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场范文10篇

牧场范文篇1

本次实习所在地是内蒙古兴安盟索伦牧场。

索伦牧场总土地面积公顷；地处大兴安岭南麓浅山地带，山川交错，地貌有山地、沟谷地、低洼地三种，山势大多平缓，低洼地坡度大部分小于°，一部分谷底较为开阔。平均海拔米左右，年降雨量～，年均气温°，无霜期天，≥°年积温～°，光照时数，雨热同季，多集中在～月。土壤类型有黑土、黑钙土、草甸土、沼泽土、暗棕壤。植被类型有次生林、灌木林、疏林地、草甸草原、坡地草原。无风蚀沙化及水土流失。

该牧场主要从事畜牧饲养业和农业种植业，农业生产以种植小麦、油菜为主，集约化、机械化程度高，机械配套率较高。全场总人口约为千人；辖管个生产队；农业机械总动力千瓦，实际机播面积约为公顷，化肥用量约吨。但农田水利建设严重滞后，基本上无水利灌溉设施，完全靠天吃饭。农业总产值千多万，粮豆总产量吨，单产公斤公顷，牲畜头数多万头（只）。年由外地人分别投资建造淀粉加工厂和屠宰场各一个，年利润均在万元左右。

二、实习过程

月日早晨，全班同学人到达索伦牧场总部。那是几排陈旧的瓦房围成的院子。其中两排房子各扇门前分别挂着写有“生产科”、“计财科”、“维修科”、“场长办公室”、“副场长办公室”……的牌子，一排是十来间招待所，一排是几间作食堂的房子。

当日：左右，场部开了一个座谈会，有全班同学、两位实习带队老师和牧场场长在内的部分领导。场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致词，场长助理给我们介绍了索伦牧场的历史。我们由此知道，此牧场由于地理位置极佳，牧草肥美，曾为侵华日军所占并作为军马牧场和掠夺我大兴安岭宝贵资源的必经之路；解放后又作为我军大型军马牧场之一为部队提供了大量良驹宝骑；后由于其并被淘汰以及不再用马匹来载重运输物资，便在我军精简机构时被裁出军队，归地方管辖，从此自主经营，兼营农牧；年后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把土地、羊群以及农业机械分发承包给各户农民，农户们每年交足农牧税和提留后自负盈亏，此状况至今。

中午，在场部受到杀猪宰羊的盛情款待。

下午，我们去了本次实习所在连（队）——三连，然后全班同学被分成四组分驻四家农户。全队的人聚居在一个村落，一条大道南北贯穿整个村，南头到北头不足步，我和三位同学便被分派到了最南头的一家农户。连部在北头。天黑时下了一阵小雨。而那时我们正在连部受到连部领导的欢迎和款待。还是猪肉和羊肉。

由于头天下雨了，麦穗湿润不宜收割，故日那天我们无事可做。好多同学都爬山去了，我和同住的王学军也去了。

山都不高，但由于山下是大片大片的平地，视野极为开阔，所以虽是站在小山顶却颇有登高望远的意味。山下是一片辽阔的土地，或是长着牧草，或是一片玉米地，或是一块金黄色的油菜地，或是一片洁白的羊群，像是一块极大的画布，虽被大块大块地涂上了各种色彩，却又十分和谐自然，极为壮观和赏心悦目；山上长满了没足的青草，间着或白或红或紫的无名小花，有不知名的小蝶儿来去飞舞于其间；天空无云的地方碧蓝如洗，而远处山头的白云极低极近，能清楚地看到它侧面的轮廓，仿佛就是一大堆雪白的棉花在山头飘荡。我们突然不约而同地大喊，以此来宣泄被生活长久施加的重压和表达久别而今又重归大自然的无限喜悦。结果吼声惊起了草丛里一群野鸽，疾然远飞。后来我们躺在山坡上仰望天空，再后来就睡着了，直到另一群游山归去的同学路过时叫醒我们，才依依不舍地回去。

日下午，我们总算可以下地实习了。或人一组，或人一组，全班同学共分成组，分别去了个农场主各自的麦地。我所在的组有人，由于我原不是与其余人分为一组的，后临时调整去了那组，他们欺我后去，除组长外其余三人分别自封了副组长、副副组长、副副组长秘书，说唯我一人是组员。看他们那样洋洋得意和陶醉，不忍破坏其心情，便配合他们自称组员，他们果然大为兴奋。

牧场范文篇2

关键词清代官牧场官畜管理发展衰落边塞

清朝封建社会，农业与畜牧业并重，二者皆被认为是国民经济的本业。在北国边塞地区，由于地理条件和传统习惯等因素，畜牧业成为其主要的经济成分。我国北部边疆具有极为丰富的畜牧业资源，不仅广大边民在这里广泛地从事着畜牧业活动，而且清政所和皇室也在此开办牧场，发展畜牧业。官方开办的牧场，有其独特的经营形式和管理方法，对清代经济、军事产生较大影响，颇具时代的适应性，值得我们探讨和研究。

官牧场的设置及其种类

晚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满洲贵族率领强大的八旗军闯进山海关，攻城略地，占领中原，建立了清朝封建政权。满族，原为游牧民族，通常生计，“唯马匹牛羊是赖”。并且，满族武装八旗军是一支以骑兵为主的部队，兵骁马骠，称雄一时。就整体而言，畜牧业曾是满洲贵族或新兴统治者的经济基础和军需的必要资源，至关重要。所以清廷对之十分重视，除了强调振兴民间畜牧业之外，还大办官牧场。

清代北部边疆官牧场，是清政府在传统畜牧业活动的基础上，集中牧养牲畜的场所，是其行政衙门和军事衙门从事畜牧业生产和管理的一种普通形式，同时也是一种较成熟、较高级的畜牧业管理机构和组织。清朝官牧场主要划分为太仆寺牧场、皇室牧场（上驷院牧场）、八旗牧场和绿营牧场4部分或4大类。由朝廷开办的太仆寺牧场和由内务府开办的上驷院牧场属于中央牧场；八旗牧场和绿营牧场属于地方开办的军牧场。顺治初年，朝廷在张家口外设置种马场，于陕西省设立苑马寺，为军队牧养或提供马匹，皆隶属于兵部。后来到康熙四年（1665年）裁去苑马寺，扩大种马场。5年后，种马场改属于太仆寺，并分设察哈尔左右两翼牧场。位于张家口外哈喇尼敦井的太仆寺左翼牧场，地土辽阔，方圆600里；位于齐齐尔罕河的右翼牧场，方圆400里。康熙时，这两翼牧场共牧养着160群骡马，约3.2万匹，骟马32群，每群59匹——305匹。清初在独石口外设立的直属于上驷院的御马场，地处上都、达里冈爱、商都、达布逊诺尔等处，水草丰茂，地界绵延千余里。最初，上驷院牧务分设3场，后来又增为5个场，分别为大凌河牧群马营、养息木哈达牧群马营、养息木边外苏鲁克牧牛羊群及黑牛群牧营、养息木边外牧群牛营1。上驷院所属牧场，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时，牧养着骡马197群，骟马46群，走马2群，驼22群2，每群马200匹——500匹，每群驼100峰——200峰。建于察哈尔的八旗牧场，也同样是方圆广阔，其占地范围，东至克什克腾旗界，西至归化城土默特旗，南至晋北大同府、朔平府边际，北到苏尼特及四子部界，周边达千里。顺治时分别在这里建有：正黄旗牧场、镶黄旗牧场、正白旗牧场、镶白旗牧场、正红旗牧场、镶红旗牧场、正兰旗牧场、镶兰旗牧场。据康熙四十九年统计，“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牧场各有牛95群，羊180群。牛以120头为一群，共3万余；羊以400只为一群，共216000只”3。到乾隆时，还在大青山后设立了绥远八旗牧场，颇有成效。相比之下，绿营牧场设置较晚，正式成立于乾隆元年（1736年）。起初是因西北用兵，军马缺少，调解艰难，故而吏部尚书刘于义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署理陕甘总督、办理军务时，奏请在西北设立牧场、蓄养军马，以裕边防。胤禛帝批准了刘于义的要求，在4个军事重镇各设牧场1处4。两年后，便在甘州大草滩、凉州黄羊川、西宁摆羊戎、肃州花海子湃带湖建起了最早的绿营牧场。10年后，又于甘肃安西提督牧地建绿营牧场1个。乾隆二十五年、二十六年（1760年、1761年），又相继在新疆乌鲁木齐、巴里坤设立两个牧场。几年后，巴里坤牧场便分为东西两场。另外，清政府还在新疆的济木萨、古城、玛纳斯、塔尔巴哈台等处办起绿营兵马场。以上各类牧场，是清政府根据地理特点，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一种体现。

中央牧场（太仆寺牧场和上驷院牧场）和地方牧场（八旗牧场与绿茵牧场）只是因主办者不同而有差异，没有隶属关系。各类官牧场皆为清朝的军务、政务服务。所以，中央牧场曾向地方牧场解送马匹，以奠定其创立之基和支持其维持之需5。如乾隆时在新疆乌鲁木齐、伊犁设立绿营牧场，开始的一部分马匹、牛羊就是从察哈尔一带的太仆寺牧场解送来的。当然，最初较多的牧畜来源是通过“茶马互市”获取于“番地”的。那时官牧场的牲畜品种很多，就马匹而言，有朝鲜马、蒙古马、俄国哥萨克马和东北建州马、西北西宁马、宁夏马、洮州马、甘州马等。有些牲畜作为贡品被送入官牧场，包括中央牧场；有些牲畜是清政府通过“茶马互市”的形式，向官牧场提供的。史称：“归化城两旗蒙古岁贡马；喀尔喀哲卜尊丹巴胡图克图岁贡驼马；陕西岷州卫二十四寺番僧岁贡马。均由理藩院咨送（上驷院）各厩……至哈萨克贸易之马尤伙，每年无定额，于乌鲁木齐及伊犁广设牧群以为新疆驻守各兵之用”6。由此可知，进贡与贸易是马种的主要来源。

官牧场的管理形式与经济性质

清代官牧场是一种正规的国营畜牧业组织，是一种典型的经济实体，但它同时又是一个行政部门，是当时官僚机构的一部分，充分表现出官办实业的特点。在这里，统治者不是以纯粹的经济手段去管理牧场，而是把牧养牲畜这种经营形式纳入衙门的事务中，封建主义的色彩相当浓厚。

从组织机构上讲，中央牧场和地方牧场都要接受两类机构的监督和控制，即服从其内外两方面的领导。各个官牧场上面都同时具有主管部门和主办部门两种单位。主管部门和主办部门又各自分为几个不同的等级，层层节制，共同对牧场产生作用。

太仆寺牧务的主管者或统辖部门分为5个层次：1．总管两翼牧场大臣（兼副都统衔），总领察哈尔两翼“马政”。2．太仆寺寺卿和少卿，掌管两翼牧场的建设与发展事项，从而采取赏罚措施。3．左右司员外郎及满、蒙主事，掌管驮载幔城、网城的驼队，以备巡察；并负责查验牧场牲畜的增减，定时烙印、登记。4．主薄，负责奏章之类的文件呈转等处理工作。5．笔帖式，搞文秘工作，主要负责满、蒙人员有关牧务的文语翻译。其主办部门分别为统辖两翼牧场总管和两翼牧场总管与副管、防御、翼领、骁骑校、护军校、协领、牧长与牧副8个层次。各级机构各自分管一处牧务，或协管场务，包括管理牧地、棚槽、草料以及使用兽医等工作。直接从事牧养活动者乃是牧丁，每群马设置牧丁8名——14名。

上驷院牧务的主管部门也分为5级机构：总管院事大臣（副都统衔）、院卿、左右司郎中及员外郎、主事、笔帖式与侍卫及司鞍等，所具权限和所掌管事务与上述太仆寺牧务的主管部门大体相似。其主办机构分为4个层次：牧场总管与副管、翼领、笔帖式、牧长与牧副，依次负责管理收地、牧群、马槽、帐篷、草料以及牧医、牧丁等。

八旗牧场的建制也与中央牧场基本相同，主管机关有副都统、佐领、领催等各部门；主办机关有牧场总管、侍卫、牧长等各单位各级负责者。直接收养场内牲畜者为八旗官兵。所不同的是：八旗牧务并不是一个整体，每个旗都有自己独立的牧场，皆有互不统属的完整的一套管理机构，从畜牧政策上讲，它们是可以并列存在、平行发展的。

边地绿营牧务的主管机关是：总督衙门、提督衙门和总镇衙门（总兵府），它们逐级负责督导牧养，考核放牧成绩，执行赏罚，查核经费与设备，制定牧场建设规划等事宜。其主办单位是游击府以下的各军事衙门，即依乾隆元年（1736年）所定制度，“每场牝牡马千二百匹，以游击一人为总统，每场分为五群，每群牝马二百匹，牡马四十匹，以千总、把总一人为牧长，外委千总、把总为牧副，兵十名为牧人”7。基本上是将军队官员编制转为牧场的领导结构，由军事衙门移为畜牧衙门，官场风气很浓。

在管理措施上，清政府对官牧场特别是边塞官牧场实行了责任制，订立了严明的奖惩办法，用以保证和促进国营畜牧业的发展。朝廷一再强调将严格的数目指标和严明的奖惩条例对应起来，用量化尺度来衡量其负责者的工作优劣，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以后，这一制度逐渐形成。按规定，张家口外察哈尔各牧群，包括朝廷牧群和八旗牧群，每隔3年，原额的牛、马、羊与新的孳生数要达到3：1。8驼群，每隔6年，原额数与孳生数之间不能小于5：2这个对应值。通常是“每三年一次考校，蕃息者有赏，虚耗者有罚”9。在具体执行程序上，既有阶段性，又有连接性。一般是先布置，后检查；先检查，后评定；先评定，后处理。颇有章法，条理分明，环环相扣。如太仆牧务的督查和考核：每年春天派本寺堂官（满人）1名，出口外察哈尔牧地，“将马驹验骟，秋季往口外分拨骟过三岁之驹入群，三年均齐一次，届期列名，奏请钦点，前往员外郎岁春季往口外稽察孳生、倒毙各数并训练马驹，逐一烙印。秋季往口外验视肥瘠并训练马驹，有未烙印及烙印模糊者补烙印。牝马群计三年之内每三马应孳生一驹，于孳生额数外，多至一百六十匹者为上等，八十匹以上者次之，八十匹以下者又次之。其于孳生数额内少至一百匹或五十匹以上及五十匹以下者亦分三等，牧长、牧副、（牧）丁以是各定其赏罚。牡马群以在场见牧之数区为十分，视其训练及毙损之多寡以定其赏罚，至该管协领以上各官，统计所管马群，得赏受罚之等次，核计有差”10。上驷院牧务和八旗牧务的督理措施也与此大同小异，其中，上都、达布逊诺尔牧场和大凌河牧场马群，每3年奏派堂官巡察1次，驼群，每6年巡查1次。马群每百匹倒毙之数不超过8匹者赏，9匹至12匹者免议，13匹以上者罚。各总管、副管、翼领、牧长、牧副皆照例领受赏罚。所赏之物为马匹，所罚之物也是马匹。对直接放牧的牧丁，凡已超额完成任务指标者，即于额外多出1牛犊、两羊羔者，每人各奖赏毛青布1匹。完不成规定任务者，要接受鞭挞的处罚。从上到下，从官到民，采取和执行了贯穿性或一致性的督饬办法，讲求人人有岗，人人有责。

绿营牧场的督饬和管理制度更为严格，不仅对有关官员、兵卒进行经济上的赏罚，而且还对之进行行政上的鼓励与制裁。按乾隆元年（1736年）原定之条例，每3年举行1次全面而统一的考评活动，称为“均齐”。届时由总督派官员逐场巡察检查，划分等级，题明原委，并详造各牧场官兵花名册，报明兵部备案。照规定，边地牧马（包括内地绿营牧场马），也同样要求在3年内，每3匹马须孳生1匹。在此定额之外，多增加1匹以上80匹以下的给3等奖；牧长加官1级，牧副纪录2次，每兵赏银1两。多孳生80匹——160匹者为2等奖，牧长加官2级，牧副加官1级，每官各赏银2两。多孳生160匹以上者为1等奖，牧长、牧副皆按所加级别补授实职，每名牧兵赏银3两。11若不足定额，少孳生20匹以下者，罚牧长5匹马，责打牧副40杖。少孳生21匹——40匹者，罚牧长马7匹，杖责牧副50。少孳生41匹——80匹者，罚牧长马9匹，杖责牧副60。12“如于原牧数内缺少的，千总、把总（牧长）革职，罚马十八匹，外委（牧副）革去顶戴，仍各责八十，兵责八十。所罚的马归入马群核算。其提、镇、游击统计五群以为赏罚：五群得赏的游击加二级，提、镇加一级。四群得赏，一群得罚的游击加一级，提、镇纪录二次。三群得赏，二群得罚的游击、提、镇无庸议赏议罚。三群得罚，二群得赏的游击降一级留任，提、镇罚俸六月。四群得罚，一群得赏的游击，降一级调用，提、镇罚俸一年。五群全罚的游击革职，提、镇降一级调用。……若在原牧数内缺少的，除将千总、把总罚出马数补入外，余著落游击、提、镇各半分赔”13。显然，绿营牧务的负责面儿较大、赏罚范围极广，既考核主办单位游击府、千总把总衙门；又考核主管单位——提督府、总兵（总镇）府；既查问直接责任，又追究间接责任和连带责任，它是岗位责任制和管理责任制的结合。那时就是通过如此上下一贯制的奖惩手段来实施和执行上面颇具实用性的双管齐下的责任制的。这样，可使主办部门和主管部门之间产生一致的利害关系，促进二者共同努力，抓好牧务，从而加强对官牧场的督导和控制，有效地调动官兵的积极性。不过，这是一种封建主义的管理体制，是一个官督官办或官督军办的经营形式，有相当的专制性。它与中央牧场一样，是与民间畜牧业相互冲突的，因为最好的水草、牧地为其所扩占，对民间畜牧业有所妨碍。

清代北部边疆官牧场是供官衙和军队使用马、牛、驼、羊等牲畜，采取牧养与拨用相结合的方式，是一种自给性经济。牧场物品或产品，基本上不进行交换，没有走进市场经济的圈子。北部边地官牧场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经济组织，它具有某种政治属性，是一个指令性的专业服务实体。

边地官牧场除了经营上的承包性质之外，还含有某些差徭性质的封建主义经济因素。各牧场的牧丁要像一般封建户政下的编民一样，承担提供朝廷所需贡物的义务。每年定例将一些畜产品解送到朝廷，交给内务府御膳房，供皇帝和各宫室食用。如在张家口外为镶黄、正黄、正白3旗牧放牛群、羊群的1620名牧丁，每年必须向皇族进贡乳酥油1.0122万斤，乳油4927斤，大小乳饼1158斤。14这是一种以实物形式出现的由牧丁承受的徭役负担，是封建统治者以强力驱使牧丁或役使百姓之变相的反映。

各类官牧业经济的发展与衰落

清政府根据塞外的自然条件和牧区形势环境，封疆划界，确定边地官牧业的范围，严格规定各类牧场的畛域，不得逾越，违者重罚。这一方面对维持畜牧业生产、稳定畜牧业秩序有好处，另一方面，可在较大程度上使官牧场原先占有优越的牧养地理条件不被破坏和侵夺，保障官牧业的正常进行。同时，为适应官牧业生产的需要——尽快繁殖或孳生牲畜，官府（牧衙）按照朝廷之旨，尽量遵守动物生理规律，指令统一配备各牧群的公畜和母畜的数目比例，不论中央牧场还是地方牧场，都按公母1：5的比例执行，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和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对此有详述。这是一项颇具科学性的规定，对今天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牧群广增母畜是当时公认的原则性措施，就连朝廷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如乾隆三年（1738年），商都、达布逊诺尔牧场要求添增公驼、公马数，中央不甚赞同，并指出：“牧厂添设马匹，原为滋生蕃庶起见，若添骟马八千匹，于牧事无益，应减去二千匹，改添骡马（母马）二千匹，促八千匹之数，此外更添骟驼五百只，庶于牧事有济”15。清廷的这一训示，进一步强化了后来官牧场广增母畜、重视繁殖、扩大牧业的思想。由于贯彻执行了以上的牧场经办方针，并全面实施了严格的奖惩制度，因而边疆官牧场具备了走向兴盛的必要条件。再加上众多牧官、牧丁、牧兵之间的有机配合和积极努力，逐渐促使塞外官牧业发展壮大起来。起初，在顺治时，中央牧场和地方牧场只有数十处，牧养官马几万匹。到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时，仅塞外蒙古地方的官牧场就多达230多处，牲畜数量增加数倍。玄烨帝说：“牧厂唯口外为最善，今口外马厂孳生已及十万，牛有六万，羊至二十万……前巡行塞外时，见牲畜弥漫山谷间，历行八日，犹络绎不绝”16。到乾隆五十年（1785年），官马增长为40多万匹，鼎盛一时。在蒙古及东北官牧业中，察哈尔牧场的发展较为典型，该处官畜，“康熙初年，有骒马40群，骟马8群，由于风调雨顺，经营得法，至乾隆五年（1740年），骒马增至160群，骟马30群。厂马以4万匹为率，至乾隆五年（1740年）足额外溢7000余匹，15年间蕃孳将近两成”17，官畜数量呈直线上升之势。尤其是商都达布逊诺尔、达里冈爱两牧场，成绩更为突出，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有马驼12.8万，牛3万多，羊约35万。18在西部的凉州、甘州、西宁、伊犁、乌鲁木齐、古城、济木萨、玛纳斯等绿营牧场中，新疆巴里坤牧场的发展较为引人瞩目。该牧场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设置，成立较晚，但成效甚佳。马匹孳生繁衍很快，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时，场马增至5280多匹，因水草不敷，便分成东、西两场牧放，几年后，新生马多达8400余匹，水草仍不敷使用，又于乾隆四十年（1755年）分为3场牧放。到嘉庆十年（1805年），巴里坤牧场养马增加到31359匹（不包括拨往军营之数）19。不久，连新疆古城、济木萨两牧场也出现了“因马多场窄，急于疏通”的状况，该处的“二万三千余匹之马，俱属膘壮”20，人称：马之天、牛之地、羊之海。瞭望远近，一派生机。

官牧业得以兴盛和发展，一方面是占据了良好的自然环境、自然条件之故，即我国北部边疆，山河优美，空气干燥，水草丰茂，地宜放牧，有利于官牧场的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是人的因素，是官方积极从事畜牧业活动的成功，并逐步掌握主动之故。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关于经营畜牧业的政策、制度及其督饬管理方面的适当。恩格斯曾经说：“一切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只不过是本国状况所产生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它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好的、坏的或不好不坏的——来执行；它们可以加速或延缓经济发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结果，可是最终它们还是要遵循这种发展”21。康、雍、乾时期的清朝统治者，就是上述各类政府中以较好方式去搞经济特别是搞畜牧经济的一种政府。由于清朝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畜牧业特别是边塞官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采取了适应性的对策，从而走出了一条较为理想的道路，创造出一个繁荣的局面。其中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经营形式与结构的确定。我们知道，宋、明时期的官牧业是间接经营，是把官畜以徭役的形式寄养于民间22，民养官畜，实际上是一种官督民办制，人工分散，管理分散，又不能合理利用资源，且实行各家各户的个体负责制，御灾之力小，伤民程度大，发展机会少。而清政府一反旧态，牧牛、马、驼以苑、以场，颇近汉唐古义，可以充分开发利用边塞的水草资源，集中牧养、集中管理，实行官衙和部门的总体负责制，或称专职长官与专职兵民的共同负责制。这样，便于指挥调度，即管理集中、得力、灵活，御灾力大，建设力强，发展的可能性大、机会广。故康熙帝言称：“历观宋、明之时，议马政皆无上策”，“唯我朝牧养得法”23，所言不无道理。

同时，清代官牧场的建置是以北方边地为主，并将之作为一项边政战略内容来推行，尤其是西北绿营牧场的建立，其目的十分明确，旨在为军事服务，加强边防建设。如雍正十二年（1734年）西北用兵时，署理陕甘总督兼办军务的吏部尚书刘于义向皇帝奏称：陕甘为边疆军事要地，所需战马甚多，往日多由归化城及其他内地解送，长途供应，既糜费“钱粮”，又贻误时日，流弊颇多，宜就地设立牧场，以裕国防。24朝廷批准了他的奏章。不久出现的凉州、西宁、肃州3镇牧场，就是在他的请求下建立的25。后来，安西、乌鲁木齐、巴里坤等处的牧场也同样是以边防的需要、以相同的理由而设，并责成各该地驻守汉军进行掌管，成为边境绿营兵活动的一项必要内容。我们知道，建立边地牧场有同边屯一样的重要意义，它是强化边疆经济、缩短军需供给线、增加戍防之物质力量的重要措施，它对乾隆时期的西北军事活动曾予以有力的支援，对其官军的屡次胜利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康熙以后，内地的土地利用率大大提高，人多田少，农耕空间严重不足，牧区的存在和发展十分困难。建立和扩展边地马政，不断开辟北部边疆牧地是大势所趋，是适时之举。它充分利用了人地比例相对较大的边塞地方的田土资源，较成功地建立和维持了官牧基地，成了当时军马尤其是边马供应的重要保证。另外，辽东、甘肃、内蒙、新疆等处的官牧或军牧，实为一种经济有效的生产形式，对当地的农业特别是军屯、民屯都有好处，既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其地的农田肥料供应问题，又可以相应地解决耕育缺乏的困难，保障兵饷供应，并可顺势提高这些地带的交通运输力量，起到一种强边、固边、安边的综合性作用。而边塞物质力量的增强、经济环境的改善，又从另一个方面支持了国防，辅助了边政。

遗憾的是，官牧场的兴盛局面并没有长久地维持下去，到乾隆以后就逐渐地走向衰落了。虽然清政府在官牧业方面实施过较为适宜的政策和制度，但在总体观念上，目光还不够远大，它将官牧业与国防活动或军事行为当作一个整体，把双方的关系看得过分紧密，很少将官牧业当作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来对待。所以，随着乾隆年间平定准噶尔叛乱，边塞大规模的军事活动结束，蒙古地区的官畜顿减，“原先用作储养军驼、军马和食用牲畜的牧厂，多已闲置。于是从18世纪中期以后，清朝政府在大申禁垦令的同时，这些官牧厂的土地，都屡经乾隆帝敕许，公开进行招民开垦”26。这显然是官牧业在缺乏独立位置的形势下，受到了农业经济的冲击。据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统计，仅太仆寺的右翼牧场就被开垦230余万亩。27同时，独石口外的御马场、张家口外的礼部牧场、归化厅土默特境内和和林格尔厅的右卫八旗军马场等皆曾或多或少地先后被开垦。大青山后，绥远城八旗驻防军马场等牧地，在乾隆中期，因“裁汰兵丁，牧放马少，地亩空闲……待民开垦”28，垦数动辄数万、数十万亩，致牲畜牧放基地日益缩小，官牧业的规模也随之日益变小。尽管清政府倡导农牧并重，但实践证明，后来在二者的相互关系上还是缺乏合理的协调。

其次，吏治的腐败也影响和妨碍了官牧业的发展，在绿营牧场尤其是如此。据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兵部·马政》，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通过皇帝上谕的形式，规定以后随着官牧群的增多，逐次新辟牧场。可是到乾隆后期特别是嘉庆年间，军队中滋长了官僚主义，并且侵蚀到绿营牧场，使得有关官员不能认真遵守马多分场的定例，导致场地狭窄、水草不敷，不时发生疲瘦伤残之事。史称：“总督则遇事因循，不思振作，提、镇则因分场愈多，责成愈重，而不欲增辟新场，他们每到了马多场窄的时候，都不遵守旧例分场另牧，仅仅把过剩的场马挑变，以维持现状。……但结果只能维持原状的形式，对原状的实质却维持不了”29。同时，随着牧场制度的松弛，许多牧场官员，大肆贪污，吞没马乾，使得马匹越来越少，到晚清，此弊更为严重了30。不仅仅是绿营牧场，就是太仆寺牧场和八旗牧场也有不少官员空报籍册、吞没马乾的事例。所有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官牧业的衰落。

另外，到了晚清，西方的军事装备、军事技术及其有关的新式交通运输器具的输入，使清政府对官牧场尤其是军马场的重视程度逐渐减弱。在咸丰以后，官牧场的奖惩等考核制度、章程也不严格遵守和执行了，场务的好坏皆显得无关紧要了31，官牧场也就因之愈发不景气了。加之，同治初期陕、甘回民起义，边地绿营牧场被扫荡殆尽，久衰不振。

边塞官牧业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清前中期，国家在北部边塞开办的官牧业是成功的，其经营办法与管理措施是较为适宜的，曾取得良好的效果，对后世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太仆寺牧场、上驷院牧场、绿营牧场等，是一种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时代特征的经济类型，在我国畜牧经济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是清代社会经济范畴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官衙直接从事经济活动的一种典型行为或集中体现。它的产生和发展，是对旧的官牧业和对宋、明间接经营制的批判和否定，对以后的官牧业起到一种启迪作用。

上述北部边地官牧场，曾有力地支持了清政府的政治、军事等项活动，积极有效地为其服务。不管是中央牧场还是地方牧场，“自它们建立后，便使清政府的军队和皇室宫廷用马，有了较为可靠的保证，不必单纯依赖茶叶交换马匹了”32。各种类型的官牧场，定时或不定时地向屯垦区提供耕畜、驮畜；向各省区和各边地驿站解送马匹，维持通信活动；向各贵族、各官员供应舆仗等项所用马匹；向朝廷和各级官衙提供运资转饷的驼、马、骡。而更为重要的是，官牧场特别是边塞官牧场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武装配备或军队建设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说，它完全是官兵的一种后勤部门或军需供应基地，因为牧场包括中央牧场的中心任务是向清军输送马匹。“顺治三年（1646年）定各省营马缺额，开数报兵部，在各（牧）群拨给。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定直隶各标营缺马，在商都、达布逊诺尔、达里冈爱三牧场拨给。五十一年（1786年）定巴里坤牧场内骟马除拨补巴里坤镇属各营及哈密厅差马，与屯田台站留用外，多余马匹尽数拨送内地各营，以备补额。嘉庆十六年（1811年）定以甘州等各牧场骟马拨给附近各营缺额。此为以牧场孳生马匹拨给的制度”33。上述国家的规定，清楚地反映出我国清代北部边疆官牧场的主要职能是经营战马，主要贡献是为国防服务。这些官牧场放养的马种，大多来自长城西北口外，甚为优良，善于驰骋，称作“口马”，是当时最为理想的战马资源。由塞北官牧群大量输往八旗兵和绿营兵的口马，曾在多次的官兵征战中，冲锋陷阵，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太仆寺牧场、上驷院牧场、八旗牧场等北部边塞官牧场，位处我国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地带，即处于所谓“依天地自然之力，养天地自然之物”的传统牧区。这里既有各种官牧场，又有众多的蒙古、满贵族私牧场和民间小牧场，呈现出一个多种畜牧业经济成分共存并举的形势。鉴此状况，清政府曾在康、雍、乾时期，十分认真而慎重地开办和经营西北、华北与东北各地的官牧业，特别注意其官牧场的形象问题，更注意与民间牧业及牧民的关系问题或联络事宜，其中对蒙古牧务表现得尤为明显。如乾隆四年（1739年）朝廷宣称：原“养息孳生牧场各牧群牧长、牧丁均系蒙古人，而现在补授系满洲宫，概不晓蒙古语言，不识蒙古性情，不悉游牧利弊。嗣后设四品总管一人，五品副管二人，令京中八旗都统，于各旗蒙古应升官员内，五品旗员并世爵拟补四品总管，六品旗员拟补五品副管，拣选勤慎老谙于牧事者，每旗一人，咨送兵部引见，恭候钦定”34，可谓全盘考虑，统筹兼顾。

事实上，清政府也真是基本上较好地协调了官府与民间、官牧业与私牧业的关系，并使边塞各类官牧场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促进了私牧业的发展。那时清政府在北部边疆官牧场布置了适量的兵卒，既保护了官牧业，也保护了私牧业，创造了在安定的环境下稳步发展的机会。同时，官牧场的一些较好的管理办法也被私牧场所吸取或参用，如一些为数不多的雇佣劳动制内容——按放牧数量多少挣工钱之办法的施行，就与官牧场相似，很有可能是对官牧场作法的承袭或仿效。还有，清代后期蒙古锡盟东乌珠穆沁旗等处的“苏鲁克制度”——具有租佃性质的畜群承包放牧办法（死亡的畜肉归牧户，皮归畜主或皮与肉全归牧户；畜群所产仔畜，百分之一归牧户，其余归畜主），在很大程度上是参考了官牧场将老弱病残牲畜赏给牧丁之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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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毓瑚：《中国畜牧史资料》（科学出版社，1958年4月版），页100。

2.马汝珩、马大正；《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页167。

3.马汝珩、马大正：《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页168。

4.（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119。

5.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页397。

6.（乾隆）《钦定八旗通志》，卷41，马政。

7.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页398。

8.（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210，内务府，畜牧。

9.金志节：《口北三厅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卷6，考牧志。

10.（乾隆）《钦定八旗通志》，卷41，马政。

11.（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524。

12.同上。

13.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页400。

14.（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210，内务府。

15.《清高宗实录》，卷66，乾隆三年四月癸巳条。

16.金志节：《口北三厅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卷6。

17.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页168。

18.《清高宗实录》，卷624，乾隆二十五年十一月条。

19.（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524，兵部，马政，牧马。

20.同上。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页495。

22.陈建：《皇明通纪》，卷15。

23.金志节：《口北三厅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出版），卷6。

24.刘于义：《清设马厂以裕边防疏》，见《皇清奏议》，卷33。

25.（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119。

26.卢明辉主编：《清代北部边疆民族经济发展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9月版），页108。

27.王庆云：《石渠余纪》，卷4，纪牧场。

28.（光绪）《晋政辑要》，卷10。

29.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页408。

30.《清史列传》，卷49，翁同书传。

31.同上。

32.林永匡等：《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8月版），页77。

牧场范文篇3

1管理制度不健全情况下存在的问题

1.1海洋生物栖息水域污染形式。海洋生物栖息水域受到污染是海洋牧场管理漏洞下最大的威胁。就目前根据我国海洋牧场的重点海域受污染数据统计来看，在2012年，污染海域中的污染物无机氮含量已经超过了国家4类海水水质标准，部分区域重金属铅含量超标，营养盐污染严重。2014年，中毒污染和重度污染区域达到近岸海域面积的60%，污染情况逐渐严重。以我国舟山养殖海域来说，因受污染严重，导致海洋赤潮次数达到16次之多，面积超过了2800km2。由上述数据可知，水域污染情况十分严峻。1.2养殖品种单一。因为一些地域的市场需求不同，每年都有部分海洋牧场的养殖海域直接投入数以百万计的相同鱼类，只因市场需求量高，但是正是这种盲目的一味追求利益的心态，导致水域水生生态环境保护被忽视，因为过多在一块水域中养殖过多的一种鱼类品种，导致水生生态环境破坏非常严重。曾经韩国的一块海洋牧场养殖水域在这方面就遭受过惨痛的教训，所以我国在制定海洋牧场整体规划管理制度时，要多参考国外的经验教训，以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1.3养殖规划不够严谨。在海洋牧场的礁体建设投放方面，常规的海洋牧场礁体投放包括石块礁、船礁、构件礁和贝壳礁。其中，石块礁与构件礁的投放比例相较占比较大，但是如果对于礁体投放之间的间距和密度掌握不好，缺乏详细分析与经验，就会造成很严重的影响。比如在2013年，招远市由于长时间的高温和降雨原因，所在的海洋牧场海参区就出现了大量的思维，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首先，根据专家分析，许多海洋牧场建设在礁体投放这块缺乏科学性，而礁体投放的类型、密度、间距、数量对于海洋牧场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海参水域的幼苗播种，会因为礁体投放建设密度等方面缺乏科学性，导致空间应用不合理，使水体局部氧气无法渗透，与海参幼苗等营养物质交换出现阻碍，最后造成海参大量死亡。其次，大部分中小型企业建设的海洋牧场对于藻类与鱼类投入太少，但藻类和鱼类是一个水域当中必不可少的海洋生物，只有拥有足够的藻类和鱼类，才能使该海洋牧场水域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态可循环系统，不然海洋牧场水域很难维持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最后，对海洋牧场的了解不够透彻，有一些渔业企业认为“只要建设起礁体，投进了海参幼苗”，就能马上看到收益，对于海洋牧场的管理制度、设备应用、养殖方向等方面研究过少，以致较难取得成效。1.4维护工作不及时。海洋牧场建成后，水下位置观察、幼苗收捕、礁体样本分析等工作都属于后期维护工作范围。但是在大多数企业的海洋牧场后期维护工作中，除了幼苗收捕，其他工作很少去做。水下位置观测可以实时注意到礁体的位置变动、掩盖等情况，为下次礁体投放提供数据。水质检验与礁体样本分析可以对海洋牧场的水质变化、水域适合何种海洋生物生长等进行观察，为之后海洋牧场增殖生物品种提供数据。所以说，后期维护工作，不仅只是完成幼苗收捕工作，其他每一项工作都需要仔细认真完成。

2海洋牧场管理制度研究

海洋生态的保护与修复工程是海洋牧场建设与海洋生态产业化过程中的一项重要环节，其中，对于调整渔业产业结构、增殖和优化渔业资源、促进海洋产业优化升级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贯彻落实《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经农业部批准，2001年起江苏省率先在连云港市海州湾海城规划实施人工鱼礁建设工程，2008年开始发展以人工鱼礁建设为主的海洋牧场建设。项目实施以来，通过不断加强海洋牧场管理、制定科学合理的规划等相关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切实保护与修复了海州湾的生态环境与资源。2.1加强海洋牧场水域的污染整治。在海洋牧场周边修建多个污水处理厂，加大水域污水处理速度，在周边海域建立起一圈监视警戒线，确保不会有多余的陆地污染物流进海域内。坚决取缔、严格管制周边的污水排放厂，加强对附近生活居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凡是发现对海洋牧场水域造成污染的个体或单位企业，对其制定出一套对应的罚款制度处理。2.2加快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为附近村庄、小区、小镇建设垃圾中转站、工业废水处理站等基础设施，加强对环境质量检测，成立水质质量检测点、污染源监控网络和空气质量自动检测站。2.3加强对海洋牧场的监管管理。首先，针对海洋牧场专门制定出相关管理制度，对海洋牧场的各项项目开发、运用、管理行为等建立最为健全的各项养护管理制度，为该项工程顺利实施提供法制保障；其次，将海洋牧场管理纳入正常的渔政执法管理范围中，同时，加快对于渔业行政执法队伍组建，对执法人员开展针对性专业培训，加强执法装备更新，以此来加强执法人员执法能力；最后，规范执法部门执法人员的行为准则，保障执法管理经费，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方式，保证组建出一支高效、廉洁的海洋牧场资源养护管理执法队伍。2.4加大对海洋牧场的资金投入。海湾环境、鱼类型观测、鱼群行为监测等方面属于海洋牧场的基础研究，加大研究力度要与加大资金投入并驾齐驱,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样一方面优厚的报酬可以吸引大量高端人才，另一方面可以将研究做得更加彻底有效。积极引进市外大型渔业企业的资金，提供优惠政策，保障牧场建设规模的同时让企业受益并得到长期发展。此外，对于本地渔业企业，鼓励多家联合开发或临近片区结合的方式，形成较大海洋牧场鱼礁群,便于企业发展和合作交流。2.5创新海洋牧场管理体制。海洋牧场渔业生产方式已经由传统的外出猎捕方式转变成自主培养管理方式，对于以往的传统渔业管理模式而言，这种本质上的改变是一项非常艰难的挑战，但是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懂得创新、管理才能跟上时展的脚步，所以当传统方式无法适应现代海洋牧场建设的需要时,就应该大胆创新,建立产权或者使用权等方式，更加清晰地体现管理制度。对于一些公益性质的海洋牧场，应与当地渔民共同合作，利于渔民，管理于渔民，进而充分调动渔民建设和自主维护海洋牧场水域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对企业投资建设的海洋牧场，要明确利用权益，并保障企业的利用权益。同时，要建设海洋特别保护区，制定海洋特别保护区管理条例，完善海洋生态损害赔偿制度，实行严格的保护和养护措施，为海洋牧场建设营造良好环境。

3结语

牧场范文篇4

各级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积极抗灾自救。2010年，该场遭受60年一遇的特大雪灾，库尔吐牧民定居点受到了两次溶雪性洪水的侵袭。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近400万元。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该场各级党组织快速反应、紧急动员党员干部职工科学施救，发扬党员干部艰苦奋斗和连续作战的精神，关键时刻豁出去，危难时刻冲在前，组织带领各族群众与自然灾害奋勇搏斗，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确保了全场无一人因洪灾死亡。在灾后重建工作中，场党委、管委克服牧民经济条件差、工价高，建材价高等困难，采取了积极宣传国家灾后重建政策，加强对灾后重建工作的监督检查力度。通过指派专人负责联系施工队伍、联系建房材料、为每户重建户补助1000元等措施，确保施工进度。截至目前，牧场13户灾后重建户已全部竣工，在验收合格后，灾民已陆续搬至新房。5月中旬，邀请县城建局质监站技术人员对库尔吐牧民定居点灾后100户房屋、暖圈进行了质量鉴定，经鉴定，库尔吐牧民定居点4户房屋屋顶损毁严重，需进行维修，100座暖圈需重建。在县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库尔吐牧民定居点94栋灾后重建棚圈全部竣工；库尔吐牧民定居点3.5公里乡村道路已全部建设完工；自筹资金，粉刷库尔吐牧民定居点房屋、围墙6726平米；为4户房屋屋顶损毁严重的牧民每户补助0.25万元，已维修完毕。场党委、管委还邀请专业人员对库尔吐牧民定居点绿化带进行规划，新建了长3.5公里的绿化带。

结合实际、创新形式，富有成效地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牧场以深入推进“四知四清四掌握”工作机制为契机，认真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为更好的落实基层党组织联系服务群众，场党委把工作重心下移到牧区，发挥全程代办职能，创新工作机制，建立场党委“移动办公”制度，围绕牧民群众最关心、基层最突出、牧业队自身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由场党委成员轮流带领相关职能科室下牧区入户现场办公，做到牧民反映的事有人听，有人问，有人落实，让牧民满意，受到牧民欢迎。自开展党委“移动办公”以来，现场工作组已为牧民代办手续、证照等业务30余件，为群众解决上学、就医等具体问题80件，牧民群众普遍反映，场党委实行“移动办公”后，牧民群众说事有地方，讲话有领导听，问题有领导牵头办，干群关系更加密切了。

切实配强基层骨干，提高服务水平，更好地服务农牧民。为进一步强化该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战斗力，巩固该场发展稳定的良好局面，该场2010年大力开展软弱涣散村和后进村党组织整顿工作。场党委组成调查组通过入户走访了解情况、党支部成员开展“双述双评”了解实际工作开展情况、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对党支部成员进行民主评议等形式，切实找准、帮助解决该村实际存在的村“两委”班子软、散，村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发挥不充分，党的基本活动不能正常开展，党员队伍素质较低，活力不强，难以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等问题进行整改。针对两个牧业队领导班子软弱涣散的问题，场党委通过民主推荐、选派科级干部兼任党支部书记等举措，村“两委”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有了明显提高。村干部和党员工作的积极性也有了明显加强。

牧场范文篇5

关键词清代官牧场官畜管理发展衰落边塞

清朝封建社会，农业与畜牧业并重，二者皆被认为是国民经济的本业。在北国边塞地区，由于地理条件和传统习惯等因素，畜牧业成为其主要的经济成分。我国北部边疆具有极为丰富的畜牧业资源，不仅广大边民在这里广泛地从事着畜牧业活动，而且清政所和皇室也在此开办牧场，发展畜牧业。官方开办的牧场，有其独特的经营形式和管理方法，对清代经济、军事产生较大影响，颇具时代的适应性，值得我们探讨和研究。

官牧场的设置及其种类

晚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满洲贵族率领强大的八旗军闯进山海关，攻城略地，占领中原，建立了清朝封建政权。满族，原为游牧民族，通常生计，“唯马匹牛羊是赖”。并且，满族武装八旗军是一支以骑兵为主的部队，兵骁马骠，称雄一时。就整体而言，畜牧业曾是满洲贵族或新兴统治者的经济基础和军需的必要资源，至关重要。所以清廷对之十分重视，除了强调振兴民间畜牧业之外，还大办官牧场。

清代北部边疆官牧场，是清政府在传统畜牧业活动的基础上，集中牧养牲畜的场所，是其行政衙门和军事衙门从事畜牧业生产和管理的一种普通形式，同时也是一种较成熟、较高级的畜牧业管理机构和组织。清朝官牧场主要划分为太仆寺牧场、皇室牧场（上驷院牧场）、八旗牧场和绿营牧场4部分或4大类。由朝廷开办的太仆寺牧场和由内务府开办的上驷院牧场属于中央牧场；八旗牧场和绿营牧场属于地方开办的军牧场。顺治初年，朝廷在张家口外设置种马场，于陕西省设立苑马寺，为军队牧养或提供马匹，皆隶属于兵部。后来到康熙四年（1665年）裁去苑马寺，扩大种马场。5年后，种马场改属于太仆寺，并分设察哈尔左右两翼牧场。位于张家口外哈喇尼敦井的太仆寺左翼牧场，地土辽阔，方圆600里；位于齐齐尔罕河的右翼牧场，方圆400里。康熙时，这两翼牧场共牧养着160群骡马，约3.2万匹，骟马32群，每群59匹——305匹。清初在独石口外设立的直属于上驷院的御马场，地处上都、达里冈爱、商都、达布逊诺尔等处，水草丰茂，地界绵延千余里。最初，上驷院牧务分设3场，后来又增为5个场，分别为大凌河牧群马营、养息木哈达牧群马营、养息木边外苏鲁克牧牛羊群及黑牛群牧营、养息木边外牧群牛营1。上驷院所属牧场，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时，牧养着骡马197群，骟马46群，走马2群，驼22群2，每群马200匹——500匹，每群驼100峰——200峰。建于察哈尔的八旗牧场，也同样是方圆广阔，其占地范围，东至克什克腾旗界，西至归化城土默特旗，南至晋北大同府、朔平府边际，北到苏尼特及四子部界，周边达千里。顺治时分别在这里建有：正黄旗牧场、镶黄旗牧场、正白旗牧场、镶白旗牧场、正红旗牧场、镶红旗牧场、正兰旗牧场、镶兰旗牧场。据康熙四十九年统计，“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牧场各有牛95群，羊180群。牛以120头为一群，共3万余；羊以400只为一群，共216000只”3。到乾隆时，还在大青山后设立了绥远八旗牧场，颇有成效。相比之下，绿营牧场设置较晚，正式成立于乾隆元年（1736年）。起初是因西北用兵，军马缺少，调解艰难，故而吏部尚书刘于义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署理陕甘总督、办理军务时，奏请在西北设立牧场、蓄养军马，以裕边防。胤禛帝批准了刘于义的要求，在4个军事重镇各设牧场1处4。两年后，便在甘州大草滩、凉州黄羊川、西宁摆羊戎、肃州花海子湃带湖建起了最早的绿营牧场。10年后，又于甘肃安西提督牧地建绿营牧场1个。乾隆二十五年、二十六年（1760年、1761年），又相继在新疆乌鲁木齐、巴里坤设立两个牧场。几年后，巴里坤牧场便分为东西两场。另外，清政府还在新疆的济木萨、古城、玛纳斯、塔尔巴哈台等处办起绿营兵马场。以上各类牧场，是清政府根据地理特点，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一种体现。

中央牧场（太仆寺牧场和上驷院牧场）和地方牧场（八旗牧场与绿茵牧场）只是因主办者不同而有差异，没有隶属关系。各类官牧场皆为清朝的军务、政务服务。所以，中央牧场曾向地方牧场解送马匹，以奠定其创立之基和支持其维持之需5。如乾隆时在新疆乌鲁木齐、伊犁设立绿营牧场，开始的一部分马匹、牛羊就是从察哈尔一带的太仆寺牧场解送来的。当然，最初较多的牧畜来源是通过“茶马互市”获取于“番地”的。那时官牧场的牲畜品种很多，就马匹而言，有朝鲜马、蒙古马、俄国哥萨克马和东北建州马、西北西宁马、宁夏马、洮州马、甘州马等。有些牲畜作为贡品被送入官牧场，包括中央牧场；有些牲畜是清政府通过“茶马互市”的形式，向官牧场提供的。史称：“归化城两旗蒙古岁贡马；喀尔喀哲卜尊丹巴胡图克图岁贡驼马；陕西岷州卫二十四寺番僧岁贡马。均由理藩院咨送（上驷院）各厩……至哈萨克贸易之马尤伙，每年无定额，于乌鲁木齐及伊犁广设牧群以为新疆驻守各兵之用”6。由此可知，进贡与贸易是马种的主要来源。

官牧场的管理形式与经济性质

清代官牧场是一种正规的国营畜牧业组织，是一种典型的经济实体，但它同时又是一个行政部门，是当时官僚机构的一部分，充分表现出官办实业的特点。在这里，统治者不是以纯粹的经济手段去管理牧场，而是把牧养牲畜这种经营形式纳入衙门的事务中，封建主义的色彩相当浓厚。

从组织机构上讲，中央牧场和地方牧场都要接受两类机构的监督和控制，即服从其内外两方面的领导。各个官牧场上面都同时具有主管部门和主办部门两种单位。主管部门和主办部门又各自分为几个不同的等级，层层节制，共同对牧场产生作用。

太仆寺牧务的主管者或统辖部门分为5个层次：1．总管两翼牧场大臣（兼副都统衔），总领察哈尔两翼“马政”。2．太仆寺寺卿和少卿，掌管两翼牧场的建设与发展事项，从而采取赏罚措施。3．左右司员外郎及满、蒙主事，掌管驮载幔城、网城的驼队，以备巡察；并负责查验牧场牲畜的增减，定时烙印、登记。4．主薄，负责奏章之类的文件呈转等处理工作。5．笔帖式，搞文秘工作，主要负责满、蒙人员有关牧务的文语翻译。其主办部门分别为统辖两翼牧场总管和两翼牧场总管与副管、防御、翼领、骁骑校、护军校、协领、牧长与牧副8个层次。各级机构各自分管一处牧务，或协管场务，包括管理牧地、棚槽、草料以及使用兽医等工作。直接从事牧养活动者乃是牧丁，每群马设置牧丁8名——14名。

上驷院牧务的主管部门也分为5级机构：总管院事大臣（副都统衔）、院卿、左右司郎中及员外郎、主事、笔帖式与侍卫及司鞍等，所具权限和所掌管事务与上述太仆寺牧务的主管部门大体相似。其主办机构分为4个层次：牧场总管与副管、翼领、笔帖式、牧长与牧副，依次负责管理收地、牧群、马槽、帐篷、草料以及牧医、牧丁等。

八旗牧场的建制也与中央牧场基本相同，主管机关有副都统、佐领、领催等各部门；主办机关有牧场总管、侍卫、牧长等各单位各级负责者。直接收养场内牲畜者为八旗官兵。所不同的是：八旗牧务并不是一个整体，每个旗都有自己独立的牧场，皆有互不统属的完整的一套管理机构，从畜牧政策上讲，它们是可以并列存在、平行发展的。

边地绿营牧务的主管机关是：总督衙门、提督衙门和总镇衙门（总兵府），它们逐级负责督导牧养，考核放牧成绩，执行赏罚，查核经费与设备，制定牧场建设规划等事宜。其主办单位是游击府以下的各军事衙门，即依乾隆元年（1736年）所定制度，“每场牝牡马千二百匹，以游击一人为总统，每场分为五群，每群牝马二百匹，牡马四十匹，以千总、把总一人为牧长，外委千总、把总为牧副，兵十名为牧人”7。基本上是将军队官员编制转为牧场的领导结构，由军事衙门移为畜牧衙门，官场风气很浓。

在管理措施上，清政府对官牧场特别是边塞官牧场实行了责任制，订立了严明的奖惩办法，用以保证和促进国营畜牧业的发展。朝廷一再强调将严格的数目指标和严明的奖惩条例对应起来，用量化尺度来衡量其负责者的工作优劣，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以后，这一制度逐渐形成。按规定，张家口外察哈尔各牧群，包括朝廷牧群和八旗牧群，每隔3年，原额的牛、马、羊与新的孳生数要达到3：1。8驼群，每隔6年，原额数与孳生数之间不能小于5：2这个对应值。通常是“每三年一次考校，蕃息者有赏，虚耗者有罚”9。在具体执行程序上，既有阶段性，又有连接性。一般是先布置，后检查；先检查，后评定；先评定，后处理。颇有章法，条理分明，环环相扣。如太仆牧务的督查和考核：每年春天派本寺堂官（满人）1名，出口外察哈尔牧地，“将马驹验骟，秋季往口外分拨骟过三岁之驹入群，三年均齐一次，届期列名，奏请钦点，前往员外郎岁春季往口外稽察孳生、倒毙各数并训练马驹，逐一烙印。秋季往口外验视肥瘠并训练马驹，有未烙印及烙印模糊者补烙印。牝马群计三年之内每三马应孳生一驹，于孳生额数外，多至一百六十匹者为上等，八十匹以上者次之，八十匹以下者又次之。其于孳生数额内少至一百匹或五十匹以上及五十匹以下者亦分三等，牧长、牧副、（牧）丁以是各定其赏罚。牡马群以在场见牧之数区为十分，视其训练及毙损之多寡以定其赏罚，至该管协领以上各官，统计所管马群，得赏受罚之等次，核计有差”10。上驷院牧务和八旗牧务的督理措施也与此大同小异，其中，上都、达布逊诺尔牧场和大凌河牧场马群，每3年奏派堂官巡察1次，驼群，每6年巡查1次。马群每百匹倒毙之数不超过8匹者赏，9匹至12匹者免议，13匹以上者罚。各总管、副管、翼领、牧长、牧副皆照例领受赏罚。所赏之物为马匹，所罚之物也是马匹。对直接放牧的牧丁，凡已超额完成任务指标者，即于额外多出1牛犊、两羊羔者，每人各奖赏毛青布1匹。完不成规定任务者，要接受鞭挞的处罚。从上到下，从官到民，采取和执行了贯穿性或一致性的督饬办法，讲求人人有岗，人人有责。

绿营牧场的督饬和管理制度更为严格，不仅对有关官员、兵卒进行经济上的赏罚，而且还对之进行行政上的鼓励与制裁。按乾隆元年（1736年）原定之条例，每3年举行1次全面而统一的考评活动，称为“均齐”。届时由总督派官员逐场巡察检查，划分等级，题明原委，并详造各牧场官兵花名册，报明兵部备案。照规定，边地牧马（包括内地绿营牧场马），也同样要求在3年内，每3匹马须孳生1匹。在此定额之外，多增加1匹以上80匹以下的给3等奖；牧长加官1级，牧副纪录2次，每兵赏银1两。多孳生80匹——160匹者为2等奖，牧长加官2级，牧副加官1级，每官各赏银2两。多孳生160匹以上者为1等奖，牧长、牧副皆按所加级别补授实职，每名牧兵赏银3两。11若不足定额，少孳生20匹以下者，罚牧长5匹马，责打牧副40杖。少孳生21匹——40匹者，罚牧长马7匹，杖责牧副50。少孳生41匹——80匹者，罚牧长马9匹，杖责牧副60。12“如于原牧数内缺少的，千总、把总（牧长）革职，罚马十八匹，外委（牧副）革去顶戴，仍各责八十，兵责八十。所罚的马归入马群核算。其提、镇、游击统计五群以为赏罚：五群得赏的游击加二级，提、镇加一级。四群得赏，一群得罚的游击加一级，提、镇纪录二次。三群得赏，二群得罚的游击、提、镇无庸议赏议罚。三群得罚，二群得赏的游击降一级留任，提、镇罚俸六月。四群得罚，一群得赏的游击，降一级调用，提、镇罚俸一年。五群全罚的游击革职，提、镇降一级调用。……若在原牧数内缺少的，除将千总、把总罚出马数补入外，余著落游击、提、镇各半分赔”13。显然，绿营牧务的负责面儿较大、赏罚范围极广，既考核主办单位游击府、千总把总衙门；又考核主管单位——提督府、总兵（总镇）府；既查问直接责任，又追究间接责任和连带责任，它是岗位责任制和管理责任制的结合。那时就是通过如此上下一贯制的奖惩手段来实施和执行上面颇具实用性的双管齐下的责任制的。这样，可使主办部门和主管部门之间产生一致的利害关系，促进二者共同努力，抓好牧务，从而加强对官牧场的督导和控制，有效地调动官兵的积极性。不过，这是一种封建主义的管理体制，是一个官督官办或官督军办的经营形式，有相当的专制性。它与中央牧场一样，是与民间畜牧业相互冲突的，因为最好的水草、牧地为其所扩占，对民间畜牧业有所妨碍。

清代北部边疆官牧场是供官衙和军队使用马、牛、驼、羊等牲畜，采取牧养与拨用相结合的方式，是一种自给性经济。牧场物品或产品，基本上不进行交换，没有走进市场经济的圈子。北部边地官牧场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经济组织，它具有某种政治属性，是一个指令性的专业服务实体。

边地官牧场除了经营上的承包性质之外，还含有某些差徭性质的封建主义经济因素。各牧场的牧丁要像一般封建户政下的编民一样，承担提供朝廷所需贡物的义务。每年定例将一些畜产品解送到朝廷，交给内务府御膳房，供皇帝和各宫室食用。如在张家口外为镶黄、正黄、正白3旗牧放牛群、羊群的1620名牧丁，每年必须向皇族进贡乳酥油1.0122万斤，乳油4927斤，大小乳饼1158斤。14这是一种以实物形式出现的由牧丁承受的徭役负担，是封建统治者以强力驱使牧丁或役使百姓之变相的反映。

各类官牧业经济的发展与衰落

清政府根据塞外的自然条件和牧区形势环境，封疆划界，确定边地官牧业的范围，严格规定各类牧场的畛域，不得逾越，违者重罚。这一方面对维持畜牧业生产、稳定畜牧业秩序有好处，另一方面，可在较大程度上使官牧场原先占有优越的牧养地理条件不被破坏和侵夺，保障官牧业的正常进行。同时，为适应官牧业生产的需要——尽快繁殖或孳生牲畜，官府（牧衙）按照朝廷之旨，尽量遵守动物生理规律，指令统一配备各牧群的公畜和母畜的数目比例，不论中央牧场还是地方牧场，都按公母1：5的比例执行，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和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对此有详述。这是一项颇具科学性的规定，对今天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牧群广增母畜是当时公认的原则性措施，就连朝廷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如乾隆三年（1738年），商都、达布逊诺尔牧场要求添增公驼、公马数，中央不甚赞同，并指出：“牧厂添设马匹，原为滋生蕃庶起见，若添骟马八千匹，于牧事无益，应减去二千匹，改添骡马（母马）二千匹，促八千匹之数，此外更添骟驼五百只，庶于牧事有济”15。清廷的这一训示，进一步强化了后来官牧场广增母畜、重视繁殖、扩大牧业的思想。由于贯彻执行了以上的牧场经办方针，并全面实施了严格的奖惩制度，因而边疆官牧场具备了走向兴盛的必要条件。再加上众多牧官、牧丁、牧兵之间的有机配合和积极努力，逐渐促使塞外官牧业发展壮大起来。起初，在顺治时，中央牧场和地方牧场只有数十处，牧养官马几万匹。到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时，仅塞外蒙古地方的官牧场就多达230多处，牲畜数量增加数倍。玄烨帝说：“牧厂唯口外为最善，今口外马厂孳生已及十万，牛有六万，羊至二十万……前巡行塞外时，见牲畜弥漫山谷间，历行八日，犹络绎不绝”16。到乾隆五十年（1785年），官马增长为40多万匹，鼎盛一时。在蒙古及东北官牧业中，察哈尔牧场的发展较为典型，该处官畜，“康熙初年，有骒马40群，骟马8群，由于风调雨顺，经营得法，至乾隆五年（1740年），骒马增至160群，骟马30群。厂马以4万匹为率，至乾隆五年（1740年）足额外溢7000余匹，15年间蕃孳将近两成”17，官畜数量呈直线上升之势。尤其是商都达布逊诺尔、达里冈爱两牧场，成绩更为突出，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有马驼12.8万，牛3万多，羊约35万。18在西部的凉州、甘州、西宁、伊犁、乌鲁木齐、古城、济木萨、玛纳斯等绿营牧场中，新疆巴里坤牧场的发展较为引人瞩目。该牧场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设置，成立较晚，但成效甚佳。马匹孳生繁衍很快，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时，场马增至5280多匹，因水草不敷，便分成东、西两场牧放，几年后，新生马多达8400余匹，水草仍不敷使用，又于乾隆四十年（1755年）分为3场牧放。到嘉庆十年（1805年），巴里坤牧场养马增加到31359匹（不包括拨往军营之数）19。不久，连新疆古城、济木萨两牧场也出现了“因马多场窄，急于疏通”的状况，该处的“二万三千余匹之马，俱属膘壮”20，人称：马之天、牛之地、羊之海。瞭望远近，一派生机。

官牧业得以兴盛和发展，一方面是占据了良好的自然环境、自然条件之故，即我国北部边疆，山河优美，空气干燥，水草丰茂，地宜放牧，有利于官牧场的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是人的因素，是官方积极从事畜牧业活动的成功，并逐步掌握主动之故。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关于经营畜牧业的政策、制度及其督饬管理方面的适当。恩格斯曾经说：“一切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只不过是本国状况所产生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它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好的、坏的或不好不坏的——来执行；它们可以加速或延缓经济发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结果，可是最终它们还是要遵循这种发展”21。康、雍、乾时期的清朝统治者，就是上述各类政府中以较好方式去搞经济特别是搞畜牧经济的一种政府。由于清朝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畜牧业特别是边塞官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采取了适应性的对策，从而走出了一条较为理想的道路，创造出一个繁荣的局面。其中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经营形式与结构的确定。我们知道，宋、明时期的官牧业是间接经营，是把官畜以徭役的形式寄养于民间22，民养官畜，实际上是一种官督民办制，人工分散，管理分散，又不能合理利用资源，且实行各家各户的个体负责制，御灾之力小，伤民程度大，发展机会少。而清政府一反旧态，牧牛、马、驼以苑、以场，颇近汉唐古义，可以充分开发利用边塞的水草资源，集中牧养、集中管理，实行官衙和部门的总体负责制，或称专职长官与专职兵民的共同负责制。这样，便于指挥调度，即管理集中、得力、灵活，御灾力大，建设力强，发展的可能性大、机会广。故康熙帝言称：“历观宋、明之时，议马政皆无上策”，“唯我朝牧养得法”23，所言不无道理。

同时，清代官牧场的建置是以北方边地为主，并将之作为一项边政战略内容来推行，尤其是西北绿营牧场的建立，其目的十分明确，旨在为军事服务，加强边防建设。如雍正十二年（1734年）西北用兵时，署理陕甘总督兼办军务的吏部尚书刘于义向皇帝奏称：陕甘为边疆军事要地，所需战马甚多，往日多由归化城及其他内地解送，长途供应，既糜费“钱粮”，又贻误时日，流弊颇多，宜就地设立牧场，以裕国防。24朝廷批准了他的奏章。不久出现的凉州、西宁、肃州3镇牧场，就是在他的请求下建立的25。后来，安西、乌鲁木齐、巴里坤等处的牧场也同样是以边防的需要、以相同的理由而设，并责成各该地驻守汉军进行掌管，成为边境绿营兵活动的一项必要内容。我们知道，建立边地牧场有同边屯一样的重要意义，它是强化边疆经济、缩短军需供给线、增加戍防之物质力量的重要措施，它对乾隆时期的西北军事活动曾予以有力的支援，对其官军的屡次胜利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康熙以后，内地的土地利用率大大提高，人多田少，农耕空间严重不足，牧区的存在和发展十分困难。建立和扩展边地马政，不断开辟北部边疆牧地是大势所趋，是适时之举。它充分利用了人地比例相对较大的边塞地方的田土资源，较成功地建立和维持了官牧基地，成了当时军马尤其是边马供应的重要保证。另外，辽东、甘肃、内蒙、新疆等处的官牧或军牧，实为一种经济有效的生产形式，对当地的农业特别是军屯、民屯都有好处，既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其地的农田肥料供应问题，又可以相应地解决耕育缺乏的困难，保障兵饷供应，并可顺势提高这些地带的交通运输力量，起到一种强边、固边、安边的综合性作用。而边塞物质力量的增强、经济环境的改善，又从另一个方面支持了国防，辅助了边政。

遗憾的是，官牧场的兴盛局面并没有长久地维持下去，到乾隆以后就逐渐地走向衰落了。虽然清政府在官牧业方面实施过较为适宜的政策和制度，但在总体观念上，目光还不够远大，它将官牧业与国防活动或军事行为当作一个整体，把双方的关系看得过分紧密，很少将官牧业当作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来对待。所以，随着乾隆年间平定准噶尔叛乱，边塞大规模的军事活动结束，蒙古地区的官畜顿减，“原先用作储养军驼、军马和食用牲畜的牧厂，多已闲置。于是从18世纪中期以后，清朝政府在大申禁垦令的同时，这些官牧厂的土地，都屡经乾隆帝敕许，公开进行招民开垦”26。这显然是官牧业在缺乏独立位置的形势下，受到了农业经济的冲击。据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统计，仅太仆寺的右翼牧场就被开垦230余万亩。27同时，独石口外的御马场、张家口外的礼部牧场、归化厅土默特境内和和林格尔厅的右卫八旗军马场等皆曾或多或少地先后被开垦。大青山后，绥远城八旗驻防军马场等牧地，在乾隆中期，因“裁汰兵丁，牧放马少，地亩空闲……待民开垦”28，垦数动辄数万、数十万亩，致牲畜牧放基地日益缩小，官牧业的规模也随之日益变小。尽管清政府倡导农牧并重，但实践证明，后来在二者的相互关系上还是缺乏合理的协调。

其次，吏治的腐败也影响和妨碍了官牧业的发展，在绿营牧场尤其是如此。据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兵部·马政》，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通过皇帝上谕的形式，规定以后随着官牧群的增多，逐次新辟牧场。可是到乾隆后期特别是嘉庆年间，军队中滋长了官僚主义，并且侵蚀到绿营牧场，使得有关官员不能认真遵守马多分场的定例，导致场地狭窄、水草不敷，不时发生疲瘦伤残之事。史称：“总督则遇事因循，不思振作，提、镇则因分场愈多，责成愈重，而不欲增辟新场，他们每到了马多场窄的时候，都不遵守旧例分场另牧，仅仅把过剩的场马挑变，以维持现状。……但结果只能维持原状的形式，对原状的实质却维持不了”29。同时，随着牧场制度的松弛，许多牧场官员，大肆贪污，吞没马乾，使得马匹越来越少，到晚清，此弊更为严重了30。不仅仅是绿营牧场，就是太仆寺牧场和八旗牧场也有不少官员空报籍册、吞没马乾的事例。所有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官牧业的衰落。

另外，到了晚清，西方的军事装备、军事技术及其有关的新式交通运输器具的输入，使清政府对官牧场尤其是军马场的重视程度逐渐减弱。在咸丰以后，官牧场的奖惩等考核制度、章程也不严格遵守和执行了，场务的好坏皆显得无关紧要了31，官牧场也就因之愈发不景气了。加之，同治初期陕、甘回民起义，边地绿营牧场被扫荡殆尽，久衰不振。

边塞官牧业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清前中期，国家在北部边塞开办的官牧业是成功的，其经营办法与管理措施是较为适宜的，曾取得良好的效果，对后世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太仆寺牧场、上驷院牧场、绿营牧场等，是一种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时代特征的经济类型，在我国畜牧经济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是清代社会经济范畴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官衙直接从事经济活动的一种典型行为或集中体现。它的产生和发展，是对旧的官牧业和对宋、明间接经营制的批判和否定，对以后的官牧业起到一种启迪作用。

上述北部边地官牧场，曾有力地支持了清政府的政治、军事等项活动，积极有效地为其服务。不管是中央牧场还是地方牧场，“自它们建立后，便使清政府的军队和皇室宫廷用马，有了较为可靠的保证，不必单纯依赖茶叶交换马匹了”32。各种类型的官牧场，定时或不定时地向屯垦区提供耕畜、驮畜；向各省区和各边地驿站解送马匹，维持通信活动；向各贵族、各官员供应舆仗等项所用马匹；向朝廷和各级官衙提供运资转饷的驼、马、骡。而更为重要的是，官牧场特别是边塞官牧场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武装配备或军队建设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说，它完全是官兵的一种后勤部门或军需供应基地，因为牧场包括中央牧场的中心任务是向清军输送马匹。“顺治三年（1646年）定各省营马缺额，开数报兵部，在各（牧）群拨给。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定直隶各标营缺马，在商都、达布逊诺尔、达里冈爱三牧场拨给。五十一年（1786年）定巴里坤牧场内骟马除拨补巴里坤镇属各营及哈密厅差马，与屯田台站留用外，多余马匹尽数拨送内地各营，以备补额。嘉庆十六年（1811年）定以甘州等各牧场骟马拨给附近各营缺额。此为以牧场孳生马匹拨给的制度”33。上述国家的规定，清楚地反映出我国清代北部边疆官牧场的主要职能是经营战马，主要贡献是为国防服务。这些官牧场放养的马种，大多来自长城西北口外，甚为优良，善于驰骋，称作“口马”，是当时最为理想的战马资源。由塞北官牧群大量输往八旗兵和绿营兵的口马，曾在多次的官兵征战中，冲锋陷阵，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太仆寺牧场、上驷院牧场、八旗牧场等北部边塞官牧场，位处我国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地带，即处于所谓“依天地自然之力，养天地自然之物”的传统牧区。这里既有各种官牧场，又有众多的蒙古、满贵族私牧场和民间小牧场，呈现出一个多种畜牧业经济成分共存并举的形势。鉴此状况，清政府曾在康、雍、乾时期，十分认真而慎重地开办和经营西北、华北与东北各地的官牧业，特别注意其官牧场的形象问题，更注意与民间牧业及牧民的关系问题或联络事宜，其中对蒙古牧务表现得尤为明显。如乾隆四年（1739年）朝廷宣称：原“养息孳生牧场各牧群牧长、牧丁均系蒙古人，而现在补授系满洲宫，概不晓蒙古语言，不识蒙古性情，不悉游牧利弊。嗣后设四品总管一人，五品副管二人，令京中八旗都统，于各旗蒙古应升官员内，五品旗员并世爵拟补四品总管，六品旗员拟补五品副管，拣选勤慎老谙于牧事者，每旗一人，咨送兵部引见，恭候钦定”34，可谓全盘考虑，统筹兼顾。

事实上，清政府也真是基本上较好地协调了官府与民间、官牧业与私牧业的关系，并使边塞各类官牧场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促进了私牧业的发展。那时清政府在北部边疆官牧场布置了适量的兵卒，既保护了官牧业，也保护了私牧业，创造了在安定的环境下稳步发展的机会。同时，官牧场的一些较好的管理办法也被私牧场所吸取或参用，如一些为数不多的雇佣劳动制内容——按放牧数量多少挣工钱之办法的施行，就与官牧场相似，很有可能是对官牧场作法的承袭或仿效。还有，清代后期蒙古锡盟东乌珠穆沁旗等处的“苏鲁克制度”——具有租佃性质的畜群承包放牧办法（死亡的畜肉归牧户，皮归畜主或皮与肉全归牧户；畜群所产仔畜，百分之一归牧户，其余归畜主），在很大程度上是参考了官牧场将老弱病残牲畜赏给牧丁之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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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毓瑚：《中国畜牧史资料》（科学出版社，1958年4月版），页100。

2.马汝珩、马大正；《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页167。

3.马汝珩、马大正：《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页168。

4.（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119。

5.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页397。

6.（乾隆）《钦定八旗通志》，卷41，马政。

7.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页398。

8.（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210，内务府，畜牧。

9.金志节：《口北三厅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卷6，考牧志。

10.（乾隆）《钦定八旗通志》，卷41，马政。

11.（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524。

12.同上。

13.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页400。

14.（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210，内务府。

15.《清高宗实录》，卷66，乾隆三年四月癸巳条。

16.金志节：《口北三厅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卷6。

17.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页168。

18.《清高宗实录》，卷624，乾隆二十五年十一月条。

19.（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524，兵部，马政，牧马。

20.同上。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页495。

22.陈建：《皇明通纪》，卷15。

23.金志节：《口北三厅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出版），卷6。

24.刘于义：《清设马厂以裕边防疏》，见《皇清奏议》，卷33。

25.（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119。

26.卢明辉主编：《清代北部边疆民族经济发展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9月版），页108。

27.王庆云：《石渠余纪》，卷4，纪牧场。

28.（光绪）《晋政辑要》，卷10。

29.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页408。

30.《清史列传》，卷49，翁同书传。

31.同上。

32.林永匡等：《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8月版），页77。

牧场范文篇6

管理情况：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上级部门的精心指导下，我乡结合脱贫攻坚帮扶项目，重点扶持4个集体小牧场建设项目，其中：一村集体牧场组建于2016年，至组建以来由总负责管理，5名牧场管理员分别放养。三村集体牧场组建于2017年，至组建以来由加总负责管理，由4名牧场管理员分别放养。村集体牧场组于2017年，至组建以来由总负责管理，由7户牧户分别放养。村集体牧场组建于2017年总负责管理，由12户牧户分别放养。

运行状况：自2016年至2017年全乡共组建集体小牧场4个，项目总投资260万元（其中：县级财政资金投入210万元，群众自筹牦牛入股折价50万元），牧场筹建时共有706头牦牛，2019年底牦牛存栏812头。

效益分红：自2016至2019年10月各村集体牧场牦牛出栏合计358头，出栏销售收入130.83万元，获利21.55万元，贫困户人均分配利润每年196.13元，非贫困户人均分配利润每年152元。

存在的问题：一是村干部文化素质偏低，缺乏经济管理水平，依赖上级政策性补助。二是牧场收入渠道有限，主要依托牦牛出栏来维持牧场经济运转及群众股金分红，而其他畜产品如酸奶、酥油等销售收入比较微薄。三是保险公司进行牦牛赔付时程序较为繁所，耗时较长，群众意见较大。

提出建议：一是切实加强村两委班子成员的培养与教育。有计划、有目的的组织村级干部外出考察学习，借鉴经验，因势利导，并将村干部工作业绩与薪酬挂钩，充分调动村干部在发展集体牧场中的积极作用。二是立足优势，拓宽集体牧场经济渠道，采取有效形式，增强经济及科技投入，组织生产、销售、宣传，有效盘活畜产品资源，实现效益最大化。

三是保险公司尽可能简化牦牛赔付程序，缩短赔付款项兑现周期。

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是把党建和经济工作任务下到村支部，责任落实到村支部书记，建立村支部岗位目标责任制，与村干部补助挂勾。

牧场范文篇7

1建设

1.1选址。牧场选址地应宽阔平坦，坡度小于15°以下，交通应较为便利，与屠宰场、畜禽交易市场、无害化处理厂、饮用水源地、学校、村庄等相距500m以上。能打井供应牲畜安全饮用的地下水，面积6.67~33.3hm2，并经卫生防疫部门对该区域检查无钉螺滋生方可投入建设。1.2种草。整个牧场范围内清除有毒植物和杂树。3~4月份用挖土机进行简单的翻挖，翻晒平整后，用条播和撒播相结合的方式种草优质黑麦草、三叶草等。1.3开沟。在牧场地势较低的周围用挖土机开挖深0.5m、宽1m的排水沟，排水沟水泥硬化，防止钉螺滋生。1.4围栏。牧场四周用6~8号钢筋或竹木建设1.5m高防护栏，防护栏每1~2m用水泥桩固定，水泥柱深人地下0.3~0.5m。1.5出入口设置。整个牧场只设置一个出入口。门口设置与大门同宽、深0.3m、长2m的消毒池，投放消毒液，进出牧场的人员、牲畜必须经消毒池消毒后方可出入。1.6粪污处理。在牧场地势较低的地方建40m3的发酵池2~4个。池口应高于牧场地面20cm以上，防止积水倒灌。发酵池收集牧场内粪污堆积发酵，配合投药杀灭虫卵。1.7附属设施建设。管理维护工人的管理用房和储藏室，面积约60m2；牧场的四周各建100m2左右的开放式牛棚，以供放牧牲畜夏日乘凉及下雨时遮避；场内打深水井一口及建设配套供水设施，保证放牧牲畜饮用安全的地下水。

2安全牧场管理运作

2.1建立制度。安全牧场由养殖企业承建并承担后续的管理和维护。每年4~10月份白天开放，规模较大的牧场可在场内建设固定永久畜舍，供夜不归户的放养牛羊暂住。设专职人员负责牧场的日常管理、维护；定期对安全牧场的四周围栏进行检查、维护；每天及时收集牛、羊粪便并运送到发酵池内堆积发酵，杀灭虫卵。2.2按时防疫。每年春、秋二季集中对进入牧场内放牧的牛、羊进行口蹄疫疫苗免疫、羊小反刍兽疫疫苗免疫并加挂耳标，建立防疫档案。后期补栏的牛、羊及时补免，对出栏的牛、羊进行检验检疫登记备案。2.3定期查治。每年定期对进入安全牧场内放牧的牛、羊集中收集粪便，用毛蚴孵化法进行血吸虫病感染检查，所有检查记录要编号存档5年以上，对阳性感染的牛、羊及时隔离并用药（吡喹酮）治疗，治愈后方可进入牧场放牧。2.4消毒灭源。粪污发酵池每月用4%氯硝柳胺乙醇胺盐粉剂消毒一次。门口消毒池每周更换一次消毒药并保持消毒池的深度。牧场内所有放牧牲畜普遍用吡喹酮预防性投药和扩大化疗，黄牛30mg/kg（限体重300kg），水牛25mg/kg（限体重400kg），羊20mg/kg。怀孕6个月以上，哺乳期母牛，3个月以内的犊牛缓期投药。

3效果

牧场范文篇8

一、明确目标，落实分年关闭和治理计划。

我区惠高泾以西枫泾、兴塔全部，朱泾大部，吕巷、廊下、新农部分被市划定为*江上游水源保护区，即禁止养殖区，此区域内的畜禽牧场在20*年底之前必须彻底关闭。至此，在自市划定禁养区域之前已建畜禽牧场39家，其中奶牛场21家、种畜种禽场3家、其它畜禽场15家。至20*年*月底已关闭9家，按计划年内必须关闭15家，尚有15家在20*年*月底之前全部关闭。

对市划定禁养区后在上述区域内又擅自违规新建的畜禽牧场，必须无条件的在20*年底之前关闭。

对关闭所涉的奶牛和枫泾原种猪实行迁移，在本区适度养殖区域新建若干个标准化的生态养殖基地，其它品种的场在关闭之后不再规划养殖基地。

对按规划建设的牧场和全区规模养殖的畜禽牧场所产生的粪便将通过建立区畜禽粪便收集处理中心，实行统一收集后，加工成有机菌肥，变害为宝。零星养殖户畜禽所产生的粪便实行生态还田。

二、关闭场及新建基地资金补贴安排。

根据沪发改投［20*］014号文件的批复，*江上游水源保护区畜禽牧场关闭实行资金补贴的办法，补贴资金由各级政府共同筹措承担。结合我区实际情况，在财力允许的前提下，本着既能有效加快关闭，又要公正合理安排补贴资金的原则，确定以下补贴办法。

（一）对规划内关闭场，但主要是因工业区建设、小城镇建设、道路建设等所需已关闭或实际已转产的牧场，按市有关部门经评估确认的地面资产额给予10%的资金补贴。

（二）除前项之外的所有关闭牧场均按市有关部门经评估确认的地面资产额给予30%的资金补贴。

（三）对奶牛迁移所造成的影响(包括挤奶设备等)按关闭时实有的奶牛存栏数每头给予500元的补贴；对已进入生产期的母猪淘汰所造成的损失，按关闭时实际头数给予每头200元的补贴。

（四）按沪房地资综(20*)274号文件精神，落实禁养区关闭牧场土地复垦政策。通过复垦增加面积按每平方米37.5元予以补贴，以部分弥补补贴资金不足，并可新增用地指标。

（五）对按规划在适度养殖区内新建奶牛养殖基地、枫泾猪原种场，项目主体按市场运作，对基础设施配套予以适当补贴。

（六）以镇为单位，补贴资金实行包干使用、差额部分由各镇自行安排。

牧场范文篇9

一、明确目标，落实分年关闭和治理计划。

我区惠高泾以西枫泾、兴塔全部，朱泾大部，吕巷、廊下、新农部分被市划定为*江上游水源保护区，即禁止养殖区，此区域内的畜禽牧场在20*年底之前必须彻底关闭。至此，在自市划定禁养区域之前已建畜禽牧场39家，其中奶牛场21家、种畜种禽场3家、其它畜禽场15家。至20*年7月底已关闭9家，按计划年内必须关闭15家，尚有15家在20*年*月底之前全部关闭。

对市划定禁养区后在上述区域内又擅自违规新建的畜禽牧场，必须无条件的在20*年底之前关闭。

对关闭所涉的奶牛和枫泾原种猪实行迁移，在本区适度养殖区域新建若干个标准化的生态养殖基地，其它品种的场在关闭之后不再规划养殖基地。

对按规划建设的牧场和全区规模养殖的畜禽牧场所产生的粪便将通过建立区畜禽粪便收集处理中心，实行统一收集后，加工成有机菌肥，变害为宝。零星养殖户畜禽所产生的粪便实行生态还田。

二、关闭场及新建基地资金补贴安排。

根据沪发改投［20*］014号文件的批复，*江上游水源保护区畜禽牧场关闭实行资金补贴的办法，补贴资金由各级政府共同筹措承担。结合我区实际情况，在财力允许的前提下，本着既能有效加快关闭，又要公正合理安排补贴资金的原则，确定以下补贴办法。

（一）对规划内关闭场，但主要是因工业区建设、小城镇建设、道路建设等所需已关闭或实际已转产的牧场，按市有关部门经评估确认的地面资产额给予10%的资金补贴。

（二）除前项之外的所有关闭牧场均按市有关部门经评估确认的地面资产额给予30%的资金补贴。

（三）对奶牛迁移所造成的影响(包括挤奶设备等)按关闭时实有的奶牛存栏数每头给予500元的补贴；对已进入生产期的母猪淘汰所造成的损失，按关闭时实际头数给予每头200元的补贴。

（四）按沪房地资综(20*)274号文件精神，落实禁养区关闭牧场土地复垦政策。通过复垦增加面积按每平方米37.5元予以补贴，以部分弥补补贴资金不足，并可新增用地指标。

（五）对按规划在适度养殖区内新建奶牛养殖基地、枫泾猪原种场，项目主体按市场运作，对基础设施配套予以适当补贴。

（六）以镇为单位，补贴资金实行包干使用、差额部分由各镇自行安排。

牧场范文篇10

关键词：家庭农牧场；农村经济；促进；作用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三农”问题也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为了更好的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我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改善农村民生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惠农利农政策，家庭农牧场就是在这种形式下诞生的。

1制约家庭农牧场发展的主要因素

1．1家庭农牧场规模小，信息渠道单一。家庭农牧场作为一种新兴的牧场形式，相较于传统的农牧场来说，其经营方式更加的灵活，在发展这一类农牧场时，家庭可以结合自身的养殖经验及能力选择自己擅长养殖的牲畜，养殖牲畜种类灵活多变。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即家庭农牧场的规模相较于专业农牧场来说比较小，由于养殖户的精力有限，其很难实现专业化、规模化的养殖。同时，养殖信息获取渠道比较单一，农牧养殖经过多年的发展，其市场供应基本上已经趋于稳定，但是在养殖业发展过程中，相关工作的开展容易受到环境、气候、疫病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在不同时期养殖牲畜种类不同，居民的收入也存在较大的差异，而这些都得益于对市场信息的准确把握，但是家庭农牧场在发展时，规模比较小，而且养殖户的文化水平普遍不是很高，对于市场信息获取的重要性缺乏准确的认识和判断，这样也对家庭农牧场养殖工作的开展产生了一定的制约作用［1］。1．2产业结构单一，农村劳动力流失严重。在发展家庭农牧场时，其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而且还需要承担较高的经济风险。因此，在落实家庭农牧场经济时，许多农民都存在有一定的畏惧心理。而且农牧场在发展时，还存在有产业结构单一的问题，其延续的是种地兼营副业的传统经营模式，产业结构相对比较单一，经济效益低下。此外，近些年来，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其所需要的劳动力极为巨大，交通和通讯条件的进一步发展，为农民外出打工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大量农村劳动力为了改善生活进城务工，其对于城市的发展虽然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却导致农村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家庭农牧场难以得到有效的发展。

2家庭农牧场发展的有效途径

2．1政府提高重视度，加大扶持力度。政府的支持是家庭农牧场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之一，因此，在发展农牧场时，首先必须要提高政府重视力度，加大扶持力度。其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要为家庭农牧场发展提供技术和信息支持，当前农民在发展家庭农牧场时虽然具备有一定的经验，但是他们没有经过系统的培训，在面对一些重大疫病或者是突发性问题时，往往无法找到有效的解决策略，所以说，在发展家庭农牧场时，要做好技术培训工作，提高农民的养殖能力。同时，信息支持也十分的把握，政府对于市场信息的把控，相较于普通农民来说，速度往往更快，如当前市场上比较紧缺的畜禽种类有哪些，政府结合相关的数据分析，一般都有较为清晰的认识，这些信息的获取对于农牧场的发展有着较为积极的促进作用［2］。2．2多渠道集资，降低家庭农牧场经营风险。资金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制约家庭农牧场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在发展家庭农牧场时，笔者认为还需要有充足的资金作保障。在具体的经营时，可以尝试多渠道集资，如多户居民共同合作投资，进而降低投入资金额度，减少经营风险。同时，还需要提高广大农民的综合文化素质，使他们掌握基本的养殖知识，提高其解决问题的能力。2．3多元化产业结构，增加养殖信心。产业结构单一也是家庭农牧场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针对该问题的主要解决途径就在于实施多元化产业结构，在家庭农牧场发展过程中，可以模仿一些较为成功的养殖模式，实现农、林、牧、渔一体化的产业结构，拓宽养殖渠道，在养殖工作开展过程中，因地制宜的发展相关工作，调动养殖户的积极性，增强广大农民的养殖信心，促进家庭农牧场进一步发展，发挥家庭农牧场的经济促进作用，带动乡村经济的发展。

总之，时代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乡村经济也在不断的发展，家庭农牧场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要想发展好家庭农牧场也并非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好的工作，其需要有技术、资金和政策等多个方面的支持，还需要不断提升农民的综合知识水平，这样才有可能真正的做好该项工作。

参考文献：

［1］张涵．内蒙古家庭牧场的发展研究———以克什克腾旗同兴镇家庭牧场为例［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7（01）：3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