梨洲史学范文10篇

梨洲史学范文篇1

作为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的黄宗羲一直纠缠着众多学者的情怀。有关他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大多围绕其民主思想启蒙思想进行阐发。究其原委，概因《明夷待访录》对清末民初的思想学术影响极大，而这段时期的思想学术可谓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的风向标。研究梨洲史学的文章相对集中于以下两端：第一，突出他对学术史的贡献。梁启超把他和司马迁、杜佑、袁枢、司马光、郑樵并称为中国史学史上的六君子，理由就是他“创为学史之格”。(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九·新史学·中国之旧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仓修良也大力张扬此见，认为“黄宗羲在史学方面的贡献，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显著者自然莫过于《明儒学案》的著作”。(注：《黄宗羲的史学贡献》，载吴光主编《黄宗羲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楼毅生在《论黄宗羲的史学思想及其影响》一文也认为：“黄宗羲在史学上最杰出的贡献，是他对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注：楼毅生：《论黄宗羲的史学思想及其影响》，《河北学刊》1995年第6期。)第二，强调其对明史的贡献。杜维运的《黄宗羲与清代浙东史学之兴起》，汤纲的《黄宗羲与<明史>》、《<明文海>初探》，陈恭禄《<弘光朝实录>的作者及史料价值》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章。

把黄宗羲的政治思想与史学思想分割开来，这可能是一种误解。梁启超在把黄氏推为清代史学之祖时，认为“其最有影响于近代思想者，则《明夷待访录》也”。(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到了金毓黻那里，《明夷待访录》则完全与史学脱离了干系。金氏认为：“或以所著《明夷待访录》见推，此概寄其政治思想，而无与史学者也。”(注：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54页。)其后学者多持此见。80年代后，研究者逐渐认识到《明夷待访录》的史学意义。白寿彝认为：“黄宗羲晚年著《明儒学案》，……是学术史的一种体裁，在中国史学史上有它一定的地位。但黄宗羲更大的贡献，是他的《明夷待访录》。这部书篇幅不大，但它尖锐地揭露、批判封建政体的腐朽。这是反对封建专制的一部破天荒的著作。这一向被认为是一部政论书，实际上也是一部史论书。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史学上的光辉著作。”(注：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页。)白先生的看法要言不凡，切中要害。不过，即使90年代，在有关黄宗羲史学的研究论文中，对这一点仍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总体说来，以往的研究触及到了梨洲史学活动的方方面面，但对其史学的核心内容表述得不够充分。梨洲史学的核心内容应是：史学家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一个历史学家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外化。表现到行动层面，就是不遗余力地搜集和保存史料，以求保存历史轨迹的真实(历史感)；就是苦心孤诣地探求明朝覆亡的因缘，以求历史发展的规律，强健现实的社会(时代感)；就是对现实的大力抨击与对理想社会的精神构造，以求启蒙未来(超时代性)。以上是黄宗羲一生史学活动的主体，也是梨洲史学的三个特点，兹论述于下：

“国可灭，史不可灭”的历史感

黄宗羲对明清之际历史日就零落芜没的状况至为伤怀。他说：“尝读宋史所载二王之事，何其略也!夫其立国亦且二年，文、陆、陈、谢之外，岂遂无人物?顾问陆君实有日记，邓中甫有《填海录》，吴立夫有《桑海遗录》，当时与文、陆、陈、谢同时之人，必有见其中者，今亦不闻存于人间矣。国可灭，史不可灭。后之君子，能无憾耶?”(注：《黄梨洲文集》，《户部贵州清吏司主事兼经筵日讲官次公董公墓志铭》。)这种强烈的历史感促使他一生以保存历史为己任，“后死之责，谁任之乎?”(注：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二卷，《弘光实录抄序》，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他通过各种途径保存所能了解的史实。无论是搜集整理史料、撰写碑文墓表、书写诗文，还是编撰史著、编选明人文集，莫不寄托着存史的信念。

(1)撰成《弘光实录抄》、《行朝录》

《弘光实录抄》为黄宗羲所存的一部重要南明史著，书中保存了大量弘光朝的史实。弘光帝亡后，局面愈加混乱，黄宗羲原志于修之成史，奈何不尽得其详。用他自己的话说：“向在海外，得交诸君子，颇欲有所论者。旋念始末未备，以俟他日搜寻零落，为辑其成。荏苒三十载，义熙以后之人，各言其世；而某之所忆，亦忘失大半。邓光荐《填海录》不出，世为太史氏之言是信。此聊尔谈，其可已夫!”(注：《黄宗羲全集》第二卷，《行朝录序》。)于是广搜遗逸，根据自己的见闻，成《行朝录》，自称以便将来补史之不足。

(2)藏史于碑铭墓表

在黄宗羲看来，碑铭墓表属于历史一类的文章。他一生不但撰写了大量的碑铭墓表，而且尽量用史家笔法。如他写丘吁抚六合时“单骑入城”“为民请命”，写他为刑部郎中时“平反大狱数十条，大力之喜怒不能动摇”。写他出守汉阳时“裁量军需，无仓促匡襄之患。晨其坐堂皇，庶民直入奏事，不设遮拦，晓指枉直，无不满志而去”。大吏到晴川阁视察，索要藤床，丘吁把大吏带去看自己的卧榻，“乃白板也”。(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山西右参政吁之丘公墓碑》。)通过黄宗羲之笔，一个循吏的形象活脱脱地出现了。在《王仲伪墓表》中，他写道：“此纸不灭，亦知稽山块土，曾塞黄河也”。(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王仲伪墓表》。)强烈的历史感力透纸背。

(3)以诗文补史

黄宗羲认为诗文与历史著作相为表里，同样反映历史的真实面目。他在《姚江逸诗序》中写道：“孟子曰诗亡然后春秋作，是诗与史相为表里者也。故元遗山《中州集》窃取此意，以史为纲，以诗为目，而一代人物，赖以不坠。”(注：《黄梨洲文集·序类·姚江逸诗序》。)在《万履安先生诗序》中又说：“逮夫流极之运，东观兰台但记事功，而天地所以不坠，名教之所以仅存者，多在亡国之人物，血心流注，朝露同销，史于是而亡矣。犹幸野制遥传，苦语难销，此耿耿者明灭于烂纸昏墨之余，九原可作，地起泥香，庸讵知史亡而后诗作乎?是故景炎、祥兴，宋史且不为之立本记，非指南集杜，何有知闽广之兴废?非水云之诗，何由知亡国之惨?非白石黑发，何由知竺国之双经?陈宜中之契阔，心史亮其苦心；黄东发之野寺，室幢志其所处，可不谓之史诗乎?元之亡也，渡海乞援之事，见于九灵之诗，而铁崖之乐府，鹤年席帽之痛苦，犹然金版之地也，皆非史之所能尽也。”(注：《黄梨洲文集·序类·万履安先生诗序》。)正是有这种对历史的深邃洞察与现实的遭际使他作诗时多有存史之意。在《南雷诗历》题辞中他写道：“按年而读之，横身苦趣，淋漓纸上，不可不谓逼真尔。”(注：《黄梨洲文集·序类·诗历题辞》。)编《姚江逸诗》，目的是“士生后士，凭虚而观盛衰之故也”。把他对历史的见证浓缩进了诗篇。

黄宗羲著文，亦意在存史。在《南雷文约凡例》中写道：“余多叙事之文，尝读姚牧庵元明善集，宋元之兴废，有史书之未详者，于此可考见，然牧庵明善，皆在廊庙，所载多战功。余草野穷民，不得名公巨卿之事以述之，所载多亡国之大夫，地位不同耳，其有裨于史事之缺文一也。”《海外恸哭记》便是他的“叙事之文”，晚年之《思旧录》，对生平所识之人多加追忆，有一事一语者皆录之。他还有意识地通过撰写行状来存历史之面目。在《移史馆熊公雨殷行状》中，他对熊雨殷的康清行状作了详尽的纪录，其目的在于“公魂无庙，幽铭阳碣，无地可施，爰行状一通，移之史馆，以为列传之张本也”。(注：《黄梨洲文集·传状类·移史馆熊公雨殷行状》。)出于这样的考虑，他写下了《移史馆章格庵先生行状》、《子刘子行状》、《柳敬亭传》、《移史馆先妣姚太夫人行状》等一批杰出的人物传记，为史学家撰写历史提供了大量资料。

(4)编选明人文集

从康熙四年(1665)到康熙十四年(1675)，黄宗羲从众多文集中选编成《明文案》217卷。以此为基础，他又花近20年时间，在84岁(1694)那年编成《明文海》482卷。《明文海》的一大特色是收录了相当的传记。在卷387至卷428传记中，黄宗羲搜寻了名臣、能臣、文苑、儒林、忠烈、名将等20类人物的传记300多篇。卷429至卷472也以同样的分类方法收录了墓文320多篇。这600多人的事迹大多在正史中没有记载。在黄宗羲看来，当代人的文章可以补史之不足。他说：“余选明文近千家，其间多有与实录异同，概实录有所隐蔽，有所偏党，文集无是也。且实录止据章奏起居注而节略之，一人一事之本末不能详也。即如永嘉，非先生之诗文，亦恶知其恃宠妒贤如此?所谓脔谄魂于下泉者，何必在史官哉!”(注：《黄梨洲文集·序类·陆石溪先生文集序》。)这就是他编《明文案》与《明文海》的旨趣所在。这些传记为研究明代正史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5)关注官修《明史》

黄宗羲撰《明史案》、编明人文选等举动都围绕修史展开，因时事变故，明史没有修成。康熙十八年(1679)，清朝重开史局纂修明史，监修徐元文向康熙推荐黄宗羲，朝廷特旨以礼敦请，黄宗羲为存臣节，以老病疏辞。黄宗羲虽然自己没有直接参与朝廷修史，但是对此十分关心。在给万斯同送行时，他以《大事记》、《三史抄》授之。并作诗送别，其中有“四方声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之句，拳拳之心，于此可鉴。黄百家北上时，黄宗羲又写书与之，云“昔闻首阳二老，托孤于尚父，遂得三年食薇，颜色不坏。今我遣子从公，可以置我矣”。可见，其对修史一直耿耿于怀。在《叙万氏补历代史表》中，他又悲情满怀地写道：“嗟乎!元之亡也，危素趋报恩寺，将入井中，僧大梓云：‘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后修元史，不闻素有一词之赞，及明之亡，朝之任事者众矣，顾独藉一草野之万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注：《黄梨洲文集·序类·叙万氏补历代史表》。)“公死是死国史也”也是支撑他活下去的信念，撰修明史，必定是他多年的夙愿。

明史纂修过程中，黄宗羲常与明史总裁等人书信往来，探讨明代史事，从内容到体例，影响着明史的修撰。全祖望曾说：“公虽不赴征书，而史局大案，总裁必咨于公，如《历志》出于吴检讨仁臣之手，乞公审正，而后定其论。宋史别立道学传，为元儒之陋，公谓明史不当仍其例。时朱检讨彝尊方有此议，汤公斌出公书示众，遂去之。至于死忠之籍，犹多确核。地志亦多取公今水经为考证。”(注：王政尧点校：《黄宗羲年谱》，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2页。)这一段话，道出了黄宗羲对《明史》的影响。

真实是历史记录的生命，是历史学大厦赖以建筑的基础，也是自古及今的史学家所不断追求的目标。黄宗羲不仅大量存史，同时对其真实性有极高的要求。针对当时私人修史之风盛行，而又多讹误的情形，他愤慨地写道：“近时伪书流行，聊举一二，如甲申之死，则杂以俘戮；逆阉之难，则杂以牖死；杨嗣昌丧师误国，东心诗颂其劳；洪承畴结怨秦人，绥寇纪张其挞伐。高官美谥，子姓私加；野抄地志，谶儿信笔。”(注：《黄梨洲文集·序类·明名臣言行录》。)“余观当时，不论何人皆好言作史，岂真有三长足掩前哲。亦不过此因彼袭，攘袂公行。……不能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终，徒据残书数本，谀墓单辞，便思抑扬人物，是犹两造不备而定爰书也。”(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谈儒木表》。)“逆阉之乱，去今五十余年，耳目相接，其大者已抵牾如此，向后欲凭纸上之语，三写成乌，岂复有实事哉。”此类论述在黄宗羲文中俯拾皆是。历史学家的责任感促使他在自己的著述中极其注意忠实历史。如给神宗时谏官姜应麟所作墓志铭，与姜氏家人提供的材料多有出入。为此，黄宗羲特意附信，说明自己更改的理由。文中不仅纠正了原作的几处史实错误，而且对形容太过的地方加以修改。“凡碑版之文，最重真实”，(注：《黄梨洲文集·杂文类·辨野史》。)这是黄宗羲的信念。

“为天下、为万民”的时代感

历史学不是脱离现实的纯学问，历史学家也不是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的局外人。面对明清之际的丧乱，黄宗羲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作为一个乱世历史学家，黄宗羲的史学具有更为强烈的时代感。黄宗羲探索历史治乱之道，着重于分析明代衰亡的各种原因，并提出改良社会的措施。《明夷待访录》是对有明一朝各种制度最为直接的剖析，其他散布于《弘光实录钞》、《行朝录》以及所写墓志铭等文章中的诸多议论也都体现了一个乱世史学家解读历史的使命感。

(1)《明夷待访录》是对明代历史的深刻解剖

黄宗羲在该书中对明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展开了分析。

在“置相”一章中，他开头便指出“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这真是非常深刻的见解。朱元璋罢宰相，专制皇权达到中国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程度，也为其后王朝政治的种种弊端种下了祸根。黄宗羲从设宰相的本来含义来说明罢相之失：“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不亦并传子之意而失者乎?”对于有人认为大学士有宰相之实的看法，黄宗羲反驳道：“或谓后之入阁办事，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也。曰不然。入阁办事者职在批答，犹开府之书记也。其事既轻；尔披答之义，又必自内授之而后拟之，可谓有其实乎!”朝廷中真正有宰相权力的是太监，“刘皇帝”刘瑾，“九千岁”魏忠贤，哪一个不是罢相的硕果!黄宗羲对此看得十分透彻：“吾以为宰相之实者，今之宫奴也。盖大权不能无所寄。彼宫奴者，见宰相之政事坠地不收，从而设为科条，增其职掌，生杀予夺出自宰相者，次第而尽归焉。有明之阁下，贤者贷其残膏剩馥，不贤者假其嬉笑怒骂，道路传之，国史书之，则以为其人之相业矣。故使公奴有宰相之实者，罢丞相之过也。”(注：《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置相》。)正是由于罢宰相，为其后的宦官专权提供了契机。正是由于罢宰相，为其后的大学士办理政事设置了诸多的障碍。大学士中能者即使如张居正，也不得不对太监小心翼翼。政事不治，不为罢相之责乎?黄宗羲的认识不为深刻乎!

科举制度发展到明代，已经相当完备成熟。非常严格的八股取士，在给朝廷选拔人才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另外一方面，八股文也严重束缚了读书人的思想和精神。很多知识分子穷一生时间应付考试，却没有学到什么有用的知识。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参加考试就不能得到任用。黄宗羲看到了其中的弊端，他认为科举制度是对人才的一种约束。他对古今取士之法作了对比，认为古代是宽取严用，而今是严取宽用。宽取严用，所以人才不得遗漏，任用者也不敢疏忽大意。严取宽用，止科举一种途径，“虽使古豪杰之士若屈原、司马迁、相如、董仲舒、扬雄之徒，舍是亦无由进取之，不谓严乎哉!……则豪杰之老死丘壑者多矣”。(注：《明夷待访录·取士》。)不仅豪杰老死丘壑者多，在位者也多不得其人。明代社会不是缺乏有用的人才，不然明亡时何以涌现出那么多文武之士，缺乏的是朝廷对人才的有效选拔和任用。谁能说对人才的取用不当不是明亡的一大原因?清朝皇帝就吸取了历史教训，几度开博学鸿词科，大肆网罗人才。

明代末期，土地兼并问题非常严重，亲王勋戚和宦官庄田多得惊人。世宗赐景王朱载圳湖广田四万多顷。神宗晚年封给福王朱常洵洛阳，赐田四万顷。而老百姓的土地少得可怜，真正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农民占有土地如此之少，却还要承担沉重的赋役，三饷加派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黄宗羲看到的明末田赋对人民造成的压力：“斯民之苦暴税久已，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无等第之害。”“万历间，旧饷五百万，其末年加新饷九百万，崇祯间又增练饷七百三十万，倪元路为户部，合三饷为一，是新饷练饷又并入两税也。至今日以为两税固然，岂知其所以亡天下者之在斯乎?……嗟乎!税额积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也亦无几矣。”(注：《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田制一》。)不得生便揭竿而起，大大小小的民变直接威胁了明朝政府的存亡。李自成等一提出“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便大得人心，连“京师百姓也幸灾乐祸，俱言李公子至穷人给银五两，往往如望岁也”。(注：刘尚友：《定思小记》，转引自顾诚《南明史》第3页。)这是统治者所始料未及却也是必然的结果，黄宗羲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宦官专权是明代政治的一大特色。阉宦之祸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在黄宗羲看来，以往宦官专权都没有明代厉害。因为“汉唐宋有干朝政之阉宦，无奉行阉宦之朝政。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披答，先有口传后有票拟。天下之财赋，先内库而后太仓。天下之刑狱，先东厂而后法司。其他无不皆然。则是宰相六部，为阉宦奉行之员而已。……今也衣服饮食马匹甲仗礼乐货贿造作无不取办于禁城数里之内，而外廷所设之衙门，所供之财赋，亦遂视之为非其有，哓哓而争。使人主之天下不过此禁城数里之内，皆阉宦为之也”。(注：《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阉宦下》。)黄宗羲有些过分夸大了明代宦官之害。汉唐数代皇帝直接死在宦官手中，明代宦官固然为非作歹，不过即使显赫者如魏忠贤，年轻的崇祯皇帝一声令下，他也即刻成为刀下之鬼。黄宗羲把宦官专政的原因归咎于皇帝对廷臣与宦官关系的一种颠倒，“夫人主之有阉宦，奴婢也，其有廷臣，师友也。所求乎奴婢者使令，所求乎师友者道德。师友以规过为贤，奴婢而过失其过失，则为悖逆矣。自夫阉人以为内臣，士大夫以为外臣……人主亦即以奴婢之道为人臣之道”。(注：《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阉宦下》。)这是不争的事实。

(2)其他史著中亦不忘时时探求治乱之源

众所周知，朋党是明朝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黄宗羲认为以往的论者只看到朋党“但营门户，无恤国是已尔”。(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对于真正亡国的原因，“皆不能指其事实”。(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在黄宗羲看来，党争对皇帝造成的影响才是朋党祸害的根源。“逆案虽未翻，而烈皇帝之胸中，已隐然疑东林之败类。由是十余年之行事，亲小人而远君子，以至于不救，然则有明之亡，非逆案之小人亡之乎”?(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这并非崇祯帝容易被小人左右，而是由于东林党人本身所作所为让崇祯帝对他们失去了信任。他说：“烈皇帝拨乱反正之才，有明诸皇帝皆所不及。承熹宗芜秽之后，锐于有为。向若始时即得公等六七人而辅之，开诚布公，君臣一体，全不提防，其于至治也何有。自蒲州出而失望，见制于小人，所谓君子者，往往自开破绽。烈皇帝遂疑天下之士莫不贪欺，颇用术辅其资，好以耳目隐发为明。陆敬舆曰，驭之以智则人诈，示之以疑则人偷。然后上下交战于影响鬼魅之途。烈皇帝视其臣公，一如盗贼，欲不亡得乎?”(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谥忠襄徐公神道碑铭》。)作为东林党的子弟，黄宗羲能看到东林党自身的问题，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黄宗羲也看到了晚明伦理上的混乱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大顺军占领北京时，不仅“百姓欢迎，明朝在京的两三千名官员自尽的也只有二十人，其他衣冠介胄，叛降如云”。(注：顾诚：《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首学士魏德藻被关押在一间小房子里，还从窗户里对人说：“如愿用我，不拘如何用便罢了，锁闭作何解。”(注：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转引自顾诚《南明史》第5页。)黄宗羲对这种状况痛心疾首：“是故守尾生孝己之信于盗贼，而施张仪苏秦之诈于君父，破城陷邑，智穷不能自免，则以亡虏降人为究竟，遂使天纲毁紊，地纽凋绝，普天相顾，命悬晷刻。嗟乎，故安得事功节义之事，而与一障江河之下乎?古之君子，有死天下之心而能成天下之事，有成天下之心而后能死天下之事。事功节义，理无二致。今之君子，以偷生之心行尝试之事，安得有不败乎?”(注：《黄梨洲文集·序类·明臣言行录序》。)以偷生之心行尝试之事，可以说对明清之际一大部分官员的最好概括。黄宗羲的这种感叹，发人深省。

(3)提出改良社会的为治大法

黄宗羲研究历史，探求明代衰亡之因，其意并不仅仅在于寄托故国之思。尽管他对故国怀有深厚的情感。亡国时，他曾组织力量抗清，力图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已倾；亡国后，对于亡国之忠臣节士，他也不遗余力地加以表彰。但是他看到南明诸朝之败势如退潮海水，势不可为，而清朝在全国的统治也已成定局时，立即摆脱了固守一朝一代兴亡的历史观念，转而以天下事为己任，探索为治大法。诚如他在《明夷待访录·题辞》中所言：“昔王冕仿《周礼》，著书一卷，自谓‘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也’，终不得少试以死。冕之书未得见，其可致治与否，固未可知。然乱运未终，亦何能为‘大壮’之交!吾虽老矣，如箕子见访，或庶几焉。岂因夷之初旦，明末未融，遂秘其言也!”为实现理想中的大壮之世，黄宗羲在研究历史的基础上，针对时事，提出了他的为治大法。黄宗羲探索为治之法，其意绝非指望明朝复起，亦非为新起的清朝服务。在他看来，“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是故桀纣之亡，乃所以为治也；秦政蒙古之兴，乃所以为乱也；晋宋齐梁之兴亡，无与于治乱者也”。(注：《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原臣》。)是这个混乱的时代，是这个百姓涂炭、生民处于水火的时代促使他探索大治之道。

针对科举的积弊，他提出朝廷应该广取人才，“吾故宽取士之法，有科举，有荐举，有太学，有任子，有郡邑佐，有辟招，有绝学，有上书，而用之之严附见焉”。(注：《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取士》。)针对田制问题，他主张恢复井田，“井田不复，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敝也”。按照他的计算，万历六年的土地如果每户授50亩尚有剩余，井田是不难实行的。同时，他主张减少田赋，“今天下之财富出于江南，江南之赋至钱氏而重，宋未尝改，故一亩之赋，自三斗起科至于七斗，七斗之外，尚有官耗私赠。计其一岁之获不过一石，尽输于官，然且不足。乃其所以至此者，因循乱世苟且之术也。吾意有王者起，必当重定天下之赋”。(注：《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田制一》。)为发展经济，他提出“工商皆本”的思想。“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徒者，概皆本也”。(注：《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财计三》。)在剖析宦官危害的基础上，他提出皇帝要罢三宫，“吾意为人主者，自三宫以外，一切当罢，如是则阉之给使令者，不过数十人而足矣。议者窃忧其嗣育之不广也。夫天下何尝之有!吾不能治天下，尚欲避之，况子孙乎!彼鳃鳃然唯恐后之有天下者不出于其子孙，是乃流俗富翁之见。故尧、舜有子，尚不传之。宋徽宗未尝不多子，止以供金人之屠醢耳”。(注：《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阉宦下》。)为避免君主专制的弊端，他提出设置宰相，等等，不一而足。

顾炎武在给黄宗羲的信中高度评价了《明夷待访录》。他说：“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渐有所窥，恨未得纠正有道。顷过蓟门，见贵门人陈万二君，具念起居无恙，因出大著《明夷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弊可以复起，而三代之业，可以徐还也。”(注：《黄梨洲文集·附录》。)黄宗羲以救世为己任，从分析历史出发，针对时弊提出自己的看法，这种做法确实是十分值得肯定的。

(4)大力张扬天地之元气

天崩地裂的时代是历史的一面镜子。一方面它照出了此前社会的积重难返，照出了懦夫的临危苟且；另一方面也照出了新生力量的勃勃生机，照出了英雄豪杰的悲壮动人。明末清初便是这样的时代。这个时代既出现了许多苟且之人，也出现了一批胸怀壮节的义士。作为身处乱世的历史学家，黄宗羲对亡国之人物事迹不遗余力地加以记载并颂扬。《弘光实录抄》中记录的北变死节诸臣较为详细者有30多人，对史可法牺牲的壮烈场面记录犹为感人。《海外恸哭记》记载了鲁王监国时坚持海上抗战的数十名忠义之士的事迹，以小传的形式为孙家绩、林化熙、陈子龙、杨廷枢、叶天章、熊汝麟等人立传。《四明山寨》对抗清义士王翊的牺牲经过作了感人至深的描述。至于他所作的碑铭墓表，更是特意收录了很多亡国人物的事迹。如记述谢泰臻亡国后的行迹，他写道：“故社既屋，入先师庙，伐鼓痛哭，解巾服焚于庭，沉舟之痛，时切于怀，援壁上琴弹之，格格不能成声，推之而起曰‘人琴俱亡矣。’一日，不知所往。留书几上曰‘尔曹毋庸觅我，以从我志。’家人迹之于天童山，趺坐灌莽中，已剪发为头陀。从此踪迹不定，或雪夜赤脚走数十里，偃卧冰上，或囊其所著书挂于项，登深崖绝壁，发而读之。”(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时堙谢君墓志铭》。)字字句句莫不饱含深情。诸如此类的文字在黄宗羲的著述中随处可见。他认为明代覆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高官厚爵的苟且。是他们的苟且使得“天纲毁紊，地纽凋绝，普天相顾，命悬晷刻”。(注：《黄梨洲文集·序类·明臣言行录序》。)是他们“以偷生之心行尝试之事”导致了明朝的败亡。所以黄在其著述中总是大力著录和表彰胸怀天下的忠臣节士，目的在于“补造化”“正风教”。其意屡屡见之：

余读文陆传，而叹一时忠义之士何其盛也。故邓光荐为文丞相幕府传，僚将宾从牵联可书者六十余人。其散见于宋末元初各家之文集者，残山剩水之间，或明或没，读者追想其风概，累嘘而不能已者，又不知凡几。概忠义者，天地之元气也。当无事之日，则韬为道术，发为事功，漠然不可见。及变之来，则郁勃迫隘，流动而四出，贤士大夫焱起收之，甚之为碧血穷磷，次之为土宝牛车，皆气之所凭依也。金石变生，余所记录者亦多矣。(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纪九峰墓志铭》。)

桑海之交，士之慕义强仁者，一往不顾，其姓名隐显，以侍后人之拾掇。然而泯灭者多矣，此志士之所痛也。故文丞相幕府之士，宋史既以之入忠义传矣，好事者又为幕府列传，附之丞相之后以张之。逊国梁玉田诸人，乃得之古私承尘之上，而后传世。元微之云‘天下大乱，死忠者不必显，从乱者不必诛。’故此数行残墨，所以补造化者，可不亟与?(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都督裘君墓志铭》。)

国可灭，史不可灭。后之君子，而推寻桑海余是，知横流在辰，犹以风教为急务也。(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旌表节孝冯母郑太安人墓志铭》。)

一个时代的兴衰，绝不仅仅取决于物质产品的丰富与否和社会制度的健全程度。精神与信念是支撑时代的重要力量。保存这种精神并大力加以张扬是历史学家神圣的使命。诚如杜维运先生所言，历史决非胜利者之胜利品，失败者与少数，亦决非历史之垃圾堆。天地之元气，历史之真精神，往往存在于失败者与少数人之间。舍名位之赫然，捃拾沟渠墙壁之间，其酸魂落魄，支撑天下，这是史家的大任务。

启蒙未来的超时代意识

饶宗颐先生在《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中有一段话，论述了私人修史的可贵之处。他说：“向来官修之史，不能令人满意，……私家史书所以可贵，其故有三：一，不受史局之约束；二，不为当前史学风气及政治立场之所囿；三，有超时代之精神，对于史事可作重新之评价。质言之，即有超历史之立脚点。”(注：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76页。)梨洲史学便具备超时代的立脚点，他的历史观具有超越时代的进步性。

(1)“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思想是启蒙未来社会的进步史观

君权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核心观念。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中指出中国传统史学有四弊：“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不知有今务，知有现实不知有理想。”(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九·新史学·中国之旧史》。)梁氏之说未必都符合历史事实。但说“二十四史为二十四帝王家谱”却有一定的道理。历史上出现过各种挑战君权的思想。战国时期的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注：《孟子·尽心下》。)认为百姓比君王重要。慎到提出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认为天子的职责是为百姓服务，而不是百姓为天子服务。

黄宗羲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对君主大加挞伐。他愤怒地指出，古代君王百姓经营天下，今天君王以天下满足自己的私欲。“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注：《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原君》。)充满了对君王之害的控诉。

尽管黄宗羲认为君王为天下之大害，但他并不主张无君。他所抨击的是颠倒的君民、君臣关系。黄宗羲从历史哲学的高度上辨析为臣之道，他说：“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以群工。固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吾以天下万民起见，非其道，即君以形声强我，为之敢从也，况于无形声乎!不然，而以君之一身一姓起见，君有无形声之嗜欲，我从而视之听之，此宦官宫妾之心也；君为己死而为己亡，我从而死之亡之，此其私匿者之事也。是乃臣不臣之辨也。”(注：《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原臣》。)这种君臣关系是黄宗羲对君主与天下关系的一个引申，黄宗羲还将这种关系引申到其他方面，如在《明夷待访录·原法》中，他指出：“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这些都是他反封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黄宗羲的思想有着时代局限性，是半截子的民主思想，但这并不削弱他思想的伟大意义。毫无疑问，他不但是这个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对君主专制抨击最为猛烈、揭露最为深刻、思想影响最为重大的人物。这种进步的史观对历史的发展也有极大的影响。《明夷待访录》是清末的资产阶级革命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梁启超说：“像这类话，的确含有民主主义的精神，虽然很幼稚，对于三千年专制政治思想为极大胆的反抗。我自己的政治运动，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而后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钞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利焉。”(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18页。)梁启超把黄宗羲推为清代史学之祖，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明夷待访录》对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这是梨洲史观超时代性的明证。

(2)《明儒学案》是进步史观的一个实践，是新史学的先声

《明儒学案》是黄宗羲史学著作的代表作之一，记载了有明一代近300年学术发展演变的概况，成书于康熙十五年(1676)。全书共62卷，按照时代顺序，将200多名学者分十九个学案组织起来。每个学案之前，均有一小序，简述这个学派的源流和宗旨。随后是学者的小传，对各人的生平、学术源流、著作情况等做了简明扼要的述评。小传之后，是学者本人著作节录或者语录，偶有作者的按语。

梨洲史学范文篇2

作为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的黄宗羲一直纠缠着众多学者的情怀。有关他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大多围绕其民主思想启蒙思想进行阐发。究其原委，概因《明夷待访录》对清末民初的思想学术影响极大，而这段时期的思想学术可谓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的风向标。研究梨洲史学的文章相对集中于以下两端：第一，突出他对学术史的贡献。梁启超把他和司马迁、杜佑、袁枢、司马光、郑樵并称为中国史学史上的六君子，理由就是他“创为学史之格”。(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九·新史学·中国之旧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仓修良也大力张扬此见，认为“黄宗羲在史学方面的贡献，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显著者自然莫过于《明儒学案》的著作”。(注：《黄宗羲的史学贡献》，载吴光主编《黄宗羲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楼毅生在《论黄宗羲的史学思想及其影响》一文也认为：“黄宗羲在史学上最杰出的贡献，是他对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注：楼毅生：《论黄宗羲的史学思想及其影响》，《河北学刊》1995年第6期。)第二，强调其对明史的贡献。杜维运的《黄宗羲与清代浙东史学之兴起》，汤纲的《黄宗羲与<明史>》、《<明文海>初探》，陈恭禄《<弘光朝实录>的作者及史料价值》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章。

把黄宗羲的政治思想与史学思想分割开来，这可能是一种误解。梁启超在把黄氏推为清代史学之祖时，认为“其最有影响于近代思想者，则《明夷待访录》也”。(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到了金毓黻那里，《明夷待访录》则完全与史学脱离了干系。金氏认为：“或以所著《明夷待访录》见推，此概寄其政治思想，而无与史学者也。”(注：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54页。)其后学者多持此见。80年代后，研究者逐渐认识到《明夷待访录》的史学意义。白寿彝认为：“黄宗羲晚年著《明儒学案》，……是学术史的一种体裁，在中国史学史上有它一定的地位。但黄宗羲更大的贡献，是他的《明夷待访录》。这部书篇幅不大，但它尖锐地揭露、批判封建政体的腐朽。这是反对封建专制的一部破天荒的著作。这一向被认为是一部政论书，实际上也是一部史论书。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史学上的光辉著作。”(注：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页。)白先生的看法要言不凡，切中要害。不过，即使90年代，在有关黄宗羲史学的研究论文中，对这一点仍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总体说来，以往的研究触及到了梨洲史学活动的方方面面，但对其史学的核心内容表述得不够充分。梨洲史学的核心内容应是：史学家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一个历史学家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外化。表现到行动层面，就是不遗余力地搜集和保存史料，以求保存历史轨迹的真实(历史感)；就是苦心孤诣地探求明朝覆亡的因缘，以求历史发展的规律，强健现实的社会(时代感)；就是对现实的大力抨击与对理想社会的精神构造，以求启蒙未来(超时代性)。以上是黄宗羲一生史学活动的主体，也是梨洲史学的三个特点，兹论述于下：

“国可灭，史不可灭”的历史感

黄宗羲对明清之际历史日就零落芜没的状况至为伤怀。他说：“尝读宋史所载二王之事，何其略也!夫其立国亦且二年，文、陆、陈、谢之外，岂遂无人物?顾问陆君实有日记，邓中甫有《填海录》，吴立夫有《桑海遗录》，当时与文、陆、陈、谢同时之人，必有见其中者，今亦不闻存于人间矣。国可灭，史不可灭。后之君子，能无憾耶?”(注：《黄梨洲文集》，《户部贵州清吏司主事兼经筵日讲官次公董公墓志铭》。)这种强烈的历史感促使他一生以保存历史为己任，“后死之责，谁任之乎?”(注：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二卷，《弘光实录抄序》，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他通过各种途径保存所能了解的史实。无论是搜集整理史料、撰写碑文墓表、书写诗文，还是编撰史著、编选明人文集，莫不寄托着存史的信念。

(1)撰成《弘光实录抄》、《行朝录》

《弘光实录抄》为黄宗羲所存的一部重要南明史著，书中保存了大量弘光朝的史实。弘光帝亡后，局面愈加混乱，黄宗羲原志于修之成史，奈何不尽得其详。用他自己的话说：“向在海外，得交诸君子，颇欲有所论者。旋念始末未备，以俟他日搜寻零落，为辑其成。荏苒三十载，义熙以后之人，各言其世；而某之所忆，亦忘失大半。邓光荐《填海录》不出，世为太史氏之言是信。此聊尔谈，其可已夫!”(注：《黄宗羲全集》第二卷，《行朝录序》。)于是广搜遗逸，根据自己的见闻，成《行朝录》，自称以便将来补史之不足。

(2)藏史于碑铭墓表

在黄宗羲看来，碑铭墓表属于历史一类的文章。他一生不但撰写了大量的碑铭墓表，而且尽量用史家笔法。如他写丘吁抚六合时“单骑入城”“为民请命”，写他为刑部郎中时“平反大狱数十条，大力之喜怒不能动摇”。写他出守汉阳时“裁量军需，无仓促匡襄之患。晨其坐堂皇，庶民直入奏事，不设遮拦，晓指枉直，无不满志而去”。大吏到晴川阁视察，索要藤床，丘吁把大吏带去看自己的卧榻，“乃白板也”。(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山西右参政吁之丘公墓碑》。)通过黄宗羲之笔，一个循吏的形象活脱脱地出现了。在《王仲伪墓表》中，他写道：“此纸不灭，亦知稽山块土，曾塞黄河也”。(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王仲伪墓表》。)强烈的历史感力透纸背。

(3)以诗文补史

黄宗羲认为诗文与历史著作相为表里，同样反映历史的真实面目。他在《姚江逸诗序》中写道：“孟子曰诗亡然后春秋作，是诗与史相为表里者也。故元遗山《中州集》窃取此意，以史为纲，以诗为目，而一代人物，赖以不坠。”(注：《黄梨洲文集·序类·姚江逸诗序》。)在《万履安先生诗序》中又说：“逮夫流极之运，东观兰台但记事功，而天地所以不坠，名教之所以仅存者，多在亡国之人物，血心流注，朝露同销，史于是而亡矣。犹幸野制遥传，苦语难销，此耿耿者明灭于烂纸昏墨之余，九原可作，地起泥香，庸讵知史亡而后诗作乎?是故景炎、祥兴，宋史且不为之立本记，非指南集杜，何有知闽广之兴废?非水云之诗，何由知亡国之惨?非白石黑发，何由知竺国之双经?陈宜中之契阔，心史亮其苦心；黄东发之野寺，室幢志其所处，可不谓之史诗乎?元之亡也，渡海乞援之事，见于九灵之诗，而铁崖之乐府，鹤年席帽之痛苦，犹然金版之地也，皆非史之所能尽也。”(注：《黄梨洲文集·序类·万履安先生诗序》。)正是有这种对历史的深邃洞察与现实的遭际使他作诗时多有存史之意。在《南雷诗历》题辞中他写道：“按年而读之，横身苦趣，淋漓纸上，不可不谓逼真尔。”(注：《黄梨洲文集·序类·诗历题辞》。)编《姚江逸诗》，目的是“士生后士，凭虚而观盛衰之故也”。把他对历史的见证浓缩进了诗篇。

黄宗羲著文，亦意在存史。在《南雷文约凡例》中写道：“余多叙事之文，尝读姚牧庵元明善集，宋元之兴废，有史书之未详者，于此可考见，然牧庵明善，皆在廊庙，所载多战功。余草野穷民，不得名公巨卿之事以述之，所载多亡国之大夫，地位不同耳，其有裨于史事之缺文一也。”《海外恸哭记》便是他的“叙事之文”，晚年之《思旧录》，对生平所识之人多加追忆，有一事一语者皆录之。他还有意识地通过撰写行状来存历史之面目。在《移史馆熊公雨殷行状》中，他对熊雨殷的康清行状作了详尽的纪录，其目的在于“公魂无庙，幽铭阳碣，无地可施，爰行状一通，移之史馆，以为列传之张本也”。(注：《黄梨洲文集·传状类·移史馆熊公雨殷行状》。)出于这样的考虑，他写下了《移史馆章格庵先生行状》、《子刘子行状》、《柳敬亭传》、《移史馆先妣姚太夫人行状》等一批杰出的人物传记，为史学家撰写历史提供了大量资料。

(4)编选明人文集

从康熙四年(1665)到康熙十四年(1675)，黄宗羲从众多文集中选编成《明文案》217卷。以此为基础，他又花近20年时间，在84岁(1694)那年编成《明文海》482卷。《明文海》的一大特色是收录了相当的传记。在卷387至卷428传记中，黄宗羲搜寻了名臣、能臣、文苑、儒林、忠烈、名将等20类人物的传记300多篇。卷429至卷472也以同样的分类方法收录了墓文320多篇。这600多人的事迹大多在正史中没有记载。在黄宗羲看来，当代人的文章可以补史之不足。他说：“余选明文近千家，其间多有与实录异同，概实录有所隐蔽，有所偏党，文集无是也。且实录止据章奏起居注而节略之，一人一事之本末不能详也。即如永嘉，非先生之诗文，亦恶知其恃宠妒贤如此?所谓脔谄魂于下泉者，何必在史官哉!”(注：《黄梨洲文集·序类·陆石溪先生文集序》。)这就是他编《明文案》与《明文海》的旨趣所在。这些传记为研究明代正史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5)关注官修《明史》

黄宗羲撰《明史案》、编明人文选等举动都围绕修史展开，因时事变故，明史没有修成。康熙十八年(1679)，清朝重开史局纂修明史，监修徐元文向康熙推荐黄宗羲，朝廷特旨以礼敦请，黄宗羲为存臣节，以老病疏辞。黄宗羲虽然自己没有直接参与朝廷修史，但是对此十分关心。在给万斯同送行时，他以《大事记》、《三史抄》授之。并作诗送别，其中有“四方声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之句，拳拳之心，于此可鉴。黄百家北上时，黄宗羲又写书与之，云“昔闻首阳二老，托孤于尚父，遂得三年食薇，颜色不坏。今我遣子从公，可以置我矣”。可见，其对修史一直耿耿于怀。在《叙万氏补历代史表》中，他又悲情满怀地写道：“嗟乎!元之亡也，危素趋报恩寺，将入井中，僧大梓云：‘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后修元史，不闻素有一词之赞，及明之亡，朝之任事者众矣，顾独藉一草野之万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注：《黄梨洲文集·序类·叙万氏补历代史表》。)“公死是死国史也”也是支撑他活下去的信念，撰修明史，必定是他多年的夙愿。

明史纂修过程中，黄宗羲常与明史总裁等人书信往来，探讨明代史事，从内容到体例，影响着明史的修撰。全祖望曾说：“公虽不赴征书，而史局大案，总裁必咨于公，如《历志》出于吴检讨仁臣之手，乞公审正，而后定其论。宋史别立道学传，为元儒之陋，公谓明史不当仍其例。时朱检讨彝尊方有此议，汤公斌出公书示众，遂去之。至于死忠之籍，犹多确核。地志亦多取公今水经为考证。”(注：王政尧点校：《黄宗羲年谱》，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2页。)这一段话，道出了黄宗羲对《明史》的影响。

真实是历史记录的生命，是历史学大厦赖以建筑的基础，也是自古及今的史学家所不断追求的目标。黄宗羲不仅大量存史，同时对其真实性有极高的要求。针对当时私人修史之风盛行，而又多讹误的情形，他愤慨地写道：“近时伪书流行，聊举一二，如甲申之死，则杂以俘戮；逆阉之难，则杂以牖死；杨嗣昌丧师误国，东心诗颂其劳；洪承畴结怨秦人，绥寇纪张其挞伐。高官美谥，子姓私加；野抄地志，谶儿信笔。”(注：《黄梨洲文集·序类·明名臣言行录》。)“余观当时，不论何人皆好言作史，岂真有三长足掩前哲。亦不过此因彼袭，攘袂公行。……不能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终，徒据残书数本，谀墓单辞，便思抑扬人物，是犹两造不备而定爰书也。”(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谈儒木表》。)“逆阉之乱，去今五十余年，耳目相接，其大者已抵牾如此，向后欲凭纸上之语，三写成乌，岂复有实事哉。”此类论述在黄宗羲文中俯拾皆是。历史学家的责任感促使他在自己的著述中极其注意忠实历史。如给神宗时谏官姜应麟所作墓志铭，与姜氏家人提供的材料多有出入。为此，黄宗羲特意附信，说明自己更改的理由。文中不仅纠正了原作的几处史实错误，而且对形容太过的地方加以修改。“凡碑版之文，最重真实”，(注：《黄梨洲文集·杂文类·辨野史》。)这是黄宗羲的信念。

“为天下、为万民”的时代感

历史学不是脱离现实的纯学问，历史学家也不是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的局外人。面对明清之际的丧乱，黄宗羲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作为一个乱世历史学家，黄宗羲的史学具有更为强烈的时代感。黄宗羲探索历史治乱之道，着重于分析明代衰亡的各种原因，并提出改良社会的措施。《明夷待访录》是对有明一朝各种制度最为直接的剖析，其他散布于《弘光实录钞》、《行朝录》以及所写墓志铭等文章中的诸多议论也都体现了一个乱世史学家解读历史的使命感。

(1)《明夷待访录》是对明代历史的深刻解剖

黄宗羲在该书中对明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展开了分析。

在“置相”一章中，他开头便指出“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这真是非常深刻的见解。朱元璋罢宰相，专制皇权达到中国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程度，也为其后王朝政治的种种弊端种下了祸根。黄宗羲从设宰相的本来含义来说明罢相之失：“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不亦并传子之意而失者乎?”对于有人认为大学士有宰相之实的看法，黄宗羲反驳道：“或谓后之入阁办事，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也。曰不然。入阁办事者职在批答，犹开府之书记也。其事既轻；尔披答之义，又必自内授之而后拟之，可谓有其实乎!”朝廷中真正有宰相权力的是太监，“刘皇帝”刘瑾，“九千岁”魏忠贤，哪一个不是罢相的硕果!黄宗羲对此看得十分透彻：“吾以为宰相之实者，今之宫奴也。盖大权不能无所寄。彼宫奴者，见宰相之政事坠地不收，从而设为科条，增其职掌，生杀予夺出自宰相者，次第而尽归焉。有明之阁下，贤者贷其残膏剩馥，不贤者假其嬉笑怒骂，道路传之，国史书之，则以为其人之相业矣。故使公奴有宰相之实者，罢丞相之过也。”(注：《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置相》。)正是由于罢宰相，为其后的宦官专权提供了契机。正是由于罢宰相，为其后的大学士办理政事设置了诸多的障碍。大学士中能者即使如张居正，也不得不对太监小心翼翼。政事不治，不为罢相之责乎?黄宗羲的认识不为深刻乎!

科举制度发展到明代，已经相当完备成熟。非常严格的八股取士，在给朝廷选拔人才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另外一方面，八股文也严重束缚了读书人的思想和精神。很多知识分子穷一生时间应付考试，却没有学到什么有用的知识。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参加考试就不能得到任用。黄宗羲看到了其中的弊端，他认为科举制度是对人才的一种约束。他对古今取士之法作了对比，认为古代是宽取严用，而今是严取宽用。宽取严用，所以人才不得遗漏，任用者也不敢疏忽大意。严取宽用，止科举一种途径，“虽使古豪杰之士若屈原、司马迁、相如、董仲舒、扬雄之徒，舍是亦无由进取之，不谓严乎哉!……则豪杰之老死丘壑者多矣”。(注：《明夷待访录·取士》。)不仅豪杰老死丘壑者多，在位者也多不得其人。明代社会不是缺乏有用的人才，不然明亡时何以涌现出那么多文武之士，缺乏的是朝廷对人才的有效选拔和任用。谁能说对人才的取用不当不是明亡的一大原因?清朝皇帝就吸取了历史教训，几度开博学鸿词科，大肆网罗人才。

明代末期，土地兼并问题非常严重，亲王勋戚和宦官庄田多得惊人。世宗赐景王朱载圳湖广田四万多顷。神宗晚年封给福王朱常洵洛阳，赐田四万顷。而老百姓的土地少得可怜，真正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农民占有土地如此之少，却还要承担沉重的赋役，三饷加派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黄宗羲看到的明末田赋对人民造成的压力：“斯民之苦暴税久已，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无等第之害。”“万历间，旧饷五百万，其末年加新饷九百万，崇祯间又增练饷七百三十万，倪元路为户部，合三饷为一，是新饷练饷又并入两税也。至今日以为两税固然，岂知其所以亡天下者之在斯乎?……嗟乎!税额积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也亦无几矣。”(注：《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田制一》。)不得生便揭竿而起，大大小小的民变直接威胁了明朝政府的存亡。李自成等一提出“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便大得人心，连“京师百姓也幸灾乐祸，俱言李公子至穷人给银五两，往往如望岁也”。(注：刘尚友：《定思小记》，转引自顾诚《南明史》第3页。)这是统治者所始料未及却也是必然的结果，黄宗羲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宦官专权是明代政治的一大特色。阉宦之祸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在黄宗羲看来，以往宦官专权都没有明代厉害。因为“汉唐宋有干朝政之阉宦，无奉行阉宦之朝政。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披答，先有口传后有票拟。天下之财赋，先内库而后太仓。天下之刑狱，先东厂而后法司。其他无不皆然。则是宰相六部，为阉宦奉行之员而已。……今也衣服饮食马匹甲仗礼乐货贿造作无不取办于禁城数里之内，而外廷所设之衙门，所供之财赋，亦遂视之为非其有，哓哓而争。使人主之天下不过此禁城数里之内，皆阉宦为之也”。(注：《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阉宦下》。)黄宗羲有些过分夸大了明代宦官之害。汉唐数代皇帝直接死在宦官手中，明代宦官固然为非作歹，不过即使显赫者如魏忠贤，年轻的崇祯皇帝一声令下，他也即刻成为刀下之鬼。黄宗羲把宦官专政的原因归咎于皇帝对廷臣与宦官关系的一种颠倒，“夫人主之有阉宦，奴婢也，其有廷臣，师友也。所求乎奴婢者使令，所求乎师友者道德。师友以规过为贤，奴婢而过失其过失，则为悖逆矣。自夫阉人以为内臣，士大夫以为外臣……人主亦即以奴婢之道为人臣之道”。(注：《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阉宦下》。)这是不争的事实。

(2)其他史著中亦不忘时时探求治乱之源

众所周知，朋党是明朝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黄宗羲认为以往的论者只看到朋党“但营门户，无恤国是已尔”。(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对于真正亡国的原因，“皆不能指其事实”。(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在黄宗羲看来，党争对皇帝造成的影响才是朋党祸害的根源。“逆案虽未翻，而烈皇帝之胸中，已隐然疑东林之败类。由是十余年之行事，亲小人而远君子，以至于不救，然则有明之亡，非逆案之小人亡之乎”?(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这并非崇祯帝容易被小人左右，而是由于东林党人本身所作所为让崇祯帝对他们失去了信任。他说：“烈皇帝拨乱反正之才，有明诸皇帝皆所不及。承熹宗芜秽之后，锐于有为。向若始时即得公等六七人而辅之，开诚布公，君臣一体，全不提防，其于至治也何有。自蒲州出而失望，见制于小人，所谓君子者，往往自开破绽。烈皇帝遂疑天下之士莫不贪欺，颇用术辅其资，好以耳目隐发为明。陆敬舆曰，驭之以智则人诈，示之以疑则人偷。然后上下交战于影响鬼魅之途。烈皇帝视其臣公，一如盗贼，欲不亡得乎?”(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谥忠襄徐公神道碑铭》。)作为东林党的子弟，黄宗羲能看到东林党自身的问题，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黄宗羲也看到了晚明伦理上的混乱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大顺军占领北京时，不仅“百姓欢迎，明朝在京的两三千名官员自尽的也只有二十人，其他衣冠介胄，叛降如云”。(注：顾诚：《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首学士魏德藻被关押在一间小房子里，还从窗户里对人说：“如愿用我，不拘如何用便罢了，锁闭作何解。”(注：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转引自顾诚《南明史》第5页。)黄宗羲对这种状况痛心疾首：“是故守尾生孝己之信于盗贼，而施张仪苏秦之诈于君父，破城陷邑，智穷不能自免，则以亡虏降人为究竟，遂使天纲毁紊，地纽凋绝，普天相顾，命悬晷刻。嗟乎，故安得事功节义之事，而与一障江河之下乎?古之君子，有死天下之心而能成天下之事，有成天下之心而后能死天下之事。事功节义，理无二致。今之君子，以偷生之心行尝试之事，安得有不败乎?”(注：《黄梨洲文集·序类·明臣言行录序》。)以偷生之心行尝试之事，可以说对明清之际一大部分官员的最好概括。黄宗羲的这种感叹，发人深省。

(3)提出改良社会的为治大法

黄宗羲研究历史，探求明代衰亡之因，其意并不仅仅在于寄托故国之思。尽管他对故国怀有深厚的情感。亡国时，他曾组织力量抗清，力图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已倾；亡国后，对于亡国之忠臣节士，他也不遗余力地加以表彰。但是他看到南明诸朝之败势如退潮海水，势不可为，而清朝在全国的统治也已成定局时，立即摆脱了固守一朝一代兴亡的历史观念，转而以天下事为己任，探索为治大法。诚如他在《明夷待访录·题辞》中所言：“昔王冕仿《周礼》，著书一卷，自谓‘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也’，终不得少试以死。冕之书未得见，其可致治与否，固未可知。然乱运未终，亦何能为‘大壮’之交!吾虽老矣，如箕子见访，或庶几焉。岂因夷之初旦，明末未融，遂秘其言也!”为实现理想中的大壮之世，黄宗羲在研究历史的基础上，针对时事，提出了他的为治大法。黄宗羲探索为治之法，其意绝非指望明朝复起，亦非为新起的清朝服务。在他看来，“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是故桀纣之亡，乃所以为治也；秦政蒙古之兴，乃所以为乱也；晋宋齐梁之兴亡，无与于治乱者也”。(注：《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原臣》。)是这个混乱的时代，是这个百姓涂炭、生民处于水火的时代促使他探索大治之道。

针对科举的积弊，他提出朝廷应该广取人才，“吾故宽取士之法，有科举，有荐举，有太学，有任子，有郡邑佐，有辟招，有绝学，有上书，而用之之严附见焉”。(注：《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取士》。)针对田制问题，他主张恢复井田，“井田不复，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敝也”。按照他的计算，万历六年的土地如果每户授50亩尚有剩余，井田是不难实行的。同时，他主张减少田赋，“今天下之财富出于江南，江南之赋至钱氏而重，宋未尝改，故一亩之赋，自三斗起科至于七斗，七斗之外，尚有官耗私赠。计其一岁之获不过一石，尽输于官，然且不足。乃其所以至此者，因循乱世苟且之术也。吾意有王者起，必当重定天下之赋”。(注：《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田制一》。)为发展经济，他提出“工商皆本”的思想。“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徒者，概皆本也”。(注：《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财计三》。)在剖析宦官危害的基础上，他提出皇帝要罢三宫，“吾意为人主者，自三宫以外，一切当罢，如是则阉之给使令者，不过数十人而足矣。议者窃忧其嗣育之不广也。夫天下何尝之有!吾不能治天下，尚欲避之，况子孙乎!彼鳃鳃然唯恐后之有天下者不出于其子孙，是乃流俗富翁之见。故尧、舜有子，尚不传之。宋徽宗未尝不多子，止以供金人之屠醢耳”。(注：《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阉宦下》。)为避免君主专制的弊端，他提出设置宰相，等等，不一而足。

顾炎武在给黄宗羲的信中高度评价了《明夷待访录》。他说：“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渐有所窥，恨未得纠正有道。顷过蓟门，见贵门人陈万二君，具念起居无恙，因出大著《明夷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弊可以复起，而三代之业，可以徐还也。”(注：《黄梨洲文集·附录》。)黄宗羲以救世为己任，从分析历史出发，针对时弊提出自己的看法，这种做法确实是十分值得肯定的。

(4)大力张扬天地之元气

天崩地裂的时代是历史的一面镜子。一方面它照出了此前社会的积重难返，照出了懦夫的临危苟且；另一方面也照出了新生力量的勃勃生机，照出了英雄豪杰的悲壮动人。明末清初便是这样的时代。这个时代既出现了许多苟且之人，也出现了一批胸怀壮节的义士。作为身处乱世的历史学家，黄宗羲对亡国之人物事迹不遗余力地加以记载并颂扬。《弘光实录抄》中记录的北变死节诸臣较为详细者有30多人，对史可法牺牲的壮烈场面记录犹为感人。《海外恸哭记》记载了鲁王监国时坚持海上抗战的数十名忠义之士的事迹，以小传的形式为孙家绩、林化熙、陈子龙、杨廷枢、叶天章、熊汝麟等人立传。《四明山寨》对抗清义士王翊的牺牲经过作了感人至深的描述。至于他所作的碑铭墓表，更是特意收录了很多亡国人物的事迹。如记述谢泰臻亡国后的行迹，他写道：“故社既屋，入先师庙，伐鼓痛哭，解巾服焚于庭，沉舟之痛，时切于怀，援壁上琴弹之，格格不能成声，推之而起曰‘人琴俱亡矣。’一日，不知所往。留书几上曰‘尔曹毋庸觅我，以从我志。’家人迹之于天童山，趺坐灌莽中，已剪发为头陀。从此踪迹不定，或雪夜赤脚走数十里，偃卧冰上，或囊其所著书挂于项，登深崖绝壁，发而读之。”(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时堙谢君墓志铭》。)字字句句莫不饱含深情。诸如此类的文字在黄宗羲的著述中随处可见。他认为明代覆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高官厚爵的苟且。是他们的苟且使得“天纲毁紊，地纽凋绝，普天相顾，命悬晷刻”。(注：《黄梨洲文集·序类·明臣言行录序》。)是他们“以偷生之心行尝试之事”导致了明朝的败亡。所以黄在其著述中总是大力著录和表彰胸怀天下的忠臣节士，目的在于“补造化”“正风教”。其意屡屡见之：

余读文陆传，而叹一时忠义之士何其盛也。故邓光荐为文丞相幕府传，僚将宾从牵联可书者六十余人。其散见于宋末元初各家之文集者，残山剩水之间，或明或没，读者追想其风概，累嘘而不能已者，又不知凡几。概忠义者，天地之元气也。当无事之日，则韬为道术，发为事功，漠然不可见。及变之来，则郁勃迫隘，流动而四出，贤士大夫焱起收之，甚之为碧血穷磷，次之为土宝牛车，皆气之所凭依也。金石变生，余所记录者亦多矣。(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纪九峰墓志铭》。)

桑海之交，士之慕义强仁者，一往不顾，其姓名隐显，以侍后人之拾掇。然而泯灭者多矣，此志士之所痛也。故文丞相幕府之士，宋史既以之入忠义传矣，好事者又为幕府列传，附之丞相之后以张之。逊国梁玉田诸人，乃得之古私承尘之上，而后传世。元微之云‘天下大乱，死忠者不必显，从乱者不必诛。’故此数行残墨，所以补造化者，可不亟与?(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都督裘君墓志铭》。)

国可灭，史不可灭。后之君子，而推寻桑海余是，知横流在辰，犹以风教为急务也。(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旌表节孝冯母郑太安人墓志铭》。)

一个时代的兴衰，绝不仅仅取决于物质产品的丰富与否和社会制度的健全程度。精神与信念是支撑时代的重要力量。保存这种精神并大力加以张扬是历史学家神圣的使命。诚如杜维运先生所言，历史决非胜利者之胜利品，失败者与少数，亦决非历史之垃圾堆。天地之元气，历史之真精神，往往存在于失败者与少数人之间。舍名位之赫然，捃拾沟渠墙壁之间，其酸魂落魄，支撑天下，这是史家的大任务。

启蒙未来的超时代意识

饶宗颐先生在《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中有一段话，论述了私人修史的可贵之处。他说：“向来官修之史，不能令人满意，……私家史书所以可贵，其故有三：一，不受史局之约束；二，不为当前史学风气及政治立场之所囿；三，有超时代之精神，对于史事可作重新之评价。质言之，即有超历史之立脚点。”(注：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76页。)梨洲史学便具备超时代的立脚点，他的历史观具有超越时代的进步性。

(1)“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思想是启蒙未来社会的进步史观

君权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核心观念。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中指出中国传统史学有四弊：“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不知有今务，知有现实不知有理想。”(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九·新史学·中国之旧史》。)梁氏之说未必都符合历史事实。但说“二十四史为二十四帝王家谱”却有一定的道理。历史上出现过各种挑战君权的思想。战国时期的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注：《孟子·尽心下》。)认为百姓比君王重要。慎到提出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认为天子的职责是为百姓服务，而不是百姓为天子服务。

黄宗羲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对君主大加挞伐。他愤怒地指出，古代君王百姓经营天下，今天君王以天下满足自己的私欲。“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注：《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原君》。)充满了对君王之害的控诉。

尽管黄宗羲认为君王为天下之大害，但他并不主张无君。他所抨击的是颠倒的君民、君臣关系。黄宗羲从历史哲学的高度上辨析为臣之道，他说：“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以群工。固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吾以天下万民起见，非其道，即君以形声强我，为之敢从也，况于无形声乎!不然，而以君之一身一姓起见，君有无形声之嗜欲，我从而视之听之，此宦官宫妾之心也；君为己死而为己亡，我从而死之亡之，此其私匿者之事也。是乃臣不臣之辨也。”(注：《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原臣》。)这种君臣关系是黄宗羲对君主与天下关系的一个引申，黄宗羲还将这种关系引申到其他方面，如在《明夷待访录·原法》中，他指出：“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这些都是他反封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黄宗羲的思想有着时代局限性，是半截子的民主思想，但这并不削弱他思想的伟大意义。毫无疑问，他不但是这个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对君主专制抨击最为猛烈、揭露最为深刻、思想影响最为重大的人物。这种进步的史观对历史的发展也有极大的影响。《明夷待访录》是清末的资产阶级革命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梁启超说：“像这类话，的确含有民主主义的精神，虽然很幼稚，对于三千年专制政治思想为极大胆的反抗。我自己的政治运动，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而后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钞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利焉。”(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18页。)梁启超把黄宗羲推为清代史学之祖，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明夷待访录》对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这是梨洲史观超时代性的明证。

(2)《明儒学案》是进步史观的一个实践，是新史学的先声

《明儒学案》是黄宗羲史学著作的代表作之一，记载了有明一代近300年学术发展演变的概况，成书于康熙十五年(1676)。全书共62卷，按照时代顺序，将200多名学者分十九个学案组织起来。每个学案之前，均有一小序，简述这个学派的源流和宗旨。随后是学者的小传，对各人的生平、学术源流、著作情况等做了简明扼要的述评。小传之后，是学者本人著作节录或者语录，偶有作者的按语。

梨洲史学范文篇3

一、浙东学派与浙东史学

在浙东这个地域范围内，自宋代以来出现了诸如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杨简为代表的“四明学派”、以王守仁为代表的“姚江学派”、以及黄宗羲开其先，万斯同、全祖望继其后的史学流派，这些派别历来被称作“浙学”、“浙东学派”、“浙东史学”。

各种名称的出现是与一定的历史时期相联系的。最早提出“浙学”的是朱熹。朱熹说：“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当时的永嘉学派、永康学派、金华学派在思想上相通，都讲求功利，与朱熹有较大的分歧，朱熹将它们统称为“浙学”。至明末清初，浙西顾炎武异军突起，与黄宗羲并称为开国儒宗。“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注：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浙东学术》。)，浙学遂有“浙东”、“浙西”之分。首倡“浙东学派”的是黄宗羲(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见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第一卷，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177页。)，及至有清一代，史学领域为浙东学派所独擅，如梁启超所言：“浙东学风，自梨洲(黄宗羲)、季野(万斯同)、谢山(全祖望)以至章实斋(学诚)，厘然自成一系统，而其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故这一学派又被称之为“浙东史学”亦顺理成章。

诚然，“浙东学术”和“浙东史学”还是有差别的，“学术”的范围比史学大，并包含了史学。但浙东学术的精髓在于史学，这已是历代学者所公认的。朱熹所说的“浙学”，就是偏重在史学上说的。他说：“浙间学者推尊《史记》，以为先黄老，后《六经》，此自是太史谈之学”(注：《朱子语类》卷122。)。又说：“伯恭(吕祖谦)之学大概尊《史记》，不然则与陈同甫(陈亮)说不合。同甫之学正是如此”(注：《宋元学案》卷52)。章学诚说：“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又说：“南宋以来，浙东儒者，讲性命者，多攻史学，历有师承。宋明两朝，记载皆稿荟于浙东，史馆取为依据。”因此可以这样说，对浙东学派的研究离不开对浙东史学的研究，而浙东史学，又是有特定的学术思想所指导的史学。

从陈训慈1931年《清代浙东之史学》一文问世以来，“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学术范畴进行研究，已被后来的学者所认同和接受，不少史学著作对浙东史学有专题介绍，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它的源流。

笔者认为，作为史学流派，浙东史学就其形成与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浙东史学形成于南宋。南宋时期，是浙东地区社会剧烈变动时期。政治上，朝廷偏安江南，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经济上，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受到冲击；学术上，学无统绪，理学家空谈性理，无法解决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浙东学派的各个分支，永嘉学派、金华学派、永康学派，虽有不同的师承，但在同一时期、同一区域，面对同一社会问题，形成了在学术上有相同旨趣的流派。叶适、陈亮、吕祖谦等浙东学者都积极参与政治，他们或伏阙上书，反对屈辱求和；或身临前线组织抗金，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在严峻的现实问题面前，他们反对理学家空谈心性义理，提出学术经世。他们经史兼治，注重历史研究，强调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为现实服务，完成了从心性义理之学到经制事功之学的转变。南宋是浙东史学的形成时期和第一个高峰期。

第二个阶段：清代前期是浙东史学的又一个高峰。南宋以后，朱熹的理学逐渐取得统治地位，影响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浙东学术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元明时期的浙东史学，虽有胡三省、宋濂等史学家的成就，但总体上看处于低谷时期。及至明代中后期，王阳明崛起于姚江，泛滥诸家，批判朱子理学的教条，主张经史合一，学术思想领域开始活跃起来。明末清初，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萌芽已有相当的发展，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错综复杂。余姚黄宗羲师从王阳明弟子刘宗周，得王学之传，兼取各家之长，开创一代学风。他继承南宋浙东学术的事功传统，主张经世致用，把历史研究与当世之务结合起来。万斯大、斯同兄弟是黄宗羲的高足，万斯同以布衣领明史馆，独尊史法；全祖望私淑黄、万，奔走山海之间，搜讨遗音，表彰先哲；邵廷采亦尝问业于黄宗羲，尤善言明末遗事。至乾嘉时期，考据之学盛极一时，浙东仍有邵晋涵、章学诚出，继承黄宗羲之统系，形成浙东史学的第二个高峰。

浙东史学的第三个高峰是在二十世纪初。由于民族危机的刺激，革命思想的推动，西方新思想、新学说的输入，中国学术界出现了急剧变化的新局面。一批进步的思想家以史学为武器，用以分析历史与现实问题，寻找救国的道路。在浙江，温州有宋恕、陈黻宸、孙诒让等人，他们的学术思想远承南宋陈傅良、叶适的永嘉学派，近袭清初黄宗羲的学说。绍兴蔡元培受同里平步青、李慈铭影响颇深。戊戌后到杭州筹办师范学校，结识陈黻宸、宋恕、章炳麟，过往频常。章太炎原名炳麟，因仰慕黄宗羲(太冲)、顾炎武，故别号太炎。原籍余姚，世居余杭，尝自称余姚人(注：《余姚文史资料》第二辑有《章太炎为何自称“余姚人”》一文。)。其思想感情、治学方法都与浙东学派相近，世人亦把他看作浙东人。如宋恕在《日记》中称其为“余姚”(注：《宋恕集》第935页。)。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炳麟少受学俞樾，治小学极谨严，然固浙东人也，受全祖望、章学诚影响颇深”。他们以杭州、上海为中心，过从甚密，或促膝相谈，或信件来往，学术旨趣，皆究心于史。浙东史学此时又呈现出新的景象，成为当时“新史学”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浙东史学的成果

以往论浙东史学成果，大多局限于清朝宁、绍一带的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等几位史学大家的著述。本文试图通过对宋以来史学史资料的钩沉、爬梳，力求较全面地反映浙东史学的面貌。

《春秋》经、传的研究。浙东学者倡言“六经皆史”，经史并治，因此很重视对《春秋》和《左传》的研究。事功史学的开创者薛季宣就著有《春秋经解》十二卷，《春秋旨要》二卷。陈傅良继承师说，著有《春秋后传》、《左氏章指》。吕祖谦著有《春秋左氏传说》、《春秋左氏传续说》，另有史论体的《东莱左氏博议》二十五卷，以《左传》所载史实为题，发挥其政治、哲学、伦理观点，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此后有金华王柏的《读<春秋>记》，《左氏正传》；许谦的《<春秋>温故管窥》、《春秋三传疏议》；宁波王应麟的《春秋考》；万斯大的《学<春秋>随笔》；邵晋涵的《<春秋左氏传>札记》等外，最有成就的是章太炎的《<春秋左氏传>读》。章书在对古文献进行广泛研究的基础上，发挥他在文字音韵学方面的长处，由文字音韵入手，诠释《左传》中难解的古言古字、典章名物，疏正《左传》体例、叙事和立论所含的本义，使世人不得不承认《左传》为信史。

《通鉴》学的研究。浙东学者推崇编年体史书，历代浙东学者都有对《通鉴》、《续通鉴》进行研究的，丰富了《通鉴学》研究的成果。薛季宣有《资治通鉴约说》，陈傅良的《建隆编》是将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太祖一朝事迹削繁补阙，系以论说而成。叶适门人戴溪著有《通鉴笔议》，薛子长有《续通鉴论》。金履祥著《资治通鉴前编》，上起尧舜，下接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之前；王应麟有《通鉴地理考》，专考《通鉴》所涉地、山、川名。另有《通鉴地理通释》，是一部系统论述我国历代疆域政区沿革与军事地理的专著。王应麟门人胡三省，著有《资治通鉴音注》、《通鉴释文辨误》等，在通鉴学上占有重要地位。

典章制度的研究。浙东学者主张经世致用，重视历代典章制度的研究。薛季宣就有《汉兵制》、《九州图志》、《薛常州地理丛考》。陈傅良的《历代兵制》是通史性的军事史。吕祖谦著有典制体《历代制度详说》，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探讨古今典章制度的利弊得失，旨在于为南宋王朝提供历史借鉴。《礼》是三代旧制，是古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万斯大、斯同兄弟在《礼》学和史学方面也作出成绩。万斯大著有《学礼质疑》、《周官辨非》、《仪礼商》、《礼记偶笺》等。定海黄氏父子，专长“三礼”。黄式三，好以经明史，其子黄以周著《礼书通故》，章太炎称其书可“与杜氏通典相比隆”。孙诒让的主要成果有《周礼正义》。为了经世的需要，1901年他还写了《周礼政要》，以期能为当时的新政措施提供借鉴。

学术史的研究。开创学案体学术思想史修撰是黄宗羲，他著成《明儒学案》后，仍发凡起例，撰著《宋元学案》，仅成一半初稿。其子黄百家续撰数卷也去世了。全祖望在黄氏父子遗稿基础上继续工作，到道光年间经王梓材等人校补修茸此书才得以完编而印行于世。余姚邵廷采，其史学承黄宗羲之教，在学术史方面有《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明儒刘子蕺山先生传》、《王门弟子所知传》、《刘门弟子所知传》(传未成，仅有序)、《姚江书院传》等。宋恕的《六斋卑议》中有丰富的学术史思想。

人物传记类。入明以后，浙东史家重视遗民的表彰。万斯同有《明季两浙忠义录》、《两浙名贤录》等；邵廷采撰《宋遗民所知录》、《明遗民所知录》，以表彰宋、明遗民的忠义节气。全祖望著有《鲒qí@①亭集》，所载内容多半为明清间之掌故，其通过纪传碑志，汲汲表彰浙东抗清不屈之士。

史论、史评类。浙东史家还擅长史学评论，叶适《习学纪年序目》；吕祖谦《东莱博议》；陈亮《酌古录》；王应麟《困学纪闻》、《通鉴答问》；胡应麟《史书占毕》；黄宗羲的有关史《序》；章学诚《文史通义》；邵晋涵的《四库史部提要》；李慈铭《越缦堂读史札记》；宋恕《六字课斋津谈》；陈黻宸《独史》；章太炎《qiú@②书》等都有精彩的史论与史评。其中章学诚的成就最大，《文史通义》明确提出并论述史学范畴中的“经世致用”、“六经皆史”、“圆神方智”、“史义史德”等重要命题，对中国古代史学作出了系统的理论性总结。

乡邦文献的整理。浙东史学重视乡邦文献的编撰整理，通过人物传记、年谱，以发掘乡贤事迹；修撰地方志、书籍目录，以保存文献；编辑刊刻乡贤遗著，以传承学术。宋代王应麟有《四明文献集》；元代吴师通的《敬乡录》收录婺州人物，先述事迹，附诗文于后；袁桷作《四明志》；明代宋濂撰《浦江人物记》、《浦江文艺录》；郑柏有《金华贤达传》；应廷育有《金华先民传》；王yī@③有《义乌宋先达小传》；黄宗羲辑有《姚江逸诗》、《姚江诗略》，著有《四明山志》；万斯同有《两浙名贤录》、《明季两浙忠义录》；全祖望撰《钱忠介公年谱》、《张仓水年谱》，笺注《困学纪闻》，辑《续甬上耆旧诗》，编《天一阁碑目》、《四明洞天旧闻》；平步青注意整理乡邦文献，张岱的《陶庵梦忆》、黄宗羲的《南雷文约》、全祖望的《鲒qí@①亭集》、章学诚的《实斋札记抄》等，平氏都曾批校、整理刊刻过；孙诒让著有《温州经籍志》、《温州古甓记》，辑有《永嘉郡记集本》，其与父孙衣言合辑的《永嘉丛书》，汇集了诸如《习学纪言》、《浮zhǐ@④集》、《浪语集》、《止斋集》等历代永嘉学者的著述；蔡元培还批校整理了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

新史学的建设。清末民初，正是中国学术思想新旧交替之时，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西方思想的输入，中国史学领域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一时期的浙东史学仍继承前辈经世致用的传统，站立在新史学建设的前沿。陈黻宸的史学著作主要有1902年在《新世界学报》上发表的《独史》、《地史原理》以及《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中国通史》等，其史学思想已明显受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思想的影响。在他的史学理论中，已涉及到“史学者，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未有书契以前，自有未有书契之史”；“史者，民之史也”；在方法上已介绍西方的“统计之史”；在“良史”条件上，提出“史质”、“史情”、“史时”、“史权”。陈黻宸提出了自己编写新体中国通史的设想。在观点上，以西方进化论历史观为指导；在内容上突破封建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和以政治史为基干的狭隘格局，引入“民史”的概念；在方法上，突破传统史学方法的束缚，充分吸收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乃至近代生物、化学、数学等自然科学的成果与新方法；在表现形式上，他所设计的新体中国史包括八表、十录和十二传。这是我国近代继梁启超《中国史序论》(1901年)后的又一种新编中国通史的大纲。蔡元培在20世纪初撰写的《中国伦理学史》是近代第一部接受西方思想的伦理学史，他参考了日本和西方的有关著作，写成章节体，在绪论中对一些基本概念作了区分。这部著作对于文化史、思想史的开拓有较大的作用。在近代思想文化史方面，他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中国的文艺中兴》、《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都有较高的水平。章太炎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莫不以史学为依归。从《qiú@②书》到《检论》，经作者多次修订，反映了章太炎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演变历程。从所附的《中国通史略例》、《中国通史目录》、《近史商略》等篇，可以看出章太炎有著《清史》和新编《中国通史》的打算，这也为当时“新史学”的建设起了积极的影响。

三、浙东史学的特点及其价值

浙东史学家尽管生活的时代不同，治史的重点也不尽相同，但他们从历史观点到治学方法上都有相近之处，互相传承，如梁启超所说的“厘然而自成一系统”，在以下几个方面形成鲜明的特色。

1、重视历史观的探究

浙东学派中，在历史理论上最有建树的当属章学诚，然章氏的理论往往多承受于浙东前辈学者。如“道不离器”的朴素唯物论的观点，就有本于薛季宣所说的“道无形埒，舍器将安适哉?”(注：薛季宣：《浪语集》卷23《答陈同父》。)叶适的“物之所在，道则在焉”(注：叶适：《习学纪言序目》卷47《皇朝文鉴一·四言诗》。)和黄宗羲“道、理皆从形、气而立”(注：黄宗羲：《子刘子行状》卷下。)的看法。又如章学诚重视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联系，认为历史发展是“有因有革”的，这也可溯源于南宋浙东学者吕祖谦、陈亮的有关论述。关于历史发展动因，章学诚有如违背民心所愿，即使圣贤也不能建功立业，推动历史发展的思想。浙东史学前辈吕祖谦就有“合群策，集事功”、“藉众人之力而共建”的思想(注：见潘富恩、徐余庆《吕祖谦评传》第9章。)。以上思想在后来的章太炎、蔡元培、陈黻宸的著作中也都有所体现。

2、重世务，贵事功

永嘉学派的创始人薛季宣，“其学主礼乐制度，以求见之事功”。陈傅良从薛季宣游，深得薛氏经制事功之精髓。他编撰《历代兵制》就是为南宋统治者取以为鉴的。吕祖谦认为“学者当为有用之学”(注：吕祖谦：《左氏传说》卷5。)，他写的《历代制度详说》就从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及国计民生等方面的十五种制度入手，讨论其因革损益，分析历代制度的利弊，以为当世之用。叶适论史，处处注意联系实际，如他论纪纲、论用兵、论理财、论民族关系等，陈古刺今，无不以历史经验结合南宋现实而发。黄宗羲称赞宋代事功学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著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注：《宋元学案》卷52。)。他的《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都体现了经世致用的思想。章学诚在《文史通议》中更是不厌其烦的反复阐明其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历代浙东学者重视对《春秋左传》和《周礼》的研究，就是出于经世的目的。清末新史学思潮更是经世致用的产物，宋恕、蔡元培、章太炎、陈黻宸、孙诒让等无不热心投入社会政治运动，关注社会改革变迁。宋恕、章太炎等把自己参与所办的报纸就命名为《经世报》，针对当时有人看不起经世之学，宋恕还在《<经世报>序》中指出：“古无所谓经学、史学也，学者学经世而已矣!理者经世之的；数与文者，经世之器；而经、史、诸子者，经世之师承也……今白种诸国，莫不以经世为学”。从章太炎、陈黻宸的史学论著及其所订编史体例来看，也都可明显地感受到经世致用的精神。

3、经史并治的旨趣

明确提出“六经皆史”说的，是清代的章学诚。其实章氏这一命题是继承浙东前辈思想而来的。薛季宣说：“《春秋》者何?鲁史记之名也”(注：薛季宣：《浪语集·经解春秋旨要序》。)。吕祖谦说：“观史，先自《书》始”(注：《东莱别集》卷7《与张荆州敬夫》。)。而在叶适那里，更已形成六经皆史的思想的刍形。他说：“《书》起唐虞，《诗》止于周，《春秋》著于衰周之后，史体杂出而其义各有属，尧舜以来，变故悉矣”。王阳明也认为“《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章太炎也是把经学做作为史学来看待的，在这一方面他是深受叶适、章学诚等人影响的(注：见诸祖耿：《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章太炎学术年谱》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由上述可见，六经皆史思想是浙东史学一脉相传的思想。因此，浙东学者重史而不废经，经史并治，故能在史学领域取得不凡的成绩。

南宋以来，空谈性理的宋学已在学术上占据统治地位。浙东史学作为其对立面而存在，“言性命必究于史”，主张“六经皆史”，经史并治。不少浙东学者受古文经学的影响，把汉儒治经的方法运用到治史上，他们的对古史的研究重点放在《左传》、《周礼》上，形成求实考信的治史态度和以注疏考据为主的治学方法。吕祖谦撰《大事记》，以《左传》、《竹书纪年》等书纠正了《史记》不少纪年上的错误。叶适也多用考据的方法证明“六经”为先秦史籍，而非孔子所作。王应麟的《困学纪闻·考史》，对“十七史”、《通鉴》、《纲目》、《唐鉴》、《续通鉴长编》等书都有所考辨。开全面考评历代史籍之先河。胡三省的《通鉴注》“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异同，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沿革损益”都有所疏释。黄宗羲强调治经“必明证于史籍而后足以应物”，其研究《周易》，对卦象的解释，许多地方都是以史证经，排除历来对卦象的神秘主义说教，还其古代文献的地位。上述传统对乾嘉时期的学风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全祖望、邵廷采、章学诚的时代，考据方法已成为治学的主要方法。但浙东史学能坚持它“经世致用”的原则，不为考据而考据。因此在乾嘉时期，大多学者在埋头故纸之时，浙东学者仍能取得诸如“明史研究”、《宋元学案》、《文史通义》之类的重大创新成果。晚清以来，黄以周、平步青、李慈铭等走的仍然是考据的路子，至孙诒让熔经世致用与章句考证为一体，故有《周礼正义》、《墨子间诂》等经世巨著的问世。宋恕、章太炎更是在古文经学的基础上，提出变法改革的主张，形成一派区别于康有为、梁启超一系的维新变法力量，为重振“浙学”树起了鲜明的旗帜。

4、在历史编撰学上的贡献

浙东史学在编纂学上也有自己的传统特色，在体例上他们推崇编年体。我国编年体史书以《春秋》、《左传》、《资治通鉴》最为著名。历代浙东学者研治这三书的有很多家。受其影响，他们著述也多采用编年体和表谱体。南宋吕祖谦有《大事记》，陈傅良有《建隆编》、《皇朝百官公卿拜罢谱》等，蔡幼学有《国朝编年政要》、《续百官公卿表》等。入元以来温州有陈刚的《历代正闰图说》，处州有范霖的《历代编年图》、郑镇孙的《历代史谱》。明代万斯同有《历代史表》、《明史表》等多部史表作品，其《历代史表》之作，被黄宗羲称为“不朽之盛事，大有功于后学”。全祖望继承了这一传统，作有《孔子弟子表》、《甬上望族表》、《古今通史表》、《历朝人物世表》、《历朝人物亲表录》、《公车征士表》六部表谱作品，并在学案体著作《宋元学案》中增加了“学案表”。章学诚也重视表的作用，认为史表的适用范围很广，既可以表人、表年，还可以表解事类。近代陈黻宸拟作《中国通史》、《地理史》体例中都列有十《表》，章太炎《中国通史目录》中也首列四《表》。

从经世的目的出发，浙东史学家又多从事近现代史的修撰。叶适认为史家的职责不仅应“继采前史遗事”，更重要的是“示当世得失之林”。黄宗羲认为“国可灭，史不可灭”，在明亡之际，他把历史研究的重点落在明史上。蔡元培认为“史学所重，尤在近世史，良以现代社会皆由最近世史递嬗而来，因果相连，故关系尤为密切”。他特别重视清史的研究和清内阁档案的保存整理，上书请求政府将清内阁档案拨给北大作为史学研究的材料。他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哲》、《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等都是当代史研究的重要著述。如本文前述“浙东史学的成就”中所反映出这么一个事实，南宋的史家重视宋史的撰述，清前期的史家重视南明史的研究，而近代的学者又重视清以来的历史研究。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土右奇

@②原字外九里言

梨洲史学范文篇4

一、浙东学派与浙东史学

在浙东这个地域范围内，自宋代以来出现了诸如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杨简为代表的“四明学派”、以王守仁为代表的“姚江学派”、以及黄宗羲开其先，万斯同、全祖望继其后的史学流派，这些派别历来被称作“浙学”、“浙东学派”、“浙东史学”。

各种名称的出现是与一定的历史时期相联系的。最早提出“浙学”的是朱熹。朱熹说：“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当时的永嘉学派、永康学派、金华学派在思想上相通，都讲求功利，与朱熹有较大的分歧，朱熹将它们统称为“浙学”。至明末清初，浙西顾炎武异军突起，与黄宗羲并称为开国儒宗。“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注：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浙东学术》。)，浙学遂有“浙东”、“浙西”之分。首倡“浙东学派”的是黄宗羲(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见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第一卷，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177页。)，及至有清一代，史学领域为浙东学派所独擅，如梁启超所言：“浙东学风，自梨洲(黄宗羲)、季野(万斯同)、谢山(全祖望)以至章实斋(学诚)，厘然自成一系统，而其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故这一学派又被称之为“浙东史学”亦顺理成章。

诚然，“浙东学术”和“浙东史学”还是有差别的，“学术”的范围比史学大，并包含了史学。但浙东学术的精髓在于史学，这已是历代学者所公认的。朱熹所说的“浙学”，就是偏重在史学上说的。他说：“浙间学者推尊《史记》，以为先黄老，后《六经》，此自是太史谈之学”(注：《朱子语类》卷122。)。又说：“伯恭(吕祖谦)之学大概尊《史记》，不然则与陈同甫(陈亮)说不合。同甫之学正是如此”(注：《宋元学案》卷52)。章学诚说：“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又说：“南宋以来，浙东儒者，讲性命者，多攻史学，历有师承。宋明两朝，记载皆稿荟于浙东，史馆取为依据。”因此可以这样说，对浙东学派的研究离不开对浙东史学的研究，而浙东史学，又是有特定的学术思想所指导的史学。

从陈训慈1931年《清代浙东之史学》一文问世以来，“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学术范畴进行研究，已被后来的学者所认同和接受，不少史学著作对浙东史学有专题介绍，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它的源流。

笔者认为，作为史学流派，浙东史学就其形成与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浙东史学形成于南宋。南宋时期，是浙东地区社会剧烈变动时期。政治上，朝廷偏安江南，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经济上，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受到冲击；学术上，学无统绪，理学家空谈性理，无法解决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浙东学派的各个分支，永嘉学派、金华学派、永康学派，虽有不同的师承，但在同一时期、同一区域，面对同一社会问题，形成了在学术上有相同旨趣的流派。叶适、陈亮、吕祖谦等浙东学者都积极参与政治，他们或伏阙上书，反对屈辱求和；或身临前线组织抗金，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在严峻的现实问题面前，他们反对理学家空谈心性义理，提出学术经世。他们经史兼治，注重历史研究，强调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为现实服务，完成了从心性义理之学到经制事功之学的转变。南宋是浙东史学的形成时期和第一个高峰期。

第二个阶段：清代前期是浙东史学的又一个高峰。南宋以后，朱熹的理学逐渐取得统治地位，影响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浙东学术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元明时期的浙东史学，虽有胡三省、宋濂等史学家的成就，但总体上看处于低谷时期。及至明代中后期，王阳明崛起于姚江，泛滥诸家，批判朱子理学的教条，主张经史合一，学术思想领域开始活跃起来。明末清初，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萌芽已有相当的发展，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错综复杂。余姚黄宗羲师从王阳明弟子刘宗周，得王学之传，兼取各家之长，开创一代学风。他继承南宋浙东学术的事功传统，主张经世致用，把历史研究与当世之务结合起来。万斯大、斯同兄弟是黄宗羲的高足，万斯同以布衣领明史馆，独尊史法；全祖望私淑黄、万，奔走山海之间，搜讨遗音，表彰先哲；邵廷采亦尝问业于黄宗羲，尤善言明末遗事。至乾嘉时期，考据之学盛极一时，浙东仍有邵晋涵、章学诚出，继承黄宗羲之统系，形成浙东史学的第二个高峰。

浙东史学的第三个高峰是在二十世纪初。由于民族危机的刺激，革命思想的推动，西方新思想、新学说的输入，中国学术界出现了急剧变化的新局面。一批进步的思想家以史学为武器，用以分析历史与现实问题，寻找救国的道路。在浙江，温州有宋恕、陈黻宸、孙诒让等人，他们的学术思想远承南宋陈傅良、叶适的永嘉学派，近袭清初黄宗羲的学说。绍兴蔡元培受同里平步青、李慈铭影响颇深。戊戌后到杭州筹办师范学校，结识陈黻宸、宋恕、章炳麟，过往频常。章太炎原名炳麟，因仰慕黄宗羲(太冲)、顾炎武，故别号太炎。原籍余姚，世居余杭，尝自称余姚人(注：《余姚文史资料》第二辑有《章太炎为何自称“余姚人”》一文。)。其思想感情、治学方法都与浙东学派相近，世人亦把他看作浙东人。如宋恕在《日记》中称其为“余姚”(注：《宋恕集》第935页。)。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炳麟少受学俞樾，治小学极谨严，然固浙东人也，受全祖望、章学诚影响颇深”。他们以杭州、上海为中心，过从甚密，或促膝相谈，或信件来往，学术旨趣，皆究心于史。浙东史学此时又呈现出新的景象，成为当时“新史学”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浙东史学的成果

以往论浙东史学成果，大多局限于清朝宁、绍一带的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等几位史学大家的著述。本文试图通过对宋以来史学史资料的钩沉、爬梳，力求较全面地反映浙东史学的面貌。

《春秋》经、传的研究。浙东学者倡言“六经皆史”，经史并治，因此很重视对《春秋》和《左传》的研究。事功史学的开创者薛季宣就著有《春秋经解》十二卷，《春秋旨要》二卷。陈傅良继承师说，著有《春秋后传》、《左氏章指》。吕祖谦著有《春秋左氏传说》、《春秋左氏传续说》，另有史论体的《东莱左氏博议》二十五卷，以《左传》所载史实为题，发挥其政治、哲学、伦理观点，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此后有金华王柏的《读<春秋>记》，《左氏正传》；许谦的《<春秋>温故管窥》、《春秋三传疏议》；宁波王应麟的《春秋考》；万斯大的《学<春秋>随笔》；邵晋涵的《<春秋左氏传>札记》等外，最有成就的是章太炎的《<春秋左氏传>读》。章书在对古文献进行广泛研究的基础上，发挥他在文字音韵学方面的长处，由文字音韵入手，诠释《左传》中难解的古言古字、典章名物，疏正《左传》体例、叙事和立论所含的本义，使世人不得不承认《左传》为信史。

《通鉴》学的研究。浙东学者推崇编年体史书，历代浙东学者都有对《通鉴》、《续通鉴》进行研究的，丰富了《通鉴学》研究的成果。薛季宣有《资治通鉴约说》，陈傅良的《建隆编》是将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太祖一朝事迹削繁补阙，系以论说而成。叶适门人戴溪著有《通鉴笔议》，薛子长有《续通鉴论》。金履祥著《资治通鉴前编》，上起尧舜，下接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之前；王应麟有《通鉴地理考》，专考《通鉴》所涉地、山、川名。另有《通鉴地理通释》，是一部系统论述我国历代疆域政区沿革与军事地理的专著。王应麟门人胡三省，著有《资治通鉴音注》、《通鉴释文辨误》等，在通鉴学上占有重要地位。

典章制度的研究。浙东学者主张经世致用，重视历代典章制度的研究。薛季宣就有《汉兵制》、《九州图志》、《薛常州地理丛考》。陈傅良的《历代兵制》是通史性的军事史。吕祖谦著有典制体《历代制度详说》，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探讨古今典章制度的利弊得失，旨在于为南宋王朝提供历史借鉴。《礼》是三代旧制，是古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万斯大、斯同兄弟在《礼》学和史学方面也作出成绩。万斯大著有《学礼质疑》、《周官辨非》、《仪礼商》、《礼记偶笺》等。定海黄氏父子，专长“三礼”。黄式三，好以经明史，其子黄以周著《礼书通故》，章太炎称其书可“与杜氏通典相比隆”。孙诒让的主要成果有《周礼正义》。为了经世的需要，1901年他还写了《周礼政要》，以期能为当时的新政措施提供借鉴。

学术史的研究。开创学案体学术思想史修撰是黄宗羲，他著成《明儒学案》后，仍发凡起例，撰著《宋元学案》，仅成一半初稿。其子黄百家续撰数卷也去世了。全祖望在黄氏父子遗稿基础上继续工作，到道光年间经王梓材等人校补修茸此书才得以完编而印行于世。余姚邵廷采，其史学承黄宗羲之教，在学术史方面有《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明儒刘子蕺山先生传》、《王门弟子所知传》、《刘门弟子所知传》(传未成，仅有序)、《姚江书院传》等。宋恕的《六斋卑议》中有丰富的学术史思想。

人物传记类。入明以后，浙东史家重视遗民的表彰。万斯同有《明季两浙忠义录》、《两浙名贤录》等；邵廷采撰《宋遗民所知录》、《明遗民所知录》，以表彰宋、明遗民的忠义节气。全祖望著有《鲒qí@①亭集》，所载内容多半为明清间之掌故，其通过纪传碑志，汲汲表彰浙东抗清不屈之士。

史论、史评类。浙东史家还擅长史学评论，叶适《习学纪年序目》；吕祖谦《东莱博议》；陈亮《酌古录》；王应麟《困学纪闻》、《通鉴答问》；胡应麟《史书占毕》；黄宗羲的有关史《序》；章学诚《文史通义》；邵晋涵的《四库史部提要》；李慈铭《越缦堂读史札记》；宋恕《六字课斋津谈》；陈黻宸《独史》；章太炎《qiú@②书》等都有精彩的史论与史评。其中章学诚的成就最大，《文史通义》明确提出并论述史学范畴中的“经世致用”、“六经皆史”、“圆神方智”、“史义史德”等重要命题，对中国古代史学作出了系统的理论性总结。

乡邦文献的整理。浙东史学重视乡邦文献的编撰整理，通过人物传记、年谱，以发掘乡贤事迹；修撰地方志、书籍目录，以保存文献；编辑刊刻乡贤遗著，以传承学术。宋代王应麟有《四明文献集》；元代吴师通的《敬乡录》收录婺州人物，先述事迹，附诗文于后；袁桷作《四明志》；明代宋濂撰《浦江人物记》、《浦江文艺录》；郑柏有《金华贤达传》；应廷育有《金华先民传》；王yī@③有《义乌宋先达小传》；黄宗羲辑有《姚江逸诗》、《姚江诗略》，著有《四明山志》；万斯同有《两浙名贤录》、《明季两浙忠义录》；全祖望撰《钱忠介公年谱》、《张仓水年谱》，笺注《困学纪闻》，辑《续甬上耆旧诗》，编《天一阁碑目》、《四明洞天旧闻》；平步青注意整理乡邦文献，张岱的《陶庵梦忆》、黄宗羲的《南雷文约》、全祖望的《鲒qí@①亭集》、章学诚的《实斋札记抄》等，平氏都曾批校、整理刊刻过；孙诒让著有《温州经籍志》、《温州古甓记》，辑有《永嘉郡记集本》，其与父孙衣言合辑的《永嘉丛书》，汇集了诸如《习学纪言》、《浮zhǐ@④集》、《浪语集》、《止斋集》等历代永嘉学者的著述；蔡元培还批校整理了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

新史学的建设。清末民初，正是中国学术思想新旧交替之时，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西方思想的输入，中国史学领域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一时期的浙东史学仍继承前辈经世致用的传统，站立在新史学建设的前沿。陈黻宸的史学著作主要有1902年在《新世界学报》上发表的《独史》、《地史原理》以及《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中国通史》等，其史学思想已明显受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思想的影响。在他的史学理论中，已涉及到“史学者，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未有书契以前，自有未有书契之史”；“史者，民之史也”；在方法上已介绍西方的“统计之史”；在“良史”条件上，提出“史质”、“史情”、“史时”、“史权”。陈黻宸提出了自己编写新体中国通史的设想。在观点上，以西方进化论历史观为指导；在内容上突破封建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和以政治史为基干的狭隘格局，引入“民史”的概念；在方法上，突破传统史学方法的束缚，充分吸收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乃至近代生物、化学、数学等自然科学的成果与新方法；在表现形式上，他所设计的新体中国史包括八表、十录和十二传。这是我国近代继梁启超《中国史序论》(1901年)后的又一种新编中国通史的大纲。蔡元培在20世纪初撰写的《中国伦理学史》是近代第一部接受西方思想的伦理学史，他参考了日本和西方的有关著作，写成章节体，在绪论中对一些基本概念作了区分。这部著作对于文化史、思想史的开拓有较大的作用。在近代思想文化史方面，他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中国的文艺中兴》、《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都有较高的水平。章太炎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莫不以史学为依归。从《qiú@②书》到《检论》，经作者多次修订，反映了章太炎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演变历程。从所附的《中国通史略例》、《中国通史目录》、《近史商略》等篇，可以看出章太炎有著《清史》和新编《中国通史》的打算，这也为当时“新史学”的建设起了积极的影响。

三、浙东史学的特点及其价值

浙东史学家尽管生活的时代不同，治史的重点也不尽相同，但他们从历史观点到治学方法上都有相近之处，互相传承，如梁启超所说的“厘然而自成一系统”，在以下几个方面形成鲜明的特色。

1、重视历史观的探究

浙东学派中，在历史理论上最有建树的当属章学诚，然章氏的理论往往多承受于浙东前辈学者。如“道不离器”的朴素唯物论的观点，就有本于薛季宣所说的“道无形埒，舍器将安适哉?”(注：薛季宣：《浪语集》卷23《答陈同父》。)叶适的“物之所在，道则在焉”(注：叶适：《习学纪言序目》卷47《皇朝文鉴一·四言诗》。)和黄宗羲“道、理皆从形、气而立”(注：黄宗羲：《子刘子行状》卷下。)的看法。又如章学诚重视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联系，认为历史发展是“有因有革”的，这也可溯源于南宋浙东学者吕祖谦、陈亮的有关论述。关于历史发展动因，章学诚有如违背民心所愿，即使圣贤也不能建功立业，推动历史发展的思想。浙东史学前辈吕祖谦就有“合群策，集事功”、“藉众人之力而共建”的思想(注：见潘富恩、徐余庆《吕祖谦评传》第9章。)。以上思想在后来的章太炎、蔡元培、陈黻宸的著作中也都有所体现。

2、重世务，贵事功

永嘉学派的创始人薛季宣，“其学主礼乐制度，以求见之事功”。陈傅良从薛季宣游，深得薛氏经制事功之精髓。他编撰《历代兵制》就是为南宋统治者取以为鉴的。吕祖谦认为“学者当为有用之学”(注：吕祖谦：《左氏传说》卷5。)，他写的《历代制度详说》就从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及国计民生等方面的十五种制度入手，讨论其因革损益，分析历代制度的利弊，以为当世之用。叶适论史，处处注意联系实际，如他论纪纲、论用兵、论理财、论民族关系等，陈古刺今，无不以历史经验结合南宋现实而发。黄宗羲称赞宋代事功学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著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注：《宋元学案》卷52。)。他的《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都体现了经世致用的思想。章学诚在《文史通议》中更是不厌其烦的反复阐明其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历代浙东学者重视对《春秋左传》和《周礼》的研究，就是出于经世的目的。清末新史学思潮更是经世致用的产物，宋恕、蔡元培、章太炎、陈黻宸、孙诒让等无不热心投入社会政治运动，关注社会改革变迁。宋恕、章太炎等把自己参与所办的报纸就命名为《经世报》，针对当时有人看不起经世之学，宋恕还在《<经世报>序》中指出：“古无所谓经学、史学也，学者学经世而已矣!理者经世之的；数与文者，经世之器；而经、史、诸子者，经世之师承也……今白种诸国，莫不以经世为学”。从章太炎、陈黻宸的史学论著及其所订编史体例来看，也都可明显地感受到经世致用的精神。

3、经史并治的旨趣

明确提出“六经皆史”说的，是清代的章学诚。其实章氏这一命题是继承浙东前辈思想而来的。薛季宣说：“《春秋》者何?鲁史记之名也”(注：薛季宣：《浪语集·经解春秋旨要序》。)。吕祖谦说：“观史，先自《书》始”(注：《东莱别集》卷7《与张荆州敬夫》。)。而在叶适那里，更已形成六经皆史的思想的刍形。他说：“《书》起唐虞，《诗》止于周，《春秋》著于衰周之后，史体杂出而其义各有属，尧舜以来，变故悉矣”。王阳明也认为“《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章太炎也是把经学做作为史学来看待的，在这一方面他是深受叶适、章学诚等人影响的(注：见诸祖耿：《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章太炎学术年谱》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由上述可见，六经皆史思想是浙东史学一脉相传的思想。因此，浙东学者重史而不废经，经史并治，故能在史学领域取得不凡的成绩。

南宋以来，空谈性理的宋学已在学术上占据统治地位。浙东史学作为其对立面而存在，“言性命必究于史”，主张“六经皆史”，经史并治。不少浙东学者受古文经学的影响，把汉儒治经的方法运用到治史上，他们的对古史的研究重点放在《左传》、《周礼》上，形成求实考信的治史态度和以注疏考据为主的治学方法。吕祖谦撰《大事记》，以《左传》、《竹书纪年》等书纠正了《史记》不少纪年上的错误。叶适也多用考据的方法证明“六经”为先秦史籍，而非孔子所作。王应麟的《困学纪闻·考史》，对“十七史”、《通鉴》、《纲目》、《唐鉴》、《续通鉴长编》等书都有所考辨。开全面考评历代史籍之先河。胡三省的《通鉴注》“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异同，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沿革损益”都有所疏释。黄宗羲强调治经“必明证于史籍而后足以应物”，其研究《周易》，对卦象的解释，许多地方都是以史证经，排除历来对卦象的神秘主义说教，还其古代文献的地位。上述传统对乾嘉时期的学风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全祖望、邵廷采、章学诚的时代，考据方法已成为治学的主要方法。但浙东史学能坚持它“经世致用”的原则，不为考据而考据。因此在乾嘉时期，大多学者在埋头故纸之时，浙东学者仍能取得诸如“明史研究”、《宋元学案》、《文史通义》之类的重大创新成果。晚清以来，黄以周、平步青、李慈铭等走的仍然是考据的路子，至孙诒让熔经世致用与章句考证为一体，故有《周礼正义》、《墨子间诂》等经世巨著的问世。宋恕、章太炎更是在古文经学的基础上，提出变法改革的主张，形成一派区别于康有为、梁启超一系的维新变法力量，为重振“浙学”树起了鲜明的旗帜。

4、在历史编撰学上的贡献

梨洲史学范文篇5

一、浙东学派与浙东史学

在浙东这个地域范围内，自宋代以来出现了诸如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杨简为代表的“四明学派”、以王守仁为代表的“姚江学派”、以及黄宗羲开其先，万斯同、全祖望继其后的史学流派，这些派别历来被称作“浙学”、“浙东学派”、“浙东史学”。

各种名称的出现是与一定的历史时期相联系的。最早提出“浙学”的是朱熹。朱熹说：“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当时的永嘉学派、永康学派、金华学派在思想上相通，都讲求功利，与朱熹有较大的分歧，朱熹将它们统称为“浙学”。至明末清初，浙西顾炎武异军突起，与黄宗羲并称为开国儒宗。“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注：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浙东学术》。)，浙学遂有“浙东”、“浙西”之分。首倡“浙东学派”的是黄宗羲(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见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第一卷，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177页。)，及至有清一代，史学领域为浙东学派所独擅，如梁启超所言：“浙东学风，自梨洲(黄宗羲)、季野(万斯同)、谢山(全祖望)以至章实斋(学诚)，厘然自成一系统，而其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故这一学派又被称之为“浙东史学”亦顺理成章。

诚然，“浙东学术”和“浙东史学”还是有差别的，“学术”的范围比史学大，并包含了史学。但浙东学术的精髓在于史学，这已是历代学者所公认的。朱熹所说的“浙学”，就是偏重在史学上说的。他说：“浙间学者推尊《史记》，以为先黄老，后《六经》，此自是太史谈之学”(注：《朱子语类》卷122。)。又说：“伯恭(吕祖谦)之学大概尊《史记》，不然则与陈同甫(陈亮)说不合。同甫之学正是如此”(注：《宋元学案》卷52)。章学诚说：“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又说：“南宋以来，浙东儒者，讲性命者，多攻史学，历有师承。宋明两朝，记载皆稿荟于浙东，史馆取为依据。”因此可以这样说，对浙东学派的研究离不开对浙东史学的研究，而浙东史学，又是有特定的学术思想所指导的史学。

从陈训慈1931年《清代浙东之史学》一文问世以来，“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学术范畴进行研究，已被后来的学者所认同和接受，不少史学著作对浙东史学有专题介绍，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它的源流。

笔者认为，作为史学流派，浙东史学就其形成与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浙东史学形成于南宋。南宋时期，是浙东地区社会剧烈变动时期。政治上，朝廷偏安江南，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经济上，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受到冲击；学术上，学无统绪，理学家空谈性理，无法解决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浙东学派的各个分支，永嘉学派、金华学派、永康学派，虽有不同的师承，但在同一时期、同一区域，面对同一社会问题，形成了在学术上有相同旨趣的流派。叶适、陈亮、吕祖谦等浙东学者都积极参与政治，他们或伏阙上书，反对屈辱求和；或身临前线组织抗金，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在严峻的现实问题面前，他们反对理学家空谈心性义理，提出学术经世。他们经史兼治，注重历史研究，强调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为现实服务，完成了从心性义理之学到经制事功之学的转变。南宋是浙东史学的形成时期和第一个高峰期。

第二个阶段：清代前期是浙东史学的又一个高峰。南宋以后，朱熹的理学逐渐取得统治地位，影响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浙东学术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元明时期的浙东史学，虽有胡三省、宋濂等史学家的成就，但总体上看处于低谷时期。及至明代中后期，王阳明崛起于姚江，泛滥诸家，批判朱子理学的教条，主张经史合一，学术思想领域开始活跃起来。明末清初，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萌芽已有相当的发展，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错综复杂。余姚黄宗羲师从王阳明弟子刘宗周，得王学之传，兼取各家之长，开创一代学风。他继承南宋浙东学术的事功传统，主张经世致用，把历史研究与当世之务结合起来。万斯大、斯同兄弟是黄宗羲的高足，万斯同以布衣领明史馆，独尊史法；全祖望私淑黄、万，奔走山海之间，搜讨遗音，表彰先哲；邵廷采亦尝问业于黄宗羲，尤善言明末遗事。至乾嘉时期，考据之学盛极一时，浙东仍有邵晋涵、章学诚出，继承黄宗羲之统系，形成浙东史学的第二个高峰。

浙东史学的第三个高峰是在二十世纪初。由于民族危机的刺激，革命思想的推动，西方新思想、新学说的输入，中国学术界出现了急剧变化的新局面。一批进步的思想家以史学为武器，用以分析历史与现实问题，寻找救国的道路。在浙江，温州有宋恕、陈黻宸、孙诒让等人，他们的学术思想远承南宋陈傅良、叶适的永嘉学派，近袭清初黄宗羲的学说。绍兴蔡元培受同里平步青、李慈铭影响颇深。戊戌后到杭州筹办师范学校，结识陈黻宸、宋恕、章炳麟，过往频常。章太炎原名炳麟，因仰慕黄宗羲(太冲)、顾炎武，故别号太炎。原籍余姚，世居余杭，尝自称余姚人(注：《余姚文史资料》第二辑有《章太炎为何自称“余姚人”》一文。)。其思想感情、治学方法都与浙东学派相近，世人亦把他看作浙东人。如宋恕在《日记》中称其为“余姚”(注：《宋恕集》第935页。)。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炳麟少受学俞樾，治小学极谨严，然固浙东人也，受全祖望、章学诚影响颇深”。他们以杭州、上海为中心，过从甚密，或促膝相谈，或信件来往，学术旨趣，皆究心于史。浙东史学此时又呈现出新的景象，成为当时“新史学”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浙东史学的成果

以往论浙东史学成果，大多局限于清朝宁、绍一带的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等几位史学大家的著述。本文试图通过对宋以来史学史资料的钩沉、爬梳，力求较全面地反映浙东史学的面貌。

《春秋》经、传的研究。浙东学者倡言“六经皆史”，经史并治，因此很重视对《春秋》和《左传》的研究。事功史学的开创者薛季宣就著有《春秋经解》十二卷，《春秋旨要》二卷。陈傅良继承师说，著有《春秋后传》、《左氏章指》。吕祖谦著有《春秋左氏传说》、《春秋左氏传续说》，另有史论体的《东莱左氏博议》二十五卷，以《左传》所载史实为题，发挥其政治、哲学、伦理观点，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此后有金华王柏的《读<春秋>记》，《左氏正传》；许谦的《<春秋>温故管窥》、《春秋三传疏议》；宁波王应麟的《春秋考》；万斯大的《学<春秋>随笔》；邵晋涵的《<春秋左氏传>札记》等外，最有成就的是章太炎的《<春秋左氏传>读》。章书在对古文献进行广泛研究的基础上，发挥他在文字音韵学方面的长处，由文字音韵入手，诠释《左传》中难解的古言古字、典章名物，疏正《左传》体例、叙事和立论所含的本义，使世人不得不承认《左传》为信史。

《通鉴》学的研究。浙东学者推崇编年体史书，历代浙东学者都有对《通鉴》、《续通鉴》进行研究的，丰富了《通鉴学》研究的成果。薛季宣有《资治通鉴约说》，陈傅良的《建隆编》是将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太祖一朝事迹削繁补阙，系以论说而成。叶适门人戴溪著有《通鉴笔议》，薛子长有《续通鉴论》。金履祥著《资治通鉴前编》，上起尧舜，下接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之前；王应麟有《通鉴地理考》，专考《通鉴》所涉地、山、川名。另有《通鉴地理通释》，是一部系统论述我国历代疆域政区沿革与军事地理的专著。王应麟门人胡三省，著有《资治通鉴音注》、《通鉴释文辨误》等，在通鉴学上占有重要地位。

典章制度的研究。浙东学者主张经世致用，重视历代典章制度的研究。薛季宣就有《汉兵制》、《九州图志》、《薛常州地理丛考》。陈傅良的《历代兵制》是通史性的军事史。吕祖谦著有典制体《历代制度详说》，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探讨古今典章制度的利弊得失，旨在于为南宋王朝提供历史借鉴。《礼》是三代旧制，是古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万斯大、斯同兄弟在《礼》学和史学方面也作出成绩。万斯大著有《学礼质疑》、《周官辨非》、《仪礼商》、《礼记偶笺》等。定海黄氏父子，专长“三礼”。黄式三，好以经明史，其子黄以周著《礼书通故》，章太炎称其书可“与杜氏通典相比隆”。孙诒让的主要成果有《周礼正义》。为了经世的需要，1901年他还写了《周礼政要》，以期能为当时的新政措施提供借鉴。

学术史的研究。开创学案体学术思想史修撰是黄宗羲，他著成《明儒学案》后，仍发凡起例，撰著《宋元学案》，仅成一半初稿。其子黄百家续撰数卷也去世了。全祖望在黄氏父子遗稿基础上继续工作，到道光年间经王梓材等人校补修茸此书才得以完编而印行于世。余姚邵廷采，其史学承黄宗羲之教，在学术史方面有《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明儒刘子蕺山先生传》、《王门弟子所知传》、《刘门弟子所知传》(传未成，仅有序)、《姚江书院传》等。宋恕的《六斋卑议》中有丰富的学术史思想。

人物传记类。入明以后，浙东史家重视遗民的表彰。万斯同有《明季两浙忠义录》、《两浙名贤录》等；邵廷采撰《宋遗民所知录》、《明遗民所知录》，以表彰宋、明遗民的忠义节气。全祖望著有《鲒qí@①亭集》，所载内容多半为明清间之掌故，其通过纪传碑志，汲汲表彰浙东抗清不屈之士。

史论、史评类。浙东史家还擅长史学评论，叶适《习学纪年序目》；吕祖谦《东莱博议》；陈亮《酌古录》；王应麟《困学纪闻》、《通鉴答问》；胡应麟《史书占毕》；黄宗羲的有关史《序》；章学诚《文史通义》；邵晋涵的《四库史部提要》；李慈铭《越缦堂读史札记》；宋恕《六字课斋津谈》；陈黻宸《独史》；章太炎《qiú@②书》等都有精彩的史论与史评。其中章学诚的成就最大，《文史通义》明确提出并论述史学范畴中的“经世致用”、“六经皆史”、“圆神方智”、“史义史德”等重要命题，对中国古代史学作出了系统的理论性总结。

乡邦文献的整理。浙东史学重视乡邦文献的编撰整理，通过人物传记、年谱，以发掘乡贤事迹；修撰地方志、书籍目录，以保存文献；编辑刊刻乡贤遗著，以传承学术。宋代王应麟有《四明文献集》；元代吴师通的《敬乡录》收录婺州人物，先述事迹，附诗文于后；袁桷作《四明志》；明代宋濂撰《浦江人物记》、《浦江文艺录》；郑柏有《金华贤达传》；应廷育有《金华先民传》；王yī@③有《义乌宋先达小传》；黄宗羲辑有《姚江逸诗》、《姚江诗略》，著有《四明山志》；万斯同有《两浙名贤录》、《明季两浙忠义录》；全祖望撰《钱忠介公年谱》、《张仓水年谱》，笺注《困学纪闻》，辑《续甬上耆旧诗》，编《天一阁碑目》、《四明洞天旧闻》；平步青注意整理乡邦文献，张岱的《陶庵梦忆》、黄宗羲的《南雷文约》、全祖望的《鲒qí@①亭集》、章学诚的《实斋札记抄》等，平氏都曾批校、整理刊刻过；孙诒让著有《温州经籍志》、《温州古甓记》，辑有《永嘉郡记集本》，其与父孙衣言合辑的《永嘉丛书》，汇集了诸如《习学纪言》、《浮zhǐ@④集》、《浪语集》、《止斋集》等历代永嘉学者的著述；蔡元培还批校整理了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

新史学的建设。清末民初，正是中国学术思想新旧交替之时，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西方思想的输入，中国史学领域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一时期的浙东史学仍继承前辈经世致用的传统，站立在新史学建设的前沿。陈黻宸的史学著作主要有1902年在《新世界学报》上发表的《独史》、《地史原理》以及《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中国通史》等，其史学思想已明显受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思想的影响。在他的史学理论中，已涉及到“史学者，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未有书契以前，自有未有书契之史”；“史者，民之史也”；在方法上已介绍西方的“统计之史”；在“良史”条件上，提出“史质”、“史情”、“史时”、“史权”。陈黻宸提出了自己编写新体中国通史的设想。在观点上，以西方进化论历史观为指导；在内容上突破封建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和以政治史为基干的狭隘格局，引入“民史”的概念；在方法上，突破传统史学方法的束缚，充分吸收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乃至近代生物、化学、数学等自然科学的成果与新方法；在表现形式上，他所设计的新体中国史包括八表、十录和十二传。这是我国近代继梁启超《中国史序论》(1901年)后的又一种新编中国通史的大纲。蔡元培在20世纪初撰写的《中国伦理学史》是近代第一部接受西方思想的伦理学史，他参考了日本和西方的有关著作，写成章节体，在绪论中对一些基本概念作了区分。这部著作对于文化史、思想史的开拓有较大的作用。在近代思想文化史方面，他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中国的文艺中兴》、《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都有较高的水平。章太炎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莫不以史学为依归。从《qiú@②书》到《检论》，经作者多次修订，反映了章太炎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演变历程。从所附的《中国通史略例》、《中国通史目录》、《近史商略》等篇，可以看出章太炎有著《清史》和新编《中国通史》的打算，这也为当时“新史学”的建设起了积极的影响。

三、浙东史学的特点及其价值

浙东史学家尽管生活的时代不同，治史的重点也不尽相同，但他们从历史观点到治学方法上都有相近之处，互相传承，如梁启超所说的“厘然而自成一系统”，在以下几个方面形成鲜明的特色。

1、重视历史观的探究

浙东学派中，在历史理论上最有建树的当属章学诚，然章氏的理论往往多承受于浙东前辈学者。如“道不离器”的朴素唯物论的观点，就有本于薛季宣所说的“道无形埒，舍器将安适哉?”(注：薛季宣：《浪语集》卷23《答陈同父》。)叶适的“物之所在，道则在焉”(注：叶适：《习学纪言序目》卷47《皇朝文鉴一·四言诗》。)和黄宗羲“道、理皆从形、气而立”(注：黄宗羲：《子刘子行状》卷下。)的看法。又如章学诚重视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联系，认为历史发展是“有因有革”的，这也可溯源于南宋浙东学者吕祖谦、陈亮的有关论述。关于历史发展动因，章学诚有如违背民心所愿，即使圣贤也不能建功立业，推动历史发展的思想。浙东史学前辈吕祖谦就有“合群策，集事功”、“藉众人之力而共建”的思想(注：见潘富恩、徐余庆《吕祖谦评传》第9章。)。以上思想在后来的章太炎、蔡元培、陈黻宸的著作中也都有所体现。

2、重世务，贵事功

永嘉学派的创始人薛季宣，“其学主礼乐制度，以求见之事功”。陈傅良从薛季宣游，深得薛氏经制事功之精髓。他编撰《历代兵制》就是为南宋统治者取以为鉴的。吕祖谦认为“学者当为有用之学”(注：吕祖谦：《左氏传说》卷5。)，他写的《历代制度详说》就从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及国计民生等方面的十五种制度入手，讨论其因革损益，分析历代制度的利弊，以为当世之用。叶适论史，处处注意联系实际，如他论纪纲、论用兵、论理财、论民族关系等，陈古刺今，无不以历史经验结合南宋现实而发。黄宗羲称赞宋代事功学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著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注：《宋元学案》卷52。)。他的《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都体现了经世致用的思想。章学诚在《文史通议》中更是不厌其烦的反复阐明其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历代浙东学者重视对《春秋左传》和《周礼》的研究，就是出于经世的目的。清末新史学思潮更是经世致用的产物，宋恕、蔡元培、章太炎、陈黻宸、孙诒让等无不热心投入社会政治运动，关注社会改革变迁。宋恕、章太炎等把自己参与所办的报纸就命名为《经世报》，针对当时有人看不起经世之学，宋恕还在《<经世报>序》中指出：“古无所谓经学、史学也，学者学经世而已矣!理者经世之的；数与文者，经世之器；而经、史、诸子者，经世之师承也……今白种诸国，莫不以经世为学”。从章太炎、陈黻宸的史学论著及其所订编史体例来看，也都可明显地感受到经世致用的精神。

3、经史并治的旨趣

明确提出“六经皆史”说的，是清代的章学诚。其实章氏这一命题是继承浙东前辈思想而来的。薛季宣说：“《春秋》者何?鲁史记之名也”(注：薛季宣：《浪语集·经解春秋旨要序》。)。吕祖谦说：“观史，先自《书》始”(注：《东莱别集》卷7《与张荆州敬夫》。)。而在叶适那里，更已形成六经皆史的思想的刍形。他说：“《书》起唐虞，《诗》止于周，《春秋》著于衰周之后，史体杂出而其义各有属，尧舜以来，变故悉矣”。王阳明也认为“《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章太炎也是把经学做作为史学来看待的，在这一方面他是深受叶适、章学诚等人影响的(注：见诸祖耿：《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章太炎学术年谱》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由上述可见，六经皆史思想是浙东史学一脉相传的思想。因此，浙东学者重史而不废经，经史并治，故能在史学领域取得不凡的成绩。

南宋以来，空谈性理的宋学已在学术上占据统治地位。浙东史学作为其对立面而存在，“言性命必究于史”，主张“六经皆史”，经史并治。不少浙东学者受古文经学的影响，把汉儒治经的方法运用到治史上，他们的对古史的研究重点放在《左传》、《周礼》上，形成求实考信的治史态度和以注疏考据为主的治学方法。吕祖谦撰《大事记》，以《左传》、《竹书纪年》等书纠正了《史记》不少纪年上的错误。叶适也多用考据的方法证明“六经”为先秦史籍，而非孔子所作。王应麟的《困学纪闻·考史》，对“十七史”、《通鉴》、《纲目》、《唐鉴》、《续通鉴长编》等书都有所考辨。开全面考评历代史籍之先河。胡三省的《通鉴注》“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异同，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沿革损益”都有所疏释。黄宗羲强调治经“必明证于史籍而后足以应物”，其研究《周易》，对卦象的解释，许多地方都是以史证经，排除历来对卦象的神秘主义说教，还其古代文献的地位。上述传统对乾嘉时期的学风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全祖望、邵廷采、章学诚的时代，考据方法已成为治学的主要方法。但浙东史学能坚持它“经世致用”的原则，不为考据而考据。因此在乾嘉时期，大多学者在埋头故纸之时，浙东学者仍能取得诸如“明史研究”、《宋元学案》、《文史通义》之类的重大创新成果。晚清以来，黄以周、平步青、李慈铭等走的仍然是考据的路子，至孙诒让熔经世致用与章句考证为一体，故有《周礼正义》、《墨子间诂》等经世巨著的问世。宋恕、章太炎更是在古文经学的基础上，提出变法改革的主张，形成一派区别于康有为、梁启超一系的维新变法力量，为重振“浙学”树起了鲜明的旗帜。

4、在历史编撰学上的贡献

浙东史学在编纂学上也有自己的传统特色，在体例上他们推崇编年体。我国编年体史书以《春秋》、《左传》、《资治通鉴》最为著名。历代浙东学者研治这三书的有很多家。受其影响，他们著述也多采用编年体和表谱体。南宋吕祖谦有《大事记》，陈傅良有《建隆编》、《皇朝百官公卿拜罢谱》等，蔡幼学有《国朝编年政要》、《续百官公卿表》等。入元以来温州有陈刚的《历代正闰图说》，处州有范霖的《历代编年图》、郑镇孙的《历代史谱》。明代万斯同有《历代史表》、《明史表》等多部史表作品，其《历代史表》之作，被黄宗羲称为“不朽之盛事，大有功于后学”。全祖望继承了这一传统，作有《孔子弟子表》、《甬上望族表》、《古今通史表》、《历朝人物世表》、《历朝人物亲表录》、《公车征士表》六部表谱作品，并在学案体著作《宋元学案》中增加了“学案表”。章学诚也重视表的作用，认为史表的适用范围很广，既可以表人、表年，还可以表解事类。近代陈黻宸拟作《中国通史》、《地理史》体例中都列有十《表》，章太炎《中国通史目录》中也首列四《表》。

从经世的目的出发，浙东史学家又多从事近现代史的修撰。叶适认为史家的职责不仅应“继采前史遗事”，更重要的是“示当世得失之林”。黄宗羲认为“国可灭，史不可灭”，在明亡之际，他把历史研究的重点落在明史上。蔡元培认为“史学所重，尤在近世史，良以现代社会皆由最近世史递嬗而来，因果相连，故关系尤为密切”。他特别重视清史的研究和清内阁档案的保存整理，上书请求政府将清内阁档案拨给北大作为史学研究的材料。他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哲》、《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等都是当代史研究的重要著述。如本文前述“浙东史学的成就”中所反映出这么一个事实，南宋的史家重视宋史的撰述，清前期的史家重视南明史的研究，而近代的学者又重视清以来的历史研究。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土右奇

@②原字外九里言

梨洲史学范文篇6

一、峰峦岑岭，争奇竞秀

山水是中国古典园林第一要素，任何一座中国古典园林，都是与山有关联的。但是，避暑山庄的山，它所占据的地位更为突出，是哪一座园林也难以与其相比拟的。康熙皇帝以“避暑山庄”四字题额，它所表现的重点就是“山”。避暑山庄“以山得名”，就是因为这里的山多。避暑山庄外，可以说是群山环列。据《热河志》记载：“山庄西北隅最高处，一峰拔起，构亭其上，圣祖题额曰‘四面云山’，联曰：‘山高先得月，岭峻自风来’。是亭切汉凌霄，群山拱揖，各开生面。东眺天桥，云垂檐际，南则玉冠诸峰，望如屏列；北则金山、黑山屹峙；广仁岭迤西诸峰，盘礴壮大案衍，络绎奔赴。凭虚纵览，万景天合。”《热河志》所言，指出避暑山庄外，诸峰环列，东西南北环拱着各种状态、各种风貌的峰峦岑岭。山庄之东有形如彩虹的天桥山，上接云天。南有如戴玉冠的高峰及其山势逶迤的岗岭，远望犹如排列在那里的画屏，北有金山与黑山，气势雄浑。庄之西，以广仁岭为代表的峰峦，连绵横列。避暑山庄不仅山庄外有如此之多的山，山庄内的山与平原区、湖泊区相比，其所占的地位也是非常突出的。在564万平方米的避暑山庄内，层峦叠翠的山，约占山庄总面积77%。避暑山庄，不仅山多，而且峰奇。这里有许许多多的奇峰怪石，散落在环山庄层峦复岭之中。这些形态各异的怪石，有的像棒槌，有的像罗汉、有的像僧冠，有的像蛤蟆，有的像骆驼，有的像鸡冠，有的像天桥，有的像椅子，有的像酒壶，还有的像蹲在峰顶上的猴子……。在众多的奇峰异石之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磬锤峰，它上粗下细，确如僧人敲磬的木锤，又像民间用来锤衣的棒槌。俗称棒槌山的怪石，它比非洲纳米比亚“上帝拇指”显得更为奇特。而更令人惊讶的是，在这座光秃秃的怪石的半腰，横插着一株枝叶纷繁的老桑树，使其在晴空的映衬下，构成一幅奇美的画面。康熙在《锤峰落照》诗中写道：“纵目湖山千载留，白云枕涧报深秋。巉岩自有争佳处，未若此峰景最幽。”康熙站在锤峰落照亭上东望所见景象，引起他思绪万千。在他看来，千年以前就已经用文字记载下来的磬锤峰，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景色极为优美。天下奇峰异石，都有可以与他山媲美的优势，但谁都比不上磬锤峰的景色最为清幽秀美。在康熙的笔下，不仅有赞美磬锤峰的诗，还有许多描绘和颂扬山庄峰峦岑岭、争奇竞秀的篇章。比如他在《四面云山》一诗中说：“殊状崔嵬里，兰衢入好诗。远岑如竞秀，近岭似争奇。”四面云山居高临下，站在敞亭里，不仅能近观山庄内秀景，而且可以遥望山庄外奇峰异石。因而，他置身于四面云山亭里，常被山庄内外连成一气、融为一体的山峦秀景所吸引，于是写下“远岑如竞秀，近岭似争奇”的诗句。同皇祖康熙一样，乾隆也非常喜爱山庄内外的山。他在赋诗，或题写额联时，不仅歌颂山庄之山的奇美与峻秀，而且运用比喻的手法，赞美这里山峦秀景胜于仙境，比如他为水心榭题写的横额“圆嵩澄霞”、“阆风涤翠”，都是说群山环抱的避暑山庄犹如仙境。前者是说，霞光映照山庄峰峦碧水，美如佛教胜地的嵩山；后者是说，山庄内外高耸的峰峦，就像昆仑阆风仙山青翠欲滴。言外之意，山庄内外有秀美的山峦，这里犹如仙境。透过康熙的诗和乾隆的题额，可以体会到峰峦岑岭、争奇竞秀，是避暑山庄园林艺术的一大特征。

二、峰落湖心，山水相连

避暑山庄，“以山得名，胜趣实在水”。如意湖、上湖、下湖、澄湖以及银湖、镜湖、西湖（内湖）、半月湖构成的水面，号称十里塞湖。远望塞湖之水，波平如镜；近观湖区风光，美如画卷。筑于微波涟漪湖水之中的长堤，蜿蜒曲折，径分三枝，连接着环碧、如意洲、月色江声三个洲岛，“形若芝英、若云朵、复若如意”。洲岛错落的湖区风光，最引人注目的是：峰落湖心，山水相依，这就形成了避暑山庄园林艺术的第二大特征。康熙皇帝，在《泉源石壁》诗序中引用朱熹两句诗“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意在说明山庄的湖水清澈洁净，是因为有充足的水源。据文物局徐兴志在《巧于自然理山水》一文中介绍：山庄水系来源，主要三个途径。一为热河平地涌泉，这是湖区水的来源之一。二为山区众多山泉与溪水径流，为湖区增添水量。三为武列河与狮子沟河的引入，这是山庄湖水的主要来源。避暑山庄内，有许多山泉。由于自然环境的变化，如今的避暑山庄，自然山泉溪水大减，但著名的热河泉仍然不断地从地下涌出甘美清澈的泉水。积聚成池的热河泉水，直接流入山庄的澄湖，常年为湖区补充水量。当年引武列河水，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武列河是由固都尔呼河、茅沟河、赛音郭勒河汇合而成，绕避暑山庄之东，南流折入滦河。

据避暑山庄文物研究所张双秋在《惟有源头活水来》一文中介绍：康熙皇帝为建造避暑山庄选址时，曾经考察过水系，发现武列河不仅水源充足，而且沿途有很多热泉。建造山庄之初，为了引武列河入园，在山庄东北隅设水闸，闸上建阁，康熙命名“暖流暄波”，并列入康熙三十六景之中。武列河水，经暖流暄波流入山庄，沿山庄北山山麓流淌。当年，山庄北山崖壁间，喷射出一股泉流，落到山脚下，形成半月湖。引入山庄内的武列河水，经水渠流淌至此与半月湖汇合，然后再经水渠西行，汇入松云峡之山泉，流到文津阁分为两支。一支顺水渠沿山根向南流，至梨树峪与涌翠岩瀑布汇合，然后继续南行注入西湖（内湖）。另一支沿文津阁东侧南行，也注入西湖。山庄西湖与中部湖区的如意湖、上湖、下湖是相通的。引入的武列河水，经西湖输送给中部湖区的几片湖泊，并通过水心榭下八孔闸入银湖，再通过德汇门东的五孔闸泄出。上有不断引入的水源，下有日夜泄出的水流，因而山庄内的湖水不仅丰盈，而且是不停流动的活水。山泉多，溪水清，湖水盈，为山庄建造美景提供了优越条件。水本无形，得山而媚，山水相依，可显一园之精髓。避暑山庄周围环山，园中的湖水波平如镜；青峰翠岭倒影于湖水中，呈现出山水相融的状貌。这虚实结合的优美意境，常常吸引康熙或乾隆皇帝，于湖堤岸边流连忘返。康熙在《澄波叠翠》诗序中说：“如意洲之后，小亭临湖，湖水清涟澈底。北面层峦重掩，云簇涛涌，特开屏障。扁舟过此，辄为流连。”乾隆也曾为《澄波叠翠》赋诗“峰翠落湖心，悠然意与深。游鱼寻觅树，飞鸟迓迷林。”在乾隆的笔下，青翠的山峰，倒影于澄湖之中，层层叠叠，使湖水显得更为透碧深远。因为湖水清澈透碧，山峦上树木草丛，倒影于湖水中，其纷繁的枝叶十分真切，致使游鱼和飞鸟都产生错觉。“游鱼寻觅树，飞鸟迓迷林”，既描绘鱼和鸟都把倒影中的树木枝叶误以为真，又表现诗人因为迷恋眼前虚实结合的意境，而久久不肯离去，专心致志地欣赏水中画面。山庄周围，不仅山峦层迭，而且有形态各异的奇峰异石，磬锤峰就是其中最奇特的怪石。奇特之峰，其态在变，水之流动宛转之致，更显山石变幻之妙。为了在山庄内欣赏磬锤峰，康熙在接近湖区的西岭上建造了“锤峰落照”亭。乾隆在《赋得锤峰落照》一诗中写道：“一柱标云汉，千峰最上层。亭亭明夕照，煜煜蔚霞蒸。落景连空翠，腾光入碧澄。西岸翻直影，东户引闲凭。”磬锤峰像一根挺立在空中的石柱，直插云天，它高高地立于千峰万岭的最上层。夕阳返照，亭亭玉立的磬锤峰，闪着耀眼的光辉。它倒影于山庄内的湖水之中，随着碧波荡漾，时曲时直，韵味无穷。其实，磬锤峰影落湖心所构成的山水相连的画面，不用登锤峰落照亭也可看见。每当夕阳西斜，漫步在芝径云堤上，磬锤峰的水中倒影极为清晰，令人感到这虚实结合、山水相连的景象，真是妙不可言。

三、山林古秀，清凉幽静

古秀的山林，以其清凉和幽静，带给人以舒适和愉快，这是避暑山庄的第三大特征。构成园林的三大要素，除了山水之外，还有花木。这里所说的花木，包括花草树木，现在我们先来谈谈树木。明末计成在《园冶》中说：“园林惟山林最胜”，这就是说园林造景，往往是以山林取胜的。古秀的山林，可使园林创造出清凉幽静的景观，而清新、凉爽与幽静，有利于避暑和避喧，这是避暑山庄驰名中外的重要原因。避暑山庄，无论是山区、平原区，还是湖泊区，都生长着多种多样的树木。特别是山峦区，由松云峡、松林峪、梨树峪、榛子峪、西峪所构成的峰岭沟壑，遍布的林木更为繁多。从《热河志》的记载来看，山庄“北山多枫，叶茂美荫”；松云峡“山阴多古松，不辨何年种”，松林峪“峰上苍苍多古松”；梨树峪“万树梨花，素艳幽香”，榛子峪“榛树尤多”，兼有“虬松”、“古栎”；西峪是“翠柏千秋色”。《热河志》的墨迹，充分反映出山庄的峰峦沟壑，由于树木繁茂构成了千峰叠翠，万壑流青的胜景。山庄的平原区，嘉树也很繁茂，特别是万树园，成林的树木，种类多样，既有榆、槐、杨、柳、枫、桦等杂木，又有枝叶浓青的古松，并兼有丁香、郁李、忍冬、榆叶梅、六月雪等灌木花丛。湖区的洲岛岸边，杨柳成行；伴着亭台楼阁，既有参天的松柏，还有银杏、白杜等稀有的树种。在避暑山庄内，无论是密林，还是散落的一株株嘉木，都以其浓青或鲜绿，为避暑山庄增添秀色。中国园林，苑景区的树木，皆有地方特色。“塞山树万种，就显老松佳”，乾隆在《松风》里的两句诗，说明山庄的树，种类繁多，松是最美最好的树。松也有不同种类，有天目山松、黄山松、泰山松等等。避暑山庄多油松，这种树约占山林面积50%，主要分布在松云峡阴坡及榛子峪南北两坡。大片松林，碧浪滚滚，风卷松涛，“如笙镛迭奏声”。康熙在《万壑松风》中，用“如笙镛迭奏声”来描绘松涛声，其蕴意为层叠的山峦、条条的沟壑，青松覆盖其上，千山万壑送来悦耳的松涛声。山峦沟壑片片的松林，不仅涛声悦耳，而且松色也极为佳美。严寒的冬季，冰雪封地，万物萧疏，浓密的松林，仍然以其苍碧青绿之色，使山庄显得生机盎然。酷热的夏天，松树那“偃盖龙鳞”的枝叶，遮盖强烈的阳光，给山庄带来清凉。避暑山庄内，不仅有占地面积广阔的松林，而且有一株株参天的古松。苍劲的松貌，浓密的松林，使这里的山林显得更为古秀。避暑山庄古木甚多，纷繁的枝叶，可以形成大片树荫，被树荫遮蔽的殿堂斋舍，免受阳光的照射，室内分外凉爽。康熙、乾隆以及嘉庆，都写过一些诗篇，赞美古秀山林的清爽与幽静。比如康熙《延薰山馆》一诗中写道：“夏木阴阴盖溽暑，炎风款款守峰衔。山中无物能解愠，独守清凉免脱衫。”诗中的“夏木”，意为高大的树，这里指如意洲上高大浓密的树木；“炎风”，意为东北风，古人称八方之风的东北风为炎风。

全诗的大意：茂密高大的树木，遮住了如火的阳光，使大地显现出一片浓荫，消除盛夏的酷热。东北风从宫殿附近的两山之间徐徐吹来，使这里显得极为凉爽。山中没有任何东西能清除炎热给人带来的烦恼，只有清新和凉爽之气才能令人不脱衣衫也感到凉爽而舒适。这是康熙坐在“延薰山馆”中的感受。地处如意洲的延薰山馆，殿前殿后都生长着繁茂的树木，打开窗户，风吹树摆，清风入室，非常凉爽，因而他在诗中序说：“启北户，引清风，几忘六月”。再如乾隆的《乔树》：“乔树有嘉荫，仙境称避暑。停舆坐其下，繖张过丈许。况复透风爽，实不觉炎苦。”在乾隆的笔下，枝叶茂密的大树形成一片美好的树荫，这里似同仙境，堪称为避暑胜地。停下肩舆，坐在树荫下休息，翠绿的树冠，很象张开的大伞。它不仅遮住炎热的阳光，而且透着凉爽的清风，真是令人感受不到一点炎热的痛苦。古秀的山林，不仅带给人以凉爽与舒适，其清幽与宁静，更值得赞叹。在避暑山庄内，有许多百年以上的古树，诸如古槐、古柳、古栎、古松等等，其中古松最多。松树颜色稳重，躯干挺拔龙鳞班驳，特别是古松，老枝苍虬，显得更为古朴而庄重。山庄的设计者，喜欢松之古朴与清幽，建造了许多依松为室的景观，诸如，万壑松风、松鹤斋，松鹤清越、罗月松风、松霞室、松云楼、松柏室、古松书屋、就松室等等，这些就松造屋的景观，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环境清幽。坐在以松为邻，特别是浓密松林之旁的殿宇斋舍中，耳闻阵阵松涛声，就会产生松声入耳心愈宁的感受。乾隆在《万壑松风》一诗中，表现的就是这种体验。“苍翠郁氤氲，岩端细径分。四时无改色，众木有超群。盖影晴仍暗，涛声静不纷。髫年读书处，终是愧尊闻。”这是乾隆于1752年写下的一首诗，他赞美郁郁葱葱松林上空光色与云气相映的景象，称颂四季常青不畏严寒的松树的品格，欣赏松树以动显静的阵阵涛声。“盖影晴仍暗，”，写松荫之清幽；“涛声静不纷”写松涛以动显静的特点。松荫的静美，是乾隆之所爱；松涛掩盖一切杂乱的响动，使乾隆在静谧的环境中感到心绪安宁和愉快。古秀的山林，清幽静雅之美，在康熙、乾隆的诗作中，不仅被充分展示出来，而且深蕴诱人的魅力。

四、草原鹿鸣，野趣无穷

“园林惟山林最胜”，苑景则不可缺少花草。中国园林栽植花草，不仅仅是为了绿化，也是为了画意。窗外花树一角，即折枝尺幅。避暑山庄，以自然山水园林著称于世。当年，康熙、乾隆在创建山庄时，就十分注重树木花草的保护与栽培。在山庄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注意移植和栽种花草，还从全国各地引种养殖花草，诸如敖汉荷花、内地白莲、五台山金莲花以及梅、竹、兰、桂，都从不同地区引进山庄。这些奇花异草，有些散落在山川草原，有些则在楼台殿阁前后起点景作用。无论是坐在“湖山罨画”殿内，还是置身于“春好轩”堂里，从窗内向外望去，都能瞥见花树一角，犹如呈现在眼前优美的画幅。避暑山庄，不仅有一枝枝、一朵朵奇花异草，在古建筑物旁起点缀作用，还有遍布于平原区、山峦地带的山花翠草，形成一种朴野、自然的风格。这种风格，堪称为避暑山庄第四大特征。避暑山庄的试马埭、万树园、驯鹿坡，生长着繁茂的翠草。乾隆在《绿毯八韵》诗序中说：“山庄土美草丰，连冈遍野，而以鹿多恣食，不致蔚长，铺地不过寸余，诚绿毯也……”。在乾隆的笔下，由于土肥水美，这里的山冈、平原，生长着繁茂的翠草。大片的草原，因为被群鹿啃食，草长不高，犹如铺在大地上的绿毯。因为喜爱似同碧毯的草原，乾隆还以充沛的热情加以赞美：“绿毯试云何处最，最为避暑此山庄。却非西旅织裘物，本是北人牧马场。雨足翠茵铺满地，夏中碧罽被连冈。鹤行无碍柔丛印，鹿龁那容密剡长……”乾隆在诗中，以比喻的手法，把试马埭的草原视为绿毯，并且明确指出它不是西域人进贡的丝织品或毛织物，而是北方蒙古族的牧马场。雨水充足时，翠绿鲜嫩的草铺满大地，夏季里连冈遍野的草地上，散落着点点繁花，似同绣着花纹的地毯。“鹤行无碍柔丛印，鹿龁那容密剡长”两句诗，以鹤与鹿为代表，反映当年的山庄大草原，放养许多野生动物。柔软碧绿的草原，有无拘无束的鹤自由往来，还有一群群鹿在啃食丰茸的嫩草，时而发出呦呦鸣叫。乾隆的诗，真实地描绘了山庄试马埭的景象，生动地再现了北国的草原风光。试马埭草原之东是万树园，种类繁多的树木枝头，莺鸣鸟语动听有趣。万树园之南，有一小亭，康熙命名为“莺啭乔木”，并赋诗写序：“‘甫田丛樾’之西，夏木千章。浓阴数里。晨曦始旭，宿露未唏。黄鸟好音，与薰风相和，流声逸韵。山中一部笙簧也。”康熙所言“黄鸟好音”，是指黄莺在枝头上婉啭啼鸣，悦耳动听。他常常坐在“莺啭乔木”亭中观赏万树园、试马埭的草原风光，倾听犹如乐曲般的黄鸟之音，并写诗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昨日闻莺鸣柳树，今朝阅马至崇杠。朱英紫脱平原绿，月驷云驪错落駹。”当年康熙每次赴木兰围场之前，总是在山庄试马埭草原试马。平坦碧绿的大草原上，开放着“朱英”、“紫脱”等各种野花，各色各类的骏马，交错地排列在试马埭草原上。举行试马的仪式颇为庄重，皇帝亲自检阅马匹。康熙常常在文臣武将陪伴下检阅马匹，他欣赏绿草鲜花的试马埭，更爱奔跑在草原上的骏马，因而在《莺啭乔木》一诗中，透露出一种喜悦之情。万树园内也长着与试马埭一样的绿草，并放养许多野生动物，穿行在树木之间，其中鹿的数量最多，它们悠然自得，颇有情趣。嘉庆在《万树园》一诗中写道：“山庄嘉树繁，雨露栽培久。永承培植恩，盘根遍平阜。一百余年周，土脉滋润厚。凌云皆老松，近水少杨柳。仙鹿任遨游，蹊儦俟走。眠莎复饮池，或群亦或友。揽辔漫追驰，缓行度嶍嵝。福地甲寰中，蓬阆无何有。”从嘉庆的叙写，可以看出濒临澄湖的万树园，树木佳美繁茂，丛林中有凌云的古松，接近湖边少不了杨树与柳树。漫游于万树园草原上的鹿，前后相随、互相依傍地往来寻食。有的鹿卧在草地上闭目酣睡，有的鹿走到池边饮水，还有成群结伙的鹿前后追逐，也有三三两两结伴为友的鹿，它们十分亲密不离不分。面对万树园如茵的草地、自由自在往来于草地的鹿，嘉庆也表现得十分喜悦与快活。无论是康熙、乾隆，还是嘉庆的诗，对山庄的草原都进行了具体的叙写，并生动地描绘生活在草原上的禽与兽，充分反映了北国的草原风光，使我们感受到了生活在大草原中的情趣。绮丽的草原风光及其所蕴藏着无穷野趣，也是避暑山庄的较为突出的特征。乾隆《山中》诗写道：“鸟似有情依客语，鹿知无害向人亲”，高度概括了山庄无穷的野趣，进一步展示了这一特征。五、园林建筑，融于自然前四个部分，是从自然条件方面阐述避暑山庄园林艺术的特征。后两部分，将侧重探讨园林建筑及其与山水、花木相结合所形成的独特风格。避暑山庄是中国古典园林的组成部分，而中国古典园林同西方古典园林相比其最大的差异是：西方古典主义园林，以建筑为主，自然景物处于从属地位。而中国古典园林，一般则以自然景物作为园林景观构图的主体，建筑只为观赏风景和点缀风景而设置，从而构成了“山水为主，建筑是从”的关系。所谓“建筑是从”，就是指园林建筑从属于以山水为代表的大自然。中国古典园林，其建筑与大自然相比，它的相对体量以及在景物构成上的比重，都是比较小的。北京颐和园的排云殿、佛香阁，虽然是比较高大、宏伟的建筑物，然而把它放在颐和园的空间环境中去考察，它并没有盖过自然山水，万寿山和昆明湖这一山一水，才是颐和园的主体。为了突出“山水为主，建筑是从”的特点，中国园林常常以“化大为小”的手段，使建筑融于自然。

所谓“化大为小”是与西方古典园林体积庞大的建筑物相比较而言的。西方古典园林建筑，把不同功能的房间，都集中在一个建筑物中，追求内部空间的构成美和外部形态的雕塑美。中国园林建筑取传统的木架结构，在一般情况下这种结构的体量是比较小的。由于建筑结构体量小，既可根据功能和需要独立设置小型建筑物，也可把一个个小型建筑物组合起来，形成院落式的建筑群。无论是个体小型建筑物，还是组合起来的建筑群，都可以灵活地置于优美的自然环境中。由此可见“化大为小”的构园手法，有利于使建筑物融于自然，把自然美与人工美结合起来，创造令人赏心悦目的园林景观。采取“化大为小”手法，把园林建筑融于自然景物之中，这与避暑山庄的造园指导思想有关。避暑山庄造园的基本立意，在于保持原有的自然风貌。山庄的苑景区，不造大体量的建筑物，而是根据地形地势或营造独立成景的小型建筑物，或把几个建筑物组合成小型建筑群。无论是独立成景的个体建筑，还是经组合而成的小型建筑群，都能“随山依水”地置于具有不同特点的自然环境中。那些或傍依山崖水际、或掩映于林木花丛之间的轩馆亭榭，皆因体量不大并与周围环境相适应，而融于自然之中，构成和谐并富有艺术韵味的景观。比如康熙三十六景的“梨花半月”，就是一处小型建筑群。康熙在《梨花半月》诗中写道：“云窗倚石壁，月宇伴梨花”这两句诗说明：轩窗面临山岩石壁，常有缕缕云雾笼罩其间。月色下殿宇同梨花相伴，似隐似现，别具风韵。基于对康熙诗句的理解，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梨花半月”这组建筑群，就是避暑山庄运用“化大为小”的手段，把园林建筑融于自然的典型。避暑山庄所采取的“化大为小”的手段，不仅有助于把园林建筑置于自然景物之中，而且有利于建筑物与自然风景之间相互穿插、相互交融地进行布局，取得建筑与自然相辅成景的效果。所谓“相互穿插、相互交融”，意为园林建筑，可以插入自然风景区建殿造亭，并与山林花木融为一体，构成“花木隐榭、水心点亭”令人观之心悦的景观。同样，自然景物也可深入园林建筑区，形成房前房后“翠木成荫、花草芬芳”情趣盎然的美景。比如乾隆三十六景中的“罨画窗”，就是建筑插入山峦自然景物中所构成的一处景观。乾隆在《罨画窗》诗中写道：“霞标云阁小延停，异草仙葩扑鼻馨。凉峭寒天初过雨，近峰远岭总来青。”诗中所言“云阁”，是说殿阁建在山峰上，似乎与云天相接，这里的自然环境是：异草仙花环绕着殿阁，站在阁前远眺，可见“近峰远岭”一股脑送来青翠欲滴的绿色。在乾隆的笔下，隐于馨香与绿色之中的“云阁”，已经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了。“罨画窗”是建筑与山林花草相融的景观，“水心榭”则是水心点缀景亭的实例。乾隆为“水心榭”题诗写道：“一缕堤分内外湖，上头轩榭水中图。因心秋意萧而爽，入目烟光有若无。”这首诗先写建在两湖之间石堤上的轩榭（三座亭）中的感受。乾隆的诗，充分展示了园林建筑插入湖心，并与湖波上烟光水色融为一体的美妙图景。园林中的建筑物可以插入自然景物中，而自然界的花草树木，也可插入园林建筑的庭院花园，成为建筑艺术的一部分。比如康熙三十六景中的“延熏山馆”，地处“无暑清凉”一组建筑群院内。从康熙诗句“夏木阴阴盖溽暑”和乾隆诗句“花气露生香”来看，避暑山庄造园是采取移木移花的手段来点缀“延熏山馆”大殿，构成了殿前绿树成荫、庭院角落花束一丛的清爽而又静美的景观。这表明自然景物插入建筑区，在点缀殿宇楼阁的同时，则与建筑相融成为园林艺术中的景观。

无论是“随山依水”置景，还是采取建筑物与自然景色相互穿插造景，都能使建筑与自然和谐统一。峰峦环抱的避暑山庄，林木繁茂，湖水丰盈，山峦水色，相映成趣。为了保持原有的自然风貌，避暑山庄在苑景区不造体量庞大的建筑物，而是把独立成景的个体建筑过经过组合而成的小型建筑群，分散地置于山林地带或湖心岸边。这些隐于山林、濒临水际、点在湖心的小型别致的建筑，分别与其周围花草树木融为一体，犹如一幅幅立体山水画。在避暑山庄内的湖泊区、平原区、山峦区，到处可见这样的“画幅”。由此可见，承德避暑山庄，可以被视为立体山水画的大展厅。六、北雄南秀，和谐统一建筑不仅是园林艺术三大要素之一，而且是极为引人重视的要素。避暑山庄是由宫殿区和苑景区两大部分构成的，这两部分建筑，因用途及其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其构造与风格也是有明显差异的。作为清代皇家园林的避暑山庄，把处理国家政务与皇帝后妃休息游览融为一体。宫殿区为了适应处理朝政与生活起居的需要，其建筑多采取我国北方四合院的格局。正宫与北京故宫的形制一样，也是九进院落，不仅规模较为宏伟，而且气势也显得雄浑庄重。苑景区包容湖泊区、平原区、山峦区。康熙、乾隆都曾六下江南，由于他们喜爱江南秀景，所以山庄湖区的苑景营造，多有对江南楼台亭榭的借鉴，从而使北国的雄浑与江南的秀色融为一体，这就形成了避暑山庄园林艺术的第六特征。宫殿区包括正宫、松鹤斋、万壑松风、东宫四组建筑。宫殿区的建筑，既是皇帝处理政务的地方，也是他与后妃起居生活的场所，因此，宫殿区的四组建筑，除了万壑松风建筑布局较为灵活以外，其他三组建筑，特别是正宫，都像北京故宫一样，也分前朝后寝两部分。前朝的主殿都处在中轴线上，附属建筑分列两旁；后寝部分除了处在中轴线上的烟波致爽、云山胜地、岫云门以外，两侧还有嫔妃居住的偏殿。避暑山庄的宫殿，虽然以朴素淡雅为基调，不像北京故宫因有崇台伟基、雕梁画柱而显得高大辉煌，但也具有皇家的庄严与雄浑的气派。悠久的历史，漫长的岁月，在中国人头脑里所形成的观念中，“尊卑”“主从”是极为分明的。这些观念，在中国古代建筑中也有体现。避暑山庄的正宫，共有九进，第一进为宫门———丽正门。这座重台式的城门，既是正宫的宫门，也是避暑山庄正门。丽正门之南，有一座红照壁和一对雄姿勃勃的石狮雕像，还有下马石和堆拨房。体积不算小的红照壁色彩深重，两座石狮雕像体态生动，雄踞于大门左右。这些附属建筑，陪衬主体建筑，使丽正门这座重台式城门，更显得雄浑壮观而有气魄。丽正门上悬挂一块石匾，其匾额镌刻五种文字，中间“丽正门”为汉字，是乾隆御书，两边分别为满、蒙、藏、维四种文字。“丽正”二字，出自《易经•离卦》：‘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乾隆取后两句含义，即天地上下一片光明，附着在中正之道上，从而使得天下太平。在中国历史上，南京临安宫殿的正门和元代大都，均以丽正门命名。乾隆取“丽正”为题额，除了标志这是山庄正门以外，还表明大清的统治是中正的，其政治措施是圣明的。为了充分表达这一观点，乾隆还题诗在丽正门背面的门楣上：“岩城埤堄固金汤，詄荡门开向午阳。两字新题标‘丽正’，车书恒此会遐方。”更为明显地体现出乾隆的政治抱负：让“车同轨，书同文”统一与强大的政治局面，永远保持下去。丽正门既是山庄的正门，又是正宫的宫门，文武群臣上朝，少数民族首领来朝拜，都要通过此门。乾隆的题额与题诗，所蕴涵的政治清明以及和睦相处的民族思想，使少数民族首领感受大大清帝国是值得尊崇和信赖的。由此可见，丽正门与附属建筑的配置，突出了城门的庄严与雄浑。丽正门的题额与题诗的寓意，既展示了乾隆的雄心壮志，也是炫耀大清帝国值得尊崇的政治地位。

梨洲史学范文篇7

一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面临着帝国主义豆剖瓜分空前的民族危机，出现了一个波澜壮阔的爱国主义救亡高潮，先后登台的有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并相继发动了和辛亥革命。与此相适应，在史界形成了一股富有生气的新史学思潮。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倡导新史学的第一人，提出了“史界革命”的口号，革命派或进步学者也相继发出“史界革命”和“史学革新”的呐喊，由此中国近代史学发生了激变，关于史学经世功能的认识也产生了新的飞跃。

康有为作为“公车上书”的主角，后来成为维新派的领袖。据《康南海自编年谱》说，他二十七岁时就已确认救世的深沉使命，“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以是为道术，以是为行己”[1](p.118)，显示其早年的学术取向主要是经世致用。他以今文经学的“通经致用”，作为政治改革的思想武器，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举起“孔子改制立教”的旗帜，号召摧毁传统的“伪经”“新学”，在思想、学术界刮起了一股大飓风。作为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梁启超于1901—1902年先后发表《中国史序论》和《新史学》，在这两篇具有纲领性的史学理论文章中，猛烈抨击封建史学，倡导“史学革命”，较系统地阐述了有关史学功用、历史哲学、史学方法等主张。梁启超说：“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2](p.1)认为著书贵有宗旨，史著既不是为若干陈死人作纪念碑，也不是为过去的事实作歌舞剧，“将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之用也。”[2](p.3)并大声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2](p.7)他从理论上将史学的社会功能进一步扩大，“史乎史乎，其责任至重”，把史学的作用提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他认为，史家的职责在于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着重说明历史演变的因果关系，以求得其“公理公例”，而“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诸将来者焉。”[2](p.11)在理论上为新史学阐明了方向，其中贯彻着鲜明的资产阶级史学功用观。

继起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同样十分强调史学的重要性及其经世致用的功能。以革命家而兼学者的章太炎，他自述“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寻求政术，历览前史。”[3]认为史学的兴废，直接关系到国家民族的盛衰存亡，提出：“研究一国文化，当以历史学为最重要。”[4](p.757)“历史的用处，不专在办事。只在看了历史，就发出许多爱国心来，是最大的用处。”[5]并主张“以历史民族之义提倡光复”[6](p.557)，为反帝反清斗争服务。留日学生曾鲲化在所撰《中国历史》中指出：“历史学者，为学界最宏富最远大最切要之学科，社会上之龟鉴，文明开化之原理，国民爱国心之主动力也”[7]。认为史家之职，即在记录人群所表现于社会之生活运动，及其起源、发达、变迁之大势，“使后人龟鉴之，圭臬之，而损益、而调剂、而破坏、而改造、而进化者也。”[8]辛亥时期的国粹派史家，受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思想的影响，主张经世与学术、义理与考据并重，而以经世应务、“明体达用”为旨归。如陈黻宸在《独史》中指出：“国而无史，是谓废国；人而弃史，是为痿人。”[9]还提出了“史之独权”说，主张赋以史家以独立之权。邓实说：“无史则无学矣，无学则何以有国也。”[10]马叙伦认为：“历史一门，固世界中第一完全不可缺之学矣。”[11]又说：“推史之体，大以经纬宇宙，小以纲纪一人一物一事一艺，达史之用，可以促开化，可以进文明。”甚至认为：“史者，群籍之君也。”[12]把史学提到了学术中独尊无二的地位。

上述情况表明，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把史学置于极其重要的位置，极端强调史学的社会作用。这一时期史学的重要特征，便是强调史学的重要性和功利性，乃至夸大其辞，走向极端。如梁启超所说“悠悠万事，惟此为大”，马叙伦所说“史者，群籍之群也”，都典型地表明了过分夸大史学作用的特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史学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也历来有重视经世致用的史学传统。但是，把史学的重要性及其功能提到这样的高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

二

从新史学的理论导向来看，他们不仅把史学的社会作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对史学经世的功能和内涵作了新的界定和阐发。梁启超认为史学是“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革命派同样提出：“历史为国魂之聚心点，国民爱国心之源泉”[13]。大多数史家意识到史学为“国魂”，史学的功用主要在于服务现实，革新政治，唤醒国民，推进社会文明。如果说，龚自珍、魏源的史学经世观，基本上还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延续，那么，这一时期的新史学则提出了比较明确的建设目标，要求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传统的旧史学，以为本阶级的政治变革服务。从根本上说，他们提出史学的功能和作用，是为当时的民族独立与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服务的，已经不是为了维护旧秩序，而是为了催生新制度，因而具有新的时代特点和阶级特色。这不仅仅在于其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进化论，并借鉴了西方的史学理论与观念，也不仅在于其有强烈的目的功利性，而且旗帜鲜明地揭橥写“民史”的口号，提倡为“国民”写史，从而提出了建立为近代国民提供历史借鉴的新的史学课题。

梁启超指出历史“有君史，有国史，有民史”，并以中西史学加以比较说明，西方国家最兴盛的是“民史”，而中国历代的史书，“不过为一代之主作谱牒”[14](pp.59-60)，“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2](p.3)。他批评中国封建旧史学有“四弊二病”，“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厉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2](p.6)。尖锐地指出：“中国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2](p.4)邓实在《民史总叙》也指出，中国自秦始皇以后，“中国之史，遂专为君主一人一家永有之物”，而中国的史学也“永厄于专制一人之君主矣”[15]。因而他们激烈地批判封建旧史学，痛斥其锢弊人心、麻木民智的恶劣作用。基于开启民智的需要，他们特别强调要作“民史”，以“民统”代替“君统”，以“叙述一国国民系统之由来，及其发达进步、盛衰兴亡之原因、结果为主”。主张史学应以国民为本位，新史著当“以国民精神为经，以社会状态为纬，以关系最紧切之事实为系统”，探讨“其原因、结果之密切关系，以实国民发达史价值，而激发现在社会之国魂。”[8]并提出历史应“为国民而作”，史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提供服务于民族、国家的“国民资治通鉴”，史家要“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2](p.2)。

从民史、“国民资治通鉴”的角度来肯定史学的认知价值和经世功能，无疑具有新的理论意蕴。从孔子以来，中国古代传统的经世致用，主要是为政资治，以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新史学则认为史学不应只是为帝王统治提供“资鉴”和从事封建伦理说教，而应着力探讨整个国家和民族兴衰之故，使之成为“国民资鉴”，以激发民众的爱国心，推进社会文明。其最根本的主张，就是要改变旧史学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状况，把为少数封建帝王服务的旧史学，改造成为广大“国民”服务的新史学。他们所说的“国民”，指资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史学的性质和方向。

由“君史”到“民史”，不仅意味着史学内容的转移，而且显示了服务对象的转换。如唐才常强调史学是“四民与知之业”[16](p.41)，是士农工商都需要通晓的学问。梁启超呼吁应将外国史著“悬诸国门，以为我四万万人告”[17](p.34)，也就是说，要让广大的民众都了解古今中外的历史，以启发人们的忧国意识。自失败以后，维新派更重视这方面的工作，把它作为“新民”的有效工具。正如其所指出的：“有新学术，然后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艺、新器物。有是数者，然后有新国、新世界。”[18](p.1)革命派也普遍认识到要取得革命的成功，必须发动“下等社会”的广大群众，故把“开通民智”放在相当突出的地位，史学也被视作启迪民智的重要手段。如章太炎主张编写通史，应当一方面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目的在于“开浚民智，激扬士气”[19]，以史来鼓舞民众的革命情绪。《浙江潮》中也有人撰文指出，应当注重历史教育，“而实爱国心之源泉也。而鼓吹之法亦有二：一曰取本民族之英雄而崇拜鼓舞之，以发其自尊之心；一曰取本民族之耻辱历史而刺触警动之，以激其知耻之心”[20]。由于史学服务、接受的对象发生了变化，新史学还注意到史学的普及性、通俗性。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通俗性的史学著作，都不是偶然的。由此，新史学从史学目的到史学内容、服务对象，乃至体裁形式都发生了根本改观，经世的内涵与外延也得到初步确定，其视野远较前人开阔，理论深度与力度也均大为提高。

由于当时最大最急迫的现实就是救亡，因此其经世功能的重要特征，又突出地呈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梁启超认为，史学的功用就在于叙述进化相竞之理，推阐爱国思想与民族意识，宣称：“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也。”[2](p.7)因此曾设想“欲草-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21](p.19)。革命派在这方面尤为突出。国粹主义的倡导者章太炎，十分重视以史学推阐民族主义的功用，“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22]。他甚至说，“中国今后应永远保存之国粹，即是史学，以民族主义所托在是。”[23]主张“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提倡国粹，“就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24]。曾鲲化编撰《中国历史》，也“以激动爱国精神，孕育种族主义为坚确不拔之宗旨”[25]，并称要“树光华雄美之新历史旗帜，以为我国民族主义之先锋。”[7]民族主义也是国粹派史学的灵魂，在他们看来，“民族主义如布帛菽麦，不能一日绝于天壤。”[26]史学的最大功用，便是阐扬民族主义，提高民族自尊心和促进民族的兴旺发达。总之，他们认为研习历史，是倡导民族爱国主义、振奋国民精神的重要途径，并提倡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复兴民族文化，显然具有现实意义。

三

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的史学还表现了很强的政治倾向性。因受社会大变动的影响，中国近代史学具有十分强烈的政治色彩。由于政治问题异常突出，这一时期各家各派的史学，无不烙上政治倾向的印记。当时的维新派和革命派都强调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他们根据政治上的需要，从中吸取对自己有用的东西，或则为维新变法服务，或则为民族革命服务。但两派所理解的政治不同，故决定了其具体主张有质的差异，一则强调立宪，一则鼓吹革命，虽说两者表现不同，但都是为宣传其政治主张服务则是一致的。

从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史学实践来看，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史家，都十分注重利用史学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并写下了不少直接为现实斗争服务的史著。如梁启超所撰《古议院考》，认为中国古代“虽无议院之名”，而有议院之实，有些制度与近代西方国家略同，有的甚至还可以“补西法所未及”[27](pp.95-96)，即是以法先王之意，为在中国推行君主立宪制度提供历史依据。其所作《赵武灵王传》、《王荆公》、《管子传》等，分别叙述历史上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制、管仲助齐桓公实行改革、王安石变法等史实，也是借以抒发其改良主义的抱负，为其政治要求服务的。

革命派也撰写了许多宣传和鼓吹革命的史著。如亚卢(柳亚子)的《中国革命家第一人陈涉传》、《郑成功传》，刘师培的《中国革命家陈涉传》、《中国排外大英雄郑成功传》，署名“汉儿”的《为民族流血史可法传》，署名“复汉种者”的《新国史略》等，以及刊于《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等杂志的《中国民族主义第一人岳飞传》、《宋爱国士岳、文二公传》、《为种流血文天祥传》、《中国民族主义发明家黄梨洲先生传》等，都对陈胜等革命领袖和岳飞、文天祥、郑成功、史可法等民族英雄做了赞颂，借以鼓吹民族革命，寄托其反清革命的志向。刘成禺并著《太平天国战史》，孙中山曾为之作序，认为“发扬先烈，用昭信史，为今日吾党宣传排满好资料”[28]。章太炎也为黄世仲的《洪秀全演义》作序，谓“国家种族之事，闻者愈多，则兴起者愈广……洪王朽矣，亦思复有洪王作也。”[29](p.223)所谓“复有洪王作”，其意也在激励新的反清革命。此外，他们还搜辑编刊明末遗民的历史文献，以及记载清初清军残暴屠杀汉族同胞的史籍，如《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等，将它们广为翻印流传，借以鼓吹排满革命和民族思想。如鲁迅先生在《杂忆》中说：“有一部分人，则专意搜集明末遗民的著作，满人残暴的记录，钻在东京或其他的图书馆中，抄写出来，印了，输入中国，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30](p.221)事实上，这些著作在革命斗争中确实发挥了其功能。

在外国史的编译、撰述方面，改良派和革命派对立宪史、革命史的编译研究，同样表现出了这种倾向。早期改良派王韬编撰《普法战纪》、《法国志略》，黄遵宪著《日本国志》，或者称道君主立宪政体和西方文明，或则介绍明治维新的历史，其指导思想均是“期于有用”[31](p.284)，如黄遵楷所说：“意在借镜而观，导引国人，知其所取法。”[32]在时期，维新派更是自觉地利用介绍外国历史，来作为宣传变法主张的思想武器。

为了宣传变法、立宪，他们先后出版了有关各国的变法史、立宪史，其中尤以介绍日本明治维新、俄国彼得大帝变法及英国立宪的著述为多。如康有为撰有《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波兰分灭记》、《突厥削弱记》等书，先后进呈光绪帝。书中还用按语的形式发表议论，将论述外国历史与条呈变法结合在一起，希望他学习明治和彼得大帝，走维新变法的道路。梁启超、唐才常等也著有《波兰灭亡记》、《日本安政以来大事略述》、《最古各国政学兴衰考》、《各国种类考》，以及《俄土战记》、《瑞士变政记》等。他们介绍俄国、日本变法自强的史实以为榜样，列举波兰、土耳其、印度引为教训，以避免中华民族成为波兰第二、印度第二，从正反两方面总结其历史经验。从这些著述来看，其目的性极强，都不是一般地介绍外国的历史，而是有针对性地选择有关各国变法和衰亡的史实，讲的是日本、俄国、波兰、土耳其，指的是中国，实际上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都是为维新变法服务的。在20世纪初，当清廷下诏预备立宪后，改良派又积极编译出版了各种立宪史。诸如佩弦生的《欧洲各国立宪史论》、麦孟华译《英国宪法史》、《英国变政小史》、罗普译述《日本维新三十年史》、《日本国会纪原》、汪有龄译《日本议会史》，以及《日本立宪史谭》、《国立宪史论》等等，以配合鼓吹在中国实行立宪制度。

与维新派着重介绍日本明治维新、俄国彼得变政和各国立宪史不同，革命派编译外国历史著作，则主要是介绍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史和独立史。他们编译出版了《泰西革命史鉴》、《美国独立史》、《美国独立战史》、《法兰西革命史》、《法国革命战史》、《意大利独立史》、《苏格兰独立志》、《希腊独立史》、《葡萄牙革命史》、《俄国革命战史》等，其中尤其是对英、法等国的革命史，美国、意大利、希腊等国的独立史，进行了大量的介绍和宣传，成为这一时期的显著特色。其编译目的，就是企图从法国革命和美国独立的历史中吸取精神力量，走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浙江潮》在介绍青年会编译的《法国革命史》时即指出：此书“欲鼓吹民族主义，以棒喝我国民，改订再三，始行出版。其中叙法国革命流血之事，慷慨激昂，奕奕欲生，正可为吾国前途之龟鉴云云。”提出“爱国志士不可不各手一编，以自策励”。明确主张编译和阅读外国革命史，是为了从中寻找“救吾国之妙药”[13]。

20世纪初，革命与改良、反满与保皇造成了直接的对垒。围绕着革命与改良这一根本问题，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这一斗争也在史学领域中反映出来。在对待革命，尤其是在对法国革命的问题上，两派的立场、态度截然相反，势同水火，将其作一比较，也许不无意义。

早在时期，康有为在所编《法国革命记》中，便极力渲染法国流血革命之可怕，说：“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称其“流血遍全国”，伏尸百万，绵祸八十年，“普大地杀戮变乱之惨，未有若近世革命之祸酷者矣。”把法国革命描述成一场空前的大灾难。显示了其对爆发革命的恐惧，以为其改良主义政治观点作注脚。在失败后，康有为仍坚持保皇立场，宣扬中国只可行立宪而不可革命。在1906年清廷下诏预备立宪后，又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长篇史论《法国革命史论》，以革命恫吓人们。这一时期，梁启超也撰《开明专制论》，引英、法、美、普、俄等国的历史，以“论开明专制适用于今日之中国”[33](p.49)。又撰《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以便“求其论据于历史，鉴其因果于历史”[34](p.31)，文中将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与西方近代革命加以比较，结论是中国革命有七个方面不如西方，以历史上的革命影射当时革命派的学说。

在两派论战中，为驳斥康有为的反革命言论，章太炎写下了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借史论政，广引中外历史事实论证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的必要性。康氏史论出笼后，章氏又立即嘱汪东作《正明夷法国革命史论》，对其进行反击。文中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是长期以来王公贵族“骄恣暴戾”、人民反抗的结果，谓法国革命“杀人流血”，也是封建“虐政”所激起的，以具体史实驳斥了康有为诋毁革命的谬论。指出法国革命尽管有种种不足之处，“然一洗旧弊，遂能祛虐政，均权利，卒达改革之首志，其抑赫然可观哉!”文中并取法国事实，联系“中国之现实，比较论之”[35](pp.635-636)，断言说：“法民既成而去，继其烈者，必吾中国之民矣。”[35](p.645)陈天华也在《民报》上发表了《中国革命史论》，针锋相对地批驳了梁启超。指出比较中西革命，应以中西方同时代的革命相比较，不同时代的革命是无法比较的，梁氏以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革命与西方近代革命相比较，是搞错了时代。认为中国自秦以来，革命多起于民间，与平民革命较接近，西方古代的农民革命远不如中国。又以历史事实驳斥革命对人民造成无穷灾祸的谰言，热烈颂扬革命是“救人世之圣药也。终古无革命，则终古成长夜矣。”[36]从而有力地批驳了康、梁反对革命的谬论。

综而言之，改良派与革命派都把史学领域作为一个重要的阵地，并直接运用史学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史学为现实政治、党派斗争服务。在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大论战中，更是突出体现了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这种情况的产生，既与当时所处时代及特定的历史条件有关，也与他们主观上对史学功能的理解密切相联。由于近代中国社会急剧变动的特点，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极为尖锐激烈，使政治问题异常突出，加上两派在认识上都片面地夸大了史学的社会功能，主观上都将其作为政治的工具来使用，救亡图存的急迫性和强烈的功利性交汇在一起，就造成了直接将史学与现实政治、党派斗争挂钩的局面。中国史学一直有着“经世致用”、重视功利的传统，而新史学则把这种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四

改良派与革命派重视史学的经世功能，主张史学紧密地为现实政治服务，对于当时维新思潮和民族革命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史学毕竟只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对其没有正确的定位，把其作用夸大到了不适当的程度，显然是片面的，也是不恰当的。而且，他们过分夸大史学的社会作用，强调史学为政治服务也带来了不少弊端。

首先，由于在一开始就设定了经世致用的目的，在这种目的论的引导下，史学只是被用来为政治变革作论证，往往成为其政治主张的注脚。他们把它和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说的是史学，关切的是其政治内涵，从而把政治的重要性放到了首位。强调的是史学的政治方向与对思想内容的要求，必须与社会改革紧密配合，或者说，它本身就是现实政治斗争的一部分。不仅把史学当作推动社会变革的武器，而且直接当作党派斗争的工具，因而于史实也多各取所需，用以阐发各自的政治主张。对历史上的人物与事件，都用资产阶级的观点作了现代化的解释。如梁启超称王安石变法实行免役法是“世界上最名誉之革命”，条例司是“社会主义”；在《管子传》中，说管仲听政于民，“与近代立宪政治合”，管仲重法治和官吏职责是“虚君政治”，“与责任内阁合”。革命派把陈胜、洪秀全推崇为“民族革命英雄”云云，称革命在“中国从前也是很有人实行的。就是独立自由的字面，也不是外国人创造出来的”[37]，等等，显然都是以今铸古，为我所用，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其次，由于过分强调史学的政治性、功利性，对史学的求真与学术性未有足够的认识和应有的重视。出于为现实政治变革服务的需要，他们不是把史学当作一种单纯的学术，因而缺乏学术上严肃的追求。虽说各人的情况有所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如章太炎、刘师培等还是比较注意学术本身，讲究求是。但从总的倾向看，不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大都热衷于救国论政，立论往往完全是从报刊宣传效果出发，而不是从史学学术性的角度来展开，其论著往往充斥着议论鼓动，议论多而史实少，甚至喧宾夺主，缺乏学术气息，这也正是当时两派的通病。他们重视的是其政治性与宣传效果，其政治意义显而易见超过了其学术意义。并且往往以政治性取代学术性，为了牵就政治，甚至不惜牺牲学术，以为其构筑现实政治主张的材料，这就严重妨碍了史学的健康发展。

从其史学成果来看，由于强烈的泛政治化倾向，及对学术本身的不重视，加上一些重要人物多兼学者与政治家的复合身份，是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他们积极投身于维新或革命活动，既缺乏从容的时间，也无法投入更多的精力来从事学术研究，故这一时期史学的特点，除了翻译外国史著，或按照外国史著体例改编中国史书而外，缺少大部头有质量的史学专著，其史学论文也多浮浅粗糙，其中政治宣传多于学术研究，真正有学术意义的作品很少。与改良派史学相比，革命派史学的这种特点更加明显。因其关注的重点并不在学术，故没有朝向学科本身的发展而努力，致使学科的独立性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

由于以政治性、功利性取代了求真与学术性，结果造成了严重的急功近利和学术庸俗化的倾向。在这方面，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可以说是最极端的例子。他自述其撰述动机，虽然谈到“别白真伪，决定是非”，“舍伪从真”云云[38](p.400)，但其目的则是借攻击“伪经”而“托古改制”，为维新变法服务，并不惜用近代资产阶级的油彩涂抹在孔子的脸上，将他打扮成托古改制的先驱，因而它们不是单纯的学术性著作。他的目标在经世，在学理上则多牵强附会，其中考辨武断、曲解之处不少，甚至说《史记》、《楚辞》经刘歆窜入者数十条，出土的钟鼎彝器皆刘歆私铸埋葬以欺后世，等等。这不仅被同为今文经学的皮锡瑞指为“武断太过”，连其弟子梁启超后来也说：康有为好为依榜，“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39](p.57)改良派的其他一些人物，也程度不等地存在这种情况。

如果说，改良派有此弊端，那么，革命派在这方面更是推波助澜。其对史学内容所作的规定，即是要求紧紧围绕着“革命”两字。具体而论，约有两端：一是反映清朝统治的民族压迫，以激起革命的情绪；二是反映外国的革命传统及经验教训。这在当时对于推动革命，激发国民的革命意气等，还是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但在史学内容上未免比较偏狭，缺乏多方面、多层次的研究。由于具有鲜明的目的论和强烈的革命倾向，甚至光从其题目，也不难看出他们的史学祈向。革命派大力鼓吹民族主义，因而其史著往往都把种族或氏族问题作为首要的问题加以论述，而不少人积极投入反清斗争，其主要的动力是“种族革命”，在政治上带有种族革命的狭隘性，这在史学上也有明显反映。出于迫切的经世心态，其论著都带有忧国救时的使命感，无暇顾及学术上的追求，往往即兴成文，粗陋草率，显得鼓吹革命劲头有余，而学术研究功底不足。即使是像章太炎这样的“有学问的革命家”，虽说他认为治学应“合致和与求是二者冶为一炉”[40]强调二者的统一，并指出：“借古事以论今事，所谓借题发挥者，亦读史所忌。”[41]但在实践中也往往抛弃这一原则，以革命的热情投入论战，借史论政，不免有些弊病。

在危难深重的上一世纪之交，以上状况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自然不应对其作出过于苛刻的批评。这里较多地论述了其经世致用局限性的一面，或许上述这样的分析已经过于严苛。但问题在于，在以往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中，对其进步意义已作了较多的肯定，而某些环节尚没有搞清，甚至在基本的资料方面也缺乏掌握，忽视了对其负面影响的分析。多年以来，人们对新史学思潮的认识，大多停留在对其代表了进步的潮流与方向的方面，或者最多只是指出康有为的“武断曲解”，而对梁启超的新史学及革命派的史学，说其局限也只是强调其历史观唯心云云，而很少对这方面的失误进行认真的反省。这当然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因长期受到政治标准第一的评价尺度和思维模式影响的缘故。事实上，当时的同时代人已对他们的做法提出了质疑，而长期以来，我们却将其作为对立面而加以讨伐，认为这些议论代表了落后、保守的倾向，对其缺乏应有的重视和足够的认识。我们不能回避这些值得探索的问题，否则就无法解释其学术成果为何很少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也无法解释此后的求真与非功利主义思潮的兴起及与之相互关系。因此，对于新史学思潮予以充分肯定的同时，实事求是地指出其正负两方面的作用，正是学术总结的需要。回顾百年来中国史学经历的曲折历程，深入探讨其经验和教训，将给我们今天的史学研究以深刻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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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洲史学范文篇8

一、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21年州级下达市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任务是15770元，增速9.0%。第一季度完成5397元，比上年增19.8%。第二季度预计完成8658元，比上年增10%。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021年州级下达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绝对值41.18万元，增速8.1%。第一季度完成8.67亿元，比上年增8.6%。第二季度预计完成18.99亿元，比上年增8.7%。

——茶叶产业：新增茶叶种植面积0.02万亩，茶叶采摘面积达到26.23万亩，茶叶总产量6895吨（较2020年同期增长11.02%），总产值18.64亿元（较2020年同期增长15.0%）。

——蔬菜产业：完成蔬菜种植面积18.14万亩，占全年任务27万亩的67.19%。

——生态畜牧业：存栏生猪19.22万头（完成全年任务的128.99%），其中能繁母猪1.108万头；出栏生猪9.18万头（完成全年任务的51.66%）。存栏牛4.76万头，出栏牛1.03万头，产值5.712亿元，预计全年出栏牛2.07万头、产值2.484亿元。存栏羊1.16万只，出栏羊0.47万只，产值0.174亿元，预计出栏羊1万只、产值0.15亿元。

——家禽产业：发展规模养禽场共50家，其中5000羽以上的蛋鸡养殖场5家，家禽存栏81.84万羽，其中蛋鸡18万羽；累计出栏75.63万羽，蛋产量1465吨。

——中药材产业：完成中药材种植总面积2.7万亩，完成任务数的94.7%；产量完成482吨，完成任务数的8.46%；产值完成438万元，完成任务的3.5%。

——水果产业：果树种植面积达7.25万亩，投产果园面积达4.5万亩，累计产量1.5万吨。

——食用菌产业：推广食用菌种植面积1257亩（万棒），完成任务的62.85%；产量完成4383吨，占任务数的87.66%；产值完成5610.2万元，占任务数的80.15%。

——生态渔业产业：水产养殖面积700公顷，实现水产品产量1700吨，同比增长0.8%；产值3650万元，同比增长0.95%。

二、重点工作推进情况

（一）狠抓生产培训，保农业发展基础稳

1.春耕夏收。完成春播59.26万亩，占春播计划53.65万亩的110.4%。其中：粮食38.42万亩（水稻20.46万亩，玉米12.4万亩，杂粮0.08万亩，薯类4.37万亩，大豆1.11万亩）、蔬菜18.14万亩、其他春播作物（中药材）2.7万亩。

2.生猪生产。一是合理布局。生猪养殖区域主要分布于镇—镇—镇和镇—乡两条线，绿茵湖办事处和办事处处于城市上游区域不宜发展大规模生猪养殖，主要发展小型养殖为主；二是做大增量。在原有养殖场基础上新建、改扩建规模养殖场共25个，新建已投入使用的有市村养殖场、市养殖场、市农牧实业有限公司等12家，在建的有市中草药茶香乌金猪生态养殖基地、市海大集团镇村育肥猪基地、市镇3万头商品猪养殖小区等；三是以大带小。制定了“大场带小场”补栏增养行动方案，依托企业饲养管理模式带动全市生猪产业发展，其中海大集团带动市养殖有限公司、市豪勇养殖专业合作社、市旺华养殖专业合作社等11个养殖场；新希望带动荣炳养殖场；双胞胎集团带动市农牧实业有限公司。通过“大场带小场”模式已投入使用10个场，存栏生猪19.22万头，出栏生猪9.18万头。

3.坝区结构调整。完成坝区结构调整28个，引进企业、合作社共59家，其中：企业40家、合作社19家，实现28个坝区企业、合作社全覆盖。采取“企业（合作社）+农户（贫困户）”的产业化运作模式，完成土地流转或入股面积39470亩，累计完成坝区结构调整面积83206亩，其中：完成蔬菜种植面积12874亩，中药材2785亩，优质稻33836亩，优质油菜30756亩，其它（水果、花卉）2905亩，其中：脱贫户1794户5962人，累计完成2个样板坝区和26个达标坝区创建工作。

4.农民技术培训。一是开展以果树管护、蔬菜栽培、畜禽防控、生态畜牧业等农业实用技术培训，26期1337人；二是开展短平快种养殖技术培训（蔬菜园艺工、家禽养殖、生猪养殖）共5期，260人；三是开展农民全员技能培训（茶叶加工）1期45人。

（二）补齐产业短板，保农业产业质量优

1.茶品牌打造。一是品牌价值稳步提升。2021年，在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中，品牌价值以40.2亿元获评“最具传播力品牌”，品牌价值同比增长13.95%。二是双手采茶技能大提升。强化春茶采摘水平，以赛提技，3月18日，在市镇村举办2021年省双手采茶大赛（初赛场），全市八个镇（乡、街道）的16支茶叶企业（合作社）代表，80名参赛选手参加比赛，共设个人奖和团体奖22个奖项。有效提升了茶农采花技能。三是承办全省春季斗茶大赛。4月初，由市承办的以“绿色·标准·传承·创新”为主题的2021年省春季斗茶，经过近一个月的精心筹办，大赛的组织获得了省茶叶领导小组领导的高度评价，比赛取得圆满成功，本次比赛共有165个茶样产品进入省级决赛，评出茶王8个。这是自2015年我省举办首次斗茶赛活动以来，省赛首次移师市州举办。

2.高标准农田建设。2021年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面积15000亩，其中高效节水灌溉任务面积2300亩，项目计划修建灌溉渠道42条共计33.441km；排涝渠1条共计1.544km；机耕道共26条共计16.921km。实施地点涉及市镇摆桑村，办事处黄丰村，镇村。项目总投资预计2250万元。项目计划今年实施完成，目前设计基本完成，正准备开展招投标工作。

3.农产品质量安全。一是例行抽样：全年任务706个，现已完成抽样184个，检测108个，其中：省级完成抽样24个，检测20个，合格率100%；州级完成抽样55个，检测32个，合格率100%；县级完成抽样95个，检测56个，合格率100%。二是快速检测：全年快速检测任务1006个（其中，县级300个，乡镇2100个），现已完成快速检测785个（其中县级完成189个，占全年任务300个样的63%；8个乡镇共完成快速检测840个样，占全年任务2100个的40%）。三是“两品一标”申报：积极鼓励和引导其他符合申报要求的企业进行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认证，目前新增1家企业获得绿色食品认证，为佳穗绿色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大米；共有11家企业17个产品获得有机产品认证；“大米”、“红鲤”地理标志保护农产品已向农业农村部申报，现正在审批中。

4.农业机械化。春耕生产期间，动员全市农机操作手、农机合作社，投入农机具12600余台套，助力春耕生产，培训机手620人，检修农机具340台套；组织农机安全检查12次，出动农机监理人员40余人次，检查农业机械60余台次，发放宣传资料2000余份，发送通知提醒短信4000余条，检查农机销售点23次；配合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在乡镇道路上对从事运输作业的拖拉机开展联合执法检查，共计开展联合检查14次，检查拖拉机40余台，查处拖拉机违法行为14起。全市完成机耕面积28.62万亩，占州全年机耕任务数38万亩的75.3%；完成机械化播种面积2.61万亩，占州全年机械化播种面积任务数3.2万亩的81.5%。已完成年度季节性生产任务。在我市镇举办了“州水稻全程机械化及农机农艺融合发展现场会”，充分展示了我市农机农艺发展成果。

（三）推动乡村建设，保农村综合治理效果佳

1.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一是制定了《市农村人居环境提升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市农村户厕摸排工作方案》，全年改厕任务为4100户，目前正在有序推进中；二是以30户以上村庄为重点，累计清理残垣断壁21处；三是完善生活垃圾收运系统，实行“户三包、组收集、村转运”工作机制，实现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全覆盖，做到垃圾日产日清。累计清理农村生活垃圾1021.15吨，清理畜禽养殖粪污等农业生产废弃物61.8吨；四是强化公共水域综合整治，加强辖区池塘、沟渠等各类水域保洁，加强已建王司、集镇污水收集处理和设施运行维护管理，累计治理村内沟渠646.22公里，清理村办水塘74口（次）。

2.宅基地整治。积极开展农村乱占耕地整治工作，配合市自然资源局完成农村乱占耕地建房摸底调查，并督促各镇（乡、街道）全面叫停违规建房行为，针对2020年7月3日之后顶风建房的农村建房情况进行依法立案查处，共查处违建数量共65起，其中涉及立案查处8起，现已拆除违章建筑2栋。

3.“村社合一”发展。创建110个股份制经济合作社，其中：109个村级股份制经济合作社、1个组级股份制经济合作社。共界定8.8万户32.5万人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并转化为合作社股东，完成了上年度余留的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将集体资源、资产、资金纳入股份制经济合作社并折成股份量化到合作社股东，完成股权证制作并全部发放到户。出台了村社合一推进方案及参与拟定村社合一考核方案，从顶层设计上推动村社合一规范化组建、实体化运营、企业化发展。的做法被《改革情况交流》刊载。

4.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全面开展油菜、马铃薯、蔬菜、茶叶、水稻秧田、玉米、果树等农作物主要病虫害调查工作，重点对油菜菌核病、水稻稻飞虱、稻纵卷叶螟、马铃薯晚疫病、茶小绿叶蝉、柑桔实蝇等进行系统监测。共印发病虫情报14期，向农业部及省、州上级业务部门发送“小麦、油菜、马铃薯重大病虫发生动态周报”8期，“水稻、玉米重大病虫发生防治信息周报”6期，及时为各级领导和上级业务部门提供准确的病虫信息。

（四）拓宽资金渠道，保项目谋划落实好

1.招商引资。一是科学编制项目。已完成2021年农业产业招商引资项目库编制工作，谋划了56个招商项目，总投资54.122亿元；编制了17个重点产业招商引资项目，总投资17.28亿元，并制作招商引资PPT。二是坚持走出去招商。共外出招商引资2次，3月23日赴北京同仁堂洽谈刺梨加工项目；4月21日赴广州开展中药材产业招商。三是聚焦优化服务。提供“保姆式”服务，让在谈项目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共洽谈项目14个，落地项目6个，已签约1个，拟签约5个，到位资金5830万元。已签约市生猪交易市场建设项目；已引进万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在凯口坝区、河流坝区种植茭白，总投资1400万元；州蔬鲜农业有限公司在江洲坝区投资3000万元种植蔬菜；匀药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投资5480万元在镇种植太子参10000亩，新建加工厂1座；亘蓝母图民族布艺蜡染开发有限公司投资2000万元在镇种植蓝靛3000亩。

2.固定投资。2021年固定资产投资任务是3亿元，截止目前已入库4个项目，总投资11904万元，现已完成3515万元。

3.争资争项。局领导及各中心、站所负责人共赴省厅拜访12次，争取到上级农业项目22个，获批总资金1.053亿元。其中上千万元以上的项目有：国家数字农业示范基地项目2000万元、国家农业产业强镇项目1000万元、省级现代农业（茶叶）园区建设项目1500万元、高标农田项目2250万元。目前，省厅基金类的项目已申报近20亿元，相关工作正在积极对接中。

（五）强化党建引领，保业务根基建设牢

一是党建促思想提升。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暨“牢记殷切嘱托、忠诚干净担当、喜迎建党百年”专题教育等相关重点工作。开展党史学习9次、党组专题研讨3次、集中学习2次。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了清明祭扫烈士墓和观影、知识竞赛、征文比赛、演讲比赛、主题党日等相关活动，上主题党课5次，开展宣讲2次。结合工作实际，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相关工作，为群众办实事25件。多想举措并进，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创造力、凝集力和战斗力。二是党建促业务提升。努力建立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担当作为、作风严实的机关干部队伍，采取党组理论中心组引领学、专家辅导学、支部日常学等多种形式，持续开展机关干部大学习、大培训，把提升干部能力、推进工作落实、提升工作质量和开展党组织活动紧密结合、融为一体，实现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相融相促。局党组班子成员定期到第一书记和工作队队员所在村调研指导、推进工作6次，在业务工作、管理创新、服务民生等方面积极进取，在疫情防控、复工复产、脱贫攻坚有效衔接乡村振兴等诸多方面发挥了引领作用，助力农业企业解决生产经营问题，为农业农村工作高质量经营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

三、存在的问题

（一）主导产业效益与品牌知名度不匹配

作为中国十大名茶，具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多次受到国家领导人及业内名士的赞誉。但实际在规模化、产业化发展上与其他十大名茶仍有差距，特别是大宗茶交易市场占比较少，存在“业界热、业外凉”的问题，产业带动经济发展效益发挥不好，与品牌知名度不匹配，亟待进一步挖掘其品牌市场价值。

（二）基础设施项目支撑不足

市属非贫困县，多年来得到上级资金支持上较少，加上市级财力有限，在农业上投入不大，导致长期以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基础设施硬件支撑不足。

（三）项目资金拨付不及时

当前市财政资金紧张，严格限制各部门的资金拨付申请，上级下达的资金不能及时拨付，长期拖欠施工单位等第三方服务公司的款项，导致工程项目实施、工作推进进度缓慢。

（四）农产品加工业体量小

农业产业化发展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缓慢，全产业链打造薄弱，农产品加工企业数量少、规模小、产品次等问题突出，农产品加工环节依然是我市农业发展的短板。

四、下步工作计划

（一）“一核六业”提升工程

围绕“一核六业”产业布局,做强核心产业（茶），做大重点产业（生猪、蔬菜、水稻），做活特色产业（中药材、刺梨、水果），不断提高农业产业品牌化、规模化、标准化、市场化水平。特别是持续推进茶园提质增效，积极探索“双十”模式（户均十亩茶，户均年收入十万元），调动农户参与茶园管护的积极性，结合扶贫产业资金项目带动完成标准化茶园管护10000亩，建设300亩本地茶树品种苗圃。抓好2021年市省级现代农业（茶叶）产业园创建工作。持续推进蔬菜产业提质增效，按照“相对集中、连片开发、形成规模、高效栽培”的基本思路，实现蔬菜种植面积达到29万亩（次）。重点围绕辣椒、茄子2个优势单品，突出“市场化、现代化、绿色化”的目标，实现优势单品种植面积达到10万亩（次）以上，同时大力推广“321”高效栽培模式1.7万亩（次）以上。大力实施生猪产业“三百工程”，发展绿色稻+、精品水果、刺梨提质加工。

（二）基础设施提升工程

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推进项目大力实施农田水利工程，力争今年完成1.5万亩建设任务；适度规模发展设施农业，积极申报建设高效日光温室，以及配套建设蔬菜生产基地喷滴灌设施；积极谋划向上争取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建设项目，新建冷库12座，规划库容4万立方，配套冷链物流车等其他相应冷链设备。全面提升农业配套基础设施支撑。

（三）传统产业提升工程

一是保障粮食生产安全。确保粮食播种面积在36.2万亩,其中水稻种植面积不低于22万亩，提高单产确保粮食总产量稳中有增，力争完成粮食产量13万吨以上。推进“大米”、“红鲤”地理标志产品申报,推进优质稻种苗研发，做好凯口有机大米文章，以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主体，以“公司+村社合一合作社+农户”等模式在镇凯口大坝、凯阳大坝、凯酉大坝等为核心，开展有机大米生产。大力发展“绿色稻+”产业，重点发展以镇甲登村“红鲤”为主的稻花鱼产业，推进“红鲤”地理标志产品认证，采取“稻+油菜”模式，与中国农科院合作实施“双全万元”油菜示范推广及加工，把打造成全省的优质油菜产业示范基地。二是打造“两线”生猪现代养殖走廊。抓好生猪产业“大场带小场”模式的推广应用，构建完整的产业链条，形成有效利益连接。三是以农投公司为主导，引导、、、等乡镇有条件的村社合一合作社，利用广扶资金、财扶资金及其它自筹资金，积极与海大、正邦合作，利用龙头企业的“统一供苗、统一供料、统一防疫、统一技术、统一销售”模式，迅速壮大村级经济。四是继续挖掘全市养殖可利用地资源积极建设生猪养殖小区和原有的中小型养殖场进行升级改造，打造——和——“两线”生猪养殖走廊，力争实现2021年底生猪出栏超过19万头。抓好生猪线上交易平台和生猪物流中心建设项目，继续推进侨银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与重庆荣昌生猪线上交易市场合作事宜争取年内建成运营。

（四）一二三产融合提升工程

一是提升农产品加工转化率。抓好绿茵湖产业园区、小围寨办事处农产品加工园建设，重点做好农产品加工业招商引资工作，集中发展一批茶叶、粮食、菜籽油、海花草、等加工业；依托市润景食品有限公司、桂花腊肉等生产加工企业，做好生猪产品分割、冷链、民族特色肉类加工。加强黔匀和农产品物流园建设，逐步将其打造成全州第一的蔬菜、农机、农资和中药材物流交易中心。二是开发农旅一体化项目。茶旅：按照一山两园一城一台戏的思路，以螺丝壳山为起点，链接茶博览园—绿博览园—茶城—茶文化一台戏这样一条精品茶旅线。花旅：依托中国农科院“双全万元”（全区域打造、全产业链打造、万元每亩收入）示范县的打造，在小围寨——凯口—沙拉河一线打造以油菜花（花期定制，四季有花）为主的田园花旅线。康旅：打造好绕河、小围寨大河、螺丝壳茶山、总阳民族村寨等乡村旅游示范点，用好沙拉河省级大健康康养产业示范基地招牌，升级打造一批农旅一体化休闲康养示范线。

（五）干部作风及重点工作提升工程

梨洲史学范文篇9

丰富多采的中国古代旅游活动，至少可分为如下几类：

一、帝王巡游

中国古代封建帝王，为了维护统治，弘扬功绩，炫耀威力，震慑臣民，往往巡游各地。有的论者把西周时期的穆王视为帝王巡游的第一人，说他曾宣称天下诸侯各国要遍布王辇之车辙和御骑之蹄印。《穆天子传》也记述了他的西征路线和有关故事。甚至有人认为他的足迹远涉波斯（今伊朗），中国通往西方的道路最早是由他开辟的。然而，由于有关周穆王的记述多属传说性的，因此把他作为帝王巡游的实例似乎有些牵强附会。然而，秦始皇、汉武帝作为帝王巡游的代表却是极其出色的。

秦始皇（公元前259～公元前210年）是中国封建帝王巡游的第一人。公元前221年他统一中国后，10年之间（公元前220～公元前210年）出游5次：

公元前220年，他从咸阳出发,沿渭河河谷抵达陇西（今甘肃临洮）。后北行经泾水上的北地（今甘肃庆阳）返回。

公元前219年，他东行到山东邹县的峄山刻石记功,登泰山祭记封禅，到烟台芝罘岛，沿渤海向东到成山头，向南到琅邪郡（治所在今山东胶南县西南夏河城），又南到彭城（今江苏徐州），在泗水寻觅周朝九鼎,后南行过淮河到衡山,由汉水经南阳返回。

公元前218年，他又向东游历，经河南、山东到芝罘、琅邪（今琅邪山）,沿漳水从上党返回。

公元前215年，他巡游河北，直抵碣石（今河北昌黎北）。

公元前2l0年，他出武关，沿汉水南下到湖北云梦,乘船顺长江东渡到丹阳（今安徽当涂东）；又到钱塘（今浙江杭州），再渡浙江到会稽（今浙江绍兴）祭大禹陵；后又北上琅邪、荣城、芝罘游历。

在这5次巡游中，他4次在7个地方立巨石刻字建碑以记其功绩。

汉武帝（公元前156—公元前87年）喜巡游，爱猎射，祠山川，慕神山,是史学界公认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大旅行家之一。他七登泰山，六出萧关；北抵崆峒（今甘肃平凉），南达寻阳（今江西九江），许多名山大川都有他行迹。

为实现先带兵耀武，再祭告天地的古训，他于公元前110年冬带兵18万,北上甘泉宫、上群、西河、五原（今内蒙古东胜、包头一带），旌旗飘扬，浩浩荡荡，前后达千里。他出长城，登单于台，成镇匈奴，又回陕西祭黄帝陵，到华山祈祷；再东行至嵩山，敬礼于太室。

公元前119年，他封禅泰山，至东海求仙；又北抵碣石、辽酉,再由九原返回，行程9，000公里。此行是中国封建帝王巡游的一次壮举。

公元前106年，他经由盛唐（今安徽安庆）向湖南九嶷山拜虞舜,到潜山登天柱山；又从寻阳乘船沿江顺流而下，向枞阳行驶，其船首房相接，不绝千里；再由陆路北行，直抵山东琅邪海岸后归。

秦皇汉武，显赫一世。二者巡游，也颇相似。与秦始皇比。汉武帝巡游的路程之遥，地方之多，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此外，隋炀帝杨州观琼花，清康熙、乾隆下江南等都是尽人皆知的帝王巡游的典型事例。

二、官吏宦游

中国古代封建官吏，常受帝王派遣，为完成某项任务而出使各地。官吏宦游即源于此。其中以张骞出使西域和郑和七下西洋最有名气。

张骞（约公元前175～公元前114年）是西汉杰出的外交家、探险家和旅行家，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他奉武帝之命，带100多人出使大月氏（今新疆西部伊犁河流域）。他从长安出发，经陇西（今甘肃临洮），穿河西走廊，出阳关，走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过康居（今巴尔喀什湖一带），到大月氏，行程7，000多公里，在月氏，他考察了那里的山川地形、风土民情、特有产品，政治军事，并涉足大夏（今阿富汗北部）许多城市。然后，他取道葱岭（原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的总称），从祁连山过羌人区，进入陇西，于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返回。

元寿四年（公元前119年），他又率300人前往乌孙（今新疆伊犁和巴尔喀什湖一带），走访了大宛、康居、月氏、大夏、安息（今伊朗、伊拉克等地），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在乌孙使节的护送下返回。

他两次出使西域，被誉为“凿空”（司马迁语）的人，为“丝绸之路”的畅通建立了不朽功绩。

郑和（1371～1435年）是明代伟大的航海家,在世界航海史上居于重要地位。从永乐三年至宣德六年（1405～1431年），他奉命率船队七下西洋（南洋群岛婆罗洲以西的南中国海、印度洋及其沿海地区），完成了举世瞩目的壮举。他南到爪哇，北到波斯湾和伊斯兰教圣地麦加，西到索马里摩加迪沙，涉海5万多公里，经历了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此举,比1487年欧洲人迪亚士发现好望角、比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比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洋早半个多世纪，比麦哲伦环球旅行早1个多世纪，可以说在世界史上是前无古人的。他率领的船队62艘，大的长过百米、宽至四五十米，一般的也长90米、宽三四十米，体势巍然，巨以无故；有的载物，有的载人，有的载马，有的载水，也有专供作战用的，各种功能齐备，整个船队，有水手，有书记，有医生,有翻译，还有将士，多达2．78万人，首尾相接，长5公里，浩浩荡荡，极有声势，堪称当时航海的“世界之最”；船上备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罗盘设施，夜观星象，日测风云，加上船是采用分舱密封的方法制作而成的，即使局部触礁，也不影响大局。

他把中国大陆的瓷器、铜器、铁器、金银和各种精美绝伦的丝绸、罗纱、锦绮带出去，又把异国他乡的胡椒、象牙、宝石、药材、染料、香料、硫黄以及狮、豹等稀奇珍贵动物换回中国内地，不仅扩大了贸易，而且加深了友谊。至今南洋一些城市还保留着纪念他的遗物胜迹。其随从马欢、费信、巩珍等人分别撰写的《瀛涯胜揽》、《星槎胜揽》、《西洋蕃国志》对研究当地的历史地理具有珍贵的参考价值。

三、买卖商游

往返各地做买办的活动为“商旅”。做买卖所经之路为“商路”。在中国古代社会，不仅各地糟运水路四通八达，驿道陆路遍及各地,而且西南各省有栈道，沿海地区有海运。商路的开辟，为商旅的兴起提供了前提，是买卖商游发达的重要标志。据翦伯赞《中国史纲》说，早在商代时期，东北到渤海沿岸乃至朝鲜半岛，东南达今日浙江，西南到今日鄂皖乃至四川，西北达陕甘宁绥乃至新疆，到处都有商人的足迹。春秋战国时期的陶朱公、吕不韦等都曾周游天下,负货贩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商人。

被历史上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是海上商贸旅行线路。《汉书·地理志》说，汉武帝曾派遣官员率领“应募者”带着大量黄金和丝织品，从雷州半岛乘船驶过南海，进入暹罗湾，绕印度支那半岛和马来西亚半岛，通过孟加拉湾到印度半岛东海岸的黄支国，与当地交换明珠、壁流离（宝石名）等物品。印度商人也穿过马六甲海峡来中国进行商业贸易。

被历史上称为“殷明略航线”的海运线路是由元代千户（官名，世袭军职）殷明略开辟的。这条水路从江苏太仓刘家港起，经长江口出海直驶成山角，再经渤海湾沙门岛到天津市，只有10天航程。元朝政府征收的粮食、瓷器和丝绸织品的相当部分就是靠这条水路从南方运至北方的。北方的豆类、谷物和枣、梨等土特产品也靠这分水路运往南方。据《元史》卷九四《食货志·市舶》载，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元朝政府以新钞十一万六百锭、银一千五百九十三锭、金百两付给江南各省“与民互市”；且在泉州、杭州设市舶都转运公司，“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由此可见当时买卖商游规模之巨。

四、士人漫游

中国古代社会的文人学士常把“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相提并论，几乎都有过旅行游览的历史。其中比较著名的是：

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年），战国后期待人。他因受人谗毁，被楚国君主贬谪，先后到汉北、江南，长期在沅、湘流域游历；深感国家政治的腐败和自已理想的破灭；愤然写下了《离骚》、《九章》，《九歌》、《天问》等诗。这些诗，以优美的语言和丰富的想象表达了他嫉恶如仇、忧国忧民和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被誉为“逸响伟辞，卓绝一世”（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西汉时的史学大师。他从20岁起漫游各地，到过庐山、会稽，考察过“禹疏九江”的遗迹；经历过屈原被流放之地，凭吊过屈原沉水的汩罗江；又到过孔子故居，参观过孔子“庙堂车服礼器”；游历过刘邦起兵的丰沛，访问过萧何、曹参、樊哙、滕公的事迹；还去过魏都大梁，瞻仰过信陵君门客侯嬴看守过的“夷门”……具足迹遍及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四川、云南、陕西、甘肃等地。每到一地，他都深入考察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山川地势，搜集整理历史资料和轶闻趣事。他写的《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汉大学史纲要》），记述了上起黄帝、下至汉武3000多年的历史，开创了传体通史的先例，涉及到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地理、民俗等多种领域；不仅是部历史巨著，而且在文学史上也享有崇高地位。

郦道元（466或472？～527年），北魏地理学家。他深感前人的《山海经》、《禹贡》、《周礼·职方》、《汉书·地理志》等过于简略，在跋山涉水、实地考察的同时，着力搜集有关水道的文献史料，为汉代的《水经》作注。《水经注》共40卷，记述了1252条河道沿岸的地理沿革、历史古迹、城邑建筑、风土人情

、传说故事；不仅对桑钦的《水经》作了修正、补充和阐释，而且对祖国山水作了讴歌和赞美；既具有珍贵的地理学价值，又占有重要的文学史地位。

李白（701～762年），唐代大诗人。他25岁时“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到过湖南、江苏、湖北、河南、山西、山东、浙江、陕西、河北、安徽、江西、四川等地。他那感情热烈、想象丰富、语言清新而又洋溢着爱国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的诗篇，是他“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人名山游”的真实写照。旅行游览为他提供了题材、意境和灵感，他为祖国留下了脸炙人口、动人心弦的诗歌遗产。在他的笔下，万里长江上，“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九曲黄河是，“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庐山瀑布为，“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西北高原是，“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他的诗，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流传千古、与世长存。

徐霞客（1586～1641年），时代地理学家。他不入仕途，专事旅游，他22岁起就在母亲支持下，“周游名山大川，以阔大心胸，增广见闻”。他北抵燕幽，东达粤闽，西入滇南，不怠尽志，历时39多年，足迹遍及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福建、江西、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和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他跋山涉水，凤餐露宿；对祖国的锦绣河山、地质矿产、水利资源以及各种生物、植被、洞穴、岩溶进行了详尽地考察研究；并每天坚持写日记，以清新简练的艺术语言记述了其亲身经历和旅途见闻，被后人编成《徐霞客游记》，由于这部书文笔生动，记述精细，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因此，它不仅是部地理学著作，而且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此外，王维、杜甫、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欧阳修、沈括、苏东坡、李清照、陆游、朱舜水、李时珍等都是中国古代社会著名文人，都有过旅行游览的壮举，都有不朽作品传世。

五、高僧云游

中国古代社会的高憎云游是很盛行的，其著名旅行家是法显、玄奘、鉴真等人。

法显（377～422年），东晋佛教学者。东晋隆安三年（399年）,他从长安出发，先越甘肃的陇山，过青海的养楼山，穿河西走廊，西出阳关，经流沙河（大戈壁）到鄯善国（今新疆若羌县）；又北上焉夷国（今新疆焉耆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到于阗国（今新疆和田县）；再过葱岭（今帕米尔高原），遍历北天竺（今阿富汗、巴基斯但境内）、中天竺（今印度垣河流域）等地，是中国僧人赴印度留学的先驱。他得到了《摩河僧祗律》、《方等》、《大般泥洹经》等经籍，并学会了梵书梵语。后来，他乘船到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又经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北上,于义熙八年（412年）从山东青岛崂山登陆返回。他把自己14年的旅行见闻写成《佛国记》（原名《历游天竺记传》，又名《法显传》），对30多个国家的山川风物作了扼要描绘。这部书既是5世纪初亚洲的佛教史,又是中印等国的交通史，也是中国现存有关海上交通的最早史籍。

玄奘（602～664年），唐代高僧，佛教学者。他13岁就出家为僧，先后在四川、湖北、河南、陕西等地，拜会高僧名师，寻求佛教真谛，精研俱舍、摄论、涅（）等经，通晓大乘小乘。他深感国人对佛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解惑释疑，提高佛教地位，他于太宗贞观三年（629年）从长安出发,经秦州（今甘肃天水）、兰州、凉州（今甘肃武威）、瓜州（今甘肃安西）出玉门关，沿天山南路西行,经西域16国，前后4年到达天竺（古代印度）。他遍游天竺五部（即东、西、南、北、中印度），尽取佛学要义，著有《会宗论》和《制恶论》；642年,他应邀主持了有18个国王、近万名僧侣和教徒参加的经术辩论大会，显露出他的渊博知识和精辟议论。645年，他从印度回国，带回650多部佛教书籍，在长安，洛阳集结高僧，学者进行佛经翻译；并把中国道教哲学著作《老子》译成梵文，传人印度等地；还奉唐太宗之命，著《大唐西域记》,记述了他西游16年、行程5万里、所历110个国家和传闻的28个国家的地理、历史、宗教、习俗。这部书,文辞绚丽雅瞻，叙述生动真实，被译成英、法等国文字，是研究中国西北地区、印度、尼泊尔、巴基斯但、孟加拉国、中亚等地的地理、历史，文化的重要史籍。

鉴真（688～763年），唐代高僧，日本律宗的创始人。他生于武则天执政的佛教鼎盛时期，长于佛教发达的江苏扬州市区，生活在以释迦为尊的家庭里；14岁出家为僧，18岁授菩萨戒，20岁到当时佛教发达的长安、洛阳二京学习，22岁授具足戒，日益加深其佛学造诣；24岁返回故里，任扬州大明寺住持；研究律宗和天台宗教理,精通戒律，兼备医学、建筑、文学、艺术等多方面知识。46岁时，他在佛教界斐声天下、众望所归,天宝元年（742年），日本派学问僧荣睿和普照等邀他东渡日本授戒传律，他欣然应允。天宝元至十年（742～751年）,鉴真5次东渡，都没获得成功，且因感受暑热，致使双目失明。他东渡日本的决心始终不渝。天宝十二年（753年），他带23人搭乘日本遣使的便船第6次东渡。获得成功，受到日本朝野僧俗的盛大欢迎。他在日本都城奈良东大寺建筑戒坛,传投戒律，被誉为日本“律宗太祖”和中国“过海大师”。他还把中国的建筑、雕塑、文学、医药、书法、绘画、刺绣等介绍给日本，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占有突出地位。

六、节会庆游

在中国各族人民生活习俗和节会喜庆中，春节庙会、元宵灯市、清明踏青、瑞午竞舟、中秋赏月、重阳登高等是较为流行的游览方式。

春节庙会其内容是丰富多采的。主要有舞狮子、耍龙灯、踩高跷、逛花市等。如舞狮子，每当“爆竹一声除旧岁”之时，舞狮活动便伴随着送暖的春风和欢乐的锣鼓出现在城镇乡村，为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增添了喜庆气氛。唐代诗人白居易在《西凉使》诗中云：

假面胡人假面狮，刻木为头丝作尾。

金镀眼睛银贴齿，奋起毛衣摆双耳。

两人合扮一头大狮，一人扮作一头小狮，另一人扮作武士。当武士拿绣环引诱、踢打狮子时，狮子便随着鼓点演出各种各样的舞姿：忽而翘首翘望，忽而回头凝视，忽而匍伏在地，忽而奋力跃起，忽而张牙舞爪，忽而摇头摆尾，忽而舐毛洗耳，忽而朝拜翻滚，千姿百态，令人称奇。

元宵灯市是夜，张灯结彩，吃元首，猜灯谜，表演戏曲和杂耍技艺，这是西汉之后世代活袭的民间习俗。《东京梦华录》云：

正月十五日元宵，大内前自岁前至冬至后，开封府绞缚山棚，立木正对宣德楼，游人已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

北宋词人辛弃疾对元宵之夜繁华熙攘的赏灯景象作过惟妙惟俏的描绘。他在《元夕》词中云：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风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清明踏青时逢三月，春回大地，万象更新,气候宜人。人们竞相到郊外去，拖暮方归。

唐代诗人杜甫在《清明诗》中云：

著处繁花务是日，长沙千里万人出。

渡头翠柳艳明媚，事到朱蹄骄（）膝。

清明踏青之风盛行于宋时，宋周密在《武林旧亭》中记述了杭州清明踏青的事：

是时，城中士女“接踵联肩，翩翩游赏，画船箫鼓，终日本绝”。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风俗画《清明上河图》，极其生动地描绘出开封城外以汴河为中心的清明时节的热闹情景。在长525厘米、宽25．5厘米的画面上，人物多达550人,牲畜50多头，船只20多艘，车、轿20多乘。当今开封的宋都一条街和香港九龙的宋城

就是由此引发而成的。

端午竟舟古代吴越民族（一个以龙为图腾的民族）举行一次图腾祭的节日。该民族有断发纹身的习俗。每年五月初五，举行一次图腾祭，把各种食物装在竹筒里或裹在树叶里扔到水里供图腾龙吃；且伴着鼓声，划着刻画成龙形的独木舟，在水面上作竞渡游戏，给图腾和自己带来乐趣。端午竞舟即来自此。后来人们把这一习俗与纪念屈原联系一起，使其更有深远意义。人们悼念屈原，“羡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怒其志”（王逸《离骚章句》），以激励中华民族传统的爱国主义精神。

中秋赏月中秋之夜，皓月当空，清辉洒地。千家万户围坐在庭院、楼台、地坪那赏月，与月共享月饼、花生等礼品；且吟诗作对，感受天伦，讲述“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等神话故事。中秋赏月盛于宋时，宋词对之多有描绘，苏东坡《水调歌头》词云：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根，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总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回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

重阳登高九九重阳，金秋送爽，风霜高洁，丹桂飘香。此时，好高望远，赏菊赋诗，别有一番情趣。当人们置身高处，极目远眺时，那漫野的山花，金黄的果实；那晨光熹微的拂晓，夕阳如火的黄昏……尽收眼底。面对祖国锦绣河山，怎不令人心旷神怡、如醉如痴？历代诗人骚客以重阳为题，留下了许多名篇佳句，唐代诗人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诗云：

独在他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杜甫在《九日》诗中云：

”去年登高郏县北，今日重在涪江滨。

苦遭白发不相放，羞见黄花无数新。

刘禹锡《九日登高》诗中云：

世路山河险，君门烟露深。

年年上高处，未有不伤心。

中国各个少数民族的节会庆游更是丰富多采，生动奇异。这些节会庆游，或此起彼伏的音乐，或千姿百态的舞蹈，或张灯结彩的赛场，或美味可口的佳肴……无不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如壮族的歌圩节时,男女青年欢聚圩场，行歌互答，其乐无比；且以抛绣球、碰彩蛋、谈情说爱与之相随。有诗对其盛况作过如下描绘：

梨洲史学范文篇10

丰富多采的中国古代旅游活动，至少可分为如下几类：

一、帝王巡游

中国古代封建帝王，为了维护统治，弘扬功绩，炫耀威力，震慑臣民，往往巡游各地。有的论者把西周时期的穆王视为帝王巡游的第一人，说他曾宣称天下诸侯各国要遍布王辇之车辙和御骑之蹄印。《穆天子传》也记述了他的西征路线和有关故事。甚至有人认为他的足迹远涉波斯（今伊朗），中国通往西方的道路最早是由他开辟的。然而，由于有关周穆王的记述多属传说性的，因此把他作为帝王巡游的实例似乎有些牵强附会。然而，秦始皇、汉武帝作为帝王巡游的代表却是极其出色的。

秦始皇（公元前259～公元前210年）是中国封建帝王巡游的第一人。公元前221年他统一中国后，10年之间（公元前220～公元前210年）出游5次：

公元前220年，他从咸阳出发,沿渭河河谷抵达陇西（今甘肃临洮）。后北行经泾水上的北地（今甘肃庆阳）返回。

公元前219年，他东行到山东邹县的峄山刻石记功,登泰山祭记封禅，到烟台芝罘岛，沿渤海向东到成山头，向南到琅邪郡（治所在今山东胶南县西南夏河城），又南到彭城（今江苏徐州），在泗水寻觅周朝九鼎,后南行过淮河到衡山,由汉水经南阳返回。

公元前218年，他又向东游历，经河南、山东到芝罘、琅邪（今琅邪山）,沿漳水从上党返回。

公元前215年，他巡游河北，直抵碣石（今河北昌黎北）。

公元前2l0年，他出武关，沿汉水南下到湖北云梦,乘船顺长江东渡到丹阳（今安徽当涂东）；又到钱塘（今浙江杭州），再渡浙江到会稽（今浙江绍兴）祭大禹陵；后又北上琅邪、荣城、芝罘游历。

在这5次巡游中，他4次在7个地方立巨石刻字建碑以记其功绩。

汉武帝（公元前156—公元前87年）喜巡游，爱猎射，祠山川，慕神山,是史学界公认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大旅行家之一。他七登泰山，六出萧关；北抵崆峒（今甘肃平凉），南达寻阳（今江西九江），许多名山大川都有他行迹。

为实现先带兵耀武，再祭告天地的古训，他于公元前110年冬带兵18万,北上甘泉宫、上群、西河、五原（今内蒙古东胜、包头一带），旌旗飘扬，浩浩荡荡，前后达千里。他出长城，登单于台，成镇匈奴，又回陕西祭黄帝陵，到华山祈祷；再东行至嵩山，敬礼于太室。

公元前119年，他封禅泰山，至东海求仙；又北抵碣石、辽酉,再由九原返回，行程9，000公里。此行是中国封建帝王巡游的一次壮举。

公元前106年，他经由盛唐（今安徽安庆）向湖南九嶷山拜虞舜,到潜山登天柱山；又从寻阳乘船沿江顺流而下，向枞阳行驶，其船首房相接，不绝千里；再由陆路北行，直抵山东琅邪海岸后归。

秦皇汉武，显赫一世。二者巡游，也颇相似。与秦始皇比。汉武帝巡游的路程之遥，地方之多，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此外，隋炀帝杨州观琼花，清康熙、乾隆下江南等都是尽人皆知的帝王巡游的典型事例。

二、官吏宦游

中国古代封建官吏，常受帝王派遣，为完成某项任务而出使各地。官吏宦游即源于此。其中以张骞出使西域和郑和七下西洋最有名气。

张骞（约公元前175～公元前114年）是西汉杰出的外交家、探险家和旅行家，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他奉武帝之命，带100多人出使大月氏（今新疆西部伊犁河流域）。他从长安出发，经陇西（今甘肃临洮），穿河西走廊，出阳关，走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过康居（今巴尔喀什湖一带），到大月氏，行程7，000多公里，在月氏，他考察了那里的山川地形、风土民情、特有产品，政治军事，并涉足大夏（今阿富汗北部）许多城市。然后，他取道葱岭（原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的总称），从祁连山过羌人区，进入陇西，于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返回。

元寿四年（公元前119年），他又率300人前往乌孙（今新疆伊犁和巴尔喀什湖一带），走访了大宛、康居、月氏、大夏、安息（今伊朗、伊拉克等地），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在乌孙使节的护送下返回。

他两次出使西域，被誉为“凿空”（司马迁语）的人，为“丝绸之路”的畅通建立了不朽功绩。

郑和（1371～1435年）是明代伟大的航海家,在世界航海史上居于重要地位。从永乐三年至宣德六年（1405～1431年），他奉命率船队七下西洋（南洋群岛婆罗洲以西的南中国海、印度洋及其沿海地区），完成了举世瞩目的壮举。他南到爪哇，北到波斯湾和伊斯兰教圣地麦加，西到索马里摩加迪沙，涉海5万多公里，经历了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此举,比1487年欧洲人迪亚士发现好望角、比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比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洋早半个多世纪，比麦哲伦环球旅行早1个多世纪，可以说在世界史上是前无古人的。他率领的船队62艘，大的长过百米、宽至四五十米，一般的也长90米、宽三四十米，体势巍然，巨以无故；有的载物，有的载人，有的载马，有的载水，也有专供作战用的，各种功能齐备，整个船队，有水手，有书记，有医生,有翻译，还有将士，多达2．78万人，首尾相接，长5公里，浩浩荡荡，极有声势，堪称当时航海的“世界之最”；船上备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罗盘设施，夜观星象，日测风云，加上船是采用分舱密封的方法制作而成的，即使局部触礁，也不影响大局。

他把中国大陆的瓷器、铜器、铁器、金银和各种精美绝伦的丝绸、罗纱、锦绮带出去，又把异国他乡的胡椒、象牙、宝石、药材、染料、香料、硫黄以及狮、豹等稀奇珍贵动物换回中国内地，不仅扩大了贸易，而且加深了友谊。至今南洋一些城市还保留着纪念他的遗物胜迹。其随从马欢、费信、巩珍等人分别撰写的《瀛涯胜揽》、《星槎胜揽》、《西洋蕃国志》对研究当地的历史地理具有珍贵的参考价值。

三、买卖商游

往返各地做买办的活动为“商旅”。做买卖所经之路为“商路”。在中国古代社会，不仅各地糟运水路四通八达，驿道陆路遍及各地,而且西南各省有栈道，沿海地区有海运。商路的开辟，为商旅的兴起提供了前提，是买卖商游发达的重要标志。据翦伯赞《中国史纲》说，早在商代时期，东北到渤海沿岸乃至朝鲜半岛，东南达今日浙江，西南到今日鄂皖乃至四川，西北达陕甘宁绥乃至新疆，到处都有商人的足迹。春秋战国时期的陶朱公、吕不韦等都曾周游天下,负货贩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商人。

被历史上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是海上商贸旅行线路。《汉书·地理志》说，汉武帝曾派遣官员率领“应募者”带着大量黄金和丝织品，从雷州半岛乘船驶过南海，进入暹罗湾，绕印度支那半岛和马来西亚半岛，通过孟加拉湾到印度半岛东海岸的黄支国，与当地交换明珠、壁流离（宝石名）等物品。印度商人也穿过马六甲海峡来中国进行商业贸易。

被历史上称为“殷明略航线”的海运线路是由元代千户（官名，世袭军职）殷明略开辟的。这条水路从江苏太仓刘家港起，经长江口出海直驶成山角，再经渤海湾沙门岛到天津市，只有10天航程。元朝政府征收的粮食、瓷器和丝绸织品的相当部分就是靠这条水路从南方运至北方的。北方的豆类、谷物和枣、梨等土特产品也靠这分水路运往南方。据《元史》卷九四《食货志·市舶》载，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元朝政府以新钞十一万六百锭、银一千五百九十三锭、金百两付给江南各省“与民互市”；且在泉州、杭州设市舶都转运公司，“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由此可见当时买卖商游规模之巨。

四、士人漫游

中国古代社会的文人学士常把“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相提并论，几乎都有过旅行游览的历史。其中比较著名的是：

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年），战国后期待人。他因受人谗毁，被楚国君主贬谪，先后到汉北、江南，长期在沅、湘流域游历；深感国家政治的腐败和自已理想的破灭；愤然写下了《离骚》、《九章》，《九歌》、《天问》等诗。这些诗，以优美的语言和丰富的想象表达了他嫉恶如仇、忧国忧民和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被誉为“逸响伟辞，卓绝一世”（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西汉时的史学大师。他从20岁起漫游各地，到过庐山、会稽，考察过“禹疏九江”的遗迹；经历过屈原被流放之地，凭吊过屈原沉水的汩罗江；又到过孔子故居，参观过孔子“庙堂车服礼器”；游历过刘邦起兵的丰沛，访问过萧何、曹参、樊哙、滕公的事迹；还去过魏都大梁，瞻仰过信陵君门客侯嬴看守过的“夷门”……具足迹遍及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四川、云南、陕西、甘肃等地。每到一地，他都深入考察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山川地势，搜集整理历史资料和轶闻趣事。他写的《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汉大学史纲要》），记述了上起黄帝、下至汉武3000多年的历史，开创了传体通史的先例，涉及到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地理、民俗等多种领域；不仅是部历史巨著，而且在文学史上也享有崇高地位。

郦道元（466或472？～527年），北魏地理学家。他深感前人的《山海经》、《禹贡》、《周礼·职方》、《汉书·地理志》等过于简略，在跋山涉水、实地考察的同时，着力搜集有关水道的文献史料，为汉代的《水经》作注。《水经注》共40卷，记述了1252条河道沿岸的地理沿革、历史古迹、城邑建筑、风土人情

、传说故事；不仅对桑钦的《水经》作了修正、补充和阐释，而且对祖国山水作了讴歌和赞美；既具有珍贵的地理学价值，又占有重要的文学史地位。

李白（701～762年），唐代大诗人。他25岁时“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到过湖南、江苏、湖北、河南、山西、山东、浙江、陕西、河北、安徽、江西、四川等地。他那感情热烈、想象丰富、语言清新而又洋溢着爱国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的诗篇，是他“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人名山游”的真实写照。旅行游览为他提供了题材、意境和灵感，他为祖国留下了脸炙人口、动人心弦的诗歌遗产。在他的笔下，万里长江上，“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九曲黄河是，“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庐山瀑布为，“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西北高原是，“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他的诗，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流传千古、与世长存。

徐霞客（1586～1641年），时代地理学家。他不入仕途，专事旅游，他22岁起就在母亲支持下，“周游名山大川，以阔大心胸，增广见闻”。他北抵燕幽，东达粤闽，西入滇南，不怠尽志，历时39多年，足迹遍及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福建、江西、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和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他跋山涉水，凤餐露宿；对祖国的锦绣河山、地质矿产、水利资源以及各种生物、植被、洞穴、岩溶进行了详尽地考察研究；并每天坚持写日记，以清新简练的艺术语言记述了其亲身经历和旅途见闻，被后人编成《徐霞客游记》，由于这部书文笔生动，记述精细，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因此，它不仅是部地理学著作，而且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此外，王维、杜甫、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欧阳修、沈括、苏东坡、李清照、陆游、朱舜水、李时珍等都是中国古代社会著名文人，都有过旅行游览的壮举，都有不朽作品传世。

五、高僧云游

中国古代社会的高憎云游是很盛行的，其著名旅行家是法显、玄奘、鉴真等人。

法显（377～422年），东晋佛教学者。东晋隆安三年（399年）,他从长安出发，先越甘肃的陇山，过青海的养楼山，穿河西走廊，西出阳关，经流沙河（大戈壁）到鄯善国（今新疆若羌县）；又北上焉夷国（今新疆焉耆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到于阗国（今新疆和田县）；再过葱岭（今帕米尔高原），遍历北天竺（今阿富汗、巴基斯但境内）、中天竺（今印度垣河流域）等地，是中国僧人赴印度留学的先驱。他得到了《摩河僧祗律》、《方等》、《大般泥洹经》等经籍，并学会了梵书梵语。后来，他乘船到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又经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北上,于义熙八年（412年）从山东青岛崂山登陆返回。他把自己14年的旅行见闻写成《佛国记》（原名《历游天竺记传》，又名《法显传》），对30多个国家的山川风物作了扼要描绘。这部书既是5世纪初亚洲的佛教史,又是中印等国的交通史，也是中国现存有关海上交通的最早史籍。

玄奘（602～664年），唐代高僧，佛教学者。他13岁就出家为僧，先后在四川、湖北、河南、陕西等地，拜会高僧名师，寻求佛教真谛，精研俱舍、摄论、涅（）等经，通晓大乘小乘。他深感国人对佛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解惑释疑，提高佛教地位，他于太宗贞观三年（629年）从长安出发,经秦州（今甘肃天水）、兰州、凉州（今甘肃武威）、瓜州（今甘肃安西）出玉门关，沿天山南路西行,经西域16国，前后4年到达天竺（古代印度）。他遍游天竺五部（即东、西、南、北、中印度），尽取佛学要义，著有《会宗论》和《制恶论》；642年,他应邀主持了有18个国王、近万名僧侣和教徒参加的经术辩论大会，显露出他的渊博知识和精辟议论。645年，他从印度回国，带回650多部佛教书籍，在长安，洛阳集结高僧，学者进行佛经翻译；并把中国道教哲学著作《老子》译成梵文，传人印度等地；还奉唐太宗之命，著《大唐西域记》,记述了他西游16年、行程5万里、所历110个国家和传闻的28个国家的地理、历史、宗教、习俗。这部书,文辞绚丽雅瞻，叙述生动真实，被译成英、法等国文字，是研究中国西北地区、印度、尼泊尔、巴基斯但、孟加拉国、中亚等地的地理、历史，文化的重要史籍。

鉴真（688～763年），唐代高僧，日本律宗的创始人。他生于武则天执政的佛教鼎盛时期，长于佛教发达的江苏扬州市区，生活在以释迦为尊的家庭里；14岁出家为僧，18岁授菩萨戒，20岁到当时佛教发达的长安、洛阳二京学习，22岁授具足戒，日益加深其佛学造诣；24岁返回故里，任扬州大明寺住持；研究律宗和天台宗教理,精通戒律，兼备医学、建筑、文学、艺术等多方面知识。46岁时，他在佛教界斐声天下、众望所归,天宝元年（742年），日本派学问僧荣睿和普照等邀他东渡日本授戒传律，他欣然应允。天宝元至十年（742～751年）,鉴真5次东渡，都没获得成功，且因感受暑热，致使双目失明。他东渡日本的决心始终不渝。天宝十二年（753年），他带23人搭乘日本遣使的便船第6次东渡。获得成功，受到日本朝野僧俗的盛大欢迎。他在日本都城奈良东大寺建筑戒坛,传投戒律，被誉为日本“律宗太祖”和中国“过海大师”。他还把中国的建筑、雕塑、文学、医药、书法、绘画、刺绣等介绍给日本，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占有突出地位。

六、节会庆游

在中国各族人民生活习俗和节会喜庆中，春节庙会、元宵灯市、清明踏青、瑞午竞舟、中秋赏月、重阳登高等是较为流行的游览方式。

春节庙会其内容是丰富多采的。主要有舞狮子、耍龙灯、踩高跷、逛花市等。如舞狮子，每当“爆竹一声除旧岁”之时，舞狮活动便伴随着送暖的春风和欢乐的锣鼓出现在城镇乡村，为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增添了喜庆气氛。唐代诗人白居易在《西凉使》诗中云：

假面胡人假面狮，刻木为头丝作尾。

金镀眼睛银贴齿，奋起毛衣摆双耳。

两人合扮一头大狮，一人扮作一头小狮，另一人扮作武士。当武士拿绣环引诱、踢打狮子时，狮子便随着鼓点演出各种各样的舞姿：忽而翘首翘望，忽而回头凝视，忽而匍伏在地，忽而奋力跃起，忽而张牙舞爪，忽而摇头摆尾，忽而舐毛洗耳，忽而朝拜翻滚，千姿百态，令人称奇。

元宵灯市是夜，张灯结彩，吃元首，猜灯谜，表演戏曲和杂耍技艺，这是西汉之后世代活袭的民间习俗。《东京梦华录》云：

正月十五日元宵，大内前自岁前至冬至后，开封府绞缚山棚，立木正对宣德楼，游人已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

北宋词人辛弃疾对元宵之夜繁华熙攘的赏灯景象作过惟妙惟俏的描绘。他在《元夕》词中云：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风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清明踏青时逢三月，春回大地，万象更新,气候宜人。人们竞相到郊外去，拖暮方归。

唐代诗人杜甫在《清明诗》中云：

著处繁花务是日，长沙千里万人出。

渡头翠柳艳明媚，事到朱蹄骄（）膝。

清明踏青之风盛行于宋时，宋周密在《武林旧亭》中记述了杭州清明踏青的事：

是时，城中士女“接踵联肩，翩翩游赏，画船箫鼓，终日本绝”。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风俗画《清明上河图》，极其生动地描绘出开封城外以汴河为中心的清明时节的热闹情景。在长525厘米、宽25．5厘米的画面上，人物多达550人,牲畜50多头，船只20多艘，车、轿20多乘。当今开封的宋都一条街和香港九龙的宋城

就是由此引发而成的。

端午竟舟古代吴越民族（一个以龙为图腾的民族）举行一次图腾祭的节日。该民族有断发纹身的习俗。每年五月初五，举行一次图腾祭，把各种食物装在竹筒里或裹在树叶里扔到水里供图腾龙吃；且伴着鼓声，划着刻画成龙形的独木舟，在水面上作竞渡游戏，给图腾和自己带来乐趣。端午竞舟即来自此。后来人们把这一习俗与纪念屈原联系一起，使其更有深远意义。人们悼念屈原，“羡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怒其志”（王逸《离骚章句》），以激励中华民族传统的爱国主义精神。

中秋赏月中秋之夜，皓月当空，清辉洒地。千家万户围坐在庭院、楼台、地坪那赏月，与月共享月饼、花生等礼品；且吟诗作对，感受天伦，讲述“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等神话故事。中秋赏月盛于宋时，宋词对之多有描绘，苏东坡《水调歌头》词云：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根，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总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回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

重阳登高九九重阳，金秋送爽，风霜高洁，丹桂飘香。此时，好高望远，赏菊赋诗，别有一番情趣。当人们置身高处，极目远眺时，那漫野的山花，金黄的果实；那晨光熹微的拂晓，夕阳如火的黄昏……尽收眼底。面对祖国锦绣河山，怎不令人心旷神怡、如醉如痴？历代诗人骚客以重阳为题，留下了许多名篇佳句，唐代诗人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诗云：

独在他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杜甫在《九日》诗中云：

”去年登高郏县北，今日重在涪江滨。

苦遭白发不相放，羞见黄花无数新。

刘禹锡《九日登高》诗中云：

世路山河险，君门烟露深。

年年上高处，未有不伤心。

中国各个少数民族的节会庆游更是丰富多采，生动奇异。这些节会庆游，或此起彼伏的音乐，或千姿百态的舞蹈，或张灯结彩的赛场，或美味可口的佳肴……无不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如壮族的歌圩节时,男女青年欢聚圩场，行歌互答，其乐无比；且以抛绣球、碰彩蛋、谈情说爱与之相随。有诗对其盛况作过如下描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