悖论范文10篇

悖论范文篇1

关键词：《寄生虫》；隐喻；阶层；人性

奉俊昊是韩国现实主义风格电影导演，近几年拍摄了多部反映典型韩国“社会问题”的优秀作品。2020年2月，其执导的电影《寄生虫》一举夺得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国际影片、最佳原创剧本四项大奖。主人公基宇生活在底层社会，偶然机会他通过伪造在学证明成为了富人阶层朴家的英语教师，后利用诡计使一家人成功进入朴家工作。基宇一家的到来与原管家夫妇的生存发生矛盾，从而发生冲突导致原管家意外死亡。而朴家主人朴东益脸上多次显露出的厌恶神情最终刺激了基宇父亲，使其愤恨情绪爆发，挥刀杀死了朴东益。奉俊昊以韩国当下失业率居高不下为背景，将影片人物放在阶层和道德的多重因素下，揭示目前韩国社会问题的同时，也在探寻人性的不同层面。

一、气味：做为阶层的隐喻

在电影《寄生虫》中，“气味”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阶层隐喻，它象征性地带领观众进入电影的中心。隐喻，通常而言是指不通过指向事物的本体，而通过指向非本体，即喻体完成意义的建构。“当人们使用隐喻的时候，就把两个不同事物的概念放在一起，这两种思想彼此相互作用，其结果就是隐喻的含义”。基宇一家居住在半地下室里，这种半地下室常年缺少阳光、阴暗发霉，居住时间长了身上自然就会带有特殊气味。这种气味普遍存在于其他以地铁为主要出行手段的社会底层人们身上。而朴东益一家代表富人阶层，居住在豪宅，生活讲究，他们身上没有这种“社会底层”气味，因为他们只是“偶尔坐地铁”时才会和社会底层群体接触。这种独特的阶层气味很容易被察觉，朴家儿子多颂很快就发现了基宇一家人身上散发出的相同气味。同为社会底层的人对这种气味并不敏感，他们已经习惯这种味道，如同他们已对底层人们的悲惨境遇麻木了一样。原管家的丈夫因为被债主逼迫，被妻子秘密安排在朴家的地下室生活四年多，其身上也自然被这种气味环绕。原管家丈夫躲避在地下室之前由于店铺破产倒闭，被债主追债，这与基宇父亲成为朴家司机之前做过代驾、炸鸡店、蛋糕店，最终失业的境况相似。从根本上来说，他们同处社会底层，身上具有相同的阶层特征，在电影中这种气味也暗含了社会底层阶层群体的生活不幸和困苦无奈。这种“底层阶层”气味是难闻的，不被顶层人们接受。朴家一家外出宿营时，随着原管家返回朴家，基宇一家发现了原管家将丈夫隐藏在地下室的秘密。与此同时，原管家也发现了朴家的英语教师、美术教师、司机和新管家原来是一家人。无论哪一方的秘密被朴家知道，都逃不过被朴家撵走、落魄的境遇。位于社会同阶层的两家人开始了角逐和较量。最终在朴家人临进家门之际，人数占优的基宇一家将原管家夫妇制服并送回地下室，而在争斗之中原管家意外受伤、生命垂危。气味，一方面隐喻地揭示了社会底层群体生活的困苦不易，另一方面它又代表了阶层的分化。朴家人在接触到这种“底层阶层”的气味后，极其厌恶，朴东益将其形容成“煮抹布才会散发出来”的气味，把它当做一种“越线”的气味。越线行为是富人阶层朴家所难以容忍的，而被其他人侮辱、鄙视也是社会底层的群体所难以接受的。在朴家儿子多颂的生日聚会上，原管家丈夫在妻子伤重身亡后心生怒恨，逃离地下室后刺杀了基宇妹妹。而富人阶层的朴东益置他人生死于不顾，冷漠中展露出的对“底层阶层气味”的厌恶感彻底地激怒了基宇父亲，基宇父亲带着积压已久的不满，抓起尖刀杀死了朴东益。由气味引发的荒谬惨案暗示了在现有的社会环境中阶层之间的矛盾日趋恶化，不可调和。在影片当中基宇一家能力出众，也一心渴望摆脱生活的困苦，可最终还是无法被顶层阶层所容纳，究其原因是社会阶层固化的结果，也是隐藏在表面下的转运悖论。

二、转运的悖论

悖论的矛盾不是语句本身产生的，而是按照推理的规则推出来的。产生悖论的最主要原因是“自我涉及”。进入朴家工作后的基宇一家彻底摆脱了失业状态和生活窘境，无论是作为英语教师、美术教师还是作为司机、管家，基宇一家的能力无疑是出色的，完全能够胜任岗位需要，也获得了富人家庭的认可。但是这却无法改变他们位于底层阶层的本质。基宇一家的秘密被揭穿，以及赖以生存的半地下的“家”被大雨的淹没，使基宇一家认清了阶层无法改变的现实，也给观众指出了底层阶层转运的悖论。“你知道绝对不会失败的计划吗？是无计划，没有计划。人生是绝不会按照计划走的，难道这么多人都计划好了，今晚挤在体育馆睡觉吗？所以说人生就不应该有计划。”基宇家的处境是韩国底层社会的一个缩影。作为一个底层社会的失业者，他们无法找到工作，支撑日常生活。虽然通过伪造文件和一系列骗局进入富人阶层视野，但他们依然无法抵抗自然灾害所隐喻的变故。这并不是一个偶然，而是底层民众的定局。生活中的偶然变故和底层阶层的定局之间存在着不可更改的必然关系。“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性的一极，它的另一极叫做必然性。在似乎也是受偶然性支配的自然界中，在每一个领域内都有在这种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然而适用于自然界的，也适用于社会。”基宇一家生活状态在一夜间戏剧性的变化以及对未来的思考向观众说明了这个道理。一场大雨看似是自然灾害，实则是对社会的洗礼。基宇在经历了洗礼后开始思索人生的阶层问题，“大家都好体面啊，即使是临时赶来的，我适合这里面吗？”持续待在上面，他不能做到像富人阶层的人们一样自然和体面；回到下面，他又深知生活的不易和艰难。踌躇、疑惑和不安盘踞在基宇的心中。与基宇一家同处于社会底层的原管家夫妇，试图通过富人家庭的管家身份和躲入地下室的方式，苟且余生来获得内心的平静和逃避社会。然而这种逃避去无法持久，在基宇一家的连环计谋下，原管家被赶出朴家，当其重返朴家苦苦乞求基宇母亲照顾她躲在地下室的丈夫时，基宇母亲已全然忘记了曾经落魄的日子，拒绝了原管家的请求，“理直气壮”地说“我可不是穷人”，并扬言要报警。随着偷听谈话的三人从楼梯上的意外跌落，剧情开始反转。互有把柄在手的两家人为了生存上演了激烈的争斗，在此过程中原管家的意外受伤，将同阶层的矛盾推入了影片的最高潮，导致了两个底层阶层家庭的破碎。大雨的夜晚朴家走廊上的灯在原管家丈夫操纵下发着救命的摩尔斯代码，而即将被污水浸没的基宇家的灯也同样在闪烁，这种平行蒙太奇手法的运用，造成的紧张节奏扣人心弦，同时也预示着两个底层家庭在不同道路上的相似命运，殊途同归。社会的阶层分化使底层阶层难以扭转自身命运，因为他们缺少的不是知识技能和勤奋，而是跨越阶层所需的社会平等。富人阶层的信任来源于朴太太心中的“信任的纽带”和朴东益眼中会员制的高端专业公司。即使不存在利益关系，阶层的分化和社会的不平等依然存在。影片中基宇父亲的几次尝试失败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在桑拿房中基宇父亲习惯性与朴太太的握手，朴太太的第一反应是“你洗手了吗？”；在送朴东益回家的途中，基宇父亲渴望与其像与朋友一样聊天时，朴东益将此视为即将越线。

三、缺失阳光的寄生虫

电影名为《寄生虫》，所指的是生活在人们心里的寄生虫。人们心里的阴暗给了寄生虫生存的空间，啃食着人性中的善良、诚信与正直，留下的空间被丑恶和仇恨所侵占，这就造成了人格缺陷上的贪婪、懦弱、虚伪、多疑。人的行为离不开人格的支配，即人的行为会打上鲜明的人格烙印，人格畸变导致行为偏差。在电影《寄生虫》中人格的缺陷帮助基宇一家成功应聘进朴家工作。先是基宇利用伪造的在学证明成为了朴家女儿的英语教师。其后借助基宇的“包装”介绍，基宇妹妹成为了能够治愈心理创伤的美术教师。接着通过栽赃陷害，朴家原司机被辞退，基宇父亲成功替补上位。最后利用原管家对水蜜桃过敏，设计诬陷其患有肺结核而被朴家辞退，使基宇妈妈成功接任管家一职。基宇一家人计谋的一次次成功，归根结底也在于富人阶层朴家男女主人的人格缺陷。假使朴太太不虚伪地认为儿子具有惊人的艺术天赋，就可以阻断基宇妹妹进入朴家；假使朴东益能够真诚对待司机问清缘由，也不会给基宇父亲替补成为朴家司机的机会；假使朴家能够给予原管家多些人文关怀，也不会让基宇母亲有可乘之机。从基宇一家的几次聚餐的场景可以知道，获得了在朴家工作机会的基宇一家已经告别了生活无着的困境。在贪婪和没有职业操守的驱动下，基宇一家利用朴家外出宿营的机会鸠占鹊巢，给原管家留下了威胁的把柄。即便如此影片还是为基宇一家留下了一条退路，只要基宇母亲稍微动一下恻隐之心，帮助一下原管家夫妇，也不至于原管家夫妇背水一战，两败俱伤。人性丑恶的生长速度是像寄生虫的繁殖能力一样惊人和恐惧的。朴东益夫妇的冷漠和高高在上的惺惺作态在影片中被刻画得体无完肤，而他们的孩子在他们的影响下也变得冷漠无情。在雨夜草坪的帐篷中儿子多颂明明已经翻译出了代表“救命”的摩尔斯代码，却没有抓起近在咫尺的对讲机通知父亲救人。在孩子身上表现出来的无情足以使观众推断出社会上蔓延着更多的冷漠，而这一推断很快得以验证。基宇家慢慢上涨的污水中折射出了无家可归的人在水中艰难行走的镜头，在结构严谨的电影当中，高超的导演惜时如金，长达25秒的垂直镜头让观众感到事件更真实。在这25秒里水中游逃的狗都被记录，而却没有看见一个人去帮助，这种孤独可想而知。人性的冷漠像空气一样散布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这也是影片中社会各个阶层唯一的平等。多颂的生日聚会前，偌大的草坪上聚集着繁杂的人们，有衣装革履的绅士淑女，有持斧劈柴的强壮男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男主人遇刺后，他们惊慌逃走，甚至找不到凶手逃离现场的目击者。人性丑恶的存在，一方面是社会阶层固化、底层阶层生活困苦所导致的，另一方面是人们的社会责任感缺失的结果。按照马斯洛的理论，人的基本需求划分为五个层次来排列，排在最前列的是生理需求，然后依次是安全、爱与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底层阶层在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无法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在“活下去”与“善良”两者之间选择时，自然会选择活下去。这种情况下，他们需要社会的关爱。而在影片中，无论是基宇一家进入朴家工作前，还是在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后，除了政府有限的收容外，没有得到任何社会组织或个人的帮助和关爱。富人阶层却在忙碌地准备着奢侈的儿童生日聚会，还要感谢大雨带来的晴朗天气，这种对比的运用更能将社会责任感的缺失表现淋漓尽致。社会责任的缺失，必然加剧人性的丑恶，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让缺失社会责任感的人们终尝恶果。

四、结语

韩国导演奉俊昊执导的电影《寄生虫》以当下韩国社会为背景，在电影中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底层家庭基宇一家最终不得不接受无法改变阶层的现实，接受了底层阶层固化的基宇父亲也再无可能过上正常的生活，而属于社会顶层阶层的朴东益一家也深受阶级固化衍生的矛盾所害。无论身处于哪一阶层都无法逃避阶层固化引起的社会问题，无法摆脱阶层固化带来的羁绊。“寄生虫”会在阳光下狼狈逃窜，导演借助影片中数次出现的阳光镜头特写，表达了希望将人们心里的“寄生虫”暴露在阳光之下，从而驱赶走人性丑恶的愿望。电影是由阳光照进半地下室的窗口开始，基宇的梦想又是照在豪宅落地窗上结束，转瞬切至飘雪冬夜的半地下室窗户剧终。电影以这样的一个镜头结尾昭示着当下的社会问题的严重，急需“一缕阳光”的出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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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韦志兆.团体心理咨询技术在大学生犯罪心理预防与矫正中的应用[J].思想教育研究，2010（01）：56.

悖论范文篇2

一、“个人精神上的真实”与虚伪存在的现实

综观余华的文学观，真实与虚伪两个概念频繁地出现。他反复地声称，自己的一切努力和所有作品都是为了“更加接近真实”，“长期以来，我的作品都是源出于和现实的那一层紧张关系”。③翻开余华的文论，其文学真实论的理论建构常常是混乱的，也常常是自相矛盾的。余华关于“真实”的解读是，一方面，真实的本质内涵是一种“个人精神上的真实”，它是主观内在的、感知欲望的、个性自我的。它包括感觉知觉、愿望欲求，以及诸多抽象存在的非理性形态。他强调，人的一切精神存在都是真实的。在这个精神世界里，一切都是那么真实可信、秩序整齐、自由新鲜，人只有进入到这种广阔的精神领域才能真正体会世界、认识世界。另一方面，客观现实中的事实也是真实的，“看法总是要陈旧过时，而事实永远不会陈旧过时”。①在事实的真实面前，任何精神的东西，包括艺术家的创作都是软弱无知的。因为，“事物总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的说法，不同的说法都标榜自己掌握了世界的真实，而真实永远都是一位处女，所有的理论到头来都只是自鸣得意的手淫”。②余华关于“虚伪”的解读是，一方面，生活现实是虚伪的，“生活是不真实的，只有人的精神才是真实”。③在生活现实里，真假杂乱、鱼目混珠。另一方面，人的生活经验是虚伪的，人们思想心理中长期积淀下来的主观认知，大都被日常生活经验所围困。它“肤浅”，缺乏想象力，源于客观现实并只囿于实际的具体事物之中，使人们只能“就事论事”地进行判断;它“陈旧”、“衰老”，是“已经完成和固定下来”的“答案”，它使人们沉浸在“不断被重复的陈旧冒险”里，陷身于堆积如山的“常理”或“规定的范围”，很难进行自身的革命;它还是“大众”的、“常识”的，缺乏“偶然”和“新鲜”，它使个体自我整日在“无数常识之间游荡”，最终只能是“个性的丧失”。余华以为，十九世纪以来现实主义文学所强调的真实便是这样一种共同的阅读体验，它只认同常识的“大众经验”，默认世界已经完成并固定下来，人们只能在已经固定的答案里安全地完成着自己的阅读行为，经历着不断被重复的陈旧冒险、衰老经历。在这看似零散、混乱、晦涩的言辞中，真实与虚伪两个概念纠缠在一起，既相互抵牾，又相互依存地磨合着。仔细探究，余华既是在追求“真实”，又是在追求“虚伪”，更是在追求那些隐藏在虚伪形式背后的精神真实。

在这个意义上说，余华的理论建构了既融会三十年代现代主义文学理论体系中“内在现实”的主观性、心理性等特质，又在现代社会语境下赋予了它更多的非理性、不确定性的内涵。第一，精神真实的本质是主观的非理性存在，它是“不确定的和不可捉摸的”，像天空的颜色一样随意变化，没有价值、没有时间、没有生死。一切常识提供的价值都可能摇摇欲坠，时间固有的意义也可能被取消了。文学创作的宗旨只是一种源于内心需要的心理真实的表现。基于此，精神世界的真实大多潜藏于人的内心深处，它的表现形式可以是想象的，可以是欲望的，也可以是暴力的，因为暴力可以作为一种伪饰的存在，饱含着激情，充溢着欲望的力量。第二，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加突出地表达“内心的需要”，写作只是“纯粹的自我表达”，只是内心真实的需要。他以苏联作家布尔加科夫的写作活动来说明，真正意义的写作“只能是内心独白”，只是“对自己的纪念”。在其写作过程中，作者只沉浸在自己的内心需要和内心真实之中，没有出版、读者、评论，没有名誉、虚荣、权利，他不必一面与报纸杂志夸夸其谈，一面反省自己的言行。只是将自己的人生掌握在叙述的虚构中，其自身也就消失在写作的“虚伪的现实”之中了。第三，文学作品也是“一种虚伪的形式”。“文学给予我们的是一个虚构的世界，我相信这是因为人们无法忍受现实的狭窄，人们希望知道更多的事物，于是想象力就要飞翔，情感就会膨胀，人们需要一个虚构的世界来扩展自己现实，虽然这样的世界是建立在别人的经历和情感之上，然而对照和共鸣会使自己感同身受。我想，这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精神的力量，现实太小了，而每个人的内心都像是一座火山一样，喷发是为了寻找更加宽广的空间。”①与此相对照，“一些不成功的作家”虽然也在描写现实，可他们笔下的现实说穿了只是“一个环境”，或是一个“固定的、死去的现实”。他们一生都在求解自我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却始终找不到答案的缘故，也就不言自明了。可以说，这诸多真实与虚伪的悖论与纠缠，既是对新文学现代主义的真实论体系的一种深入开掘，也是对它的一种嘲谑和解构，它嘲谑了新文学现代主义所推崇的“内心现实”的纯粹性，解构了它的唯一性。如余华所说，生活现实既是真实的也是虚伪的，其真实和虚伪的纠结在于它们只能就事论事地忠于客观事物的外在形态。同样，文学创作既是真实的艺术也是“虚伪的形式”，它背离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所提供的秩序和逻辑，遂然走向了“精神的本质”的真实。

二、“文学中的现实”与心理时间的叙述

余华说:“文学中的现实是由叙述语言建立起来的……将同一个人置身到两种不同时间里，又让他们在某一个相同的时间和相同的环境里相遇，毫无疑问这不是生活中的现实，这必然是文学中的现实。”②例如，两辆卡车在公路相撞，一个人从高楼上跳下来，这些事情是“现实中的现实”。而汽车相撞时发出的巨大响声将公路两边树上的麻雀纷纷震落在地，跳楼自杀的人由于剧烈的冲击把牛仔裤都崩裂了，这些描写是“文学中的现实”。这种由叙述语言建立起来的“文学中的现实”，比“现实中的现实”更真实，更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因为，它既有现实生活的依据，又被赋予了“奇妙的想象和比喻”，它可以超越生活，超越历史，超越时空。如果说，在探讨文学艺术如何表现心理真实的时候，新文学现代主义理论侧重以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来构筑文学作品的题材、主题及结构冲突，侧重于表现以力比多为代表的个体生命的被压抑及其潜意识的自由驰骋，那么，在余华的文论中，文学真实论的认知和表现已经突破了任何一种单一视角，他从体验、记忆、感觉等一切感知中的心理真实出发，来建构“文学中的现实”的叙述形式。余华解释，首先，“文学中的现实”是由心理时间的叙述来创造的。“谁创造了故事和神奇?我想应该是时间创造的。我相信是时间创造了诞生和死亡，创造了幸福和痛苦，创造了平静和动荡，创造了记忆和感受，创造了理解和想象，最后创造了故事和神奇。”③依据英国现代派代表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观点，时间可分为“时钟时间”和“心灵时间”，文学创作应该更多地关注人们感觉世界里的心灵时间与现实生活中的钟表时间之间的“不对等关系”，更多地去记录、去创造现代心灵时间的典型变化，这就是充满了“理想、梦幻、想象和诗意”的现代心灵小说。“它将表现人与自然、人与命运之间的关系，表现他的想象和他的梦幻。但它也将表现生活中那种嘲弄、矛盾、疑问、封闭和复杂性等特性。它将采用那个不谐调因素的奇异混合体———现代心灵———的模式……它有一种被不断使用的工具的灵活惯熟的全部性能，够曲尽其妙地记录现代心灵的典型变化。”①应该说，余华提出的以心理时间的叙述来创造“文学中的现实”的理论主张与英美现代叙事理论是一致的。即，在时间创造叙述的过程中，一切思维视角、一切创作方式都应该立足于那种心灵时间，那是一种“绵延”存在的心理时间。这种心理时间是诸多繁复的生活现实在人们大脑中留下的印象、记忆、体验、感觉，它们都可以作为小说叙述中的一个事件、一个故事，并由此扩展为连接过去、现在、将来的一个时空。于是，文学现实中的时间叙述便是从个人主观内在的心理感受出发，从对现实生活的印象、记忆和体验出发，去表现“现代心灵的典型变化”，而不是依据故事情节的客观进程或时间进展的先后顺序来描述人物的外在行为。其次，文学现实中的心理真实的核心在于瞬间的体验，这是一种“时间的约会”，是一种需要我们去确定的漫漫记忆中转瞬即逝的地点。因为，“在语言里现实和虚伪难以分辨，而时间的距离则像目光一样简短”。②余华解释，时间的时态划分应为过去、现在、将来三种基本形态。其中，最为关键的是现在时间。因为，现在时间叙述表现出来的实际内容远比常识的理解要丰富复杂得多。真实拥有的只有现在，过去时间与将来时间都只是现在时间的两种表现形式。时间将来只是时间过去的表象，反过来，时间过去也只是时间将来的表象。例如在自己作品中，所有时间都是过去状态的时间，可是叙述过程都是在现在时间的层面上展开的，一切的过去回忆和将来预测都是现在时间的内容。例如在现代派大师福克纳的作品中，他只是成功地描写了“中间状态的事物”，却包容了一切的美好和丑恶，他将美国南方的现实放到了历史和人文精神之中，从而形成了真正意义的“文学现实”，因为它“连接了过去和将来”。再次，心理时间的叙述形式是个体生命的体验、记忆、情感、直觉等心理现实最真实、最自由的表达方式。由于心理时间的叙述形式是源于个体自我的心理真实，而心理真实的形态又是各种各样、千变万化的，依据体验真实或记忆真实去重新排列文学作品中的故事时间，就可以创造灵魂描写无以伦比的深刻极致或后现代主义的奇观。余华自述对世界文学经典挚爱之极的理由正在于此处:例如鲁迅在描写孔乙己的时候，其“写灵魂”的精髓是“从记忆出发”，“记忆凝聚了之后来到现实之中”，它抵达现实的时间是“如此地迅猛”，它的现实既真实得触手可摸，又以“无法确定的方式”消失，这种“犹如山脉隆出地表”般的艺术魅力足以使《孔乙己》成为世界文学经典永载史册。例如博尔赫斯在描写胡安•达尔曼的时候，是从现实出发“返回到记忆”的。现实的孔乙己和神秘的胡安•达尔曼殊途同归，都只会在自己的厄运里越走越远，“消失”是他们的共同命运，并且“都以无法确定的方式消失”。如此精湛的心理时间叙述，既显示出文学大师的思维的清晰、敏捷，又“在极其有限的叙述里表达了没有限度的思想和情感”。

余华自述自己的作品也多是关于记忆的叙述，《在细雨中呼喊》的结构来自于“对时间的感受”，“确切地说是对已知时间的感受，也就是记忆中的时间。这本书试图表达人们在面对过去时，比面对未来更有信心。因为未来充满了冒险，充满了不可战胜的神秘……回忆的动人之处就在于可以重新选择，可以将那些毫无关联的往事重新组合起来，从而获得了全新的过去，而且还可以不断地更换自己的组合以求获得不一样的经历”。①《许三观卖血记》表达的是“对长度的迷恋”，作品像一条道路、一条河流、一首很长的民歌、一个绵延不断的回忆，作品的节奏就是回忆的速度，旋律温和地跳跃着，休止符被韵脚隐藏起来。可以说，一方面，余华是在极力倡导英美现代主义的叙事理论。倡导以心理时间的叙述创造文学中的现实，强调无论是过去时间现在时间还是将来时间，都须源于心理真实和记忆逻辑的时间结构中。在这种心理时间的叙事结构中，时间成为了碎片，它可以光的速度来回闪现，客观世界的理性判断变成了一种“不确定的叙述语言”，它的价值意义只是相对的。因为，它作为体验世界里面的心理真实，不是面对现实世界的无可奈何，也不是不知所措的含糊其辞，而是个体自我对精神世界的内在感知的“现在的语言”，是“最为真实可信的表达”。另一方面，余华主张的“文学中的现实”里面的心理时间叙述，是在极力挖掘个体自我的生命体验和感觉记忆，因而又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话语的叙事局限。余华是携带着自己生命的、中国文化的、历史和现实的全部记忆和全部情感来进入现时的时间叙述的。这样的心理时间叙述便携带着他的现代主义文学前辈们未曾体验的更为繁复的思想内涵和更为鲜活的生命关怀。这种通过“敲响回忆之门”、“为了再活一次”的文学叙事，已经不是规定范围的日常叙述了，也不是消解了个性的大众语言。而是面对现实事物的纷繁复杂而做出的一种“终极判断”，它冲破了“简单的归纳”、“明确的指向”，超越了无数被重复、被规定的轮廓形态和固有序列，表现出多个层面的并置、错位、颠倒和多种可能性的心理真实。

三、心理描写的真实与“什么都没有写”的暗示

余华曾说:“在这里，我想表达的是一个在我心中盘踞了十二年之久的认识，那就是心理描写的不可靠。尤其是当人物面临突如其来的幸福和意想不到的困境时，对人物的任何心理分析都会局限人物真实的内心，因为内心在丰富的时候是无法表达的。”②人所共知，心理描写是表现人物内心真实的一种重要手段。那么，如何进行更真实、更深刻的心理描写，则引发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作家和理论家去进行没有休止的也是没有统一答案的探讨。余华同样是在孜孜不倦地探讨着心理描写的真谛，探讨着那潜藏在人物心灵底层的“复杂的和百感交集的心理过程”的写作手法。余华十分重视心理描写的“暗示”性意义。他以为，世界文学大师对于心理描写的共同之处就在于，他们的“叙述的方式恰恰不是心理描写”，而是放弃心理描写，或者以“中断的方式”“让叙述者远离内心，而不是接近”。他从弗洛伊德主义的“冰山理论”出发来推崇一种类似“冰山理论”的叙述艺术。他说，通常，人们所能看到和“所能计算的体积”，只是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而隐藏在海水深处的“体积”才是冰山的真正全部，这部分隐藏的内容只有通过“感受、猜测和想象”等方式才能够看见。而“什么都没有写”的心理叙述恰恰能够深刻地表现人物的心理真实，能够使人的感受、猜测和想象得到无限的发挥。或者说，心理描写的真谛只在于“什么都没有写”。这种“什么都没有写”的方法是让叙述关闭了内心和情感之门，仿佛是一架摄像机在工作。这是一种用最“明确单纯的语言”的叙述方式延伸出来的内在心理的无法确定的暗示性，一种通过无姓名的男女和无确定意义的交谈来展示出来的“更多的可能中的心理经历”。与此相对，所有教科书和文学词典中关于心理描写的答案，都是一个“错误的路标”，只会使叙述者的描写“远离内心”，将叙述者和读者引向没有尽头的和不知所措的远方。余华解释，“什么都没有写”的心理描写可以有多种表现方法。例如，一种用“明确单纯的语言”来表现那些“无法确定意义”的心理描写。以海明威的作品为例，在《白象似的群山》中，故事情节是简单内容的男女交谈，而交谈语言背后却暗示着可以无限延伸的话语内涵。在西班牙境内行驶的快车上，男人和姑娘在交谈，对话简短、发音清晰，多是一类“天气”、“啤酒”等“来自广播”的“专业的声音”，一些“不怕被偷听的语言”。然而，正是这些如列车、啤酒和窗外群山一样“明确单纯”的“公共领域的语言”下面，潜藏着诸多生活中的尴尬、抱怨和烦恼，以及心理上的不安、隐私。它留给读者的是“缺少起码的明确性”但又可以无限地“延伸出去的话语”，一种“复杂的和百感交集的心理过程”。在这样的心理描写中，海明威毫无保留地敞开自己的叙述结构和叙述语言，让它们像河流一样清晰可见。表面上看，他削弱了读者分析作品的权利，实质上却是让读者自己去“感受、猜测和想象”。就像作品中的男女没有姓名却同时又“拥有了无数姓名的可能”，他们的交谈“无法用意义来确定”却同时表达了“更多的可能”，读者也就在这些“缺少了起码的明确性”的叙述中，同时拥有了更多的来自内在心理的“无法被确定”的暗示性。例如，一种“被忽略的人物的内心”的心理描写。这种“几乎被忽略的人物的内心”的叙述，展示出来的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内心”，而且这样的内在心理是最“难以把握”的。例如罗伯－格里耶的《嫉妒》，作者在描写窥视者内心的嫉妒心理时，展示的就是“一个几乎被省略的人物的内心”，这是一个“微弱的存在”或没有出现的“叙述的存在”。

悖论范文篇3

社会统计分析的数据绝大数是分类意义上的。它们要么是定性的定类、定序数据，要么是定量的离散数据[1]，并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等数学运算特性[2]。社会研究对象的这一“分类”特征，使得列联表成为社会统计分析中应用最为广泛的首选统计工具之一。因为列联表是非参数的或仅要求很弱的参数（分布）假定。但在列联表分析中，如何解释隐现其中的辛普森悖论一直是一个重要问题。此外，由于分类数据的非线性特征，回归函数不可能是线性的，需要寻找一个链接函数,将分类变量的期望值变换成自变量的一个线性函数。然而，在实际应用中，logit变换与probit变换的内在差异与背后假定问题常为人们所忽视，进而影响了参数解释。

1辛普森悖论问题

辛普森悖论最早于1899年由卡尔•皮尔森(KarlPear-son)提出，但一直到1951年E.H.辛普森才正式描述并解释这一现象，后来就以他的名字命名该悖论。关于辛普森悖论，国内学者关注不多，只有李思一（1984）、王轶豪（1986）、倪加勋(1992)、吴素萍(2000)、耿直（2000）、史希来（2006）、王健（2008）等人作过介绍性研究。辛普森悖论是指，在分组比较中都占优势的一方，在总体评价中却并不占优势。我们先来看一个源自真实生活的案例。1979年初，《美国历史画报》杂志对读者类型和获得期刊的方式进行了统计[3]。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五种订阅方式中，老订户1月份的续订率要高于2月份，但合计后总的续订率却要低于2月份。除了上述案例外，还有其他很多真实的数据表现出了辛普森悖论现象，如Bickel等(1975),Wagner(1982),Neufeld(1995)。总之，辛普森悖论不是虚幻的，而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是如何解释辛普森悖论的产生原因。由于统计的基础在于概率，于是人们就从概率论加以解释。辛普森悖论可定义为以下三种情况同时发生：（1）P(I|A,B)>P(I|A,B'''');(2)P(I|A'''',B)>P(I|A''''B'''');(3)P(I|B)<P(I|B'''')式（1）表示A在B下发生的概率大于A在B’下发生的概率。式（2）表示A’在B下发生的概率大于A在B’下发生的概率。式（3）表示B发生的概率小于B’发生的概率。可以证明，如果保持试验的结构相同，即P(A|B)=P(A|B'''')成立时，就可以避免辛普森悖论的出现（证明参见倪加勋，1992）。

虽然从概率角度可以诠释辛普森悖论问题，但在笔者看来，这种诠释具有柏拉图“理念论”的色彩。因为这里遵从的是概率的频率定义（列联表中表征的是频率），即P(E)=limN→∞f(E)=limN→∞nN事实上，由于试验或观测次数N为∞是做不到的，因此，列联表中的相对频率只能说是对概率的一种柏拉图意义上的“理念”摹本，近似到何种程度仍然是有疑问的。如果从“现象”出发，就会发现：辛普森悖论与其说是悖论，不如说反映了社会统计分析对象的独特特征，即分类数据的非线性特征。正是因为非线性，使得列联表在不同的结构维度，表征了不可还原的不同统计信息。在上例中，由于将原始数据从三维结构压缩成二维结构，自然就失去了另一维的信息，分析结构的不一致恰恰是不同维度统计信息的反映。因此，列联表中的辛普森悖论实质上是一个将高维空间降到低维空间的产物[4]。

事实上，这种由于降维而丢失信息在其他统计分析方法中也会发生。例如，因子分析，虽然在理论上可以有无数个因子载荷矩阵，且每一个因子载荷矩阵对于一组潜在因子。但只有通过变换得出或组合出更合理、更便于解释的潜在因子时，因子分析才可以说是成功的。整个分析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欧氏空间降维和坐标变换（相当于坐标轴的刚性旋转）的过程；又如，聚类分析，实际上是将分布在欧氏空间的观测数据，投影到超椭球的方差最大方向和方差次大方向所形成的二维空间的平面上，然后按该平面上投影点之间的距离来直观地划分类别（相当于对应分析）。这也是一个欧氏空间的坐标变换和降维过程。总之，列联表在“高保真”地表征分类数据信息的同时，由于分类数据的非线性特征，在降维的过程中自然而然会带来“辛普森悖论”问题。“辛普森悖论”的实质是“结构性”的，是不同列联表结构维度的统计信息差异。

2变换问题

列联表在本质上是对称的。当社会统计分析的范围拓展到不对称的回归分析时，考虑到因变量的分类属性（categori-calnature），回归函数不可能是线性的，为此需要寻找一个链接函数（linkfunctions）,将分类变量的期望值变换成自变量的一个线性函数。在这里，有个常见的问题，即人们常常对链接函数logit与probit的内在差异与背后假定不做辨析，进而忽视这些差异与假定对于社会统计分析的参数解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回归模型中纳入分类变量作为自变量并不存在任何特别的难处，因为它主要涉及建立与自变量不同类别相对应的虚拟变量，所有已知回归模型的性质都可以直接推广到方差和协方差分析模型。但对于因变量是分类变量时，情况就彻底改变了，线性回归的许多知识都无法简单地加以运用。

例如，对一个一二分因变量y，它的取值在［0，1］之间，一个自变量x，可以任意取值。我们知道，一个y对x的线性回归意味着，x取任何值，预测线（predictedline）将不可避免地落在［0，1］之外，显然这是不合理的。为此，我们需要寻找一个链接函数（linkfunctions）,将分类变量的期望值变换成自变量的一个线性函数。logit变换和probit变换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两种变换。logit和probit变换能够在不对参数加以限定的情况下，其预测值被限定在[0，1]范围内。其模型的起源可追溯到心理物理学[5]，但logit和probit模型的现展主要是生物鉴定领域的贡献[6]。先说logit变换。一般来说，logit变换可以解释为成功对失败之发生比率的对数。成功概率P的logit变换可以表示为：logit(pi)=log(pi1-pi)Probit变换是logit变换的一个替代选择。用数学公式表示为：probit(pi)=Φ-1(pi)=Φ-1(z-∞乙1姨2πe-t22dt)从上式可以看出，logit和probit两种分布函数的公式很相似，实际上，函数值相差也并不大，且都绕着p=0.5对称（图1）。无论是probit变换，还是logit变换，在社会统计分析中并没有实质上的理由确认哪一种更优。一些研究者基于中心极限定理往往倾向于probit变换，但在实际操作中，logit分布因概率分布和密度函数的简单性而更受欢迎。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区分两种变换的内在差异与背后假定是相当重要的：首先，就分布来说，logit函数假设随机变量服从逻辑概率分布，而probit函数则假设随机变量服从正态分布。标准逻辑概率分布和标准正态分布的均值都为0，但方差不同，前者的方差为π2/3，后者的方差为0。这一差别进一步体现为logit模型的系数比可比的probit系数年要大。从理论上来讲，一个probit模型系数大约乘以1.81就应当得到一个接近于logit系数的值。同理，logit估计值乘上大约0.55就可以得到一个近似的probit估计值。在实际操作中，有研究者建议以1.61和0.625作为乘数以得到更接近的近似值[7]。其次，无论logit变换还是probit变换在0.2～0.8之间基本呈现线性。在这个范围之外，两个函数都是高度非线性的。这意味着，如果P被作为一个连续解释变量（x）的函数进行统计建模，x对p的影响就不是常数，而会随x的变化而变化。例如，我们发现当probit(pi)=logit(pi)=β0+β1xi=0时，x变化所带来的变化比probit(pi)<0,logit(pi)<0或probit(pi)>0,logit(pi)>0时要更大。这一点在对logit和probit系数进行解释时要特别注意其特定的含义。

悖论范文篇4

探究反美主义更深层的根源，应该从反省美国民族主义开始。但是，美国对此内省反应冷淡，因为这意味着美国的国家性格中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美国民族主义存在如下两种悖论：第一，尽管美国是一个拥有强烈民族主义的国家，但它自己并不视之为民族主义；其次，尽管美国社会中存在强烈的民族主义，但美国决策者非常不重视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力量，在应对海外民族主义时既不敏感又缺乏技巧。

对民族主义的价值视而不见

在美国，民族主义是一个肮脏的字眼，人们公开鄙弃之，认为民族主义与旧世界的狭隘和自视优越相关。但是，这些怀疑美国民族主义观念的人士乐意承认，美国人总体而言是非常爱国的。当要求他们解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区别时，这些怀疑论者也许会不情愿地承认二者之间区别细微，并无实质性差别。政治学者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来证明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别，他们将爱国主义等同于对国家的忠诚，而将民族主义定义为种族-民族优越感的情绪。实际上，就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心理及行为表现而言，二者之间难以区分，它们对政策的影响亦如此。

民意测验组织的定期调查显示，在西方民主国家中，美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最强烈。芝加哥大学的研究者指出，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义攻击之前，90％接受民意测验的美国人同意这样的说法：“我更愿意成为美国的公民，而不是其他国家的一员。”38％的人支持这样的观点：“如果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像美国人，则世界更加美好。”（“9€1”恐怖袭击之后，同意以上观点的人分别上升为97％和49％。）

美国人不仅对自己的价值观非常自豪，而且认为这些价值观是普世性的。根据皮欧全球态度调查公司（ThePewGlobalAttitudes）的调查结果，79％接受民意调查的美国人同意“美国观念和习俗在全球推广是有益的”；70％的人说他们“喜爱美国的民主观念”。即使在作为自由主义和民主另一个堡垒的西欧，这些观点也并非普遍共享。皮欧公司发现，在西欧国家中，只有不到40％接受民意测验的人赞同美国观念和习俗的传播，不到50％的人喜爱美国的民主观念。

美国人所秉持的美国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优越的信念在其社会、文化和政治实践中展现无遗，几乎不可能忽略它们：学校每天举行的爱国宣誓（ThePledgeofAllegiance）仪式，运动赛事之前通常要奏国歌，无处不在的美国国旗等。与其他国家一样，民族主义情绪不可避免地渗透到美国政治之中。候选人利用焚烧国旗、国家安全等高度敏感的话题来攻击对手没有爱国之心。

为什么这样高度民族主义化的社会一贯自视为没有民族主义？这一悖论的根源在于保持美国民族主义昌盛不衰的势力。科技成就、军事力量、经济财富和无可匹敌的全球政治影响力无疑将造就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但是，导致美国民族主义真正与众不同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其诸多表现方式非常自然，不着人为痕迹。

美国民族主义最强大的源泉之一是公民自愿，普通民众愿意通过个人主动或公民团体提供公共物品。自19世纪早期法国哲学家艾立克斯€德€托克维尔以来，外国观察家无不惊诧于美国活力的渊源。托克维尔指出，“年龄不等、身份不同、性格各异的所有美国人都组成团体”，他称许美国人依靠自身力量而非政府来解决社会问题?

推动美国社会生活发展的基层活动同样使得美国民族主义充满活力、引人向往，因为绝大多数确保美国民族主义昌盛不衰的制度和活动是民间的，而非政治性的；各种仪式是自愿参加的，而非强制推行的；这些价值观被民众欣然接受，其中并无人为灌输。在世界其他地方，政府在促进民族主义中的作用必不可少，其民族主义常常是精英阶层进行政治操纵的产物，因此必然存在人为性质。但在美国，尽管政治家个人常常试图利用民族主义获得政治收益，但政府的不介入引人注目。例如，美国联邦法律并未规定在公立学校背诵爱国誓词，或要求在赛事之前唱国歌，或强迫在个人所有的建筑物上悬挂国旗。

爱国誓词的历史对美国独特的民族主义形式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诠释。浸礼会牧师弗朗西丝€贝拉米（FrancisBellamy）在1892年撰写了誓词初稿，美国三大公民团体（国家教育协会、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美国革命之女”）创立、改进和推广了背诵爱国誓词的仪式。后来，联邦政府参与进来。但直到1942年，国会才正式宣布赞同爱国誓词；直到1954年，在宗教组织哥伦布骑士会（TheKnightsofColumbus）的压力之下，国会才对誓词文字进行修改，加上了“在上帝保佑之下”的字样。

实际上，利用政府权力强行促进民族主义制度化的任何企图都会遭到强烈的抵制，因为民众普遍怀疑政府会侵犯美国个人的自由权利。20世纪30年代，一些学校的董事会试图使爱国誓词仪式变成义务性的，耶和华见证会（TheJehovah’sWitness）对此发动挑战，并诉诸法律。该宗教团体认为，爱国誓词迫使孩子们崇拜伪神。此后八年间，禁止焚烧国旗修正案在美国国会两次遭到否决。

在美国，促进民族主义是私人事业。此中包含着美国民族主义生命力与持久性的根源：对普通大众而言，公民自愿的主导作用€€而非政府强制€€使得民族主义情绪更加纯真、富有吸引力与合法性。美国民族主义的表现如此寻常，不着斧凿痕迹，除非外人甚至难以觉察?

政治信条

美国民族主义隐身于平淡无奇之中。但即使美国人意识到民族主义的存在，他们也并不视之为民族主义。这是因为，美国的民族主义与其国外姻亲不同宗不同种，并具有如下三大特征：

其一，美国民族主义基于政治理想，而非文化或种族优越感。这一概念非常适合仍然自视为文化和种族大熔炉（MeltingPot）的美国社会。正如乔治·W·布什总统在去年7月4日演讲中指出的，“没有美国种族，只有美国信念”。在美国人看来，这一政治信念的至高无上是不证自明的。

美国政治制度、政治理想与其实践成就相结合，使美国人坚信他们的价值观应该是普世性的。反之，当美国人受到威胁时，他们将对自身的攻击首先视为对其价值观的攻击，美国精英与民众对“9·11”恐怖主义袭击的诠释可谓明证，绝大多数美国人理解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即这些袭击体现了对美国民主自由和民主制度的攻击。

其二，美国民族主义是胜利诉求的，而非悲情诉求的。在绝大多数国家里，昔日外来强权造成的悲痛刺激着民族主义情绪。在印度、埃及等曾经遭受殖民统治的国家里，民族主义最为强烈。但是，美国的民族主义与这种遭受侵害的民族主义截然相反。美国的民族主义源自开国以来战争与和平中的诸多胜利；而一系列民族屈辱和惨败构织着遭受侵害的民族主义。胜利诉求的民族主义者庆祝他们的积极成就，对悲情诉求的民族主义者的哀鸣甚少同情。

其三，美国民族主义向前看，而大多数国家的民族主义恰恰相反。那些坚信美国价值观和制度优越感的人士并不停留在历史荣耀之上（尽管这些荣耀构成了美国民族特性的核心）。相反，他们向前看，认为本土和外国的未来都会更加美好。这种动力使得美国民族主义充盈着传教士精神和短暂的集体记忆。这种向前看和普世性的观点与其他国家种族——民族主义的向后看、排他性的观点发生冲突势在必然。在中东地区，十字军东征（TheCrusades）以来西方军事入侵的记忆萦绕不去，它们对美国“解放”伊拉克人民计划的怀疑是情不自禁的。

在与几个高度民族主义的国家打交道时，美国很少关注民族主义在确保这些敌对国家政权、赋予其合法地位的作用。美国对待这些国家的政策或者漠视其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如菲律宾和墨西哥），或者一贯坚持美国民族主义的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偏见。埃及前总统纳赛尔秉持后殖民地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拒绝与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或苏联阵营建立战略联盟，华盛顿官员对此困惑不解，他们无法想象在反对共产主义扩张的斗争中一个国家可以保持中立。这种心态在当今的回响，就是美国在反恐战争中“或者与我们一起或者反对我们”的最后通牒。

美国仍然不能有效地应对海外民族主义，导致了如下三个直接后果：第一也是较次要的是，美国的麻木不仁在外国政府及其人民中引起了强烈的怨恨情绪；第二显然也是最严重的，这种麻木不仁的政策产生了事与愿违的恶果，当美国力图削弱外国敌对政权时尤其如此。毕竟，民族主义是堪与民主自由主义力量抗衡的少数原始思想之一。以当前富有戏剧性的朝鲜半岛核危机为例，南韩年轻一代的民族主义情绪勃兴，他们把制造麻烦的北方邻居视为亲戚而非恶魔，这是华盛顿在应对平壤边缘政策时未曾考虑在内的。与以前事例类似，在这些情况下，美国的政策往往与盟国人民的看法相去甚远，且导致事与愿违的后果，即推动盟国人民支持美国所反对的政权。

最后，鉴于民族主义推动着美国的政策，其他国家必然认为美国的海外行为是伪善的。当美国以捍卫本国主权为名削弱全球制度（如《京都议定书》、国际刑事法庭和《全面禁试条约》等）时，这种伪善尤为突出。美国拒绝多边协议也许在国内得分，但在外国人看来，美国人的普世辞令、信奉的理想与美国看来决心在海外追求狭隘国家利益的行径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长此以往，这种行为必将侵蚀美国的国际信誉与合法性。

悖论范文篇5

论文摘要：悖论式思维是钱氏把握世界与人生的整体意义的一种思维方式，钱氏运用它来揭示悖论，探索人生真相。还原生活本真。钱氏在文学创作中运用悖论式思维进行解构写作，呈现在文本语言运用、主旨建构及人物创设等诸方面。

巴赫金曾指出，每位作家对于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感受方式，都有自己特殊的采撷语言的手段和范围。然而更重要的是，一个作家的语言表达方式是根源于他所独特的思考和感受方式，他观察和理解自己和周围世界的方式。维特根斯坦曾把语言看作是在每一点上与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的活动相互渗透的东西。因此，当我们研究语言时，实际上是在研究一个作家主体的经验结构口]3。。所以，从作家主体的经验结构的角度审视钱钟书文学创作，一方面，我们能深切感受到钱氏对现实的极其强烈的怀疑和批判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他以一种特殊的的思维方式来审视人生与世界，即从生活中诸多尤其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中看出矛盾和悖论。在通过对它们内部联系的揭示中解构与颠覆传统理念，呈现或还原生活本真。这一具有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可称之为悖论式思维。另一方面，我们还能感受到，钱氏文学创作显示了钱氏在抗战期间及其前后一段时期内的一次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文学要求，即在现实的种种境遇中，钱氏感受到生存的荒诞与悖反，于是，他试图通过写作的方式和一种价值认同来排遣内在心灵的一种不可克服、排遣的矛盾性，而这种不可克服与排遣的矛盾性，在其该时期创作的小说和《写在人生边上》等大多数随笔散文作品中，便突出地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思维语境，即悖论式思维语境。钱氏将悖论式思维拓展为把握世界与人生的整体意义上的思维方式，并将其广泛运用到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之中来。钱氏《管锥编》以“易之三名”开篇，抓住了中国语言“一字多意且可同时并用”的基本特征，并将“一字多义”的现象归纳为两类：“一日并行分训。二日背出或歧出分训”。对于“背出或歧出分训”，钱氏论述道：“古人所谓‘反训’，两义相违而亦相仇……使相反者互成，，[]2。这一“反训”之法即是悖论式思维的一种表现，体现了钱氏对世界本质的辩证把握和辩证思维。针对这一“反训”之法，钱氏在《管锥编》中还特阐述了其合理性及其在美学上的意义：“世间事理，每具双边两柄，正反仇合；倘求意赅词达，对仗攸宜。……又称‘反对为优’，以其‘理殊趣合’，亦蕴斯旨。’，[。J1‘双边两柄”、“正反仇合”即体现了悖论式思维，而“反对为优”则正是钱氏善于且乐于进行的悖论式思维的艺术审美标准，也是其进行文学创作的审美出发点。

就其小说和《写在人生边上》等大多数随笔散文来说，钱氏文学创作正是一个包含着无数组经过艺术化处理的对立又统一的悖论的象征，悖论式思维方式的运用在这些文本中极为普遍，既有语义上的，也有作品意义、主题及文本形式上的。主要来说，呈现在悖论式语言的运用、文本的主旨建构以及人物创设等方面。

一、语言的悖论形态

语言是思维反映的存在形式，悖论式思维在文本语言上的运用是钱氏文学创作中颇为常见与普遍的思维形态。这一语言形态可称之为悖论式语言。在学术研究中，钱氏惯常以悖论式思维对具有特殊高位的传统文化现象进行解析，并呈列出与传统理念“相违而亦相仇”的对立语意，致使其处于对立拆解或颠覆状态。在文学创作中，钱氏同样运用悖论式思维，从语言人手，利用语言的多义性、表达的隐喻性和意义的可增生性，以及理解和阐释的多重可能性特质，运用“反训”之法，解构用语言构建起来的传统文本的权威以及神圣的理念。

可以说，颇具创造力的钱氏常在表述一些事物时，运用悖论式思维方式创制两两并存和同时起作用的相反物或对立物，从而在表述上产生了完整的概念、印象和创造，“以其‘理殊趣合’，亦蕴斯旨”。换言之，在对现象的审视中，钱氏常热衷于对之作正反对立两两并举的思维，常用“反过来说”这一逆向思维方式来对问题进行思考，得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思维结果，即展示其与原有寓意相悖反的新的见解，甚至解构和颠覆了原有的寓意这一思维与表达方式，钱氏早在其随笔散文中便已发挥得淋漓尽致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写在人生边上)eP是其悖论式思维的结晶。因此这种两两相对的悖论式语言表达在《写在人生边上》一书中触目皆是，举不胜举，诸如《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文中：

“为别人做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不妨加入自己的主见，借别人为题目来发挥自己。反过来说，作le传的人往往并无自己可传，就传述别人的轶事。所以，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得看他为别人做的传；你要知道别人，你倒看他为自己做的传。自传就是男传。”

在此段话中，钱氏通过一番思维游戏，指出别传其实存在自传的因素，即借传别人来传自己，而自传呢事实上却是在传述别人的事，因此说自传就是别传!钱氏通过对作传这一现象作正反对立的思考，展示出其存在的悖论状态，并得出了对立而全新的见解。

《读伊索寓言》一文是最典型的运用悖论式思维进行思考和写作的结晶。在对《伊索寓言》中的九则寓言进行解读的过程中，钱氏作出了与前人相悖反的全新见解，而这个认知结果颠覆了前人对这九则寓言的认知。也正是在此基础上，钱氏在对待小孩子阅读寓言的看法上，最终作出了与卢梭相反的见解：

“卢梭认为寓言会把纯朴的小孩教得复杂了，失去了天真，所以要不得。我认为寓言要不得，因为它把纯朴的小孩教得愈简单了，愈幼稚了，以为人事里是非的分别、善恶的果报，也象在禽兽中间一样的公平清楚，长大了就处处碰壁上当。”

卢梭认为寓言要不得，是因为它会把小孩子教得狡猾可恶}钱氏也认为寓言要不得，但他却对立地“反过来说”，认为寓言会把孩子教得幼稚甚至愚昧!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钱氏在对前人“浅薄的见解”加以纠正的同时，还顺带表达了他的看法：是非的分别、善恶的果报，也只有在禽兽中间才公平清楚。真是人不及禽兽!这一见解令人震憾。

悖论式语言形态也被钱氏称为“翻案语”。他在《管锥编》中说：“世人皆以为其意相违相反，……翻案语中则违者谐而反者合矣”。[2]4“钱氏正是惯常运用“反”的辨析进行“翻案”之思来作“翻案”之语。比如“上帝”之与“魔鬼”，世人当以为其意相违相反，但钱氏却在《上帝的梦》中对之进行具体而形象的“翻案”阐述，得出“上帝就是发善心时的魔鬼，魔鬼就是使坏心时的上帝”[43¨之骇世之论，致使“相违相反”的“上帝”与“魔鬼相谐相合”。也许是为了强调这一观点，钱氏在其另一篇小说《灵感》中干脆借地狱“司长”之口将“神”直接表述为：“神者，鬼之灵者也”，r43∞从而在神与鬼之间彻底划上了等号。再比如他对“革命”所作的精辟的“翻案”思辨：

“所以要‘革’人家的‘命’，就因为人家不肯‘遵’自己的‘命’。‘革命尚未成功，，乃须继续革命；等到革命成功了，便要人家遵命……革命在事实上的成功便是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1∞

在高妙的思辨与分析中，“革命”与“遵命”在翻案语中竞呈现出了“违者谐而反者合”的谐合状态，同时，“革命”所固有的要天下人“遵命”的思想本质被揭示出来。

钱氏文学创作中悖论形态的语言形式的普遍存在，体现出一种作家对世界和人的存在的苦涩和无奈的荒诞感，这是钱氏运用悖论式思维对世界和人的存在形态所作的一种解构。当我们把钱氏写于抗战前一段时期及抗战期间的随笔散文和小说文本串接起来，按创作时间先后顺序排列起来进行连续性解读时，可以发现，其文本中悖论思想及悖论形态在不断地强化，到了其出版的最后一个小说文本《围城》，语言的悖论形态则达到极至，悖论思维与语言从头到尾包围着主人公方鸿渐，并且表现出一种毫不掩饰的夸张，以至于使方鸿渐将“围城”这一人类的悖论形态的存在困境上升到人生万事，最终使他在无法突围与超越的困境下对人生彻底感到幻灭。

如在《围城》的最后两章，类似于下列悖论形态的语言层出不穷，其所揭示出来的人生的怪诞与荒谬等悖论存在令人触目惊心!

“天下只有两种人。譬如一串葡萄到手，一种人挑最好的先吃，另一种人把最好的留在最后吃。照例第一种人应该乐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好的；第二种人应该悲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坏的。不过事实上适得其反，缘故是第二种人还有希望，第一种人只有回忆。从恋爱到白头偕老，好比一串葡萄，总有最好的一颗，最好的只有一颗，留着做希望，多么好?”[6]。。

这是作者在小说中借主人公方鸿渐之口对回忆与希望所作的“翻案”思辩：在呈现两种人生态度的悖论形态之后，作者最终提出了一种世人难以接受而又不得不承认其确有道理的人生方式，即搁置对美好理想的追求，留着它做“西洋人拉磨的驴头前挂的那串胡萝b’，[6]。∞，从而代替人生的希望，以引领人不断前行，而不是在“结婚以后你总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的人”之时，只剩下如同追求肉骨头的狗一样的反应——“狗为着追求水里的肉骨头的影子，丧失了到嘴的肉骨头!跟爱人如愿以偿结了婚，恐怕那时候肉骨头下肚，倒要对水怅惜这不可再见的影子了。，’[6]H。成功追获或实现的美好理想竟成了一串坏葡萄，成了狗到嘴的肉骨头，美好的理想被粗鄙庸俗的物质欲求所征代与消解。

再看：

“鸿渐发议论道：‘譬如咱们这次同船的许多人，没有一个认识的。不知道他们的来头，为什么不先不后也乘这条船，以为这次和他们聚在一起是出于偶然。假使咱们熟悉了他们的情形和目的，就知道他们乘这只船并非偶然，和咱们一样有非乘不可的理由……我们彼此往来也如此。

这是作者借主人公之口对偶然与必然所作的悖论式思考。作者强调：“我们彼此往来也如此。”即是说，人生中人与人之间的一切邂逅都是一种偶然，但同时又是一种必然，因此人类的生存处境又何偿不是一种悖论状态呢?纵然他人即地狱，他人即“围城”，人又如何能够规避一切“围城”的形成呢。正是在此基础上，《围城》中引用《神曲》中的话：“撇下一切希望罢，你们这些进来的人!

再看：

“现在想想结婚以前把恋爱看得那样郑重，真是幼稚。老实说，不管你跟谁结婚，结婚以后，你总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的人，换了另一个。早知道这样，结婚以前那种追求，恋爱等等，全可以省掉。相识相爱的时候，双方本相全收敛起来，到结婚还没有彼此认清，倒是老式婚姻干脆，索性结婚以前，谁也不认得谁。”

这仍还是借主人公方鸿渐之口对恋爱与结婚所作的悖论式思考。恋爱是一个相互了解与认知的过程，待相互认知对方可作为终生伴侣之时才决定结婚。可荒唐的却是结婚后你才发现自己并不了解已恋爱一场的对方，而真正的认知也许必得从结婚后才开始，既然如此，恋爱过程也就并不必要了。作者解析出了恋爱与结婚所存在的悖论状态，在这种怪诞与荒唐的悖论现实面前恋爱的神圣光环被抹去，因此围城》中展示了一些无爱的爱情逐求故事，这种展示消解了恋爱的崇高与神圣。

在钱氏文学作品中，类似于上述悖论形态的语言经常是在同一语境中大量出现，或者相互结合、交叉、重叠，从而组成更大型的悖论，表现出更活跃的活动能力、变化能力、渗透能力与解构能力，它们共同创造了钱氏文学语言的独特风格和韵味，并处处闪耀着解构的锋芒与智慧的光芒。

二、主旨的悖论状态与人物的悖论存在

由于作家的心灵在存在世界的荒诞与虚无感的包围下，语言层面上的悖论不断强化至深层，悖论式语言形态的运用也达到了极至，悖论思想及悖论类型和方式在不断地强化和变化，这一切因此使得钱氏在随笔散文的创作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进而采用小说形式，使其悖论式思维的运用上升至文本主旨建构与人物创设等诸多方面。

从其文本主旨来说，通过悖论式思维将旧有思想理念置于一种悖论式的处境里，使其呈现出某种悖论状态，致使其被消、被颠覆、被戏谑。“围城”这一概念本身便是悖论式思维的绝妙体现：笼里的鸟想飞出去，笼外的鸟则想住进来；城外的人欲冲进来，围在城里的人则欲逃出去。因此包括婚姻在内的人生万事都不能给予人永恒的自由与满足。钱氏通过这一对婚姻的悖论状态的思考，不仅颠覆了“自由、美满、幸福”的婚恋神话，同时揭示了人生普遍的困境与尴尬。不仅于此，《围城》中“那只祖传的老钟”——每小时走慢七分钟的“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正是悖论式思维的产物，这一怪诞且悖反的意象，其象征意义超越了一切，可以说，它是文本承载整个主旨建构的平台。《上帝的梦》，作者根据“进化的定律是后来者居上”的逻辑，得出“至高无上的上帝该是进化最后的产物”的结论，“所以当天演的力量，经过数不清的年头，创化出一位上帝时，人类已在这世界绝迹了’，【I]。。既然上帝是“进化最后的产物”，上帝所存在的世界就不应是一种末世图景，然而小说一开始所描绘的世界却是人类已绝迹的末世景象，因此这本身就是一种悖论!而在后文中，钱氏通过对末世相与创世相的悖论状态的描述，展现了他对令人崇敬的东、西方关于上帝创世和造人的伟大神圣的传说的嘲谑。有趣的一点是，钱氏《上帝的梦》相对于鲁迅的《补天》来说，可谓一种悖论式呈列的反讽书写。在《补天》中，创造人类并拯救天下苍生的伟大的救世主女娲被自己所创造的子民们所亵渎；而在《上帝的梦》中，创世的上帝的造人运动并非出于救世而是出于虚荣心、权势欲与我感，上帝的言行亵渎了他自己。可以说，在《上帝的梦》与《补天》二文本间，存在着某种反讽。

《纪念》中女主人公曼倩的丈夫才叔不知妻子所怀的孩子乃自己表弟天健偷留下的种，在天健架机战死后，才叔声明要将未出世的孩子取名为“天健”以作“纪念”。才叔所要纪念的，恰是曼倩急于要忘却的，这是一种悖反的情怀!不仅于此，天健在强迫了曼倩的身体后因顿感尴尬无趣急于淡化和忘却与表嫂的偷情事，然而即便是他的意外死亡却也不能抹除残留在阳世的一切难堪；而活着的曼倩本以为天健的死终于将两人之间的偷情丑事彻底一笔勾销，但出乎二人意料的却是一个遗腹子硬生生地作了他们永久的“纪念”。当“纪念”是以一个一天天大起来的胚胎且终将面世来呈现时，“忘却”也就永难实现了。作者似乎是要告诉世人，这种悖反的生活和命运是人们永远难以规避的。

在钱氏小说中，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也被引申并运用到与主旨建构紧相关联的人物创设上来了，钱氏在其文本中进行了创设悖论式人物的解构书写。在作品主旨的建构中，钱氏依循其“背出分训”、“双边两柄，正反仇合”、“对仗攸宜”等理念，在《围城》中创设了这样的两个人物——他们以相互对立的生存状态完整而又相谐相合地展现了“无毛两足动物”在“围城”世界中的两种基本人生形态，此二人即是方鸿渐和赵辛楣!“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围城》中，同属于“无毛两足动物”、同处于“围城”中的方鸿渐和赵辛楣二人，面对“围城”却表现为一正一反的“反对”角色：方鸿渐呈现的是深陷“围城”困境不能振作自拔的一种生存处境，而赵辛楣呈现的则是在“围城”世界中更能积极振作地对待“围城人生”的另一种生存之道。这是“围城”中截然不同相互对立的两种人生形态，前者是作者对现实“围城”人生困境的描述，而后者则可能是作者为“围城”困境中的人们指出的一条理想的超越困境的生存之路。也就是说，小说本包蕴了一“柄”——被作者否定和批判的方鸿渐的“围城人生”，作者又设置了与之相违的另一“柄”——受作者喜欢与赞赏的赵辛楣的“围城人生”，来作对照，因成“两柄”。“两柄”所蕴之两义虽相违而亦相仇，但在钱氏思维的统筹中却使二者相反相成。正可谓理殊趣合，蕴旨于斯。作者创制这两两并存和同时起作用的对立人物，在解构的同时也进行了新理念的建构。公务员之家

此外，钱氏针对“五?四”以来众多作家创造知识精英式的“海归”留学生的形象及理念，对立创设了同样是“海归”留学生但却“一无用处”的方鸿渐这一反知识精英神话的人物!这是个“既没有愿望、更没有行动实践用西方文化改造中国的事业”的“无用之人’，[引。这也是钱氏“背出分训”的思维形态在人物创设上的又一呈现。

值得一提的是，《纪念》里的才叔与天健，同样是一对相当典型的“正反仇合”却“对仗攸宜”的“反对”角色，当然，作者在这两个角色问寓含了更多的反讽。这样的两个男人，才叔是曼倩的丈夫，天健是曼倩的情人。才叔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悖论范文篇6

一、用自我涉及方法使对方作茧自缚

一般的悖论，如果不涉及对方自我，往往不易发现其悖谬。而一旦把对方牵涉进去，则悖论立现。用对方自我涉及的方法来使对方作茧自缚，是破解对方悖论绝妙方法。某评论家评论某作家的作品，武断地说：“您怎么能这样写呢？您已是第三次在作品里作这样的描写了。难道您不知道‘第一个把女人比喻来花的人是天才，第二个是庸才，第三个是蠢才''''这句名言吗？”第三个是蠢才‘这句名言吗？”作家答道：“是的，您说得很对。不过您已经是第七次使用这句话了。”在这里，评论家引用名言来批评作家屡次在作品中作相同的描写，作家及时抓住评论家多次用此名言去批评别人的把柄，让对方自我涉及，如果对方所讲的道理成立，那么，对方也就是名言中所说的“庸才”“蠢才”。如此，对方只好无言以对了。

二、用二难推理形式揭穿对方悖论的逻辑错误

凡是悖论，都隐含着自相矛盾的逻辑错误，破解对方的悖论，可以运用逻辑中的二难推瑼形式揭穿对方悖论的自相矛盾，对方悖论构成夹击钳制之势，使对方陷入进退两难，难以自圆其说之境地。有些诡辩学者主张“辩无胜”。对此，一位哲学家反驳道：“你们既然和人辩论，又主张‘辩无胜''''之说，那么，请问，你们的‘辩无胜''''之说是对的呢，还是不对的呢？如果你们的说法是对的，那就是你们辩胜了；如果你们的说法是不对的，那就是你们辩败了，而别人辩胜了。由此可见，不是你们辩胜，就是别人辩胜，怎么能说‘辩无胜''''呢？“在这里，哲学家慧眼识谬，机智地运用了逻辑中的二难推理形式，揭穿了对方“辩无胜”的矛盾，让对方自己打自己的耳光。

悖论范文篇7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制度性变革，是继中国国有工商企业改革之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战略选择。一般来说，国有商业银行与国有工商企业在产权制度、组织管理体系、资源配备方式、员工激励与约束机制、风险控制体制等方面，具有基本的一致性，因而国有工商企业既有的改革经验与教训，对于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具有重大的借鉴价值。中国国有工商企业改革的基本选择路线，从“放权让利”来独立化工商企业自己的利益开始，到国家控股前提下产权结构多元化的改造，再到充分地运用中国的资本市场，运用现代公司治理制度的形式，将国有工商企业变革为国有控股的上市企业，直到今天，国有工商企业改革仍然在继续，未来大体的格局，是国有股份进一步减少（国有股减持暂停并不意味国有股不再通过其它的方式减少）⑴。国有工商企业这种改革的走向，基本是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变革的基本路线。从时下一些改革的理论讨论和运作考虑来看，建设新型的国有控股的商业银行，进而上市，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认识⑵。

那么，国有商业银行目前处于何种阶段呢？它大体处于产权结构多元化的准备阶段，以及运用现代公司治理制度形式进行内部构造的改造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国有商业银行所面对的内部治理体系改革，以及产权结构多元化准备，均是由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来承担的。它遭遇到了国有工商企业改革过程中都涉及过的“改革悖论”问题。所谓“改革悖论”，简单地说，就是指国有商业银行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或经济组织，它既是改革主体又是改革对象之间明显的“内在矛盾”⑶。如果将国有商业银行“人格化”，国有商业银行这个“人”现在进行的改革或改革准备，也就是“自己革自己的命”。显而易见，当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不触及到“自己”的利益时，“悖论”是不存在的。问题在于，如此的改革必定涉及到商业银行自身特殊的利益和员工（包括管理者，下文若无特别区分或说明均同此义）的利益，这种改革意味着银行自身和员工利益的某种牺牲或放弃，“改革悖论”也就生成了。

由于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的产品是货币资金及相关的金融服务，牵涉到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又与财政政策的操作密切相关，而且资产规模庞大，制度体系复杂，组织机构纵横交错，层级多样化，员工数量多且依附性强，其原有体制的顽固性和改革的艰巨性更大，“改革悖论”所体现出来的深度与复杂性，更为突出。在国有工商企业的改革中，鉴于产权结构变革安排的相对迅速与上市公司形式的强烈约束，特别是工商企业受行业、产品特殊性的限制，容易受市场力量的冲击（如产品没有销路、全行业亏损严重等）而被迫较快进入重组进程，大量规模及结构远不如国有商业银行复杂的国有工商企业，也就很快转换了存在方式，“改革悖论”随即就消失或至少表面消失在变革的过程之中，问题并不怎么突出。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这个“改革悖论”就远没有那么容易轻松地淡漠化或消失，它是当下一个回避不掉的“真实问题”，也是一个确定改革下一步制度安排的主要问题，它将深刻地影响到整个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全部过程。从理论的角度来看，理解这种“改革悖论”并关注这种“悖论”的演化前景或走向，对于现代企业理论具有重大的价值。当然，在改革类似于国有商业银行的国有超大型工商企业集团中，“改革悖论”的理解亦是价值连城的。

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悖论”的主要内容及其逻辑后果

在市场经济体系下，国有商业银行作为经营货币资金和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其企业组织形式的规定，决定了它必定有自身独立或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在其内部，每个员工则有既独立于国家，又独立于银行本身的经济利益；至于作为“出资人”的国家，天然地具有自己资本保值和增殖的要求，它的利益是不可侵犯的。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实际上是集中“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相对独立或对立经济利益的集合体，它与所谓的现代企业组织形式中的“股东、公司及员工”三方利益共存并无二致。

从这个角度看，所谓的“改革悖论”，也就是在变革国有商业银行的制度或体制时，各种利益关系调整中，调整主体与客体的一体化所带来的难以调和或根本不可能调和的内在矛盾与冲突――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既是利益的调整者，又是利益的被调整者。理论上看，它具有逻辑上的不可操作性，正有如“罗素悖论”中“理发师可以给所有人理发，却不能给自己理发”一样的矛盾⑷，“改革者”改革“改革者”是内在“自我性”强烈对立的；但实际上，它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真实存在，我们必须在真实世界中发现“生活的逻辑”对于形而上逻辑的修正或补充。当然，最终是为了给予真实世界某种运行的理解及理解下的运作方式选择。

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悖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改革的主体又是改革的对象，即改革要改革“改革者”。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任务是由出资人“国家”提出来的，由于国家出资人具体代表的不明确，导致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任务设计和下达的多元化现象，许多国家相关部门都或明或暗地介入到了其中。现实的情况是，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由中央银行为主来领导、指导并组织设计。这样的改革制度安排，严格讲来是存在问题的，因为按照一般惯例，中央银行并不是出资人的“天然代表”，它只是商业银行的监管机构和特殊服务机构（服务如再贷款、再贴现、证券回购等），并没有改革商业银行制度体系的职能规定，它作为改革的制度设计和领导主体是不尽完整合理的。这种不合理，直接导致了中央银行在商业银行的改革中，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地位，加上财政部门等介入的多元性或不纯粹性，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的主体在改革任务设计与下达方面并不清晰明了。相反，商业银行自身倒是从改革设计到操作，都在其中处于核心地位，改革主体与改革对象的合一性明显外在，中国的“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无一不是明明白白的“改革主体”。一提到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各界普遍认定就是国有商业银行自身的事情。相比之下，一般的国有工商企业，尤其是中小型的企业，虽然也有这种“改革悖论”，却由于经营产品或服务的物理特殊性，外在的“主管部门”相对明确，如石油企业就有石油主管部门，改革主体与改革对象至少有某种形式上的分离。国有商业银行不同于一般国有企业之处，便是这种两重身份的重叠性清晰可辨。

第二，改革借助的力量又是改革要弱化或消灭的力量。在改革主体与客体合一的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所要借助的力量，主要是商业银行内部各个层次的合格管理者和相当一部分经营者，没有他们决策、参与和支持改革，改革要取得进展是无望的。与此同时，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大目标基本清晰，即要改造为国有控股银行的情况下，除了最高层管理者和部分高层管理者在心态上认定自己就是改革的力量，从而具有相对稳定性外，其余大量参与改革者，或强或弱地具有改革未来与自己职业生涯关系上的疑虑甚至于恐慌感。事实上，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未来对于现有改革参与者而言，是极不确定的。其中相对清楚的是，相当一些改革的力量，会在未来的银行组织体系中退出历史舞台，因为国有商业银行基本的改革设计已经表明，股份制商业银行构架不能够容纳时下体制中的某些内部机构及人员。今天改革借助的力量，并不必然地转化为未来经营管理的力量，改革内藏着借助力量与弱化力量同一的冲突。

第三，改革的制度对象又是改革要借以实施的制度基础。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中心内容是制度的变革，但这种制度变革所要借以实施的制度基础则是原有的。换言之，改革必须借助于原有的制度框架来摧毁这个框架。举例说，国有商业银行的激励约束制度变革，它是对现行的激励约束制度体系的否定，却要以现行的激励约束制度体系为基础来激励如此的变革，并维持日常的业务运转。国有商业银行以往的激励制度，经济收入平均化的程度相对大些，改革的选择大多在以经济效益为评价目标，拉大个人收入差距的问题上。因此，这种制度的变革，必定会涉及到利益关系的调整。在改革的过程中，以相对平均主义的制度基础来改造平均主义的制度体系，迅速彻底地以新的激励约束制度取代原有的体系，存在着原有制度与新制度之间的对立，平均主义的制度体系不存在足够大的激励改革的力量，毕竟许多人享受过并继续享受着平均主义的好处，未来激励制度所带来的利益变化至少会危及平均分配下一些员工的“既得量”。一般而言，在这样的变革中，新制度的变革通常难以彻底或旧制度的许多因素会继续存活于新制度之中，导致改革的性属中庸化。

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悖论”导引出来的一种逻辑后果，是商业银行内部分裂为“改革者”与“被改革者”两大阵营，“改革者”在改革设计中尽量保证其利益的基础上，按照“国家”设计的改革基本框架来推行改革。在历史自然认同国有商业银行的管理者就是改革者的前提下，国有商业银行高层的管理者大多进入到“改革者”队伍中，他们视改革将使其受益而得到激励，至少他们认定改革不会抛弃他们或减少他们的利益，因而积极主动地领导、组织、参与并推进改革；基层的经营者、操作者则大多归列在“被改革者”的队伍里，他们对改革的前景认识，集中在自身职业和收入的稳定性方面，大多担心职业岗位的丧失和收入的减少，“被改革者”的基本意识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主动加入改革的行列中来。在现实情况下，这样不同改革阵营中的人，在潜意识中有着共同的对于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群体分裂的首肯：“改革者”或管理者天然性地代表国家或出资人，并代表商业银行，“被改革者”或经营者仅仅代表自己。正是这种深层潜意识的存在，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才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相对顺利地进行，大量的“被改革者”最多只会去力争一些个人基本利益方面的补偿，而不得不认同或屈服于“被改革者”的命运。

显而易见，如此阵营的分裂，产生出了新的不同利益团体对立，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进程，甚至于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取决于这样的利益调整或处理得当与否。“改革悖论”的这种逻辑后果是对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提出的一道必须回答的考题。当然，“改革悖论”从理论逻辑上讲也会造就“改革者”与“被改革者”之间的中间游离性群体，这一点，我们后面结合实际情况时再加以讨论。

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悖论”导引出来的另外一种逻辑后果，是作为“改革者”的高层管理群体在矛盾与对立之中，自然而然地要去平衡或圆融各种利益关系，经常在国家、商业银行、员工群体和个人自身利益问题上选择某种能够“走得通”的道路来推进改革。鉴于这一群体代表着国家、商业银行、员工群体和他们个人自身利益，利益代表的多元性，决定了他们个人作为“经济人”的冲动通常会有某种自我约束来减弱，个人价值的最大化并不最终表现在自己纯粹的经济收入上，而是表现在管理岗位的稳定及提升，职业声望的增加以及社会地位及形象价值、被尊重层次提高、员工拥戴等方面。因此，将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任务落到这一群体身上，在经济利益分配问题上，通常会有一股内在的力量约束个人经济利益无限度的扩张。除非少数个别人彻底舍弃国家利益代表、商业银行利益代表和员工群体利益代表的地位，将自己混作于一个完全纯粹“经济理性”的单个人，仅仅代表自己的利益来垄断改革。这时，他们已经不再是国家和商业银行利益的代表了，改革不过是纯粹谋取或窃取其他主体利益的工具而已。在这一点上看，国有商业银行的高层“改革者”阵营，实际上是多元利益的平衡器。

可见，一般情况下，“改革悖论”将带来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的阵营分裂和“改革者”对于各方面利益的圆融。从理论分析的角度看，也存在着两种与这样后果相对应的可能情况，一是国有商业银行更多地关注银行和员工自身的利益，改革也就是银行自身与国家最大程度地争利，它带来的内部阵营分裂是弱小型的，不论是管理者还是经营者，他们大多是与国家争利的“改革者”，都试图要得到改革的最大利益，这时，商业银行体现出来的更多是个人“经济人”理性下的自由选择意识，自身利益高于一切，淡视国家利益的存在，这种情况在现代企业理论中被认定为“机会主义”的极端存在方式⑸；一是作为“改革者”的高级管理群体，强烈或过分突出“出资人”国家的利益，弱小化或淡漠化商业银行自身和员工的利益（包括高级管理群体他们个人的利益），形成商业银行和员工群体与他们的分离和强烈对立，这时的改革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银行和员工，牺牲银行和员工的利益来实现单一性的国家利益，在这样的改革中，“改革者”人数相对较少，他们的意识里有着更为深厚的“社会人”对于国有产权制度的认同或敬畏，完全将自己等同于国家“出资人”或“出资人”的绝对代表了。在现实生活中，这样两种情况的出现是相对极端性的，它们能够丰富我们的认识，也是重要的研究题目，但本文不做过多的讨论。

三、理解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悖论”的刚性

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悖论”从一般理论上讲，是国有产权主体或产权代表主体不清晰所形成的。这种理解有某种真理性。试想，如果国有产权主体或代表主体清晰，相应地改革主体明确，“改革者”与“被改革者”有明显边界，改革的设计和任务下达单一纯粹，国有商业银行从管理者到经营者，都不过是如此改革的客体或对象，“改革悖论”就不会出现。在这种理解之下，解决“改革悖论”的关键就在于清晰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主体或产权代表主体，由这种主体来决策、设计、组织和推进改革，而不是由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来进行改革。实际上，中国国有工商企业改革的进程，大体就是基于这种“改革悖论”理解的，产权主体或产权代表主体的清晰，成为了改革的制度安排中几近唯一的选择⑹。

现实问题则远不是这样简单，至少国有商业银行的现实情况要复杂得多。

由表面经验来看，我们在国有商业银行的外部来寻找某种国有产权的单一代表是不困难的，这只要建立某种组织机构体系，并赋予相关的职能就能够实现。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我们就有过并还存在着“国家投资公司”、“国有资产管理局”等等的机构，它们都是国有资本的代表者，对一些特定的国有资产项目或企业行使着产权主体的权力。按照这种设计，国有商业银行外部建立一个国有资本的所有者代表机构，问题似乎就得到了解决。现实的情况是，建立任何一个代表国有资本的机构，它都不可避免地产生这个机构自身的特殊利益；在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资本产权赋予的权力时，也不可避免地有着对机构自身利益的追求或保护，形成又一重对于纯粹国家利益的对立。比如说，在国有商业银行之外再成立一个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机构，由它们来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资本的权力，并在国有商业银行需要改革时自然而然地成为“改革者”，却由于自身特殊利益的存在，在管理或改革国有商业银行时，毫无疑问地要加入机构自身利益的考虑，更不用说这种机构中管理者个人的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对立了。因此，在国有商业银行外部找一个代表国家资本的机构，与由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来代表国家资本行使其产权赋予的权力，本质上讲并没有什么两样，这种国有资本代表机构也有“国家、机构本身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对立与矛盾”。特别地，这种多增加一层机构来管理国有商业银行的做法，必定大大增加管理中的成本耗费，不是加大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成本，就是增加社会的税收负担。正因为如此，这样格局下最为经济的合理选择，就是由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来代表国家行使资本的权力。有意思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这么多年来，还没有建立过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独立的国家资本管理机构，这应当是一种近似于天然的经济理性选择。从这个角度看，在国有商业银行之外要找到国有资本的纯粹代表者或纯粹的“改革者”，其实是很困难的，在某种意义上讲甚至于是不可能的。

现在我们假定，在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独立、纯粹、并且没有自身利益的国有资本代表能够找到，“改革悖论”是不是就自然消失了呢？不是。当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的某个主体能够代表国家来行使产权赋予的权力时，国有商业银行自身及管理层、经营层的个人都被清晰地列到了“被改革”的队伍中，这时改革者与被改革者的边界明显化。鉴于国有商业银行系统内、外对于国有商业银行信息掌握的差别，外在的“改革主体”根本不可能舍弃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来独立地操持改革，国有商业银行中的管理层及部分经营者，必定被拉入到“改革者”的阵营中来，相当一部分来自于银行内部的力量成为改革的主要力量，原有的一些制度也就成为支撑改革的基础。加之，过于清晰的“改革”与“被改革”的边界，会形成国有商业银行内部各个层次利益的同一化，自动地聚合成抵制改革的巨大力量，任何外部机构决策、设计、组织和推动的改革在这样巨大力量的阻止下要取得进展是不可能的。仅就此而言，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悖论”具有不可消除的刚性，它源自于国有商业银行这个企业组织自身对于内部信息掌握的绝对性，以及国有商业银行的外部组织对于内部信息掌握的不完全或不完整性。这一点，现代信息经济学理论对此有精到的理解⑺。前面我们已经涉及到，中国的“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没有一家不是自身处于改革的核心地位的，改革的决策、设计到组织推进，均有着明显不过的“自己改自己”的意味，它反映出来的是“外人改内人”的绝对自然性信息障碍。当然，我们也时常听到来自于国有商业银行的抱怨，认为“想要改的改不了，因为许多改革并不取决于自己如何改”，此时的国有商业银行也就充分地表现出了自身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对立性――它是改革者，也是被改革者。

这样看来，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悖论”具有顽强不去的特点，它是由国有资本代表者不可能独立在国有商业银行之外并纯粹化形成的，也是由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掌握系统内的信息无法由外在的机构掌握所决定的。换言之，没有国有商业银行自身参与的改革，根本不可能取得进展，更不用谈成功了。而国有商业银行只要介入到了“改革阵营”之中，“改革悖论”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我们对待它，就不能够期望通过产权主体或产权代表主体的清晰来消灭。这种理解也留下了一个潜在的推论，所谓那种产权主体或产权代表主体清晰的商业银行，由于股东（国家）、银行和个人利益的绝对存在，及股东（国家）外在于商业银行自身形成的对于银行内部信息掌握的天然缺陷，股东（国家）通常要在管理成员方面寻找自己的“代表”，这样一来，商业银行自身代表的利益也就相应地多元化了，它进而引致出了不同利益集中于一体之下的“改革悖论”。只不过，产权主体或产权代表主体清晰的商业银行，那时源自于“出资人”的主要任务不是“改革”而是业务运作，“改革悖论”也就成为现代企业制度中运作的另外一种“悖论”了。它实际就是现代企业理论中至今也没有很好解决的“委托－”关系。

四、寻找“改革悖论”中的激励力量及对改革效能的评估

前面已经谈到，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目标设计，从理论认可到实际运作准备来看，是进行股份制改造并上市，建设成为国家控股的商业银行。相对于纯粹的国有资本而言，股份制改造后资本多元化的结果，会带来不同“出资人”或“出资人代表”地位的独立化（至少是形式上的独立化），为淡化“改革悖论”或转化“悖论”的内容提供一种产权结构变化的基础。现在的问题是，在“改革悖论”存在的前提下，在改革任务刚刚起步时，国有商业银行作为改革的“矛盾主体”，如何获得推进改革的动力，积极主动地进行改革，最终建设出相对理想的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在这里，我们必须寻找改革的激励力量，以及稳定国有商业银行现行业务基本运作的激励力量。

与中国农村改革的发动机理不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启动要求来源于国有资本所有者的“国家上层”。换言之，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变革的安排要求是从上至下，而不是从下至上的。如此的改革发动顺序，使得国有商业银行内部并不是简单地分裂为“改革者”和“被改革者”两大阵营，还产生有游离于“改革者”与“被改革者”之间的中间群体，他们大多是国有商业银行分支行体制下各个层次的管理人员和部分重要的银行职业人员。在这一群体中，除了少数人自动地将自己排列在“改革者”的队伍中，因而具有改革热情外，大多对改革有某种疑虑，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真正地列在“改革者”队伍中，享受改革最后带来的好处。从人的数量格局来看，这个群体恰恰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所要依靠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改革坚定性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改革的进展。所谓寻找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激励和稳定力量，首先必须对这一群体给予足够关注，并相对清晰地划列在“改革者”的队伍之中来，与最高层管理者一同受到改革未来利益保障的激励。否则，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就会在这一群体的疑虑和消极对抗中，进展缓慢或变形走样。毫无疑问，划列如此群体进入到“改革者”阵营，是国有商业银行最高管理层必须做的事情。&nbsp;

其次，进入“改革者”阵营的群体仅仅依靠参与改革的良好感觉，认定其利益可以得到保障，并不必然地代表他们心怀改革的良好预期来参与改革，“改革者”改革的长期热情来源于改革的决策、设计和制度安排下，“改革者”自我未来利益的基本保障。因此，改革的决策、设计和制度安排，应当有对于改革者未来预期的激励，“过河拆桥”的改革推进方案在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中根本不具有实施的可能性。颇有意思的是，在国有工商企业也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已经完成的各项改革或正在推进的改革中，“改革者”自身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都得到了保障，而且在未来改革的一些设计中，也都有一些或明或暗的肯定，如管理人员的年薪制，管理人员的个人收入由上一级管理层掌握和调控，补充养老和补充医疗保障等都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它们是值得推崇的。

第三，强化商业银行“职业人”的地位，提倡“职业家园”的商业银行意识，淡化部分“改革者”与“被改革者”之间的对立，激励和稳定银行职业人的职业行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不是也不可能是“推倒重来”的改革，而是要在保持目前业务正常运转之下的制度变革，如何稳定国有商业银行现有的经营管理运作力量，以支持改革的顺利进行，极为关键。作为商业银行，不论未来的资本结构如何，它首先是一个特殊的职业场所，是职业人从事职业生涯取得职业收益的地方。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在很大的程度上并不是要剥夺银行职业人的职业场所，而是要使这种场所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效益，吸引更多优秀的职业人，并乞望成为职业人的“职业家园”，让职业人乐意长期地、高热情地在这里贡献职业才华和能力，并实现职业人自己最高的职业价值。在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中，通常而论，大量的银行职业人并不容易进入到“改革者”的行列中来，但他们在商业银行中对于业务运行的稳定作用，是巨大的。从这一点上看，强调改革对于国有商业银行这个职业场所的长远发展，强调改革对于职业人未来职业环境的更佳及“职业家园”的创造和稳固，从而让大量的银行职业人心态稳定地从事时下业务的运行来支持改革，不可不高度重视。在某种意义上讲，真正的银行职业人并不担心改革对自己的冲击，而是希望社会能够提供更好的“职业家园”以供选择，至少能够提供更好的职业场所实现自己最大的职业价值⑻。在这个问题上，“改革者”应当充分认识到这部分职业人存在的特殊性，切不可人为将其划列到“被改革者”的队伍中形成对立。实际上，没有银行职业人相对稳定的改革，根本不可能成功。

第四，维持“改革悖论”下国有商业银行高层管理者或“改革者”的多元代表身份，稳定“改革者”对于国有商业银行内在多元利益的均衡调配机制。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悖论”的核心，就是银行自身，特别是高层管理者自身身份的多元化规定――既代表国家“出资人”，代表银行这个企业，又代表员工群体及自己个人。一般认为，清晰或单纯化国有商业银行高层管理者的身份，会有利于改革和业务发展，事情恰恰不是这样。国有商业银行既作为“出资人”代表又作为经营管理者和个人利益的代表，其代表地位的多元性或不清晰性，比清晰更具有支持改革的意义与价值。这是因为，在身份上清晰化后，国有商业银行的高层管理者就会纯粹化自己的利益追求，对“出资方”的责任弱化或消失，增大国有商业银行“内部人控制”的风险问题：凡是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改革，国有商业银行就积极推进；凡是不利于自身利益的改革，国有商业银行就消极对待或阻止改革进程。相反，在身份的多元性格局下，不同利益的对立都由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来代表，利益矛盾会达到的暂时性统一，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利益能够在“改革主体”的内在矛盾中，相对均衡地调配，实现国有商业银行在利益相对和谐之下一定的效率与效益。就这一点说，那种认定国有商业银行产权主体代表清晰的改革思路，或者说由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的主体来行使改革的选择，可能于改革是最不利的。更何况，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的“改革悖论”具有不可消失的刚性，国有商业银行高层管理者作为多元利益的代表，是一种近似于天然的存在，维持这种身份或明确这种身份，不过是对如此刚性的认同罢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违反这种刚性的“人为”安排，只会利益强烈对立下改革的中断或失败。

概括起来看，国有商业银行是自身改革的主要力量或“主宰力量”，不重视这种主要力量或主宰力量，我们就会走入改革的误区，至少会使改革出现曲折或困难，延误改革的进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改革力量的激励与稳定，就是一道必做的“功课”。我们的政策建议结论是，国家作为国有商业银行的“出资人”，国家财政部等相关“出资人”部门（或代表部门）的改革政策或制度安排必须考虑：（1）相对清晰国有商业银行自身作为的改革者或改革领导者的地位，或直接明确国有商业银行自身就是改革的主要力量，改革主要由它们自身来决策、设计和组织推进，外部的国家“出资人”（或代表）只通过基本制度的规定或安排来提供规则、标准和程序方面的指导、监督和检查，这一建议从另一面看，即是继续保持或进一步明确国有商业银行“国家、银行和个人”多元利益代表者的地位；（2）外部的“出资人”代表部门不直接介入到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的改革，让国有商业银行自身内部自行地去相对清晰“改革者”与“被改革者”的界限，最大限度地在国有商业银行内部形成改革的共同利益预期，以争取最大的改革力量推进改革；（3）在制度上鼓励国有商业银行“职业人”群体的扩大和稳固，创造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后的“职业家园”预期或更好的职业场所预期，也就是由国家“出资人”向职业人提出一种改革利益保障机制，明确未来新的国家控股商业银行对于职业人的吸纳标准，激励部分非职业人转化为职业人，现有的职业人提高职业素养，减少部分“被改革者”的数量和“被改革者”的消极对抗意识；（4）提供更多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所必需的一些外部条件，如资本金的补充，不良资产的包袱减轻等，以保证国有商业银行作为改革主体获得更大的改革激励与热情，更好地在均衡各种利益关系中，较快地推进改革。

基于对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悖论”的认识，由国有商业银行自身作为改革主要力量来决策、设计和组织推进的改革，其改革的效能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改革中多元利益的圆融性和均衡性好。国有商业银行自身作为多元利益的综合性代表，内在的利益对立与冲突包融于一体，相互钳制又相互“博弈”，各种利益均难以强烈化到剥夺或消灭它种利益的基本存在。举例说，对于国家“出资人”而言，这种多元利益的圆融性和均衡性，也就意味着至少会有最基本的所谓“国有资产流失”的底线，它能够保证国家“出资人”起码的利益受到保护。

第二，改革推进的平稳性较好，不会产生过大的改革震荡。虽然“改革悖论”下国有商业银行内部会分裂为“改革者”与“被改革者”的对立性阵营，但这种阵营的冲突性相对平缓。除了部分“改革者”和银行职业人对于改革未来有着良好预期外，“被改革者”利益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商业银行自身在改革中所要代表和尊重的内容之一，因而在对待“被改革者”的利益调整时，“改革者”会更多地采取相对缓和、平稳的方式，通常根据“被改革者”所处的外部环境及他们对于银行已有的贡献、改革必须承担的成本等等，给予这些“被改革者”较能接受的利益补偿。这样一来，改革的利益预期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也就不是简单地剥夺而是合乎情理地调整，改革中的震荡相应能够最小化。

第三，为社会负担了部分改革的制度性成本，有利于社会大局的稳定。按照国际上先进商业银行的标准来改革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对于历史形成的过多机构的撤并和富余员工的裁减，它需要有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再就业培训及上岗制度、退休养老制度体系等予以支持。换言之，国有商业银行纯粹出于效率和效益考虑的内部治理结构改革，需要有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的社会治理环境相配合，需要有改革的社会性制度成本承担方式及承担者。在我国，这些外部制度环境是很不完善的，改革的外部制度成本补偿性差，没有这些成本确定性的补偿方式，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不仅会危及自身改革的成功，更为带来社会大局稳定方面的问题。在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改革代表着多元利益的格局下，“改革者”对于撤并机构及裁减人员的合理利益补偿，能够较好地弥补改革的社会制度成本不足的问题，为稳定社会承担部分代价。

第四，改革的效率性相对较差，改革要达到目标的时间相对较长。多元利益的圆融及均衡从来都是效率的对立面，或者说，要实现利益的圆融及效率两个方面都最大，只可能在偶尔情况下会出现。在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改革承担着多元利益代表身份后，一方面，银行内部各方利益的基本保证或适度调整不能产生效率最大化的改革激励，争取各自利益最大的份额而不是首先争取改革的进程与成功，必定会耗费相当的资源其中包括时间资源；另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自身对于多元利益的圆融或均衡，实际上是对利益冲突采取的缓和平息对策，不“休克性”地，甚至于不集中地、高强度地、高密度地解决利益对立冲突，因而降低了改革的效率，并还可能积累起一些后来相对棘手的问题。

从总体上判断，在这样“改革悖论”之下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能够赢得平稳的进程，当然有利于实现改革最终的成功，但它不可能是那种短期内迅速见效的彻底性改革。应当说，从自然演进理论来看，也从我们对于“改革悖论”的刚性认识来看，这样的改革有它自然史的规律在起作用，这正如中国其它体制改革一样，要取得最后的成功，它不能是那种“休克式”的，而必然是渐进式的。就此而论，那种认为近几年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能够出现巨大突破，在几年内先股份化再上市，进而成为国际化先进商业银行的看法，是严重脱离实际的。如果选择过于激烈的改革方式，不顾各种利益的现实存在和补偿机制的缺陷，试图毕其功于一役，那是非常危险的。

五、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悖论”与现代企业理论

鉴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未来目标大体定位于国家控股的股份制银行上，那么，未来国家“出资人”的代表者就必定会“生长”出来，产权代表相对地清晰化，股份制银行中不同的“出资人”在形式上将成为未来商业银行的“主人”。这时，股份制商业银行自身，或者说它的代表高层管理者，也就在身份的多元化方面淡出了，他们仅仅是商业银行自身利益的代表和个人利益的代表了。我们前面已经谈到，在这样的体制下，“改革悖论”并没有自然而然地消失，股份制并不能够彻底解决“改革悖论”问题，而只会使这一问题发生某种转化。也就是说，“改革悖论”也是现代公司制度中一个重大的问题，只不过它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罢了。

这个问题的要害处在于，股份制商业银行自身对于信息掌握与外部“出资人”对于信息的掌握是完全不同的，加上股东们对于管理者的监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公共产品”⑼，单个股东都没有积极性去做，股份制商业银行自身绝对是银行经营管理的“主体”或“主宰”力量；而股份制商业银行自身尤其是最高管理层，总是要代表或一定程度上代表股东的利益（有时就直接是股东的委派者，对于国有控股的企业来说更是如此），管理层还是脱离不了利益多元代表的地位。在不同利益的对立下，股份制银行自身或管理层要代表多元的利益，也就会形成内在的“悖论”：最大化股东的利益，就会减少商业银行自身的利益、管理层的利益和员工的利益，相反则反是，多元利益代表内在的冲突出现了。可见，所谓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多方利益的“多赢”，即为股东、为银行、为管理层和为员工创造最大化价值的理念，只能是一种整体性的认识，或只是一种理想化的东西。在内部利益结构问题上，要想各方利益都“最大化”其实是不可能的，代表多元利益的主体只能在各自利益的均衡上，矛盾复杂地进行调和。

由此我们推演出这样的结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存在着的“改革悖论”，在国有控股的商业银行出现后，将会变种性地存在，或许命名为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的“运作悖论”更合适些。鉴于这种推论存在的真实性，已经存在于现代公司企业中，特别是存在于中国国有工商企业改革已经完成的进程中，它显然具有丰富现代企业理论的价值。

在现代企业理论中，以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为基础的“委托－”理论认定，现代企业制度的所有者“控制权”与人的经营“管理权”清晰分裂并存，是一种较好的企业治理形式，因为它形成了一种权力的制衡关系；同时，由于企业经营管理中利益目标的共同性和捆绑性，股东和经营管理者以及普通员工，集合于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能够最大化地实现各方的利益，达到所谓“多赢”的目的；此外，如此治理结构，能够更好地职业化企业家的功能，实现企业家相对独立的市场地位，以企业家的职业效率更大地为企业创造价值⑽。

从我们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悖论”分析来看，在股份制企业建立之后的“运作悖论”，如果所有者和人之间的关系过于清晰，或者说，人在身份上与股东之间没有任何特殊的联系，完全是一种纯粹的“雇佣”市场关系，“悖论”也就是极为弱化的了，但它却非常容易形成人对于股东利益的强烈对立，并产生“忠诚可信”度较差等方面的问题。我们清楚，人由于对企业内部信息掌握方面的优势，他天然地具有对于企业运作甚至于企业所得利益分配方面的“内在权力”，股东实际上并无足够的力量来保证其控制权的真实实施。在这里，人是企业真正的“主人”。因此，过于在清晰的“委托－”关系中清晰“委托人－人”的身份关系，并不必然地带来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人地位的独立纯粹化，正好是抵抗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直接力量，人又正好有形成这种力量的信息获取绝对优势。其实，在现代企业理论的演进过程中，所谓的“内部人控制”理论，“道德风险”理论，都是对“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委托－”关系中过于清晰化人的自我利益代表身份带来的理论思索成果。它表明，在“委托－”关系中，人只是自己利益的代表而没有与股东共享利益的内在激励或约束，他不必在不同的利益之间去做平衡。现在一些发达国家公司中推崇所谓的“股票期权”激励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实现经营管理者与股东界限的模糊，使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仍然有着多元化的利益代表地位。只不过，这种方式尚不是其它股东直接利益的代表，而是通过经营管理者自己也股东化来间接地代表股东方利益而已，它在利益对立方面的融合是有作用的，却也是有限的。

可见，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悖论”转化而来的“运作悖论”不仅可能存在，在现代企业制度中也有它存在的必要。这种理解对于现代企业理论的贡献在于：（1）与既有的企业理论不同，它更强调的是“委托－”关系中，股东、人和员工等多方面利益的对立性，而不是简单地认定企业在这样的治理结构中，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利益的共同性，这一点决定了“委托－”关系中，处于核心位置或绝对权力掌握位置的一方，有必要在身份的多元性或利益代表的多元性上保持某种非纯粹的模糊关系，以实现企业中各种利益关系的内在性均衡圆融；（2）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企业模式中，“人”处于企业的核心位置或绝对权力掌握位置，这也与现代企业理论中所说的所有者或委托人占核心地位或绝对权力地位是不同的，委托人的“所有权”并不直接等于“控制权”，它需要通过人身份的多元化来“代表”而不是简单地“”，“委托人”必须与“人”有着某种特殊的权力或利益联系，而不是简单的市场交易关系，企业的效益与效率才有源自于利益约束上的保障；（3）既有的企业理论认定，企业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实现对于各方都有利益的好处，其中对于股东利益或资本收益的最大化是企业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作为“人”的经营管理方面只是如此利益附加或依附品，惟有股东利益最大化，“人”利益才可能最大化，我们的“悖论”却认定，代为“人”的经营管理方面是企业利益最大化的直接动力，股东或资本收益只是如此利益最大化的附加或依附品，企业的权威是属于经营管理的“人”的，而不是作为“委托人”的股东方面的。

一言以蔽之，在现代企业制度中，资本并不是企业的主宰，经营管理力量才是主宰；“委托－”关系中的“”是现代企业的权力核心，要使资本取得企业中最基本“权力”，“委托人”必须强化其与“人”的内在权力和利益联系。认识不到这一点，现代企业理论就是缺陷明显的，至少是不能反映真实实际的。由它所生成的企业制度安排实践，也就会经常地出现令人困惑的问题。

当然，对于现代企业理论而言，在这里提出的问题可能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它是一种新的对于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解和认识，尽管这种理解和认识仅仅是源自于对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特殊进程之中的实际问题。

六、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实情综合分析

为更好地理解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悖论”，在这里，我们综合性地提供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一些实际制度情况及改革进程情况分析，以支持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悖论”的一般性理解。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实行的是总、分、支行的组织体系构造，它依靠层级之间的授权进行经营和管理，目前资本结构单一，是纯粹国家资本的商业银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前，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四大家国有银行，是专业分工非常清楚的非商业性资金供应机构，各自在确定的业务领域中，向国有单位或项目等提供资金来源；1984年，中国工商银行成立，承担了中国人民银行分离出来的城镇居民储蓄存款业务和对工商企业短期流动资金贷款业务，“工、农、中、建”专业分工模式的国有商业银行体系形成；在随后各家银行之间激烈的竞争中，专业分工界限被逐渐打破，从1994年国家成立三家政策性银行开始，各家银行除了保留有各自历史形成的某种特殊业务一定优势之外，均成为了业务综合性的商业银行，并扩展了某些非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务范围；1999年开始的银行不良资产剥离，为这几家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人民银行提供了一份对外开放中国银行业的时间表，这几大国有商业银行由此处于了制度变革的重要关口。由于历史的原因，国有商业银行时下资本充足水平较差，不良资产包袱仍然很重，机构网点和员工数量庞大，社会性、行政性事务负担较多，资本回报和资产回报都相对较低，与国际先进的商业银行相比有着明显的差距。从参与国际银行业的竞争，保有中国自己的高效优质的银行体系，支持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要求看，改革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已经是非常紧迫的事情了。

从改革的实际情况来看，1984年开始，国有商业银行一天都没有放松过改革，只不过，这些改革的运作被包含在业务发展和竞争之中而已。由于没有明确的改革目标，这些改革措施所体现出来的综合效果并不明显。加上金融尤其是银行业一直作为中国整体经济体制改革的外部条件来看待，国家对其稳定运行的要求大大强烈于对其改革重构的推动，改革的步子相对要小得多，以致于外界对于国有银行改革的基本认识是“大大地滞后于整体的改革”。

其实，这种认识有相当大的片面性。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今天的现实格局，从国际现代商业银行的基本标准上看，它们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与国际上先进商业银行的“业务对话”和交往、合作不存在任何问题，国有商业银行已经是真正的现代商业银行，只是水平相对较低而已，这种现实存在本身就是积极改革的结果；另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治理结构，已经大大不同于以往国家货币资金供应者或“出纳员”的状况，经济效益或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已经在治理结构中得到最突出的体现，商业银行对于国家有关部门的依附性已经消失，银行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成效是不可否认的，它为未来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要清楚的一个事实是，如果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认定国有商业银行开始了实质性的改革，到今天算来也不过十几年的历史，结合这样的时间长度来看国有商业银行的现状，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多么地悲观。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目标现在已经明确，步子正在加大，再有一定时间长度的改革积累，国有商业银行的未来必定是明媚的。正是基于这样的实际，已经有过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表现出来的经验性“悖论”，格外真实诱人，在此综合性地分析和展示它，有助于国有商业银行继续改革和取得成功。

首先，产权制度改革的准备就是以国有商业银行自身为主体来进行的，商业银行内部的专门改革机构承担着银行产权制度变革的直接准备工作。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至今还没有迈开实质的步伐，但其准备工作已经是有些年头了的。以某国有商业银行为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该行就开始了股份制改革的研究工作，提出了银行股份制改造的一些初步建议，并确定了国际上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有选择地对该行的一些分行进行综合性的诊断和评估，分析股份制改造必须具备的条件及完成这些条件准备所需要的时间等；近年则加快了股份制改造的深入研究与准备工作，还就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等问题，与知名的投资银行机构进行广泛的合作，在充分分析各种情况的基础上，按照国际化商业银行的标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设计了多种选择方案。在这些准备工作中，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的“改革者”，实际上就是商业银行自身，或者说是银行的最高管理层，它表明了国有商业银行这个组织机构作为国家资本“出资人”代表的某种地位认定，为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悖论”产生提供了直接自然的基础；同时，它也将为未来的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指明确切的“改革者”。

其次，国有商业银行激励制度的变革，突出了商业银行自身利益与员工个人利益的存在，国有商业银行自身作为多元利益代表者的地位显在化。国有商业银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的变革，最初是以原有国家机关性质的工资等级分配体制为改革对象的，原有的分配方式显然不适合商业银行经营的实际。在收入分配激励制度的改革中，国有商业银行自身利益和员工个人利益的地位得到了强化，国有商业银行向国家有关部门争取最为迫切的权力，就是工资总额控制权的突破，商业银行试图说服有关部门按照效益增加的情况和纳税要求，自行决定工资总额，而不是工资总额不论效益情况如何，维持某种总体水平，或按某种比例人为地限制增长。这一点，充分体现出了国有商业银行自身利益和员工利益的本性，即与国家“出资方”利益的对立性，国有商业银行多元性利益代表的地位外在化了。熟悉国有商业银行分配体制或激励体制变化情况的人们都清楚，虽然国家有关部门对工资总额的控制权还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但原有工资总额水平及管理方式的突破，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无疑，商业银行自身与员工个人利益的存在和强烈化，赋予了商业银行高层管理者身份的复杂多样性。这种身份的复杂多样性，能够较好地在商业银行内部圆融各种利益的对立与冲突，今后改革应当对此肯定。

第三，国有商业银行之间激烈的业务竞争，已经不再纯粹是原有体制之下的银行最高层对于“政绩”要求的结果，而是追加了浓厚不化的各个国有商业银行自身利益的诉求，它通过不同的国有商业银行独立化的自身利益在的认定，解释了每个国有商业银行都是自身利益代表的基本立场，进一步说明在一家商业银行的多重利益对立中，自身利益是绝对存在着的，商业银行不可能为了某种虚幻的理由，舍弃掉如此的利益追求。曾经有相对激烈的观点认为，国有商业银行由于“父亲”的同一，所有的业务竞争不过是“取悦父亲”，以“政绩”的显赫来获得“父亲”的某种特殊的认可，以实现自身尤其是最高管理层的非经济性利益⑾。说实话，这种认识至今仍然是有道理的，但已经不那么全面了，代表各家商业银行自身的利益，特别是经济性利益的业务竞争，已经有了越来越明显的展示。毫无疑问，只要国有商业银行的业务竞争有着自身经济利益方面的诉求，国有商业银行自身仅仅只代表国家“出资人”的认识就不正确，它为“改革悖论”提供了一重强有力的支持。仅就此点看，将所有的国有商业银行都合为一体的改革设想，也许是很差的选择，因为在只有一家国有商业银行（或国家控股）的情况下，自身利益的独立化而没有内在的竞争力量，取得利益的方式就容易走形，以往要通过激励竞争才能得到的利益，如今则只要实际效益或效率没有下降或没有多么大提高的格局下就能得到，这显然是不可以的。

第四，国有商业银行机构网点的改革，最大限度地展示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内部阵营分裂为“改革者”和“被改革者”的状态，“改革悖论”产生的逻辑后果有直接的经验背景支持。以某国有商业银行为例，由于历史形成的冗员过多和机构数量庞大，撤并机构，减少人员就成为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不得不进行的重大内容之一。该行拥有2万多个基层机构网点，这些机构网点部分仅仅从事储蓄存款业务，部分则有贷款等直接形成收益的业务。其中大约十分之一的机构网点按照某种资金价格水平核算，本身都不能够保本，也就是自己养不活自己，这些机构网点当然在撤并之列，相关人员需要分流重新安排；如果全部的机构网点承担上级行某种比例的管理费，如按规定分摊25％的上级行管理部门的全部费用，大约会有五分之一的机构网点在保本点之下；如果按照50％分摊上级行的管理费，四分之一强的机构网点在保本点之下；如果按照100％的比例分摊上级行管理费，大约一半的机构网点都是亏损的。显而易见，分摊的上级行管理费用比例越大，能够保本并有盈余的机构网点就会越少，这就表明，国有商业银行机构网点的撤并，一方面要减少机构网点数量，减少基层机构网点的人员，同时，又必须要与管理层的部分管理人员减少相配合。否则，仅仅减少基层的经营性机构网点，剩余的机构网点就会要承担更多的管理费用，能够保本并有盈余的机构网点会更少。对于一家商业银行来说，基层机构网点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生产者”，而上级行许多部门都只是“消费”管理费用的“消费者”，如果只对基层机构网点改革而不改革管理层，银行的未来发展就会出现“生产者”不够而“消费者”太多的格局。这样，国有商业银行从基层机构网点开始的改革，也就有了两个层面上的阵营分裂：一是各层的“管理者”自动自觉地将自己划在“改革者”的队伍里，基层机构网点的“操作者”则划在“被改革者”的队伍里；二是各层的“管理者”内部开始二次分裂为“改革者”和“被改革者”阵营。从现实格局来看，阵营的分裂还处于第一层次为主的阶段上。不论这样的分裂如何演进，国有商业银行在“改革悖论”下的内部分裂是真实存在着的，它使得形而上的逻辑判断不能“自圆其说”的事情，也就是国有商业银行不可能自身改自身的事情，有了生活逻辑的经验解决。

第五，国有商业银行裁减人员的改革，在利益多元化的格局下，推进具有相当程度的难处，它是国有商业银行这个利益“矛盾体”带来的自然结果。尽管在国有商业银行内部分裂出了“改革者”与“被改革者”，但在裁减富余人员的改革中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对待这些“被改革者”大多只能采取相对“中和”的方式，真正下岗分流者数量有限。时至今日，在国有商业银行的正式员工中，通常所谓“买断工龄”而被“改革掉”的员工数量并不多，大多通过提前退休、内部退养、降低收入水平等方式来解决富余人员的问题，这实际上只是解决岗位不出力或占着岗位无法让有用之才出力的问题。有的国有商业银行的基层行尝试性地“大动作”进行下岗分流的改革，结果受到巨大的阻碍而难以实质地推进。听听近些年鼓噪得相当多的人员分流下岗之声，再看看实际分流下岗人数，让人不能不感叹如此改革之难太大。这当然与银行这种经营货币资金的企业具有更强大的生存力，因而更值得依附方面的原因；更多的，则是国有商业银行集中了多元利益的对立，从高层管理者到中层管理者，他们可以改革收入分配体制及方式，让“被改革者”的收入与其实际贡献挂钩，多干多得，少干少得，但要砸掉这些员工的“饭碗”，而自己又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这些员工的“饭碗”根本利益，两者之间不能不发生剧烈的冲突。他们担心，如此过激的改革，会带来自己代表多元利益的损失更大，形成对社会稳定性国家利益的冲击，对能够稳定在银行继续从业员工利益的冲击，并对自身改革前途的冲击，权衡各方，结果是中庸性的改革，取代了较为激烈的下岗分流形式。

第六，国有商业银行淡化行政级别的改革，重视职业人的价值开始，意味着商业银行对于企业本性的回归和真正企业文化的萌发，这是在“改革悖论”中商业银行自身以改革来支持改革最有力量的方面，它淡化了改革的利益对立，给予了改革扩展的较大空间。商业银行中的“职业人”是存在于各个层次的，它与“改革者”或“被改革者”并无直接的通约性。也就是说，如果某个职业人代表着“出资人”，他就能够在“改革者”的队伍中；如果某个职业人不代表“出资人”，他就不能够在“改革者”的队伍中，或许会划列在“被改革者”的队伍中但也或许不会。对于绝大多数职业人来说，国有商业银行自身的改革是针对这个职业场所的吸引力来的，而不是针对职业人来的。事实上，职业人的职业生涯更多地取决于本职业的市场供求情况，而不是取决于某个职业场所的内部改革与变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改革成了吸引真正高素质职业人的行动，并大大地催促了银行职业人的成长，企业性质的职业人数量在增加，如信贷经理、客户经理、财务高级管理者、银行工程师等，已经在银行的员工数量中占有了一定的比例。正是吸引和培养职业人的变革，使得改革过程中职业人的利益预期向好，他们自动自觉地加入到了支持改革的队伍中来，企业中的职业人主体强大起来，相应地，职业人所期望的“职业场所”或“职业家园”的文化开始萌发。但不无遗憾的是，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的职业人数，尤其是高素质的职业人数仍然较少，内部改革对立性的力量还是较为明显，企业的本性还没有浓烈到理想程度。

经验表明，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自身作为“改革者”的地位是清晰的，银行的最高管理层实际上是国家、银行自身、员工个人利益的多元代表者，他们在国有商业银行内部分裂为“改革者”与“被改革者”阵营的前提下进行改革，圆融着各方的利益，尽量地缩小着“被改革者”的阵营或“被改革”的力量，并积极地通过对职业人的吸引和培养，创造出对于改革的最大支持力量，艰难地演化着改革的进程，冲击旧有的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治理结构。我认为，这种改革主体与客体合而为一的选择，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现实的选择，由此生成的“改革悖论”也就具有历史与现实的合理性。

注释：

⑴参见：范黎波、李自杰，《企业理论与公司治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第一版

⑵赵海宽等，《“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及上市”主题文章》，《现代商业银行》2002年第8期

⑶陈彩虹，《破解“变异”的国企改革》，《中国改革》2001年第9期

⑷徐德清，《趣味逻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

⑸参见：（美）哈罗德．德姆塞茨，《企业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4月第一版

⑹参见：吴淑琨、席酉民，《公司治理与中国企业改革》，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

⑺参见：张维迎，《信息经济学与博奕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一版

⑻陈彩虹，《论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职业价值及提升和创新》，载李守荣、杜华主编：《21世纪银行家论坛》，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3月第一版

⑼（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证据》，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

悖论范文篇8

按照宪法和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是国家的最高审判机关，1因而也是各种诉讼活动的终点；在最高法院做出判断之后，原则上不应再留有继续争执的余地。但是，在现行体制下，最高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实际上仍然有权对最高法院的生效判决提出审判监督的抗诉并可能引起对终局裁判的重新审理，并且不受时效限制。2就这一意义而言，检察权似乎仍然保留着苏维埃式法律体系中“检察优势”的风格，归根结底要高出审判权一头，至少是还没有完全确立审判权在法制运作方面的优越地位。3更有甚者，在办理刑事案件时，必须坚持法院、检察院以及公安机关互相分工和制衡的原则，4这公检法三权（或者再加上司法部，称为“公检法司”四权）之间的关系似乎并不存在优先劣后的差异；有时还能发现作为专司犯罪搜查和社会治安的行政部门的公安机关反倒更有实力的某些迹象。以警察和检察（实际上还要加上不同形式的监察）来共同防止审判活动的失察，这就是中国式司法公正保障的基本原理，不妨理解为通过权力对规范秩序进行一元化整合的传统在当代的具体表现。也可以说，中国式法律秩序赖以协调一致的机制实际上是“行政审查（administrativereview）”，并非“司法审查（judicialreview）”。

另外，宪法所标榜的审判权独立的概念涵义，仅限于法院审案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5并没有约束立法权恣意的旨趣；恰恰相反，宪法明文规定了法院必须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6地方人大组织法也肯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乃至人民代表有权监督相应级别的法院，受理相关的申诉和意见。7最高法院本身还专门司法解释，要求各级法院主动接受人民代表大会方面的监督。8这就为立法权堂而皇之干预审判权、代议机构对司法机构进行法外的“个案监督”打开了方便之门。9另外，法院组织法指出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审判活动也拥有监督权。10不言而喻，最高法院则有权监督全国各级地方法院和专门法院11.因而审判权独立是一种有限司法独立，只意味着法院系统相对于外部除代议机构之外的其他部门或团体的整体自主性；在法院内部，个别审判权之间并不存在区隔或相克的关系。这里其实面临某种很深刻的两难处境：如果没有法院系统的团结和最高法院的监督权，审判权往往很难抵御外来的干涉；但这样的监督权，也有可能在特定条件下反戈一击，转变成法院系统内部压制各个法官自主性的行政性手段。

还有必要指出一点，与法院对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的制度安排相关联，各地方法院的人事和财务基本上都取决于当地的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12其结果，最高人民法院不能像日本最高裁判所那样通过分配予夺、任免升迁等司法行政上的有力操作杠杆来影响所有法官和下级法院，13它对各级地方法院和专门法院的监督权难免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以各级审判机关“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事态为前提条件，独任法官或者合议庭实际上很难在涉及当地政界、财界利害关系的跨省或跨县的诉讼中保持不偏不倚的公正立场，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的流弊也就难免渐趋严重、屡禁不止；最近甚至还出现了“全国性法院仅剩最高法院一家而已”这样耸人听闻的揶揄。14在“各自为阵”的背景下，如何避免最高法院的式微、维持审判的统一也就成为司法改革的“老大难”问题。

由此可见，没有采取立法、审判、行政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但却容许在司法机关内部实行公安、检察、审判（或者再加上司法行政）之间的另类分权制衡；没有采取联邦主义的司法体制，但却容许审判组织以地方为单位行事，在客观上弛缓了审判机关内部的垂直监控；这些就是当代中国审判系统中最独特的制度设计。在诸如此类的前提条件下，最高人民法院的活动方式和作用当然也会呈现出一些带有悖论性的征状。例如，人民代表大会至上的原则要求审判机关持司法消极主义的立场，只能严格适用法律、法规，但最高法院在对各类法院、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行使监督权、克服审判机关的地方本位主义倾向之际，势必表现出某种司法积极主义的态度，否则不能有效地实施司法行政工作。为了在外界压力较大的状况下维护审判独立，法院必须成为统一的整体，以集团的合力来抵制来自不同方面的干涉；但因为最高法院难以通过人事和财务来增强审判系统内部的向心力，所以不得不采取其他手段来形成和巩固各级法院之间的有机联系。然而这也很容易引起内部压抑和上级干涉，使审判独立在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之间不能保持始终如一的连贯性。

本文试图考察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在上述情境里如何逐步推动司法的体制性改革、改善审判权的地位和作用的制度性举措和策略。一般而言，“攘外必先安内”――要抵制各方面的压力维护司法公正，最高法院首先需要协调内部的步伐，实现法院系统自身的团结和统一，提高审判机构整体的效率和威信。为此不得不加强对地方法院的统率和监督，以司法行政为手段来确保审判独立原则的落实。因而首先需要分析最高法院如何在资源有限的窘境中“借鸡下蛋”，把不同的制度组件串联在一起并借助改革运动的势头来强化对各级法院的内部监督机制、阻止司法地方主义的潮流。然后再考察最高法院与外部的各种国家机关的互动，侧重讨论审判权与检察权、行政权以及立法权之间的外部权力关系，特别留意造成审判权强化以及最高法院重新定位的各种契机和举措。

责任制、司法解释以及审判监督程序的组合功能

1、最高人民法院的权力边界

在现阶段，中国的最高法院究竟能行使多大的权力、负有哪些责任？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最高法院的主要职能活动包括：（1）审判依法归最高法院管辖或者最高法院认为应该由自己审理的一审案件；15（2）审判高级法院和相应等级的专门法院进行一审后的上诉案件；（3）受理对各级地方法院和专门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的异议，必要时进行提审或者向下级法院发出再审命令；16（4）审判由最高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的抗诉案件17；（5）复核死刑判决；18（6）决定对下级法院的管辖不明确案件的指定管辖；（7）监督各级地方法院和专门法院的审判活动；19（8）就审判活动中具体适用法律和法规的问题进行司法解释以及解答，20等等。基本上可以归结为处理诉讼问题（向后看）和宣示审判规范（向前看）这两大方面。

从权力结构的安排来分析，因为宪法解释和宪法实施的监督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范围，所以最高法院迄今为止无从通过行使法令审查权的方式来扮演“宪法守护神”这样的重要角色，既不能对法律条文进行德国式抽象合宪性审查，也不能就个案所涉及的法律规范进行美国式司法审查，甚至不能正式对宪法做出有权解释，因而也就无从发挥制衡立法权和行政权等政治上的作用，也难以充分发挥保障基本人权等司法上的作用。在司法行政方面，因为人事和财务的决定权本来不在最高法院的掌握之中，所以最高法院对各级地方法院和专门法院的监督权和影响力也受到很大制约。

由此可见，按照制度设计者的既有思路，最高法院的功能基本上应局限于审判业务的终极断定以及它本身享有管辖权的那些案件的具体处理。这里值得注意的制度特征是，中国的最高法院不限于处理案件的法律审，也作为一审法院或者上诉法院处理案件的事实审，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留着“必要覆审制”的传统。21那么，最高人民法院是不是与台湾地区的“最高法院”同样，要承担极其繁重的具体审判业务呢？22根据肖杨首法官向全国人大做的法院工作报告，最高法院从1998年到2002年共审结各类案件20293件；在2003年审结的案件数达到3587件，办理案件的数量也并不算太多。23可见，无论是定性分析还是定量分析，用“司法消极主义”的术语来描述中国最高法院的姿态都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2、法官人数的扩充与监督困境

但人们实际上发现的最高法院却很积极有为，并不受限于审判业务，也并不拘泥于司法职能的各种形式要件。另外，现代中国的审判机关中一直流行的口号是“送法上门”、“让人民满意”。这种主动办案、介入社会的姿态，与西欧现代社会中当事人动员司法（accesstojustice）、法官坐堂“等案上门”的方式形成鲜明的对照，使得基层法院也呈现出司法积极主义的表象。在1980年代，最高法院要求各级法院采取“处理一案、教育一片”、“扩大办案效果”的方针，并把通过审判形成政策、改善相关制度条件的设想体现为“司法建议”制度。24近年来，随着法制建设的深化，最高法院开始更活泼地就立法问题提出“司法建议”（也称法院的“立法建议”），并推动地方法院也在这方面上行下效，还号召广大法官与时俱进、积极投身于司法体制改革。25由于最高法院采取积极姿态并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审判权的地位正在逐步上升。与此同时，司法行政权向中央集中的趋势也日益显著。

在这个过程中，法官人数规模的增大以及内部的整合化作业对于话语空间的深刻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并由此引起了一系列的结构调整。众所周知，从1980年代开始，最高法院一直致力于扩大法官职业的容量。“”结束后恢复司法功能的初期阶段，中国各级法院人员不足、经费匮乏的问题的确十分严重。26为此，在1985－1990年期间，接连三次采取了增加法院编制的措施，详情是85年增加四万两千人、87年增加五万五千人、90年增加一万两千人，使得全国法院的定员从83年的约十五万人扩充到91年的约二十五万人。27正是这样数目上的“大司法”系统为法治话语提供了扬声器和回音壁。

但在扩大数量规模的过程中，人们也提出了如何保证质量、提高质量的问题。最高法院后来推行审判长选任制，确定精英化的人事方针，就是对质量质疑的回应。尽管如此，以数量取胜的司法“人海战术”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最近出台的改革人民陪审制的一些举措，28实际上反倒有可能进一步助长“群众审判”的倾向，进一步壮大非专业化的法官队伍。这样数量巨大、质量不齐的状况使法制统一和审判系统内部的协调均衡变得很难，从而迫使最高法院不能不进一步采取其他手段来加强监控机制。

3、司法行政中的责任制原理

在上述条件下，最高法院怎样才能加强对各级法院的掌控，保证审判的统一性和精密性？首先需要指出的是，通过诉讼费留成和管理方式的改革，逐步形成了法院系统财务自立和内部调剂的机制；通过加强严格司法人员纲纪和奖惩措施，逐步使上级法院和最高法院对下级法院的人事考勤获得了较大的发言权和决定权――通观整个司法改革过程，可以发现最高法院已经渐次修正自己的角色定义，加强自己在审判系统内部的司法行政方面的权力。

另外，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承包责任制的传统做法也被最高法院作为加强监控权的基本方式而广泛运用，具体表现为合议庭或者审判长责任制、错案责任追究办法、目标管理模式等等，使前述财务权和人事权的重组始终能够保持必要的、持续不断的约束力。现阶段的司法实践显示，落实责任制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行政性方式，最有代表性的是“以审判程序带司法行政”的案件流程管理（traceabilityofcasehearingprocesses）。

这种制度设计把案件审理过程分成若干阶段和环节，分别根据法定审理期限、办案具体要求以及各种程序性作业的内容拟定目标值，不断进行观测、登记、督促和追踪管理。其渊源或许可以追溯到中国传统司法的“循环簿”做法，但在当今则与程序公正的观念联系在一起，29被理解为对审判权的“程序化控制”30装置。特别是法院之间联网和数码信息技术普及的条件下，案件流程管理与电脑化司法行政相结合有可能大幅度地提高审判的透明度和效率，但同时也有可能形成某种相互监督的可视化陷阱。无论如何，最高法院对各级法院的监督权会因而变得更富有成效。

另一种是运动性方式，例如“以改革举措带日常工作”的关系相机治理（contingentgovernanceofrelations），也有助于落实责任制以及司法行政的目标。事实上，最高法院一直在通过各种合乎时宜的司法政策以及其他创意来不断增强各级地方法院和专门法院的向心力和有机团结。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司法改革的进展必须以最高法院的主导权为前提，反过来司法改革的进展本身也必然导致对最高法院的主导权的迫切需求。司法改革意味着一系列制度变迁的运动，会冲击既有的结构，会形成创造性浑沌，会诱发新型的有序化现象，只有在最高法院能够审时度势、果断地进行裁量决断的场合才能避免混乱、达到预期效果。结果司法改革本身也就自觉不自觉地发挥着加强最高法院的监控能力和审判统一的作用。4、司法解释与审判统一化

其次需要指出的是，最高法院为了在日常活动中有效地运作司法系统，必须维持审判规范的整齐协调。可以说，最高法院进行司法解释的基本功能就是在法律简素、规范多元的背景下确保法制统一，以权威主义的方式建构和维持某种高度集中的解释共同体。最高法院在1987年已经明文禁止地方各级法院制作司法解释性文件，明示只有最高法院才能行使司法解释权；31十年后又颁布关于司法解释活动的若干规定，使司法解释的集权性进一步加强——从此，最高法院各法庭或者部门的意见必须经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才能被称为司法解释，必须是采取最高法院公告的形式发表的那些解释性文件才能具备法律效力，32以法庭和部门的名义传达的大量意见和批复被排除在司法解释的范畴之外，“口头司法解释”的存在意义也被否定。

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司法解释活动的若干规定的旨意，司法解释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第一、“解释”，是指最高法院就立法机关制定的某一实体法或程序法的规范内容，或者就特定的案件类型以及解决倾向性问题中的法律适用，进行具体而全面的解释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审判规范。它的体裁和构成与成文法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基本属于法律细则化的范畴，发挥着填补法律空白、消除内容上的暧昧和抵牾、为立法机关提供经验以及规范素材等多种功能。某些司法解释甚至长达十几章数百条，俨如成文法典；第二、“规定”，即根据审判活动的实际需要确立审理案件的标准和规则。这种规定的内容往往与法院内部的业务、事务以及程序性和技术性问题有关，基本上属于审判系统本身活动的规章制度；第三、“批复”，为最高法院对高级法院、军事法院提出的法律适用中的具体问题或者请示的答复意见，有的涉及个案处理，有的涉及司法政策，有的涉及操作规则。以上三种类型的司法解释虽然在抽象程度上有所不同，但内容上的交叉之处不在少数，都对全国各级地方法院和专门法院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在必要的场合这些司法解释都可以作为判决或裁决的根据而引用于司法文书之中。

为了保障司法解释的实效，最高法院还规定司法解释的应用状态也属于审判监督的对象，上级法院以及最高法院可以对下级法院以及个别法官是否严格遵守司法解释等职能行为行使监督权。33司法解释与审判监督程序的结合对于法院内部的步调统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除此之外，《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审判纪律处分办法（试行）》34以及督导员制度，也从不同侧面保障了司法解释的约束力以及最高法院在司法行政方面的权威。

总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某种三位一体的机制成为最高法院对各级地方法院和专门法院进行监督的主要操作装置：（1）作为审判活动统一规范的司法解释，（2）保障这些审判规范的效力的审判监督程序以及相应的纲纪，（3）作为日常性人事考勤的基础和标准的责任制和各种任务指标。没有这些要件的配合，最高法院基本上不能有效地对全国各级法院进行监督，也很难自上而下实施司法行政。因此，在讨论对审判监督程序、司法解释方式以及科层制管理手法等进行改革时，我们不得不把司法行政的需要以及各种功能替代物也纳入视野之中。

5、两种不同的司法积极主义

就最高法院的角色作用而言，在三位一体的监控机制中特别有必要分析的构成因素当然是司法解释，特别容易引起意见分歧的也还是司法解释。

与关于立法的“司法建议”不同，司法解释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一种直接的“法官造法”方式，最高法院根据审判实务的需要和具体情境，以行使司法解释权的名义创造规范甚至公民的权利义务关系，使法律和法规的成文不断细则化。在很多场合，司法解释权实际上或多或少侵蚀了立法权的领域，甚至有时难免公然越权的嫌疑。正因为法官是采取立法者的行为方式，所以他们对于解释的限度和制约条件以及推理论证的规则的关心势必有所下降。其结果，审判规范乃至法律的体系性、一贯性不得不有所削弱，而呈现出多层多样的杂糅化构成，与学说汇纂（Pandekten）式的法律解释的整合化原型相去甚远。另外，很多司法解释在相当程度上只不过是一种司法政策而已，其中更被强调的不是法理上的融通无碍以及借助原则和逻辑的和谐演绎，而是实践的绩效以及“目的－手段”式的政策性思考。最典型的实例可以举出《最高法院关于现阶段企业破产案件审理中应注意的若干问题的通知》（法发［1997］第2号），这个司法解释在有关行政法规的基础上，把劳动债权与土地抵押权的优先顺位颠倒过来，承认了在妥善安置破产企业职工这一社会政策面前的担保法理相对化。

从“司法建议”到“司法解释”，映照出的是某种司法积极主义的姿态。根据司法建议的逻辑，法院似乎只是严格遵守和应用法律，而不得自行创造规范；即使在审理个别案件的过程中发现了制度上的阙失和需求，也只能向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提出改进的建议，改还是不改并非法院所能决定。然而，各级法院始终被要求以“目的－手段”的思维方式和制度设计的视角来进行利益考量，并且直接参与关于立法的政治性交涉，这的确是不争的事实。至于司法解释，则是最高法院在一定范围内被容许直接创造规范。两者都体现了司法积极主义的倾向，但司法建议仍然保持着司法消极主义的外表形式，而司法解释则基本上抛弃了那样的外表形式，至少是对审判机关的“解释”的概念内涵和外延在实践中进行了重新解释，对司法解释的各种限制在不同程度上变得较为宽松。

从法庭规则的细节到司法审查实践的风波

司法解释涉及最高法院与最高检察院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的关系。现在就让我们转而从法院外部的权力结构、制度变迁以及对不同机关之间关系的调整的角度来分析最高法院的角色及其重新定义的问题。

1、审判权与检察权并列的格局及其改变

最高法院与最高检察院的地位政治是中国法制的基本特色之一，近年来随着司法改革的进展，局势变得更加微妙。在现行体制下，检察院虽然已经不再具备过去那种明显的优势，例如民事检察监督制度被废除，一般性法律监督的范围也大幅度缩小，但却并没有随之确立明显的法院优越（judicialsupremacy）。35

与西欧式现代法治秩序的架构不同，中国的检察院是与法院比肩并立、分别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的。例如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同样可以行使司法解释权，当两者的解释发生冲突时，并不是由最高法院作为司法判断的终极性机关来一锤定音，而需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立法解释的方式解决有关矛盾。虽然各级地方检察院在按照审判监督程序进行抗辩时只能针对下一级法院的生效判决，以示对同级审判机关的尊重，似乎颇有些指向法院优越地位的意思。但最高检察院却有权对最高法院提起监督抗诉，使终极审判权本身却在某种程度上被迫相对化了。因此，以抗辩制为特征的司法改革举措难免在导致审判权抬头的同时，牵涉到检察院如何定位的问题。自1990年代末起，诉讼法学界已经有人公开对检判并列的格局提出质疑，要求确立以法院为中心的诉讼程序。36但是究竟应该如何改革，有关方面还没有达成共识。

有趣的是，这种地位政治不仅表现在体制的整体设计方面，在审判活动的技术性细节上也有所反映。按照建国以来的传统，在诉讼程序中检察院应该与法院“平起平坐”，在开庭之际检察官应该与法官“同时入庭”，以体现两院的并列和制衡。但是，1990年代后期以来的司法改革却越来越明显地倾向于按照现代法治的国际惯例提升审判权的地位。在该项改革的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全国法庭规则“四两拨千斤”的变革效果以及权力关系改组的象征性意义。以最高法院1994年1月1日颁布实施的一个简洁的法庭规则为分水岭，此后法官从不同通道单独进入法庭；在法官入庭或者宣告判决时，检察官也必须与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加者等一同起立。每天重复这样的开庭光景，实际上在不断提示审判权与检察权之间力量对比的微妙变化，标志着终结两院并列时代这一深远的制度变迁的开始。

2、人大至上、行政优先以及有限司法审查论

法院与外部权力的关系中非常复杂的是最高法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审判权与立法权）相互间如何重新定位的问题，与此相关的还有最高法院和行政法规制定机关的权限，并牵涉司法解释与行政解释之间优先顺序。

如前所述，中国没有采取三权分立的体制，法院必须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受其监督，在制度层面表现为定期的人事任免和工作报告。37虽然最高法院实际上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创造规范，但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制度设计上，法院都必须坚持代议机构至上的原则，不能对法律、地方法规进行司法审查。在这个逻辑的延长线上，产生了法院也不能对行政法规甚至制定规则和决定的抽象性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明文规定。另外，虽然最高法院可以对法律规范进行解释，但这种解释必须局限在与审判活动有关的范围之内，当然更谈不上对宪法文本的解释。由此可见，提升审判权地位的关键是首先把司法审查的范围扩大到抽象性行政行为，以便对行政法规和规则等进行合法性审查；继而争取最高法院有权解释宪法，以便对法律规范进行合宪性审查。近年来最高法院推动司法体制改革也正是在这两个支点上着力。

（1）司法审查的对象：从具体行政行为到抽象行政行为

当代中国的司法审查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89年行政诉讼法第5条。该法规定的司法审查的最大特征是把法院的合法性审查的范围严格限定在具体行政行为，并在第11条中把作为行政诉讼对象的具体行为一一列举出来，在第12条第（2）项中明确把行政法规、规章或行政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和命令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38因为对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和命令的行政解释也不是具体的行政行为，何况所有抽象行政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执行法律规范并对其内容作出行政性解释的属性，所以在逻辑上法院对行政解释也不能进行审查。换言之，在这里行政解释比司法解释具有优越性，是有悖现代法治主义原则的。

最高法院在1991年了关于贯彻执行行政诉讼法的试行解释，不仅进一步明确了具体行政行为的边界，也开始对审判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关系进行一定程度的改良。例如这个司法解释对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4）项的不受理情节进行狭义解释，使行政法规，地方法规以及规则中规定的行政最终裁决的内容成为司法审查的对象。39另外，该解释还规定，关于所有权、使用权的归属的行政决定，即使具有普遍约束力，如有不服也可以提起行政诉讼。40至1993年，最高法院又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指出，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不适用与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41当然，我们不会认为这就等同于容许对地方法规进行司法审查。但却不妨说，正是这个司法解释为过渡到对抽象行政行为以及地方法规进行司法审查的阶段提供了重要的契机或桥梁。

最高法院在2000年废止了关于贯彻执行行政诉讼法的试行解释，以一个新的文件取而代之。就行政诉讼法的继续形成而重新制订的这个司法解释对抽象行政行为的概念进行了进一步限制，在涉及受理范围的地方不再采取“具体性行政行为”的说法，而改用“行政行为”这样的一般性表述。42虽然该解释仍然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进行限制，但与此同时，对法律和行政法规制定机关本身的合法性监督显然有所强化，并或多或少导致对司法审查进行限制的那些制度条件的变化。

例如在1999年通过的行政复议法，在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复议的大前提之下，把一部分抽象行政行为――作为具体行政行为根据的行政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规定（但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除外）――也当作行政复议的对象。复议机关对这些抽象行政行为的判断有可能成为行政诉讼的对象，这时法院是否受复议机关的判断的约束就成为重要的问题。在一定场合或许会引起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态势，欲罢不能。另外，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针对抽象行政行为并导致法院进行相应审查和判断的个别案例43.

尽管如此，2000年公布的立法法第90条只承认最高法院在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时有权以书面方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请求审查，还是没有承认最高法院的法令审查权。

（2）司法审查的理由：从履行国际义务到行使宪法解释权

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按照自由市场的准则对国内法律和法规进行修改、补充以及废除的作业已经成为国际承诺，在审判具体的案件中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也属于成员国的义务之一。以此为背景，“有限司法审查”44论在中国法学界乘势而起、流布甚广，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法院审查的范围内的理论主张正在逐步成为通说。45在这种议论的延长线上，还出现了从限制立法权的角度提倡全面引进司法审查制或者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违宪审查与最高法院的违宪审查结合起来的各种意见。46无论如何，实行某种形态的司法审查制的必要前提是确立法院在解释法律方面的优势地位，为此，首先必须承认法院有权对宪法文本做出解释，也就是说，最高法院有充分的理由在处理私人纠纷之际根据保障基本人权的需要的进行宪法判断。

3、以选择适用权为媒介对地方法规进行司法审查的可能性

如前所述，当代中国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迄今为止不包括宪法解释。虽然中国的宪法和法律并没有禁止法院解释宪法，但明确规定有权解释宪法的只是全国人大常委会。

（1）寻求审判机关解释和适用宪法的理由

为了创造审判机关解释宪法的条件，部分学者把宪法解释区分为立法性解释和司法性解释这两种类型，主张把司法性宪法解释权授予最高法院，甚至还有人主张应该使最高法院成为唯一的宪法解释机构47.

最高法院自身也试图争取扩大司法解释的权限范围以适应日常性审判工作以及司法体制改革的需要。2001年8月13日的关于齐玉苓案的司法解释（法释［2001］第25号）虽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宪法解释，有关机构和人士也再三强调最高法院并无越权行为，但承认关于教育权的宪法条文可以作为民事案件的审判规范适用于私人关系的司法解释的确属于一种宪法性判断，并为法院借助法律规范的选择适用权进行法令审查以及司法性宪法解释打开了制度通道。（2）有限司法审查在地方的尝试和波及效果

在2001年第25号司法解释之后，全国各地出现了一些宪法性诉讼以及各级地方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的尝试。48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河南省洛阳市中级法院李慧娟法官做出关于地方性法规因违反全国性法律而无效的判断后受到撤销审判长职务和剥夺法官资格的严厉处分的事件。49李慧娟法官不服处分，直接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诉。为此，最高法院行政庭庭长孔祥俊法官发表了以下见解：

“立法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规定不同法律规范的效力等级及选择优先适用的法律规范的规则的目的和功能，就是交给了执行机关自行解决规范冲突的钥匙，赋予直接的选择适用权。……法院在不一致或者相冲突的法律规范之间作出选择时，能否直接说明选择适用的理由，如下位法某某规定与上位法某某规定相抵触，甚至说明与上位法相抵触的下位法的规定当然无效？从裁判应当说理的角度而言，如果法院在不一致或者相冲突的法律规范之间进行了取舍，当然应当在裁判理由中阐明取舍的原因和依据。但是，由于各地司法环境差异较大，一些法院因在裁判文书中评判下位法（如地方性法规）与上位法的抵触而受到责难，或者其自身因担心受到责难而不敢在裁判文书中进行选择适用的评价，致使说理不充分或者未予说理。这些问题实际上都不属于是否应该在裁判理由中作出评价问题，而是司法环境的外部影响问题。出于保护法官的需要，可以不要求不适用下位法的裁判文书必须作出如此直言不讳的说理。同样，法官为自我保护的需要，在裁判理由的措辞中应当审慎，尽量避免使用诸如与上位法抵触的下位法规定无效之类的刺激性较强的字眼。随着法治水平的提高和司法环境的改善，相信这种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50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孔祥俊法官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如下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法官虽然必须服从法律规范，但这种服从应该是“有思考的服从”，而不是盲目的服从。不言而喻，法官行使选择适用权就是“有思考的服从”的具体表现。另一个观点，按照立法法的规定，法官理所当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拥有认识和解决法律规范冲突的权限，但在作出法规抵触的判断之前必须尽量进行合法化解释。从这样的观点可以推论：关于具体案件的法律判断必须从法律体系整体中寻找根据，而维持法律体系整体的统一性、整合性正是法官的使命，所以法官不能不享有对各种法律规范进行审查和解释的权利。另外，地方法院的法官们也以李慧娟事件为契机，提出了改革司法体制的要求，并开始探讨在审判中处理规范冲突的方法和程序51.

（3）在司法审查与立法审查之间徘徊的公共选择

最高法院处理李慧娟法官的申诉时所采取的立场是承认法律规范的选择适用权，并支持李慧娟法官的判决主旨。这一立场以“关于河南省汝阳县种子公司与河南省伊川县种子公司玉米代繁合同纠纷一案请示的答复”（2004年3月30日）的形式作了明确的阐述。此后，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制定了“河南省《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实施办法”，同时废除了与种子法相冲突的农产品种子管理条例；洛阳市中级法院也撤销处分决定，向李慧娟法官发出了复职通知书52.有理由指望今后的司法体制改革将以法规选择适用权为媒介或者杠杆，逐步赋予法院在确定准据规范的同时对有关规范的合法性、合宪性进行审查的权限。

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04年5月设立法规审查备案室的消息表明，中国的国家权力机关将继续坚持立法机关对合宪性、合法性进行自我审查的既定方针，近期内（至少是在第二次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所涵盖的2005－2010年这段期间内）司法审查的射程仍然不太可能涵盖全国性的法律和行政法规。

司法改革必须突破体制的瓶颈

按照1999年颁布实施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的规划，纲要中提出的39项任务应该在2003年底以前完成，总结经验有关经验之后立即进入司法改革的第二阶段，推动法院体制的全面转型。2003年12月召开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传出的消息以及各地法院的报告向社会宣告：前述五年改革纲要的各项目标已经基本实现。53但是，酝酿了两年多的第二次五年改革纲要，却迟迟没有出台。延宕和忧郁的原因并不难理解，这就是法院改革已经遭遇现行司法体制的障碍，如果不改造权力结构，法院改革的方向、步骤和具体内容就很难确定。

虽然在2003年第10届全国人大第1次会议期间已经提出了关于设置司法改革委员会的两个代表议案，后来还为此召开了高层特别会议，但“只听楼梯响，未见人下来”；虽然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以及司法部分别组织了司法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并各自草拟建议方案，54但这些方案的全文尚未公开发表；虽然其中有些举措已经开始付诸实行，但基本上都是从技术上完备现行制度，并没有发生重大的结构性变化。

在有关司法改革的新近报道中，值得特别关注的是最高法院提出的初步方案，以“司法权力的地方化、审判活动的行政化、法官职业的大众化”来概括现行司法体制的弊病，为解决这样的“三化”问题，提出了八大改革任务。例如通过建筑地方法院系统与全国性法院系统的审判权双重结构、另行划拨司法经费、收回委托高级法院行使的死刑复核权等举措克服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偏向；通过导入法官身份保障制加强司法独立，并研究职业法律家一元化的可行性；改革审判监督制度和再审程序；成立少年法院；等等。这些改革任务的确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是，如果不对立法权、审判权以及行政权的关系进行较彻底的改组，上述举措能否贯彻到底、能否引发预期效果，还是难免令人生疑。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最高法院是否有权进行宪法解释并把司法审查的范围扩大到抽象行政行为乃至法律和法规，就是今后司法改革能否突破瓶颈、进入新阶段的一块试金石。

毋庸讳言，司法体制改革的确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但是，如果不承认最高法院适当发挥积极的政治功能，司法体制改革难免胎死腹中或者夭折的命运。这并不是说审判权必须介入政治性决策，更不意味着把“司法政治化、政治司法化”作为法院发展的方向，而仅仅强调法院、特别是最高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的过程中有可能及时洞察某些少数意见将转变为多数意见的社会趋势，从而可以提前在制度框架中表达这种少数意见、促进对少数意见的政治认知、使公共决策更加明智而富有弹性，避免多数派的专制和僵化以及代议机构因讨价还价的妥协而造成的盲点。实际上，这样的政治功能与法院的现有职权定义并不矛盾。一般而言，审判机关的作用包括两个基本方面，即解决私人之间过去发生的纠纷和指导私人之间未来的行为。后一个方面的作用涉及权利以及法律规范的宣告和创造，需要进行政治性判断。正因为法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法律规范继续形成和完备甚至导致新权利、新政策的诞生，所以围绕审判的社会互动才有意义，司法参与才成为公共课题。中国社会依然处在转型的历史性巨变之中，但依法治国已经成为共识和国政方针――在这样的状况下同时强调变法与守法的结果，只能是大幅度增强最高法院在政治生活中的权威和功能。

注释：

1《宪法》第127条第1款、《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0条第1款。

2以《宪法》第129条、《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8条为根据。

3关于在现代法治中确立审判权的优越地位的意义，高柳贤三著《司法权的优位――理论和实践》（东京，有斐阁，1958年改定版）中进行了详尽的评述。

4《宪法》第135条。

5《宪法》第126条。

6《宪法》第128条。

7《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44条第（6）项。在理论上，人大对法院的监督功能不涉及具体案件的纠正，参阅蒋惠岭：《论权力机关对法院的监督》，载《人民司法》，1995（10）、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373页，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

8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监督的若干意见》（法发［1998］第26号）。

9对于个案监督，法学界的意见分歧很大。参阅王凡：《浅议地方人大的个案监督》，载《现代法学》，1998年第1期；王晨光：《论法院依法独立审判权和人大对法院个案监督权的冲突及其调整机制》，载《法学》，1999年第1期；谢鹏程：《人大的个案监督权如何定位》，载《法学》，1999（9）：“人大怎么监督司法”特集，《法制日报》，1999－10－20.

10《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0条第2款。

11关于最高法院监督权的概念内容，Cf.SusanFinder，“TheSupremePeople‘sCourt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inJournalofChineseLawVol.7（1993）pp.163～164.监督既是权力，也是责任，所以在中国曾经出现过1200名公民以最高法院对下级法院监督不力为由提起损害赔偿诉讼这样极其离奇的案件，详见报道《1200人为何“错告”最高人民法院？》，载《瞭望东方周刊》，2004年6月2日号。

12准确的表述是“双重领导，地方为主”。自1988年底开始，最高法院一直试图推动以加强上级法院权限为宗旨的改革实验，但迄今为止基本格局并没有改变。参阅郭纪胜：《法院管理概论》，154～155页、217页以下，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169页以下，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修订本；蒋惠岭：《司法权力地方化之利弊与改革》，载《人民司法》，1998（2）；王旭：《论司法权的中央化》，载《战略与管理》，2001（5）。其中因地方财政困难而采取的承认诉讼费用留成的权宜之计，虽然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法院经费制度，增强了法院系统的独立性和内部联系。有关问题和相应的改革举措，参阅沈德咏：《应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院体制》，载《人民法院报》，1994－6－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集中部分诉讼费用具体解缴事项的通知》，1996－9－6；《人民法院诉讼费用管理办法》（财公字［1999］第406号）；《人民法院诉讼费征收办法》（法发［1999］第21号）等。

13关于日本最高法院事务总局通过人事和财务保障审判系统的集权性和统一性，参阅汪振林：《法官的“顶头上司”——日本最高法院事务总局研究》，收左卫民编：《最高法院研究》，195页以下，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野村二郎：《最高裁判所――司法中枢的内侧》，东京，讲谈社，1987年。对这种状况的批评以及改革设想，参阅座谈会“最高裁判所的机构改革”，载《法律人》，第72号（1954年）；三月章：《最高裁判所论议的焦点》，收《民事诉讼法研究》，第4卷，东京，有斐阁，1967年；田英夫：《最高裁判所论――初步的研究》，东京，日本评论社，1971年。

14参见《2004司法改革前瞻：让司法机关不再制造民怨》，载《法律与生活》，2004（1）。

15《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2条第4款、《刑事诉讼法》第22条、《民事诉讼法》第21条、《行政诉讼法》第16条。

16《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4条第2款、《刑事诉讼法》第205条第2款、《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

17《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2条规定了以上四项职能活动，另外参见《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8条。

18《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刑事诉讼法》第199条。

19《宪法》第127条第2款、《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7条第2款和第30条第2款。

20《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3条、《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第2条。关于上述职能活动的细节，参阅傅郁林：《论最高法院的职能》，载《中外法学》，2003（5）。

21自唐代以来确立的一项很重要的中国式审判制度是，根据案件的重要性提升行使决定权的级别，大案要案必须不等上诉自动在不同审级进行多次开庭，上级机构对该案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进行全面审理。这样的做法被日本东洋法制史学者滋贺秀三教授表述为“必要覆审制（theobligatoryreviewsystem）”。概念内容的定义，见滋贺秀三：《清代中国的法与审判》，23～24页，东京，创文社，1984.

22据日本的中国法研究者铃木贤教授的调查报告，台湾地区“最高法院”在2001年受理案件1万3000件，加上前年度未审结的案件1万余件，共有2万3000余件需要处理；终极审判结构除最高法院外，还有最高行政法院以及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三者拥有的法官人数合计100余人。铃木贤：《台湾的法律人制度》，收广渡清吾编：《法律人的比较法社会学》，228页，东京大学出版会，2003.

23最高人民法院现任法官的精确人数没有公布。根据1988年的统计，中国最高法院的总人数是750余名，其中具有法官资格的有300余名（据《人民法院年鉴》1988年卷934页）。受上层人员编制所限，这十六年间的变化幅度不至于太大。到2003年底为止，最高法院院长和副院长（均为大法官）的人数是10位，审判机构的庭长有8位，但加上立案和执行等业务部门的负责人则为11位，因此真正行使终极判断权的最高法院法官的人数当在20余位左右，理论上平均每人每年审结大约170余件案件，与日本的状况颇类似。但值得留意的是，上述中国大法官的主要职能并不是审理具体案件。作为参照物，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其他国家最高法院或者联邦控诉法院审判案件的数据。德国联邦法官495人（其中一般法审判系统249人、行政法审判部门64人、财政法审判部门60人、劳动法审判系统32人、社会法审判系统46人），在1999年共审理除刑事诉讼外的上告审案件16047件（其中一般民事案件5685件、行政案件3001件、财政案件3179件、劳动案件1932件、社会保障案件2250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9人、联邦控诉法院法官153人，在1997年审理控诉审案件为刑事10521件、民事35414件。据广渡清吾编：《法律人的比较法社会学》，416页、422～423页。日本最高裁判所由法官15人、具有法官资格的调查官30余人、司法研修所教官40余人、事务总局官员50余人、法务省等行政机关排遣官员114人以及职员700余人组成，总计有上千人的规模；每年由大小合议庭审理的上告案件为2000－3000件，平均每个最高裁法官每年审结的案件数是150件。据野村二郎：《最高裁判所――司法中枢的内侧》，11～15页；六本佳平：《日本的法与社会》，191页，东京，有斐阁，2004.

24关于“司法建议”的概念、类型以及基本制度设计，参阅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编：《审判管理操作规范》，407～413页，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

25肖扬：《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有力的法律和司法保障》，载《人民日报》，2003－11－20.

26详见江华：《关于人民法院在人、财、物方面的严重困难情况的报告》（1983年6月30日），收《江华司法文集》，305～312页，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89.

27据《人民法院年鉴》，1988年卷，935页，1991年卷402页。

28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人民陪审员选任、培训、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2004年12月16日）推行的结果，很可能将使人民陪审员的性质更远离陪审制或者参审制的原型而更接近非专业化的“准法官”或者“治安绅士（JusticeofthePeace）”，等于基层法官队伍的变相扩编。

29有关看法参见国家法官学院编：《法院立案工作及改革探索》，264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30语出陈旭《审判管理与司法的现代化》，收《司法审判动态与研究》，第1卷第1辑，133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3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不应制作司法解释性文件的批复》（1987年3月31日颁布）。

32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1997年6月23日颁布）第3条、第4条、第8条、第11条。

33同上，第16条。

34均收于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守则》，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

35参阅雷铣、张培田：《新中国检察审判制度演进研究》，第3章，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张雪妲：《有关检察机关职权的争议》，收刘立宪、张智辉主编：《司法改革热点问题》，194～209页，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年；雍自涛等：《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理论与实践》，收沈德咏、主编：《中国审判监督改革研究》，118页以下，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

36崔敏：《论司法权力的合理配置――兼谈检察制度改革的构想》，信春鹰、李林主编：《依法治国与司法改革》，371～372页、379～382页，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

37最高法院向全国人大年度工作报告的制度化过程以及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参见左卫民、冯军：《寻求规范与技术的合理性――最高法院与全国人大的关系研究》，收左卫民编：《最高法院研究》，211页以下。

38关于中国独特的司法审查概念以及有关制度的详细分析，参见罗豪才、王天成：《中国的司法审查制度》，载《中外法学》，1991（6）；罗豪才主编：《中国司法审查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3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法行发［1991］第19号）第3条。

40同上，第7条。但在实践中，法院“不予受理”和当事人在社会压力下“撤诉”的现象却屡见不鲜。

4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地方性法规的规定与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不一致的，应当执行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复函》（法函［1993］第16号）。

4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第8号）。关于前后这两个解释的差异，参阅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参考》，第1辑，84～138页的条文对照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43例如1999年末发生的刘燕文诉讼案件，被认为是对抽象性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悄然开门的典型实例。参阅沈岿：《制度变迁与法官的规则选择――立足刘燕文案的初步探索》，载《北大法律评论》，第3卷第2辑，159～203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44关于“有限司法审查”存在不同的表述。综合各种观点，这一概念可以从以下四层含意上进行界定：（1）法院只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各种不同类型的规章行使司法审查权，法律不在范围之内；（2）对违法性的判断仅限与法律相抵触的个别条款，不及于有关法规或规章的整体；（3）有关审查和判断的效力仅限个别案件，不及于其他案件、其他法院；（4）法院的审查和判断不具有终局性，当事者和制定机关如有不服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请求最后裁定。

45参阅：《加入WTO对中国司法工作的影响及思考》，载《法学》，2001（6）；甘文：《WTO与司法审查的范围》，载《人民法院报》，2001－7－22；孔祥俊：《WTO法律的国内适用》，第5章第4节“我国对司法审查的承诺”，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傅思明：《中国司法审查制度》，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2.

46例如王磊：《试论我国的宪法解释机构》，载《中外法学》，1993（6）；王磊：《宪法的司法化》，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包万超：《完善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另一种思路》，载《法学》，1998（4）。

47有关议论不妨参阅王磊：《宪法的司法化》，139～146页。

48例如关于平等权的“蒋韬诉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招聘限制身高案”、“公务员优待案”以及针对大学考试合格线地区差异的数起基本权诉讼，参阅王珊：《“中国宪法平等权第一案”庭审实录》，载“中国律师网”（/pg/newsShow.php？Id=6457）；何兵：《招聘行为的宪法分析》，载“中国宪政网”（/include/shownews.asp？newsid=545）；《新闻周刊》2001年9月1日号报道、《法制日报》2002年8月22日报道。

49该事件的经过以及社会反响，详见报道《一个“小”官司直接终结一个女法官命运》，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11月18日。

50引自孔祥俊：《法官在法律规范冲突中的选择适用权》，载《法制日报》，2003－12－1.

51例如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董皞法官的文章《法律冲突与法官的权力――李慧娟事件回放与评论》，载《法制日报》，2003年11月20日。

52《李慧娟事件再调查》，载《人民日报》（“时代潮”副刊第10号），2004－6－4.

悖论范文篇9

关键字：MBO悖论国企改革民营化

从我国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国有企业经营效益的改革目标以来，如何选择目标的实现途径和模式，一直是个焦点问题。在众多改革模式中，MBO（管理层融资收购）是近年来资本市场上倍受肯定的国企改革的方式之一。本文拟就MBO方案实施的可行解进行简单探讨，分析MBO实施的利弊得失。

一、前言

现实经济环境中的企业经营都处于不确定状态下，企业面临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各种环境及其变化都具有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存在意味着人们不得不预测未来的需要（奈特，1921），这就意味着不确定性使得经营或决策成为企业收益的决定性因素（张维迎，1998）。事实上，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现在仍在探索的国有企业改革，正是认识到经营决策的重要性，所有的改革措施都是试图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激励企业经营者的经营决策，以期改善企业的经济效益。在众多旨在充分发挥经营者经营决策能力的制度设计中，MBO是上世纪90年代末才进入我国的，但却在我国理论界和企业界很受推崇，甚至有人称：2003年将成为中国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及公有制控股上市公司的“MBO年”。那么MBO到底是不是国有企业改革的良方或者说最佳方案呢？本文通过对MBO含义及其产生的理论基础的分析，并结合我国国企改革面临的现实环境进行探讨，拟对上述问题提出初步回答。

二、MBO理论前提与中国国企现实

MBO是指管理层利用自有资金或通过负债融资或股权交换等其他一些经济手段，利用少量资金获得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并获得预期收益的一种行为，它是杠杆收购的一种，它的收购目标主要是针对那些具有成长前景和具有很大管理潜力的企业。MBO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一种创新，试图通过赋予经营管理层部分或全部企业所有权来解决委托-制度下出现的问题，在理论上，MBO正符合现代企业理论的逻辑结论。

根据现代企业的契约理论，企业是一系列契约（合同）的组合，是个人之间交易产权的一种方式（Coase，1937；Cheung,1983）。而且相对市场而言，企业是一种不完备的契约，由于契约的不完备，就出现了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分配问题（Grossman和Hart，1986）。“剩余索取权是指对企业剩余（总收益减去固定合同支付）的要求权。而控制权，大体说来是指选择和监督其他人的权力。”（张维迎，1998）。现代企业理论强调企业的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应尽可能地匹配，否则，控制权会变成一种“廉价投票权”（HarrisandRaviv,1989），同时，剩余索取权就尽可能分配给企业中最重要的成员（GrossmanandHart，1986；Zhang1994）和企业中最具信息优势、最难以监督的成员（Zhang，1994；YangandNg，1994）。符合这些条件的，毫无疑问，只有企业经营者，此逻辑的结论是，剩余索取权应当分给实际控制方，企业的经营成员（张维迎，1998）。

在MBO模式中，管理层通过杠杆收购企业所有权正是将剩余索取权分给经营者的一条途径。在国有产权条件下，由于产权的不明晰，即使从财产所有权角度而非企业所有权角度（张维迎，1996）分析，政府官员从个人决策最大化出发，并不能恰当地运用赋予其的决定权，“廉价投票权”必然普遍存在，使得经营者选择、政企分离、国有资产不被经理侵蚀等成为不可解（张维迎，1998）。因而，需要对这种产权制度进行改革，事实上，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实践中，湖南友谊阿波罗、粤美的和宇通客车等一系列改制中MBO的运用，都说明了MBO在我国很强的生命力。但以上分析中暗含着这样的假定：管理层具有经营该企业的特殊才能，企业在资本市场上受到严格的监管。若以上假定不符，则国有企业改革中MBO的价值需要慎重看待，有观点认为，在中国企业没有好的监管机制条件下，MBO并不一定能解决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问题，相反，国有股减持用MBO的方法，是对股民最大的剥削（郎咸平，2001）。而本文作者的研究说明，在企业原管理层为政府指派的情况下，管理层具有经营该企业的特殊才能的假定也不一定能成立。在第三节，本文拟就我国国有企业MBO进行简单探讨，将管理层限制为政府指派，讨论在此现实前提下我国国企MBO的可行解。

三、我国国企MBO的可行解分析

（一）前提假设

具体分析前，需要先就MBO方案中行为主体作为或不作为的出发点进行设定。经济学上假设个人决策最大化，任何人的行为本身都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实施MBO与否，参与选择的各行为主体也不能违背这个前提。

1、所有权人选择MBO，对于所有者而言，其实是让管理层分享剩余索取权，而是否让后者参与分享，取决于分享给所有者增加的收益或减少的成本大于因经营层分享而增加的支出。私有产权条件下，这种收益表现为管理层提高努力程度带来的企业效益改善和自我监督减少的监督成本。而在国有企业改革中，鉴于上一节提到的“廉价投票权”的普遍存在，本文假设所有权实际人（政府官员）对是否选择MBO也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而这种利益及其实现成本可分解为显性与隐性。

2、MBO后管理层隐蔽行为和隐蔽信息的可能性有变化。

管理层是否选择MBO取决于选择与不选择的收益比较，若选择MBO后其收益大于其不选择时的收益，则管理层选择MBO，反之则不雪其隐蔽行为和隐蔽信息的可能性与收益直接相关。在这里本文假定这是直接正相关的，也就是指隐瞒行为和隐蔽信息的可能性越大，其收益越大。

（二）基本分析

为简化分析，在分析过程中，本文将企业经营者简单分为不具备经营该企业的特殊才能和具备经营该企业的特殊才能两类极端类别，而不讨论中间状态。

1、企业经营者不具备经营该企业的特殊才能

从企业所有者角度出发，选择的企业经营者应当是具备经营本企业的特殊才能的，但我国国企面临的现状是缺乏最终所有者。因而根据所有权实际人（政府官员）行为的前提假定，企业经营者不具备经营该企业的特殊才能的现象是存在的。而此时，企业经营者管理权必然是通过对政府官员的游说取得。这种游说必须使得政府官员的“租”或隐性收益不小于官员的显性收益（显性收益如因选择恰当经营者，企业经营绩效佳官员所可能得到的提升等带来的收益等）。毫无疑问，游说是需要成本的，而取得管理权后的企业经营者必然要求获得超过这成本的收益。通常企业经营者的工资性收入是不能满足其对收益的需求的。这种需求的满足要求工资性收入以外的收入来补充。根据企业经营者不具备经营该企业的特殊才能假定，本文有理由提出假设，企业经营者不会因企业的经营业绩而得到额外的奖励性收入（如股票期权、分红等）。这样，企业经营者必然有隐蔽行为和隐蔽信息的动机，这是一个明显的问题。

现在为解决此问题，假设企业实行MBO。MBO后，经营者既是控制者，又是剩余索取权的拥有者，其企业经营业绩决定其剩余索取权的大小，此时经营者应该关心企业经营业绩。但由于经营者不具备经营该企业的特殊才能，他就面临选择：一是聘请具备经营该企业的特殊才能的人来经营，二是想办法利用所有者的身份，依靠自己内部人的优势获取不恰当利益。第一选择中，原经营者需要证据证实自己选的人是合适的。而基于原经营者对自己被选择过程的了解，让他们相信现有国有企业经营者符合其要求是较困难的，故有理由相信他们做第一种选择的可能性较些此时，MBO后经营者的最优解就是利用隐蔽信息，采取隐蔽行为达到转移企业财富到个人自己手里。

2、假定企业经营者具备经营该企业的特殊才能

在企业经营者具备经营该企业的特殊才能的条件下，通过MBO将剩余索取权赋予经营者，按前述企业理论分析，似乎能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

的确，MBO后，由于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统一，信息不对称情况的解决，经营管理层隐蔽行为和隐蔽信息的可能性理论上很小甚至为0，此时问题不再成为大问题。但这里的分析其实隐含着一个假定，即企业经营者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即企业经营者有合理的行为趋势），一旦这样的假定无法成立，上述结论也就不能为真了。

现在的问题是，假定能成立吗？答案是否定的（起码是不能肯定作答的）。我国的现实是，职业经理人市场尚未形成，经理人缺乏职业道德或素养现象普遍存在。职业经理人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控制优势等做出损害企业以利自己的事件不仅经常在国有企业发生，而且在民营企业也同样出现（如2001年时任创维中国区域总部总经理的陆强华‘怒别’事件等）。事实表明，在如此“特殊国情”下，企业经营者有良好的职业素养作为分析的通用假定是无法成立的。既然不具备良好职业素养的企业经营层，在作为职业经理人时会背弃所有者的委托，那末有理由相信MBO后，经营管理层隐蔽行为和隐蔽信息的可能性不会为0。MBO后，企业经营者的经营管理权更不受约束，完全可以利用所有者身份，更大程度地攫取利益，“剥削”其他股东，甚至如前小节对不具备经营该企业的特殊才能的经营者分析所得的结论一样，通过不正当途径转移企业资金，以占为己有。

四、结论

上文对MBO主体（企业经营者和所有权人）行为的研究表明，首先国有企业被不具备经营该企业的特殊才能的经营者通过MBO取得，企业经营效益提高的改革目标不可能实现；其次，即使MBO的受让主体（经营者）具备经营该企业的特殊才能，如果其不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通过MBO改革的初衷也无法实现。而没有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市场，没有激烈的经理人市场竞争，经理人良好的职业素养或道德也很难培养起来。

职业经理人市场形成的必要条件是，企业经营层由政府官员选择的模式废止，企业经营层的选择权从政府官员转移到自然资本家，正如张维迎教授指出的“选择经理的权威应当从政府官员手中转移到真正的资本所有者手中”（张维迎，1998）。一旦有资本所有者来选择经理人，经理人之间就能形成真正的、激烈的竞争，职业经理人市场也就能建立，经理人职业素养或道德也就能塑造起来。但在企业所有权为国有的情况下，这种选择权的转移是无法实现的，故需要民营化。这样MBO方案就出现了一个悖论：要MBO达到预计的效果，需要先解决经营层选择权问题，解决所有权问题，这是前提；而MBO的目标又正是想解决所有权问题，从而解决问题。前提和目标的同一，说明对于目前中国国情，MBO是不能达到应该的效果的。综上所述，在现阶段，MBO不具可行解，不宜提倡。既然MBO不宜提倡，企业民营化该如何进行呢？本文作者通过研究认为，引进外部投资者是企业民营化的一条可选之路。由于该内容不是本文要解决的问题，限于篇幅，不在此赘述。

参考文献：

1、Cheung,Steven,1983,“TheContractualNaturaloftheFirm”,JournalofLawandEconomics,26:1-21.

2、Coase,RonaldH.,1937,“TheNatureoftheFirm”,Economica,IV:368-405.

3、Grossman,SanfordandHart,Oliver,1986,“TheCostsandBenefitsofOwnership:ATheoryofVerticalandLateralIntegration”,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94:691-719.

4、Harris,M.andRaviv,A.,1989,”TheDesignofSecurities”,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24:255-87.

5、Knight,Frank,1964(1921),Risk,UncertaintyandProfit,NewYork:A.M.Kelly.

6、哈罗德德姆塞茨，1988，《所有权、控制与企业—论经济活动的组织》，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悖论范文篇10

写下这个题目，不免有些惊心动魄，这些主题词未免太大了，还好本文只是讨论它们之间的这一“――”，即对这些主题词的相关方面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1．悖论

悖论自古有之。比较出名的是说谎者悖论：一个人说了一句话：“我现在在说谎”。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句话是真话，还是谎话。假设这句话是真话，由它的内容所指，则这句话是谎话；反过来，假设这句话是谎话，那么“我现在在说谎”就是谎话，因此他说的是实话。

由这句话是真话，可以推导出这句话是谎言；由这句话是谎话，又可以推导出这句话是真话。这就称为悖论。

更形式化的悖论定义是：“由A可以推导出┐A（A的否定的形式写法），并且由┐A可以推导出A。”

悖论还有很多，如“苏格拉底悖论”、“万能上帝悖论”、中国古代的“矛盾悖论”、“先有鸡先有蛋悖论”、“自由悖论”、康德的二律背反等等。

还有一类跟悖论很相近的命题，我们不妨称之为“自毁命题”。自毁命题的定义是：“由A可以推导出┐A，但由┐A并不能推导出A。”自毁命题具有自毁性质，自毁命题本身是不能成立的，但它的否定却没有约束。

比如克里特哲学家说：“克里特人总是说谎”，这就是一个自毁命题。这个命题与说谎者悖论很相似，但两者并不一样。假设这句话是真话，那么由它所指及这个哲学家是个克里特人的事实，可以推出这个哲学家也总是说谎，这个哲学家现在当然也是在说谎，即这句话是谎言；再看另外一个方向，假设这句话是谎话，也就是“克里特人并不总是说谎”，由此并不能推出矛盾。

再看“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这也是一个自毁命题。假设这句话是真的，那么世上就有了绝对的真理，这与话语所指矛盾；假设这句话是假的，也就是“世上有某些绝对的真理”，这并不能产生矛盾。

再如“中国文化一无用处”，这也是一个自毁命题。我们用中文文字来说这句话，这样来看，中文文字就是有用的，也即中国文化的某些东西是有用的，这就与原命题矛盾；反过来，这个命题的否定也并不能产生矛盾。

《五灯会元》里有长爪梵志与佛陀的辩论，长爪梵志的立论命题是“什么都不接受。”佛陀就问道：“那你接受不接受‘什么都不接受’这个观点呢？”长爪梵志无言，只好认输。这也是一个自毁命题。

自毁命题也还有很多，比如“真理是不可言说的”，“墙上不准写字”，“我没有在说话”，“我在睡觉”，“以暴止暴”等。

另外，还有一类“自成命题”。自成命题的定义是：“A并不可以推导出┐A，但由┐A可以推导出A。”自成命题具有自成性质，自成命题的否定将导致矛盾的，但它的肯定却没有约束。比如哥德尔语句，就是自成命题。

悖论与自毁命题、自成命题的一个区别是：自毁命题的名词常常包含有一个全称量词的限制。

悖论与自毁命题、自成命题的相同之外就在于矛盾性，也即不一致性。悖论在肯定和否定命题两个方向都会产生矛盾，而自毁命题在肯定命题时会产生矛盾，自成命题在否定命题时会产生矛盾。自毁命题只能假，自成命题只能真。

2．罗素悖论

悖论里面最出风头的要数“罗素悖论”，他直接引起了“第三次数学危机”，撼动了整个数学的基础。

以下，我们介绍一下“罗素悖论”。如果集合具有自己属于自己的性质，那么我们称这个集合是“自吞的”，比如所有集合的集合。现在假设T是所有不自吞集合的集合。那么请问T是否是自吞的？如果说T不是自吞的，那么T将属于自己，那么T就是自吞的。如果说T是自吞的，那么T便具有T内元素的性质“不自吞”，即T是不自吞的。

“罗素悖论”的通俗形式是“理发师悖论”：一个理发师声称他给且只给不为自己理发的人理发。那么问题来了，这个理发师是否给自己理发？如果他不给自己理发，那么按照他的声称，他应该给自己理发。如果他给自己理发，那么他便具有“不为自己理发”性质的，也就是他不为自己理发。

数学家“日用而不知”的“集合”概念居然存在矛盾，这对于当时的数学家们不啻一记晴天霹雳。打个比方，一个人早上醒来，却发现自己脚下都是沙土。或者正如一个百万富翁突然发现自己的钱都是假钞。或者正如一个小孩放学回来，却发现自己的家人都不见了，自己的家都“空”了。这样的感觉无疑是使人震惊，甚至恐惧的。既然朴素的集合论思想是不严密的，那么数学家们就要建构更加严密的集合论，在朴素集合论的概念里加上一些限制，以防止不适当集合的出现。如此，公理集合论就渐渐发展起来了。其中，ZF公理集合论是比较成熟的一种。ZF公理集合论目前还没出现矛盾，但问题是经过了“第三次数学危机”，如何叫数学家们相信“ZF公理集合论是一致的”？（所谓一致的，就是不矛盾的，或称协调的，也就是不会在一个系统里面既有公式A为真又有公式┐A为真。）

这个问题又扩展到对数学基础的反思，什么样的数学基础是稳固的？数学真理的本质是什么？数学命题有什么意义？它们是建基于什么样的证明之上的？［1］

对于此问题的不同看法，数理逻辑界形成了三派：逻辑主义学派（罗素，怀特海）、形式主义或公理学派（希尔伯特）、直觉主义（布劳威尔）学派。本文主要涉及形式主义学派。

希尔伯特大力提倡数学的形式主义（即公理化）。在那个时期，初等几何、算术、群、环、域、拓朴空间等数学系统都得到了公理论。回顾历史，我们还可以惊奇地发现，哲学家斯宾诺莎尝试过用公理化的方法来表述伦理学。

希尔伯特提出了希尔伯特方案，也就是把古典数学的每一分支都形式化，并且证明这些数学公理系统的协调性和完全性。所谓协调性，也就是一致性，即这个形式系统内部不会出现矛盾。所谓完全性，是指这个形式系统里面的任一公式A，或者A是可证的，或者是┐A可证的。

正当希尔伯特满怀信心要一劳永逸地解决数学基础问题时，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的证明惊醒了形式主义学派的美梦。

3．哥德尔

哥德尔（1906－1978）在中国是值得大吹特吹的人物，国外一般认为哥德尔与爱因斯坦都是上世纪最有影响的科学家。特别是在数学界和人工智能界，甚至有很多教授认为哥德尔高于爱因斯坦。但在国内，哥德尔远不如爱因斯坦名声响。究其原因，除了哥德尔理论的艰涩外，可能还由于哥德尔本人性格的内向。

哥德尔（Godel）一般被认为是亚里士多德以来最伟大的逻辑学家（或许还加上一个弗雷格，他是现代逻辑的创始人）。他有几个主要的贡献：一阶逻辑的完备性定理，哥德尔第一、第二不完全性定理、连续统假设与ZF公理集合论的协调、旋转宇宙里时间旅行的可能、把莱布尼兹的上帝存在论证明转化为逻辑形式。在他的晚年，他对哲学产生了深厚的兴趣，尤其是康德、莱布尼兹和胡塞尔的哲学理论。（哥德尔晚年的转向，其背后包含有什么东西呢？）

在第一不完全性定理中，哥德尔证明了，任一包含算术的形式系统，它的一致性和完全性是不可兼得的。或者这样来说，如果一个包含算术的形式系统是一致的，那么这个系统必然是不完全的。所谓不完全，就是指存在一个公式A，使得A和┐A在这个系统内都不可证。

在哥德尔第一不完全定理中，哥德尔创造性地应用了很多理论，如递归函数，哥德尔编码，对角化，自引用等。在可计算的意义下，N上可表达性、递归函数、图灵可计算（也就是目前的计算机可计算）、lambda函数等计算模型都是等价的。正因为这些计算模型的等价性，哥德尔的工作经常被借鉴到其它计算模型上去。

4．自引用

哥德尔在第一不完全性定理的证明中，构造了一个公式G，使得这个G是真的但在这个系统内却是不可证的。这个G可以理解为以下的汉语描述：“这个数论语句在系统中是不可证的。”这个G是不可证的，也就是“这个数论语句在系统中是不可证的”在系统中是不可证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自引用”（或称“自指”，“怪圈”）。

这种怪圈并不是在数学上独有的。侯世达先生（DouglasR.Hofstadter）的《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壁之大成》［2］是人工智能界的一本奇书。在这本书里，作者考察了各种形式的“自引用”。为了对这种“自引用”有个直观的了解，大家不妨看一下艾舍尔的木雕画，看看那些“瀑布”、“拿着反光球的手”、“变形”、“左手画右手，右手画左手”等怪画。同样，在巴赫的卡农与赋格里，也存在类似的怪圈。数理逻辑学家哥德尔更是神奇般地把这种怪圈引进了以精确著称的数学领域。令人叫绝的是，侯世达先生甚至在本书的创作中也使用了很多怪圈。

另外，在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的文学作品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怪圈。我在《玄奘东归记》的创作中，也尝试使用了这种怪圈。

再者，这种怪圈在道德界也经常可以发现，但它往往是以反面的形式出现，也就是“不自指”的。我们习惯于指责他人，我们很难做到“责人先责己”。我们严于律人，宽以待己。我们习惯于指责其它民族，我们却很难反省一下我们历史上的“帝王将相”动则活埋数十万人，我们却很难反省一下狂乱的“”。（目前，市面上总算看到了关于反省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冯骥才著））我们习惯于指责社会的物质化，我们却很难控制自己对物质的欲望。我们习惯于指责社会在堕落，我们却很难反省我们参与了整个社会的堕落。我们习惯于指责其他人贪污腐败，我们却很难反省一下我们对权力财富的不当追逐。我们习惯于说别人都是坏的，我们却很难反省我们自己也是坏的。其实，一切道德命题都应该是“自指的”。康德的“普遍化原则”说道：“要只按照你同时认为也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

再来看自然语言方面，每个词语都要由其它词语定义，那么在语词深处，不可避免地是循环定义的，是自引用的。

不要再讲这么多太玄的东西，我们只要简单地对看一眼，这时就是一个“自引用”的悖论。假设甲与乙对看了一眼，那么请问甲看得多，还是乙看得多？如果说甲看得多，那么甲看到的所有东西（通过甲的眼睛在乙的眼睛里的成像）都会被乙看到，这样来说乙看得更多；如果说乙看得多，同理可得甲看得更多。这不是悖论是什么？

这种怪圈在音乐界，在美术界，在文学界，在数学界，道德界、语言界乃至日常生活中都有其客观的存在，那能否说怪圈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现象呢？是不是因为某种更本质的怪圈（比如意识里的怪圈），才导致了这种怪圈现象在音乐、在美术、在文学、在数学上的投影呢？现象学、存在主义、心理学、唯识学能对这种怪圈现象有什么贡献吗？

5．不一致

根据第一不完全性定理可以推导出，一个包含算术形式系统的一致性在这个系统内是不可证的。这就是哥德尔第二不完全性定理。根据这个定理，一致性的证明超出了形式系统的能力。也就是说，形式系统可能是一致的，形式系统也可能是不一致的。在没有发现形式系统的矛盾性之前，我们只有学习维特根斯坦，对系统的“一致性”保持沉默。

前期的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与世界共有一种逻辑本质并追求一种精确的语言，而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则承认日常语言，接受日常语言的模糊性，诉诸常识――世界图示。这又能给我们什么启示？

我们左绕右绕，绕了这么久，还是绕不开“不一致”？那么我们不妨换一种思维：“既然甩不掉你，那你要跟着，你就跟着吧”。或许“不一致”正如同人的影子，它是人类远不脱的宿命？

在这样的思路下，非单调逻辑和弗协调逻辑诞生了。

非单调逻辑承认人在不同时间里理论不协调性的可能。比如当人类看到大雁会飞、鸽子会飞……于是总结出“所有的鸟都是能飞的”。但后来人类又发现驼鸟是不能飞的，于是原来的命题就应该改为“所有的鸟都是能飞的，除了驼鸟”。而且，如果以后发现还有其它鸟不能飞，这个命题就还要再改。这样来看，系统的定理集并不是单调递增的。

非单调逻辑在“允许不一致”方面进行了探索，但非单调逻辑还不是严格的“不协调的逻辑”。非单调逻辑允许在不同的时间里可以有A和┐A同时成立，但是在同一时间里，非单调逻辑也不允许A和┐A同时成立。

那么，是否有一种逻辑允许A和┐A同时成立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如果有一种逻辑系统允许A和┐A同时成立，那么这个系统称为不一致的。由反证法规则可以推导出，在不一致的系统里，所有的公式都是真的。这种公式全真的系统，我们称之为“不足道的系统”，也就是没有研究价值的系统。如此可以看出，“不一致的系统”（通过反证法规则）一定是“不足道的系统”。那么，我们能不能构造一个“不一致但又足道的系统”呢？答案是可以的，前提是该系统里不能承认反证法规则。

弗协调逻辑（ParaconsistentLogic）［3］，就是这样一个逻辑系统。在这个逻辑系统里，矛盾律和反证法不普遍有效。如此，就引入了一个不一致但却足道的逻辑系统。弗协调逻辑是人类思维的一个大胆飞跃，它大胆地否定了“矛盾律”的普遍有效性，在系统里面引入了“不一致”。在这个逻辑系统里，A和┐A可以同时成立。

科斯塔（N.C.A.daCosta，1929－），弗协调逻辑的开创者，定义了一系列逻辑系统Cn(1<=n<=ω)。在C1系统中，┐（A∧┐A）成立时，归谬律才成立。在C2系统中，（┐（A∧┐A））∧┐（（┐（A∧┐A））∧（┐┐（A∧┐A）））成立时，归谬律才成立。如此类推，可以定义到Cω。

6．无

科斯塔的这些逻辑系统层次与佛教中的“四重二谛”是有类似之处的。我曾在《以数理逻辑试解四重二谛》［4］中试图用逻辑语言来表达“四重二谛”，并提出了真理的层次论。在“四重二谛”中，有以下的性质：a.每一重里，真谛来自于对俗谛的否定。b.第(n+1)重的俗谛是第n重俗谛与真谛之分的前提。这种层次之分，与弗协调逻辑里的层次很有相似之处。

不同之处在于，科斯塔的弗协调逻辑侧重“立”的方面，“四重二谛”则侧重“破”的方面。“四重二谛”的前三重可以对应一个数学归纳法。到了第四重，则对于前三重建立的所有系统来了一个更彻底的否定，直至“言亡虑绝”。

另外，在侯世达先生的《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壁之大成》里，我们也能看到很多禅宗的故事。一个外国人，通过一学期的汉语课，就能对禅宗有如此深的悟解，这是不能不让我们惊叹且惭愧的。

本文的最后，我们也来欣赏一个禅宗故事。《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30里写道：僧问赵州：“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州云：“无。”此一字子，乃是摧许多恶知恶觉底器仗也。如僧问赵州：“狗子还有佛性？”州云：“无。”只管提撕举觉，左来也不是，右来也不是；又不得将心等悟，又不得向举起处承当，又不得作玄妙领略，又不得作有无商量，又不得作真无之无卜度，又不是坐在无事甲里，又不得向击石火闪电光处会。直得无所用心，心无所之时，莫怕落空，这里却是好处。

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个“无”并不是“有”的对立面“没有”。这个“无”踏杀了“有”、“没有”、“有且没有”、“有或者没有”，“非有或者没有”……直到言亡虑绝，这才罢休！

佛学中这种“无”的思想，能给今天的我们什么启迪？

主要参考文献：

1、S．C．克林著，莫绍揆译，《元数学导论》，科学出版社，1984

2、侯世达著，郭维德等译，《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壁之大成》，商务印书馆，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