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由范文10篇

理由范文篇1

论文摘要：法定的离婚理由即离婚的法定条件,是离婚立法的核心内容。本文从离婚立法的基本原则及其具体适用、离婚理由的文字表述形式及法律效力等方面对世界各国离婚立法中关于离婚理由的规定进行了综合比较,并分析了我国法律中关于离婚理由的规定与外国有关规定的区别和联系,对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离婚制度,提出了具体建议。

判决离婚的成立，以具有法定的离婚理由为条件，因而，法定的离婚理由又被称为离婚的法定条件。离婚的法定条件规定着准予离婚与不准予离婚的原则界限，是离婚制度中的根本制度和离婚立法的核心内容.因此，对通行于世界各国的离婚理由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和借鉴外国有益的经验，对于发展和完善我国的离婚制度，是十分有意义的.关于法定离婚理由的规定，从它自身的历史发展和当今世界各国的立法例上看，是不尽相同的，但依立法思想则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即过错原则、干扰原则与破裂原则。

(一)过错原则，亦称有责主义。它以可归责于配偶一方的妨碍婚姻存在的原因为离婚的法定理由。依照过错原则，只有当配偶一方提出并证明另一方具有足以妨碍婚姻的过错时，才准予离婚。无过错的一方具有离婚的请求权，有过错的一方则不得以自己的过错行为主张离婚。如法国民法典第242条规定，“夫妻一方得以归咎于他方的事件，且此等事件已构成违反或一再违反婚姻的责任和义务，而提出离婚。”又如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共和国婚姻法第59条规定，“如果婚姻关系遭到破坏，仅仅是由于夫妻一方的过错，要求离娇的权利仅属于另一方。”构成离婚理由的具体过错行为，较为常见的有:(l)虐侍。以虐待作为离婚理由的国家相当普遍，如日本旧民法典第813条、德国民法典第，568条、法国民法典第232条、瑞士民法典第133条、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共和国婚姻法第62条都有相应的规定.英国的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印度、印尼、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也都把虐待作为离婚的理由之一虐待既包括积极的行为，如打骂、人身伤害等，也包括消极的行为，如有病不给医治、不提供日常生活必要的衣食、无理由拒绝性交、不制止他人对配偶一方的暴行等。既包括人身上的虐待，如人身暴行、强制过度与反于自然的性交，也包括精神上的虐待，如重大侮辱、诬称他方通奸、诬称其妻谋害本夫等。在日本民法典亲属编和国民党政府民法典亲属编中，不但规定夫妻间的虐待是离婚的理由，而且把一方受他方亲属的虐待或虐待他方的亲属也规定为离婚的理由。就虐待的性质和程度而言，作为离婚理由的虐待不同于刑法上的虐待，它以不堪同居为限，即只要虐待行为致使配偶双方难于共居，就已经构成了离婚的充分理由，而不以对方的虐待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和受到刑罚为转移。

(2)通奸.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配偶以外的异性发生性行为，被认为是对夫妻贞操义务的违反，所以许多外国立法都把一方通奸明定为他方诉诸离婚的理由.如瑞士、法国、英国、日本、德国—联邦德国、斯里兰卡、葡萄牙、新加坡、泰国、保加利亚、美国的一些州和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共和国等都曾经规定过或现在仍保留着这样的离婚理由。早期离婚法有关通奸的规定，对男女双方是不平等的.在我国古代和日本的旧民法典中，都以妻子的通奸有混乱血缘的危险而单独作为离婚理由，对于丈夫则只有在因通奸而构成义绝或处刑的情形下，才成为离婚的理由.又如1804年法国民法典第229条规定:“夫得以妻通好为理由，诉请离婚.”第230条却规定，“妻亦得以夫通奸且于夫妻共同居所实行妍度的理由，诉请离婚。”现代的立法则进化为对男女实行对等性的原则。

(3)重婚。在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国家中，夫妻相互负有不重婚的义务.在有些国家的离婚立法中规定，有配偶而又与他人结婚，是对夫妻相互义务的违反，配偶他方有据此向法院提出离婚的权利。如1896年日本旧民法典、1905年英国民法汇编和缅甸、印度、巴基斯坦、瑞典、新加坡、马来西亚等都有这样的规定，国民党政府民法亲属编则把重婚列为离婚的十大理由之首。许多国家把重婚视同通好，因此对重婚未作专门规定。但把重婚作专门规定的国家在法理上认为，重婚以举行婚仪为既成犯，其成立不以事实上是否已通奸或因此被定罪为要件，所以把重婚作为独立的离婚理由.

(4)恶意遗弃。遗弃在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瑞士、日本、葡萄牙、瑞典、希腊、荷兰、英格兰、土耳其、美国的49个州等一些国家和地区，都曾被规定为或现今仍保留为离婚的理由。遗弃是指夫妻间违反同居义务与扶养义务的行为。在法理解释上一般认为，对于同居与扶养的两种义务，有一方面不履行就构成遗弃。例如拒绝同居而给付生活费，或继续同居而不维持对方生活，都得被认为遗弃。在有些国家，如印度、印尼、缅甸、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甚至径直把不履行扶养义务与不履行同居义务单独列为不同的离婚理由。遗弃须为恶意、在继续状态之中并反于配偶他方的意愿才为离婚的法定理由.如因患病、旅游、应试、服兵役等不能同居，或因家境贫寒而衣食有缺，或因不堪他方暴行而不得不拒绝同居和离家出走，或经他方同意，或提起诉讼时遗弃行为已终止等，都不能以遗弃论.至于遗弃在时间上的规定，最长的如荷兰为5年，最短的如土耳其只需3个月.(5)意图杀害他方。意图杀害对方，属于对婚姻关系的重大侵害，所以以此作为离婚理由的国家不少，如1900年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国民党政府民法典、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共和国婚姻法等，都有这样的规定。刃意图杀害系指一方具有蓄意谋杀他方的故意，且已为外在的表现所证明。杀害的意图是出于长久蓄谋或临时起意，均在所不同。其行为不以既遂或受刑罚处分为必要，未遂或预备行为均足以构成离婚理由，但一般的口头上的杀害恐吓，则不在此限。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共和国还进一步规定:如果夫妻一方知道第三者想杀害他的配偶，但没有保护或通知对方，对方也可以据此提出离婚.这属于立法上的类推适用。

(6)石处徒刑。一方被判罪服刑，被认为是对配偶的间接侵害，严重地破坏了夫妻的共同生活，所以许多国家在立法上以其为离婚理由。如日本旧民法典第813条第4款、瑞士民法典第139条、法国民法典第231条、1900年德国民法典1568条、葡萄牙离婚法第4条第9款等都有明文规定，苏联、蒙古、南斯拉夫、保加利亚也有此项规定，只不过刑期的长短和犯罪的性质依各国的法律而有所不同。有的以犯不名誉罪被处刑为离婚理由，不间处刑时间长短;有的须被处3年以上徒刑;有的对犯罪性质与刑种刑期均有规定。

(二)干扰原则，亦称无责主义。它以不可归责于配偶一方但却是客观存在的妨碍婚姻存在的事实为离婚的法定理由。除了配偶一方的过错行为外，有l讨还有些不是由于配偶的过错造成的，或与配偶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无关的客观事实，也足以构成对婚姻关系的妨碍.依据干扰原则，只要存在这样的客观事实，另一方就可以诉请离婚，而不必指出对方的过错。非过错的离婚理由主要是:

(1)重大不治的疾病。重大不治的疾病，如麻疯病、痴呆症、性病、传染病等，妨碍婚姻的结果，足以危害对方的身心健康并贻害于子女，所以许多国家在立法上把这类疾病列为离婚的理由。如联邦德国1946年婚姻法第46条规定:配偶一方对于他方有重传染病或患可嫌恶的疾病，在可预见的期间内，其治疗或传染性不能排除的，得请求离婚。可嫌恶的疾病依照该婚姻法的解释为皮肤结核、永久溃烂的创伤、不治之湿疹或鳞癣、不停止之尿便、不可忍受之恶臭等.按照葡萄牙离婚法第4条第10欲的规定可以以“可认为不治之传染病或与性交以障害之不治的疾病”为离婚的理由。重大与不治，都是相对和有限制的。如一变、单纯不育不孕、双目失明、妇女白带过多等都不能视为重大的疾病;如果重大的疾病在可预见的期间内能够治愈，也不构成法律上的离婚理由.至于疾病是婚前所得还是婚后所患，是基于遗传还是基于本人过失则在所不问.

(2)精神病.配偶一方患有重大不治的精神病，足以破坏夫妻间的精神生活和正常的两性关系，所以一些国家把它单独列为离婚的理由，如联邦德国1946年婚姻法第45条、瑞士民法典第141条、日本民法典第770条第4款。1937年英国离婚法、葡萄牙离婚法、1938年的奥地利离婚法、1940年的希腊离婚法都把重大不治的精神病列为离婚的法定理由，美国50个州中有31个州也有这样的规定.苏联、波兰、蒙古、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的婚姻家庭法也把精神病列为离婚的理由，但基于该理由的离婚多适用行政程序在户籍机关办理，而不适用诉讼程序在法院办理.关于精神病的程度，有的没有规定，如蒙古、苏联:有的规定为强度精神病，如日本;有的规定夫妻间精神上的共同生活停止，如德国;有的规定不堪婚姻共间生活，如瑞士;有的规定不可治愈，如南斯)乞夕之;国民党政府民法则规定为重大不治.精神病持续时间的规定多数为3年，如丹交、挪威、葡萄牙、瑞典、瑞士、联邦德国、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最长的如美国的个别川为10年，最短的未加限制如国民党政府民法典。发病原因与婚前婚后发病对离婚理由的乙立无影响。

(3)性无能。亦称不能人道，即一方有生理缺欠不能发生性行为.性无能有违于婚姻的目的和本质，在一些国家中，性无能被视同缺乏婚姻的实质要件，为得撤悄婚姻的理由，在另一些国家中则视同重大不治之症为离婚的理由，在有些国家中则规定为独立的离婚理由，如在葡萄牙离婚法和美国的35个州的法律上都明定为离婚的理由。写活民法典是以其为婚姻关系的深重破裂的原因而加以规定的。在日本的民法解释土，是综合考虑当事人的年龄、身体需要和其它因素，作为难于继续婚姻的重大事由而适的.以性无能为离婚理由的国家还有泰国、巴基斯坦、印度、斯里兰卡、缅甸等。

(4)失踪。一方失踪后生死不明达到一定期间，他方得诉请离婚，这是世界各国离婚立法的通例，如口本民法第770条第1项第3款，挪威新婚姻法第46条，釉萄牙离婚法第4条第6款，国民党政府民法典第1052条第g款都有规定.苏联、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等也取失踪为离婚理由。失踪构成离婚理由须以生死不明为条件，如果虽然失踪但己知死亡，则婚姻关系因此即行解除或消灭而无须诉请离婚，如果虽然失踪但能证实其尚生存，只是下落不明，也不得作为离婚的理由。关于失踪的时间，各国规定不一有须满两年的，如古巴、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共和国;有须满3年的，如日本、挪威、智利;有须满4年的，如葡萄牙:有须满7年的，如依挪威旧法;有的没有规定，如依国民党政府民法.

(三)破裂原则，亦称破绽主义或自由离婚主义.破裂原则的根本特点是不间离婚的具体事由如何，只要当事人诉请夫妻已难于共同生活，法院确认婚姻关系确已破裂到不能挽救的程度就可判决离婚。完整意义上的破裂原则始行于1912年瑞士婚姻法，该法第142条规定:“对于配偶人发生不可期待继续婚姻共同生活程度的婚姻关系之重大彼裂时，配偶双方得随时请求离婚.”此后，实行破裂原则的国家越来越多。现在，破裂原则正成为世界各国离婚立法的基本趋向，无论是英美法系、大陆法系臼家抑或是苏联及东欧各国、中国、日本等，在离婚立法上都开始试探着实行破裂原则。在实行破裂原则诸国的法律规定上，也有一些区别，分为:

(1)婚姻破裂与感情破裂。绝大多数国家把破裂的实体规定为婚姻.如1969年英国公布的修订离婚法规定:离婚的理由为婚姻破裂到不能挽救的地步.关国统一结婚离婚法第302条第1项第3款规定:法庭判决离婚的理由为“法庭确认婚姻已无可挽回的破裂。”罗马尼亚、’苏联的规定与此相类似。意大利1970。年的离婚法则明确地把婚姻分为精神上的与身体上的两个方而，规定:“法官在确认和好的尝试未取得效果，或夫妻之间在精神上和身体上再也不能维持共同生活……时，应当判决离婚”.总的说，这些国家都把婚姻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其一般文字表述为:婚姻关系破裂、婚姻关系无可挽回的破裂、家庭共同生活解体、无法继续共同生活和维持家庭等等.把感情破裂作为离婚理由的国家，如我国婚姻法第肠条第2款规定:夫妻感情破裂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从世界各国的立法例上着，把夫妻感情作为婚姻的唯一本质规定并在立法上把夫妻感情破裂明定为离婚理由的，除我国外，尚未发现其他国家采取这样灼立法。因此，我国是实行感情破裂原则的唯一国家。

(2)无限制破裂与有限制破裂。婚姻破裂作为离婚理由，在有些国家是无限制的。只要婚姻破裂就构成了离婚的充足理由，实行这样规定的国家不多，如美国统一结婚离婚法和我国的婚姻法。多数国家对婚姻破裂构成离婚理由附加了限制性条件。如苏俄婚姻和家庭法典第33条第3款规定:“如果法院确认夫妻双方已无法继续共同生活和维持家庭，应准予离异”。在这一规定中，是把能否维持家庭作为婚姻破裂的限制条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家庭法典第24条规定:“①只有当法庭认为婚姻不能继续存在的原因非常重大，婚姻对夫妻双方、子女以及社会都已失去意义时，才准予离婚。②夫妻一方提出离婚诉讼时，法庭必须仔细回顾该婚姻的历史，特别要考虑离婚是否会损害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是否会给夫妻一方带来不合理的困难。”按照这一规定，夫妻双方、未成年子女和社会的利益都是婚姻破裂的限制条件，从而使婚姻破裂作为离婚理由时受这些因素的制约.在新西兰、澳大利亚和联邦德国，婚姻的破裂还须有两年、12个月和一年的分居为证。

(3)无因破裂与有因破裂。对于导致婚姻破裂的原因，有些国家在法律上不要求指明其原因，只要有婚姻破裂事实的存在，就可以判决离婚。如苏联、中国、美国等国家的立法，都采用无因破裂制度.在另一些国家中，则采取有因破裂制度。法院判决离婚不但要求有夫妻婚姻关系破坏的事实存在，而且还要求提出离婚请求的一方出具婚姻关系破裂的依据来证实婚姻关系破裂。如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家庭法典第38条规定:“如果提出解除婚姻的一方具有充足的理由，证明婚姻不可能继续下去，法院可以根据任何一方的请求，判决离婚”。英国1969年的修订离婚法虽然废除了原法律规定的各种离婚理由而代之以婚姻破裂为唯一的离婚理由，但法律却要求原告提出离婚法第2条所列举的离婚原因作为婚姻关系破裂的根据。按照该法第2条的规定，婚姻关系破裂的原因有:①被告不贞，造成原告无法继续共同生活;②被告的其他行为，排除双方共同生活的可能性;③在提出离婚前，被告抛弃家庭连续两年以上;④在提出申请前，夫妻分居两年以上，被告并同意离婚;⑤在提出申请前夫妻分居5年以上。为了使婚姻破裂能够得到确认，在一些国家，如联邦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都以一定时间的分居作为衡量的标准，只要分居经过一定时间，就推定婚姻关系彻底破裂，可以离婚.至于要求分居时间的长短，各国不一。意大利为7年，法国为6年，英国为5年，联邦德国、荷兰为3年.

(4)单方有离婚请求权的破裂与双方有离婚请求权的破裂.在实行破裂原则的国家中，有的规定只有对造成婚姻破裂没有责任的一方才有离婚的清求权，如依瑞士民法第142条第2项、联邦德国1946年婚姻法第43条至第46条和第48条第2项的规定，婚姻破裂后，请求离婚的权利，原则上只属于对婚姻破裂无责任的一方，有责任的一方没有离婚的请求权。近年来实行破裂原则立法的国家，则多采用双方有离婚请求权的制度，即婚姻破裂后，无论有责任的一方或无责任的一方，均可提出离婚请求.过错原则、干扰原则和破裂原则构成了指导世界各国离婚立法的基本原则。对于这项立法原则，在各国的离婚立法上，单独适用的很少，多数是将其中的两项原则结合来适用，个别国家也有将三项原则同时采用的。就三项原则在各个国家的具体适用，可以划分如下几种类别:

(一)兼采过错原则与干扰原则。如英国苏格兰的法律规定的离婚理喊、为:(l)告与人通奸、原告不加有恕;(2)原告被被告连续遗弃3年者;(3)被告对原告虐待责任者:(4)被告有鸡奸或兽奸行为者，(5)被告患不能治疗精神病的.前条为基于过错原则的离婚理由，后一条为基于干扰原则的离婚理由。

(二)兼采干扰原则与破裂原则。如关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解除婚姻关系法规定，只符合下列条款就可能获得婚姻关系的解除:(l)夫妻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因而成婚姻关系发生无可补救的破裂;(2)无法医治的精神病。前者为破裂原则的规定，者为千扰原则的规定.

(三)兼采过错原则、干扰原则与破裂原则。如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共和国婚姻法所定的具体的离婚理由共有9条。其中，有5条是依过错原则而确定的，它们是:(l)妻一方与他人通好;(2)夫妻一方想谋害另一方或夫妻一方知道他人想谋害记偶对而未有保护和通知;(3)夫妻一方虐待对方，使其受到严重损害，或以不体而的生或其他方式使共同生活成为不可忍受;(4)恶意地或没有正当理由遗弃夫妻一方;(5)夫妻一方因犯罪或其他不名誉案件而受审，或被判3年以上徒刑.有3条是依干原贝}!而确定的，它们是:(1)结婚后夫妻一方患有不可治愈的精神病或无判断能;(2)他方配偶失踪而且两年内不知下落;(3)分居3年.有一条则是依破裂原而确定的，即第59条“如果由于性格不合、长期不能谅解、不可消除的敌对或其他原夫妻关系遭到破坏，以致共同生活成为不可容忍，夫妻每一方均可要求离婚，.日本在的法律规定也属此类。

(四)兼采过错原则与破裂原则。如按1804年法国民法典第229一232条的规定，行过错原则的离婚理由有:妻与人通奸;夫通奸且于夫妻共同居所实行拼度;垂大暴、虐待与侮辱;他方受名誉刑宣告。在第233条规定的离婚理由则为:“夫妻双方于法的条件之下，并经过法定的考验后，依法定的方式表示之相互的且坚定的‘同意离婚，分证明他们的共同生活已不能容忍并证明他们己有决定性的离婚原因。”就本质而论，条离婚理由就是基于破裂原则而设立的.

(五)单取过错原则。如德国19。。年民法典规定的离婚理由为:(1)夫妻一方企图杀害对方;(2)夫妻一方因严重违反由婚姻所生的义务，或因有不名誉不道德的行为而扰乱婚姻关系致他方不能继续维持婚姻;(3)重大的虐待。1905年英国民法汇编所列举的六条离婚理由也全是基于过错原则而制定的。

(六)单取破裂原则。如现在的美国、中国、节联、罗马尼亚、蒙古、澳大利亚、新西兰、瑞典、联邦德国等。从以上叙述中可知，过错原则与破裂原则是离婚立法的主要原则，它们既可以与干扰原则一起适用，也可以单独适用，干扰原则则是离婚立法上的从属适用原则，它只能与过错原则或破裂原则结合适用，而不能被单独适用。正是基于这一点，在一些法学著作的解释上，是把干扰原则吸收到过错原则或破裂原则中去，而不把它单独列为一种立法原则，按照这种划分方法，则只承认有过错原则与破裂原则，这也是不无道理的.各国的离婚法律对离婚理由的文字表述，依其立法思想的不同和对过错原则、干扰原则与破裂原则的具体适用不同，也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可分为:

(一)列举主义，即对离婚的具体理由以法律条款的方式-一列举.这种表述形式主要是与过错原则的立法和兼采过错原则与干扰原则的立法相适应的。如英国北爱尔兰的离婚法律就具体列举了如下离婚理由:仁1)被告在举行结婚仪式后与人通奸者;(2)在提出诉讼前，至少3年期间毫无理由遗弃一方的;(3)被告在举行结婚仪式以后，对原告进行虐待的;(4)被告精神失常的.日木的旧民法典、国民党政府的民法典等对离婚理由均采取列举规定的方式。这种规定的优点是离婚理由规定得明确具体，可以防止离婚当事人因不明离婚条件而任意提出离婚之诉，同时，在审判实践中也便于掌握.但是，离婚的具体情形是复杂多样的，即使人们对离婚灼理由千方百计地收罗归纳，也仍然难于穷尽无遗，难免挂一漏万，所以如果当事人提出了法律规定以外的正当离婚理由，法院也不予受理，这就会使一部分人的合理要求得不到满足。另一方而如果离婚理由罗列得太多太细，又会失之于冗杂繁琐。

(二)概括主义，即对离婚理由不采取具体列举的方法，而是采取抽象概括的方法加以表述.这种概括主义的表述方法，起自于100。年的德国民法典。现代采取概括主义表述方法的国家，主要是与实行破裂原则的立法精神相适应的，如实行破裂原则的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意大利、联邦德国、中国、苏联及东欧诸国的法律，对离婚的理由都采取了概括性的表述。这种概括性规定的明显优点是它克服了列举性规定的弊端，由于无须列举具体的离婚理由，可以使它在更大的程度上对导致婚姻破裂的一切具体原因囊括无遗.它的缺点则是丧失了列举性规定的优点。由于法律对离婚理由规定得抽象、笼统和一般化，一些人因不明白离婚条件而动辄诉请离婚，法院不判决离婚也难免一些人无理缠诉，因而增加了司法机关与具体办案人员的负担。更重要的是，依照这种法律办案，具体案件的离婚界限只能由审判人员根据对法律和案件李实的个人理解去划定.而由于个人理解的差异，就可能导致对同类案件处理偏宽偏严的问题，出现该离的未能离，不该离的却离了的情况，从而损害法律的一致性和应有的尊严。

(三)例示主义.有的国家在立法上既有列举性规定，又继之以概括性规定。在这种表示方法中，列举性规定成了概括性规定的说明，所以被称为例示主义。这种表述方

法是与兼采干扰原则与破裂原则、兼采过错原则与破裂原则和兼采过错原则、卜扰原则与破裂原则的立法相适应的。如日本现民法典第770条规定，“夫妇双方，只有在下列情形时，可以起诉离婚:(1)配偶有不贞行为时;(2)遭到配偶一方的恶意遗弃时;

(3)配偶生死不明在3年以上时;(4)配偶患有强度精神病没有治愈希望时:(5)有其他难于继续婚姻的重大事由时”。前4条墓于过错原则与干扰原则的离婚理由为列举性规定，第5条基于破裂原则的离婚理由为概括性规定.这种例示主义的表述方法，一方面收集了可以明确列举的、一般的、常见的离婚理由，使司法审判人员有具体的章法可循;另一方面又把一切不宜一一列举的、似足以导致共同生活破裂的重大事由包藏在概括性的规定之中，堵塞了列举主义的漏洞.因此，可以说这种规定垦兼除列举主义和概括主义之弊而同时兼收二者之利，是值得推崇的。

就法律效力来分析离婚理由，则可以分为绝对的离婚理由与相对的离婚理由。

(一)在基于过错原则和干扰原则而实行列举主义的离婚立法的国家中，多数只要当事人提出为法律所列举的离婚理由确实存在，法院就可以或必须作出离婚的判决.因此，这种列举的离婚理由，被称之为绝对的离婚理由。如1905年英国民法汇编第1874条规定:“如妻能使法院确信其夫，于结婚后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得依水节之规定，法院做出离婚之判决:1.亲属相好;2.因好重婚;3.强奸;4.鸡奸或与兽交;5.犯好并有强暴行为，而此种强暴行为能单独使其妻请求别居者:6.犯奸并遗弃其妻2年以上且无正当理由者，或其夫拒绝实行回复性交而遗弃其妻且于判决前或后犯奸者”.该法第1873条规定，“如夫能使法院确信其妻于结婚后犯奸者，得依本节的规定，由法院做出解除婚姻之判决(离婚)”。一些在离婚理由上实行破裂原则的国家，如美国、英国、苏联、中国等，其法律上所规定的离婚理由，也带有绝对性质。

(二)在另一些国家的法律中则规定，在当事人的离婚诉请具备法定离婚理由的场合，能否准予离婚，还须考虑与婚姻相关的其他情况具体确定。在某些特殊情形中，当事人的离婚请求虽然合乎法定的离婚理由，也不能获准离婚。这样的离婚理由，被称为相对的离婚理由。如经1975年修改后的法国民法典第233条规定:“基于配偶一方造成双方不能继续共同生活的事实时，他方得请求离婚”。造成双方不能继续共同生活的事实，在法典中被规定为两种情况:(l)第237条规定:“如夫妻事实分居己达6年，夫妻一方得以共同生活长期中断为理由，诉请离婚”。(2)第238条规定:“夫妻一方精神官能严重损害已达6年，致使夫妻间不能共同生活，且有充分根据预料将来亦无复原之可能时，同前条，.但随后在法典的第24。条则规定:“如夫妻他方认为离婚对他特别是考虑到他的年龄和结婚的时间长短，或对子女将产生物质上或精神上特别困难的后果时，法官得驳回离婚诉请.法官亦得依职权按第238条规定的情况驳回离婚诉请”。日本民法典关于离婚理由的规定与此相类似，它在第77。条(1)至(4)项中，列举了不贞、恶意遗弃、生死不明3年以上、没有治愈希望的强度精神病作为离婚的理由，但随之则规定，“即使有前项(l)至(4)事由时，法院考虑到各方面情况认为婚姻继续下去适当时，可以驳回离婚请求”。联邦德国19了6年的婚姻和家庭改革法虽然确立了破裂主义的离婚原则，但又明确规定:虽然婚姻关系破裂，只要依婚生未成年子女利益的特别理由而特别需要维持婚烟时，或只要被告因非常情况造成非常困难而反对离婚，从原告的利益考虑也非常需要维持婚姻时，不得解除婚姻关系。香港灼婚姻诉讼条例列举了通好、遗弃、分居两年、连续分居5年等五条离婚理由。其中的任何一种情况都可以视为“婚姻破裂到无可挽回的程度”的证明，作为法院判决离婚的依据.但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视为离婚的障碍，法院有权拒绝作出离婚判决。(l)原告获悉被告有通奸行为后，双法仍继续同居6个月以上的，被告人的通奸行为不能视为原告人无法忍受的事实，不构成婚姻无可挽回的破裂。原告人无权以通奸理由提出离婚，法院也可以拒绝作出离婚判决。(2)原告人指称被告人的行为(如虐待)已无法使自己与之正常共同生活，但事实上原告人在指称被告人行为发生后，仍然与被告人共同生活6个月以上的，法院也有权拒绝原告人以此作为要求离婚的理由。(3)原告人以遗弃、长期分居为理由而要求离婚的，如果离婚会给被告人生活及其他方面造成严重困难和痛苦的，或者法院认为离婚对被告人是不公正的，从婚姻的全部情况看，以不离为宜，则法院也有权拒绝准予离婚，以促使双方和解。就绝对的离婚理由与相对的离婚理由比较而言，我们认为，相对的离婚理由的立法，意识到了婚姻作为两性间的一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形式所包含着的社会利益和婚姻当事人双方对社会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并力图对配偶对方、子女、家庭和社会的利益实行保护，这一点是优于绝对的离婚理由的，因而也是应予肯定的。

从以上的比较中，可以明了我国在离婚理由的法律规定上与外国有关规定的联系与区别.

第一，我国完全、彻底地摒弃了过错原则，实行破裂原则的离婚制度，并把干扰原则包容在破裂原则之中，这是完全正确的。过错原则虽然照顾到了婚姻的伦理性，但它却有许多难以克服的缺陷:(l)在许多情况下，导致婚姻破裂的真正原因不是个人的过错。互相均感到痛苦并都愿意离婚的配偶，如果无法证实对方的过错，则不得不相厮死守;(2)离婚诉讼中关于过错的指控和抗辩，增加了相互的痛苦和敌意，减少了和好的可能;(3)这种办法并不能有效地制止离婚，双方均无过错的当事人，常常被迫捏造对方的过错以构成正当的离婚理由，这种用伪证对待法律的作法，还导致了对法律和法律程序的不尊重:(4)用不准离婚的方式惩罚有过错一方的作法有时并不能达到保护无过错一方利益的目的，甚至也是对无过错一方的惩罚.正是基于对无过错原则固有缺陷的认识.从18世纪并始，一些国家就试图以破裂原则取代过错原则。本世纪70年代，西欧各国高婚制度的改革，也反映出了从过错原则到破裂原则过渡的墓本趋势.我国的离婚理由采用破裂原则，抛弃了把准予离婚或不准予离婚作为对有过错一方的惩罚和对无过错一方的保护这种传统的、但同时又是片面的观点，接受了把离婚或不准予离婚作为对婚姻关系事实上破裂与否的认可的新观点，这是一种观念上的革新与进步。

第二，在离婚理由上实行破裂原则的国家中，我国与外国存在很大的区别，这种区别提出了一些值得深入探讨的间题。(1)我国实行无因破裂制度，即不问导致婚姻破裂的原因，只要审判人员认为婚姻破裂就可判决离婚，这与罗马尼亚、英国的法律是不同的。它们的法律要求婚姻当事人提出充分的或法定的离婚原因来确证婚姻已经不可挽回地破裂。我们认为，有因破裂制度可以使婚姻当事人和法庭都能注意到离婚的道德合理性，这有利于控制那些轻率的离异和不道德意图的实现.导致婚姻破裂的原因作为判定婚姻破裂的客观标准，也授予了审判人员一个明确的、可资遵循的法律界限，便于执行，又可以避免执法的随意性.因此，有因破裂制度是优于无因破裂制度的.(2)我国实行无限制破裂制度，即只要婚姻破裂就可以离婚，不受与婚姻相关的其他因素的制约，这与民主德国、苏联的法律是不同的。他们对离婚附加了许多的限制条件，如果不符合这些条件，婚姻破裂不能成为解除婚姻关系的充分理由，只有合乎这些条件时，婚姻破裂对解除婚姻关系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种有限制破裂的离婚制度抑制了婚姻当事人的个人任性和一味追求个人自由幸福而损害他人及社会利益的不良行为，有利于保护与婚姻相关的社会利益，是应当肯定的.(3)我们实行双方有离婚请求权的破裂钊度，即婚姻当事人无论对造成婚姻破裂是否负有责任，都可以请求离婚，这与瑞士和联邦德国的法律是不同的.依照他们的法律规定，原则上只有对造成婚姻破裂没有责任的一方才有离婚的请求权，而对造成婚姻破裂有责任的一方则没有离婚请求权。实行这仲单方有离婚请求权的破裂制度，对促使婚姻当事人双方互相约束自己的不良行为，珍惜夫妻感情，增强婚姻的稳固和家庭的团结，是有积极意义的，对于减少不道德的离婚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4)我勺实行感情破裂制度，即夫妻感情破裂就准予离婚。这是与所有实行破裂原则制度的国家都不同的，他们实行的是婚姻破裂制度，规定只有当婚姻无可挽回地破裂或夫妻共同生活破裂时才准予离婚。婚姻和家庭法的一般理论认为，婚姻是作为男女两性精神生活、性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共同体而存在的。感情的交流只是夫妻精神生活的内容，它并不等于也不能代替构成婚姻本质的另外两个方而即性生活与物质生活。所以，婚姻的破裂并不只是感情的消失，只有上述三方面的内容都遭到了破坏，才意味着婚姻的崩溃和死亡。这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是不谋而合的。马克思不赞成仅仅从夫妻两个人的感情关系上去看待婚姻的本质，他认为如果那样的话，夫妻关系就同一般人之间的友谊关系一样没什么区别了，婚姻也就不会成为立法的对象了，因而也就无须用法律的手段去调整了。①从婚姻的感情因素中，并不能引申出权利义务关系，但从婚姻中却可以引中出婚姻当事人对子女和社会的责任与义务，引巾出对婚姻当事人的道德伦理要求，这些都是维系婚姻的重要的凝聚力，也是古今中外那些虽然欠缺感情但却能得以长期保持和存续终了的婚姻大量存在的内在原因。感情不等于婚姻，感情破裂也就不等于婚姻破裂。所以把感情破裂作为离婚的理由，不但就其法律形式说有违于世界各国立法的先例，就其内容说也是极不科学与合理的，事实上也是无法执行的.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执行，从我国目前的婚姻基础来看，能够剩下来的婚姻将寥寥无儿.所以，它也是脱离中国社会婚姻关系现状的，是不现实的.

理由范文篇2

【论文摘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婚姻纠纷案件在民事纠纷案件中所占的比例呈上升趋势，文章将我国现行法定离婚理由体系置于我国改革开放、社会转型的背景之上，结合西方国家立法经验，对其优点与不足进行了全面分析探讨。

夫妻感情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认定夫妻感情是否破裂，是一件既重要又很复杂的细致的工作。我国《婚姻法》第2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此条规定首次明确了准予不准予离婚的法定界限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从而在离婚法定条件问题上确立了破裂主义的立法远原则。1989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把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这一判决离婚的唯一标准，具体化为14条规定，凡是符合其中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经调解无效，可依法判决准予离婚。表明我国对离婚法定理由的立法已从1980年《婚姻法》所确立的单一破裂主义立法原则各国立法经验的较先进的发展到坚持破裂主义原则，并兼采过错主义、目的主义原则；在立法方式上，从概括主义发展为例示主义。《意见》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离婚法定理由业已形成一套符合我国国情，合理吸收世界制度体系。

一、我国离婚法定理由制度的优点

第一，这一体系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婚姻观为指导，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离婚原因的科学概括。反映在离婚问题上表现为：婚姻家庭的生物学功能能否实现，直接决定着婚姻家庭的存亡。如当一方患有恶疾，或性功能有障碍等情况出现，致使婚姻家庭的a生物学功能不能实现，常常会导致婚姻关系破裂.婚姻家庭的社会属性是指婚姻家庭的性质及其存在和发展决定于社会的生产关系，同时受社会的上层建筑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是婚姻家庭的本质属性，它决定着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婚姻家庭的内容和特点。同样，一定社会的离婚原因也受社会因素的制约。因此，分析我国离婚法定立法理由的得失，必须将其置于我国改革开放、社会转型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我国目前处在社会大变革时期，生产力迅速发展，生产关系正在变革，经济体制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西方文化、价值观念不断渗入，多种社会力量的作用使人们的婚姻观念和行为呈现多元化价值取向，从而导致离婚的原因也日趋复杂，感情、经济、道德各种因素交织并存。

第二，这种离婚法定理由体系是对世界各国离婚法定理由立法经验的科学借鉴和吸收，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在离婚法定理由立法上日益抛弃了传统的过错原则而代之以破裂原则。现行《婚姻法》将"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的唯一法定理由，就是这一潮流的产物。那么，是否符合了世界潮流的立法就是科学合理的立法？"感情破裂"原则在实践中暴露出的不足已充分说明对这一问题应作具体分析。首先，我们应认识到世界离婚立法这一潮流，是以二战后西方社会经济科技大发展，妇女地位、价值观念等巨大变化为特定背景的。战后，西方各国经济发展进入黄金时代。经济发展，福利国家的发展，以及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使妇女经济独立性日益增强，"使得婚姻不再成为妇女生存的唯一物质来源"，而经济的发展同样也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个人主义思想盛行、旧的伦理道德体系日益瓦解，家庭功能日益局限在感情和性方面。这一系列变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离婚立法，为西方国家离婚法改革提供了物质的、精神的条件。其次，西方各国的离婚法定理由立法改革，依各国国情不同，立法原则、立法方式也不尽相同。我们研究它不仅要从宏观上分析其立法趋向，更重要的是从微观上分析其立法技术，分析各国离婚法定理由如何反映其特定的国情、离婚法定理由与离婚法其它制度的协调性，及离婚法定理由本身的操作性，从而为科学地借鉴和吸收他国立法经验创造条件。第三，现行的离婚法定理由的立法方式，便于判决离婚制度的功能的发挥。当今世界离婚法定理由的立法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列举主义，法律明文列举理由作为准予离婚的依据，不符合法定理由的离婚之诉，法院不予受理。但原告提出的离婚理由一经证实即可获准离婚。这种立法方式一方面限制了个人的离婚自由，另一方面，从司法中排除了法官自由裁量的余地，将法官变成了准予离婚的橡皮图章。国家对离婚的干预，在司法过程中无从实现。二是概括主义，法律不具体列举离婚理由，而以婚姻破裂无可挽回，夫妻关系无法继续维持为概括性离婚理由。这种立法方式由于其不能向当事人和法官提供一个清楚的离婚标准，对当事人而言可能导致以婚姻破裂为由的离婚权利滥用。对法官而言，操作性差、法官对婚姻破裂的认定完全可能受到自己对离婚观念的影响，而造成同一离婚案件不同法院，甚至不同法官审理结局迥异的司法不公正现象。三是例示主义，概括与列举相结合，既列举可以提起离婚之诉的某些理由，又用一个相对抽象的伸缩性规定加以概括，以弥补列举的不足。在这种立法方式下列举的离婚原因是相对的，夫妻共同生活破裂到不能维持是离婚的要件之一，纵有所例示的原因存在，法官认为婚姻宜继续时，就可驳回离婚请求。这样做一方面扩大了离婚自由，另一方面又使离婚较列举主义更为严格，这就将当事人的离婚自由和国家对离婚的干预有机结合在一起，使判决离婚制度的功能得以有效发挥。因此，《意见》的颁布形成了我国离婚法定理由的例示主义立法方式，弥补了1980年《婚姻法》规定的不足，有利于我国判决离婚制度功能的正常发挥。

二、法定离婚理由制度的缺陷与不足

第一、离婚法定理由体系内部存在着矛盾与不协调。

《婚姻法》第25条规定："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意见》中所列举的认定夫妻感情破裂的14种情形，有些与感情有关，有些则与感情没有直接关系。如第1条"一方患有法定禁止结婚的疾病，或一方有生理缺陷，或其它原因不能发生性行为，且难以治愈的"；第12条"一方下落不明满二年"等规定。这一不协调是由于《婚姻法》第25条表述不科学造成的。世界上采破裂主义原则的国家大都把破裂的实体规定为婚姻关系或夫妻关系，只有我国把破裂实体规定为感情。这一规定混淆了婚姻关系和感情的区别。婚姻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是法律调整的重要方面，而感情作为一种心理活动，法律是不应也不能调整的。婚姻关系破裂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生活中很多离婚现象都不是感情破裂的结果。因此，将破裂的实体规定为感情是不恰当的。

第二、法定离婚理由与婚姻法有关制度相矛盾。

我国婚姻法是由不同表现形式的法律文件构成的。它包括现行《婚姻法》，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制定的婚姻家庭方面的行政性规范文件，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首先，《意见》与《婚姻法》所规定的结婚法定条件存在矛盾。《婚姻法》第4条规定：结婚必须是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第6条规定"患麻风病未经治愈或其它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禁止结婚。《意见》将"一方患有法定禁止结婚疾病，"包办、买卖婚姻"作为判决准予离婚的条件，与《婚姻法》上述规定有抵触之处。一方在婚前患有法定禁止结婚疾病，包办、买卖婚姻都是无效婚姻，《意见》却赋予其合法婚姻的效力。其次，《意见》与我国民政部《婚姻登记条例》存在矛盾。《条例》第25条规定："申请婚姻登记的当事人弄虚作假，骗取婚姻登记的，婚姻登记机关应当撤销婚姻登记，对结婚、复婚的当事人宣布其婚姻关系无效并收回结婚证。"按照《意见》规定，"一方欺骗对方，或者在结婚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结婚证》的"是判决准予离婚的条件。从而使同一违法行为由不同机关处理其后果完全不同。由法院处理，赋予其合法婚姻的效力，按离婚对待；由婚姻登记机关处理，其婚姻为无效婚姻。第三、离婚法定理由制度缺乏相应配套制度与之协调发挥作用。

现行离婚法定理由制度使个人的离婚自由得到了更多的保障，但个人的离婚自由是建立在配偶、子女乃至社会利益之上的。作为个人的自由必须与社会他人利益平衡。我国婚姻法虽有离婚时经济帮助的规定，并要求离婚时要妥善解决子女问题，但这些制度都是离婚后的救济，且主要限于物质帮助。当离婚会导致当事人一方及子女陷于物质的、精神的苛酷状态时，如何防止破裂主义可能导致的离婚权利滥用，赋予他方以相应的阻却离婚的权利，婚姻法没有规定。但法律的完善需要时间的磨练不可操之过急，我们要树立信心确信将来会更好。

参考文献

[1]巫昌祯,夏吟兰主编.《中国婚姻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6月第一版.

理由范文篇3

〔论文摘要〕民事诉讼再审理由是民事再审制度的关键因素，两大法系诸多法治国家在立法例上高度重视再审理由的规定，我国2008年4月1日施行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也赋予再审理由较高的地位，然而仍然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再审理由这道闸门如何开放关系重大。由此，民事再审理由理念的建构、再审之诉的设计以及再审理由的具体分类成为思考的路径。

一、问题的引出

再审理由是引发再审的诉因要素，是决定再审诉讼行为是否合法、有效的关键所在，也是再审程序的核心部分。2008年4月1日施行的民事诉讼法赋予了再审理由较高的地位，再审理由也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研究的热点。

何谓民事再审理由?笔者认为，民事再审理由即指民事诉讼法律明文规定的可以提起、发动民事再审程序从而对生效裁判进行重新审理的理由或根据。一般来说，民事再审理由分为实体理由和程序理由。再审实体理由往往是在事实认定上或证据方面存在问题，而再审程序理由则常常是在审判中出现了程序上的瑕疵，如没有依法组织审判庭等。没有再审理由，民事再审程序就不具备完整的诉讼模式。

二、民事再审理由立法考察

(一)域外民事再审理由立法考察

域外有关民事再审理由的立法也有两大法系之分。严格来说，英美法系国家没有大陆法系国家那样的“再审”概念，“再审”的含义要宽泛得多，包括对未生效裁判和生效裁判的重新审理。从再审的法定理由来看，英美法系国家的再审制度属于程序救济型。以美国为例，《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60条(b)条正是对民事再审理由的规定。〔1〕其中特别强调了新证据若要成为再审理由，必须是在规定申请再审的期间内，即使相当地注意也不可能发现的证据，否则不能获得救济。在期间规定上的限制体现程序正义的理念。

大陆法系国家大都在民事诉讼中有法定的再审理由。德国民事诉讼法将再审分为两种形式，即取消之诉和回复原状之诉。取消之诉，又称无效之诉，是以原审判严重违背法定程序为由提起的再审之诉。回复原状之诉，是以原审判损害当事人实体权利为理由提起的再审之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79条第1款规定了可提起取消之诉的四种法定理由，第580条罗列了七种可提起回复原状之诉的再审理由。〔2〕日本旧民事诉讼法受德国的影响，也将再审分为取消之诉和回复原状之诉，后来在修订民事诉讼法时将二者合二为一，通称再审之诉。日本1998年新民事诉讼法第338条第1款再审理由之规定非常明确，既有诉讼程序上有重大瑕疵的再审理由，如没有依照法律规定组成做出判决的法院的；又有判断基础上存在异常欠缺的再审理由，如作为判决证据的文书或其他物件是经过伪造或变造的等。

比较而言，英美国家对再审理由规定所体现的程序救济型特点、在司法实践中对再审理由解释的慎重态度，以及在程序正义的实现方面有诸多值得借鉴之处。而大陆法系国家有关再审理由的立法规定，则更为重视实体性理由的规定。两大法系国家有关再审理由展示出来的立法特点值得我们思考。

(二)我国民事再审立法及特点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对再审理由的规定极为简单。1991年民事诉讼法对再审理由作了明确规定，然而规定比较原则，不便司法实务具体操作，突出的特点是粗糙、简略和标准模糊，容易导致再审泛滥。

总的来说，长期以来我国关于再审理由的规定主要体现四大特点：第一，以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作为民事再审制度的指导思想。第二，再审程序的启动凸现强职权主义。第三，当事人启动再审程序的保障弱化。第四，申请再审理由过于原则不易把握。笔者认为，中国民事再审程序改革以及民事再审理由的设计应在立足中国本土法律文化的同时，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先进制度因素，进行有限的改造。

三、商榷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关于再审理由之规定

2008年4月1日施行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针对再审理由的规定有较大变化：将申请再审的理由从原来的5项扩展为13项再加一款，使再审理由具体化；扩大了旧法因证据而申请再审的规定，从原来的2项扩大到5项；细化了旧法中违反法定程序的范围，并有不少新突破。

(一)值得肯定之处

1.新法彰显程序正当性

1991年民事诉讼法有关再审理由的规定更多地体现实体正义，较为忽视程序正义价值，而新法则更加彰显程序正当性。如新法第179条第4项将“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作为再审理由，强调质证的程序价值和重要性。又如，在强化程序正当性方面，该条第8项强调了审判主体的合法性与结果正当化之间的关系。一旦审判主体资格不合法，则审判结果当然是不合法的，即使审判终结已经生效，也因为审判主体的不合法而应当加以纠正。另外，新法还强调了对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与程序正当化之间的内在关系，尤其是强化了当事人对诉讼的参与权和辩论权，集中体现在第179条新增加的第9项、第10项和第11项。尤其是把辩论原则纳入再审审查范围是吸收先进诉讼理念元素的体现，反映了民事诉讼的本来规律。

2.完善了事实认定的再审理由

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在事实认定方面增加了三项再审理由，即第179条第3项、第4项和第5项。例如增加“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成为再审理由。又如规定“对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在司法实践中，常常出现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但法院又出于工作繁重而惰于收集的情况，当事人的书面申请成了再审启动的重要依据。该规定完善了事实认定方面的再审理由，使基于程序原因导致事实认定不清的情形也纳入审查范围。

3.新法更富人性色彩，对当事人权利保障更为有效

新法第179条第12项规定“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成为再审理由，不仅遵循了法院不告不理原则，而且承认原判决、裁判本身的瑕疵并进行纠正，这使得民事再审理由的规定更为客观、真实，更为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原判决、裁定无论是遗漏或还是超出诉讼请求，均是对当事人处分权的不尊重，而当事人在纠纷发生之后以及选择何种方式来救济其权利，应由当事人自己选择。此外，该条还规定“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成为再审理由。而关注无诉讼行为能力人的合法权利，是再审理由更富人性色彩的体现。

(二)有待商榷之处

1.实体性再审理由之规定

(1)关于“确有错误”

新法第177条以及第179条仍然保持了修改前的表述“确有错误”。关于“确有错误”，笔者有三个异议：其一，立法没有明确规定“确有错误”的确切含义。生效裁判“确有错误”是一种抽象的再审理由根据，容易导致法院和检察院对生效裁判的所谓“错误”有不同的判断标准：什么是“确有错误”，“错误”的认定标准是什么，错误的范围与程度如何。其二，“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也没有明确界定具体情形。其三，“确有错误”事实上是“先定后审”，在没有审判之前就先定性，但如果通过再审之后发现原审判没有错误，就容易导致前后结论的矛盾，损害司法机关的威严，产生信任危机。

(2)关于“新证据”

修改前后的民事诉讼法均规定“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作为再审理由。关于“新证据”未加定义的做法一直以来就为学者所诟病。因为不加区分地将“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作为再审的理由，既损害诉讼效率，又威胁到法院裁判的稳定性，受到学界诸多批评，“这是我国传统的证据随时提出主义的典型表现”〔3〕。理论界特别是实务界对“新证据”的认识仍然模棱两可。正如有学者所说：“我国既没有判断证据新旧的标准，也没有判断新证据的确实性标准，还没有规定新证据发现的时间与生效裁判的时间距离。”〔4〕

(3)关于“基本事实”

新法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是在对1991年民事诉讼法“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条款改造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个变化虽然避免了“主要证据不足”的模糊性表述，但对于“基本事实”这样一个老百姓更为陌生的词汇，在实践中也容易产生争议。何谓基本事实，基本事实包含哪些内容，基本事实与主要事实、基本事实与次要事实有什么区别，法官如何认定基本事实等问题均有待厘清，因此建议司法解释应该将“基本事实”予以明确。

2.程序性再审理由之规定

(1)关于“管辖错误”纳入再审理由

新法第179条第7项规定“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使管辖错误成为再审理由。笔者认为，这种规定的弊端至少包括：第一，导致一案可两次被再审，威胁裁判的稳定性。该规定使当事人不仅对管辖异议的裁定可以申请再审，而且在对案件实体审判之后，也可以申请再审，就可能出现一案可以两次被申请再审的尴尬局面，导致案件处于不稳定状态。从考虑当事人的诉讼利益出发，如果在程序审查阶段，一概将任何管辖错误作为再审理由，将意味着耗费更多的资源。笔者认为，对管辖错误申请再审应作限制性解释，即当事人只能申请再审一次，但应尊重当事人的诉讼利益，为其提供两种时机提起再审。第一种时机，在一审法院开庭审理前提起。当事人就管辖异议上诉被驳回后，如果立即提出再审申请，只能在一审法院开庭审理前进行，但若被驳回后就不能在实体审理后就管辖问题提出再审申请。第二种时机，在实体裁判生效后提起再审。如果当事人未在开庭审理前提出再审申请，就只能在实体裁判生效后才能就管辖问题提出再审申请。第二，管辖违法本身已有救济渠道。管辖如果违法，有两种救济方式，首先可以提出管辖权异议，其次对管辖权异议裁定不服还可以提起上诉。现在将管辖违法纳入再审理由，如此规定比较多余，其本身也可能引起歧义。

(2)关于“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纳入再审理由

新法第179条最后一项将“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情形”纳入再审理由，此条为程序性兜底事由。“可能”二字将裁判怀疑为不确定，而将不确定的情形作为改变原有裁判的再审理由，本身就不具科学性和准确性。不仅不利于保障程序安定的确定力，而且对终局裁判的当事人特别是胜诉一方当事人来说，这样的再审理由很难具有说服力。同时，该规定也给审判机关和抗诉机关启动再审过大的自由裁量权，给某些假公济私行为以可乘之机。建议司法解释中将该条解释细化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并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并以列举方式具体规定。

四、思考路径——民事再审理由的设计

再审理由的设计是对再审程序进行控制和协调的关键因素。再审理由如何设计，一方面要考虑再审理由的发展理念，另一方面涉及民事再审理由设置的完善。

(一)理念之建构

再审理由的理念应该是多种理念、多种利益冲突与平衡的产物，其不应是单向度的价值，而应当在一系列相关甚至冲突的价值中进行衡平和选择。1.与既判力理念相协调

为了维护司法权威，既判力原则成为现代各国法律诉讼程序最为核心的准则之一。从形式上看，既判力理念与再审程序是冲突的。既判力理念要求维护生效裁判的权威，而再审程序为了实现对生效裁判的非常救济，不得不在案件真实性和裁判稳定性之间做出权衡与选择。现代法制下的既判力，不再是形式上要求法院一事不再理，而是实质上要求裁判的公正性。因此，二者在实质上是协调统一的。再审程序受到既判力理念的约束，不可能提供一切司法错误的补救。由此，必须合理设置民事再审理由，使其受既判力约束，从而限制再审的恣意启动，达到既维护生效裁判的权威性，又实现非常救济之目的。

2.体现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平衡

1991年民事诉讼法对再审理由的规定体现“重实体、轻程序”的特点，对“错案”的认定是以实体错误作为判断基准，其结果是导致无限再审。而过于追求案件的绝对正确——实体正义，实际上漠视了程序正义。然而程序正义并非完善的，正如罗尔斯的“不完善的程序正义”所揭示的，在诉讼中，真实就是程序之外的客观标准，然而无论程序设计得如何精巧，错判总是在所难免。生效裁判一经作出就应当具有稳定性和权威性，如果启动再审，则再审理由必须具有重要性，即对原生效裁判存在错误的认定已达到足以损害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实现，才能构成法定的再审理由。因此民事再审理由的设计不仅要有合理的程序理由，而且也要有适当的实体理由，应体现二者的平衡。

3.符合司法公正和效率的本质要求

再审程序是事后的救济程序，不仅要实现司法的公正，更应该讲究效率，使失去平衡的社会关系尽快恢复稳定。一方面，司法裁判的公正促使纠纷的解决更为顺利，另一方面，再审理由的设计如何节约司法资源、降低成本也非常重要。1991年民事诉讼法中再审理由的设置使再审程序的启动非常容易，片面强调公正优先于效率，而对纠正错误的成本没有充分考虑，其弊端是导致再审本来具有的救济功能难以发挥，不仅浪费司法资源，而且也使当事人陷入了无边无际的诉累之中。因此，要在再审理由设计上把好关，将公正和效率进行合理平衡，有效过滤那些根本不必要的再审的发动，使再审的补救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从而克服“无限再审”的弊端和危害。

4.秉承再审有限纠错理念

再审是有限再审，而非无限再审。无限再审的存在致使当事人通过多种渠道，以多种理由申请再审，破坏司法的权威。由此，在完善再审程序时，设计再审理由应具有法定性和限定性，再审所体现的维护和救济作用只能是补充的，它的纠错功能应当是例外而有限的。过去，人们受“有错必纠”观念的影响很深。“然而任何事情都要把握一个‘度’，什么是‘错案’，错到什么程序才‘必纠’，应该纠正到什么程度，实践中需要一个明确、具体、合理的标准，然而这个标准实在难以掌握。”“某些错误是能为法律制度、社会情理所理解和容忍的，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彻底纠正。”〔5〕因此，再审理由设计应坚持有限纠错理念，而不是“有错必纠”，应较好平衡再审制度的纠错作用与裁判终局性、法律关系稳定性之间的关系。限制再审程序的启动，变无限再审为有限再审的根本途径在于确立合理的再审理由。此外，再审有限纠错的理念要求再审理由的设计必须考虑救济成本和代价。司法错误有大有小，再审程序不能为所有的司法错误都提供救济，它所针对的只能是重大的错误。

(二)宏观思路——建立再审之诉

解决“申诉难”、“无限再审”、“反复申诉”等问题不能仅仅对现有再审制度修修补补，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再审问题，就必须进行彻底的诉讼改造，将申请再审改为建立再审之诉。再审之诉，就是当事人对原来生效的裁判认为存在错误，损害自己的合法权益，从而请求法院重新审理，以获取有利于自身裁判的诉讼请求。建立申请再审之诉的理由如下：首先，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不是一种诉讼权利，不必然引起再审程序的发动，能否引起诉讼，主要是由司法机关决定；而再审作为一种“诉”，应当具有像“诉”一样完整意义上的范畴，应该像起诉权、上诉权一样，具有程序上的有力保障。其次，建立再审之诉不仅有利于再审法律规定的完善，而且有利于拓宽当事人的正当权益，减少避免当事人多头上访申诉。第三，建立再审之诉并不是说当事人可以无限制的对原来生效的裁判提起再审，而是必须符合必要的要件，例如要有形式要件、法定再审理由等。其中再审理由是再审之诉的关键。

笔者认为德国民事诉讼法关于再审之诉的规定可以借鉴，但考虑国情，再审之诉的设计应至少考虑：第一，再审之诉要符合一般起诉的形式要件。再审之诉是一个独立的新诉，应以当事人提起再审之诉为唯一启动方式。当事人申请再审之诉必须在一定期限内行使，且只能提起一次再审之诉。当事人提起再审之诉应该以书面诉状的形式，而不是口头形式。再审之诉还应当缴纳一定的诉讼费用，避免恶意诉讼。第二，再审理由是再审之诉的关键内容。建立再审之诉，必须科学规定具体的再审理由。再审理由可以分为实体理由、程序理由以及不得申请再审的情形，为再审之诉提供明确的依据，从而有效规范再审诉权，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微观思路——再审理由的分类

笔者认为，设计民事再审理由的微观思路就是将再审理由分为实体性再审理由、程序性再审理由，并规定不得申请再审的情形。

1.实体性再审理由

(1)判决依据的证据是伪造、变造或虚假的。以伪造、变造或虚假的证据或虚假的陈述作为依据的裁判肯定是错误的，很多国家都将此作为再审理由。我国新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第179条第3项规定了“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有待继续完善，除了将“判决依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作为再审理由，还应将“判决依据的证据是变造、虚假的”作为再审理由，如此规定更为全面。

(2)作为裁判基础的根据已经变更或撤销。作为裁判基础的根据包括民事或刑事判决及其他裁判或行政处分，这些根据被撤销或变更，裁判的基础没有了，因此成为提起再审的理由。此种情况下允许当事人提起再审之诉，不仅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也有利于保障法院裁判的确定力。本次修正案179条第13项已规定“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决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作为再审理由，是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改的新突破。

(3)发现新的证据。由于对方当事人的行为，一些对裁判结果具有决定意义的证据未能提出，根据此时的新证据可提起再审之诉。一般情况下，在裁判生效之后，当事人不得以发现新证据为由提起再审。但如果败诉的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之所以在原审中未能提出证据，是因为另一方当事人的妨害行为所致，导致该当事人在当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存在这一新证据，等到对自己不利的裁判生效之后才知道这一情况，此时作为例外情况，可作再审之诉的理由。

(4)裁判本身具有重大瑕疵的。裁判本身具有重大瑕疵，既包括现有裁判与以前裁判相抵触(新民事诉讼法修正案未予以规定)，也包括裁判重要事项的遗漏(见修正案179条第12项)，还包括裁判本身适用法律错误。笔者认为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应该是“明显错误”，且达到导致裁判结果错误的程度。而如果仅是一般错误，如有的裁判文书误写或者漏写了法律条文，或者法律条文款项出现笔误，但没有影响实体判决，还可以及时通过裁定来补正，无须提起抗诉。“确有错误”的具体含义可以展开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明显错误”和“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明显错误”。“认定事实明显错误”主要体现在证据认定明显错误、对诉讼主体的认定明显错误等，并且认定事实明显错误的结果还导致了裁判结果的错误。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法律明显错误一般情况有：第一，事实认定错误而引起法律错误，如把有效合同认定为无效合同，把无过错认定为有过错等。第二，适用法律与判决认定的事实明显矛盾。第三，适用法律与判决理由明显矛盾。〔6〕

2.程序性再审理由

程序性再审理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裁判主体不合法。主要表现为：判决法院不是依据法律组成；无权参与裁判的法官参与判决；当事人未经合法；参与该案的法官在审理该案件的过程中实施了职务上的犯罪行为，达到刑事追究的程度。第二，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例如没有经过开庭审理、没有合法对重要的证据进行质证、没有给予当事人充分的辩论权、没有合法传唤被告到庭等。

3.不得申请再审的情形

新法与修改前一样没有改变，仅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不得申请再审。”笔者认为仅此一条不能囊括不得申请再审的情形，对再审的适用应具体规定不得申请再审的情形，并采取列举方式，如(1)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不得申请再审；(2)除有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内容违法外，当事人不得对生效调解书申请再审；(3)当事人明知再审理由而未曾上诉的，也不得申请再审；(4)对已经再审的判决、裁定不能申请再审；(5)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不能申请再审；(6)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判不得再审。此外，除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从裁判生效之日起2年以后不能申请再审，也应限制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以及限制检察机关的抗诉时间。

〔参考文献〕

〔1〕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证据规则〔M〕.白绿铉，卡建林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99.

〔2〕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M〕.谢怀轼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137-139.

理由范文篇4

欲明了离婚和感情破裂之间的内在真实关系，有必要先考查一下感情在婚姻中所占的地位。何为婚姻?所谓婚姻，乃是指为当时的社会制度所确认的、男女两性互为配偶的结合。从纯粹法律的角度讲，对一个完整的婚姻而言，感情、或称夫妻间的爱情，并不是不可缺少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婚姻爱情观，婚姻和爱情的完全一致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成为现实。

恩格斯认为:“婚姻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都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①。换言之.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爱情才会成为所有婚姻必然具备的因素;那时，任何一对男女，他们之所以要结婚，仅仅是因为爱情的驱使，此外不复有其他动机。由是观之，在共产主义社会还有待于长期努力才能实现的社会主认初级阶段，爱情就自然地不可能成为每一个婚姻的必备因素。

具体到我国的现实，爱情和婚姻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尽管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的发展，为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但由于社会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社会经济及其派生的各种社会因素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制约着我国目前的婚姻关系。在我国现阶段，纯爱情的结合不能说没有，但就其普遍性而言，则主要是爱情和利益的结合，并且也不乏一定数量的纯利益而毫无爱情的结合。这些都是事实，不容否认和回避。

爱情不是现阶段我国婚姻的必备因素，那么它在一个合法完整的婚姻中占据什么地位呢?笔者认为，它仅仅是对婚姻的质量进行评价时所采用的一个道德标准。恩格斯有言:“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②。诚如是哉，然自法律角度观之，也仅此而已!

既然并非所有的婚姻都是具备爱情，那么，作为对“内部已经崩溃”从而“其存在仅是一种外表和骗局”的婚姻的法律承认③，离婚对不同类刑的婚姻，其含义就不可能一样。对纯爱情的结合而言，离婚必然意味着感情破裂;而对那些基于爱情和利益而形成的结合，离婚就只是可能而非必然意味着感情破裂，因为也可能意味着利益的不能实现;至于对那种纯粹基于利益而缺乏爱情的结合而言，离婚和感情破裂就毫不相干了。

综上所述，感情并非所有合法完整的婚姻所必然具备的因素;即使在有感情的婚姻中，感情也并非唯一的婚姻基础。因而，作为对已死亡婚姻在法律上的承认，离婚也就和感情破裂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二，以“感情确已破裂”作为我国(判决)离婚的理由不妥。

我国《婚姻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果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由此可见，在我国，“感情确已破裂”是<判决>离婚的法定理由。然笔者认为，这种做法不妥。

首先，将“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违背了基本法理。基本法理告诉我们，能作为法律调整对象的只能是社会关系或人的行为。人的感情只是一种内在的心理状态，“倏忽即逝、反复无常并且带有赤裸裸的主观因素”<墨格尔语>感情和行为虽有密切的联系，但毕竟不是一回事，毕竟还不是已经外化了的具备固定的外部形式和要件的人的行为。因而，我国《婚姻法》将感情纳人其调整范围是有悖基本法理的。

其次，将“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现阶段我国离婚的法定理由，没有正确反映离婚和感情破裂之间的内在真实联系。正如上述，离婚和感情破裂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在我国现阶段，由于封建意识、习惯势力的影响，包办、买卖婚姻仍然存在。对那些“婚前缺乏了解，草率结婚，婚后未建立起夫妻感情，难以共同生活的’，④婚姻，如果以“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则有悖逻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既然“感情”还未建立起来，那么，“感情破裂”又从何谈起呢?

即使对那些两相情愿的自主婚姻，也不能一概认为是仅以感情为基础的。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私有制在总体上已被消灭，但“三大差别”仍然存在，而且由于我国实行按劳分配，家庭中的经济消费和赌老育幼等仍需个人安排和负担。这样，男女两性的自愿结合除考虚爱情因素外，爱情因素外，在很大程度上也不能不考虑政治、经济、学历、职业以及地域等因素。所以，自主婚姻就其普遍性而言，不仅仅是感情的结合，同时也是利益的结合。这种婚姻的维持往往不仅仅靠感情，也靠感情以外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感情确已破裂”也就不必然导致婚姻的瓦解。

相反，感情尚未破裂，而其它的婚姻基础消失了，这也可能导致双方的离异。例如，?“一方患有法定禁止结婚的疾病，或一方有生理缺陷，或其他原因不能发生性行为，且难以治愈”，或者“一方好逸恶劳，有恶习，不履行家庭义务，屡教不改，夫妻难以共同生活’，⑤等等都可以成为离婚的理由。

最后，将“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也难以操作，从而发生不少弊端。感情具有抽象性和易变性，这使得要准确地把握它实属不易。因而，如果要求法官以此法定理由为标准审理离婚案件，则有强人所难之嫌，结果势必造成法官在审理离婚案件时的主观臆断。同时，由于难以操作，也使得某些离婚案件久拖不决，徒增当事人之痛苦，给社会造成了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婚姻法》将“感情确已破裂”作为法定离婚理由的做法不妥。

三、建应以“婚姻关系确已破裂”代替“感情确已破裂”。

首先，将“婚姻关系确已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既合乎法律以社会关系、进一步说以人的行为为调整对象的基本法理，也在用语上显得科学、严谨。和“感情”是个社会学、心理学名词不同，“婚姻关系”是一个法学名词;它有着特定的法律意义，即婚姻关系是一种法律关系。

其次，结婚这一法律行为，使得当事人建立了婚姻关系;而离婚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解除这种法律关系，自然应以存在着婚姻关系已破裂的事实为前提。

第三，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看，婚姻关系是一种法律关系，它以夫妻间的权利义务为内容，而权利义务从来都是具体的，和抽象易变的感情截然不同。于是，以“婚姻关系确已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就使得离婚的法定理由在司法实践中有了可操作性，从而既有利丁杜绝法官的主观臆断，也解决了某些当事人在婚姻早已实际死亡时的离婚难问题，起到了积极的社会作用。

第四，正如前车所述，在我国现阶段的实际生活中，造成婚姻死亡的原因很多，而感情破裂仅是诸多原因中的一种，婚姻关系破裂从而权利不能实同、义务没有履行也可能由感情以外的其他因素造成。所以，以“婚姻关系确已破裂”代替“感情确已破裂”就与现阶段我国婚姻的实际相符合。

另外，国外立法和我国过去的立法也都将婚姻关系不能维持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依法国婚姻法，一方逃避婚姻的社会责任，另一方可据此提起离婚之诉;在美国，“婚姻关系已经无可挽回地破裂”则是离婚的根本理由。我国在过去的立法中也曾有过类似规定，如“1952年中央法制委员会有关婚姻问题的解答”中就把“不能继续维持夫妻关系”作为离婚的标准。

理由范文篇5

关键词：法定离婚理由立法思想历史演变立法体例

一、外国法律中关于法定离婚理由规定的立法思想

法定离婚理由又称法定离婚原因或条件，是法院准予离婚或不准予离婚的原则界限，是离婚制度中的根本制度和离婚立法的核心内容。法定离婚理由的规定从其自身的历史发展和当今世界各国的立法体例上看是不尽相同的，但依立法思想则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过错原则、干扰原则和破裂原则。

过错原则亦称有责主义，是指可以归责于配偶一方的妨碍婚姻存在的原因为离婚法定理由。依照过错原则，只有当配偶一方提出并证明另一方具有足以妨碍婚姻的过错时，才准予离婚，且仅无过错一方具有离婚请求权。具体过错行为主要有虐待、通奸、重婚、恶意遗弃、意图杀害他方、被处徒刑。干扰原则亦称无责主义，是指以不可归责于配偶一方但却是客观存在的妨碍婚姻存在的事实为离婚法定理由。依照该原则，只要存在这样的客观事实，另一方即可诉请离婚，而不必指出对方的过错。客观存在的事实主要有重大不治的疾病、精神病、失踪。破裂主义原则亦称破绽主义或自由离婚主义，是指不问离婚的具体事由如何，只要当事人诉请夫妻已难于共同生活，法院确认婚姻关系确已破裂到不能挽救的程度就可判决离婚，干扰原则经常辅助过错原则而发挥作用，因实行过错原则不久立法者即了解到婚姻之崩溃未必仅因有责行为而引起。过错原则是“过时的、虚假的”，“既缺乏弹性，又违背自由原则。”因此自破裂原则为1907年瑞士民法典第142条第一款首开先河时起，尤其经本世纪六七十年代资本主义各国对婚姻家庭法进行修改，越来越多的国家单采或并采破裂主义。依我国现行婚姻法的规定，我国法定离婚理由无疑采破裂原则。

二、外国法律中关于法定离婚理由规定的历史演变

在古代，罗马法中的离婚制度已相当完备。当时出现了三种离婚方式，即强制离婚、协议离婚和片意离婚。早期法律把片意离婚规定为丈夫的特权，后来又为片意离婚规定了各种法定理由。罗马离婚法对后世各国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的离婚立法有着深远广泛的影响。

中世纪，罗马教会法本诸教义和夫妇一体主义，明确规定除配偶死亡之外，婚姻不得离异，采取禁止离婚主义。随着罗马天主教会势力的扩张，到公元10世纪时禁止离婚主义几乎遍及整个欧洲。于此同时，信奉天主教的国家大都对别居制度加以规定，承认其合法性，

15、16世纪，欧洲从封建社会开始向资本主义社会过度，从宗教改革运动中发展起来的新教会及其领导人怀疑婚姻的神圣性和不可解除的原则，反对禁止离婚主义，并且宣称，婚姻是“世俗的事”，因此没有什么不可离异的必然性，应该尊重“人的权利”。此后，路德派和改革派君主以及瑞士的城市政府都开始直接的或通过他们的教会法庭和特别法院，准许人们离婚，其理由是通奸、虐待、欺诈以及其他不端行为。从此，中世纪欧洲的禁止离婚主义逐步为许可离婚主义所取代。

资产阶级家庭法学家基于契约学说，认为婚姻既然是处于双方合意的一种民事契约，那么离婚就是表达个人自由的一种合乎逻辑的行为。1791年法国共和国宪法宣布：“法律只承认婚姻是一种民事契约。”根据这种理论，国家承认在某种情况下婚姻是可以离异的。此后，几乎所有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接受了这种民事契约观念作为离婚立法的根据，在法律上允许离婚，但须加以严格控制，并为此规定了离婚的法定理由，只有符合离婚的法定理由，才可诉请离婚，这被称为限制离婚主义。

在常见的离婚理由中，既有夫妻一方或双方违反婚姻义务和道德准则的行为，如通奸、遗弃、虐待、重婚、犯罪等有责原因；也有非出于当事人的主观过错，但对夫妻关系有直接影响至无法维持的无责原因，如一方患精神病、生理缺陷、重大不治之症、生死不明达一定年限等。

现代离婚法发生了重大改革。这首先表现在传统离婚观念的重大改变。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离婚被认为是对被告过错行为的一种制裁和惩罚手段，同时作为对无过错方的一种解救措施。与这种观念相适应，在离婚立法上各国采取过错主义，把一方的过错行为作为对方请求离婚的理由。而当代世界上大多数学者倾向于破裂主义的离婚原则，他们用一个可怕然而却是合适的比喻来说明离婚与婚姻破裂的关系；“离婚是死亡婚姻的葬礼，而不是婚姻死亡的原因，为防止破裂而否定离婚就好比为害怕死亡而禁止举行葬礼一样。”英国法律委员会曾提出，现代离婚法的目的应该是：“维持而不是破坏婚姻的稳定性，但是，如果婚姻已经不幸破裂并且不可挽回的话，就应该让那个空有其表的法律外壳被摧毁，不过要作到最大限度的公平，最小限度的痛苦、烦恼和难堪。”换句话说，只要双方的婚姻关系已经完全破裂，无论有无过错，哪一方都可以获准离婚。造成婚姻关系破裂一方的任何过错，应该与获准离婚无关。

20世纪6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的社会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表现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妇女地位、家庭结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等各个方面，传统的离婚法已经大大落后于已经改变了的社会条件，尤其是对离婚理由的严格限制暴露了它的严重缺陷，因此，近几十年来，许多国家先后对离婚立法做了重大修改。许多国家在法律改革中，对离婚问题采取了相当宽容的态度，离婚日益失去其制裁、惩罚被告过错行为的作用，而被看成是对婚姻关系事实上破裂的确认，成为为摆脱陷入困境的婚姻而提供的一种补救手段，越来越多的国家在离婚立法上抛弃了传统的过错原则而代之以破裂原则。但是，在一些国家，由于宗教仍在发挥其传统的号召力和相当的社会影响，因此，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安道尔、爱尔兰和菲律宾等国，在法律上仍然禁止离婚主义。但是这并不能改变离婚立法从禁止离婚主义、限制离婚主义向自由离婚主义转变的历史趋势。

总的来说，离婚法的改革适应了已经改变了的社会条件，反映了当今人们离婚观念上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改变了离婚意味着家庭破灭的观念，而把离婚看作是为许多不幸的夫妻提供建立新家庭的机会，因为大多数离婚者是准备再婚的。在离婚法改革以前，这些国家有大量事实上已经破裂的夫妻，即便双方同意离婚，但由于找不到一方有过错的理由，离婚问题得不到圆满解决，夫妻长久分居大有人在，成为一个严重得社会问题，不少国家的新离婚法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正如一些学者指出，旧离婚法所要维护的某些家庭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假象，它不可能真正解决夫妻双方的冲突，而新离婚法强调的是尊重当事人自由意志的重要性。

三、几个主要国家关于离婚法定理由的规定

（一）英国

英国是较早采取干扰原则的国家，也是较早单独采取破裂原则的国家。它对欧洲各国离婚法改革产生过重大影响，欧洲各国离婚法自本世纪60年代后半期以来是以“1969年英国离婚法修正为契机，而迈向另一新纪元。”而且英国关于如何认定婚姻破裂的标准在单独采取破裂原则的国家中与我国的最为类似，对于我国婚姻立法颇有参考价值。

12世纪中叶到16世纪宗教改革期间，在英格兰规范婚姻关系的法律是由教会法院执行的罗马天主教教会法，教会法禁止离婚。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兴起，英格兰的许多宗教改革家力倡婚姻应视为国家规范的民事合同，虽在法定离婚理由上还有分歧，但均主张婚姻可以解除，然而，这些观点并未成为法律。17世纪初，英格兰新教会声明婚姻仍不可解除。18世纪以后，国会以国家立法形式解除某一具体婚姻关系。法定离婚理由就男方而言是妻子的通奸，就子女而言是妻子的通奸，就女子而言是丈夫的通奸加其他过错行为。抗辩事由是原告方自己也有过错，男女双方有逃避婚姻神圣义务的共谋或串通。《1923年婚姻诉讼法》规定任何一方均可以他方通奸为由诉请离婚，但仅可以此为由诉请离婚。《1937年婚姻诉讼法》扩大了法定离婚理由的范围，规定配偶任何一方可基于他方的虐待、遗弃连续达三年或三年以上、不能治愈的精神病且于起诉时已连续看护、治疗五年而获准离婚。抗辩事由是原告方亦有过错，对被告方的过错有共谋或宽恕，在离婚问题上存在交易。二站后，英国离婚制度长期坚持的离婚过错原则遭到强烈的批评，于是于1951年以Morton为主席的结婚和离婚皇家委员会调查当时的离婚法，该委员会的报告坚决赞成保留过错原则。1969年公布的《修订离婚法》，起主要内容就是废除原规定的各种离婚理由而代之以只有一条理由，即婚姻关系破裂到不能挽救的地步。但这项法律考虑到离婚中妇女往往发生经济困难，一直到1971年才实施。但是，法律责成原告要以一定的实施来证明婚姻确已破裂，而在法律列举的5项事实中有3项正是被告的过错行为。可以看出，英国立法建立在两个相互矛盾的原则上。法律这样规定依然没有完全摆脱过错主义的传统，而是采取了折中的办法。《1973年婚姻诉讼法》沿袭了1969规定的法定离婚理由，但规定自离婚之日起三年内不得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对提起离婚诉讼期限的规定遭到众人批评，于是1984年《婚姻家庭程序法》规定自结婚之日起一年不得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且此障碍为绝对的障碍，即法院没有自由裁量权，但并不禁止以在特定期间内发生的事情为由提起离婚诉讼。

尽管如此，英国法学界仍对现行的离婚法给予了较多的批评，他们主张应对现行离婚理由的规定予以修改：①婚姻过错的概念和其他暗示争议的因素必须消除；②虽然婚姻无可挽回的破裂作为唯一离婚理由仍应予以保留，但对婚姻无可挽回的破裂应以明确的、客观的标准加以证实。明确、客观的标准系且仅系1年以上的分居事实。

（二）美国

在殖民地时期，南方各州普遍沿袭英国传统，不存在绝对即无条件离婚，分居也很少见。但是，在新英格兰，法院或立法机关偶尔也批准几起离婚请求。由于移居北美的英国人多数时新教徒，故婚姻被视为民事契约，而非圣礼。婚姻家庭本质上是世俗的而非宗教的。在宾西法尼亚州，1682年的法律规定如果夫妻一方犯有通奸罪，另一方有权申请离婚。但是，由于英国枢密院不赞成离婚，因此18世纪70年代，在宾西法尼亚、新泽西等州又都废除了“立法离婚”。

独立后，离婚仍然少见。但是各地的法律规定不同。在南方，离婚往往被禁止，而在其他一些州，法律对离婚都采取了限制性规定，只是限制条件各异。如1787年，纽约法律仅同意因通奸而离婚。总之，虽然规定不一，但推行的都是限制性离婚政策，能否离婚的关键在于一方是否存在法定的过错行为。因此，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在当时，出现了串通现象，即双方捏造事实以期符合离婚的条件。

1850年以后，各州都着手废除立法离婚，到1867年，在当时的37个州中，亦有3个州废除了立法离婚，到1880年时，立法离婚已完全消失，离婚一般依据离婚法进行。

在1850年到1870年间，许多州实行的是相对自由的离婚法。在康涅狄格州，任何不当行为都可能成为离婚的理由，只要它“永久的伤害了原告的幸福及婚姻关系。”当然，各州的规定并不一致，虽然都允许离婚，但条件不象康涅狄格州那样宽松，离婚理由往往被限制为通奸、遗弃等原因。

1870年以后，形式发生了变化，由于伦理学家不断攻击这种相对宽松的离婚法，康涅狄格州的离婚法和马里兰州的法律改变了原先宽松的规定，对离婚做了严格限制。

虽然离婚法依然严格，但离婚率却不断上升，人们为离婚往往相互勾结。例如在纽约州由于通奸是离婚的唯一理由，因此，捏造的“通奸”现象常常发生。同时，由于各州的离婚法不同，因此，出现了“迁居”离婚的现象。

1970年，美国的加里福尼亚州率先制订了彻底废除以过错责任作为离婚理由的离婚法。这部以无过错责任为基础的离婚法规定，只要当事人一方提出“不可调和的矛盾已引起婚姻的彻底破裂”和“不可治愈的精神病”（第4506条），即可获得离婚。加州立法机关这一改革是为了避免离婚诉讼中的敌对情绪，从而减少原先注重过错责任的离婚所持有的敌意、刻薄和精神损害。

20世纪50年代以后，对统一结婚离婚法的要求显的更加强烈。终于在1971年由美国州法律全国统一委员会公布了美国统一结婚离婚法。这部法律是参考性的，作为推荐给各州采纳、修改或另作解释的一个蓝本。该法规定的可以离婚的唯一理由，就是法庭认为婚姻关系确已破裂到无可挽回的地步。到1981年为止，除了伊利诺斯州和北达科他州以外，美国各州几乎都准许配偶在双方均无过错的情况下离婚。这种无过错离婚制度至少有四种模式，这些法律模式在各州之间差别很小。有些州如夏威夷州仅采取一种无过错离婚模式，即把婚姻关系无可挽回的破裂作为离婚的唯一理由；也有一些州同时还采取了其他几种2无过错离婚的模式。但仍有许多州依然保留了传统的过错原则，把它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离婚理由。

（三）法国

中世纪时期，法国由于受罗马天主教势力的影响，也采取了禁止离婚主义。

随着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度，社会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法律也相应调整了关于离婚的规定，逐渐放弃了禁止离婚主义，而采取限制离婚主义，允许基于一定理由的离婚，但对此加以许多限制。

1792年9月20日，法国颁布法律，承认三种离婚方式，即自愿达成协议离婚，一方提出合乎法定理由的离婚和一方提出性格不和的离婚，第三种离婚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单方的离异，一度造成当时社会轻易离婚的风气。

1804年颁布的法国民法典，禁止有夫妻一方提出因性格不和的离婚方式，规定判决离婚的法定理由是：妻子通奸；丈夫通奸而且于夫妻居所姘居；对方有重大暴行、虐待何侮辱；对方受名誉刑之宣告。

1816年王朝复辟后，又把天主教重新规定为国教，离婚又被禁止。直到第三共和国时期，著名的1884年4月18日的法律再次恢复了离婚制度，其中很大部分是恢复了1804年原有的离婚立法，但不承认协议离婚制度。

法国现行离婚法是1975年颁布并于1976年1日生效的，新法律在放宽离婚理由的同时，为力图避免使离婚程序“戏剧化”，把双方互相同意和共同生活破裂作为单独的法定离婚理由。前者是指只要双方合意并就离婚后的有关问题达成协议，就可以向法院诉请离婚，无须说明理由。合意离婚作为一种独立离婚方式的出现，是法国离婚立法上的一项重大改革，反映了当今法国人在离婚观念上的变化。由于现实的原因，新法律在放宽离婚理由的同时，仍然保留了因夫妻一方过错而离婚的规定，即任何一方得以归咎于对方的过错事件，只要该事件已构成一再违反婚姻义务和责任，以致使同居生活成为不堪忍受，就可以诉请离婚。

（四）德国

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是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度时期的产物，亲属编中关于离婚的规定也比法国民法典更加明确和具体，但仍保留了不少中世纪家长制的残余，维护着男女在离婚权利方面的不平等地位。该法典规定的法定离婚理由是：配偶一方企图杀害他方；配偶一方严重违反婚姻义务；有不名誉或不道德的行为，致他方不能期待继续维持婚姻关系者；重大的虐待。

1970年，联邦德国法律界代表大会上，绝大多数代表同意实行破裂主义的离婚原则，但是主张以一定时期的别居作为“婚姻破裂”“家庭解体”的推定方法，这样可以防止将“婚姻是破裂的结论仅取决于法官的内心理性。”根据1976年6月14日的改革婚姻法和亲属法的第一次法律修订的自1977年7月1日起生效的联邦德国民法典，即采纳了这种意见。该法规定：婚姻已经破裂的，可以离婚。夫妻双方的共同生活不再存在，并且不能期待夫妻双方恢复共同生活的婚姻为破裂。夫妻双方分居已一年，并且双方申请离婚，或一方申请而申请相对人同意离婚的，无可反驳地推定婚姻已经破裂；夫妻双方分居已3年的，无可反驳地推定婚姻已经破裂。夫妻双方分居尚不足1年的，只有在婚姻的继续对申请人在另一方的人身上发生的事由将造成不可估计的困难时，才可以离婚。

（五）日本

在“家制度”下，基于家族主义的观念，失败的婚姻被认为是“异己分子”侵入了本家族，是其女不合家风，因此，对“异己分子”逐出家族是当然的事。从这一角度讲，明治家庭法在“家制度”的范围内，确保了离婚的可行性。但既然是被逐出家庭的“异己分子”，自然毫无权利可言，也无财产可分，对于离婚的女子来说，离婚就是一场噩梦，人才两空，且精神上受到极大的伤害。

这种完全无视妇女的合法权益，带有强烈的封建意识的离婚制度，遭到根本否定是理所当然的。战后家庭法的离婚制度，原则上采用“破裂主义”，但在判例上，不承认有责配偶者的离婚要求；若离婚对象是精神病患者，按规定：必须对其今后的治疗、生活等作出具体安排后，才准予离婚，所以，实质上采取的是消极破裂主义。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破裂主义的原则却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或者说离婚制度出现了极端的不平衡，即家族法规定的两种离婚方式：协议离婚和裁判离婚的比例严重失调。在所有离婚的人数中协议离婚占90%，通过调解、裁判离婚的仅占10%，特别上裁判离婚还不到1%。因此，在日本民法界，不少有力人士主张：应该彻底贯彻破裂主义（即采取单意离婚制），简化离婚手续，以符合世界的潮流。其理由是协议离婚实质上是限制了离婚的自由，不符合破裂主义的原则。

四、当代外国法律中几种主要的离婚法定理由和立法体例

（一）当代外国法律中几种主要的离婚法定理由

与判决离婚的立法原则相适应，近几十年来，各国法定离婚理由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立法机关在授权法院受理和判决离婚案件的同时，对于离婚理由的规定也趋向广泛和宽松。当代外国法律中判决离婚的理由加在一起达几十种之多，其中以下列几种最为常见。必须注意，不同国家，对于这些法定离婚理由在立法解释和司法使用上有时并不完全一致。

1、婚姻关系破裂，家庭共同体解体

离婚法改革后，越来越多的国家以婚姻彻底破裂、家庭实际解体作为离婚的理由。但是如何确认婚姻破裂等具体规定上并不完全一致。法国、古巴、阿尔及利亚等国把婚姻关系破裂规定为离婚的重要理由之一；有的还同时规定引起婚姻破裂的原因，如由于经常的争吵、虐待、严重的侮辱、违背夫妻间的忠诚、无法治愈的精神病、夫妻一方被判重刑，或者其他原因致使夫妻关系严重破裂，无法继续共同生活，婚姻已失去了它的意义时，夫妻任何一方都可以向法院提出离婚。

前联邦德国民法典从原则上确定，婚姻破裂、夫妻共同生活不复存在，并且无法回复，是离婚的唯一理由。此外，也规定一定期限的别居作为无可反驳的推定家庭共同生活解体的法律依据。有些国家虽然以婚姻破裂到无可挽回作为离婚的唯一理由，但需以一定期限的分居或一方的过错行为作为破裂的事实证明，如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和美国一些州。

前苏联等国家则规定，只要法院确认当事人婚姻关系破裂，夫妻无法继续共同生活，家庭对于双方、子女和社会都已失去意义时即可根据任何一方请求判决离婚，而不规定引起婚姻破裂的原因，也无须当事人列举某项事实加以证明。荷兰现行离婚法中，离婚与别居的唯一理由是夫妻关系长期不和。

2、通奸

通奸是外国法律规定准予离婚的理由中最为常见的一种。通奸作为违背夫妻互负的贞操义务，损害了双方感情，动摇乃至破坏婚姻赖以存在的基础，因此，许多国家法律将此规定为离婚的理由。有些国家还明文规定，在以通奸为理由的离婚案件中，仅无过错一方有诉权。

3、虐待

虐待是夫妻一方对他方的身体施加暴力，对其生命即健康造成危害，其中包括在精神上造成损害的行为。美国许多州认为有下列两种行为之一者即可构成虐待行为：夫妻一方对他方身体上或精神上的损害所产生的威胁足以是一个理智正常的人不敢与加害人继续共同生活；夫妻一方对他方的身体实际加以伤害，如殴打等残暴行为。有些州还把虐待行为分为极端性虐待和继发性虐待。

一些国家的法律把残暴行为、严重侮辱行为视为虐待列入离婚的法定理由，如比利时、英国把虐待看成是“不能指望与被告一起生活”的一种行为，作为证明婚姻破裂的事实之一。日本把虐待看成是“其他难以继续婚姻的重大理由”的一项。

4、遗弃

遗弃是指夫妻一方基于故意抛弃他方的目的，无正当理由而拒绝同居或拒不履行抚养义务的行为。多数国家的法律一般要求遗弃至少要持续达一定期限，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遗弃。这个期限的长短各国规定不一，加拿大规定为5年，澳大利亚、印度、葡萄牙等国规定为3年，瑞士、希腊、英国规定为2年，美国有两个州为规定期限，其余各州分别规定为1年、2年、3年不等，个别州长达5年或短至6个月。

5、患精神病

夫妻一方患久治不愈之精神病等重大疾病，他方得请求离婚，但精神病必须达到严重程度，并且持续了一定时期而无法治愈，以至夫妻以无法共同生活，才能成为离婚的法定理由。法国民法典规定为6年而无康复之可能；瑞士民法典规定为3年，经专家鉴定为不治之症时；比利时、日本、墨西哥等国均把精神病已不可治愈，夫妻共同生活无法维持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

在以精神病为离婚理由的美国各州中，法院是以精神病“难以治愈”或“长期患病”为依据而判决离婚的。有3个州规定，精神病需持续18个月至7年后，才准予离婚。有些州还规定，精神病要经过一定形式的鉴定和一个时期的监护以后，才能作为离婚的根据。还有一些州则规定，在法定的观察期内，配偶一方应对患病配偶进行一定治疗，否则不准离婚。

6、被判刑

不少国家法律规定，夫妻一方被判一定年限以上徒刑或犯不名誉之罪被判刑时，即为他方起诉离婚的理由。法国规定是拘役以上刑罚；墨西哥、秘鲁等国规定是被处2年以上的徒刑；加拿大的规定是：夫妻一方被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在起诉（离婚）前服刑已满3年或累计不少于3年；或者被判处死刑、10年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且上诉权已经消灭，服刑期不少于2年，他方可作为提出离婚的理由。

过去，美国绝大多数州把夫妻一方被判刑监禁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有些州把离婚当成是对犯罪一方的“附加刑罚”。至1980年，美国还有29个州把犯重罪或不名誉之罪规定为离婚或别居的理由，至于监禁的事实能否成为配偶一方起诉离婚的理由，取决于刑事判决书上所确定的刑期长短（一般规定为2年至5年）而不是犯罪在监狱中的实际服刑期限

7、一定限期的分居

不少国家把夫妻分居作为准予离婚的重要理由。只要双方的分居达到法定期限，夫妻任何一方都可以提出离婚诉讼。有些实行破裂主义离婚原则的国家还把一定期限的分居作为婚姻破裂到无可挽回的事实证明。各国法律对于分居年限的规定不尽一致。英国1969年离婚改革法对于被告同意判决的，双方只需连续分居2年，否则分居需持续5年。美国有18个州准许配偶已分居达到一定期限的事实为根据而提出离婚，不论这种分居是否经过法院的判决。这些州所规定的分居期限从6个月到3年不等。法国民法典规定夫妻事实上分居已达到6年，夫妻一方始得以共同生活长期中断为理由提起离婚诉讼。

8、一方失踪

夫妻一方失踪生死不名明一定期限，他方可提起离婚之诉。墨西哥民法典规定为无正当理由而离开婚姻住所6个月以上，日本民法典规定为生死不明达3年以上，即为对方起诉离婚的法定理由。

（二）各国离婚法的立法体例

破裂主义已成为世界离婚立法的主流趋势。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将婚姻关系破裂或不和谐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或法定理由之一。自由离婚主义已成为婚姻法的基本原则，已成为社会进步和文明的标志，绝大多数国家都抛弃了纯粹的有责离婚主义，但过错的理由仍然作为婚姻破裂的标志，或多或少的保留了下来。

综观世界各国的离婚立法，离婚法定理由的规定，主要采用了三种不同的立法体例：一是具体列举离婚的法定理由，不具备法定离婚理由的不得离异。如瑞士；二是概括的规定离婚的法定理由，同时列举几种情形作为判断是否具备离婚法定理由的依据，如英国；三是仅概括的规定离婚的法定理由并不列举具体情形。如日本。

由于离婚法定理由的确定，受社会政治、经济、宗教、文化、道德、习俗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多数国家基于兼顾个人和社会利益的原则，实行的都是相对自由离婚主义的原则，即以概括性规定婚姻无可挽回的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标准，但与此同时，或列举出证明婚姻关系破裂的法定情形，或附加传统的过错理由，或规定必须达到法定的分居期限，以证明婚姻的无可挽回。即使是在实行完全破裂主义离婚原则的国家里，法律也对离婚自由与过错责任设定了必要的调控手段和程序，为不愿离婚的一方提供必要的法律保护，使其在特定的条件阻止离婚，或者使被迫离婚一方得到适当的经济补偿。立法者认为不应让不希望离婚的一方处于无法律保护的状态，而这种保护主要是体现在子女的抚养、住房和财产分割上。因此，到目前为止，绝对的自由离婚主义原则是不存在的。

五、启示

（一）各国对离婚法定理由的规定与其社会条件联系紧密

在人类婚姻法律发展史上，离婚立法经历了一个从禁止离婚主义到许可离婚主义，从有责离婚主义到无责离婚主义，从限制离婚主义到自由离婚主义的发展过程。进入现代后，自由离婚主义成为离婚立法的发展趋势。

透过离婚法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社会条件在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

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由于受宗教观念的影响，人们视婚姻为神的意志的结果，夫妇一体，因此，大多数国家都明确规定除配偶死亡之外，婚姻不得离异，采取禁止离婚主义。此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生活的变迁，人们对婚姻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人们逐渐怀疑婚姻的神圣性和不可解除性的原则，反对禁止离婚主义，并且基于契约学说，认为婚姻既然是出于双方合意的一种民事契约，那么离婚就是表达个人自由意思的一种合乎逻辑的行为，因此，禁止离婚主义逐渐被许可离婚主义所取代。

在许多采取许可离婚主义的国家，最初基于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法律仅规定丈夫可基于妻子的过错行为或无须任何理由既可提出离婚，而妻子没有提出离婚的权利，或法律对其提出离婚的原因加以较之于丈夫更多的限制。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及发展，男女平等观念得到普遍的接受，各国法律逐渐改变了对丈夫、妻子区别对待的规定，离婚法定理由平等地适用于丈夫和妻子。

虽然大多数国家相继采取了许可离婚主义，但在最初大都采取有责主义。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离婚被认为是对被告过错行为的一种制裁和惩罚手段，同时作为对无错一方的解救措施，与这种观念相适应，在离婚立法上各国采取过错主义原则，把一方的过错行为作为对方请求离婚的法定理由。而当代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认为离婚只是为摆脱陷于困境的婚姻而提供的一种补救手段，并无制裁惩罚的作用。因此各国相继采取了破裂原则。

各国对离婚法定理由的规定还受经济条件、家庭结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的影响，可以说是社会条件的变迁推动了各国关于离婚法定理由规定的历史演变。

（二）对完善我国离婚立法的启示

正如前面所论述的，各国对离婚法定理由的规定与其社会条件联系密切。在将我国法律中关于离婚法定理由的规定与外国的相应规定进行比较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我国与外国在社会条件上存在一些差异，并由此导致离婚法中存在一些不同规定。如：中世纪宗教法采取禁止离婚主义。后来，虽然各国相继采取了许可离婚主义，当却创立了作为禁止离婚主义替代物地分居制度。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凡曾受宗教影响较深的，大都保留了分居制度，并赋予了其他作用，法律对分居制度地规定相当完备。而我国因受封建思想的长期影响，婚姻是被看作是生儿育女、保证家庭不至断绝的一种手段。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受法国、日本民法的影响“夫妻互负同居义务，但有正当理由不能同居者不受此限。”后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有同样内容的规定。虽然在以上两个时期确立了在过错基础上的夫妻分居权，但在后来的婚姻法中都未明文规定夫妻享有分居权。所以从我国历史上总体来说采取的是许可离婚主义，并无独立地分居制度。虽然我国现行的婚姻法对分居作了规定，将一定期限地分居作为判断感情是否破裂地法定情形之一，但与外国的分居制度存在明显差异。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我国与外国在社会条件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以，我国离婚立法地发展历程也经历由专权离婚主义、有责离婚主义到自由离婚主义地发展过程。我国现行婚姻法有关离婚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由此可见我国采取的是破裂原则，而且是以“感情确已破裂”作为唯一法定离婚理由，并且进一步又列举了几种法定情形作为判断感情是否破裂的依据。如：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等。从以上内容来看我国现行婚姻法关于法定离婚理由的规定所采取的立法体例与英、德等国所采取的立法体例相同，并且所列举的几种法定情形也与外国的相应规定相同或相似。

从我国国情出发，借鉴外国婚姻立法的经验，相信外国法律中关于离婚法定理由的规定将对我国的离婚立法产生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学军、裴安琪《英国法定离婚理由研究》，载于《民商法论丛》（第11卷），1998年出版。

2、王洪义主编：《婚姻立法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4年出版。

3、何勤华主编：《美国法律发达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理由范文篇6

关键词：法定理由离婚理由立法完善婚姻关系感情破裂爱情

一、离婚和感情破裂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

欲明了离婚和感情破裂之间的内在真实关系，有必要先考查一下感情在婚姻中所占的地位。何为婚姻?所谓婚姻，乃是指为当时的社会制度所确认的、男女两性互为配偶的结合。从纯粹法律的角度讲，对一个完整的婚姻而言，感情、或称夫妻间的爱情，并不是不可缺少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婚姻爱情观，婚姻和爱情的完全一致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成为现实。恩格斯认为:“婚姻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都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①。换言之.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爱情才会成为所有婚姻必然具备的因素;那时，任何一对男女，他们之所以要结婚，仅仅是因为爱情的驱使，此外不复有其他动机。由是观之，在共产主义社会还有待于长期努力才能实现的社会主认初级阶段，爱情就自然地不可能成为每一个婚姻的必备因素。

具体到我国的现实，爱情和婚姻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尽管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的发展，为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但由于社会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社会经济及其派生的各种社会因素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制约着我国目前的婚姻关系。在我国现阶段，纯爱情的结合不能说没有，但就其普遍性而言，则主要是爱情和利益的结合，并且也不乏一定数量的纯利益而毫无爱情的结合。这些都是事实，不容否认和回避。

爱情不是现阶段我国婚姻的必备因素，那么它在一个合法完整的婚姻中占据什么地位呢?笔者认为，它仅仅是对婚姻的质量进行评价时所采用的一个道德标准。恩格斯有言:“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②。诚如是哉，然自法律角度观之，也仅此而已!

既然并非所有的婚姻都是具备爱情，那么，作为对“内部已经崩溃”从而“其存在仅是一种外表和骗局”的婚姻的法律承认③，离婚对不同类刑的婚姻，其含义就不可能一样。对纯爱情的结合而言，离婚必然意味着感情破裂;而对那些基于爱情和利益而形成的结合，离婚就只是可能而非必然意味着感情破裂，因为也可能意味着利益的不能实现;至于对那种纯粹基于利益而缺乏爱情的结合而言，离婚和感情破裂就毫不相干了。

综上所述，感情并非所有合法完整的婚姻所必然具备的因素;即使在有感情的婚姻中，感情也并非唯一的婚姻基础。因而，作为对已死亡婚姻在法律上的承认，离婚也就和感情破裂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二，以“感情确已破裂”作为我国(判决)离婚的理由不妥。

我国《婚姻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果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由此可见，在我国，“感情确已破裂”是<判决>离婚的法定理由。然笔者认为，这种做法不妥。

首先，将“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违背了基本法理。基本法理告诉我们，能作为法律调整对象的只能是社会关系或人的行为。人的感情只是一种内在的心理状态，“倏忽即逝、反复无常并且带有赤裸裸的主观因素”<墨格尔语>感情和行为虽有密切的联系，但毕竟不是一回事，毕竟还不是已经外化了的具备固定的外部形式和要件的人的行为。因而，我国《婚姻法》将感情纳人其调整范围是有悖基本法理的。

其次，将“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现阶段我国离婚的法定理由，没有正确反映离婚和感情破裂之间的内在真实联系。正如上述，离婚和感情破裂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在我国现阶段，由于封建意识、习惯势力的影响，包办、买卖婚姻仍然存在。对那些“婚前缺乏了解，草率结婚，婚后未建立起夫妻感情，难以共同生活的’，④婚姻，如果以“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则有悖逻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既然“感情”还未建立起来，那么，“感情破裂”又从何谈起呢?

即使对那些两相情愿的自主婚姻，也不能一概认为是仅以感情为基础的。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私有制在总体上已被消灭，但“三大差别”仍然存在，而且由于我国实行按劳分配，家庭中的经济消费和赌老育幼等仍需个人安排和负担。这样，男女两性的自愿结合除考虚爱情因素外，爱情因素外，在很大程度上也不能不考虑政治、经济、学历、职业以及地域等因素。所以，自主婚姻就其普遍性而言，不仅仅是感情的结合，同时也是利益的结合。这种婚姻的维持往往不仅仅靠感情，也靠感情以外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感情确已破裂”也就不必然导致婚姻的瓦解。

相反，感情尚未破裂，而其它的婚姻基础消失了，这也可能导致双方的离异。例如，·“一方患有法定禁止结婚的疾病，或一方有生理缺陷，或其他原因不能发生性行为，且难以治愈”，或者“一方好逸恶劳，有恶习，不履行家庭义务，屡教不改，夫妻难以共同生活’，⑤等等都可以成为离婚的理由。

最后，将“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也难以操作，从而发生不少弊端。感情具有抽象性和易变性，这使得要准确地把握它实属不易。因而，如果要求法官以此法定理由为标准审理离婚案件，则有强人所难之嫌，结果势必造成法官在审理离婚案件时的主观臆断。同时，由于难以操作，也使得某些离婚案件久拖不决，徒增当事人之痛苦，给社会造成了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婚姻法》将“感情确已破裂”作为法定离婚理由的做法不妥。

三、建应以“婚姻关系确已破裂”代替“感情确已破裂”。

首先，将“婚姻关系确已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既合乎法律以社会关系、进一步说以人的行为为调整对象的基本法理，也在用语上显得科学、严谨。和“感情”是个社会学、心理学名词不同，“婚姻关系”是一个法学名词;它有着特定的法律意义，即婚姻关系是一种法律关系。

其次，结婚这一法律行为，使得当事人建立了婚姻关系;而离婚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解除这种法律关系，自然应以存在着婚姻关系已破裂的事实为前提。

第三，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看，婚姻关系是一种法律关系，它以夫妻间的权利义务为内容，而权利义务从来都是具体的，和抽象易变的感情截然不同。于是，以“婚姻关系确已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就使得离婚的法定理由在司法实践中有了可操作性，从而既有利丁杜绝法官的主观臆断，也解决了某些当事人在婚姻早已实际死亡时的离婚难问题，起到了积极的社会作用。

第四，正如前车所述，在我国现阶段的实际生活中，造成婚姻死亡的原因很多，而感情破裂仅是诸多原因中的一种，婚姻关系破裂从而权利不能实同、义务没有履行也可能由感情以外的其他因素造成。所以，以“婚姻关系确已破裂”代替“感情确已破裂”就与现阶段我国婚姻的实际相符合。

另外，国外立法和我国过去的立法也都将婚姻关系不能维持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依法国婚姻法，一方逃避婚姻的社会责任，另一方可据此提起离婚之诉;在美国，“婚姻关系已经无可挽回地破裂”则是离婚的根本理由。我国在过去的立法中也曾有过类似规定，如“1952年中央法制委员会有关婚姻问题的解答”中就把“不能继续维持夫妻关系”作为离婚的标准。

四、一点说明

上面谈了对我国现行离婚理由的看法，并提出以“婚姻关系确已破裂”代替“感情确已破裂”。这里要说的是，“婚姻关系确已破裂”只是个原则性规定，有必要在立法上对其进一步具体化，以使公民们明了在哪些具体情形下可以以“婚姻关系确已破裂”作为理由提起离婚之诉。这样做，就使得离婚理由的原则性规定和具体性规定相互协调，从而科学性和实践性兼备。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4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96页。

理由范文篇7

给裁判一个让你赢比赛的理由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壹、裁判要的是什么？

贰、以气御剑，一统江湖

剑宗的巧妙变化

气宗的扎实根基

气宗修练——政策性命题的一般性论点架构

壹、需要性（need）——为什么要支持（或反对）命题？

现行政策是否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是否无法取得某些重要的利益？

是否违反了某项原则或目标？

贰、根属性（inherence）——你的制度是否能解决你提出来的问题？

制度与需要间的连结

叁、解决力（solvency）——用什么方法支持（或反对）命题？

可行性

解决的效果与程度

肆、损益比（desirability）——支持（或反对）命题有什么好处（或坏处）？

成本效益分析

利弊得失、权衡轻重（必须注意回扣「上位需要的价值」）

反方的多重选择

壹、维持现状

不承认正方的需要，另有价值

承认正方的需要，但另有解决方法

承认正方的需要与计画，但认为弊害太大

贰、修正现状

（可能）承认正方的需要，但小幅修正现状即可

注意「推定利益」的丧失

变动成本的考量

叁、相抗计画

推定利益的完全丧失

变动成本大

需满足「不合题」与「相抗」

理由范文篇8

欲明了离婚和感情破裂之间的内在真实关系，有必要先考查一下感情在婚姻中所占的地位。何为婚姻?所谓婚姻，乃是指为当时的社会制度所确认的、男女两性互为配偶的结合。从纯粹法律的角度讲，对一个完整的婚姻而言，感情、或称夫妻间的爱情，并不是不可缺少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婚姻爱情观，婚姻和爱情的完全一致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成为现实。恩格斯认为:“婚姻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都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①。换言之.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爱情才会成为所有婚姻必然具备的因素;那时，任何一对男女，他们之所以要结婚，仅仅是因为爱情的驱使，此外不复有其他动机。由是观之，在共产主义社会还有待于长期努力才能实现的社会主认初级阶段，爱情就自然地不可能成为每一个婚姻的必备因素。

具体到我国的现实，爱情和婚姻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尽管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的发展，为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但由于社会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社会经济及其派生的各种社会因素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制约着我国目前的婚姻关系。在我国现阶段，纯爱情的结合不能说没有，但就其普遍性而言，则主要是爱情和利益的结合，并且也不乏一定数量的纯利益而毫无爱情的结合。这些都是事实，不容否认和回避。

爱情不是现阶段我国婚姻的必备因素，那么它在一个合法完整的婚姻中占据什么地位呢?笔者认为，它仅仅是对婚姻的质量进行评价时所采用的一个道德标准。恩格斯有言:“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②。诚如是哉，然自法律角度观之，也仅此而已!

既然并非所有的婚姻都是具备爱情，那么，作为对“内部已经崩溃”从而“其存在仅是一种外表和骗局”的婚姻的法律承认③，离婚对不同类刑的婚姻，其含义就不可能一样。对纯爱情的结合而言，离婚必然意味着感情破裂;而对那些基于爱情和利益而形成的结合，离婚就只是可能而非必然意味着感情破裂，因为也可能意味着利益的不能实现;至于对那种纯粹基于利益而缺乏爱情的结合而言，离婚和感情破裂就毫不相干了。

综上所述，感情并非所有合法完整的婚姻所必然具备的因素;即使在有感情的婚姻中，感情也并非唯一的婚姻基础。因而，作为对已死亡婚姻在法律上的承认，离婚也就和感情破裂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二，以“感情确已破裂”作为我国(判决)离婚的理由不妥。

我国《婚姻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果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由此可见，在我国，“感情确已破裂”是<判决>离婚的法定理由。然笔者认为，这种做法不妥。

首先，将“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违背了基本法理。基本法理告诉我们，能作为法律调整对象的只能是社会关系或人的行为。人的感情只是一种内在的心理状态，“倏忽即逝、反复无常并且带有赤裸裸的主观因素”<墨格尔语>感情和行为虽有密切的联系，但毕竟不是一回事，毕竟还不是已经外化了的具备固定的外部形式和要件的人的行为。因而，我国《婚姻法》将感情纳人其调整范围是有悖基本法理的。

其次，将“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现阶段我国离婚的法定理由，没有正确反映离婚和感情破裂之间的内在真实联系。正如上述，离婚和感情破裂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在我国现阶段，由于封建意识、习惯势力的影响，包办、买卖婚姻仍然存在。对那些“婚前缺乏了解，草率结婚，婚后未建立起夫妻感情，难以共同生活的’，④婚姻，如果以“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则有悖逻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既然“感情”还未建立起来，那么，“感情破裂”又从何谈起呢?

即使对那些两相情愿的自主婚姻，也不能一概认为是仅以感情为基础的。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私有制在总体上已被消灭，但“三大差别”仍然存在，而且由于我国实行按劳分配，家庭中的经济消费和赌老育幼等仍需个人安排和负担。这样，男女两性的自愿结合除考虚爱情因素外，爱情因素外，在很大程度上也不能不考虑政治、经济、学历、职业以及地域等因素。所以，自主婚姻就其普遍性而言，不仅仅是感情的结合，同时也是利益的结合。这种婚姻的维持往往不仅仅靠感情，也靠感情以外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感情确已破裂”也就不必然导致婚姻的瓦解。

相反，感情尚未破裂，而其它的婚姻基础消失了，这也可能导致双方的离异。例如，·“一方患有法定禁止结婚的疾病，或一方有生理缺陷，或其他原因不能发生性行为，且难以治愈”，或者“一方好逸恶劳，有恶习，不履行家庭义务，屡教不改，夫妻难以共同生活’，⑤等等都可以成为离婚的理由。

最后，将“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也难以操作，从而发生不少弊端。感情具有抽象性和易变性，这使得要准确地把握它实属不易。因而，如果要求法官以此法定理由为标准审理离婚案件，则有强人所难之嫌，结果势必造成法官在审理离婚案件时的主观臆断。同时，由于难以操作，也使得某些离婚案件久拖不决，徒增当事人之痛苦，给社会造成了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婚姻法》将“感情确已破裂”作为法定离婚理由的做法不妥。

三、建应以“婚姻关系确已破裂”代替“感情确已破裂”。

首先，将“婚姻关系确已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既合乎法律以社会关系、进一步说以人的行为为调整对象的基本法理，也在用语上显得科学、严谨。和“感情”是个社会学、心理学名词不同，“婚姻关系”是一个法学名词;它有着特定的法律意义，即婚姻关系是一种法律关系。

其次，结婚这一法律行为，使得当事人建立了婚姻关系;而离婚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解除这种法律关系，自然应以存在着婚姻关系已破裂的事实为前提。

第三，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看，婚姻关系是一种法律关系，它以夫妻间的权利义务为内容，而权利义务从来都是具体的，和抽象易变的感情截然不同。于是，以“婚姻关系确已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就使得离婚的法定理由在司法实践中有了可操作性，从而既有利丁杜绝法官的主观臆断，也解决了某些当事人在婚姻早已实际死亡时的离婚难问题，起到了积极的社会作用。

第四，正如前车所述，在我国现阶段的实际生活中，造成婚姻死亡的原因很多，而感情破裂仅是诸多原因中的一种，婚姻关系破裂从而权利不能实同、义务没有履行也可能由感情以外的其他因素造成。所以，以“婚姻关系确已破裂”代替“感情确已破裂”就与现阶段我国婚姻的实际相符合。

另外，国外立法和我国过去的立法也都将婚姻关系不能维持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依法国婚姻法，一方逃避婚姻的社会责任，另一方可据此提起离婚之诉;在美国，“婚姻关系已经无可挽回地破裂”则是离婚的根本理由。我国在过去的立法中也曾有过类似规定，如“1952年中央法制委员会有关婚姻问题的解答”中就把“不能继续维持夫妻关系”作为离婚的标准。

四、一点说明

上面谈了对我国现行离婚理由的看法，并提出以“婚姻关系确已破裂”代替“感情确已破裂”。这里要说的是，“婚姻关系确已破裂”只是个原则性规定，有必要在立法上对其进一步具体化，以使公民们明了在哪些具体情形下可以以“婚姻关系确已破裂”作为理由提起离婚之诉。这样做，就使得离婚理由的原则性规定和具体性规定相互协调，从而科学性和实践性兼备。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4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9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84页、第185页:

④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认定夫妻感情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条、第2条、第10条。

理由范文篇9

关键词：仲裁裁决；撤销理由；默示放弃制度

1仲裁裁决的撤销的含义及存在依据

仲裁裁决是仲裁庭根据仲裁当事人的申请就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作出的有法律约束力的裁决。而仲裁裁决的撤销（cancellationofaward）是指仲裁裁决存在法律规定的情形，由当事人申请并经法院审查核实、判决或裁定予以撤销，使之归于无效的一种特殊程序。

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撤销的出现是出于国家的司法干预和控制，是为了监督国际商事仲裁活动。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撤销作为一项司法监督仲裁行为，已为大多数国家所规定和采用，但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有关裁决撤销理由的不一致，比较混乱。所谓裁决的撤销理由，即当事人申请撤销裁决及法院接受申请并处理撤销裁决事宜的条件和根据。1958年《纽约公约》第5条规定，裁决地所在国之主管机关有权撤销仲裁裁决。综观各国立法，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事由可归纳为：仲裁裁决所依据的仲裁协议无效，违反正当程序，仲裁庭越权，仲裁庭组成不当，公共政策等。

2仲裁裁决撤销理由的默示放弃制度的含义

原则上，仲裁裁决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仲裁裁决对当事人的约束力表现在：仲裁裁决一经作出即具有既判力和执行力，裁决的既判力排除了当事人就仲裁裁决所涉争议再行提起仲裁或诉讼的权利，裁决的执行力赋予裁决的权利人在对方当事人不履行裁决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仲裁裁决的权利。

然而，根据各国立法通例，当事人有权对仲裁裁决主张撤销事由。即仲裁裁决的既判力与执行力并不是绝对的，在满足法定条件时，当事人有权申请法院依法撤销仲裁裁决。在申请符合法定程序且被申请撤销的裁决存在法定撤销理由时，法院即应依法撤销裁决，使仲裁裁决的既判力与执行力归于消灭。

但是，根据国际普遍实践，当事人可以以某种行为默示放弃对仲裁裁决提出撤销的权利。对于仲裁裁决而言，即使存在应予撤销的法定理由，如果当事人在仲裁程序进行期间已知这些理由存在但未及时提出反对，就构成对裁决撤销理由的默示放弃，这就是仲裁裁决撤销理由的默示放弃制度。

3仲裁裁决撤销理由的默示放弃制度的合理依据

3.1提出仲裁裁决撤销理由的默示放弃制度的理由

仲裁裁决撤销理由的默示放弃制度的提出主要是基于以下理由：(1)仲裁裁决的撤销制度与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制度构成了对仲裁的双重司法监督，损害了仲裁的优越性，并且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相悖。(2)仲裁裁决撤销权是赋予裁决地所在国之主管机关行使的。然而，裁决地的选择往往是偶然的，与当事人的实际关系不大，由仲裁地法院对裁决进行司法审查没有实际意义。(3)仲裁裁决就其实质而言不是按照任何国家的法律作出的，因此任何国家的法院都不能对裁决行使撤销的权力，对该裁决的唯一补救方法就是拒绝承认和执行该裁决。而且，即使仲裁地法院依照法院地法行使了撤销的权力，撤销了该裁决，执行地法院也可以无视该裁决己被裁决地国撤销，继续依据其本国法承认与执行该项裁决。

3.2仲裁裁决撤销理由的默示放弃制度的合理依据

3.2.1仲裁裁决撤销理由的默示放弃制度有其理论上的合理性

首先，这一制度符合禁止反言原则。根据禁止反言原则，当事人既已发现了仲裁协议无效、仲裁庭无管辖权、仲裁程序不当等情事，但仍继续参加仲裁程序并且不提出异议，实际上认可了仲裁协议的效力、仲裁庭的管辖权和仲裁程序的正当性，就不得再提出反言。其次，这一制度也符合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认为如果当事人在明知仲裁协议或仲裁程序存在瑕疵，但不及时提出异议并继续参加仲裁程序，在发现裁决结果于己不利时转而以此否定仲裁协议和仲裁裁决的效力，显然是有悖诚信精神。

3.2.2仲裁裁决撤销理由的默示放弃制度还具有实践上的合理性

根据这一制度，在知悉仲裁协议无效、仲裁庭无管辖权、仲裁程序不当等情事时，当事人必须立即或不过分迟延地主张撤销，从而有利于法院或仲裁庭及时做出审查处理。相反，若把有关异议全部留待裁决作出后提出，可能导致仲裁程序的无效进行，造成不必要的时间和金钱浪费，不符合争议解决的经济和效率原则。

4我国仲裁裁决部分撤销理由的默示放弃制度

我国的《仲裁法》并未对仲裁裁决撤销理由的默示放弃制度作出规定，但在我国的《仲裁法解释》中却创设了仲裁裁决部分撤销理由的默示放弃制度，其第27条规定：当事人在仲裁程序中未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提出异议，但在仲裁裁决作出后以仲裁协议无效为由主张撤销仲裁裁决或者提出不予执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需要注意的是，仲裁裁决部分撤销理由和仲裁裁决部分不予执行理由的默示放弃制度的适用情形只有“以仲裁协议无效为由主张撤销仲裁裁决或者提出不予执行抗辩”一种。

国际上普遍承认的当事人可以默示放弃的仲裁裁决撤销理由不仅包括仲裁协议效力问题,也包括仲裁庭组成和仲裁程序与当事人约定不符问题。而在我国，适用仲裁法的解释依据仲裁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仅将仲裁协议效力问题作为当事人可以默示放弃的裁决撤销理由。至于仲裁庭组成和仲裁程序与当事人约定不符问题,因无任何法律规定,而未纳入当事人可以默示放弃的范围。

5结语

从文章分析可知，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撤销理由的默示放弃制度有着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合理性。这一制度的应用既符合国际商事仲裁的自治理论的，也符合争端解决方式的各司其职、分工合作的理念的。对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监督通过拒绝承认与执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制度便已足够，无需给商事仲裁裁决敷之以茧，使其难以发挥仲裁的最大优势。

参考文献:

[1]江仁所.论已撤销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侧[M].华东政法大学,2005.

[2]林一飞.国际商事仲裁法律与实务[M].中信出版社,2005.

[3]万鄂湘、于喜富.我国仲裁司法监督制度的最新发展——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仲裁法的司法解释[J].法学评论，2007（1）.

[4]张红燕.论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撤销[D].复旦大学硕士论文.

理由范文篇10

关键词：婚姻离婚理由婚姻法

一我国现行离婚法定理由的含义

198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2万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就是说我国是将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作为准予离婚的法定理由，这说明我国采用则，立法上属无过错离婚制，对于一方提起的离婚规定采用的是概括主义。因此，在实践中，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则成为处理离婚纠纷的关健。理论上认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是指:夫妻感情已经破裂，不是可能或将要破裂;夫妻感情真正破裂，不是仅有好象破裂的现象或当事人认为破裂;夫妻感情完全破裂，不是刚产生破裂或未完全破裂，还有和好的可能。为了对夫妻感情状况作出公正的判断，司法实践中又总结出“四看”经验，即从“看婚姻基础、看婚后感情、看离婚原因、看有无和好可能”四个方面对夫妻感情是否破裂进行考查。以后为了更为准确地贯彻执行一这原则性的规定，最高人法院于1989年又颁布了《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其中规定了14条理由，作为衡量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标准，只要符合其中任何一条，即可视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经调解无效的，可依法判决准予离婚。

二我国离婚法定理由存在的弊端

“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在一定程度上，有其维护公民合法权利的一面，但在运用它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这一规定还存在着不少矛盾和问题，有修改完善的必要。

(一)没有完全反映婚姻的本质内容，规定具有片面性。

马克思指出:“离婚仅仅是对下面的这一事实的确定:某一婚姻已经死亡，它的存在仅仅是一种外表和骗局。不用说，既不是立法者的任性，也不是私人的任性。而每一次都是事物的本质来决定婚姻是否已经死亡”。①从本质上讲婚姻包括男女两性精神生活、性生活和物质生活三方面内容，是三者的统一体，感情的交流仅是夫妻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属于意识范畴，它不能等于也不能够代替构成婚姻本质的另外两个方面，感情破裂并不等同于婚姻关系的破裂，婚姻破裂并不只是感情的消失，只有上述三方面的内容都遭到破坏才意味着婚姻的崩溃和死亡。所以分析制定离婚理由的时候应充分考虑三方面内容，不能仅从失妻感情看婚姻本质。我国婚姻法以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法定理由是把婚姻的本质内容仅局限于感情因素，未能完全反映婚姻的本质属性。

(二)与我国的婚姻现状不符，具有超前性。

恩格斯指出:“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经济因素考虑消除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Q)恩格斯所描绘的是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排除了其他一切因素，仅以爱情为基础建立起的理想的婚姻模式。在这种理想的状态下，只要感情消失，婚姻就崩演死亡。我国婚姻法把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法定理由就是从这个完美的角度出发的。然而，婚姻不能超越社会经济结构以及文化发展水平的限制。我国目前还不具备构成理想婚姻模式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我国现阶段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发达，经济还比较落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不成熟完善，个体家庭仍然是社会的经济单位，家庭的经济职能仍起着重要作用;人们普遍的文化水平不高，思想道德水平尚属多层次的，在社会主义道德占主导地位的同时，既受传统的封建遭德影响，又受资本主义思想道德文化的影响，社会主义的婚姻道德观念尚未完全植根于人们心中;男女的社会地位虽然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但是，男尊女卑的观念尚未完全捎除，妇女在升学、就业、担任国家公职等问题上仍受到一定的限制，妇女解放仍未彻底实现。这样的场济社会状况决定了我国婚姻关系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情况:自主婚姻虽占主要地位，但还存在非自主婚姻和半自主婚姻，即使是完全的自主婚姻，以爱情为基础的还远未普遍化，大多数人在选择配偶时还不得不考虑到各种非爱情因素，如:社会地位、社会关系、家庭状况、财产收人、住房条件、文化水平、外貌等等因素。因此，以感情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脱离了我国实际，具有超前性。

(三)规定过于原则，实践中缺乏操作性。

“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③我国立法长期存在着宜粗不宜细，概括不具体的特点，不可避免地在离婚的法定理由的规定上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首先，以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这个原则性规定作为离婚的法定条件，立法上显得过于笼统、抽象，无具体客观的标准可供依据参考，使执法人员在司法实践中不易准确把握，很难操作。就执法人员的认识活动来讲，也难免带有主观色彩，在无具体客观的标准的前提下，如果执法人员个人认识水平存在差异，就有可能在审理同一离婚案件时，作出完全不同的判决，这对于维护法制的统一是极为不利的。

其次，感情本来就是一种极其微妙的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它是夫妻双方对婚姻生活的体验和感受，是一种主观上的心理状况，无法准确地予以界定。况且，由于性格、年龄、职业、经历、受教育程度等诸多因素的差别，每个人对感情的理解和要求也不相同，有时同样一种情况一方认为感情确已破裂，另一方却可以认为感情尚未破裂，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用感情这样一种属于主观意识的东西，来作为判断客观实际的标准，更增加了这一规定的不可操作性。

虽然，司法实践中又总结出“四看”经验用于考察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但本身就十分笼统、主观的四个标准并不能使执法人员摆脱现行离婚法定理由模糊性的困扰。最高人民法院在1989年n月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14条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行立法关于离婚法定理由的抽象规定所造成的缺陷，但是其中的某些规定又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和不足。突出表现在:1、将无效婚姻作为准予“离婚”的理由。如第1条“一方患有法定禁止结婚疾病的”;第3条“婚前隐瞒了精神病，婚后经治不愈，或者婚前知道对方患有精神病而与其结婚”的;第4条“一方欺骗对方，或者在结婚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结婚证》的”;第6条“包办、买卖婚姻，婚后一方随即提出离婚，或者虽共同生活多年，但确未建立起夫妻感情的”。这些“婚姻”是违背结婚实质要件的，无婚姻可言，如果按离婚案件认定夫妻感情破裂判决离婚，客观上就承认了这些“婚姻”为合法。

2、例举了一些并非是由于感情破裂而准予离婚的情况，如:第3条“一方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间患精神病久治不愈的”;第12条“一方下落不明满二年，对方起诉离婚，经公告查找确无下落的”，这些条文反映的是婚姻关系因某些各观原因而无法维持的客观现实，而不是所谓的夫妻感情确已破裂。3、有些条文表述上同立法本意存在着矛盾，如第2条“婚前缺乏了解，草率结婚，婚后未建立起夫妻感情，难以共同生活的”;第6条“包办、买卖婚姻，婚后一方随即提出离婚，或虽共同生活多年，但确未建立起夫妻感情的”。既然婚后“未建立起夫妻感情”，又如何谈得上“感情确已破裂”呢?正是由于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存在，大大降低了《意见》作为法律依据的准确性与规范性，从而未能最终克服“感情确已破裂”这一原则规定缺乏可操作性的弊病。

(四)结婚与离婚要求不一致，立法上不统一。

虽然婚姻的缔结，要求双方当事人之间应当具备感情基础，但是感情作为人们的一种心理状态，属于精神生活范畴，而不是法律调整对象，因而对婚姻的这种要求只能通过教育的手段提高婚姻当事人对婚姻的认识和重视程度，而不应通过立法演变为法律规范的强制性要求。婚姻法第二章关于结婚的规定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该章所有条文中都没有规定结婚必须要以感情为基础，只规定了结婚的必备条件和禁止条件以及结婚的法定程序，只要结婚当事人符合结婚条件和法定程序，无论是否是以感情为基础，都准予结婚。而我国离婚立法把“感情确已破裂唯为是杏准予离婚的唯一法定理由，把感情破裂作为离婚的强制条件，这就造成了结婚时未规定必须要有感情，离婚时却强调感情的矛盾现象，使立法显得极不统一。

(五)没有体现社会主义婚姻道德原则的基本要求。

社会主义婚姻道德提倡一夫一妻，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目前，我国正在发生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在经济快速向前发展的同时，社会上的一些陈旧观念，残渣泛起;外来的一些腐朽思想也随着国门的开放而侵蚀着意志薄弱者的头脑。一些道德败坏，品质恶劣的人为了达到其卑劣目的，趁机以感情破裂为借口朝三暮四、喜新厌旧、视婚姻为儿戏，置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于不顾，严重污染了社会风气，破坏了婚姻家庭的稳定。因此，从维护社会主义婚姻道德原则的角度出发，应该从立法上对这些人的行为进行限制和制裁，而我国离婚立法没有体现这一基本要求，对这些人的行为不仅没有给予限制和制裁，反而还准许其离婚，尤其是对那些夫妻一方通奸，非法同居者，只要坚决离婚的，都准予离婚。离婚理由片面强调感情因素，忽视婚姻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给道德败坏者以可趁之机，真正受害一方却得不到法律保护，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婚姻立法上的一个缺憾。

(六)不适应我国涉外离婚的实际情况。

根据1983年8月26日民政部的《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办理婚姻登记的几项规定》第6条的规定，涉外离婚的当事人，无论双方是自愿离婚还是一方要求离婚，均应一律按诉讼程序办理。依照《民法通则》147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188条规定，凡由我国法院受理的涉外离婚案件适用我国婚姻法，即也是以“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这项规定在目前看来与我国的涉外离婚的实际情况不大相适应。近年来，我国涉外婚姻的数量较以前有所增加，其中一部分确实是以爱情为基础缔结的，但也有的是因为当事人双方为相互满足某种利益和需要而缔结。如:留学、到国外定居、经济条件的改善等等。目前，这类婚烟不仅存在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已占我国涉外婚姻的大多数。象这种婚姻，在缔结时双方就无感情基础，离婚时谈何感情破裂?而且，涉外离婚案件，由于当事人的国籍不同，经济状况的差异，所受教育不同以及固有的伦理观念风俗习惯各异，因而离婚的原因也很多，并不完全是因为感情破裂，甚至于当事人双方感情尚未破裂，但由于这些差异带来的客观原因而不能共同生活下去，象这种情况，单凭感情破裂原则是很难解决的。

三完薯我国离婚法定理由的构想

笔者认为，要解决现存的问题，完善我国的离婚立法，就应从我国的国情和实际出发，以“婚姻关系确.已破裂”取代“感情确已破裂”作为准予离婚的法定理由。

(一)以婚姻关系确已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全面反映了婚姻的本质内容。

“婚姻关系确已破裂”是指由于感情或其它原因，导致夫妻双方无法共同生活，婚姻关系无法继续维持。”婚姻关系破裂”具体包括以下内容:1、感情破裂，即夫妻在感情上相互满足的职能消失;2、不堪同居，即夫妻生理上相互满足的职能不复存在;3、维持婚姻将在精神或物质生活上对子女、老人不利;4、家庭正常的共同生活无法安排;5、夫妻反目，家庭解体。由此可见，同“感情破裂”相比“婚姻关系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具有极强的涵盖性。它全面地反映了婚姻的本质内容的三个方面。它涉及到，了婚姻关系所包含的各种社会因素及权利义务关系，它表明，婚姻关系是一种极为重要的伦理关系和法律关系，婚姻一经缔结家庭组成，就产生了对配偶、子女、老人、社会、家庭等法律上和道德上的责任和义务，这种责任和义务在婚姻关系中是独立于感情而存在的，感情破裂并不能意珠着婚姻的责任和义务的消失。因此，·婚姻关系破裂更为完整科学地说明;只有因夫妻感情或其它原因，导致婚姻关系难以继续维持，同时家庭也无法实施自己的正常职能时，才能从完整的意义上确认某一婚姻的崩溃和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