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芽范文10篇

萌芽范文篇1

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到国民革命的失败这一历史发展阶段是思想的萌芽时期，这一点学术界基本上有了一致的认同。但对思想萌芽时期的开端意见不一，这主要是因为大家对思想萌芽的标准所持看法不同。下面笔者将对思想萌芽的标准谈一点自己的粗浅看法。

关于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两种看法。

第一种，以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产生最初的理论成果为标准。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开始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分析中国的实际，并产生了最初的理论成果，即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因此，按照这种观点，党的“二大”召开之际，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制定之时，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产生最初的理论成果之时。所以，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即可视为思想萌芽的开端。

第二种，以党初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为标准。有不少研究思想的著作都阐述了类似的看法。他们认为，大革命中，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思想从此萌芽。在这些论著中，由于对党初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的时间不同，因而对思想萌芽的开端的论述也不相同。前面提到的两种看法，尽管有所区别，但也有他们共同的因素，那就是在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时，二者都注意到了要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的发展程度。我想这是合理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这两种看法又有着共同的不足之处，那就是，都忽略了思想是一个由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在内的内容十分丰富的科学理论体系。在思想这个科学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充满生命力是贯穿其中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这是思想活的灵魂。因此，我们判断思想是否萌芽的标准不能忽视贯穿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精神的发展过程。

判断思想萌芽要两个标准并重。一要看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发展程度；二要看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一贯穿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发展过程。当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运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分析我们革命斗争的实际并产生有关我国民主革命的最初理论成果时，当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尤其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开始萌芽时，也就是判断思想的两个标准达到之时，此时可视为思想萌芽的开端。

那么，据此两个判断标准，思想的萌芽究竟开端于何时呢?

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同志认为，1922年6月到7月是思想萌芽的开端，其标志是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陕西师大等七所高校合编的《思想概述》认为：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主革命纲领”，“这个纲领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已经开始探索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笔者认为，思想萌芽的开端应是1922年的1月到4月。

1922年1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刊《先驱》创刊，其发刊词明确提出了“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的命题。这个命题，一方面给自己提出了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任务，另一方面，又包含有探索中国革命的出路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3月，在《西欧的“赤”况》一文中指出：“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在这里，既明确肯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我们的指导原则，同时更强调实施这些原则“当因时制宜”，既应当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这里明显的包含有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萌芽。《先驱》发刊词和的文章所包含的上述内容，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初步认识到从我国实际出发的必要性，初步认识到实施马列主义原则必须和具体实际相结合。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已经开始萌芽。

1920年，列宁在为共产国际二大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详细阐述了有关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革命的理论，其中包括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必须分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第一步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等内容。1922年3月，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回到上海，带回了列宁的上述理论。此后，中国共产党人就运用这些理论分析我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开始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

萌芽范文篇2

第二种，以党初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为标准。有不少研究思想的著作都阐述了类似的看法。他们认为，大革命中，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思想从此萌芽。在这些论著中，由于对党初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的时间不同，因而对思想萌芽的开端的论述也不相同。前面提到的两种看法，尽管有所区别，但也有他们共同的因素，那就是在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时，二者都注意到了要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的发展程度。我想这是合理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这两种看法又有着共同的不足之处，那就是，都忽略了思想是一个由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在内的内容十分丰富的科学理论体系。在思想这个科学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充满生命力是贯穿其中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这是思想活的灵魂。因此，我们判断思想是否萌芽的标准不能忽视贯穿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精神的发展过程。

判断思想萌芽要两个标准并重。一要看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发展程度；二要看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一贯穿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发展过程。当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运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分析我们革命斗争的实际并产生有关我国民主革命的最初理论成果时，当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尤其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开始萌芽时，也就是判断思想的两个标准达到之时，此时可视为思想萌芽的开端。

那么，据此两个判断标准，思想的萌芽究竟开端于何时呢?

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同志认为，1922年6月到7月是思想萌芽的开端，其标志是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陕西师大等七所高校合编的《思想概述》认为：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主革命纲领”，“这个纲领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已经开始探索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笔者认为，思想萌芽的开端应是1922年的1月到4月。

1922年1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刊《先驱》创刊，其发刊词明确提出了“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的命题。这个命题，一方面给自己提出了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任务，另一方面，又包含有探索中国革命的出路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3月，在《西欧的“赤”况》一文中指出：“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在这里，既明确肯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我们的指导原则，同时更强调实施这些原则“当因时制宜”，既应当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这里明显的包含有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萌芽。《先驱》发刊词和的文章所包含的上述内容，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初步认识到从我国实际出发的必要性，初步认识到实施马列主义原则必须和具体实际相结合。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已经开始萌芽。

1920年，列宁在为共产国际二大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详细阐述了有关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革命的理论，其中包括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必须分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第一步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等内容。1922年3月，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回到上海，带回了列宁的上述理论。此后，中国共产党人就运用这些理论分析我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开始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

萌芽范文篇3

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到国民革命的失败这一历史发展阶段是思想的萌芽时期,这一点学术界基本上有了一致的认同。但对思想萌芽时期的开端意见不一,这主要是因为大家对思想萌芽的标准所持看法不同。下面笔者将对思想萌芽的标准谈一点自己的粗浅看法。

关于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两种看法。

第一种,以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产生最初的理论成果为标准。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开始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分析中国的实际,并产生了最初的理论成果,即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因此,按照这种观点,党的“二大”召开之际,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制定之时,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产生最初的理论成果之时。所以,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即可视为思想萌芽的开端。

第二种,以党初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为标准。有不少研究思想的着作都阐述了类似的看法。他们认为,大革命中,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思想从此萌芽。在这些论着中,由于对党初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的时间不同,因而对思想萌芽的开端的论述也不相同。前面提到的两种看法,尽管有所区别,但也有他们共同的因素,那就是在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时,二者都注意到了要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的发展程度。我想这是合理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这两种看法又有着共同的不足之处,那就是,都忽略了思想是一个由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在内的内容十分丰富的科学理论体系。在思想这个科学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充满生命力是贯穿其中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这是思想活的灵魂。因此,我们判断思想是否萌芽的标准不能忽视贯穿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精神的发展过程。

判断思想萌芽要两个标准并重。一要看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发展程度;二要看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一贯穿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发展过程。当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运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分析我们革命斗争的实际并产生有关我国民主革命的最初理论成果时,当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尤其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开始萌芽时,也就是判断思想的两个标准达到之时,此时可视为思想萌芽的开端。

那么,据此两个判断标准,思想的萌芽究竟开端于何时呢?

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同志认为,1922年6月到7月是思想萌芽的开端,其标志是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陕西师大等七所高校合编的《思想概述》认为: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主革命纲领”,“这个纲领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已经开始探索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笔者认为,思想萌芽的开端应是1922年的1月到4月。

1922年1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刊《先驱》创刊,其发刊词明确提出了“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的命题。这个命题,一方面给自己提出了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任务,另一方面,又包含有探索中国革命的出路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3月,在《西欧的“赤”况》一文中指出:“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在这里,既明确肯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我们的指导原则,同时更强调实施这些原则“当因时制宜”,既应当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这里明显的包含有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萌芽。《先驱》发刊词和的文章所包含的上述内容,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初步认识到从我国实际出发的必要性,初步认识到实施马列主义原则必须和具体实际相结合。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已经开始萌芽。

1920年,列宁在为共产国际二大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详细阐述了有关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革命的理论,其中包括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必须分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第一步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等内容。1922年3月,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回到上海,带回了列宁的上述理论。此后,中国共产党人就运用这些理论分析我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开始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

萌芽范文篇4

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到国民革命的失败这一历史发展阶段是思想的萌芽时期，这一点学术界基本上有了一致的认同。但对思想萌芽时期的开端意见不一，这主要是因为大家对思想萌芽的标准所持看法不同。下面笔者将对思想萌芽的标准谈一点自己的粗浅看法。

关于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两种看法。

第一种，以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产生最初的理论成果为标准。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开始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分析中国的实际，并产生了最初的理论成果，即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因此，按照这种观点，党的“二大”召开之际，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制定之时，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产生最初的理论成果之时。所以，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即可视为思想萌芽的开端。

第二种，以党初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为标准。有不少研究思想的著作都阐述了类似的看法。他们认为，大革命中，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思想从此萌芽。在这些论著中，由于对党初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的时间不同，因而对思想萌芽的开端的论述也不相同。前面提到的两种看法，尽管有所区别，但也有他们共同的因素，那就是在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时，二者都注意到了要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的发展程度。我想这是合理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这两种看法又有着共同的不足之处，那就是，都忽略了思想是一个由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在内的内容十分丰富的科学理论体系。在思想这个科学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充满生命力是贯穿其中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这是思想活的灵魂。因此，我们判断思想是否萌芽的标准不能忽视贯穿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精神的发展过程。

判断思想萌芽要两个标准并重。一要看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发展程度；二要看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一贯穿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发展过程。当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运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分析我们革命斗争的实际并产生有关我国民主革命的最初理论成果时，当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尤其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开始萌芽时，也就是判断思想的两个标准达到之时，此时可视为思想萌芽的开端。

那么，据此两个判断标准，思想的萌芽究竟开端于何时呢?

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同志认为，1922年6月到7月是思想萌芽的开端，其标志是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陕西师大等七所高校合编的《思想概述》认为：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主革命纲领”，“这个纲领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已经开始探索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笔者认为，思想萌芽的开端应是1922年的1月到4月。

1922年1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刊《先驱》创刊，其发刊词明确提出了“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的命题。这个命题，一方面给自己提出了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任务，另一方面，又包含有探索中国革命的出路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3月，在《西欧的“赤”况》一文中指出：“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在这里，既明确肯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我们的指导原则，同时更强调实施这些原则“当因时制宜”，既应当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这里明显的包含有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萌芽。《先驱》发刊词和的文章所包含的上述内容，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初步认识到从我国实际出发的必要性，初步认识到实施马列主义原则必须和具体实际相结合。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已经开始萌芽。

1920年，列宁在为共产国际二大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详细阐述了有关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革命的理论，其中包括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必须分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第一步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等内容。1922年3月，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回到上海，带回了列宁的上述理论。此后，中国共产党人就运用这些理论分析我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开始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

1922年4月1日，《先驱》发表的《关于中国少年运动的纲要》一文指出：“经济和政治的状况，影响了中国阶级战争，使它分成两段途程。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有产阶级起来推翻封建主义的战争，第二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起来推翻有产阶级的战争”；“为了要使我们的事业得到胜利，中国劳苦的群众，应分两步去做：第一步是完全颠覆封建主义，促成中国真正独立；第二步是推翻有产阶级的政治，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尽管这里没有展开论述中国革命分为两步走的必要性以及两步之间的关系，但这毕竟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列主义者遍原理分析我国国情所得出的最初理论成果。

综上所述，1922年1月到4月，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已经开始萌芽，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我国革命具体实际也已经开始结合并产生了最初的理论成果，本文第一部分所述的两条标准，在这个时候都已有所表现，因此，这个时候就是思想萌芽的开端。

萌芽范文篇5

论文摘要：对思想的萌芽时期，学术界基本上看法一致，但对思想萌芽的开端意见不一。关键是因为对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认识不同。仅以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识程度判断思想是否萌芽略显片面，还要结合贯穿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发展过程。据此两个判断标准，思想萌茅于1922年1月到4月。

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思想的萌芽时期也不例外。那么，思想萌芽时期的开端和终结又该怎样界定呢?笔者认为，这应该先从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谈起。

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到国民革命的失败这一历史发展阶段是思想的萌芽时期，这一点学术界基本上有了一致的认同。但对思想萌芽时期的开端意见不一，这主要是因为大家对思想萌芽的标准所持看法不同。下面笔者将对思想萌芽的标准谈一点自己的粗浅看法。

关于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两种看法。

第一种，以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产生最初的理论成果为标准。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开始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分析中国的实际，并产生了最初的理论成果，即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因此，按照这种观点，党的“二大”召开之际，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制定之时，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产生最初的理论成果之时。所以，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即可视为思想萌芽的开端。

第二种，以党初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为标准。有不少研究思想的著作都阐述了类似的看法。他们认为，大革命中，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思想从此萌芽。在这些论著中，由于对党初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的时间不同，因而对思想萌芽的开端的论述也不相同。前面提到的两种看法，尽管有所区别，但也有他们共同的因素，那就是在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时，二者都注意到了要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的发展程度。我想这是合理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这两种看法又有着共同的不足之处，那就是，都忽略了思想是一个由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在内的内容十分丰富的科学理论体系。在思想这个科学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充满生命力是贯穿其中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这是思想活的灵魂。因此，我们判断思想是否萌芽的标准不能忽视贯穿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精神的发展过程。

判断思想萌芽要两个标准并重。一要看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发展程度；二要看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一贯穿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发展过程。当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运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分析我们革命斗争的实际并产生有关我国民主革命的最初理论成果时，当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尤其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开始萌芽时，也就是判断思想的两个标准达到之时，此时可视为思想萌芽的开端。

那么，据此两个判断标准，思想的萌芽究竟开端于何时呢?

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同志认为，1922年6月到7月是思想萌芽的开端，其标志是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陕西师大等七所高校合编的《思想概述》认为：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主革命纲领”，“这个纲领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已经开始探索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笔者认为，思想萌芽的开端应是1922年的1月到4月。

1922年1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刊《先驱》创刊，其发刊词明确提出了“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的命题。这个命题，一方面给自己提出了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任务，另一方面，又包含有探索中国革命的出路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3月，在《西欧的“赤”况》一文中指出：“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在这里，既明确肯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我们的指导原则，同时更强调实施这些原则“当因时制宜”，既应当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这里明显的包含有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萌芽。《先驱》发刊词和的文章所包含的上述内容，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初步认识到从我国实际出发的必要性，初步认识到实施马列主义原则必须和具体实际相结合。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已经开始萌芽。

1920年，列宁在为共产国际二大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详细阐述了有关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革命的理论，其中包括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必须分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第一步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等内容。1922年3月，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回到上海，带回了列宁的上述理论。此后，中国共产党人就运用这些理论分析我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开始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

萌芽范文篇6

第二种，以党初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为标准。有不少研究思想的著作都阐述了类似的看法。他们认为，大革命中，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思想从此萌芽。在这些论著中，由于对党初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的时间不同，因而对思想萌芽的开端的论述也不相同。前面提到的两种看法，尽管有所区别，但也有他们共同的因素，那就是在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时，二者都注意到了要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的发展程度。我想这是合理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这两种看法又有着共同的不足之处，那就是，都忽略了思想是一个由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在内的内容十分丰富的科学理论体系。在思想这个科学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充满生命力是贯穿其中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这是思想活的灵魂。因此，我们判断思想是否萌芽的标准不能忽视贯穿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精神的发展过程。

判断思想萌芽要两个标准并重。一要看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发展程度；二要看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一贯穿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发展过程。当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运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分析我们革命斗争的实际并产生有关我国民主革命的最初理论成果时，当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尤其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开始萌芽时，也就是判断思想的两个标准达到之时，此时可视为思想萌芽的开端。

那么，据此两个判断标准，思想的萌芽究竟开端于何时呢?

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同志认为，1922年6月到7月是思想萌芽的开端，其标志是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陕西师大等七所高校合编的《思想概述》认为：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主革命纲领”，“这个纲领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已经开始探索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笔者认为，思想萌芽的开端应是1922年的1月到4月。

1922年1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刊《先驱》创刊，其发刊词明确提出了“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的命题。这个命题，一方面给自己提出了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任务，另一方面，又包含有探索中国革命的出路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3月，在《西欧的“赤”况》一文中指出：“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在这里，既明确肯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我们的指导原则，同时更强调实施这些原则“当因时制宜”，既应当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这里明显的包含有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萌芽。《先驱》发刊词和的文章所包含的上述内容，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初步认识到从我国实际出发的必要性，初步认识到实施马列主义原则必须和具体实际相结合。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已经开始萌芽。

1920年，列宁在为共产国际二大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详细阐述了有关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革命的理论，其中包括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必须分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第一步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等内容。1922年3月，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回到上海，带回了列宁的上述理论。此后，中国共产党人就运用这些理论分析我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开始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

1922年4月1日，《先驱》发表的《关于中国少年运动的纲要》一文指出：“经济和政治的状况，影响了中国阶级战争，使它分成两段途程。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有产阶级起来推翻封建主义的战争，第二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起来推翻有产阶级的战争”；“为了要使我们的事业得到胜利，中国劳苦的群众，应分两步去做：第一步是完全颠覆封建主义，促成中国真正独立；第二步是推翻有产阶级的政治，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尽管这里没有展开论述中国革命分为两步走的必要性以及两步之间的关系，但这毕竟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列主义者遍原理分析我国国情所得出的最初理论成果。

萌芽范文篇7

论文摘要：对思想的萌芽时期，学术界基本上看法一致，但对思想萌芽的开端意见不一。关键是因为对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认识不同。仅以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识程度判断思想是否萌芽略显片面，还要结合贯穿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发展过程。据此两个判断标准，思想萌茅于1922年1月到4月。

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思想的萌芽时期也不例外。那么，思想萌芽时期的开端和终结又该怎样界定呢?笔者认为，这应该先从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谈起。

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到国民革命的失败这一历史发展阶段是思想的萌芽时期，这一点学术界基本上有了一致的认同。但对思想萌芽时期的开端意见不一，这主要是因为大家对思想萌芽的标准所持看法不同。下面笔者将对思想萌芽的标准谈一点自己的粗浅看法。

关于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两种看法。

第一种，以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产生最初的理论成果为标准。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开始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分析中国的实际，并产生了最初的理论成果，即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因此，按照这种观点，党的“二大”召开之际，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制定之时，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产生最初的理论成果之时。所以，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即可视为思想萌芽的开端。

第二种，以党初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为标准。有不少研究思想的著作都阐述了类似的看法。他们认为，大革命中，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思想从此萌芽。在这些论著中，由于对党初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的时间不同，因而对思想萌芽的开端的论述也不相同。前面提到的两种看法，尽管有所区别，但也有他们共同的因素，那就是在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时，二者都注意到了要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的发展程度。我想这是合理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这两种看法又有着共同的不足之处，那就是，都忽略了思想是一个由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在内的内容十分丰富的科学理论体系。在思想这个科学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充满生命力是贯穿其中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这是思想活的灵魂。因此，我们判断思想是否萌芽的标准不能忽视贯穿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精神的发展过程。

判断思想萌芽要两个标准并重。一要看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发展程度；二要看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一贯穿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发展过程。当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运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分析我们革命斗争的实际并产生有关我国民主革命的最初理论成果时，当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尤其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开始萌芽时，也就是判断思想的两个标准达到之时，此时可视为思想萌芽的开端。

那么，据此两个判断标准，思想的萌芽究竟开端于何时呢?

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同志认为，1922年6月到7月是思想萌芽的开端，其标志是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陕西师大等七所高校合编的《思想概述》认为：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主革命纲领”，“这个纲领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已经开始探索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笔者认为，思想萌芽的开端应是1922年的1月到4月。

1922年1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刊《先驱》创刊，其发刊词明确提出了“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的命题。这个命题，一方面给自己提出了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任务，另一方面，又包含有探索中国革命的出路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3月，在《西欧的“赤”况》一文中指出：“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在这里，既明确肯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我们的指导原则，同时更强调实施这些原则“当因时制宜”，既应当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这里明显的包含有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萌芽。《先驱》发刊词和的文章所包含的上述内容，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初步认识到从我国实际出发的必要性，初步认识到实施马列主义原则必须和具体实际相结合。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已经开始萌芽。

1920年，列宁在为共产国际二大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详细阐述了有关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革命的理论，其中包括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必须分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第一步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等内容。1922年3月，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回到上海，带回了列宁的上述理论。此后，中国共产党人就运用这些理论分析我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开始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

萌芽范文篇8

从1872创刊到1949年停刊的77年时间里，《申报》虽几易其主（美查，席子佩，史量才），经营状况有所起落反复，但总体上坚持了正确的经营策略：把赢利做为办报的首要目的，“义利兼顾”；在经营管理上，降低报纸成本，做好发行工作，重视广告的经营，拓宽经营范围，陆续出版文艺期刊，时事画报，开办书局；在报纸内容上，继承中国古代优秀文化，报道内容尽量适合中国读者的口味，重视言论，注重新闻报道和文艺作品的刊载；在价格上坚持走低价平民化的原则。正是因为这些经营策略的指引，《申报》销量大增，从最初创刊时的600份，到1888年，已经发展成为在旧中国影响最大，历史最悠久，销量最多的新闻纸，成为中国官民重要的日常读物。据徐铸成的《报海旧闻》记载，在他幼年的家乡，《申报》几乎就是报纸的代名词。人们在包东西时常说“拿张申报纸来包包”，虽然递过来的报纸上赫然印着《新闻报》。由此可见《申报》在当时多么深入人心。

《申报》并不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中文报纸，但它却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就发展成为当时上海首屈一指的影响和销量最大的报纸，其经营策略和活动很值得我们探究。综观《申报》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的经营活动，可以发现：虽然创立于19世界70年代，《申报》经营者在经营报纸的过程中已经初步具备了现代营销思想的萌芽，这些现代营销思想的萌芽极大地促进了《申报》的发展，促使其影响和销售量不断扩大。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简单分析下《申报》的现代营销思想雏形。

一．《申报》的市场定位思想萌芽

市场定位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资深广告专家阿尔。赖斯（AlRies）和杰克。特鲁塔（JackTront）提出的新概念，随后又在他们所著的《广告攻心战略---品牌定位》（1981年出版）一书中得到全面论述。市场定位这一新概念及其战略思想提出后，很快被世界各地的营销学者和管理者所接受，成为企业营销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现代意义上的市场定位，主要指企业为其产品即品牌确定市场地位，即在目标顾客心目中塑造特定品牌形象，使其产品具有一定特色，适合一定顾客的需要和偏好，并与竞争者的产品有所区别。

《申报》作为一种媒介，同样也是一种产品，也要塑造特定的品牌形象，以区别于竞争者，也存在一个市场和产品定位的问题，即报纸的办报方针，报纸针对什么样的读者和受众。

《申报》创刊前，上海有三种报纸：外文报，中文报，“邸报”。当时的外文报多旨在宣传西方宗教思想或介绍西学，读者多为在华洋人和一些洋买办；中文报不过是外文报的中文版，象《华字日报》就是《德臣西报》的中文版，内容多为译自外报，再加上一些洋行广告和船期消息等。读者仅限于买办阶级和少数“高等华人”。“邸报”或“京报”虽说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报纸，但它们属于官方文件汇编，系由宫门之内传抄出来的政令谕旨，读者限于官僚士绅，与普通商贾和百姓无缘。而上海自19世纪50年代起被开辟为通商口岸，中外商人大量云集上海，极大地促进了当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不仅广大市民百姓渴望了解时政，众多商贾也希望从报纸上获取更多的商业信息。而当时上海恰恰缺少一份针对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商业报纸。正是基于对形势的正确分析，美查以商人的敏锐眼光看到了巨大的潜在市场，为《申报》找到了准确的定位：针对中国人的雅俗共赏的大众化商业报纸。他在创刊号上的话体现了其对《申报》的定位思想及办报方针“但其（中国古籍）内容荒诞无稽，只可作文人清淡之材，未能雅俗共赏。只有现今报纸上所刊登之文章，叙述简而能祥，文字通俗，不只为士大夫所赏，亦为工农商贾所通晓。”

为了贯彻《申报》的办报思想，美查在人事等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他特意聘请中国人做主笔，以发挥中国特色。先后受聘的有著名文人蒋芷湘，钱昕伯，黄协埙等，他们都擅长吟诗作词，文字质朴而不俚俗，所做文章饱涵儒家思想，适合中国的读者。在内容上，《申报》一改外文报和其他中文报纸侧重宣传基督教思想的惯例，注意迎合上海市民的口味，注重刊登议论时政的论说文，新闻报道注重猎奇性和趣味性，内容编排和文字风格都讲究通俗性和可读性，“社会新闻和论说常常站在平民的立场，报道兴办女学，阔人虐待婢女，监狱黑暗等情形，反映禁止缠足之类的舆论”，一开始就立足为一般市民服务。

为了进一步做到雅俗共赏，《申报》在1876年3月30日出版通俗报纸《民报》，并为此报刊登启事说：“此报非文人雅士而设，只为妇孺佣工粗涉文字者也。务使措词宁质而无文，论事宜显而勿晦。俾女流童稚贩夫工匠辈，皆得随时循览而增见闻。”

从以上的史实可以看出，虽然离现代市场定位理论的诞生还有一个世纪的时间，但《申报》创刊初期的经营活动在办报宗旨，人事聘用原则，内容等方面无不体现着朴素的市场定位理念的萌芽。

二．《申报》的定价策略

现代营销学的核心理论是4P市场营销组合理论，即产品（PRODUCT），价格（PRICE），分销渠道（PLACE），促销（PROMOTION），其中价格策略是较为基础和重要的环节，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后续的其他环节。营销学价格理论强调要以自身的产品成本为基准，同时要考虑竞争者的价格因素。

在报纸的定价上，《申报》经营者走的是低价的路线。《申报》问世前，《上海新报》是当时上海影响和销量最大的中文商业报纸，也是《申报》主要的强劲竞争对手。《上海新报》采用进口的白报纸印刷，成本较高，零售价为每份30文铜钱。《申报》一开始就定位为大众报纸，读者多为市井平民和商贾，所以它从创刊起就制定了低位定价的策略。美查曾在《申报》上刊登题为《本馆自叙》的文章说：“窃思新闻纸一事欲其行之广远，必先求其法之简，价之廉，而后买者以其偿无多，定必争先快睹。”根据经营者的定价原则，《申报》不用进口白报纸作为材料，而是采用廉价的毛太纸，大大降低了成本。《申报》最初定价为每份8文铜钱，仅为《上海新报》的1/4，从而在价格上占据了绝大优势。在《申报》价格强势的逼迫下，《上海新报》不得不把零售价降到和《申报》一样，亏损与日俱增，终因不堪重负而倒闭。

《申报》在定价方面另一个策略是针对不同的市场核定不同的价格，根据市场进行价格区隔。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起，《申报》每月售价为四角五分。到1907年规定：外埠全年大洋五元四角。日本全年八元四角，其他外国全年售洋十元八角。后从1908年9月起规定：本埠每份售大洋二分，本国境内全年九元六角，日本与本国境内相同，外国全年十四元。

《申报》的定价策略还体现在它的广告定价上。创刊初期，《申报》的广告量不大，特别是华商很少在报纸上刊登广告。针对这种情况，经营者把广告的收费价格定得非常便宜；为了吸引华商登广告，经营者将华商登广告的价格定为西人价格的四分之一。随着销路扩大，华商逐渐意识到广告的作用，他们在《申报》上刊登的广告日渐增多。这时，经营者及时调整了广告价格，华商和西商价格基本持平。1905年大改革后，中外广告的数量有了很大增加，广告费的计算也分为论前，后幅，长行三种。“论前（社论前面）广告一百字起码，多则以五十字递加。每字取洋一分，较前增加一倍。后副长行二百字起码，多则以十字递加，刊费照旧。”（《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这种根据广告的版面位置不同而区别定价的做法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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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报》的分销渠道策略

分销渠道是4P营销组合理论里的第三个环节，是指某种产品从生产者向消费者或用户转移过程中所经过的一切取得所有权（或协助所有权转移）的组织和个人。即产品所有权转移过程中所经过的各个环节连接起来形成的通道。分销渠道的起点是生产者，终点是消费者或用户，中间环节包括各种批发商，零售商，商业中介机构（交易所，经纪人等）。

《申报》创办初期，美查就在上海广泛寻求代销店，代销店早上拿报，晚上结帐，卖不完的还可以退还报馆，以这种方法来调动代销店的积极性，从而扩大销售。因此，一时间上海大街小巷的杂货店，书坊，刻字店，信局，打包铺，酒店，烟膏铺等，都有《申报》寄卖。《申报》经营者还把销售从城市深入到乡镇，从本埠拓展到外埠。为了增加销售，更好地与对手竞争，《申报》在杭州设立了分销处，负责杭州的报纸销售工作。之后又在宁波，苏州，南京，扬州等地设立分销处。到1881年，外埠的分销处有北京，天津等17处。每天销售的份数也从600份左右扩大到2000份左右。到1887年又增加了15处分销处，前后总共32处。到1907年，《申报》在西南地区的桂林，东北地区的哈尔滨，被俄国占领的海参崴以及国外如日本，英国，法国等地也先后设立了分销处，每天销量从1897年的7000-8000份增加到万余份。

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里，大多数产品不是由生产者直接供给消费者或用户，而是要经过或多或少的中间环节即通常所说的中间商来实现。所以现代营销学里强调分销渠道的畅通。《申报》创刊及经营的年代，中国的经济尚未进入市场经济，手工作坊式的自然经济仍占绝对优势。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下，《申报》的经营者能意识到销售渠道的重要性并付诸行动，其朴素的营销理念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四．《申报》的促销策略

现代营销学给促销下的定义是，营销者将有关企业及产品（品牌）的信息通过各种方式传递给消费者和用户，促进其了解，信赖并购买本企业的产品，以达到扩大销售的目的。促销的实质是营销者与购买者和潜在购买者之间的信息沟通。

为了有效地与购买者沟通信息，可以通过广告来传播有关企业及产品的信息；通过各种营业推广方式（如优惠，奖券，让利，赠品等）来增加顾客对产品的兴趣，进而促使其购买产品；通过各种公共关系手段来改善企业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还可派遣推销员面对面地说服顾客购买产品。也就是说，企业可以采用多种方式来加强与顾客之间的信息沟通，促进产品的销售。

虽然《申报》和现代普通意义上的企业和产品的概念不尽相同，但作为一种媒介，其发行的报纸从本质上说也是一种产品，具有一般产品的本质特征，也需要通过各种方式来加强与读者之间的信息沟通，从而扩大发行量和销售量。事实上，《申报》经营者也采取了多种措施来促进销售。

《申报》在发刊的头三天，每号印600份。为了扩大影响，特在上海南北两市所有商号沿门赠阅，之后又招聘报贩，挨户劝订，甚至实行先看报后收钱的办法方便订户。1909年，《申报》改用白报纸印刷，同时改进版面，随报纸赠送画张。为此，该报特刊登启事“本报开设已有四十年，现为益求完备起见，特改用白报纸印刷外，并广搜材料，扩充内容，延请画师，将各处风景择有趣味者，绘成图画一大张，按日石附送。”此举既为自己的报纸做了广告，又开了《申报》附赠的先河。

作为媒介，《申报》充分发挥了自己广告版面的长处，不仅经常将报纸的各种变动以告白和启事的形式通告读者，还采取措施推销其广告版面。该报创刊的时候，就特意在报上说明，外地广告由卖报人，苏杭等地有想在《申报》上刊登广告的，就与“卖报店”私人接洽，“另加一半为卖报人饭资”。这里的“卖报人”就是报馆广告人，饭资就是广告费。经营者就是通过“饭资”这种手段激励“卖报人”为其销售广告版面。

从以上四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申报》的早期经营活动在自身定位，定价，分销渠道和促销方面已经体现出其经营者的朴素的市场营销思想萌芽。之所以称其为市场营销思想萌芽是因为，《申报》早期的经营活动缺乏系统的科学理论的指导，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经营者的决策也不是基于对各种经济因素的科学分析，而是出于经验式的直觉。但是，早在现代营销理论产生之前的一个世纪，《申报》的经营者的经营活动就能体现出朴素的营销理念，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尽管该报纸的经营理念并不全是首创，其中一些是创刊前美查派钱昕伯向香港的报纸学习先进经验所得，但是能将香港办报的经验与自身的创新相结合，并在定位，定价，分销和促销方面体现朴素的营销理念的，无疑非《申报》莫属了。而这也正是《申报》由创刊时的600份发展成为销量最大，影响最深远，经营时间最长的近代中文商业报纸的重要原因之一。时至今日，其中的许多宝贵经验还值得现代的媒介学习和借鉴。

参考书目：

徐载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新华出版社，1988年

陈彤旭：《出奇制胜---旧中国的民间报业经营》，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

方汉奇，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

王凤超：《中国的报刊》，人民出版社，1988年

萌芽范文篇9

关键词：思想；萌芽；开端

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思想的萌芽时期也不例外。那么，思想萌芽时期的开端和终结又该怎样界定呢?笔者认为，这应该先从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谈起。

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到国民革命的失败这一历史发展阶段是思想的萌芽时期，这一点学术界基本上有了一致的认同。但对思想萌芽时期的开端意见不一，这主要是因为大家对思想萌芽的标准所持看法不同。下面笔者将对思想萌芽的标准谈一点自己的粗浅看法。

关于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两种看法。

第一种，以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产生最初的理论成果为标准。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开始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分析中国的实际，并产生了最初的理论成果，即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因此，按照这种观点，党的“二大”召开之际，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制定之时，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产生最初的理论成果之时。所以，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即可视为思想萌芽的开端。

第二种，以党初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为标准。有不少研究思想的著作都阐述了类似的看法。他们认为，大革命中，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思想从此萌芽。在这些论著中，由于对党初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的时间不同，因而对思想萌芽的开端的论述也不相同。前面提到的两种看法，尽管有所区别，但也有他们共同的因素，那就是在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时，二者都注意到了要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的发展程度。我想这是合理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这两种看法又有着共同的不足之处，那就是，都忽略了思想是一个由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在内的内容十分丰富的科学理论体系。在思想这个科学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充满生命力是贯穿其中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这是思想活的灵魂。因此，我们判断思想是否萌芽的标准不能忽视贯穿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精神的发展过程。

判断思想萌芽要两个标准并重。一要看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发展程度；二要看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一贯穿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发展过程。当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运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分析我们革命斗争的实际并产生有关我国民主革命的最初理论成果时，当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尤其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开始萌芽时，也就是判断思想的两个标准达到之时，此时可视为思想萌芽的开端。

那么，据此两个判断标准，思想的萌芽究竟开端于何时呢?

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同志认为，1922年6月到7月是思想萌芽的开端，其标志是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陕西师大等七所高校合编的《思想概述》认为：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主革命纲领”，“这个纲领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已经开始探索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笔者认为，思想萌芽的开端应是1922年的1月到4月。

1922年1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刊《先驱》创刊，其发刊词明确提出了“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的命题。这个命题，一方面给自己提出了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任务，另一方面，又包含有探索中国革命的出路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3月，在《西欧的“赤”况》一文中指出：“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在这里，既明确肯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我们的指导原则，同时更强调实施这些原则“当因时制宜”，既应当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这里明显的包含有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萌芽。《先驱》发刊词和的文章所包含的上述内容，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初步认识到从我国实际出发的必要性，初步认识到实施马列主义原则必须和具体实际相结合。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已经开始萌芽。

1920年，列宁在为共产国际二大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详细阐述了有关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革命的理论，其中包括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必须分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第一步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等内容。1922年3月，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回到上海，带回了列宁的上述理论。此后，中国共产党人就运用这些理论分析我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开始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

萌芽范文篇10

但是，当今的学术论坛上出现了新的见解，或者说，出现了重新认识的要求。1973年，

一位以执着追求真理著称的经济学者，在他研究欧洲城市史以后所写的笔记中说道：渊源于希腊、罗马传统的“城邦国家，商业城邦”是“欧洲中世纪产生城市、产生市民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历史条件。这种“城市及其自治，是中国历史上所绝对不会发生的。”“中国的城市、市井、市肆，却从来是在皇朝控制之下”，“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

因此说“中国的中世纪也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倘若不是意外的历史事变打断客观历史发展过程，中国社会自己也能生长出资本主义来云云,”这是“非历史的观点。”（1）应该说，这是新的见解之一例。（2）这个见解，在以后的论坛上，也时有出现。（3）

另一位在80年代中期主编了一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著名学者，在该书中不但承认中国的明清时代，已有资本主义的萌芽，而且强调资本主义萌芽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作用，认为“资本主义萌芽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它具有新事物的生命力，它既然产生，除非有不可抗的力量，是不会夭折的，而是导向新的生产方式，我们在考察资本主义萌芽时，就应该考察它的延续性和导向性。”（4）这里所说的延续性和导向性，自然是指资本主义的导向和延续，这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这一巨著出版十年之际，著者“在进行了更深入、更周密的思改之后，”在多次学术会议上“提出了与自己过去观点完全不同的新见。”（5）在《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最近一次的“笔谈”中，著者进一步明白宣示：在中国的“历史研究上，不要提研究资本主义萌芽了。”（6）既然不提资本主义萌芽，那么“它的延续性和导向性，”自然更加无从谈起。

而在最近的一次关于中国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问题的学术讨论中，有些学者进一步认为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只能是一种假设”，是一个“假问题”。（7）

因此，如果说前者代表一种创新见解的提出，那么，这后者就代表一种重新认识的要求。

无论是新的见解的提出还是重新认识的要求，都令人耳目一新，无疑会引起学术界广泛的兴趣。就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问题而言，它富有启发的意义，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城市和古希腊、罗马以至中世纪以后欧洲城市的不同，是否就能引出“中国社会自己不能生长出资本主义来”的结论，这也许还需要进一步讨论。但是，中国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萌芽过程的缓慢、延续的迟滞和向资本主义导向的乏力，却是确定不移的现实。这里的篇幅不容作全方位的宏观估量。下面仅提供两个具体实例，附带作一点解说，看看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注释：

（1）顾准：《顾准文集》，1994年版，第312～316页。

（2）应该同时指出的是，在国外，这又是一个相当古老的观点。中国社会停滞论，在18世纪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和德国的古典哲学著作中，就已经出现过。

（3）参阅《中华学术论文集》，1981年版，第353页；《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第71页。

（4）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载《中华学术论文集》，1981年版，参阅许涤新、吴承明主编《资本主义的萌芽》，1985年版，第6页。

（5）李伯重：《吴承明先生学术小传》，见吴承明著：《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1996年版，第3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