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史范文10篇

蒙元史范文篇1

一从“征服王朝论”谈起

建国以来的历史研究，在很长时期内存在着将历史简单化的倾向。以对各北方民族所建立王朝（以下简称“北族王朝”）的研究为例，学者多以马克思的著名论断——“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1〕为指导，重点强调各北族王朝学习、吸收汉文化以及民族融合、“建立各族地主阶级联合统治”的一面，而忽视各族文化冲突、抵制、双向影响以及民族政策不平等的一面。实际上，后一面的问题十分重要，在元朝的表现尤为人所共见。近十几年来，蒙元史学者已对这方面作出大量研究，从而在事实上予上述总体偏差以不小的纠正。

然而，只有从理论上对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作出类型划分，特别是从文化差异（主要是与汉文化的差异）的角度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才会对这些王朝（包括元朝）的特性、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复杂性有更深入的了解。笔者并无能力进行新的理论概括，只是想提到一种外国学者早已提出、运用而我们却长期回避、排斥的理论模式——“征服王朝论”。

“征服王朝论”是德裔学者魏特夫于本世纪前半期提出的。他在《中国社会史：辽》一书（与中国学者冯家升合著）的导言中认为：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按其统治民族进入内地的不同方式，可划分为两类。第一类为“渗透王朝”（DynastiesofInfiltration），以十六国、北魏为代表；第二类为“征服王朝”（DynastiesofConquest），辽、金、元、清均属其列。各北族王朝与汉地的文化关系，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同化（Assimilation），而是双向性质的涵化（Acculturation）。它们对汉文化诸因子，并非被动地全盘接受，而是能够进行主动的选择。具体而言，它们对汉文化的态度也有程度上的差别。“征服王朝”较倾向于抵制，而“渗透王朝”较倾向于吸收。在诸“征服王朝”中，又由于从前文化背景、生活方式的差异，辽、元较倾向于抵制，而金、清较倾向于吸收。〔2〕这一看法问世以后，在西方以至日本、港台学术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引起若干争论。但在新中国的学术研究中，它却一直受到冷遇，研究者多小心地避开这一论题，即使偶尔提及，也都是作为反面观点，斥之为“别有用心”、“居心叵测”。今天看来，我们的上述态度似有重新检讨的必要。

我们冷遇和批判“征服王朝论”的理由，主要是认为魏氏这一理论强调历史上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的对立、冲突，有挑拨中华民族大家庭内民族关系的嫌疑。这种从现实出发的义愤或许有其理由，但学术研究毕竟不应该过多地受感情左右。魏氏究竟出于何种目的、是否是在纯学术背景下提出他的理论，姑置不谈。我们所关心的，是他的理论对我们的研究是否有启发和借鉴价值。我认为，尽管魏氏“征服王朝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待商榷，但大体而言，还是值得参考的,特别是他对各北族王朝划分类型的努力应予肯定。固然“征服王朝”的“征服”二字比较刺眼，但如果仅将它理解为一些北方民族进入中原时的方式和曾经（！）存在的状态，似乎尚无大误。承认历史上一度存在过北方民族对汉族的征服状态，与今天将它们共同看待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并不矛盾。不应该为现实曲解历史。台湾学者萧启庆在评论大陆蒙元史研究状况时说：“蒙古人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是其征服及统治中原江南的结果，而不是先存事实。”〔3〕此语实为平实通达之论。

假如将“征服王朝论”当作学人一家之言，承认其启发和借鉴价值，我们就可以平心静气地来讨论它的得失。如细加分析，魏氏的一些观点亦有扦格难通之处。在划分类型时，他似乎过分强调了各统治民族进入中原过程、方式的重要性，而将该民族南下前的经济生活状态只置于从属地位。即使就南下的过程、方式而言，魏氏将北魏作为“渗透王朝”的代表，而将辽当作“征服王朝”之一，恐怕也有问题。北魏建立者拓跋鲜卑由大漠以北迁至阴山南麓，还可以说是较和平的“渗透”过程，而当道武帝南下伐后燕时，“亲勒六军四十余万，南出马邑，逾于句注，旌旗络绎二千余里，鼓行而前，民屋皆震”〔4〕，克晋阳，出井陉，下信都，破中山，从而初步确立在中原的统治，其实也不妨说是一次成功的“征服”，只不过直接对手不是汉族政权而已。契丹族在建立辽朝时与拓跋鲜卑相似，是一个已经长期附塞的民族。辽并未真正“征服”汉地，所占汉地一隅——燕云十六州只是因帮助后晋取代后唐而得到的酬劳。后来辽太宗耶律德光南下攻灭后晋，一度控制中原，但却未能稳定局势，最终慨叹“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5〕，狼狈北归，“征服”并未实现。终辽一代，国家统治重心一直没有像北魏、金、元、清那样移入汉族农业区〔6〕，因此它的“征服”意义实在可以说并不明显。魏特夫提出“征服王朝论”虽有新意，但将辽代当作“征服王朝”典型加以研究，似乎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那么哪一个北族王朝可以看作最典型的“征服王朝”呢？这个王朝魏特夫也已注意到了，那就是他用来与辽并称的元朝。但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能够就此进行深入阐述。甚至对“征服王朝”的概念，他也没有作出十分清晰的界定。按照魏氏有关叙述以及其余外国学者的继续发挥，我觉得以下三个条件对考察中国历史上的典型“征服王朝”可能是很重要的。首先，其统治民族在“征服”汉地以前，应是一个经济生活与汉族农业社会判然迥异的、比较纯粹的草原游牧民族。第二，该民族在“征服”汉地以前，应当已对漠北草原实施了相当有效的统治，建立了强大的草原游牧帝国。第三，该民族充分实现了对汉地的“征服”，尽可能大部分、乃至全部占有了汉族聚居地区。当然在广义上“征服王朝”也可以仅具备上述一到两个条件，但我认为只有同时具备三个条件，才可称为最典型的“征服王朝”。

在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中，只有元朝同时具备了上述三个条件。蒙古族最初活动于大兴安岭北段，后迁至蒙古高原中部偏东的不儿罕山（今肯特山）地区，以畜牧、狩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直到成吉思汗建国和南下伐金时为止，几乎看不到任何蒙古人从事农业经营的材料。甚至在建国近二十年、基本平定中原以后，还有贵族提出将汉族农业区“悉空其人以为牧地”〔7〕的主张。元朝的前身——大蒙古国立国漠北半个世纪，实施了分封制、怯薛制、千户百户制等一系列游牧国家的政治制度，对漠北草原控制的强化程度超出以前任何一个北方民族。而这样一个游牧帝国最终又完成了统一全中国的任务，建立了“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8〕的大一统王朝。从这些方面看，元朝作为“征服王朝”的研究价值，实在是要大大高于辽代。而这也正是它区别于其他朝代、乃至北魏、辽、金、清等北族王朝的关键之处。从这一角度来考察蒙元历史，可能会对元朝的特性认识得更加清楚。我在本文首先提到“征服王朝论”，是认为这一理论对我们了解元朝的特性有所裨益，应予重新评价。而对“征服”二字，仅仅理解为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一种状态，并无意特别强调。得鱼忘筌，是所愿也。

二大蒙古国的特色及历史影响

1206年，成吉思汗在斡难河（今鄂嫩河）源被蒙古贵族拥戴为大汗，标志着大蒙古国的建立。此后历经窝阔台、贵由、蒙哥三代大汗，直到1260年忽必烈即位于汉地为止，这半个世纪的历史在蒙元史上被称为大蒙古国时期。狭义的元朝概念，专指从忽必烈即位到1368年元亡为止的历史；而广义的元朝概念，也包括了大蒙古国这一阶段。在这段时间里，蒙古贵族四出征伐，所向披靡，建立了横跨欧亚，亘古未有的庞大帝国。大蒙古国半个世纪的统治，对蒙元历史、漠北草原历史、乃至中国历史都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

与前代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权相比，大蒙古国具有其特殊之处。在前代的同类政权当中，凡占有中原者——如北魏和金，皆未有效控制漠北；即使仅占有中原部分地区的辽，也一直以大兴安岭南端、西拉木伦河上游一带为统治中心，对漠北草原大部只能实行部族式羁縻统治，控制并不牢固。北部边疆是长期困扰它们的一大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促使它们衰亡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真正在漠北实施过有效统治的政权——如匈奴、突厥汗国，都没有能将势力伸入中原地区，它们始终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游牧政权，最后也亡于单一游牧经济结构的不稳定性。而大蒙古国则有所不同，它既崛起于并牢固控制了漠北，同时又完成了对中原乃至中亚等大片农耕地区的征服，形成了一个疆域辽阔的游牧-农耕帝国，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奇迹。

情况还不仅如此。在对外征服完成后相当长时间里，大蒙古国仍然像最初一样维持着漠北作为统治中心和国家本位的地位，对所占有的农耕地区仅采取间接统治的方式加以控制。这是“征服王朝”特性在蒙元帝国初期的显著表现，也是理解大蒙古国历史的一个关键因素。从成吉思汗到蒙哥的四任大汗，都坚持实行草原本位政策，“视居庸以北为内地”〔9〕，而将中原只看作帝国的东南一隅，从未考虑过针对汉地的特殊状况，采用历代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加以统治和管理。在大蒙古国统治下的半个世纪中，中原法制不立，缺乏秩序和稳定感，贵族军阀剥削残酷，竭泽而渔，平民百姓“虐政所加，无从控告”〔10〕，其根源就在于这种间接统治方式和草原本位政策。窝阔台时耶律楚材当权，试图改变上述状况，但以失败告终。直到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后，定都汉地，改行汉法，并击败其弟阿里不哥的竞争，夺回漠北，才将蒙古国家的统治政策由草原本位变为汉地本位。大蒙古国也由此正式变成了元王朝。

大蒙古国半个世纪的草原本位统治，深刻地影响了以后元王朝的历史。首都虽然南迁，但漠北草原作为“祖宗龙兴之地”，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统治集团难以做到完全从汉族农业地区的角度出发看问题，草原本位政策的阴影长期笼罩不散。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元王朝早衰的原因之一（下文还要述及）。但另一方面，大蒙古国的统治却对漠北草原社会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在蒙古建国前的漠北草原，千余年里民族更迭频繁，兴衰无常；而自蒙古建国至今的近千年中，漠北草原上一直只有蒙古族一个主体民族，即使在元朝灭亡、蒙古统一政权解体之后亦不例外。这应当说是漠北草原历史上的一个阶段性变化。

汤因比在他的名著《历史研究》中，曾将游牧文化归入“停滞的文明”的行列，断言游牧社会“基本上是一种没有历史的社会”〔11〕。显然在他看来，游牧社会没有前进、发展，其历史仅仅限于单调的循环往复。从大蒙古国建立前后漠北草原的变化来看，他的这一看法恐怕失之偏颇。在蒙古族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漠北草原上先后出现过由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等民族建立的强大国家或部落联盟。它们虽曾盛极一时，曾对中原王朝构成严重威胁，但其政权组织却都是建立在氏族或部族共同体基础之上。换言之，它们并没有冲破氏族或部族组织的血缘外壳，相反却通过这种血缘外壳构筑起政权，形成一种“部族联盟国家”。〔12〕这些民族在草原上昙花一现，未能长期立足，是因为它们作为统治部族，与被其征服的草原诸部族一直未能成功地融为一体；而融合的不成功，又与其政权的上述特点有极大关系。蒙古建国后的情况则有了不同。大蒙古国将漠北草原游牧国家的政治制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特别是成吉思汗将草原百姓划分为若干千户百户，它们取代传统的氏族、部族结构成为新的基本社会组织和国家单位。在千户百户制度下，氏族共同体逐渐分解，草原上原有各部族不再像以前游牧国家治下的被征服部族那样能够保持自己组织的完整和相对独立，它们与统治部族——蒙古渐趋合一，形成全新而有持久生命力的蒙古民族。〔13〕正因如此，才有学者称大蒙古国为“中世游牧国家”的代表，以区别于此前的“古代游牧国家”；而漠北草原也由此完成了从“低度发展的文明时期”向“经典意义上文明时期”的过渡。〔14〕

在考察上述变化时，我们不能单纯强调成吉思汗所创制度的作用，而应当把眼光投向大蒙古国历史的全进程，乃至此后元王朝对漠北的继续控制。千户百户等制度的实施开始了草原氏族制瓦解、不同部族形成共同民族认同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假如大蒙古国在征服中原后很快将统治重心南移，假如漠北草原没有保持五十余年的帝国核心地位，那么草原上部族融合的趋势就可能中止甚至逆转，蒙古就可能成为漠北历史上又一个昙花一现的统治民族。大蒙古国统治的意义，在于蒙古贵族在这段时间里不仅继续巩固、强化了千户百户等新的制度体系，而且充分利用了被征服地区的社会资源——包括物质财富、劳动力等——为漠北草原服务，使这一荒远的亚洲腹地进入一个超正常繁荣的黄金时期。波斯史家志费尼在极言当时草原生活变化幅度后说：“蒙古人的境遇已从赤贫如洗变成丰衣足食”〔15〕。这种持续稳定而繁荣的局面，大大促进了蒙古族消化草原各部族的进程。即使到忽必烈定都汉地以后，由于草原本位政策的残存影响，元朝统治者对漠北依然予以超常的重视，在行政上设宣慰司、行省等机构进行治理，在军事上派大量军队屯驻，在财政上不断给予巨额经费拨赐。终元一代，漠北一直由中央牢牢控制，与前代王朝（如唐、辽等）治下羁縻约束、叛服不常的情况截然不同。在这样一种平稳形势下，漠北的社会结构沿着成吉思汗开创的道路，渐渐发生着改变。元朝虽然在十四世纪下半叶灭亡，但漠北已经不会再像匈奴、突厥汗国崩溃后那样出现新的统治民族了。

一些学者用“家产制国家”（PatrimonialState）的概念来解释匈奴、突厥、蒙古等漠北古代游牧帝国的国家结构。的确，这一概念颇有助于我们理解此类游牧政权的特性，因为它们都具有游牧分封制的共同构造特点，而这种由汗室家族成员对游牧部众进行分割统治的方式明显脱胎于草原游牧民分割家产的方式。但另一方面，正如姚大力所指出，“家产制国家”在它的提出者马克斯·韦伯那里，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漠北游牧分封制国家只应看作其中一类特殊形态。〔16〕实际上，中国古代由北方阿尔泰语系诸民族建立的政权，在其将统治重心移入中原之前，基本都具备韦伯所称“家产制国家”的条件，如君主的父权制家长权力大幅度外延、统治缺乏系统的科层制或官僚制、君主个人家政机关扩大为政权统治机构，等等。这些“家产制国家”可以根据它们对君主“家产”的不同处理方式分为两种类型。一类不妨称为“共管型家产制国家”，以东北平原上的女真国家和附塞的拓跋鲜卑、契丹国家为代表。它们对“家产”采取比较集中的管理方式，并未进行明显的分割。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上述民族建国前的活动范围相对狭小，个体家庭尚未完全独立，父系大家族作为社会、经济实体仍然普遍存在。而另一类则可以称作“分封型家产制国家”，以立国漠北的匈奴、突厥、蒙古国家为代表。这些国家的建立者是真正的草原游牧民，在他们的社会中，个体经济更为发达，分散经营的趋向更加明显，因此对作为君主“家产”的草原国家也采取了分割经营的统治方式。匈奴在单于王庭左、右两翼，有二十四大部，分封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等同姓“二十四长”。突厥有大、小可汗并立之制，小可汗下又有“设”的分封。蒙古则是由成吉思汗在建国后大封诸弟、诸子，以大汗直辖的大“兀鲁思”（蒙古语民众、国家之意）为核心，诸弟列于左翼，称“东道诸王”，诸子列于右翼，称“西道诸王”。

从入主中原后的情况，也可看出上述两类“家产制国家”的明显区别。第一类政权在建立汉式王朝后，其“家产制”色彩即表现为君主家族成员凭借其特殊身份直接参与国家管理，出将入相，占据重要职位。第二类的“家产制”表现则完全不同，最初以君主“家臣”身份出现的异姓贵族——而不是同姓家族成员——在以后的王朝历史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可能由于在古代草原游牧经济中家族经营的情况依然残存，同时也是出于维持政权统一以保持对外威势的需要，所谓“分封型家产制国家”的分封并不彻底，用于分割的仅是一部分“家产”。而帝国的核心部分仍由君主本人直辖，既属于家族公产，也是父家长权力的象征。因为同族子弟都已各自被向外分封，所以君主只能依靠异姓贵族来管理这份公产。如匈奴以异姓大臣“左右骨都侯”辅政，突厥则有俟斤、俟利发等早期官僚。与匈奴、突厥相比，大蒙古国的“公产”部分在国家中所占比重更大。《史集》记载成吉思汗时蒙古军队共129000人，其中分封给子弟者仅28000人，剩下101000人皆由自己直辖。〔17〕而且分封主要限于草原，新征服的大片农耕地区都作为家族公产，由大汗统一派官治理。同时，蒙古的分封范围又更为广泛。除子弟分封外，后来还发展起了姻戚的分封，一些世代与汗室通婚的家族也得到封地。这样参与管理“公产”的，只剩下那些“家臣”阶层的次等异姓贵族。草原社会行政事务相对简单，因此在基本未占有农耕地区的匈奴、突厥国家中，异姓贵族势力的膨胀并不显著。大蒙古国则不然，它不仅征服了中原、中亚等农业定居区域，后来还进一步发展为汉族模式的大一统王朝，这就给了那些“家臣”——次等异姓贵族充分扩展势力的机会。

成吉思汗建国后，设立大断事官（也可札鲁忽赤）处理行政、司法事务，同时扩建自己的护卫军——怯薛组织，并赋予它襄理国务的职能。大蒙古国时期，宗室、外戚按照“各分地土、共享富贵”的原则，在各自封地内行使统治权力。他们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主要表现为出席诸王大会，决定立汗、征伐等大事，平时并不亲自参加大蒙古国日常行政事务的管理。而大断事官和怯薛成员（主要是其中主管文书的必阇赤）作为大汗的亲信家臣，恰恰在后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如耶律楚材、忙哥撒儿、孛鲁合等人，都以权重著称。忙哥撒儿任大断事官，“有当刑者，辄以法刑之乃入奏，帝（按指蒙哥）无不报可。帝或卧未起，忙哥撒儿入奏事，至帐前扣箭房，帝问何言，即可其奏”。〔18〕这种次等异姓贵族势力膨胀的趋势在以后的元王朝有增无减。忽必烈行用汉法，建立了一套汉式官僚机构。诸王大会不常召开，宗室外戚各居封地，养尊处优，与国家日常政务已基本无涉。终元一代，迄今还找不出明确的证据能够证明哪一位宗室成员曾任宰相，外戚拜相者也只有寥寥数人。相反由次等异姓贵族组成的怯薛组织，却是高级官僚的主要来源。加上皇帝权力欲较弱、不勤政务，“大臣权重”遂成为元代历史的一个基本现象。元后期大臣燕铁木儿、伯颜相继擅政，权侔人主，几乎危及孛儿只斤氏的统治。甚至到元朝灭亡、蒙古退回漠北以后，异姓贵族的势力依然强大。他们挟持汗室成员，互争雄长，使草原长期处于动荡之中。十五、六世纪之交，达延汗重振汗室权威，再度统一蒙古草原，并且又一次实行了分封。值得注意的是，达延汗虽以恢复成吉思汗事业的口号号召蒙古，但他的分封却与成吉思汗有很大不同，可以说更加彻底。他并未保留类似成吉思汗“大兀鲁思”那样由自己直辖、居中的家族公产，而是将全部领地分封为六万户。大汗统领左翼三万户，驻于察哈尔万户境内，到后来只能掌握这一个万户，并无力控制全蒙古。达延汗的这种分封方式，是不是有惩戒蒙元以来家臣势力膨胀教训的思想背景呢？对此还可以继续探讨。事实是他这种比较彻底的分封，的确保证了其后裔的特殊地位，抑制了异姓贵族势力的发展。然而蒙古的政治认同也因此而难以巩固，领主分立，汗权衰落，大蒙古国的荣耀最终只成为遥远的历史，也许是达延汗所始料不及的。

三元朝的汉化迟滞问题

元朝的历史，如从广义上算，自1206年大蒙古国建立，到1368年元亡，共一百六十三年。从狭义上算，则自1260年忽必烈即位汉地，改行汉法，建元中统，到1368年，只有一百零九年。作为大一统王朝，它的寿命并不长久。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中国古代许多大一统王朝都是在内忧外患交织的情况下走向灭亡的，而元朝则有所不同。终元一代，基本没有强大的外患，只在前期与西北察合台、窝阔台两汗国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战争，到元朝中期战事已完全平息。元朝短命而亡，主要亡于内忧。由于内部治理不善，使得这样一个盛极一时的大帝国，过早地崩溃了。内部治理的问题究竟何在呢？我们过去习惯于用“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危机深重”之类理由解释一个朝代的衰亡，元朝也不例外。但这类理由适用于任何朝代，无助于显示各自的特殊性，即使正确，也只是表层的阐释。如果我们不满足于此，就必须深入到各朝代的历史事实中探究其衰亡的具体缘故。对于元朝，恐怕需要从文化背景方面去找原因。也就是说，元朝的短命而亡，主要是亡于统治集团与被统治地区的文化差异未能弥合。

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在入主中原后受到汉族农业文明的熏陶，走上汉化道路，是一个总的历史趋势。但如具体分析，它们各自受汉文化影响的深浅和疾缓，是大有差别的。就元朝而言，它的汉化道路与北魏、金、清等进入内地的北族王朝相比，显得尤为艰难、尤为迂回曲折，可用“迟滞”二字概括。所谓“迟滞”，不是指停止不动，而是指进展迟缓（相对于其他北族王朝）。大蒙古国的草原本位政策，决定了蒙古大汗对汉地只采取间接统治，重搜刮而轻治理，造成“汉地不治”的局面。忽必烈即位后，改弦更张，推行汉法，将统治重心由漠北移到汉地，从而在汉化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然而忽必烈推行汉法的方针，从一开始就是不彻底的。随着政权设置大体完备和仪文礼制初步告成，进一步推行汉法、弥合文化差异的工作趋于停滞。此后终元一代的汉化进程，虽在个别问题上还有发展，但总体来看并未越出忽必烈所画的圈子。大量阻碍社会进步的蒙古旧制，因为牵涉到贵族特权利益，都在“祖述”的幌子下得到长期保存。统治者热衷于对外扩张、对内敛财，使社会元气在尚未充分恢复的情况下不断受到新的打击。凡此种种，都使得元朝成为一个没有“盛世”、享年不永的大一统王朝。

元朝汉化的迟滞，是一个很复杂、值得探讨的题目。它有多种表现，其中的一些史学界已作过充分研究，如民族歧视政策的推行等等，兹不赘言。此处想首先就统治集团的文化素质这一侧面来考察。在元朝，以皇帝为代表的蒙古贵族接受汉文化十分缓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始终对汉族地区的典章制度、思想文化比较隔膜。这应当是汉化迟滞的一项主要内容。

蒙古贵族起初信仰多神的萨满教，后来皈依喇嘛教，尊奉吐蕃僧侣为帝师，对其狂热崇拜，皇帝亲自从之受戒。元中期在各路广修帝师殿，祭祀第一任帝师八思巴，其规模制度超出孔庙。相形之下，儒学在蒙古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要逊色得多。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他们对儒家学说的概念、体系感到难以理解。忽必烈早年曾对儒学产生一些兴趣，但体会粗浅，后来在理财问题上与儒臣发生分歧，认为后者“不识事机”〔19〕，与其渐渐疏远。直到元亡前夕，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北元昭宗）仍然“酷好佛法”，自称“李先生（按指其师傅、儒臣李好文）教我儒书许多年，我不省书中何义，西番僧教我佛经，我一夕便晓”〔20〕。元朝诸帝中只有仁宗、英宗父子儒化稍深，但因具体政治环境制约，都未能有很大作为。就整个朝廷而言，可以说儒家思想始终没有被明确树立为治国主导方针，失去了“独尊”的地位。

语言文字的使用也反映出类似情况。忽必烈命八思巴仿藏文字母创制“蒙古新字”，颁行天下，凡官方文书必用其书写，再以当地文字（汉文、畏兀儿文等）附之。为推广这种文字，朝廷在地方上广设蒙古字学进行教授。大批汉人为获进身之阶，入蒙古字学读书。精熟蒙古语、取蒙古名字、具有蒙古化倾向已成为汉族社会中并不鲜见的事例。蒙古语的语法、词法还渗入汉语当中，形成一种非常有特色的“元代白话”文体。辽、金、清诸朝都曾创立自己的文字，但没有哪种文字能对汉族地区产生这么大的作用力。而汉语文对蒙古贵族的影响，却比对其他北族王朝的统治民族弱得多。宫廷中主要使用蒙语。史料记载忽必烈与儒臣许衡的对话情况说：“先生每有奏对，则上自择善译者，然后见之。或译者言不逮意，上已领悟；或语意不伦，上亦觉其非而正之。”〔21〕可见忽必烈虽有一定程度的汉语水平，但仍不能完全脱离翻译。这种情况在元朝诸帝中应当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大概只有最后两个皇帝——文宗和顺帝，汉语文水平稍高，属于例外。元朝的儒臣们为了向皇帝灌输儒家思想，不得不将经书、史书和有关讲解用蒙文翻译出来进讲，花费九牛二虎之力，其间甘苦，可谓一言难尽。蒙古、色目大臣通汉文的，也是少数。清人赵翼曾就此作初步研究，指出元朝“不惟帝王不习汉文，即大臣中习汉文者亦少也”。〔22〕有的蒙古贵族到地方任官，执笔署事，写“七”字之钩不从右转而从左转，“见者为笑”。〔23〕作为汉族地区的统治者，对汉语文如此生疏，其统治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与汉化迟滞的特点相联系，元朝的政治体制也呈现出鲜明的二元色彩，即所谓“既行汉法，又存国俗”。史学家孟森说：“自有史以来，以元代为最无制度，马上得之，马上治之，……于长治久安之法度，了无措意之处。”〔24〕所谓“无制度”，不能理解为没有制度，而应当是指其制度具有二元性，与汉族王朝传统的典章制度差距较大，或者名同实异。元朝制度的二元性与辽代南北面官并立的形式不同，而表现为“蒙汉杂糅”，两种不同来源的制度互相联系，嵌合在同一运转系统当中。政权主体形式仍然是传统的汉式中央集权统治体系，残存的蒙古旧制则被各自配置在这一体系内部的不同部位发挥作用。北魏、金、清诸朝制度都有类似性质，但不如元朝明显。对于元朝的种种“蒙古旧制”，蒙元史学者大都有过比较深入的研究。此处想说的是，元朝一些制度的制定和运行，表面看并没有很强的蒙古色彩，但其本质上却仍反映出文化差异的背景。这实际上也是制度二元性特色的重要体现。

不妨以吏员出职制度为例。吏员出职是元朝很有特点的一项制度，在此制之下官、吏相互流动，吏员成为中下级官员的主要来源。这些人缺乏正统儒家思想的熏习陶冶，道德观念和文化素质低下，却以刻薄文法相尚，对元朝的政治腐败和社会矛盾激化负有很大责任。曾有一些学者引经据典，将元朝的吏员出职与汉代制度相比附。实则正如许凡所指出，蒙古统治者在制定、完善这一制度时，并没有过多顾及传统汉族社会的有关典制。与其说元朝吏制是汉代制度的遗存或再生，不如说它是蒙古统治者特殊统治意识的渗透，是他们对汉地制度认识不深、汉化不彻底的产物。〔25〕而作为吏员出职对立面的科举制度却突然停废，每当有恢复可能时，统治者总是作出对其不利的选择。恢复后，也有名无实，对用人格局没有根本触动。〔26〕统治者在制定制度、采取措施、进行各种选择时，其统治意识会导致决策的偏差，对历史产生影响，体现出偶然性，对此我们过去重视不够。事实上，元朝的很多制度变化，往往并不见得是制度自身发展（就较大历史范围而言）的自然趋势，而主要是因为打上了蒙古贵族统治意识的烙印，需要从文化差异的背景去解释。官制的混乱芜杂、分封制的重新抬头、相权的膨胀、地方权力的集中，大抵都可作如是观。

谈到蒙古贵族对汉地制度认识粗浅隔膜的问题，还可以举出一些有趣的例子。忽必烈立其孙铁穆耳（成宗）为皇储，授给他“皇太子宝”，武宗因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仁宗）协助夺位有功，也立他为“皇太子”，后来明宗同样立其弟文宗为皇太子。这在汉地制度中绝对是非常荒唐的事，在元朝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蒙古统治者昧于汉制，错误地将“皇太子”当成了不可拆卸的皇储固定专用词。泰定帝为对其母表示尊崇，竟然要将皇太后之号升格为“太皇太后”，大臣自当力争，指出“与典礼不合”，此事方才作罢。〔27〕汉地传统制度，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作为授予元勋重臣的荣宠虚衔。而到元朝（主要是中期），却将它们作为赏赐随意滥授，甚至授予僧侣、宦者、佞幸、匠官，搞得三公“接迹于朝”。仅据仁宗延五年五月的记载，礼部一次就铸造了太尉、司徒、司空印共二十六枚准备颁发。〔28〕由于太尉等衔加授过滥，元中期人已渐渐不再称它们为三公，而以三公指代前朝一般称为“上公”、“三师”的另外三个更高的荣誉头衔——太师、太傅、太保。文宗时官修《经世大典》，就干脆说“我国家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对车载斗量的太尉、司徒、司空则用“或置或否”四字轻轻带过。这一概念变化甚至被明朝所袭用。〔29〕

元朝汉化迟滞的原因究竟何在？很多中外学者从不同方面对此作过研究，概括起来，原因主要有三。首先，蒙古在进入中原以前从事比较单纯的游牧-狩猎经济，对汉族农业文明几乎全无接触和了解。〔30〕而拓跋鲜卑在南下前长期附塞居住，与农业社会有较多接触（契丹情况亦然），女真（满族）人则很早就开始进行粗放的农业生产。因此前者认识农业经济的重要性、接受相关的一套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就要比后者困难得多。第二，北魏等朝代建国后，所接触唯一成体系的先进文化就是汉文化。而蒙古建国后，除汉文化外，还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亚伊斯兰文化乃至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对本土文化贫乏的蒙古统治者来说，汉文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药方。第三，尽管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在建立不久就陷于事实上的分裂，分化出元王朝和四大汗国，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元朝在名义上一直还只是蒙古世界帝国的一部分。漠北草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存在着一个强大而保守的草原游牧贵族集团。这就使得元朝统治集团仍不能摆脱草原本位政策的影响，长期难以做到完全从汉族地区的角度出发来看问题。这一情况，也是北魏等北族王朝所不具备的。因此，很难将元朝汉化迟滞的责任归咎于忽必烈等某个帝王，它有着更深层的社会因素。

在这个问题讨论行将结束的时候，不能不提到元朝名儒许衡，他很早即就此问题发表过十分令人回味的意见。至元三年（1266），许衡向忽必烈上疏，论述“立国规模”，集中谈到行用“汉法”的问题。当时忽必烈即位已经七年，汉式王朝的框架已初步奠定，国家统治重心的转移亦已完成。但在许衡看来，汉法的推行依然缺乏长远规划，“日计有余而月计不足”，“无一定之论”。他说：“必如今日形势，非用汉法不宜也”，可见他认为汉法还没有完全实行。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元朝汉化进程的估计相当悲观，认为“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国之法，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其原因则是由于“国朝土余旷远，诸民相杂，俗既不同，论难遽定”。“万世国俗，累朝勋贵，一旦驱之下从臣仆之谋，改就亡国之俗，其势有甚难者，苟非聪悟特达，晓知中原实历代圣王为治之地，则必咨嗟怨愤，喧哗其不可也”。而且灭金以后“宴安逸豫垂三十年，养成尾大之势”，更加大了改革难度。因此许衡提出一套循序渐进的方针，“渐之摩之，待以岁月，心坚而确，事易而常，未有不可变者”。要求忽必烈“笃信而坚守之，不杂小人，不营小利，不责近效，不惑浮言”，这样才有可能达到“致治之功”。〔31〕这篇奏疏非常有助于我们了解元初的政治形势和元朝的历史特征。类似的低沉论调，在其他几个北族王朝是很难看到的。

一般而言，作为进入汉地的北方民族政权，其统治者都会在相当长时间里保持比较强的民族意识。这种自身民族意识可能会引发文化冲突，如北魏的崔浩国史之狱、清朝的强制剃发和文字狱，都酿成了大规模流血事件，并以统治者一方获胜告终。然而在个别问题上文化冲突的激烈程度，并不与文化差异的大小成正比。相反，这种个别冲突愈激烈，可能说明统治者虚弱自卑、对自身文化缺乏信心的心理愈加严重。元朝的情况则不然，其文化政策的自由和宽容颇为当代史学家所羡称，而同时蒙古统治者的民族意识实际上又是保持最成功的。元王朝或许因此而早衰，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蒙古民族也因此而在元亡之后能够长久保持自己的传统，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历史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这也反映出历史的复杂性。

四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元朝

对于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元朝历史地位的评价，是一个在史学界已经谈论很多的话题。总体来看，似乎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不专治蒙元史、主要研究其他朝代历史的学者，从经济破坏和人身依附关系强化的方面出发，对元朝倾向于否定。〔32〕而蒙元史专家则较多地强调元朝的积极因素，反对“特别夸大元朝的黑暗面”，“说元朝一团漆黑，什么都糟得很”。〔33〕这方面的讨论也许还会持续下去，大概不太可能、也不一定有必要得出完全一致的看法。的确，在中国历史上，元朝是一个积极、消极两方面因素都很突出的朝代。元朝的大统一和民族融合，对中国作为统一国家的历史以及中华民族发展史有着深远的积极作用；元朝开放的文化政策和活跃的中外关系，也对古老的中华文明作出了独到的贡献。但元朝统治所带来的经济破坏、落后生产关系注入、民族压迫与歧视等等消极影响，也同样不可低估。正、反两面内容体现在不同领域，很难比较孰轻孰重。

其实我们不妨采用另外一个思考角度来认识元朝，那就是元朝对中国历史发展走向的影响问题。北方民族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大的南进浪潮，分别发生在魏晋南北朝和宋辽金元时期。这两次浪潮卷入民族多、冲击规模大、持续时间长，一定程度上都对汉族社会发展的本来趋势有所改变。对于第一次浪潮冲击的结果，田余庆先生指出：“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34〕本系学长阎步克教授则形象地称北朝政治格局“成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历史出口”〔35〕。实际上，上述看法对解释宋辽金元时期的历史线索也是适用的。从“改变原来趋势”的角度出发，对于这两次冲击应当如何评价呢？目前对第一次冲击的看法比较一致，由于此后隋唐盛世的到来，大家普遍认为魏晋南北朝的北族南下为中国历史发展注入了生机、活力和新鲜血液，应予肯定。如采取同样的逆向考察方式来看第二次冲击，评价恐怕就会有所不同。因为金元之前的宋代以物质、精神文明的显著成就闻名，而其后的明清两代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却是高度发达的专制主义君主集权统治。周良霄先生在他的《元代史》一书序言中就此有一段精辟论述：

“毫无疑问，元朝统一全国的伟大历史功绩是肯定的。……同时，元朝还有它的消极方面。它主要的问题还不仅是一般大家都经常提及的战争破坏与民族压迫政策，因为战争的破坏毕竟只是在一些地区（如北方地区），民族压迫政策充其量也只是元朝的近百年统治期内起消极作用的因素。在我们看来，更主要的问题还在于在政治社会领域中由蒙古统治者所带来的某些落后的影响，它们对宋代而言，实质上是一种逆转。这种逆转不单在元朝一代起作用，并且还作为一种历史的因袭，为后来的明朝所继承。它们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发展进程，影响更为持久和巨大。譬如说，世袭的军户和匠户制度、驱奴制度、诸王分封制度、以军户为基础的军事制度等等。……明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承袭元朝，而元朝的这一套制度则是蒙古与金制的拼凑。从严格的角度讲，以北宋为代表的中原汉族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南宋灭亡，即陷于中断。至于经济的发展，从两宋到明末形成明显的马鞍形，这是不言而喻的。”

周先生这段话告诉我们：要想对元朝历史作出比较实际和准确的评价，就应当将它放在更广泛的历史阶段中，特别是宋、明之间进行考察。由宋到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领域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这些变化？要想完全解决这个问题，还有赖于专家学者的大量深入研究。由于宋、明历史史料浩繁，问题头绪复杂，夹在中间的又是中国古代一个特殊性最突出的元朝，因此这一跨时段考察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但这方面的工作肯定是大有可为的。例如同样作为专制官僚制王朝，宋、明两代的政治气氛即有很大区别，宋代主宽而明代尚严。宋代是士大夫政治的黄金时期，颇有“开明专制”色彩，对政治领域中的各种非理性因素的抑制也比较成功，所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36〕；而明代的皇权及其附属物——宦官权势恶性膨胀，“果于戮辱，视士大夫若仆隶”〔37〕。这一变化是历史发展的自然趋势吗？还是完全由偶然因素所决定？恐怕都不是，其中应当有元朝的影响。在“家产制国家”色彩浓重的大蒙古国，由父家长权力发展而来的汗权至高无上。出使蒙古的欧洲传教士加宾尼说：“鞑靼皇帝对于每一个人具有一种惊人的权力。……一切东西都掌握在皇帝手中，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因此没有一个人胆敢说这是我的或是他的，而是任何东西都是属于皇帝的。……不管皇帝和首领们想得到什么，不管他们想得到多少，他们都取自于他们臣民的财产；不但如此，甚至对于他们臣民的人身，他们也在各方面随心所欲地加以处理。”〔38〕这种观念一直保持到元王朝。周良霄先生通过若干问题的考察指出：“元朝的专制皇权已远较前代少所约束”，朝廷重臣与皇帝的关系“也就是主奴关系”，“所有这些，都导致皇帝的尊严愈增，专制主义皇权也进一步膨胀，这对于明初极端专制主义皇权制度的成形无疑有它的影响”。〔39〕的确，从元朝历史来看，朱元璋的所作所为并非偶然。明代很多皇帝恣意妄为、我家天下任我为之的蛮横心理，应当来自元朝“家产制国家”的皇权观念。〔40〕

由于明初讳言对元制的继承关系，朱元璋又在很多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创制立法”，元朝对明朝的很多影响、或者说对中国历史发展走向的影响到今天已经不易察觉。但毫无疑问，这种影响是广泛存在的，可能其作用力还相当深远。明末思想家黄宗羲说：“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41〕黄氏身处国破家亡之际，痛定思痛，其历史反思不免言之过甚，但他的话对我们认识元朝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是有参考价值的。元朝的特性，也至少有一部分应当从这方面去考察。

〔1〕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第二卷，第70页。

〔2〕K.A.WittfogelandFengChia-Sheng,HistoryoftheChineseSociety,Liao(907-1125)(Phila.,Americanphilosophicalsociety,1949),pp.1-32.此导言已有汉译文，收入《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第一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3〕萧启庆：《近四十年来大陆元史研究的回顾》，收入作者《蒙元史新研》（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

〔4〕《魏书》卷2，《太祖纪》。

〔5〕《资治通鉴》卷286，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二月。

〔6〕金朝人梁襄在比较辽、金两代国家本位时说：“本朝与辽室异，辽之基业根本在山北之临潢（按指辽上京，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本朝皇业根本在山南之燕”。可为佐证。见《金史》卷96，《梁襄传》。

〔7〕《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

〔8〕《元史》卷58，《地理志一》。

〔9〕袁桷：《华严寺碑》，《清容居士集》卷25。

〔10〕许衡：《时务五事》，《鲁斋遗书》卷7。按此语出自许衡一篇散佚奏疏的残文，《鲁斋遗书》将其附入《时务五事》第五篇“慎微”条下。但如细玩文义，此疏当上于中统初年，与至元三年所上《时务五事》并非一时所写。《元文类》卷十三收录《时务五事》，即无此段文字。乾隆五十五年刊十二卷本《许文正公遗书》卷7则将此文附在至元十七年所上《更历疏》之后，更误。

〔11〕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汉译本，1966），上册，第205-214页。

〔12〕参阅姚大力：《蒙古高原游牧国家分封制札记（上）》，载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编《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十一期（1987.12）；护雅夫：《突厥的国家构造》，收入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九卷（中华书局，1993）。

〔13〕在十二、三世纪之交漠北诸多部族中，仅有斡亦剌的蒙古化较为曲折。它直到元朝灭亡后仍保持较强的独立性，称为瓦剌，长期与蒙古本部争雄。这一方面是因为它在蒙元统治的相当长时间里尚属“林木中百姓”，生活环境偏僻，与蒙古腹地联系较弱；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其首领与成吉思汗家族联姻，在编组千户时得到照顾，原有部族组织保存较为完整。尽管如此，它在明清之际仍以漠西蒙古之名见载，最终还是没有摆脱蒙古化的归宿。

〔14〕护雅夫前揭文；姚大力：《塞北游牧社会走向文明的历程》，收入张树栋等主编《古代文明的起源和演进》（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15〕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汉译本，1980），上册，第22-24页。

〔16〕姚大力：《蒙古高原游牧国家分封制札记（上）》，参阅MaxWeber,TheoryofSocialandEconomicOrganization（Oxforduniv.press,1947）,pp341-357.〔17〕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商务印书馆汉译本，1983），第362-384页。〔18〕《元史》卷124，《忙哥撒儿传》。

〔19〕《元史》卷205，《阿合马传》。

〔20〕权衡：《庚申外史》卷下。

〔21〕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8，《左丞许文正公》引耶律有尚《考岁略》。

〔22〕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0，“元诸帝多不习汉文”条。

〔23〕叶子奇：《草木子》卷4下，《杂俎篇》。

〔24〕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1），上册，第29页。

〔25〕许凡：《元代吏制研究》（劳动人事出版社，1987），第137-139页。

〔26〕姚大力：《元朝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六期（1982.12）

〔27〕《元史》卷143，《自当传》。

〔28〕《元史》卷26，《仁宗纪三》。

〔29〕《元文类》卷40，《经世大典序录·治典·三公》；《明史》卷72，《职官志一》。

〔30〕吕思勉说：“从来北族之强盛，虽由其种人之悍鸷，亦必接近汉族，渐染其文化，乃能致之。过于朴僿,虽悍鸷，亦不能振起也。”此说可能适用于中国古代大部分北方民族，但蒙古似乎是例外。见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第73页。

〔31〕许衡：《时务五事》，《鲁斋遗书》卷7。

〔32〕傅筑夫：《中国历史上几次巨大的经济波动》，收入作者《中国经济史论丛》（三联书店，1980）上册；漆侠：《关于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发展阶段问题》，收入作者《求实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33〕韩儒林：《〈元史纲要〉结语》，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2）。此文后来作为“前言”载入《元朝史》上册。

〔34〕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第360页。

〔35〕阎步克：《魏晋南北朝官僚政治和制度·写作草纲》（打印稿）。

〔36〕文彦博语，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熙宁四年三月戊子。

〔37〕邓之诚语，见其《中华二千年史》（中华书局，1983），卷五上，第12页。

〔38〕道森编：《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汉译本，1983），第26-28页。

〔39〕周良霄等：《元代史》，第470-471页。何兹全先生从人民对国家人身隶属关系强化的方面进行分析，也得出结论说：“明清的专制主义，是从元朝继承来的，不是从秦汉继承来的”。见其《中国社会发展史中的元代社会》一文，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

〔40〕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明初专制集权的强化是打着“惩元之弊”的旗号进行的。但这与我们上面的分析并不矛盾。明初人屡称“宋元宽纵”，实则宋元宽纵的表象相同而实质有异。宋朝的宽纵可以说是宋初制定的既定国策，是“为与士大夫治天下”思想在具体政策上的表现。而元朝的宽纵主要表现出它作为“征服王朝”在政治上的不成熟、法制上的不健全，并非对臣下刻意宽容。与此相联系，我们还看到尽管元朝皇帝（或蒙古大汗）享有无上的专制权威，但其时的君臣关系并不像明朝那样剑拔弩张。蒙古皇帝有非常强的“天命”、“神授”自我意识，对作为自己“家臣”的朝廷官员没有太多的疑忌之心；而元朝官员主要来源于蒙古、色目贵族和汉族胥吏，其政治态度也与富有强烈的道义原则和社会使命感的士大夫阶层颇为不同。到明朝，君臣角色都发生了变化。一面是起自寒微、心理脆弱的明太祖及其子孙，一面是在长期受到冷落后重新有了用世机会、跃跃欲试的士大夫，君臣关系趋于紧张似乎可以理解。廷杖之制起于金、元，但两朝廷杖大臣之例并不多见，不像明朝动辄棰楚交加，原因应当也在于此。

蒙元史范文篇2

一从“征服王朝论”谈起

建国以来的历史研究，在很长时期内存在着将历史简单化的倾向。以对各北方民族所建立王朝（以下简称“北族王朝”）的研究为例，学者多以马克思的著名论断——“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1〕为指导，重点强调各北族王朝学习、吸收汉文化以及民族融合、“建立各族地主阶级联合统治”的一面，而忽视各族文化冲突、抵制、双向影响以及民族政策不平等的一面。实际上，后一面的问题十分重要，在元朝的表现尤为人所共见。近十几年来，蒙元史学者已对这方面作出大量研究，从而在事实上予上述总体偏差以不小的纠正。

然而，只有从理论上对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作出类型划分，特别是从文化差异（主要是与汉文化的差异）的角度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才会对这些王朝（包括元朝）的特性、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复杂性有更深入的了解。笔者并无能力进行新的理论概括，只是想提到一种外国学者早已提出、运用而我们却长期回避、排斥的理论模式——“征服王朝论”。

“征服王朝论”是德裔学者魏特夫于本世纪前半期提出的。他在《中国社会史：辽》一书（与中国学者冯家升合著）的导言中认为：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按其统治民族进入内地的不同方式，可划分为两类。第一类为“渗透王朝”（DynastiesofInfiltration），以十六国、北魏为代表；第二类为“征服王朝”（DynastiesofConquest），辽、金、元、清均属其列。各北族王朝与汉地的文化关系，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同化（Assimilation），而是双向性质的涵化（Acculturation）。它们对汉文化诸因子，并非被动地全盘接受，而是能够进行主动的选择。具体而言，它们对汉文化的态度也有程度上的差别。“征服王朝”较倾向于抵制，而“渗透王朝”较倾向于吸收。在诸“征服王朝”中，又由于从前文化背景、生活方式的差异，辽、元较倾向于抵制，而金、清较倾向于吸收。〔2〕这一看法问世以后，在西方以至日本、港台学术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引起若干争论。但在新中国的学术研究中，它却一直受到冷遇，研究者多小心地避开这一论题，即使偶尔提及，也都是作为反面观点，斥之为“别有用心”、“居心叵测”。今天看来，我们的上述态度似有重新检讨的必要。

我们冷遇和批判“征服王朝论”的理由，主要是认为魏氏这一理论强调历史上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的对立、冲突，有挑拨中华民族大家庭内民族关系的嫌疑。这种从现实出发的义愤或许有其理由，但学术研究毕竟不应该过多地受感情左右。魏氏究竟出于何种目的、是否是在纯学术背景下提出他的理论，姑置不谈。我们所关心的，是他的理论对我们的研究是否有启发和借鉴价值。我认为，尽管魏氏“征服王朝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待商榷，但大体而言，还是值得参考的,特别是他对各北族王朝划分类型的努力应予肯定。固然“征服王朝”的“征服”二字比较刺眼，但如果仅将它理解为一些北方民族进入中原时的方式和曾经（！）存在的状态，似乎尚无大误。承认历史上一度存在过北方民族对汉族的征服状态，与今天将它们共同看待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并不矛盾。不应该为现实曲解历史。台湾学者萧启庆在评论大陆蒙元史研究状况时说：“蒙古人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是其征服及统治中原江南的结果，而不是先存事实。”〔3〕此语实为平实通达之论。

假如将“征服王朝论”当作学人一家之言，承认其启发和借鉴价值，我们就可以平心静气地来讨论它的得失。如细加分析，魏氏的一些观点亦有扦格难通之处。在划分类型时，他似乎过分强调了各统治民族进入中原过程、方式的重要性，而将该民族南下前的经济生活状态只置于从属地位。即使就南下的过程、方式而言，魏氏将北魏作为“渗透王朝”的代表，而将辽当作“征服王朝”之一，恐怕也有问题。北魏建立者拓跋鲜卑由大漠以北迁至阴山南麓，还可以说是较和平的“渗透”过程，而当道武帝南下伐后燕时，“亲勒六军四十余万，南出马邑，逾于句注，旌旗络绎二千余里，鼓行而前，民屋皆震”〔4〕，克晋阳，出井陉，下信都，破中山，从而初步确立在中原的统治，其实也不妨说是一次成功的“征服”，只不过直接对手不是汉族政权而已。契丹族在建立辽朝时与拓跋鲜卑相似，是一个已经长期附塞的民族。辽并未真正“征服”汉地，所占汉地一隅——燕云十六州只是因帮助后晋取代后唐而得到的酬劳。后来辽太宗耶律德光南下攻灭后晋，一度控制中原，但却未能稳定局势，最终慨叹“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5〕，狼狈北归，“征服”并未实现。终辽一代，国家统治重心一直没有像北魏、金、元、清那样移入汉族农业区〔6〕，因此它的“征服”意义实在可以说并不明显。魏特夫提出“征服王朝论”虽有新意，但将辽代当作“征服王朝”典型加以研究，似乎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那么哪一个北族王朝可以看作最典型的“征服王朝”呢？这个王朝魏特夫也已注意到了，那就是他用来与辽并称的元朝。但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能够就此进行深入阐述。甚至对“征服王朝”的概念，他也没有作出十分清晰的界定。按照魏氏有关叙述以及其余外国学者的继续发挥，我觉得以下三个条件对考察中国历史上的典型“征服王朝”可能是很重要的。首先，其统治民族在“征服”汉地以前，应是一个经济生活与汉族农业社会判然迥异的、比较纯粹的草原游牧民族。第二，该民族在“征服”汉地以前，应当已对漠北草原实施了相当有效的统治，建立了强大的草原游牧帝国。第三，该民族充分实现了对汉地的“征服”，尽可能大部分、乃至全部占有了汉族聚居地区。当然在广义上“征服王朝”也可以仅具备上述一到两个条件，但我认为只有同时具备三个条件，才可称为最典型的“征服王朝”。

在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中，只有元朝同时具备了上述三个条件。蒙古族最初活动于大兴安岭北段，后迁至蒙古高原中部偏东的不儿罕山（今肯特山）地区，以畜牧、狩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直到成吉思汗建国和南下伐金时为止，几乎看不到任何蒙古人从事农业经营的材料。甚至在建国近二十年、基本平定中原以后，还有贵族提出将汉族农业区“悉空其人以为牧地”〔7〕的主张。元朝的前身——大蒙古国立国漠北半个世纪，实施了分封制、怯薛制、千户百户制等一系列游牧国家的政治制度，对漠北草原控制的强化程度超出以前任何一个北方民族。而这样一个游牧帝国最终又完成了统一全中国的任务，建立了“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8〕的大一统王朝。从这些方面看，元朝作为“征服王朝”的研究价值，实在是要大大高于辽代。而这也正是它区别于其他朝代、乃至北魏、辽、金、清等北族王朝的关键之处。从这一角度来考察蒙元历史，可能会对元朝的特性认识得更加清楚。我在本文首先提到“征服王朝论”，是认为这一理论对我们了解元朝的特性有所裨益，应予重新评价。而对“征服”二字，仅仅理解为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一种状态，并无意特别强调。得鱼忘筌，是所愿也。

二大蒙古国的特色及历史影响

1206年，成吉思汗在斡难河（今鄂嫩河）源被蒙古贵族拥戴为大汗，标志着大蒙古国的建立。此后历经窝阔台、贵由、蒙哥三代大汗，直到1260年忽必烈即位于汉地为止，这半个世纪的历史在蒙元史上被称为大蒙古国时期。狭义的元朝概念，专指从忽必烈即位到1368年元亡为止的历史；而广义的元朝概念，也包括了大蒙古国这一阶段。在这段时间里，蒙古贵族四出征伐，所向披靡，建立了横跨欧亚，亘古未有的庞大帝国。大蒙古国半个世纪的统治，对蒙元历史、漠北草原历史、乃至中国历史都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

与前代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权相比，大蒙古国具有其特殊之处。在前代的同类政权当中，凡占有中原者——如北魏和金，皆未有效控制漠北；即使仅占有中原部分地区的辽，也一直以大兴安岭南端、西拉木伦河上游一带为统治中心，对漠北草原大部只能实行部族式羁縻统治，控制并不牢固。北部边疆是长期困扰它们的一大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促使它们衰亡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真正在漠北实施过有效统治的政权——如匈奴、突厥汗国，都没有能将势力伸入中原地区，它们始终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游牧政权，最后也亡于单一游牧经济结构的不稳定性。而大蒙古国则有所不同，它既崛起于并牢固控制了漠北，同时又完成了对中原乃至中亚等大片农耕地区的征服，形成了一个疆域辽阔的游牧-农耕帝国，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奇迹。

情况还不仅如此。在对外征服完成后相当长时间里，大蒙古国仍然像最初一样维持着漠北作为统治中心和国家本位的地位，对所占有的农耕地区仅采取间接统治的方式加以控制。这是“征服王朝”特性在蒙元帝国初期的显著表现，也是理解大蒙古国历史的一个关键因素。从成吉思汗到蒙哥的四任大汗，都坚持实行草原本位政策，“视居庸以北为内地”〔9〕，而将中原只看作帝国的东南一隅，从未考虑过针对汉地的特殊状况，采用历代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加以统治和管理。在大蒙古国统治下的半个世纪中，中原法制不立，缺乏秩序和稳定感，贵族军阀剥削残酷，竭泽而渔，平民百姓“虐政所加，无从控告”〔10〕，其根源就在于这种间接统治方式和草原本位政策。窝阔台时耶律楚材当权，试图改变上述状况，但以失败告终。直到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后，定都汉地，改行汉法，并击败其弟阿里不哥的竞争，夺回漠北，才将蒙古国家的统治政策由草原本位变为汉地本位。大蒙古国也由此正式变成了元王朝。

大蒙古国半个世纪的草原本位统治，深刻地影响了以后元王朝的历史。首都虽然南迁，但漠北草原作为“祖宗龙兴之地”，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统治集团难以做到完全从汉族农业地区的角度出发看问题，草原本位政策的阴影长期笼罩不散。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元王朝早衰的原因之一（下文还要述及）。但另一方面，大蒙古国的统治却对漠北草原社会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在蒙古建国前的漠北草原，千余年里民族更迭频繁，兴衰无常；而自蒙古建国至今的近千年中，漠北草原上一直只有蒙古族一个主体民族，即使在元朝灭亡、蒙古统一政权解体之后亦不例外。这应当说是漠北草原历史上的一个阶段性变化。

汤因比在他的名著《历史研究》中，曾将游牧文化归入“停滞的文明”的行列，断言游牧社会“基本上是一种没有历史的社会”〔11〕。显然在他看来，游牧社会没有前进、发展，其历史仅仅限于单调的循环往复。从大蒙古国建立前后漠北草原的变化来看，他的这一看法恐怕失之偏颇。在蒙古族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漠北草原上先后出现过由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等民族建立的强大国家或部落联盟。它们虽曾盛极一时，曾对中原王朝构成严重威胁，但其政权组织却都是建立在氏族或部族共同体基础之上。换言之，它们并没有冲破氏族或部族组织的血缘外壳，相反却通过这种血缘外壳构筑起政权，形成一种“部族联盟国家”。〔12〕这些民族在草原上昙花一现，未能长期立足，是因为它们作为统治部族，与被其征服的草原诸部族一直未能成功地融为一体；而融合的不成功，又与其政权的上述特点有极大关系。蒙古建国后的情况则有了不同。大蒙古国将漠北草原游牧国家的政治制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特别是成吉思汗将草原百姓划分为若干千户百户，它们取代传统的氏族、部族结构成为新的基本社会组织和国家单位。在千户百户制度下，氏族共同体逐渐分解，草原上原有各部族不再像以前游牧国家治下的被征服部族那样能够保持自己组织的完整和相对独立，它们与统治部族——蒙古渐趋合一，形成全新而有持久生命力的蒙古民族。〔13〕正因如此，才有学者称大蒙古国为“中世游牧国家”的代表，以区别于此前的“古代游牧国家”；而漠北草原也由此完成了从“低度发展的文明时期”向“经典意义上文明时期”的过渡。〔14〕

在考察上述变化时，我们不能单纯强调成吉思汗所创制度的作用，而应当把眼光投向大蒙古国历史的全进程，乃至此后元王朝对漠北的继续控制。千户百户等制度的实施开始了草原氏族制瓦解、不同部族形成共同民族认同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假如大蒙古国在征服中原后很快将统治重心南移，假如漠北草原没有保持五十余年的帝国核心地位，那么草原上部族融合的趋势就可能中止甚至逆转，蒙古就可能成为漠北历史上又一个昙花一现的统治民族。大蒙古国统治的意义，在于蒙古贵族在这段时间里不仅继续巩固、强化了千户百户等新的制度体系，而且充分利用了被征服地区的社会资源——包括物质财富、劳动力等——为漠北草原服务，使这一荒远的亚洲腹地进入一个超正常繁荣的黄金时期。波斯史家志费尼在极言当时草原生活变化幅度后说：“蒙古人的境遇已从赤贫如洗变成丰衣足食”〔15〕。这种持续稳定而繁荣的局面，大大促进了蒙古族消化草原各部族的进程。即使到忽必烈定都汉地以后，由于草原本位政策的残存影响，元朝统治者对漠北依然予以超常的重视，在行政上设宣慰司、行省等机构进行治理，在军事上派大量军队屯驻，在财政上不断给予巨额经费拨赐。终元一代，漠北一直由中央牢牢控制，与前代王朝（如唐、辽等）治下羁縻约束、叛服不常的情况截然不同。在这样一种平稳形势下，漠北的社会结构沿着成吉思汗开创的道路，渐渐发生着改变。元朝虽然在十四世纪下半叶灭亡，但漠北已经不会再像匈奴、突厥汗国崩溃后那样出现新的统治民族了。

一些学者用“家产制国家”（PatrimonialState）的概念来解释匈奴、突厥、蒙古等漠北古代游牧帝国的国家结构。的确，这一概念颇有助于我们理解此类游牧政权的特性，因为它们都具有游牧分封制的共同构造特点，而这种由汗室家族成员对游牧部众进行分割统治的方式明显脱胎于草原游牧民分割家产的方式。但另一方面，正如姚大力所指出，“家产制国家”在它的提出者马克斯·韦伯那里，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漠北游牧分封制国家只应看作其中一类特殊形态。〔16〕实际上，中国古代由北方阿尔泰语系诸民族建立的政权，在其将统治重心移入中原之前，基本都具备韦伯所称“家产制国家”的条件，如君主的父权制家长权力大幅度外延、统治缺乏系统的科层制或官僚制、君主个人家政机关扩大为政权统治机构，等等。这些“家产制国家”可以根据它们对君主“家产”的不同处理方式分为两种类型。一类不妨称为“共管型家产制国家”，以东北平原上的女真国家和附塞的拓跋鲜卑、契丹国家为代表。它们对“家产”采取比较集中的管理方式，并未进行明显的分割。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上述民族建国前的活动范围相对狭小，个体家庭尚未完全独立，父系大家族作为社会、经济实体仍然普遍存在。而另一类则可以称作“分封型家产制国家”，以立国漠北的匈奴、突厥、蒙古国家为代表。这些国家的建立者是真正的草原游牧民，在他们的社会中，个体经济更为发达，分散经营的趋向更加明显，因此对作为君主“家产”的草原国家也采取了分割经营的统治方式。匈奴在单于王庭左、右两翼，有二十四大部，分封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等同姓“二十四长”。突厥有大、小可汗并立之制，小可汗下又有“设”的分封。蒙古则是由成吉思汗在建国后大封诸弟、诸子，以大汗直辖的大“兀鲁思”（蒙古语民众、国家之意）为核心，诸弟列于左翼，称“东道诸王”，诸子列于右翼，称“西道诸王”。

从入主中原后的情况，也可看出上述两类“家产制国家”的明显区别。第一类政权在建立汉式王朝后，其“家产制”色彩即表现为君主家族成员凭借其特殊身份直接参与国家管理，出将入相，占据重要职位。第二类的“家产制”表现则完全不同，最初以君主“家臣”身份出现的异姓贵族——而不是同姓家族成员——在以后的王朝历史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可能由于在古代草原游牧经济中家族经营的情况依然残存，同时也是出于维持政权统一以保持对外威势的需要，所谓“分封型家产制国家”的分封并不彻底，用于分割的仅是一部分“家产”。而帝国的核心部分仍由君主本人直辖，既属于家族公产，也是父家长权力的象征。因为同族子弟都已各自被向外分封，所以君主只能依靠异姓贵族来管理这份公产。如匈奴以异姓大臣“左右骨都侯”辅政，突厥则有俟斤、俟利发等早期官僚。与匈奴、突厥相比，大蒙古国的“公产”部分在国家中所占比重更大。《史集》记载成吉思汗时蒙古军队共129000人，其中分封给子弟者仅28000人，剩下101000人皆由自己直辖。〔17〕而且分封主要限于草原，新征服的大片农耕地区都作为家族公产，由大汗统一派官治理。同时，蒙古的分封范围又更为广泛。除子弟分封外，后来还发展起了姻戚的分封，一些世代与汗室通婚的家族也得到封地。这样参与管理“公产”的，只剩下那些“家臣”阶层的次等异姓贵族。草原社会行政事务相对简单，因此在基本未占有农耕地区的匈奴、突厥国家中，异姓贵族势力的膨胀并不显著。大蒙古国则不然，它不仅征服了中原、中亚等农业定居区域，后来还进一步发展为汉族模式的大一统王朝，这就给了那些“家臣”——次等异姓贵族充分扩展势力的机会。

成吉思汗建国后，设立大断事官（也可札鲁忽赤）处理行政、司法事务，同时扩建自己的护卫军——怯薛组织，并赋予它襄理国务的职能。大蒙古国时期，宗室、外戚按照“各分地土、共享富贵”的原则，在各自封地内行使统治权力。他们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主要表现为出席诸王大会，决定立汗、征伐等大事，平时并不亲自参加大蒙古国日常行政事务的管理。而大断事官和怯薛成员（主要是其中主管文书的必阇赤）作为大汗的亲信家臣，恰恰在后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如耶律楚材、忙哥撒儿、孛鲁合等人，都以权重著称。忙哥撒儿任大断事官，“有当刑者，辄以法刑之乃入奏，帝（按指蒙哥）无不报可。帝或卧未起，忙哥撒儿入奏事，至帐前扣箭房，帝问何言，即可其奏”。〔18〕这种次等异姓贵族势力膨胀的趋势在以后的元王朝有增无减。忽必烈行用汉法，建立了一套汉式官僚机构。诸王大会不常召开，宗室外戚各居封地，养尊处优，与国家日常政务已基本无涉。终元一代，迄今还找不出明确的证据能够证明哪一位宗室成员曾任宰相，外戚拜相者也只有寥寥数人。相反由次等异姓贵族组成的怯薛组织，却是高级官僚的主要来源。加上皇帝权力欲较弱、不勤政务，“大臣权重”遂成为元代历史的一个基本现象。元后期大臣燕铁木儿、伯颜相继擅政，权侔人主，几乎危及孛儿只斤氏的统治。甚至到元朝灭亡、蒙古退回漠北以后，异姓贵族的势力依然强大。他们挟持汗室成员，互争雄长，使草原长期处于动荡之中。十五、六世纪之交，达延汗重振汗室权威，再度统一蒙古草原，并且又一次实行了分封。值得注意的是，达延汗虽以恢复成吉思汗事业的口号号召蒙古，但他的分封却与成吉思汗有很大不同，可以说更加彻底。他并未保留类似成吉思汗“大兀鲁思”那样由自己直辖、居中的家族公产，而是将全部领地分封为六万户。大汗统领左翼三万户，驻于察哈尔万户境内，到后来只能掌握这一个万户，并无力控制全蒙古。达延汗的这种分封方式，是不是有惩戒蒙元以来家臣势力膨胀教训的思想背景呢？对此还可以继续探讨。事实是他这种比较彻底的分封，的确保证了其后裔的特殊地位，抑制了异姓贵族势力的发展。然而蒙古的政治认同也因此而难以巩固，领主分立，汗权衰落，大蒙古国的荣耀最终只成为遥远的历史，也许是达延汗所始料不及的。

三元朝的汉化迟滞问题

元朝的历史，如从广义上算，自1206年大蒙古国建立，到1368年元亡，共一百六十三年。从狭义上算，则自1260年忽必烈即位汉地，改行汉法，建元中统，到1368年，只有一百零九年。作为大一统王朝，它的寿命并不长久。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中国古代许多大一统王朝都是在内忧外患交织的情况下走向灭亡的，而元朝则有所不同。终元一代，基本没有强大的外患，只在前期与西北察合台、窝阔台两汗国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战争，到元朝中期战事已完全平息。元朝短命而亡，主要亡于内忧。由于内部治理不善，使得这样一个盛极一时的大帝国，过早地崩溃了。内部治理的问题究竟何在呢？我们过去习惯于用“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危机深重”之类理由解释一个朝代的衰亡，元朝也不例外。但这类理由适用于任何朝代，无助于显示各自的特殊性，即使正确，也只是表层的阐释。如果我们不满足于此，就必须深入到各朝代的历史事实中探究其衰亡的具体缘故。对于元朝，恐怕需要从文化背景方面去找原因。也就是说，元朝的短命而亡，主要是亡于统治集团与被统治地区的文化差异未能弥合。

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在入主中原后受到汉族农业文明的熏陶，走上汉化道路，是一个总的历史趋势。但如具体分析，它们各自受汉文化影响的深浅和疾缓，是大有差别的。就元朝而言，它的汉化道路与北魏、金、清等进入内地的北族王朝相比，显得尤为艰难、尤为迂回曲折，可用“迟滞”二字概括。所谓“迟滞”，不是指停止不动，而是指进展迟缓（相对于其他北族王朝）。大蒙古国的草原本位政策，决定了蒙古大汗对汉地只采取间接统治，重搜刮而轻治理，造成“汉地不治”的局面。忽必烈即位后，改弦更张，推行汉法，将统治重心由漠北移到汉地，从而在汉化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然而忽必烈推行汉法的方针，从一开始就是不彻底的。随着政权设置大体完备和仪文礼制初步告成，进一步推行汉法、弥合文化差异的工作趋于停滞。此后终元一代的汉化进程，虽在个别问题上还有发展，但总体来看并未越出忽必烈所画的圈子。大量阻碍社会进步的蒙古旧制，因为牵涉到贵族特权利益，都在“祖述”的幌子下得到长期保存。统治者热衷于对外扩张、对内敛财，使社会元气在尚未充分恢复的情况下不断受到新的打击。凡此种种，都使得元朝成为一个没有“盛世”、享年不永的大一统王朝。

元朝汉化的迟滞，是一个很复杂、值得探讨的题目。它有多种表现，其中的一些史学界已作过充分研究，如民族歧视政策的推行等等，兹不赘言。此处想首先就统治集团的文化素质这一侧面来考察。在元朝，以皇帝为代表的蒙古贵族接受汉文化十分缓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始终对汉族地区的典章制度、思想文化比较隔膜。这应当是汉化迟滞的一项主要内容。

蒙古贵族起初信仰多神的萨满教，后来皈依喇嘛教，尊奉吐蕃僧侣为帝师，对其狂热崇拜，皇帝亲自从之受戒。元中期在各路广修帝师殿，祭祀第一任帝师八思巴，其规模制度超出孔庙。相形之下，儒学在蒙古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要逊色得多。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他们对儒家学说的概念、体系感到难以理解。忽必烈早年曾对儒学产生一些兴趣，但体会粗浅，后来在理财问题上与儒臣发生分歧，认为后者“不识事机”〔19〕，与其渐渐疏远。直到元亡前夕，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北元昭宗）仍然“酷好佛法”，自称“李先生（按指其师傅、儒臣李好文）教我儒书许多年，我不省书中何义，西番僧教我佛经，我一夕便晓”〔20〕。元朝诸帝中只有仁宗、英宗父子儒化稍深，但因具体政治环境制约，都未能有很大作为。就整个朝廷而言，可以说儒家思想始终没有被明确树立为治国主导方针，失去了“独尊”的地位。

语言文字的使用也反映出类似情况。忽必烈命八思巴仿藏文字母创制“蒙古新字”，颁行天下，凡官方文书必用其书写，再以当地文字（汉文、畏兀儿文等）附之。为推广这种文字，朝廷在地方上广设蒙古字学进行教授。大批汉人为获进身之阶，入蒙古字学读书。精熟蒙古语、取蒙古名字、具有蒙古化倾向已成为汉族社会中并不鲜见的事例。蒙古语的语法、词法还渗入汉语当中，形成一种非常有特色的“元代白话”文体。辽、金、清诸朝都曾创立自己的文字，但没有哪种文字能对汉族地区产生这么大的作用力。而汉语文对蒙古贵族的影响，却比对其他北族王朝的统治民族弱得多。宫廷中主要使用蒙语。史料记载忽必烈与儒臣许衡的对话情况说：“先生每有奏对，则上自择善译者，然后见之。或译者言不逮意，上已领悟；或语意不伦，上亦觉其非而正之。”〔21〕可见忽必烈虽有一定程度的汉语水平，但仍不能完全脱离翻译。这种情况在元朝诸帝中应当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大概只有最后两个皇帝——文宗和顺帝，汉语文水平稍高，属于例外。元朝的儒臣们为了向皇帝灌输儒家思想，不得不将经书、史书和有关讲解用蒙文翻译出来进讲，花费九牛二虎之力，其间甘苦，可谓一言难尽。蒙古、色目大臣通汉文的，也是少数。清人赵翼曾就此作初步研究，指出元朝“不惟帝王不习汉文，即大臣中习汉文者亦少也”。〔22〕有的蒙古贵族到地方任官，执笔署事，写“七”字之钩不从右转而从左转，“见者为笑”。〔23〕作为汉族地区的统治者，对汉语文如此生疏，其统治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与汉化迟滞的特点相联系，元朝的政治体制也呈现出鲜明的二元色彩，即所谓“既行汉法，又存国俗”。史学家孟森说：“自有史以来，以元代为最无制度，马上得之，马上治之，……于长治久安之法度，了无措意之处。”〔24〕所谓“无制度”，不能理解为没有制度，而应当是指其制度具有二元性，与汉族王朝传统的典章制度差距较大，或者名同实异。元朝制度的二元性与辽代南北面官并立的形式不同，而表现为“蒙汉杂糅”，两种不同来源的制度互相联系，嵌合在同一运转系统当中。政权主体形式仍然是传统的汉式中央集权统治体系，残存的蒙古旧制则被各自配置在这一体系内部的不同部位发挥作用。北魏、金、清诸朝制度都有类似性质，但不如元朝明显。对于元朝的种种“蒙古旧制”，蒙元史学者大都有过比较深入的研究。此处想说的是，元朝一些制度的制定和运行，表面看并没有很强的蒙古色彩，但其本质上却仍反映出文化差异的背景。这实际上也是制度二元性特色的重要体现。

不妨以吏员出职制度为例。吏员出职是元朝很有特点的一项制度，在此制之下官、吏相互流动，吏员成为中下级官员的主要来源。这些人缺乏正统儒家思想的熏习陶冶，道德观念和文化素质低下，却以刻薄文法相尚，对元朝的政治腐败和社会矛盾激化负有很大责任。曾有一些学者引经据典，将元朝的吏员出职与汉代制度相比附。实则正如许凡所指出，蒙古统治者在制定、完善这一制度时，并没有过多顾及传统汉族社会的有关典制。与其说元朝吏制是汉代制度的遗存或再生，不如说它是蒙古统治者特殊统治意识的渗透，是他们对汉地制度认识不深、汉化不彻底的产物。〔25〕而作为吏员出职对立面的科举制度却突然停废，每当有恢复可能时，统治者总是作出对其不利的选择。恢复后，也有名无实，对用人格局没有根本触动。〔26〕统治者在制定制度、采取措施、进行各种选择时，其统治意识会导致决策的偏差，对历史产生影响，体现出偶然性，对此我们过去重视不够。事实上，元朝的很多制度变化，往往并不见得是制度自身发展（就较大历史范围而言）的自然趋势，而主要是因为打上了蒙古贵族统治意识的烙印，需要从文化差异的背景去解释。官制的混乱芜杂、分封制的重新抬头、相权的膨胀、地方权力的集中，大抵都可作如是观。

谈到蒙古贵族对汉地制度认识粗浅隔膜的问题，还可以举出一些有趣的例子。忽必烈立其孙铁穆耳（成宗）为皇储，授给他“皇太子宝”，武宗因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仁宗）协助夺位有功，也立他为“皇太子”，后来明宗同样立其弟文宗为皇太子。这在汉地制度中绝对是非常荒唐的事，在元朝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蒙古统治者昧于汉制，错误地将“皇太子”当成了不可拆卸的皇储固定专用词。泰定帝为对其母表示尊崇，竟然要将皇太后之号升格为“太皇太后”，大臣自当力争，指出“与典礼不合”，此事方才作罢。〔27〕汉地传统制度，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作为授予元勋重臣的荣宠虚衔。而到元朝（主要是中期），却将它们作为赏赐随意滥授，甚至授予僧侣、宦者、佞幸、匠官，搞得三公“接迹于朝”。仅据仁宗延五年五月的记载，礼部一次就铸造了太尉、司徒、司空印共二十六枚准备颁发。〔28〕由于太尉等衔加授过滥，元中期人已渐渐不再称它们为三公，而以三公指代前朝一般称为“上公”、“三师”的另外三个更高的荣誉头衔——太师、太傅、太保。文宗时官修《经世大典》，就干脆说“我国家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对车载斗量的太尉、司徒、司空则用“或置或否”四字轻轻带过。这一概念变化甚至被明朝所袭用。〔29〕

元朝汉化迟滞的原因究竟何在？很多中外学者从不同方面对此作过研究，概括起来，原因主要有三。首先，蒙古在进入中原以前从事比较单纯的游牧-狩猎经济，对汉族农业文明几乎全无接触和了解。〔30〕而拓跋鲜卑在南下前长期附塞居住，与农业社会有较多接触（契丹情况亦然），女真（满族）人则很早就开始进行粗放的农业生产。因此前者认识农业经济的重要性、接受相关的一套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就要比后者困难得多。第二，北魏等朝代建国后，所接触唯一成体系的先进文化就是汉文化。而蒙古建国后，除汉文化外，还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亚伊斯兰文化乃至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对本土文化贫乏的蒙古统治者来说，汉文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药方。第三，尽管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在建立不久就陷于事实上的分裂，分化出元王朝和四大汗国，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元朝在名义上一直还只是蒙古世界帝国的一部分。漠北草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存在着一个强大而保守的草原游牧贵族集团。这就使得元朝统治集团仍不能摆脱草原本位政策的影响，长期难以做到完全从汉族地区的角度出发来看问题。这一情况，也是北魏等北族王朝所不具备的。因此，很难将元朝汉化迟滞的责任归咎于忽必烈等某个帝王，它有着更深层的社会因素。

在这个问题讨论行将结束的时候，不能不提到元朝名儒许衡，他很早即就此问题发表过十分令人回味的意见。至元三年（1266），许衡向忽必烈上疏，论述“立国规模”，集中谈到行用“汉法”的问题。当时忽必烈即位已经七年，汉式王朝的框架已初步奠定，国家统治重心的转移亦已完成。但在许衡看来，汉法的推行依然缺乏长远规划，“日计有余而月计不足”，“无一定之论”。他说：“必如今日形势，非用汉法不宜也”，可见他认为汉法还没有完全实行。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元朝汉化进程的估计相当悲观，认为“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国之法，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其原因则是由于“国朝土余旷远，诸民相杂，俗既不同，论难遽定”。“万世国俗，累朝勋贵，一旦驱之下从臣仆之谋，改就亡国之俗，其势有甚难者，苟非聪悟特达，晓知中原实历代圣王为治之地，则必咨嗟怨愤，喧哗其不可也”。而且灭金以后“宴安逸豫垂三十年，养成尾大之势”，更加大了改革难度。因此许衡提出一套循序渐进的方针，“渐之摩之，待以岁月，心坚而确，事易而常，未有不可变者”。要求忽必烈“笃信而坚守之，不杂小人，不营小利，不责近效，不惑浮言”，这样才有可能达到“致治之功”。〔31〕这篇奏疏非常有助于我们了解元初的政治形势和元朝的历史特征。类似的低沉论调，在其他几个北族王朝是很难看到的。

一般而言，作为进入汉地的北方民族政权，其统治者都会在相当长时间里保持比较强的民族意识。这种自身民族意识可能会引发文化冲突，如北魏的崔浩国史之狱、清朝的强制剃发和文字狱，都酿成了大规模流血事件，并以统治者一方获胜告终。然而在个别问题上文化冲突的激烈程度，并不与文化差异的大小成正比。相反，这种个别冲突愈激烈，可能说明统治者虚弱自卑、对自身文化缺乏信心的心理愈加严重。元朝的情况则不然，其文化政策的自由和宽容颇为当代史学家所羡称，而同时蒙古统治者的民族意识实际上又是保持最成功的。元王朝或许因此而早衰，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蒙古民族也因此而在元亡之后能够长久保持自己的传统，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历史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这也反映出历史的复杂性。

四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元朝

对于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元朝历史地位的评价，是一个在史学界已经谈论很多的话题。总体来看，似乎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不专治蒙元史、主要研究其他朝代历史的学者，从经济破坏和人身依附关系强化的方面出发，对元朝倾向于否定。〔32〕而蒙元史专家则较多地强调元朝的积极因素，反对“特别夸大元朝的黑暗面”，“说元朝一团漆黑，什么都糟得很”。〔33〕这方面的讨论也许还会持续下去，大概不太可能、也不一定有必要得出完全一致的看法。的确，在中国历史上，元朝是一个积极、消极两方面因素都很突出的朝代。元朝的大统一和民族融合，对中国作为统一国家的历史以及中华民族发展史有着深远的积极作用；元朝开放的文化政策和活跃的中外关系，也对古老的中华文明作出了独到的贡献。但元朝统治所带来的经济破坏、落后生产关系注入、民族压迫与歧视等等消极影响，也同样不可低估。正、反两面内容体现在不同领域，很难比较孰轻孰重。

其实我们不妨采用另外一个思考角度来认识元朝，那就是元朝对中国历史发展走向的影响问题。北方民族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大的南进浪潮，分别发生在魏晋南北朝和宋辽金元时期。这两次浪潮卷入民族多、冲击规模大、持续时间长，一定程度上都对汉族社会发展的本来趋势有所改变。对于第一次浪潮冲击的结果，田余庆先生指出：“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34〕本系学长阎步克教授则形象地称北朝政治格局“成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历史出口”〔35〕。实际上，上述看法对解释宋辽金元时期的历史线索也是适用的。从“改变原来趋势”的角度出发，对于这两次冲击应当如何评价呢？目前对第一次冲击的看法比较一致，由于此后隋唐盛世的到来，大家普遍认为魏晋南北朝的北族南下为中国历史发展注入了生机、活力和新鲜血液，应予肯定。如采取同样的逆向考察方式来看第二次冲击，评价恐怕就会有所不同。因为金元之前的宋代以物质、精神文明的显著成就闻名，而其后的明清两代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却是高度发达的专制主义君主集权统治。周良霄先生在他的《元代史》一书序言中就此有一段精辟论述：

“毫无疑问，元朝统一全国的伟大历史功绩是肯定的。……同时，元朝还有它的消极方面。它主要的问题还不仅是一般大家都经常提及的战争破坏与民族压迫政策，因为战争的破坏毕竟只是在一些地区（如北方地区），民族压迫政策充其量也只是元朝的近百年统治期内起消极作用的因素。在我们看来，更主要的问题还在于在政治社会领域中由蒙古统治者所带来的某些落后的影响，它们对宋代而言，实质上是一种逆转。这种逆转不单在元朝一代起作用，并且还作为一种历史的因袭，为后来的明朝所继承。它们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发展进程，影响更为持久和巨大。譬如说，世袭的军户和匠户制度、驱奴制度、诸王分封制度、以军户为基础的军事制度等等。……明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承袭元朝，而元朝的这一套制度则是蒙古与金制的拼凑。从严格的角度讲，以北宋为代表的中原汉族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南宋灭亡，即陷于中断。至于经济的发展，从两宋到明末形成明显的马鞍形，这是不言而喻的。”

周先生这段话告诉我们：要想对元朝历史作出比较实际和准确的评价，就应当将它放在更广泛的历史阶段中，特别是宋、明之间进行考察。由宋到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领域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这些变化？要想完全解决这个问题，还有赖于专家学者的大量深入研究。由于宋、明历史史料浩繁，问题头绪复杂，夹在中间的又是中国古代一个特殊性最突出的元朝，因此这一跨时段考察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但这方面的工作肯定是大有可为的。例如同样作为专制官僚制王朝，宋、明两代的政治气氛即有很大区别，宋代主宽而明代尚严。宋代是士大夫政治的黄金时期，颇有“开明专制”色彩，对政治领域中的各种非理性因素的抑制也比较成功，所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36〕；而明代的皇权及其附属物——宦官权势恶性膨胀，“果于戮辱，视士大夫若仆隶”〔37〕。这一变化是历史发展的自然趋势吗？还是完全由偶然因素所决定？恐怕都不是，其中应当有元朝的影响。在“家产制国家”色彩浓重的大蒙古国，由父家长权力发展而来的汗权至高无上。出使蒙古的欧洲传教士加宾尼说：“鞑靼皇帝对于每一个人具有一种惊人的权力。……一切东西都掌握在皇帝手中，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因此没有一个人胆敢说这是我的或是他的，而是任何东西都是属于皇帝的。……不管皇帝和首领们想得到什么，不管他们想得到多少，他们都取自于他们臣民的财产；不但如此，甚至对于他们臣民的人身，他们也在各方面随心所欲地加以处理。”〔38〕这种观念一直保持到元王朝。周良霄先生通过若干问题的考察指出：“元朝的专制皇权已远较前代少所约束”，朝廷重臣与皇帝的关系“也就是主奴关系”，“所有这些，都导致皇帝的尊严愈增，专制主义皇权也进一步膨胀，这对于明初极端专制主义皇权制度的成形无疑有它的影响”。〔39〕的确，从元朝历史来看，朱元璋的所作所为并非偶然。明代很多皇帝恣意妄为、我家天下任我为之的蛮横心理，应当来自元朝“家产制国家”的皇权观念。〔40〕

由于明初讳言对元制的继承关系，朱元璋又在很多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创制立法”，元朝对明朝的很多影响、或者说对中国历史发展走向的影响到今天已经不易察觉。但毫无疑问，这种影响是广泛存在的，可能其作用力还相当深远。明末思想家黄宗羲说：“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41〕黄氏身处国破家亡之际，痛定思痛，其历史反思不免言之过甚，但他的话对我们认识元朝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是有参考价值的。元朝的特性，也至少有一部分应当从这方面去考察。

〔1〕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第二卷，第70页。

〔2〕K.A.WittfogelandFengChia-Sheng,HistoryoftheChineseSociety,Liao(907-1125)(Phila.,Americanphilosophicalsociety,1949),pp.1-32.此导言已有汉译文，收入《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第一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3〕萧启庆：《近四十年来大陆元史研究的回顾》，收入作者《蒙元史新研》（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

〔4〕《魏书》卷2，《太祖纪》。

〔5〕《资治通鉴》卷286，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二月。

〔6〕金朝人梁襄在比较辽、金两代国家本位时说：“本朝与辽室异，辽之基业根本在山北之临潢（按指辽上京，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本朝皇业根本在山南之燕”。可为佐证。见《金史》卷96，《梁襄传》。

〔7〕《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

〔8〕《元史》卷58，《地理志一》。

〔9〕袁桷：《华严寺碑》，《清容居士集》卷25。

〔10〕许衡：《时务五事》，《鲁斋遗书》卷7。按此语出自许衡一篇散佚奏疏的残文，《鲁斋遗书》将其附入《时务五事》第五篇“慎微”条下。但如细玩文义，此疏当上于中统初年，与至元三年所上《时务五事》并非一时所写。《元文类》卷十三收录《时务五事》，即无此段文字。乾隆五十五年刊十二卷本《许文正公遗书》卷7则将此文附在至元十七年所上《更历疏》之后，更误。

〔11〕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汉译本，1966），上册，第205-214页。

〔12〕参阅姚大力：《蒙古高原游牧国家分封制札记（上）》，载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编《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十一期（1987.12）；护雅夫：《突厥的国家构造》，收入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九卷（中华书局，1993）。

〔13〕在十二、三世纪之交漠北诸多部族中，仅有斡亦剌的蒙古化较为曲折。它直到元朝灭亡后仍保持较强的独立性，称为瓦剌，长期与蒙古本部争雄。这一方面是因为它在蒙元统治的相当长时间里尚属“林木中百姓”，生活环境偏僻，与蒙古腹地联系较弱；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其首领与成吉思汗家族联姻，在编组千户时得到照顾，原有部族组织保存较为完整。尽管如此，它在明清之际仍以漠西蒙古之名见载，最终还是没有摆脱蒙古化的归宿。

〔14〕护雅夫前揭文；姚大力：《塞北游牧社会走向文明的历程》，收入张树栋等主编《古代文明的起源和演进》（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15〕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汉译本，1980），上册，第22-24页。

〔16〕姚大力：《蒙古高原游牧国家分封制札记（上）》，参阅MaxWeber,TheoryofSocialandEconomicOrganization（Oxforduniv.press,1947）,pp341-357.〔17〕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商务印书馆汉译本，1983），第362-384页。〔18〕《元史》卷124，《忙哥撒儿传》。

〔19〕《元史》卷205，《阿合马传》。

〔20〕权衡：《庚申外史》卷下。

〔21〕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8，《左丞许文正公》引耶律有尚《考岁略》。

〔22〕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0，“元诸帝多不习汉文”条。

〔23〕叶子奇：《草木子》卷4下，《杂俎篇》。

〔24〕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1），上册，第29页。

〔25〕许凡：《元代吏制研究》（劳动人事出版社，1987），第137-139页。

〔26〕姚大力：《元朝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六期（1982.12）

〔27〕《元史》卷143，《自当传》。

〔28〕《元史》卷26，《仁宗纪三》。

〔29〕《元文类》卷40，《经世大典序录·治典·三公》；《明史》卷72，《职官志一》。

〔30〕吕思勉说：“从来北族之强盛，虽由其种人之悍鸷，亦必接近汉族，渐染其文化，乃能致之。过于朴僿,虽悍鸷，亦不能振起也。”此说可能适用于中国古代大部分北方民族，但蒙古似乎是例外。见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第73页。

〔31〕许衡：《时务五事》，《鲁斋遗书》卷7。

〔32〕傅筑夫：《中国历史上几次巨大的经济波动》，收入作者《中国经济史论丛》（三联书店，1980）上册；漆侠：《关于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发展阶段问题》，收入作者《求实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33〕韩儒林：《〈元史纲要〉结语》，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2）。此文后来作为“前言”载入《元朝史》上册。

〔34〕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第360页。

〔35〕阎步克：《魏晋南北朝官僚政治和制度·写作草纲》（打印稿）。

〔36〕文彦博语，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熙宁四年三月戊子。

〔37〕邓之诚语，见其《中华二千年史》（中华书局，1983），卷五上，第12页。

〔38〕道森编：《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汉译本，1983），第26-28页。

〔39〕周良霄等：《元代史》，第470-471页。何兹全先生从人民对国家人身隶属关系强化的方面进行分析，也得出结论说：“明清的专制主义，是从元朝继承来的，不是从秦汉继承来的”。见其《中国社会发展史中的元代社会》一文，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

蒙元史范文篇3

l元帝国设置的回医药机构

元代是回回医药的兴盛期，元帝国在全国范围内设置了大量回回医药机构，如回回药物院、广惠司、惠民局等。除了元帝国设置的官方的回回医药机构外，元代还有很多民间私立的回回医药机构，如元末明初穆斯林巨商鄂拖曼的子孙在杭州设立的豪华回回私立医院“鄂拖曼尼雅”。

1．1广惠司

广惠司是元代回回医药主要机构，也是元代回回医家的大本营。《元史》列传第二十一记载，中统四年(1263年)世祖命回回医生爱薛“掌西域星历、医药二司事”。在忽必烈的支持下，爱薛在京师成立了回回药物院，从此，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官方的伊斯兰医药机构。至元十年(1273年)春正月，回回药物院“改广惠司，仍命领之”。爱薛在广惠司一直工作到至正十三年(1276年)。《元史》卷二十六记载，元仁宗大德六年(1302年)六月“丙子，升广惠司秩正三品，掌回回医药”。《元史》卷二十A．ii2载，广惠司的职责是“掌修制御回回药物及和剂，以疗诸宿卫士及在京孤寒者”。回回人爱薛掌管下的广惠司广招回回医师，研究回回医药，成为元代回回医家的大本营。

1．2回回药物院

除了广惠司之外，回回药物院也是元帝国重要的回回医药机构。《元史》百官志卷八十八记载，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元政府分别在大都(今北京)和上都(内蒙古正蓝旗)设置“回回药物院二，秩从五品。掌回回药事”，设置达鲁花赤一员，由蒙古人担任，设大使及副使3员，均由西域回回医药学家担任。回回药物院的主要职责是研究推广回回医药，并专为宫廷、达官贵族及宿卫炮制回回药物及和剂，由回回人爱薛掌管。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回回药物院“拨隶广惠司”。从此，“回回医药”，“回回药物”成了伊斯兰医药在中国的别称，伊斯兰医药在元朝政府里，有了崇高的地位，其作用不在传统中医之下。

1．3惠民局

《元史》卷二十记载，元成宗三年(1297年)，“诏遣使问民疾苦……置各路惠民局，择良医主之。”这样，各地皆有了医疗机关。伊斯兰医药学也因之随回回医官到达全国各地，从而在社会上得到广泛传播。其时，大批阿拉伯、波斯、突厥血统的伊斯兰医师携带着医书药典纷纷来到中国，以行医为计，治病救命，遂形成伊斯兰医学大举输人中国之势。回回药物与验方在元代社会引起普遍重视，在秘书监中还保存有《忒毕医经十三部》(忒毕Tibb，阿拉伯语，意为“医典”)，约有60多种回回药物由中亚传人，可治多科疾病。据《常德西使记》记载，中亚的几种特效回回药物和剂方是：阿只儿，状如苦参，治马鼠疮；妇人损胎及打扑内损，用豆许咽之自消。阿息儿，状如地骨皮，治妇女产后衣不下；又治金疮脓不出，嚼碎敷疮上即出脓痊愈。奴哥撒儿，形似桔梗，治金疮。肠与筋断者，嚼碎敷之自续。陶宗仪撰《南村辍耕录》记载，当时回回药物和剂方有的“可治，一百二十种症，每症有汤引”。元代是伊斯兰医学在中国得到最充分的表现与推广的黄金时代。

1．4元代民间私立回回医院

鄂拖曼尼雅除了官方设置的回回医药机构外，元代还有很多民间私立回回医药机构，如元末明初在杭州的穆斯林巨商鄂拖曼的子孙曾设立豪华的回回私立医院，称“鄂拖曼尼雅”并聘有回回医师从职。摩洛哥旅行家依宾拔都他(伊本•白图泰)在其《游记》中记载：“余寓埃及人鄂拖曼后裔家中。鄂拖曼乃大商家，甚喜汉沙(杭州)城，故常寓此。城亦由彼而得名日阿尔鄂拖曼尼雅，其子孙在此亦甚受人尊敬，善继父志，救济穷人。有贫僧来门求助者，彼赠之甚丰。创办医院(玉尔本作僧庵)亦名鄂拖曼尼雅，建筑颇为华丽。此外各种慈善之事，均有施行。疾病之人，居其医院者甚众”。伊本•白图泰是世界知名的大旅行家，学术界认为，其游记的大部分记述都是真实可信的。元代有很多民间私立回回医药机构，但“鄂拖曼尼雅”因为伊本•白图泰的游记中的记载而名扬四海。

2元代著名的回回医师

元代有很多著名的回回医师，其中有些是官方任命的，有些是在民间自主行医的，他们用伊斯兰医术和“回回药物，治病，有奇效”，被称为“西域奇术”，解决人民疾苦，受到帝国境内各族人民的欢迎和爱戴。

2．1爱薛

爱薛，人称“回回爱薛”，《元史》卷一百三十四•列传第二十一记载，“爱薛，西域弗林人。通西域诸部语，工星历、医药。初事定宗，直言敢谏。时世祖在藩邸，器之。中统四年，命掌西域星历、医药二司事，后改广惠司，仍命领之。”在忽必烈的支持下，爱薛成立京师回回药物院，后“改广惠司”仍由爱薛负责。元朝秘书监搜藏的23种回回书籍，有些是爱薛和扎马鲁丁从国外搜罗的，有些是他本人编订的著作。爱薛一生在中国传播阿拉伯医学和天文学，推动元朝改进推广回回历，掌管元代回回医药机构，为促进中国和阿拉伯科学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

2．2买奴

买奴，字德卿，回回人，升太医院，“举名医久次者，奏补以官。大兴医学，以激后进”。买奴是元代与爱薛齐名的回回医药学家，爱薛掌管元代的回回医药机构，而买奴掌管元代太医院，可以说，元代的医药机构皆由回回人掌管。

2．3文献记载中的元代民间回回医师

除了在官方回回医药机构任职的回回医师外，元代还有很多回回医师散落民间，他们游走民间，以行医为计，深受各地人民欢迎，文献中对此多有记载。元欧阳玄《圭斋集》卷九记载，回回人贯云石(海涯)曾在钱塘行医，“卖药市肆，诡姓名，易冠服，混于居人”。元戴良《九灵山房集》卷十九记载。有回回人丁鹤年在四明(宁波)曾行医，“寄居僧舍，卖药以自给”，他“博览经史，精于算术、方药之说”。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载，元大都(北京)“有一小儿头疼不可忍，有回回医官，用刀划开额上，取一小蟹，坚硬为石，尚能活动，顷焉方死，疼也遄止”；平江城阊门处有“过客马腹膨胀倒地，店中偶有老回回见之，于左腿内割取小块出，其马随起即骑而去，信西域多奇术哉”。元代《山居新语》记载，某驸马忽然得一怪症，坠马后“两眼黑睛皆无，而舌出至胸，诸医束手”。广惠司一位回回医官挺身而出，“以剪刀剪去长舌，又在舌两侧各去一指许，用药涂之而愈。剪下之舌尚存，亦异证也。广惠司者，回回医人隶焉”。

3元代著名的回医药典籍

元代是回医药发展的兴盛期，除了林立的回回医药机构和遍布全国的回回医师外，丰富的回回医药典籍也是元代回回医药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现存四部回医药重要典籍，其中三部成书于元代。

3．1《回回药方》

《回回药方》是元代编纂的一部伊斯兰医药百科全书。原书为36卷，现残存4卷：即目录下1卷、卷第l2、卷第30、卷第34。不著撰人，系红格明抄本。该书主要以汉文书写，但有很多波斯文和阿拉伯文词汇，同时很多汉文也是音译。该书内容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科、皮肤科等的病例判断和使用药方，是一部内容丰富、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医学典籍。研究中国医药史的学者根据残存部分推断，《回回药方》约载药方6000—7000首之多。

3．2忽思慧：《饮膳正要》

忽思慧，公元1314年至公元1320年问，在宫廷任饮膳太医，负责宫廷中的饮膳调配工作，专门从事饮食营养卫生的研究，是当时有名的营养学家。忽思慧对各种营养性食物和滋补药品以及饮食卫生、食物中毒等，均有深入的研究。《饮膳正要》，成于元天历三年(1330年)。我国古代第一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饮食卫生营养专著，是很有价值的科学著作，共分三卷，卷一讲各种食品；卷二讲原料、饮料和“食疗”；卷三讲粮食、蔬菜和肉类、水果等。书中还附有许多插图，如每种食物的性状，对身体有什么好处，能治什么疾病等，均一一说明。全书共出现“回回”一词30次，有“回回豆子”、“回回葱”、“回回小油”、“回回青”等冠以“回回”名称的植物和调物料。

3．3萨德弥实《瑞竹堂经验方》

蒙元史范文篇4

1.汉化的辽贵族

辽金在与宋朝的战战和和中先后被中原文化同化。蒙古人征服他们后起用了其贵族官僚，这些官僚是最先让蒙古贵族接触汉制的先驱，其中耶律楚材是最具代表性的。

耶律楚材是契丹皇族的后裔，辽朝东丹王耶律突欲的八世孙。耶律突欲是契丹皇族中最早接受汉文化的人之一，他治理东丹，一概采用汉法。他对中原文化十分推崇，有很厚的汉学功底，契丹贵族内部动乱时他逃到中原度过了其后半生。他的后代有一段时间也是在中原生活的，后来才辗转回到辽并成为金朝的贵族。汉学的影响一直在这个家族延续下去。自耶律楚材的祖父起他们家世代为金朝的达官贵族，常居燕京。当时燕京是北方封建社会的经济文化中心，这里有深厚的汉文化的基础。这使得耶律氏世代受到汉文化熏陶，形成了读书知礼的家风。耶律楚材从小就受到了儒家思想的熏陶，他的理想是按照儒家的学说来治理天下。

耶律楚材还曾师从曹洞宗宗师行秀，受到佛法的影响。王国维在《耶律文正公年谱余记》中评价说：耶律楚材“虽洞达佛理，而其性格实与儒家近。其毅然以天下生民为己任，古之士大夫学佛者，从未见有此种气象”。他的一生在思想上一切以佛祖为归依，在行动上又遵循儒家的济世安民之道。他自己说：“以吾夫子之道治天下，以吾佛之教治一心，天下之能事毕矣。”这使得他的思想另有一番特色：他虽崇尚汉文化，却没有汉族士大夫的狭隘的民族情绪和偏见。在他看来，没有什么华夷之分和华夷之防，他的政治理想是华夷一统，共享太平。

2.对人才的保护

耶律楚材为了保持汉文化并使蒙古上层接受汉文化，利用蒙古贵族的实用主义思想，名为因俗而治之，主要从保护和任用儒才、传播儒家礼教的方面入手。

蒙古征服了中原地区后出现了一个问题：该如何治理这个文化先进的地区？耶律楚材上奏说：“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他深知要统治中原非用中原的制度不可，而熟知汉法统治之道的是汉儒士。于是他在得势之时大力保护汉儒士并引荐他们进入仕途。1230年耶律楚材在中原辖区设十路，每路都任命正副课税使，皆由儒士担任。详情如下：

路名课税使人名

燕京陈时可、赵肪

宣德刘中、刘桓

西京周立和、王贞

太原吕振、刘子振

平阳杨简、高廷英

真定王晋、贾从

东平张瑜、王锐

北京王德亨、侯显

平州夹谷永（女真人）、程泰

济南田木西、李天翼（《元史·百官志》）

这是蒙古最高统治集团大批任用汉人之始。

在蒙古灭金和征伐南宋时，许多名士如元好问、赵复、窦默、王磐等人都被保护并起用。这对于北方学风的兴盛有很大的影响。1237年，随着金朝的灭亡，统治地域的扩大，国家需要大量的人才来治国。耶律楚材上奏说：“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窝阔台听从了他的意见，“乃命宣德州宣课使刘中随郡考试，以经义、辞赋、论分为三科，儒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元史·耶律楚材传》）这次选中的有许多人才，如杨奂、张文谦、赵良弼、董文用等人，他们后来都是忽必烈时代的名臣，为完成蒙古国的汉化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次考试使大批儒士得到身份的提高和课役上的优待，在文化、教育、政治、经济各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耶律楚材还向蒙古贵族传授儒家思想。他先从尊孔开始，金灭亡后，他“遣人入城，求孔子后，得五十一代孙元惜，奏袭封衍圣公，服役林庙地。”他还向统治集团讲经，“命收太常礼乐生，及召名儒梁陟、王万庆、赵著等，使直释九经，进讲东宫。又率大臣子孙，执经解义，俾知圣人之道。”于是讲学之风渐起，在京城还设置了国子学。

在文献方面他也做出了贡献，由于与论题的联系并非十分紧密所以下面只是简单叙述一下。耶律楚材在平阳设置经籍所，在燕京设置编修所，整理编辑经籍；保存了关于辽史的重要文献。

3.政治制度上的汉化

蒙古是个游牧民族，处于奴隶社会。他的各项制度和社会组织形式都是以部落酋长制为基础的。这种种制度对于统治先进的汉民族地区来说无疑是极为落后的，也无法适应当时的社会要求。耶律楚材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在各个方面开始了改革。

礼制：判断一个文化的先进程度，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看它的礼制是否完善与先进。

1229年秋天，蒙古国的宗王和大臣们在曲绿连河曲雕阿兰地方举行忽邻勒塔（大会）。在大会上为了继承问题讨论了四十天，直到第四十一天，才得出了结果，由窝阔台即位。

在窝阔台即位时，耶律楚材依照中原王朝的传统，制定了册立仪礼。这种仪礼要求皇族尊长都就班列拜，这与蒙古的习俗是不大相合的。耶律楚材从亲王察合台入手做工作。他说：“王虽兄，位则臣也，礼当拜。王拜，则莫敢不拜。”“王深然之。及即位，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帐下，既退，王抚楚材曰：‘真社稷臣也。’国朝尊属有拜礼自此始。”（《元史·耶律楚材传》）

蒙古国以前并没有什么正式的君臣之礼。忽邻勒塔大会实际上是部落联盟的议事会议。大汗相当于部落联盟的首领，虽然拥有至高的军事权力，但在礼仪上与各部落酋长仍然以兄弟相称，不存在严格的君臣上下之分。拜汗礼的实施是对中原礼制的继承，它表现了大汗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不可超越的权力。这种制度即使是在元朝灭亡蒙古人退回草原后，也仍然保存着。

行政制度：自秦汉以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存在着矛盾。要巩固一个地域广阔的封建王朝，必须有切实可行的行政制度以便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耶律楚材也不例外，他进行行政改革的一个最大目标是：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

1231年，耶律楚材被任命为中书令，受命全权筹设中书省（中书省在金朝没有，在唐朝只是专管颁发诏令文书的机构而无行政权。在金朝与唐朝，管行政的是尚书省。）蒙古帝国开始有了中央的行政机构。中书省虽然只是秘书处一类的班子，但因它关系到发放文书、处理文件等重要事务，实际权力还是很大的。

在蒙古兴起、征伐金国的过程中，有一大批金国官将和地主武装的首领归附了蒙古，主要是汉人，也有契丹人和女真人。从13世纪20年代起，他们逐渐成为蒙古政权下新的权贵，形成了专制一方的地方势力。蒙古国时期还实行分封制。统治者把北方的一些州县分封给诸王、功臣、驸马作为“投下”。这些权贵的官职和地盘是世袭的。在其辖区内，他们集军、民、财权于一身，既是军事长官，又是行政长官，他们可以自辟衙属，任命属官，自定赋税，进行征收。这很类似于唐代的藩镇。虽然他们的献纳和军队是蒙古国财政和军事的主要来源，但其独霸一方的状态从根本上说是不利于蒙古国的统治的。并且各汉人世侯拥有一批兵农合一的依附人口和大量驱奴，这种人生依附关系强化的现象实际上是一种退步，是部落酋长制及奴隶制式的管理方式，也是蒙古早期分封制与中原封建生产关系的一种特殊的结合。

1230年，耶律楚材上书建议：“凡州郡宜令长吏专理民事，万户总军政，凡所掌课税，权贵不得侵之。”这样就使军、民、财政分开，是实行汉法的又一尝试。但这项政策受到了权贵的抵制，并且当时蒙古仍处在四面征伐的情况下，所以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只是基本做到“课税所掌钱谷”，而民、军分职的方案则不得不搁置。

1235年，大断事官失吉·忽秃忽检括中原户口，得110万余户，他按蒙古传统，把76万户分给诸王、贵族，这种户称作“位下”或“投下户”其余属各级政府。耶律楚材竭力反对说“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与之。”窝阔台说：“已许奈何？”对曰：“若朝廷置吏，受其贡赋，岁中颁之，使毋擅科征，可也。”于是定下“五户丝”制，即每五户合缴丝一斤给受封者。另外，每二户出丝一斤作为国税给政府。于是把征税权夺了回来。防止了地方势力的强大。

赋税制度：蒙古向外扩张，其目的是为了掠夺。到某一地后总是把财产抢劫一空，把掳来的人民和工匠充作奴隶，按功大小分给贵族、将领。这种掠夺方式对社会生产力破坏巨大且不适合农耕经济，不利于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当时对于蒙族统治者来说，不知赋税为何物，更不知赋税对于经营中原地区的巨大作用。但是耶律楚材已经看到这一点并有了初步治理的计划。

作为一个游牧民族，蒙古统治者还不知道农业经济对经济的重要性，一些大臣提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耶律楚材坚决反对，抓住窝阔台想增加财政收入以更好地推进军队扩张的心理，他说：“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元史·耶律楚材传》）

于是窝阔台采纳了耶律楚材的意见，把全国分为十路，每路设正副课税使，他们直接隶属于可汗，与各地管民政的文官、管军政的万户鼎立而三，各不相干。这十路分别是：燕京、宣德、西京、太原、平阳、真定、东平、北京、平州、济南。收税的制度一直在不断的完善中，到1236年以后，中原税制大致确定：

地税——上田每亩3升，中田每亩2升半，下田每亩2升，水田5升

丁税——验民户成丁之数，每丁每年纳粟1石，奴婢5升，新户奴婢各半，老幼不纳。

凡田多人少者按地税计，田少人多者按丁税计。

户税——以户为单位缴纳科差，有丝料、包银两种。（《元朝简史》邱树森）

要使赋税制度顺利推行，在兵荒马乱的时代必须注意到两个问题，一是要尽可能保留足够数量的人口，二是要这些人口安定而不是到处流亡。在保留足够数量人口方面，耶律楚材主要改变蒙古军队对反抗者进行屠城的老习俗。在速不台即将攻下汴梁时，向窝阔台报告准备屠城。耶律楚材上奏说：“得地无民，将焉用之？”于是窝阔台下令免屠，保住了147万人的性命。汴梁的例子一开，此后许多抗击的城市都免于一屠。人口的保存使得中原没有出现千里无人烟的惨境，中原经济发展的潜能得以保留。另外，当时的贵族地方势力乱征税役，高利贷者盘剥百姓，大量人口逃亡。耶律楚材借用中央力量控制地方税收，重整高利贷债务，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矛盾。

但是在实施中，蒙古人的税收很不规范，往往一年征收很多次或是临时征发摊派，弄得人民苦不堪言，大量农民逃亡，流民数量大增。耶律楚材其间又不得不采取措施编收流民，就地安置或遣送原籍；重整赋税征收制度，加强对地方征收赋税官员及各位王公大臣在投下征役的监督。

法制:蒙古国落后的社会组织形式决定了它的法制必然是极其幼稚的。随着蒙古国统治地区的扩大，社会治安、吏制等问题日益严重。成吉思汗生前定下的类似于部落联盟内部规矩的“扎撒”根本不能适应复杂的社会形势。当时州郡长官贪暴肆虐，富豪任意兼并土地，地痞流氓杀人越货的现象十分严重。耶律楚材针对社会现实，本着中原的若干法律原则提出了《便宜一十八事》作为临时法律。对地方官吏擅自科差、商人侵吞官物、蒙古色目贵族不纳税、贪污官物、死刑判决等方面的问题做出了具体规定。这使得当时的社会情况有一些好转。

蒙古人的文明程度决定了他们无法制定出合乎中原地区的法律，加上金朝由于汉化的程度较深，其《泰和律》是比较完善的法律并且比较适用于中原地区，蒙古人就偷了个懒，在占领的中原地区内采用《泰和律》。后来，元朝建立，忽必烈几乎没有重新制定什么法律，而是在《泰和律》的基础上改动了一下，颁布了《元典章》，这里面除了有汉法的结构外，还加入了适应民族等级制度的法律条文，其规定有着明显的蒙古族本有的习惯法的痕迹。

4.耶律楚材的政治愿望在忽必烈汗时期的实现

忽必烈在位时重新确立了封建的中央集权制统治体系以及相应的各种典章制度，中统、至元间的创制，奠定了有元一代的制度。

中央和地方官制：中央政府的军、政统治机构，主要由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构成。中书省相当于金朝的尚书省，领六部，掌全国政务。枢密院“掌天下兵甲机密之务”。御史台“掌纠察百官善恶，政治得失。”中央机构还有翰林国史院，大司农司等，特设机构还有宣政院、大宗正司等。

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在忽必烈时为十路宣抚司，他们各自为政，有较大的自主权，当然这种自主比起各个汗国来要小得多，但是比起汉制中的中央地方关系来又要大一些，一些官员（主要是汉人）希望能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便向忽必烈提出建议（当然这符合忽必烈的意愿）。于是中央“委重臣到各地署事，行使中书省职权，简称行省”。后来成为固定的机构，成为地方与中央的有效连接。行省以下的行政机构分别为：路、府、州、县。诸王、勋戚在内地各行省的封地上仍保留相当特权，但在其行政建制方面同样被纳入郡县制体系。可用下表简要表示中央地方行政体系：

皇帝

宣政院枢密院中书省御史台

亲万户府六部行省殿内肃行省

军千户所路总管府中察政察廉

都百户所州府司院廉院访

使州访使

司县使

综上可知在忽必烈时期，中央地方行政机构更加完善了，基本上继承了汉唐以来汉族行政机构模式并加入了适应本族特点的一些机构（如宣政院等）。机构以中书省为中枢，下属各级行政机构都通过中书省而直接隶属于皇帝，可见行政机构的骨架实际上继承了耶律楚材的构想与设置。另外枢密院掌管的各级机构如万户府与地方州府县是分离的，且有专门的监察机构——御使台及其下属单位——考察官吏的得失，这些是遵循了耶律楚材“军政分离、中央集权、司法检查独立”的若干政治思想。这种体制对于对中原的统治来说显然是很有效率的。

赋役制度：忽必烈即位后，基本上秉承了耶律楚材时期的赋税制度。只对赋税数额有所调整，并在旧制的基础上明确规定输纳时期、收受之式、封完之禁、会计之法，使之更趋完善。赋税制度的完善标志着蒙古统治者对农业经济（中原经济模式）的认同，也可见耶律楚材在赋税上的贡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但是在蒙古人的领地中，经济成份是多元的，有农耕经济（主要在中原）、商业经济（遍布全国，主要有色目人管理，皇室和王公大臣都乐于投资）和游牧经济（主要在蒙古高原和草原地区），蒙古贵族并不看重农耕经济，而是热心于海外贸易给他们带来的丰厚利润，这与各朝的农本思想大不相同。

元朝时期，上述的那些乱征收的情况依然严重。

铨选制度：铨选制度即官吏选拔制度。中统初（忽必烈年号），“定都省及左三部、右三部之制，吏、户、礼为左三部，工、兵、刑为右三部。至12**年，诸侯世守，裁并各路府州县官吏，行迁转法。”至此，任命、迁调各级官员的权力始收归中央，初定一代铨选制度。

元朝科举的最初尝试是“戊戌选试”（上文有介绍）。但是元朝始终没有真正的推崇儒家思想，就如上面所说的那样，推崇儒家思想就要提高汉人和南人的地位，这不是蒙古贵族愿意的事情。所以他们采取了应景的方式，延佑年间（仁宗，元中晚期）始定式设科取士，主要内容都是儒家经典，其规模不如唐宋，只不过是统治者安天下民心的一种形式罢了，南人要想入仕大为困难。于是我们不得不说，元朝的科举制之不过是一种形式，并没有在耶律楚材的基础上走多远。

人才的作用：耶律楚材曾经网络了许多人才，他们在忽必烈时期都是改革的贤士能臣。其中著名并且作用较大的是张文谦和王磐。

张文谦任中书左丞，“建立纲纪，讲明利病，以安国便民为务。”主要参与赋税之务，又“以乙未岁户帐为断，奴之未占籍者，归之势家可也，其余良民为奴之理，议遂定，守以为法。”（《元史·张文谦传》）防止了大量人民沦为家奴的情况出现。

王磐人参议行事，翰林学士。“是宫阙未建，朝仪未立。凡遇称贺，臣属杂至帐殿前”，王磐上书曰：“宜令宣徽院，籍两省而下百惯姓名，各依班序，听通事舍人传呼赞引然后进。于是仪制始定。”并且他还在朝廷裁减机构时奏疏谏按察使不可罢。又“臣以为有功者，宜加迁散官或赐王等爵号，如汉、唐封侯之制，可也。不宜任以职位。”（《元史·王磐传》）反对因人设官、贵族因门第轻易入仕。

另外还有许多人才：如董文用致力于地方行政的规范化；赵良弼乃是当时的大将，东征西讨；窦默在文化教育方面有一定的作为，曾任翰林侍讲学士，对皇族内学风大盛有极大的影响。

小结

蒙古铁骑所向披靡，但其胜利后的统治则充分暴露了其落后性。于是在中原地区出现了“胡化”与“汉化”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历史的退步危险已有端倪。耶律楚材以其智慧与能力引导统治者看到了汉文明的优越，使蒙古国本身没有的礼仪、赋税制度建立起来，使蒙古落后的分封制和部落联盟的管理制式逐渐消失，使蒙古幼稚的法制得以发展成长。在蒙古国向元朝过渡的创业中功不可没。但遗憾的是，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的许多建议和构想都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和实施，受到了贵族和包买商人的阻挠和破坏。这与当时的社会情况及民族性是分不开的，统治者有心敛财兴武、无心安抚百姓，百姓在兵荒马乱中也无心生产而疲于奔命。但是耶律楚材的作为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功用。在后来忽必烈的建朝大业中，在蒙古进一步的汉化中，基本上沿袭了他走过的道路，并发扬光大。即使是在元朝灭亡之后，退回蒙古草原的那些贵族们在建立新政权的时候仍然不自觉地遵循了汉制中的若干原则。虽然蒙古的汉化很浅，但我觉得：非耶律楚材，忽必烈之创业功勋可谓难矣；非忽必烈，耶律楚材之壮志亦难酬也矣。

参考文献：

蒙元史范文篇5

1.汉化的辽贵族

辽金在与宋朝的战战和和中先后被中原文化同化。蒙古人征服他们后起用了其贵族官僚，这些官僚是最先让蒙古贵族接触汉制的先驱，其中耶律楚材是最具代表性的。

耶律楚材是契丹皇族的后裔，辽朝东丹王耶律突欲的八世孙。耶律突欲是契丹皇族中最早接受汉文化的人之一，他治理东丹，一概采用汉法。他对中原文化十分推崇，有很厚的汉学功底，契丹贵族内部动乱时他逃到中原度过了其后半生。他的后代有一段时间也是在中原生活的，后来才辗转回到辽并成为金朝的贵族。汉学的影响一直在这个家族延续下去。自耶律楚材的祖父起他们家世代为金朝的达官贵族，常居燕京。当时燕京是北方封建社会的经济文化中心，这里有深厚的汉文化的基础。这使得耶律氏世代受到汉文化熏陶，形成了读书知礼的家风。耶律楚材从小就受到了儒家思想的熏陶，他的理想是按照儒家的学说来治理天下。

耶律楚材还曾师从曹洞宗宗师行秀，受到佛法的影响。王国维在《耶律文正公年谱余记》中评价说：耶律楚材“虽洞达佛理，而其性格实与儒家近。其毅然以天下生民为己任，古之士大夫学佛者，从未见有此种气象”。他的一生在思想上一切以佛祖为归依，在行动上又遵循儒家的济世安民之道。他自己说：“以吾夫子之道治天下，以吾佛之教治一心，天下之能事毕矣。”这使得他的思想另有一番特色：他虽崇尚汉文化，却没有汉族士大夫的狭隘的民族情绪和偏见。在他看来，没有什么华夷之分和华夷之防，他的政治理想是华夷一统，共享太平。

2.对人才的保护

耶律楚材为了保持汉文化并使蒙古上层接受汉文化，利用蒙古贵族的实用主义思想，名为因俗而治之，主要从保护和任用儒才、传播儒家礼教的方面入手。

蒙古征服了中原地区后出现了一个问题：该如何治理这个文化先进的地区？耶律楚材上奏说：“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他深知要统治中原非用中原的制度不可，而熟知汉法统治之道的是汉儒士。于是他在得势之时大力保护汉儒士并引荐他们进入仕途。1230年耶律楚材在中原辖区设十路，每路都任命正副课税使，皆由儒士担任。详情如下：

路名课税使人名

燕京陈时可、赵肪

宣德刘中、刘桓

西京周立和、王贞

太原吕振、刘子振

平阳杨简、高廷英

真定王晋、贾从

东平张瑜、王锐

北京王德亨、侯显

平州夹谷永（女真人）、程泰

济南田木西、李天翼（《元史·百官志》）

这是蒙古最高统治集团大批任用汉人之始。

在蒙古灭金和征伐南宋时，许多名士如元好问、赵复、窦默、王磐等人都被保护并起用。这对于北方学风的兴盛有很大的影响。1237年，随着金朝的灭亡，统治地域的扩大，国家需要大量的人才来治国。耶律楚材上奏说：“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窝阔台听从了他的意见，“乃命宣德州宣课使刘中随郡考试，以经义、辞赋、论分为三科，儒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元史·耶律楚材传》）这次选中的有许多人才，如杨奂、张文谦、赵良弼、董文用等人，他们后来都是忽必烈时代的名臣，为完成蒙古国的汉化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次考试使大批儒士得到身份的提高和课役上的优待，在文化、教育、政治、经济各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耶律楚材还向蒙古贵族传授儒家思想。他先从尊孔开始，金灭亡后，他“遣人入城，求孔子后，得五十一代孙元惜，奏袭封衍圣公，服役林庙地。”他还向统治集团讲经，“命收太常礼乐生，及召名儒梁陟、王万庆、赵著等，使直释九经，进讲东宫。又率大臣子孙，执经解义，俾知圣人之道。”于是讲学之风渐起，在京城还设置了国子学。

在文献方面他也做出了贡献，由于与论题的联系并非十分紧密所以下面只是简单叙述一下。耶律楚材在平阳设置经籍所，在燕京设置编修所，整理编辑经籍；保存了关于辽史的重要文献。

3.政治制度上的汉化

蒙古是个游牧民族，处于奴隶社会。他的各项制度和社会组织形式都是以部落酋长制为基础的。这种种制度对于统治先进的汉民族地区来说无疑是极为落后的，也无法适应当时的社会要求。耶律楚材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在各个方面开始了改革。

礼制：判断一个文化的先进程度，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看它的礼制是否完善与先进。

1229年秋天，蒙古国的宗王和大臣们在曲绿连河曲雕阿兰地方举行忽邻勒塔（大会）。在大会上为了继承问题讨论了四十天，直到第四十一天，才得出了结果，由窝阔台即位。

在窝阔台即位时，耶律楚材依照中原王朝的传统，制定了册立仪礼。这种仪礼要求皇族尊长都就班列拜，这与蒙古的习俗是不大相合的。耶律楚材从亲王察合台入手做工作。他说：“王虽兄，位则臣也，礼当拜。王拜，则莫敢不拜。”“王深然之。及即位，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帐下，既退，王抚楚材曰：‘真社稷臣也。’国朝尊属有拜礼自此始。”（《元史·耶律楚材传》）

蒙古国以前并没有什么正式的君臣之礼。忽邻勒塔大会实际上是部落联盟的议事会议。大汗相当于部落联盟的首领，虽然拥有至高的军事权力，但在礼仪上与各部落酋长仍然以兄弟相称，不存在严格的君臣上下之分。拜汗礼的实施是对中原礼制的继承，它表现了大汗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不可超越的权力。这种制度即使是在元朝灭亡蒙古人退回草原后，也仍然保存着。

行政制度：自秦汉以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存在着矛盾。要巩固一个地域广阔的封建王朝，必须有切实可行的行政制度以便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耶律楚材也不例外，他进行行政改革的一个最大目标是：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

1231年，耶律楚材被任命为中书令，受命全权筹设中书省（中书省在金朝没有，在唐朝只是专管颁发诏令文书的机构而无行政权。在金朝与唐朝，管行政的是尚书省。）蒙古帝国开始有了中央的行政机构。中书省虽然只是秘书处一类的班子，但因它关系到发放文书、处理文件等重要事务，实际权力还是很大的。

在蒙古兴起、征伐金国的过程中，有一大批金国官将和地主武装的首领归附了蒙古，主要是汉人，也有契丹人和女真人。从13世纪20年代起，他们逐渐成为蒙古政权下新的权贵，形成了专制一方的地方势力。蒙古国时期还实行分封制。统治者把北方的一些州县分封给诸王、功臣、驸马作为“投下”。这些权贵的官职和地盘是世袭的。在其辖区内，他们集军、民、财权于一身，既是军事长官，又是行政长官，他们可以自辟衙属，任命属官，自定赋税，进行征收。这很类似于唐代的藩镇。虽然他们的献纳和军队是蒙古国财政和军事的主要来源，但其独霸一方的状态从根本上说是不利于蒙古国的统治的。并且各汉人世侯拥有一批兵农合一的依附人口和大量驱奴，这种人生依附关系强化的现象实际上是一种退步，是部落酋长制及奴隶制式的管理方式，也是蒙古早期分封制与中原封建生产关系的一种特殊的结合。

1230年，耶律楚材上书建议：“凡州郡宜令长吏专理民事，万户总军政，凡所掌课税，权贵不得侵之。”这样就使军、民、财政分开，是实行汉法的又一尝试。但这项政策受到了权贵的抵制，并且当时蒙古仍处在四面征伐的情况下，所以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只是基本做到“课税所掌钱谷”，而民、军分职的方案则不得不搁置。

1235年，大断事官失吉·忽秃忽检括中原户口，得110万余户，他按蒙古传统，把76万户分给诸王、贵族，这种户称作“位下”或“投下户”其余属各级政府。耶律楚材竭力反对说“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与之。”窝阔台说：“已许奈何？”对曰：“若朝廷置吏，受其贡赋，岁中颁之，使毋擅科征，可也。”于是定下“五户丝”制，即每五户合缴丝一斤给受封者。另外，每二户出丝一斤作为国税给政府。于是把征税权夺了回来。防止了地方势力的强大。

赋税制度：蒙古向外扩张，其目的是为了掠夺。到某一地后总是把财产抢劫一空，把掳来的人民和工匠充作奴隶，按功大小分给贵族、将领。这种掠夺方式对社会生产力破坏巨大且不适合农耕经济，不利于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当时对于蒙族统治者来说，不知赋税为何物，更不知赋税对于经营中原地区的巨大作用。但是耶律楚材已经看到这一点并有了初步治理的计划。

作为一个游牧民族，蒙古统治者还不知道农业经济对经济的重要性，一些大臣提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耶律楚材坚决反对，抓住窝阔台想增加财政收入以更好地推进军队扩张的心理，他说：“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元史·耶律楚材传》）

于是窝阔台采纳了耶律楚材的意见，把全国分为十路，每路设正副课税使，他们直接隶属于可汗，与各地管民政的文官、管军政的万户鼎立而三，各不相干。这十路分别是：燕京、宣德、西京、太原、平阳、真定、东平、北京、平州、济南。收税的制度一直在不断的完善中，到1236年以后，中原税制大致确定：

地税——上田每亩3升，中田每亩2升半，下田每亩2升，水田5升

丁税——验民户成丁之数，每丁每年纳粟1石，奴婢5升，新户奴婢各半，老幼不纳。

凡田多人少者按地税计，田少人多者按丁税计。

户税——以户为单位缴纳科差，有丝料、包银两种。（《元朝简史》邱树森）

要使赋税制度顺利推行，在兵荒马乱的时代必须注意到两个问题，一是要尽可能保留足够数量的人口，二是要这些人口安定而不是到处流亡。在保留足够数量人口方面，耶律楚材主要改变蒙古军队对反抗者进行屠城的老习俗。在速不台即将攻下汴梁时，向窝阔台报告准备屠城。耶律楚材上奏说：“得地无民，将焉用之？”于是窝阔台下令免屠，保住了147万人的性命。汴梁的例子一开，此后许多抗击的城市都免于一屠。人口的保存使得中原没有出现千里无人烟的惨境，中原经济发展的潜能得以保留。另外，当时的贵族地方势力乱征税役，高利贷者盘剥百姓，大量人口逃亡。耶律楚材借用中央力量控制地方税收，重整高利贷债务，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矛盾。

但是在实施中，蒙古人的税收很不规范，往往一年征收很多次或是临时征发摊派，弄得人民苦不堪言，大量农民逃亡，流民数量大增。耶律楚材其间又不得不采取措施编收流民，就地安置或遣送原籍；重整赋税征收制度，加强对地方征收赋税官员及各位王公大臣在投下征役的监督。

法制:蒙古国落后的社会组织形式决定了它的法制必然是极其幼稚的。随着蒙古国统治地区的扩大，社会治安、吏制等问题日益严重。成吉思汗生前定下的类似于部落联盟内部规矩的“扎撒”根本不能适应复杂的社会形势。当时州郡长官贪暴肆虐，富豪任意兼并土地，地痞流氓杀人越货的现象十分严重。耶律楚材针对社会现实，本着中原的若干法律原则提出了《便宜一十八事》作为临时法律。对地方官吏擅自科差、商人侵吞官物、蒙古色目贵族不纳税、贪污官物、死刑判决等方面的问题做出了具体规定。这使得当时的社会情况有一些好转。

蒙古人的文明程度决定了他们无法制定出合乎中原地区的法律，加上金朝由于汉化的程度较深，其《泰和律》是比较完善的法律并且比较适用于中原地区，蒙古人就偷了个懒，在占领的中原地区内采用《泰和律》。后来，元朝建立，忽必烈几乎没有重新制定什么法律，而是在《泰和律》的基础上改动了一下，颁布了《元典章》，这里面除了有汉法的结构外，还加入了适应民族等级制度的法律条文，其规定有着明显的蒙古族本有的习惯法的痕迹。

4.耶律楚材的政治愿望在忽必烈汗时期的实现

忽必烈在位时重新确立了封建的中央集权制统治体系以及相应的各种典章制度，中统、至元间的创制，奠定了有元一代的制度。

中央和地方官制：中央政府的军、政统治机构，主要由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构成。中书省相当于金朝的尚书省，领六部，掌全国政务。枢密院“掌天下兵甲机密之务”。御史台“掌纠察百官善恶，政治得失。”中央机构还有翰林国史院，大司农司等，特设机构还有宣政院、大宗正司等。

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在忽必烈时为十路宣抚司，他们各自为政，有较大的自主权，当然这种自主比起各个汗国来要小得多，但是比起汉制中的中央地方关系来又要大一些，一些官员（主要是汉人）希望能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便向忽必烈提出建议（当然这符合忽必烈的意愿）。于是中央“委重臣到各地署事，行使中书省职权，简称行省”。后来成为固定的机构，成为地方与中央的有效连接。行省以下的行政机构分别为：路、府、州、县。诸王、勋戚在内地各行省的封地上仍保留相当特权，但在其行政建制方面同样被纳入郡县制体系。可用下表简要表示中央地方行政体系：

皇帝

宣政院枢密院中书省御史台

亲万户府六部行省殿内肃行省

军千户所路总管府中察政察廉

都百户所州府司院廉院访

使州访使

司县使

综上可知在忽必烈时期，中央地方行政机构更加完善了，基本上继承了汉唐以来汉族行政机构模式并加入了适应本族特点的一些机构（如宣政院等）。机构以中书省为中枢，下属各级行政机构都通过中书省而直接隶属于皇帝，可见行政机构的骨架实际上继承了耶律楚材的构想与设置。另外枢密院掌管的各级机构如万户府与地方州府县是分离的，且有专门的监察机构——御使台及其下属单位——考察官吏的得失，这些是遵循了耶律楚材“军政分离、中央集权、司法检查独立”的若干政治思想。这种体制对于对中原的统治来说显然是很有效率的。

赋役制度：忽必烈即位后，基本上秉承了耶律楚材时期的赋税制度。只对赋税数额有所调整，并在旧制的基础上明确规定输纳时期、收受之式、封完之禁、会计之法，使之更趋完善。赋税制度的完善标志着蒙古统治者对农业经济（中原经济模式）的认同，也可见耶律楚材在赋税上的贡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但是在蒙古人的领地中，经济成份是多元的，有农耕经济（主要在中原）、商业经济（遍布全国，主要有色目人管理，皇室和王公大臣都乐于投资）和游牧经济（主要在蒙古高原和草原地区），蒙古贵族并不看重农耕经济，而是热心于海外贸易给他们带来的丰厚利润，这与各朝的农本思想大不相同。

元朝时期，上述的那些乱征收的情况依然严重。

铨选制度：铨选制度即官吏选拔制度。中统初（忽必烈年号），“定都省及左三部、右三部之制，吏、户、礼为左三部，工、兵、刑为右三部。至12**年，诸侯世守，裁并各路府州县官吏，行迁转法。”至此，任命、迁调各级官员的权力始收归中央，初定一代铨选制度。

元朝科举的最初尝试是“戊戌选试”（上文有介绍）。但是元朝始终没有真正的推崇儒家思想，就如上面所说的那样，推崇儒家思想就要提高汉人和南人的地位，这不是蒙古贵族愿意的事情。所以他们采取了应景的方式，延佑年间（仁宗，元中晚期）始定式设科取士，主要内容都是儒家经典，其规模不如唐宋，只不过是统治者安天下民心的一种形式罢了，南人要想入仕大为困难。于是我们不得不说，元朝的科举制之不过是一种形式，并没有在耶律楚材的基础上走多远。

人才的作用：耶律楚材曾经网络了许多人才，他们在忽必烈时期都是改革的贤士能臣。其中著名并且作用较大的是张文谦和王磐。

张文谦任中书左丞，“建立纲纪，讲明利病，以安国便民为务。”主要参与赋税之务，又“以乙未岁户帐为断，奴之未占籍者，归之势家可也，其余良民为奴之理，议遂定，守以为法。”（《元史·张文谦传》）防止了大量人民沦为家奴的情况出现。

王磐人参议行事，翰林学士。“是宫阙未建，朝仪未立。凡遇称贺，臣属杂至帐殿前”，王磐上书曰：“宜令宣徽院，籍两省而下百惯姓名，各依班序，听通事舍人传呼赞引然后进。于是仪制始定。”并且他还在朝廷裁减机构时奏疏谏按察使不可罢。又“臣以为有功者，宜加迁散官或赐王等爵号，如汉、唐封侯之制，可也。不宜任以职位。”（《元史·王磐传》）反对因人设官、贵族因门第轻易入仕。

另外还有许多人才：如董文用致力于地方行政的规范化；赵良弼乃是当时的大将，东征西讨；窦默在文化教育方面有一定的作为，曾任翰林侍讲学士，对皇族内学风大盛有极大的影响。

小结

蒙古铁骑所向披靡，但其胜利后的统治则充分暴露了其落后性。于是在中原地区出现了“胡化”与“汉化”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历史的退步危险已有端倪。耶律楚材以其智慧与能力引导统治者看到了汉文明的优越，使蒙古国本身没有的礼仪、赋税制度建立起来，使蒙古落后的分封制和部落联盟的管理制式逐渐消失，使蒙古幼稚的法制得以发展成长。在蒙古国向元朝过渡的创业中功不可没。但遗憾的是，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的许多建议和构想都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和实施，受到了贵族和包买商人的阻挠和破坏。这与当时的社会情况及民族性是分不开的，统治者有心敛财兴武、无心安抚百姓，百姓在兵荒马乱中也无心生产而疲于奔命。但是耶律楚材的作为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功用。在后来忽必烈的建朝大业中，在蒙古进一步的汉化中，基本上沿袭了他走过的道路，并发扬光大。即使是在元朝灭亡之后，退回蒙古草原的那些贵族们在建立新政权的时候仍然不自觉地遵循了汉制中的若干原则。虽然蒙古的汉化很浅，但我觉得：非耶律楚材，忽必烈之创业功勋可谓难矣；非忽必烈，耶律楚材之壮志亦难酬也矣。

参考文献：

蒙元史范文篇6

[关键词]金代花帽军皇权抗蒙

本人在以前的诸多文章中，提及了关于金史研究的轻重问题，指出金史研究中一种遗憾的现象是相对重视金朝前期和中期的研究，相对忽略金朝末期的研究。其实关于这一点，老一辈金史的研究者张博泉先生早已经指出，先生早就提出不光金史，中国的断代研究史都存在重视兴盛时期，对王朝末年重视不够。而且说“既要研究金朝的开国史兴盛史，也要研究金朝的亡国史”。但是做到谈何容易，金史的史料本来相对其他断代就相对偏少，而金末的史料相对金朝前中期亦感觉不足。且有时为了突出朝代更替的合法性，故意突出渲染前朝的恶的现象也是存在的。本人属于辽金史的业余爱好者，对金末的历史兴趣颇浓。因此不胜浅陋写出这个文章，以求正于方家。

由于本人的研究属于业余性质，这就意味着参考资料难以作到全面搜集。为此，本人特地以邮件和电话的方式请教了两位辽金史研究领域中的前辈，他们给我的回复是“花帽军材料太少，没有人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对于这个课题本人成为首先吃螃蟹的人，颇感欣慰。但是本人认为现代的历史研究，任何课题也不可能是凭空而起，辽金史研究近二十余年成就巨大，但是存在的问题之一是重复研究略显过多，且重复研究中，一些文章并不提到前人的研究，这多多少少是对前人劳动成果的不尊重。因此在正文开头之前，本人决定总结我涉猎的书籍和论文中涉及到花帽军的地方。关于花帽军，前人虽没有系统研究，但是涉及的地方还是不少的。在建国后的一大段时间内，历史研究长期重视阶级斗争，因此花帽军镇压红袄军起义论述比较多。（1）。张博泉先生的《金史简编》（2）论述了花帽军首领郭仲元的凤翔之战。陈智超先生的《金末宋末抗蒙（元）义军的比较》（3），将金朝末年的义军分为几种类型进行研究，且简单与宋末的义军进行了比较，花帽军被陈先生划为“山东型”，重点叙述仍然是镇压红袄军的战绩。宋史学者王曾瑜先生的《金朝军制》（4），虽然和忠孝军一样，没有单独立章节，但是对金朝末年军政的一些总结值得重视，如指出金朝末年军队主力是附金地主武装，行元帅府元帅的滥设及编制缩水，“十羊九牧”，以及对“九公封建”提出与南宋初年的镇抚使类似，颇有新意。以上诸位学者的先期研究，给本人的浅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启发。在这里特此提出。

一花帽军成立背景及先期战绩

研究花帽军，不能不涉及金朝的主要敌人的情况以及金朝当时的军政情况。金朝在北面的对手蒙古部落，本人以前虽然也写过关于这方面的帖子，但是今天看来遗漏浅薄之处不少，在此结合辽金史料，叙述大概。在辽朝末年，蒙古草原上的部落已经成气候，道宗末年的阻卜磨古斯之乱，辽朝历时八年方平定。（5）。金朝灭辽后，就接受了辽朝的边患，金太宗天会末年，草原部落的之一的“萌古斯”（6）向金朝首先发难。（7）以后边患有愈严愈厉之势，熙宗天眷初年，金遣都元帅完颜宗弼北伐。（8）皇统年间（9），海陵朝（10）局部战争仍然有发生。世宗初年，连续派遣数位大员北上经略，如完颜守道完颜宗叙移剌子敬纥石烈志宁等（11）。一度局面好转。如大定十五年粘拔恩部的内附即为证明。但局部小规模的战役仍不时有发生。（12）章宗时局面开始恶化，虽然连续发动三次北伐。（13），但消极防守的意见占了上风。（14）后来金朝与蒙古部落的力量对比逐渐发生变化，加之蒙古诸部的统一，不能和从前一样互相掠夺。于是，临近的金朝成为他们进行掠夺战争的新目标。关于金蒙战争前的双方关系，大概叙述至此，一些具体事件由于史料的缺乏和元朝的忌讳，现在已经很难完全考证清楚。（15）

从金大安三年开始，由铁木真统一的蒙古汗国连续向金朝发动三次大规模的进攻，在一些关键战役中，金军大多败绩，到贞祐二年“是岁，河北郡县尽拔，唯中都、通、顺、真定、清、沃、大名、东平、德、邳、海州十一城不下。”（16）而金朝的军事情况又如何呢？金朝前期的精锐主力女真猛安谋克军，自从入中原后战斗力下降许多，海陵末年已经露出了这种苗头，当时南宋川陕“边将常曰：敌兵易与，十不敌部落一二”故金朝“招西蕃部落为军”以对付宋军。（17）世宗章宗时，这种衰落的迹象日甚一日，章宗初年，元老徒单克宁就提醒章宗“承平日久，今之猛安谋克其材武已不及前辈，万一有警，使谁御之？”（18）甚至那些未迁入中原的猛安谋克亦习此风，比如原来骁勇的胡里改人到章宗时，竟也“视旧则稍知礼貌，而勇劲不及矣。”（19）女真猛安谋克军战斗力下降，故金朝中期精锐由乣军取代，在金章宗时期对付蒙古诸部和南宋的战争中立下许多战功。宣宗时杨云翼谏宣宗伐宋，理由之一就是“今日之事与泰和不同故耳”“泰和举天下全力，至于乣军，亦躯之为前锋，今能之乎？”（20），宣宗时移剌福僧上抵御蒙古之策，言“为今之计，惟先招徠乣人。选择乣人旧有宿望雄辨者，谕以恩信，彼若内附，然后中都可复，辽东可通。”（21）从大臣们的这些意见中，可以看出乣军的重要性。战例也能说明问题，蒙古第二次围攻中都时，金将纥石烈执中诱蒙古军至涿易，乘车督战“鞑兵大败”次日以术虎高琪以乣军五千与蒙古军战斗“自夕至晓”只是由于忽然北风大作，蒙古军乘机纵火而溃败。（22）证明大臣所言不虚。但是乣军以契丹人为主，而金对契丹人一向充满猜忌，如金世宗就说契丹人“彼之野心，亦足见也。”且断言“异时或有边衅，契丹岂肯与我一心也哉。”（23），金朝不光是这么说，也确实这么做了，而且这个政策一直得到坚持，卫绍王时期北边有警，他竟下令“辽民一户，以二女真户夹居防之”（24），就能说明一定问题，在这种猜忌状态下，契丹人自然会对金政权离心离德，后多叛降蒙古。女真军丧失战斗力，乣军虽然战斗力强但叛亡相继，这就是金蒙战争初期金朝军事的真实写照。那么这个战斗力的空白也只能也惟一可以由金朝的汉族构成的正规军和义军来填补。花帽军就是在这个大敌当前而金朝无兵可用的背景下出现的。

金朝的汉人并非向一些人想象的那么懦弱，一些地区有尚武的风俗，比如花帽军诞生的燕云地区，这里的人民“次则习骑射，耐劳苦。未割弃已前，其中人与夷狄斗，胜负相当。”（25），以后这里割让辽朝，这里的人民“表现在文化上，就是强烈的尚武精神。”（26）其他地区亦有如此现象，金朝老将夹谷清臣回答章宗汉人与西夏人孰勇的问题时，说“汉人勇”（27），金将移剌塔不也也说“河东地险人勇，步兵为天下冠”（28）。夹谷清臣是胡里改人，移剌塔不也是契丹人，相信他们不会因为偏私族类而说汉人的好话。可见，金朝的汉人是具有成为填补金军战斗力空白的资格的。

从金蒙战争初期开始，由汉人构成的义军逐渐展现在历史舞台面前。一开始义军分两种类型（29），一种是金军战败后，由地方土豪组成的义军，比如金居庸关失守后“迩者撤居庸兵，我势遂去。今土豪守之，朝廷当遣官节制，失此不图，忠义之士，将转为他矣。”（30）就属于这种类型，另一种类型是金政府官员组织的，比如中都被围时，任尚书省令史的田琢招集义勇“募兵旬日，得二万人。”（31），侯挚“贞祐初，大兵围燕都，时挚为中都曲使，请出募军，已而婴城有功。”（32）花帽军与他们略有不同，是政府官员属下的“壮士”招募的，“（贞祐）二年正月，乘夜与壮士李雄、郭仲元、郭兴祖等四百九十人出城，缘西山进至佛岩寺。令李雄等下山招募军民，旬日得万余人。择众所推服者领之，诡称土豪，时时出战。”（33）郭仲元就是其中的“壮士”之一，他确实很尽力“李雄募兵，仲元与完颜阿邻俱应募，数有功。”（34）从现有史料分析，他招募的地域范围很大，比如后来成为郭仲元部将之一的李霆，是宝坻人“贞祐初，县人共推霆为四乡部头。霆招集离散，纠合义兵，众赖以安。招抚司奏其事，迁两官。霆与弟云率众数千巡逻固安、永清间，遥授宝坻县丞，充义军都统。”（35）关于花帽军初期的战绩，由于金史的缺载只能从一些间接的史料来推测，但有一点不容否认，当时他招募的花帽军确实是在金朝各个义军中相对强的一支，南宋人已经知道他的名气“有户部令史郭忠者（按，应为郭仲元之误），率山后军民击鞑靼，逐之。金人后名其军为‘花帽军’。”（36）元代的史料有一条，记载宋珍“时先父独与先叔祖留燕，会圣朝（蒙古）亲王领兵下，叔祖归之，王善，赐之银符，置千夫长。击花帽贼于燕之水谷，以战死。”（37），这里的“花帽贼”即“花帽军”，击败了附属蒙古的一支地主武装。应该说蒙古军最终没有破中都，而接受与金议和，花帽军的奋力作战是不容忽视的。除了以上两条外，还有一些史料能说明问题，金朝遗民刘祁说“南渡之初，将帅中最著名者曰郭仲元，俗号郭大相公，其军号‘花帽子’。”又云“仲元为将，重厚沈毅，有谋。”（38）这里说郭仲元是南渡之初最著名的将帅。此外按金制“近制，赐本朝姓者，凡以千人败敌三千者赐及缌麻以上，败二千人以上者赐及大功以上，败千人以上赐止其家。”（39），完颜阿邻后来要求特赐其兄守楫及从父兄弟，宣宗许之，引起郭仲元的不满，曰“臣顷在军旅，才立微功，遽蒙天恩，赐之国姓，非臣杀身所能仰报。族兄徐州讥察副使僧喜、前汾州酒同监三喜、前解州盐管勾添章、守兴平县监酒添福犹姓郭氏。念臣与僧喜等昔同一家，今为两族，完颜阿邻与臣同功，皇恩所加并及本族，僧喜等四人乞依此例。”（40）从以上史料证明，郭仲元和郭阿邻同时立下了金朝规定的“止赐其家”的战功，保守的估计是战功达到以千人击败敌千人。但是这么估计也有一定的问题，因为金朝后期有滥予赐姓的现象，故所谓的赐姓标准好多依君主和宰执一时好恶来制定的，有一定的随意成分。（41），本人认为，这么做与金朝统治集团对郭仲元和郭阿邻的猜忌有关（这个下文论及），故采取一升一压的措施挑拨二人矛盾罢了。在贞祐三年以后，郭仲元先后担任“永定军节度使”并兼任本路宣抚使“遥授知河间府事”“知济南府事，权山东东路宣抚副使。”等官职。（42）

花帽军在宣宗前期立下的另一比较大战功是镇压山东的红袄军起义，红袄军起义，根本原因是因为金朝的括地政策致使汉族农民失去土地。（43），直接原因是蒙古南下，金朝对这里失去了控制，首先发难的是杨安儿，早在泰和年间的金宋战争时，就活跃在山东一带。（44），后接受金朝招安，大安三年金蒙战争起，金朝另他招募“铁瓦军敢战军”（45）迎敌。但他却乘机回到山东，于是红袄军起义开始兴起，金朝为了对付起义军，以驸马仆散安贞为主将，携带郭仲元和郭阿邻两军南下，宋人记载主要的起义军皆为花帽军所击败“又有郝八者，名仪，以贞祐二年春据山东叛，僭号大齐，改元顺天。金人遣花帽军生擒之，磔于开封。又有刘二祖者，亦名盗也，其女刘小姐亦聚众数万，皆为花帽军所破。”（46）。按金朝的记载有些不同，刘二祖部，金方记载破其部的是夹谷石里哥和提控没烈。（47），生擒郝定的是郭阿邻的“黄鹤袖军”“顷之，破红袄贼郝定于泗水县柘沟村，生擒郝定，送京师斩之。”（48），那么郭仲元的花帽军参战了没有？看来应该是参战了，郭仲元到南京朝见金宣宗时，献收复河朔之策，但宣宗说“朕以参政侯挚与卿素厚，命于彼中行省，应悉朕心。卿求入见，其意固嘉，东平方危，正赖卿等相为声援，俟兵势稍缓，即徙军附河屯驻，此时卿来，盖未晚也。尚思戮力，朕不汝忘。”（49），这里的东平行省，实际上就是为了对付红袄军而专门设置的。（50）宣宗要求郭仲元和郭阿邻“相为声援”正是他们参战的明证，况且《朝野杂记》的作者李心传著史严谨，其《女真南徙》《鞑靼款塞》许多地方与《金史》相合。想必不会凭空杜撰。还有郭仲元也有一些对付红袄军的战绩，比如贞祐四年“红袄贼千余人据涟水县，仲元遣提控娄室率兵击破之，斩首数百，败祝春，擒郭伟，余众奔溃，遂复涟水县。”（51）。郭仲元和锅阿邻部的参战，为金迅速减弱红袄军的上升势头确实很大，比如对郝定，金军竟然“（仆散安贞）遣兵讨郝定，连战皆克，杀九万人，降者三万余，郝定仅以身免。”（52）就显示了他们一定的战斗力水平。从此红袄军渐渐衰落，山东形成金朝南宋蒙古互相经略的复杂局面。

二花帽军之拆分及相关问题考证

正当花帽军的战绩处于上升状态时，却突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金史》的《完颜仲元传》是这么记载的：

“仲元屡有功，以本职为从宜招抚使，计约从坦等军图恢复。诏以仲元军猥多，差为三等，上等备征伐，中下给戍守，懦弱者皆罢去。”（53）

在另一支著名的义军“黄鹤袖军”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完颜阿邻的传记记载：

“是时，仲元亦积功劳，知济南府，赐姓完颜，与阿邻俱加从宜招抚使，诏书奖谕，且令计约涿州刺史从坦等军恢复中都。于是，仲元、阿邻部兵猥多，诏以三等差第之，上等备征伐，中下戍守，懦弱者罢去，量给地以赡其家。”（54）

这两个记载，来得实在太突然，两名将领正在立功之时，为什么要拆分他们的军队，难道自毁长城不成？在他们二人的传记里，找不到拆分的理由是什么，但是两传也提供了一些信息，首先二传都承认，拆分是发生在他们与涿州刺史从坦约定收复中都之后，看来这次拆分与他们的收复中都的行动有一定关联。但是二传也有自相矛盾之处，《完颜仲元传》说“计约从坦等军图恢复”从上下文义看是他们二人自己的处置，而《完颜阿邻传》说“诏书奖谕，且令计约涿州刺史从坦等军恢复中都。”一个“令”字说明接受的是金宣宗的诏书而行动。一字之差，确是天壤之别，那么我们首先要研究攻克的题目就是：

（一）金宣宗对郭仲元以及其他军队收复中都究竟是什么态度？

如果单纯从文义上考证，可能永远也难以考证清楚，但是，研究历史人物，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能只听他嘴上说的，重点是看他怎么做，而且还要联系事件的前后关联，事件方能清晰。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看金宣宗，当然也要算上术虎高琪，因为他是宣宗初年的实权人物。金宣宗自从与蒙古议和后，就一心想着南迁，而且是在大多数人的反对下强行执行的，当时金朝统治阶层主流的意见是固守中都，“（宣宗）侄霍王从彝者谏曰：‘祖宗山陵，宗庙社稷，百司庶府，皆在燕京，岂宜弃之而去？’”但是被宣宗以“燕京乏粮”为理由一口拒绝。（55），当时金朝的太学生“太学生赵昉等上章极论利害，以大计已定，不能中止，皆慰谕而遣之。”（56），仍然是忠言听不进去。走为大吉迁往南京（开封）了。一开始还留下皇太子守忠以装点门面，但是随后发生的一些事情说明金宣宗已经准备放弃中都，首先是将太子守忠接到南京“（贞祐）二年八月庚子，皇太子至自中都。”（57），将维系人心的旗帜撤回。随着局势的恶化，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贞祐三年二月“丙午，尚书省以南迁后，吏部秋冬置选南京，春夏置选中都，赴调者不便，请并选于南京。”（58）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然后是决定将河北的猛安谋克屯田军户家属撤离到河南，高汝砺当时就劝谏过这个事情，指出这么做的严重后果“使尽赴河南，彼一旦去其田园，扶携老幼，驱驰道路，流离失所，岂不可怜。且所过百姓见军户尽迁，必将惊疑，谓国家分别彼此，其心安得不摇。况军人已去其家，而令护卫他人，以情度之，其不肯尽心必矣。民至愚而神者也，虽告以卫护之意，亦将不信，徒令交乱，俱不得安，此其利害所系至重。”（59），但是仍然没有听进这个意见，众所周知，屯田军是维护金朝在中原统治的重要力量，屯田军一撤，表明是放弃这一地区。当然，在留守中都的金朝将领完颜承晖的一再强烈要求下，宣宗君臣也不得不有所表示。贞祐三年二月，宣宗下令“诏元帅左监军永锡将中山、真定兵，元帅左都监乌古论庆寿将大名军万八千人、西南路步骑万一千、河北兵一万，御史中丞李英运粮，参知政事、大名行省孛术鲁德裕调遣继发，救中都。”（60），宋朝方面的记载是“东平之兵五万”“大名之兵八万”“真定之兵四万，合保涿援兵一万”分别救援中都（61）数字显然夸大了很多。虽然出动了一些数量可观的兵力，但是救援行动却因内部原因而遭到梗阻，“是时，（术虎）高琪居中用事，忌承晖成功，诸将皆顾望。”，也的确如此，三路大军只有一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李英被酒，军无纪律，大元兵攻之，英军大败。”“庆寿军闻之亦溃。”（62），宋人记载也是大致相同“东平之兵五万至安次，遇鞑兵不战而溃。大名之兵八万至固安，亦溃败。惟真定之兵四万，合保涿援兵一万，至旋风寨与鞑兵战，凡二日，粮绝而败。”（63），同样说其他两路以溃败告终而只有一路尽了力。此外，金朝末年的一代文宗赵秉文给李英的挽辞也说“一生万死，誓救孤城。运粮饷以先驱，乏偏裨之后继，一军独没，四海共哀。量力虽非，原心可恕。”（64），说明此败是诸将观望而李英孤军奋进，所以致败，与《完颜承晖传》吻合。看来这次虽出动三路大军，但是根本没有使出全部的力量，而且竭力加以阻止。这次救援失败后，宣宗又提出“上议遣亲军六千余及所募二千七百人援中都”，这看来简直是个笑话，三路数万大军无法完成任务，难道几千养尊处优的亲军就能完成吗？实际上，这只不过把皮球踢回要求救援中都的大臣罢了，果然“宰臣以为行宫单弱，亲军不可遣，遂止。”（65）

接下来则看金宣宗对郭仲元要求北上抗蒙的反应了，贞祐四年，郭仲元朝见宣宗，上“恢复河朔之策”，但是如前述被宣宗以“东平方危”而一口拒绝。（66）。四年后期，结束与蒙古军的河南作战后，郭仲元再次上奏宣宗，内容“大概欲伐西夏以张兵势。”（67），其实这是要求和蒙古军作战的委婉之词，因为当时蒙古和西夏经常联兵攻击金朝，因此与西夏作战就意味有可能与蒙古军交手的机会，但是宣宗仍然只是采纳了一部分意见，但是给他“单州经略使”的官职，从本传的作战经历看，和红袄军和宋军作战是主要方面。（68）兴定三年，郭仲元再次提出北上抗蒙的要求，言“州城既固，积粮二十万石，集乡义军万余人，并闲训练，足以守御，乞以所部渡河。”但是仍然被要求“诏屯宿州”（69），兴定四年，郭仲元担任“保静军节度使，寻为劝农使。”按金史，保静军为宿州军号（70），而宿州在今天的安徽省北部，离抗蒙前线远着呢。五年，他担任的职务是“镇南节度使”，按金史，镇南军为蔡州军号（71），而蔡州，熟悉金史的人不会不知道那是金朝亡国的地方，离抗蒙前线相对宿州更为遥远。直到元光元年，他才回到日思夜想的抗蒙前线，不过是因为形势紧急，宣宗不得不亮出王牌之故。如果说兴定三年前的救援行动因为有术虎高琪作梗，但是三年后，宣宗已经将术虎高琪杀掉，但是对郭仲元要求北上抗蒙仍然持消极态度。从以上金朝救援中都以及对郭仲元北上的态度，可以认为，与《完颜阿邻传》相比，《完颜仲元传》叙述那个行动是他们自发的更接近历史事实一些。退一万步讲，即使是宣宗要求他们恢复中都，也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罢了。

（二）关于从坦

我们要考证的第二个问题，前面已经提到，那就是无论是郭仲元还是郭阿邻的军队，被拆分的原因，二人的本传都显示与约定涿州刺史从坦收复中都有关系，因此对从坦以及其主要经历考证尤其显得重要。按从坦，《金史》有传，说他“贞祐二年，自募义兵数千，充宣差都提控，诏从提举奉先、范阳三都统兵。除同知涿州事，迁刺史，佩金牌，经略海州。顷之，充宣差都提控，安抚山西军民，应援中都。”（72），他有一定的才能，金朝大臣许古当时向宣宗推荐的将领“如河东宣抚使胥鼎、山东宣抚使完颜弼、涿州刺史内族从坦，昭义节度使必兰阿鲁带，或忠勤勇干，或重厚有谋，皆可任之，以扞方面。”（73）看来在涿州刺史任上确实有一定的战绩，此外按照本传记载，从坦担任“宣差都提控”在“涿州刺史”之后，按金史，贞祐三年十二月“壬寅，诏林州刺史惟宏与都提控从坦同经理边事，诸将功赏次第便宜行之。”（74），与《完颜仲元传》不同的是，郭仲元的传记记载约定身为涿州刺史的从坦收复中都被系于贞祐四年，但是按照本纪，贞祐三年十二月从坦已经担任宣差都提控，人在河南，而且本传记载，他也再未担任过涿州刺史这个职务，因此二者必有一误。按元好问给冯壁写的的神道碑写到“（贞祐）三年，迁翰林修撰。山东河朔军六十余万口，率不逞辈窜名其间，诏公摄监察御史汰逐之。”又说“初，监察御史本温被命汰宗室从坦军军于孟州”云云（75）。此事王庆生先生所著《金代文学家年谱》（76）亦系之于贞祐三年，因此大概可以考订，郭仲元约从坦收复中都，大概在贞祐三年五月二日中都沦陷到十二月从坦就任都提控之间。

另人更感兴趣的是，从坦本来已经是金末女真将领不可多得的人才，但是竟然有人要置之于死地，宣宗初，有诬宗室从坦杀人，将置之死。而且还人不敢言其冤。当时身为太学生的马舜卿（肩龙）“以太学生上书，大略谓‘从坦有将帅材，方今人物，无有出其右者，臣一介书生，无用于世，愿代从坦死，留为天子将兵。’书奏，诏问：‘汝与从坦交分厚耶’舜卿对：‘臣知有从坦，而从坦未尝识臣。从坦冤，人不敢言，臣以死保之。’宣宗感悟，赦从坦。”（77），以此小传比对金史的《马肩龙传》，明显可以看出金史因袭的部分，因为《金史》在编纂过程中确实大量参考了《中州集》（78），而金史的从坦传未叙述被人诬陷的事，看来是因袭实录国史一类的列传部分。可见金史从坦传对于从坦的收复中都计策以及被人诬陷的部分，明显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以致要参考其他传记。另，虽然说“国家百余年，累圣相承，一以人命为重，凡杀人者之罪，虽在宗室，而与闾巷细民无二律。”（79），但只适用于大定明昌承平之世，并不完全适用于金末，况且是诬陷其杀人，即使是真杀人了，如术虎高琪曾经把力劝他契丹军不可信任的生樊知一“以刀杖决杀之”（80）但是仍然得到宣宗的倚重。再如元好问提及的完颜陈和尚。以及金朝捍将纥石烈牙吾塔，严重到用人肉作馒头的地步，仍然“人主倚其镇东，亦优容之也。”（81）即使是汉族大臣，比如雷渊“在蔡州杖杀五百人，时号‘雷半千’”仍然一时罢免后复出。（82）与从坦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还无人为其申冤，竟然要一个太学生慷慨陈词，我们不能不怀疑这里面另有隐情。

（三）关于一则宋方史料的辨证

关于郭仲元救援中都，在宋人记载还有另外一个版本，见：

“兴定元年，是年易州苗仙武，清州郭仲元共聚兵扼险，又有霸州统军白文哥者，深知和之难信，每厉兵以拟其后，通三人，聚兵八十万，大军（蒙古军）患之，乃问罪于金曰‘汝既讲和，何故使文哥来攻我？’主因遣使收文哥兵权，文哥不服，遂令行元帅府事夹谷监军统三万众讨之。文哥之兵请战，文哥不许曰‘一去接战，便是反背朝廷。’越三日，文哥望金遥拜，文哥自缢死。夹谷就以文哥之首送大军，大军遂剿夹谷之军于霸州城下，仙武仲元亦招会赐死，其军遂溃。”

崔文印先生校勘记指出“仲元既上文之郭仲元，金史卷103有传，其人乃‘花帽军’首领郭大相公，并非赐死，疑此处有误，或一人重名？未详。”（83）

这条史料崔文印先生没有在现有的史料里找到史料来源，但是使用者亦少，因为此条确实荒唐，按其记载，郭仲元因坚持抗蒙而于兴定元年招会赐死，但是按完颜仲元传，兴定元年以后郭仲元还在人世，而且不断有他立下战功的记载，除其本传，《金史》卷一五《宣宗纪中》，卷一六《宣宗纪下》，兴定三年和元光二年郭仲元曾出现，此外卷一二八《纥石烈德传》卷一一三《赤盏合喜传》分别记载兴定三年郭仲元与其行元帅府事，以及元光间凤翔战役。如果退一万步，金朝的官史一概不可信，那么元好问《桓州刺史马君神道碑》和杨宏道《别凤翔治中艾文仲》记载元光间和正大元年郭仲元在凤翔，刘祁《归潜志》卷六亦记载郭仲元正大时还在人世，按照考据学的原则，孤证不立，因此这个史料错误是显而易见的，整个活脱脱一个金朝版的《兀术遗桧书》！况且按照上面分析，这事也不应该系于兴定元年。可以判断，这个史料是采蔗宋人笔记小说一类的作品，不会是金人作品或者是严肃的归正人的作品。

在断定这个史料的荒诞之处时，亦可知其有可取之处，首先“清州郭仲元”这个可以从金史得到证实。如李霆“中都食尽，霆遣军分护清、沧河路，召募贾船通饷道。遥授同知清州防御事，从河北路宣抚使完颜仲元保清、沧。”（84），如郭阿邻“宣宗迁汴，阿邻改同知河间府事兼清州防御使，将所部兵驻清、沧，控扼山东。”（85）。可见郭仲元郭阿邻确实曾经屯住过清州一带。另外几个武装，如苗仙武，显然应该指活跃在中都的武装苗道润部，当时道润兵力颇强，后来河北义军另一首领靖安民“贞祐初，充义军，历谋克、千户、总领、万户、都统，皆隶苗道润麾下。”（86）可见其势力之大。白文哥，本人颇疑是金史中的伯德文哥，这个人物是在宣宗与完颜素兰谈及术虎高琪跋扈时出现的“至于伯德文哥之叛，帅府方议削其权，而朝廷传旨俾领义军，文哥由是益肆，改除之令辄拒不受，不臣之状亦显矣。帅府方且收捕，而朝廷复赦之，且不令隶帅府。国家付方面于重臣，乃不信任，顾养叛贼之奸，不知谁为陛下画此计者。臣自外风闻，皆平章高琪之意，惟陛下裁察。”（87），正好是义军首领，而且颇为不受管制，完颜素兰传也提及另一点就是“臣见文哥牒永清副提控刘温云：‘所差人张希韩至自南京，道副枢平章处分，已奏令文哥隶大名行省，勿复遵中都帅府约束’。温即具言于帅府。然则，罪人与高琪计结明矣。”则伯德文哥初隶属中都帅府，正好在中都附近，且“文哥牒永清副提控刘温”云云，霸州与永清相邻，更增加二者为一人可能性，不过仍然不可轻易下结论，因为材料太少。此外也不排除另外一个可能，信安为霸州属县，那里是河北抗击蒙古坚持最长久的地区，刘晓先生的一则校勘札记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88），郭仲元郭阿邻欲收复中都，联系信安的义军也在情理之中。

按照金史和宋人记载，金史多避忌和回避，事件清楚但难以梳理，且侧重于联系他们与有军事才能的涿州刺史从坦的关系。而宋人记载过于荒唐，但是点出除正规军尚有河北的义军武装参与收复行动的事实，因此最大限度的辨析史料则可最接近历史事实，看来，收复中都的行动有郭仲元郭阿邻以及内族从坦还有中都附近的地主武装，这些游历不定的武装结合在一起，不能不引起金廷的顾忌。

三花帽军拆分原因之推测

上面已经分析过了，关于花帽军之拆分的主要史料，或者语焉不详，或者难免有夸大之处。如果在这些史料面前进行考证，必然陷入为考证而考证，后一个考证结果建立在前面不可靠的考证结果之上的结局。因此，我们必须分析当时的局势以及政治军事情况的大背景，从这个大背景下来探讨问题，以及考虑金朝对其他义军是如何处理的，进行综合对比，才能得出接近历史事实的答案。那么首先我们要把眼光放大到金朝末年所有的义军，看看金朝是如何处理他们的：

如《金史》之《完颜伯嘉传》有关于对河东义军程琢的处理的讨论，其中金朝大臣胥鼎的意见是“完颜伯嘉屡言同知西京留守兼台州刺史完颜琢，可倚之以复山西，朝廷迁官赐姓，令屯代北，扼太和岭。今闻诸隘悉无琢兵，盖琢挈太原之众，保五台剽掠耳。如尚以伯嘉之言为可信，乞遣琢出太原，或徙之内地，分处其众，以备不测之变。”（89）这里透露出来的信息是对于程琢的义军，身为金朝大臣的胥鼎对其表示了很大的不信任，认为应该“或徙之内地，分处其众，以备不测之变”从他的这个处理意见来看，和金廷对郭仲元和郭阿邻的义军处置方式是大体一致的。

在胥鼎的传记里，有他处理义军的一个奏章，上面是这么说的“臣所将义军，皆从来背本趋末，勇猛凶悍、盗窃亡命之徒，苟无训练统摄官以制之，则朋聚党植，无所不至。乞许臣便宜置总领义军使、副及弹压，仍每五千人设训练一员，不惟预为防闲，使有畏忌，且令武艺精熟，人各为用。”（90），这里的记载比上面那条更清晰，而且提出的目标是防止其“朋聚党植，无所不至”，看来，让义军保持在金朝政府的控制下，防止其自身势力坐大是这么处理的基本原因。

《必兰阿鲁带传》云“既而诏择义军为三等，阿鲁带奏：‘自去岁初置帅府，已按阅本军，去其冗食。部分既定，上下既亲，故能所向成功，此皆血战屡试而可者。父子兄弟自相救援，各顾其家，心一力齐，势不可离。今必析之，将互易其处，不相谙委矣。国家粮储常患不继，岂容侥冒其间？但本府之兵不至是耳。事势方殷，分别如此，彼居中下，将气挫心懈而不可用。且义军率皆农民，已散归田亩，趋时力作，征集旬日，农事废而岁计失矣。乞本府所定，无轻变易。’诏许之。”（91）这里尤其让人感兴趣的是，对义军的处理和郭仲元郭阿邻的军队竟然出奇一致，都是分为三等，都是淘汰掉一些人，而且按照必兰阿鲁带的说法，这么做严重削弱了义军的战斗力。而且“今必析之，将互易其处”与胥鼎对义军的处理意见相合，我们不能不怀疑，这个政策是否是真针对郭仲元和郭阿邻呢？看来不是，提到的义军都有大致如此的处理。

另外就是上面提到的从坦，金朝也对他的军队进行了裁减，“初，监察御史本温被命汰宗室从坦军于孟州，军谋为变，本温惧，不知所为。寻有旨北军沈思忠以下四将屯卫州，余众果叛入太行。本温益惧，留宿孟州。枢密院奏公（冯壁）代本温竟其事。公至卫，召四将谕以上意，思忠挟叛者请公还奏之。公责以大义，辞直气壮，将士惭服，不半日就汰者三千人。”（92）这里看出金朝政府这么做的方法差点引起兵变，这个神道碑是讲冯壁奉命汰河北的“不逞辈窜名其间”的军户，但是也并非如此简单。沈思忠，在《金史》里出现过，他是田琢招募的义军手下的一员大将。（93），后归于从坦麾下，也可归入义军的范畴。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金朝政府虽然表面上利用义军，但是对于他们并不怎么信任，要么淘汰掉一部分削弱其力量，要么就分为几等互相驻守不同的地区，分其势。这么来看。宋人史料那则是蒙古将领要求金朝解散消灭义军则更不可信，因为总不至于蒙古要求解散一个义军，金朝就解散一个义军，没有那么愚蠢的君主，因此，这种政策的实施只能从金朝内部找原因。

将义军分散拆分是经过很大的博弈才解决的，在郭阿邻的军队就出现了不满“阿邻有众万五千，诏分五千隶东平行省，其众泣诉云：‘我曹以国家多难，奋义相从，捐田宅，离亲戚，转战至此，誓同立功，偕还乡里。今将分配他军，心实艰苦。乞以全军分驻怀、卫、辉州之间，捍蔽大河，惟受阿邻节制。’阿邻亦不欲分之，因以为请。宰臣奏：‘若遂听之，非唯东平失备，他将仿效，皆不可使矣。’宣宗以为然。”（94），因此当时事件的解决绝非史书中写得那么轻松，必定经过无数的博弈与相互妥协，方才能成。除了强制拆分以外，金宣宗君臣还采用了一些权术的方法，如在赐姓问题上制造郭仲元与郭阿邻的不同造成二人矛盾，以及抬高郭仲元部将李霆的地位等。本人核对了郭仲元郭阿邻和李霆三人的列传，从贞祐四年开始，他们三人再也没有出现在同一战场上，就任的地点都保持一定的距离。显示金廷对他们三人合力的疑虑。下面让我们具体分析花帽军以及其他义军拆分的大背景问题。

（一）义军与皇权的矛盾（95）

中国古代社会特点体现在国家对社会的支配与控制，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对社会体系和各种社会势力进行全面控制，而国家对社会的支配，实际上就等同于皇权对社会的支配，只不过皇权以公权的名义出现而已。在这一“大公无私”至上理论下，历代皇权总的趋势是不断加强，它们的强化，意味着皇权对各种游离于皇权秩序的任何势力控制的强化，皇权要求对各种社会势力实现绝对支配，不允许任何超越摆脱代替皇权支配的力量存在，除对各种社会势力进行强力打击外，还表现为开放权力体系，吸收社会势力进入国家权力体系之中“一边拉一边打”。而在民族战争这个特定的条件下，皇权的威力有减弱的倾向，对这些由各种官员及地方势力组成的义军及流民武装，既是政府依靠和争取的对象，又无形之中构成了对皇权的威胁。因此，二者矛盾不可避免。民族战争的残酷并不意味着皇权会放弃重振雄风的可能。举一个南宋的例子，尽管南宋一直受到北方金元的威胁，但是却念念不忘恢复祖宗家法崇文抑武那一套，视武人势力为眼中钉，并在开禧后，全面恢复和加强以文制武体制。（96），南宋的皇权尚且如此，而金朝的皇权却比南宋强大很多，陶晋生先生言，金熙宗和海陵王的改革“其结果是改革了女真族的部落组织形式，建立了汉化的政治制度，而且，其中央集权程度比北宋王朝还高。”（97）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南宋的皇权比金弱很多尚且如此，那么金朝为什么不能有皇权对这些暂时游离于皇权的义军及流民武装的加强控制呢？

中国古代强调君主读经史，目的正如宋高宗对太子言“须是读书，便知古今治乱，便不受人瞒。”（98），古代的君主在处理事务时常常会拿历史的类似情况进行比对，尽管历史不可能完全重演，但是大体相似的地方还是不少的。与金朝的贞祐南渡类似，历史上的东晋南朝以及南宋都出现过因民族战乱而导致大规模流民南下的事，那么当时的朝廷是如何处理的呢？通过一些浅薄的研究，发现与金朝的情况颇有类似之处。东晋南朝的武力支撑主要是南下的流民武装以及边境的豪族，可以说没有他们的支撑，就没有东晋南朝的一切。而南宋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北方移民构成了南宋军队的主体。（99）这些与金朝的情况一样，他们对于朝廷既是武力支撑也是对皇权的威胁。况且确实有野心家利用流民武装夺取最高权力的事情，比如刘宋时期萧道成利用宋魏战争时南下的青齐豪族集团篡宋，以及南齐时萧衍利用晚渡北人的主要区域----襄阳聚集的雍州集团而篡齐。（100）这只是极端一点的例子，但是无论是东晋南朝还是南宋，和金朝相比，对于南下流民以及义军武装，猜忌的程度只有大小的区别而无本质区别。比如田余庆先生对于东晋前期对于流民帅的研究指出东晋将流民帅大多羁縻在长江以外，拒绝他们过江南来。（101），先生又在另一篇文章说明这种政策一方面出于司马氏政权的狭隘利益，也是避免他们在江左变成不安定的因素。先生还特别指出“流民散处江淮，有强臣就流民所在统之而用于北伐，如两晋之际祖逖在徐豫，两宋之际宗泽在汴京，这样最可能发挥流民的作用，但也最易遭南方偏安政权之忌。祖逖受制于王马，宗泽受制于汪黄，都怏怏不得志而死，晋宋南渡后权力结构中的利害冲突，使这种局面难于避免。”（102），我想补充一点的是，与东晋司马氏提前渡江和南宋赵构为漏网之鱼相比，金朝宣宗的政权更加脆弱，因为前者尚且还有正统性作号召，而宣宗按照金人的话来说“宣宗立于贼手”（103）是纥石烈执中武装杀金卫绍王而立，本身就不具备合法性，因此对于宣宗来说，首先就是要保住自己的皇位以及皇权，而由于先天不具备合法性，因此按照本性猜疑的宣宗看来，任何不在他可以掌控的将领立下大功，都有蒸蒸日上之时算旧帐废除他的可能，更何况郭仲元和郭阿邻联合如此众多义军武装，而且夹杂一个宗室丛坦，“宣宗南渡，防忌同宗，亲王皆有门禁。”（104），在京宗室尚且如此，一个在外立功的宗室岂不更容易使他感到威胁？综观宣宗南渡后的努力，完全为维护他的脆弱的皇权，比如重用胥吏，重用近侍，只用自己熟悉的将领，但求苟安，“惩权臣之祸，恒恐为人所摇，故大臣宿将有罪，必除去不贷。”（105）。大臣宿将尚且如此，与自己本来几涉及不深的义军将领们，就也构成了他的威胁之一。因此作得相对其他王朝更加极端，在没有完成对蒙古战争哪怕构成短暂的平衡下就进行大规模的拆分，而其他朝代大体在民族矛盾缓和或者达成议和时，比如南朝时对于屡次威胁建康的上游兵多将广的荆州武装，一遇到民族矛盾缓和的时机，就把荆州划分成多个行政区域以削其势。（106），南宋则在所谓“绍兴和议”后肢解了各路大军，岳家军韩家军尤其受猜忌，各支大军从总数35万人削至21万4500人。（107）。从这个角度看，宣宗之所为，与历代南渡王朝并无二致，只是更加绝而已，上引金朝政府处理意见，主要是担心他们形成自己的势力，力求控制在政府许可的范围内，与南渡王朝做法相同，而金朝后来“元光间，招义军，置总领使，从五品。副使，从六品。训练官，从八官。”后来这些军队衍生为哀宗初年的都尉，开始大力普及政府组织的义军（108），更证实了我的判断。

（二）民族因素的影响

虽然说金朝自从与南宋议和后，民族矛盾相对从前大大缓和，且女真人汉化很深，但是表现在女真人和非女真人之间的诸多不平等现象始终存在。这是金代民族歧视的一个一贯性问题。（109），因此拆分必然也要受到民族因素的影响，在贞祐初年的抗蒙战争中，女真将领猜忌汉人统兵就已经露出苗头，比如高庭玉任河南府治中“主帅温迪罕福兴，奸伪人也，公（高庭玉）临事不少逊让，遂交恶。是时，北兵围燕都，事已迫，四方无勤王师，公独慨然有赴援意，屡以言激福兴，福兴惮之，因诬以有异志，辄收赴狱。”（110）。再如贞祐时，杨庭秀与李公直起兵勤王，仅仅把“国朝人有不从者”军法从事，京兆统军使便诬其谋反，杀之。他们在起兵时联络了招募义军抗击西夏有战功的汉官韩玉，韩玉有勤王的意愿，檄文说“人谁无死？有臣子之当为。事至于今，忍君亲之弗顾？勿谓百年身后虚名一听史臣，只如今日目前，何颜再居人世？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富贵功名当自致耳。”但是却“或以温甫（韩玉字）有异志，收鞠死狱中，士大夫愤惜。”（111）。王庆生先生指出，这两个事件都与女真将领忌讳汉人典兵有关，当时红袄军大起，屠灭种人，河南陕西女真将领如惊弓之鸟，这么作为了避免潜在的危机。（112）。再如金朝后期统兵的枢密院由女真武人把持，原来尚书省提控枢密院的旧制被打破。（113）在这些人的影响下，自然会把宣宗对义军将领的猜忌提高一个层次。不过，这里面虽然有民族的因素，但是与皇权因素相比毕竟处于次要地位。因为金朝后期统兵的主要是女真人，他们的所为屡让人诟病。（114），但是金的皇帝仍然要以近侍进行监军“又，方面之柄虽委将帅，有差一奉御在军中，号‘监战’，每临机制变，多为所牵制。辄遇敌先奔，故其军多丧败。”（115）乃至元朝史臣有“唐之亡，坐以近侍监军，金蹈其辙，哀哉。”（116），既然对于女真将领尚且如此，足见其与皇权相比处于次要地位。况且重用女真人未必能收到良好效果，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哀宗在天兴时以跋扈为借口杀了汉将李新，但是后来崔立起事时，不过三百人，开封市民认为“人谓李新若在，绝与（崔）立抗衡，新死，故立得志”，而“当时诸女直将帅四面握兵者甚多，皆束手听命，无一人出而与抗者。”（117）乃是最大的讽刺。

（三）宣宗与术虎高琪的不务远略

虽然说皇权的本质是一样的，但是同为皇权，使用的人还是有实力的差距的，不然何来明君与昏君之说？但是宣宗确实不是一般的昏了？其所作所为完全出于个人的私利，不求远略，惟求苟安，甚至主要想过奢华的生活，《陈规传》记载了一个小故事，宣宗命令属下做一件大红绣衣，告诉属下千万不要让直言的监察御史陈规知道，直到做好了，还再三追问陈规知道没有。（118）李锡厚先生感叹到“已经到了危亡的关头，这位君主还为一件绣衣煞费苦心，昏庸之极可见一斑了。”（119）而宣宗前期倚重的术虎高琪也是一个样子，先是提出置河北于不顾，大修南京里城。时人就讥之“使天下郡邑俱失，纵然独保一子城，何以为国也？”（120）后来竟然建议请求修一山寨躲避蒙古军的攻击，当时完颜伯嘉愤怒的说到“建议者必曰据险可以安君父，独不见陈后主之入井乎？假令入山寨可以得生，能复为国乎？”（121）这样一对君臣的统治下，哪里是在挽救自己的危亡，简直是在加速自己的灭亡。当然，古代皇权政治是常态，建议他们不对义军进行控制是无知的，但是他们显然不知道该在什么时机拆，当时金朝是存在与义军的矛盾，但是与蒙古的入侵相比，显然归属于次要矛盾方面。即使要实现同蒙古议和，以苟安河南为目标，前提也是打几个胜仗重创敌人，张行信已经说得很明白“和与战二事本不相干，奉使者自专议和，将兵者惟当主战，岂得以和事为辞。自崇庆来，皆以和误，若我军时肯进战，稍挫其锋，则和事成也久矣。”（122）今人周峰先生也对宣宗派使者与蒙古求和提出批评“由于处于衰败之势的金朝和正处于新兴上升之势的蒙古实力相差悬殊，因而使者的出使往往不能完成其使命。”（123）金朝要生存，就是要赶快内修军政，坚决抗蒙，即使求和也要达到与蒙古军力相抗衡。但是这一君一臣显然只看到义军将领对自己过太平享乐日子的障碍，却不知道蒙古灭金的日后的危机。故，金之亡，非亡于蒙古，着实是自己将自己打倒。金之亡，宣宗难辞其咎，说他是金朝九帝中能力最差的，大概并不冤枉他吧。

四花帽军拆分后各部战绩

（一）郭仲元部（124）

金朝的拆分活动正如火如荼之时，蒙古方面却在攻克中都后，继续向金发动试探性进攻，贞祐四年秋，蒙古派出以三木合拔都为主将的万余军队，向金的潼关防线进攻，他们的战术运用很巧妙“鞑兵自河东渡河攻潼关，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趋汝州，遇山涧，辄以铁枪相锁，连接为桥以渡。于是潼关失守。”（125），金朝不得不调动部队迎击，郭仲元部在“十月，徙军卢氏，改商州经略使，权元帅右都监。”目的就是防御蒙古进攻潼关，但是不久潼关失守，蒙古军长驱直入，郭仲元部“仲元军趋商、虢，复至嵩、汝，皆弗及。”南宋方面记载的有些不同，“金主（宣宗）急召花帽军于山东。十月，鞑兵至杏花营，距汴京二十里，花帽军击败之。”（126）看来是小胜，蒙古军在经历小败后，由原路撤退，在到渑池时，与金右副元帅蒲察阿里不孙相遇，阿里不孙军溃，蒙古军从容而返，金朝迫于形势，将其除名，但是时隔不久又“录用”之，可见金末军政废弛之一斑。（127）在这个战役中，郭仲元部虽然小胜，但是也开创了金朝历史的一个记录，他是汉人出任金朝都元帅府长官的第一人。（128）

在这次战役后，郭仲元向金廷提出了一些意见，其中有对金朝部署的不满“去年六月，臣尝请于朝廷，乞选名将督诸军，臣得推锋，身先士卒，粮储不继，竟不果行。今将坐甲待敌，则师老财殚，日就困弊。”并要求讨伐西夏，其次是对金朝潼关防线部署的意见“陕西一路，最为重地，潼关、禁坑及商州诸隘，俱当预备。向者中都，居庸最为要害，乃由小岭、紫荆绕出，我军腹背受兵，卒不能守。近日由禁坑出，遂失潼关。可选精兵分地戍之。”从这里可以看出，郭仲元是一个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人，他从两次蒙古军突破金军天险的战斗中，对蒙古军斡腹迂回的战术已经相当了解。这个建议被金朝政府采纳，金朝从此加强潼关的防御措施“乃置秦蓝守御”，并采取集中数十万正规军与忠义民兵，全力守黄河扼潼关的战略，这个战略还算是相对成功的，“国兵于是并力守黄河，保潼关。自黄河洛阳三门析津，东至邳州源雀镇，东西长二千余里，差四行院守御，每院各分地界五百里，统以总率，精兵不下二十万，民兵不在其数。夜则传令坐守，冬则燃草敲冰，率以为常。潼关一带，西南边山一千余里，大小关口三十六处，亦差四行省分地界而守，统以总率，精兵不下十万，民兵不在其数。布满周密，如是者十有五年。”（129），宋人对防御黄河的金军评价亦很高“自潼关至清河三千余里，须用十五万兵，又须百战坚忍如金人，乃可久持岁月，今南兵及忠义等人决不能守。”（130）至于潼关更是金军防线中最坚固的，一代军事天才铁木真在临死前，也不得不委婉表示“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131）而且蒙古军以后再次使用斡腹迂回战术时，也难于突破，直到正大年间，蒙古军攻击潼关，仍然“正大间，大元兵攻潼关，拒守甚坚。”（132），正大八年，蒙古将领速不台试图迂回攻破潼关，但被金军大败于倒回谷。（133）从这个意义上说，郭仲元对潼关防御的建议，与宋朝孟珙的三层防御体系相似。而金军在正面战场的防御成功，也迫使蒙古采用更广泛的迂回，不得不执行“假道于宋”的阴谋，对以后的历史有很大影响，从这点来说，郭仲元的潼关防御之策在历史上应该给予应有的地位。

在兴定年间，郭仲元一直在金朝的南线作战，对手或为红袄军或为宋军，几次请战也被宣宗以各种借口拒绝。但是元光元年时，局势对金进一步恶化，原来金朝虽然屡次向铁木真求和，铁木真亦有许诺之意，但是主持对金军事的木华黎却竭力反对，一直以灭金为终极目标，他曾经派遣使者对宣宗说“汝欲议和，可去帝号称臣，当封汝为王。”（134）激起金朝大臣的强烈愤慨。在形势越来越不利的情况下，宣宗不得不将王牌拿出，将其调往凤翔前线。这次蒙古军攻击凤翔，大有一举成功之意，出动的兵力很大，根据金朝获得的情报“二年二月，木华黎国王、斜里吉不花等及夏人步骑数十万围凤翔，东自扶风、岐山，西连汧、陇，数百里间皆其营栅，攻城甚急，合喜尽力，仅能御之。”“近有人自北来者，称国王木华里悉兵沿渭而西，谋攻凤翔，凤翔既下乃图京兆，京兆卒不可得，留兵守之，至春蹂践二麦以困我。未几，大兵果围凤翔”（135）。郭仲元毫无所动，身先士卒，不时出城力战，给蒙古军以沉重打击，而且金朝将士在其激励下亦拼命作战，赤盏合喜知自身能力不足，将指挥权交给郭仲元。西域人出身的马庆祥以及凤翔治中胥谦及其子嗣亨，在出城清野时，遭到蒙古军袭击“人殊死战，良久矢尽。大兵围数匝，欲降之，军拥以行，语言往复，竟不屈而死。”（136），保甲射生手出身的金军将领郭虾蟆（郭斌），在城上发箭射中一人，并在这次战役中“力战功最”（137），战死的将领还有桢州金胜堡提控仆散胡沙以及凤翔万户完颜丑和，在金军的顽强抵抗下，木华黎亦不得不哀叹“吾奉命专征，不数年取辽西、辽东、山东、河北，不劳余力；前攻东平、延安，今攻凤翔皆不下，岂吾命将尽耶。”（138）。这次战役同兴定末年的完颜弼守东平之战，完颜合达守延安之战，以及凤翔战役期间的金将侯小叔破蒙古石天应之战一起，构成宣宗朝对蒙古最好的战绩。

这次战役后，宣宗授予郭仲元“元帅右监军，授河北东路洮委必剌猛安，赐金五十两、重币十五端、通犀带。”等，根据杨弘道《小亨集》卷四《别凤翔治中艾文仲》（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正大元年他尚在凤翔。刘祁的《归潜志》卷六记载他正大中还为“兵部尚书，皇太后卫尉”不知其卒年为多少。尽管现在新的名词和头衔不断涌现，但依本人之见，郭仲元是金朝后期最优秀的将领，（《金史》称之为“南渡后最称名将云”）以及是整个金源一代最优秀的汉族将领。还是当之无愧的。

（二）李霆部（139）

与郭仲元相比，李霆的战绩显得单调，主要战绩是，兴定元年对红袄军余部“降石花五、夏全余党二万人，老幼五万口，充权海州经略副使。”二年击败宋军于朐山。四年改集庆军节度使，兼同知归德府事。五年，改定国军节度使，兼同知京兆府事。定国军即同州，在陕西境内，总算与抗蒙前线沾点边。但是不久，因为蒙古军大举进攻，聚集在金宋交界处的避难百姓“无虑百万人”陕西行省白撒建议派遣官员镇抚，宣宗想到了他，以其为安抚使，分护百姓之迁南山者。元光二年，李霆死于任上。

（三）驻守桢州之花帽军

元光元年，蒙古军木华黎部进攻桢州，守将女奚烈斡出全力守御，在其传里出现了花帽军的记载“花帽军张提控言：‘兵势不可当，宜速降。’遭到斡出的严词拒绝，但是张提控“至夜，张提控引数人持兵仗以入，胁斡出使出降”斡出不从“遂杀之，执其妻子出降。”（140）《元史》也有记载“壬午，木华黎攻青龙、金胜诸堡，花帽军坚守不下，既破，欲屠之，（史）天祥力谏而止，获壮士五千人。”（141）看来还是经过一番强烈的抵抗的，但是仍然出现了意志不坚定者，元史说收编的壮士中，很可能是张提控其部为主组成。

（四）张惠部钩沉

《金史》宣宗本纪记载兴定元年夏四月“庚戌，花帽军作乱于滕州，诏山东行省讨之。”在其他列传中亦有类似记载。（142）按《宋史》，投奔宋朝有一支张惠率领的花帽军。从以上来推断，这支叛金的花帽军很可能是张惠所部。张惠是李霆的部将，在镇压红袄军中立下战功，至于为什么叛金，史料没有交代，从我上文的分析，很可能是因金对花帽军的疑虑引起的处理不当有关。张惠入宋后，在协助宋军抵御金朝南侵立下不少战功，比如嘉定十五年（金元光元年）“淮西告捷，（陈）韡策金人必专向安丰而分兵缀诸郡，使卞整、张惠、李汝舟、范成进各以其兵屯卢州以待之。”后有堂门之捷。（143）《宋史》之《贾涉传》记载了张惠的战绩“值金人大入，强起视事。金将时全、合连、孛术鲁答哥率细军及众军三道渡淮，涉以合连善战，乃命张惠当之。惠，金骁将，所谓‘赛张飞’者，既归宋，金人杀其妻，所部花帽军，有纪律，它军不及也。惠率诸军出战，自辰至酉，金人大败，答哥溺死，陷失太半，细军丧者几二千。”（144），但此段未标住时间，以文义考之，上限为贾涉出任淮东制置使，下限于贾涉病死，考宋方史料，贾涉出任淮东制置使在嘉定十四年，卒年在嘉定十六年。（145），因此必在嘉定14---16年之间，考之金史，里面时全南征“元光元年二月，全与元帅左监军讹可，节制三路军马伐宋。”（146），金元光元年当宋之嘉定十五年，可知发生在嘉定十五年，根据金方史料记载，这次南伐回军后渡淮时被宋军偷袭，几乎全军覆没，宣宗怒杀时全。

虽然张惠为宋人立下好多战功，但其由于为北人，难免受到宋人的猜忌，我们以往的研究总是认为宋金对峙形成后，北方汉人仍然心向宋朝，但是事实是随着宋金对峙时间的流逝，在金朝统治下，民族矛盾相对从前在金朝越来越居于次要地位，即使是红袄军那样的起义，也不具有南宋初两河义军的性质。（147）而且宋人对于归正人一向猜忌很深。（148），别的不说，仅仅以被誉为民族英雄的张世杰，在元军逼近临安时率军勤王。但是当时的宰相陈宜中因其为归正人而不放心，作出“易其所部之军”使得“世杰不得以尽其力。”（149）张世杰如此，何况张惠乎？尽管在夏全和李全的叛宋活动中，张惠也有意与其保持距离，但终不为南宋所容，于正大三年北上回归金朝，金给予其“临淄郡王”的爵位。

张惠在回归金朝后，参加了两次战斗，第一次是正大七年的第二次大昌原之战，纥石烈牙吾塔率领“临淄郡王张惠，恒山公武仙，都尉高英，樊泽，杨兀连等进兵数万救庆阳，大军（蒙古军）失利。”（150），这一战金军获胜，乃至金军将领对蒙古使者发出狂言。第二次是对金朝有决定性意义的三峰山之战，在蒙古假道于宋时，张惠提出“截江为便，纵之渡，我腹空虚，能不为所溃乎？”但是金朝主将没听从他的意见，后果严重，“北兵既渡，皆殊死战，合打兵不能遏”（151），随后的战役中，金军逐渐陷入被动，张惠提控步军，在金军突围的过程中，大部分将领战死后，唯有张惠“步持大枪奋战而殁。”（152）张惠的战死，标志着花帽军由抗蒙兴起，由抗蒙殉国而结束，一代金末名军的历史结束了。

五一点不成熟的想法

（一）要敢于正视历史上的民族战争

我国的史学界在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思想和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在历史学研究中摆脱大民族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是不容抹杀的。不过在巨大的成就的同时，还有一些倾向值得注意。虽然在历史上民族友好和融合是主流，但是历史上也发生过民族战争与不友好的问题，尽管不是主流，也不能忽视与抹煞，历史是客观事实，不仅要讲正面的一方面，也要讲负面的一方面。尤其令人不可解的是，这些年来竟然有一些学者质疑历史上的忠义现象，而对历史的一些贰臣却给予高度评价。本人认为评价忠义与贰臣，关键是放在历史的具体环境中去，以材料来说明问题，而不是以论带史。我们确实不能忽视民族战争中的残酷一面，以金朝与蒙古战争来说，“万井中原半犬羊，纵横长剑与大枪”（李俊民《乱后寄兄》）；“朔风振屋瓦，苍陌尸纵横”（杨弘道《幽怀久不写》）；“守臣肉食头如雪，夜半群胡登雉堞。十万人家糜孑遗，马蹄殷染衣冠血。珠玉盈车宫殿焚，娟娟少女嫔膻荤。”（梁持胜《哀辽东》）“白骨纵横乱如麻，几年桑梓变龙沙。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竦烟却数家。”（元好问《癸巳五月三日北渡第三首》）“倾城十万口，屠灭无移时。”（赵元《修城去》）“北人以杀戮为耕作，黄河不尽生人血”（赵秉文《饮马长城窟行》）“冤血流未尽，白骨如山岳”等，仅就这些诗就令人触目惊心。在当时如此恶劣的环境下，老百姓对入侵者的反抗不能说是出自狭隘的民族偏见，在当时他们保卫的不是抽象意义的国，而是实实在在的家和自己的个人性命。各民族的非制度文明无高低之分，但是当时入侵者的制度性文明是落后的是毋庸质疑的。其实古代的民族主义没我们想象的那么高，老百姓反对他们主要不是出于什么民族意识，而是实实在在的反抗杀戮与暴政。比如金海陵王时南征军纪严明，淮南的宋人不是和金军“如同一家”吗，从这个角度来说，指责忠义与百姓保卫腐败的政权是不公正的，应该是入侵者的残暴逼迫老百姓为腐败的无能的政府卖命。忠义的抵抗尽管没有摆脱“朕即国家”的范畴，但是却在更大意义上为了更多人的生存与避免奴役，恩格斯强调过野蛮民族进行的征服都会被他们征服的高等文明征服，而且时间是长时期的，不得不的。这个不得不就是说征服者不会自愿被征服，他们是被迫的。造成他们改进自己传统政策接受新文明的重要因素，就是被征服者的反抗，这个在历史上例子很多，比如金朝初起时把所有征服民族都编入猛安谋克，相当残暴，但是在平州事件后他们不得不进行反思，“至天会二年，平州既平，宗望恐风俗揉杂，民情弗便，乃罢是制。”“汉官之制，自平州人不乐为猛安谋克之官，始置长吏以下。”就是生动的例子。（153），关于金朝的汉化人们感叹很深，我在这里强调的是，除了女真一些统治者的开明外，金军在辽宋地区遭到的强烈抵抗使得大多数统治集团的人不得不反思自己的政策，即使是再保守的人也不得不适当作出一些让步，这才符合辨证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忠义的抵抗会逐步迫使入侵者改变传统的政策，长久意义上是巨大的，而贰臣短期的投降固然可以挽救一些生灵，但是会激起入侵者更大的欲望，更加为所欲为。所以我们应该对忠义与贰臣的作用有清醒的认识。至于忠义精神，也是人类普遍的精神，历代的统治者总是都褒奖忠义，而对贰臣十分鄙夷，本人有过专门的帖子论述。（154）至于涉及的民族团结问题，本人认为，能够正确对待历史上的民族战争的残暴，认识统治阶级为一己私利将人民捆绑战车的本质，更能体会出当今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可贵，更能促进民族团结，一些蒙古族的学者，也并不避讳他们祖先的这段历史，他们以学术为基准的态度，令人敬佩。（155）

（二）研究历史不要搞双重标准

对十三世纪大半部分时间这段历史涉猎的人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对于金朝和南宋的抗蒙战争，尽管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是评价起来一般是南宋无例外的加以肯定，而金的抗蒙中涌现出来的忠义之士，一般带有贬义，或者忽略，甚至评价截然相反。我们不仅要问是什么造成了这个结果，是金忠义殉国者不多？恰恰相反，元人文章多惊叹金人忠义之多“呜呼！金之亡也，以忠义闻者，不为不多。”“女真入中州，是为金国凡百年。国朝（元朝）发迹大漠，取之。士大夫死以千百数。自古国亡，慷慨杀身之士，未有若此其多者。”（156），还是人们因为民族的偏见而不重视？也不是，比如为金殉节的刘兴哥，蒙古灭金后“西州耆老语之。至为泣下。”郭虾蟆（郭斌）为金死节，当地百姓要求主动为其立祠，直到现在还流传着他的事迹。至于元人更有《金源十节士歌》这样的作品传世。（157）是他们忠义不够壮烈？不，如果不带任何先入为主的看法阅读宋金二史，就会发现金方王晦李著李演周昂一点也不亚于文天祥陆秀夫。杨沃衍郭虾蟆（郭斌）侯小叔强伸一点也不次于张世杰张顺张珏等。宋史学者对忠义的肯定，主要是从蒙古对南宋的巨大破坏来立论的。（158），但是与蒙古对中原金朝统治区的破坏相比，对南宋的破坏只能是小巫见大巫，既然抗击蒙古都具有减弱破坏的意义，为何评价是天壤之别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应该给金朝方面的抗蒙忠义人物以公正的评价。

可喜的是，近几年已经有纠正这个偏颇的论点出现，前面提到的陈智超先生的文章就是一个，他在文章里引用经典作家的语言以及大量的历史事实，认为金和南宋的义军都保卫了当时先进的封建生产方式，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应该给金末义军以肯定的评价。”另一位学者虞云国先生“中原王朝的民族保卫战，既不能因为统一乃大势所趋而否定其积极作用，更不能因此视为阻碍统一的进程。”因为诸如来自宋金的抵抗，迫使蒙古统治者全力推进封建化，而“封建化进程弱化了蒙古军的原始野蛮性，也相应减低了宋元替代过程中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强度”他还强调“此前金朝军民抵抗蒙古的战争，也应作如此观。”

虞先生还从“立功”和“立德”把统一和民族气节统一起来，他说忽必烈的统一战争使得分裂的国土重新统一起来，是“立功”，而忠义之士如文天祥等，表现了传统“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坚贞气节，是“立德”，他还强调“在抗蒙战争中，金朝也涌现了不少民族英雄，这也充分说明汉文化崇尚的民族大义已经融入了金朝文化之中，后人也应该像宣传文天祥史可法那样去表彰他们。”（159）

本文到现在已经完全写作完毕，看到自己的作品终于完成，内心有非常高兴的感觉，因为这个领域研究相对较少以及本人的实际水平低劣问题，希望得到批评与指正大于表彰与赞扬。同时，向两位前辈表示感谢，他们一位回复了我几次通过邮件问的问题，还热情地提供资料，一位在百忙之中和我电话中一次探讨时间就长达十多分钟，对于我这个无名小卒的感动是难以形容的。特此指出。

（1）如何俊哲等《金朝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71页；李锡厚白滨《辽金西夏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79页除提及花帽军镇压起义外，亦指出“花帽军曾与蒙古军发生战斗并取得胜利”。

（2）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9页

（3）陈智超《陈智超自选集》（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2-428页

（4）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5）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14页《道宗皇帝哀册》当时将平叛当作重大胜利，如“蠢尔鞑靼，自取凶灭。扰我边陲，萃其巢穴。上将即行，奇兵用设。即戮渠魁，群党归悦。”可见此战对于辽廷之意义以及蒙古诸部之盛。

（6）此“萌古斯”并非后来的铁木真的蒙古部。[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华书局2000年版，以下简称《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明确指出二者并非一部，且言“然二国居东西两方，相望凡数千里，不知何以合为一也。”[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华书局2001年版）卷二九《元史》引《蒙鞑备录》言“先有蒙古斯国，雄于北边，后绝衰灭。成吉思起事，慕蒙为雄国，乃改称大蒙古国。”今人苏日巴达拉哈先生的《蒙古族族源新考》（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亦认为二者并非一部，见该书页55--57

（7）[金]王彦潜《金源郡王完颜希尹神道碑》言“萌古斯扰边，王偕太师宗磐奉诏往征之。”且“入朝奏捷”。

（8）《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卷八二《移剌温传》；卷八一《耶律怀义传》；卷一二零《乌林答晖传》又卷七三《完颜守贞传》在君臣提及用兵北方之策时，守贞言“惟有皇统以前故事，舍此无法耳。”似此战金朝获胜。

（9）《金史》卷九四《完颜襄传》言“父阿鲁带，皇统初北伐有功。”

（10）《金史》卷五《海陵纪》及卷七二《彀英传》提及贞元元年的一次“北巡”但“无功”；卷八九《移剌子敬传》提及正隆元年的一次“巡边”。

（11）《金史》卷八九《移剌子敬传》；卷九一《移剌按答传》；卷七一《宗叙传》；卷八七《纥石烈志宁传》。

（12）[金]王寂《鸭江行部志》（贾敬颜疏证本）言“一从王师去开边，临敌奋勇能当千。”

（13）分别是明昌六年的夹谷清臣北伐，承安元年的完颜襄北伐，承安二年的完颜宗浩北伐。分见《金史》卷九四《夹谷清臣传》；《完颜襄传》；卷九三《完颜宗浩传》。其中第二次北伐的刻石在蒙古肯特省发现，见穆鸿利、孙伯君《蒙古国女真文、汉文<九峰石壁纪功碑>初释》，《世界民族》2004年第4期。

（14）承安二年，章宗集尚书省诸尘讨论北方边事“议者凡八十四人，言攻者五，守者四十六，且攻且守者三十三”《金史》卷十《章宗纪二》

（15）元朝忌讳其出自鞑靼，如清忌讳建州然。今汉文辽金石刻材料叙述蒙古诸部多称鞑靼，除前引《道宗皇帝哀册》外，尚见辽代《耶律仁先墓志》《耶律庆嗣墓志》（分见《辽代石刻文编》页354457）以及1980年出土金《乌古论元忠墓志》，而这些在元修辽金史，多以“阻卜”“北部”“边部”叙述之。关于阻卜与鞑靼的关系，可参考刘浦江先生《再论阻卜与鞑靼》，《历史研究》2005年第二期。

（16）《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卷一《太祖纪》

（17）[宋]员兴宗《九华集》卷二四《西陲笔略敌溃将招西蕃部落为军》（四库全书珍本）

（18）《金史》卷九二《徒单克宁传》

（19）《金史》卷九四《夹谷清臣传》

（20）[金]元好问《遗山集》（四部丛刊本）卷一八《内相文献杨公神道碑铭》

（21）《金史》卷一零四《移剌福僧传》

（22）《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女真南徙》

（23）《金史》卷八八《唐括安礼传》

（24）《元史》卷一四九《耶律留哥传》

（25）[宋]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贾敬颜疏证本）

（26）刘浦江《辽金史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109---127《说“汉人”----辽金时代民族融合的一个侧面》

（27）《金史》卷九四《夹谷清臣传》

（28）《金史》卷一零六《移剌塔不也传》

（29）这种类型的划分，参照了陈智超先生的分法，见前揭陈文。

（30）《金史》卷一零一《李英传》

（31）《金史》卷一零二《田琢传》

（32）《金史》卷一零八《侯挚传》

（33）《金史》卷一零一《李英传》

（34）《金史》卷一零三《完颜仲元传》

（35）《金史》卷一零三《完颜霆传》

（36）《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女真南徙》

（37）[元]刘敏中《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卷五《宋氏先茔之记》；见《全元文》（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卷三九九

（38）[金]刘祁《归潜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卷六

（39）《金史》卷一零三《完颜阿邻传》

（40）《金史》卷一零三《完颜阿邻传》

（41）周峰《金朝赐姓考述》，见《金史研究论丛》，哈尔滨出版社2000年版

（42）《金史》卷一零三《完颜仲元传》

（43）关于括地，可参考刘浦江先生《金代土地问题的一个侧面-----女真人与汉人的土地争端》，《辽金史论》页215--241，拙作《金朝弊政----括地》亦有论及，但远远不如刘先生的水平

（44）《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鞑靼款塞》记载杨安儿“为盗于太行”似误。宋金在泰和年间的战争时期，河东太行山地区未有起义，而山东地区的起义记载很多，见《金史》卷九五《张万公传》；卷一零一《完颜承晖传》；卷一零四《王扩传》

（45）《金史》卷一零二《仆散安贞传》；《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鞑靼款塞》载其招募军号为“必胜军”，不知孰是。

（46）《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鞑靼款塞》

（47）《金史》卷一四《宣宗纪上》；卷一零二《仆散安贞传》

（48）《金史》卷一零三《完颜阿邻传》

（49）《金史》卷一零三《完颜仲元传》

（50）《金史》卷一零八《侯挚传》

（51）《金史》卷一零三《完颜仲元传》

（52）《金史》卷一零二《仆散安贞传》

（53）《金史》卷一零三《完颜仲元传》

（54）《金史》卷一零三《完颜阿邻传》

（55）《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女真南徙》

（56）《金史》卷一四《宣宗纪上》

（57）《金史》卷一四《宣宗纪上》

（58）《金史》卷一四《宣宗纪上》

（59）《金史》卷一零七《高汝砺传》

（60）《金史》卷一零一《完颜承晖传》

（61）《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鞑靼款塞》

（62）《金史》卷一零一《完颜承晖传》

（63）《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鞑靼款塞》

（64）[金]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四部丛刊本）卷一八《追荐李中丞子闲青词》

（65）《金史》卷一四《宣宗纪上》

（66）《金史》卷一零三《完颜仲元传》

（67）《金史》卷一零三《完颜仲元传》；卷一三四《西夏传》

（68）《金史》卷一零三《完颜仲元传》

（69）《金史》卷一零三《完颜仲元传》

（70）《金史》卷二五《地理志中》

（71）《金史》卷二五《地理志中》

（72）《金史》卷一二二《从坦传》

（73）《金史》卷一零九《许古传》

（74）《金史》卷一四《宣宗纪上》

（75）《遗山集》卷一九《内翰冯公神道碑铭》

（76）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489页

（77）[金]元好问《中州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卷九《马舜卿小传》

（78）崔文印《金史说略》，《经史说略二十五史说略》（燕山出版社2002年版）页430--465

（79）《遗山集》卷二七《赠镇南军节度史良佐神道碑》

（80）《金史》卷一零六《术虎高琪传》

（81）《归潜志》卷六

（82）《归潜志》卷一

（83）崔文印《大金国志校正》卷二五《宣宗皇帝下》

（84）《金史》卷一零三《完颜霆传》

（85）《金史》卷一零三《完颜阿邻传》

（86）《金史》卷一一八《靖安民传》

（87）《金史》卷一零九《完颜素兰传》

（88）刘晓《金史标点正误一则》，《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一期

（89）《金史》卷一百《完颜伯嘉传》

（90）《金史》卷一零八《胥鼎传》

（91）《金史》卷一零二《必兰阿鲁带传》

（92）《遗山集》卷一九《内翰冯公神道碑铭》

（93）《金史》卷一零二《田琢传》

（94）《金史》卷一零三《完颜阿邻传》

（95）这里关于皇权的论述，参考了刘泽华先生的一些观点

（96）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中华书局1983年版）页183---187

（97）陶晋生《女真统治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影响》，转引自《洪业----清朝开国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页448

（98）[宋]谢采伯《密斋笔记》（丛书集成本）卷一

（99）何忠礼等《南宋史稿》（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489---492

（100）韩树峰《南北朝时期淮汉迤北的边境豪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页14--16，140--144；陈金凤《魏晋南北朝中间地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页99--100，134--135

（101）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40

（102）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2004年版）页337

（103）《归潜志》卷一二《辨亡》

（104）《归潜志》卷一

（105）《归潜志》卷一二《辨亡》

（106）《魏晋南北朝中间地带研究》页122--124

（107）《宋朝兵制初探》页144--145

（108）《金史》卷五五《百官志一》

（109）刘浦江《金朝的民族政策与民族歧视》，《辽金史论》页58--86

（110）《归潜志》卷四

（111）《归潜志》卷五

（112）《金代文学家年谱》页423，654，826

（113）《廿二史札记》卷二八《金中叶以后宰相不习兵事》

（114）《归潜志》卷六；《金史》卷一零六《刘炳传》；卷一零八《侯挚传》；卷一零九《陈规传》

（115）《归潜志》卷七

（116）《金史》卷一一一《内族讹可传》

（117）《归潜志》卷一一《录大梁事》

（118）《金史》卷一零九《陈规传》

（119）《辽金西夏史》页272

（120）《归潜志》卷七

（121）《金史》卷一百《完颜伯嘉传》

（122）《金史》卷一零七《张行信传》

（123）周峰《金朝出使蒙古使者考》，《北方民族》2003年第3期

（124）此段史料未注明者，皆出自《金史》卷一零三《完颜仲元传》

（125）《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鞑靼款塞》

（126）《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鞑靼款塞》

（127）《金史》卷一四《宣宗纪上》；卷一五《宣宗纪中》；卷一百《完颜伯嘉传》；卷一零二《必兰阿鲁带传》

（128）《金朝军制》附表一《金朝都元帅府和枢密院长贰年表》金朝都元帅府长官为都元帅左副元帅右副元帅元帅左监军元帅右监军元帅左都监元帅右都监

（129）《大金国志校正》（中华书局1986年版）卷二六《义宗纪》

（130）[宋]吴潜《许国公奏议》（丛书集成本）卷一《应诏封事条陈国家大体治道要务凡九事》

（131）《元史》卷一《太祖纪》

（132）《金史》卷一二七《杜时升传》

（133）见拙作《再论金代的忠孝军》

（134）《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鞑靼款塞》

（135）《金史》卷一一三《赤盏合喜传》；《白撒传》

（136）《金史》卷一二四《马庆祥传》

（137）《金史》卷一二四《郭虾蟆传》

（138）《元史》卷一一九《木华黎传》

（139）此段史料未注明者，皆出自《金史》卷一零三《完颜霆传》

（140）《金史》卷一二二《女奚烈斡出传》

（141）《元史》卷一四七《史天祥传》

（142）《金史》卷一五《宣宗纪中》；卷六五《景祖子传》；卷一零二《蒙古纲传》

（143）《宋史》卷四一九《陈韡传》

（144）《宋史》卷四零三《贾涉传》

（145）《续编两朝纲目备要》（中华书局1995年版）卷一六；《宋史全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卷三十

（146）《金史》卷一一七《时青传》

（147）程珌《洺水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论对札子》；黄宽重《割据势力经济利益与政治抉择---宋金蒙政局变动下的李全李璮父子》，《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社会变迁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页230--252；《辽金西夏史》页283-285

（148）《南宋史稿》页476--477；裴淑姬《试论南宋政府对归正人的政策---以科举授官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四期

（149）《宋季三朝政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五

（150）《大金国志校正》卷二六

（151）《金史》卷一一二《移剌蒲阿传》；《归潜志》卷一一

（152）《金史》卷一一二《移剌蒲阿传》

（153）《金史》卷四四《兵志》；卷五五《百官志一》

（154）拙作《金朝抗蒙将领王晦事迹考略------兼对“忠义”及对金朝抗击蒙古的一些评价》，这个帖子二手史料引用过多，是本人一般的作品。

（155）都兴智《辽金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页308--318《略论金哀宗》对金哀宗的抗蒙努力给予公正的评价。赵琦《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页7--16《蒙金战争对中原文化的摧残》介绍了蒙古军对中原破坏的情况。都先生为蒙古族得自周峰先生辽金史网站学者的介绍。赵先生为蒙古族得自先生导师周清澍先生为其著作所作之序文

（156）曹居一《李伯渊奇节传》，《全元文》卷七三；虞集《道学元古录》（四部丛刊本）卷五《田氏先友翰墨序》

（157）《金史》卷一二三《杨沃衍传》；卷一二四《郭虾蟆传》关于郭虾蟆本人有专帖《金朝最后一个城池的陷落和它的守将郭虾蟆》

（158）《胡昭曦宋史论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73--110《略论南宋末年四川军民抗击蒙古贵族的斗争》

（159）虞云国《试论十至十三世纪中国境内诸政权的互动》，《中华文史论丛》总第87辑。本人在以前的帖子中，将虞误认为是卢，这是不可原谅的过错，特此指出。

参考文献：《金史》《元史》《宋史》《辽代石刻文编》《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廿二史札记》《鸭江行部志》《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归潜志》《大金国志校正》《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宋史全文》

《全元文》（第1--25册）

参考书目：《金朝史》《辽金西夏史》《金史简编》《陈智超自选集》《金朝军制》《宋朝兵制初探》《荒淫无道宋高宗》《蒙古族族源新考》《辽金史论》《经史说略二十五史说略》《南宋史稿》

蒙元史范文篇7

中国与朝鲜直接山水相连，自古以来经济文化交流非常密切，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源远流长。近年来已有不少相关的著述，（注：朴真奭《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其中论述了《十三世纪后半期至十四世纪元与高丽人民的往来和科技交流》；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和陈高华《从〈老乞大〉〈朴通事〉看元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韩国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中朝关系通史编写组《中朝关系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陈尚胜《中韩交流三千年》中华书局1997年；蒋非非等《中韩关系史古代卷》社科文献出版社1998年等。皆或多或少地述及元丽贸易，可备参考。）但是对于元代中国与高丽之间的商业贸易，仍留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本文即试通过多方面的资料，展现元与高丽贸易的历史画卷。疏误之处敬希补正。

一

元代中国与高丽的贸易是元达的海外贸易之组成部分。元丽之间贸易的发展与当时历史、地理条件、社会和政策的背景密切相关。首先，元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国大地经历了两百余年的宋、辽、夏、金对峙的局面，并拓展为地跨亚欧的蒙古帝国。以前各政权分立时交通道路上人为的界限、障碍为之一扫，干扰贸易的政治因素也不复存在，（注：宋与辽、金对峙时期，各政权关系紧张，相互防范、阻隔，宋朝与高丽的贸易往来就减少，宋又惧怕辽金间谍混迹高丽商人前来，时或将高丽商人疏远或婉拒与之贸易。宋与高丽贸易的北方一些口岸也由盛转衰。这些情况在元统一中国后就无由发生，原来北方的港口、海道重新成为元丽商贸的重要途径。）统一而辽阔的疆域内道路网络四通八达。东北与高丽的陆路往来可称近在咫尺，更似闲庭信步。元代的航海技术、装备、运输及管理能力都较前代有所改善提高。这些皆有利于商品物资对外交流。同时，元政府采取对外开放、发展贸易的政策。一方面，元朝以“官本船”制度，“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利润官府取七成，贸易人得其三；有时“官自发船贸易”，（注：《元史》卷94《食货志》。）乃至派遣船队专为皇室经商盈利；（注：《元史》卷38《顺帝纪》。）并在相应管理下准许和放任官民僧俗私人从事海外贸易，“勿拘海舶，听其自便”。（注：《通制条格》卷18《关市·市舶》规定，禁止市舶司及所在地官员“拘占船舶，捎带钱物下蕃货卖”；准许其余“诸王、驸马、权豪势要、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诸色人等下蕃博易”，“依例抽解”。《元史》卷94《食货志》载至元31年成宗诏有司“勿拘海舶，听其自便”。）故私营贸易相当发展：权贵者以“巨艘大舶帆交蕃夷中”；（注：陶宗仪《辍耕录》卷5《朱张》。）“富民往诸蕃商贩，率获厚利”，“商者益众”。（注：《元史》卷205《铁木迭儿传》。）另一方面积极招徕海外各国来元交易。如1280年，元世祖诏行中书省：“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注：《元史》卷10《世祖纪》。）所以元代的海外贸易蓬勃发展。而高丽社会“上下以贾贩利入为事”（注：《宋史》卷487《外国》3《高丽》。（韩）郑麟趾《高丽史》卷46《恭让王》载当时（1391年）“无赖之徒，皆利远方之物货，不事本业”，可见宋历元至明，高丽与中国的贸易长盛不衰。）的风习亦相延不改，因此，元与高丽的贸易同元代整体国际贸易一样兴旺。

元与高丽进行贸易的主要地区，包括今山东半岛、北京、天津一带、辽宁、吉林等北方、东北地区和江、浙、闽等东南沿海省区。海路贸易的口岸，北方有今天津附近的直沽，明确见于高丽文献的记载。《原本老乞大》中的高丽商人李某在大都卖了行货后，即“到直沽里上舡过海”回国。元朝的大都商人经海路往高丽，最近捷的港口也就是直沽。山东半岛也有与高丽通航的港埠，高丽官方曾到益都贸易。其实山东与朝鲜半岛有历史悠久的海路交通和数处重要港口。据《管子》等书所讲，春秋战国时齐国就从海路进口朝鲜的“文皮”。朝鲜境内考古发掘到我国战国时期的很多货币明刀钱、安阳布钱和各种金属用具。（注：《朝鲜考古学研究》第196-236页，转引自朴真奭《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第10-11页）隋唐以来，淄、青、莱、海等与朝鲜海交一直密切，“登州海行入高丽道”是唐代海外交通的重要线路。（注：《旧唐书》卷199上，《新唐书》卷220《高丽、百济、新罗》，《新唐书》卷43下《地理》7下。）密州、诸城、登州（包括牟平、文登、斥山）、青州等地因新罗人旅居者甚多，而形成“新罗馆”、“新罗坊”。（注：《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2，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宋代，熙宁七年以前“高丽入使，率由登、莱。”可知山东半岛沿岸诸地在与高丽交往中的地位。宋熙宁七年后，因高丽方面顾虑政治环境干扰，“欲远契丹”，而改“由明州诣阙”。（注：《宋史》卷487《外国》3《高丽》。）入元以后，政治因素已无问题，历代相续的由山东通往高丽的海道与港埠也应有所恢复，重新发挥作用。

东南沿海与高丽交通贸易的主要港口是庆元和泉州，其他如上海、温州、澉浦等，亦不乏与高丽的往来。（注：详参陈高华《元朝与高丽的海上交通》《震檀学报》（韩国）第71、72合刊。）

庆元港宋代曾称明州，宋时已为与高丽交通的重要港口。熙宁前即屡有高丽海船至境上，熙宁七年后，高丽船“来者益多”，“直趋四明”。中国官私船舶赴高丽也多由明州定海“绝洋而东”，遇便风，三日入洋，又五日抵朝鲜之黑山入其境。元时，庆元贸易更发展，为元代市舶司所在地之一。庆元港地处甬江上游奉化江、余姚江汇合处，位置适中，距温州218海里，距杭州167海里，距上海136海里。“南通闽广，东接日本，北距高丽，商舶往来，物货丰溢。”（注：至正《四明续志》卷1《土风》。）据载此港于元代进口货物220余种，比南宋多50余种。元人有诗描述庆元港的海外贸易盛况：“是邦控岛夷，走集聚商舸，珠香杂犀象，税入何其多”。（注：张翥《送黄中玉之庆元市舶》《元音》卷9。）泉州港为元代第一大港，亦市舶所在地，海外贸易一派繁荣。福建与高丽贸易自有其历史传承。据《宋史·外国传》《高丽》载，当时高丽“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高丽史》载，北宋中叶后有时泉州赴高丽的海舶比明州往高丽的船还多。（注：据《高丽史》，宋真宗末年到高宗初年，宋商赴高丽93次，其中可考籍贯者25例，泉州9例，福州2例，明州5例，台州、广南各3例。）到元代，泉州则是“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巨商富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其民往往机巧趋利”。（注：吴澄《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吴文正公集》卷16。）庆元、泉州常年往来着高丽与元贸易的货船。高丽方面的礼成江口是与中国贸易的重要口岸，十三世纪已臻繁荣：“潮来复潮去，来船去舶首尾相连，朝发此楼底，未午棹入南蛮天（中国南方）”。（注：朴真奭《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7页。）元人周致中的《异域志》著录了214个国家和民族与元代有交往，其地域范围最近的即是朝鲜。除海路外，元代北方陆路对高丽的贸易数额也相当多。

二

元与高丽的贸易以官方和民间两大形式为主。（注：韩国学者把中世纪韩中贸易更细分为官贸易、附带贸易、公认民间贸易和秘贸易、朝贡贸易、准朝贡贸易等，颇可参考。见韩全海宗《中世纪韩中贸易形态初探》，并认为元丽间仅有数次官方贸易和一次秘贸易，见《论丽元贸易性质》。二文皆载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笔者以为简要分析中韩贸易的四种形态实质还是分属官方贸易和民间贸易两大类别，且元丽之间贸易史实也发掘了稍多的资料。）官方贸易主要通过“朝贡”或“交聘”“回赐”的形式进行。互赠礼物（贡物也给免税），实质是变相的贸易。外国商人也常将运来物货说成“呈献”“进奉”（有的假本国君主的名义），但却“依着时价要钱”。（注：《永乐大典》卷19425载《成宪纲要》《驿站》记“海里做买卖的人每，将着宝货等物，指称呈献物货……到这里呵，依着时价要钱”。）元政府为免于进奉过多，负担过重，以致不得不只按货物的十分之一作进奉处理，其他依例抽买。元政府有时直接“官自发船”到海外贸易，自是一种官方贸易。榷场互市也是在元官方管理下与高丽进行贸易的途径。

首先看榷场互市。元朝与高丽在两国陆路交界地区的榷场互市贸易，时置时罢，史料记录较少而不详。高丽方面载，1224年（高丽高宗十一年），元政府同意在两国边界“各置榷场，依前买卖”。（注：郑麟趾《高丽史》卷22《高宗世家》。）元朝有专门的官吏负责管理市场，收取税利。如1286年，高丽史载“元遣使算商人税钱”。（注：郑麟趾《高丽史》卷30《忠烈王世家》。）《元史·高丽传》载，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十月，帝遣阿的迷失、焦天翼持诏，谕以开榷场事，三年正月罢互市。《元史·世祖本纪》记中统二年七月癸亥：“巴思答尔乞于高丽鸭绿江西立互市，从之”，中统三年正月庚午，“罢高丽互市”。（注：《元史》卷4、卷5《世祖本纪》。）

据前述史料，于边境地的榷场，在元世祖时已不存在，但元丽官方在其他场所的互市活动并未停止，而在继续。《高丽史》记元宗十二年（1271年）凤州经略司以绢一万二千三百五十匹，来市农牛。（注：郑麟趾《高丽史》卷27《元宗世家》。）忠烈王四年（1278年）五月，遣前大将军尹秀，市马于北京；忠烈王十三年（1287年）三月，遣将军张舜龙等...令求买公主真珠衣；忠烈王二十年（1295年）高丽政府遣人“航海往益都府，以麻布一万四千匹，市楮币”。（注：郑麟趾《高丽史》卷28、30、31《忠烈王世家》。元时称益都路，不称益都府，《高丽史》记载有误。）高丽换取元的纸币以购买元朝市场上的商品。经海道往益都（今山东青州市及潍坊市辖区）贸易，反映了当时山东半岛也有元与高丽贸易的重要口岸。元人朱晞颜作《鲸背诗》云：“高丽辽阳各问津，半洋分路各复神，风帆相别东西去，君向潇湘我向秦”。据研究认为向高丽和辽东的分路航行，是在山东半岛附近海域。（注：陈尚胜《中韩交流三千年》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5页。）十三世纪末，高丽国王派遣周姓侍郎由海路抵杭州，与元地方官员商议双边贸易事宜。（注：姚燧《史公神道碑》《牧庵集》卷16。）高丽忠肃王时（1314年），成均提举司派博士柳衍、学谕俞迪来元江南，以宝钞150锭，购得经籍一万八百卷而还。（注：《高丽史》卷34《忠肃王世家》。）到高丽晚期，高丽国王甚至连年派遣官员或委托富贾巨商，从事贸易获取利润。如忠惠王时期（1342）年三月丙申，遣南宫信赉布二万匹及金银钞市于幽燕。1343年“王召富人大护军林桧、前护军尹庄等十余人，授内库货，如元贩卖”。（注：《高丽史》卷36《忠惠王世家》。）元政府也多次派人携官绢、币帛等物为元镇戍屯田军赴高丽求佛经纸、购买耕牛、粮食乃至人口等。元廷有时视需要从高丽或元方调剂粮食等物资，类似统购统销。元丽官方以“朝贡”和“回赐”的方式互相赠送、交换大量物资，元廷继承了中国历代王朝“厚往薄来”的原则，回赐多超过贡物所值。（注：胡祗通《紫山大全集》卷7《八蛮来朝诗》。）双方派遣的贡聘使节常常私自带一些物品进行交易。元政府对此种行为司空见惯，一般也不深究，准许高丽来使个人贸易。但高丽政府若发现赴元使臣夹带人众和获私利隐匿过多，则予治罪。如高丽元宗四年（1263年）十二月壬戍“流朱英亮、郑卿甫于岛。英亮等尝赴北朝（元）时，受人货赂，带十七人而行，多行买卖，至是事觉。没十七人银瓶一百七十口、真丝七百斤，皆配岛。征英亮银九斤，卿甫七斤。”（注：《高丽史》卷25《元宗世家》。但据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载，宋时高丽允许贡聘使臣个人贸易：“高丽故事，每人使至，则聚为大市，罗列百货，而金银器用悉王府之物，及时铺陈”。元时，高丽可能有不同规定。）附带提及，高丽使节除了完成其首要任务外，有些活动直接促进了经济交流，推动了后来高丽与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商业贸易。如元末出使元的高丽使节文益渐（1329--1398）把元的棉种带到高丽，使人推广栽种，并迅速发展了棉纺织技术。棉织品成为高丽重要的新产品，（注：《高丽史》卷111《文益渐》。）并向国外输出：1396年和1423年先后开始出口到中国和日本。（注：杨昭全、韩俊光《中朝关系简史》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219页。）

根据《高丽史》（卷二二至四四，《高宗世家》至《恭愍王世家》）的记载，有元一代，元朝使节携带物品赴高丽共61次，计：元世祖朝（1260-1294年）18次，成宗朝（1295-1307年）12次，仁宗朝（1312-1320年）2次，泰定帝朝（1324-1327年）1次，顺帝朝（1333-1370年）18次。高丽使臣携带物品赴元朝共138次，计：高宗朝（1214-1259年）23次，元宗朝（1260-1274年）14次，忠烈王朝（1275-1308年）66次，忠宣王朝（1309-1312年）6次，忠肃王朝（1313年-1339年）12次，忠惠王朝（1340-1344年）5次，忠穆王朝（1345-1348年）13次，忠定王朝（1349-1351年）1次，恭愍王朝（1352-1370年）8次。没有明确记述所携何物。不排除有物资交换的贡聘往来次数更频繁。据统计，1218至1367年间，高丽向元派使节479次，元赴高丽使节277次。

高丽王进献的物品有（依《高丽史》记载的顺序）：鹞子、好铜、黄白纸、金锤、金鳝、银鳝、獭皮、真紫罗、细苎布、纸、玳瑁、白苎布、表纸、奏纸、金盂、银盂、阿吉儿合蒙合皮、鹰、铁、真珠、金、日本栗、虎皮、花文大席、人参、鹄肉、牛、香菜、水果、白银满镂镀金台盏、白银满镂瓶、银锤、虎豹皮、白马、金盏、银镂葵花盏、金瓶、米、木衣、脯、獾皮、野猫皮、黄猫皮、鞍骄、耽罗马、金瓶、镂银壶、银汤瓶、银大尊、半镂银胡壶、金画瓮器、野雉、耽罗牛肉、耽罗酥油、海菜、干鱼、干脯、画扇、酒锺、皮货、织纹纺布、熊皮、熊羔皮。

元帝回赠的物品有：西锦、历日、金线走丝、色绢、骆驼、良马、弓矢、重锦、秤子、等子、鹘、海东青、宝器、凤瓶、玉笛、彩帛、海青圆牌、铺马扎子、金瓮、玉带、金袍、米、鹦鹉、银、宝钞、织金段、红绢、葡萄酒、线绫、红绡、金段、金段衣、绣段、绫素段、木棉绢、剑、御鞍、金鞍、黄金、羊、鹄、楮币、浮车。（注：此处统计仅根据《高丽史》，未包括元朝方面记录，故不全面。）

贡赐礼品货物有相应的礼仪程序，以示隆重。如元廷赠高丽历日，派专使携诏书置锦盘：侯仪太使立金銮，宝历新成锦作盘……中郎仗节使三韩……独卷丝纶渡遥海，远人愈觉圣恩宽。这是描写赠历情节的诗句。

在贡赐交易中，有认为高丽贡献多，元廷回赐较少。（注：（日）箭内垣著陈捷等译《元代经略东北考》3《蒙古经略高丽》商务印书馆1924年。另据高丽史籍《增补文献备考》《交聘考》记蒙古国初期“使价往，无定限，一岁而四五，蒙使一行至数十百人，赠遗供亿，不可胜记。”（见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第154页。）但1284年，高丽忠烈王十年，王及公主扈从1200余人赴元，使团也够庞大了。虽然蒙元赴高丽使臣有的苛索贪婪，但是也应看到元丽统治集团因联姻而形成的密切又特殊的关系对贸易的影响。无论如何不可否认丽元之间经济文化交流是密切频繁的，主流是友好的。）然有时双方交换物资的价值难以比较孰高孰低。因为有些物品是急需或生活基本必需的，有些是为享受的艺术品或奢侈品。如高丽忠烈王十九年（1293年）六月，元载来20艘米和许多土产及一只鹦鹉送至高丽。同年十二月乙己，王及公主诣元皇太子真金、妃子阔阔真殿，赠金锺金盂各一事，白银满镂镀金台盏一双，白银满镂瓶一事，银锺九事，虎豹皮各九领，银盂二十事，水獭皮二十七领，细苎布四十五匹，黑鹰鹘各一翮。元成宗即位（1295年），王与公主献金盏、银镂葵花盏各一副，金瓶、金镂银尊壶、汤瓶、酒瓶各一事，半葵银尊胡瓶各一事，银盂八十一事，银锤十八事，紫罗九匹，细苎八十六匹，豹皮十八领、水獭皮八十一领以充庭实。同年同月乙巳，元帝赐王银三万两。在这样的贡赐赠予中如何评估各方物货的所值呢？

元丽之间有时还把产于其他地区的物品赠予或转输对方，形同中介转口贸易。如元廷曾将西域贡献给元的名马（五明马：马额、四蹄为白色）转赠高丽王室。（注：黄石翁《送高丽五明马》《古今图书集成·边裔》卷26《朝鲜部》艺文2。）

中国销往高丽的货物，主要是以丝和丝织品、棉布、陶瓷器为大宗。元代丝织品大量输往高丽，有《高丽史》为证。高丽末年，恭让王三年（1391年），针对高丽社会各阶层争相购买穿戴中国丝绸之风，高丽官员上疏：“我朝只用土宜细苎麻布……今也无贵无贱，争贸异土之物……愿自今士庶工商贱隶，一禁纱罗绫缎之服”，（注：《高丽史》卷85《刑法志》。）“今无赖之徒，皆利远方之物货，不事本业……愿自今大小臣僚，皆勿得衣纱罗缎子，敦尚俭素，以绝商贩”。（注：《高丽史》卷46《恭让王世家》。）此时元虽已被明取代，但高丽的社会风气传承已久，其丝织品输入由元至明，都是对高丽贸易的重要内容。元代的瓷器历年来在朝鲜海域和本土均有大量发现，（注：徐本章等：《略谈德化窑的古外销瓷器》《考古》1979年2期。）近年在辽宁绥中海域元代沉船中打捞出一千多件磁州窑瓷器。此船可能是当年经渤海湾赴高丽的货船。（注：张威《海底七百年》《福建文博》1997年2期。）还有药材、茶叶、书籍等出口到高丽。另据《高丽史》记载，大宗的海路官方交易中粮食一项颇为突出。如：忠烈王十九年（1293年）六月已丑，元遣江南千户陈勇等载米二十艘来，又献鹦鹉一支，其他土物甚多。忠烈王二十一年（1295年）三月丁巳，遣将军智团等以船七十三艘、米一万石输之辽阳。同年四月戊寅，元辽阳省奉帝旨从江南运米三千石赈双城。同年同月己卯，遣将军金永孙以船九十艘载米一万二千一百八十石输之辽阳。同年同月癸酉，遣将军徐光纯等以船六十五艘载米八千五百六十八石输之辽阳。此类属于官方调配的粮食供销，其中均有部分转输高丽者。

在高丽方面，向中国出口纺织品，高丽书载有从“高丽地面里来载千余筒布的大船”，（注：《朴通事》载刘坚、蒋绍愚主编《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元代明代卷）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14页。）是大宗贸易。高丽个体商贩带入元的苎布，总量也不小。其中主要是用苎麻织成的布叫作氁丝布（毛施布），亦称苎麻布、木丝布、漂白布等，经久耐用，在中国很流行。元代杂剧中就常常提到“洗白复生高丽毛丝布”，（注：《朱太守风雪渔樵记》《元曲选》中华书局1958年版。）毛施布柔韧耐洗，故曰“洗白复生”，常用来形容高丽的苎布。《老乞大》说高丽商人在大都客店刚安顿下来，就有几个买毛施贴里布的客人来交易，说：“俺买呵，买一两个自穿的不是，一发买将去要觅些利钱”。元商买毛施布既可直接卖布料也可制成衣裳出售，宽的布料在裁剪后还有余剩，布头儿也“容易卖”。可见毛施布是元人熟知和喜爱的商品，元商转贩也有钱赚。

高丽商人从中国山东、福建、浙江采购大批生丝运回国内，由高丽工匠加工，织成精美的织品，并向中国输出。马匹也是向元出口的商品。除前面所述高丽马作为贡品外，商人还把马匹销往中国。又据方志载，高丽输往中国有漆，青器，铜器，参，茯苓，松子，榛子，松花药材等物，药材可考的名目有十余种之多。（注：《宝庆四明志》卷6《叙赋》《市舶》《至正四明续志》卷5《市舶》载高丽物货。）另外，把人口“高丽婢”作为商品买卖的野蛮现象也存在。转三

元朝与高丽地域毗连，无论陆路还是海路，民间贸易往来更是频繁。不但元朝商人去高丽（高丽仍习惯称中国商人为宋商），高丽商人也大量到元朝。虽然民间贸易特别是走私贸易很难在官方的正史文献中留有记录，但仍有迹可寻；并在正史以外多有双方民间贸易活动的证据。如《高丽史》载忠烈王四年（1278年）十月，“宋商人马晔献方物，赐宴内廷”；忠烈王十四年（1288，元世祖时）七月戊申“宋商人顾恺、陆清等，来献土物”；1297年，“宋商徐兴祚献鹦鹉、孔雀各三翮。”1301年“江南商客享王于寿康宫”。忠烈王三十年（1304，元成宗时）元江南僧绍琼搭乘元民间商船来高丽。（注：《高丽史》卷28、29、30《忠烈王世家》。）忠惠王时“元朝大都商人”经海道赴高丽。（注：《高丽史》卷36《忠惠王世家》。）元末泉州商人孙天富、陈宝生“为贾海外，……其所涉异国，自高句丽（朝鲜半岛）外，若婆（爪哇岛）、罗斛（泰国南部），与夫东南诸夷，去中国无虑数十万里”。（注：王彝《王常宗集·续补遗》《泉州两义士传》，详见陈高华《元代泉州舶商》《中国史研究》1985年1期。）元末“江南商客”赴朝鲜贸易，并把中国火药技术介绍给朝鲜。（注：《李朝太祖实录》卷7。）元去高丽的商人中，不但有蒙汉商人，还有一些回回商人，也常往来于两国之间，如忠宣王时期的回回商人闵甫，不仅在高丽居住，还担任了平壤府尹兼存抚使。（注：《高丽史》卷33《忠宣王世家》。）

高丽各阶层人士来元的也为数不少。（注：此处尚不计高丽大批移民到元各地，尤其是今东北辽阳、延边一带就食。十四世纪中叶有数十万高丽人居住在辽阳沈阳地区。《朝鲜全史》7，中世编，《高丽史》2，平壤科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123页。元末大都就有数万高丽人。《高丽史节要》卷26恭愍王3年11月。）高丽人李齐贤来元大都旅居26年，与当时元的仕宦文人过从甚密。李游历大半个中国，汉语文诗词造诣颇高。高丽人学习汉语的热情不局限于文人雅士，一般人家，特别是想外出营运，到中国做买卖的人多学汉语，有的从小就学。如到元大都经商的高丽人，自幼年就按其父母的主张，“在汉儿学堂里学文书”“学半年有余”，“些小汉儿言语省的有”，即粗通汉语。当别人问他“你是高丽人，学他汉儿文书怎么？”答曰“世间用着的汉儿言语，咱这高丽言语，只是高丽田地里行的”，“汉儿田地里来都是汉儿言语”。会讲汉话，与元人做买卖才方便。应运而生的是高丽汉语读本的编纂。

成书于元代末年、十四世纪中叶的高丽汉语教科书《老乞大》及《朴通事》是了解元代中国社会生活诸方面及高丽与元民间贸易的珍贵资料。“老乞大”即老契丹，契丹指中国、中国人。“朴通事”即姓朴的翻译，书或为其所作，或是他所传，也可能是假托的。“两书的史料价值非常之高”（注：杨联升《老乞大朴通事里的语法语汇》《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九本上。《老乞大》和《朴通事》两书早已受到中日韩语言学者的重视和研究。从历史学角度对之考察研究者首推陈高华先生。详见陈高华《元大都》北京出版社1982年；从《〈老乞大〉、〈朴通事〉看元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历史研究》1995年3期，《旧本〈老乞大〉书后》《中国史研究》2002年1期。）。《朴通事》记载了大都商人往返上都开平营运，以及元代人口买卖、高丽商人来元贸易及岁时、娱乐、词讼、宗教、婚丧习俗、医药、文学等情形。《老乞大》是以高丽商人来中国，与辽阳的商人作伴，同至元大都从事商业活动为主题而写的。其中涉及从高丽到元朝经商的用语、沿途的风土人情和物价、钞法、北方城镇元人市井生活状况以及高丽的风俗等等，内容丰富。这两部书的著者无法确考，“恐怕是高丽的侨民，《老乞大》著者可能是住在东北（沈阳或辽阳一带）的人，《朴通事》著者可能是长住北京的人”。（注：（日）太田辰夫《〈老乞大谚解〉〈扑通事谚解〉》《汉语史通考》，江兰生、白维国译，重庆出版社1991年。）以下就此二书对高丽与元的民间贸易作简略考察。（注：自此以下引文除特别注明者均据《朴通事》载，刘坚等主编《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元代明代卷）和（韩）郑光主编《原本老乞大》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1月版。）

首先，这些到元朝做买卖的高丽商人来自何地？书中没有专门论及。但《朴通事》中，一个先来到元朝的商人向后到的高丽商人询问家乡的年景：“我地里面的田禾如何？”答曰：“今年那里庆尚、全罗、黄海、忠清、江原各道里，十分好田禾。”据此推知有些商人可能来自高丽南部或中部。当然也有从北部来的商人。（下面即述及）。

他们经由什么途径来往？如前所述，元与高丽可由陆、海两路交通。高丽商人恰是有的经海道“船路里来”，如《朴通事》中赵姓商人说：“我只船上来了，”并在海上历险看见海盗打劫往来元丽的布疋、粮食贸易船。也有走“旱路里来”的：“过的义州”即是中国土地“汉儿田地里来”。走此路的可能以高丽北部商人为多。《老乞大》中李姓等高丽商人是“从高丽王京（今开城）来”，来时走的旱路，待把马匹等货物脱手卖出，购得元商品返回高丽时则走北方海路：“到直沽（今天津）里上舡过海，”沿海岸线向北经过辽东半岛海岸，再沿朝鲜西海岸南行，抵高丽中部之王京。据说商人携货从高丽王京到元大都、山东等中国北方发售及采购货物回国卖出，这一往返行程差不多为期一年：“俺从年时正月里将马和布子到大都卖了，五月里到高唐，收起棉绢，到直沽里上舡过海，十月里到王京。投到年终行货都卖了，又买了这些马并毛施布来了。”当然时间长短也受路途和购售是否顺利及货物量多少的影响。

高丽政府对入元贸易的民间商人有相关的职能部门进行管理。当高丽商人们在往大都的路上欲投宿人家时，主人家因打量他们“样范又不是汉儿，又不是达达”，而不敢贸然留客。一路同行的辽阳王姓商人证明说：“这几个伴当，他是高丽人，从高丽田地里来。他每高丽田地把口子，渡江处，官司比咱每这里更严，验了文引，仔细的盘问了，才放过来。他每要是歹人来历不明呵，怎生能勾到这里来？他见将文引，赶著高丽马，投大都做买卖去。”这也说明这些高丽商人都是获高丽官方允许的合法的经营者，并非走私活动。

元朝地方商业税务机构对前来贸易的高丽商人，按一定比例收取实物或货币做为贸易税，称为“抽分”。如丁姓高丽客人“赶着一百匹马，……来时节，到迁民镇（今山海关）口子里抽分了几个马，到三河县抽分了几个马。”

元政府对外国商人的管理和商品征税的条例、法规，虽然重点在于南方市舶司所在地，对番舶入港时“依例抽解”，出港时“于所在番船公验内附写将去物货，不许夹带违法之物”；抽分又分粗货、细货，税率有十五取一或取二，十分取一或取二，也有三十取一等等不同，北方对外贸的管理也应大率如此。

高丽商人的主要货物是马匹、苎布、人参。他们入境中国，从东北一路走来，赶着牲口，驮着高丽苎布和新罗参等货物，沿着驿路驿站，起早赶晚，入得山海关（迁民镇）经夏店、三河、通州等地，直奔大都。途中历尽辛苦，还要提防盗贼和歹人，有适宜的机会也发卖了些货物。那丁姓商人原赶了一百匹马，被抽分了几个，又“瘦倒的倒了，又不见了三个，只将的八九十个马来了，到通州卖了多一半儿，到城里（大都）都卖了。”商人到大都后通常找熟识的店家落脚，也要考虑到住地离市场的远近，做买卖是否方便。辽阳客人王某和高丽客人李某商议：“咱每则投顺承门关店里下去来。那里就便投马市里去哏近”，“但是直东去的客人每，别处不下，都在那里安下。俺年时也在那里下来，哏便当。”如果店家帮忙找到买主，也不一定非去大市场不可。经过牙人说合定价立契，买卖双方即可做成交易。就如店主对王、李客人所说：“你既卖时，也不索你将投市上去，则这店里有者。俺与恁寻主儿都卖了。”每一笔买卖需交牙税钱，“体例里，买主管税，卖主管牙”，而且买卖头匹（马牛等牲畜）还要按国家规定税契。

除了马匹，高丽商人的货物还有不同颜色、不同档次的苎麻布：白毛施布、黄毛施布、黑帖里布（据考贴里布用火麻或称大麻为原料，比苎麻布颜色黑，也不如毛施布柔软）。高丽商人开价说，毛施布“十一综的是上等好布（综相当于今日棉布的纱支，纱支高的质量好），三定（锭）半，没商量。九综的是中等的，两定（锭）半。”“帖里布这一等好的两锭，这一等较低的六十两”。买主讲价：“恁休胡索价钱！这布如今见有行市……这毛施布高的三锭，低的两锭。这帖里布高的七十两，低的一锭”（元代的纸币称钞，一锭为五十两）。可知高丽布长久以来大量贩入大都，是市面上常见之物，已形成人们所熟悉的、较稳定的品质价格，即“见有行市”，高丽商人想抬高价钱也不那么容易。其实价格是随供需关系而定，古今如此。高丽客人问到人参价钱，店家答道：人参正阙着，哏好价钱。往年时则是一斤十五两，如今为没卖的，半锭也没处寻里……新罗参呵，更好，愁甚卖！”牙家最后敲定：“如今时价二十五两一斤，有甚商量？”

高丽商人在大都发卖完毕，着手购买“回还高丽田地里卖去”的“行货”，征求中国辽阳商人的意见：“哥哥你与俺排布者。”辽阳商人说：“我曾打听得高丽田地里卖的行货，底似十分好的倒卖不得，则宜豹子行货，倒著主儿快。”意思说：那些价格昂贵、高档的商品并不畅销，倒是那中低价位的货物，人们日常需用的及小商品销路广，卖的快。高丽商人很赞同，认为说得太对了，的确是这么回事，遂应道：“可知哥哥你说的哏是有。”此段对话反映元代中国商人对邻国高丽民间商货市场行情的了解，尤其是中国东北和北方商人也常会到高丽去做买卖，才能获得清楚准确的市场信息。高丽商人购买的货物具体名目有五六十种。主要类别有中国纺织品，如粗木棉、浑金和花素缎子。书籍：经史子集皆涉及，易礼诗书、韩文柳文、东坡诗、贞观政要、资治通鉴以及三国志评话、唐三藏西游记、赵太祖飞龙记等。元的书籍在高丽国内一定有相当好的市场，所以无论官家或私人来元采购时多会买书。不谈高丽上层和文化人对中国书籍的崇尚，即便民间连儿童也学“汉儿文书”，“读论语、孟子、小学”，而故事、西游记“那一等平话”“热闹，闷时节好看有。”民间的需求就是不小的市场。“零碎行货”：装饰、佩饰如红缨、玛瑙、珊瑚等各色料珠儿；女红缝纫用品；化妆品；理发用具、梳蓖、剃头刀；日常各种用途的刀子；不同款式和质料的帽子；小孩儿玩具；象棋、双六等休闲娱乐品；苏木；官做的秤、等子；（注：《高丽史》卷28《忠烈王世家》载，忠烈王二年（1276年）高丽国王致书给元中书省曰：“小邦秤制异于上国，前者蒙赐一十六斤秤一连、十斤半等于一盘、三斤二两等子一介用之，中外未可用遍，乞更赐秤子、等子各五百。”看来高丽采用了元朝的秤制。但民间远不够用，所以高丽商人要买元朝的“秤三十连、等子十连，”回国转卖。）马具等。货物购买的数量一般是成十成百为起点，多数以百为单位。如秤三十连、玉珠儿一百串、蜡胭脂一百斤、草金缎子一百匹……。

高丽的商人对元商品的鉴定能力很强，与元商打交道经验丰富。一个买织金缎子的高丽人对卖主讨价还价，很专业又自信地说：“这的是真陕西地面里来的？……你谩不得我，我又不是生达达、回回……你怎么谩的我高丽人。”买金胸背缎子时又说：“俺不是利家，这缎子价钱俺都知道。”高丽商人不仅在商品聚集地如大都等商业城市购销商品，有时还到货物原产地购买，以期获得价廉物美的商品。《老乞大》记一个高丽人说把马和布子到大都卖了以后，“俺往直南、济宁府（路）、东昌、高唐，收买些绢子、绫子、绵子，回还王京卖去。”他所讲的那些地方在元代是丝绸棉布重要产地之一。这些也都说明高丽民间商人在元代经常来往中国贸易，对产品产地了如指掌。为了多赢利，高丽商人还把元的丝织品进行染色加工。在中国买薄绢一匹十七两，打染做小红里绢，绢子每匹染钱三两，到高丽王京，绢子一匹卖五综麻布三匹，折钞三十两。这样扣除染钱，一匹绢多卖钞十两。绫子每匹二十五两，每匹染钱鸦青的五两，小红的三两。在王京，鸦青的每匹折钞六十两，小红的折钞五十两，各多卖三十两和二十二两。“通滚算着，除了牙税缴计外，也觅了加五利钱。”这是最重要的，赚钱获利是商人往返元丽贸易的动力。

高丽商人通常是与亲戚邻里合伙入元营商，有时分批陆续到。后来者又携带货物以增加贸易。而且高丽商人常喜欢与中国商人“做伴当”（伙伴）一路同行。元朝商人对之热情关照和教导，做商业参谋。高丽商人很感激地向人介绍说：“他是汉儿人，俺沿路来时好生多得他济，路上吃的、马匹草料，以至安下处，全是这哥哥生受。”起程回国时高丽客商对中国商人依依不舍地说：咱每这般做了数月伴当呵不曾面赤，今后再厮见呵，不是好兄弟那甚麽？生动地反映了元丽民间的交流与友好。

蒙元史范文篇8

这条界限的进退，反映历史上我国北部气候环境以及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政治、经济势力消长的变化，这对研究中国北部疆域、政区和产业布局的变化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明清时期我国北部的农牧过渡带有过明显的推移，这种推移的内在因素究竟是什么，尚无明确的结论，以至有些历史现象未能解释清楚。本文企图对这一问题作较深入的分析，结论是否正确，尚无把握，不过作为一种看法提出来，希望引起有关同行的讨论。

一、14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农牧过渡带

据今人研究，13世纪的气候是一个比现在更温暖的气候期。这个温暖期大约结束于该世纪末。

在14世纪前五十年，中国东部气候已从温暖期向寒冷期转变[1]。这种转变在我国北部有明显的反映。例如元朝前期在上都（今内蒙古多伦诺尔西北闪电河北岸）及更北的口温脑儿的黄土山（今查干诺儿南）和应昌府（今克什克腾旗西）都有屯田。至元二十、二十二年（1283、1285）政府曾出钞四万五千锭在上都、应昌府和籴粮食[2]。至元二十五、二十六年还疏浚了怯烈河灌溉口温脑儿黄土山一带民田[3]。可见这一带农业还是相当可以的。然而到了14世纪初（至大元年，1308），应昌府的屯田撤销了。蒙古高原上的气候有明显转寒的现象。延佑年间（1314—1320）“朔漠大风雪，羊马驼畜尽死，人民流散，以子女鬻人为奴牌”[4]。1323、1328（天历元年、致和元年）蒙古高原上曾发生过二次严重寒潮，“风雪毙畜牧”[5]，造成严重后果；1332年（至顺三年）八月山西北部、内蒙古呼和浩特有“陨霜杀禾”的记载[6]。此外，进入14世纪以后，山西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在五至八月间陨霜、雨雹、风雪记载特多（详见本所编制《中国历史气候灾害年表》），可以认为进入14世纪以后北中国气候转寒的事实是有充分材料根据的。

1368年朱元璋将元朝势力逐出中原，又乘胜追击蒙古残余势力至今蒙古国乌兰巴托的土剌河及其东部的贝尔湖一带，退兵后在其北疆约今蒙古高原的东南缘设置了四十余个卫所（一种军事屯戍组织），大致沿着阴山、大青山南麓斜向东北至西拉木伦河侧一线[7]，驻兵戍守，屯田养军，形成了一条实际上的农耕区的北界。此线西段和中段显然已较元时南移了一个纬度。当时明朝的势力远不至此，为什么将国防线限制在这条线上，无疑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15世纪初开始，明朝北部实际农耕区北界又发生变化：

（1）农牧过渡带西段：永乐元年（1403）将置在今内蒙古托克托的东胜左卫南撤至今河北卢龙、东胜右卫南撤至遵化，正统三年（1438）虽曾一度在原地复置，未见又撤废，在托克托的卫城遂废[8]。

（2）农牧过渡带中段：洪武初年，辖有今山西北部和内蒙和林格尔、集宁一带的大同都卫“屯田二千六百四十九顷，岁收粟豆九万九千二百四十余石”，平均亩产0.37石（约当今60市斤），与同时期河北平原产量相近，不能算很低，中书省建议乘机将屯军月粮减去三斗，朱元璋不同意，他说：“大同苦寒，士卒艰苦，月粮且勿减，待次年丰熟，则依例减之”[9]。可见这样的产量，根据当地经验也不算丰收年，还有进一步提高的可能。可是到了永乐初年却将置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的云川卫、浑河北岸的玉林卫、镇虏卫，凉城东北岱海附近的宣德卫以及商都东南察罕脑儿卫（今插汉脑儿）一起迁入长城以内的大同地区。

（3）农业过渡带东段：洪武年间在今内蒙古东南部置开平卫（今正兰旗东闪电河北岸）、全宁卫（今翁牛特旗）、大宁卫（今宁城西）以及所属各所，在西拉木伦河南岸、老哈河流域和滦河上游一带屯田戍守。永乐开始这些卫所也先后迁入了长城以南地区。

15世纪初年这次农耕区北界的同时南撤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传统的说法是由于据点远离内地，无民人居住，一旦蒙古入侵，难以固守，故而退据长城为守，而东北部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则是给了为永乐争位出过力的兀良哈三卫。

但是我们细查历史资料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第一，明代的永乐朝国力还是很强大的。永乐七年（1409）朱棣亲征鞑靼，渡胪朐河（今蒙古国克鲁伦河），追至斡难河（今鄂嫩河），大败鞑靼而还。十二年亲征瓦剌，兵锋直指土拉河（今蒙古国图拉河）。二十年条征阿鲁台，败之于屈列儿河（克鲁伦河）。二十一年又亲征阿鲁台，至长城边上西阳河（今河北怀安县境），闻阿鲁台为瓦剌所败而还。二十二年再次亲征鞑靼阿鲁台，宴群臣于应昌，前锋至答兰纳木儿河（今蒙古国贝尔湖东），未见敌人而还[10]。历史上称为“五出三犁”之威。由此可见，在永乐初年明朝的北边根本不存在鞑靼、瓦剌势力的威胁。

第二，为报答争夺皇位有功而将大宁都司的土地给兀良哈三卫的说法，见于郑晓《吾学篇》卷67《兀良哈》，《明史·鞑靼传》即采其说。以后史家大都沿用这种说法。但明朝人郭造卿对此说已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后代明统治者无力收复土地，嫁祸于祖先[11]。实际上兀良哈三卫牧地最初远离明边，泰宁卫在元泰州（今内蒙古洮南一带），朵颜卫在额克多延温都儿（今扎赍特旗北）、搠儿河（今绰尔河）一带，福余卫在瑚裕尔河流域（今齐齐哈尔一带）[12]。宣德年间始南下，牧马滦河上游。永乐初年并没有占据大宁都司地。近年也有人研究证明，畀地之说是一个“冤案”，实属子虚乌有[13]。因论证比较复杂，无法在此详述，不过其结论是可信的。

第三，明朝将北边的卫所前撤之后，原来的地方还是在明朝的势力控制之下。如永乐初年大宁都司内迁之后约五十年，景泰四年（1453）“三卫乞居大废城，不许。令去塞二百里外居住。天顺（1457—1464）后遂入三卫”[14]。又如宣德以后，明朝在长城以外有“烧荒”制度，“每于冬初，命将率兵出塞焚草，名曰烧荒。盖防寇南向且耀兵也”[15]。弘治年间宣府镇（治今河北宣化）一带也实行烧荒，凡每岁七月兵部命“各边遣官军往虏人出没之地三五百里外乘风纵火，焚烧野草，以绝胡马，名曰烧荒”，“使贼马不得久牧，边方易为了守”[16]。这些都说明永乐、宣德时长城以外二三至三五百里之间仍在明朝势力范围之内，并不存在边墙外直接受到鞑靼、瓦剌威胁的情况。而蒙古人南进直接威胁到明朝北边则是天顺以后的事，弘治、成化年间达到高潮。因此将永乐初年诸卫内迁原因归诸于便于防守，恐与事实不符。

我们认为15世纪初诸卫内迁的根本原因是北边地区气候转寒、环境恶化造成的。以下一些史实可以得到证明：

一，开平卫在元为上都路，也是屯田处所。洪武初年建为卫，屯田垦种近半个世纪。至永乐元年内迁京师，四年还旧治。因“开平以孤城临极边，又无险可恃”[17]，需派大量军士守备，军储供应成了一大问题。如永乐十年六月自宣府镇万全卫运粮二万石往开平以备军[18]。永乐十八年因开平卫粮饷不给，又从“京仓运米三万石贮开平，以备军储”[19]。可是“运粮赴开平，每军运米一石，又当以骑士护送，计人马资费率以二石七斗致一石”[20]，所费不赀，政府不胜负担。所以洪熙元年（1425）就有内迁独石口之议[21]。宣德元年户部主事王良言：“开平极边之地，岁运粮地，而军士戍守者皆有妻子，粮不足以赡其家”[22]。终于宣德五年因开平“岁运粮四万石，人力不济”，内迁至独石口[23]。为什么在洪武年间这里的卫所屯田能够维持下去，而到了永乐时期却不能了呢？无疑是因为这里的自然条件发生了变化，气候转寒变干，使农耕已无法维持军士的基本生活，不得不撤退南迁了。

二，上文提到洪武年间山西大同地区、内蒙古和林格尔、集宁一带卫所屯田年产亩0.37石，并不被认为是丰收，可见还有进一步提高的潜力。可是当永乐初年将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的云川、浑河北岸的玉林卫、镇虏卫，凉城东北岱海附近的宣德卫以及商都东南的察罕脑儿卫（今插汉脑儿）都迁入今长城以内大同地区后，却又感到大同一带土地贫瘠，“大同城北，沙碱苦寒”[24]。大同镇所辖十卫“地土沙碛”，云中一带“风高土燥，物产最薄”[25]。正德年间宣大总督许论说：“边地瘠薄，风寒霜早，耕作所入，不足供用，全籍关南和籴以济其半”[26]。这说明当时长城内外环境起了变化，已非洪武初年设卫时的情况了。东胜卫（今托克托）一带情况特殊，因地处黄河、大黑河流域，有较好的灌溉条件，但在洪武末年也有“天气早寒，田谷少获”[27]之感。虽然以后蒙古人进占这里，在其统治下的汉人仍有农耕，如嘉靖年间在今呼和浩特附近俺答利用汉人开发耕地约五六顷，然“所种皆谷黍蜀秫糜子”等耐寒作物。嘉靖三十三年（1554）汉人丘富等“招集亡命，居丰州，筑城自卫，构宫殿，垦水田，号曰板升”，也在今呼市附近。嘉靖三十九年明兵直捣丰州，“焚板升略尽”[28]。以后万历年间又有大批汉人迁入，人数发展到了十万，开田万顷，“连村数百”，从事农业[29]。所以正统以后明朝边臣多有恢复东胜之议，主要是着眼于这片土地。其实除了这里因有大黑河和黄河的灌溉汉人到此即可进行农耕外，其他地方既寒又干，没有灌溉条件，就不可能进行耕种。

三，黄河以南河套地区为鄂尔多斯高原，在东胜未撤以前，“军士得耕牧套内，益以樵采围猎之利，地方丰庶，称雄镇焉”[30]。东胜撤废之初，套内尚未为鞑靼所居，“土地沃豪，草木繁茂，禽兽生息”[31]。可见是一片自然环境较好的农牧交错地带。15世纪下半叶开始，蒙古人入居河套地区，“自后常牧套内，侵扰中原”[32]，于是全成牧地。在其南面明朝边墙一带，军民“多出墩外种食”[33]，“远者七八十里，近者二三十里，越境种田”[34]。其时农牧过渡带的南界大致在今长城一线稍北。可是由于15世纪以来气候趋寒转干，过渡的农耕和放牧都会使脆弱的鄂尔多斯高原的环境很快恶化。所以16世纪中叶（万历）起，毛乌素沙地不断扩展，“沿边城堡，风沙日积，……历年沙壅或深至二三丈者有之，三四丈者有之”[35]；陕北边墙“东自常乐堡起，西至清平堡止，俱系平墙大沙，间有高过墙五七尺者，甚有一丈者，……榆林等堡芹河等处大沙北墙高一丈，埋没墩院者长二万三十八丈三尺。响水等堡防胡等处比墙高七八丈，壅淤墩院者长八千四百十八丈七尺。榆林威武等堡桃梁等处比墙高至五六尺及与墙平，厚阔不等”[36]。由于边墙外风沙壅积，无法耕种，农牧过渡带的南界退至长城一线。即便在长城以内宣府、大同镇卫所的屯田，“耕耘于砂碛之中，颇多得不偿失”[37]。可知诸卫内迁之后，屯垦种植业反而衰落。其原因无疑与环境恶化有关。隆庆以后，大同地区与蒙古开互市，鞑靼“以牛马易粟豆”[38]。当时的农牧过渡带的南界则在长城一线。

综合上述，我们认为从14世纪中叶开始，我国的气温逐渐下降，进入一个寒冷期，气温由温润转向干旱，北边的农业环境恶化，原先卫所屯田地区已不能维持军士的基本的粮食需要，不得不内撤至长城一线。而鄂尔多斯高原地区在十五世纪中叶以后，因过渡耕牧、气候干旱，毛乌素沙地不断扩大，以至在长城北侧数十里地已不能耕种，全为沙土所淹，长城不仅成为当时农牧的分界线，也起着挡沙南侵、保持长城以南农田的作用。这种情况大的延续到了十七世纪。

二、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农牧过渡带

1644年清朝统一，长城已失去防御作用，不成为一条政治界线。清政府为了恢复、发展和保护蒙古高原的畜牧业，划定蒙古各旗盟的游牧界线，禁止越界放牧。又为防止汉蒙联合反清，曾对蒙古地区实行封禁。顺治十二年（1655）下令“各地口内旷土，听兵垦种，不得往口外开垦牧地”[39]。但这只是禁止了官方组织士兵出边垦种，并不能制止人民私自出口垦种。到了康熙年间国内政治稳定，政府开始提倡开垦荒地。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又规定：“凡内地民人出口，于蒙古地方贸易耕种，不得娶蒙古妇女为妻”[40]。此处已承认赴口外耕种的合法性，等于否定了顺治十二年的禁令。于是大批河北、山东、山西失去土地的农民纷纷涌往口外开垦。

玄烨曾说：“蒙古田土高，而且腴，雨雪常调，无荒歉之年，更兼土洁泉甘，诚佳壤也”[41]。又说：“今巡行边外，见各处皆有山东人，或行商，或力田，至数十万之多”。“今河南、山东、直隶之民往边外开垦者多”[42]。康熙五十一年（1712）仅“山东民人来口外垦地者，多至十万余”[43]，随着口外沿线大批牧地被开垦，北部农牧过渡带逐渐向北推移。清末曾一度推行新政，主要内容之一即开垦蒙地，于是农牧过渡带发生了更大的变化。

（1）农牧过渡带西段：本段地境为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正是黄河河套地区，地势平坦，土质肥沃，水利资源丰富，秦汉以来凡汉民族或受汉族影响较大的民族据有此地，都曾开发为发达的农业区。明时后套地区为蒙古人控制，农业衰落。清初李自成余部曾退居河套，以后又有内地人民随征噶尔丹清军进入河套。由于明朝中叶以来农牧业均已衰落，已成荒凉一片，他们“多在野处以柳木为椽，以茅茨为之草庵，卑陋秋隘，无异穴居”[44]。以后内地人民不断移入，到康熙末年至乾隆年间，“山陕北部贫民由土默特而西，私向蒙人租地垦种，而甘省边民亦复辟殖，于是伊蒙七旗境内，凡近黄河、长城处，所在多有汉人足迹”[45]。清初规定鄂尔多斯南面长城边墙外50里为禁留地；康熙三十六年准许蒙汉民在此耕种；五十八年又规定界址，边外开垦有沙地区30里立界，无沙地区20里立界，雍正八年（1730）在旧界外再展二三十里，以原留禁地50里为界。这些规定对鄂尔多斯人口的稳定、植被的保护、沙化的抑制起了一定的作用。

康熙末年以后汉人向蒙人租种渐多，但后套土地皆由河水淤积而成，质软而具碱性，得水则土膏腴美，无水则坚成石田。没有一定规模人工渠道的开修，农业难见成效。所以这里开垦较缓慢。前套土地沙泥相间，气候干燥，雨量稀少，虽不须灌溉也可耕种，但毕竟因自然环境过差，农耕的规模也很小，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政府实行新政，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放垦蒙地。1902年设立蒙旗垦务总局，以贻谷为督办垦务大臣，负责动员各蒙旗报垦，以后在察哈尔左右旗、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开垦出大批农田。直至光绪三十四年四月贻谷被撤职以前，共计在内蒙古西部放垦土地约84.000余顷，以后又在乌伊两盟续放垦地3300余顷。总计在清末新政的十年里，在内蒙古西部新放垦土地共约87000余顷。这次大规模放垦，内蒙古西部的农耕区有了空前的扩大。察哈尔左右翼（除北部少数地区）、归化城土默特、后套地区，凡属可耕地几乎垦辟殆尽，基本上变成了纯农业区。伊克昭盟中、东部的郡王、扎萨克、准噶尔、达拉特旗，以及大青山后的广漠高原上，也出现了成千顷连绵的大面积农田[46]。例如在大青山北麓的武川县“昔为蒙民游牧之区，土著者无多，自清季末叶垦殖以来，移民渐多，由晋北、陕北移来者约占十分之七八，冀、鲁、豫各省来者占十分之二三”，“境内居民十之七以务农为业”[47]。又据民国二十三年《归绥县志·经政志》记载，乾隆六十年开垦大青山后牧地4230顷，嘉庆十二年续垦地2725顷，嘉庆七年开垦大青山后四旗空闲牧地766顷。农耕地北界已进入今巴彦淖尔盟的乌拉特中后联合旗（海流图）、乌兰察布盟的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百灵庙）和四子王旗（乌兰花），到达了阴山山脉北麓（民国《绥乘》）。南界已进入鄂托克旗、杭锦旗、准格尔旗，隔毛乌素沙漠与陕北相望。但这里的农耕业极不稳定，原因是：一，“口外天气极寒，开冻迟而陨霜早，每年庄稼只收一季，每亩丰收不过数斗”；二，口外“地皆沙碛”，“而且地广人稀，无从得粪，以沙地而无粪培，耕种久则地力乏，往往种而不生，必须歇一二年后，始种一年，方能收获”；三，“口外粮户尽是客民，未编户籍，有利则认粮而种地，无利则弃地而之他”，“则此一年中，地即成无主之地，粮亦为无着之粮”[48]。特别是河套附近濒黄河的乌拉特、杭锦、达拉特三旗地“淤泥质肥而具胶性，遇水则融化滋长，无水遂坚成石田”，必须开渠引水才能进行耕种，故开垦的成本很高[49]，经济效益不大。据潘复调查报告，清末后套已垦土地9709顷，以后由于“渠道淤塞，水不敷用，逐渐荒芜，及民国五年浇地仅5000顷，至六年减至4000顷，七年又减至3500顷，后套垦务之败坏，概可见矣”[50]。直至本世纪三十年代，乌盟各旗和伊盟鄂尔多斯地区均为典型的半农半牧区[51]，其北界与清末一致，到达北纬42度左右。

（2）农牧过渡带中段：内蒙古今土默特旗地区汉人占耕很早，归化城一带大都为山西移民出口垦殖，初为“冬归春往”；以后竟全家移出口外。雍正初，仅大同等府百姓“散居土默特各村落”者，“已不下二千家”，而“归化城外尚有五百余村，更不知有几千家矣”[52]。据察哈尔都统雍正二年（1724）的调查，察哈尔右翼4旗已有出边汉民私垦农田近3万顷。“自张家口至镶兰旗察哈尔西界，各处山谷僻隅所居者万余”[53]。雍正十一年方承观《从军杂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二帙）载：“自张家口至山西杀虎口沿边千里，窑民与土默特人咸业耕种，北路军粮岁取给于此，内地无挽输之劳”。雍正十三年清政府曾一次开放归化城土默特地区4万顷土地招民垦种[54]。雍正二、十、十二年先后设置张家口、独石口、多伦诺尔三厅就是为了管理口外汉民的[55]。乾隆初，归化城郊“开垦无复隙土，大成村落”。城内除蒙古族外，还有汉族、回族等居民，人烟凑集。出城西行至黄河河套的土默特左右二旗地，“迷漫千里，悉皆腴壤，人居颇广”，向北直到大青山下，皆有“山西人携家开垦”的田地，“散布山谷间，山土饶沃”[56]。据乾隆八年（1743）的统计，归化城土默特旗的75000余顷土地中，牧地只占14268顷[57]，说明农耕已占主要地位。乾隆二十五年在土默特左右旗地区设置了归化厅（治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城厅（今同）、清水河厅（今同）、和林格尔（今同）、萨拉齐厅（今土默特右旗）加上乾隆五年置的绥远城厅（今呼市东北五里）共六厅[58]，属山西省管辖，反映游牧地向农耕地转化。例如清水河厅“所辖之属，原系蒙古草地，人无土著，所有居民皆由口内附近边墙邻封各州县招徕开垦而来，大率偏关、平鲁两县人居多”，乾隆年间有一千八百五十余户，如每户以五口计则有近十万人。光绪年间“因所垦熟地或被风刮，或被水冲，足以口内招来人民弃地逃回原籍者，实繁有徒”，当时实在户仅为九百余，较乾隆时减少了一半[59]。可见这里的农耕业是极不稳定的。本世纪三十年代，“察哈尔八旗中之左翼四旗及四群牧（今多伦、宝昌、康保、商者、沽源）之蒙民，尚完全度其游牧生活，不谙耕种，因南部各地均已设县治，故蒙民已逐渐北移，其生产经济，专赖牧畜”。察哈尔八旗中之右翼四旗境内（今兴和、集宁、丰镇、凉城、察右中旗）其土地已尽数开垦，约十七万顷。至于归化土默特旗也已尽数开垦，约有二万七千余顷，境内之蒙民与汉民同事耕种，与内地无异[60]。其时农牧分界线大致沿大马群山一线，向东至小滦河上游，与东段相接。

（3）农牧过渡带东段：一、本段在清代地属内蒙古昭乌达盟、卓索图盟和部分察哈尔地，其中卓索图盟喀喇沁地区（今内蒙赤峰和辽宁凌源、建昌一带）农业发展较早且迅速，因为地近长城，与内地连成一片。早在清朝入关以前，已有“喀喇沁人于法库山耕种”[61]。清初流入蒙古的汉人首先在此耕种定居，虽然清政府对前往喀喇沁的汉人有控制，但趋之日众，到了康熙末年，汉人逾越喀喇沁深入到克什克腾旗、敖汉旗、翁牛特旗、科尔沁及郭尔罗斯。

经过清前期一个世纪的辛勤开垦，至18世纪中叶，这些地区开始成为较稳定的半农半牧区[62]。据喀喇沁左旗所藏乾隆十七年（1752）《汉人佃户调查表》，移居该处的汉户中，有80％属于被满洲贵族圈占土地、逐出家园的直隶人[63]。乾隆四十三年在喀喇沁地区设置了平泉州（今平泉县）、建昌县（今凌源县），正是为了对汉人的管理。嘉庆初年，清政府放松了边禁，内地农民携眷出口可以不经查验，于是内地大批农民携家带口出口垦耕。嘉庆十五年（1815）“热河迤北一带”，“山广平原，尽行开垦”[64]。

到了道光年间，就连开垦较晚的喀喇沁右旗，也因“商民日集，占垦地亩日广”，终致“蒙古人无地牧放牲畜”[65]。因此到了嘉、道年间，喀喇沁地区完成了半农半牧区向农业区的转化。光绪三十二年（1906），随肃亲王善耆巡察东蒙古各旗的陈元甫在他的《东蒙古纪程》中说：“过毛金坝，入喀喇沁境”，“道路平坦，村民皆垦山为田”，自喀喇沁王府折而东行，“地势平衍，五谷杂粮均能种植”。同年，日本人町田关吉在他的调查报告中说：“喀喇沁现在已完全失去了自古以来的畜牧特色，耕作农业代替了它”[66]。据宣统元年（1909）统计，喀喇沁三旗共有牛二万头，马一万六千匹，羊五万只，而垦地面积却达11万6千4百顷，约占喀喇沁三旗总面积的1/7，土地利用率几达可耕地的极限[67]。二、西拉木伦河南岸的老哈河、教来河流域在清初就是宜农宜牧的地方。康熙曾说：“敖汉、奈曼等处，田地甚佳，百谷可种，如种谷多获，则兴安等处不能耕之人，就近贸易取籴，均有裨益，不须入边买内地粮米，而米粮不致腾贵也。且蒙古地方，既已耕种，不可牧马，非数十年，草不复茂，尔等约量耕种，其草佳者，应多留之，蒙古牲口，惟赖牧地而已”[68]。这里自康熙以后划为木兰围场，成为保护禁地。《热河志》卷四十五《入柳条边》诗注云：“木兰周围千余里，本喀尔沁、敖汉、翁牛特诸部地，康熙年间其王公等以地进献，遂为围场，并非夺民之产，而近省流民至者不可不防，其垦占每于边界依谷口植柳为援，以示限制，而非申以厉禁，人自不取僭越耕牧之法，诚尽善也”。

卷四十六《出伊玛图口》诗注云：“木兰周千余里，以山为禁，其外，北则游牧，南则民田，无围场矣”。由此可知，这里原可农耕，因人为禁止才为牧地。西拉木伦河北岸巴林左右旗地在辽金时期有过少量农业，元明时以游牧为主。清前期蒙古族曾在此从事过原始性的种植，所谓“漫撒子”，即没有固定耕地，地随人走，一年一换。当时种地不用犁，只把种籽撒在草地上，让牛群或马群在上面来回践踏，将种籽埋入地下，遇雨草苗齐长，中间不管理，称作“凭天收”，可见是一种十分粗放的农业[69]。清季放垦蒙地，这里放垦较晚，据《蒙务公牍汇编》卷一《锡光奏请拣大员专办内蒙垦务摺》（《满蒙丛书》第四册）记载：光绪三十二年时，“昭乌达、哲里木二盟之巴林、达尔罕各旗未垦荒地纵模方千余里”；《东三省总督覆奏东省内蒙垦务情形并预筹办法摺》云：光绪三十年时“查内蒙东四盟地，除在直隶热河界内及土默特各旗均早经开辟、人民繁聚外，其自潢河以北、索岳尔济山以南，南北八九百里，空旷荒芜，寸土未垦”；“宜一气招垦，次第开通”。因为“论土质则巴林左右两翼及阿鲁科尔沁一旗最为腴美，河流纵横，气候和暖。东西扎鲁特两旗间有沙碛，然可耕之地十七八。乌珠穆沁两旗地势稍高，气候较寒。该二旗产马之区，畜牧最盛”。据1920年时统计，巴林右旗开垦了2349顷，1923年巴林右旗开放可垦地4489顷[70]，规模都不大。很清楚此处当以大兴安岭为农牧过渡带的北界。三、长城独石口以北至开平的热河地区“平原旷野，土地肥腴”，“可耕之地不下数万顷”[71]。康熙四十二年（1703）王灏《随銮纪恩》载：热河一带“皆有皇庄，其种获小黍、高粱、黍子、糜子、稗子、豆、荞麦，凡七种”。今承德市兰旗营一带“乡村妇孺，鸡犬桑麻，疑是桃源”，完全是一派农村气象。向北到了波罗屯（今隆化县）“周围约数里，人家村舍，栉比鳞集，烟火周密”，直至过了隆化县北的唐山营，“行宫瓦屋至此而尽，桑麻种植至此而止，前路畋猎之场，杳无村落，人皆野栖营处”，自唐山营北四十里为“汗铁木耳打把汉”，“打把汉者，岭也。自此北行为蒙古界”。这里八月初六（9月27日）已“轻霜初下”，渡岭（约即围场东伊逊河、乌拉岱河的分水岭）而过，进入游牧地带。过岭以后东行，八月初十（10月1日）“霜花如雪，水始冰，……过岭微雪，雪止急雨”[72]。这里一条明显的气候分界线，大致即今隆化、围场两县分界处。同时代人余寀作《塞程别纪》记载，自今河北滦平县北行至今隆化县西北、小滦河沿岸的郭家屯，沿途散布着不少聚居数家、十数家以“耕牧为业”的村落，并谓“塞外但就现在土著所宜种黍麦之类，俾万人垦之，自食有余矣”。俨如为农牧过渡地带的景色。然而沿小滦河北行约五十余里，即谓“自此以北，多沙石少土，性地遂寒薄，惟见毡毳，无复村舍篱落矣”。再往北“其山草木多颇茂盛，多野兽，便于色目人打生放牧而已，余无足取”[73]。这里的农牧分界也正好在围场以南，与上述记载完全吻合。据乾隆《热河志》附图，这条界线正是木兰围场的南界，向东北与西拉木伦河西北侧的农牧过渡带北界大兴安岭相接。

上面介绍了清代北部农牧过渡带推移的情况。

这里有一系列问题应引起我们的思考：为什么清初顺治年间边外禁令得以实施，而康熙以后禁令就难以贯撤呢？如果当时塞外的自然条件与明代记载一样，怎么会有大批汉人外出耕作呢？在明时有政府支持的卫所军士尚且不能维持生计，他们是靠什么得以生存的呢？因此我们认为17世纪下半叶开始我国曾经出一个短时期的温暖气候。据文献记载，康熙、乾隆年间木兰围场秋季曾多次出现高温天气，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玄烨曾说：“塞外多寒，今年炎热不异六月，向来所未见也”。他十八岁即参加围猎，此说当有所据（《随銮纪恩》）。乾隆在《热河志》所作的诗篇中，以《暖》、《秋热》、《热》、《雨》、《秋雨》为题的占了很大比例，反映了当时秋季气温较高、雨水较多的实况。同时他在许多诗句中也多处提到秋暖的情况。如《秋熟》（卷三）：“关外逢秋热，忽如夏杪时，葛收箱欲换，扇衍箧重持”；《热》：“今秋已过闰，情知凉应速。此热实利稼，秀实催嘉谷”；《暖》（卷七）：“今年秋候长，入冬气尚暖”；《雨》：“木兰九月雨，秋暖实异常”。乾隆二十八年作《入古北口即事》注：“往岁塞外叶落，入关犹见绿树，今岁秋暧，塞外树亦未凋”（卷十八巡典六）。乾隆三十二年九月十九日《入古北口作》：“秋暖今岁实异哉”，注：“每岁关外树叶黄落，入关始见绿树，今秋关外树色尚绿，故云”（卷十九巡典七）。乾隆三十三年《出古北口》注：“关外山田秋稼多稔，今年倍胜于常，而科尔沁、敖汉诸扎萨克王公等至此迎銮，佥云迤北迤东各部田禾景象较尤丰蔚”（同上）。乾隆三十七年《入古北口》又云：“秋暖竟殊常”，注：“今岁闰月后节气率早，而秋暖较往岁尤长”（卷二十一巡典九）。

此类诗句颇多，不能备录。其中乾隆有一首以《气候》为题的诗很有意思，其云：“气候自南北，其言将无然。予年十二三，仲秋必木兰。其时鹿已呦，皮衣冒雪寒。及卅一二际，依例往塞山。鹿期已觉早，高峰雪偶观。今五十三四，山庄驻跸便。哨鹿待季秋，否则弗鸣焉，大都廿年中，暖必以渐迁”。又在《霜》（八月廿日）诗注云：“鹿必待霜降天寒凉后而答鸣”（卷七天章七）。另在《哨鹿》（作于丁亥，乾隆二十二年）诗注云：“二三十年前，鹿鸣以白露前后为候，今率以秋分前后为候，盖天道自南而北，气渐暄暖云”（卷四十六围场二）。这些资料充分说明了在十八世纪初至中后期，我国北部地区气候有一个由寒转暖的过程，温度大约延迟一个节气。当时北部农牧过渡带的北界应该是自然条件允许的最北界。这种温暖气候大概延续到十八世纪末，嘉庆、道光年间河北地区曾出现多次寒冬[74]。康、雍、乾时期农业很兴旺的归化城一带，到了咸丰年间仍成“苦寒之地，春末开冻，秋初陨霜，统年燠少寒多，禾稼难以长发，稻当梁菽麦本非貊地所生，蒿子油莜变皆视为嘉谷，劳于耕作，而薄于收成[75]。大约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又出现短暂的温暖气候，这就是清末光绪年间大规模开垦蒙地的地理背景。

清朝在蒙古高原除了开发农田以外，还设置了若干牧厂。高士奇《塞外观牧并序》：“张家口外皆国家育牧之场，马牛羊不下数千百万，望若云锦”[76]。

牧厂有二种，一种属太仆寺，一种属内务府。太仆寺牧厂分左右两翼，左翼牧厂在张家口东北140里，东西150里，南北150里；右翼牧厂在张家口西310里，东西150里，南北60里。内务府所辖各牧厂分布在今内蒙古商都至西拉木伦河上游一带，地域广大，如其中察哈尔八旗牧厂东至克什克腾旗界，西至归化城土默特旗，南至太仆寺各牧厂及山西大同府、朔平府边，北至苏尼特及四王子部界，绵延千余里[77]。由此可见，清代长城以北至内蒙古乌兰察布盟、昭乌达盟、哲里木盟一带是典型的半农半牧、农牧过渡地带。农业的比重自南向北递减。

三、小结

（1）明清时期我国北部农牧过渡带地处长城和阴山、大青山、大兴安岭山脉之间，从气候而言，属温带、暖温带。由于热量水分条件的不同，湿润程度自东向西由温润、半湿润、半干旱至干旱过渡。气候特征是冬季严寒且长，夏季短促而温热，春秋温度骤变，无霜期很短。降水大多集中在6－8月的夏季，春寒严重，给农牧业带来一定影响。历史时期人们在利用和改造自然过程中，形成了农耕区、牧业区及两者之间的半农半牧区。从历史资料来看，在14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明清时期，在农耕区和牧业区之间的农牧过渡带有过一定的变化。

（2）15世纪初明朝卫所的内迁，其中固然有政治原因，但其主要原因则是由于气候转寒的关系。据今人研究，14世纪开始全球进入小冰期，在我国也有所反映，譬如与我国北部农牧过渡带最近的黄淮海平原从14世纪开始至18世纪就有一个寒冷期[78]。我们再结合上文所述的史实，完全有理由作出这样的结论。

（3）大约康熙末期至乾隆中叶的18世纪，我国北方气候有一段转暖时期，因此农牧过渡带的北界有可能到达了无灌溉旱作的最西界。雍正、乾隆年间在长城以北设置了一系列与内地体制相同的厅、州、县制，也是农耕区北展的反映。20世纪开始又有一个转暖期，其程度较康、乾为弱。这就是光绪末年大力开垦蒙地，将农田推至大青山、西拉木伦河以北的气候背景。

（4）明代初年的农牧过渡带的北界大致为阴山、大青山斜向东北至西拉木伦河上游南侧一线。

15世纪以后因气候转寒有所内缩。18世纪清康熙开始逐渐北移，西段稍北移至阴山、大青山北麓的海流图、百灵庙一线；中段大致以大马群山、小滦河上游一线东段与大兴安岭南端相接，沿岭东斜向东北。至清末基本未变。

（5）据今人研究，今内蒙地区农业区主要分布在水热条件稍好的地区，即大兴安岭东侧、阴山山前的丘陵和平原以及鄂尔多斯高原的东部地区，半农半牧区位于农业区与牧业之间的交错狭长过渡地区也可以说是农牧业的分界线，此界线大致是从呼盟的鄂伦春自治旗东南部经札兰屯、索伦、乌兰哈达、扎鲁特旗、阿鲁科尔沁旗、巴林左旗、林西县、克什克腾旗、白旗、化德县、察右中旗、四王子旗、武川县、固阳县至伊盟金霍洛旗（指旗、县所在地一带）一带为界。半农半牧区以北及以西为牧区，其以南以东为农区[79]。这是一条呈宽带状的过渡带。明清时期这条过渡带基本上与今天相同，随着湿润状况的变化，有偏东偏西的变化。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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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满志敏等《中国东部十三世纪温暖期自然带的推移》，刊《中国气候与海面变化研究进展》（一）海洋出版社1990。

[2]《元史·世祖纪九、十》。

[3]《元史·世祖纪十二》。

[4]《元史·拜住传》。

[5]《元史·泰定纪一、二》。

[6]《元史·宁宗纪》。

[7][8][14]《明史·地理志》。

[9]《明洪武实录》洪武八年正月丁丑。

[10]均见《明史·成祖纪》。

[11]《卢龙塞略》卷八《洪宣正景经略》。

[12]和田清《兀良哈三卫的根据地》，译文见《明代蒙古史论集》汉译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

[13]达力扎布《有关明代兀良哈三卫的几个问题》，刊《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

[15]《明宣宗实录》宣德四年九月辛亥。

[16]《嘉靖宣府镇志》卷二诏命考、卷十九法命考。

[17]《明太宗实录》永乐十二年九月癸未。

[18]《明太宗实录》永乐十年六月戊寅。

[19]《明太宗实录》永乐十八年春闰正月庚辰。

[20]《明宣宗实录》宣德九年二月丙寅。

[21]《明宣宗实录》洪熙元年秋七月庚寅。

[22]《明宣宗实录》宣德元年五月丙午。

[23]《明宣宗实录》宣德五年四月丁酉。

[24]《明宪宗实录》成化二十二年八月戊子。

[25]《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十八年五月甲午。

[26]《嘉靖宣府镇志》卷二十二兵政考。

[27]《明洪武实录》洪武二十八年三月已亥。

[28][38]《明史·鞑靼传》。

[29]《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上下》、《扯国克列传》。

[30]许论《论边镇》，《明经世文编》卷232。

[31][32]曾铣《议收复河套议》，《明经世文编》卷237。

[33]《明宪宗实录》成化二年三月已末。

[34]余子俊《地方事》，《明经世文编》卷61。

[35]涂宗浚《议筑紧要台城疏》，同上书卷447。

[36]涂宗浚《修复边垣扒除积沙疏》，同上书卷448。

[37]《卢象升疏牍》卷9《经理崇祯十一年屯政疏》。

[39][40]《大清会典事例》卷166户部十五田赋，卷976理藩院。

[41]《清圣祖实录》卷224，康熙四十五年三月已末。

[42]王先谦《东华录》康熙四十六年七月戊寅、康熙四十八年七月庚寅。

[43]《清圣祖实录》卷250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壬寅。

[44]姚学镜《五原厅志略》，清光绪三十四年刊。

[45]潘复《调查河套报告书》第219页。

[46]汪炳明《清末新政与北部边疆开发》，《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6—67页。

[47]民国二十九年《武川县志略》五《社会概况》。

[48]民国《归绥县志·经略志》附录光绪十二年同知方龙光上归绥道禀。

[49]清宣统二年《西北垦务调查汇册》《总论西垦》。

[50]《调查河套报告书》第46—47页。

[51]谭惕吾《内蒙之今昔》第98—100页，商务印书馆1934年。

[52]《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7册，第837页，1979年台湾出版。

[53][55][76]乾隆《口北三厅志》卷1舆地，卷3舆地，卷14艺文。

[54]贻谷《土默特旗志》卷5，光绪三十四年刊本。

[56]夏之璜《塞外橐中集》，《入塞橐中集》卷三。

[57]《清高宗实录》卷198。

[58]《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山西省》。

[59]光绪《清水河厅志》卷14户口。

[60]《内蒙之今昔》第100—101页。

[61]《清太宗实录》卷11，天聪六年五月戊申。

[62][77]成崇德《清代前期蒙古地区的农牧业发展及清朝的政策》，刊《清代边疆开发研究》。

[63]日本天海谦三郎《旧热河蒙地开垦资料二则》第87页，伪满铁调查局昭和十八年（1943）版，转引自王玉海《清代喀喇沁的农业发展和土地关系》，刊《清代边疆开发研究》。

[64]《大清会典事例》卷158。

[65]中国第一档案馆所藏档案：《阿勒清阿奏喀喇沁王控商民不给抽分地铺银两》，转引自王玉海文。

[66]《蒙古喀喇沁农业调查报告》第一编第一章《喀喇沁农业之现况》，转引自王玉海文。

[67]据王玉海文。

[68]《清圣祖实录》卷191，康熙三十七年十二月丁巳。

[69][70]《巴林左旗志》第五编第一章农业，1985版。

[71]孙嘉淦《清于开平兴和凑驻满兵奏折》，《口北三厅志》卷12艺文。

[72][73]《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一帙、第二帙。

[74][78]《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第62页，44—46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蒙元史范文篇9

［关键词］历代；状元；状元数

笔者2001年曾写过一篇《历代状元知多少》[1]，发表后被广为转载。也有学者跟笔者讨论过唐代分场考试的榜首以及莫宣卿、施肩吾、朱善等人算不算状元等问题，笔者仍然坚持原来的看法：唐代分场考试的榜首不能算状元，只能称分场榜首；莫宣卿、施肩吾、朱善等人也不是状元。不过，通过近几年的研究，笔者在状元资料方面又有新的发现与思考，原来公布的统计数据有所变更。

一、历代应有状元数

原来统计的应有状元总数是886人：其中，唐代252人，五代121人，宋代118人，辽代57人，金代74人，西夏1人，伪齐2人，元32人，明89人，清代114人，大西4人，太平天国22人[1]。经过进一步研究后，笔者对西夏科举资料有新的发现，其状元数需要重新酌定，还有明玉珍的大夏政权也开过进士举，当时忽视了。

西夏，据《西夏书事》、《宋史》、《金史》、《西夏史稿》等，亦有进士举，而且颇受重视，进士出身的人也都能得到重用。其具体考试次数未见记载，但首尾两次开考的时间是有记载的，笔者据同时的宋、金两个政权的科举考试情形推测，西夏大约举行进士考试27次，应约有状元27名。元末明初，还有一个农民起义政权——明玉珍在重庆建立的大夏，它也实行过科举。大夏国的创建者明玉珍跟朱元璋是推翻元朝统治的“战友”。明《太祖实录》、《明史•明玉珍传》、《明玉珍与大夏国》、白寿彝《中国通史》（第十四册）等都提到大夏政权在明朝建立前夕曾开科取士，也产生过状元，但目前笔者所能见到的所有书本的、网络的“状元录”、“状元谱”均遗漏了大夏状元。大西举行进士考试2次，产生状元2人[2]。

这两个政权共约29名，其中西夏有1名已计入原来统计的886名中，因此历代应有状元数现更正为914名。

二、历代可考知姓名的状元数

原来公布的可考知姓名的状元为671人，仅知其姓的3人，共674人。其中，唐代151人（含1人仅知其姓），五代32人，宋代118人，辽代56人，金代61名（其中1人仅知其姓），西夏1人，元代32人，明代89人，清代114人，伪齐2人，大西2人，太平天国17人（其中1人仅知其姓）。这些人的具体姓名都分别收在笔者的6部拙著的各代“状元谱”里这6部拙著均由紫禁城出版社出版：《唐代状元奇谈•唐代状元谱》（2002）、《五代状元奇谈•五代状元谱》（2004）、《宋代状元奇谈•宋代状元谱》（1999）、《辽金元状元奇谈•辽金元状元谱》（2000）、《明代状元奇谈•明代状元谱》（2004，2版）、《清代状元奇谈•清代状元谱》（2004，2版）。。

1．新找出唐代状元4人

长庆元年杜诗礼[3］(P183-184)，［4］(P781)、贞观五年贾统[4］(P15)、贞观七年姬温[4］(P17)、开元二十七年（739年）李岑[5]。

杜诗礼（790？～850年？），襄阳（今湖北襄樊市）人，字号、生卒年均未详。出生世代官宦之家。祖父杜孝辅官至大理丞；父杜清官至检校员外郎；兄杜诗仁官至吉州刺史。杜诗礼于长庆元年（821年）夺得进士科第一。该年由礼部侍郎钱徽知贡举，原来取士33人，后由中书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复试其中14人，黜落10人，实取23人。宾贡进士新罗人金云卿亦于此榜及第。杜诗礼夺魁后，事迹不显，有关情形待考。[3］，［4］（P781)

贾统于贞观五年（631年）辛卯科夺魁。《登科记考补正》卷一第15页引用周绍良藏拓本《唐代墓志汇编》曰：“显庆元年（656）七月二十七日《唐故并州太谷县尉贾君（统）墓志铭》云：‘君讳统，字知人，平阳人也。……年甫十八，为大使李靖所举，待诏金马，擢第云台，名冠褒然，策标称首，授文林郎。’贾统卒于显庆元年（656）六月。年四十三。则其十八岁时为贞观五年。意《墓志》所记，其当为进士科之称首。亦见张补（即张忱石)《<登科记考>续补》（上、下）(注：载《文献》1987年第1、2期。)。”笔者赞同其“称首”之说，亦即贾统为贞观五年状元。[4］（P15)

姬温贞观七年（633年）癸巳科夺得13名进士之首。《登科记考补正》卷一，第17页载：“《补遗》册三，第434页，上元三年（676）正月二十二日《大唐故朝散大夫守昭陵令护军姬府君（温）墓志铭并序》云：‘公讳温，字思忠，河南洛阳人也。……亲师博喻，敬业研机。文绚词林，学该议圃。……贞观七年，明扬仄陋，爰应招弓之礼，方申观国之才。祗问甲科，先登荣秩，蒙授承奉郎。董仲舒之称举首，陈仲躬之处高名。望古而言，实为连类。’”笔者认为“先登荣秩”、“称首”等语已表明他就是状元[4］（P17)。

李岑为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己卯科进士状元，《登科记考补正》卷八，第335页已明确标出，而该页进士程谏（程元谏）后的注文引《浯田程氏宗谱》确有“程元谏……开元二十七年侍郎崔翘下擢进士第”、“状头李岑”字样，当属可靠[4］（P335），［5-8]。

2．新找出五代状元2人

郎粲，章文谷。

用“飓风搜索通”搜索，可发现介绍、分析名画《韩熙载夜宴图》的网页有几十个，几乎都提到图中有个穿红衣、戴方巾的年轻人为“状元郎粲”[9，10]。

章文谷也是网上发现的。《章氏家族网》载有章寿发《章氏状元》一文，说章文谷是南唐庚午科（北宋太祖开宝三年，970年）状元，并引南唐著名文臣乔匡舜所撰《太傅公传》为证。同网《功名榜•五代十国》、《章氏世系图谱》、《一至五世列祖•太傅公偕十五子七十一孙》，余干同乡会网站《余干人》所刊风云《余干章氏——名门望族》亦都称章文谷为南唐状元。《十国春秋》等常见史书虽然没有直接提到章文谷中状元之事，但我们宁可信其有。原因有三：其一，不仅上述网络资料跟文献资料凡两者皆有的部分都基本吻合，而且与网上介绍章文谷为状元成系列文章所涉及的章得象、章忄等该族历史名人的事迹也跟文献资料相合，可见这些网络资料是忠于史实的，可信度较高；其二，章家在南唐颇为显贵，其子孙都有条件受到良好的教育，在数十个孙子中出一个文才出众的完全可能；其三，五代直至宋初都跟唐代一样，科举考试的录取与名次排列不全靠考卷质量，有时甚至主要靠声誉、影响与后台，正如王士祯所说：“唐人最重进士科，然主司、举子关节交通，不以为怪，乃至宗族子姓，亦不回避。如沈尚书主春闱，其母曰：‘近日崔、李侍郎皆与宗盟及第，汝于诸叶中拟放谁耶？’曰：‘莫如沈先、沈擢。’母曰：‘二子早有声价，科名不必在汝。沈儋孤寒，鲜有知者。’绚不敢违母命，遂放沈儋及第。是以朝廷名器为宗族之私恩也。”[11］（P219)章文谷仅明文记载的就有两个在南唐做高官的伯父，《章仔钧传》中的“多至显官”、《练俊传》中的“皆跻显贵”等记载表明，章文谷想争第一，朝中还有其他众多援手，这对他夺魁都是极为有利的[12]。3．新找出西夏状元2人

高岳、高智耀。

据《西夏书事》卷42记载：“宝庆二年、夏乾定三年……三月，策士，赐高智耀等进士及第。”照惯例，赐某等进士及第，则某人就是该科状元，宝庆二年（夏乾定三年）是公元1226年，这次考试也是西夏最后一次科举考试。

通过查找高智耀的生平，我们又发现他的高祖高岳也是西夏状元。虞集《道园类稿•龙兴路东湖书院重建高文忠祠记》载：“公讳智耀，字显道。曾大父西夏进士第一人。大父，大都督府尹。考讳惠德，中书右丞相。”

《西夏书事》、《元史》、《钦定续通志》等多种记载都说当右丞相的名良惠，是智耀的祖父，这里说是“考”，名惠德；《宁夏古代历史纪年》也说：“西夏人高智耀，其祖高良惠是夏国李德旺时的右丞相。”良惠究竟是智耀祖父还是父亲呢？

脱脱（1314－1355年）于至正三年（1344年）主编《辽史》、《宋史》、《金史》，任都总裁官时，虞集（1272-1348年）尚在世，是《元史•高智耀传》在前，还是虞集的《龙兴路东湖书院重建高文忠祠记》在前还难说，当然也不一定在前的就可靠。但是《钦定续通志》、《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西夏书事》等都是著名学者编定的，此处他们都沿用《元史》的说法，笔者觉得还是《西夏书事》、《元史》等几部书的说法较为合理，那就是祖父。

《西夏书事》卷37有记载说：“乾道元年、夏天盛十七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使人为武功大夫讹罗世、宣德郎高岳。岳官至枢密直学士，历世通显，至孙良惠为夏国相。”可见高智耀这位曾为“西夏进士第一人”的先人就是高岳。

据《明实录类纂》（文教科技卷）、《明玉珍与大夏国》、滕新才《明玉珍及其大夏国本末》（下）可知，大夏政权的两名状元姓名都有记载：董重璧（或作董璧、重璧），庞百里[2]。

不少网络“状元谱”都说李安为金代状元。[13，14]编检《四库全书》只有这样一条记载：

“李安，旧志：‘襄垣人，天圣中三元，翰林学士。’天圣共九年，二年省元吴感、状元宋郊，五年省元吴育、状元王尧臣。八年省元欧阳修、状元王拱辰；无李安名。”[15］(卷65)另有一条记载说：“襄垣县……金学士李安墓在合河村，子元尚书、陇西伯嗣训礻。”[15］(卷172)这两个李安时代相去甚远，被硬捏成一人，而定为金代状元，笔者认为颇不妥。

另外，章宗承安五年（1200年）辞赋状元原来笔者认为是阎咏，应该换成武天佑，阎咏并非状元，而是当年经义进士的第28名。具体考证见拙文《“陵川七状元”考证》[16]。

总之，目前历代已知姓名的状元有679人，仅知其姓的3人，共682人。较原来增加8人。

这种研究进展十分缓慢。

三、多少知道一点生平事迹的状元数

历代状元生平资料的搜集这些年有较大进展，这里不谈其他进展，只谈历代状元中除了知其姓名与夺魁年，还或多或少可找到一些生平资料（或家世，或生年、卒年，或职任，或著述）的，即实现零的突破的，原来是507人。其中，清代114人（全部），明代87（差2人），辽金元分别只有22人、37人、13人，宋代113人（缺5人），五代仅17人，唐只有92人，西夏1人，大西1人，太平天国10人。现在是531人，增加了24人，各朝代进展情况不一，其中：

唐代新增11人：上述唐代新近找到姓名的4人都可算有点生平资料，另外，狄慎思、苑论、杨纮、李亿、崔谔、崔詹、羊袭吉都有零的突破。这些资料待唐代部分再版时笔者都将收进去。

李岑历任京兆府兵曹参军、工部员外郎、宋州刺史(注：《登科记考补正》卷八，总第335页借引文表明：他不可能于天宝中任宋州刺史，说是“升迁似亦不致如此之速”，但认为他任工部员外郎，有贾至制书，“时代均合”。笔者觉得，李岑任宋州刺史是乾元二年（759年）前后的事，离夺魁已20年左右，由员外郎外放州刺史应是顺理成章的。)等职，其它事迹待考。《全唐诗》保存其诗3首[5]、《文苑英华》录存其诗2首[6]。

狄慎思，我们得知他早年即长于文笔，及第前曾撰《唐故朝散大夫太原府太谷县王公（澈）墓志铭并序》，署“乡贡进士狄慎思述”，可见其家并非当朝势要，或为地方权豪[13］（P361)。

苑论，已知其祖父苑咸早慧，有大志，由张九龄表荐，开元中获制举出身，起家太子校书，官至中书舍人、集贤院学士、安陆郡太守；父苑籍，大历中，授河南府伊阳县尉，不幸早世。苑论后官至朝议郎、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赐绯鱼袋。曾为其祖父去世撰《唐故中书舍人集贤院学士安陆郡太守苑公（咸）墓志铭并序》。其弟苑询、苑讠

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新唐书•杨纮传》可得知杨纮的家世：祖父杨润官至国子祭酒，封湖城公；父杨侃官至白水令；兄杨缜，弟杨绘、杨绾。杨绾代宗朝官至宰相。

《闻奇录》有记载说：“羊袭吉，状元。之子少时庭中乘凉，忽见天开。其内云霞氵合，综合现在得到的资料可为他写出小传：

李合（798～843年），延唐（今湖南宁远县）人，出生于世代官宦之家。曾祖李怀让官至御史中丞，赠兵部侍郎；祖李揖官至户部侍郎、同州刺史、山南西道采访使，赠户部尚书；父李严官至乐平县尉；岳父裴溱官至大理评事。李合早慧而志向远大，15岁即以生物为己任。初授河南府（治今河南洛阳市）参军，颇受河南尹韦弘景赏识，韦除东都留守，奏为大理评事府吏。大和六年（832年）温造任河南节度，奏为掌书记，八年转监察御史里行，温除御史大夫，又奏为监察御史。九年因事贬为端州员外司户。开成三年（838年）十二月，移朗州司马。四年，岭南节度使卢钧奏为副经略使，五年十一月除贺州刺史，会昌二年十二月（843年元月）卒于任所[3］（P194-199)。

李亿（828？～888年？）字子安，籍贯(注：李致忠《鱼玄机及其诗集》认为李亿为山西人，梁超然《鱼玄机考略》据温庭筠《送李亿东归》诗，认为李亿有较大可能是江浙人，均录以备考。)、生卒年均待考。大中十二年（858年）戊寅科状元。该科由中书舍人李藩权知贡举，共取进士30人。李亿及第后，曾为河东节度使刘潼（咸通四至七年，即公元863～866年在职）幕僚，随后曾任职鄂州（州治在今武汉市），见于记载的职衔有补阙、员外郎等(注：《唐才子传》、《北梦琐言》、《唐诗纪事》、《山水小牍》等皆称李亿为补阙，然鱼玄机有《寄李亿员外》（或作《寄邻女》）诗一首，当是李亿娶鱼玄机时任职补阙，后来升为员外郎了。)。一度娶晚唐著名女诗人鱼玄机为妾，情感甚笃，携之到过河东、鄂州。后因其妻不容，约于咸通六年（865年）离异，将鱼送入长安咸宜观为道士，九年（868年），鱼因情妒笞杀侍婢，被京兆尹温璋处死。她此时尚不足30岁。李亿跟晚唐著名词人温庭筠有交往，温庭筠有《送李亿东归》诗。其他事迹待考[19，20]。

唐末崔谔、崔詹是排行相邻的兄弟状元，出身于世家大族，祖籍清河东武城（西汉置，治所在今河北清河县东北，西晋太康中改为武城县），后定居洛阳县（治所在今洛阳市，1955年废）陶村。曾祖崔称任尚书户部员外郎。祖崔植任商州防御判官、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赠尚书户部员外郎。父崔承弼任河南府士曹参军，赠尚书户部郎中。他们都受得了良好的教育。老三崔谔（861？～899年？）字号待考。乾宁三年（896年）丙辰科状元。该科由礼部侍郎独孤损知贡举，共取进士12人。崔谔夺魁仅两三年，取得官职即卒，才华未能显现，几乎没有什么影响[21]。

老四崔詹（863～927年）亦于天四年（907年）在唐代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夺得进士之魁。夺魁后，由唐进入后梁、后晋，历任秘书省校书郎、翰林学士、户部郎中知制诰等职，兼赐银章、加金紫。办事敏速，出入慎秘，有长厚之誉。晚年丧子，哀痛而卒，享年65岁[21]。

五代新增2人：张确，章文谷。

张确，福建沙县崇信乡德星里（今沙县高桥镇高桥村）人。自小才艺出众，词学蜚声乡里，于南唐后主末年夺魁，其时为宋开宝八年（975年；当时南唐奉宋正朔）。正逢村里建桥，乡亲因张确高第而取“高”为桥名和村名。张确夺魁后，授职文林郎，守秘书省校书郎。宋绍定年间，知南剑州兼招捕使陈韦华文告，将张确所在乡崇信乡改为翔鸾乡，德星里改为化龙里，本户徭差并与蠲免[22]。

章文谷（940？～1000年？）福建浦城人，其祖父章仔钧（868～941年）、祖母练俊（“俊”原文作“隽”——笔者；872～953年，或曰873～952年）都是五代时的名人，其父章仁彻仕南唐，曾以检校工部郎中任建州节度推官，后官至参知政事，拜尚书右仆射、观文殿学士。章文谷为南唐庚午科（970年）状元，入宋后授刑州录事参军，赠工部侍郎、太子太保。北宋时期，跟苏轼唱和，并各留下一首著名《水龙吟》词的章楶正是章文谷的曾孙，章楶之父章询，也就是章文谷的孙子，曾官虞部员外郎；章为章文谷的七弟章文炎的曾孙；章楶、章为再从堂兄弟。北宋宰相章得象则是其伯父章仁嵩的曾孙，即章文谷的侄孙，是章楶、章的再从堂伯；宋嘉年间状元章衡也是章仁嵩那一支的，较章楶、章还要晚一辈，是章得象的侄孙。其他名气较小，但可以在通行史籍中找出姓名，并据网络资料能理出跟章文谷的世系关系的还有很多[12]。

章仔钧的后人在宋代也是颇为显赫的，这也印证了网络资料所云章氏一门“冠盖簪绂，出入相望，前后不绝”等语的可靠性。

宋代新增1人：

嘉定十三年庚辰（1220年）科状元刘渭我们原来几乎一无所知，现在得知他家事殷实[23]；

中状元后特补承事郎，签书建康军节度判官[24]；曾入元符党[25]；所著有《乐平耕民传》[26]。

金代新增5人：

武明甫（1131—1211年），字无疑，号太复，山西陵川人。贞元二年（1154年）词赋科状元。当年24岁。初授翰林应奉文字，转秘书省校书郎，历翰林侍讲学士，官拜谏议大夫右正言等，因耿直敢言而触犯海陵王被革职。世宗继位后调阅以往进谏本章时，发现他胆略超群，才华过人，故复起任徵仕郎。大定八年（1168年）出任安国军节度副使，他“整纷起，除陈蠹，劝农桑，兴教化”，使当时面临灾荒的安国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后继任兵部，户部侍郎等职，累官至户部尚书。世宗对其十分赏识，常询以治国之道，他主张“恩赏分明”，“刑罚得当”，谏言多被采纳。晚年告老还乡，世宗赐黄金百两、白绢百匹。他在县城东北高阜之处修建别墅一座，匾书“乐天园”，在此洒然安度晚年。卒谥文端[27，28]。

武天佑，字繁祉，号灵承，为武明甫之侄。章宗承安四年（l199年）词赋科状元。初授翰林应奉文字，升任经筵讲官。他讲书常以“存天理，遏人欲，进君子，退小人”为言，深得章宗喜爱。卫绍王即位后，他上书安边三策被拒纳，致使蒙古侵占西京，政局纷乱，卫绍王被杀。他便退隐回乡，与弟天和共居于“乐天园”。著有《经史撮要》、《大学补》及《言志》等，今已失传[27，28]。

赵安时、赵安荣为亲兄弟。赵氏祖居山西陵川杨寨村，在金代是陵川的一个望族。雍正版《泽州府志》载：“赵振，姿性淳厚，好施予。父殁，哀感路人。析产推肥于其兄，而自取其薄。里中贫不能葬者，悉为周赙。又注药救病者，赈粟救饿者，赖以全活甚众。”赵家家道殷实，赵氏兄弟都受到了良好教育，诗文均颇出色。

赵安时（1115～1175年？）字全老，号东罔，正隆五年（1160年）庚辰科状元，历任中顺大夫、南京路兵马都总管、上骑都尉、永定军（治所在今河北蠡县）节度使。

赵安荣（1120～1180年？）天眷三年（1140年）庚申科状元及第，有记载说他开始也是做文官，后来做武官，也做过永定军节度使。

两人都有零星诗文传世[29]。

明昌二年（1191年）辛亥科经义状元陈载，原来是字号、里居、生卒年均不详，现在我们得知他是山西高平人，“力学安平日诵数千言”，中状元后“在翰苑十余年著述甚富”，山西通志载有《陈载集》，其墓在该县马村西，明万历年间裔孙陈升为其立碑[15］(卷65，P138，173，175)。

西夏增加2人：高岳、高智耀，上文已有部分相关资料，不赘。

明代原来缺少韩应龙、杨守勤2人的生平资料，现在都多少找到一些。

韩应龙（1498～1536年），浙江余姚人，字汝化，号五云，嘉靖十二年（1533）中举，嘉靖十四年（1535年）乙未科状元，任讲官。时世宗严饬群臣，他上书劝帝应视群臣为手足腹心，以礼相待，朝臣也当互为一体，以国事为重，精诚相处，被采纳。第二年某日，他凌晨起床，盥洗毕，冠带执笏准备上朝，忽感身体不适，拟稍事休息，就此一坐不起，溘然而逝，年仅39岁。其后代由朋友收养[30-31]。

杨守勤（?～1620年）生年未详，字克之，号昆阜，浙江慈溪人，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中举，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会试、殿试均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此后仕历待考。这是个学者型状元，政绩不显，而著述甚丰。著有《读经悬鉴》，辑有《内外品百氏名文文字镜》[32－33]、《宁淡斋诗文集》等。

元代新增1人：

拜住，逊都恩氏。字明善。生卒年不详。初曾为国子学生。至正二年（1342年）右榜状元。初授承务郎。至正十年，出任山东乡试监试官。后累迁官为奉训大夫，佥山东东西道肃政廉访司事。官至太子司经[34]。

［参考文献］

［1］周腊生.历代状元知多少［J］.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3）：24-26.

［2］周腊生.被忽略的大夏状元［J］.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版），2008，（2）：98-100.

［3］许友根.唐代状元研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4］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

［5］（宋）李日，宋白.文苑英华（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及全文检索电子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卷180，392）.

［6］（宋）宋欧阳.新唐书•杜兼传（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及全文检索电子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卷172）.

蒙元史范文篇10

蒙古高原的地理、气候环境决定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产方式是当时蒙古先民及本地域各少数民族的必然选择。《绥蒙辑要》[1]这种特有的游牧民族性格，在长期以武备为核心的体育教育实践中得到转化，转化为“强体魄、习弓马、健行天下”的蒙古族体育教育理念。伴随蒙古族的崛起和强大，这种体育教育理念逐步融入蒙古族精神系统，发展成为13世纪西征的精神力量：他们以非凡的胆略、强悍的体魄、出色的骑射技能开始了史无前例的跨洲际远征，先后征服欧亚、问鼎中原。

2体育教育的特征与开展形式

2.1体育教育特征

2.1.1地域特征：每个民族总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下进行种族繁衍和发展，并依托这一生态环境创造具有本民族特质的文化形态。蒙古高原冬长夏短、干燥少雨、土层浅薄等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对蒙古族游牧经济、军事形态乃至体育教育等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立足于原始草原的鞍马教育，服务于狩猎、游牧生产的射箭、角力技能的传授，无不体现塞外原始草原这一特定的地域文化风貌，使体育教育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

2.1.2民族特征：与农耕民族男耕女织的定居生活相比，蒙古族游牧生产在一望无际的辽阔草原展开，当时“以马背为生，以弓箭为伴”的体育教育相融于游牧生产生活，相融于军事实践。无论是骑术、角力的传承，还是射箭、布鲁技能传授，都使古代蒙古族体育教育尽显“崇尚英雄，践行自由”的游牧民族特征。

2.1.3尚武特征：古代蒙古人所处的蒙古高原正是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混杂地域，相同、相近的游牧、狩猎生产方式，有限的草场、森林资源使各民族间的利益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客观事实。加上游牧经济收入不稳定性等特点，尚武体育教育成为蒙古族繁衍和发展的必然选择。当牧业遇到自然灾害时，他们要四处采摘和组织狩猎以补充食物的不足，甚至因生存所迫还要对中原农耕民族进行掠夺；当牧业丰收，牛马肥壮时节，男人们与妇女儿童一同跨马背弓守卫牧群，防止豺狼虎豹的侵袭，更要防范他族侵扰，骑射技能成为蒙古族保卫族人和财产的必备能力。

2.1.4全民特征：蒙古人的体育教育对象不分男女老幼，“他们出去打猎，练习射箭，他们不论长幼都是优秀的射手，他们的孩子一到两三岁，就开始骑马、驾驭马、纵身上马，还按照孩子们的年岁不同发给大大小小的弓，让他们学习射箭，他们既灵巧又勇敢。……姑娘们与妇女们也跟男子一样骑马，灵便地骑在马上疾驰。”《普兰•迦儿宾行纪》[2]不仅如此，在蒙古汗国时期还建立和推行军国民制度，“蒙古军皆国人，探马赤军则部族也。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签为兵。十人为一牌，设牌头，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孩幼稍长，又籍之，曰渐丁军。”《元史•八册》[3]这种尚武体育教育体系的形成，因其所体现的连续性、实用性、全民性等特点，在当时有限的社会发展条件下，推动了蒙古社会的进步，使蒙古族在十三世纪近半个世纪征战中，所向披靡，战无不克。

2.2体育教育形式

2.2.1父兄式教习：由于原始、半原始的畜牧生产方式，加上蒙古文字发明较晚（1206年创立文字），蒙古社会一直处于半文明状态。受其所限，包括体育教育在内的整个民族教育都相融于游牧生产生活实践，这时父亲和兄长既是生产者也是教育者，既负责孩子们生产、生活经验的传授，又承担原始体育技能的培养：“蒙古人居常门前系马并着鞍，凡牧畜等举动必乘之，故无论老幼妇女，皆习于马，又能乘驭，小儿五六岁，则伴父兄至牧场，其往复皆由父兄之助，而跨于背，十岁以后，概巧于乘驭，不着鞍之马，亦能乘之，……”《绥蒙辑要》[4]凭借父兄式教习这一形式，成人们通过口碑教导和身体力行带领下一代开展生产学习、战争学习、体育游戏学习，使一代代蒙古后人逐步长大成人。

2.2.2集体狩猎：狩猎场是古代蒙古族的原始体育课堂，也是他们天然的军事练兵场。成吉思汗经常教育自己的子民以狩猎练习作战，做到不与人战时，应与动物战。“……他常说，行猎是军队将官的正当职司，从中得到教益和训练是士兵和军人应尽的义务，（他们应当学习）猎人如何追赶猎物，如何猎取它，怎样摆开阵势，怎样视人数多寡进行围猎。…..这不单是猎取野兽，也为的是习惯狩猎锻炼，熟悉弓马和吃苦耐劳。”《世界征服者史•上册》[5]即使和平时期，蒙古族也时常组织部落狩猎活动：“每年阴历五月初五端午节，蒙古族有一个特殊的风俗就是打大围。它规模之大常常超过其它猎日，……并把它作为一个蒙古族的‘猎节’。”《东蒙风俗》[6]在这项活动开始前推举“阿宾达”（狩猎总指挥），由他考察和约定围猎路线、地点、范围，并带领全部落的男女老幼开始狩猎活动：在山区采用“门猎”方式，即众人把猎物从山口往一个山沟里围堵；在平原地区采用“围猎”方式，即从四面八方往中间围堵，最后射杀和捕捉。通过集体狩猎活动，教会蒙古少年在狩猎实践中如何使用弓箭、扎枪、布鲁，如何排兵布阵等，狩猎场成为蒙古人尚武体育教育的天然课堂。

2.2.3宗教献礼：蒙古族素有拜日祭天的宗教习俗，他们认为“长生天”主宰着草原人的生死与祸福，所以每逢出征必祭“长生天”，每逢牛羊成群、水草肥美必祭“长生天”。在集中反映“长生天”的最高祭祀台阶-敖包祭祀活动中，蒙古先民都要开展赛马、射箭、搏克（摔跤）等体育竞艺，借此取悦四方神灵，保佑他们连年丰收，人畜两兴。为此每当这种大型宗教活动开展之前，各牧户都要提前选驯良马，制作精良的弓箭，练习搏克技能，为“长生天”献佳艺，展风采，以示虔诚。从一定意义上讲，当时的敖包祭祀既是开展体育教育的集中场所，也是检验牧民后代武备技能的一个高级舞台。

3体育教育的社会价值

3.1个体社会化价值

由于蒙古先民栖息于干燥、寒冷的蒙古高原，没有超凡的生存能力很难适应恶劣的自然环境。为使后辈掌握精湛的骑马、射箭等基本技能，他们从孩童时期就开展弓马教育，“其骑射则孩时绳束以板络之马上，随母出入。三岁索维之鞍，俾手有所执，从众驰骋。四五岁挟小弓短矢。及其长也，四时业田猎。”《黑鞑事略（及其他四种）》另外，在蒙古族牧区至今还流行一种风俗，当孩子长到一定年龄还有为每一个孩子举行“骑马礼”。“骑马礼是蒙古民族古老的育儿风俗，也是马背民族特有的风俗。当幼儿长到五岁时，家长就为孩子举行此礼。基本形式是：让孩子骑在马背上后，由家长牵着马缰绳到邻里亲友那里转上一圈，以表示孩子已经长大，跨上了马背。”《蒙古秘史》[7]这种从小就开始的马背教育和习射教育，使蒙古后代都掌握了精湛的骑射本领，在游牧生产以及狩猎活动中逐渐学会自食其力，投身到游牧生产生活，跻身于蒙古军人行列。

3.2经济价值

在蒙古社会早期狩猎一直是蒙古先民摄取生活资料的主要手段，即使在蒙元时期，狩猎依然是游牧生产的辅助形式，其中弓箭、布鲁等工具的广泛使用，极大地提高了狩猎生产效率。当时的体育教育以骑射、角力、布鲁等为主要教育内容，结合驯养、加工等生产实践，在狩猎和游牧生产教育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以武备为核心的体育教育以狩猎场为课堂，以天然牧场为学校，以畜牧经济发展为目标，得到长期传承，推动了蒙古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3军事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