少，但仍较明末为多。（注：1684—1688年赴日中国商船数，分见《华夷变态》（东洋文库1958年版）上册和中册。亨贞令以后的赴日中国商船数，据该书中、下册统计，1689—1711年的23年间，总计1791艘，年均约78艘。明末赴日中国商船数，据同书上册浦廉一《华夷变态解说》，1634—1644年间，年均57艘。）到南洋各地的中国商船更多。据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皇帝说，他昔年南巡路过苏州，见到船厂，问及海洋事情，被告知“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注：《清圣祖实录》卷270，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虽然不是确数，但可见其多。出海船中，除去赴东洋者，绝大部分应该是去南洋的。当时中国东南沿海一带与吕宋、噶罗巴（巴达维亚，即印尼雅加达）、大泥、麻六甲、越南、暹罗、柬埔寨等国家和地区都有广泛的贸易关系，中国商民前往和留居者甚多。据说，康熙时期，仅在雅加达一地的华侨，就有10万人之多（注：见李长傅：《南洋华侨史》，第30页。）。

日益发展的民间海外贸易引起了以少数民族君临全国，“每以汉人为难治”，对汉人防范心甚重的清朝统治者的不安，结果到康熙末就发生了禁止人民前往南洋贸易的政策逆转。清朝入关之初遭遇到的汉人抵抗以东南沿海最烈，而这一带的汉人因地理和历史的关系，与海外特别是南洋地区一向联系密切，抗清失利以后有不少南明抵抗人士流亡到南洋。朝统治者出身于东北内陆，本就对海洋十分陌生，心怀恐惧，现在大量汉人到自己完全不能控制的南洋去，甚至去而不返，在海外长留聚集，这不能不引起清政府的不安和疑虑，害怕海内外残余的抗清势力死灰复燃，联合起来危及到刚刚巩固下来的新政权的统治。康熙开海以后，清朝廷内关于重行海禁，禁止人民私自出洋贸易的议论始终不曾断绝，其中政治安全考虑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康熙帝到晚年更每以此为念，多次亲自询问、了解有关情况，命令加强沿海防范。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清政府最终决定停止南洋贸易，不许人民继续前往。是年初兵部等衙门遵旨会同东南各省疆吏议准的法令规定：“凡商船，照旧东洋贸易外，其南洋吕宋、噶罗吧等处不许商船前往贸易，于南澳等地方截住。令广东、福建沿海一带水师各营巡查，违禁者严拿治罪。……嗣后洋船初造时，报明海关监督，地方官亲验印烙，取船只甘结，并将船只丈尺、客商姓名、货物往某处贸易，填给船单，令沿海口岸文武官照单严查，按月册报督抚存案。（出洋者）每日各人准带食米一升，并余米一升，以防风阻。如有越额之米，查出入官，船户、商人一并治罪。至于小船偷载米粮剥运大船者，严拿治罪。如将船卖与外国者，造船与卖船之人皆立斩。所去之人留在外国，将知情同去之人枷号三月；该督行文外国，将留下之人令其解回立斩。沿海文武官如遇私卖船只、多带米粮、偷越禁地等事隐匿不报，从重治罪”（注：《清圣祖实录》卷271，康熙五十六年正月庚辰。按此法令虽不禁止对东洋贸易，但此前一年（1716年），日本颁布了闭关锁国的“正德新令”，将中国商船额数由原来的每年80艘减为30艘，贸易额由原来的8000贯减为6000贯，1719年再减为4000贯；同时实行信牌制度，外国商船须持有日本政府发给的信牌方准贸易。因此，与禁南洋贸易的同时，东洋贸易也大大萎缩了。）。这项措辞严厉的法令不但中止了南洋贸易，而且对允许出海的船只从各个环节上加强了管理，并且明令不许人民在海外居留。对此前已经居留在外之人，清廷限定3年之内回国。一些被迫回来的人，后来都受到了清政府的严密管制，不许在海边居住，一律迁至内地安插。

然而在当时南洋贸易与国内经济、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联系已经十分密切的情况下，要强行斩断这种联系是不明智的。禁海之令一行，东南闽粤地区的经济就立刻遭遇到极大困难。雍正初有论者指出：“闽广地狭人稠，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十居五六”，每年藉南洋贸易“银钱货物百十万入我中土”。是以“南洋未禁之先，闽广家给人足，游手无赖亦为富所驱，尽入番岛，鲜有在家饥寒窃劫为非之患。既禁以后，百货不通，民生日蹙”。因此，“今禁南洋，有害而无利，但能使沿海居民富者贫，贫者困，驱工商为游手，驱游手为盗贼耳”。这位论者呼吁：为沿海百姓计，“宜大开网禁，听民贸易，以海外之有余，补内地之不足”，并认为“开南洋，有利而无害，外通货财，内消奸宄，百万生灵仰事俯蓄之有资，各处钞关且可多征税课，以足民者裕国，其利甚为不小”。（注：蓝鼎元：《鹿洲初集》卷3《论南洋事宜书》。）一些东南疆吏也反对禁止南洋贸易，不断从税收及民生的角度上疏陈言，请求开禁。迫于朝野许多人反对的压力，清廷在雍正五年（1727年），也就是禁止了10年之后，重新恢复南洋贸易，但关于出海船只丈尺和出口商品的种种限制，以及禁止人民侨居外国的法令，始终不曾放松，而且愈来愈严格。到乾隆时，又再度禁止人民出洋。

对口岸互市的限制和管理也逐渐加严，表现在两个方面：由沿海多口通商改为限制在广州一口通商；对来华外商的管理更加严格，实行官设行商垄断外贸并通过行商管理外商的公行制度，严禁外商与中国人私相交接。

采取上述政策的原因，主要是出于对西方国家的防范和戒备。明中叶以后相继航海东来与中国接触的西方商人都同时兼为海盗，他们的商船队是武装到牙齿的海盗船队。最早与中国交往通商的葡萄牙人（明武宗正德时来中国）不但在东南海上抢劫杀戮、骚扰闽粤口岸、掠卖人口，而且使用欺骗和行贿的手段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占据了中国的领土澳门。继葡萄牙人之后来中国的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也无一不亦商亦盗。荷兰人在明末来中国通商为葡萄牙人所阻后，就转而侵占台湾南部并多次劫掠澎湖及沿海各地。1642年荷兰击败占领台湾北部的西班牙后又独霸台湾，直到1661年才被郑成功驱逐。荷兰、葡萄牙还都曾卷入中国明清之际的内战。西方早期殖民国家的所作所为无疑给后来的清统治者以极大的警示。康熙帝曾经预言：“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注：王庆云：《石渠余纪》卷6《纪市舶》。）。正是出于这种心理，清朝开放口岸互市以后仅几十年，便在乾隆时期又开始对口岸互市加以限制。

导致清政府限制口岸互市的直接原因是英国人在中国沿海的频繁活动。从17世纪后半期到18世纪前半期，葡、西、荷这些早期的殖民国家虽已衰落，但后起之秀英国却力量更强、野心更大。英国在清代与中国的通商始于康熙二十年代，初期并不频繁，雍正以后始到广州互市不绝。这时，正逢清朝自康熙晚期起加强海防和收紧对外贸易，英国船只在中国海面的频繁活动不能不引起清政府的警觉。乾隆八年（1743年），英国兵船闯入虎门，虽不久就离去，但清政府由此而加强了对海岸的防卫（注：是年底，清廷根据两广总督策楞加强海防的建议，设立澳门海防军民同知，“专理澳夷事务，兼管督捕海防”，见《澳门纪略》上卷《官守篇》。）。乾隆二十年（175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因不满意广州贸易的种种限制及粤海关关吏的需索，转而派船北上到距生丝、茶叶、棉布等中国大宗出口商品产地较近，贸易环境也相对宽松的宁波贸易，此后二年中又多次前往。洋船北上受到了宁波地方官、商的欢迎，但却减少了粤海关的收入。同时，洋商到中国另一地方集聚也引起了清政府出于安全考虑的不安。乾隆帝认为：“国家绥远通商，宁波原与澳门无异，但于此复多一市场，积久留内者益众，海滨要地，殊非防微杜渐之道”（注：《清高宗圣训》卷20《饬边检》。）。最初清政府企图通过提高浙江关税的办法限制西烊船只前往，但未能奏效，于是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冬宣布实行广州一口通商：自翌年起西洋商船“止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注：《清高宗实录》卷550，乾隆22年11月戊戌。）。由沿海多口通商改变为广州一口通商，标志着清王朝对外贸易政策的全面收缩，康熙时期开放的大门又关闭了一半。广州一口通商的政策，一直实行到鸦片战争前没有改变。

加强对口岸互市和外商的管理也是防范西洋人的重要方面。清朝在通商口岸不设市舶司，而改设较具近代色彩的海关，这本来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对口岸互市的管理却继续沿袭了明代的官设牙行专营对外贸易的做法。清朝在开海以后，即在通商口岸推行所谓“行商”制度，专门依赖行商经营对外贸易并通过行商来管理、控制外商。行商又称“洋商”，是当时专门从事对外贸易的“洋行”或“洋货行”商人，一般都世代经营，具有同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这些商人向政府领取专营对外贸易的特许执照，被授权承销外商带来的进口货物、代外商收购中国出口土货并代外商向海关报税，同时也充当向外商传达政府政令、管束外商在口岸的活动和行为、办理政府与外商间的各种交涉的角色。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广东行商成立“公行”，即后来所谓的“十三行”，进一步方便了清政府对外贸和外商的管理。乾隆十年，又在行商中推行保商制度，即在行商中指定数人为“保商”，由其承保政府的税饷。外商船到港，皆须先找保商。保商可以优先购买外商货物，余下的才由其他行商分销，但若外商亏饷，要由保商垫付。行商之间，则实行同商互保，一商亏饷，全行负责。一口通商以后，直到鸦片战争前，对外贸易完全由广州的“公行”所垄断，清政府通过“公行”贯彻政府外贸政令并管理外商，以官制商、以商制夷，官府不直接与外国人打交道。

南洋范文篇8

二十多年来，XX与水利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特别是担任南洋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多年来，她带领中心全体同志战胜了几次洪涝灾害，大搞村庄河塘整治，在新农村建设中勇挑重担，立下了汗马功劳。

抗洪抢险她奋战一线

防洪抢险，保家为民，责任重于泰山。南洋镇虽然是河道密布，四通八达，但全年的雨水时空分布不均。往往集中在6-9月份，常常形成要水水不来、恨水水不走的灾害性局面。为了使全镇能安全渡汛，并做到万无一失，陈军在汛期的前几个月就未雨绸缪，对全镇境内的排涝站、圩口闸、涵洞、圩堤进行逐一过堂的专项检查，同时想方设法，垫支资金，购置材料，将全镇所有的闸站进行维修。洪涝发生时，陈军始终站在抗洪排涝第一线。20*年的大洪水是盐城超历史的，最高水位达2.67m，南洋镇又处于下游，20*年7月4日深夜，绍林村的联合圩出现溃堤，她第一个到达现场，组织人员实施抢险，7月5日由于暴雨连续猛下不停，镇潭圩有40%的农田被洪水淹没，陈军迅速联系市农机公司的有关负责人，从滨海县调进了8台抢排泵，连夜组织人员突击安装并开机作业。20*年7月汛期，红旗、东灶排涝站相继出现故障，还是她想方设法找到了潜水员并连夜排除了故障。她成立了防汛专业维修抢险队，及时为全镇各圩区的排涝站和圩口闸进行抢修和维护，确保了全镇排涝设施的正常运行。由于陈军这种为大家、舍小家，为了事业，牺牲个人的忘我奉献精神，南洋镇在历次洪涝灾害中都能安全渡汛，将洪涝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河塘整治她身先士卒

水是生命之源，水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更是农业经济的命脉。农业稳，天下稳；农业富，天下富。没有水就无从谈起，作为水利人对水更是情有独钟，陈军她时刻牢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在全镇沟塘整治和河道疏浚的新农村建设中，她身先士卒，以身作则，起早带晚进行勘测、规划和设计，组织扒泥船、泥浆泵、挖掘机进行高标准、严要求的紧张施工。轮窑河是南洋镇最近几年疏浚的一项最大的水利工程，由于该河属自然河道，河床淤塞严重，加之地形复杂，沿河农户较多，任务重、困难多，施工队伍几次想打退堂鼓。陈军率领中心的骨干人员克服重重困难，经过三个多月的紧张施工，圆满完成了任务，并填平废沟废塘30多亩，受到了村组干部的齐声赞扬。

在治理水患的同时，陈军还时时刻刻为群众着想。将填平废沟废塘，修筑村庄道路与河道疏浚结合在一起。新东河、旭日河，由于村庄道路修筑在沿河的青坎上，地面真高只有1.8米，每逢汛期雨涝，水位上涨，群众进出都在水中行走，极为不便。陈军了解情况后，迅速组织人员进行勘测设计并落实施工。工程结束后，群众看着修整一新的河道和又宽又高的村庄道路，人人从心底发出了由衷的感谢。河道疏浚的步伐没有停止，仍在继续，陈军计划在2*0年前将全镇的47条主干河道全部清淤完毕。为了构建人水和谐的生态环境、改善村容村貌，美化农民家园，陈军制定了长效管理措施，落实专职人员对河道进行定期巡查，并将疏浚清淤后的各条河道与相关责任人签定了长期管护责任状，明确了责任，真正做到治水与管护相结合的良性循环和规范化管理。

新农村建设她勇挑重担

南洋范文篇9

1.专业提升策略。如果学院从企业引进一个工程师而没有为其提供一个保值的环境，3-5年后他所拥有的专业能力已经达不到企业的需求，他所教给学生的自然也不是最新、最符合企业需求的知识和技能。而南洋理工学院的“专能提升”正是不断提高教师专业研发和教学能力、增强学院对校外优秀人才吸引力的关键策略，其最主要的措施是搭建了一个可以吸引校外优秀人才和企业项目的平台，这个平台就是“教学工厂”，或者更进一步的说是在“教学工厂”模式上形成的将核心教学课程与研发项目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科技中心”。在这个平台上，教师担任“教学工厂”经理或项目工程师，通过学院或个人的人脉引入适合的企业项目，利用学院和企业共同提供的资源来完成项目。在项目完成的过程中企业得到满意的项目结果，学院收获更加密切的校企关系、良好的口碑和创收效益，学生接触到企业最先进的知识和技术专业能力得到提升，更为重要的是教师通过承接不同的企业项目由进入学院前只为一家企业工作变成为多家企业工作，接触的行业信息更新、得到的专能提升机会更多、个人的企业人脉更广，也更容易得到行业的认可，其市场价值不断增值，得到更多升职、加薪和承接企业项目的机会。此外，南洋理工学院还通过提供专业进修、承担挑战性的工作、对外咨询服务、海外授课等工作机会来帮助教师提升专业能力。

2.综合能力拓展策略。南洋理工学院运用无界化的理念通过教师的轮岗调职、工作轮调、工作交换计划、跨职能多元学科小组、经验分享等形式营造了一个多元机会和职业无限可能性的工作氛围，让教师在提升专能的基础之上，接触了解更多的专业领域，拓展了自身的综合能力和职业基础，使教师在应对专业调整和岗位变更时能够有更多的选择；同时，无界化理念下的轮岗调职、工作轮调、工作交换计划也加强了学校内部人员的流动、有效增进了不同部门教师之间的沟通和理解，为创建健康和谐的工作环境提供了条件。

3.能力转向策略。这是南洋理工学院一个富有战略性、变革性的创新，是其在应对市场需求变迁所带来的专业调整挑战而采取的一项人力资源能力开发策略。其核心内容是将教师现有的专业方向转移到一个新的、相近的专业方向，适应新科技、新专业、新岗位的需求，并在原有专能基础之上获得新的市场价值，简单说就是转变教师的专业方向或工作岗位。能力转向是对现有师资潜力的充分开发，有效解决了新科技、新专业师资人才不足与老专业师资闲置之间的矛盾，避免教师与学院专业发展相脱节的现象，实现了教师团队的可持续发展。南洋理工学院能力转向策略的实施包括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由学院所主导的应对新科技出现而进行专业调整时所实施的“团队能力转向”。在这个过程中南洋理工学院通过企业项目合作、行业资讯等途径获取科技发展的最新信息，在市场需求产生前启动相近专业的教师团队能力转向，将种子教师送入企业通过校企合作等方式对新科技、新领域进行共同开发，同时发挥种子教师的辐射作用，以经验分享、专能培训、参与“教学工厂”项目开发等方式使其他相近专业教师根据需求达到初步了解、胜任教学、胜任项目开发的不同层次，实现团队能力转向的目标，“超前”为专业调整做好师资准备；第二个层面是由学院辅助的应对教师岗位或专业转变时所实施的“个人能力转向”。学院提供时间和资金的支持，通过内部岗位培训、学位进修、企业实习等方式使教师先具备新岗位的基础知识，再以参与项目开发等方式为其提供实际的工作，积累足够的经验后，转到相关的学系或岗位，使教师在原有专能基础之上获得新的市场价值，实现了个人能力转向和持续发展。“专能提升”“综合能力拓展”和“能力转向”共同构成了南洋理工学院人力资源能力开发的良性循环，并通过倡导“无货架寿命”终身学习的理念和提供无限可能、多元机会的人力资源培育环境，使南洋理工学院的教师自然地融入这个循环之中，并收获了自身市场价值的不断增值和个人专业能力的持续发展。

二、南洋理工学院能力开发策略对构建师资培训体系的启示

目前国内高等职业教育对高素质、高技能教师的需求极大，但由于缺乏系统、长效的培养体系，促进教师成长的职后培训往往是间歇性、短暂性与间接性的，起不到持续提升教师能力与素质的目的。[1]因此，南洋理工学院的人力资源能力开发策略对构建师资培训体系，实施系统的教师能力开发具有重要启示。

（一）转变师资培训理念，搭建师资培训的制度平台和管理平台

1.转变师资培训理念，实现学院和教师个人发展的“双赢”。师资培训理念的转变，是需要学校和教师双向进行的。学校首先要建立“人本”的师资培训理念，关注每个教师整个职业生涯专业能力的持续发展，改变原有阶段性、间歇性、侧重性的培训模式，为教师创设一个持续的、不间断的、螺旋式上升的培训体系和清晰的、长效的系统性成长路径；其次，学校要强化超前创新的师资培训理念，掌握社会经济发展对专业升级和调整的讯息，超前引导教师进行专业能力升级和转向培训，为专业未来发展储备师资；再次，学校要深化校企合作理念，大力推行科技服务与开发，参与或承接企业的科研项目，每个学系可设自己的业务发展部，为企业或学校开发项目，不仅要满足企业现实的需要，而且要走在企业的前面，超前研究，超前培训。教师首先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在工作中要有危机感、要关注自身的“货架寿命”和市场价值，感知行业技术发展对自身专业能力提升的压力，不因年龄大小始终保持学习提升的主动性，尤其是要改变原有“只关注校内课程教学”的半封闭的工作状态，走出校园，走进企业开展研修锻炼，在企业的真实环境中检验自己的专业水平、提升专业能力、丰富自身的教育教学资源；其次，教师要借鉴南洋理工学院“无界化”的理念，勇于突破原有单一的工作领域，充分利用校内资源开展跨学系项目合作、校内轮岗、承担挑战性工作任务等机会拓展自身的业务领域，挖掘潜能、丰富教育管理经验，让工作思路和理念更加开阔。2.加强整体设计，搭建覆盖新进教师入职培训、在职培养、提升的各项制度平台，用制度保证培训管理和培训结果的应用。教师培训是一个系统工程，学校要根据实际情况和发展目标，建立一套行之有效、规范科学的培训机制和质量保证体系，创新制定重点制度，如制定教师执教资格准入制度和教育素质评价制度，严把教师授课准入关和教学质量关，对教学素质和教学能力不足的教师进行回炉式培养；建立师资梯队系统培养制度，优化师资队伍梯队结构、提升培养层次，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建立教师持续发展培训制度，分层次、分类别开展全员培训，不断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素质与能力；完善企业实践制度，健全工作机制，切实提高教师企业实践效果。3.要统筹规划，全面安排，落实责任，搭建师资培训的管理平台。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建立学校教师发展中心和二级学系教师培训办公室的两级管理体系，统筹规划，全面安排，制定教师培训长远规划和近期计划，对培训机构进行调研、筛选、衔接，进行经费、人员管理等。[2]建立师资培训网络信息库和教师发展档案，教师在培训过程中、培训成果后续应用均应在信息平台完成相关记录，形成教师培训信息库，实现培训成效考核、备案、积累、分享和统计的信息化管理。

（二）建立多元互通的师资培训体系，为教师能力开发提供支持

1.建立校本培训体系。以教师发展中心为依托，大力建设面向全体教师的校本培训体系，聘用校内外专家和外派培训返校教师针对不同层次教师的发展需求，分类别、有目标的组织实施校内培训，培训内容采用课程化和专题化，将校本培训体系打造成一个促进全体教师能力持续发展的培训平台。2.完善企业实践研修培训体系。学校应建立顶岗研修、兼职研修、项目合作研修相结合的教师企业实践研修体系，鼓励教师以教学项目合作的形式开展企业实践研修。教师在研修企业可扮演多个角色，既充当项目或业务的管理员及客户联系人，要为客户负责，又充当培训员、导师、监督管理员，要为学生和学校负责。[3]同时，深化与企业合作，共建教师企业培训基地，建立校企共享的培训、研究平台。3.组织海外研修培训体系。拓展海外培训项目，优化培训资源，注重项目的对口性和延续性，针对不同层次教师，采用长期研修和短期培训等不同方式派遣教师到海外合作院校、企业和机构研修培训，提高专业教师海外培训的比例和质量。4.实施科研培训体系。重视科研活动对提升教师能力的促进作用，加大科研经费投入和奖励政策，鼓励教师结合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开展科研活动，通过营造搞科研、搞发明、申请专利的学术环境和研究氛围，提升教师综合能力。5.开展其它补充性培训。组织教师参加短期专业培训、单科进修、国内访问学者进修、职业资格培训、政府挂职锻炼、参与社会服务等培训方式，丰富师资培训的途径和体系。

（三）分层次、分类别开展教师专业能力开发

南洋范文篇10

（一）有一个高效、廉洁、富有远见、深谙职业教育规律和真滴的学院领导班子

院长林靖东长期负责新加坡的职业教育。亲自实践、见证了新加坡职业教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开拓、改革和发展历程。是国际知名职教专家。目前新加坡现有5所高等职业院校，其中，有3个院校的院长是南洋理工学院学院培养的，是南洋理工学院原来的副院长。

（二）学院的发展、专业建设与经济发展、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作为一个城市国家，新加坡国土面积非常小，只有区区700多平方公里的面积，资源匮乏，几乎没有任何自然资源，任何事情、任何工程、任何产业都要精心筹划，资源利用率高，各种资源都经不起浪费，包括教育资源。所以各个院校、院系开设什么专业、专业规模大小都要经过教育部的审批，招生规模严格按照教育部下达的招生计划进行。就是比较热门、报考率高的专业也要按照招生计划进行招生，原则上不能突破，并且原则上不准学生调专业。

（三）各职业教育院校人才培养模式与本国国情相结合

新加坡职业教育先是引入日本精工科技和德国的双元制，经过实践后发现都不太适合新加坡国情，后进行改进，最后创新发展出来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的“教学工厂”化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教学工厂”就是在校内引入企业生产工厂或者把校内实训场地建成企业工厂化的模式。“教学工厂”我们既可以理解为是工矿企业、机械工程企业、电子信息、IT产品的生产企业的工厂，也可以理解为相关的科研中心、科技公司等科研项目研发机构。

二、启示

不断创新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职业教育模式———不提倡专业人才的订单式培养模式。由于学生毕业后，转岗的机会比较多，经过长期研究、实践，他们认为：从长远看、从学生毕业后的个人发展看，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培养的人才适应面窄，不利于学生毕业后的事业发展。

（一）理念创新

“无界化校园”理念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的一大特色。在院校教学、管理等工作中，当我们接受某个任务或解决某个问题（项目）的时候，单靠某一个专业（学科）或者某一个部门（院系）的人往往难以完成，因为现实中的问题很多是跨学科、不分界限的。这就需要学校内不同专业（学科）或者不同部门（院系）之间的人打破界限观念，彼此协调融合，相互合作，同时共享资源，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最终集中大家的智慧，融合大家的才智，共同合作完成某一项任务（项目）。“无界化”理念的核心是团队协调合作和资源充分共享。学院资源共享，人力资源、实训资源实行校内资源（特别是教师资源）的无界化管理，各个系在专业建设过程中，校内教师资源可以根据专业教学需要合理调动。

（二）管理创新

南洋理工学院从领导到员工普遍认为专业教师是学院的第一财富，只有好的专业教师才能办好好的专业、好的学校和好的教育，教师是学院从事教学的主导，从事高职教育的教师既要是教学的行家里手，又要是科研开发的技术能手，还要是懂得企业生产管理的多面手，总之，高职教育需要产教研样样精通的高水平、高素质的教师队伍，高水平、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学院办好高职教育、培养高素质、高水平专业人才的必要条件。为此南洋理工学院下大力气开展教师队伍的引进、培养、进修和提高。首先，学院每年拿出学院年度经费的4~6%（约＄1000万元左右）用于全院教师的培养、进修和提高，每人每年不低于18天（实际实施是23天）。其次，为了提高校企合作成效，提高专业教师的产教研水平，学院每年选派出1/3的教师带领3年级的学生在校企合作企业和学院校内的“教学工厂”进行顶岗实习和技术、产品研发，另外2/3的教师在校内从事1、2年级的专业教学工作，教师每年进行轮换。其三，大量的高薪从企业、科研机构招聘有丰富专业实践经验的技术专家到学院当专业教师。学院教工采用年薪制，人均年薪约＄10万元左右。真正实现了待遇留人。其四，以人为本理念深入人心。学院已经建成了智慧化校园，校内各种信息、控制实现了一卡通。南洋理工学院从学校的建筑与各项设施到学校的管理等方面，无不体现出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参观考察时发现，学校内的各种指示标识清晰简洁明了，作为一个多雨的国家，学校内的所有建筑物可以实现不淋雨通行，校园内任何地方均可免费无线高速上网，学生可以在教室外面走廊的笔记本电脑台上方便地使用电脑，电源插座和网线接口的设计非常人性化（如校内花园的休息桌椅下方都安装有电源插座），无不体现学院处处以人为本的理念。图书资料室无需管理员，可以自助借阅，电子学习间、小组研讨室等场所只要在网上预订即可使用，开放式音乐剧场学生随时可以去自己组织活动。总之，学院在专业教师的管理上，一是使用，根据每一位教师的专长，安排恰当的工作岗位，合理使用每一位教师，最大限度的发挥每一位教师的工作热情、工作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二是培养，通过每年的专业教师培养、进修和提高，使每一位教师的专业技术、专业技能和科研开发水平不仅不会降低，而且会每年都有所提升。使学院的每一位专业教师的社会竞争力和社会价值，与他（她）进入学院前相比都得到提升，实现了学院专业教师价值的保值增值。这样以来，假如有一天学院的教师调出学院，在社会上依然会有很高的竞争力，可以实现顺利就业。

（三）模式创新

校企合作、全面进行专业课程改革，创新实施人才培养过程的双轨制，南洋理工学院各专业学制为3年，第一、第二学年为专业宽基础理论培训和学期小型项目，第三学年为专向培训、全日制项目研发和企业实习。第三学年根据学生学习程度把学生分成A、B两组，第一学期A组（相对程度好一些的学生）做全日制项目和企业实习、B组开展专向培训（即学习专业课），第二学期再对调。整个教学过程全面采取“项目（化）教学”模式。“项目（化）教学”是指师生通过共同实施一个完整的项目开发工作而开展的教学过程。它可以激发并长时间保持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一方面学生通过做项目的过程，达到学习知识、培养能力的教学目的；另一方面，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完成项目的过程，进一步巩固、提升并掌握知识和技能。

1）课时安排设计新颖独特：改变传统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模式，将实践和理论充分融合，加大实训课和实践课的比重。南洋理工学院课程教学方式采用理论课+辅导课+实训课模式，课时比例为1:1:2。以自动化控制课程为例，该门课程授课学时为60学时，其中理论课教学为15学时，辅导课学时为15学时，实训课学时为30学时。理论课为大班课，80~120人。辅导课和实训课为小班课，20~24人。

2）课程内容设置高度综合：核心课程教学体现在课程内容的高度综合上。以自动化控制课程为例，其内容融合了自动控制原理、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原理与应用（也就是国内的PLC技术类课程）、电气控制技术等课程内容。国内通常将它分为自动控制原理、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原理与应用、电气控制技术等3门课程来讲授这些内容，使得学生缺乏系统的概念、缺乏相关科技领域间的横向联系。

3）教室、实训室布置实用：当我们走入南洋理工学院的教学区时，第一感觉是很难区分哪里是理论教学区，哪里是实践教学区。往往出现的情况是，当你推开一扇门，或者穿过一条走廊时，你就会发现自己已经从一个理论教学教室进入了实训室。尤其是在工程系参观的过程中，有一些教室让你根本无法判断这是一个理论课教室还是一个实训室。课堂上教师正在利用多媒体为学生讲解相关的理论知识，而学生则是坐在各种各样的实训仪器设备中间，认真的听取老师的讲解。课堂搬到了实训室，形成了教学工厂，这使得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紧密的结合了起来，真正的做到了理实一体化。

（四）教学创新

校企合作、产学研相结合，创新实施专业教学的“教学工厂”模式，校内专业教学工厂化。“教学工厂”理念是南洋理工学院卓越办学的主要手段。“教学工厂”以学院为本位，而不是以企业为本位，它是在现有的教学系统（包括理论课、辅导课、实训课和项目安排）的基础上而设立的。它是将先进的教学设备、真实的企业工作环境引入学校并与学校教学环境有效融合。其中，企业研发项目是“教学工厂”的重要载体，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使学生能将所学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应用于多元化、多层次的工作环境里。“教学工厂”通过让学生参与企业项目，在教师指导下把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项目研发中，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这种教学模式的实施给学生以真实的学习和训练实践，使学生能够尽快适应实际工作岗位的需要，缩短了现代企业人才需求与学校教学的距离，使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达到培养学生实践能力、提高学生职业素质的目的。

（五）科技创新

学院在政策、薪酬方面鼓励、支持专业教师专业技术、专业技能、科研开发方面的进修和提升，支持专业教师搞科研、搞技术开发，联系企业拿生产、开发项目，已经形成了比较好的科研开发氛围、环境和局面，目前，该学院教师和学生进行科研、技术开发获得的技术专利已达200多项。其中不乏高科技科研开发项目。

（六）资源共享

在南洋理工学院的一大体会就是资源共享，真方便。为了充分发挥学院现有资源的利用率，提高学院管理效率、工作效率和教学效果，学院建立了全学院的资源共享平台，尽可能的实现了校内资源共享。包括：人力资源共享、实训资源共享、电子化管理制度共享、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课程教学大纲、教学进度计划、教案、作业、考试试题、课程综合实训、科研开发项目成果、技能竞赛技术成果、社会实践活动安排、顶岗实习、毕业实习、迎新工作安排、学生毕业典礼安排等各种共享资源。这些资源可以在一定范围、一定权限内实现学院教工、学生的共享利用。

三、建议

1）尽快启动学院数字化资源库建设工程：包括学院各种电子版的管理制度、文件、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教学大纲、课程教学计划、课程电子教案、电子讲义、课件，课程综合实训项目资料、专业综合实训项目资料、技能竞赛项目资料……都纳入学院数字化资源库中，达到校内资源共享，（资源）物尽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