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收费范文10篇

乱收费范文篇1

一、在深化农村费税改革中根治乱收费

农村费税改革是继我国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之后，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保护农民利益、维护农村社会稳定而推行的又一项重大改革，是解决农民负担问题、根治农村乱收费、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相对增加农民收入的重大举措。当前，洛阳市农村费税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取消乡统筹和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现行农业税政策和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改革现行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

取消乡统筹费后，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的要求，原由乡统筹费开支的乡村两级九年制义务教育、计划生育、优抚和民兵训练费用，由各级政府通过预算安排，修建乡级道路所需资金由政府负责安排，修建村级道路所需资金由村民大会民主协商解决。对税收规模小、税源分散、征管难度大，特别是在征收中容易存在向农民定额摊派现象的屠宰税一律取消。对“两工”（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实行上限控制，三年内逐步取消，保留的“两工”主要用于完善在建工程，不得再上新的项目。今后，无论哪级政府和部门安排的农业基本建设投资，都要坚持量力而行原则，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留缺口。将原农业税附加并入新的农业税，并调整为按照农作物的常年产量和规定的税率依法征收，同时适当调整计税面积、常年产量、计税税率、完善现行农业特产税征收制度，避免重复征税。对现行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做了如下调整：一是村委会办公经费等凡由农民上缴村提留开支的，按照农业税正税20%的新的农业税附加实行统一征收、乡管村用；二是对村内举办其它公益事业所需资金，由村民大会讨论决定，实行“一事一议”、村务公开、村民监督、上级审计，对“一事一议”的筹资实行上限控制（15元/人·年）；三是原由乡村集体经营收入负担村提留和乡统筹费的，改革后可采取适当方式继续实行以工补农，原由乡村集体经济组织负担农业税的，改革后仍可继续由原渠道负担，但对这部分农民的纳税义务仍要按改革的政策测量到户，通知到户，结算到集体经济组织，明确这部分农民的纳税义务；四是严格核定村级办公费开支标准，严禁开支招待费，报刊征订实行上限控制（以行政村为单位，1500人以上的大村800元/年；1500人以下的小村500元/年），取消各种涉及农民的摊派和达标升级活动。

从2002年3月洛阳市开始在农村全面推行费税改革以来，已在完成对农业税计税面积、常年产量、纳税任务的核实、张榜公布和纳税通知书发放工作的基础上，按照新的税赋标准进行农业税的征收，截至8月1日，经初步测算，改革后洛阳市农民人均负担由73．3元降为29．4元，减少43．9元，减负59．9%；亩均负担由63．3元降为30．3元，减少33元，减负52．1%，全市农业税夏征入库已完成征收任务的94%。

从农村费税改革的初步情况来看，这项改革对减轻农民负担效果良好：一是规范了农村费税征收行为，提高了依法征税意识，变“人收费”为“法征税”；二是“三取消”从源头上堵住了农村乱收费；三是降低了征税成本，改善了农村的干群关系。通过农村费税改革，重新建立和完善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农村税收制度，用法制手段规范和约束了农村税收的征收行为；同时，新的征税办法简单易行，透明度高，使农民看得清楚，缴得明白，从而调动了农民依法纳税的积极性，减轻了农民的不合理负担。

二、在深化农村财政改革中根治乱收费

费税改革的总体目标应是建立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统一规范、公平高效的现代财政体制。造成当前农村乱收费和由此产生农民负担过重问题的深层原因是农村经济不景气、农村财政收不抵支和机构臃肿人员超编。农村财政体制问题不解决，既使“费”改了“税”，农村乱收费还有可能卷土重来，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只有深化农村财政改革，建立一个统一规范、公平高效的现代财政体制，才能从根本上治理农村乱收费，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为农村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坚实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财政包干体制（俗称“分灶吃饭”）。这种体制为调动和发挥各级财政的积极性起过重要作用。但在农村，尤其在中西部以种植业为主的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缓慢，财力有限，特别是近几年一部分县乡企业效益不好，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导致财政收入相应减少。但财政支出又降不下来，而且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出现资金缺口，并随着一些地方政府及其部门为突出“政绩”或以费养人而日趋膨胀，在财政增收无望而又没有其它途径的情况下，必然借助于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收入来弥补。其结果，征税不足就收费，费款不足便罚款，更有甚者，把收费和罚款本身变为目的（尤其是计生收费、罚款），以罚代法，层层加码，与设置这些收费和罚款的初衷和目的背道而驰。许多乡、村组织还要依靠向银行贷款或向民间借款来维持运转，形成乡、村巨额债务问题。

农村费税改革将“费”改成“税”，只是将具有税收性质的收费、基金和附加改为税收，农村财政收入未必有大幅增长（有的地方财政收入甚至还会降低）；另一方面农村费税改革也只能解决农村财政“收”的不规范问题，却无法解决农村财政“支”的失控问题，更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和清除农村乱收费滋生蔓延的土壤。由此可见，农村税费改革不仅要着眼于减轻农民负担这个近期目标，而且要放眼于建立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统一规范、公平高效的现代财政体制，以消除造成农村乱收费、加重农民负担的农村财政体制根源。

建立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统一规范、公平高效的现代财政体制，就是在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的前提下，依据新的政府职能，全面调整和重新构建财政“收”、“支”结构，严格落实《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逐步打破城乡财政二元结构，将乡级财政统一纳入县级财政统筹和平衡，统一编制和执行预算；注重效率，兼顾公平，按照既能减轻农民负担、又能保证农村财政正常运转的原则，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实行不同的农业税赋水平，并对贫困地区适当减免农业税；加强对所得税的征管，增加财政收入，并从协调城乡经济发展、保持农村社会稳定的高度，加大中央和省、市级财政对贫困地区农村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同时，在我国加入WTO新的形势下，进一步完善国家对农产品价格的保护政策；加快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加快对贫困地区扶贫攻坚、脱贫致富的步伐，增强贫困地区的“造血”机能，扶持发展当地的特色经济，促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逐步改善农村财政收支状况。只有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民脱贫致富、农村财政来源充足、收入增长的情况下，农村乱收费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治理，农民负担过重问题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费税改革的总体要求是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同步进行。当前，由于农村机构改革尚未到位，机构臃肿庞大，职能交叉重迭，人员超编严重，致使财政供养人员过多，出现“吃饭财政”、“以费养人”，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出于地方利益和局部利益的考虑，对下属单位乱收费、加重农民负担的行为视而不见，甚至包庇纵容，造成农村乱收费前查后犯，屡禁不止，严重影响对农村乱收费的治理整顿效果。如果在农村费税改革的同时，不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不精简机构、精简人员，由于“庙”还在，人还在，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利用手中的权力，巧立名目开始新的乱收费，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如果农村机构改革不能到位，政府职能不转变，吃费税的人不能实质性地减少，他们会“穿新鞋走老路”，农民负担还有可能会反弹，使农村费税改革出现“税增加、费照收”的尴尬局面。因此，农村乱收费能不能根治，农民负担问题能不能解决，关键是看农村费税改革是否与农村机构改革同步配套进行。农村机构改革，要按照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来重构县乡政府体制，遵循“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将政府职能转变到集中精力加强行政管理和社会公共服务上来，将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维护经济秩序、保护公平竞争、改善发展环境上来。乡镇政府内设机构能合则合、能撤则撤，着重按照经济发展、行政执法等方面设立综合职能部门。严格核定人员编制，着力裁减超编人员，控制经费，减少开支。通过农村机构改革，精简机构，裁减冗员，进一步理顺行政管理体制，减少行政审批，防止越权、越位。同时，还要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对政府及其部门的经费保障，保证各项必要的开支，从根本上防止农村乱收费、加重农民负担现象的产生。

四、在深化农村物价改革中根治乱收费

费税改革的核心实质是“清费治乱”、整顿“三乱”，建立健全收费管理制度，进一步规范收费行为。从根源上治理整顿“三乱”、制止农村乱收费，根本的做法是，通过立法将本应以税计征的费改为征税，将不具有税征性质的费加以分门别类，甄别性质，予以去留。因此，费税改革实际上也是深化物价改革的一部分。

（一）农村物价管理理论创新

1．更新观念、转变职能是当前加强农村物价管理的前提。无论市场经济发育到什幺程度，都会存在对价格和收费的监管、监控。在新形势下，物价部门的主要职能是“定规则、当裁判”。具体来讲，省级以上物价部门的主要职能是“定规则”，省级以下各级物价部门的主要职能是“当裁判”。尤其在农村，涉农收费多、农民负担重、矛盾突出、问题较多，是物价部门管理的难点、农民群众反映的热点、党和政府关注的重点，加强对涉农收费的监督检查就是县级物价部门履行“当裁判”职能的具体体现。因此，在农村物价管理中要克服“畏首畏尾”、“束手无策”、“无所效益”、“无所作为”等思想上的盲点、认识上的误区，充分发挥职能，切实履行职责，加强农村物价管理。

2．进一步“清费治乱”是深化农村费税改革的基础。农村费税改革并不是将农村所有的收费都改为税，能进行费改税的只是一小部分，大量的收费（如事业单位收取的有偿性的工本费、手续费等）是不能改税的，农村乱收费也不会随着农村费税改革自然消失。因此，进一步“清费治乱”、整顿“三乱”是深化农村费税改革的迫切要求，也是今后一定时期内物价部门对涉农收费加强监测、监管、监督、监控的主要工作。

3．加强涉农收费检查是深化农村费税改革的保证。农村费税改革及其相关配套改革直接关系到政策执行者的切身利益，影响着他们对涉农收费政策认识、宣传、落实的内在动力。因此，要充分估计目前农村费税改革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在农村费税改革的全过程都要加强涉农收费的监督检查，把深入开展涉农收费执法监督作为深化农村费税改革的措施保证，把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落实到位。

（二）健全涉农收费管理制度

1．继续实行涉农收费许可制度。通过对涉农收费部门和单位《收费许可证》的审核、检验，进一步“清费治乱”，全面清理各种涉农收费，坚决取消各种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和各种集资、摊派，加强对涉农收费的监测、监管、监督、监控，密切注视收费动态，防止农民负担反弹，为深化农村费税改革奠定良好的基础。要进一步健全农民负担监督机制，完善地方党政领导负责制，充分发挥物价、财政及有关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的职能和作用，强化主管部门的责任，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综合治理。

2．全面推行涉农收费公示制度。涉农收费政策透明度不高、农村社会监督乏力、农民举报途径不畅也是造成农村乱收费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些收费部门和单位对涉农收费政策认识不到位、宣传不到位、落实不到位，致使农民对涉农收费政策缺乏了解，心中无数，在乱收费面前只能听任摆布。实践证明：推行涉农收费公示制度是解决农村“三乱”问题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因此要以物价部门为主乡村配合，通过各种方式向农民公示收费项目、标准、范围、依据以及投诉举报的途径等。

3．着力规范涉农收费执收行为。建立健全乡、村财务管理制度，在乡镇，设立统一收费窗口，收费按规定开具行政事业性收费统一票据，并严格落实“收支两条线”的管理规定；在村里，实行村务公开、村民监督和上级审计，防止加重农民负担。

（三）完善县、乡、村三级物价监督网络

县级物价部门直接面向农村服务于农民，但由于农村地域广阔、农民经营分散，形成了农村物价管理的薄弱环节，难以有效遏制农村乱收费的发生。因此，要在稳定县级物价机构的基础上，尽快完善县、乡、村三级物价监督网络：以县级物价部门为依托，在乡镇，确定一名分管领导主要负责，并明确行政执法综合职能部门有关物价监督方面的职责；在村庄，在村、组、户中聘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离退休干部职工、转业军人和热心农民等人员作为农村义务物价监督员，广泛发动农民积极参与物价监督管理，扩大涉农收费监督的覆盖面，鼓励农民群众监督举报农村乱收费。

乱收费范文篇2

一、肯定成绩，认清形势

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顺利推进，教育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在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同时，教育乱收费现象一度蔓延，在一些地区和学校甚至相当严重，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对此反映强烈。为解决这一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中央领导同志高度重视，多次指示要求坚决治理教育乱收费，各级政府加大了治理工作力度。**年全国治理教育乱收费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建立之后，治理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四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和综合治理，教育乱收费蔓延的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学校收费行为逐步规范，治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一是建立了良好的工作机制，形成了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由教育部、国务院纠风办牵头，监察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审计署和新闻出版总署为成员单位，建立了治理教育乱收费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加大综合治理工作的力度。每年初都召开会议，对工作作出部署，确定工作重点，采取有力措施，狠抓落实，有效地推动了治理工作的开展。各省、市、县也都相应地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大、中、小学把治理乱收费摆在突出位置。实践证明，完善工作机制，齐抓共管，是治理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保证。

二是加强了制度建设，治理工作的长效机制正在形成。四年来，在治标的同时，着力治本，从完善政策、建立制度入手，先后建立了教育收费决策听证制度、教育收费公示制度、校务公开制度、监督检查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群众监督制度、受理群众举报制度和教育收费规定等一系列制度。还制定了加强收费资金管理，严禁挤占、挪用、截留教育收费资金的规章制度，使治理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为建立长效机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全面停止审批新的改制学校，认真开展了已转制学校清理规范工作。全面清理了各类学校收费项目和标准，取消了一批违规出台的教育收费项目。进一步规范普通高中招生工作，严格实行了“三限”政策。深入实施高校招生“阳光工程”，加大了督促检查和查处力度，扩大了社会和群众监督的程度。开展了全国创建规范教育收费示范县活动，推动了教育收费的进一步规范。

三是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严肃查处了一大批违规违纪收费案件。部际联席会议和各省每年都对教育收费工作进行督查和专项检查，各部委也分别通过组织物价检查、审计调查、打击盗版教材教辅专项整治活动、教育投入专项经费督导检查等工作，坚决查处违规违纪的收费案件，追究有关当事人和主管领导的责任，并对一些性质严重的典型案件予以曝光，保持了治理教育乱收费的高压态势。

四是落实各项政策，为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教育乱收费提供了保证，奠定了基础。**年是我国教育工作不平凡的一年，党中央、国务院加大教育投入，建立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并在西部地区先行实施，全部免除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这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为根治农村教育乱收费提供了制度保证。按照国务院部署，财政部、教育部和西部省份各级政府精心组织、扎实工作，坚决杜绝“一边免费，一边乱收费”，确保了新机制的平稳运行，西部地区农村中小学乱收费现象明显减少。同时，新的《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把各级政府举办义务教育的责任、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等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这些都为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教育乱收费提供了保证，奠定了基础。

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取得的成绩，是党中央、国务院坚强有力、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各地区各部门和社会各方面关心支持的结果，也是齐心协力、齐抓共管、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充分肯定治理工作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规范教育收费的任务仍然很重。一些地方和学校乱收费行为还时有发生，有的问题还很突出，群众反映仍比较强烈。比如，城市中小学择校高收费；公办学校以改制为名乱收费；民办高校包括独立学院和网络学院的违规收费；教辅材料过多过滥；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不规范；一些学校自行增加收费项目，提高或变相提高收费标准；一些地方和部门超越管理权限，违规出台教育收费政策；挤占、截留、挪用教育经费和向学校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的现象仍存在。虽然我们不断加大对各级各类教育的投入，但是有关政策还不完善，投入仍然不足，教育乱收费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并未完全消除。因此，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必须常抓不懈，力争不断取得新成效。

二、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教育事业正处于重要发展阶段。新形势、新任务对进一步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们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不断增强做好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第一，加大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力度是办好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的要求。去年8月，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34次关于教育问题的集体学习会上，以“办好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为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办好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治理教育乱收费，是坚持教育为人民服务的方针、办好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的具体行动。我们要从落实科学发展观、办好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的高度，进一步提高认识，抓好这项事关教育全局的重要工作。

第二，加大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力度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了全面部署，将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促进教育公平摆在突出位置。教育乱收费严重背离教育公平和教育的公益性原则，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要求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的原则背道而驰，是社会和谐的“杂音”，必须坚决制止。我们要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将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继续摆在政府和有关部门工作的重要位置上，切实抓紧抓好。

第三，加大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力度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的要求。教育乱收费是教育行业的不正之风，严重损害教育的声誉和政府的形象。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纠正行业不正之风的一项重点工作。最近召开的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要求进一步抓好纠正损害群众利益不正之风的工作，并要求“继续治理教育乱收费”。我们要认真贯彻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精神，从新时期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的高度出发，加大治理工作力度。

三、突出重点，狠抓落实

今年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坚持相关部门各司其职、齐抓共管；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重在治本，加强规范，建立长效机制；坚持教育、制度、监督并重，力争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取得新成效。这里，我着重强调几个问题。

（一）全面落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从根本上消除农村义务教育乱收费现象。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发展教育事业的一项重大决策。在**年西部地区推行的基础上，今年春季开学后，新机制要在中、东部农村全面推开。这样，今年就在全国农村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为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补助贫困家庭寄宿生生活费，五年内中央及地方政府要投入2000多亿元。

为把这一惠及亿万农民群众的大事、好事办好，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要加强领导，周密部署，精心组织，落实各项改革措施，特别是各级财政拨款要按时足额到位，使学生经济负担得到减轻，学校运转经费得到保障，教师合理的待遇不能降低。新机制实施过程中，省级政府要切实负起统筹协调的责任，保证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全额纳入财政预算，落实到位；要加强对县级工作的指导，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严禁一边免费，一边乱收费。要以全面推进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为契机，使农村适龄少年儿童义务教育“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得到解决，从根本上消除农村义务教育乱收费现象。

（二）大力推进公共教育协调发展特别是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解决和规范城市择校收费问题。

城乡、区域教育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区域内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之间差距过大，已成为引发教育乱收费等许多矛盾和问题的根源之一。同区域内学校之间的过大差距为一些学校高收费、乱收费提供了条件和土壤。目前，社会上对择校尤其是大中城市中小学择校及其高收费反映强烈，必须下决心加以解决。推进公共教育协调发展特别是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解决择校高收费，进一步加强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一项根本性举措。当前，首先要从区域内义务教育做起，努力办好每一所学校，使各校办学条件、经费投入和校长、教师配备及其待遇等大致均衡，缩小义务教育学校之间的过大差距。要认真贯彻实施新的《义务教育法》，抓紧制订和完善国家及地区的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和办学基本标准，加大对薄弱学校的投入和改造力度，不断改善办学条件。坚决纠正利用公共教育资源集中建设或支持少数义务教育窗口学校、示范学校的做法。要坚持新增教育经费和公共教育资源向农村、贫困地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倾斜，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教育发展差距。

（三）加强管理、从严治教。

一是要规范教育收费审批权限，严禁违规出台收费项目和标准。教育是重要的公益事业，教育收费属全国性行政事业收费，除国务院或教育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批准外，其他部门、省及省以下政府均无权出台教育收费项目。国务院主管部门要严格教育收费项目的审批，出台重要教育收费项目要报经国务院批准。省级政府要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加强对属地内各级各类学校收费的管理。要根据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合理核定经过审批的项目的收费标准，并按规定程序进行听证和公示。各级各类学校要严格执行收费管理规定，不得擅自提高收费标准或增加收费项目。

二是要规范学校收费行为，强化监督检查工作，继续保持治理教育乱收费的高压态势。要完善教育收费及管理使用规定，从制度层面防范截留、挪用、挤占、平调教育经费和学校收费收入等行为，做到收费和经费使用规范、公开、透明，并让教职工、学生、家长和社会参与监督。进一步做好改制学校清理规范工作，严格规范公办学校办学行为。继续执行公办高中招收择校生的“三限”政策。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的管理，整顿规范中小学教辅材料的市场秩序。继续实施好高校招生“阳光工程”，严禁与招生录取挂钩等各种乱收费行为，做好科学核定高校收费标准工作。同时，进一步加强审计监督和监督检查工作，认真落实责任追究制度，维护政策和纪律的严肃性。

三是提倡勤俭办学，加强和规范资金管理，提高使用效益。办教育要坚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用好每一分钱，提高经费使用效益。各级各类学校要强化管理，完善财务制度。学校建设要厉行节约，严禁盲目攀比、不切实际搞高标准、追求奢华。要加强对教育经费使用的管理和监督，确保资金安全，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四）在预防和教育上下功夫。

治理工作必须坚持教育、制度、监督并重，进一步完善预防制约机制。

一是要广泛开展全国创建规范教育收费示范县活动，精心组织，稳步推进，扩大覆盖面，严把质量关；要充分发挥示范县的模范作用，大力弘扬正气，促进教育行风的进一步好转。

二是运用多种形式和手段，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重大举措和新的《义务教育法》进行解读和宣传，进一步在教育系统形成科学发展的教育理念和正确的办学思想，增强教育工作者的职业荣誉感和社会责任感，提高贯彻各项教育政策、法规的自觉性。

三是大力宣传依法治校、规范收费、勤俭办校、师德高尚的正面典型，进一步创造良好的舆论和社会环境。

（五）真抓实干，确保治理教育乱收费各项工作的落实。

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任务艰巨、牵涉面广，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进一步加强领导，形成合力。要坚持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完善政府统一领导、有关部门共同参与的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机制。各级人民政府要对本地治理工作负总责，切实加强领导和协调，进一步健全治理工作的机制和责任制。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纠风办要继续做好牵头工作，积极发挥组织协调作用，支持和协调有关部门抓好各项任务的落实。加强调查研究，及时了解和掌握新情况、新问题，对于出现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要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要真抓实干、务求实效，坚持原则、敢于碰硬，进一步推动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

同志们，今年在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任务繁重，责任重大。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奋发进取的精神，真抓实干、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

乱收费范文篇3

一、管理任务总体要求

年我县管理教育乱收费任务要持续对峙以“三个代表”主要思维为指点，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和中心纪委第七次全会精力，进步看法，一致思维，加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把“教育优先开展，促进教育公道”摆在凸起的地位。从构建社会主义调和社会和办人民称心教育的高度动身，认真处理群众反映激烈的教育热点问题。

二、管理任务目的

（一）监视反省乡村义务教育经费保证机制变革各项办法的落实。本年管理任务的重中之重是要果断做到“四个决不答应”，即决不答应平调调用教育经费、决不答应削减当地当局的原有投入、决不冬许用专项资发放教员津补助和归还学校欠债、决不答应“一边免费，一边乱收费”。

（二）具体贯彻落实新的《义务教育法》，重点表现义务教育公益性、公平性。鼎力推进义务教育平衡开展，加大单薄学校革新力度，有用促进区域平衡和校际平衡。严厉执行义务教育阶段不得举行重点学校和重点班的规则，严查以办重点班为由的乱收费行为。

（三）增强教育经费治理。严厉执行“进出两条线”规则，切实管好用好教育收费和其他教育资，积极推进树立和完美学校经费进出运用状况公示准则、常常性审计及审计布告准则，增强教育内部审计监视，谨防挤占、调用、截留教育经费，进步资运用通明度，确保资平安。

（四）进一步标准学校收费行为

1、树立阳光收费运转机制。进一步落实教育收费公示准则，每期开学前必需在学校分明的地位吊挂教育收费“三公开”的公示牌，向社会和家长公开收费项目和收费规范，公建国家的收费政策，公开县上的中小学收费监视告发德律风。

2、增强学校效劳性收费和教辅材料的治理，学校后勤效劳要遵照学生自愿和非盈利性准则，执行义务教育经费保证机制变革后的学校，要将蒸饭、泊车、饮水等效劳的合理本归入学校公用经费支出局限；对伙食费、住宿费规范执行“上限”节制，学生伙食费要按月收取、按月结算，不得强迫学生在学校合伙。认真执行《四川省标准教育收费八条规则》，制止贸易效劳机构进校进行任何方式的针对学生的推销和运营；严禁中小学校一致征订和运用教辅资料，不答应任何部分、小我向学校和学生推销教辅资料和进修器具；对学生参与保险可积极指导，但不克不及强迫，严禁学校代收保险费、体检费；严禁中小学校在岗教员组织本校学生进行有偿补课运动。

3、公办通俗高中招收“择校生”严厉执行“限分数、限钱数、限人数”的政策。公办高中“择校生”比例必需严厉节制在本校招生方案的30％以内，登科分数线下调幅度不得超越该校方案内招生最低登科分数的15%,收费严厉依照规范执行。

（五）积极展开创立标准教育收费示范校（园）运动。为树立正面典型，发扬进步前辈示范效果，优化教育收费情况，各校要依照我局《关于展开创立标准教育收费示范校（园）运动的意见》（教发[]39号）的精力，积极展开创立标准教育收费示范校（园）运动。

三、首要任务办法

（一）强化责任，加强执行力。严厉落实管理教育乱收费目的责任制，健全联席会议准则，完美指导牵头，纠风、财务、物价、审计、新闻出书等部分齐抓共管、综合管理的任务体系体例和任务机制。依照“谁主管，谁担任”的准则，持续稳固一把手负总责，分担指导详细担任，局指导包片，科室包校的层层担任任，层层抓落实，责任到人的责任制和责任追查制。

（二）狠抓泉源整治，树立和完美管理教育乱收费的长效机制，对峙“标本兼治”，加大治本力度。进一步施行好新机制，强化资治理，进步经费运用效益。积极推进树立和完美学校经费进出运用状况按期公示和审计公示准则，增强教育内部审计监视，谨防挤占、调用、截留教育经费。

乱收费范文篇4

为贯彻落实全省纠风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规范我市教育收费工作，结合*实际，提出如下贯彻意见：

一、扎实推进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严禁“一边免费，一边乱收费”

在落实政府举办义务教育责任的基础上，认真贯彻执行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违反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行为处分规定》和省物价局、财政厅、教育厅三部门《关于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收费行为的通知》。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保证财政拨款按时足额到位，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资金专款专用。进一步完善财务管理体制，及时建立健全农村中小学校预算编制制度，加快实现对农村中小学财务工作的统一管理，对经费逐步实行“校财局管”。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从今年春季开学起，停止收取杂费，只收取课本费、作业本费两项代收费和寄宿学生住宿费，其他各项代收费和服务性收费一律取消。学校代学生购买课本、作业本，坚持“据实结算，多退少补”的原则，严禁留用学生的课本、作业本结余款。进一步完善城市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认真解决城市义务教育阶段“择校”收费等问题。

二、积极争取政府的支持，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积极争取各级政府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切实加大教育投入，实现教育经费的“三个增长”。继续实施农村中小学校舍升级改造工程，尽快制定农村学校建设及配备标准，并严格按照标准实施农村学校基础建设达标配套工程。启动薄弱学校攻坚计划，力争年内基本消除现有薄弱学校，实现区域内教育设备无差别配置。加大对口帮扶工作力度，着手启动第二轮帮扶工作。深化区域内校长、教师交流制度，促进校长、教师由城镇向农村、由强校向薄弱校、由超编学校向缺编学校的流动。做好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定点学校的优化升级工作，为外来务工就业人员子女提供优质的教育环境。

三、扎实做好三项重点工作

一是巩固和完善“一费制”收费办法，严格实行“阳光收费”。二是严格执行公办高中招收择校生“三限”政策，严禁学校擅自扩大择校生比例、降低录取分数线、提高收费标准或在限定收费金额外收取其他费用。三是大力实施高校招生“阳光工程”，全面规范高校收费行为。要加大对高校招生录取工作的监管，加大对非法招生中介和招生虚假宣传的打击力度，坚决制止与招生录取挂钩的各种形式的乱收费，维护广大考生合法权益。

四、继续做好改制学校清理整顿工作，严格规范改制学校收费行为

继续加强对办学体制改革工作的领导，全面停止审批新的改制学校。现有改制学校，凡没有做到“四独立”（独立办学、独立法人、独立校园或校舍、独立财务核算）并取得民办学校资格的，一律执行当地同类公办学校的收费政策。公办学校不得举办或参与举办向学生收费的各种提高班、补习班、竞赛班等，所有规定的教学内容必须纳入正常课堂教学之中。不得通过“校中校”、“校中班”、“一校两制”或其他任何方式变相向学生乱收费。

五、进一步加强大中小学教材教辅管理

建立和完善中小学教辅资料审查准入制度，坚持教辅资料和其他课程资源省级审查和公告制度，未经省级审查的教辅资料不得进入学校。要严格执行学生自愿的原则，学校不得强制学生统一征订和购买教辅材料。要加强对教辅材料使用情况的专项督查，严防在教材购销中强行搭售教辅资料的行为，遏制教辅材料过多过滥现状，对违反规定的单位和个人要给予严肃处理。全面推行教科书循环使用制度，努力减轻学生经济负担。坚决制止个别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及直属单位自编、自印、自卖教辅资料的行为。

乱收费范文篇5

1、学校立即成立以米娜瓦尔校长任组长的治理乱收费工作自查领导小组，对照文件要求及规范教育收费公开承诺书内容，逐条逐项进行自查。

2、召开全体教师会，学习文件内容，领会精神实质，提高认识，增强规范教育收费的责任感，使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深入到每个教师心中。

3、汇总各班的收费情况，结合学校自查领导小组自查情况，形成自查报告如下：

我校在收费工作中实行“阳光收费”，主动接受社会各界和广大家长的监督，学校收费做到清清楚楚，使学生家长缴费明明白白。

一、学校严格执行“一费制”收费标准，每学期开学初公示收费项目及标准。且经过了教育局和物价部门的审核同意，（有收费许可证及相关文件），从未出现过私自增加收费项目及提高收费标准的情况。

二、我校每年来严格执行办班规定，学校从未举办过拓展班、特色班及提高班，更无向学生收取上课费用之举。学校也从未组织学生进行过节假日、双休日的补课。

三、我校严格办学要求，从未出现过擅自与社会力量办学机构联合办学的行为。从未参与社会力量办学单位进行办班的宣传发动，代为收费；也没有将校舍、场地出租、出借用于有偿补课的行为。

四、学校严格了收费要求，从未出现跨学期收费用的行为，无违反规定动员和组织学生代、订购、办理学生学习用品、教辅材料及各类商业保险。

乱收费范文篇6

一、加强领导，明确责任

为加强对教育收费工作的领导，我局成立了以局长为组长的教育收费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了中小学收费目标管理责任制，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在每学期全市中小学开学工作会上，局长都要与各中小学校长签订收费管理责任书，各学校也相应成立了以校长为组长，相关人员为成员的学校收费工作领导小组。学校与年级、年级与班主任、班主任与任课老师均层层签订责任状，同时，实行局党政班子成员包片、局机关干部包校的工作机制，真正做到落实到岗，责任到人。

二、加强宣传，落实政策

为认真贯彻落实新机制改革后学校收费工作，使广大学生家长能够正确理解和领会收费精神，市教体局加强了对收费工作的宣传力度。一是通过设立永久性公示栏、公示牌，印发《致学生家长一封信》等形式，向社会公布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依据、价格监督投诉等相关内容，使学生家长明白缴费，放心缴费。二是认真开好学校班子会、班主任会和教师会，将有关教育收费的精神传达到每位老师，使全体教师在思想上高度重视教育收费工作。三是严格按上级规定的标准收费，不擅立收费项目，不提高收费标准，不扩大收费范围，不搞搭车收费和变相收费；不代收或代办公示以外的任何一项收费，公示以外的如保险费、教辅资料等在坚持学生自愿的前提下由有关服务单位聘请代办员收取。

三、健全制度，规范管理

为使教育收费规范，取信于民，我局坚持“两公开、四统一”的收费管理制度。一是实行学校收费公示制。开学初学校一律在醒目位置公开收费标准、项目、范围，统一使用省财政厅监制的收费票据，按照规定实行“一次性收费”。二是实行校务公开制度。中小学收费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按时向师生和家长公开学校收费和公用经费的使用情况，增加学校收费工作的透明度。每学期结束，学校还会组织教师代表、财会人员审核学校收支情况，并张榜公布。局审计股也不定期地审核各校财务收支情况。

四、加强监督，治理教育乱收费

我局把教育收费工作作为加强廉政建设和纠正行业不正之风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加强收费监督和检查，加大了治理教育乱收费的力度。一是聘请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学生家长360余人为教育收费义务监督员，对学校收费工作进行监督，听取他们对教育收费的合理化建议，并设立教体局整治学校乱收费、行风评议举报电话和举报箱，广泛接受学生、家长和社会监督。二是及时转发了《省纪委、监察厅关于学校乱收费及向学校乱收费行为纪律处分的暂行规定》，制定并下发了《严禁学校、教师组织学生违规补课的规定（试行）》和《进一步规范中小学收费行为的通知》等操作性很强的文件。每学期开学后，教体局都会组织检查组对全市中小学收费工作进行拉网式督查。对违反规定的乱收费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三是健全信访件办理制度。对涉及学校收费的信访件，我局坚持限时自查自纠、督办制度，做到了事事有交代、件件有着落，不应付，不拖拉，办复率达到95%以上，从而有效遏制了学校乱收费现象的发生。

五、抓好师德建设，改善办学行为

高尚的师德是教师队伍建设的核心和灵魂，也是规范教育收费工作的基石，我局始终把师德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抓，从源头规范教育收费，改善办学行为。一是先后出台了《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实施方案》、《教师违反师德规范处理办法（试行）》等文件，对教职工日常品德修养作了严格规定。二是在全市中小学开展了重温教育法律法规、“我心中的好老师”评选、“优秀教师”先进事迹宣讲等一系列活动，增强了教师对本职工作的光荣感和责任感。三是针对个别教师以教谋私、有偿家教的问题，局班子成员蹲点学校召开全体教师会，进行政策宣传，把查处有偿家教、私自办班的现象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抓。2012年以来，市局共清理各类补习班30余个，退还违规收费4万余元，立案3起,进一步规范了教师的从教行为，促使广大教师更好地关爱学生，切实减轻了学生的课业负担和家长的经济负担。

六、关注特困群体，做好教育民生工作

乱收费范文篇7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紧紧抓住“教育、自纠、规范、查处”四个关键环节，采取专项治理与民主评议相结合，自查自纠与重点检查相结合，督促整改与建章立制相结合的方法，深入开展物流领域乱收费专项治理工作，促进物流领域乱收费问题得到有效整治，监管部门的行政行为得到切实规范，物流发展环境明显好转，进一步推动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二、专项治理的范围

专项治理的重点范围是针对公路部门利用行业特权和职务便利向货主违规收费，以及在路政执法中出现的乱罚款，乱收费，吃拿卡要等阻碍物流畅通的行为。

三、专项治理的重点内容

(一)禁止违规收费。清理过程中，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收费都属于违规收费，凡是不符合规定的收费均予以清理。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未按国家规定，认真落实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通行费减免政策，落实粮食、化肥等“三农”物资运输优惠政策的行为。未按有关规定省内外鲜活农产品运输车辆享受无差别减免通行费优惠。二是未经省政府批准设置的收费公路及收费站或超过省政府批准期限收取通行费的收费公路及收费站继续收费，或者属批准收费范围内但乱收费的行为，及收费站未将所收取的费用如实入账，向货主开具发票并按规定纳税。

(二)严格规范执法行为。公路路政执法部门应当严格按照省公路行政执法的配套制度，规范普通公路尤其是绿色通道路政执法行为。重点解决以下行为：一是推诿扯皮、效力低下，做好精简行政审批事项工作；二是受利益驱动，随意执法、执法不公、乱处滥罚，与民争利问题；三是执法过程中的“吃、拿、卡、要、报”的问题；四是履行职能缺位、错位、越位，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的问题；五是服务意识较差、粗暴执法、野蛮执法的问题。

四、专项治理时间安排和方法步骤

物流领域乱收费专项治理工作从2012年8月份开始至9月底结束，分3个阶段进行：

(一)自查自纠阶段(2012年8月中旬)。各单位对照专项治理的内容，对2011年1月—2012年7月向过往车辆收费和路政执法的情况开展自查自纠，工作进展情况于8月中旬前报市局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督查整改阶段(2012年8月底)。市局财务科、监察室、路政保卫科、行政审批服务科、人事科等相关科室联合开展检查，总体情况于8月31日前报局领导小组办公室。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要认真处理，对整改不到位的问题要限期整改。各单位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尤其是过往车辆和沿线居民意见，要畅通投诉渠道，接受对公路行业涉嫌违法违规情况的投诉举报并及时查处反馈。市局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整改监督指导，严格收费，规范执法，违规收取的费用要责令返还。

(三)建章立制阶段(2012年9月)。各单位要分类梳理专项治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出政策建议，并于9月10日前上报本单位专项治理工作总结。

五、专项治理的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市局成立开展物流领域乱收费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指导、协调、督导全局专项治理工作和市局专项治理日常工作，曾福庆兼任办公室主任，贺小青、杨春敏任办公室副主任，办公室设在监察室。

为明确目标任务，细化责任分工，扎实有效组织开展物流领域乱收费专项治理工作，现将工作责任落实如下：

1．全局物流领域乱收费专项治理工作由监察室牵头，财务科、路政保卫科、行政审批服务科、人事科分工协作负责各自职责范围内工作。监察室负责制定开展物流领域乱收费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成立领导小组，设立举报投诉渠道，受理和查处举报投诉。

2．财务科负责违规收费的清理工作，并形成清理工作报告，报市局领导小组办公室。

3．路政保卫科、行政审批服务科负责规范执法行为，并形成工作报告，报市局领导小组办公室。

4．人事科负责开展物流领域乱收费专项治理工作的宣传报道，并向社会公布举报投诉渠道。

5．市局专项治理工作办公室负责全局专项治理工作材料拟写、收集、整理、归档和报送及日常工作。

(二)各司其职，形成工作合力。市局纪检监察对专项治理过程中涉及违纪违法行为予以查处，并追究相关部门和人员的责任。收费管理部门负责畅通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路政执法部门负责绿色通道路域环境整治。各部门要根据职能分工，各负其责，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确保物流领域乱收费专项治理工作取得实效。

乱收费范文篇8

教育也是维持社会公平的最后底线；

城乡最大的差距也在教育。

经济学家们也许没有想到的，最具有结构性和系统性的特权、垄断、腐败的市场化，不是发生在物质生产领域，而是静悄悄地发生在教育领域。这里地腐败静悄悄，但却来得更深更广更为隐晦，它是从灵魂的根根上开始腐败的，直接腐蚀着成亿的孩子、家长和教师，直接侵蚀着中华民族的本根。

谁在乱收费？

2003年7月，农民景统仕的女儿景艳梅考上了东北师范大学，学费要1万元。景统仕家里贫困，只好外出借钱。但他家里有的也只是穷亲戚。景统仕外出几天，空手而回。他听说可以为女儿申请大学的贫困生资助，就到当地派出所等部门盖章，以证明家境困难。没想到盖几个公章有这么难，他最终还是没有盖下章来。2003年7月14日这一天，景统仕喝下了农药。这是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在2003年8月6日播放的专题片——《贫困生：越过学费这座山》。面对电视镜头，景艳梅哭着说：“我爸爸回来，我不在眼前。他就跟我嫂子说，我已经老了，什么事都办不成了……”

许多民办学校每年都要免费招收相当一部分品学皆优的学生，东北师范大学是公立学校，公立学校应当为品学皆优的贫困学生提供帮助，为什么要向贫困生收取这么高的学费呢？国家有助学贷款政策，为什么景统仕的相关手续就办不下来呢？

1994年以前，教育行政部门对高校按计划招收的大学生实行公费培养，毕业后按教育行政部门的计划统一分配，大学生的在校学习的成本由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承担。“按考分选拔录取+公费生+工作统一分配”这样的政策，从1977年延续到1994年，约有17年的时间。17年的时间，免费上大学给多少贫困家庭的孩子带来了上大学改变命运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公立学校也开始招生部分自费生，逐渐形成了公费生与自费生并存的“双轨制”。但在多数情况下，所谓的自费生，主要是单位委托培养，学费由单位交给学校，不由学生和家庭承担。

1994年起，高校招生开始改为缴费上学，经过6年左右的时间，到2000年，缴费上大学基本在全国高校推开。一些专家论证说，大学不属于义务教育，是一种教育投资行为，理应收费。就这样，教育迅速与医疗、住房一起成为普通家庭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前面所述的陕西农民景统仕的悲剧，就是被高等教育费用这座急剧升高的大山所压垮的。面对这种情况，教育行政部门是不是没有行动呢？也有。为解决贫困生上学的问题，教育财政每年拔款约1亿元，用于对中央部属高校中贫困学生的资助，到2002年，这笔资助提高为每年2亿元。高速公路每公里成本就在1亿元左右，面对全国成千上万的贫困大学生，教育财政每年只拿出2亿元，这只能是杯水车薪！给人的感觉只能用两个字来表达：做秀！

一、教育乱收费的主观原因

初中属于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中国初中招生，从政策上看应当是按照划区招生、就近入学、学生享受公费培养的政策。初中的收费，是从“择校生”交的“择校费”开始的。由于教育行政部门培养支持重点学校的政策，人为造成了校际水平的差距，有权有势有门路的家庭，不愿再按照就近入学的规定办事，拼命将自己的孩子塞进重点学校，“择校生”开始出现，重点学校利用家长这种选校心情，开始以赞助费等各种手段实行收费招生。这种情况愈演愈烈，一些本来就属于重点学校划片招生区域的孩子，也必须交费上学了。1995年3月27日，国家教委召开了治理中小学乱收费的全国电话会议，义正词严地指出：“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初中和小学，必须坚持就近入学的原则，不准招收‘择校生’，严禁把资助同录取学生挂钩。”但是，据《人民日报》科教文部的一份调研报告，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北京海淀区“教育改革试验区”在全区率先恢复了小学毕业升初中的统考，允许各重点中学按分数录取一半名额，其余一半名额收费录取。收费标准是：海淀区的市、区重点学校每名学生收3~5万元，如首都师范大学附中每名学生收4万元。北大附中、清华附中还分别在香山中学、北京47中办“分校”，全部学生高收费，每名学生1.3~3万元。“十一学校”1995年只收了17%的义务教育生，其余名额均是收费“实验班”。初中择校收费马上扩散开来。到1996年，初中收“择校生”并收取高额费用之风已遍及全市重点学校。收费情况如下，北京市重点学校每名“择校生”收4~6万元，如二中、五中；区重点学校在3万元左右，如35中、14中；还有“准重点”，定价为每名学生约3万元，这些学校共有80所左右。初中高收费与高中高收费相互刺激，到1996年，高中招收“议价生”的收费标准，市重点学校已突破8万元，区重点已突破5万元。重点学校不断拉高录取分数线，以将更多的孩子变成“议价生”，收取高额学费。

1995年~1996年，北京教育界的奇观是：一边国家教委在高喊“就近入学，禁止招收择校生和高收费”，一边是国家教委眼皮子底下的北京各重点中学开始了大规模的招收择校生和高收费的收费运动，双方各得其所。一方面国家教委“贯彻落实”了中纪委第五次全会和国务院反腐败工作会议的精神，一方面是北京各重点学校实惠地狂收学费，大家相得宜彰。这样的“双赢”（教育行政部门嘴上不断反对乱收费和重点学校拼命不断乱收费同时并存）模式，被全国各地的教育行政部门和重点学校蜂起效仿，反对教育乱收费的文件愈来愈多，而教育乱收费一发而不可收拾。笔者问过一位教育行政部门的朋友：“明明知道管不住，明明不想管，为什么又不断发各种禁止乱收费的文件呢？”这位朋友面授机宜说：“发出了文件，说明我们重视，我们的责任就解脱了。上面说过了，下面不执行，这是下面的事。谁想真去执行！过去几年，择校生所交的高额费用，在绝大多数地方都要流入教育行政部门的账户，然后再分出来给学校。大家原本都是穿一条裤子的。现在，择校生交的费用，开始流向名校所办民校，屁股就控制了脑袋了。实在闹得过分，引出事件，找一两个下面的替罪羊就行了。上面永远没错，永远处于主动。”原来如此！原来他们不是不明白！这就是当下的教育行政管理！

中国公立教育高收费浪潮的引发者，就是教育行政部门多年来以国家财政经费喂养出来的公立重点学校，而它们高收费活动的积极保护者，就是不断下文反对乱收费的教育行政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对公立学校乱收费的保护，从上世纪90年代的暗保发展到了2003年的明保，面具终于公开扯下来了，这就是鼓励重点中小学“名校办民校”和鼓励大学兴办二级学院的“独立学院”政策的全面出台。至此，教育乱收费全部合法化，而且乱收来的费用，进了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领导的关系户（独立学院和公办民校的股东）的腰包。

2003年7月，教育行政部门发出《关于公办高中严格执行招收“择校生”“三限”政策的通知》，要求公办高中在招收择校生时，必须严格限人数、限分数、限钱数。看到这样的通知，就不免想起1995年3月27日教育行政部门治理中小学乱收费的全国电话会议上“必须坚持就近入学的原则，不准招收‘择校生’，严禁把资助同录取学生挂钩”的禁令。最近，教育行政部门又确定了“公立学校不择校，择校找民校”的政策。这样的政策其实是想暗示：择校费不要交到公办学校的账上，要交到教育行政部门支持举办的民校的账上。一句话，把钱直接交到他们的私人账号上。

根据今年中旬国家发改委提供的信息，全国价格举报的六个热点问题中，教育乱收费居首位，其次才是交通运输、医疗服务、房地产和物业、电力电信、政府职能部门等。教育至此成为中国十大垄断暴利行业的第二名。

二、教育乱收费的客观原因

公立中小学乱收费，除学校负责人的主观原因外，是不是没有客观原因呢？客观原因也确实有。与公立学校的校长们交流，他们也有苦衷。他们说：“不准收费，那么学校的营运无法维系，财政拔款不到我们支出所需的一半，要我们自筹。学校靠什么来自筹，不靠学费靠什么呢？现在校长们在忙什么？不就是在忙钱吗！没有钱就留不住骨干教师，没有钱就没法搞关系。如果我们不会搞钱，不敢分钱，我们这些校长如何当？”

查一下资料，我们就会知道这些公立学校的校长们并不是在讲假话，2002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支出为5367.66亿元，其中政府财政预算内拔款占全国教育经费比例的56.83%.也就是说，有2317亿多是各学校自筹的，主要是来自家长们。能不乱收费吗？有人因此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为3.41%，太低，这是全国公立学校乱收费的根源之一，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应当提高财政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财政投入不足，当然是中国公立教育供给不足和公立学校乱收费的一个原因，但为什么这个问题提了多年，仍然没有较大改观呢？近年来，中国税收占GDP的比例直线提高，税收增长速度每年都高于GDP增长2位数以上，2003年，全国财政收入突破了2万亿元，但是为什么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幅度却一年比一年减少呢？2002年就比2001年减少了5.08个百分点。财政教育投入本来就不足，而且许多资金并没有用到学生身上，这是公立学校乱收费难以遏制的客观原因。

中国的教育财政支出和支出审计，从来是一个黑洞，纳税人无法参与决策，为什么财政收入年年增高，但我们的财政教育投入仍然不能保证公立中小学的运行经费呢？为什么教育行政部门的办公大楼、宿舍修得很好、超标准超数量用车，而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学校却破败不堪呢？我相信，如果让纳税人来投票表决，大家一定会支持加大财政教育投入，让公立中小学一律实行免费的。我相信，如果让纳税人来监督，大家一定会让更多的财政教育投入经费真正用到教师和孩子身上，而不是大量用到教育行政官僚们身上。按2002年的数据，只要财政教育投入再增加2300多亿元，就应当可以保障公立学校的免费教育了。据有关研究，每年各级政府公款吃喝，就吃掉2000亿元。每年公车使用支出费用，就耗掉3000多亿元。也就是说，只要管好基层官员公款吃喝和公车消费，就可以轻松地挤出5000亿元的巨额资金，这笔资金的一半，就足以让全国公立小学中学和大学全部免费招生了。显然，变黑财政为透明，实现财政民主化，让纳税人知晓并参与财政决策，是解决教育乱收费的基本条件之一。同时，要开放社会各种非公教育基金的建立，对企业用于对贫困学生的支持款项，要抵扣税收，以鼓励广泛的社会助学活动。

教育供给为什么不足？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一个公平的社会，必须保障每个孩子免费上公立学校的机会，一个公平的社会，必须对企业和社会的助学活动给予开放和保护。中国的教育为什么如此僵此和稀缺？不是政府不重视和不投入，相反，正是政府过于关注和垄断教育投入了。教育行政部门的心态是，要扩大教育供给，也只能通过我们来做，别人不准进入我们的垄断领域。这是一种占山为王、控制地盘的行径！

高考的残酷竞争直接控制了中国的基础教育。为什么高考竞争如此残酷？正常的理由是，家长都渴望孩子升入大学，社会受教育需求极大，而高等学校有限，教育供给不足，所以高考就成为选拔淘汰学生的必由之路。一考定终生，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成千上万的孩子被挤落桥下。虽然残酷，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人们普遍认为，如果加大政府的财政投入，将来高等教育非常大众化了，大部分人都能进大学，也就不用这样严格了。也就是说，应试教育之罪，就罪在教育供给不足。

那么，为什么会教育供给不足呢？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因为国家太穷。某些分管教育的领导也常说：“穷国办大教育，办不起啊！”真是这么个道理吗？将教育供给不足归到“国家太穷”，这是从根本上掩盖了现行教育体制之恶。从这样的逻辑会引出这样荒谬的推理：过去为什么要围绕权力搞关系？为什么要搞配给制？为什么要发粮票、票、发肉票？为什么百姓难吃饱？为什么要向领导写思想汇报？都是因为国家太穷了。现在为什么出现学生在学习压力下自杀，为什么出现大量的考场作弊现象，为什么中国学生成为世界上最苦的学生，都是因为国家太穷了。一句“国家太穷了”，就能为教育的专横特权赋予合理性吗？(

中国教育供给短缺，不是因为国家太穷，而是因为教育行政部门全面控制和垄断了教育的权力。1997年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的第5条明确规定：“国家严格控制社会力量举办高等教育教育机构。”这样的规定到现在仍没有任何变化。为什么一定要“严格控制社会力量”进入高等教育领域呢？抬得上桌面的理由是什么呢？根本就不给你一个理由，反正就这么定了。民办高等教育在“严格控制”下如何发展呢？中国改革二十多年了，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的控制和垄断不是被减弱，而是变着法子地更加强化了。教育改革严重滞后，教育行政部门成为中国最后的最大的计划控制的堡垒，这是中国教育供给严重不足的总病根。

从历史原因来说，中国教育供给的严重不足，是从建国后教育的全面公立化改造开始的。

秦朝到满清二千多年的历史中，虽然政府也举办官办学校，但是私立学校总数仍然占绝大多数。到半个世纪前的1945年时，中国205所高等学校中，私立高校仍有81所，占高等学校总数的39%，占高等学校学生的37%左右。5073所中学中，私立中学仍有2152所，占学校总数的42.4%，占高中学生总数的39%左右。这说明即便在兵荒马乱的时代，非政府办学也占学生总数的近40%，社会力量是教育供给的重要依托。按照中国历史的传统，私立学校从来是教育供给的重要来源。建国后直到现在，这起码应该是40%左右的非政府教育供给力量被打掉了，中国教育的供给怎么会不短缺？(燕南,)

在当代富裕的发达国家，私立学校学生总数也仍然占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二左右。美国私立高等学校占学校总数的58%左右，日本的私立高校占其高校总数的71.1%，韩国的私立高校占其高校总数的80.5%，中国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的私立大学也占总数的50%和66.1%。即便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私立学校学生数也超过一半以上。印度私立大学占全国大学入学率的59%，印度尼西亚则高达94%。按照发达国家的特点，私立学校，尤其是私立的高等学校，是教育供给的主要力量。

无论是参照中国历史的教育传统还是参照当达国家的标准，中国公立学校一统天下的格局都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怪胎。现在人们都在埋怨学校太少，因此高考竞争严酷。但人们却没有想到，正是因为私立学校被消灭和压制，才造成了学校太少这种现象。按照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当达国家的经验，只要开放办学，民办学校的力量将会支持一半以上的高等教育。半个世纪前，中国兵荒马乱，积贫积弱，但是非政府办学尚能达到近40%的全国大学入学率，这说明了非政府办学的社会力量完全可以承担起半边天。但是实际情况是，直到今天，中国民办小学仅占全国小学在校生的1.83%，民办普通中学在校生仅占全国普通中学在校生的4.63%，民办高校在校生仅占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的2.19%。所以，中国的高等学校总数不够，根本不是因为什么“国家太穷”，而是因为教育行政部门太专横太垄断，而是因为中国的私立教育在种种压制和打击下发展不起来。试想想，如果近二十多年中国的私营经济没有发展起来，现有的国有经济如何解决就业！经济如此，教育也如此，逻辑是一致的。一看到教育供给不足，善良的百姓就会想，应当加大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但不妨想想，现在中国大学毛入学率刚突破15%，与此同时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不到3%。按此比例简单推算，中国大学毛入学率要提高到30%，财政性教育投入就应当占到GDP的6%。如果大学毛入学率要达到60%，财政性教育投入就应当占到GDP的12%，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达到这样的财政投入水平。显然，走增加政府教育财政性投入的路，只能解决部分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教育供给不足的问题。现在美国的公共教育经费占其GDP的5~6%左右，而其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超过80%，原因是什么呢？是社会教育自主化和社会资金的大量流入，是私立教育的大发展。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一方面要控制民办高校发展，一方面又不能保障多数学生上公立大学，造成教师和学生玩了命地投入考试战争，造成了今天中国教育领域的种种弊端。

专横垄断造成短缺，造成教育精神的衰败，所以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一个令人悲叹的现象：天下混乱，没有政府统一控制的时期，往往是教育百花齐放大发展的时期。二千五百多年前，如果不是天下大乱，政府教育部门控制不了教育，孔子根本不可能开办私学，他的三千弟子（他们都是平民出身，而这之前平民没有权利受教育）不会有受教育的机会。满清王朝结束后的近代时期，兵荒马乱，政府教育控制松驰，中国教育因此而大发展。在教育开放自由的背景下，中国涌现出了以蔡元培、陶行知等为代表的成批的教育家，直到今天，我们主流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仍然达不到他们的水平。

天下乱，教育兴，这难道不是中国的悲哀吗？这说明集权过度，必然压制民间的教育活力。难道我们就不能找到天下太平和教育兴盛的统一点吗？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要想实现天下太平和教育兴盛的统一，我们需要的只能是一个服务型而非管制垄断型的教育行政部门。中外历史的经验都说明一点：政府垄断控制教育，教育数量一定短缺，教育质量一定低劣。说到底，中国教育事业的罪人是谁呢？教育行政垄断就是教育供给短缺和教育质量低劣的罪人。从教育供给数量来说，今天的中国，高考毛录取率超过了15%，教育行政部门大力宣传这个成绩，但不要忘了，今天中国普通初中升高中的比例仅有50%！大量的初中生与高中无缘。今天政府财政预算内拔款也仅占全国教育经费比例的56%左右，所谓的“义务教育”早就义务不了。而且近年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幅度一年比一年减少，中国的教育财政投入仍然不到GDP的4%这个印度的水平。从教育质量来说，我们的应试教育摧残学生，因此大量家庭只好将几十万孩子送出国学习，每年大量的外汇流出中国。

中国市场经济有了很大发展，民间积累了大量财富，只要教育行政部门的垄断权力被减少，教育独立和自由的空间加大，民间力量一定会迅速补入教育。现在，市场上有各式各样的服装、家用电器，这是政府重视和投入的结果吗？不是，正是政府不重视、不投入和管制减少的结果。

从经费上来说，中国的教育政策有三大弊端：一是教育财政不能保障公立中小学校免费教育和公立大学收费低收费；二是教育行政对民间私立学校招生、收费、税收、融资等进行打压和控制，使民间私立教育难以发展；三是教育行政部门将有限的公共财政资源投向建立重点中小学，人为造成公立中小学校际教育水平的差异，最后又借发展民办教育之名，将这些优势的公共教育资源转为垄断性的官僚教育资本，这些教育官僚资本赤裸裸地借行政暴力的力量，强占和垄断教育市场。

在1999年秋举行的面向21世纪民办教育国际研讨会上，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IFC）驻中国代表马若锦先生在发言中，介绍国际金融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已向11个民办教育机构提供了4400万美元的贷款，但中国还没有，原因是限制因素太多。他提到中国民办教育面临的四个问题：股本投资回报问题；投资义务教育的限制问题；民办教育企业能否上市问题；教育资产的抵押问题。这些问题都抓住了中国民间教育供给限制的要害。到目前为止，惟有第一个问题“股本投资回报问题”被羞羞答答地承认了。说羞羞答答，是因为附加了若干限制条款。供给短缺，是由于教育行政部门千方百计将社会的教育热情和力量挡在了教育领地外面，才使得中国教育缺少了百花齐放的活力。

社会不是没有扩大教育的热情和力量，而是没有从事教育的足够的权利。远的不说，我们可以近看韩国，它的高考入学率已超过66%，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因为韩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中，80%以上来自于社会和企业。现代、三星、大宇这些企业，都是韩国教育的积极投资者。韩国与中国同文甚至同种，它有这样的民间教育热情，我们中国就没有吗？韩国高等教育供给之所取得迅速提升，不是因为韩国政府的教育财政投入有多高，而是因为韩国没有“国家严格控制社会力量举办高等教育教育机构”这样的法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办教育在政策歧视和被不断打压中艰难而迅速地成长，就是中国社会教育热情的明证！但为了将社会和银行资金拖进教育领域以扩大教育供给，民办教育投资人为此所吃的苦头，岂是教育部门那些喝茶看报开会过日子的官僚们所能理解的！要解决教育供给不足的困难，不需要祈求教育行政部门重视教育和加大教育投入，而是需要争取教育行政部门少些管制少些垄断，要求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结束垄断，开放教育，给中国的教育投资人和教育者们以从事教育的自由和权利。总之，没有教育的民主化，就没有教育的足量化、高质量化和多样化。

从更根本的价值观来说，开放私立学校，不是什么成为公立学校的补充，也不是教育行政部门的恩赐，这本来就是教育权的社会化问题，本来就是主权在民的原则在教育领域的体现。美国大学公立与私立并存。私立学校中，又分营利与非营利的两种。不营利的私立学校，指学校拥有者不分利润走，而营利的则可分利润。营利的私立学校有614所，占全美高校的26.6%.2003年，全美私立学校学费平均水平为19710美元，私立学校学生年平均花费约为26860美元。虽然美国人均收入水平达到了35060美元的高水平，但这样的私立学费和教育花费水平（占美国平均收入水平的76%左右）仍然是许多低收入家庭难以承受的。也正因为有了这些私立收费学校，经济条件好的家庭的孩子不再来占有财政教育经费，美国大学的毛入学率才能突破80%的高水平。

私立学校的发展，能为低收入家庭留出公共教育资金，因此能有效地促进社会公平。正是因为想通了这个道理，发达国家在保障公立教育中小学免费和公立大学低收费的同时，鼓励和支持私立学校大发展。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总是说，要防止有人借教育之名来谋利，他们真的不明白，如果教育是一个十分赢利的行业，那么就会有大量资金涌入教育领域，最终必然在各学校的竞争中趋向平均利润率，而教育供给总量在这个过程中自然扩张了。从经济上说，没有赢利的空间和机会，没有赢利的预期，就根本不会有资本进入。如果要使私立学校得以大发展，从逻辑上就应当给私立学校创造出更多的赢利空间，以便让私人资本进入教育。这么简单的道理，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多年来就是悟不过来。如果没有足够的赢利能力，民办学校靠什么来积累和发展呢？资本追逐利润，如果教育领域充满赢利的空间和可能，谁会将资本抽逃出去呢？如果中国的私立教育事业充满了赢利的机会，那么不用教育行政部门做什么说服动员工作，大量的资本会进入并留在私立教育领域之中发展。如果中国的私立教育多一些利润空间，中国的教育供给不应当这样紧张，公立学校就不再有理由来狂收费了。

中国的私立教育可谓步履维艰，步步艰辛！粗略概括一下，建国后中国的私立学校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被改造和消灭的阶段。建国以来直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原本占中国教育半壁江山的私立学校几乎被清理干净。第二个阶段，是开放和打压并存的阶段。邓小平改革以来，国家在政策和法律上开始逐步鼓励民办学校发展，但同时教育行政部门却紧紧盯死和管制民办学校，就怕民办学校赚钱，千方百计压缩民办学校的收益空间，民办学校这个后娘养的孩子在歧视、冷眼、不公平待遇中艰难生长。第三个阶段，就是教育领域的官僚资本膨胀阶段。教育行政部门打着大力发展民办教育的旗帜，以各种不正当竞争手段，全力以赴扶持自己的由官僚资本控制的私立学校（公立大学所办的私立“独立学院”和重点中小学所办私立的“民校”），让与自己有关联利益的私立学校来占有生源和利润空间，对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私立学校进行围剿。他们从绝对不准社会办私立学校到以行政权力直接扶持自己的私立学校，摸着石头过河，从一块不公正的石头跳到另一块不公正的石头上。他们将教育行政专制垄断转化成了官商合一的教育官僚资本的垄断与腐败，加剧了中国“坏的市场经济”的恶化趋势。

民办教育投资人斗胆进入教育时，往往有这样的想法：仅靠政府的财政投入，不可能解决中国教育供给不足的问题。百姓教育需求的膨胀，一定会迫使教育行政部门逐步放松教育的管制，逐步给民办教育创造更好的营运环境。随着经济的日趋发展，社会会有愈来愈多的闲置资金，银行的存款也会愈来愈多，如果有一定比例的社会资金和银行资金进入教育，这对教育就会是一个根本的促进。于是，他们将自己积累的资金投入教育，试图牵引更多的银行资金和社会资金进入教育，实现教育经营与教育发展的统一。

这种今天看来很天真的想法，其实是有政策撑腰的。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领》就主张：“改变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并提出对社会办学“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十六字方针，许多民办教育投资人当时便据此认定：中国民办教育的春天到来了。

利用市场经营的力量和技能来发展教育，不仅有政策撑腰，在世界上更有成功的范例。美国有77家上市教育公司，这些上市教育公司不仅自己开办学校，还承包了美国许多公立学校。美国梅里尔&＃8226；林奇公司（MerrillLynch，美国最大的上市教育公司）和诺贝尔集团公司（Edison，美国上市教育公司）是许多民办教育投资人的榜样，这两家公司能从资本市场上融来几百亿美元投入教育领域，至今仍毫无颓势。

但问题在于，民办教育投资人显然低估了制度环境的滞后性。梅里尔&＃8226；林奇公司和诺贝尔集团公司之所以能持续稳定发展，除了内部管理的因素外，有利的社会生态起了重要的作用。教育自主和教育多元化的社会环境，政府面对公立教育和私立教育的一视同仁的平等政策，健康规范的资本市场等等，都是教育管理公司发展的重要条件。这些外部条件，中国根本不具备。于是，民办教育投资人不断在教育行政部门划定的铁笼中四处碰壁，不断在变动不已的教育政策环境中艰难挣扎。教育行政部门打个喷嚏，他们就会感冒，多打几个喷嚏，他们就会发烧。而这么多年来，他们几乎都处在不断感冒发烧之中。(燕南,www.yanna

比如，他们将自有资金投入学校，随后马上就会遇到融资困难。银行不给贷款，理由有两个：第一个理由是，教育是公益事业，公益资产不能用于抵押贷款；第二个理由是，法律规定教育投资人不能以赢利为目的，今后用什么收入来还款。银行贷款不通，资本市场不通，仅靠自己的自有资金绝对不够，怎么办？这就把他们逼向了储备金的办法。所谓储备金，指家长一次性交一笔钱给学校（不同阶段、不同学校8~20万不等），此外不再缴学费和伙食费，学校用这笔钱建设和运行学校，在学生离开学校的时候，学校将这笔钱如数还给家长。这样的融资方式，是由广东英豪学校首先采用的，以后为许多民办学校所采用。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这种融资来的资金，实际资金成本接近18%左右，这在1994年前后的经济热潮时期，学校还能撑得住，那时经济过热，不少金融机构高息揽储，钱存放在金融机构都可以得到20%左右的利息。但1996年底开始宏观调控，以后几年经济一路冷下来，银行存款利息一路下降，学校的储备金负担逐渐变成了套在学校脖子上的绞索。许多民办学校被逼破产关闭，即便到今天，活下来的许多民办学校仍然没有能把储备金的负担消化掉。只要宏观环境好，生活和融资环境好，回笼的现金流大，学校可以用新到的资金来补偿该还的资金，还有可能最终进入良性循环。如果宏观环境恶化，新进的资金量收缩，正常的资金流就可能中断，危机就可能以各种方式爆炸。面对金融机构存款利率走低的趋势，民办学校能不能将储备金用于其它经营以换取高收益呢？这样做，一是经营风险性大，二是不符合国家关于学校经营的规定。民办学校从融资方式到资金经营，与银行和教育部门的许多规定并不一致。储备金很容易被扣上乱集资的罪名，用储备金从事经营，也容易被当成挪用教育经费处理。有了学校就有了一份沉重的责任，为了支撑学校运行，有些与政策并不一致的事还得去做，民办教育投资人天天提心吊胆，就怕出事。可以说，根据上世纪90年代的法律和政策规定，在银行和资本市场对民办学校关上大门的情况下，许多民办学校就是在半违法的状态中启动的。好在小平南巡后几年，不怕犯错误，大胆尝试仍然是社会的主流风气。而今天，小平时代敢闯敢干的精神已一去不复返，动则得咎，谁还敢越雷池半步？

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出台，里面对民办学校创办人能否取得合理回报和银行对民办学校贷款放了口子。但是，政策是不配套的，抵押担保的法律之中，仍将学校资产视为公益资产，学校的贷款仍受到诸多限制。要想越过这些法律设置的障碍得到贷款，个人关系必不可少，这无形中大大增加了学校运行的成本和风险性。将社会资金、银行资金引向教育，这么一个理想主义的愿望，实现起来是多么的困难！个人在其中承担着许多不该承担的风险！在社会资金、银行资金与教育资金需求之间，存在着太多难以打通的法律和政策障碍，学校硬要打通这条路，等于是将负责人的命运赌了进去。教育是神圣的有意义的事业，但在中国，要想把民办教育撑下去，就得有点当年革命者的决心，随时准备牺牲。教育之难，如同穿过炼狱。

好不容易苦撑了多年，又等来了教育行政部门给民办教育雪上加霜的一天！这就是今年来连续出台的三大政策：独立学院、名校办民校和取消民办学校学历文凭考试。同时，在今年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下，民办机构在贷款上受到严格控制。这些政策的合力，一起将民办学校逼向了困境。《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细则》一出台，许多民办教育投资人就明白，这不是民办教育促进法，而是民办教育破产法。恐惧因此充斥着民办教育领域。笔者没有统计过，但从经验感受看，中国的民办高校应当有70%左右面临破产，能撑下去的为数不多了。

恶性抢夺：化公为私的“独立学院”和“名校办民校”

研究教育行政部门的几十年来的邪门做法，概括出“集权—养权—分权—享权”这样的历程。

所谓“集权”，指的是改革前几十年教育的全部公立化，以此建立起教育行政部门在教育领域惟我独尊的地位。

所谓“养权”，指的改革开放以来的重点学校的建设。教育行政部门对公立学校并不是一视同仁的，他们将国家财政资源集中起来养出了一批最强的公立学校。在高等教育领域，最终表现为“211工程”为代表的重点高校的建设，这些重点高校目前占全国高校总数的3%左右。各省市依样画葫芦，以财政资源重点扶持少数重点中学和小学。目前，全国重点中小学在全国中小学总数的2%左右。也就是说，全国公立学校中，也只有2~3%的学校得到了政府财力和政策的重点支持。目前，教育升学竞争的焦点，就是这2~3%的重点学校。教育行政部门“养权”的做法，使中国2~3%的学校成为著名大学、著名中学和著名小学，它们无论在校舍、师资、财力上都远远优于普通学校。“养权”阶段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持续到二十一世纪初。重点学校倾斜的政策，使重点学校成为家长们狂热争夺的对象，教育行政部门按区域划片入学的规定成为摆设，下发的成吨成吨的禁止乱收费的禁令成为空话，在中小学基础教育领域，“择校生”和重点学校高收费现象愈演愈烈。当然，所谓的“择校生”，无外乎三类人，这就是“条子生”（教育系统领导的条子）、“关系生”（非教育系统，但利害相关的单位领导）、“票子生”（塞钱进校），也就是有权有势的家庭。因此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一个逻辑：集中政府财力和政策搞重点学校，无论嘴上说得多么好听，其实是为自己的子女在搞重点学校。也就是说，将更多的公共财政资源转向于培养自己的子女。教育行政部门一边高喊禁止择校生和乱收费，一边继续大力支持重点学校，人为拉开校际水平的差距，这里面的矛盾他们难道会不明白吗？我们只要问一个问题：“重点学校”的好处主要被谁占有了？

所谓“分权”和“享权”，指的是2000年以来以“独立学院”和“名校办民校”为代表的公立教育资源的私有化进程。教育行政部门经过多年“集权”和“养权”的阶段，终于搞出了含金量很高的一批重点学校。而现在，教育行政官僚们（含公立学校的校领导们）不愿意这些名校继续姓“公”了，他们要将这批重点大学和重点中小学校的好处分归个人所有和享用，中国教育现在就进入了“瓜分”教育权力资源和“享受”教育权力资源的阶段。

所谓“独立学院”，指的公立大学设立民办的二级学院，这些学院依托原有公立大学的声誉和实力，降低录取分数线招生，实行高收费，而且许多独立学院的文凭仍以原校本部的名义颁发。2003年5月，教育部下发《关于规范并加强普通高校以新的机制和模式试办独立学院管理的若干意见》，鼓励独立学院发展。而且规定，独立学院只能是“民办”。当然，一般的“民”是很难染指这样的“民办”学校的。在这样的政策下，独立学院迅速发展，目前在25个省市已有300多所，在校本科生已有40多万人。

所谓“名校办民校”，指的是公立重点中小开办私有的“民校”，因此形成了“校中校”或“校外校”，这些“民办”学校对外实行高收费政策。在许多重点中小学，它们办的“民校”所收学生总数，已超过学生总数的一半以上。本应承担社会公平任务的公立教育也因此被列上了“十大暴利产业”的排行榜！

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重点高校办的“独立学院”和重点中小学办的“民校”直接无偿或低价利用原来母校的品牌、师资甚至教室开办，但高收入的学费都装入开办者们的个人腰包。面对社会的批评，教育部门的文件要求“独立学校”和名校所办“民校”要母校独立出来，做到独立品牌、独立法人、独立核算、独立校园、独立管理等。但是，教育部的要求也只是一种倡导，对那些并不真正“独立”的学校该怎么办呢？没听说过有谁因为“不独立”而受到处罚。公立重点学校的领导一方面从教育行政部门得到财政支持，一方面将血输到他们自己的私有学校之中，靠纳税人的血来养肥自己的“独立学院”和名校办的“民校”。

从公立名校中分出“独立学院”和“民校”，这是一个瓜分教育权力资源的过程。控制“独立学院”和名校办的“民校”，这是享用教育权力资源的过程。现在的教育行政部门，正热火朝天地忙于搞“分权”和“享权”之事。

“独立学院”和名校所办“民校”的受益人是谁呢？谁能成为高等教育的“独立学院”和中小学名校所办的“民校”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呢？只要清查一下，只会是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和校领导的利益关系户。教育行政部门的两个政策，就把多年争论不休的教育乱收费彻底合法化了，就把全国人民奉献的税收所养育出来的重点学校的教育资源一把收入个人口袋中，他们还将这种明目张胆的化公为私的行为美之名曰“发展民办教育”，还称这是将公立学校的教育资源与社会的资源结合起来的创举。但是，有多少“社会资源”进入了“独立学院”和公立名校所办“民校”呢？从笔者的调查看，不是社会资源进来了，而是权力资本化了，同一份公立教育资源，被挂上了两块牌子，收入进入了两个不同的财务系统而已。以公立的门脸，收私人的好处。在这样的政策下，教育供给的总量没有什么增加，教育思想和方法没有丝毫改变，但是教育资源的所有权和收益权则暗中被改变了。目前，这场瓜分公立重点学校教育资源的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在教育行政部门的垄断之下，教育这块圣地，都蜕变到什么地步了

教育行政部门为了给自己控制的“独立学院”争夺自费生资源，发出通知，规定自2005年起，原有的所有进行文凭考试试点的民办教育机构，一律终止招收文凭考试学生。同时，“独立学院”刚一成立，就拥有招收文凭考试学生的权力。这一收一放，就将原有的真正的民办高校逼入了死角。一些成立了十几年的真正的民办高校不能再搞学历文凭考试，而那些刚冒出来的“独立学院”就有学历文凭考试的资格，这就是教育行政部门的“依法教育”和“教育公平”！“独立学院”占用原有重点学校的资源，加上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权力的公开配合，马上抢占了原来的民办高校的市场份额，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竞争？教育上的官僚私人资本就用这样的不公平的行政手段来喂养自己！对公立重点学校来说，垄断造成短缺，短缺造成垄断利润，垄断利润造成腐败，一发而不可收拾。对民办学校来说呢，2003年，在教育行政部门支持的“独立学院”和“名校办民校”的高压之下，原有民办高校和民办中小学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等待它们的命运只有三条：破产（生源不足被迫关闭）、被兼并（被“独立学院”或名校所办民校兼并）、被招安（成为“独立学院”的分校或成为名校所办的“民校”）。面对无穷的变数和不可抗力，中国的民办教育投资人苦苦支撑了多少年，但这苦难何时是一个尽头呢？

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学家呼吁要市场经济不要计划经济，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经济学家们开始呼吁要公正的市场经济，不要特权垄断腐败的市场经济。没有竞争就没有繁荣，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没有公平的竞争就没有持续的繁荣，就没有社会矛盾的缓解，这个道理对现代中国可能更有针对性，尤其是今天中国的教育更有针对性。经济学家们也许没有想到的，最具有结构性和系统性的特权、垄断、腐败的市场化，不是发生在物质生产领域，而是静悄悄地发生在教育领域。这里的腐败静悄悄，但却来得更深更广更为隐晦，它是从灵魂的根根上开始腐败的，直接腐蚀着成亿的孩子、家长和教师，直接侵蚀着中华民族的本根。学校的数量似乎愈来愈多，大学也在不断扩招，这些表面成绩所掩盖的，是教育领域里严重的不公平，是教育的腐败，是教育精神的死亡，是教育行尸走肉的存在。

教育乃立国之本，教育兴，国家兴，教育坏，国本坏。再这样下去，中国的教育就死了。公立教育与私立教育必须严格分离，保障公立教育的公平，保障私立教育的自主，保障私立教育的公平竞争。概括起来，中国社会应当享有以下这些权利：

1、公立中小学全面实行义务教育，一律免费教育，不准收费。

2、公立大学实行低价收费，任何公立大学的年收费水平都不准超过中国人均年收入的50%.

3、教育财政投入必须保障上述原则的落实

4、公立学校不准开办私立学校，已开办“独立学院”和名校“民校”的，必须完全彻底的脱勾，以遏制教育腐败和保证私立学校的公平竞争；

乱收费范文篇9

教育也是维持社会公平的最后底线；

城乡最大的差距也在教育。

经济学家们也许没有想到的，最具有结构性和系统性的特权、垄断、腐败的市场化，不是发生在物质生产领域，而是静悄悄地发生在教育领域。这里地腐败静悄悄，但却来得更深更广更为隐晦，它是从灵魂的根根上开始腐败的，直接腐蚀着成亿的孩子、家长和教师，直接侵蚀着中华民族的本根。

谁在乱收费？

2003年7月，农民景统仕的女儿景艳梅考上了东北师范大学，学费要1万元。景统仕家里贫困，只好外出借钱。但他家里有的也只是穷亲戚。景统仕外出几天，空手而回。他听说可以为女儿申请大学的贫困生资助，就到当地派出所等部门盖章，以证明家境困难。没想到盖几个公章有这么难，他最终还是没有盖下章来。2003年7月14日这一天，景统仕喝下了农药。这是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在2003年8月6日播放的专题片——《贫困生：越过学费这座山》。面对电视镜头，景艳梅哭着说：“我爸爸回来，我不在眼前。他就跟我嫂子说，我已经老了，什么事都办不成了……”

许多民办学校每年都要免费招收相当一部分品学皆优的学生，东北师范大学是公立学校，公立学校应当为品学皆优的贫困学生提供帮助，为什么要向贫困生收取这么高的学费呢？国家有助学贷款政策，为什么景统仕的相关手续就办不下来呢？

1994年以前，教育行政部门对高校按计划招收的大学生实行公费培养，毕业后按教育行政部门的计划统一分配，大学生的在校学习的成本由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承担。“按考分选拔录取+公费生+工作统一分配”这样的政策，从1977年延续到1994年，约有17年的时间。17年的时间，免费上大学给多少贫困家庭的孩子带来了上大学改变命运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公立学校也开始招生部分自费生，逐渐形成了公费生与自费生并存的“双轨制”。但在多数情况下，所谓的自费生，主要是单位委托培养，学费由单位交给学校，不由学生和家庭承担。

1994年起，高校招生开始改为缴费上学，经过6年左右的时间，到2000年，缴费上大学基本在全国高校推开。一些专家论证说，大学不属于义务教育，是一种教育投资行为，理应收费。就这样，教育迅速与医疗、住房一起成为普通家庭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前面所述的陕西农民景统仕的悲剧，就是被高等教育费用这座急剧升高的大山所压垮的。面对这种情况，教育行政部门是不是没有行动呢？也有。为解决贫困生上学的问题，教育财政每年拔款约1亿元，用于对中央部属高校中贫困学生的资助，到2002年，这笔资助提高为每年2亿元。高速公路每公里成本就在1亿元左右，面对全国成千上万的贫困大学生，教育财政每年只拿出2亿元，这只能是杯水车薪！给人的感觉只能用两个字来表达：做秀！

一、教育乱收费的主观原因

初中属于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中国初中招生，从政策上看应当是按照划区招生、就近入学、学生享受公费培养的政策。初中的收费，是从“择校生”交的“择校费”开始的。由于教育行政部门培养支持重点学校的政策，人为造成了校际水平的差距，有权有势有门路的家庭，不愿再按照就近入学的规定办事，拼命将自己的孩子塞进重点学校，“择校生”开始出现，重点学校利用家长这种选校心情，开始以赞助费等各种手段实行收费招生。这种情况愈演愈烈，一些本来就属于重点学校划片招生区域的孩子，也必须交费上学了。1995年3月27日，国家教委召开了治理中小学乱收费的全国电话会议，义正词严地指出：“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初中和小学，必须坚持就近入学的原则，不准招收‘择校生’，严禁把资助同录取学生挂钩。”但是，据《人民日报》科教文部的一份调研报告，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北京海淀区“教育改革试验区”在全区率先恢复了小学毕业升初中的统考，允许各重点中学按分数录取一半名额，其余一半名额收费录取。收费标准是：海淀区的市、区重点学校每名学生收3~5万元，如首都师范大学附中每名学生收4万元。北大附中、清华附中还分别在香山中学、北京47中办“分校”，全部学生高收费，每名学生1.3~3万元。“十一学校”1995年只收了17%的义务教育生，其余名额均是收费“实验班”。初中择校收费马上扩散开来。到1996年，初中收“择校生”并收取高额费用之风已遍及全市重点学校。收费情况如下，北京市重点学校每名“择校生”收4~6万元，如二中、五中；区重点学校在3万元左右，如35中、14中；还有“准重点”，定价为每名学生约3万元，这些学校共有80所左右。初中高收费与高中高收费相互刺激，到1996年，高中招收“议价生”的收费标准，市重点学校已突破8万元，区重点已突破5万元。重点学校不断拉高录取分数线，以将更多的孩子变成“议价生”，收取高额学费。

1995年~1996年，北京教育界的奇观是：一边国家教委在高喊“就近入学，禁止招收择校生和高收费”，一边是国家教委眼皮子底下的北京各重点中学开始了大规模的招收择校生和高收费的收费运动，双方各得其所。一方面国家教委“贯彻落实”了中纪委第五次全会和国务院反腐败工作会议的精神，一方面是北京各重点学校实惠地狂收学费，大家相得宜彰。这样的“双赢”（教育行政部门嘴上不断反对乱收费和重点学校拼命不断乱收费同时并存）模式，被全国各地的教育行政部门和重点学校蜂起效仿，反对教育乱收费的文件愈来愈多，而教育乱收费一发而不可收拾。笔者问过一位教育行政部门的朋友：“明明知道管不住，明明不想管，为什么又不断发各种禁止乱收费的文件呢？”这位朋友面授机宜说：“发出了文件，说明我们重视，我们的责任就解脱了。上面说过了，下面不执行，这是下面的事。谁想真去执行！过去几年，择校生所交的高额费用，在绝大多数地方都要流入教育行政部门的账户，然后再分出来给学校。大家原本都是穿一条裤子的。现在，择校生交的费用，开始流向名校所办民校，屁股就控制了脑袋了。实在闹得过分，引出事件，找一两个下面的替罪羊就行了。上面永远没错，永远处于主动。”原来如此！原来他们不是不明白！这就是当下的教育行政管理！

中国公立教育高收费浪潮的引发者，就是教育行政部门多年来以国家财政经费喂养出来的公立重点学校，而它们高收费活动的积极保护者，就是不断下文反对乱收费的教育行政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对公立学校乱收费的保护，从上世纪90年代的暗保发展到了2003年的明保，面具终于公开扯下来了，这就是鼓励重点中小学“名校办民校”和鼓励大学兴办二级学院的“独立学院”政策的全面出台。至此，教育乱收费全部合法化，而且乱收来的费用，进了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领导的关系户（独立学院和公办民校的股东）的腰包。

2003年7月，教育行政部门发出《关于公办高中严格执行招收“择校生”“三限”政策的通知》，要求公办高中在招收择校生时，必须严格限人数、限分数、限钱数。看到这样的通知，就不免想起1995年3月27日教育行政部门治理中小学乱收费的全国电话会议上“必须坚持就近入学的原则，不准招收‘择校生’，严禁把资助同录取学生挂钩”的禁令。最近，教育行政部门又确定了“公立学校不择校，择校找民校”的政策。这样的政策其实是想暗示：择校费不要交到公办学校的账上，要交到教育行政部门支持举办的民校的账上。一句话，把钱直接交到他们的私人账号上。

根据今年中旬国家发改委提供的信息，全国价格举报的六个热点问题中，教育乱收费居首位，其次才是交通运输、医疗服务、房地产和物业、电力电信、政府职能部门等。教育至此成为中国十大垄断暴利行业的第二名。

二、教育乱收费的客观原因

公立中小学乱收费，除学校负责人的主观原因外，是不是没有客观原因呢？客观原因也确实有。与公立学校的校长们交流，他们也有苦衷。他们说：“不准收费，那么学校的营运无法维系，财政拔款不到我们支出所需的一半，要我们自筹。学校靠什么来自筹，不靠学费靠什么呢？现在校长们在忙什么？不就是在忙钱吗！没有钱就留不住骨干教师，没有钱就没法搞关系。如果我们不会搞钱，不敢分钱，我们这些校长如何当？”

查一下资料，我们就会知道这些公立学校的校长们并不是在讲假话，2002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支出为5367.66亿元，其中政府财政预算内拔款占全国教育经费比例的56.83%.也就是说，有2317亿多是各学校自筹的，主要是来自家长们。能不乱收费吗？有人因此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为3.41%，太低，这是全国公立学校乱收费的根源之一，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应当提高财政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财政投入不足，当然是中国公立教育供给不足和公立学校乱收费的一个原因，但为什么这个问题提了多年，仍然没有较大改观呢？近年来，中国税收占GDP的比例直线提高，税收增长速度每年都高于GDP增长2位数以上，2003年，全国财政收入突破了2万亿元，但是为什么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幅度却一年比一年减少呢？2002年就比2001年减少了5.08个百分点。财政教育投入本来就不足，而且许多资金并没有用到学生身上，这是公立学校乱收费难以遏制的客观原因。

中国的教育财政支出和支出审计，从来是一个黑洞，纳税人无法参与决策，为什么财政收入年年增高，但我们的财政教育投入仍然不能保证公立中小学的运行经费呢？为什么教育行政部门的办公大楼、宿舍修得很好、超标准超数量用车，而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学校却破败不堪呢？我相信，如果让纳税人来投票表决，大家一定会支持加大财政教育投入，让公立中小学一律实行免费的。我相信，如果让纳税人来监督，大家一定会让更多的财政教育投入经费真正用到教师和孩子身上，而不是大量用到教育行政官僚们身上。按2002年的数据，只要财政教育投入再增加2300多亿元，就应当可以保障公立学校的免费教育了。据有关研究，每年各级政府公款吃喝，就吃掉2000亿元。每年公车使用支出费用，就耗掉3000多亿元。也就是说，只要管好基层官员公款吃喝和公车消费，就可以轻松地挤出5000亿元的巨额资金，这笔资金的一半，就足以让全国公立小学中学和大学全部免费招生了。显然，变黑财政为透明，实现财政民主化，让纳税人知晓并参与财政决策，是解决教育乱收费的基本条件之一。同时，要开放社会各种非公教育基金的建立，对企业用于对贫困学生的支持款项，要抵扣税收，以鼓励广泛的社会助学活动。

教育供给为什么不足？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一个公平的社会，必须保障每个孩子免费上公立学校的机会，一个公平的社会，必须对企业和社会的助学活动给予开放和保护。中国的教育为什么如此僵此和稀缺？不是政府不重视和不投入，相反，正是政府过于关注和垄断教育投入了。教育行政部门的心态是，要扩大教育供给，也只能通过我们来做，别人不准进入我们的垄断领域。这是一种占山为王、控制地盘的行径！

高考的残酷竞争直接控制了中国的基础教育。为什么高考竞争如此残酷？正常的理由是，家长都渴望孩子升入大学，社会受教育需求极大，而高等学校有限，教育供给不足，所以高考就成为选拔淘汰学生的必由之路。一考定终生，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成千上万的孩子被挤落桥下。虽然残酷，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人们普遍认为，如果加大政府的财政投入，将来高等教育非常大众化了，大部分人都能进大学，也就不用这样严格了。也就是说，应试教育之罪，就罪在教育供给不足。

那么，为什么会教育供给不足呢？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因为国家太穷。某些分管教育的领导也常说：“穷国办大教育，办不起啊！”真是这么个道理吗？将教育供给不足归到“国家太穷”，这是从根本上掩盖了现行教育体制之恶。从这样的逻辑会引出这样荒谬的推理：过去为什么要围绕权力搞关系？为什么要搞配给制？为什么要发粮票、票、发肉票？为什么百姓难吃饱？为什么要向领导写思想汇报？都是因为国家太穷了。现在为什么出现学生在学习压力下自杀，为什么出现大量的考场作弊现象，为什么中国学生成为世界上最苦的学生，都是因为国家太穷了。一句“国家太穷了”，就能为教育的专横特权赋予合理性吗？(

中国教育供给短缺，不是因为国家太穷，而是因为教育行政部门全面控制和垄断了教育的权力。1997年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的第5条明确规定：“国家严格控制社会力量举办高等教育教育机构。”这样的规定到现在仍没有任何变化。为什么一定要“严格控制社会力量”进入高等教育领域呢？抬得上桌面的理由是什么呢？根本就不给你一个理由，反正就这么定了。民办高等教育在“严格控制”下如何发展呢？中国改革二十多年了，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的控制和垄断不是被减弱，而是变着法子地更加强化了。教育改革严重滞后，教育行政部门成为中国最后的最大的计划控制的堡垒，这是中国教育供给严重不足的总病根。

从历史原因来说，中国教育供给的严重不足，是从建国后教育的全面公立化改造开始的。

秦朝到满清二千多年的历史中，虽然政府也举办官办学校，但是私立学校总数仍然占绝大多数。到半个世纪前的1945年时，中国205所高等学校中，私立高校仍有81所，占高等学校总数的39%，占高等学校学生的37%左右。5073所中学中，私立中学仍有2152所，占学校总数的42.4%，占高中学生总数的39%左右。这说明即便在兵荒马乱的时代，非政府办学也占学生总数的近40%，社会力量是教育供给的重要依托。按照中国历史的传统，私立学校从来是教育供给的重要来源。建国后直到现在，这起码应该是40%左右的非政府教育供给力量被打掉了，中国教育的供给怎么会不短缺？(燕南,)

在当代富裕的发达国家，私立学校学生总数也仍然占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二左右。美国私立高等学校占学校总数的58%左右，日本的私立高校占其高校总数的71.1%，韩国的私立高校占其高校总数的80.5%，中国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的私立大学也占总数的50%和66.1%。即便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私立学校学生数也超过一半以上。印度私立大学占全国大学入学率的59%，印度尼西亚则高达94%。按照发达国家的特点，私立学校，尤其是私立的高等学校，是教育供给的主要力量。

无论是参照中国历史的教育传统还是参照当达国家的标准，中国公立学校一统天下的格局都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怪胎。现在人们都在埋怨学校太少，因此高考竞争严酷。但人们却没有想到，正是因为私立学校被消灭和压制，才造成了学校太少这种现象。按照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当达国家的经验，只要开放办学，民办学校的力量将会支持一半以上的高等教育。半个世纪前，中国兵荒马乱，积贫积弱，但是非政府办学尚能达到近40%的全国大学入学率，这说明了非政府办学的社会力量完全可以承担起半边天。但是实际情况是，直到今天，中国民办小学仅占全国小学在校生的1.83%，民办普通中学在校生仅占全国普通中学在校生的4.63%，民办高校在校生仅占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的2.19%。所以，中国的高等学校总数不够，根本不是因为什么“国家太穷”，而是因为教育行政部门太专横太垄断，而是因为中国的私立教育在种种压制和打击下发展不起来。试想想，如果近二十多年中国的私营经济没有发展起来，现有的国有经济如何解决就业！经济如此，教育也如此，逻辑是一致的。一看到教育供给不足，善良的百姓就会想，应当加大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但不妨想想，现在中国大学毛入学率刚突破15%，与此同时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不到3%。按此比例简单推算，中国大学毛入学率要提高到30%，财政性教育投入就应当占到GDP的6%。如果大学毛入学率要达到60%，财政性教育投入就应当占到GDP的12%，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达到这样的财政投入水平。显然，走增加政府教育财政性投入的路，只能解决部分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教育供给不足的问题。现在美国的公共教育经费占其GDP的5~6%左右，而其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超过80%，原因是什么呢？是社会教育自主化和社会资金的大量流入，是私立教育的大发展。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一方面要控制民办高校发展，一方面又不能保障多数学生上公立大学，造成教师和学生玩了命地投入考试战争，造成了今天中国教育领域的种种弊端。

专横垄断造成短缺，造成教育精神的衰败，所以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一个令人悲叹的现象：天下混乱，没有政府统一控制的时期，往往是教育百花齐放大发展的时期。二千五百多年前，如果不是天下大乱，政府教育部门控制不了教育，孔子根本不可能开办私学，他的三千弟子（他们都是平民出身，而这之前平民没有权利受教育）不会有受教育的机会。满清王朝结束后的近代时期，兵荒马乱，政府教育控制松驰，中国教育因此而大发展。在教育开放自由的背景下，中国涌现出了以蔡元培、陶行知等为代表的成批的教育家，直到今天，我们主流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仍然达不到他们的水平。

天下乱，教育兴，这难道不是中国的悲哀吗？这说明集权过度，必然压制民间的教育活力。难道我们就不能找到天下太平和教育兴盛的统一点吗？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要想实现天下太平和教育兴盛的统一，我们需要的只能是一个服务型而非管制垄断型的教育行政部门。中外历史的经验都说明一点：政府垄断控制教育，教育数量一定短缺，教育质量一定低劣。说到底，中国教育事业的罪人是谁呢？教育行政垄断就是教育供给短缺和教育质量低劣的罪人。从教育供给数量来说，今天的中国，高考毛录取率超过了15%，教育行政部门大力宣传这个成绩，但不要忘了，今天中国普通初中升高中的比例仅有50%！大量的初中生与高中无缘。今天政府财政预算内拔款也仅占全国教育经费比例的56%左右，所谓的“义务教育”早就义务不了。而且近年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幅度一年比一年减少，中国的教育财政投入仍然不到GDP的4%这个印度的水平。从教育质量来说，我们的应试教育摧残学生，因此大量家庭只好将几十万孩子送出国学习，每年大量的外汇流出中国。

中国市场经济有了很大发展，民间积累了大量财富，只要教育行政部门的垄断权力被减少，教育独立和自由的空间加大，民间力量一定会迅速补入教育。现在，市场上有各式各样的服装、家用电器，这是政府重视和投入的结果吗？不是，正是政府不重视、不投入和管制减少的结果。

从经费上来说，中国的教育政策有三大弊端：一是教育财政不能保障公立中小学校免费教育和公立大学收费低收费；二是教育行政对民间私立学校招生、收费、税收、融资等进行打压和控制，使民间私立教育难以发展；三是教育行政部门将有限的公共财政资源投向建立重点中小学，人为造成公立中小学校际教育水平的差异，最后又借发展民办教育之名，将这些优势的公共教育资源转为垄断性的官僚教育资本，这些教育官僚资本赤裸裸地借行政暴力的力量，强占和垄断教育市场。

在1999年秋举行的面向21世纪民办教育国际研讨会上，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IFC）驻中国代表马若锦先生在发言中，介绍国际金融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已向11个民办教育机构提供了4400万美元的贷款，但中国还没有，原因是限制因素太多。他提到中国民办教育面临的四个问题：股本投资回报问题；投资义务教育的限制问题；民办教育企业能否上市问题；教育资产的抵押问题。这些问题都抓住了中国民间教育供给限制的要害。到目前为止，惟有第一个问题“股本投资回报问题”被羞羞答答地承认了。说羞羞答答，是因为附加了若干限制条款。供给短缺，是由于教育行政部门千方百计将社会的教育热情和力量挡在了教育领地外面，才使得中国教育缺少了百花齐放的活力。

社会不是没有扩大教育的热情和力量，而是没有从事教育的足够的权利。远的不说，我们可以近看韩国，它的高考入学率已超过66%，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因为韩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中，80%以上来自于社会和企业。现代、三星、大宇这些企业，都是韩国教育的积极投资者。韩国与中国同文甚至同种，它有这样的民间教育热情，我们中国就没有吗？韩国高等教育供给之所取得迅速提升，不是因为韩国政府的教育财政投入有多高，而是因为韩国没有“国家严格控制社会力量举办高等教育教育机构”这样的法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办教育在政策歧视和被不断打压中艰难而迅速地成长，就是中国社会教育热情的明证！但为了将社会和银行资金拖进教育领域以扩大教育供给，民办教育投资人为此所吃的苦头，岂是教育部门那些喝茶看报开会过日子的官僚们所能理解的！要解决教育供给不足的困难，不需要祈求教育行政部门重视教育和加大教育投入，而是需要争取教育行政部门少些管制少些垄断，要求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结束垄断，开放教育，给中国的教育投资人和教育者们以从事教育的自由和权利。总之，没有教育的民主化，就没有教育的足量化、高质量化和多样化。

从更根本的价值观来说，开放私立学校，不是什么成为公立学校的补充，也不是教育行政部门的恩赐，这本来就是教育权的社会化问题，本来就是主权在民的原则在教育领域的体现。美国大学公立与私立并存。私立学校中，又分营利与非营利的两种。不营利的私立学校，指学校拥有者不分利润走，而营利的则可分利润。营利的私立学校有614所，占全美高校的26.6%.2003年，全美私立学校学费平均水平为19710美元，私立学校学生年平均花费约为26860美元。虽然美国人均收入水平达到了35060美元的高水平，但这样的私立学费和教育花费水平（占美国平均收入水平的76%左右）仍然是许多低收入家庭难以承受的。也正因为有了这些私立收费学校，经济条件好的家庭的孩子不再来占有财政教育经费，美国大学的毛入学率才能突破80%的高水平。

私立学校的发展，能为低收入家庭留出公共教育资金，因此能有效地促进社会公平。正是因为想通了这个道理，发达国家在保障公立教育中小学免费和公立大学低收费的同时，鼓励和支持私立学校大发展。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总是说，要防止有人借教育之名来谋利，他们真的不明白，如果教育是一个十分赢利的行业，那么就会有大量资金涌入教育领域，最终必然在各学校的竞争中趋向平均利润率，而教育供给总量在这个过程中自然扩张了。从经济上说，没有赢利的空间和机会，没有赢利的预期，就根本不会有资本进入。如果要使私立学校得以大发展，从逻辑上就应当给私立学校创造出更多的赢利空间，以便让私人资本进入教育。这么简单的道理，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多年来就是悟不过来。如果没有足够的赢利能力，民办学校靠什么来积累和发展呢？资本追逐利润，如果教育领域充满赢利的空间和可能，谁会将资本抽逃出去呢？如果中国的私立教育事业充满了赢利的机会，那么不用教育行政部门做什么说服动员工作，大量的资本会进入并留在私立教育领域之中发展。如果中国的私立教育多一些利润空间，中国的教育供给不应当这样紧张，公立学校就不再有理由来狂收费了。

中国的私立教育可谓步履维艰，步步艰辛！粗略概括一下，建国后中国的私立学校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被改造和消灭的阶段。建国以来直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原本占中国教育半壁江山的私立学校几乎被清理干净。第二个阶段，是开放和打压并存的阶段。邓小平改革以来，国家在政策和法律上开始逐步鼓励民办学校发展，但同时教育行政部门却紧紧盯死和管制民办学校，就怕民办学校赚钱，千方百计压缩民办学校的收益空间，民办学校这个后娘养的孩子在歧视、冷眼、不公平待遇中艰难生长。第三个阶段，就是教育领域的官僚资本膨胀阶段。教育行政部门打着大力发展民办教育的旗帜，以各种不正当竞争手段，全力以赴扶持自己的由官僚资本控制的私立学校（公立大学所办的私立“独立学院”和重点中小学所办私立的“民校”），让与自己有关联利益的私立学校来占有生源和利润空间，对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私立学校进行围剿。他们从绝对不准社会办私立学校到以行政权力直接扶持自己的私立学校，摸着石头过河，从一块不公正的石头跳到另一块不公正的石头上。他们将教育行政专制垄断转化成了官商合一的教育官僚资本的垄断与腐败，加剧了中国“坏的市场经济”的恶化趋势。

民办教育投资人斗胆进入教育时，往往有这样的想法：仅靠政府的财政投入，不可能解决中国教育供给不足的问题。百姓教育需求的膨胀，一定会迫使教育行政部门逐步放松教育的管制，逐步给民办教育创造更好的营运环境。随着经济的日趋发展，社会会有愈来愈多的闲置资金，银行的存款也会愈来愈多，如果有一定比例的社会资金和银行资金进入教育，这对教育就会是一个根本的促进。于是，他们将自己积累的资金投入教育，试图牵引更多的银行资金和社会资金进入教育，实现教育经营与教育发展的统一。

这种今天看来很天真的想法，其实是有政策撑腰的。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领》就主张：“改变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并提出对社会办学“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十六字方针，许多民办教育投资人当时便据此认定：中国民办教育的春天到来了。

利用市场经营的力量和技能来发展教育，不仅有政策撑腰，在世界上更有成功的范例。美国有77家上市教育公司，这些上市教育公司不仅自己开办学校，还承包了美国许多公立学校。美国梅里尔&＃8226；林奇公司（MerrillLynch，美国最大的上市教育公司）和诺贝尔集团公司（Edison，美国上市教育公司）是许多民办教育投资人的榜样，这两家公司能从资本市场上融来几百亿美元投入教育领域，至今仍毫无颓势。

但问题在于，民办教育投资人显然低估了制度环境的滞后性。梅里尔&＃8226；林奇公司和诺贝尔集团公司之所以能持续稳定发展，除了内部管理的因素外，有利的社会生态起了重要的作用。教育自主和教育多元化的社会环境，政府面对公立教育和私立教育的一视同仁的平等政策，健康规范的资本市场等等，都是教育管理公司发展的重要条件。这些外部条件，中国根本不具备。于是，民办教育投资人不断在教育行政部门划定的铁笼中四处碰壁，不断在变动不已的教育政策环境中艰难挣扎。教育行政部门打个喷嚏，他们就会感冒，多打几个喷嚏，他们就会发烧。而这么多年来，他们几乎都处在不断感冒发烧之中。(燕南,www.yanna

比如，他们将自有资金投入学校，随后马上就会遇到融资困难。银行不给贷款，理由有两个：第一个理由是，教育是公益事业，公益资产不能用于抵押贷款；第二个理由是，法律规定教育投资人不能以赢利为目的，今后用什么收入来还款。银行贷款不通，资本市场不通，仅靠自己的自有资金绝对不够，怎么办？这就把他们逼向了储备金的办法。所谓储备金，指家长一次性交一笔钱给学校（不同阶段、不同学校8~20万不等），此外不再缴学费和伙食费，学校用这笔钱建设和运行学校，在学生离开学校的时候，学校将这笔钱如数还给家长。这样的融资方式，是由广东英豪学校首先采用的，以后为许多民办学校所采用。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这种融资来的资金，实际资金成本接近18%左右，这在1994年前后的经济热潮时期，学校还能撑得住，那时经济过热，不少金融机构高息揽储，钱存放在金融机构都可以得到20%左右的利息。但1996年底开始宏观调控，以后几年经济一路冷下来，银行存款利息一路下降，学校的储备金负担逐渐变成了套在学校脖子上的绞索。许多民办学校被逼破产关闭，即便到今天，活下来的许多民办学校仍然没有能把储备金的负担消化掉。只要宏观环境好，生活和融资环境好，回笼的现金流大，学校可以用新到的资金来补偿该还的资金，还有可能最终进入良性循环。如果宏观环境恶化，新进的资金量收缩，正常的资金流就可能中断，危机就可能以各种方式爆炸。面对金融机构存款利率走低的趋势，民办学校能不能将储备金用于其它经营以换取高收益呢？这样做，一是经营风险性大，二是不符合国家关于学校经营的规定。民办学校从融资方式到资金经营，与银行和教育部门的许多规定并不一致。储备金很容易被扣上乱集资的罪名，用储备金从事经营，也容易被当成挪用教育经费处理。有了学校就有了一份沉重的责任，为了支撑学校运行，有些与政策并不一致的事还得去做，民办教育投资人天天提心吊胆，就怕出事。可以说，根据上世纪90年代的法律和政策规定，在银行和资本市场对民办学校关上大门的情况下，许多民办学校就是在半违法的状态中启动的。好在小平南巡后几年，不怕犯错误，大胆尝试仍然是社会的主流风气。而今天，小平时代敢闯敢干的精神已一去不复返，动则得咎，谁还敢越雷池半步？

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出台，里面对民办学校创办人能否取得合理回报和银行对民办学校贷款放了口子。但是，政策是不配套的，抵押担保的法律之中，仍将学校资产视为公益资产，学校的贷款仍受到诸多限制。要想越过这些法律设置的障碍得到贷款，个人关系必不可少，这无形中大大增加了学校运行的成本和风险性。将社会资金、银行资金引向教育，这么一个理想主义的愿望，实现起来是多么的困难！个人在其中承担着许多不该承担的风险！在社会资金、银行资金与教育资金需求之间，存在着太多难以打通的法律和政策障碍，学校硬要打通这条路，等于是将负责人的命运赌了进去。教育是神圣的有意义的事业，但在中国，要想把民办教育撑下去，就得有点当年革命者的决心，随时准备牺牲。教育之难，如同穿过炼狱。

好不容易苦撑了多年，又等来了教育行政部门给民办教育雪上加霜的一天！这就是今年来连续出台的三大政策：独立学院、名校办民校和取消民办学校学历文凭考试。同时，在今年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下，民办机构在贷款上受到严格控制。这些政策的合力，一起将民办学校逼向了困境。《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细则》一出台，许多民办教育投资人就明白，这不是民办教育促进法，而是民办教育破产法。恐惧因此充斥着民办教育领域。笔者没有统计过，但从经验感受看，中国的民办高校应当有70%左右面临破产，能撑下去的为数不多了。

恶性抢夺：化公为私的“独立学院”和“名校办民校”

研究教育行政部门的几十年来的邪门做法，概括出“集权—养权—分权—享权”这样的历程。

所谓“集权”，指的是改革前几十年教育的全部公立化，以此建立起教育行政部门在教育领域惟我独尊的地位。

所谓“养权”，指的改革开放以来的重点学校的建设。教育行政部门对公立学校并不是一视同仁的，他们将国家财政资源集中起来养出了一批最强的公立学校。在高等教育领域，最终表现为“211工程”为代表的重点高校的建设，这些重点高校目前占全国高校总数的3%左右。各省市依样画葫芦，以财政资源重点扶持少数重点中学和小学。目前，全国重点中小学在全国中小学总数的2%左右。也就是说，全国公立学校中，也只有2~3%的学校得到了政府财力和政策的重点支持。目前，教育升学竞争的焦点，就是这2~3%的重点学校。教育行政部门“养权”的做法，使中国2~3%的学校成为著名大学、著名中学和著名小学，它们无论在校舍、师资、财力上都远远优于普通学校。“养权”阶段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持续到二十一世纪初。重点学校倾斜的政策，使重点学校成为家长们狂热争夺的对象，教育行政部门按区域划片入学的规定成为摆设，下发的成吨成吨的禁止乱收费的禁令成为空话，在中小学基础教育领域，“择校生”和重点学校高收费现象愈演愈烈。当然，所谓的“择校生”，无外乎三类人，这就是“条子生”（教育系统领导的条子）、“关系生”（非教育系统，但利害相关的单位领导）、“票子生”（塞钱进校），也就是有权有势的家庭。因此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一个逻辑：集中政府财力和政策搞重点学校，无论嘴上说得多么好听，其实是为自己的子女在搞重点学校。也就是说，将更多的公共财政资源转向于培养自己的子女。教育行政部门一边高喊禁止择校生和乱收费，一边继续大力支持重点学校，人为拉开校际水平的差距，这里面的矛盾他们难道会不明白吗？我们只要问一个问题：“重点学校”的好处主要被谁占有了？

所谓“分权”和“享权”，指的是2000年以来以“独立学院”和“名校办民校”为代表的公立教育资源的私有化进程。教育行政部门经过多年“集权”和“养权”的阶段，终于搞出了含金量很高的一批重点学校。而现在，教育行政官僚们（含公立学校的校领导们）不愿意这些名校继续姓“公”了，他们要将这批重点大学和重点中小学校的好处分归个人所有和享用，中国教育现在就进入了“瓜分”教育权力资源和“享受”教育权力资源的阶段。

所谓“独立学院”，指的公立大学设立民办的二级学院，这些学院依托原有公立大学的声誉和实力，降低录取分数线招生，实行高收费，而且许多独立学院的文凭仍以原校本部的名义颁发。2003年5月，教育部下发《关于规范并加强普通高校以新的机制和模式试办独立学院管理的若干意见》，鼓励独立学院发展。而且规定，独立学院只能是“民办”。当然，一般的“民”是很难染指这样的“民办”学校的。在这样的政策下，独立学院迅速发展，目前在25个省市已有300多所，在校本科生已有40多万人。

所谓“名校办民校”，指的是公立重点中小开办私有的“民校”，因此形成了“校中校”或“校外校”，这些“民办”学校对外实行高收费政策。在许多重点中小学，它们办的“民校”所收学生总数，已超过学生总数的一半以上。本应承担社会公平任务的公立教育也因此被列上了“十大暴利产业”的排行榜！

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重点高校办的“独立学院”和重点中小学办的“民校”直接无偿或低价利用原来母校的品牌、师资甚至教室开办，但高收入的学费都装入开办者们的个人腰包。面对社会的批评，教育部门的文件要求“独立学校”和名校所办“民校”要母校独立出来，做到独立品牌、独立法人、独立核算、独立校园、独立管理等。但是，教育部的要求也只是一种倡导，对那些并不真正“独立”的学校该怎么办呢？没听说过有谁因为“不独立”而受到处罚。公立重点学校的领导一方面从教育行政部门得到财政支持，一方面将血输到他们自己的私有学校之中，靠纳税人的血来养肥自己的“独立学院”和名校办的“民校”。

从公立名校中分出“独立学院”和“民校”，这是一个瓜分教育权力资源的过程。控制“独立学院”和名校办的“民校”，这是享用教育权力资源的过程。现在的教育行政部门，正热火朝天地忙于搞“分权”和“享权”之事。

“独立学院”和名校所办“民校”的受益人是谁呢？谁能成为高等教育的“独立学院”和中小学名校所办的“民校”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呢？只要清查一下，只会是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和校领导的利益关系户。教育行政部门的两个政策，就把多年争论不休的教育乱收费彻底合法化了，就把全国人民奉献的税收所养育出来的重点学校的教育资源一把收入个人口袋中，他们还将这种明目张胆的化公为私的行为美之名曰“发展民办教育”，还称这是将公立学校的教育资源与社会的资源结合起来的创举。但是，有多少“社会资源”进入了“独立学院”和公立名校所办“民校”呢？从笔者的调查看，不是社会资源进来了，而是权力资本化了，同一份公立教育资源，被挂上了两块牌子，收入进入了两个不同的财务系统而已。以公立的门脸，收私人的好处。在这样的政策下，教育供给的总量没有什么增加，教育思想和方法没有丝毫改变，但是教育资源的所有权和收益权则暗中被改变了。目前，这场瓜分公立重点学校教育资源的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在教育行政部门的垄断之下，教育这块圣地，都蜕变到什么地步了

教育行政部门为了给自己控制的“独立学院”争夺自费生资源，发出通知，规定自2005年起，原有的所有进行文凭考试试点的民办教育机构，一律终止招收文凭考试学生。同时，“独立学院”刚一成立，就拥有招收文凭考试学生的权力。这一收一放，就将原有的真正的民办高校逼入了死角。一些成立了十几年的真正的民办高校不能再搞学历文凭考试，而那些刚冒出来的“独立学院”就有学历文凭考试的资格，这就是教育行政部门的“依法教育”和“教育公平”！“独立学院”占用原有重点学校的资源，加上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权力的公开配合，马上抢占了原来的民办高校的市场份额，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竞争？教育上的官僚私人资本就用这样的不公平的行政手段来喂养自己！对公立重点学校来说，垄断造成短缺，短缺造成垄断利润，垄断利润造成腐败，一发而不可收拾。对民办学校来说呢，2003年，在教育行政部门支持的“独立学院”和“名校办民校”的高压之下，原有民办高校和民办中小学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等待它们的命运只有三条：破产（生源不足被迫关闭）、被兼并（被“独立学院”或名校所办民校兼并）、被招安（成为“独立学院”的分校或成为名校所办的“民校”）。面对无穷的变数和不可抗力，中国的民办教育投资人苦苦支撑了多少年，但这苦难何时是一个尽头呢？

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学家呼吁要市场经济不要计划经济，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经济学家们开始呼吁要公正的市场经济，不要特权垄断腐败的市场经济。没有竞争就没有繁荣，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没有公平的竞争就没有持续的繁荣，就没有社会矛盾的缓解，这个道理对现代中国可能更有针对性，尤其是今天中国的教育更有针对性。经济学家们也许没有想到的，最具有结构性和系统性的特权、垄断、腐败的市场化，不是发生在物质生产领域，而是静悄悄地发生在教育领域。这里的腐败静悄悄，但却来得更深更广更为隐晦，它是从灵魂的根根上开始腐败的，直接腐蚀着成亿的孩子、家长和教师，直接侵蚀着中华民族的本根。学校的数量似乎愈来愈多，大学也在不断扩招，这些表面成绩所掩盖的，是教育领域里严重的不公平，是教育的腐败，是教育精神的死亡，是教育行尸走肉的存在。

教育乃立国之本，教育兴，国家兴，教育坏，国本坏。再这样下去，中国的教育就死了。公立教育与私立教育必须严格分离，保障公立教育的公平，保障私立教育的自主，保障私立教育的公平竞争。概括起来，中国社会应当享有以下这些权利：

1、公立中小学全面实行义务教育，一律免费教育，不准收费。

2、公立大学实行低价收费，任何公立大学的年收费水平都不准超过中国人均年收入的50%.

3、教育财政投入必须保障上述原则的落实

4、公立学校不准开办私立学校，已开办“独立学院”和名校“民校”的，必须完全彻底的脱勾，以遏制教育腐败和保证私立学校的公平竞争；

乱收费范文篇10

一、主要做法

（一）加强收费管理，规范收费行为

1、加强领导，落实责任。该区非常重视教育乱收费规范和治理工作，建立了“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部门单位各司其职的工作机制，成立了由区长任组长，分管区长任副组长，教育、物价、财政、监察、纠风、审计等部门单位负责同志为成员的规范和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会议，通报治理教育乱收费情况。区教育局也相应成立了规范和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领导小组,并按照“谁主管、谁负责，一把手负总责”的原则，明确各自的工作职责。每年，区教育局局长与各中小学校长，中小学校长与班主任及任课教师都分别签订了责任状。

2、广泛宣传，强化教育。该区积极采取多种形式，加大教育收费政策的宣传教育力度。一是编发《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简报》，宣传教育收费政策，通报教育收费情况。二是利用《青原新闻》、《吉安晚报》等新闻媒体广泛宣传，真正让收费政策家喻户晓。三是开展师德师风集中教育活动，强化对校长和教师的教育，纠正校长和教师思想上的错误认识，树立校长“学校乱收费，校长要撤职”的“高压线”意识，提高教师抵制乱收费行为的自觉性。

3、统一标准，规范操作。在收费工作中，该区中小学严格执行“一证、一牌、两公开、四统一”的“一费制”收费管理办法（一证即收费许可证；一牌即收费公示牌；两公开即公开收费项目及标准、公开收费使用情况；四统一即统一收费时间、统一收费项目、统一收费标准、统一使用财政部门印制的收费票据）。高中阶段收费也严格按照省定标准在开学时“一次性”收取，杜绝临时收费的发生。严格执行公办高中择校生“三限”政策（即限人数、限钱数、限分数）。20**年，该区井冈山师院附中高中统招生为990人，统招分数线为395分，按有关政策，该校可招择校学生200名，择校费最低为7800元，但考虑到人民群众的利益，该区要求该校招择校生不超过50名，择校费不超过5000元，调剂出的150名用于招统招生，受到了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二）加大政府投入，强化政府行为

加大政府投入是从源头上治理教育乱收费的根本措施，近年来，该区政府积极筹措资金，在保证教育经费法定增长的基础上，加大教育投入，确保学校正常运转。

1、校舍建设和危房改造资金由区财政统筹。自20**年秋季实行“一费制”以来，该区共筹措校建资金2809万元，其中区本级858万元，新建校舍62422平方米。改造一类危房12000多平方米，至2006年，全区消灭了一类危房，二、三类危房仅占校舍面积的0.9%和0.8%。

2、全区教师工资由区财政统发，教师医疗保险、合同制工人养老保险学校负担部分也全部由区财政负担。

3、生均公用经费由区财政统拨。20**年，该区按超过省定标准20元和10元拨付了中小学生均公用经费。20**、2006年中小学生均公用经费按省定标准及时足额拨付到位。

4、切实加强扶贫助学工作。近年来，青原区积极从财政拨付扶贫助学资金28.3万元，乡镇筹集扶贫助学资金26万元，社会捐资22万元，扶助贫困学生3000多人，减免3332名学生的课本费。该区还积极开展“百校千村助成才”活动，组织全区副科级以上单位和农村学校、副科级以上干部和贫困学生进行“1+1”结对帮扶，目前，全区有48所学校和548名学生得到了帮扶。实现了学生不因家庭贫困而辍学，全区中小学生辍学率明显下降，20**年初中三年保留率达96%，小学辍学率仅为0.12%。

（三）强化监督惩处，从源头治理教育乱收费

1、建立多元化的监督机制。一是在全区范围内聘请了16名“教育收费监督员”，接受社会的监督。二是在各校设立了乱收费举报箱，接受学生的监督。三是实行校务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四是开通了区长直通电话，听民声，解民忧。公布物价、纠风、教育部门的监督举报电话，随时受理群众的举报。五是成立“教育会计中心”，负责对各中小学资金的收支、拨付、使用的直接管理和全程监督，有效预防中小学乱收费行为。六是在全区普遍开展创建规范教育收费示范校活动，实行自我监督。积极响应省教育厅组织开展的创建规范教育收费示范县和示范校活动，在全区普遍开展了创建规范教育收费示范校活动，让学校自我加压，自我约束，自我监督，切实提高树立教育良好形象的自觉行为。目前，天玉中学和值夏小学等两所第一批区级“规范教育收费示范校”学校已挂牌。

2、建立长效监督检查机制。一是做好开学收费监督。每学期开学收费时，区教育局下派干部到学校进行现场监督。二是做好收费自查工作。各中小学对照收费标准进行自查，及时发现和纠正存在的问题。三是做好常规检查。区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领导小组通过听、查、访、看、谈等方式，每学期对全区各中小学进行不定期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四是加强财务审计。每学年，区教育局、审计局对各中小学的财务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一次审计，防止学校乱收滥支现象的发生。

3、严格实行乱收费行为“问责制”。严格执行评先、晋级“一票否决”制度，凡被发现有教育乱收费行为的学校，一律取消直接责任人和单位主要负责人当年的评先和晋级资格。

4、加大对乱收费案件的查处力度。严格按照有案必查、有错必改、违纪必究的原则，加大对乱收费案件的查处力度，查处案件不护短、不手软。

二、工作成效

（一）社会满意

该区在规范和治理教育乱收费后，教育乱收费投诉案件明显减少。20**年1—6月（规范和治理教育乱收费前），全区共收到教育乱收费举报件35起，查实15起，清退乱收费金额17万余元，一位校长被撤职。20**年9月—20**年12月（规范和治理教育乱收费后），全区共收到教育乱收费举报件6起，查实2起，清退乱收费金额2000余元。2006年元月至今教育乱收费举报件为0件。20**年（规范和治理教育乱收费前），教育系统在全区行风评议中排名第21位，20**年（规范和治理教育乱收费后），教育系统在全区行风评议中排名第4位，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树立了教育部门和学校良好的形象。

（二）家长满意

根据调查，该区规范和治理教育乱收费后，初中每生每学年比规范和治理教育乱收费前减少各项收费140--260元，小学每生每学年比规范和治理教育乱收费前减少各项收费120--220元，切实减轻了学生家长经济负担，家长满意了。

（三）学生满意

规范和治理教育乱收费前，学校要求学生补课，要求学生购买教辅材料每科多达三四种，学生课余、寒暑假及双休日基本没有休息，没有一点自由支配的时间。规范和治理教育乱收费后，学校强制学生补课、强制学生购买教辅材料的现象得到了有效遏止，学生的负担得到了减轻，学生满意了。

（四）教师满意

规范和治理教育乱收费以前，表面上学校收了钱，增加了收入，实际上学校和教师用不到多少，教师意见大。规范和治理教育乱收费以后，学校财务更规范，杜绝了学校小金库，预防了腐败行为，教师更满意了。

三、问题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