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关税机制范文10篇

零关税机制范文篇1

关键词：零关税，经济效应，贸易自由化

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一直致力于逐步降低平均关税水平，实现自己的人世承诺。目前中国的平均关税水平虽仍高于发达国家3.8%的平均关税率，但与某些发展中国家相比已处于较低的水平；不仅如此，中国与某些贸易伙伴签署的零关税协议又进一步降低了中国的平均关税水平，帮助中国在双边或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中获取更多的优势与利益。

一、中国零关税机制的沿革与现状

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曾屡次遇到零关税问题，而不参加零关税协议是当时中国入世谈判的原则之一。但是，对于《信息技术协议》，中国通过对相关企业的调查以及多方权衡，最终决定在1997年加入该协议。经过谈判，我国的信息产业又争取到几年的过渡期来进行调整，从而在2005年1月1日前实现所有的信息技术产品零关税。此后，中国又陆续与几个国家(地区)签署了双边或多边零关税协议，其中较重要的有：

第一，2001年11月，中国和东盟领导人达成了在10年内建立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意向，并于2003年正式开始这项工作。双方决定从2004年起逐步废除6000项产品的关税，在第一批拟废除关税的约600项产品中，涉及了500多种《税则》第一章至第八章的农产品，这些农产品将从2004年1月1日起降低关税.到2006年关税降为零。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最终在2010年或2012年全面落实。在此基础上，中泰两国自2003年10月1日起就决定提前把双方蔬菜、水果贸易的平均关税由目前的30%降为零，这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第一个“零关税”协议，是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第二，2003年6月签署，2004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国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协议(CEPA)》，这是该协议的第一阶段，规定374项原产香港的货物获得零关税优惠，同时内地对香港服务提供者开放18个行业的市场：2004年10月、2005年10月，中国内地又分别与香港签署了CEPA补充协议，即第二、第三阶段的协议。其中，第二阶段协议规定对原产香港的713类进口货物给予零关税优惠，并继续扩大11个服务行业的开放措施，新增加8个开放的服务领域。自2006年1月开始实施的第三阶段协议安排，几乎所有符合原产地规则的香港进口货物都可获得零关税优惠，在服务贸易方面又增加了23项开放措施。

第三，2005年4月中国与巴基斯坦政府签订《中国一巴基斯坦关于自由贸易协定早期收获计划的协议》，规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对中巴之间的部分产品实施零关税。该协议规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双方将分梯次降低关税，并最迟于2008年1月1日前对约1200多种产品实施零关税政策。

此外，中国还与澳门签署了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协议，规定对原产澳门的产品实行零关税；中国还允许部分台湾水果零关税进口：对一些非洲国家的进口产品单方面实行零关税；中国与智利将于2006年下半年全面启动货物贸易关税减让进程，与新西兰、澳大利亚关于关税减让的谈判也正在进行之中。

二、中国零关税机制的经济效应分析

(一)静态效应分析理论上讲，零关税机制的静态效应分析是指基于零关税协议所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向效应给协议国及非协议国的生产与消费带来的影响。贸易创造效应即指国内生产成本高的商品被贸易国生产成本低的商品替代，亦即比较利益原则所揭示的自由贸易带来的经济利益，这种效应对促进双边或多边贸易的发展，以及提高贸易国家消费者的福利水平均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贸易转向效应则不同，它可能会限制零关税协议国与非协议国的贸易往来，损害非协议国的利益，从而降低全球的福利水平。但总体来说，零关税机制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大于贸易转向效应，因此呈现正的消费效应。

实践证明，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的零关税协议对双方都是有利的。首先，对香港和澳门而言，CEPA对两地区经济发展的刺激作用是十分显著的。与2003年相比，2005年香港和澳门的GDP总量分别增长了16.5%和36.9%。2006年第一季度，香港的失业率五年来首次跌到5%以下；澳门的失业率也大幅下降，从2003年的6%下降到2006年2至4月的3.9%。以香港为例，CEPA第一阶段的顺利实施，有力地帮助香港经济摆脱了多年的困境，并走上蓬勃发展之路。2004年，香港经济增长率达8.1%，是四年来最高，并明显高于过去20年4.8%的平均增长率。香港多项经济指标出现双位数的增长，其中，出口贸易全年实质增长达15.3%，服务输出增长达14.9%。失业人数及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均降至自2001年年底以来的低位。CEPA中有关货物贸易零关税的协议，使得香港产品出口到内地的成本得以降低，从而提高了香港销往内地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刺激香港产品对内地出口的增长。据统计，2004年中国内地与香港的进出口贸易额达到1126.7亿美元，增长了28.9%；2005年前lO个月，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的进出口贸易额达到1071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0.9%。与此同时，CEPA也有助于促进中国内地制造业的出口。虽然中国内地已经成为公认的世界制造业基地之一，但出口市场过于集中于欧美与日本市场，反倾销事件屡屡发生。CEPA的实施有助于一些中国内地企业将部分生产工序设在香港，利用“香港制造”的产地来源地位，规避西方国家对中国大陆产品的歧视性政策和贸易保护措施。其次，中国内地制造业产品可以有机会更好地利用香港服务业走向国际市场，并获取从国际市场采购设备和原材料的便利，从而最终促进中国内地制造业产品的出口。由此可见，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的零关税协议的确带来了贸易创造效应。该效应有利于双方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中国内地的消费者可以更优惠的价格获得更优质的香港原产品。

中泰的蔬菜水果零关税协议也产生了一定的贸易创造效应。自2003年10月1日起，中国与泰国取消了两国之间的108种蔬菜和80种水果的贸易关税，中国在当年第四季度对泰国出口果蔬就达8.2万吨，而2003年前三个季度的总出口量才不过4.9万吨，2003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更是首次突破百亿美元大关，达到了近127亿美元，同比增长48%：2004年中泰双边贸易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全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73亿美元。其中中国对泰国出口果蔬16.2万吨，同比增长26%，而泰国对中国出口果蔬也达300.4万吨，同比增长49.4%。由此可见，中泰的蔬菜水果零关税协议所带来的贸易创造效应还是非常显著的。中泰两国的消费者也可以用更优惠的价钱买到更多的进口水果和蔬菜，目前，两国市场上都随处可见从对方进口的品质优良、价格适宜的新鲜水果和蔬菜。

理论研究表明贸易创造效应的大小要受到零关税协议成员国之间贸易规模、经济结构类型、现有关税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一般来说，贸易创造效应与贸易规模具有正相关性，即零关税协议国之间的贸易规模越大。零关税所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就越强：反之，则越弱。零关税协议所涉及成员国之间的经济结构类型越相似或接近，零关税协议产生贸易创造效应的机会就较多；反之，贸易转向的机会就较大。零关税协议成员国之间原有关税水平越高，实施零关税协议之后带来的贸易创造效应就越大：反之，贸易创造效应就小，并且倘若协议成员国对非协议国的保护关税较高，零关税协议则会产生较大的贸易转向效应。

据此分析中国内地与香港以及中泰果蔬产品之间的零关税协议，可以发现由此导致的贸易创造效应是有限的。首先，在中国目前的贸易规模下，中国与香港以及泰国的贸易规模均相对偏小，中国从香港的进口占总进口额的比重在5%以下；2003年中泰两国的双边贸易额虽然首次突破了百亿美元大关。但这一数值也仅占泰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8%，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1.5%。其次，虽然中泰果蔬零关税协议在2003年10月1日正式实施之前，中国从泰国进口果蔬的平均关税为28.7%～63.8%，泰国从中国进口同类产品的平均关税为60%，并且中国内地与香港的零关税协议在2004年1月1日正式实施之前.中国仍保持了约11%的平均关税水平，这些关税壁垒的降低势必有利于贸易创造效应的发展，但是中国与泰国果蔬类产品结构的差异性又限制了贸易创造效应的深化。与此同时，零关税协议实施之后，即使到2008年之后，中国内地对世贸组织其他成员国仍然保持了9%的关税壁垒，由此会带来较大的贸易转向效应，囿于香港制造业现有的生产规模。即仅有制造业员工20余万人，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不足5%等现实状况，又大大限制了零关税协议给双方带来的贸易创造效应。最后，零关税带来的降价效应有限，由于增值税、消费税等其他税费的存在以及人工成本、检验成本等因素的影响，估计零关税带来的降价空间不会如消费者期望的那么大。

(二)动态效应分析所谓动态效应分析主要是指零关税机制对协议国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生产结构调整效应、竞争促进效应、投资刺激效应、资源优化组合效应等。零关税协议的实施可能扩大协议成员国具有比较优势产品的生产规模和贸易规模，使其国内生产资源由非优势产业向优势产业转移，从而导致产业结构调整，并带来优势产业的规模经济效应。与此同时，零关税协议的实施有利于增强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加之“技术外溢”效应的发挥，将使资源配置更加合理、有效，不仅有助于国内外投资的增长，更有利于资源的优化组合，从而提高国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自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港资投向内地，据统计1979-2002年内地累计实际利用外资4462.55亿美元，其中来自香港的就达2048.75亿美元，占45.91%~81，这些港资对中国内地工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零关税协议实施之后，资源如何在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进行配置就成为关注的焦点。香港投资内地的制造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中国内地经过了这二十几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产业链条、配套能力和供销市场。而香港的制造业则经历了长期的低迷，目前香港制造业工人占全港总人口的比重已相当小，熟练工人和技术工人更是奇缺，并且香港的人工成本、地价租金等与中国内地相比仍是较高。这些都不利于香港制造业的发展，因此大规模港资回流的现象并不会发生。但是部分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港资企业以及研发、设计和品牌创意等关键工序则可能回流香港。因为这些企业和环节并不看重土地、人工等因素，而是更重视人力资源素质、综合环境等因素，后者正是香港相对中国内地的优势所在。因此，零关税协议的实施就可能会在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形成更加合理的专业化分工，通过充分利用中国内地与香港各自的优势，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推动双方工业的发展。

中国内地的企业，尤其是广东地区的企业可以充分利用与香港的零关税协议扩大优势产品出口，降低进口原材料成本，扩大优势产业和优势产品的经济规模，改善企业素质并推动产业结构转型。通过与香港的合作，推动中国内地企业发展高附加值、高端高价产业和产品，从而使这种合作向更加有序、有效的层面发展。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现阶段中国零关税机制的发展仍处于初期阶段，虽产生了一定的贸易推动作用，但并未充分发挥零关税机制的贸易创造效应。随着国际贸易自由化的不断发展，零关税机制也越来越受到各国的普遍重视。尤其是在2002年12月，在世贸组织召开的市场准入谈判小组会议上，美国正式提交了“非农产品零关税”方案，建议所有成员在2015年前取消所有工业品和消费品的关税，从而使“零关税”问题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零关税机制的实践经历也表明.中国不应消极拒绝“零关税”，因为这将使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中面临被“孤立”和“边缘化”的危险。中国必须积极做好准备，以更主动、更策略和更有效的方式来发展和应对零关税机制，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利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零关税机制-[飞诺网]

三、中国零关税机制的发展建议

(一)确立零关税机制的动态发展观世贸组织框架下，零关税机制不仅包括货物贸易“零关税”，也涵盖服务贸易领域“零关税”。世贸组织成立后不断就自然人流动、海运服务、基础电信、金融服务等问题进行谈判，并相继达成了《基础电信协议》和《金融服务协议》，参加方均承诺不同程度的市场开放，这事实上就是服务贸易领域的零关税协议。中国在与香港、澳门签署的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中不仅包括货物贸易零关税，而且也涵盖了有关服务领域的开放。

即使在货物贸易领域，零关税机制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涉及零关税的产品以及参与零关税协议的国家都在逐步增加，而美国提出的“非农产品零关税”方案是目前涉及产品和国家最多的零关税协议。虽然这个协议一经提出就遭到了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反对，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削减关税更是大势所趋。零关税和国际贸易自由化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结果之一。例如，1996年当美国提出信息技术产品零关税的概念时，其他国家都感到不可思议，但是到了1997年，就有40多个国家相继加入了《信息技术产品协议。

(二)选择性地发展双边或多边零关税协议应该说中国目前并不具备参与大规模、大范围零关税协议的能力与实力。如前所述，只有在零关税协议各成员国之间的经济结构和产品结构接近或相似时，零关税协议的实施才会为协议参与国的经济发展带来较大的贸易创造效应。从而为零关税协议实施国的消费者带来正的消费效应。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与发达国家相比具有明显的差异，中国的出口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如纺织品、服装、鞋帽等；而发达国家最有竞争力的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如汽车、高端机器、机械产品等。世界范围内贸易自由化的实践也表明，全球零关税进程都是先行业、再区域、最后全球范围推广的。因此，中国必须通过有选择地发展双边或多边零关税协议来为今后零关税机制的进一步拓展奠定基础和积累经验。

(三)尽力规避零关税机制的负效应对于处于国际分工体系下层和国际供应链下端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加入零关税协议后所要承受的损失就越大。尤其是当一国的国际竞争力太弱，还需要适度的贸易保护政策加以扶植的时候，过急地加入零关税协议非但不能享受到零关税协议所带来的正效应，反而会使本国的幼稚产业或弱势产业被国外成熟的产业所扼杀，同时，国内的一些重要经济部门也会逐渐被外资企业所控制，最终不仅丧失了国际贸易发展进程中应获取的经济利益，而且还会威胁到本国的经济安全。

虽然中国在某些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一定的出口优势，如纺织品、服装、鞋帽等，零关税计划也可能会给这些行业带来贸易创造效应，从而扩大这些传统优势行业的出口和发展，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仍有一些行业，如汽车、机械制造、食品等行业并不具备应对零关税机制的能力。此外，我们也应看到发达国家对我国优势产业的出口产品更多地依靠非关税措施加以限制，如美国就经常对我国的纺织品施行反倾销措施，因此对这些产品的零关税计划也并非一定给我国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分析零关税机制的利弊，才能在零关税机制的应对与运用方面争取更多的利益。

(四)合理运用非关税措施作为零关税机制的补充美国之所以敢提出“非农产品零关税”方案，一是美国目前的平均关税水平不到5%，到2010年关税税率降低为零，减让幅度不足5%；二是发达国家的关税水平已经很低，而运用非关税措施来限制进口保护本国国内产业的做法则使用得更为广泛，且在做法上更为巧妙、手段上更为隐蔽。例如，OECD根据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向WTO非农产品市场准入谈判小组提交的最新的、直接的通报资料显示，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中，技术性贸易壁垒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主要的贸易障碍，几乎占通报总数的一半(44.4%)。

事实上，世贸组织规则并没禁止所有非关税措施的使用，今天的国际贸易已经进入一个在拓展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又拥有诸多例外条款和规则，以及如何处理和设置贸易保护，尤其是如何运用非关税措施进行贸易保护的时代。逐步降低关税水平和取消非关税壁垒不仅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而且是大势所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合理地使用非关税措施。相反，在我国零关税机制逐步发展的时候，我们更应学会合理运用非关税措施，将保护国内市场的主要手段从关税措施转向世贸组织许可并在国际社会范围内广泛实践的非关税措施，如反倾销措施、原产地规则、海关估价及装船前检验等，并将采取数量限制、政府行政管理等传统非关税措施转向非直接限制进口数量、但在实际上又能起到保护作用的措施转变。必须充分利用世贸组织规则及允许采用的保障措施，通过建设与完善标准体系、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等方式来建立我国长期的、积极的非关税措施战略规划。

零关税机制范文篇2

关键词：零关税，经济效应，贸易自由化

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一直致力于逐步降低平均关税水平，实现自己的人世承诺。目前中国的平均关税水平虽仍高于发达国家3.8%的平均关税率，但与某些发展中国家相比已处于较低的水平；不仅如此，中国与某些贸易伙伴签署的零关税协议又进一步降低了中国的平均关税水平，帮助中国在双边或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中获取更多的优势与利益。

一、中国零关税机制的沿革与现状

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曾屡次遇到零关税问题，而不参加零关税协议是当时中国入世谈判的原则之一。但是，对于《信息技术协议》，中国通过对相关企业的调查以及多方权衡，最终决定在1997年加入该协议。经过谈判，我国的信息产业又争取到几年的过渡期来进行调整，从而在2005年1月1日前实现所有的信息技术产品零关税。此后，中国又陆续与几个国家(地区)签署了双边或多边零关税协议，其中较重要的有：

第一，2001年11月，中国和东盟领导人达成了在10年内建立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意向，并于2003年正式开始这项工作。双方决定从2004年起逐步废除6000项产品的关税，在第一批拟废除关税的约600项产品中，涉及了500多种《税则》第一章至第八章的农产品，这些农产品将从2004年1月1日起降低关税.到2006年关税降为零。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最终在2010年或2012年全面落实。在此基础上，中泰两国自2003年10月1日起就决定提前把双方蔬菜、水果贸易的平均关税由目前的30%降为零，这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第一个“零关税”协议，是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第二，2003年6月签署，2004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国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协议(CEPA)》，这是该协议的第一阶段，规定374项原产香港的货物获得零关税优惠，同时内地对香港服务提供者开放18个行业的市场：2004年10月、2005年10月，中国内地又分别与香港签署了CEPA补充协议，即第二、第三阶段的协议。其中，第二阶段协议规定对原产香港的713类进口货物给予零关税优惠，并继续扩大11个服务行业的开放措施，新增加8个开放的服务领域。自2006年1月开始实施的第三阶段协议安排，几乎所有符合原产地规则的香港进口货物都可获得零关税优惠，在服务贸易方面又增加了23项开放措施。

第三，2005年4月中国与巴基斯坦政府签订《中国一巴基斯坦关于自由贸易协定早期收获计划的协议》，规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对中巴之间的部分产品实施零关税。该协议规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双方将分梯次降低关税，并最迟于2008年1月1日前对约1200多种产品实施零关税政策。

此外，中国还与澳门签署了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协议，规定对原产澳门的产品实行零关税；中国还允许部分台湾水果零关税进口：对一些非洲国家的进口产品单方面实行零关税；中国与智利将于2006年下半年全面启动货物贸易关税减让进程，与新西兰、澳大利亚关于关税减让的谈判也正在进行之中。

二、中国零关税机制的经济效应分析

(一)静态效应分析理论上讲，零关税机制的静态效应分析是指基于零关税协议所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向效应给协议国及非协议国的生产与消费带来的影响。贸易创造效应即指国内生产成本高的商品被贸易国生产成本低的商品替代，亦即比较利益原则所揭示的自由贸易带来的经济利益，这种效应对促进双边或多边贸易的发展，以及提高贸易国家消费者的福利水平均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贸易转向效应则不同，它可能会限制零关税协议国与非协议国的贸易往来，损害非协议国的利益，从而降低全球的福利水平。但总体来说，零关税机制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大于贸易转向效应，因此呈现正的消费效应。

实践证明，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的零关税协议对双方都是有利的。首先，对香港和澳门而言，CEPA对两地区经济发展的刺激作用是十分显著的。与2003年相比，2005年香港和澳门的GDP总量分别增长了16.5%和36.9%。2006年第一季度，香港的失业率五年来首次跌到5%以下；澳门的失业率也大幅下降，从2003年的6%下降到2006年2至4月的3.9%。以香港为例，CEPA第一阶段的顺利实施，有力地帮助香港经济摆脱了多年的困境，并走上蓬勃发展之路。2004年，香港经济增长率达8.1%，是四年来最高，并明显高于过去20年4.8%的平均增长率。香港多项经济指标出现双位数的增长，其中，出口贸易全年实质增长达15.3%，服务输出增长达14.9%。失业人数及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均降至自2001年年底以来的低位。CEPA中有关货物贸易零关税的协议，使得香港产品出口到内地的成本得以降低，从而提高了香港销往内地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刺激香港产品对内地出口的增长。据统计，2004年中国内地与香港的进出口贸易额达到1126.7亿美元，增长了28.9%；2005年前lO个月，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的进出口贸易额达到1071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0.9%。与此同时，CEPA也有助于促进中国内地制造业的出口。虽然中国内地已经成为公认的世界制造业基地之一，但出口市场过于集中于欧美与日本市场，反倾销事件屡屡发生。CEPA的实施有助于一些中国内地企业将部分生产工序设在香港，利用“香港制造”的产地来源地位，规避西方国家对中国大陆产品的歧视性政策和贸易保护措施。其次，中国内地制造业产品可以有机会更好地利用香港服务业走向国际市场，并获取从国际市场采购设备和原材料的便利，从而最终促进中国内地制造业产品的出口。由此可见，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的零关税协议的确带来了贸易创造效应。该效应有利于双方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中国内地的消费者可以更优惠的价格获得更优质的香港原产品。

中泰的蔬菜水果零关税协议也产生了一定的贸易创造效应。自2003年10月1日起，中国与泰国取消了两国之间的108种蔬菜和80种水果的贸易关税，中国在当年第四季度对泰国出口果蔬就达8.2万吨，而2003年前三个季度的总出口量才不过4.9万吨，2003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更是首次突破百亿美元大关，达到了近127亿美元，同比增长48%：2004年中泰双边贸易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全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73亿美元。其中中国对泰国出口果蔬16.2万吨，同比增长26%，而泰国对中国出口果蔬也达300.4万吨，同比增长49.4%。由此可见，中泰的蔬菜水果零关税协议所带来的贸易创造效应还是非常显著的。中泰两国的消费者也可以用更优惠的价钱买到更多的进口水果和蔬菜，目前，两国市场上都随处可见从对方进口的品质优良、价格适宜的新鲜水果和蔬菜。

理论研究表明贸易创造效应的大小要受到零关税协议成员国之间贸易规模、经济结构类型、现有关税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一般来说，贸易创造效应与贸易规模具有正相关性，即零关税协议国之间的贸易规模越大。零关税所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就越强：反之，则越弱。零关税协议所涉及成员国之间的经济结构类型越相似或接近，零关税协议产生贸易创造效应的机会就较多；反之，贸易转向的机会就较大。零关税协议成员国之间原有关税水平越高，实施零关税协议之后带来的贸易创造效应就越大：反之，贸易创造效应就小，并且倘若协议成员国对非协议国的保护关税较高，零关税协议则会产生较大的贸易转向效应。

据此分析中国内地与香港以及中泰果蔬产品之间的零关税协议，可以发现由此导致的贸易创造效应是有限的。首先，在中国目前的贸易规模下，中国与香港以及泰国的贸易规模均相对偏小，中国从香港的进口占总进口额的比重在5%以下；2003年中泰两国的双边贸易额虽然首次突破了百亿美元大关。但这一数值也仅占泰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8%，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1.5%。其次，虽然中泰果蔬零关税协议在2003年10月1日正式实施之前，中国从泰国进口果蔬的平均关税为28.7%～63.8%，泰国从中国进口同类产品的平均关税为60%，并且中国内地与香港的零关税协议在2004年1月1日正式实施之前.中国仍保持了约11%的平均关税水平，这些关税壁垒的降低势必有利于贸易创造效应的发展，但是中国与泰国果蔬类产品结构的差异性又限制了贸易创造效应的深化。与此同时，零关税协议实施之后，即使到2008年之后，中国内地对世贸组织其他成员国仍然保持了9%的关税壁垒，由此会带来较大的贸易转向效应，囿于香港制造业现有的生产规模。即仅有制造业员工20余万人，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不足5%等现实状况，又大大限制了零关税协议给双方带来的贸易创造效应。最后，零关税带来的降价效应有限，由于增值税、消费税等其他税费的存在以及人工成本、检验成本等因素的影响，估计零关税带来的降价空间不会如消费者期望的那么大。

(二)动态效应分析所谓动态效应分析主要是指零关税机制对协议国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生产结构调整效应、竞争促进效应、投资刺激效应、资源优化组合效应等。零关税协议的实施可能扩大协议成员国具有比较优势产品的生产规模和贸易规模，使其国内生产资源由非优势产业向优势产业转移，从而导致产业结构调整，并带来优势产业的规模经济效应。与此同时，零关税协议的实施有利于增强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加之“技术外溢”效应的发挥，将使资源配置更加合理、有效，不仅有助于国内外投资的增长，更有利于资源的优化组合，从而提高国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自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港资投向内地，据统计1979-2002年内地累计实际利用外资4462.55亿美元，其中来自香港的就达2048.75亿美元，占45.91%~81，这些港资对中国内地工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零关税协议实施之后，资源如何在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进行配置就成为关注的焦点。香港投资内地的制造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中国内地经过了这二十几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产业链条、配套能力和供销市场。而香港的制造业则经历了长期的低迷，目前香港制造业工人占全港总人口的比重已相当小，熟练工人和技术工人更是奇缺，并且香港的人工成本、地价租金等与中国内地相比仍是较高。这些都不利于香港制造业的发展，因此大规模港资回流的现象并不会发生。但是部分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港资企业以及研发、设计和品牌创意等关键工序则可能回流香港。因为这些企业和环节并不看重土地、人工等因素，而是更重视人力资源素质、综合环境等因素，后者正是香港相对中国内地的优势所在。因此，零关税协议的实施就可能会在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形成更加合理的专业化分工，通过充分利用中国内地与香港各自的优势，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推动双方工业的发展。

中国内地的企业，尤其是广东地区的企业可以充分利用与香港的零关税协议扩大优势产品出口，降低进口原材料成本，扩大优势产业和优势产品的经济规模，改善企业素质并推动产业结构转型。通过与香港的合作，推动中国内地企业发展高附加值、高端高价产业和产品，从而使这种合作向更加有序、有效的层面发展。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现阶段中国零关税机制的发展仍处于初期阶段，虽产生了一定的贸易推动作用，但并未充分发挥零关税机制的贸易创造效应。随着国际贸易自由化的不断发展，零关税机制也越来越受到各国的普遍重视。尤其是在2002年12月，在世贸组织召开的市场准入谈判小组会议上，美国正式提交了“非农产品零关税”方案，建议所有成员在2015年前取消所有工业品和消费品的关税，从而使“零关税”问题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零关税机制的实践经历也表明.中国不应消极拒绝“零关税”，因为这将使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中面临被“孤立”和“边缘化”的危险。中国必须积极做好准备，以更主动、更策略和更有效的方式来发展和应对零关税机制，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利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零关税机制-[飞诺网]

三、中国零关税机制的发展建议

(一)确立零关税机制的动态发展观世贸组织框架下，零关税机制不仅包括货物贸易“零关税”，也涵盖服务贸易领域“零关税”。世贸组织成立后不断就自然人流动、海运服务、基础电信、金融服务等问题进行谈判，并相继达成了《基础电信协议》和《金融服务协议》，参加方均承诺不同程度的市场开放，这事实上就是服务贸易领域的零关税协议。中国在与香港、澳门签署的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中不仅包括货物贸易零关税，而且也涵盖了有关服务领域的开放。

即使在货物贸易领域，零关税机制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涉及零关税的产品以及参与零关税协议的国家都在逐步增加，而美国提出的“非农产品零关税”方案是目前涉及产品和国家最多的零关税协议。虽然这个协议一经提出就遭到了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反对，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削减关税更是大势所趋。零关税和国际贸易自由化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结果之一。例如，1996年当美国提出信息技术产品零关税的概念时，其他国家都感到不可思议，但是到了1997年，就有40多个国家相继加入了《信息技术产品协议。

(二)选择性地发展双边或多边零关税协议应该说中国目前并不具备参与大规模、大范围零关税协议的能力与实力。如前所述，只有在零关税协议各成员国之间的经济结构和产品结构接近或相似时，零关税协议的实施才会为协议参与国的经济发展带来较大的贸易创造效应。从而为零关税协议实施国的消费者带来正的消费效应。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与发达国家相比具有明显的差异，中国的出口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如纺织品、服装、鞋帽等；而发达国家最有竞争力的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如汽车、高端机器、机械产品等。世界范围内贸易自由化的实践也表明，全球零关税进程都是先行业、再区域、最后全球范围推广的。因此，中国必须通过有选择地发展双边或多边零关税协议来为今后零关税机制的进一步拓展奠定基础和积累经验。

(三)尽力规避零关税机制的负效应对于处于国际分工体系下层和国际供应链下端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加入零关税协议后所要承受的损失就越大。尤其是当一国的国际竞争力太弱，还需要适度的贸易保护政策加以扶植的时候，过急地加入零关税协议非但不能享受到零关税协议所带来的正效应，反而会使本国的幼稚产业或弱势产业被国外成熟的产业所扼杀，同时，国内的一些重要经济部门也会逐渐被外资企业所控制，最终不仅丧失了国际贸易发展进程中应获取的经济利益，而且还会威胁到本国的经济安全。

虽然中国在某些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一定的出口优势，如纺织品、服装、鞋帽等，零关税计划也可能会给这些行业带来贸易创造效应，从而扩大这些传统优势行业的出口和发展，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仍有一些行业，如汽车、机械制造、食品等行业并不具备应对零关税机制的能力。此外，我们也应看到发达国家对我国优势产业的出口产品更多地依靠非关税措施加以限制，如美国就经常对我国的纺织品施行反倾销措施，因此对这些产品的零关税计划也并非一定给我国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分析零关税机制的利弊，才能在零关税机制的应对与运用方面争取更多的利益。

(四)合理运用非关税措施作为零关税机制的补充美国之所以敢提出“非农产品零关税”方案，一是美国目前的平均关税水平不到5%，到2010年关税税率降低为零，减让幅度不足5%；二是发达国家的关税水平已经很低，而运用非关税措施来限制进口保护本国国内产业的做法则使用得更为广泛，且在做法上更为巧妙、手段上更为隐蔽。例如，OECD根据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向WTO非农产品市场准入谈判小组提交的最新的、直接的通报资料显示，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中，技术性贸易壁垒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主要的贸易障碍，几乎占通报总数的一半(44.4%)。

事实上，世贸组织规则并没禁止所有非关税措施的使用，今天的国际贸易已经进入一个在拓展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又拥有诸多例外条款和规则，以及如何处理和设置贸易保护，尤其是如何运用非关税措施进行贸易保护的时代。逐步降低关税水平和取消非关税壁垒不仅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而且是大势所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合理地使用非关税措施。相反，在我国零关税机制逐步发展的时候，我们更应学会合理运用非关税措施，将保护国内市场的主要手段从关税措施转向世贸组织许可并在国际社会范围内广泛实践的非关税措施，如反倾销措施、原产地规则、海关估价及装船前检验等，并将采取数量限制、政府行政管理等传统非关税措施转向非直接限制进口数量、但在实际上又能起到保护作用的措施转变。必须充分利用世贸组织规则及允许采用的保障措施，通过建设与完善标准体系、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等方式来建立我国长期的、积极的非关税措施战略规划。

零关税机制范文篇3

关键词：中韩;自由贸易协定;意义;不足

党的十七大后，我国把自由贸易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要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韩国自2003年将国家间自由贸易协定（FTA）列为国家外交战略。韩国总统朴槿惠就任后对负责对外经贸（含FTA协商）机构进行了专业化改革，更加凸显对经贸和国际关系的重视。2012年5月中韩自贸协定谈判正式启动。在当年11月于北京举行的APEC会议上，两国元首宣布结束中韩自贸区谈判，进入推进落实阶段。2015年6月，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与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尹相直签署《中韩自贸协定》。同年11月经韩国国会批准，12月20日正式生效。

一、双边贸易快速发展为自贸协定出台打下基础

2000-2014年，中韩贸易增长了8倍，贸易总额从312亿美元跃升至2354亿美元，中国在韩国对外贸易中的占比从9%上升到12%，成为了韩国的最大进口和出口对象。双边服务贸易总额从2000年的46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361亿美元，年均增长约7%。占韩国对外服务贸易总额的16%，仅次于美国的21%。韩国对华服务贸易出口自2000年以来每年平均增长21%。过去20年内中，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了349%，其中对华投资增长了6倍。2014年，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占所有外商投资的18.4%，大多集中在移动通讯和IT生产设备方面，同时也开始更多关注中国消费需求，如化妆品等。

二、协定对促进两国经贸往来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中国是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二大海外投资对象国韩国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国，第三大外资来源国。中韩自贸协定是中国与他国签署的涉及范围最广、水平最高的自由贸易协定，既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双向投资，还包括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电子商务、环境、经济合作等11个规则领域。经过20年过渡期，中方零关税产品将达到“税目的91%、进口额的85%”；韩方最终零关税产品将达到“税目的92%、进口额的91%”。中韩自贸协定将为两国经济增添新的增长点，将全面惠及两国企业和人民。目前，韩国对华出口依赖度高达26%，中国市场对韩国经济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协定生效后，预计将有超过730亿美元的韩国商品可享受零关税优惠。韩国企业对华出口每年将可节约关税超过50亿美元。仅中韩自贸协定生效当日，就有958类对华出口产品享受零关税待遇，2016年1月1日第二次关税下调后，有5779类韩国对华出口产品享受到关税优惠。同时，协议给中国的机电产品、金属制品和农产品出口韩国带来机遇。沿海港口、陆路交通、航空运输、商业贸易等领域将成为中韩经贸合作的新亮点。两国间将逐步实现货物、人员、资本自由来往，避免同质恶性竞争，促进两国产业调整和经济发展。

三、协定在诸多方面仍存在妥协和保留

零关税机制范文篇4

[关键词]RCEP；中日经贸关系；研究

一、引言

在全球政局、经济格局的变动和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地的蔓延下，对中国而言，抓住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机会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变局的重要方式。2012年，RCEP协定由东盟启动，经过多方8年31轮的协商后达成协议，不仅仅作为推进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在中最为重要的成果，也是在外部环境复杂化背景下，给中日双方的国际贸易合作带来强劲动力。未来，RCEP的签署会给中日经贸关系带来了许多利好因素，中日双方经贸合作关系也会将RCEP作为契机，迎来更多的新机遇。

二、中日经贸关系发展现状

(一)经贸合作

近年来，中日双边贸易快速发展，双边贸易总额由2009年2320.9亿美元增至2019年3175.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3.18%。2010-2014年双边贸易总额连续5年突破3000亿美元。但是从2012-2015年期间，双边贸易量持续降低，贸易逆差也持续创历史新高。其中在2014年，双方贸易顺差高达545.2亿元，大约占全日本当年的贸易逆差的二分之一。由于受全球宏观经济发展受缓的影响，2015年双方贸易总额持续下降，甚至双边直接投资数量也开始减少。但是从2015年至现在，两国总体是平稳发展。到2018年，由于中日经贸合作关系继续改善，中国和日本的双边贸易总值也比上年上升了11.2%，在华投资的日本公司数量也明显增多。2019时，中国和日本仍然是双边非常重要的交易伙伴国，并且在未来交易依存性是不断深入的发展态势(如下图)。

(二)进出口结构

从贸易构成上分析，海关贸易编号第84章(核反应堆、锅炉装置、机器、机械用具及其零部件)、85章(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部件等)、87章(车辆及其零部件、附属、但铁路及电车道车辆除外)、90章(光学、照相、电影、测量、试验、医学或外科用仪表及装置、精细仪表及装置；其他物资的零部件、附属)、39章(塑胶及其成品)为中国对日本的前五种进口。中国对日本出口中，以第85章(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部件等)产品最多，实现179.76亿美元，占比29.5%；其次是第84章(核反应堆、锅炉燃烧装置、机器、机械器具及其零部件)产品，占比20.3%，第61章(针织或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产品，占比3.5%。整体来看，机械器具、化学产品、贱金属、运输设备、纺织相关产品是中日双边贸易主要产品，双边贸易结构的互补性明显，并且中日双边贸易也存在一定的竞争性，重点是在电机设备等机械器具领域。

三、RCEP对中日贸易的影响分析

RCEP重大的历史性意义是中日之间直接的自由贸易区伙伴关系的首次形成，表明中日自贸关系发展获得了全新的成果，这也将成为中国首次和全球前十的经济体签署自贸合同。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伙伴关系或许会发挥维持对外贸易的稳定发展作用。

(一)构建稳定经贸格局，深化多方贸易关系

有助于中日构建更大范围、更加稳定的经贸新格局。日本一直是CPTPP中最终推动协定形成与签订的主要成员国，再加上与中国、日本共同在RCEP框架内，率先建立了中日两国间的自贸协定伙伴关系，因此中日间的经贸伙伴关系将在未来全球范围内的经贸结构中凸显更多的重要性。这个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进出口商品种类方面关税互惠性的下调，而更多的是体现在经营商品、服务贸易、投融资、技术创新等整条制造业产业链与供应链中的每一个方面中，并能构成相互带动、加强合作的新格局。同时，随着持续地开展中日“贸易—投资—技术”战略伙伴协作关系，对中日，欧洲市场、世界市场以及供应链的稳定有着战略意义。因此，在“CPTPP和RCEP”架构下，中日紧密的经贸伙伴将会在整个世界经济产业链的分工中扮演着更加关键的角色，从而带动着供应链、价值链之间的深入融合与互补。有利于建立中日韩FTA关系提供良好基础。RCEP签订前，中日韩三国已分别同东盟国家签署了自贸协议，合作的区域重点是在东盟，但由于目前东盟的区域经济合作规模不够大，因此在域内的经贸合作中产生了“小马拉大车”的现象。在RCEP协议生效后，中日韩FTA协商过程中的诸多障碍都可以获得相应的参照，推动谈判合作进程取得突破。另外，由十五个欧洲成员国共同参加组织的RCEP中，中日韩三个国家的实际国民经济增长规模已平均达到80%左右。因此，在RCEP下，中日韩之间的区域战略经济合作会进一步走向深入，东亚的经济区域战略合作将由过去传统的经济辐条型战略合作逐渐转向成为经济一体化战略合作，可为未来在整个区域内共同构建更深层次的战略合作和创新型商业模式体系奠定了良好的战略基础。

(二)降税安排创造新机遇

关税减让是各种自由贸易协定的主要部分。按照RCEP协定，各缔约方承诺将逐渐减少对原装进口商品的进口关税。当减税期完成后，零关税商品在本区域内进出口货物贸易中的比例最终将达到90%。其中，对中日两国来说，其平均关税水平将逐年大幅度降低。目前，中国对日本的工业商品零关税率大约为8%，按照RCEP合同，将在RCEP框架内分阶段对约86%的日本商品免除进口关税，而日方则免除约85.6%的中国商品进口关税。以汽车制造业行业为例，RCEP签署可能会为其带来新的出口机遇。2018年，中国公告将部分整车进口的关税税率由20%-25%大幅降低至15%，并宣布在未来二十年内将不高于15%；部分车辆零配件的进口关税税率，由原来8%-25%大幅降低至6%；发动机及其零部件将在RCEP生效后的第17年起降至零，主要车身零部件将在RCEP生效后的第21年起取消所有关税。从协定中公布减税的计划看来，短期内大部分税率仍高于此水准，不过从长远考虑，可能会在15—20年间降至较低的进口关税水准，从而释放汽车制造业的降税红利。

(三)拓展投资与服贸领域合作

在外商投资方面，RCEP的设立将关于双边、多边的投资内容更加公开透明、简化便利。尽管目前日本对华的外商投资发展速度处于快速增长的趋势，但仍然会因为外界因素的影响，产生较大的波动。此外，从相互投资的角度分析，日本政府对华直接投资的规模相当巨大，累计金额目前已近1200亿元，而中国的对日本直接投资约合仅为40亿元，且处在严重不均衡的状态。RCEP签订后，不仅仅会让日本在中国投资变得更为顺畅和平稳，也有利于开拓日本市场，特别是有助于日本引进外商投资，提高日本企业对外投资的信心，同时随着外商的进入，日本会增加更多的投资机遇，进而带中国对日方投资，加强中日之间投资结构的稳固性。在服务贸易方面，日本采用了负面承诺的清单，而中国则采用正面承诺清单，且中国将在RCEP签订后的未来六年间转为负面清单。目前，中国开放服务贸易的承诺，已经达到自贸协议的最大上限。同样，在RCEP协议下，关于国际纠纷处理、金融、数字交易、知识产权等重要领域，中国和日本的经贸合作在未来几年内将会带来新的突破。比如在金融市场上进行的开放，与康养医疗产业之间的合作，以及与数字经济之间的标准对接。

(四)货物贸易有望扩大

纺织服装类产品和化学品等对日本主要出口商品的需求量，或许会迎来较为迅速的上升。根据大部分工业制成品都已在减免进口关税的条件下，日本方增加在服装、农产品、食品和化学制品方面的关税减免，使得中国中高档工业制品进货来源能够获得有力保证。另外，中国既有的平均贸易关税水平是比日本高，通过RCEP协议下对中国的进口关税征收比例进行下调，使其税率水平下降到零关税，有利于中国对日本扩大商品的进口量。从这种角度可以分析出，RCEP对中国来说的意义正是在于，中国生产要使用的主要制造业中间品和原材料成品，经过RCEP对中国的进口关税的逐步降低，就能从日本等类似发达国家中获取稳定的进口商品来源。

四、相关的对策建议

在世界的去国际化、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等现状日益突出，以及部分国家采取并实施各种国际贸易约束措施以加强自身市场经济保护能力的大环境下，RCEP是亚洲地区主要经济体在危机中积极求变的重大行动。通过RCEP建立中日间的双边贸易协作协议，促使了亚洲市场相互之间能够更为密切合作，也放出了各方寻求更深入协作的积极信息。

(一)妥善解决贸易摩擦问题，加强中日经贸合作

一个稳健的国际贸易环境，有赖于健全的国际贸易体系和机制。中国需要构建起WTO规则下的贸易协调机制和正规的贸易惯例，以降低因国际贸易摩擦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同时，在高等教育和技术创新等领域方面积极增加政府投资，加强双方的科技交流与信息交流，推动从高速发展的“对外贸易大国”向高质量发展的“对外贸易强国”过渡，进一步提升中国现代化工业水平，以便与日本开展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经贸合作。还可以通过RCEP的构建，让中日两方以合作、合资方式开展市场合作，发挥双方产业链生产潜力和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两国经济的互利双赢。

(二)加快中日投资发展进程

由于日本外商投资入华的限制，中国可采用相应的举措突破困局。第一，中国应当构建起完善的海外投资立法并且完善监管机制。高效的管理制度能保证外商投资经营活动的有效进行，进而降低对外投资的风险。第二，改善本国营商环境，积极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发展，解决国内市场发展不平衡问题，促进资本运转的效率和市场经济的完善，鼓励更多的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第三，培育新兴的投资领域，可以鼓励投资活动多元化发展。中国政府还可以加大对技术创新与基础研发领域的投入，积极培育创新型人才，从而形成了一批富有竞争力和独特优势的企业。

(三)推动中日产业优势互补

零关税机制范文篇5

[论文摘要]中国与智利签订和实施自由贸易区协定结束了中国与拉美国家没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与其他自由贸易区协定相比，其结构是体例上更为严谨，内容表述上更为精炼，为中国和其他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区协定提供了范本和借鉴作用。

2005年11月18日，中国政府与智利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智利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以下简称《协定》)，是中国同拉美国家建立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区，结束了中国与拉美国家没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与智利签订和实施自由贸易区协定不仅有助于加强两国政治、经贸和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促进双边贸易的迅速增长和投资领域的合作，也为推动南南合作树立了典范。该《协定》于2006年10月1日起开始付诸实施，为中国和其他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区协定提供了范本和借鉴作用。与此同时，也为中智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一、中国与智利自由贸易协定的出台背景及其意义

中国与智利的友好关系由来已久。我国之所以选择智利作为签署第一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首要的原因是两国在政治上的互信。智利是南美国家中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第一个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国家，拉美第一个率先和中国签署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议的国家，也是第一个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现在又是与中国第一个开展双边自贸区谈判而且签署贸易协定的拉美国家。从这个意义说，智利在拉美国家中确实与众不同，它对中国始终表示了一种很友好的政治上的诚意，这种友好关系源远流长。

智利是一个法制健全的贸易自由化的国家，与中国合作关系也非常密切。2002年6月，我国提议与智利开始自由贸易区协定的谈判，2004年1月至10月中国与智利自由贸易区谈判的可行性进行研究，2005年11月18日，在APEC高峰会议双边接触中，智利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宣布FTA的谈判正式启动。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与智利政府签署了关于铜业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国体育总局与智利体育局合作协议、关于禽肉贸易检验检疫的议定书、关于建立检验检疫磋商机制的合作备忘录、中国旅游团队赴智利旅游实施方案的谅解备忘录、加强两国经贸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卫生与医学合作框架协议等一系列合作文件，为两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有利的法律条件。2005年1月至10月两国分别在北京、无锡和圣地亚哥举行五轮会谈，于2005年11月在韩国高峰会议上中国商务部长与智利外交部长签署了FTA协议。

智利是第一个与中国签订FTA协议的拉美国家，为中国和南美洲架设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中国GDP持续地不断增长及对外交流的不断增强，国内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对WTO协定的执行，以及对双边协定的关注，成为亚洲国家最具活力的代表，在经济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之所以选择智利作为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对象国，关键在于两国在经济上的互补性。根据《协定》签订之前中智双方的联合可行性研究，“中国和智利在产业结构还有商品的进出口结构方面互补性是很强的”。智利对华主要出口资源密集型产品，如铜矿、铜产品、硝石、农产品和磷产品等，这种出口结构符合中国倡导合理利用资源的原则。因此，产业结构和商品进出口结构存在优势互补，错位竞争的格局，加强与智利的经贸往来，是中国发展自身经济的一个需求。

中国是智利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截至2005年底，智利36％的产品(约43亿美金)出口到中国，出口增速36.7％；而从中国进口的占42％(约25亿美金)，进口增速37.5％，增幅居各拉美国家首位。

中国选择智利作为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对象国，还因为智利的特殊地位与经验使然。智利和墨西哥、以色列这三个国家是目前全球有最多的贸易协议在运行的国家。因此，中国选择与智利进行自由贸易谈判和签署自由贸易区协定，“实际上是在拉美国家找到了一个抓手”，有利于中国进入拉美乃至更广泛的市场。同时，从经验角度来讲，由于智利已经对外签署了30多个自由贸易协定，在对外谈判自由贸易协定过程当中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而中国在这一方面起步较晚，所以跟智利谈判也是我们自身积累经验的一个过程，可以为我们今后进一步开展自由贸易区谈判做好准备。

二、中国与智利自由贸易协定的主要特点

(一)协定内容厚实，涉及的领域相当宽泛

中智自贸协定共分13章，计121个条款，加上附件一至附件六，其涵盖的范围包括初始条款、一般定义、国民待遇与市场准入、原产地规则、与原产地规则有关的程序、贸易救济、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透明度、争端解决机制、协定的管理、例外、合作和最终条款等内容，除了协定之外，还有六个附件，他们分别是进口海关关税消除、中国与智利标志清单、产品特定原产地规则、原产地证书、智利主管签证的政府机构、原产地证书签证核查联网系统模式。中国与智利自由贸易区的主要内容是以协定为基本框架，以6个附件相配套的，能够调整和规范中智自由贸易区各方面关系的法律体系。

(二)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降低货物税率，直至零关税

1．按照协定中国有3％产品的税目被作为《协定》的例外，主要包括一些关税配额产品，如农产品、磷产品和纸制品等，是出于保护国内产业和生产者的目的而设置的；智利则将包括农产品在内不到2％的产品列入市场准入的名单之外，是出于“社会责任”的考量，减少当地生产者的失业率和保护民族产业的发展需要。与此同时，在降税的时间表上，中智双方规定了不同的做法。其中，中方将从《协定》开始实施后分四个步骤(1年、2年、5年、10年)逐渐把关税降为零；而智方的时间表是分三步走(1年、5年、10年)的方式减让关税。尽管双方降税模式上略有差异，但都为国内相关产业争取了一个缓冲期。

2．实际降税的幅度大大超过WTO所规定的标准。根据WTO的要求在设立的自由贸易区内90％以上的货物逐步实现从低税率降至零关税。而事实上某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也往往达不到这个标准，充其量只有50％—60％的货物参与降税。

3．中智两国在降税时间和降税幅度存在差异。按照《协定》要求，中方63％的税目在协定开始实施两年内降至零，智方74％的产品税目在协定生效后施行零关税。而且，在10年过渡期后，中国97％的产品和智利超出98％的产品都要达到完全免税的要求。

4．与其他国家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相比，《协定》的开放程度更高。为了配合降税，《协定》在原产地规则、争端解决机制、质量和动植物检疫检验等方面做出了系统的规定，还特意设了双方在经济方面合作的章节，进一步充实化了《协定》的内容，有助于双方经贸合作与发展纳入到法制化的轨道。

(三)在某些敏感问题上作出必要的规范

在技术性贸易壁垒(TBT)和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SPS)方面，《协定》规定，双方将在开展双边强制性合格评定结果互认的可行性研究工作、加强贸易政策透明度、推动贸易便利化方面开展合作。

《协定》规定，在反倾销、反补贴、全球保障措施方面，双方将保留在WTO相关协定下的权利与义务。同时，双方参照国际上自由贸易协定的通行做法，设立双边保障措施条款。

除货物贸易自由化外，《协定》还规定，双方将在经济合作、中小企业、文化、教育、科技、环保、劳动和社会保障、知识产权、投资促进、矿产业和工业等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

(四)在降税安排和原产地标准上，为双方谋利益

对中方来说，既关注优势产品，又关注弱势产品。根据《协定》安排，中方的大部分优势产品到2006年下半年即可享受智方的零关税待遇，从而改善市场准入条件，如机电产品、化工产品、部分纺织品和服装。同时，中方为部分弱势产品特别是农产品争取到了5年或10年的降税过渡期，主要包括冻鱼、葡萄酒、苹果、橡胶、甲醇等产品。中方还成功地将小麦、玉米、大米、糖、羊毛、毛条、棉花、化肥等关税配额产品，以及部分植物油、碘和部分木材纸制品列为例外产品，保持现有关税不变。

对智方来说，由于产业结构比较单一，其关注主要集中在农产品的降税安排上。中方在合理保护国内农业和农民利益的基础上，适度降低了智方农产品的市场准入门槛。

关于原产地标准，经过反复磋商，双方同意以40％区域价值成分作为非完全获得货物原产地判定的基本标准，并辅以产品特定原产地标准。

二、中智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

国际经济一体化在运作的过程中，要达到经济一体化的目的，其中最重要的步骤之一是要运用某些有效的解决争端机制模式，以使其法规具有有效性，从而促进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在《中智自由贸易协定》也设置了自己的争端解决机制。(一)采取“软法”化的争端解决机制

由于不同的自由贸易协议在争端解决机制具体制度的设计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中智自由贸易协定》与《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争端解决机制协议》在这一问题上有相似之处，其相关条款采取了非诉讼、非对抗的途径，即采取了“协商－调解(或斡旋、调解和调停)－仲裁”的纠纷解决方式。这种机制具有较明显的“软法”倾向。尽管如此，《中智自由贸易协定》在某些事项上仍依赖于WTO的组织机构，例如在当事方不能就仲裁庭主席人选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他们可以要求WTO总干事在30天之内指定仲裁主席(第85条)。

(二)管辖场所的可选择性

从《中智自由贸易协定》的相关条款，不难看出，《协定》采取选择性的管辖模式。其《协定》第81条规定，“如发生的争端涉及本协定下事项和缔约双方均为缔约方的其他自由贸易协定或WTO协定下事项，起诉方可以选择解决争端的场所。一旦起诉方要求按照第1款所指的协定项下设立专家组，则应使用该被选定的场所，且同时排除了其他场所的使用。”与《中智自由贸易协定》的做法一样，《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争端解决机制协议》也采取了选择管辖的模式，但相比之下，两者在排除其他争端解决场所管辖的前提条件方面存在细微的差异，前者(《中智自由贸易协定》)以起诉方要求为准，而后者(《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争端解决机制协议》)则以争端解决程序已经启动为准。其好处在于，简化争端解决的程序，有利于尽快解决彼此间的贸易争端。

(三)强调救济手段的非惩罚性

不同的经济合作协议，其价值取向存在差异，有的协议以惩罚性的救济方式为争端解决的首要目标，有的协议则以非惩罚性的救济方式为争端解决的目标。例如，在价值取向上，WTO争端解决机制强调的是非惩罚性的救济方式，争端解决的首要目标是使违反条约规定的措施符合条约，并不强调通过补偿或中止减让等手段来解决争端，因为补偿和中止减让乃至交叉报复都会使问题复杂化，不利于争端当事方经贸关系的提升。

《中智自由贸易协定》采取了与WTO相同的非惩罚性的救济方式。该《协定》第93条第3款明确规定：“补偿和中止利益应是临时性措施。无论补偿还是中止利益均不如完全执行建议以使一项措施符合本协定更可取。补偿或中止利益应只适用至不符合本协定的措施已取消，或必须执行仲裁小组建议的一缔约方已执行，或已达成缔约双方满意的解决方案为止。”

由此可见，《中智自由贸易协定》的争端解决机制在价值取向上偏重于非惩罚性的救济方式，强调终止违反条约规定的措施，使本国的法律符合协议的宗旨与内容，强调补偿和中止利益措施的临时性和次位性。这种做法将有利于促进中国与智利之间经贸往来，增进彼此之间的政治友好关系，提升两国全面合作的伙伴关系。

四、中智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对两国经贸投资的影响

中智之间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和实施，对于促进中智两国的贸易、拉动两国产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对双方今后的经贸合作与交流无疑将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为两国的经济界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通过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改善市场准入的条件，为双方创造了更好的贸易环境。中智双方的产业结构和进出口商品结构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中智建立自贸区后，我国的纺织服装、高新技术产品、家用电器、鞋类、玩具、塑料制品和箱包等产品向智利的出口将有所增加；同时，两国建立自贸区还将促进相互投资，智利中小企业在我国将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而我国企业在智利的矿业和电讯等行业也将享受更加宽松的投资环境。中智建立自贸区将给两国带来双赢的结果。

此外，中智建立自贸区将为两国发展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提供新契机，对我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也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智利可能成为我国与拉美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的桥梁。中智自贸区的建立被称为“南南合作”的典范。智利的铜、铜矿砂、铁矿砂、硝石、鱼粉、纸浆、葡萄酒、水果、三文鱼都可以更多地进入中国的市场。与此同时，智利人民也可以更多地享受到中国物美价廉的家用电器和其它轻纺产品。

中智之间是本着自由贸易的原则和互补互利的精神开展贸易的。签署自贸协定后，中国进口智利的产品，像铜、铁、硝石等矿产和葡萄酒、水产品可能会增加，但中国也会相应增加出口。中智之间的贸易量还有较大的上升空间，而两国出现贸易逆差是暂时性的，但这不应是阻碍两国经贸发展的障碍。

该FTA协定对智利经贸发展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经预测，智利出口到中国按FOB价格将增加7.87亿美元，智利进口到中国按CIF价将增加8.13亿美元，智利GDP增长1.4％，增加34，509个工作岗位，FTA将直接对智利的各个地区受益，并增加了智利中小企业出口中国市场的参与度。

最新统计数字显示：截至2007年12月，智利出口总额为654.84亿美元，同比增长14.7％。其中对中国的出口额达到101.72美元，占智利出口总额的15.5％，去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智利最大贸易出口对象。与此同时，中国还超过阿根廷和巴西，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对智利出口最多的国家。显然，2006年生效的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是两国贸易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协定》的签署为中国与智利开展自由贸易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依据，有助于双边经贸关系的加强；同时，《协定》为中国进行自由贸易谈判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中国在双边与多边合作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协定》也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零关税机制范文篇6

关键词:RCEP东盟；技术性贸易壁垒；食品农产品

一、前言

中国作为农业大国，食品农产品贸易不仅关乎着国计民生，也是我国对外经济的重要支柱，同时有助于我国产业规范化发展，在促进农业和食品业升级和动能转换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往我国对农业贸易技术性贸易壁垒研究的重点在美日欧等发达国家，更多的在于消除加工技术和水平差异造成的贸易保护。但是自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成立以来，东盟已成为中国重要的贸易对象，而且贸易规模和贸易份额逐年提高，2020年东盟超过欧盟首次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也连续12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的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还是以出口贸易为主导，在出口产品中农业产品占了很大的比例，所以进出口农业贸易政策以扩大出口和抑制进口为导向。东盟各国农业经济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为了防止进口食品农产品对国内农业体系造成冲击而设置了严苛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这些正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农业贸易的重要障碍。作为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东盟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进一步了解东盟十国的农业法律法规，对技术性贸易壁垒进行分析和研判，采取有效应对，有助于促进我国外贸发展和贸易便利化。

二、东盟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食品农产品出口的影响

(一)东盟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双边贸易的总体影响

自2000年中国在第四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提出建成自贸区的目标以来，农产品贸易就一直是双方谈判磋商的重点和难点，直至2002年中国和东盟签署《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之后，农产品贸易才正式开始拉开全面合作的序幕。在协议中，双方将农产品合作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2005年的“早期收获”计划，主要对农产品为主的多种产品实施减税;第二阶段:2010年，中国与东盟老六国(泰国、新加坡、印尼、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建立自贸区，将列入目录的农产品关税降为零。2015年，我国与东盟新四国(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建立自贸区，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发展正式进入新的阶段。中国与东盟的进出口经济中，食品农产品贸易的份额占据相当大的比重且逐年增加。2018年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额354.05亿美元，占中国农产品进出口额的16.4%，占中国东盟贸易总额的6.0%，2019年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额395.75亿美元，占中国农产品进出口额的17.3%，占中国东盟贸易总额的6.2%。为了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2012年东盟发起《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谈判，并与2020年11月正式签署，成员国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共15个国家。RECP签署以后，将建成世界上最大的经济自贸区，对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稳定全球经济具有标志性意义。中国—东盟自贸易区建立以来，双方农业贸易额不断增长，农业贸易的出口和进口增长率都逐年上升，2020年东盟超越欧盟成为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其中，农业贸易又占了很大的比重。通过对比中国进出口总额分析得出，中国—东盟进口、出口总额都是逐年增加，农业贸易始终呈贸易逆差且逆差总额逐年递增。RCEP签署以后，区域内农业贸易“零关税”措施带来的不仅是机遇，商机的背后也潜藏着一些危机。农业贸易的不断扩大意味着农业贸易摩擦也将随着增长，农业技术性贸易壁呈也不断增强，由此将对我国与东盟国家的农业贸易造成一定的冲击。截至2020年底东盟国家TBT/SPS通报数量接近6000件，2020年一年就293件，创历史性新高。2017年我国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出口企业因东盟国家采取的技术性贸易措施遭受的直接损失额高达417.76亿元，其中食品农产品安全领域更是东盟关注的焦点。依据通报数据分析来看，泰国、印尼、越南、菲律宾等是在东盟国家中，实施的技术壁垒是最严厉的，并且有增加的趋势。在过去，这些国家往往釆取诸如关税、配额等关税贸易壁垒，而随着自贸区协议的推进，关税壁垒逐渐消失，但是技术性贸易措施等非关税贸易壁垒却逐步发展并强化。由此，东盟各国不断制定此类贸易壁垒抑制进口，由此使得东盟通报总数不断增加。

(二)泰国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

泰国在中国与东盟自贸区成员的农业贸易中，泰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泰国的农业贸易相对发达，农业立法相对完善。泰国的农业贸易技术性贸易壁垒主要体现在法律规定、认证、包装、检验检疫等方面。法律法规方面，2003年6月，《中泰果蔬零关税协议》签署，依据该协议，两国将实现部分蔬菜和水果的零关税;泰国的《进出口许可法》规定，商业部可以公共经济稳定、公共健康和利益受损为名，对部分商品实施限制进口;同时该法也规定:货物在获得泰国相关政府的同意之后，方能到港;泰国在食品认证标准方面，主要有两种:有机食品和良好农业操作认证，都使用相同的标志，在泰国被称为Q标志。2003年泰国政府对部分农产品和有机食品的标识做出了相关规定:初级加工的农产品及其加工过程要满足泰国的相关规定且获得认证;产品必须出具相关的检测报告，且该报告符合泰国国内标准。检验检疫方面，泰国的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在年开始执行新的检验检测标准，对食品的化学添加剂检测、农药残留检测都提出了新的规定，将检测范围扩大到了更多进口食品上，同时规定了不同形式的农药残留毒物。除了以上几种农产品贸易壁垒形式，还应看到泰国近年来年的“坚强计划”、“农产品价格担保计划”等一系列的农业措施，都将对中泰之间的农业贸易产生巨大的影响。

(三)新加坡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

新加坡作为东盟诸国中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立法技术也是最发达的，由于新加坡的大部分农产品都是依靠进口，所以出于保护生态环境和食品安全在农业贸易壁垒法律体系上是最严厉的。新加坡法律体系中，涉及贸易的主要有《海关法》、《进出口商品管理法》、《进出口贸易规则法令》和《自由贸易区法令》等。新加坡的经济政策比较开放，仅对部分产品限制进口。新加坡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主要表现在法律、标识标签、检验检疫上。法律法规上，2008年签署的《中新自由贸易协定》不仅对双方海关、检验检疫、知识产权等领域做出了制度性安排，还专门针对非关税壁垒的实施前提和透明度做出了规定;《食品销售法令》不仅规定了食品的原产地要求、食品企业的注册等制度，更是对多种食品的添加剂、农药及其他污染物残留做出了法律层面的规定。

(四)菲律宾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东盟与其他组织贸易量的增加，菲律宾成为新兴的进口贸易市场，其中谷物和肉制品是菲律宾主要的进口农产品。为此菲律宾对进口的某些产品制定了严格的准入要求，而且菲律宾逐步把一些技术标准转化为技术法规强制实施，技术性贸易壁垒不断加强。菲律宾的食品农产品法规体系主要建立在2013年颁布的《食品安全法》上，该法案要求进口食品必须从具有同等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国家进口，且应符合菲律宾所签订的国际公约和参加的国际食农组织(如:CAC、OIE等)制定的标准。还可根据食品风险信息针对某个国家的食品制定暂停进口、制定特殊条件等临时措施。菲律宾农业部对动植物进口有不同的程序要求和检疫规定，诸如国际健康证、卫生植物检疫证、消毒证明和进口许可证等。

(五)马来西亚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

中国和马来西亚一直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已连续11年保持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进口来源地，并于2019年首次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国。马来西亚的农业相对发达，为了保护国内农业，马来西亚设置了包括法律法规、认证标准、检验检疫制度、标签要求等各个方面技术性贸易壁垒。马来西亚的食品法律和法规主要有两部，由马来西亚卫生部制定的《食品法》和《食品法规》，《食品法》是从宏观方面制定规则和罚则，而《食品法规》是依据《食品法》制定的，是《食品法》的具体细化，《食品法规》不仅规定了食品的取样、标签规则，还制定了食品添加剂、有毒有害物质残留等安全限量指标。除此之外，由于伊斯兰教是马来西亚的国教，马来西亚的进口清真食品都必须有清真食品的认证或者非清真食品、含酒精等食品标签要符合相关规定。马来西亚的食品标签要求非常的高，并且其食品标签的要求是作为法规强制执行，对标签不符合要求的进口食品必须在三个月内，在制定地点，在授权人员监督下完成整改方可进口。

(六)印度尼西亚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

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是东盟最大的经济体，农业、渔业和轻工业都十分的发达，是中国的重要贸易对象。印尼人口众多，对农产品的消费需求十分旺盛，是最大的食品新兴进口国，同时印尼国内的种植业、食品饮料业、捕捞业也是外向型模式，为此印尼制定了相对严苛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印尼2012年颁布的《食品法》和2004年颁布的《食品安全、质量和营养政府条例》是基础的法律规定，其中对进口食品的要求，特别是生鲜食品的要求比较严格，专门制定了《输印尼新鲜水果和水果类蔬菜植物检疫措施要求》和《关于进出口植物源性新鲜食品安全控制》，要求相应食品必须经过获得授权的检测机构检测合格之后，由印尼方签发进口许可证之后才能进口。

(七)越南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

近年来，越南无论是贸易总额还是在贸易增速上，都处于东盟前列。在中越贸易中，农产品的占比非常的高，进出口量始终位于前三位。中越的农产品进出口既有互补性，也存在竞争性，作为食品农产品出口导向型国家，越南制定的法律法规、检验检疫标准、包装标签等要求都针对进口产品设立了比较严苛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越南2010年颁布的《食品安全法》对进口食品提出了注册要求并需出具技术法规的符合性声明。越南要求进口食品农产品必须经越南官方指定负责进口食品安全检查的机构合格后方可通关。除进口食品之外，进口的食品添加剂、加工助剂、食品包装工具、包装材料和容器也必须接受国家食品安全检查，与越南签订食品安全认证互认协议的国家进口食品可放宽检查条件，相应政府必须明确该国免于安全检查的进口食品种类。

(八)文莱、老挝、缅甸、柬埔寨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

文莱、老挝、缅甸、柬埔寨的农业水平相对落后，与中国的贸易份额占比较低，其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设置也相对简单，主要以进口许可证和标签为主。文莱在《公共卫生(食品)法规》中规定，不得进口未获得注册的食品，同时在食品标签有着语言、认证、日期以及各种声称等多方面的要求。老挝和缅甸要求进口食品农产品符合进口国法律法规并获得进口许可。柬埔寨规定，进口食品农产品需由柬埔寨海关和税务总署在口岸进行检验检疫和审查，获得批准后方可进口。

三、应对东盟食品农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建议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是东盟于2012年发起并推动的区域贸易协定，经过长达八年的谈判与磋商，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十国于2020年11月15日正式签署RCEP。RCEP协定生效后，农产品的关税壁垒将不复存在，这必定会给中国的农业发展带来机遇。但是各国为了保护自己的农业及相关产业，必定将会进一步加大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是基于国家间技术水平发展参差不齐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国家、生产者、贸易商以及消费者利益相互博弈的表现形式，农业问题一直是RCEP谈判过程中的争议焦点，应对食品农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必须立足于提高技术水平，建立政府、行业协会、生产企业、贸易企业多元化主体参与的战略机制，破解国家贸易保护主义，促进贸易便利化。

(一)政府层面的建议

从政府层面来看，应对东盟技术性贸易壁垒首先要进一步加强国家间的合作，利用RCEP协定签署的契机，借助我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和“上合组织”等国际合作推动我国与东盟食品农产品双边协议的签署，逐步推动“中国特色”条款的影响力。其次，积极推动认证认可体系的互认，产品认证和检测是东盟常用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我国需积极促进认证体系和实验室检测结果的等效性互认，减少企业的重复认证和检测，提高通关贸易的透明度和便利化。再次，积极组织和应对TBT和SPS通报，对国外提交的违反WTO贸易原则的通报及时组织专家和业内人员提出评议意见，力争提前消除贸易壁垒，有效避免对我国相关产业的负面影响。最后，应建立健全对外贸易监控风险预警体系，及时分析国外食品农产品供需能力，组织风险信息研判，提高食品农产品风险预判能力。

(二)行业协会层面的建议

从行业协会层面来看，首先要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农产品的质量水平与监管力度，从源头上确保产品的质量与安全进而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其次积极推动国内标准对国际标准的互认，借助国外高水平标准来提高国内生产企业和认证机构的技术水平，鼓励认证各方主体参与国际标准化认证活动，力争把我国的特色产品和先进生产技术及时的转化为国际标准，提高我国认证认可水平和影响力。再次要积极为国家谈判提供技术支持，行业协会既有比国家组织更强的专业性和针对性，也有比企业更宽广的资源优势和信息搜集渠道，所以行业协会要积极发挥政府和企业的纽带作用，整合行业性诉求和应对壁垒薄弱点，从更高的层次提供技术和策略。最后要积极开展培训和咨询业务，协会作为一个行业的组织者和引领者，对业内企业状况更加的了解，应该及时对技术性贸易壁垒进行深度数据挖掘和细分，采取针对性的培训，帮扶企业有效合理规避技术性贸易措施的负面影响。

(三)企业层面的建议

零关税机制范文篇7

关键词：文物保护完善策略中国

文物体现了一个国家、民族或群体的成就、价值和信仰，在塑造共同的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保护文物是对国家、民族历史和传统的尊重，是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需要，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因此，建立文物的保护机制，制止文物的非法流转，就显得尤为重要也是在情理之中了。具有五千年璀璨历史文化的中国蕴藏着丰富的文物资源，中国文物流失的历史让人痛心，文物非法流转的现实让人堪忧。保护现有的文物，遏制文物的进一步非法流转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新世纪的中国应在文物的保护方面有所作为。借鉴国际经验，完善中国的文物保护制度，坚持文物领域的国内保护与国际交流并行，应成为今后发展的趋势。

一、建立文物保护的激励机制

（一）鼓励上交新发现文物

根据我国2002年《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发现文物及时上报或者上交，使文物得到保护的，将由国家给予“精神鼓励或者物质奖励”。尽管法律明确规定对主动上交发现文物者进行物质奖励，但多数情况下这种奖励只是“名义上”或者“象征性”的，无法激励文物的发现者积极上交。在一些国家，例如韩国，根据法律，发现文物也必须上报有关权力机关。对发现者的补偿视文物发现地的权属而定。如果发现地属国有土地，则发现人获得的补偿数额是文物价值的一半；如果土地属私人财产，则土地所有人和发现人各得文物价值一半的补偿额。根据韩国的经验，有学者认为，“政府给予发现人较高的价格补偿是阻止走私和非法交易的最好方法。”为鼓励上交新发现文物，应该通过激励机制向文物的善意发现者支付合理的现金补偿。尽管补偿金不一定与发现文物的市场价格相同，但如果政府给予的奖励接近文物发现者可能从黑市交易中获得的非法收益，文物的发现者也必定乐意上交，因为这毕竟是合法行为。

文物保护经费的短缺是给予发现者补偿面临的一大困难，没有相应的财力支持，合理补偿是不可能的。但正如在修改《文物保护法》时一些专家建议的，文物保护经费除了规定国家应给予相应的经费保证外，还应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多方筹措文物保护资金。但任何激励机制都不能成为刺激文物盗窃和非法盗掘的诱因。仅有偶然发现文物的善意发现者才能获得补偿，任何人都不能为了获得补偿而专门寻找甚至盗掘文物。除了金钱激励机制外，政府还应向公众表明对积极上交文物者的认可，通过媒体大力宣传，真正使物质和精神奖励落到实处。

（二）税收激励机制

在有些国家，例如在英国，当私人处理其拥有的文物或艺术品时，国家则鼓励将其转让给国内的公共收藏机构，这也成为英国控制文物艺术品出口的一个策略。一些税收立法条文即是以此为目的而制定的，例如，只要某物品被英国税务部门指定为“国家遗产类”财产，嗣后的遗赠和生前的转让就可免税，但条件是该物品必须永久性地留在英国。这种机制可以激励具有重要历史和科学意义的文物的所有人将其文物留在国内，这一方面有利于对国家遗产的保护，避免重要的文化遗产流失境外；另一方面也确保了公众的合理接触机会。在其他一些国家，属于私人所有的收藏或古老建筑如果向公众开放，也可以获得税收方面的减免。

在我国，从2002年6月25日起，由国务院文物管理部门和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以接管境外机构、个人捐赠、归还和从境外追索方式获得的中国文物进口，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这一规定为促进流失境外的中国文物重回国内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该办法并不适用于民间收藏机构。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公司和其他企业、自然人和个体工商户捐赠财产用于公益事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享受企业所得税方面的优惠。这一规定也仅适用于个人、法人和组织的捐赠。目前还没有类似国家鼓励个人将文物转让给国有收藏机构的其他税收激励机制。今后随着个人收藏的逐渐升温，个人博物馆也将在各地出现，规模也会越来越大，有些可能还会超过国有博物馆。为了丰富广大公众和收藏爱好者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也真正使个人博物馆成为国有收藏机构的有益补充，应通过经济杠杆，例如减免税收等激励个人博物馆向公众提供优质的服务甚至免费开放。

另外，为了进一步鼓励流落海外的中国文物艺术品回归，也促进其他国家的文物艺术品进入中国市场，应降低艺术品进口的关税。艺术品进口关税税率从1998年以来，已由30%降到12%.但实际情况是，由于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等多种税费的累积，艺术品进口的综合税率最终已经超过30％。而大多数国家，尤其是经济发达和文化发达国家均采取了低关税，甚至是零关税的措施来鼓励艺术品的引入。因此有专家建议降低艺术品进口关税，最理想的是实行零关税，如果不能一步到位则逐年递减；对于从香港、澳门地区进口的艺术品实行零关税制度；对海外回流的艺术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对于购买海外回流艺术品的机构和个人免除各种消费税等。

降低艺术品进口关税，有利于引进更多的国外优秀艺术品，有利于海外中国文物和艺术品的回流。近年来，海外艺术品进入中国艺术品拍卖会已经是平常的事情，大量中国文物艺术品从海外回流也成为艺术品市场的一个独特现象，如果我国仍坚持艺术品的高关税政策，意味着我们将要花费更多的代价来收购这些作品。

二、规范文物的收藏和拍卖

2002年《文物保护法》专门规定了民间收藏，规范文物的流通，但由于《文物保护法》是规范涉及文物行为的法律总称，对文物的收藏不可能规定得很详尽。对此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对民间收藏文物应采取鼓励的态度予以支持，有些内容规定宜粗不宜细，只要是不违法，就应允许。国家应该集中有限的经费，保护好文物精品。但同时也应看到，由于文物买卖一本万利，大部分人从事文物买卖是为了获利而不是为了真正的收藏，对民间收藏文物的流通若不加以引导和适当控制，就会诱发文物倒卖和投机行为，极有可能为非法挖掘的地下文物开辟一条销赃渠道。因此，国家还应尽快出台文物收藏法，具体规范收藏行为。文物法与收藏法虽有一定联系，但毕竟是规范不同社会行为的法律。在此之前，也可以先制定相应的指导性意见，建立民间文物收藏鉴定、登记和转让制度，规定只有进行过鉴定、登记的文物才能进入流通领域进行合法交易。从国际上看，大部分国家，特别是文物资源丰富的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的文化遗产以及维护文物市场和民间收藏的正常秩序，都对文物的买卖和收藏实行鉴定、登记和转让制度，规定只有进行过鉴定、登记和注册的文物，才能进入流通领域，才能合法收藏。

现今，国内进行文物拍卖的拍卖行有一百余家，但拍卖市场并不规范，除了拍卖品难以保证较高的水准，有哄抬价格之嫌外，专家的鉴定也存在一定的问题，“赝品、炒作、缺乏诚信成了这个行业的最大问题”。此外，货源不足、文物人才紧缺以及相关法规的不完善也给我国流失文物的回流带来一定消极影响。

按照行政法规和法律的规定，拍卖交易中可以要求“身份保密”，于对拍卖进行“记录”的条款能否得以实施和发挥作用值得怀疑。根据2002年《文物保护法》的规定，拍卖企业拍卖文物，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作出记录或者未将所作记录报文物行政部门备案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责令改正”，这远远不能对未作记录或作虚假记录的拍卖企业起到震慑作用，完全有可能使非法来源文物通过拍卖“漂白”了身份。

尽管法律要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经营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的监督检查，但在文物拍卖市场的监管上，更存在着体制安排上的严重缺陷，使得国家对文物拍卖的管理从标的来源到拍卖的全过程缺乏有效的监管，以致违规经营、超限经营和暗箱操作严重。

根据2002年《文物保护法》第58条的规定，国家可以对拍卖的珍贵文物行使优先购买权，购买价格由文物收藏单位和委托人“协商确定”，但未规定协商未成该如何处理，是强制收购还是由当事人撤回拍卖并不清楚。如果当事人考虑到政府不太可能以市场价购买拍卖文物的话，就会想方设法逃避有关部门的审核、监督，甚至通过非法渠道将文物出手。

不规范的文物拍卖活动，扰乱了拍卖市场的正常秩序，损害了拍卖行业的声誉，同时给文物保护与管理工作带来巨大冲击。文物拍卖是文物经营的主渠道，规范文物拍卖对形成健康有序的文物流通秩序和文物市场，促进文物的保护和管理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首先必须严格规范文物拍卖许可证制度和专业人员资格考核制度。2004年5月，国家文物局重新对拍卖公司的资质进行审核，这是自1992年我国出现文物拍卖以来，国家文物局第一次就文物拍卖资格进行审核。从2004年5月1日起，没有文物拍卖许可证的拍卖公司将不得从事文物拍卖经营活动。

根据文物市场现状，为保护古遗址、古墓葬等不受破坏，国家对经营第一类文物从严控制。现在未从事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申领许可证，暂批准其经营第二、三类文物。为加强拍卖企业人才培养，使专职人员符合法规规定的条件，从2007年起，各文物拍卖企业将不得聘用离退休人员申请文物拍卖专业人员资格。另外，对取得文物拍卖许可证的拍卖企业和取得文物拍卖专业人员资格证书的人员进行年审，如果发现违规现象，文物部门将重新考虑该公司的文物拍卖资格。

此外，还要完善文物拍卖鉴定制度。文物拍卖的核心是鉴定。一些拍卖业内人士建议，由拍卖协会出面，设立民间的、非营利的专业机构，定期对拍卖公司进行中立、公正、客观的评估，定期对社会公布。重要拍品的鉴定，就可以直接由这个非营利的专业机构完成，而不必由拍卖公司自己聘请顾问。只有鉴定的中立，才能保证鉴定的公正。进一步加强文物拍卖行业自律，尽快建立一套由买家、卖家、拍卖公司和鉴定人员共同遵守的职业道德和信誉机制。

三、实施开明的文物出口管理政策

2002年《文物保护法》摒弃了一切文物属国家所有的思维，从法律上明确承认了文物的私人所有权和中国文物市场存在的必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内外市场对中国文物的需求就因此可以得到满足。根据现行法律，进入市场流通，可以交换和转让的只能是传世的文物，出土文物和馆藏文物是不能买卖的，而且，在文物专家看来，《文物保护法》规定的“交换”是物与物之间的交换，不是买卖行为；“依法转让”指的是有偿转让，公民可以将其收藏的文物卖给文物商店或国有文物收藏单位，还可以到具有拍卖文物资格的文物拍卖企业委托拍卖，不能私下转让。也有人持不同意见，认为应允许公民个人收藏的文物在公民之间进行流通，改变现在的拍卖合法、市场交易合法而民间买卖和私下交易违法的现象。一般文物的流通，只要其来源合法，且不是以走私或其他非法形式进行交易都不应被禁止。在《文物保护法》的修改过程中，许多人认为应放宽国内的文物买卖控制，减少政府对合法文物市场的干预。

早在1974年中就指出，文物部门应防止只注意收藏、不注意出口的片面思想，要积极采取措施评估和挑选可以出口的文物，将其提供给外贸部门出口。根据这一通知，对“时代较晚、有大量复品、又无收藏价值的一般文物”，可适当地组织出口，而且要充分意识到国际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变化。稍后1979年出台的《文物特许出口管理试行办法》指出，“根据国际文物市场变动情况，抓住有利的时机，以出口少量的文物，换取较多的外汇，支援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可以出口的文物包括存在大量复品、没有科学利用价值或在国内无保留价值的三级以下的文物。

在第一次修改《文物保护法》时，就有意见认为应开放国内文物市场以遏制文物走私，减轻文物保护重负，同时也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尽管这种观点在当时只占少数，但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物管理领域最重要的进展之一就是国家逐步放宽了实行多年的严格的文物交易政策。从世界范围来看，文物需求旺盛的市场国一直坚持认为，文物资源丰富的来源国的出口立法应允许文物的国际交流和租借，也应在一定的范围允许将不太重要或重复多余的文物投放市场。“缺乏一个发达的文物市场事实上确保了高度发达的非法市场的生存。”出口控制越严，非法市场就越大。一旦合法的市场需求得到满足，也就切断了非法贩运的获利来源。仅将最重要的文物留在国内，而允许一部分出口，才能实现出口管制立法的目的。

中国经济的繁荣促生了一批新兴的富庶阶层，尤其是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有越来越多的文物商店向国内购买人和外国人开放，文物收藏者的规模在逐步扩大。现今，私人收藏者也开始建立个人博物馆并举办个人收藏展览，也许将经过拣选的充裕的文物投放市场能更好地保护国家无暇顾及的文物。另外，这也为改善国有收藏机构条件、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筹集更多资金增加了另一条渠道。

经济上的发展给中国文物保护带来的变化不仅要表现在中国保护文物的能力的增强，而且还要使中国的文化遗产能够让世界上更多的人有机会了解和欣赏，籍此扩大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但任何开明的文物出口管制政策的实施都有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文物的出口必须按照文物的价值和意义进行精心的选择，哪些应留存在国内，哪些应投放市场满足市场需求必须经过慎重的拣选。有一点必须指出，限制文物流通不能仅以文物的年代为标准，在国内留存价值不大的复品和冗余文物应投放市场。

四、促进文物保护中的公众教育与公众参与

我国政府通过加入和批准文物保护的国际公约加强了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为了宣传和促进这些公约的实施，近年来国家文物局开展了全国范围内的公民意识教育计划，邀请了来自国际刑警组织、世界海关组织、国际博物馆学会和失踪艺术品记录组织的专家来华交流经验。今后，各级政府应积极通过开展教育计划促进文物的保护，让人们尤其是文物资源丰富地区的人们充分了解文物的价值和保护文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教育应注重加强人们对文物的非经济价值的了解和欣赏，广泛宣传2002年《文物保护法》和1997年《刑法》关于文物违法犯罪行为的规定，使广大公众意识到文物保护的重要性，盗掘和走私文物的严重后果以及政府打击文物犯罪的决心。应对从事文物管理和保护的工作人员进行专业化的培训，提高文物保护的水准。还要对相关的行政管理和执法人员进行职业道德和法制教育，防止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的滋生。尽管教育不能及时解决面临的问题，但在保护文物的长期过程中却是不可或缺的手段。

教育应成为未来我国文物保护中的关键因素，青少年的教育更是至关重要。2004年7月，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在我国苏州召开，大会通过了《世界遗产青少年教育苏州宣言》，呼吁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要更加重视青年人在世界遗产保护中的作用，加强针对青年人的世界遗产保护教育。《世界遗产青少年教育苏州宣言》作为实现世界遗产青少年教育集体行动的纲领，其目标是让全世界所有青少年均接受世界遗产教育，确立保护世界遗产的意识，自觉担负起保护世界遗产的责任。

我国境内已发现的遗址有40万处，许多遗址都在荒野或边远地区，而由于许多地方保护资源严重不足，保护工作难以到位。所以要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到文物保护中来。我国已经在一些省份开展文物保护的实验性工作，例如将遗址的保护工作分配给当地居民，并向其支付报酬等。

五、加强文物保护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积极为文物的国际交流提供法律上的保障和政策上的支持，与有关国家在文物保护方面达成关于资金援助、人员培训、技术开发和考古研究等的协议或安排。通过形式多样的文物展览促进国际文化交流。重视文物领域的国际技术合作和信息交流，与其他国家开展合作研究，促进中国文物的保护和研究水平。

通过和有关国家签订类似于美国和拉丁美洲国家之间订立的双边条约建立文物返还和交流合作机制。我国除了加入主要的文物保护国际公约外，还与一些国家在打击文物走私方面开展合作，达成了关于文物科学和技术交流的双边安排。近些年来，还与许多国家在返还被盗或走私文物方面达成了双边协议。截至目前，我国已经与美国、秘鲁、印度、意大利、菲律宾、希腊、智利、塞浦路斯、委内瑞拉等国家签署了防止盗窃、盗掘和非法进出口文物、促进文物返还和交流的双边协定。根据这些协定，双方承担义务禁止并防止对方国家的被盗、非法出口或贩运的文化、考古、艺术及历史财产进入本国。

这是我国政府按照已经加入的文物保护国际公约的原则和精神在文物的保护和返还问题上与他国加强双边合作的结晶。这些重要的双边合作协定表明了我国政府通过双边合作保护文化遗产的决心，反映了使文物在被盗或非法出口的情况下得以尽早收复并使之受到保护的愿望，对于防止被盗或非法出口的文物的流转将会起到积极的遏制作用，同时也会对国际社会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努力产生积极影响。这些协定的成功签署与运作为今后中国与更多的国家在文物追索、技术交流、人员培训、文物展览等方面开展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有益借鉴。

文物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弘扬我国优秀文化，扩大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大的作用。公务员之家

结语

文物的保护始于国内。国内保护措施的实施是促进国际合作共同致力于遏制文物非法流转的一个重要起点，国际合作对保护文物的国内努力则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国际法律规范和国际合作不能取代国内立法及其保护措施的完善，没有任何国际公约能够替代有效的国内政策。为了营造有利于文物保护的氛围，我国应制定和实施恰当的国内文物政策，使之既能有效保护国内文物，又有利于文物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这样才能使其他国家尤其是文物市场国在文物保护和返还问题上表现出更大的合作意愿。

我国应将更多的资金和技术投入到文物保护基础设施、人员培训、登记归档、考古遗址的监管等方面；还要开展教育计划，通过教育让人们了解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非法交易的危害以及现有立法的主要内容等；我国的国内文物立法应尽量做到具有明确性，出口管制法应有合理的范围，出口限制的范围尽量缩小，重点放在具有特殊的文化、历史和科学价值的文物、考古物品和濒临危境的文物；通过实施税收和其他物质或精神激励机制鼓励个人将重要的考古物品和其他文物留存在国内；还应积极鼓励租借、巡展和其他形式的文物国际交流，制定出文物交流和共享计划，并通过鼓励国内无实质性保存价值的文物的出口尽量满足国际市场对中国文物的需求。这样就可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实现国际公约所倡导的增进对人类文明的认识、丰富各国人民的文化生活并通过国家、民族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促进相互尊重和了解。

注释：

【1】参见《文物保护法》第12条第4款。

【2】SeeCulturalPropertyForum：TheExportPoliciesofChina，Korea，andJapan，JapanSociety，NewYork，April9，2003，

【3】《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接受境外捐赠、归还和从境外追索的中国文物进口免税暂行办法》（2002年6月25日，财税〔2002〕81号）第5条。

零关税机制范文篇8

【关键词】文物保护完善策略中国

文物体现了一个国家、民族或群体的成就、价值和信仰，在塑造共同的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保护文物是对国家、民族历史和传统的尊重，是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需要，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因此，建立文物的保护机制，制止文物的非法流转，就显得尤为重要也是在情理之中了。具有五千年璀璨历史文化的中国蕴藏着丰富的文物资源，中国文物流失的历史让人痛心，文物非法流转的现实让人堪忧。保护现有的文物，遏制文物的进一步非法流转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新世纪的中国应在文物的保护方面有所作为。借鉴国际经验，完善中国的文物保护制度，坚持文物领域的国内保护与国际交流并行，应成为今后发展的趋势。

一、建立文物保护的激励机制

（一）鼓励上交新发现文物

根据我国2002年《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发现文物及时上报或者上交，使文物得到保护的，将由国家给予“精神鼓励或者物质奖励”。尽管法律明确规定对主动上交发现文物者进行物质奖励，但多数情况下这种奖励只是“名义上”或者“象征性”的，无法激励文物的发现者积极上交。在一些国家，例如韩国，根据法律，发现文物也必须上报有关权力机关。对发现者的补偿视文物发现地的权属而定。如果发现地属国有土地，则发现人获得的补偿数额是文物价值的一半；如果土地属私人财产，则土地所有人和发现人各得文物价值一半的补偿额。根据韩国的经验，有学者认为，“政府给予发现人较高的价格补偿是阻止走私和非法交易的最好方法。”为鼓励上交新发现文物，应该通过激励机制向文物的善意发现者支付合理的现金补偿。尽管补偿金不一定与发现文物的市场价格相同，但如果政府给予的奖励接近文物发现者可能从黑市交易中获得的非法收益，文物的发现者也必定乐意上交，因为这毕竟是合法行为。

文物保护经费的短缺是给予发现者补偿面临的一大困难，没有相应的财力支持，合理补偿是不可能的。但正如在修改《文物保护法》时一些专家建议的，文物保护经费除了规定国家应给予相应的经费保证外，还应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多方筹措文物保护资金。但任何激励机制都不能成为刺激文物盗窃和非法盗掘的诱因。仅有偶然发现文物的善意发现者才能获得补偿，任何人都不能为了获得补偿而专门寻找甚至盗掘文物。除了金钱激励机制外，政府还应向公众表明对积极上交文物者的认可，通过媒体大力宣传，真正使物质和精神奖励落到实处。

（二）税收激励机制

在有些国家，例如在英国，当私人处理其拥有的文物或艺术品时，国家则鼓励将其转让给国内的公共收藏机构，这也成为英国控制文物艺术品出口的一个策略。一些税收立法条文即是以此为目的而制定的，例如，只要某物品被英国税务部门指定为“国家遗产类”财产，嗣后的遗赠和生前的转让就可免税，但条件是该物品必须永久性地留在英国。这种机制可以激励具有重要历史和科学意义的文物的所有人将其文物留在国内，这一方面有利于对国家遗产的保护，避免重要的文化遗产流失境外；另一方面也确保了公众的合理接触机会。在其他一些国家，属于私人所有的收藏或古老建筑如果向公众开放，也可以获得税收方面的减免。

在我国，从2002年6月25日起，由国务院文物管理部门和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以接管境外机构、个人捐赠、归还和从境外追索方式获得的中国文物进口，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这一规定为促进流失境外的中国文物重回国内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该办法并不适用于民间收藏机构。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公司和其他企业、自然人和个体工商户捐赠财产用于公益事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享受企业所得税方面的优惠。这一规定也仅适用于个人、法人和组织的捐赠。目前还没有类似国家鼓励个人将文物转让给国有收藏机构的其他税收激励机制。今后随着个人收藏的逐渐升温，个人博物馆也将在各地出现，规模也会越来越大，有些可能还会超过国有博物馆。为了丰富广大公众和收藏爱好者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也真正使个人博物馆成为国有收藏机构的有益补充，应通过经济杠杆，例如减免税收等激励个人博物馆向公众提供优质的服务甚至免费开放。

另外，为了进一步鼓励流落海外的中国文物艺术品回归，也促进其他国家的文物艺术品进入中国市场，应降低艺术品进口的关税。艺术品进口关税税率从1998年以来，已由30%降到12%.但实际情况是，由于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等多种税费的累积，艺术品进口的综合税率最终已经超过30％。而大多数国家，尤其是经济发达和文化发达国家均采取了低关税，甚至是零关税的措施来鼓励艺术品的引入。因此有专家建议降低艺术品进口关税，最理想的是实行零关税，如果不能一步到位则逐年递减；对于从香港、澳门地区进口的艺术品实行零关税制度；对海外回流的艺术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对于购买海外回流艺术品的机构和个人免除各种消费税等。

降低艺术品进口关税，有利于引进更多的国外优秀艺术品，有利于海外中国文物和艺术品的回流。近年来，海外艺术品进入中国艺术品拍卖会已经是平常的事情，大量中国文物艺术品从海外回流也成为艺术品市场的一个独特现象，如果我国仍坚持艺术品的高关税政策，意味着我们将要花费更多的代价来收购这些作品。

二、规范文物的收藏和拍卖

2002年《文物保护法》专门规定了民间收藏，规范文物的流通，但由于《文物保护法》是规范涉及文物行为的法律总称，对文物的收藏不可能规定得很详尽。对此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对民间收藏文物应采取鼓励的态度予以支持，有些内容规定宜粗不宜细，只要是不违法，就应允许。国家应该集中有限的经费，保护好文物精品。但同时也应看到，由于文物买卖一本万利，大部分人从事文物买卖是为了获利而不是为了真正的收藏，对民间收藏文物的流通若不加以引导和适当控制，就会诱发文物倒卖和投机行为，极有可能为非法挖掘的地下文物开辟一条销赃渠道。因此，国家还应尽快出台文物收藏法，具体规范收藏行为。文物法与收藏法虽有一定联系，但毕竟是规范不同社会行为的法律。在此之前，也可以先制定相应的指导性意见，建立民间文物收藏鉴定、登记和转让制度，规定只有进行过鉴定、登记的文物才能进入流通领域进行合法交易。从国际上看，大部分国家，特别是文物资源丰富的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的文化遗产以及维护文物市场和民间收藏的正常秩序，都对文物的买卖和收藏实行鉴定、登记和转让制度，规定只有进行过鉴定、登记和注册的文物，才能进入流通领域，才能合法收藏。

现今，国内进行文物拍卖的拍卖行有一百余家，但拍卖市场并不规范，除了拍卖品难以保证较高的水准，有哄抬价格之嫌外，专家的鉴定也存在一定的问题，“赝品、炒作、缺乏诚信成了这个行业的最大问题”。此外，货源不足、文物人才紧缺以及相关法规的不完善也给我国流失文物的回流带来一定消极影响。

按照行政法规和法律的规定，拍卖交易中可以要求“身份保密”，于对拍卖进行“记录”的条款能否得以实施和发挥作用值得怀疑。根据2002年《文物保护法》的规定，拍卖企业拍卖文物，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作出记录或者未将所作记录报文物行政部门备案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责令改正”，这远远不能对未作记录或作虚假记录的拍卖企业起到震慑作用，完全有可能使非法来源文物通过拍卖“漂白”了身份。

尽管法律要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经营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的监督检查，但在文物拍卖市场的监管上，更存在着体制安排上的严重缺陷，使得国家对文物拍卖的管理从标的来源到拍卖的全过程缺乏有效的监管，以致违规经营、超限经营和暗箱操作严重。

根据2002年《文物保护法》第58条的规定，国家可以对拍卖的珍贵文物行使优先购买权，购买价格由文物收藏单位和委托人“协商确定”，但未规定协商未成该如何处理，是强制收购还是由当事人撤回拍卖并不清楚。如果当事人考虑到政府不太可能以市场价购买拍卖文物的话，就会想方设法逃避有关部门的审核、监督，甚至通过非法渠道将文物出手。

不规范的文物拍卖活动，扰乱了拍卖市场的正常秩序，损害了拍卖行业的声誉，同时给文物保护与管理工作带来巨大冲击。文物拍卖是文物经营的主渠道，规范文物拍卖对形成健康有序的文物流通秩序和文物市场，促进文物的保护和管理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首先必须严格规范文物拍卖许可证制度和专业人员资格考核制度。2004年5月，国家文物局重新对拍卖公司的资质进行审核，这是自1992年我国出现文物拍卖以来，国家文物局第一次就文物拍卖资格进行审核。从2004年5月1日起，没有文物拍卖许可证的拍卖公司将不得从事文物拍卖经营活动。

根据文物市场现状，为保护古遗址、古墓葬等不受破坏，国家对经营第一类文物从严控制。现在未从事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申领许可证，暂批准其经营第二、三类文物。为加强拍卖企业人才培养，使专职人员符合法规规定的条件，从2007年起，各文物拍卖企业将不得聘用离退休人员申请文物拍卖专业人员资格。另外，对取得文物拍卖许可证的拍卖企业和取得文物拍卖专业人员资格证书的人员进行年审，如果发现违规现象，文物部门将重新考虑该公司的文物拍卖资格。

此外，还要完善文物拍卖鉴定制度。文物拍卖的核心是鉴定。一些拍卖业内人士建议，由拍卖协会出面，设立民间的、非营利的专业机构，定期对拍卖公司进行中立、公正、客观的评估，定期对社会公布。重要拍品的鉴定，就可以直接由这个非营利的专业机构完成，而不必由拍卖公司自己聘请顾问。只有鉴定的中立，才能保证鉴定的公正。进一步加强文物拍卖行业自律，尽快建立一套由买家、卖家、拍卖公司和鉴定人员共同遵守的职业道德和信誉机制。

三、实施开明的文物出口管理政策

2002年《文物保护法》摒弃了一切文物属国家所有的思维，从法律上明确承认了文物的私人所有权和中国文物市场存在的必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内外市场对中国文物的需求就因此可以得到满足。根据现行法律，进入市场流通，可以交换和转让的只能是传世的文物，出土文物和馆藏文物是不能买卖的，而且，在文物专家看来，《文物保护法》规定的“交换”是物与物之间的交换，不是买卖行为；“依法转让”指的是有偿转让，公民可以将其收藏的文物卖给文物商店或国有文物收藏单位，还可以到具有拍卖文物资格的文物拍卖企业委托拍卖，不能私下转让。也有人持不同意见，认为应允许公民个人收藏的文物在公民之间进行流通，改变现在的拍卖合法、市场交易合法而民间买卖和私下交易违法的现象。一般文物的流通，只要其来源合法，且不是以走私或其他非法形式进行交易都不应被禁止。在《文物保护法》的修改过程中，许多人认为应放宽国内的文物买卖控制，减少政府对合法文物市场的干预。

早在1974年中就指出，文物部门应防止只注意收藏、不注意出口的片面思想，要积极采取措施评估和挑选可以出口的文物，将其提供给外贸部门出口。根据这一通知，对“时代较晚、有大量复品、又无收藏价值的一般文物”，可适当地组织出口，而且要充分意识到国际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变化。稍后1979年出台的《文物特许出口管理试行办法》指出，“根据国际文物市场变动情况，抓住有利的时机，以出口少量的文物，换取较多的外汇，支援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可以出口的文物包括存在大量复品、没有科学利用价值或在国内无保留价值的三级以下的文物。

在第一次修改《文物保护法》时，就有意见认为应开放国内文物市场以遏制文物走私，减轻文物保护重负，同时也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尽管这种观点在当时只占少数，但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物管理领域最重要的进展之一就是国家逐步放宽了实行多年的严格的文物交易政策。从世界范围来看，文物需求旺盛的市场国一直坚持认为，文物资源丰富的来源国的出口立法应允许文物的国际交流和租借，也应在一定的范围允许将不太重要或重复多余的文物投放市场。“缺乏一个发达的文物市场事实上确保了高度发达的非法市场的生存。”出口控制越严，非法市场就越大。一旦合法的市场需求得到满足，也就切断了非法贩运的获利来源。仅将最重要的文物留在国内，而允许一部分出口，才能实现出口管制立法的目的。

中国经济的繁荣促生了一批新兴的富庶阶层，尤其是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有越来越多的文物商店向国内购买人和外国人开放，文物收藏者的规模在逐步扩大。现今，私人收藏者也开始建立个人博物馆并举办个人收藏展览，也许将经过拣选的充裕的文物投放市场能更好地保护国家无暇顾及的文物。另外，这也为改善国有收藏机构条件、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筹集更多资金增加了另一条渠道。

经济上的发展给中国文物保护带来的变化不仅要表现在中国保护文物的能力的增强，而且还要使中国的文化遗产能够让世界上更多的人有机会了解和欣赏，籍此扩大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但任何开明的文物出口管制政策的实施都有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文物的出口必须按照文物的价值和意义进行精心的选择，哪些应留存在国内，哪些应投放市场满足市场需求必须经过慎重的拣选。有一点必须指出，限制文物流通不能仅以文物的年代为标准，在国内留存价值不大的复品和冗余文物应投放市场。

四、促进文物保护中的公众教育与公众参与

我国政府通过加入和批准文物保护的国际公约加强了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为了宣传和促进这些公约的实施，近年来国家文物局开展了全国范围内的公民意识教育计划，邀请了来自国际刑警组织、世界海关组织、国际博物馆学会和失踪艺术品记录组织的专家来华交流经验。今后，各级政府应积极通过开展教育计划促进文物的保护，让人们尤其是文物资源丰富地区的人们充分了解文物的价值和保护文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教育应注重加强人们对文物的非经济价值的了解和欣赏，广泛宣传2002年《文物保护法》和1997年《刑法》关于文物违法犯罪行为的规定，使广大公众意识到文物保护的重要性，盗掘和走私文物的严重后果以及政府打击文物犯罪的决心。应对从事文物管理和保护的工作人员进行专业化的培训，提高文物保护的水准。还要对相关的行政管理和执法人员进行职业道德和法制教育，防止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的滋生。尽管教育不能及时解决面临的问题，但在保护文物的长期过程中却是不可或缺的手段。

教育应成为未来我国文物保护中的关键因素，青少年的教育更是至关重要。2004年7月，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在我国苏州召开，大会通过了《世界遗产青少年教育苏州宣言》，呼吁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要更加重视青年人在世界遗产保护中的作用，加强针对青年人的世界遗产保护教育。《世界遗产青少年教育苏州宣言》作为实现世界遗产青少年教育集体行动的纲领，其目标是让全世界所有青少年均接受世界遗产教育，确立保护世界遗产的意识，自觉担负起保护世界遗产的责任。

我国境内已发现的遗址有40万处，许多遗址都在荒野或边远地区，而由于许多地方保护资源严重不足，保护工作难以到位。所以要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到文物保护中来。我国已经在一些省份开展文物保护的实验性工作，例如将遗址的保护工作分配给当地居民，并向其支付报酬等。

五、加强文物保护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积极为文物的国际交流提供法律上的保障和政策上的支持，与有关国家在文物保护方面达成关于资金援助、人员培训、技术开发和考古研究等的协议或安排。通过形式多样的文物展览促进国际文化交流。重视文物领域的国际技术合作和信息交流，与其他国家开展合作研究，促进中国文物的保护和研究水平。

通过和有关国家签订类似于美国和拉丁美洲国家之间订立的双边条约建立文物返还和交流合作机制。我国除了加入主要的文物保护国际公约外，还与一些国家在打击文物走私方面开展合作，达成了关于文物科学和技术交流的双边安排。近些年来，还与许多国家在返还被盗或走私文物方面达成了双边协议。截至目前，我国已经与美国、秘鲁、印度、意大利、菲律宾、希腊、智利、塞浦路斯、委内瑞拉等国家签署了防止盗窃、盗掘和非法进出口文物、促进文物返还和交流的双边协定。根据这些协定，双方承担义务禁止并防止对方国家的被盗、非法出口或贩运的文化、考古、艺术及历史财产进入本国。公务员之家

这是我国政府按照已经加入的文物保护国际公约的原则和精神在文物的保护和返还问题上与他国加强双边合作的结晶。这些重要的双边合作协定表明了我国政府通过双边合作保护文化遗产的决心，反映了使文物在被盗或非法出口的情况下得以尽早收复并使之受到保护的愿望，对于防止被盗或非法出口的文物的流转将会起到积极的遏制作用，同时也会对国际社会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努力产生积极影响。这些协定的成功签署与运作为今后中国与更多的国家在文物追索、技术交流、人员培训、文物展览等方面开展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有益借鉴。

文物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弘扬我国优秀文化，扩大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大的作用。

结语

文物的保护始于国内。国内保护措施的实施是促进国际合作共同致力于遏制文物非法流转的一个重要起点，国际合作对保护文物的国内努力则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国际法律规范和国际合作不能取代国内立法及其保护措施的完善，没有任何国际公约能够替代有效的国内政策。为了营造有利于文物保护的氛围，我国应制定和实施恰当的国内文物政策，使之既能有效保护国内文物，又有利于文物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这样才能使其他国家尤其是文物市场国在文物保护和返还问题上表现出更大的合作意愿。

我国应将更多的资金和技术投入到文物保护基础设施、人员培训、登记归档、考古遗址的监管等方面；还要开展教育计划，通过教育让人们了解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非法交易的危害以及现有立法的主要内容等；我国的国内文物立法应尽量做到具有明确性，出口管制法应有合理的范围，出口限制的范围尽量缩小，重点放在具有特殊的文化、历史和科学价值的文物、考古物品和濒临危境的文物；通过实施税收和其他物质或精神激励机制鼓励个人将重要的考古物品和其他文物留存在国内；还应积极鼓励租借、巡展和其他形式的文物国际交流，制定出文物交流和共享计划，并通过鼓励国内无实质性保存价值的文物的出口尽量满足国际市场对中国文物的需求。这样就可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实现国际公约所倡导的增进对人类文明的认识、丰富各国人民的文化生活并通过国家、民族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促进相互尊重和了解。

零关税机制范文篇9

「关键词」区域经济法、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模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议与启示

一、从东盟到东盟自由贸易区

（一）东盟的发展

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ASEAN），成立于1967年。最初的成员国为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文莱1984年加入（以上通称之为“东盟六国”或“东盟老成员国”）。尔后，越南1995年、老挝和缅甸1997年、柬埔寨1999年相继加入（以上四国通称之为“东盟新成员国”）。至此，山水相连、互为邻邦的东南亚十国均已成为东盟正式成员。

东盟所做的第一个方面的努力，是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从1976年东盟首脑会议通过的《东盟协调一致宣言》到1976年签订、1987年和1998年两次修改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都旨在“促进该地区各国人民间的永久和平、友好和合作，以加强他们的实力、团结和密切关系”。经过不断努力，形成了以求同存异、循序渐进为原则的、被国际社会广泛称道的“东盟方式”（ASEANWay）。“东盟方式”所体现的不干涉内政和协商一致的原则，又使东盟各国之间增加了理解与互信，解决了成员国之间的某些矛盾。东盟“在本地区问题上采取符合亚洲价值观的方式解决矛盾与冲突；对外，则用一个声音说话”。（注：参见EstrellaD.Solidum，"TheRoleofCertainSectorsinShapingandArticulatingtheASEANWay"inR.P.Anand&PurificacionV.Quisumbing（eds.）ASEANlearningInstitute，1981，P132-133.）近年来，东盟更是不断加强政治与安全合作，包括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9.11”之后，东盟各国在反对霸权主义、恐怖主义方面更加紧密联手。因而，大大提高了本地区的国际地位。

东盟所做的第二个方面的努力，是发展经济合作。特别是1992年通过了《加强东盟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建立东南亚自由贸易区（AFTA）。这是对东盟成立以来所进行的各种经济合作方式的综合提升。其后10几年来，东盟的经济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经济上东盟各国适当分工，加强互补，防止本地区内的恶性竞争，避免给本地区外的发达国家以分割利用之机。

东盟所做的第三个方面的努力，是加速地区一体化。2003年10月，东盟十国领导人签署了一份旨在2020年成立类似于欧盟的“东盟共同体”宣言，包括“东盟安全共同体”、“东盟经济共同体”和“东盟社会与文化共同体”三个部分。确立上述三大支柱，成为东盟走向一体化发展的新的里程碑，标志着东盟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合作将进入历史新时期。

东盟所做的第四个方面的努力，是积极推动东亚合作。东盟作为“10+3”（指东盟十国加中、日、韩）会议的组织者和协调者，迄今为止在东亚合作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30多年的发展表明，东盟已成为“南南合作”的范例，小国联合的范例。

（二）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启动和加速

必须了解，东盟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两个相关的但并非等同的概念。东盟为国家之间的联盟，东盟自由贸易区为实行自由贸易协定的经济区域，然而这一特定经济区域的组成、运行和发展均依赖于东盟国家之间的关系状况。本文研究的重点是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法律调整，即一种区域经济法，当然也不可避免地会联系到东盟整个内部、外部关系的法律调整。（注：东盟内部关系的法律调整，已形成两个里程碑：一是，1976年在印尼巴厘岛签署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和《东南亚国家联盟协调一致宣言》，此即“巴厘第一协约宣言”；二是，2003年在印尼巴厘岛签署的《巴厘第二协约宣言》，包括“建立东盟安全共同体”、“建立东盟经济共同体”、“建立东盟社会与文化共同体”三个部分的内容。）

1992年1月，东盟六国政府首脑会议正式决定设立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增强东盟作为单一生产单位的竞争优势；通过减少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期待创造出更高的经济效益、生产率和竞争力；加强东盟区域一体化和促进东盟区内贸易与投资。

当时对该自由贸易区确定的目标是，从1993年1月1日起，在15年之内即2008年之前建成东盟自由贸易区，关税最终降至0～5%.由于东盟六个原创始国之间经济合作的发展，也由于全球贸易自由化尤其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成员贸易自由化的时间框架缩短，东盟于1994年决定，将自由贸易的实现时间从原定的2008年提前到2003年，这是第一次加速。1998年东盟又决定，六个老成员国落实AFTA的时间提前到2002年，这是第二次加速。鉴于六个老成员国与四个新成员国经济水平参差不齐，1999年11月，东盟确定了AFTA的最终建成计划：六个老成员国实现零关税的目标提前到2010年，四个新成员国实现零关税的目标提前到2015年（但允许部分敏感产品的零关税仍到2018年之前实行）。

东盟自由贸易区10多年来的建设，呈现出四大特点，即：务实的制度措施；松散的组织架构；灵活的运行机制；内部的一体化走向与对外的开放性态势。

二、务实的制度措施

（一）基础性的法律文件

在自由贸易区内，维系各方经济关系需要具有一定法律约束力的、可执行的协议之类的文件。只要各方在协议上正式签字，就应当履行自己承诺的义务。作为区域经济法的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条约性文件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基础性的，另一类是更具体一些的。

1992年1月的东盟首脑会议，通过了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新加坡宣言》和《东盟加强经济合作框架协定》，与此同时，还通过了作为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主要措施的《共同有效优惠关税协定》（CEFT）。上述文件，加上1994年的《建立东南亚十国共同体设想声明》，构成AFTA的纲领性或称基础性文件。

按照CEPT，各成员国对列入其范围的产品分别实行快速减税、常速减税，以便实现2008年之前的减税计划目标。经过10年的努力，特别是随着两次减税进度提速，AFTA于2003年在东盟六个老成员国之间基本建成。

到目前为止，AFTA在削减关税方面进展顺利，正在朝着零关税的最终目标努力。至于对非东盟成员国的关税，则仍由东盟各成员国自行决定。

（二）若干具体性的法律文件

贸易与投资始终是东盟国家之间经济交往的重头戏。东盟国家向来重视利用外资。1987年12月，东盟六国签署了《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适用于东盟成员国之间的直接投资。1998年10月，东盟九国签署了《东盟投资区框架协议》，以促进东盟成员国之间和非东盟国家向东盟投资区的直接投资。根据该协议，东盟将在2010年建成一个具有竞争力的东盟投资区，通过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和透明度措施，到2010年对东盟投资者、到2020年对所有投资者开放所有行业，到2010年对东盟投资者、到2020年对所有投资者给予国民待遇，但一些敏感部门和暂时排除部门例外。为加快该投资区建设，2001年东盟十国修改了《东盟投资区框架协议》，扩大了适用范围，提前了暂时排除部门的开放时间。总之，力图在东盟成员国之间营造一种自由、便利和透明的投资环境，推进有关到2020年实现东盟地区投资自由化的目标。

除了《东盟共同有效优惠关税协定》和《东盟投资区框架协议》这两个基本的贸易、投资的规范性文件外，为了使区内成员国较非成员国享有较多贸易优惠或较低关税，在1977年的《东盟特惠贸易安排协定》的基础上，1992年订立了《原产地规则》；为了开放服务贸易，1995年签署了《东盟服务业框架协议》；为了加强工业合作，1996年签署了《东盟工业合作计划协定》；为了建立高速的、一体化的运输体系，1998年签署了《东盟促进货物运输便捷化框架协议》；为了统一标准以检查认证区域内的产品，1998年签署了《关于东盟标准术语和相互认证安排框架协定》；为了跟上时代信息化步伐，促进电子商务等，2000年签订了《电子东盟框架协定》。

由此可见，东盟在制度化方面是逐步完善的。以制度连结关系、以协调解决问题，体现出区域经济法的重要特色。

（三）“东盟法”与东盟各国法的关系

假如将东盟及东盟自由贸易区制定的各种条约、协定、协议统称之为“东盟法”的话，“东盟法”与东盟各国法呈现出以下几种关系状况：

一是东盟法优先适用。即，东盟法优先于东盟各成员国的国内法，而且可以直接适用于各成员国（无需经过成员国国内法转化），这是国际法原则的表现。但东盟某国尚未签字的东盟法，对该国暂不发生约束力，这又是国家主权原则的表现。

二是东盟法保留适用。即，东盟法不妨碍单个的东盟成员国采取或实施保护其国家安全，保护具有艺术、历史或考古价值的文物，或维护公共道德，或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和健康所采取的必需的措施。

三是东盟法适用排除。即，东盟法不妨碍单个的东盟成员国与其他东盟成员国、非东盟成员国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及其他经济合作领域达成的双边或多边的协议；东盟法的统一规定不适用于此类双边或多边协议的特别规定。

三、松散的组织架构

（一）决策性的机构

基于国家利益、民族特点和历史原因，东盟至今没有形成一个超国家的决策机构。现行组织架构中，起着决策性作用的有四种：一是政府首脑会议，就东盟的重大问题和发展方向做出决策。二是外长会议，每年轮流在成员国举行，负责制定东盟基本政策；并且，由当年轮值主席国外长任东盟常务委员会主席、其他成员国驻该国大使（或别的高级官员）任委员，该常务委员会不定期举行会议，负责处理东盟日常事务和筹备召开外长会议，执行外长会议的决议，并有权代表东盟发表主席声明。三是经济部长会议，负责东盟经济合作的决策。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方面发挥主导性作用。四是其他部长会议，如劳工、社会福利、科教文卫、环保等。

（二）执行性的机构

东盟设有秘书处，为其行政总部；根据工作需要，另设有若干专门委员会。

为确保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1992年9月设立了部长级的东盟自由贸易区理事会（AFTACouncil），协助东盟经济部长会议负责推进和协调与AFTA有关的事务。在它之下还设立了一个专门的高官会。东盟投资区还设立了一个理事会。

由此形成了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组织领导体系：首脑会议——东盟经济部长会议——AFTA理事会——经济高官会。甚至可以认为，东盟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实际上是同一套机构。

四、灵活的运行机制

（一）决策原则与程序

东盟总的决策原则是各成员国不分大小、强弱，决策时一律处于平等地位。具体表现为：

1.互不干涉内政。

2.协商一致。任何议案只有在全体成员国没有反对意见即获得共识的情况下才能通过，并以东盟的名义对外公布或采取行动。如有一成员国提出不同意见，该案即遭保留。这里奉行的是“全体一致”而非“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3.非正式磋商，又称会前协商。在决策会议之前，各成员国通过多方或双方接触，逐步形成较为一致的意见，为决策工作进行较为充分的准备。

4.“N-X”原则。即，如果少数几个成员国表示暂不参加某项议案，但又不反对该项决策，那么这项议案可获通过，而允许那少数几个国家缓期加入。此原则是对“协商一致”原则的补充和发展。比如，1987年东盟外长会议即接受了“六减X”原则。不过这一原则只适用于某些特定的合作计划，不影响东盟作出政策性决定时的一致同意原则。

（二）运作方式

1.通过非正式的对话、会晤先行讨论、协商沟通，不一定什么问题都须面对面谈判。

2.几个成员国出面调解另几个成员国之间的具体矛盾、冲突，以非对抗方式解决问题。

3.通过先易后难、逐步推进的方式，达到兼顾包容、协调一致的目标。

4.通过订立共同决议，而后采取共同行动。

以上平等、无核心而又不失效率的决策和运作模式，即前述“东盟方式”。

五、内部的一体化走向与对外的开放性态势

（一）东盟实现经济一体化的目标

从1967年到1992年之前20多年中，东盟内部的经济合作虽有发展，但进展甚慢，适应不了现实需要，以至引起东盟有识之士的很大不满，这才引发了1992年决定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加强东盟经济合作的新计划。此后，经过近10多年来的努力，东盟的经济合作有了较快的发展。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巨大挑战，东盟决心“更上一层楼”，于2003年10月宣布了关于“东盟经济共同体”的文件，强调到2020年把东盟地区建成为以商品、服务与投资自由流动和资本更为自由流通为特点的单一市场与生产基地，实现《东盟2020年设想》所确定的达到经济一体化的最终目标，并使东盟成为全球供应链最有活力和强劲的组成部分。（注：见2003年10月8日《人民日报》第三版报导。）

东盟国家不仅有宣言，而且早已付诸行动。为缩小成员国之间的发展差距，东盟一体化首批工程共54项，自2002年启动以来正稳步推进。东盟内部正在越来越快地进行经济整合。东盟拟设立专门机构研究目前世界不公正的贸易条件对东盟国家农业和农产品的影响，以寻求东盟的共同解决办法。

（二）“东盟法”与WTO规则的关系

自由贸易区是世界贸易组织允许设立的。经过1994年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确认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1947）》第24条第5款指出：“本协定的规定不得阻止在缔约方领土之间形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或阻止通过形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所必需的临时协定”；同时，也规定了限制条件。WTO秘书处1995年的一份研究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区域一体化进程和多边一体化进程在追求更加开放的贸易方面是互补的，而不是相互替代。”WTO秘书处指出：一般来说，建立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违反WTO平等对待所有贸易伙伴的原则，即最惠国待遇原则。但是，作为一种特殊的例外，GATT第24条允许建立区域贸易安排，但必须符合某些严格的标准。尤其重要的是，这些安排应该帮助贸易在集团内国家间自由流动，不增加对集团外国家的贸易壁垒。换言之，区域一体化应该是多边贸易体制的补充，而不应对其造成威胁。WTO秘书处还对关税同盟与自由贸易区作了专门区分，指出：“关税同盟：所有成员对来自非成员的进口产品征收相同的关税，如欧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是免税的，但每一成员对来自非成员的进口产品，可自行设定关税税率，如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自由贸易区等。”（注：见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编：《贸易走向未来》，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81～82页。）由此可见：

第一，AFTA的规则应当与WTO的规则相一致。WTO规定的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只要是涉及自由贸易区的，应当优先适用。必须在WTO框架下建设自由贸易区。

第二，一般情况下，在本自由贸易区范围内，AFTA规则在内容上会超越WTO范围，并应当优先适用。

第三，对于自由贸易区内WTO成员与非WTO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AFTA可以规定给予非WTO成员享受符合WTO规定的最惠国待遇，如WTO《服务贸易总协定》下的相同待遇。

（三）东盟与东盟之外的国家（地区）的关系

东南亚国家注重对外开放，东盟30多年走过的道路也就是对外贸易、投资和其他经济合作不断发展的历程。东盟的对外开放，可分为两大类情况，一是东盟单个国家的对外开放；二是东盟作为一个整体的对外开放。在这两大类对外开放中产生的条约、协定，又引出东盟法、东盟各国法与外国法、国际法的种种关系。

迄今为止，除老挝、越南外，东盟其他八国均为WTO成员。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均为APEC成员。因此，WTO规则、APEC规则对东盟国家发生很大的影响。

迄今为止，除缅甸外，东盟其他九国与中国均签订了双边投资协定。东盟与中国于2001年11月正式决定在10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随后又签订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定》。这就是引起世人注目的“10+1”合作机制。中国并已成为东南亚地区之外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大国。中国和东盟国家正在采取积极步骤，确保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如期建成。

迄今为止，东盟整体或东盟单个国家与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发生了许多经济合作关系。

特别要指出的是，东南亚十国与东北亚三国（中、日、韩）正在携手合作，朝着组建东亚自由贸易区的方向努力。这就是更加引人注目的“10+3”合作机制。然而，实现“10+3”的难度颇大，现实可行性存在一定问题。但如果将“10+3”分解为三个“10+1”而分步骤、分阶段推进，直到最终实现“10+3”，才是务实可行的方针。中国与东盟“10+1”则起到了积极带头的作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可望到2010年走到一起，并推进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中国表示继续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同时也主张尽可能发挥中、日、韩各自的优势和作用。（注：见：《全球化进程中的亚洲区域合作》，2004年4月30日《人民日报》第三版。）我们认为，中国采取这一策略是积极的、明智的和可行的。

六、思考和启示

（一）对东盟自由贸易区现行发展模式的评述与建议

由于东盟内部成员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各国对内、对外经济政策取向的不尽一致，目前东盟采取的较为实际的经济合作措施、较为松散和灵活的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对内逐步提高经济一体化程度和对外逐步提高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程度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基本上适应了东盟各国经济发展和增强东盟整体经济竞争力的要求，而且在实际上已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六个创始成员国的经济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发展，有些已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其他四个新成员国的经济建设也不同程度地有了进步。

然而，东盟自由贸易区观行发展模式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妨碍了自由贸易区经济整合优越性的发挥，以至于东盟的经济竞争力和吸引力未能尽如预期。

为此，笔者拟提出如下看法与建议：

第一，应当加强CEPT的完备性、可操作性和权威性。作为实现AFTA目标的关键，目前CEPT的减税计划不够完备，范围不够明晰，各国认定可否减免税产品等自主权力过大，并且对于减税方案的步调还不大一致，这些都可能导致CEPT精神无法贯彻到底。与此同时，还要估计到CEPT计划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即成员国的弱势产业，难以抗衡其他非成员国的同类产品的竞争，致使民族工业受到损害。因而，适当修改CEPT确有实际的必要。

第二，需要建立统一的组织机构，形成核心力量，以发挥主导作用。可以考虑提高现行东盟自由贸易区理事会的地位，将其发展为独立的、最高的决策管理机构，这就要求有关各国适当地让渡出一部分国家主权。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区域组织的经验表明，没有一个或几个在经济水平上、在发展决策上起主导作用的国家，一个区域集团的整体性是有限的。1997年金融危机中，东盟在经济应付上的脆弱性，以及“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某些做法，亦暴露了没有核心的、过于松散的经济联盟的严重缺点。正、反经验都显示出“主导因素”的重要性。但是，这种权威机构和核心力量只能在实践中形成，看来东盟在这方面还有待努力。

第三，决策机制和运作方式应当有助于高效地实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依不同事项，定出全体一致同意、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或半数以上同意等原则与程序。因为，协商一致原则时而陷入议而不决状态；过于强调非强制性和非干涉性的运作方式又可能造成决而不行局面。

“绝对不干涉内政”原则可逐步改进，如同有些东盟人士提出的“建设性干预”或“弹性介入”。

第四，要将解决争端纳入机制化轨道。成员国之间发生经济争端，除应通过磋商或仲裁以友好的方式加以解决之外，还应逐步走上机制化轨道，此即指建立、健全自由贸易区内争端解决机制。近年来一个值得反思的教训是，新加坡、马来西亚之间因水域、水资源纠纷，将它们的争端提交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去处理。假如东盟区内设立了类似的争端处理机构，又何必将矛盾闹到国际上去呢？为及时、有效解决一体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新问题，东盟已初步确定，将于2004年建立一个解决纠纷的专门机构，重点是消除、解决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商品原产地、海关程序、解决贸易纠纷机制、商品与服务标准等诸方面存在或发生的分歧、矛盾。更为理想的办法是要建立或形成一种全面解决经济争端的体制和机制。

（二）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模式对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示

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历程中，可以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鉴于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而又艰巨的任务是，从2001年11月起，在10年之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因而，本文试图探析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示。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模式将成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模式的最直接的参照，同时东盟整体又成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与中国相对应的一方。（注：见呼书秀：《论促进中国与东盟相互投资的法律协调》，第十一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论文集（2003年12月）。）前述对完善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若干设想与建议，其基本精神亦可适用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

启示之一：组织机构要落实。欧盟从当初的共同体发展到今天，其组织机构的逐步完善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而这恰恰是东盟目前存在的不足之一。因而，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应当考虑设立统一的、独立的、具有权威性的决策管理组织机构。

启示之二：法律制度要健全。其中，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共同有效优惠关税协定》有些内容可以吸收；《东盟投资区框架协议》许多内容可以吸收。（注：见2001年东亚展望小组报告《走向东亚大家庭》。该报告建议：将东盟投资区框架协议扩展到整个东亚地区。转引自张蕴岭等主编：《东亚合作的进程与前景》，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77页。）还有其他一些条约、协定，也有可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借鉴之处。“合作型博弈”或“制度化合作”是一国经济法、区域经济法、国际经济法所主张的正确思路和必然选择。

零关税机制范文篇10

在新的经济发展环境下，中国与亚洲经济体之间逐渐形成区域内新的国际分工，在加强经济合作的前提下，各自发挥自身的竞争优势，促进共同发展。考察中国与亚洲经济体之间外贸与投资往来的状况，可以看到，中国与亚洲地区的经济合作具有坚实的基础。

（一）中国与亚洲经济体之间的区域贸易合作关系密切

中国与亚洲地区的贸易关系一向十分紧密，中国和亚洲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在90年代年平均增长16%，已经增长到2001年的296亿美元。从1999年到2000年中国对外贸易的地区分布情况可以看到，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是亚洲经济体。1999年和2000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中与亚洲经济体之间进行部分分别占56.6%和57.7%，而与欧洲和北美洲之间进行的部分均低于20%；中国出口总额中50%以上的目的地是亚洲，而进口总额中60%以上来自亚洲（表1）。尽管世纪之交世界经济仍不够景气，但中国对亚洲的贸易额在2001年比前一年增加144亿美元，已达到2880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56%。2002年1月至2月，中国从亚洲国家进口额达218亿美元，同比增长6%。（注：中国驻世贸组织代表孙振宇2002年4月12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发言。）

（二）中国在亚洲吸引外资地位突出并与亚洲地区域投资合作关系密切

世纪之交，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国际资本的跨国流动日益活跃，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发展成为主要形式。90年代亚洲地区FDI的流入额几乎均占发展中国家的60%左右，只是在金融危机之后的1998年和1999年有所下降。2000年亚洲地区从金融危机中复苏，仍然是FDI的投资重点地区，其FDI的流动突破记录，吸引外资1435亿美元，比1999年提高了44%，占发展中国家份额重新达到近60%。

考察中国内地实际利用外资额的来源，很容易发现其中绝大部分来源于亚洲地区，1999年流人中国的外资来源于117个国家和地区，而来源于亚洲地区的FDI投资占实际利用FDI投资额的66.6%，2000年这一比例为62.6%。来源于欧洲的这一比例分别为11.9%和11.7%；来源于北美洲的这一比例分别为11.4%和11.8%（表2）。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项目，绝大多数也是来自亚洲，如对外承包工程中，50%以上是亚洲地区的合作，对外劳务合作中65%以上与亚洲经济体之间进行。欧洲在上述两项合作中的比例分别为4%和6%，美国的数字分别为1%强和8%强。（注：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说明中国内地与亚洲地区经济体之间的投资关系十分紧密，具有坚实的合作基础。

二、经济贸易环境的改善将促进中国亚洲地区的投资合作进一步发展

（一）亚洲经济增长形式看好

二战后，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为世界所瞩目。40年前，全亚洲的国民生产总值只占世界的4%，2001年已迅速上升到25%，预计到2010年将上升到33%左右。据亚洲开发银行预测：亚洲发展中国家2002年的经济增长率将达到4.8%，2003年将达到5.8%。世界银行对除日本以外的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增长也是充满信心，预测该地区2002年的经济增长率将达到4.7%，2003年将达到5.6%。亚洲地区贸易发展也十分迅速，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00年，亚洲地区商品出口总额达到16500亿美元，占世界总出口的比重达到了30%，而40年前这个数字还不足3%，其中在亚洲地区内的出口额达8000亿美元，占对世界出口总额的49%。亚洲排位前12个国家和地区的外汇储备已经达11200亿美元，约占全球外汇储备总额60%。（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2002年4月12日在博鳌亚洲论坛首届年会的议题研讨会上讲话。）

（二）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迅速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具活力的国家之一，市场潜力巨大。2000年与1978年相比，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6.4倍，年均增长9.5%，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6位。2001年，在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缓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依然保持了快增长、高效益、低通胀的良好发展势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3%，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1%，进出口总额增长7.5%，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增长14.9%，市场物价稳定，国际收支状况良好，2001年末国家外汇储备达2122亿美元。据世贸组织最新公布的统计数字，中国2001年货物进出口额为5098亿美元，其中货物出口额为2662亿美元，货物进口额为2436亿美元，上述三项均排在世界第6位。

（三）中国将成为亚洲经济与投资合作的科研中心

近年来，中国国内知识经济地位的日益提高，全球制造业正在迅速转移到中国，以至许多评论家预测中国将成为世界新的制造业中心。与此同时，外国研究与开发工作的中心也在向中国转移。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在1985年到1998年之间每年增长45%。例如，阿尔卡特公司在2002年4月同一家中国公司合作，共同投资1800万美元支持电信工程方面的开发。该公司预计它在上海的投资大约占它在全球进行研究与开发经费的15%。IBM公司在北京的研究实验室大约有90名雇员，并计划再扩招。英特尔公司的投入甚至更大，它在2001年建立的北京实验室有大约200名员工，其重点研究方向是无线通讯、网络处理和软件开发。（注：英国《金融时报》4月19日。）微软公司将其10%的研究转移到了中国，在北京设立了一个研究中心，这是其在全球的5个类似的研究中心之一，该中心的研究项目从语言合成到面部识别技术，无所不包。奥拉克尔公司（又称甲骨文软件公司）2002年4月在深圳建立了一个由100人组成的研究中心。（注：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周刊2002年4月11日。）中国知识精英的聪明才智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外研发中心，这将使中国成为东亚和东南经济体次区域经济与投资合作的科研中心，并通过互补性投资合作，利用先进技术的“外溢效应”和“辐射效应”，为区域经济投资合作提供技术来源。

（四）中国经济法律法规的完善将推动中国经济进一步开放

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几年中，中国各方面的法律法规已经逐渐完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公平税负与国民待遇成为普遍的市场需要，因此，中国将按照国际通行规则调整税收政策。税制的统一成为税收政策调整的基本方向。中国将按照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逐步完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参与多边贸易体系和国际区域经济合作，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继续改善投资环境，依法保护投资者权益。鼓励外商特别是跨国公司投资高技术产业，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

三、中国与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加强次区域投资合作实现共赢

长期以来，中国与亚洲各国保持着良好的经济合作关系，近年来，亚洲地区经济体首脑达成共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所带来的不仅是生产的国际化和贸易、资本的自由流动，同时还意味着国与国之间对市场和资源更激烈的竞争，在这个背景下，亚洲国家必须努力通过互惠合作来避害趋利，追求共赢。

（一）中国与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互补性贸易合作将进一步加强

中国与亚洲地区的外贸交易90%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发生，相互提供的商品市场不断扩大，其中中国最大的出口贸易伙伴是日本、香港和韩国，最大的进口贸易伙伴是日本、台湾省、韩国和香港。中国对东盟的出口约占对亚洲地区出口比重的13%，从东盟进口的比重约占16%。东亚和东南亚区域内互补性贸易的增长相对减轻了亚洲经济体对于西方国家市场的依赖

（二）中国与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的互补性投资不断加强

如前所述，中国吸引外资中有60%以上来自亚洲地区，其中来自香港地区的FDI约占流入总额的40%，来自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的FDI约占来自亚洲流入总额的60%以上。其他向中国输出FDI的亚洲主要经济体有日本、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省（表3），来自东盟的FDI约占7%。与此同时，中国的企业也更多地以投资者的身份出现。1999年，中国政府批准对东盟国家的投资为7200万美元。2000年新批准的投资达1.08亿美元，增幅为50%。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对海外实体进行投资，其中一些对海外直接投资总额几乎肯定比官方报道的高得多。（注：香港《远东经济评论》2002年4月5日《快速向东南亚投资》。）亚洲地区经济体之间相互提供的资本市场不断扩大，同样减轻了对西方资本市场的依赖。

（三）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金融合作有了实质性进展

中国与亚洲各国开展金融合作有很多优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金融合作也有了实质性进展。中国和泰国2001年12月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支持泰国解决国际收支问题和维护金融稳定。2002年3月末，中国与日本也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这些都是中国重视并积极参与本地区金融合作的具体体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在博鳌亚洲论坛的发言中建议：亚洲各国商业银行要为推动区域发展创造条件，发展亚洲的金融市场。香港、新加坡是远东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应建立本地区的支付清算系统，在金融产品的交易方面，相互协调，共同发展。

（四）中国与东盟加强经济交流与合作

亚洲次区域经济合作近几年蓬勃发展，已为亚洲各国经济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东盟自由贸易区已于2002年1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从2002年1月1日起，6个老成员国之间的进口关税已降到0%-5%。4个新成员则可以享受更长的过渡期。东盟各国领导人承诺自由贸易区的目标是实现区域内贸易的零关税政策，具体落实时间表是2010年6个老成员全部进口实现零关税，2015年4个新成员开始执行零关税政策。

2001年11月，中国与东盟10国领导人就未来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达成了共识。从2002年4月开始双方就建立自由贸易区进行谈判，计划该自由贸易区最晚在2011年建成。东盟与中日韩10+3机制也将进一步推动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这使亚洲国家的经济合作有了良好的开端。这意味着亚洲将建成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从而促进整个东亚地区的繁荣与发展。

亚洲各国有着相似的历史背景和共同利益，邻国经济之间尽管有某些竞争的方面，但互补的方面是基本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亚洲合作伙伴提供了更多的市场准入机会，开放的中国将成为亚洲国家的潜在巨大市场。中国将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亚洲国家发展形式多样的双边和多边经贸合作，以优势互补、平等互惠为基础，营造多赢的格局。

【参考文献】

[1]联合国贸发会议.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

[2]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版，中国统计年鉴2001年版[Z].中国统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