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范文10篇

民事诉讼范文篇1

《民事诉讼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处分原则就是指当事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处置自己的民事权利和民事诉讼权利的自由受法律保护。

处分原则贯穿于民事诉讼的全过程，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诉讼的进行。处分原则作为民事诉讼法特有的一项原则，是由民事法律关系的特点和民事权利的性质决定的。民事法律关系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财产和人身方面的权利义务关系。民事主体为了自己的需要，有权自由处置民事权利，大多数情况下，国家不干预民事主体对民事权利的处分。民事诉讼是解决民事主体民事权利义务纠纷的过程，在民事诉讼中，自应使当事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

二、处分原则的内容

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处分原则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享有处分权的主体仅限于当事人

处分原则是当事人可以自由支配和处置其他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原则。因而享有处分权的主体只限于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不享有处分权。诉讼人也不享有处分权，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事人实施处分行为。

（二）当事人的处分行为必须是自己真实意思的表示

任何因强迫、欺诈、利诱或重大误解形成的，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的处分行为都是不能成立的。如人民法院已经确认了这样的处分行为的效力，当事人可以主张撤销。

（三）当事人处分的对象既包括民事权利，也包括民事诉讼权利

对民事权利的处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原告在起诉时可以自由地确定请求司法保护的范围和选择保护的方法。例如，在侵害财产所有权的纠纷中，权利主体有权要求赔偿全部损害，也可以要求赔偿部分损害；可以请求返还原物，也可以要求作价赔偿。（2）在诉讼开始后，原告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也可以扩大或缩小诉讼请求的范围。（3）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可以放弃其诉讼请求，被告可以部分或全部承认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双方可以达成或拒绝达成调解协议；在判决未执行完毕之前，双方当事人随时可就实体问题自行和解。

（四）当事人对诉讼权利的处分的主要表现

其主要表现在：（1）民事诉讼程序是否开始，由当事人是否行使起诉权来决定。只有在当事人起诉的情况下，诉讼程序才能开始。（2）在诉讼开始后，原告可以申请撤回起诉，也就是放弃请求法院审判保护的诉讼权利；被告也有权决定是否提出反诉来主张自己的民事权利。（3）在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都有权请求法院进行调解，谋求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4）一审裁判作出后，当事人有权决定是否提起上诉。（5）对已经生效的裁判或调解协议，当事人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决定是否申请再审。（6）对生效裁判或其他具有执行力的法律文书，享有权利的当事人有权决定是否申请强制执行。

当事人在诉讼中处分实体权利往往是通过处分诉讼权利来实现的。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民事权利，而行使诉讼权利是保护实体权利的手段。因而在民事诉讼中如果处分实体权利，就需要通过处分诉讼权利来实现。例如当事人减少或变更诉讼请求，一般都是通过调解或和解来达成协议，最终达到处分实体权利的目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处分诉讼权利就一定要同时处分实体权利。例如，原告以被告同意在限定时间内腾出侵占房屋为条件提出撤诉。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处分了诉讼权利，但并未处分实体权利。

（五）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处分权不是绝对的

当事人的处分行为应辅之以国家的依法干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在民事诉讼中为保护国家和社会利益，可以对当事人违反和规避法律的行为予以干预，以保证当事人处分行为的正确性。

其次，家庭和社会的影响不容忽视。父母期望及教育子女的方法、父母职业及父母对各种职业的看法、父母的社会地位、家中其他成员的看法等都会影响大学生的就业心理。高校连续扩招造成高校毕习坦L高存量、高膨胀，给高职毕业生就业带来新的压力和难度;就业指导相对滞后，是大学生就业心态矛盾冲突的外在原因。此外，传媒对社会精英，特别是对“数字精英”、“管理精英”大加宣传，对“经济价值”衡量“个人价值”持过分积极评价，也是高职学生忽视自身特点与自我创造性，形成个人价值取向的从众心理的重要因素之一。

社会对大学毕业生的要求是一种“以能为本”的综合素质，这种综合素质取决于学生专业知识、技能的积累和精心进行的就业准备。由此可见，高职学生的就业准备和学校的就业指导工作，应该从关注就业机会及相应的求职技巧，转向关注就业能力。这意味着高职院校就业指导工作必须与学生的专业能力发展密切结合起来，将就业工作是贯穿学习生涯始终，把学生作为就业的主动者，通过各种措施，指导学生在整个学习期间进行以提高就业竞争力为目标的就业准备，培养学生追求最优选择和最佳就业的精神与品质。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转变高职学生的不良择业心态，促进他们的顺利就业。具体来说，可以从下述几个方面构建起高职院校的动态就业指导体系:

(一)院系两级应在人员、经费上保障就业指导工作开展，建立专职的就业指导教师队伍。同时努力提升就业指导与职业咨询水平，培养“专家型”就业指导教师，打造专家型教育服务队伍。

(二)就业指导工作要求加强学生求职心理健康教育与辅导，重视高职生心态调整，引导学生立足专业教育，明确专业定位，分析就业目标，找准自己在就业市场上的位置。

(三)专业教学要以就业为导向设置课程，以课程建设为抓手提高教学质量，充分利用实践教学环节，强化高职生的动手能力和就业竞争力，增强高职生的求职自信心理素质。

(四)开设职业指导课程，指导高职学生制定职业生涯规划，培养学生正确的职业观和职业意识。将就业指导工作融入校园文化活动体系，积极探索职业发展教育新途径。

(五)加强就业市场调研工作，密切关注企业用人信息，加大就业信息力度，搭建通畅的择业与就业信息平台。

民事诉讼范文篇2

一、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博弈分析

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是指受民事诉讼法调整的法院、诉讼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之间存在的以诉讼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种法律关系。它由审判法律关系与争讼法律关系两部分组成。而这两种法律关系都体现了法院审判权与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的博弈与平衡。

1、民事审判法律关系中的博弈

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审判法律关系。当事人的讼权与法院的审判形成了一种博弈的关系。在此，我们可以将这种民事审判法律关系划分成几个方面去分析。一方面，原告在起诉时，由于法院民事诉讼主管与管辖范围的规定会形成一定的限制，另外，由于法律程序的要求原告必须具备的条件也是一种限制。原告必须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起诉条件的要求，法院才予以受理的。因此，是否可以作为民事案件受理，这是起诉时原告心中的形成一种博弈思想。受理案件后，原告须针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这就形成了一种原告与法院、法官的一种博弈。由于举证责任分配的风险承担，“谁主张谁主证”，原告在提出诉讼请求、变更诉讼请求、提出调解等都是一种制约因素，也是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加强引导调解解决纠纷的主导因素。另一方面，相对于被告方而言，他对其所提出的抗辩理由也须提供足够充分的证据来支持，否则法官不会认可与采信。这当中，被告心里也形成了一种与法律规则、与法官的一种心理博弈，因此，也是法官为调解工作提供了一个良机。

2、民事争讼法律关系中的博弈

民事争诉法律关系是当事人之间形成的由民事诉讼法调整的社会关系，这其中原被告双方的诉讼对立关系是最主要的。原被告双方是一种攻击防御关系，也是一种博弈关系。原告要针对自己的诉讼请求在法庭提供充分、足够的证据来支持，处于一种“攻”的状态。而被告则对原告的主张提出抗辩，也必须提供相应的证据支持，他处于一种“守”的状态。一攻一守，正是经济学理论中的博弈体现。原被告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针对自己掌握的信息、证据及其他资源等作出自己相应的诉求或抗辩，都会考虑到相应的法律后果，因此，这就是法官在审理过程中应该把握，加以引导的。

显然，原被告当事人双方存在一种利益的博弈关系，同时，原被告双方又分别与法院形成了一种诉权与法官审判裁决权的一种博弈。在这两种关系中，法官都处于一种主导的位置。因为，无论我国是适应何种审判模式。原被告双方主张的案件事实与证据都需要法官去认定，在事实的认定及法律的定性方面，法官在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及自由心证的规则下予以适用。法官具有自由裁量权，法官是处于一种相对主动的地位，他可以依法律的规定针对案件事实做出相应的客观分析，从而对双方当事人做出相应的法律风险提示，做出人性化的诉讼引导，做出相应的调解方案等。这样而言，法官充分利用在诉讼博弈关系中的主动地位，充分发挥法官人格的魅力，发挥人性化的引导优势，加强案件的调解解决，这对于案件的和谐解决，从而达到良好的审判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结合大有裨益。

二、法官人性化引导新视角

在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法官充分利用博弈关系中的主导地位，应该如何去加强引导，从而实现充分体现司法的权威性，同时又要实现当事人的口服心服，形成良好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有效结合呢，笔者认为，司法人性化，尤其是法官人性化引导是法官应该具备基本理念与追求，也法官是最重要价值追求。

1、人性化引导是人本主义的本质价值取向。

人本主义，又称人文主义，英文为humanism，来自拉丁文的Humanitas，最早出现在古罗马西塞罗和格利乌斯的著作中，意思是指“人性”、“人情”、“万物之灵”，也指一种能促使个人的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的一种思想体系。作为一套思想观念体系，这种人文主义精神的要义与本质价值就在于要遵循“一切从人出发，以人为中心，把人作为观念、行为和制度的主体；人的解放和自由，人的尊严、幸福和全面发展，应当成为个人、群体、社会和政府的终极关怀；作为主体的个人和团体，应当有公平、宽容、诚信、自主、自强、自律的自觉意识和观念。人文精神以弘扬人的主体性和价值性、对人的权利的平等尊重和关怀为特质”。人本主义本质就在尊重个人的基本权利，特别个人的自由权与选择权等。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要本着人本主义的精神，从当事人的视角去多考虑，充分尊重他们的诉求，依法律的规定，导利避害，体现人文关怀。对当事人而言，有了法官的人文引导，对诉求会更加理性，更加合理，这也为法官的诉讼调解奠定了基础。法官的人性化引导，可以充分体现当事人的意志与要求，让当事人体会到法官对他们的真诚与关怀，更重要的是法官在依法律的规定下的关怀引导，是一种更深刻更有效的普法教育，也是树立司法权威的行之有效方式。

2、人性化引导是和谐社会之根本价值要求。

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和谐社会从人与人的关系，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处处都体现和谐。和谐社会的根本价值就在于社会要稳定，要发展，要体现公平正义。因为只有社会公平正义，人们才能安居乐业，社会才能和谐发展。特别是当前我国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社会矛盾也处于多发期，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不是社会没有矛盾，而是出现了矛盾能够得到公平公正的和谐解决。因此，作为社会纠纷的最后救济途径，司法应该为社会的公平正义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作为司法部门应该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稳定与保障作用，要确保社会实现公平正义，做到“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相对于法院与法官而言，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到个案的公平与公正，实现案件纠纷的和谐解决，从而达到有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结合，这也是和谐社会的根本价值要求。而诉讼调解方式是一种有效的解决纷纷机制，能有力地促进社会矛盾的和谐解决。法官通过人性化的引导，又是司法公平与正义，纠纷和谐解决的关键。法官在充分考虑当事人的诉求的基础上，根据法律的规定加强人性化的引导，这充分体现了和谐的本质。和谐本质就在于尊重个人权利与要求，和谐本质就在于达到一种社会成员间的互相尊重与互相理解。法官人性化引导就是从和谐本质作为出发点与落脚点，从关心当事人到体会当事人到解决当事人的纠纷，从而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3、人性化引导是司法功能的抽象价值追求。

司法的功能就是要定分止争，解决群众的矛盾，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发展。其抽象价值就是要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司法的公平正义是法律的终极追求，也是司法审判机构的终极追求。而要实现公平正义，法院法官要从实体与程序两方面去体现。实体而言，要充分尊重当事人的主张与事实，并依据法律规定对其主张事实进行认定。程序而言，要充分告之当事人享有的诉讼权利与其应承担的诉讼义务，确保程序的公正。然而，无论是实体或程序上的公正，都必需由法官来主持与引导。而法官的人性化引导本着人本主义的关怀，出于当事人的利益考虑，依法律的规定，从诉讼当事人间的博弈角度出发，从程序上的引导，从实体上的诉讼风险分析，客观审判案件。这样一来，法官一方面可以在充分了解当事人的主张，同时也理性地引导当事人进行分析与博弈选择，充分反映了司法的人文关怀与司法的公正。另一方面，当官的人性化引导是在法律的规定下与平等对待双方当事人，在实体认定上，在法律程序上，合理引导避免了当事人因不懂法律，因信息上的不均等在双方博弈中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也充分体现司法的公平与正义。

4、人性化引导是本土资源的具体价值体现。

本土资源是北大法学院苏力教授提出的一个法学名词，他在其《法治及本土资源》一书，充分论了中国社会背景下推进法治建设必须尊重中国一直以来的传统与习惯，充分尊重尊重老百姓一直以来形成的对法律的思维模式，特别是中国基层社会历史以来渐渐沉淀下来的法律文化，及相对而言的法律信仰。归结而言，就是中国老百姓的厌诉情绪。尽管新中国成立后，法制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普法教育及我国提出依法治国理念以后，民众对法律有了更多的了解，但还是存在相当部分的老百姓对法律，对法院的敬而远之。因此，基层老百姓的纠纷解决一般是循着先相互协商－有威信的人出面协商－社会或民间调解组织的协商－官方调解机构的调解协商－最后才可能去法院起诉解决。在这连续的解决方式中，突出的一点都是协商与调解，而法院解决模式是在不得已才采取的最后的救济途径。以和为贵，和气生财，中庸之道，也都是本土资源的具体价值体现。在此基层上的法治建设与司法建设当然就不得不考虑这些本土的法治资源了。而法官的人性化的视角去引导不得不来法院解决纠纷的当事人，就给当事人一个理想的平台，和谐地解决纠纷。合理引导，公正对待，正好体现了当事人的内心追求，在能公平公正地解决纠纷，又能不至于伤和气，这就是法官人性化引导，人性化裁决的重要价值追求与体现。这样一来，纠纷的和谐解决与司法的权威树立就有机统一了。三、法官人性化径路勾勒

1、人性化理念

理念是一个人思想体系的内在追求，是个人价值的内在体现。而法官的司法理念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属于一种实践理性，在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法官的个人司法理念是其行动的指南，是其司法实践中最基础、最重要的前提。然而，法官的个人司法理念会因每个人经验、个性、爱好等因素的影响而不同，也会因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变化。针对当前我国社会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我国的发展进入一个矛盾突出的阶段，因此，法官的司法理念也应随着发展变化，应从以前单纯的追求司法效率、司法公平公正变成不仅要追求司法的公正与效率，更重要的是要追求良好的社会效果，要实现良好的司法审判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因此，法官的个人理念，法官的司法理念中就必须考虑当事人的正当合理的诉求，必须顾及到当事人的人性化要求，必须考虑当事人的行为理性。人性化的理念就自然而然来地提到法官的必备素质要求之中。

作为法官，直接行使国家的司法审判权，在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法治社会，建设强有力的司法保障体系过程，都是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次有效的司法适用就是一个很好的普法例子，更是树立司法权威的有效方式，都会为法制社会的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起着推动作用。因此，法官的理念与追求应该与国家司法的价值要求相一致，就是要做到“公正司法，一心为民”。树立公正、为民、和谐理念，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树立耐心细致的工作理念。具体而言，法官的人性化的理念包括以下方面内容：

一是以人为本理念。法官作为裁判者，应多从当事人的角度去考虑，尊重当事人的主观意愿，尊重当事人的正当诉求，并以将心比心的心态去对待当事人的要求。以达到令当事人满意，让当事人信任，让当事人放心的心理状态，从而为法官进行调解打下良好的心理基础。当然，我们所指的以人为本，为当事人考虑要一方面避免对当事人单方面的过于热情，以免有失司法公正，另一方面也不能因为追求调解的效果而忽视法律的原则与精神实质，而失去法律与司法的威信。

二是为民服务理念。社会主义法治教育就是要司法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就是要让司法为人民的生活提供保障。公正司法，一心为民。为民服务，途径是司法，目的是为民。法官本着人性化的理念，处处为民众着想，为当事人利益考虑，在法律的原则规定下，为追求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化而加以人性化引导，一方面促使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得到确实的有力保护，另一方面也大大发挥有限司法资源的效率，真正做到为更多的民众服务。

法官具备人性化的理念，抱着以人为本，以民服务的价值理念，在民众心目中树立良好的形象，树立法院的良好形象，更重要的是在具体案件的当事人中树立起亲切、亲和、人性化的美好形象，为在案件的裁决中，在双方关系的博弈中取得主动，为案件纠纷的有效解决打下良好的基础。

2、人性化裁决

在法官人性化的理念指导下，法官的所有裁决行为也相应的应具有人性化，让当事人能够理解，能够接受，心悦诚服。

一、审判行为的人性化

在中国的老百姓眼里，法官是官，与中国传统的衙门一样，因此，有点敬而远之，不可接近。我们提倡司法人性化，就是要让老百姓有事敢来法院，来了法院后能满意而归，做到定分止争，案结事了，其实这也是当事人的内心追求。这就对法官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笔者认为最首要的就是法官的言语及行为的人性化，让当事人能懂，能接受，达到和谐解决纠纷，让当事人满意的效果。具体而言，可以设置以下制度。庭前调解制度、诉中调解制度、裁决前调解制度、风险告知制度等。这些制度我国法院基本上都在实施，然而重要的不仅仅是有好的制度，最为重要的是制度的实施的方式、实施的法律效果与实施的社会效果。这其中，法官的人性化理念与人性化的裁决行为都是关键。作为实施的主体，办案法官是从立案到案件的最终审结，其所有的审判行为都是直接影响到当事人的思想与行为的，都会为纠纷的解决产生不同的结果。如诉讼的风险提示。法官在办案过程中要针对当事人可能出现的诉讼风险要及时有效地提醒，从关心尊重当事人的利益出发，为他们利益的最大化而考虑，这样，一方面对当事人进行了很好的法律知识教育，更为重要的是有效地提示当事人在诉讼博弈中的思考与诉求。从而就有利于法官从双方当事人的角度去进行调解解决纠纷，有利于案件的和谐解决。

因此，无论是诉讼中的调解还是风险提示，法官都须从当事人的利益考虑，从关心尊重他们的诉求考虑，从人性化的理念出发，从而做出合理的裁判行为。让当事人的“心存感激，心悦诚服。”

二、裁判文书的人性化

裁判文书是案件司法程序的最终产品，是法官智慧的结晶，充分体现了法官的素质与价值追求。是当事人纠纷得以解决的确认书，也是当事人对司法态度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因此，什么样的裁判文书无论是对法官还是当事人都是至关重要的。最近以来，司法界也提出了要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等。笔者以为，增强说理性目的与价值追求在于让当事人能看懂，能明白，服判并达到满意的社会效果，也就是要追求人性化的司法价值。

针对民事诉讼的调解解决方式而言，对于裁判文书，即民事调解书的制作可以分两种情况分别对待。一种情况是指在对案件的事实法官并没有完全清楚时，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或是法官的调解下自愿达成调解协议，此时，法官制作调解书时可以依当事人的意愿，对案件的事实与裁判的理由不作要求，即民事调解书可以相对简单，只须表明是双方当事人的自愿达成如下协议。只要当事人的调解协议不违背法律的规定，法官应该遵循“私法自治原则”，满足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要求。另一种情况是指在法官的引导下，在案件事实审理清楚明白基础上，当事人考虑到诉讼的风险，在双方利益博弈的基础上，在法官的人性化的引导下，在法官的调解下，达成的调解协议。法官在制作民事调解书时，如果当事人没有要求对案件的事实与理由不写入民事调解书，法官应该将案件的裁决所依据的事实与裁决理由写入裁决文书。而且应该遵循法律文书的说理性要求，将所查清的事实理由解析的清楚明白，让双方当事人心服口服。在这种基础达成的调解协议也是相对比较稳定与和谐，因为双方当事人在了解案件事实的前提下，特别是在法官认定的事实的前提下，经过各自的利益博弈，自愿达成的调解或是在法官主持下达成的调解更加让当事人“服判、息诉”，达到和谐解决的目的。

民事诉讼范文篇3

普通共同诉讼是单独诉讼的合并形态。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3条的规定，普通共同诉讼，是指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属于同一各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而共同进行的诉讼。普通共同诉讼既然是两个以上同类的诉讼标的合并而引起的诉讼主体的的合并，共同诉讼人之间就不存在共同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其间往往是诉讼标的上的牵连。因此，普通共同诉讼是可分之诉，这类诉讼是合并审理还是分开审理，取决于当事人的同意和人民法院的决定。

二、普通共同诉讼人的独立性和牵连性

单独诉讼是普通共同诉讼形成的前提。在共同诉讼中，由于诉讼标的具有共同或牵连关系，导致共同诉讼人诉讼行为的相互影响，这就会使单独诉讼形式下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发生一些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既要尊重当事人诉讼行为的独立性，又要利用共同诉讼制度实现诉讼经济，避免裁判矛盾。为界定共同诉讼人在共同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就要对共同诉讼人的独立性和牵连性有明确的认识。

1、共同诉讼人的独立性

在普通共同诉讼人之间，由于没有共同的权利或义务关系，既可以作为共同诉讼合并审理，也可以作为各自独立的诉讼分别审理；即使合并审理，也要分别作出确认各自的民事权利、义务的判决。共同诉讼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与独立进行诉讼完全相同。所以，各共同诉讼人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具体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各共同诉讼人进行诉讼不受其他共同诉讼人的牵制，可以独自在诉讼中自认、撤诉、和解、上诉；其中一人自认的效力不及于其他共同诉讼人。

其二，共同诉讼人的对方当事人，对于各共同诉讼人可以采取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诉讼行为。如与一共同诉讼人和解，拒绝与另一共同诉讼人和解；承认一共同诉讼人的诉讼请求，而反驳另一共同诉讼人性质相同的诉讼请求。

其三，各共同诉讼人可以分别委托诉讼人。

其四，对各共同诉讼人是否具备适格要件，应分别审查，其中一人缺乏适格要件，只能对其中一人之诉不予受理，不影响其他共同诉讼人。

其五，法院在诉讼进行中发现合并辩论并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时，可以将诉讼分开。

其六，因共同诉讼人一人发生的诉讼中止、终结事由，不影响其他共同诉讼人继续诉讼。

2、普通共同诉讼人的牵连性

共同诉讼人之间应适用独立原则，如对此原则不加限制，势必导致共同诉讼人的诉讼行为互相孤立，共同诉讼追求的诉讼经济目标就难以实现。所以，独立原则的适用必须有个界限，这个界限是：共同诉讼人的独立性应以其具有牵连性的问题为前提。共同诉讼人有牵连性的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共同诉讼人中一人提出的主张，如果对其他共同诉讼人有利，而其他共同诉讼人又不反对的，其效力及于其他人。这称为主张共通原则。

民事诉讼范文篇4

第一节一般规定

第一百六十条人民法院审理选民资格案件、宣告失踪或者宣告死亡案件、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和认定财产无主案件，适用本章规定。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第一百六十一条依照本章程序审理的案件，实行一审终审。选民资格案件或者重大、疑难的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审理；其他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

第一百六十二条人民法院在依照本章程序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发现本案属于民事权益争议的，应当裁定终结特别程序，并告知利害关系人可以另行起诉。

第一百六十三条人民法院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十日内或者公告期满后三十日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但审理选民资格的案件除外。

第二节选民资格案件

第一百六十四条公民不服选举委员会对选民资格的申诉所作的处理决定，可以在选举日的五日以前向选区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起诉。

第一百六十五条人民法院受理选民资格案件后，必须在选举日前审结。

审理时，起诉人、选举委员会的代表和有关公民必须参加。

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应当在选举日前送达选举委员会和起诉人，并通知有关公民。

第三节宣告失踪、宣告死亡案件

第一百六十六条公民下落不明满二年，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其失踪的，向下落不明人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

申请书应当写明失踪的事实、时间和请求，并附有公安机关或者其他有关机关关于该公民下落不明的书面证明。

第一百六十七条公民下落不明满四年，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满二年，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其死亡的，向下落不明人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

申请书应当写明下落不明的事实、时间和请求，并附有公安机关或者其他有关机关关于该公民下落不明的书面证明。

第一百六十八条人民法院受理宣告失踪、宣告死亡案件后，应当发出寻找下落不明人的公告。宣告失踪的公告期间为三个月，宣告死亡的公告期间为一年。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的，宣告死亡的公告期间为三个月。

公告期间届满，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被宣告失踪、宣告死亡的事实是否得到确认，作出宣告失踪、宣告死亡的判决或者驳回申请的判决。

第一百六十九条被宣告失踪、宣告死亡的公民重新出现，经本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应当作出新判决，撤销原判决。

第四节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

第一百七十条申请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由其近亲属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向该公民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

申请书应当写明该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事实和根据。

第一百七十一条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必要时应当对被请求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进行鉴定。申请人已提供鉴定结论的，应当对鉴定结论进行审查。

第一百七十二条人民法院审理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案件，应当由该公民的近亲属为人，但申请人除外。近亲属互相推诿的，由人民法院指定其中一人为人。该公民健康情况许可的，还应当询问本人的意见。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申请有事实根据的，判决该公民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认定申请没有事实根据的，应当判决予以驳回。

第一百七十三条人民法院根据被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他的监护人的申请。证实该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原因已经消除的，应当作出新判决，撤销原判决。

第五节认定财产无主案件

第一百七十四条申请认定财产无主，由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财产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

申请书应当写明财产的种类、数量以及要求认定财产无主的根据。

民事诉讼范文篇5

被告：（写明：姓名、性别、年龄、籍贯、职业、住址、单位）

诉讼请求：

事实和理由：

证据及证据来源、证人姓名：

此致人民法院

民事诉讼范文篇6

2.什么是民事诉讼法？

3.什么是民事诉讼法的效力？

4.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概念和要素。

5.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6.诉的概念及诉的种类有哪些？

7.确认之诉和变更之诉的区别？

8.诉权的概念和内容？

9.诉权和诉讼权利的关系？

10.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特点应确立哪些基本原则？

11.试述民事诉讼中的同等原则和对等原则。

12.试论辩论原则。

13.处分原则。

14.试述民事诉讼中支持起诉的原则。

15.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制度及其内容是什么？

16.试论公开审判制度？

17.什么是共同管辖？

18.协议管辖具备的条件有哪些？

19.简述移送管辖和管辖权的移转的区别？

20.如何确定共同管辖案件的管辖的法院？

21.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哪些案件？

22.管辖是如何分类的？

23.试述不同审判程序中审判组织的不同形式。

24.当事人的概念和特征。

25.什么是民事诉讼权利的承担？

26.共同诉讼的意义？

27.共同诉讼人的特点是什么？

28.共同诉讼的种类有哪些？

29.简述必要共同诉讼与普通共同诉讼的异同。

30.诉讼代表人的概念及特点是什么？

31.试述代表人诉讼地位及意义。

32.代表人诉讼应具备哪些条件？

33.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法律地位及其特征是怎样的？

34.怎样理解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法律地位及其特征？

35.比较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之异同。

36.第三人与共同诉讼人的区别？

37.诉讼人的概念和特征？

38.法定人的法律特征？

39.民事诉讼证据的概念及其特征？

40.民事诉讼证据的种类？

41.什么是民事诉讼中的证明对象？

42.简述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43.简述民事诉讼中的证据保全制度。

44.诉讼期间的概念、种类及计算方法？

45.人民法院送达诉讼文书的特征是什么？

46.试述各种送达方式的不同程序。

47.什么是“调解书的效力”？

48.财产保全的概念、条件、范围、措施有哪些？

49.先予执行的概念、条件和适用范围是什么？

50.比较诉前财产保全与诉中财产保全有何不同？

51.对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种类及其内容有哪些？

52.民事诉讼强制措施与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区别。

53.诉讼费用制度的意义及其种类是什么？

54.诉讼费用负担的原则有哪些？

55.起诉应具备什么条件？

56.诉讼中止与诉讼终结有何异同？

57.撤诉的概念及条件？

58.简易程序有哪些特点？

59.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有哪些？

60.提起上诉应具备哪些条件？

61.二审程序与一审程序的区别是什么？（或者问：二审程序的特点？）

62.终审裁判的法律效力是什么？

63.特别程序特点及其适用范围？

64.审判监督程序有哪些特点？

65.提起再审的条件有哪些？

66.试述审判监督程序与第一、二审诉讼诉讼程序的区别。

67.如何理解督促程序的特点和意义？

68.债务人对支付令提出异议须具备哪些条件？

69.什么是公示催告程序及其特点？

70.当事人申请公示催告的条件？

71.如何体现我国破产法的效力？

72.我国破产法的原则是什么？

73.申请宣告破产应具备哪些条件？

74.构成破产财产的条件是什么？

75.执行的特点和原则是什么？

76.执行程序与审判程序的关系？

77.在民事诉讼中，哪些不能做为执行客体？

78.什么是执行机构？

79.什么是执行阻却？

80.执行异议的概念和条件是什么？

81.执行担保应具备什么条件？

82.如何理解执行回转的概念、原因及条件？

83.什么是涉外民事诉讼？

84.涉外民事诉讼的特点规定与一般民事诉讼的规定是什么？

85.试述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一般原则。

86.涉外诉讼管辖的种类有哪些？

87.涉外财产保全的概念及特点是什么？

88.涉外财产保全与一般财产保全有何不同？

89.怎样掌握一般司法协助的前提、原则、内容和条件？

90.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与诉讼的关系？

民事诉讼范文篇7

民事诉讼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做好民事诉讼调解工作，对于及时化解矛盾，促进社会交易的正常流转，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这说明法律赋予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对案件进行调解，争取用最和平的、不激化矛盾的方式解决纠纷，为创造和谐社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一、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起源和发展

中国的调解文化源远流长，运用调解来解决民事纠纷，在中国古代由来已久。在西周和东周时期的铜器铭文中便记载了不少调解。发展至明清时期，调解已成为常用的基本手段。

调解在解决民事纠纷方面发挥着其他争议解决方式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的紧密联系，古代经济发展程度的局限，由于古代诉讼制度的局限，古代诉讼制度所造成的官僚化倾向和诉讼给当事人带来的不便，民众对调解具有相当程度的亲和力。专制国家的民事纠纷的解决也逐渐借鉴民间解决纠纷的方式，使调解逐渐成为一种法律化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调解制度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机制，是中国固有的传统，更是被视为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一种方式，在民事诉讼制度中占有重要位置。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的体制改革，在政治上，从高度集权型走向民主化，在经济上，从计划型走向市场经济化，随着社会价值的多元化、社会结构的分散化和社会关系的契约化，不仅有限的司法资源已不堪日益膨胀的纠纷所带来的重负，更由于当事人主体意识的觉醒，使现行调解制度已无法面对社会对于纠纷解决的公正和效率的要求，这必然要求调整和重构我国法院的调解制度。

在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过程中，针对以前调解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整清思路，沿着方向进行改革，有些学者提出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理论，更有甚者提出取消法院调解制度。但是，从国外的民事司法改革的情况来看，当今世界各国纷纷扩张调解机制，谋求纠纷解决的多元化，积极促进和解，这已成为不少国家进行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苏力先生指出“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的本土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因此，我国在寻找现代法律制度时不应放弃自己的遗产，不应当抛弃调解制度，而应当对传统调解制度进行创造性的改革，充分发挥调解制度的自由和效率的价值地位。而在重构调解制度的同时，先了解一下我国调解制度，研究调解制度形成的文化背景和经济基础，并分析现行调解制度的弊端，借鉴国外的相关制度，剔除制度之糟粕，吸收西方现代法律文明之精华，不断完善我国民事诉讼的调解制度。

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优越性

1、诉讼调解制度的价值利益

诉讼调解制度的价值利益体现在诉讼当事人和人民法院不拘泥于通常的诉讼程序，可以简化流转环节，降低诉讼成本。加上它便利、效率的功能优势，使得案件的审结具有迅速和便利的特点，能够相对低廉和简便地解决纠纷，当事人能以较低的代价获得较大的利益。它适合于特定的社会关系、特定主体和特定纠纷的解决，能以常识化的运作程序消除诉讼程序给当事人带来的理解困难，以通情达理的对话和非对抗的斡旋缓和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既着眼于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现实纠纷，又放眼其未来的合作与和睦相处；它不局限于当事人现有的诉讼请求，可以就请求之外的内容进行调解，当事人能达成一个比诉讼请求更为广泛的调解协议，尤其是在处理农村各类纠纷时更是如此，这是判决所无法比拟的。在某中程度上，调解所达到的社会效果好于审判达到的效果。

诉讼调解还能充分体现了当事人对自己民事权利的自主、自由的处分。在调解协议达成的过程中，法官不能将自己认为正确的解决方案强加给当事人，当事人有同意或拒绝这种解决方案的权利。诉讼调解还能弥补法律适用中的不足，使当事人根据自主和自律原则选择适用的规范，如交易习惯、地方惯例、行业习惯等解决纠纷，在"法律的阴影下"协商和妥协，并可能实现双赢的结果，体现了自认的效益最大化和自治的价值取向。

2、有利于化解人民法院对日益增多案件的审判压力

为了提高办案效率、化解压力，充分运用诉讼调解制度的便利、效率的功能优势就成为民事审判工作的重要手段。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加强了对诉讼调解工作的指导，提高诉讼调解水平，制定了《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指导各级人民法院按照"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要求，不断提高诉讼调解水平。各级人民法院审结的各类民事案件中，诉讼调解结案的案件占大多数，特别是基层法院。诉讼调解制度正在发挥巨大的作用，弥补了判决所无法实现的功能优势，降低了诉讼成本，缓和了社会矛盾，很好的实现了人民法院办案所体现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也大大的减轻了人民法院的审判压力。

三、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弊端

民事诉讼调解在本质上是一种以合意为核心要素的解决纠纷的方式，这种合意是私法上意思自治原则在纠纷解决领域的延伸，与审判相比，贯彻的是一种当事人主义。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长期以来在维护社会安定和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法律意识的提高，现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开始日益显现其诸多弊端，严重制约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其中，作为指导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根本，调解立法原则与调解制度在实施中存在的冲突是其弊端的根源。

1、合法原则与民事诉讼调解之间的冲突

程序上合法是民事诉讼调解有效的前提条件，它既包括程序性合法也包括实体性合法。所谓的程序性合法，是指在调解的过程中应当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要求；实体性合法是指在调解协议的内容上必须符合实体法的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调解贯穿于审判程序的全过程，也就是说，可以在审判程序的任何一个阶段进行。但这同时也就意味着调解并没有独立的程序，因此，民事诉讼调解具有非程序化的倾向，这给法官提供了过大的任意空间，产生了如下一些问题：法官过分依赖调解结案，导致案件反复调解、久调不决、诉讼效率低下；法官的双重身份，使其具有潜在的强制力，容易造成人情案、关系案，甚至可能侵犯当事人权利；调解的生效以当事人最后签收调解书为要件，因此只要在签收调解书前一方当事人反悔，调解协议就归于失效。而调解在本质上是属于一种契约，既然达成调解协议，契约生效，就没有理由反悔，否则就构成违约。所以，这种做法也与我国民法通则及合同法的规定所冲突。

另一方面，实体上的合法，更是与民事诉讼调解具有的合意解决纠纷的性质不相适应。因为"民事诉讼调解所解决的合理性，并非来源于用法律而形成的解决方案，而是来源于当事人双方对调解方案的认同"。如果在法院调解过程中同判决一样坚持同样的实体合法标准。那么有可能会在相当多的场合上，恐怕当事人之间是无法达成协议的。合意的形成过程，是双方当事人在自愿对自己实体权利处分的基础上而通过协商达成的，属于私法行为。只要是不为法律所禁止，即为合法。

2、自愿原则与民事诉讼调解之间的冲突

我国民事诉讼将自愿原则处于调解原则的核心位置，它是法院调解制度能否健康发展，能否真正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自愿原则在实践中体现为程序上的自愿和实体上的自愿两层含义。在程序上，首先，这种自愿原则体现为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以调解来解决纠纷或者主动向人民法院申请用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然而，在我国的民事诉讼调解过程中，法官担任着调解人和裁决者的双重角色，且目前，一些法院仍存在着追求结案率的现象，对错案追究责任等因素，这样，法官为了追求结案率和避免追究错案的责任等多方面的考虑，便会选择结案快、风险小、可规避法律问题又省时省力的调解诉讼模式。而当事人即使不愿进行调解，一般最终还是会接受，毕竟，现在的调解者就是将来的裁判者，若不选择调解，可能会得到比调解更不利的判决结果。其次，在自愿原则的支配下，当事人可在任意诉讼阶段提出要求调解，一旦进入调解程序，势必将中断原来的诉讼活动，这样便容易产生调解的任意启动，导致案件的诉讼程序缺乏连贯性，给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带来负面的影响。在实体上，这种自愿原则应该体现为当事人双方在人民法院调解达成的协议必须是互谅互让、自愿协商的结果。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经常会利用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向当事人施加压力，促使调解成功。这样就容易产生强制合意，在这种因素下达成的协议虽然也是当事人同意的，但并非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体现，无法真实的反映当事人的自愿原则。

3、调解程序的不完备

调解协议应是当事人妥协让步的结果，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愿，是当事人处分民事权利的行为，但调解的无序性和随意性使之不合理、也有损效率和公平。表现在：（1）民事诉讼法对调解的时限和次数没有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可以在答辩期满后裁判做出前进行调解"，一些法院在送达、庭前、庭中、庭后的各个阶段都对案件进行调解，从而使调解处于随意和滥用的境地。在压制调解和久调解不结的情况下，使得调解的息诉、化解社会矛盾的功能发生变化，演变为法官任意利用诉讼程序损害当事人权益的工具。（2）限制了当事人权利的行使。在诉讼当事人并非自愿基础上达成的调解协议，只有牺牲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代价。法官通过种种方式促使当事人接受调解协议，即使当事人感到权益受到损害，但他无法通过上诉途径得到救济。当事人的实体权益在受到侵害的同时，诉讼权利也受到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调解时当事人各方应当同时在场，根据需要也可以对当事人分别作调解工作"，这样一来，法官在调解工作中，不是采用面对面的方式进行，而是通过人或法官亲自出面"背对背"的方式，分别与当事人进行调解，双方当事人不见面，都摸不清对方的意图，只知道法官的个人意思。这不仅违背了公开原则，剥夺了当事人的知情权与程序参与权，也使法官的尊严受到损害。上述规定第二条规定："对于有可能通过调解解决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应当调解。"这说明了在诉讼调解中，法官可依职权主动介入，对可能调解的案件应当进行调解。然而在实践中没有那个法官能把握每一个案件都有可能调解，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对所有案件都主动介入进行调解，使法官处于一个积极、主动的地位，对法官消极、中立、被动的地位弃之一边，限制和损害了当事人对程序的选择权。（3）2004年11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4）12号，以下简称"规定"），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民事调解制度。但是，这一制度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而"规定"第四条的表述是："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确认和解协议制作调解书"。也就是说，规定实施后，法院进行调解时不再要求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只要当事人之间直接、自行和解后由法院进行确认即可，这就为当事人之间恶意和解、损害案外第三人利益提供了可能（因该"案外第三人"利益与案件有关，而又独立于案件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之外，本文称之为"第三人"，含义与合同法第52条中"第三人"相同）。而按现行民事诉讼法，生效民事调解书的再审启动，不同于判决和裁定（对判决和裁定，本级法院院长或上级法院的发现、检察机关的抗诉、当事人的申诉都可以启动再审程序），有权启动再审的主体却只有当事人自身（理论上"法院院长的发现"也是启动再审的途径之一，但实践中没有反映错误的途径，当然也就没有院长对调解书错误的发现），这对于利益受损害的第三人而言是不公平的。

四、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如何完善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民事诉讼调解以其固有的灵活性及高效率，在解决民事纠纷中仍将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仍将是与审判并立的另一种纠纷解决机制。而使法院民事诉讼调解制度适应市场经济要求，顺应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对现行法院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进一步改革、完善是十分必要的。

1、把民事诉讼调解制度改革纳入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整体框架中

首先，作为人民法院处理民事案件的两种方式，调解与判决均是我国民事审判制度的组成部分，民事审判制度应是一个有着合理的内在结构、和谐统一的制度体系。经过改革与完善，调解制度同经过庭审做出判决的制度不应有任何相互抵触的地方。其次，在我国运行了几十年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受制于诉讼结构，调解中法院与当事人的关系，反映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与经济主体的关系，国家干预色彩浓厚；而在当前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结构、社会关系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而由于我国采取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因而诉权与审判权两者关系是不协调的，表现为审判权过于扩张，而诉权不充分并且缺乏保障。具体到调解领域，如果审判权凌驾于诉权之上，势必损害当事人在自愿基础上形成合意。因此，有必要从调整诉权与审判权的关系入手，摆正当事人与法院在合意解决争议过程中的位置。必须要改变当前法院在调解中的主导地位，法院只是为当事人间达成协议提供条件和保障，决定权在于当事人，法院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调解。

2、根据合意解决纠纷机制的特点及规律确定调解原则

我国现行的法院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确立的三项原则中正如前文所论述的，唯有自愿原则是适当的，而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原则与合法原则的规定是不恰当的，其根本原因是其未反映合意解决纠纷的本质特征及客观要求，相反却与这种诉讼机制不相协调甚至矛盾。

确立调解原则，关键在于抓住调解的合意本质，体现出公正与效率，使自愿原则真正落到实处。当事人间达成的合意，法官不得以所谓协议内容不合法为由，拒绝认可双方经自愿协商达成的协议，改变过去法官过于宽泛的自由裁量权。至于诸如欺骗、胁迫等情况下达成的协议不得生效，法律也应明确做出规定，以增强法院判断标准的客观性，避免主观臆断。

和谐社会的建立，有赖于各项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而加强民事调解，是人民法院及时解决纠纷、保障和方便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节约司法资源的重要措施，是法院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工作重点之一。在一个法治社会中，司法权威是司法公正的前提，没有权威的公正是短暂的，甚至是无法实现的。为了更好的节省有限的司法资源，实现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法律价值地位，维护和促进社会稳定，不能因现在有调解制度的诸多弊端而"因噎废食"，应当更加重视调解在我国解决纠纷机制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总结经验教训，考虑我们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经济基础，积极转变工作理念，创新调解制度的管理模式，加快立法进程，大胆借鉴国外的先进制度及做法，探索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专业化、社会化以及其建设之路，充分发挥民事诉讼调解在这新时期解决矛盾纠纷的功能和作用，使之不断地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

参考文献：

1、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江伟《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民事诉讼范文篇8

先看一案例：

甲某因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将某房地产开发公司诉上法庭，主张对方交付的房屋不符合约定和法定的交房条件，构成迟延交房，起诉要求对方给付逾期交房违约金。诉讼中，甲某主张对方交付房屋的空气质量不合格，并向法院提供某公司出具的空气质量鉴定报告，其中载明经现场密闭24小时监测，房屋内有害气体排放超过国家标准。被告房地产开发公司对空气质量鉴定提出异议，要求重新鉴定，理由在于甲某一直未收房，不可能进入诉争房屋进行合法监测，公司就此提供“收房通知书”一份，其上有甲某拒绝收房的签名。法院认为，原告甲某所提供的鉴定报告的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属于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中规定的重新鉴定的情形，故决定重新进行鉴定。后根据新的鉴定结论，法院主持双方当事人调解解决了纠纷。

认定事实这一“小前提”是法院适用法律规范，处理案件的逻辑前提。在民事诉讼中，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既包括影响民事实体法律关系发生、发展、变化的实体法上事实，也包括影响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发生、发展、变化的程序法上事实。这些事实对于双方当事人实体和诉讼上的权利、义务具有重要影响，是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所在。在“法官不得拒绝审判”这一基本理念之下，民事诉讼程序设计必须解决法官如何查明事实，事实无法查明时如何作出处理，即如何分配不利后果这两个层次的问题。而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案件事实的确定由“神示裁判主义”过渡到“证据裁判主义”阶段之后，这两个层次的问题就表现为诉讼中当事人对事实的证明问题。

所谓证明，在诉讼中表现为当事人依法运用证据，说服法院确定待证事实的诉讼活动。证明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行为意义上的含义，即当事人提出和运用法律规定的证据方法，影响法官对争议事实真实性判断的诉讼行为；二是结果意义上的含义，即争议事实存在与否的判断无法做出的状态以及相应做出的强制性处理。因此，证明要解决的问题应当包括：证明解决的争议事实的范围（即证明对象），谁应当承担提供证据的责任（即证据提出责任，亦称为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如何判断争议事实是否达到证明的状态（即证明标准），证据不足时如何做出事实认定（即说服责任，亦称为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和处理（包括实体判决和程序上的裁定）。

证明对象，又称待证事实或要证事实，指诉讼中需要运用证据加以证明的争议事实，是证据所指向的内容。从我国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出发，通说认可民事诉讼中证明对象的范围应该包括实体法上事实和程序法上事实，[1]前者指的是影响民事实体法律关系发生、变化、终结的行为和事件，后者指的是具有程序法意义，影响诉讼程序事项发生、变化、终结的行为和事件。这两种事实一般区别比较明显，但特定情况下同一行为或事件可能同时具有两方面的意义，如在离婚案件中，夫妻一方死亡，在实体法上发生遗产继承的法律后果，在民事诉讼法上发生诉讼终结的后果。诉讼中，当程序法上事实发生争议时，通过证明活动确定程序法上的事实是否存在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当事人是否具备适格当事人条件、纠纷是否属于法院主管和管辖、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的条件，等等。[2]

民事诉讼中的证据提出责任解决的是哪一方当事人应当向法院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事实主张的问题。说服责任解决的是当提供的证据不能达到证明标准时，如何认定事实，进而分配败诉后果的问题。目前在我国学界主要研究的问题是如何分配实体法上事实的证明责任，对程序法上事实如何分配证据提出责任和说服责任的研究则基本空白。

证明标准，也称为证明度，是衡量诉讼中当事人提供证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明要求的具体尺度，解决的是当事人的证明是否达到证明状态的问题。当前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是民事诉讼法中对证明标准的唯一立法要求，但这一标准应当作为对法官做出实体判决时的要求。程序法上事实应当达到何种证明标准，民事诉讼法中并未给予区别对待，也未做出针对性的不同规定，学界和司法实践中亦缺乏研究。

一项法律制度的科学构建应具有体系的完整性，从而使制度本身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相互衔接，协调一致。而在证明问题上，为实现民事诉讼程序的正常运行和实体法律关系纠纷的正确解决，民事实体法和诉讼法均规定了法律适用的事实前提，证明对象既包括实体法上事实，也包括程序法上事实，但立法、司法和法学研究对于程序法上事实的证明对象、证明标准、证据提出责任、说服责任等问题则基本没有涉及，这种法学研究上的空白对于实践操作产生不利影响，在法院审判中造成了对程序法上事实的证明问题参照或直接适用了对实体法上事实证明的相关规定和做法。这不仅违反了程序法上事实证明制度本身的科学性，也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造成了不利的影响，突出的表现如“起诉难”。

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程序法上事实的证明相关的问题进行专门的探讨研究。

二、疏明的概念辨析

民事诉讼中广义的证明既包括对实体法上事实的证明，也包括对程序法上事实的证明。国外立法例及法学研究中，当事人对程序法上事实的证明在翻译上有“疏明”、“说明”、“释明”等不同称谓。

日本学者认为，疏明指让法官就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形成心证，或以此为目的的诉讼行为。疏明是诉讼程序进行时用于比较轻微事项的一种简易证明方法，只限于诉讼法有规定的情况。[3]德国的证据学理论常使用“证明”和“说明”两种概念。凡使法官确信某一案情事实的，用‘证明’这个概念，而‘说明’意味着对这些诉讼事实只要一定程度的可信性。德国民事诉讼法中表达为“释明”，有学者认为，当事人为得有利于己之裁判提出证据，使法院得生强固之心证，认为普通经验上确系如此行为，谓之证明。提出证据使法院得生薄弱之心证，认为普通经验上大概如此之行为，谓之释明。[4]

以上三个名词中的后两者，前者从字面上理解似乎仅做文字陈述和主张，并没有提出证据予以证明的含义，后者在我国，无论在大陆地区还是在台湾，主要用于概括诉讼中法官对当事人诉讼进行适当“指导”的行为或相应制度，两者均不能准确表达当事人对程序法上事实的证明这一研究客体。故本文用疏明指称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程序法上事实的证明；疏明的事实范围称为疏明对象；当事人提出程序法上事实之证据的责任称为行为意义上的疏明责任；不能证明程序法上事实时，当事人所应承担的法院对其主张之事实和程序法效力不予认定的后果称为结果意义上的疏明责任；当事人提供证据以证明程序法上事实时所应达到的证明要求或尺度称为疏明标准。就当事人对实体法上事实的证明相关问题，本文则仍沿用（狭义）证明、证明对象、证明责任、证明标准的概念。

依据证明对象是实体法上事实或程序法上事实可区别证明与疏明，这种区别不同于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的区别。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虽然证明对象亦不相同，前者针对实体法上事实，后者主要针对程序法上事实，但这两者之间的区分标准是证据方法的不同：严格证明必须严格依据法律规定的证据方法予以证明，自由证明的证据方法则较广泛，除了证据手段的全部种类外，可以代宣誓保证，但证据手段必须在场。[5]

三、疏明对象范围辨析

疏明对象是程序法上事实，这些事实具体范围的确定应当严格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针对民事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实际问题。

在国外立法例中，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法的明文规定中，疏明对象比比皆是。各国立法对此作出专门规定的原因，即在于保障民事诉讼中法院正确适用诉讼法，为正确处理民事诉讼中的程序问题提供事实基础，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权利。

以德国民事诉讼法为例，其规定当事人应当疏明的程序法上事实包括：1．申请法官、鉴定人回避的原因；2．申请辅助参加应当经过言辞辩论，辅助参加人要得到法院对其参加的许可，必须疏明其利害关系；3．申请诉讼费用救助人应当疏明其个人情况和经济关系；4．当事人申请取消或变更期日，延期辩论应有重大理由，并予疏明；5．当事人在开庭时逾期不到庭，申请法院指定新的辩论期日的，应疏明其未到庭的正当理由；6．当事人在证据调查期日未到场，申请法院补充或追行调查的，应疏明其并无过失；7．当事人申请补充或追行调查，必须疏明证据调查有重大遗漏。

德国学者罗森贝克亦曾著文指出，诉讼法的构成要件已包含关于证明责任（其未明确区分证明与疏明的概念）的规定。当事人必须对其下列申请的前提条件承担证明责任：1．申请将争讼案件转至商事庭或从商事庭转至民事庭；2．申请法官依法回避；3．申请给与诉讼救助；4．申请缩短或延长期间；5．申请恢复诉讼原状；6．申请诉讼程序中断或程序中止；7．申请判决中事实的更正；8．申请驳回传讯新的证人；9．申请证据保全；10．被告申请要求具有外国人身份的原告提供担保。另外，罗森贝克教授认为，对诉讼参加人实施某些诉讼行为的前提，如辅助参加人对其辅助参加的前提条件，证人或鉴定人对拒绝作证或拒绝鉴定的前提条件，应当予以证明；当诉讼的法律效力以法律行为为前提条件时，如权、诉讼上的合意，均适用民法上的证明责任规定，援用此等法律行为之人须证明其根据的事实，而对方必须证明该行为因特殊的瑕疵而无效或可撤销、变更；对诉讼条件（实体判决的条件）和诉讼障碍亦应当予以证明。[6]

反观我国，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第一条规定，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被告提出反诉，应当附有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第二十七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应提出证据证明存在法定情形，法院方予准许。

以上两条文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律规范中对疏明对象作出的少有的明文规定。而在司法实践中，出于实际需要，为了正确适用民事诉讼法的各项程序性规定，准确把握民事诉讼法上程序性事项的事实前提，人民法院已经在运用程序法上事实的疏明机制。诉讼中，当事人实际已对某些程序法上事实承担提供相应证据的责任，如当事人在申请减免缓交诉讼费用时，必须提供相应的“低保”证明或残疾证、失业证明等证据材料。

立法中缺乏相应的明文规定，司法解释中缺少相应的解决方案，民事诉讼法学领域也缺少相应的研究，法官在对待程序法上事实的疏明问题上处于缺乏指导的状态。而在疏明对象范围的问题上，法官对于范围的错误认识产生了不良的程序后果，导致对民事诉讼法的错误适用，亦损害了当事人的程序权益，表现之一为不能正确区分程序法上事实和实体法上事实，导致证明责任/疏明责任、证明标准/疏明标准等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如错误理解当事人在起诉时所承担的证明其起诉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疏明责任，将其与实体法上事实的证明责任混淆，导致当事人的起诉难；表现之二为忽视民事诉讼法对某些程序阶段、措施的事实前提的规定，忽视对当事人提出程序申请时提供证据的要求，以为只要当事人提出主张即可启动，导致盲目适用民事诉讼法的相关措施，如在财产保全方面，只要当事人提供申请和担保即可启动，而不审查是否有“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的”情况。

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明确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程序法上事实承担疏明责任的疏明对象的范围。为保障诉讼程序正常进行，笔者认为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疏明的对象应包括：

1．起诉符合起诉条件；

2．申请参加共同诉讼人或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申请符合条件；

3．申请减、免、缓交诉讼费用的条件；

4．提出管辖异议的理由；

5．申请证据保全、财产保全的事实理由；

6．申请回避的理由；

7．申请延期审理或诉讼程序中止、终结的事由；

8．申请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条件；

9．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事实。

四、疏明责任分配标准辨析

在立法、司法和法学研究中，证明责任的主要问题是责任承担的分配问题，疏明责任亦然。证明责任的分配有多种标准和学说，如“肯定者举证，否定者无需举证”、积极事实与消极事实分类说、外界事实与内界事实分类说、实体法规范分类说、法律要件分类说、证据距离理论，等等。在诸多相关分配学说中，法律要件分类说在大陆法国家（或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德国和日本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占据了主流地位。另外，该学说也是司法审判实践中解决举证责任分配问题的理论指导。在我国台湾地区，著名专家的理论学说可以作为法源来引用，故在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上“行之有年，其为实务上采用最多者，为上述法律要件分类说中之特别要件说。特别要件说在适用上简单明确，法院在实务上绝大多数仍以法律要件分类说中之特别要件说为依归”。[7]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中规定的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另外，亦对某些实体法上事实的证明责任予以倒置，特定案件中允许法院衡量取证难度等因素裁量分配证明责任。

就疏明责任分配而言，受其疏明对象性质影响，疏明责任的承担相对较为明确。通过考察现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规定，并总结司法实践中对这一事项的实际操作经验，参考实体法上事实证明责任分配方法，笔者认为，疏明责任的分配标准应当参考规范分类说和法律要件分类说确定。

具体而言，笔者认为，一方当事人主张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产生、发展、变化，诉讼程序阶段应启动、变更、终结的，或申请法院采取程序措施等程序法事项的，应当向法院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构成该程序事项的特别要件的事实；对方当事人主张该程序事项发生、变更、消灭的一般要件欠缺，或主张该程序法事项的启动存在其他障碍，或对方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已消灭、被排除的，应当由该方当事人提供相应证据。举例而言，原告在向法院提起诉讼时，应当提供证明自己起诉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初步证据，被告主张原告的起诉属于违反仲裁协议约定、重复起诉、违反法定期限要求等情况时，应当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该程序法上的事实主张。

五、疏明标准辨析

与证明责任相同，疏明责任亦包括行为意义上的疏明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疏明责任这两方面的内容。承担疏明责任的当事人首先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程序法上事实主张，完成其行为意义上的疏明责任，其疏明不能达到相应的标准（疏明标准），程序法上事实争点真伪不明时，该当事人应承担法院对其主张的程序法上事实不予认定，所主张的诉讼法上效果不能发生的后果，即结果意义上的疏明责任。

诉讼中的证明标准问题是我国司法界和法学界非常关注的问题。当前我国三大诉讼法对于证明标准的规定基本一致，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对此，已有许多论著结合国外立法例和司法实践（如辛普森案件），对此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应有高低区别，其理由主要是，两大诉讼性质不同，案件争议的重要性不同，等等。刑事与民事诉讼中，法院作出判决时，对实体法上事实的证明应掌握不同标准，已成为我国法律界的共识，但就诉讼中的证明问题而言，仅认识到这一点尚不全面。

以美国为例，在美国证据法上，不同诉讼中，甚至同一诉讼的不同阶段，根据证明对象的不同，证明标准亦可分为若干个级别：第一等为绝对确定，该程度根本无法达到，无任何法律有此要求；第二等为排除合理怀疑，为刑事案件定罪判决的要求；第三等为清楚和有说服力的证明，用于死刑案件拒绝保释，民事案件中的遗嘱争议、欺诈或错误争议；第四等为优势证据，用于作出民事判决时；第五等为合理根据，用于签发令状，无证逮捕、搜查和扣押，提起大陪审团起诉书和检察官起诉书；第六等为有理由的相信，用于刑事上的拦截和搜身；第七等为有理由的怀疑，用于宣布刑事被告人为无罪；第八等为怀疑，用于开始行使侦查权；第九等为无线索，据此则不足以采取任何法律行为。

德国立法中亦通过实体法律规范和程序法律规范对原则性证明尺度（即一般性证明标准）作出修改，包括对不同的案件事实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8]在日本民事诉讼制度中，法定的证明度有两种，对程序事项的疏明是其中之一，法官只需根据有限的证据可以大致推断要证事实为真即可。

由此可见，根据不同性质和内容的证明对象，对不同的程序事项和实体事实采取不同的证明标准已成为许多国家的共同做法。这亦反映出比较法上对诉讼中证明问题共同规律的认识，对于我们考察我国民事诉讼中的疏明标准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要求一致，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有观点对此提出质疑，即现行刑事诉讼法把有罪判决标准前置到移送审查起诉阶段，致使前者无法达到，而后两者也无必要落实，审查起诉标准的过高设置也不适当地加大了侦查人员办案的难度，也是导致有罪推定和庭审“走过场”的重要原因。[9]我国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在实际司法实践中长期的习惯做法形成了一种无形却有实质性影响力的“潜规则”。以起诉为例，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裁定驳回起诉的案件中，审查起诉证据的疏明标准实际上多参照了判决时的证明标准，标准过高。对此，学界已有观点指出，起诉证据不同于定案证据，具有阶段性、程序性的特点；法院对其审查必须严守形式审查、程序审查、适度审查的原则。[10]

法院应对疏明掌握不同于证明标准的较低的标准，这既是证据制度自身发展运作规律的要求，是设计科学合理的证据法的要求，也是民事诉讼程序阶段正常运作发展的要求。

疏明标准低于证明标准的科学性在于：

1．程序法上事实自身特点。程序法上事实与实体法上事实相比，具有突出的特点：其一，事实争议的阶段性。程序法上事实是诉讼阶段变化的事实基础，其争议随着诉讼程序阶段的产生、发展、终结而产生和结束；其二，争议的多发性。与仅在最后判决中解决实体法上事实争议不同，法院在行使诉讼指挥权的过程中，为保障诉讼正常进行，诉讼阶段的正常更替，及时、正当的采取程序上的各种措施，需要经常性的解决双方当事人对程序法上事实的争议；其三，与诉讼法程序要件规定的衔接。民事诉讼法对某些程序事项的事实前提的规定不同于实体法，如民事诉讼法规定，审判人员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审理的必须回避；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的案件，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作出财产保全的裁定等等。这种“可能”的事实前提自然不应适用实体法事实的证明标准，而应遵循较低的标准；

2．程序法上事实法律效果的特点。包括：其一，程序法上事实法律效力的非终局性。就诉讼的进行而言，实体法上事实的解决具有终局性，法院仅在最后的判决中对此作出最终认定。而对于同一程序法上事实，当事人可能在诉讼中多次发生争议，如财产保全原因；其二，法院程序上处理的裁定、决定等无既判力。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裁定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案件，原告再次起诉的，如果符合起诉条件，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3．诉讼程序自身规律的要求。首先，民事诉讼程序自身具有逻辑性，前后有序。程序以特定的法定时间和法定空间为基本要素。[11]民事诉讼的程序各阶段间具有循序渐进的关系，各阶段之间有前后递进的逻辑顺序，其相关的各项制度亦应当与此相适应。因此，法院作出实体判定时掌握的证明标准只能适用于最后的判决阶段，不应提前适用于立案阶段和庭审过程中；其次，诉讼程序的进行应当及时、高效，诉讼制度中对相关事项的处理应当有利于实现此目的。就程序法上事项而言，其争议的事实具有多发性，其处理的结果不具有终局性，故其在争议解决机制上应当更有利于追求解决的时效性，若对疏明采取与证明相同的标准，则必然需要在程序上设计能达到此标准的配套制度，如赋予当事人要求对程序事项和程序法上事实争议进行对席公开开庭审理的权利，则将导致诉讼程序进行的严重迟滞。

疏明标准问题不能脱离民事诉讼法这一“语境”，其对于民事诉讼具有重要的程序价值和功能：

1．实现司法公正，为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实现提供程序保障。

当事人的证明活动既是主观意识反映客观真实的主动认识过程，也是当事人参加诉讼，相互对抗的诉讼过程，是诉讼程序的重要内容。程序公正是诉讼的基本价值目标，这一目标必然要通过法律的正当程序实现，而“程序保障”正是为保证司法公正的实现而在程序中特别设定的程式和制度要求。程序公正内涵广泛，而保障当事人“实质性”接近司法的机会是程序公正价值的重要内容。为实现此价值目标，在诉讼制度设计与程序构建上，应当确保诉讼的利害关系人有实质性的参加到诉讼之中的机会，并可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决定诉讼程序的进行及其最后结果的作出，从而实现其参与的实效性。

当事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行使诉讼权利必然受法律规定的事实前提的制约，诉讼中当事人经常需要疏明自己诉讼权利行使的事实基础。法院若对当事人的疏明掌握较高的标准，或直接参照作出实体判决时的证明标准解决疏明问题，必将给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正常行使带来不必要的障碍，不利于程序公正的实现。以起诉为例，法院对当事人的疏明采用证明标准的要求，将造成：第一，增加了原告获得诉讼救济的难度，造成当事人“起诉难”，实质上剥夺了当事人的诉权；第二，使法院审查起诉条件的过程和内容复杂化，有违程序设计初衷，造成诉讼的延迟；第三，若在法院立案部门和审判庭中形成此思路，则使法院在立案时对案件处理结果形成“预断”，导致后期的庭审程序“走过场”，有悖程序公正；第四，形成错误的观念，使审查起诉与判决本末倒置，导致社会公众产生“起诉被受理就能胜诉”，“作原告比作被告好”等错误观念。

2．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

证据是诉讼的脊梁。举证、质证、认证是诉讼的主要内容。法院若对当事人的疏明与证明掌握一样的证明标准，则使诉讼过于拖延。法院根据程序法上事实自身特点及其法律效果的特点，对疏明掌握一较低的标准，有助于诉讼程序的顺利、高效的进行。

六、结语

民事诉讼中需要当事人举证证明的事实不仅包括实体法上事实，也包括程序法上事实。受我国民事诉讼法本身规定不完善以及长期以来“重实体，轻程序”传统的影响，法学界对程序法上事实的证明问题研究较少，司法实践中亦多参照实体法上事实的证明把握该问题。这种研究和司法实践上的缺失和错位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使造成不必要的障碍，影响了诉讼程序公正、效率等价值的实现。本文通过对证据法、民事诉讼法自身规律和制度的研究，参考国外相关立法例及法学研究成果，对与程序法上事实的疏明相关的问题提出自己的几点看法，目的在于：1．强调对于程序法上效果的发生、对于法院指挥程序进行及采取程序上措施等事项，当事人申请法院作出相关程序处理或决定时，必须提供相应的证据；2．强调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如在立案审查过程中，当事人对程序法上事实进行疏明时，法院掌握的疏明标准应低于对实体法上事实的证明标准，法院不能以作出判决时掌握的标准认定程序法上事实，作出程序上的处理；3．当事人对程序法上事实的疏明不能达到疏明标准时，其主张的程序法上效果法院应不予支持。

【注释】

[1]相关观点可见柴发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新编》，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常怡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3页；杨荣新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8页。

[2]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485页。

[3]（日）中村英朗：《新民事诉讼法讲义》，陈刚、林剑锋、郭美松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98页。

[4]（台湾）黄栋培：《民事诉讼法释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465页。

[5]（德）奥特马&#183;尧厄尼希：《民事诉讼法》，周翠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59页。

[6]（德）莱奥&#183;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第四版）》，庄敬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401页至第409页。

[7]（台湾）杨建华：《民事诉讼法实务问题研究》，广益印书局1981年版，第253页。

[8]（德）汉斯&#183;普维庭：《现代证明责任问题》，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页。

民事诉讼范文篇9

一、民事诉讼行为的概念和发展

（一）民事诉讼行为的概念

在现代民事诉讼理论中，一般认为，民事诉讼行为是指民事诉讼主体所实施的能够引起一定的诉讼法上效果的行为。这一界定，强调诉讼行为的诉讼法上效果，称为“效果说”。还有学者主张“要件与效果说”，即不仅其效果，其要件也由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行为才是诉讼行为。[1](P331)诉讼行为受民事诉讼法调整，具有诉讼性质。然而，有一些诉讼行为不仅能够产生诉讼法效果，也能产生实体法效果，比如，合法的起诉行为就能够产生中断时效的实体法效果。

在民事诉讼中，各种诉讼主体的各种诉讼行为结成了相互关联的行为锁链和诉讼关系，推动民事诉讼程序向着判决这一目标而展开。各种民事诉讼主体如当事人和法院由于其诉讼地位不同所实施的诉讼行为亦相应不同。

当事人的诉讼行为，不同于私法行为，但同时也具有与私法行为相互交错的一面，探讨诉讼行为与私法行为的区别和关联是诉讼行为理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法院的诉讼行为具有国家行为的性质，与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和私法行为区别明显。民事诉讼制度是以国家公权力（审判权）解决私权纠纷和保护私权的国家的正规的制度。民事诉讼是当事人诉讼行为和法院职权行为的集合，内含着当事人个人意志和国家意志，体现着当事人诉权、诉讼权利与法院审判职权的统一。

然而，国外的诉讼行为理论的主要内容是有关当事人的诉讼行为。这是因为，在采取处分权主义和辩论主义程序的条件下，事实上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诉讼的结果。[1](P309)由于诉讼行为本身是为取得诉讼法上的效果而被实施，因此，从程序上保证正当诉讼行为的实施，显得极为重要。可以说，诉讼行为理论也是程序保障理论的重要基础理论。[2](P223)

（二）诉讼行为的发展

在诸法合体的时代，实体法和诉讼法没有分离，诉讼行为的法律规范散见于诸法之中，理论化的民事实体法学和民事诉讼法学并未产生，诉讼行为理论也未形成。实体法和诉讼法在体系上的分离，使得实体法上的法律行为具有了独自意义，由诉讼法规范的诉讼行为概念也得以成立。诉讼行为概念的历史，可以上溯到18世纪。在19世纪末，国外学者开始重视对诉讼行为的研究。诉讼行为理论的发展与诉讼观、诉权论等发展轨迹基本一致。

据德国学者勒赫考证，“诉讼行为”(Prozesshandlung)一词最早由18世纪德国自然法学者Nettelbladt（1717－1791）在其著作中提出的。勒赫在1976年发表的论文《莱特尔布拉特和民事诉讼》（NettelbladtundZivilprozeβ）中指出，尽管Nettelbladt提出了诉讼行为的概念，但由于其理论深受德国学说汇纂法学及私法诉权理论的影响，因此将诉讼行为等同于私法行为，诉讼行为不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Nettelbladt的这种认识实际上是私法一元观或实体法的诉讼观的体现。这种诉讼观以实体法理论来解释诉讼问题（包括诉讼行为），从而认为，诉讼法从属于实体法，诉讼行为从属于私法行为并且不具有本质上的独立性。

随着社会和法律的发展，尤其公法及其观念和理论的发展，诉讼法被看作是公法，与实体法相独立。这一时期的诉讼观，早期是诉讼法一元观，基本上是从诉讼法的角度来理解和把握民事诉讼问题。公法诉权说强调诉讼法的独立性，进而为独立的诉讼行为及其理论的生成创造了契机。自此，私法行为和诉讼行为成为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早期的诉讼行为理论建立在诉讼法一元观和抽象公法诉权说基础之上，只强调诉讼行为的诉讼法性质或公法性质，而忽略了诉讼法与实体法之间的合理关系，从而不能合理解释：为什么一些诉讼行为（如合法起诉行为等）可以产生实体法上的效果。

二元论的诉讼观，是从实体法和诉讼法的联结点上来理解和考察诉讼问题（包括诉讼行为）。按照二元论的诉讼观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诉权学说（如具体诉权说等）的解释，诉讼行为是受诉讼法调整的，然而也存在能够引起私法效果发生甚至包括了实体法内容的诉讼行为（即诉讼法律行为）。至于诉讼法律行为的性质以及与私法行为之间的关系，在大陆法系主要有：两性说、并存说和吸收说。两性说主张，诉讼法律行为同时是诉讼行为和私法行为。并存说主张，诉讼法律行为是诉讼行为和私法行为并存的行为。吸收说主张，诉讼法律行为是吸收了私法行为的诉讼行为。吸收说认为，诉讼法律行为会引起实体法上的效果甚至包括了实体法的内容，这是因为诉讼法对实体法内容的吸收所造成的，但是并不影响诉讼行为的独立性质。

对于此类情况，应依何种标准认定其行为属诉讼行为抑或私法行为？大陆法系通说是主要效果说，此说认为，应视该项当事人行为的主要效果属于诉讼法或实体法的领域而定，若主要效果为诉讼法而实体法上的效果为次要的，即认定该项行为是诉讼行为。根据主要效果说，当事人行为即使在诉讼开始以前或在诉讼外实施的，如果该行为主要目的在发生诉讼法效果，就认定其诉讼行为。例如，起诉前当事人以书面授与诉讼权的行为、合意管辖的行为等。

二、法院和当事人的诉讼行为

（一）法院的诉讼行为

法院诉讼行为的最大特性是具有国家行为的性质或者说具有法定的职权性。法院的法定的裁判者的地位而决定了法院可实施审理行为、裁判行为和执行行为等。具体说，

法院的审理行为，即在审判程序中，法院就程序事项和实体事项进行审查核实的行为。比如，审查当事人的起诉、反诉、诉的合并和变更、上诉、再审以及申请回避、期间顺延、复议等，是否具备法定条件；审查核实证据是否真实合法、案件事实是否真实；审查诉讼请求是否有理等。

法院的裁判行为，这是法院最重要的诉讼行为，即在审判程序中，根据审查核实的结果，法院依法作出是否同意或许可的行为。裁判行为可分为判决、裁定、决定等。

法院的执行行为，主要包含：审查执行申请是否合法；决定采取具体执行措施、实施执行措施；主持和维持执行秩序等。在执行程序中，法院对于执行程序事项的争议（如执行异议等）和实体事项的争议（如异议之诉等）的解决，实际上属于法院的审理和裁判行为。

法院的其他诉讼行为，比如，法院依职权主动指定或变更期日和期间、裁定中止诉讼程序和恢复中止的程序、调整辩论顺序（对辩论进行限制、分离或者合并）、许可或禁止当事人陈述，等等。

法院的上述行为中，有关法院主持和维持诉讼程序和执行程序有序进行的行为，属于法院诉讼指挥行为。

（二）当事人的诉讼行为

1．当事人诉讼行为的分类

对于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予以分类。但是，大陆法系的诉讼行为理论比较重视取效性诉讼行为（Erwirkungshandlungen）、与效性诉讼行为（Bewirkungshandlungen）这一分类。

取效性诉讼行为无法单独直接获取其所要求的诉讼效果，必须借助法院相应的行为才能获取所要求的诉讼效果。例如，当事人要求法院作出一定裁判的申请、被告以原告不适格为由请求法院驳回诉讼、当事人向法院提出调查证据的申请等等。当事人有关案件事实的主张和举证行为也属于取效行为。当事人取效行为只得向法院实施，法院也应当调查当事人取效行为是否合法及有无理由。

一般说来，取效性诉讼行为以外的诉讼行为都是与效性诉讼行为。与效性诉讼行为无须法院介入，即可直接发生诉讼效果。当事人的与效性诉讼行为大部分是对法院实施的，有些情况下也可向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实施，例如解除委托诉讼的通知等。与效诉讼行为可以是单方当事人实施的，例如当事人的自认、原告放弃或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放弃上诉等，也可以是双方当事人实施的，例如协议管辖、协议不起诉、协议不上诉、协议变更执行方法等。这类诉讼行为中很多属于当事人之间的诉讼契约，即当事人之间对于诉讼程序的进行和形态而达成的以直接发生诉讼法上效果为目的的合意。

大陆法系学者认为，有些诉讼行为可同时为取效行为和与效行为，例如，提起诉讼，一方面发生诉讼系属的法律效果，此为与效行为，另一方面也是取效行为，因为提起诉讼须待法院的判决才有意义。[3](P460)

2．当事人诉讼行为与私法行为（民事行为）的比较

当事人诉讼行为与私法行为有着诸多区别。在法律规范方面，前者受民事诉讼法规范，后者受民事实体法规范；在法律性质方面，前者具有程序性和公法性，后者具有实体性和私法性；在法律效果方面，前者产生诉讼法上的效果（有些诉讼行为则可同时产生实体法上的效果），而后者产生实体法上的效果；在行为主体方面，前者须由有诉讼能力人实施，后者可由有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

当事人诉讼行为与民事行为还存在着如下两个重大区别：

（1）诉讼行为采取“表示主义”，即诉讼行为的有效成立仅以当事人的表示行为为准。这主要是基于诉讼程序的顺畅进行和安定性的考虑。诉讼是由前后不断的多数诉讼行为有序构成的，后行的诉讼行为必须以先行的诉讼行为有效为前提才可进行。如果允许当事人以意思瑕疵为由任意撤回或撤销诉讼行为，则不利于诉讼程序的顺畅进行和安定性。这一点与民事行为存在很大的区别。因此，对于诉讼行为，原则上拒绝类推适用民法上的意思瑕疵可撤销的规定。

能否根据诉讼行为的表示主义原则，一律拒绝行为人以受诈欺、胁迫或意思表示错误等为由撤销诉讼行为？从保护当事人的角度来说，通常情况下，当事人取效诉讼行为可撤回；德日通说和判例认为，对于管辖合意、不上诉合意、诉讼和解等与效诉讼行为，由于是在诉讼外实施并不直接牵连诉讼程序或影响程序安定程度不大，所以这些行为可以错误、诈欺、胁迫为由予以撤销。近年来，德日有学者主张，对程序安定影响不大且对诉讼行为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诉讼行为，不宜适用诉讼行为的表示主义原则，可类推适用民法有关意思瑕疵的规定，准许主张其诉讼行为无效或撤销。[3](P465)

（2）诉讼行为原则上不得附条件。在大陆法系，通说认为，由于后行的诉讼行为是建立在先行的诉讼行为之上，所以在诉讼中诉讼行为之间的关系必须确定，若诉讼行为附条件则无法符合诉讼行为之间关系必须确定的要求。诉讼行为如以将来不确定的事实为条件，则该诉讼行为的效果不确定，对方当事人和法院就必须等待该诉讼行为所附条件是否成就才可实施后行的诉讼行为，这种情况极为不利诉讼程序的顺畅进行并可导致诉讼的迟延。

但是，也存在着例外，比如在诉的预备合并之中，允许诉讼行为附条件。诉的预备合并是指在同一诉讼程序中原告同时提起主位之诉和备位之诉，原告请求：若主位之诉败诉的，可请求就备位之诉进行判决。如果主位之诉获得胜诉，原告不得再就备位之诉请求作出判决。因此，主位之诉败诉是法院判决备位之诉的停止条件。再如，在预备抵销的情形中，被告可同时提出：要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和若被告这一要求失败则被告主张抵销。

三、民事诉讼原则与诉讼行为

（一）诉讼当事人平等原则与诉讼行为

宪法中的平等原则（或平等权）在民事诉讼中则体现为诉讼当事人平等原则（或平等权）。从诉讼行为的角度来说，诉讼当事人和法院必须根据诉讼当事人平等原则实施诉讼行为。该原则要求当事人处于平等诉讼地位，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和承担平等的诉讼义务；同时，该原则要求法院应当平等尊重、对待和保护各个诉讼当事人。该原则不仅强调当事人之间实体利益的平等保护，而且还强调当事人之间程序利益的平等维护。在这一方面，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制度存在着需要完善的地方。就程序利益的平等维护而言，比如，我国现行撤诉制度没有将起诉状送达被告后征得被告同意作为准许撤诉的条件之一，事实上起诉状送达被告后，被告为参加和赢得诉讼而付出了经济费用等，并且原告撤诉后还可再行起诉以致于被告将再次被原告引入诉讼而付出诉讼成本，可见，我国现行撤诉制度忽视了被告的程序利益（已付出的诉讼成本）及其对诉讼结果的期待利益，仅仅考虑了原告的权益，从而违反了诉讼当事人平等原则。

当事人平等原则实际上仅适用于民事争讼程序和争讼案件，并非完全适用于非讼程序（或非讼案件）和强制执行程序。因为非讼案件是非争议的案件，非讼程序中并不存在或者不存在明确对立的双方当事人，很少有适用诉讼当事人平等原则的可能性。强制执行旨在国家依凭公权力强制义务人履行法院确定判决等执行根据，迅速、经济和适当地实现权利人权利，所以一般认为自不宜使执行义务人与执行权利人处于同等地位（即执行当事人不平等主义）。尽管如此，对执行义务人的合法权益和基本生活等也应予以充分合理的保护。同时，由于强制执行是个别执行，所以许多国家对于执行权利人之间采取优先执行原则并非平等执行原则。[4]

（二）处分原则与诉讼行为

处分原则是指诉讼的开始终结和诉讼对象由当事人决定。当然，当事人的处分权范围限于私益的事项，在此范围内法院不得予以干涉。当事人处分权的行使原则上取决于当事人的意志，法院不得为当事人而主动启动诉讼程序、进行诉讼和解等；诉讼对象（或诉讼标的）原则上是由当事人自行确定的，法院的审判范围应受其限制而不得以职权变更或替代诉讼对象而作出判决，否则构成对当事人处分权的侵犯。

然而，对于具有公益因素的事项，当事人的处分权则受到一定限制，比如在外国民事诉讼中，对于公益性较强的人事诉讼以及非讼事件等，则限制或排除处分原则的适用，采行职权进行主义和干预主义，法院不受当事人意志的左右而依职权继续或终结程序，也可以超出当事人请求范围作出裁判。

再如，在大陆法系，诉讼要件一般包括：（1）法院对该诉讼拥有管辖权。（2）存在双方当事人；当事人适格；当事人具有当事人能力和诉讼能力；当事人若缺乏诉讼能力，应由其法定人合法。（3）诉讼标的须是法院能用强制执行程序执行的；不受既判力拘束；没处于诉讼系属中；具有诉的利益。至于是否存在仲裁协议等诉讼要件，只有在被告提出异议时法院才予以考虑。一般地说，诉讼要件具有程序性和公益性，即是说具备诉讼要件是法院作出本案判决的前提条件，若具备诉讼要件则诉讼程序继续进行下去直至作出本案判决；若不具备诉讼要件，诉讼程序没有必要继续进行，法院应当直接驳回诉讼而不受当事人意志的约束，从而避免不必要的诉讼，节约审判成本。因此，诉讼要件是法院职权审查事项，法院应依职权主动进行审查。[5](P75)

（三）辩论原则与诉讼行为

外国民事诉讼中的辩论原则（辩论主义）的基本涵义是：1.当事人没有主张的直接决定实体法律效果的案件事实，不得作为法院判决的依据；2.当事人之间没有争议的事实，法院应将其作为判决的依据；3.原则上，法院只能对当事人提出来的证据进行审查判定。与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相对应的是司法消极性原则。辩论原则体现了当事人对判决基础的案件事实证据的处分。按照处分原则，当事人有权处分其实体权利，在此延长线上，辩论原则意味着从程序方面尊重当事人间接处分自己实体权利的自由。[6](P109)

我国有必要根据民事诉讼特性，参照外国的合理规定，重塑辩论原则。[7]但是，考虑到我国律师的数量和质量，国民的法律水平以及整个的制度配置等，难以适应外国辩论原则运作的要求。因此，在遵行辩论原则的前提下，法官的作用也是不可缺失的，这方面可借鉴外国相应做法（如法官阐明权）。

根据强制执行（程序）的目的和特性，辩论原则不适用于强制执行程序。[8]至于强制执行中，发生的实体争议（执行异议之诉）则须依照争讼程序处理，当然适用辩论原则。非讼程序采用职权探知主义，不适用辩论主义，即当事人没有主张的事实，法院可以依职权收集；当事人对事实的自认对法院没有拘束力；当事人没有提出的证据，法院可以调查。

（四）诚实信用原则与诉讼行为

现在，愈来愈多的国家特别强调诚实信用原则（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重要性，并将诚实信用确立为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诚信原则，然而理论上已开始探讨该原则及其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适用问题。诚信原则要求法院、当事人等本着诚实信用实施诉讼行为，诚信原则构成对法院、当事人诉讼行为的正当约束。[9]民事诉讼法上的诚信原则来源于道德上的诚实信用，但是作为法律原则，该原则属于强行性规范，不允许诉讼主体约定排除适用。

诉讼实践中种种因素导致了当事人之间实际的不平等，那么运用诚信原则对当事人加以约束是保障当事人平等实施诉讼行为的一个手段。[10]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是当事人自主性和自治性的基本保证规范，其规范取向并不是对当事人自主性和自治性的限制，但是当事人的自主和自治又必须限制在正当的限度内，这种必要限制可由诚信原则来完成。[11]P80-81

（五）程序安定原则与诉讼行为

程序安定原则包括程序运行的稳定性和程序结果的安定性。前者是指当事人在对程序结果有一定预知前提下，有条不紊地实施诉讼行为。因此，诉讼法规定了重要诉讼行为的行使要件（如起诉要件等）、程序进行的顺序，从而方便当事人选择程序和实施诉讼行为，并禁止法院和当事人随意改变程序。后者是指由法院按照公正程序作出的判决，其终局性效力就应得到保障，禁止当事人就同一案件重复诉讼，也禁止法院就同一案件重复审判，即维护法院判决的既判力。[2]P80-83

既判力禁止就同一纷争先后作出相互矛盾的裁判，所以法治国家原理要求以判决既判力制度实现法律和诉讼程序的安定性。一般说，相对于法律和诉讼程序的安定性和权威性而言，在具体案件上忍受错误判决的危害要小得多。在我国，判决的既判力因再审程序的频繁发动而受到致命破坏。由此，本可以通过个案判决来构筑法的权威性和安定性及法律秩序或法共同体，在这样的再审机制下，却大失所望。

当然，因维护法律和诉讼程序的权威性和安定性而过分牺牲个案正义，这种制度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以及能否维护其权威性和安定性，也值得怀疑。因此，法律和诉讼程序的权威性和安定性不应绝对排除个案正义，在严格的法定条件下可以排除既判力，比如可以通过严格的再审程序对既判事项再次审判。

四、诉讼行为的瑕疵及其处理

当事人和法院必须遵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和要件或者必须依据其所享有的诉讼权利和所承担的诉讼义务而实施相应的诉讼行为。违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程序和要件而实施的诉讼行为，则为有瑕疵的诉讼行为。违反诚信原则或善良风俗的诉讼行为，也存在着瑕疵。诉讼行为是否存在瑕疵，考察的重点并不是诉讼行为的内容而是其形式或方式是否与诉讼法规定相符。

在此，笔者从诉讼行为违背强行规范和任意规范的角度，扼要探讨诉讼行为的瑕疵及其处理问题。

（一）违背强行规范的诉讼行为的处理

在民事诉讼法规范中，强行规范是法院和当事人必须严格遵守，不得任意违背或者以合意方法排除或变更其适用。关于起诉、上诉和再审的法定条件，审判组织的组成、回避、专属管辖、当事人能力、公开审判等规定属于强行规范。强行规范是为了确保裁判的正确合法和诉讼程序的有序安定，具有公益性。

违背强行规范的诉讼行为，虽然构成程序上违法，但是诉讼行为并非必然无效，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救济方法予以纠正和补救。这是因为基于程序安定性的考虑应尽量减少变更撤销诉讼行为，并且有瑕疵的诉讼行为对于当事人未必不利。

对于法院裁判的瑕疵，例如，审判组织的组成违法，没有传唤当事人，违背专属管辖、回避、公开审判等规定以及把无诉讼能力人误认为有诉讼能力人等而作出的裁判，原则上只能通过当事人提起上诉或再审取消或变更之。在国外民事诉讼中，如果当事人不提起上诉或再审，违反强行规范的诉讼行为或诉讼程序就维持原状；而根据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即使当事人不提起上诉或再审，法院和检察院也可提起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对于法院证据调查等行为一旦出现瑕疵，就有可能影响到当事人权利的实现，所以这些行为原则上应予撤销，不能通过追认使其有效。[1](P363)

一般说，当事人违背强行规范的行为，如果是取效性诉讼行为，法院应依职权进行调查处理，以不合法将其驳回；如果是与效性诉讼行为，法院应不加以考虑。对于违背强行规范的诉讼行为，当事人必须另外实施合法诉讼行为以代替之，即必须在有效期间内重新为无瑕疵的诉讼行为而获得其预期的法律效果。必须注意，当事人有瑕疵的诉讼行为，并非当然无效，可利用追认等方法予以矫正。比如，无行为能力人的诉讼行为，经法定人的追认则溯及行为时有效，其瑕疵因此被治愈；法定人不追认的，该有瑕疵的诉讼行为则无效。在法院确定的补正期间，如果遇有危及无诉讼行为能力人利益的，可允许其在补正期间暂时为诉讼行为。当事人违背强行规范的行为在诉讼程序也能产生（非预期的）法律效果，比如，上诉人无正当理由超过上诉期间却提起上诉，该上诉行为也能引起上诉审程序的发生，只是法院须以其违背强行规范为理由，裁定驳回其上诉。

（二）违背任意规范的诉讼行为的处理

在不危及程序的安定性和不违背诉讼公正的前提之下，为了便于当事人进行诉讼和保护当事人的利益，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一些任意规范，这些任意规范的公益色彩并不重。当然，任意规范必须由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当事人才可援用。至于强行规范和任意规范的识别，一般是，民事诉讼法容许当事人合意、行使责问权的事项的规范就是任意规范，不容许的就是强行规范；或者说，仅为当事人利益而设的就是任意规范，非仅为当事人的利益而设的就是强行规范。当然，区分强行规范与任意规范，还须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及规范的具体内容来判断。

任意规范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民事诉讼法明文允许当事人就某一事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自己的意志作出决定的规范，例如协议管辖、申请撤诉等规定，违反此种规范的行为一般是由当事人主张是否合法有效。

另一种是有关当事人责问事项的规范。外国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责问事项主要包括有关法院的通知、传唤、送达，诉讼行为的方式、期间，非专属的管辖，诉讼程序的中止等形式方面的事项。法院或一方当事人违背当事人责问事项的规范时，当事人或对方当事人享有依法主张该行为无效的权利（责问权）。对于法院或当事人违反责问事项规范的诉讼行为，当事人主动舍弃或者在一定期间内不行使责问权，以后该当事人不得就同一事项行使责问权（即丧失了责问权），该诉讼行为的瑕疵因此得到了治愈。这是因为对于违反责问事项规范的诉讼行为，当事人舍弃或者丧失责问权，法院也没有发现，法院或当事人基于该诉讼行为而实施了后行的诉讼行为，如果允许当事人行使责问权则将使该后行的诉讼行为归于徒然，从而不利于诉讼程序的安定和经济，也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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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刘荣军.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J].法学研究,1998,(4);张家慧.当事人诉讼行为与诚实信用原则[A].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民事诉讼范文篇10

关键词：民事诉讼理论诉讼模式证据规则转型

引言

证据是诉讼活动的灵魂，任何公正的司法裁判都离不开充分的证据的支持。它是认定争议事实，分配争议的权利义务、解决纠纷的关键。而与证据相关的一些诉讼规则的确定，实质上就成为了主导诉讼推进模式的核心游戏规则。2002年4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施行，正是我国民事诉讼领域中核心游戏规则的变革之举，它的施行必将使传统的超职权主义民事诉讼模式发生极大的改变，并建立起一套以司法公正与效率并重为价值追求，以当事人权利自主、规范化的法官有限职权主义为核心的新型民诉模式。同时，这种转变在一段时期内将会对当事人诉讼心理、法官角色转变、法院配套改革及公众认可接纳度等方面产生较大的冲击；而对于引导这一变革的方式的合法性，似亦值得商榷。

一、理想民事诉讼模式构建与证据规则

民事诉讼活动解决的是平等主体间的权利义务争议，当事人的民事实体权利的争议（即当事人之间私权的争议）是发起民事诉讼的原因。从这一点上看，民事诉讼活动可以看作是民事主体私权的延伸，在司法实践中也遵循着不告不理的原则。但是，我们又不能把民事诉讼仅看作是维护当事人“私益”的手段，当民事争议进入诉讼阶段后，必是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对彼此所争议的实体权利无法达成共识，且依彼此间桌面下的沟通与协调已不能排除这种分歧，化解矛盾，故方求之于国家公权力。争议突破当事人之间私力协调的解决机制后，司法机关实际上就成了社会矛盾的最后一道消弥口，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其行为的目的便不仅是为了通过查明事实而确认彼此间的权利主张以息讼止争，同时还负有化解社会矛盾，是社会中不稳定的法律关系重归秩序状态，并通过这一途径最大化的避免社会资源的不必要浪费，以直观的结果引导人们自觉使自己的行为规范化，进而避免可能的损失，在社会上营造出公正与秩序的运行状态。这也是有的学者所说的“民事司法的公益性”。1

法官作为当事人之外的一个负有特殊社会使命的第三人，就必须通过一套诉讼运行模式来认清当事人之间争议的事实，并以司法文件——具有强制性的纠纷解决方案——的形式使有争议的权利义务在当事人之间得到公平的分配。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当事人对权利的主张或是对义务的驳斥，还是法官认定争议事实，明确责任负担并作出裁判，离了充分的证据材料的佐证，任何一方的公正诉求都不会得到实现。正如引言中所说，证据制度就是诉讼运行模式中的核心“游戏规则”。理想的民事诉讼模式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理想的证据制度的构建。当然，这里所说的“理想”并不是那种不可捉摸、难以实现的凭空臆想，而是符号民事诉讼自身特点，兼备公平正义与简便迅捷（效率）这两个基本要素的诉讼模式构建。如前所述，民事诉讼是当事人私权利益的延伸，从一个个具体的民诉个案来看，诉讼结果的最终承受者只能是当事人，作为“当事人自己的事”，当事人理所应当在民事诉讼活动中享有所应受的尊重，其诉讼权利的行使和处分理应得到充分的保障；但从民事诉讼的公益性看，一个具体个案的裁判，其结果又不仅只及于当事人，而是产生了司法的外部效应：它影响到了社会公众对公平正义理念的坚持，对司法权威的态度，甚至是民事行为中对当规避行为的预期等。但公益性的实现又有赖于具体个案中当事人“私益”得到公平合理的分配。故，理想的民事诉讼模式就是以当事人权利自主、法官有限职权主义为核心，兼顾公平正义与效率的新型诉讼模式。因此如何构建有利于具体个案当事人“私益”得到公正合理分配的证据规则，也就成为了民事诉讼模式转型的核心内容了。

在证据规则的构建中，又以举证责任的分配、举证时限的规定、质证如何进行及法官审核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标准如何确定、证据与法官裁判之间的关系等内容为重。其中关于举证责任的性质及其分配原则、法官审核认定证据的标准的确定直接影响到当事人、法官在诉讼中的不同角色扮演，也是产生诉讼模式之间差异的一个根源。关于它们在我国民诉模式转型中的意义，后文将另行论述。二、法官超职权主义的传统民诉模式

新中国民事诉讼模式的构建严格来说，应当从1982年第一部《民事诉讼法》（试行）的颁布开始，在该法第56条中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同时还规定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收集和调查证据。”这一规定一方面从国家角度明确了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主张提供证据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我们姑且不论关于当事人举证的性质），在另一方面又确立了法院（或法官）在民事诉讼中的主导性角色——法官全面、客观地收集调查证据成为其法定的职责。民事诉讼活动在这里就演变为一种法官的纯职权行为，而作为民事诉讼中的当然主体的当事人，其主体地位反而成为诉讼中的次要因素：其应当履行的义务，应当享有的权利，应当受到的尊重，也一概随之而成为次要之物。法官则取而代之成为诉讼中的主体。同时，在民事司法活动中，法官拥有了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而一种没有限制和监督的司法自由必然会演变为法官裁判行为的恣意和专横。由此也就建立起了法官超职权主义的民事诉讼模式。这一模式的建立是有着其深刻的理论背景的。我国现行的民诉理论从整体上看，是以原苏联民事诉讼理论为基础，在国家干预和职权主义观念下形成的。2原苏联民诉理论又是基于对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理论体系在融入带有极强意识形态观念后的质的改造后形成的。这一改造主要以国家干预为基本指导思想，调整了当事人和裁判者在民事诉讼程序中的地位和作用，强化法院作为裁判者在诉讼中的职权作用。其直接的后果便是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两大基本原则——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的根本转变：完全抽除了辩论原则的内核，对处分原则予以了实质上的否定。大陆法系民事诉讼辩论原则在性质上是一种约束裁判者的基本规范，其内涵包括：“一、直接决定法律效果发生或者消灭的必要事实必须在当事人的辩论中出现，法院不能以当事人没有主张的事实作为裁判的根据；二、法院应将当事人没有争执的事实作为裁判的事实根据；三、法院对证据事实的调查，只限于当事人双方在辩论中所提出的事实，对于当事人没有在辩论中主张的事实，即使法官通过职权调查获得心证，该事实仍然不能作为裁判的基础。”3从这些内涵，我们可以看出，在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的的辩论原则中体现出的是民事诉讼的私益性这一根本特质，尽管我们在前面也说过，民事诉讼还有其公益性的一面，但它毕竟是间接的，而且必须，也只能是建立在一个个具体私益诉讼的公正裁判的基础上。因此，作为裁判者，就不应以积极主动的角色出现，更不能介入到当事人之间的实质争议之中，而是应尽可能地尊重当事人对自己权利及事实的主张，将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原则贯彻到民事诉讼的每一个阶段，这样一来，也就从根本上起到了约束法官行为的随意性的作用，形成一种动态的公正制衡机制。

改造后形成的苏联民事诉讼制度中虽然在理论上仍然规定了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但却渗透着浓厚的国家干预色彩，体现了立法的国家本位主义。苏联民事诉讼法学家多勃罗沃里斯基就曾明确指出：“苏联诉讼的证明制度的一个突出的特征就在于，不仅当事人（原告人、被告人、参加案件的检察长或被吸收参加案件的第三人等）有责任向法院提出能够证明自己要求的证据，而且法院也有权自己主动收集证据，以便查明当事人真实的相互关系。”4如此，民事诉讼中的辩论原则就名存实亡了，因为在诉讼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法官自己，而不是当事人，他更愿意相信自己的调查结果，而不是当事人的陈述或证据。其规定的处分原则自然也就无从体现。我国的民诉理论与立法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同样也存在着想类似的弊端（见前文所举《民事诉讼法》【试行】第56条之规定及《民事诉讼法》【91年】第64条第二款）。

此外，这种超职权主义民诉模式的形成还有另一个认识论上的根源，即关于案件事实的证明标准的问题。我国与原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在立法上力图体现出法律的社会主义性质，并成为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型民事诉讼制度，而这一“新型”的、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在民事诉讼立法中确立“客观真实”原则。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民诉法学家看来，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事诉讼追求的仅仅是“形式的真实”，他们的诉讼理论否认了法院在诉讼中查明案件客观真实的可能性，法院作出的判决往往是违背客观实际的，只具有“形式真实”。5根据这一原则要求，法院就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来查明的真实权利和相互关系，查明一切对解决纠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而不论当事人在诉讼中是否提出这些事实。例如《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典》第十四条规定：法院必须采取法律规定的一切措施，全面、充分和客观地查明真实案情以及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不受已经提出的材料和陈述的限制。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条中规定“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第六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这些规定都在事实上确立了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客观真实原则。从上述讨论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客观真实原则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它将一种理想化的政治原则6运用到具有极强操作性、即时性的司法实践当中，亦有矫枉过正之嫌，由此也导致法官在民事诉讼中职权行为的膨胀，但对于法官来说却是其职责使命使然。

因而，基于这些理论依据建立起来的超职权主义民诉模式，并未在司法实践中获得立法者预期的积极回应，反而形成了一系列有悖民事诉讼性质的弊端：

1、角色错位，法官专断的诉讼过程

在本文第一部分中曾论及，“私益性”是民事诉讼的最根本属性，民事诉讼的发起基于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间的私益纠纷，法官主持诉讼过程的直接目的在于平息争议，在法律的框架内使丧失法律确定性的利益关系归于秩序的平衡状态，诉讼的终局也是以当事人对再分配的“私益”的承受为标志。因此，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理应成为诉讼的主角：发起诉讼的原告应有权提出权利主张，并可以在诉讼过程中对之行使变更或撤回的权利；当事人是发生争议的利益关系的直接参与人，他们对争议发生的真实情况更有发言权，而作为直接的利益关系人，也应该有权对各自的主张提出相应的证明材料，并且有义务去积极行使这一权利；作为平等者间的争议，还应该允许当事人就争议的是与非进行对质、展开辩论，这不但是私权自治的要求，同时对于法官从中辨明是非，求得对案件事实的内心确认，同样有着积极的意义。而在我们传统的民诉模式下，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却发生了严重失衡的逆转和角色错位。

由于追求案件事实客观真实全面的把握，法律赋予法官的权力已远远超出了当事人作为诉讼主角的容忍限度，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在诉讼启动之刻起就成为了国家强力干预的对象，为得到对案件事实的全面、客观的了解，追求绝对公正的裁判，法官可以在任何一个认为是对了解事实真相有必要的时刻去全面、客观的收集证据，对于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法官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当事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是不会对争议作出客观公正的表述或证明的。故，作为一个“中立于”当事人，与他们所争利益不相干的法官努力取得的证据，才是最为客观、公正的，再加上立法中对辩论、处分原则的实质性排除，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反而由“当然的主角”沦为法官的配角，其举证或辩论对诉讼的推进便不再有什么实质的意义了，法官也当仁不让地，甚至是“专断”地履行其公正的神圣使命。

2、先入为主的裁判思维，走过场的法庭审理

由于在诉讼过程中，法官从国家干预者的立场出发，本着发现案件事实客观的原初面貌的职责要求，必然导致了前文所述的法官对当事人举证及言辞的怀疑，转而求之于自己所掌握的有关争议事实的证据材料。在当事人提供之证据于法官调查所得证据之间证明效力的对比上，调查所得证据在一般情形下必然具有了优于当事人提供之证据的效力。居于这种信赖和法官对自己“公正”、“中立”的自信，法官往往在庭审开始之前便已通过对调查所得证据材料地分析而得出了对整个案件事实的一个初步判断，甚至作出了解决争议的初步裁判方案，即法官在庭审之前已先入为主的形成了对案件事实的一个“预断”。基于这种预断，法官还会对这一案件是通过调解还是需开庭审理进行解决作出进一步的判断。转时，即便案件开庭审理，它也会成为法官在庭审过程中验证自己预断成果的过程，当事人的举证、质证、辩论对于法官来说仅是对自己预断进行补充完善的过程，对他形成最终的判决并不会产生多少实质的影响。在有的情况下，一旦出现当事人举证、陈述所表明事实与法官在庭审前形成的对案件事实的基本判断产生差异或是大相径庭之时，庭审甚至会演变成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较量，在这种情形下，整个诉讼的性质便彻底偏离了当事人私益纠纷的框架，成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与法官审判权之间的直接对抗，由于法官在庭审中的优势地位，当事人在庭审中发言屡屡被打断、喝止，甚至是因其发言而遭训斥的情景在我们的法庭之上也就成了家常便饭，屡见不鲜了。在这样一幕走过场的庭审中，不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遭到了粗暴地践踏，他们（甚至是其人）的人格尊严也得不到基本的保障，这与当前民事诉讼的民主化发展趋势也是相背离的。7

3、低效率的司法

在诉讼活动的价值序列中，公正自是其中不言之意，司法的效率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

价值诉求。迟来的正义等于不正义。裁判的结果对于当事人来说显然并不仅止像《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所言，为“讨得一个说法”，在这个“说法”背后隐藏的其实是当事人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再分配，是原来处于不确定状态的财产关系、人身关系的法律调整，诉讼过程的拉长造成的是有争议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不确定状态的延续，其带来的必然结果便是当事人之间矛盾的激化和损失的进一步扩大，甚至于是当这个争议获得司法的解决之时，当事人所得利益对于他为诉讼所付出的“成本”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这种时候获得的“说法”又怎么能令当事人产生“正义的幸福感”呢？

再有，“司法投入的成本来自国家税收（尽管也要收取诉讼费用，但毕竟不是司法资源的一部分），而税收来自社会。无论是法官还是当事人都负有合理使用司法资源，不得不适当地进行诉讼的义务。”8法官反复地将精力投入到对案件事实到全面、客观调查中，其实也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而当事人举证上奉行的“证据随时提出主义”9也导致一次开庭往往无法查明争议事实，法官又不得不将精力用于调查核实当事人在庭审中提出的证据。如此往复，造成了民事诉讼中大量案件超过审限仍不能结案（据统计：1998年1-10月，全国各级法院共复查各类案件441万件，其中有实体错误的12045件，占复查案件总数的0.27%，超审限及管辖等问题的有73143件，占错案总数的85.86%10。）。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类民事纠纷的发生也逐年大幅上升，这更要求法院必须有一套迅速而有效的运行模式来使这些案件得到及时而公正地解决。显然，在传统民诉模式下，司法效率的问题愈发成为阻碍司法公正实现的大问题。

正是传统民诉模式在理论实践上与理想诉讼模式和现实的诸多不协与矛盾，成为我们探求中国民事诉讼模式的转变的的最大动力，尽管在探索的过程中也走了不少的弯路11。但《规定》的出台可以说是对这些探索在理论和立法上的升华，其中的相关规定已基本为我们呈现出一幅我国民事诉讼模式向理想诉讼模式转变的图景。

三、《规定》的出台与民事诉讼模式转型

如前文所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正是引领我国民事诉讼模式转型的核心规则的构建，在这一规定中体现出了以当事人权利自主、规范化的法官有限职权主义为核心，以司法公正和诉讼效率为价值皈依的崭新诉讼模式的一些特征。下面，本文将结合其中的有关规定对之作进一步论述。

（一）、当事人权利自主

当事人权利自主不仅意味着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在法庭上得到法官的充分尊重和法律上的有效保障，同时还意味着当事人也应为其实体权益得到法律的保护而承担相应的诉讼义务，以便法官能迅捷、准确地查明争议事实，公正及时地作出裁判。即诉讼不再仅是法官的独角戏，而是要求作为争议权益的直接利害关系者的当事人也积极主动地履行其权益主张人的角色要求，真正为自己的利益而成为诉讼活动的主角。《规定》中与过去大不相同的一点便是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强化和当事人间举证责任的分配；另外，出于诉讼效率的考虑，对当事人举证时效制度也作了规定，同时还具体解释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中规定的“新的证据”的具体内涵。、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及其分配

在分析当事人举证责任时，我们有必要对举证与举证责任之间的关系作必要的说明。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几乎是把举证和举证责任作为一对同义词来使用，只是有的时候感觉在某些情形下似乎用举证（或举证责任）比用举证责任（或举证）更恰当一些，但又说不出具体的缘由。比如某甲在向法院起诉时会认为：我有权提出相关的证据材料来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而法官则会对某甲说，你有责任就你的主张向法庭提交相应的证据材料。在这个例子中，当事人的同一行为，当事人和法官却分别用了两个不同的词来表述，他们作出这样的表述，肯定不会是毫无原因的。那么，当事人举证与举证责任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人们把当事人举证视为一种责任，这样看有没有道理呢？我认为，这种认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它们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同时，它们之间又具有内在的关联性。

首先，从民事诉讼的性质来看，当事人举证的最终目的在于使自己的诉讼主张得到法官的确信和支持，是当事人行使诉权的必然。即当事人举证从根本上说应是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一种。既然法律确认了适格的主体可以就某项有争议的权利或义务提出自己的主张的权利，那么就不可能否认当事人也有向法庭提供用于证明自己主张的证据材料的权利。作为一种权利，当事人自然有权依法行使或选择放弃，它本质上不是当事人的义务。

其次，举证责任的发生是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无法确定时，为法院如何作出裁判所设定的标准，即谁对该事实负有举证之义务以及由此引起的不利诉讼后果判归谁负担。12它实际上是一方当事人的主张在得不到另一方当事人的认可或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真实性时，导致法官在必须作出裁判的要求下，必须作出的要么要求当事人继续提供出有充分证明力的证据材料，要么由当事人就此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的确认方法。也就是说，举证责任的发生只有在一方当事人因举证瑕疵导致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下时才出现。当然，在一些特殊的民事纠纷中（比如说特殊侵权），法律则明确地规定了当事人之间对争议事实真或伪具有直接充分的证明力的证据的提出义务由谁承担，但这毕竟不具有普遍意义。

从一般诉讼过程来看，举证与举证责任的发生是有先后之别的（如图例）：

A.起诉→举证（事实真伪不明状态出现）→举证义务之分配（即举证责任出现）→再举证……（事实仍然真伪不明）→一方当事人因未能提供充分之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而承担不利之诉讼后果；

B.起诉→举证（事实真伪不明状态出现）→举证义务之分配（即举证责任出现）→再举证……（法官已能就双方所举有效证据对争议事实形成内心确认）→作出裁判

从这个图例中，我们可以看出，争议事实真伪不明状态出现导致举证责任的分配，它可能会导致A、B两种结果出现，在这一过程中，举证与举证责任之间不但有先后之别，而且还具有一定的因果联系，并且这一过程也许还会出现反复，但肯定不会无休止的继续下去。

其三、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还会发现，举证与举证责任实际是分别从行为和结果的不同角度所得出的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因此即便举证责任是出于划分当事人之间对处于真伪不明状态的案件事实的举证义务的负担，也不能把它理解为与权利相对的义务。日本的中岛弘道先生分析说，尽管举证责任“对负担的人有相当强的拘束，驱使他走向举证行为。从而乍一看与义务相似，但是，它与义务有本质的不同。虽然应该认为是很强的义务，但是，它是对自己负担的义务，不是对他人负担的义务（即本来意义上的义务）。”13只不过举证责任对争议事实的最终裁判有着更为实际的意义，“有主张即有举证”的诉讼要求也使得举证更像是当事人的法定义务。

我们要改变过去民事诉讼中法官大包大揽的诉讼模式，在法官与当事人之间明确划分举证责任的负担就有非常现实的意义了。《规定》第一条明确规定“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被告提出反诉，应当附有符合起诉条件的证据材料。”这样一来，就把具有初步的合理证据材料视作是提出起诉或反诉的必备条件。而在第二条中则原则性地阐述了在该《规定》所贯彻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并将当事人举证与诉讼的法律后果紧密地联系起来——“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二条第二款）。由此，因举证直接牵涉到最终裁判后果，当事人便不得不以主人的姿态积极地进行举证，成为实质上的诉讼权利主体。同时，司法公正始终是诉讼活动不变的价值主题，在一般性的规定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后，又规定了在特殊侵权领域及一些合同纠纷、劳动争议中适用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这也是民事诉讼中公平、诚信原则的体现，充分地显示了现代民事诉讼兼顾“私益”与“公益”的倾向。在现实生活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民事争议，当事人双方的实力对比往往是不对称的，或者是继续依“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要求原告举证是不合理的，这时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反而更有利于案件的及时公正解决，这既是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现代社会（特别是一直奉行严格当事人主义的西方国家）对实体公正的呼唤的结果。2、举证时效的规定

证据的提出若无时间上的限制，实际上与诉讼效率的原则是背道而驰的，同时还会给一审法院的审判活动造成人为的妨碍，对另一方当事人的诉讼权益造成损害，破坏了公平诉讼的原则，甚至会为当事人进行恶意诉讼提供可乘之机。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实质上奉行的就是“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其弊不再赘言。《规定》显然重视到了这一问题，对当事人举证期限、新的证据的提出、证据交换等都做了细致的规定，但在其中也充分体现出了充分的当事人权利自主原则。

在《规定》第三十三条中，规定了两种举证时限确定方式：一为当事人协商一致后经法院认可形成；一为法院根据案件情况直接指定，但不得少于30日。这两款规定中，既充分照顾到了当事人在法院指定情形下举证活动的合理时间需要，又给他们提供了一定自主选择的空间，体现出浓厚的私法契约精神。但是，明确举证时限的意义并不仅止于此，它直接导致的是：“逾期提交的证据”其效力如何认定的问题。在《规定》第三十四条明确指出：“……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证据材料）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对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规定》第四十七条进一步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如此一来，如果当事人超过举证期限后才向法庭提交证据材料，那么该证据材料法官将不会在庭审中组织质证，而未经质证的证据又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则这些证据材料无疑就丧失了作为证据的证明力，这对当事人自己来说，后果必然是十分不利的。因此，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也将会促使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积极、全面地收集证据，并按期提交法庭。另外，我们也发现，第三十四条的规定也不是绝对的（加着重号部分），也就是说，即使一方当事人的证据材料是逾期提交的，也不必然丧失作为证据的证明力，若一方当事人仍愿进行质证，则法官也应当充分尊重另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这一规定使得民事诉讼的推进过程呈现出浓厚的当事人主体色彩。

在司法实践当中，有的当事人为在诉讼过程中达到“突然”效果，给对方当事人一个措手不及，往往在举证期限内提交的证据材料中隐瞒关键的证据材料，到开庭时方以“新的证据”的名义提出，这种做法也常使对方当事人在突然之间陷入极为被动的境地。在这种情形下，法官要么依其“新的证据”作出对被突袭方当事人不利的裁判，要么给被突袭方以准备时间，再次开庭审理。但这两种选择要么违背了诉讼的公正本质，要么人为的造成诉讼资源的浪费，皆不可取。因此，对什么证据是“新的证据”就很有必要作出相应的规定，使诉讼行为沿着符合民事诉讼性质的方向推进。《规定》第四十一条就分一、二审程序对“新的证据”做了明确的解释，从该条规定来看，一审程序中“新的证据”有：（1）、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新发现的证据；（2）、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无法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经人民法院准许，在延长期限内仍无法提供的证据。二审程序中“新的证据”有：（1）、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2）、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并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第四十二条进一步明确了一、二审程序中新的证据提交的时限，其中规定：当事人提交新的证据至迟应在开庭审理时或二审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交。若在此期限内不提交的，同样失去作为证据的证明效力。但第四十三条从公正角度考虑，还是给法官裁判留有了一定空间，在该条第二款中的规定即为“新的证据”的“视同条款”：当事人经人民法院准许延期举证，但因客观原因未能在准许的期限内提供，且不审理该证据可能导致裁判明显不公的，其提供的证据可视为新的证据。但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明显不公”是仅就案件的具体司法后果而论，且这种“明显不公”是因当事人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举证而使证据丧失作为证据的效力所致。当然，这些都只能是法官的内心确信。规定举证时效制度的目的就在于确保诉讼高效、及时推进，最大限度的节省审判资源，并确保庭审在当事人之间公平地展开。在一些复杂、重大的民事纠纷中，当事人双方提交的证据必然也十分的庞杂，一次开庭审理往往无法完成证据的审理工作，若全部证据都等到开庭审理时才进行质证，法官的工作量也会极大增强，从生理角度考虑，也不利于法官、当事人以清醒理智的状态进行法庭审理，效率也不会高。对这些工作量较大的案件，若能在开庭前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并确定双方争议的焦点所在，无疑会使庭审的工作量大大减轻，同时因为双方争议点都已明确，庭审过程也会因方向明确而更加高效。在《规定》的第三十七至四十条即对当事人庭前证据交换做了相应的规定，值得注意的是，在本《规定》中，庭前证据交换的进行一般是依当事人的申请，而不是法官个人认为有必要即可组织进行。只有证据较多或疑难复杂的案件，法官才可依职权在答辩期届满后、开庭审理前组织双方当事人交换证据。并且在证据交换日期的确定上，也有当事人协商一致后经人民法院许可形成和由人民法院指定两种情形，当事人在这一过程中也不是“无所作为”的。此外，证据交换之日便是举证期限届满之日，而证据交换次数也不是没有限制，一般情况下不超过两次，但重大、疑难和案情特别复杂的案件，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再次进行证据交换的除外。

3、体现当事人权利自主的一些其他规定

在《规定》中还有不少条款充分体现出了当事人权利自主的精神。比如说第八条中体现出的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尊重，即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自认和同意另一方撤回对己方陈述的自认；第三十五条中规定，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这一条直接表述的虽然是法官的告知义务，但其中反映的却是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充分尊重，并且是在“不告不理”原则内涵下所作出的。当事人由于法律知识的欠缺或是客观上的原因，对法律关系的性质或民事行为的效力作出错误的判断，这也是情有可原，不能以对法学家的要求去要求普通民众，但这时法官也不能像传统模式中的超职权主义做法：迳行更改当事人诉请，甚至出现所判非所请的情形。在这一规定中，便将之转换为法官的告知义务，至于是否更改，决定权则在当事人。

（二）、法官规范化的有限职权

在分析传统的民诉模式时，我们知道，由于在立法上的过浓国家干预色彩，法官职权行为过度膨胀，当事人诉讼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整个诉讼过程甚至成了法官的独角戏。而在对《规定》的分析中，我们又发现，在当中体现出了充分的当事人权利自主精神，而诉讼中当事人权利和诉讼主体地位的确立，必然意味着法官职权行为的弱化与规范化，使法官回归到中立、公正的裁判者的角色中来。在诉讼活动中，“冲突主体对现实法律处置的最佳预期也仅仅以现实规范的最大权益容量为基础。相反，人们所惧怕的是，一旦法官有了超越现实法律规范的权力，在‘正义’的幌子下就有可能使各种擅断行为合法化……历史经验总是不断地提醒人们不要把正义的希望寄在任何人的主观决断上，即便他是值得信赖的法官。”14

上面所引的精辟论述也提示我们，作为肩负公平、正义使命的法官，他的职权行为是需要有制度的规范的，法官职权行为的膨胀，绝对的自由心证带给我们的只会是法律的篡越和司法的神秘化，这绝不会是一个现代法治国家所希望看到的。首法官肖扬2002年12月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作的题为“法院、法官与司法改革”的演讲中，讲到司法工作的特征时，他列了七点，其中第一点就是“司法工作的中立性”，认为“作为裁判者的法官在行使职权时必须居中裁判，不偏不倚。”15而在超职权主义的民诉模式下，庭审甚至于演变为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较量，法官中立性的有无也就不言自明了。故，从法律的角度看，要使民事诉讼能按其本来面目推进，除了确认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主体地位外，最为紧迫的便是使法官的职权行为是在法律的规范下行使，也只有法官职权行为在法律规范下成为有限的时，当事人在法律上确认的主体地位在诉讼过程中才会得到真正实现。法官在诉讼过程中职权的行使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呢？从诉讼的推进过程来看，在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获准立案受理后，法官在当中的职责主要可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一是从决定受理案件后所要做的开庭审前的准备工作、主持庭审的进行；二是在庭审过程结束后对庭审中获得确认的证据进行审核认定，并在证据所能证明的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裁判。这两个阶段也可简单的将它理解为“裁判前的工作”和“裁判工作”。我们在分析《规定》中法官职权行为的规范化时也就以这两个阶段来展开。

1、裁判前阶段法官职权行为的规范化

从上面的分析中，这一阶段实际上又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审前准备阶段，一是庭审阶段。下面我们分别对之进行分析。

（1）、审前准备过程中法官职权行为的规范化

在超职权主义民诉模式下，由于法官职责使命的要求，法官不但成为庭审中的主角，而且在开庭审理之前，法官便已积极主动地对证据的收集调取展开了工作，并在开庭审理之前就已形成了对争议事实的“预断”和最终裁判的初步方案，这样不但违背了民事诉讼本身的性质，而且极易使法官卷入到当事人的利益冲突之中，丧失中立性，不利于纠纷的公正解决。在《规定》中，法官在审前准备过程中的角色显然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体现出的是民事诉讼由当事人权利主导，当事人始终是诉讼过程中的当然主角（裁判的作出除外），法官的主要使命不再是去积极、客观、全面、正确地收集调查证据，并依职权作出绝对公正的裁判，而是转为在庭前准备过程中依法引导、协调、促使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积极、全面、正确、诚实地完成举证，使双方当事人都能在一种公开透明、公平的程序环境中为实现自己的权利主张而努力。这些转变我们可以从《规定》的下述条款中探知一二。

①、法官依职权取证行为的收缩。在《规定》第十五条中，法官须依职权进行收集调查取证的范围发生了极大地收缩，对“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仅限于“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和“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这两类，从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在《规定》下，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行为一是出于法官社会公益使命的要求，一是出于法官主持诉讼、保证诉讼的公正性的要求。尽可能的避免过早陷入到当事人之间的实体利益冲突中，强调是法官在诉讼过程中的中立性、公正性。并且明文禁止法官主动收集调查与实体争议相关的证据。从这一点上看，无疑是诉讼的一个“好”的开始，与过去法官大包大揽的做法显然不同。

在《规定》第十六条进而规定：“除本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外，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依当事人的申请进行。”这一规定更加明确了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主体地位和法官“消极的裁判者”的角色定位，即法官在诉讼中应做的是去判断“是”与“非”，而不是去证明“是”与“非”。16

而《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也充分体现出法官“社会正义承负者”的角色使命。在该条中规定：对双方当事人无争议但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当事人提供有关证据。这一规定让我们充分地感受到民事诉讼以保护当事人“私益”为主的同时也注重“公益”目的实现的特点。

②、法官服务职能与告知义务的强化。法官在审前准备阶段服务职能的强化，最直接的表现便是为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积极、全面、正确、诚实地完成举证提供便利条件，其中较为显著的是法官告知义务的强化。《规定》第三十三条要求：人民法院应当在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同时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应当载明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与要求、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调取证据的情形、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情况指定的举证期限以及逾期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在这一规定中，人民法院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是法定的义务（应当），通知中包括的详尽内容使当事人在开庭之前的准备工作变得方向明确，并且很有责任心——举证直接关涉到诉讼的最终结果，整个过程呈现出一种透明公开的气氛此外，由于诸多客观原因，当事人无法依自身力量去调查取证的情形也是存在的，但诉讼的最终结果又与证据的充分与否、证明力的大小直接相关，若当事人因客观原因而无力向法庭提供充分有力的证据而导致承受不利的诉讼后果，这又违背了民事诉讼公平、公正的原则。因此，在《规定》中除明确限定法官职权取证的范围外，还在第十七条中规定了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的情形。同时，我们也明白，权利的赋予固然重要，但若只设定权利，却不提供权利不能实现或受到侵害时的救济途径，那么，这项权利对于当事人来说也就形同虚设了。所以，《规定》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可以说就体现出了转型后民事诉讼对当事人权利的尊重和有效保障。在该款中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及其诉讼人的申请不予批准的，应当向当事人或其诉讼人送达通知书。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可以在收到通知书的次日起三日内向受理申请的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一次。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五日内作出答复。

（2）、庭审中法官职权行为的规范化

在庭审过程中，法官的职责就是组织双方当事人有序高效质证，确立双方当事人争议点所在，确认合法的证据材料，主持辩论，为裁判提供符合法律要求的证据。《规定》在其中体现法官职权的规范化的主要是：在质证中贯彻“当事人质证”，确立争议焦点，给双方提供充分的必要的辩论。在传统模式下，这一过程常常变为是法官验证自己预断的过程，质证中，要么是当事人完全倚赖法官依职权调查的证据而使当事人之间的质证无足轻重，要么是形成当事人与法官之间进行质证（即法官也成了质证主体），使得法官丧失中立性，形成法官专断的庭审局面，这对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最终实现争议的实体权利是十分不利的。《规定》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条分别就质证主体、质证顺序、法院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的性质及质证的内容作了详细的规定。第四十七条中明确规定，质证的主体只能是当事人。这样，法官在质证过程中的地位就规范在“组织者”这一角色上。对于人民法院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的性质，第五十一条第二款中也做了说明：这些证据应作为“提出申请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这就进一步避免了法官成为质证主体的可能性。同时，法官依职权调取的证据也应当在庭审时出示，听取当事人意见，并就调取证据的情况向双方当事人作说明。使诉讼的过程更加公开、透明。第五十条及第五十一条第一款则对质证的内容和质证的顺序作了清晰的规定。根据第五十条的规定可知，质证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证据是否真实、证据的形式及来源是否合法，该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有无关系，它对待证事实有没有证明力及其证明力如何等，这一规定不但是对当事人在质证过程中诉讼行为的引导和规制，同时也是对质证过程中法官职权的明确。第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质证顺序将使质证清晰、高效地推进。

2、裁判中法官职权行为的规范化

庭审结束后，若双方当事人未能达成调解或庭下和解，则法官的核心工作就是得对庭审中经过出示、质证的证据进行审核认定，并依证据所能证明的案件事实依法作出裁判。在这一过程中，证明标准、认证规则及法官心证如何获得当事人的确信一直是传统民诉模式的心腹大患。证明标准如何直接关涉到法官在诉讼中的定位，而认证规则与心证过程的不公开则一直是当事人对法官裁判公正性产生怀疑的“合理”依据，它进而又影响到社会对司法公正性的怀疑，法律的权威性也受到很大的影响。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认证规则和法官心证的不公开，也给法官裁判行为的随意性存留了生养空间。《规定》的第六十三条至第七十九条就针对这三个方面的问题作了详尽的规定，我们仅就其中反映出促进我国民诉模式转型的两个典型方面来讨论。

（1）、法律真实标准的确立规定》的第六十三条这样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这一规定被立法者解释为“以法律事实为定案的事实要件”，17即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仅要求达到“法律真实”的要求，而不再以客观真实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要求。我们在分析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时曾对客观真实标准给诉讼实践带来的众多问题作过探讨，那么，“法律真实”标准的确立是否能避免问题的重现？

法律事实问题上的客观主义主张法律事实是一种客观事实，具有客观存在的根本性质，法律事实的认识和确认标准是“客观真实”（亦即要真实再现实际发生的客观事实的原貌），即使这种绝对真实的诉讼标准在具体的诉讼活动中无法实现，也不能因此而否认法律事实的客观真实性，其认定的标准是绝对真实与相对真实的统一。18然而，司法实践中的法律事实只是在现有可以证实的事实要件的基础上对案件事实的“法律表述”，它仅是法官在现存事实要件基础上对诉讼双方的“主张事实”作出的肯定或否定的确认。客观真实论实际上是用一种预期的确定性（客观真实标准是一种“未经证实”的标准）来证明现实中不确定的事物的确定性，但对于这种预期的确定是否即“真实”本身，这又成了不确定的东西。显然，绝对真实目标所表达是一种诉讼证明的愿望，而将一种理想愿望认做司法实践的理性归依，其结果自是明白无误的。在以当事人权利自主、法官规范化的有限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下，法官再以客观真实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标准则更加不可能，因为法官所掌握的能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材料大部分来自当事人，要确保当事人证据的绝对客观真实，显然就是不可能的。

而“法律真实”标准则充分看到了诉讼中证明客体的复杂性与历史性、诉讼证明资源的不充分性与诉讼过程的时效性，认为诉讼活动所要达到的事实状态仅是法律真实的状态，即这种真实是对案件事实的认识达到法律所规定或认可的真实，是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标准和程序所确立的法律事实。在诉讼中，它直接体现为法官所认定的事实仅是在当事人提供的符合法律要求的证据的基础上所能得出的事实状态。由于诉讼中当事人权利得到充分尊重，这种“过程的公正”使当事人对于按法律真实标准认定的案件事实更能接受。“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由心证制度下的法官所主要考虑的并不是最后认定的事实是否与冲突真实过程一致，而更主要关注的是这些事实在法律形式上是否得到了完善的论证，因为这才是决定判决有无被撤销可能的关键因素。”19法律真实是追求法律权威和制度理性的结果，是自然真实与制度真实的结合。

（2）、经验法则和法官职业道德的引入

《规定》的第六十四条这样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这一规定中的后一句与《规定》第七十九条“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的规定，又形成了新模式下“心证公开”的原则要求。

经验法则通常是指一般经验法则，它是法官依照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反映事物之间内在必然联系的事理作为认定待证事实的根据的准则。由于它是从人们日常生活或法律实践中所体验感知的一类事实，这类事实构成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经过了长期的反复验证，代表着一种类型的事物的发展的通常趋势和规律，因而，在观念上它属于“不证自明”的范畴。20这种规则的应用，不仅在法官认证过程中有，在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免除方面《规定》中也有适用。《规定》的第九条第（三）项规定：“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类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

在法官认证过程中，经验法则、心证公开的要求及法官职业道德的引入，实质上是从外和内两个方面强化了法官审核认定证据、得出案件事实、适用法律，作出裁判的自由心证过程的规范化，形成了对法官心证的内外监督。经验法则在《规定》中的详细规定，一方面使法官心证有了明确的方法依据，另一方面，由于法官认证规则的公开，无形中对法官心证的恣意倾向形成了有力的外部监督机制。而心证公开的要求则使得法官在裁判过程中不但要能“说服自己”，使自己获得确信，更要努力使自己的裁判能“说服当事人”，免除当事人对法官裁判不公正的“合理怀疑”。法官职业道德在这里获得强调，更体现出社会对法官职业神圣性的一种认可。肖扬在一次演讲中说，“法官是传承公平、正义的使者，实现公平正义就是法官最大的德”。21这就要求法官要从当事人权益出发，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出发，严守法官中立、公正的立场。它在法律中的明确化，无疑将在法官的内心自省过程中增加有力的砝码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会发现，法官审核认定证据确认案件事实的过程就如同在进行一次“拼图游戏”，所不同的是，法官所进行的这场“拼图游戏”是没有模本的，是在当事人双方所提供的原始素材的基础上，按法定的拼组规则来进行的。因此，这个过程又是一个创造性的发现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法官又面临着几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首先是案件事实是已经发生的事实，是不可逆的，即这场“拼图游戏”的模本是不可重现的。法官审核证据并依之认定的案件事实只是在原始案件事实遗留痕迹（证据）的基础上依照一套合理规则所作的最接近于案件事实原始面貌的法律表述，因此，这种表述注定是不完美的。其次，法官拼组案件事实图象的素材绝大部分源自当事人的陈述和证据，但由于客观原因，这些证据往往是不全面的，残缺的，甚至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证据是彼此对立的；另外，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当事人的陈述经常是片面的，具有误导性。因此，法官的拼图素材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残缺的，并且当事人提供的拼组方案也容易将法官引入歧途。在这些问题的困扰下，法官要对案件事实作出尽可能真实的法律表述，并依其作出公正的裁判，就必须在法定规则的引导下，充分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才智，在当事人提供的材料中寻找出合法有用的部分，认真鉴别他们的拼组方案中不可能为真的部分，或是对为另一方可以确认为真的拼组方案内容所驳倒的部分予以排除，从中找出足以令法官确认事实应该如此——并且能让一个与案件无关的第三人也能从法官的组合中确认“案件事实确实应当如此”——的事实组合方案，拼组出尽可能接近于事实原貌的“法律真实”图像。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拼图规则”的公开，而当事人也切实地参与到“拼图”过程之中，并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法官依法据对案件事实的法律表述所作出的裁判，也就更容易获得当事人对其公正性与合理性的接受，即使裁判的结果对他是不利的。

结语

通过对《规定》出台前后所体现出的民事诉讼模式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规定》中体现出了充分的当事人权利自主精神和法官职权规范化倾向，由于证据规则在民事诉讼活动中的核心作用，这一转变将引发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由传统的超职权民诉模式向以当事人权利自主、法官规范化的有限职权主义为核心，以司法公正和诉讼效率为价值追求的新型民事诉讼模式转变。这一转变也将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道路上的里程碑，极大地推动司法的民主化和文明化。同时，由于长期的饿超职权主义诉讼传统和历史的原因，这一转变在近一段时期内对当事人诉讼心理、法官角色转换、法院体制改革及社会认可等方面也可能会产生不小的冲击，而以“司法解释”突破现有法律来达到转变的目的，这种方法是否符合我国宪政体制的要求，仍值得商榷。限于水平，本文的探讨至此为止，敬盼醍醐高论的出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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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冰主编：《程序、正义与现代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5、田平安、刘春梅《试论协同型民诉模式的建立》，载《现代法学》2003年第2期；

6、张卫平：《体制转型与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的发展》，正义网，2003年1月22日；

7、王利明：《审判方式改革中的民事证据立法问题探讨》，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4期。

1田平安、刘春梅：《试论协同型民诉模式的建立》一文中说，民事诉讼必须在维护当事人“私益”与实现社会“公益”方面寻求一种平衡，一种统一。载《现代法学》2003年第2期第82页。

2张卫平：《体制转型与我国民诉理论的发展》，正义网，2003年1月22日3（日）高桥宏志.辩论主义【J】法学教室，1990，（9），转引自张卫平《体制转型与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的发展》。

4〔苏〕多勃罗沃里斯基.苏维埃民事诉讼[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第43页。

5李浩：《民事举证责任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0页。

6黄宇：在其《对民事诉讼证据的证明标准的思考》一文中，他认为我国高标准低规范的证据制度——即一方面确立了客观真实原则，另一方面立法上却相当简略——在我国政治环境中存在的合理依据之一就是“实事求是”的政治原则在司法上的表现。见“法思网”2002年10月11日。

7在罗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与法官司法理念的重塑》一文中，他认为“人民主权、民主政治在司法领域当然意味着必须贯彻司法民主原则，在诉讼中充分尊重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和自主意志，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有效限制法官恣意、专横和对职权的滥用”。载《现代法学》2000年第10期，第63页。

8同1，第84页。

9《民事诉讼法》第125条规定“当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新的证据”，一般理解为当事人的证据可以“随时”提出。

10景汉朝：《关于司法公正若干基本问题的思考》，载《理论前沿》2001年第3期。

11黄松有：《渐进与过渡：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冷思考》，在该文中，黄先生列举了各级法院在探索审判方式改革中所采用过的“一步到庭”、“完全由当事人举证”及简单的“当庭质证”等片面措施。见《现代法学》2000年第8期第18页。

12同5，第25页。

13王锡山译：《民事举证责任著作选译》，第97页，转引自李浩《民事举证责任研究》，第32页。

14柴发邦主编：《体制改革与完善诉讼制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页。

15肖扬：《法院、法官与司法改革》，见《法学家》2003年第1期，第4页。

16同7，第64页。

17见李国光主编：《证据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该书被用作司法工作者学习理解《规定》的指定参考书使用，故这一认识也可以认为是“立法者”的观点。

18见李力、韩德明：《解释论、语用学和法律事实的合理性标准》，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5期，第4页。

19同14，第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