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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观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8 13:22:11

民众观

民众观范文篇1

一

之前，陈独秀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基本上是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上，他虽然去初步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但从根本上看，他还是对人民群众持漠视的态度。

当时的中国，内受封建压迫，外遭列强侵略，黑暗腐朽，民不聊生。作为关心祖国命运和前途的革命者，如果不去关心广大的人民群众，那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在这点上，陈独秀的态度是矛盾的、双重的。

一方面，他开始朦胧地意识到“人民”的概念，认为“国家是人民建立的，虽有土地，若无人民，也是一片荒郊，如何能有国家呢”[2]？这里，强调了人民的重要性，并进一步指出国家应以人民为主，“民主国家，真国家也，国民之公产也，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为公仆也”[3]。这种民本思想是应该予以肯定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此时对“人民”的概念还是模糊的，认为是指全体国民，当然也包括部分剥削者在内，他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人民”应该是指广大受苦受难的人民群众。

在初步认识到“人民”概念的同时，陈独秀也开始注意人民群众的要求，去关心他们的疾苦，对他们所处的不平等地位表示同情。他曾为平民无故被杀而愤愤不平，曾指出，“中国武治主义，就是利用不识字的丘八，来压迫政见不同的政党；或者设一个军政执法处，来乱杀平民。中国的文治主义，就是引用腐败的新旧官僚来吸取人民的膏血”[4]。这种反对“乱杀平民”、“吸取人民的膏血”的思想要求，无疑是陈独秀一种朴素爱民思想的体现。随后，他又进一步对人民群众遭受苛捐杂税的痛苦表示同情，指出，“今天这样捐，明天那样税，弄得民穷财尽，造成一片贫民的哭声”[5]。显然，陈独秀对人民群众的处境是关注、同情的。关注和同情之余，陈独秀又揭露了造成平民“哭声”的根源：“乃是有钱的人开设工厂，雇用许多穷人替他做工，做出来的钱财，大部分进了他的腰包，把一小部分发给工人，叫做工价。工厂越大越多，那小数开工厂的资本家越富，那无数做工的穷人仍旧是穷。”[6]怎样改变贫穷呢？陈独秀认为，只有“渐渐造成那无产阶级，对于有产阶级的社会革命”[7]，明确号召穷苦人民起来进行社会革命。由此可见，陈独秀不仅能够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而且能够为民着想，并指出一条救民之路，尽管不是一条正确之路，但在当时也不可能提出一条正确的救民之路，但是，不管怎样，陈独秀毕竟已在探索，这点应该值得肯定。

另一方面，陈独秀却又鄙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把人民群众称为“草野愚民”，“全国中乡鄙农民皆是也”，认为人民群众“沉梦不醒”，素质太低，“盖中国人性质，只争生死，不争荣辱，但求偷生苟活于世上，灭国为奴皆甘心受之”[8]，甚至把亡国的原因也归之于“中国人，天生的有几种不好的性质”[9]，这些都是极为错误的思想认识。

此外，陈独秀还把义和团运动称为“拳匪之祸”，大骂义和团运动，说八国联军的入侵“是义和拳闹出来的”，“因为义和团无故杀了德国公使克林德氏，各国联军打破了北京城”，可见“义和团何等可恶”。所以，陈独秀主张在中国彻底根绝义和团这样的群众运动，他说：“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10]陈独秀不仅否定了义和团反帝斗争的革命性和进步性，而且把列强的入侵归罪于义和团，这是不合情理的。显然，陈独秀是用主观的、片面的唯心观来看待广大人民群众的，夸大了人民群众落后的一面。基于此，广大人民群众在他的眼里自然就不会是一个光辉的形象，他笔下的人民群众形象都被描绘成“委靡”、“苟偷”、“庸懦”、“污秽”、“无耻”、“愚昧无知”、“合污远祸”、“毁节求容”的一群“游民盗匪”、“草野愚民”。这种歪曲表明，陈独秀对人民群众是持蔑视态度的，根本瞧不起他们的伟大作用。

由此可见，前，陈独秀在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上是矛盾的。

二

暴发以后，马列主义广泛传播，受其影响，陈独秀的民众观也随之发展。

中工人阶级的伟大作用给陈独秀以深刻的印象，他开始重新认识广大人民群众，重新评价人民群众的作用，认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若是没有做工的人，我们便没有衣、食、住和交通，我们便不能生存”[11]。陈独秀还更加明确地指出，今日的世界，不是资本家创造出来的，乃是数千年来劳动者创造出来的。我们常说“劳动神圣”，就是因为天地乃劳动者开辟出来的。陈独秀把人民群众的作用上升到关系人类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明确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这无疑是陈独秀民众观的一大进步。

有此认识，决定了陈独秀能进一步去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为他们的境遇鼓与呼，他说：“世界各国里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别的，就是少数勤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12]这表明陈独秀对劳动阶级的深切同情，不仅表示同情，而且还对其造成的原因进行揭露，认为劳动阶级的生活牛马不如，是因为他们处在受压迫和受剥削的地位造成的，“诸君的困苦是从诸君都是一个被雇的劳动而来的”[13]。劳动阶级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都被资本家抢去，叫做‘红利’分配”[14]，结果“资本家一天富似一天，劳动者一天穷似一天”[15]，“这实在是清平世界里不可赦的罪恶”[16]。因此，陈独秀主张人民群众应居于治人的地位，并公然倒转古训，喊出“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17]的口号，这不能不说是陈独秀对人民群众给予充分肯定的一种表示态度，也体现了陈独秀在某种意义上已站在人民群众的一边。

在陈独秀重新认识人民群众的同时，仍然遗留着轻视人民群众的思想，他咒骂“中国人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又说：“群众心理都是盲目的，无论怎样大的科学家，一旦置身群众，便失了理性。”[18]从这种蔑视群众的观点出发，陈独秀认为，“有史以来革命成功的，无一不是少数人压服了多数人”[19]，俄国十月革命也是少数人压服多数人的运动。因此，陈独秀反对把国家的重任放在人民群众的肩上，认为若将国家重任“胡乱放在毫无知识，毫无能力，毫无义务心的人们肩上，岂不是民族的自杀”[20]！可见，陈独秀尽管在之后，对人民群众的认识有所提高，看到人民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的作用，但从本质上来看，陈独秀还是蔑视人民群众的，这是因为他还没有真正地了解人民群众，特别是不了解工人阶级遭受的深重的剥削和压迫，因而要求解放的愿望也是最强烈的，是一个革命最彻底的阶级。

由以上不难看出，陈独秀一方面同情人民群众的疾苦，肯定他们的作用，鼓励他们起来改变现状，使自己居于治人的地位；另一方面，却又谩骂人民群众，看不起他们的作用，因而陷入了难以自拔的矛盾境地，明显地体现出其民众观的二重性。

三

历史的发展总是充满矛盾的，历史人物的思想也往往呈现出矛盾的状况，陈独秀也不例外。以上我们看到，陈独秀前期的民众观是二重性的，究其根源，笔者认为有以下两点：

第一，从阶级根源看，陈独秀出身于封建剥削阶级家庭，从小接受封建剥削阶级思想的教育，青年时代又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人权思想和进化论观点，尤其是西方资产阶级共和思想在他的脑海里刻下了很深的烙印。所以，他积极主张走资产阶级共和道路。然而当时的中国社会，内忧外患，一片黑暗，民众饥寒交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对此，陈独秀多少能看到一点，特别是在他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之后，更能意识到这点。因此，他能够表现出对民众受压迫和受剥削境遇的同情，并且去关心他们的疾苦，体现出他思想中积极的一面。但是，他的剥削阶级思想并未消除，更由于他所处的生活环境和经济地位决定了他在思想认识上的主观片面性。在生活上他是远离人民群众的，不可能真正了解人民群众的生活，也不可能懂得他们的切身需要，更不了解他们中间蕴藏着的巨大的革命潜力，他只看到封建官僚、军阀、政客等一群统治者的昏庸腐朽、贪婪无耻、残暴成性和奢侈浪费以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苟且偷安和软弱无能。“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21]，以为这就是中国的国民性，而广大人民群众也都如此，并把原本属于封建上层社会寄生阶级的恶德丑行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丑陋秉性、顽劣固疾都当成是全体国民，包括广大人民群众的通病。“一国之民，精神上，物质上，如此退化，如此堕落”，“有何颜面，有何权利，生存于世界”[22]？可见，陈独秀的认识是错误的、片面的和主观的，这就决定了他的民众观是双重的。

第二，从思想政治根源来看，这一时期，陈独秀的脑海里明显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既具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部分观点，又具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的内容。两种世界观互相交织，互相影响，同时并存，造成其民众观的双重性。

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对陈独秀的影响极为深刻，他满脑子都是英雄伟人的观点，因而片面强调伟人圣贤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认为“近代贤豪，当时耆宿，其感化社会之力，至为强大”；“社会失其中枢，万事循之退化”[23]。还说，“群众意识，每喜从同；恶德浊流，惰力甚大”，所以，“非有先觉哲人，力抗群言，独标异见，则社会莫由进化”[24]。“社会进化，因果万端，究以有敢与社会宣战之伟大个人为至要。自来进化之社会，皆有此伟大个人为之中枢，为之模范也”[25]。在陈独秀看来，近代中国日益贫弱，国不堪国，民不聊生，是由于缺乏“为之中枢，为之模范”的英雄伟人之缘故。很显然，陈独秀对英雄伟人是顶礼膜拜的，他不懂得改革社会单靠少数几个英雄伟人是行不通的，必须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发挥他们的伟大作用，才有力量同旧势力进行斗争，如果英雄伟人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就会失去其基础，就没有力量。对英雄伟人的崇拜，势必会造成对人民群众的轻视，这是毫无疑问的。

民众观范文篇2

一

由此可见，前，陈独秀在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上是矛盾的。

二

暴发以后，马列主义广泛传播，受其影响，陈独秀的民众观也随之发展。

三

民众观范文篇3

关键词：幸福指数；和谐社会；民众

民众在社会生活中对物质和精神两大方面的满意程度是衡量一个社会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准，也是决策者获得政策反馈的重要内容。民众幸福指数作为社会生活中大部分民众幸福感的量化统计方式，通过全方位覆盖影响民众生活质量的诸因素，并将其进行科学统筹考量，能够较为合理、准确地反映出社会中民众的生活质量，为决策者进行科学决策提供现实依据，进而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让民众幸福感与社会发展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

一、幸福指数的内涵

（一）幸福指数的含义

幸福感是民众对自身学习、工作、生活所处环境满意程度的一类主观感受，既包括物质条件方面，也涵盖精神生活领域。幸福感没有一个精确的标准，但是一个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幸福体验则内在地包含了整个社会的精神和谐状态。幸福指数是对这一主观体验的度量，将大部分民众主观幸福感受予以量化，由此揭示民众社会生活质量，并对相应的政策抉择给予支持。自不丹国王旺楚克于1972年首次提出幸福指数概念以来，“政策关注幸福并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业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的共识，在我国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大时代背景下，对幸福指数的研究日渐赢得了许多学者的青睐。

（二）幸福指数的价值意义

幸福指数内在的价值意义甚为丰富，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社会当中民众的主观生活质量进行了较为科学的度量，通过合理构建指标体系，从而计算出幸福指数，政府能够对民众生活的满意度进行全面的把握，再进行相关静态比较则可以深入地分析出差异的内在原因，使得政策制定更加顺应民意，关注民生；其次，弥补了以往GDP指标衡量区域民众生活质量不全面的弊端，在衡量社会发展成效方面更为细致。一方面，幸福指数内在地包含了GDP指标，另一方面，幸福指数又将衡量范围进行了拓展与延伸；最后，幸福指数能够实现对社会运转的及时监测，和谐社会务求经济发展与民众生活质量能够达到动态的平衡，这就需要决策者能够实时地掌握社会运转的详实可靠信息，幸福指数无疑是不二之选。

二、影响民众幸福指数的主要因素

结合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可将能够切实影响民众幸福指数的因素大体分为以下两个部分：

（一）经济性因素

具体包括收入与贫富差距、就业、住房等。收入与贫富差距主要体现在城乡、地区、行业三个方面，城乡、地区间囿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而行业的差异则导致企业融资上存在着失衡，导致收入差异巨大，制约了民众整体幸福指数的提升；就业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转型进程的日益深化，低质劳动供给闲置与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缺口现象并存，就业问题日渐成为影响民众幸福感的重要问题；住房方面，房地产市场价格虚高的情况依然存在，并未得到有效的控制，尤其是在部分大城市中，住房成为了许多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群体的难题，严重影响到了民众的幸福感。

（二）非经济因素

具体包括教育、医疗保障、生态环境、健康等。教育方面，区域与城乡间教育资源的配置不够合理，导致部分落后地区连最基本的教育资源也无法享受到，国家教育经费投入在地域间的差异成为了影响民众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医疗方面，尚需理顺一系列体制机制关系，依然是城乡与区域间的医疗保障制度衔接需要进一步优化，异地就医的相关问题业已成为许多民众最为关切的内容，“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更遑论幸福感；生态环境与健康方面，部分城市的整洁度以及区域内污染型工业企业存在的数量亦会影响到民众的幸福感，整洁优美的生活环境需求是当前民众日益重视的关键点。

三、民众幸福指数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内在联系

（一）幸福指数是区域各方面发展成效的集中体现

经济发展是民众获得幸福感的决定性因素，但却绝不唯一。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非经济因素在幸福体验中所占的比重会逐步提高，如对生活环境、健康状况、人际交往、婚姻关系、文娱活动等方面的幸福需求会大大增加。幸福指数在囊括所衡量区域诸经济因素指标的基础上，还包括了以往考察人民生活水准所忽视的非经济因素，通过二者的有机结合，同时根据经济发展所处不同阶段对诸因素予以合宜的权重分配，幸福指数能够综合考量涉及民众幸福感的所有因素，并提供一个不论是在合理性亦或是准确性方面较之以往均更加科学的结果，集中体现所衡量区域各方面发展的成效。

（二）幸福指数是和谐社会“以人为本”构建理念的展现

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原则即是“以人为本”，这也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本质要求。幸福指数是对民众生活质量的综合反映，其从设计源头便体现出了深刻的人文关怀价值取向，这与构建和谐社会产生了内在的共鸣，即二者均关注社会的发展能否切实地满足民众的物质、精神两方面的现实需求。和谐社会的构建，根本目的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把幸福指数纳入到社会发展考量体系中来，即是政府为人民服务理念的充分展现，通过科学的指标配置，幸福指数能够成为政府科学决策的重要参考，让决策落到实处。

（三）提升幸福指数与和谐社会构建具有内在统一性

构建和谐社会若仅仅侧重于定性层面的讨论，极易流于形式，定性的纲领仍需定量的实践加以支撑。当前，部分地方政府已经开展了相关实践，如将幸福指数写入到政府工作报告之中，以民众切实关注的民生问题为切入点，将问题的解决与否、解决程度纳入到幸福指数的指标体系中去，让民众的幸福感具体化、量化，从而使得民众的点滴小事共同汇聚成幸福指数的显著提升。因而，可以看到，提升幸福指数与构建和谐社会二者不仅是内在统一的关系，同时也是彼此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

四、构建和谐社会导向下的民众幸福指数提升路径探析

（一）着力解决好民众关切的重点民生问题

解决好基本民生问题，是显著增强民众幸福感，提升民众幸福指数的关键所在，为此，需要从民众最为关切的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等四个基础性的方面入手开展相关工作：1.扩大就业。就业是民众幸福指数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针对当前我国经济结构深刻转型的社会现实，政府需要着力解决好大量低质劳动供给与高素质劳动需求之间的矛盾，建立健全职业培训制度，加快低质劳动力向优质技能人才的转化，契合经济转型发展的现实需求，让民众在经济转型的“阵痛期”寻找到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就业之道。另外，要出台相关优惠政策鼓励创新创业，“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以创业促就业，往往事半功倍。2.破解住房困境。“有恒产者有恒心”，安居方能乐业，解决好民众的住房问题，是提升幸福指数的重要方式。为此，政府应继续强化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对土地供应结构进行不断优化，打击房产投机行为，确保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再者，深化住房保障制度改革，对于经济条件较差的部分民众，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公租房等保障渠道的支持力度应当加大，并注重此类住房建设的质量控制，力求为民众提供经济优质的住房供给。3.解决好“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医疗是民众在社会生活中的基本需求之一，也是长期以来掣肘民众幸福指数提升的一大难题。基于此，一是要进一步地完善国家医疗资源的配置方式，实现城乡之间、异地之间医疗保障相关制度的高效衔接，建立起全方位、立体化的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格局。政府要加大对医疗卫生事业的财政补贴力度，确保医疗用药的价格处在合理区间，不断优化公里医院的公共服务职能，让民众在有保障的医疗环境中切实提升幸福感。4.深化教育领域改革。近年来，我国在教育领域投入的规模逐步扩大，2019年教育支出占GDP比重达4.04%，虽然已有较大发展，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数据相比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需要进一步加大投入。此外，还需要解决与民众幸福指数息息相关的教育公平性问题，不同地域间教育资源分配悬殊的问题亟待解决，平等受教育权利的保障机制应逐步建立起来。解决好教育公平性的问题，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需求，同时也是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保障。

（二）建立起兼顾公平与效益的民生保障体系

公平、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民众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依靠，故而开展相关工作时需要在效率优先原则的基础上，注重民生保障体系公平性的彰显，让民众在有所依靠中增强自身的幸福感。首先，需要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保障水平之间的差距，把基本生活保障落实到每个人身上；其次，重视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为其生存提供充分的支持，保障其基本生活；最后，需要注重对老年人群体的社会保障，具体可依托所在社区管理部门，构建起较为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提升老年人群体的幸福指数。

（三）以民众幸福指数提升为导向建设现代服务型政府

提升民众幸福指数，进而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还需要理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当前，我国民众整体素质逐步提升的背景下，建设现代服务型政府的现实需求日益迫切，如何密切党和政府与群众的血肉联系，需要政府积极推进自身改革，以服务群众为导向转变政府职能。具体表现为：一是要继续推进“简政放权”，简化民众办事流程，提高其办事效率，从而提升其对政府的好感，进而促进政府公信力的建设；二是要坚持科学民主决策，让民众广泛参与到与自身密切相关的决策过程中来，群策群力，强化民众政治意识，丰富其政治生活；三是要持续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行政依法而行，治理依法而治，同时自觉地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让民众在公平公正的法制环境中提升幸福感。

（四）大力推进文化产业建设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

幸福指数的提升不仅来自物质生活条件的富足，还需要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加以支撑。在当前国家大力提倡文化自信的时代背景下，推进文化产业的建设，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提升民众幸福指数，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为此，需要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精髓，从政策、资源、财政等各个方面鼓励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让更多极具中国特色又有着现代化展现方式的文创产品大量涌现出来，滋养当代民众的心灵，使得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焕发出生机，民众在优质文化产品的熏陶中实现知识储备的积淀与精神素养的升华，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五）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培养国民现代意识与健康意识

生态环境是社会民众生活质量的直接影响因素，优美的生态环境既可以保障居民的健康，也可以陶冶其情操，显著提升其生活质量。故而，应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侧重发展绿色经济，逐步淘汰高污染的产业，并以健全的生态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加以保障。与此同时，积极促进国民现代意识与健康意识的养成，引导民众形成健康、向上、奋斗的良好品格，并大力培养民众的健康意识，投身到全民健身的进程中去，塑造坚实的体魄，助力其在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拥有来自身体与精神的双重稳固支撑。

结语

社会发展的成效需要由身处其中民众的现实生活质量来衡量，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也包括以民众生活满意度的提升。民众幸福指数作为衡量其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应当引起决策者的充分重视，在具体的政策制定中贯彻“以人为本”理念，注重提升民众幸福指数，以对该指数的科学运用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益于人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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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观范文篇4

[关键词]民法大众化本土化西方化一、引言民法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有其独特的法言法语、内在逻辑，确非普通民众所能完全理解和把握。然而，民法是发生于民众实践活动的需要并以大众化形态降生于世的，它是民众之法，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植根于民众的社会生活，来源于民众的社会实践，与民众自身利益息息相关。在诸法之中，与民众利益关系最紧密者，莫过于民法。因此，民法绝对不是也不应该成为法学家、法律从业者的个人专利，而应是民众参与市民生活的行动指南和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的有力武器。只有实现民法的大众化，民法才可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效，获得旺盛的生命力。离开民众的支持和参与，离开民众的社会实践，民法的研究与发展就会失去动力和活力，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何谓民法的大众化，如何让社会大众看得懂民法，能够从民法中直接了解自己的权利，增强其实用性，缩小与大众的距离，使民法真正走向民众，服务民众，进一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大众”，这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二、何谓民法的大众化民法是以民众的社会活动为主要来源的，民法诞生于大众的需求，也应服务于大众的需求，即便是纯学术的民法研究，其眼光最终仍然应当投向大众。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众化是民法的生命，是民法的起点与归宿。所谓民法的大众化，就是指中国的民法应该步入回归大众、走向大众、贴近大众、服务大众的良性发展轨道，真正使民法反映民众的利益诉求，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民法的大众化进程必将更加迅速地向前推进，中国民法也将在大众化的进程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民法的大众化至少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大众性民法必须服务于民众，必须反映民众的现实要求，必须为民众的福祉服务，必须将民众在实践中成熟的做法定型化、法制化。这是民法大众化最主要的特征，也是民法大众化的关键取向。对此，广大的民法工作者必须有清醒的头脑。那种脱离民众社会实践、孤芳自赏式、从书斋到书斋的民法学研究是不足取的，那些丧失学术良知、违背民众利益和意愿的民法学研究更是应该坚决抵制的。（二）实践性任何法都是对民众社会生活的反映和定型化，民法也概莫能外。民众的伟大实践是民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民法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1].古罗马之所以能够产生“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即罗马法，就是应为罗马法对简单商品所有者的一切本质的法律关系作了无比明确的规定。《法国民法典》之所以成为大陆法系第一部成文民法典且长盛不衰，就是因为其反映了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条件。同样，我国的民法如果不关注我国民众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的创造，不认真研究他们所关心的实际问题，不研究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谈不上推动民法理论与制度创新，更谈不上繁荣发展民法学，制定一部为世人所称道的民法典来。民法学者提出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应当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深入到民众的实践当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而不是从主观判断出发，不是闭门造车，不是从本本、教条出发。“一切有成就的学术大师，无不关注人民群众的实践，从实践中获得灵感和启发”[2].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英文版，1939）和《乡土中国》（1948），无一不认为是社会学调查和理论的经典之作。相比之下，民法学界却没有出现一本这样脍炙人口的著作，这很值得民法学家的反思。民法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也是民众最关心的部门法。民众的实践是检验民法理论、学说、制度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民法学研究是否发现了真理，只有运用到民众的实践中去才能得以证明。在实践中不能为民众所接受的理论、学说和制度，不能对民众的实践起推动作用的理论、学说和制度，都不能称为是优秀的。除了民众的实践，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检验民法。（三）本土性与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现象不同的是，包括民法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主要研究的是社会现象，尤其是研究本国的社会现象。不同的地域和社会，表现出来的自然现象的规律性基本上是相同的。而社会现象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文化现象。不同地域和社会的社会现象虽然具有一些普遍的规律性，但更普遍的是其差异性，尤其是历史、文化方面的差异。中国是一个具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从未中断过。在这5000年的漫长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包括法文化）。尽管直至清末《大清民律草案》完成以前，中国没有形式意义上的民法，但是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朝开始，历朝历代均颁布了大量的调整民事关系的法律规范。历史是不能割断的，民法的大众化必须关注中西方的这种文化差异，研究本国的历史。这就意味着，民法学者应该正确对待本民族、本国家的民法文化，深入研究它、分析它，继承本民族的优秀传统。在民法研究中，搞是有害的，同样，照抄照搬其他文化的东西也是行不通的。事实上，不研究本国本民族的民法文化，就不能理解本民族进而也就不能理解本民族的实践活动，不能得出关于本民族实践的科学认识。更进一步说，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不注重本民族本国家自己历史民法文化的研究，就会失去自己的特色，失去与其他国家民法学对话的优势。（四）普及性民法的大众化，意味着民法学的研究成果和民法规范应当为民众所掌握、所利用，而不是停留在专家学者的脑子里，放在专家学者的书斋中，仅在专家学者之间交流，更不是停留在纸面上。民法研究成果和民法规范从书斋、纸面走向社会就是一个向大众普及民法知识的过程。目前，这种工作做得很不够，必须予以加强。

加强民法的普及工作，首先要求民法学者使用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其成果，而不是故作高深，刻意创造新概念、新理论，语言晦涩，半文半白。[iii]优秀的民法学著作及其他成果都是深入浅出的。“深入”是对其内容的要求，通俗化绝对不等于庸俗化：“浅出”是对其形式的要求，力求鲜活生动，明快易懂，杜绝故弄玄虚的生造和晦涩。[4]其次，应当完善民法学成果的普及机制，充分利用大众媒体、专家论坛、公益讲座、成果交流会等形式，普及民法知识。鼓励专家学者走出书斋，走下讲台，以自己独到的学识和见解，在公众中弘扬民法精神，传播民法知识。这样做，把大学的课堂延伸到社会，把晦涩的民法知识普及到民众，使广大民众真正了解民法知识，可以让民众感受到高深的民法知识也可以做得如此平易近人。（五）参与性像其他自然科学一样，包括民法学在内的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是一种体制化的科学，专家权威居于主导地位，普通民众很难参与其中，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被研究对象而存在的。这种体制化的知识生产模式越来越受到公众信任和认同危机的压力，在发达国家出现的对于“公民科学”的呼吁，在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对于“本土知识”的关注，都可以看作是对体制化知识生产模式的反思和修正。民法的大众化要求必须调整现有的民法研究方式，鼓励民众对民法研究的参与，实现专家学者与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民法专家学者要尊重民众的意见、智慧和经验性认识，关注民众的利益诉求，倾听广大民众的呼声，把民众看成是参与民法研究的主体之一，而不是纯粹的被研究的对象。保证民众的参与性，对于防止专家学者的偏见与错误，促进民法的研究和应用，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三、民法大众化的理论基础与“民法的大众化”相对应的是“民法的精英化”。民法的精英化意味着内行主导民法的教学、研究、传播工作，意味着没有受过法律专业教育或者缺乏相应的法律阅历的人士将被排斥在外。实践证明，将普通民众排除在民法教学、研究、传播工作之外，是有害的。事实上，民法的大众化有其相应的理论基础。（一）民法大众化是民众的需要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社会变革、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很有可能，到下世纪初叶，就经济规模来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5]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不可避免，这是100多年来中华民族一切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崇高理想。随着经济持续增长，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在总体上稳步提高。从生活质量上看，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经降到35%左右，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也下降到45%左右。就城乡整体而言，人民群众已经初步进入小康型生活，单就城镇居民而言，已经开始进入宽裕型生活了。[vi]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民众也在思考如何使自己过得更有尊严，更加舒适。民法作为民众之法、市民社会之法，其有关物权、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收养等方面的规定，与民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而民法的大众化正是适应民众需要的必然趋势。首先，民众需要全面发展，提升素质，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离不开民法的支持。随着物质需要的满足，民众其他方面的需要尤其是精神需要就开始凸现出来。只有在这种需要的追求过程中，民众才能切身感受到其之所以为人的价值与尊严。民法是市民社会民众的权利宣言书。“无论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所有制的社会的民法所保障的权利在性质上存在何种区别，各个社会的民法都坚持了一个最基本的共性：即民法以权利为核心，换言之，民法就是一部权利法。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重视民法则权利观念勃兴，遍地民法则权利观念淡薄”。[7]民法中有关一般人格权和身体权、生命权、健康权、自由权、隐私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等具体人格权以及侵犯这些权利所产生的精神损害赔偿方面的规定，正是人有尊严的生活着的强有力的保障，也是民众谋求更为充实的精神世界的重要保证。其次，民众要了解正在急剧变革的社会，需要民法的支持。随着现代化、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用日新月异形容我们这个社会一点不为过，无论是物质层面、制度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是如此。民法是一个权利体系，当代是一个权利爆炸的时代，各种新型的财产权和人格权不断涌现：其一，财产权和人身权（主要是人格权）的民事权利的基本分类日益受到冲击，由于人格权的商品化，带来了人格权的价值体现和部分转让功能，这使原来财产权与人身权的界线模糊了；其二，大陆法系财产权的二元结构——物权和债权，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两者互为融合的情况，即“物权债权化”和“债权物权化”，产生了一些界于物权和债权之间的或集合型的权利；其三，无形财产的形式不断增多，它们在社会中的地位也不断提高，这已经超出了知识产权所能解决的范围。民法必须随着权利体系的变化而做出响应的调整。而民众要想适应社会、改造社会，必须首先融入社会，深入了解社会的变化以及由其决定的民法的变化。最后，民众越来越关心制度创新与制度建设，以谋求规避社会风险，降低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的不确定性，同样离不开民法的支持。当民众的生存问题基本解决以后，他们更为关心社会秩序与社会安全，更希望有明确、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化解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风险，例如人身伤害、环境污染等。而民法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它为民众创设了物权、债权、人身权、知识产权、继承权等诸多保护权利的制度，也必然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生产、生活实践的推进进行必要的制度创新，增加更多的保护民众权利的制度。这些都为民众规避社会风险、增加社会交往的确定性等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二）民法大众化是克服民法精英化弊端的需要民法的精英化极有可能导致民法学家的贵族化，特别是当民法学家经常生活在相对隔离的环境中时，有可能变得有些不食人间烟火，并形成与常人不同的思维方法。托克维尔曾经说过：“在法学家的心灵深处，隐藏着贵族的部分兴趣和本性。他们和贵族一样，生性喜欢按部就班，由衷热爱规范。他们也和贵族一样，对群众的行为极为反感，对民治的政府心怀蔑视”[8].民法精英化的主要弊端在于：其一，他们往往看不起民众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习惯于按照贵族化的标准而不是用常人的心态来衡量问题；其二，他们基本上不重视调查研究，不重视民众社会实践中的鲜活经验与有益做法，甚至不了解只有民众的实践才是民法的唯一源泉；其三，他们不愿走出书斋、研究所、学校，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研究所、学校、课堂上度过，基本没有实践工作经验（教学经验除外），其所获得的经验也绝大部分是别人的间接经验。[9]其四，他们不顾历史传统和现实需要，刻意创造新的法律术语或照搬国外的法律术语。[10]而普通民众则恰恰相反，他们可以排除专业学者的职业潜意识的干扰，他们比专家学者更接近日常生活，更了解普通人的经历，因而往往能够做出更合理的判断。

（三）民法大众化是推动民法革命和民法制度创新的需要“对法律做过特别研究的人，从工作中养成了按部就班的习惯，喜欢讲究规范，对观念之间的有规律联系有一种本能的爱好。这一切，自然使他们特别反对革命精神和民主的轻率激情”[11].同时，法律人士优越的社会地位和丰厚的物质待遇，也使得他们自然倾向于维护现政权的权威，他们一般总是缺乏推动制度创新的动力。而普通民众则往往从自己对生活的真切感受出发，从中提取一些实用的规则，当他发现前人的经验与自己现实生活的真实感受不相吻合时，他会断然抛弃前人的经验。所以，普通民众介入民法的教学、研究和传播，经常能给民法领域带来一股清新之风，推动民法革命和民法制度的创新。[12]事实上，诸如《农村土地承包法》等一批民法法规都是在普通民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离开民众的实践经验，任何法的制定都只能是一句空话。四、民法大众化应正确处理的几对关系民法的大众化是满足民众需要、克服民法精英化弊端、推定民法革命和民法制度创新的必然要求，是民法学自身繁荣与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创建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民法学的必然要求。实现民法的大众化，进而制定一部大众化的民法典，应正确处理以下几对关系：（一）民法大众化与民法引导民众的关系我们强调凸现民法的实践性、本土性、大众性、普及性和参与性，促进民法实现大众化，绝对不是说民法学者只应简单地迎合民众，尤其是迎合其低级趣味。事实上，民法服务民众与引导民众，对于现阶段的民法学教学、研究、传播工作同样重要。一方面，现阶段我国民众的文化知识水平和科学素养还有待提高，掌握民法知识，运用民法知识的能力还很有限；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扩大，社会分化日益明显，社会上的价值观念和思想认识也日趋多元化，这种状况对于激发思想解放、激励民法理论与制度创新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也存在造成思想混乱的潜在可能。对此，专业的民法学者必须保持头脑清醒，正确判断，并基于此正确地引导民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引导民众绝不意味着强制灌输一家之言、一己之说，而是要从民众的立场出发，关注民众的利益诉求，采取科学的方法和策略，以真正先进的民法文化和民法知识说服、教育民众。尤其要坚决反对与民众利益诉求相背离的各种宣传和误导，坚决反对用不负责任的、反动的东西误导民众。（二）本土化与西方化的关系就过去的一百多年来说，中国无论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特别是前两个学科）都主要是从外国、特别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借用了大量的知识，甚至连这些学科划分本身也是进口的——尽管它现在已成为我们无法摆脱、也不想摆脱的生活世界的一部分。[13]然而，“一个民族的生活创造它的法制，而法学家创造的仅仅是关于法制的理论。[14]”因此，民法的大众化需要我们正确处理“本土化”与“西方化”之间的关系。本来“本土化”和“西方化”的争论在20世纪初就开始了，只不过近些年因酝酿和制定民法典而又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高潮。西方社会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优秀的民法文化和传统，产生了很多深有影响的民法学家、民法学专著和以法国、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的民法典。这些的确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一百年来，我们也确实是在学习西方民法（也可以称为中国民法的近代化）。但是，学习的整个过程怎样的，效果又如何确值得我们进行一次较为彻底的反思。法理、法史学者已经在进行这项工作且有较深入的研究，较多的学者认为继受西方先进的近现代法文化、法规则是时代的要求，但是植根于中国本土社会的法文化、法规则是基础。[15]笔者完全赞同马老师的观点。实际上，对于一个有13亿人口、56个民族且正在崛起的中国不可能没有自己的一些东西的。[16]完全照抄照搬西方是行不通的，会水土不服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学习西方民法，与国际上接轨，侧重点应当是研究问题的方式、研究表达的规范以及不同知识背景、理论背景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而不是其他。我们关心的问题，我们研究问题的视角应当是属于本土的，应当是具有本土特色的，应当是本土资源。民法的本土资源应该包括中国传统的民法文化、民法规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社会现实新创造的民法文化和具体民事制度。因此，我们研究民法、制定民法典应该把上述这些因素中的优胜之处有机的整合在一起，从民法的现代化出发，我们要找到“西方化”和“本土化”的一个结合点，中国传统的及现实中好的东西要保留，但对糟粕也要勇于剔除；西方的经验要借鉴，但也要有所取舍。非常明显，民法中有关基本原理和交易规则必须与国际接轨，而亲属、继承和资源保护等方面的制度应该有中国自己的特点。[17]笔者认为我们对于民法本土资源的研究应着重放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要对中国民法史进行研究。尽管清末以前中国历史上没有形式意义上的民法，但调整财产权、婚姻家庭继承等民事关系的法律规范还是比较发达的，尤其是儒家忠孝仁义礼智信方面的规范值得研究；其二，要加强对历次民法典的起草背景、草案及有关知识的研究。这主要包括两个阶段：一是从清末到建国之前，重点应放在目前还在我国台湾地区施行的《中华民国民法典》的研究上。二是建国以后到现在，重点研究历次民法典的起草背景、草案及相关知识；其三，要加强对民情风俗和民间习惯的调查研究。事实上，民情风俗和民间习惯是一个国家民事立法的主要来源和基础。各国民法典的制定和实施，必须与本国民间习惯相协调。中国近代曾进行过两次规模较大的民情风俗、民间习惯调查，一是清朝末年（1907～1910年），二是民国初年（1918～1921年），其目的都是为了制定民法典而进行的。为了制定一部大众化的民法典，我们有必要进行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有关民情风俗、民间习惯的调查研究。[18]（三）逻辑性与实用性的关系民法的大众化与民法典的逻辑性、实用性是分不开的。事实上，民法典是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严密的逻辑是必要的。但是，把逻辑性、体系性看成是民法典唯一的追求目标笔者是持反对态度的。“一项民事立法，实用性是第一位的，逻辑性是第二位的，当实用性与逻辑性发生矛盾时，逻辑性应当服从实用性。逻辑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规律，是一种认识客观真理的工具”[19].民法是调整民众社会关系的法，它来源于民众的生活，而且其本身就是生活，最富有生活的品格。因此，我们应该制定一部大众化的民法典，这部民法典应该反映民众的生活，指导民众的生活，促进社会的发展。这部民法典应该要让民众和司法人员好学习、好掌握、好适用。那种把民法典制定得只有法学家才能看得懂的法是不足取的，更何况中国的法学家人数毕竟也太少，更多的是对民法学一知半解甚至连半解都没有的普通民众。

民众观范文篇5

真切地了解这些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北京奥运会民意调查”课题组于2008年近日在北京市进行了一项关于北京奥运会的大型民意调查。

调查显示：民众获取北京奥运会信息的渠道主要来自电视、报纸、广播、互联网和人际传播等

针对民众获取北京奥运会信息的渠道，本项调查考察了北京民众对报纸、广播、电视、家人、朋友等13种媒体或传播途径的接触频度。调查结果如下：

1、电视是北京民众获取奥运会信息时接触频度最高的一种渠道，八成以上（85.2%）的北京民众经常通过电视获取北京奥运会信息；其次是报纸，半数以上（53.7%）的北京民众经常通过报纸获取北京奥运会信息。广播也进入前三甲，有四成以上（43.9%）的北京民众经常通过广播获取北京奥运会信息。2、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兴媒体，排在第4位，有三分之一以上（37.2%）的北京民众经常通过这个渠道获取北京奥运会信息；而作为新旧媒体结合体的户外广告或社区公告栏，则有近三成（29.4%）的北京民众经常通过这个渠道获取北京奥运会信息。3、人际传播也是北京民众获取奥运信息的重要手段。事实上，经常通过家人、朋友、同事/同学及社交场合等人际传播途径获取奥运信息的人数分别占总数的32.3%、30.1%、27.4%及21.6%。4、接触频度较低的媒体是杂志和手机短信，分别只有16.2%和12.8%的北京民众经常通过该种渠道获取奥运会信息。5、由于并非每位民众都有机会亲临奥运会活动现场，因此，北京民众通过亲身经历奥运会活动和亲临现场获得奥运会信息的比例分别为10.3%和6.9%。

调查表明：民众对北京奥运会的关注焦点是运动员的拼搏精神、奖牌数量以及国外媒体对北京奥运会的总体评价等

本项调查列出了14个与北京奥运会相关的事项或领域，以考察人们的关注焦点。调查结果如下：

1、关于北京奥运会，北京民众最主要的关注点是中国运动员在北京奥运会上的拼搏精神、中国代表团的奖牌数量、开幕式/颁奖仪式/闭幕式、奥运会期间环境状况的改善、奥运比赛的过程及本届奥运会的中国文化特色，其关注的人数比例分别为92%、91.8%、90.2%、89.9%、88.3%、88%，均占被调查总人数的九成左右。2、关注程度排在第二梯次的是国外媒体对北京奥运会的总体评价、有关竞技项目记录的突破、北京奥运会展示出来的新科技及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其关注人数比例分别为81.8%、81.7%、80.7%、78.7%，均占被调查总人数的八成左右。3、接下来的关注热点依次有中国民众参与北京奥运会的情况、北京奥运会显示出来的中外文化差异、各国明星运动员的比赛成绩及各国运动员/裁判/教练的趣闻轶事，其关注人数的比例分别为75.8%、75.6%、67%、52.5%。

调查显示：对北京奥运会影响效果的预期较高。超过九成的民众认为北京奥运会将促进外国人更加正面地了解中国、提升民众的公共道德水平等

北京奥运会的真正影响效果有待客观评估乃至事后检验。但通过考察民众对北京奥运会影响效果的主观预期，可以解读民众在有关事项上的内心愿望和期许。本项调查列举了多个有关项目，以征求民众的看法，调查结果如下：

1、北京民众预期，北京奥运会最大的影响效果将是正面的国际影响。其中，91.7%的人认为北京奥运会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91.4%的人认为北京奥运会将促进国际合作，91.3%的人认为北京奥运会将促进外国人更加正面地了解中国，做这些预期的被调查人数均超出九成。2、在国内发展方面，绝大多数北京民众也预期北京奥运会将产生积极的影响效果。其中，90.1%的人认为北京奥运会将提升民众的公共道德水平（如排队、助人、礼让等），88.3%的人认为北京奥运会将提高国家动员民众参与国家大事的能力，85.9%的人认为北京奥运会将总体上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83.2%的人认为北京奥运会将促进各种民间组织的快速发展，79.7%的认为北京奥运会将在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3、近八成（79.3%）的人预期北京奥运会将让中国人更加接受通过竞争求胜的观念，更有近九成（89%）的北京民众认为北京奥运会将导致人们更加重视身体健康和锻炼。4、79.4%的人预期北京奥运会将促使老百姓更愿意了解其他国家，81.4%的人认为北京奥运会将提高中国人了解本民族文化历史的需求，两者的人数比例正好都是被调查总人数的八成左右。

调查表明：民众参与北京奥运会的动机多元化，最具有普遍性的动机是“见证重要的历史时刻”

民众观范文篇6

[关键词]民法大众化本土化西方化

一、引言

民法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有其独特的法言法语、内在逻辑，确非普通民众所能完全理解和把握。然而，民法是发生于民众实践活动的需要并以大众化形态降生于世的，它是民众之法，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植根于民众的社会生活，来源于民众的社会实践，与民众自身利益息息相关。在诸法之中，与民众利益关系最紧密者，莫过于民法。因此，民法绝对不是也不应该成为法学家、法律从业者的个人专利，而应是民众参与市民生活的行动指南和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的有力武器。只有实现民法的大众化，民法才可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效，获得旺盛的生命力。离开民众的支持和参与，离开民众的社会实践，民法的研究与发展就会失去动力和活力，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何谓民法的大众化，如何让社会大众看得懂民法，能够从民法中直接了解自己的权利，增强其实用性，缩小与大众的距离，使民法真正走向民众，服务民众，进一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大众”，这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

二、何谓民法的大众化

民法是以民众的社会活动为主要来源的，民法诞生于大众的需求，也应服务于大众的需求，即便是纯学术的民法研究，其眼光最终仍然应当投向大众。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众化是民法的生命，是民法的起点与归宿。所谓民法的大众化，就是指中国的民法应该步入回归大众、走向大众、贴近大众、服务大众的良性发展轨道，真正使民法反映民众的利益诉求，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民法的大众化进程必将更加迅速地向前推进，中国民法也将在大众化的进程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民法的大众化至少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大众性

民法必须服务于民众，必须反映民众的现实要求，必须为民众的福祉服务，必须将民众在实践中成熟的做法定型化、法制化。这是民法大众化最主要的特征，也是民法大众化的关键取向。对此，广大的民法工作者必须有清醒的头脑。那种脱离民众社会实践、孤芳自赏式、从书斋到书斋的民法学研究是不足取的，那些丧失学术良知、违背民众利益和意愿的民法学研究更是应该坚决抵制的。

（二）实践性

任何法都是对民众社会生活的反映和定型化，民法也概莫能外。民众的伟大实践是民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民法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1].古罗马之所以能够产生“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即罗马法，就是应为罗马法对简单商品所有者的一切本质的法律关系作了无比明确的规定。《法国民法典》之所以成为大陆法系第一部成文民法典且长盛不衰，就是因为其反映了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条件。同样，我国的民法如果不关注我国民众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的创造，不认真研究他们所关心的实际问题，不研究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谈不上推动民法理论与制度创新，更谈不上繁荣发展民法学，制定一部为世人所称道的民法典来。

民法学者提出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应当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深入到民众的实践当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而不是从主观判断出发，不是闭门造车，不是从本本、教条出发。“一切有成就的学术大师，无不关注人民群众的实践，从实践中获得灵感和启发”[2].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英文版，1939）和《乡土中国》（1948），无一不认为是社会学调查和理论的经典之作。相比之下，民法学界却没有出现一本这样脍炙人口的著作，这很值得民法学家的反思。

民法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也是民众最关心的部门法。民众的实践是检验民法理论、学说、制度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民法学研究是否发现了真理，只有运用到民众的实践中去才能得以证明。在实践中不能为民众所接受的理论、学说和制度，不能对民众的实践起推动作用的理论、学说和制度，都不能称为是优秀的。除了民众的实践，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检验民法。

（三）本土性

与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现象不同的是，包括民法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主要研究的是社会现象，尤其是研究本国的社会现象。不同的地域和社会，表现出来的自然现象的规律性基本上是相同的。而社会现象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文化现象。不同地域和社会的社会现象虽然具有一些普遍的规律性，但更普遍的是其差异性，尤其是历史、文化方面的差异。中国是一个具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从未中断过。在这5000年的漫长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包括法文化）。尽管直至清末《大清民律草案》完成以前，中国没有形式意义上的民法，但是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朝开始，历朝历代均颁布了大量的调整民事关系的法律规范。

历史是不能割断的，民法的大众化必须关注中西方的这种文化差异，研究本国的历史。这就意味着，民法学者应该正确对待本民族、本国家的民法文化，深入研究它、分析它，继承本民族的优秀传统。在民法研究中，搞是有害的，同样，照抄照搬其他文化的东西也是行不通的。事实上，不研究本国本民族的民法文化，就不能理解本民族进而也就不能理解本民族的实践活动，不能得出关于本民族实践的科学认识。更进一步说，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不注重本民族本国家自己历史民法文化的研究，就会失去自己的特色，失去与其他国家民法学对话的优势。

（四）普及性

民法的大众化，意味着民法学的研究成果和民法规范应当为民众所掌握、所利用，而不是停留在专家学者的脑子里，放在专家学者的书斋中，仅在专家学者之间交流，更不是停留在纸面上。民法研究成果和民法规范从书斋、纸面走向社会就是一个向大众普及民法知识的过程。目前，这种工作做得很不够，必须予以加强。

（五）参与性

像其他自然科学一样，包括民法学在内的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是一种体制化的科学，专家权威居于主导地位，普通民众很难参与其中，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被研究对象而存在的。这种体制化的知识生产模式越来越受到公众信任和认同危机的压力，在发达国家出现的对于“公民科学”的呼吁，在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对于“本土知识”的关注，都可以看作是对体制化知识生产模式的反思和修正。

民法的大众化要求必须调整现有的民法研究方式，鼓励民众对民法研究的参与，实现专家学者与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民法专家学者要尊重民众的意见、智慧和经验性认识，关注民众的利益诉求，倾听广大民众的呼声，把民众看成是参与民法研究的主体之一，而不是纯粹的被研究的对象。保证民众的参与性，对于防止专家学者的偏见与错误，促进民法的研究和应用，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民法大众化的理论基础

与“民法的大众化”相对应的是“民法的精英化”。民法的精英化意味着内行主导民法的教学、研究、传播工作，意味着没有受过法律专业教育或者缺乏相应的法律阅历的人士将被排斥在外。实践证明，将普通民众排除在民法教学、研究、传播工作之外，是有害的。事实上，民法的大众化有其相应的理论基础。

（一）民法大众化是民众的需要

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社会变革、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很有可能，到下世纪初叶，就经济规模来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5]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不可避免，这是100多年来中华民族一切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崇高理想。随着经济持续增长，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在总体上稳步提高。从生活质量上看，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经降到35%左右，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也下降到45%左右。就城乡整体而言，人民群众已经初步进入小康型生活，单就城镇居民而言，已经开始进入宽裕型生活了。[vi]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民众也在思考如何使自己过得更有尊严，更加舒适。民法作为民众之法、市民社会之法，其有关物权、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收养等方面的规定，与民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而民法的大众化正是适应民众需要的必然趋势。

首先，民众需要全面发展，提升素质，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离不开民法的支持。随着物质需要的满足，民众其他方面的需要尤其是精神需要就开始凸现出来。只有在这种需要的追求过程中，民众才能切身感受到其之所以为人的价值与尊严。民法是市民社会民众的权利宣言书。“无论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所有制的社会的民法所保障的权利在性质上存在何种区别，各个社会的民法都坚持了一个最基本的共性：即民法以权利为核心，换言之，民法就是一部权利法。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重视民法则权利观念勃兴，遍地民法则权利观念淡薄”。[7]民法中有关一般人格权和身体权、生命权、健康权、自由权、隐私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等具体人格权以及侵犯这些权利所产生的精神损害赔偿方面的规定，正是人有尊严的生活着的强有力的保障，也是民众谋求更为充实的精神世界的重要保证。

其次，民众要了解正在急剧变革的社会，需要民法的支持。随着现代化、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用日新月异形容我们这个社会一点不为过，无论是物质层面、制度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是如此。民法是一个权利体系，当代是一个权利爆炸的时代，各种新型的财产权和人格权不断涌现：其一，财产权和人身权（主要是人格权）的民事权利的基本分类日益受到冲击，由于人格权的商品化，带来了人格权的价值体现和部分转让功能，这使原来财产权与人身权的界线模糊了；其二，大陆法系财产权的二元结构——物权和债权，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两者互为融合的情况，即“物权债权化”和“债权物权化”，产生了一些界于物权和债权之间的或集合型的权利；其三，无形财产的形式不断增多，它们在社会中的地位也不断提高，这已经超出了知识产权所能解决的范围。民法必须随着权利体系的变化而做出响应的调整。而民众要想适应社会、改造社会，必须首先融入社会，深入了解社会的变化以及由其决定的民法的变化。

最后，民众越来越关心制度创新与制度建设，以谋求规避社会风险，降低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的不确定性，同样离不开民法的支持。当民众的生存问题基本解决以后，他们更为关心社会秩序与社会安全，更希望有明确、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化解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风险，例如人身伤害、环境污染等。而民法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它为民众创设了物权、债权、人身权、知识产权、继承权等诸多保护权利的制度，也必然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生产、生活实践的推进进行必要的制度创新，增加更多的保护民众权利的制度。这些都为民众规避社会风险、增加社会交往的确定性等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二）民法大众化是克服民法精英化弊端的需要

民法的精英化极有可能导致民法学家的贵族化，特别是当民法学家经常生活在相对隔离的环境中时，有可能变得有些不食人间烟火，并形成与常人不同的思维方法。托克维尔曾经说过：“在法学家的心灵深处，隐藏着贵族的部分兴趣和本性。他们和贵族一样，生性喜欢按部就班，由衷热爱规范。他们也和贵族一样，对群众的行为极为反感，对民治的政府心怀蔑视”[8].民法精英化的主要弊端在于：其一，他们往往看不起民众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习惯于按照贵族化的标准而不是用常人的心态来衡量问题；其二，他们基本上不重视调查研究，不重视民众社会实践中的鲜活经验与有益做法，甚至不了解只有民众的实践才是民法的唯一源泉；其三，他们不愿走出书斋、研究所、学校，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研究所、学校、课堂上度过，基本没有实践工作经验（教学经验除外），其所获得的经验也绝大部分是别人的间接经验。[9]其四，他们不顾历史传统和现实需要，刻意创造新的法律术语或照搬国外的法律术语。[10]而普通民众则恰恰相反，他们可以排除专业学者的职业潜意识的干扰，他们比专家学者更接近日常生活，更了解普通人的经历，因而往往能够做出更合理的判断。

（三）民法大众化是推动民法革命和民法制度创新的需要

“对法律做过特别研究的人，从工作中养成了按部就班的习惯，喜欢讲究规范，对观念之间的有规律联系有一种本能的爱好。这一切，自然使他们特别反对革命精神和民主的轻率激情”[11].同时，法律人士优越的社会地位和丰厚的物质待遇，也使得他们自然倾向于维护现政权的权威，他们一般总是缺乏推动制度创新的动力。而普通民众则往往从自己对生活的真切感受出发，从中提取一些实用的规则，当他发现前人的经验与自己现实生活的真实感受不相吻合时，他会断然抛弃前人的经验。所以，普通民众介入民法的教学、研究和传播，经常能给民法领域带来一股清新之风，推动民法革命和民法制度的创新。[12]事实上，诸如《农村土地承包法》等一批民法法规都是在普通民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离开民众的实践经验，任何法的制定都只能是一句空话。

四、民法大众化应正确处理的几对关系

民法的大众化是满足民众需要、克服民法精英化弊端、推定民法革命和民法制度创新的必然要求，是民法学自身繁荣与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创建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民法学的必然要求。实现民法的大众化，进而制定一部大众化的民法典，应正确处理以下几对关系：

（一）民法大众化与民法引导民众的关系

我们强调凸现民法的实践性、本土性、大众性、普及性和参与性，促进民法实现大众化，绝对不是说民法学者只应简单地迎合民众，尤其是迎合其低级趣味。事实上，民法服务民众与引导民众，对于现阶段的民法学教学、研究、传播工作同样重要。一方面，现阶段我国民众的文化知识水平和科学素养还有待提高，掌握民法知识，运用民法知识的能力还很有限；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扩大，社会分化日益明显，社会上的价值观念和思想认识也日趋多元化，这种状况对于激发思想解放、激励民法理论与制度创新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也存在造成思想混乱的潜在可能。对此，专业的民法学者必须保持头脑清醒，正确判断，并基于此正确地引导民众。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引导民众绝不意味着强制灌输一家之言、一己之说，而是要从民众的立场出发，关注民众的利益诉求，采取科学的方法和策略，以真正先进的民法文化和民法知识说服、教育民众。尤其要坚决反对与民众利益诉求相背离的各种宣传和误导，坚决反对用不负责任的、反动的东西误导民众。

（二）本土化与西方化的关系

就过去的一百多年来说，中国无论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特别是前两个学科）都主要是从外国、特别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借用了大量的知识，甚至连这些学科划分本身也是进口的——尽管它现在已成为我们无法摆脱、也不想摆脱的生活世界的一部分。[13]然而，“一个民族的生活创造它的法制，而法学家创造的仅仅是关于法制的理论。[14]”因此，民法的大众化需要我们正确处理“本土化”与“西方化”之间的关系。

本来“本土化”和“西方化”的争论在20世纪初就开始了，只不过近些年因酝酿和制定民法典而又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高潮。西方社会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优秀的民法文化和传统，产生了很多深有影响的民法学家、民法学专著和以法国、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的民法典。这些的确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一百年来，我们也确实是在学习西方民法（也可以称为中国民法的近代化）。但是，学习的整个过程怎样的，效果又如何确值得我们进行一次较为彻底的反思。法理、法史学者已经在进行这项工作且有较深入的研究，较多的学者认为继受西方先进的近现代法文化、法规则是时代的要求，但是植根于中国本土社会的法文化、法规则是基础。[15]

笔者完全赞同马老师的观点。实际上，对于一个有13亿人口、56个民族且正在崛起的中国不可能没有自己的一些东西的。[16]完全照抄照搬西方是行不通的，会水土不服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学习西方民法，与国际上接轨，侧重点应当是研究问题的方式、研究表达的规范以及不同知识背景、理论背景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而不是其他。我们关心的问题，我们研究问题的视角应当是属于本土的，应当是具有本土特色的，应当是本土资源。民法的本土资源应该包括中国传统的民法文化、民法规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社会现实新创造的民法文化和具体民事制度。因此，我们研究民法、制定民法典应该把上述这些因素中的优胜之处有机的整合在一起，从民法的现代化出发，我们要找到“西方化”和“本土化”的一个结合点，中国传统的及现实中好的东西要保留，但对糟粕也要勇于剔除；西方的经验要借鉴，但也要有所取舍。非常明显，民法中有关基本原理和交易规则必须与国际接轨，而亲属、继承和资源保护等方面的制度应该有中国自己的特点。[17]

笔者认为我们对于民法本土资源的研究应着重放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要对中国民法史进行研究。尽管清末以前中国历史上没有形式意义上的民法，但调整财产权、婚姻家庭继承等民事关系的法律规范还是比较发达的，尤其是儒家忠孝仁义礼智信方面的规范值得研究；其二，要加强对历次民法典的起草背景、草案及有关知识的研究。这主要包括两个阶段：一是从清末到建国之前，重点应放在目前还在我国台湾地区施行的《中华民国民法典》的研究上。二是建国以后到现在，重点研究历次民法典的起草背景、草案及相关知识；其三，要加强对民情风俗和民间习惯的调查研究。事实上，民情风俗和民间习惯是一个国家民事立法的主要来源和基础。各国民法典的制定和实施，必须与本国民间习惯相协调。中国近代曾进行过两次规模较大的民情风俗、民间习惯调查，一是清朝末年（1907～1910年），二是民国初年（1918～1921年），其目的都是为了制定民法典而进行的。为了制定一部大众化的民法典，我们有必要进行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有关民情风俗、民间习惯的调查研究。[18]

（三）逻辑性与实用性的关系

民法的大众化与民法典的逻辑性、实用性是分不开的。事实上，民法典是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严密的逻辑是必要的。但是，把逻辑性、体系性看成是民法典唯一的追求目标笔者是持反对态度的。“一项民事立法，实用性是第一位的，逻辑性是第二位的，当实用性与逻辑性发生矛盾时，逻辑性应当服从实用性。逻辑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规律，是一种认识客观真理的工具”[19].民法是调整民众社会关系的法，它来源于民众的生活，而且其本身就是生活，最富有生活的品格。因此，我们应该制定一部大众化的民法典，这部民法典应该反映民众的生活，指导民众的生活，促进社会的发展。这部民法典应该要让民众和司法人员好学习、好掌握、好适用。那种把民法典制定得只有法学家才能看得懂的法是不足取的，更何况中国的法学家人数毕竟也太少，更多的是对民法学一知半解甚至连半解都没有的普通民众。

谈到民法典的实用性就不得不提侵权行为法是否应该独立成篇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的王利明教授是支持侵权行为法独立成篇的代表人物。笔者认为侵权行为法独立成篇既不合逻辑，也不具有实用性。首先，从逻辑性角度讲，有了权利才能涉及到侵犯权利的行为进而谈及侵权的法律责任问题，侵权行为紧跟各权利之后，更符合法律的逻辑性。其次，从实用性角度讲，侵权行为法独立成篇设置于各权利篇之后，人为地增加了民众和司法人员适用法律的困难，他们在关注侵权行为法的同时还不得不翻到民法典前面的各权利篇。笔者认为，对待侵权行为法的理想做法是：将侵权行为的法律后果直接规定各权利篇中，如在人格权篇下设专章规定“侵犯人格权的行为及法律责任”，在物权篇下设专章规定“侵犯物权的行为及法律责任”，依此类推。这样做，既符合逻辑，一目了然，又有很强的适用性，便于民众和司法人员理解与掌握。

（四）学者的学术责任与学术自由的关系

对众多的民法学者而言，追求学术自由，保障学术自由，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绝对值得提倡的。但是学者们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也绝对是应该的，且不可图一时之快。“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20]是有一定道理的。

作为学者，他应该对自己的动机、观点表达负责，更应该对这种观点造成的社会效果负责。否则就是片面的、错误的，至少是不严肃的。同志曾经指出：“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21].

优秀的民法学者应该把学术自由与社会责任很好地统一起来，既要自由思考，又要谨慎立说，高度关注学术行为的社会效果。这样的学者才是严肃认真的学者，才是有可能达到真知的学者，才是有可能达到知行统一的学者。单纯追求

五、结语

古语云：“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简不可以合众，大乐必易，大礼必简”[22].俗话也说：“真佛只说家常话”，把高深的民法理论或问题论述得既不失规范，又明白晓畅，乃是民法研究的至高境界，也是民法大众化的最高目标。数十年前的哲学家艾思奇先生以一本《大众哲学》将其“通俗化”，富于针对性，深入浅出，使抽象观念趣味化，把哲学从神秘玄妙的宫殿拉向了十字街头、日常生活，成为具有非凡战斗力的思想武器。我们当以此为榜样，抓大众感兴趣的法律话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使民法走出书斋、校园，真正实现民法的大众化，进而制定出一部大众化的民法典。这是历史赋予中国人的神圣使命，我们期待着中国制定出一部大众化的民法典。

[注释][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49页

[2]洪大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思考：迈向人民大众的哲学社会科学》，载《中国教育报》2004年9月21日，第3版。

[3]目前，我国有一些民法学者在著述立说时模仿我国台湾地区的语言表达方式，通篇之乎者也，这本也无可厚非。但笔者还是认为这种语言表达方式不妥，这种风气不可助长，它使本来浅显易懂的理论、学说艰深晦涩，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要知道，中国大陆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推广简体汉字和普通话，而到目前为止我国台湾地区仍然采用繁体汉字和半文半白的语言表达方式。两个地区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的，我们接受的教育也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更何况，我国民说学者著书立说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大陆的读者，而不是台湾地区的民众。

[4]余源培：《努力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载《文汇报》2004年月12日，第10版。

[5]参见林毅夫，蔡昉，李周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11页。

[6]前引[2]，洪大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思考：迈向人民大众的哲学社会科学》。

[7]王利明主编：《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8][法]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版，第303～304页。

[9]据笔者了解，现在很多的民商法学者从本科到硕士、博士基本上都是在学校中度过的，对社会了解不深，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10]在这里，笔者认为我国《物权法》草案中关于地役权的规定不妥当。首先，地役权是用益物权的一种，是指因通行、取水、排水等需要，通过签订合同，利用他人的不动产，以提高自己不动产效益的权利。如果仔细推敲，我们不难发现，地役权与我国民法历来使用的邻地利用权无异。舍邻地利用权不用而规定地役权完全不顾我国的民法传统，根本不符合现实需要，且地役权一词比较晦涩容易引起民众的误解。实际上，即使是受过专业法律教育的人，如果没有学过物权法，也有可能不知地役权为何物。其次，人役权是与地役权相对应的概念，是指为特定人的利益而使用他人之物的权利，而在我国《物权法》草案中规定的居住权是罗马法上人役权的一种。既然人役权是与地役权是相对应的概念，那么只规定地役权而用居住权来替代人役权也不符合逻辑。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物权法》草案应该用邻地利用权来取代地役权。

[11]前引[8]，《论美国的民主》，第303页。

[12]民法不过是以法律形式表现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结果，而非前提。并非有了某种法律的制度安排，才有民众的社会经济生活。现实情况是，某部法律刚颁行不久，民众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行为就突破了法律的规定，甚至是做出了违反该法律规定的行为。对此，笔者建议我国的立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深入城乡进行调查，不能脱离现实想当然地做出这样或那样的规定，千万不要低估普通民众的智慧和创新能力。大多数情况下，普通民众要比我们聪明。

[13]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VI页。

[14]前引13，《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第289页。

[15]参见马俊驹：《漫谈民法走势和我国民法典的制定》，载/china/intolaws/lawpoint/22/2003-1/22717.shtm/2005-10-21.

[16]事实上，英国的文化博大而不精深，德国的文化精深而不博大，只有中国的文化才称得上是博大而精深。对此，笔者深信不疑。

[17]前引[15]，《漫谈民法走势和我国民法典的制定》。

[18]目前，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对我国的民情风俗和民事习惯进行研究，形成了一些成果，如李建华、许中缘：《论民事习惯与我国民法典》，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第22～29页；徐国栋：《认真地反思民间习惯与民法典的关系》，载/dbbs/printpage.asp？BoardID=24

[19]前引[15]，《漫谈民法走势和我国民法典的制定》。

[20]《太平广记》（卷一异人二）。

民众观范文篇7

在传统上，我们对内的宣传工作强调思想的灌输和一致性，在传播内容单调乏味，不尊重受众的意见。这种现象，在国际传播上也照样存在。我们的传播内容往往与外国民众的价值观、话语方式不一致。在新媒体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应当注意到新媒体传播主体之间双向互动、平等沟通的特性，“摆脱习惯以主观片面的简单灌输的观念和方式进行约束严、效应低的旧式‘外宣’窠臼,建立一种在广泛交流和多元讨论对话中达成协商和共识的新的国际传播思维和模式。”转变以单向灌输为主的宣传模式，最重要的是要做到与受众之间的平等沟通。在国际传播中，我们必须认识到国内外受众的区别，注意到外国民众没有义务接受我们传播。“要使我们的国际传播贴近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从内容到形式都为国外受众所喜闻乐见，并在尽可能大的程度上取得效果，必须研究和掌握国际传播的特点、原则和规律。”与国外民众的平等沟通体现在语言方式和传播内容上，可以是使用外国民众的流行语言或李煜，使用符合外国民众情感倾向和语言风格，拉进与国内民众的距离，淡化传播的色彩，提高传播的效果。

当前参与国际传播的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重要媒体机构几乎不传播与政府不同的声音，官方色彩过于浓厚。这在导致外国受众形成了其缺乏独立性的印象，也直接影响了传播的公信力。同时，这些传播机构程式化、死板空洞的传播语言，也引不起受众的共鸣和参与。虽然我们作为一个亟待提高国际话语权的国家，在国际上准确、正面传播统一的声音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也应该注重在传播技巧和策略上的转变。特别是在新媒体时代，官方机构也可以非常活泼的参与传播。以新浪微博平台上在华机构的微博为例，他们“积极与国内网友互动”，甚至“娇嗔调侃”化解各种棘手难题，通过“卖萌”建立了开放亲和的形象。这种对官方色彩的淡化措施，有效降低了民众天然对官方机构传播内容的不信任感，拉近了与民众的距离，提高了自身的亲和力，值得我们在公共外交中大力借鉴。

目前，我们的传播有着浓厚的官方色彩，内容上缺乏细节。同时在语言方式上还习惯使用攻击性的语言，常常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当前世界上通用的传播语言，已经脱离意识形态的色彩，往往被包装在“公正”、“自由”、“民主”等价值标签之下，并在此基础上获得一定的逻辑一致性。“软性的、社会性、文化性的内容更多地被使用，解释、说明与沟通成为基本的表达方式。”因此，我们要在国际传播上取得效果，就必须尊重这种语言，从外国民众尊重信奉的价值观出发。另一个方面从传播规律来看，受众喜欢有着丰富细节的故事，而不是照本宣科的干瘪文本。比如“德国对外政策中的核心原则之一,是向国外‘有学识的群体’讲述其价值观和准则的故事。”因此，“中国的公共外交必须有效组织自身的社会力量与西方社会在各个层面‘结网而渔’,学会用民众的故事、民众的语言和民众的视角来诠释自己,打动对方,影响舆论。”要让外国民众深入地了解中国，就不能简单的把他们认识中国的内容标签化、简单化，就应该为他们提供有丰富细节的故事。在《人民日报》创办60周年的讲话上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坚持以人为本，是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根本要求”，就是对尊重传播规律的生动注解。

民众观范文篇8

一、增强合法性理念：执政党必须关注的政治目标

1、强大的合法性基础能增强执政党对民众的政治动员力。强大的政治动员力是执政党把民众聚集在自己周围的重要条件。看一个执政党是否有战斗力，关键是看其有多大的政治动员力。而一个执政党要获得强大的政治动员力，首先要求广大民众对自身的政治信仰和价值观产生认同。当一个政党的政治信仰和价值观成为民众的信仰和价值观时，民众就成为实现执政党目标的强大物质力量。相反，执政党的执政目标就难以在社会上推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之所以能在50年的多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重要原因是该党把自身的核心价值理念转化为民众的思想。如他强调“亲善关怀、互敬互重、孝顺尊长、忠诚承诺、和谐沟通”的家庭价值观，就受到了民众的广泛认同。我们党现在倡导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等等，在广大人民中就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民众对执政党的政治信仰和价值观产生了认同，就与执政党有相同的认知和政治情感，无疑会增强执政党的政治动员力。

2、强大的合法性基础能使民众包容或者原谅执政党的过失。在现代政党政治中，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党不犯错误，关键是民众对执政党所犯错误采取的态度。如果一个执政党一犯错误，民众就借机反对，就说明该党的合法性基础极其薄弱。相反，如果一个政党犯了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民众仍然对它包容和原谅，就说明该党的合法性基础十分强大。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合法性基础十分强大的政党。在“”十年中，我们党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人民始终支持共产党，这就是源于我们党长期的合法性积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沉淀于中国人民心中的深厚心理基础。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因为“性丑闻”并引发政治危机，但因其经济上的成就获得了美国民众的认同，因而躲过了“总统弹劾”。与此相反，苏共在“8·19事变”之后立即垮台，主要是因为其合法性基础十分薄弱，民众对它长期所犯的错误已经没有包容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具有强大合法性的执政党不会因为一些失误而垮台。民众对犯错误党的包容，给执政党改正错误、继续前进提供了新的空间和回旋的余地。因此，一个执政党要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必须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注意合法性积累，不断追加合法性资源。任何执政党的失败，都是在合法性资源消耗贻尽之后发生的。

3、强大的合法性基础有助于推进政党事业的顺利发展。推进一个政党的事业可以有两种力量，即以暴力为后盾的强制性力量和依靠社会认同而产生的自觉服从的力量。强制性力量虽然也能推进党的事业，但所付出的社会成本太高。以暴力为后盾的强制性服从是逼迫的，而处于被迫状态的人们始终会寻找机会摆脱这种状态。事实上，暴力掩盖下的稳定是整个社会用沉默的方式进行反抗。民众在被迫状态下，执政党实践政党目标的摩擦力会逐渐增强，因而所支出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为了使民众服从执政党的意志，执政党需要花费过多的精力广泛动员，需要很多的人力进行管理和监督，需要更多的财力实施政策方案。苏共的经济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运用外在的强制力量，伤害了不少民众的身心，也为日后民众的背叛埋下了隐患。强大的合法性基础保证了民众对执政党的支持，能有效降低执政成本。实践证明，一个政党的合法性越强，实施执政的政策越顺利，实施政策的阻力越少，反之相反。政党在失去合法性基础的时候，即便是一个有利于民众利益的政策，也可能得不到民众的支持。

二、构建合法性基础：执政党巩固执政地位的唯一途径

1、实现价值认同，增强合法性的思想基础。政党的合法性危机首先来源于价值观念的危机。民众对执政党倡导的价值观念予以认同，意味着执政党赢得了合法性的思想基础。因为民众对现成制度的认识，对政党纲领的理解，都是从执政党提供的价值理念中获得的。一个执政党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必然要对民众灌输自己的价值观。当执政党的价值观念被民众抛弃的时候，合法性危机也就产生了。苏共合法性的丧失，就是从思想信仰危机开始的。无产阶级政党追求人民的幸福、自由和平等，其思想价值观就是马克思主义。但苏共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背离了这一思想。一方面，苏共长期把马克思主义僵化，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苏共在改革中又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这就使原苏联人民对苏共的思想价值体系产生了动摇和怀疑，直接导致了合法性危机。在人类政治统治的历史上，一个政权虽然有宪法赋予的合法性，但当这个政权离开人们普遍认同的思想价值的时候，人民就有权力推翻它。无论是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是俄罗斯的社会主义革命，概莫如此。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保持合法性，必须在思想理论上与时俱进。社会主流价值观是民众对政治主体认同的基础。但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化，必然引起合法性所依赖的价值基础的变化。我们党要维护执政地位，应当根据人们观念的变化进行创新，努力把人们的认同建立在新的、反映出时代进步要求的基础上。时代变化了，执政党能为民众提供反映时展要求的思想价值信仰，执政党才能得到人民的认同，一系列执政政策才能为人民所拥护。

2、实现制度认同，构建合法性的规则基础。民众对现成社会制度的认同，保证了政治主体执政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如果一个社会制度不为该国的民众所认同，而政党又在这一社会制度中运作，那么，政党本身就缺乏合法性基础。先进的政党总是和先进的制度相联系的。一个政党守着落后的制度并设法去维护它，那么，这个政党和陈旧的制度必将被民众一起抛弃。合理的制度是民主、自由、公正、平等并有效率，能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我们党要长期执政，必须把改革当作动力，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当社会主义制度超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就自然强化了我们党的合法性基础。制度认同还是民众对执政主体获取权力和运用权力合乎规则的认同。现代政治体制与传统政治体制的最大区别是权力的来源不同。在封建社会，君权为神授。神授的君权是可以世袭的，而世袭的权力具有合法性。从封建社会转向现代民主社会的过渡时期，政治主体的合法性主要依赖于领袖个人的魅力。而现代民主社会，政治主体的合法性则主要是遵循宪法规定的规则。政治主体违反宪法或法律，执政党常常违法获取或运作权力的制度和规则，即意味着它的政治合法性的丧失。这是我们党应当特别注意的一个经验和教训。

3、实现权威认同，强化合法性的政绩基础。一个政党通过宪法规定的制度获得了权力，具有了政治合法性的根本基础。但是，获得权力认同的执政党并不一定都有很强的合法性。只有当权力与权威结合起来，才能得到人民的广泛认同。权威，是民众对执政党运用权力获得政绩的认同。在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宪法制度还不完善，所以政绩对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更有意义。

事实上，无论是发达的民主国家，还是社会转型中的国家，权力主体的合法性基础都需要显著的政绩来支撑。西班牙于1974年结束佛朗哥独裁政权统治率先进入新兴民主化国家的行列，而后西班牙的政权在执政期间取得了令民众心服的政绩。1989年，西班牙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6010美元，名列当时新兴民主化国家之首。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基本不存在社会经济的严重不平等，民众政治水平也有显著提高。这些政绩，有力提高了西班牙民主政权的合法性水平，从而巩固了新兴的民主政治制度。另一些新兴民主国家虽然建立了宪法制度，政治主体遵循了法律的规则，但由于没有建立有效的政绩，从而大大降低了合法性水平。1979年，尼日利亚结束了军人统治走上了民主化道路。但是，由于新兴民主政权没有令民众满意的政绩，因而尼日利亚的民主政权在1984年的一场军事政变中被推翻。

显著的政绩为合法的权利赋予权威，而权威才能令民众服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获得国家政权后，必须致力于发展经济，尽快提高民众的物质文化水平。事实证明，我们党仅仅想依靠历史上的政绩资源来保持合法性是行不通的。我们党在20世纪末进行了一场改革，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虽然改革中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但巨大的成就使我们党强化了合法性基础。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必须树立科学的发展观，积极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用新的政绩获得更大的权威巩固合法性。

4、实现利益认同，巩固合法性的社会基础。利益是民众选择政治态度的最终根源。当一个社会普遍获利的时候，执政党的合法性水平就比较高。西方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稳定，是因为建立了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这一社会中，极富者和贫困者都是少数，即使贫困者也有可靠的社会保障。民众对利益的基本认同，为社会长期保持稳定奠定了基础。相反，当广大民众获利甚少时，执政党的合法性水平就会降低。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改革的过程中，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产生了一大批穷人和极少数的富人，民众对现成的分配制度的厌恶，直接导致了政权的更替。

根据一些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执政党要使民众产生利益认同，至少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关注民众的普遍利益。在社会利益分化的历史进程中，如果往下的利益流动大于往上的利益流动，即整个社会是“失大于得”，社会就易出现不稳定。二是关注利益的合理性分配。社会阶层的流动不应以损失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由于社会财富易向某些社会群体集中，导致两极分化，从而为社会不稳定埋下隐患。社会不平等除了经济因素外，还有其他相关因素。如处在现代化转型期的国家，一些掌权者获得了各种资源的支配权，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总是优先满足自身的利益，有的干脆利用权力瓜分商业利润，很容易失去合法性。社会不平等是导致社会政治不稳定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我国由于社会分配差距的拉大，已经出现社会的不稳定的苗头。改革的实践警戒我们，要实现长期的社会稳定，必须控制社会分配的差距，使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在合理的范围内活动，构建和谐社会。

三、追加合法性资源：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1、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转化为人民的主流意识。这是从思想认同上构建党的合法性基础。时代在变化，执政党所推崇的思想理论也应当变化。一个执政党如果固守过时的理论，必然引起思想认同上的合法性危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之相适应，我国的政治和经济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时展呼唤新的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反映时代变化而应运而生的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我国现实的巨大变化作出了科学的解释，进而产生对党的高度认同。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改革开放的20多年，全党聚精会神，一心一意搞建设，排除“左”和“右”的干扰，不囿于姓“资”姓“社”的争论，推进了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但也有一些人对改革的举措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如认为“非公有经济的蓬勃发展，动摇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私营企业主入党是影响了党的性质”等等。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认同主要是通过意识形态对现实的科学解答而获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改革开放过程中思想困惑的总解答。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转化为全国人民的政治意识、主流意识，人民群众才能对现实心悦诚服地接受，才能认同我们党，并同我们党同心同德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2、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创新。这是从制度认同上构建党的合法性基础。我们党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说明党在理论上接受了现实，同时也要求党把社会的巨大变迁向上层建筑落实。政治体制是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我国的政治体制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能有效地推动社会的进步，增强党的合法性基础。

民众观范文篇9

1.存在的问题。一是以政府为中心的公共管理理念、体制和运作方式。目前，我国的公共管理是以国家为核心来运作的，即政府是公共管理的实施者，公民是公共管理的接受者，这种由政府主导而公民被动服从的公共管理局面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二是我国社会资本存量多元并存、分布不均的总体状况。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社会资本分布表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特征，制约了公民社会现代公民参与意识的普遍发展，对我国公共管理中的沟通与互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三是参与型公共行政文化的缺失。我国是属于服从型的公共行政文化，而参与型公共行政文化十分贫乏。参与型公共行政文化缺失的一个显著结果就是公民主体意识薄弱，反过来它又造就公民行政文化贫瘩的土壤。

2.问题原因。一是社会环境变动快速，政府机关经常无法配合环境的需求，使社会大众对政府产生不满的响应；二是政府机关不了解民众对服务的期望，相关群体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三是民众期望太高不易达成，或受错误资讯影响其判断；四是公务人员对服务质量的认知及认同程度有所不同；五是服务质量的评估尚不具有客观评量的效标加以衡量。

二、公共管理中沟通与互动的要求与原则

1.要求。有形性：提供公共服务的设施定期保养与整备、供应适当与充足等。即实体设备定期维修与整备的数据须建文件，适时更新换代。可靠性：公共行政人员作业应兼具效能与效率、在约定时间内完成服务等。即公共行政人员要有事先预防的观念，执行服务时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对。反应性：公共行政人员能立即回答民众的问题、提供快速服务、积极协助民众解决问题等。即要有系统导向的观念，公共行政人员需清楚整个团队的运作，才能立即回答民众问题，不要有一问三不知的情形。胜任性：公共行政人员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改善质量的能力等。即公共行政人员要有质量管理的专业知识，并不断持续改进。礼貌性：公共行政人员的清洁和整齐仪表、礼貌应对、亲切回答等。即公共行政人员均能以民为尊，对民众体贴、友善。信用性：公共行政人员的人格特质是值得信赖的、积极与民众互动等。即公共行政人员对民众做好质量承诺，以追求更好的服务质量。安全性：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严防保密资料外流等。即所有公共行政人员均肩负民众资料保密的责任。接近性：容易电话联络、较短等候时间、便利的服务作业时间等。即民众容易且方便联系到相关的公共行政人员。如落实民众抱怨申诉处理渠道。沟通性：公共行政人员随时与民众沟通、倾听民众意见等。即公共行政人员秉持民众导向的理念，了解民众意见以持续改进。了解性：探知民众需求与期望、提供个别服务等。即公共行政人员运用品质管理的方法探知民众满意程度，以提供良好的服务。

2.实施原则。公共管理中，实施良好的沟通与互动，必须遵守下列五项原则：以客为尊：以民众满意为核心，民众又分内部民众和外部民众两部分，其中内部民众指参与政府机关各项设计、生产以及服务的相关部门或人员；外部民众指政府机关服务的普通大众。全员参与：全面质量管理强调组织中的所有部门、所有人员均肩负着服务管理的责任，也享受产生高质量服务所带来的福利，这种伙伴关系(partnership)的建立，是实施全面服务管理的重要策略。事实管理：组织随时搜集、处理与解读有效信息，以持续改善质量、满足民众需求。该信息包括内部工作表现和外部民众需求。可持续改进：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政府机关内部的持续性质量改进，如设计、制造、服务过程及人员、制度的不断自我改进，第二部分为不断了解外部民众的需求情形，推出新的服务形式。服务质量承诺：全面服务管理的推动，首重政府机关管理人员的认同、全力推动，营造追求质量气氛，使所有人员齐心一致，共同为提升服务质量努力。

三、我国公共管理中沟通与互动工作促进措施

为了提升行政服务质量及民众满意度，导入全面服务管理理念来消除不同互动所造成的落差，先提出以下几种做法。

1.追求精益求精的服务质量。一是政府机关必须有前瞻思维及动态导向的概念，要能掌握先机，以符应外界环境需求不断创新、求新求变。公共行政人员需秉持以民为尊的理念，适时且定期调查民众满意程度，并能搜集、掌握有效信息，以寻求改善。二是建立良好的沟通模式，不只扩大参与，更能由上而下全员参与，借助内外部的有效沟通，更能了解民众的期望。建立PDCA“循环圈”等团体服务质量提升的方式，加强公共行政人员、对质量管理的重视，通过团队合作及讨论，不但可找出服务管理主要障碍并加以解决，也可以借此来减少认知上的差距。三是行政服务质量的提升需要上层人员的认同、全力推动，且所有成员需齐心一致，共同为追求提升行政服务质量而努力。建立客观、公正评估者及被评估者所接受的衡量标准，在制定效标时，相关人员需全员参与。行政服务质量改善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循环过程。服务管理的作法是强调可持续改进的历程，不断精益求精，以求达到最好质量。

民众观范文篇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