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海范文10篇

领海范文篇1

一、沿海国对领海的立体空间行使主权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条规定：“沿海国的主权及于其陆地领土及其内水以外邻接的一带海域”即领海，并且“此项主权及于领海的上空及其海床和底土”。主权是指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对内对外事务而不受其他国家任何形式的干涉和侵犯的最高权力，是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和根本属性。沿海国对领海行使主权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对领海的水面行使主权。海洋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相互交往和通商贸易的重要通道，在现代社会中，国际贸易有70％以上的货物是通过沿海、近洋和远洋船舶运输完成的，海洋经济被誉为是“蔚蓝色的文明”，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领海上船舶的航行制度，包括航道的划分、强制引航或服务性引航的实施、船舶拖带业务等等，都由沿海国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加以规定，并由沿海国行使排它的专属管辖权，其他国家的船舶必须服从和遵守。第二，对领海的水体行使主权。领海都靠近沿海国的海岸，水深一般不超过500米，属浅海水带水体，阳光照射充足，加之陆地河流冲带大量的营养物质入海，因而在领海水体中有丰富的鱼、虾、海菜等海产品资源，沿海国对此享有绝对的所有权，这种国家所有权在对外关系上即表现为国家主权。沿海国对领海水体行使主权还表现在外国潜水艇在领海内无害通过时，必须浮出水面，并展示其国旗，亦即沿海国对领海水体的主权不受国际法的限制，外国潜水艇在领海水体中不享有无害通过权。第三，对领海的海床和底土行使主权。领海的海床和底土一般都是沿海国大陆板块在海水下面向海洋方向的倾斜延伸，其坡度极其平缓，且通常不会超过500米等深浅。领海的海床和底土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大陆架，而是国家领土的组成部分。在领海的海床和底土中，往往蕴藏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是国家进行经济建设所必需的不可再生的稀缺性自然资源，国家对此同样享有绝对的所有权，理所当然地要行使国家主权。第四，对领海上空的空气空间行使主权。领海之上的空气空间属于沿海国的领空，任何外国飞机未经许可不得进入或飞越领海上空，沿海国有权宣布其领海的全部或部分上空为禁区，也可以指定固定航线或规定外国飞机进入或飞越领海上空的条件。

我国《领海及毗连区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领海的主权及于领海上空、领海的海床及底土”，“外国潜水艇和其他潜水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必须在海面航行，并展示其旗帜”，“外国航空器只有根据该国政府与中国政府签订的协定、协议，或者经中国政府或者其授权的机关批准或接受，方可进入中国领海上空”。我国的这些规定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是完全一致的，我国对领海所行使的主权上及天空，下及底土，对领海的立体空间行使国家主权。

沿海国对领海的立体空间行使主权，是领海法律制度的基础和核心，其他方面的领海制度都是领海主权制度的引伸和具体化。

二、沿海国对其领海内的一切自然资源享有永久主权

联合国第29届大会于1974年通过了《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其中第2条规定：“每个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包括拥有权、使用权和处置权在内，并得自由行使此项主权。”该《宪章》所倡导建立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本内容之一就是，各国均有权合理地利用和开发本国的自然资源，坚决维护各国特别是维护发展中国家对其自然资源以及全部财富和经济利益的永久主权。另外，1962年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宣言》、1974年联合国第六届特别大会通过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行动纲领》都强调，每一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和一切经济活动拥有充分的永久主权，联合国将“帮助各国行使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挫败妄图阻止自由和有效地行使每个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拥有充分和永久主权的权利的尝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秉承了上述国际条约和国际文件中的规定，直接地或隐含地规定了沿海国对其领海内的一切自然资源享有永久主权。

领海中的自然资源包括领海的海床和底土中所贮藏的石油、天然气、锰结核矿等矿物资源以及领海的水体中的鱼、虾等生物资源。沿海国对领海内的这一切资源享有专属的权利，任何外国未经沿海国许可，不得从事自然资源的勘探、开发和捕捞活动，否则，沿海国可以采取一切行政的或司法的措施，对侵权者予以处罚和制裁。在必要的时候，国家还可以以主权者的身份，通过外交途径向有关国家提出交涉，采取协商、谈判、斡旋、仲裁等方式，确保沿海国对其领海内的一切自然资源所享有的永久主权。我国《领海及毗连区法》第11条规定，任何国际组织、外国的组织或者个人，在我国领海内进行科学研究、海洋作业等活动，须经中国政府或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对于非法进入我国领海进行科学研究、海洋作业等活动的，我国有关机关将依法进行处理。

三、沿海国在其领海内享有专属的沿海航运权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人类与海洋紧密相连，息息相关。海洋对于人类来说，最原始、最基本的功能就是航行和捕鱼。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这两个功能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还进一步地加强了。在国际远洋运输中，船舶既要在国家的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航行，也要在不受任何国家主权支配的公海上航行，具有强烈的国际性，任何国家的船舶，包括内陆国的船舶都有权从事这种国际远洋运输。但是，对于从事货物和旅客运输的商船来说，当启运港和目的港都在一个国家境内，所经过的航线不超出该国的领海时，该运输属于沿海运输，任何外国船舶未经许可都不能从事在一国境内从一地到另一地的商业运输。沿海国在其领海内享有的这种专属沿海航运权，是沿海国争取货载、保护本国船队发展的重要措施。类似的制度还有国际河流上的沿岸航运专属权、航空运输中的国内载运专有权等。在关贸总协定及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文件中，尽管有各成员国之间互相给予国民待遇的规定，即要求各成员国在法律上给予在本国的外国自然人、法人以与本国的自然人、法人相同的待遇，但是缔约一方的船舶仍然不能享有在另一缔约方领海内的沿海航运权，易言之，沿海航运权不属于国民待遇的范围。

1993年7月1日起生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4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之间的海上运输和拖航，由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船舶经营。”“非经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批准，外国籍船舶不得经营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之间的海上运输和拖航。”我国是世界十个航运大国之一，运力过剩，货载相对不足，法律作出这样的规定，既是出于保护我国船队发展的需要，又是维护国家领海主权的表现。

四、沿海国对其领海享有属地优越权

属地优越权又称为领土管辖权或领域管辖权，是指国家对领土内的一切人、物、事件和行为有行使专属的司法管辖的权力。领海是国家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沿海国对领海享有属地优越权是指，除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国际法的限制以外，沿海国对其领海内的人、物、事件和行为享有排他的管辖权。

沿海国对其领海享有属地优越权，首先表现为沿海国有权制定和颁布有关领海内航行、卫生、缉私、移民、安全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规。立法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内容，也是行使管辖权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便无法行使任何一种管辖权。沿海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及对外开放的程度，有权独立自主地制定有关领海内航行、卫生等方面的法律、法规，除受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的制约以外，不受任何外部力量的限制。一般来说，沿海国在制定有关领海内航行、卫生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时，一方面要维护国家的政治独立、领土完整和经济权益，另一方面又要照顾到国际海洋秩序，有利于国际海上运输业和各种海洋事业的进步和发展。在国际交流增多，世界经济逐步一体化的时代，任何制定闭关锁国、“寸板不得下海”的法律、法规的做法注定是行不通的。

沿海国对领海行使属地优越权，主要表现为对领海内的人、物、事件和行为行使民事管辖权和刑事管辖权。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8条的规定，沿海国对外国船舶的民事管辖权较为宽松，主要表现是：（1）沿海国可以对通过其领海的外国船舶上的某人行使民事管辖权，但不得以此为目的而停止船舶航行或改变船舶航向。（2）对船舶本身在沿海国水域航行过程中或为此种航行目的而承担的义务或发生的债务而提起的民事诉讼，沿海国可以对船舶从事执行或加以逮捕。（3）以上第（2）项的限制不妨碍沿海国对在领海内停泊或驶离内水后通过领海的外国船舶从事执行或加以逮捕的权利。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7条的规定，沿海国对通过领海的外国船舶行使刑事管辖权的条件是：（1）罪行的后果及于沿海国；（2）罪行属于扰乱当地安宁或领海的良好秩序的性质；（3）经船长或船旗国外交代表或领事官员请求地方当局予以协助的；（4）取缔违法贩运麻醉药品或精神调理物质所必要的。如果不符合这些条件，沿海国则不能在通过其领海的外国船舶上行使刑事管辖权，也不能逮捕与在该船舶通过期间船上所犯任何罪行有关的任何人或进行与该罪行有关的任何调查。当然，这种限制不影响沿海国为在驶离内水后通过领海的外国船舶上进行逮捕或调查的目的而采取其法律所授权的任何步骤的权利。沿海国地方当局在考虑是否逮捕和如何逮捕时，应适当顾及航行的利益。如果经船长请求，沿海国在采取任何步骤前，应通知船旗国的外交代表或领事官员，并应便利外交代表或领事官员和船上乘务人员之间的接触。除了给海洋环境造成损害的特殊情况外，如果罪行是在进入领海之前的船上发生的，而船舶不进入内水，则沿海国不能对此采取任何步骤。

沿海国在领海中所行使的民事和刑事管辖权仅适用于商船和用于商业目的的政府船舶，军舰和用于非商业目的的政府船舶享有豁免权，不受沿海国的司法管辖。

五、外国船舶在领海中享有无害通过权

无害通过权是指在不影响沿海国的安全、良好秩序和善良风俗的前提下，外国船舶有尽快地、迅速地、不停顿地通过或穿越一国领海的权利，而无必要事先获得沿海国的许可或同意。外国船舶所享有的无害通过权，与外交代表享有的外交特权与豁免一样，实质上是国际法对一国领土主权的限制，目的是为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往来带来方便和惠益。由于这种领土主权限制是普遍的，不具有形式上或事实上的任何歧视性，不是针对个别国家或国家集团，而是对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具有法律拘束力，因而不存在违背国家主权原则的问题。

享有无害通过权的外国船舶不仅包括沿海国的船舶，而且也包括内陆国的船舶。但外国船舶是否包括了军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未作明确规定，留给了各国的国内法具体规定。我国《领海及毗连区法》第6条指出，外国非军用船舶依法享有无害通过我国领海的权利，外国军用船舶进入我国领海，须经我国政府批准。换言之，外国军用船舶在我国领海不享有无害通过权。

领海范文篇2

一、沿海国对领海的立体空间行使主权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条规定：“沿海国的主权及于其陆地领土及其内水以外邻接的一带海域”即领海，并且“此项主权及于领海的上空及其海床和底土”。主权是指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对内对外事务而不受其他国家任何形式的干涉和侵犯的最高权力，是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和根本属性。沿海国对领海行使主权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对领海的水面行使主权。海洋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相互交往和通商贸易的重要通道，在现代社会中，国际贸易有70％以上的货物是通过沿海、近洋和远洋船舶运输完成的，海洋经济被誉为是“蔚蓝色的文明”，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领海上船舶的航行制度，包括航道的划分、强制引航或服务性引航的实施、船舶拖带业务等等，都由沿海国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加以规定，并由沿海国行使排它的专属管辖权，其他国家的船舶必须服从和遵守。第二，对领海的水体行使主权。领海都靠近沿海国的海岸，水深一般不超过500米，属浅海水带水体，阳光照射充足，加之陆地河流冲带大量的营养物质入海，因而在领海水体中有丰富的鱼、虾、海菜等海产品资源，沿海国对此享有绝对的所有权，这种国家所有权在对外关系上即表现为国家主权。沿海国对领海水体行使主权还表现在外国潜水艇在领海内无害通过时，必须浮出水面，并展示其国旗，亦即沿海国对领海水体的主权不受国际法的限制，外国潜水艇在领海水体中不享有无害通过权。第三，对领海的海床和底土行使主权。领海的海床和底土一般都是沿海国大陆板块在海水下面向海洋方向的倾斜延伸，其坡度极其平缓，且通常不会超过500米等深浅。领海的海床和底土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大陆架，而是国家领土的组成部分。在领海的海床和底土中，往往蕴藏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是国家进行经济建设所必需的不可再生的稀缺性自然资源，国家对此同样享有绝对的所有权，理所当然地要行使国家主权。第四，对领海上空的空气空间行使主权。领海之上的空气空间属于沿海国的领空，任何外国飞机未经许可不得进入或飞越领海上空，沿海国有权宣布其领海的全部或部分上空为禁区，也可以指定固定航线或规定外国飞机进入或飞越领海上空的条件。

我国《领海及毗连区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领海的主权及于领海上空、领海的海床及底土”，“外国潜水艇和其他潜水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必须在海面航行，并展示其旗帜”，“外国航空器只有根据该国政府与中国政府签订的协定、协议，或者经中国政府或者其授权的机关批准或接受，方可进入中国领海上空”。我国的这些规定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是完全一致的，我国对领海所行使的主权上及天空，下及底土，对领海的立体空间行使国家主权。

沿海国对领海的立体空间行使主权，是领海法律制度的基础和核心，其他方面的领海制度都是领海主权制度的引伸和具体化。

二、沿海国对其领海内的一切自然资源享有永久主权

联合国第29届大会于1974年通过了《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其中第2条规定：“每个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包括拥有权、使用权和处置权在内，并得自由行使此项主权。”该《宪章》所倡导建立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本内容之一就是，各国均有权合理地利用和开发本国的自然资源，坚决维护各国特别是维护发展中国家对其自然资源以及全部财富和经济利益的永久主权。另外，1962年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宣言》、1974年联合国第六届特别大会通过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行动纲领》都强调，每一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和一切经济活动拥有充分的永久主权，联合国将“帮助各国行使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挫败妄图阻止自由和有效地行使每个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拥有充分和永久主权的权利的尝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秉承了上述国际条约和国际文件中的规定，直接地或隐含地规定了沿海国对其领海内的一切自然资源享有永久主权。

领海中的自然资源包括领海的海床和底土中所贮藏的石油、天然气、锰结核矿等矿物资源以及领海的水体中的鱼、虾等生物资源。沿海国对领海内的这一切资源享有专属的权利，任何外国未经沿海国许可，不得从事自然资源的勘探、开发和捕捞活动，否则，沿海国可以采取一切行政的或司法的措施，对侵权者予以处罚和制裁。在必要的时候，国家还可以以主权者的身份，通过外交途径向有关国家提出交涉，采取协商、谈判、斡旋、仲裁等方式，确保沿海国对其领海内的一切自然资源所享有的永久主权。我国《领海及毗连区法》第11条规定，任何国际组织、外国的组织或者个人，在我国领海内进行科学研究、海洋作业等活动，须经中国政府或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对于非法进入我国领海进行科学研究、海洋作业等活动的，我国有关机关将依法进行处理。三、沿海国在其领海内享有专属的沿海航运权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人类与海洋紧密相连，息息相关。海洋对

于人类来说，最原始、最基本的功能就是航行和捕鱼。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这两个功能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还进一步地加强了。在国际远洋运输中，船舶既要在国家的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航行，也要在不受任何国家主权支配的公海上航行，具有强烈的国际性，任何国家的船舶，包括内陆国的船舶都有权从事这种国际远洋运输。但是，对于从事货物和旅客运输的商船来说，当启运港和目的港都在一个国家境内，所经过的航线不超出该国的领海时，该运输属于沿海运输，任何外国船舶未经许可都不能从事在一国境内从一地到另一地的商业运输。沿海国在其领海内享有的这种专属沿海航运权，是沿海国争取货载、保护本国船队发展的重要措施。类似的制度还有国际河流上的沿岸航运专属权、航空运输中的国内载运专有权等。在关贸总协定及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文件中，尽管有各成员国之间互相给予国民待遇的规定，即要求各成员国在法律上给予在本国的外国自然人、法人以与本国的自然人、法人相同的待遇，但是缔约一方的船舶仍然不能享有在另一缔约方领海内的沿海航运权，易言之，沿海航运权不属于国民待遇的范围。

1993年7月1日起生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4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之间的海上运输和拖航，由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船舶经营。”“非经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批准，外国籍船舶不得经营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之间的海上运输和拖航。”我国是世界十个航运大国之一，运力过剩，货载相对不足，法律作出这样的规定，既是出于保护我国船队发展的需要，又是维护国家领海主权的表现。

四、沿海国对其领海享有属地优越权

属地优越权又称为领土管辖权或领域管辖权，是指国家对领土内的一切人、物、事件和行为有行使专属的司法管辖的权力。领海是国家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沿海国对领海享有属地优越权是指，除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国际法的限制以外，沿海国对其领海内的人、物、事件和行为享有排他的管辖权。

沿海国对其领海享有属地优越权，首先表现为沿海国有权制定和颁布有关领海内航行、卫生、缉私、移民、安全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规。立法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内容，也是行使管辖权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便无法行使任何一种管辖权。沿海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及对外开放的程度，有权独立自主地制定有关领海内航行、卫生等方面的法律、法规，除受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的制约以外，不受任何外部力量的限制。一般来说，沿海国在制定有关领海内航行、卫生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时，一方面要维护国家的政治独立、领土完整和经济权益，另一方面又要照顾到国际海洋秩序，有利于国际海上运输业和各种海洋事业的进步和发展。在国际交流增多，世界经济逐步一体化的时代，任何制定闭关锁国、“寸板不得下海”的法律、法规的做法注定是行不通的。

沿海国对领海行使属地优越权，主要表现为对领海内的人、物、事件和行为行使民事管辖权和刑事管辖权。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8条的规定，沿海国对外国船舶的民事管辖权较为宽松，主要表现是：（1）沿海国可以对通过其领海的外国船舶上的某人行使民事管辖权，但不得以此为目的而停止船舶航行或改变船舶航向。（2）对船舶本身在沿海国水域航行过程中或为此种航行目的而承担的义务或发生的债务而提起的民事诉讼，沿海国可以对船舶从事执行或加以逮捕。（3）以上第（2）项的限制不妨碍沿海国对在领海内停泊或驶离内水后通过领海的外国船舶从事执行或加以逮捕的权利。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7条的规定，沿海国对通过领海的外国船舶行使刑事管辖权的条件是：（1）罪行的后果及于沿海国；（2）罪行属于扰乱当地安宁或领海的良好秩序的性质；（3）经船长或船旗国外交代表或领事官员请求地方当局予以协助的；（4）取缔违法贩运麻醉药品或精神调理物质所必要的。如果不符合这些条件，沿海国则不能在通过其领海的外国船舶上行使刑事管辖权，也不能逮捕与在该船舶通过期间船上所犯任何罪行有关的任何人或进行与该罪行有关的任何调查。当然，这种限制不影响沿海国为在驶离内水后通过领海的外国船舶上进行逮捕或调查的目的而采取其法律所授权的任何步骤的权利。沿海国地方当局在考虑是否逮捕和如何逮捕时，应适当顾及航行的利益。如果经船长请求，沿海国在采取任何步骤前，应通知船旗国的外交代表或领事官员，并应便利外交代表或领事官员和船上乘务人员之间的接触。除了给海洋环境造成损害的特殊情况外，如果罪行是在进入领海之前的船上发生的，而船舶不进入内水，则沿海国不能对此采取任何步骤。

沿海国在领海中所行使的民事和刑事管辖权仅适用于商船和用于商业目的的政府船舶，军舰和用于非商业目的的政府船舶享有豁免权，不受沿海国的司法管辖。

五、外国船舶在领海中享有无害通过权

无害通过权是指在不影响沿海国的安全、良好秩序和善良风俗的前提下，外国船舶有尽快地、迅速地、不停顿地通过或穿越一国领海的权利，而无必要事先获得沿海国的许可或同意。外国船舶所享有的无害通过权，与外交代表享有的外交特权与豁免一样，实质上是国际法对一国领土主权的限制，目的是为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往来带来方便和惠益。由于这种领土主权限制是普遍的，不具有形式上或事实上的任何歧视性，不是针对个别国家或国家集团，而是对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具有法律拘束力，因而不存在违背国家主权原则的问题。

享有无害通过权的外国船舶不仅包括沿海国的船舶，而且也包括内陆国的船舶。但外国船舶是否包括了军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未作明确规定，留给了各国的国内法具体规定。我国《领海及毗连区法》第6条指出，外国非军用船舶依法享有无害通过我国领海的权利，外国军用船舶进入我国领海，须经我国政府批准。换言之，外国军用船舶在我国领海不享有无害通过权。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8条、第19条的规定，外国船舶的通过是指为

领海范文篇3

关键词：海洋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紧追权

紧追权（rightofhotpursuit）是国际法赋予沿海国在公海上行使的一项特殊权利。沿海国有充足理由认为外国船舶在该国领域内违反本国法令时，在一定条件下可将该外国船舶追至公海，并拿捕及强制带至本国。1958年《公海公约》第23条对紧追权做出了较为具体的规定；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11条又对紧追权做出了更为详细的规定。当一国经过授权的船只有充分理由认为外国船舶违反该国法律和规章，并且其处于该国的内水、群岛水域、领海或毗邻区内时，紧追权得以行使。

一、紧追权的终止

紧追权会由于几种不同的原因而终止，包括：因被紧追船舶进入其本国的领海或第三国领海而终止，因紧追船舶追及被紧追船行使登临权、检查权而停止，因紧追船技术、设备原因或其他原因无法追及或自动放弃紧追。

1．因被紧追船舶进入其本国领海或第三国领海而终止的情况，系根据《海洋法公约》第111条第3款：“紧追权在被追逐的船舶进入其本国领海或第三国领海时立即终止。”根据国家主权原则，被追逐的船舶在进入他国领海之后，由于该国享有的管辖权优先于实施紧追船舶享有的管辖权，紧追船舶的紧追权立即丧失。

关于船舶国籍的认定，国际法和各国国内法均规定以其悬挂的船旗为准，并要求该船与该国存在实质性的联系。但在紧急情况下，严格的判断船舶的国籍与是否拥有实际联系非常困难，一般认为此时仅以其悬挂的船旗为准即可。对于悬挂方便旗而此时不能发现的船舶也适用。

对于悬挂两个或以上国家的船旗的船舶，根据各国规定及82年《海洋法公约》第92条第2款的规定：“悬挂两国或两国以上旗帜航行并视方便而换用旗帜的船舶，对任何其他国家不得主张其中的任一国籍，并可视同无国籍的船舶。”在紧追时，该船舶视同无国籍的船舶，可以对其进行紧追。

当船舶悬挂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旗帜时，根据《海洋法公约》第93条的规定，不具有他国的国籍，属于政府间国际组织管辖，在进入任何一国的领海之内时，沿海国都具有管辖权，追逐船舶须停止紧追，但其进入紧追船舶的国家的领海除外。

2．在追逐船舶追及被紧追船舶后紧追终止。此时，追逐船舶可登临被追逐船舶对船舶证书、资料及船上器具、物品进行必要的检查，如发现怀疑属实，可将该船舶带回本国处理。虽然在《公海公约》、《海洋法公约》以及其他的法律法规中，均未阐明紧追权与登临权的关系，但是从紧追权的性质和各国的实践上看，二者是不可分割，具有直接联系的。行使登临权是紧追权的结果，紧追权的行使也是登临权行使的前提，二者是紧密相连的。登临权配合紧追权行使才能有效保护沿海国对领海及其他区域的利益。

3．因紧追船技术、设备原因或其他原因无法追及或自动放弃紧追的情况，属于紧追船舶该国自身原因无法行使海洋法赋予的权利，是追逐国家自身保护权利不利而造成的，在此不再做讨论。

二、紧追终止后可否恢复

当被追逐船舶可能进入本国或第三国领海，紧追停止后，该船舶再驶出领海时，实施紧追的船舶是否有权恢复紧追？

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的讨论在联合国历次海洋法会议上均有涉及。在1930年海牙法典编纂会议上，有代表提出被追逐船舶在外国或其本国领水内停留了24小时是不可恢复的，但在外国领水短暂停留可以恢复。在日内瓦海洋法会议上，丹麦代表提出补充意见：“如果被追逐船舶进入其本国或他国领水后，它仍在追逐船舶的监控范围内，没有抛锚或停泊，并在进入该水域后停留不超过6小时，则紧追可以恢复继续进行。”巴基斯坦代表也提出，紧追能否恢复和被追逐船舶在外国领水内停留的时间没有关系，因为紧追权的行使已经停止。但是为了保障追逐国家的权利，应该在该条文中增加救济的规定，即通过建立双边协定来引渡违法者。由于各方始终未形成一致的看法，《公海公约》和《海洋法公约》中都没有相关规定。公务员之家

事实上，紧追的停止已经切断了追逐船舶和被追逐船舶之间所建立的联系，紧追权行使的条件已经无法成立。之前由于追逐船舶具有的授权，当被追逐船舶所从事可能违法的行为时，沿海国的管辖权由于合法的紧追得到延伸。一旦被追逐船舶进入本国或第三国领海之内，该国的管辖权优先，紧追被迫停止，联系被切断。即使被追逐船舶再次进入公海，紧追开始的条件也不具备了。即使被追逐船舶为了逃避登临检查而进入一国领海短暂停留，紧追也不能恢复。因为很难认定该船舶短暂停留的行为就是具有逃避管辖的意图的。至于在一国领海之内停留了多长时间才可以被认为具有规避意图，也是非常难以划定的问题。

总之，紧追权只能在公海或追逐船舶国家的领海内行使，当追逐船舶追及被追逐船或被追逐船已经驶出该范围时，紧追权都不能继续行使。此后，两船在先的联系已经切断，紧追权也不能恢复。

参考文献：

［1］周忠海．国际海洋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

［2］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第二分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领海范文篇4

“领土”指一个国家主权管辖下的区域，包括领陆（陆地）、领水（水域及其底土）和领空（领陆和领水上空）等。

“领水”包括内水和领海。内水指国家领陆内以及领海基线（沿海国划定其领海外部界限的起算线）向陆一面的水域，指河流、湖泊、内海、封闭性海湾和港口等泊船处。领海指邻接一国陆地及其内水并处于该国主权下的一定宽度的水域。

“领空”指隶属于国家主权的领陆和领水上空，一般指领陆和领水上面的大气空间。

由于海洋面积占地表的71％，加上海洋所具有的无可估量的经济价值和巨大的开发前景，各个国家都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海洋，海洋已成了各国竞争和争夺的焦点。1982年12月10日，100多个国家首脑云集牙买加的蒙特利贝市，在联合国起草的《联合国海洋公约》上签字，1993年经60多个国家批准，该公约正式生效，从此《联合国海洋公约》就成了世界海洋领域第一部国际法典。《联合国海洋公约》把世界海洋划分为国际管辖海域和国家管辖海域。

国际管辖海域包括：

1.公海；

2.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

3.国际海底区域。

国家管辖海域包括：

1.内海，包括封闭性海湾、宽度不超过25海里领陆内的海峡、港口等；

2.领海，从海岸基线向海上延伸到12海里的海域；

3.领海毗连区，领海以外不超过12海里的海域；

4.专属经济区，领海以外不超过领海基线200海里的海域；

5.大陆架，领海以外依其陆地的全部延伸部分，最大不超过350海里，若不到200海里可以扩展至200海里.

根据《联合国海洋公约》，一个四面环水在海水高潮时能高于水面的自然小岛，只要它可以维持人类居住或本岛的经济生活，就可以同领陆一样拥有自己的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即使这个岛礁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经济生活，尽管它不能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但是也可划出自己的领海和毗连区。这样，即使是一个小小的岛礁，也可获得1500多平方千米（相当于3个新加坡）面积的领海，4600多平方千米的毗连区，或者还可获得43万平方千米（相当于浙江省的4倍）面积的专属经济区。正因如此，海洋公约正式生效后，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

日本在《联合国海洋公约》正式签订之初，即在教科书上将其国土面积由37万平方千米，说成400万平方千米。1987年1月起，日本耗资300亿日元（约2.2亿美元）用三年时间对其最南端的一个小岛——一冲之鸟岛（冲鸟岛）进行加固。该珊瑚环礁在琉球群岛以南，离东京1700千米，东西宽约5千米，南北长约1.7千米，由于海水侵蚀，该岛露出水面的岩礁正逐年缩小、降低，面临被海水吞没的危险。日本对冲鸟岛的加固，既为了试图得到这43万平方千米的专属经济区，也是在“日本1000海里生命线”的西南航线上试图立下一个永久性据点。这些都足见日本政府的用心良苦。近年来日本一些极右分子一直觊觎并试图霸占我国神圣领土钓鱼岛列岛，此种狼子野心，当然要受到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坚决反对。

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海岸线长达18000千米，浅海大陆架面积约150万平方千米，有大小岛屿6500多个。

这片广阔的海洋水域已受到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1990年以来，国务院批准了13处部级海洋自然保护区，1992年2月25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1996年5月1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联合国海洋公约》。

根据《联合国海洋公约》，我国拥有的内海和领海面积约38万平方千米，归属我国管辖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面积近300万平方千米。这样我国的领土、领海和管辖的区域面积已达1200万平方千米，另外，由于我国已成功地研制出能潜入1000米深处的海洋机器人，联合国还为此在赤道附近南太平洋划出1000平方千米的海域作为中国的专属探矿区。

在新形势下，地理学界应该考虑用更为宽泛的概念来说明我国所有的领土、领海和国家管辖的区域，地理教学也要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让我们的学生了解我国的领陆、领水（领海）、领空、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和专属探矿区等“国域”（中国区域），从而激发他们更加热爱祖国、更加奋发向上，担负起21世纪建设、开发好我国“国域”的重任。

领海范文篇5

首先，我先讲一下国际法院管辖权。管辖权包括两方面：一是咨询管辖权、二是诉讼管辖权，其中咨询管辖权是指有资格提出诉讼的国家。国际法院只能审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争端。但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向国际法院提出诉讼，只有理约国的会员国有这种权利。那么理约国非会员国能否向国际法院提出诉讼？可以，但必须借助安理会关于国际法院规约的条件。例如瑞士，瑞士不是理约国的会员国，但他就借助了安理会关于这方面的规定。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有资格向国际法院提出诉讼不等于国际法院有管辖权。我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大家还记得南斯拉夫危机时美国炸了我们的大使馆吧，当时我们国内很多人都主张把这个案子交给国际法院来裁决，这样就造成了两国紧张的局势。中国做为理约国的会员国有权向国际法院起诉美国这一行为，但问题在于中国能否提出诉讼，提出诉讼的条件就涉及到法院管辖权的问题。法院管辖权行使的前提必须是当事国双方自愿，大家考虑一下，如果中国对美国起诉法院的管辖权在什么地方？换个说法，如果被起诉方不同意国际法院该如何解决呢？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三例条第六款如果双方对管辖权发生异议将由双方自行解决管辖权问题。那么一个诉讼当事国怎样表达对法院管辖权的问题，当事国决定法院管辖权有几种办法：第一种是借助法院规约第三条第二款即强制执行管辖权；第二种是当事国双方签订专门协定；第三种是制定解决争端的条款。第一种办法就是说当事国可以事先发表声明接受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的执行，假定当事国双方都事先发表这样一份声明，那么事情就比较好解决了。在中美使馆这个问题上，如果中美同时发表过类似声明，那么我们说国际法院就有权执行管辖权。但在这个问题上绝大多数国家在发表声明时都持有一定的保留，并且国际法没有规定保留范围。例如美国曾经发表过在内政争端方面不接受管辖权，甚至美国还对内政这个词做了更进一步的解释，内政即由美国来决定的事。大家不难看出，事实上美国对内政这个词的解释就是对国际法管辖权的完全否认。因此在国际法院中有一部分法官认为这是非法的，而另一部分法官认为国际法对这方面的规定是不明确的，那么这个问题至今没有解决。第二种办法是当事国双方在谈判无效的情况下将案件交给国际法院裁判，双方通过裁判达成共识并签订协议。一般情况下这种方法是最好的。第三种办法就是如果当事国对公约中规定条款的解释和适用性发生分歧时可以通过国际法院进行裁决，但这只是公约的附加条件。例如在《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最后就有类似的条款，但这个公约的特点是如果你参加就没有保留权。大家都知道，中国和日本之间有一个旧的化学武器的问题。二战时日本在中国留下的化学武器问题根据公约日本就必须帮助中国解决，如果双方发生分歧可以通过国际院进行裁决。这里还有第四种办法，关于第四种办法有一个例子：英国与阿尔巴尼亚曾经在一次海上事故中产生争端。当时英国的船只在靠近阿尔巴尼亚领海的海域内被阿的水雷击中沉没，英国向国际法院提出诉讼。但阿认为国际法院没有执行管辖权的依据。而国际法院对阿的拒绝也做出了回答，国际法院的依据是：阿曾经在这之前对安理会关于在规定海域内有意阻挠别国船只航行并涉嫌武力攻击的国家，交予国际法院裁决的声明表示支持，而英国正是根据这一声明对阿进行起诉地，因此根据这一点国际法院认为有管辖权。

法院的管辖权分为这几种方式，但这也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当事国双方是通过特殊协议将案件提交给国际法院的，否则他们不会接受国际法院的裁决。因为他们都会强调管辖权的问题，这里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法院没有管辖权；第二种情况是法院有管辖权但不允许法院来解决。

有这样一个例子能够反映第一种情况。大概在去年，巴基斯坦向印度提出诉讼。因为印度在印巴边界上用导弹击落了巴基斯坦的一架海军飞机，当时巴基斯坦在国际法管辖权方面的依据是根据印巴两国曾经在借助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方面发表过联合声明。但印度方面认为当时在作联合声明时他们是有保留地。其中声明中有这样一条：“曾经参加过英联邦的国家，不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权。”因此印度认为国际法院没有管辖权。印度这种说法事实上是针对巴基斯坦的，因为印度曾经在印巴冲突中由于同时与巴基斯坦接受管辖权而遇到过这方面的教训。为此印度立即在事后修改了声明中的一些条款，例如刚刚提到的那一条。巴基斯坦方面对印度提出的说法给予了反驳，巴认为印度的这些条款是对巴的歧视。但法院是怎样解决地呢？法院认为印度的保留是有根据的，因此法院宣判印度胜诉。说到这里大家肯定会问为什么要判印度胜诉。因为国际法院与一个国家的法院有着本质的区别。国家法院是由直接政府控制地，因此在审理案件时不会考虑自身有无管辖权。而国际法院在审理案件时考虑到公正性以及一些国际关系方面的问题，因此必须依照国际法和一些相关的国际公约来受理。

另一种情况有这样一个例子。伊朗曾经起诉美国，原因是在两伊战争时美国炸毁了伊朗在海上的几个钻井平台，要求美国为此赔偿。管辖权的依据是什么？因为伊朗并没有接受法院的强制管辖权，而美国因为在尼加拉瓜案件上的失败也退出了强制管辖权。1949年伊美之间曾经建立了《合并通商友好条约》，伊朗提出美国违背了条约的规定。而美国反驳伊朗，说这不涉及到自由通商法的问题，这与中立法和战争法有关，因此美国认为法院没有管辖权。那么法院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法院认为这个案件与自由通商法有着直接的联系，因为伊朗的海上石油平台有很多石油管道是与其他国家相连地，这就说明伊朗和其他国家有石油生意。那么法院认为这个案件触及了自由通商法，因此法院就有管辖权。但法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开始审理此案，因为当事国双方都想再等一等。

通过以上这两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国际法院的管辖权并不是由当事国单方面提出诉讼或认同才能执行地。因为这涉及到当事国双方的认同协议以及对法律适用性的认可。

下面我想讲一讲国际法中的实体法部分，对于这部分我想结合卡塔尔和巴林的案件来给大家做一下说明。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这涉及到中东问题。从海洋法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国际问题，而且通过这个案件更加丰富了海洋划界方面的很多法规。如果具体分析这个案件，我想就需要地图了，所以今天我只能原则性的给大家讲一讲。大家知道三十多年来，由于国际法对于海洋划界的法规较少，因此国际上类似的争端层出不穷。最初国际上对于海洋划界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等距离的方法、另一种是依据公平的原则进行划分。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现在海洋法可以区分领海划界、大陆架、捕鱼区以及专属经济区。但是国际法院目前又把大陆架、捕鱼区、专属经济区的相关法规进行了完善。下面就卡塔尔和巴林的地理位置进行说明。巴林是波斯湾中南部的一个岛国，卡塔尔是卡塔尔半岛南部的一个国家。两国东西部接壤、北部相对，因此这个案件就涉及到两国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划分。当时卡塔尔在诉讼中要求国际法院对整个海域单一分界线进行划分，国际法院认为两国海域的南部是接壤的，而两国的领海是

重叠的。两国的领海总共24海里，但许多地区没有超过24海里，所以大部分都是重叠的。因此南部存在一个划分领海的问题，不存在划分经济区的问题，而北部存在划分经济区的问题。

首先讲一讲划分领海的问题，在划分领海时国际法院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两国领海的海岸起点应该在哪？关于海洋划界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以正常基线为准；第二种是以领海基线为准。在1951年之前，国际上在领海划分问题上一直采用正常基线。直到1951年以后，由于英国的一些渔业方面的案子，国际上才开始采用领海基线。正常基线只适用于那些海岸线变化不明显的地区，领海基线是在1958年才正式启用。1982年的理约国海洋法公约还规定了此基线不得脱离海岸线的总体走向，此基线以内的水域必须与大陆紧密的接触，使此基线以内的水域能够成为内水。国际法院在卡塔尔、巴林这个案子上第一次使用82年的这项条款，并且国际法院在判决这个案件时也特别强调了这项条款属于习惯国际法。为什么法院要强调这一点，因为巴林已经签订并批准了这一条款而卡塔尔还没有签，这项条款对单方是无效地。在基线这个问题上，巴林认为在他主岛东部的海域上包含了许多小岛以及重要资源，这些岛屿、资源与巴林的主岛形成了群岛。巴林从这个问题上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巴林有权将这些群岛连接在一起，这样可以扩大他的领海。但是国际法院不同意巴林的观点，一方面国际法院承认了巴林群岛组成部分的观点，但国际法院认为这些组成部分并不是在海岸线以内，也没有紧靠海岸线的岛屿。并且巴林的情况并不符合1982年的海洋法公约。如果巴林有权划分领海，那么只有一种情况：按照海洋法公约宣布自己是群岛国，但这之前巴林并没有宣布过自己是群岛国，因此法院决定使用正常基线在巴林和卡塔尔之间划定一条等距离分界线做为临时分界线。这个案件的判决并不是只对巴林领海的划分，事实上是对巴林卡塔尔两国领海的划分。海洋法公约规定对两国领海的划分不仅仅靠正常基线的方法，如果涉及到历史原因或其他特殊情况那么有必须采用不同的原则对领海进行划分。一般情况下使用正常基线划分是在双边条约的前提下进行地，但这个案件是国际法院在历史上第一次被要求在两国领海之间划一条分界线。

国际法院在划分两国领海时分两个步骤。首先在两国领海之间划一条临时分界线，然后再依据一些特殊原因进行调整。当时国际法院把这两国之间所有的小岛甚至是珊瑚礁都进行具体分析，但在进行这项工作时也遇到一个难题，就是在两国之间的海域中有很多退潮时露出海面的部分。按照海洋法规定，如果退潮时露出海面的部分在一个国家主岛的领海宽度以内，那么这些部分就可以做为测量领海宽度的自然基准。反之，如果这些部分在领海宽度以外，那么就不能做为测量基准。但巴林和卡塔尔有一个特殊情况，两国领海的退潮露出水面部分有些是重叠的，从原则上讲两国都有权以这些部分为基准进行领海宽度测量，这只是从一方面来看。但从划分界限来看，两国相互对立的权利已经抵消了。这时巴林提出了很早以前就已经取得了拥有退潮部分的权利，事实上巴林是在这个问题上把卡塔尔的测量权排除了。国际法院没有接受巴林的这一观点，因为国际法院认为两国领海重叠的部分按照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不能由其中任何一方独占或拥有，不能因重叠的部分对划分领海造成不公平的结果。

在这个案件中，法院认为巴林附近有一个很小的岛，长度有12米、宽度有4米，退潮时露出水面的高度只有4米。但法院也允许巴林把它做为一个特殊的分界点，使巴林的领海能够穿过小岛的东侧。这样就扩大了领海的范围，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岛呢？做为分界依据对巴林来说确实有它的重要性，从对面领海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是十分公平的。中线原本是穿过小岛的，这样做也是对中线的调整。

领海范文篇6

首先，我先讲一下国际法院管辖权。管辖权包括两方面：一是咨询管辖权、二是诉讼管辖权，其中咨询管辖权是指有资格提出诉讼的国家。国际法院只能审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争端。但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向国际法院提出诉讼，只有理约国的会员国有这种权利。那么理约国非会员国能否向国际法院提出诉讼？可以，但必须借助安理会关于国际法院规约的条件。例如瑞士，瑞士不是理约国的会员国，但他就借助了安理会关于这方面的规定。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有资格向国际法院提出诉讼不等于国际法院有管辖权。我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大家还记得南斯拉夫危机时美国炸了我们的大使馆吧，当时我们国内很多人都主张把这个案子交给国际法院来裁决，这样就造成了两国紧张的局势。中国做为理约国的会员国有权向国际法院起诉美国这一行为，但问题在于中国能否提出诉讼，提出诉讼的条件就涉及到法院管辖权的问题。法院管辖权行使的前提必须是当事国双方自愿，大家考虑一下，如果中国对美国起诉法院的管辖权在什么地方？换个说法，如果被起诉方不同意国际法院该如何解决呢？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三例条第六款如果双方对管辖权发生异议将由双方自行解决管辖权问题。那么一个诉讼当事国怎样表达对法院管辖权的问题，当事国决定法院管辖权有几种办法：第一种是借助法院规约第三条第二款即强制执行管辖权；第二种是当事国双方签订专门协定；第三种是制定解决争端的条款。第一种办法就是说当事国可以事先发表声明接受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的执行，假定当事国双方都事先发表这样一份声明，那么事情就比较好解决了。在中美使馆这个问题上，如果中美同时发表过类似声明，那么我们说国际法院就有权执行管辖权。但在这个问题上绝大多数国家在发表声明时都持有一定的保留，并且国际法没有规定保留范围。例如美国曾经发表过在内政争端方面不接受管辖权，甚至美国还对内政这个词做了更进一步的解释，内政即由美国来决定的事。大家不难看出，事实上美国对内政这个词的解释就是对国际法管辖权的完全否认。因此在国际法院中有一部分法官认为这是非法的，而另一部分法官认为国际法对这方面的规定是不明确的，那么这个问题至今没有解决。第二种办法是当事国双方在谈判无效的情况下将案件交给国际法院裁判，双方通过裁判达成共识并签订协议。一般情况下这种方法是最好的。第三种办法就是如果当事国对公约中规定条款的解释和适用性发生分歧时可以通过国际法院进行裁决，但这只是公约的附加条件。例如在《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最后就有类似的条款，但这个公约的特点是如果你参加就没有保留权。大家都知道，中国和日本之间有一个旧的化学武器的问题。二战时日本在中国留下的化学武器问题根据公约日本就必须帮助中国解决，如果双方发生分歧可以通过国际院进行裁决。这里还有第四种办法，关于第四种办法有一个例子：英国与阿尔巴尼亚曾经在一次海上事故中产生争端。当时英国的船只在靠近阿尔巴尼亚领海的海域内被阿的水雷击中沉没，英国向国际法院提出诉讼。但阿认为国际法院没有执行管辖权的依据。而国际法院对阿的拒绝也做出了回答，国际法院的依据是：阿曾经在这之前对安理会关于在规定海域内有意阻挠别国船只航行并涉嫌武力攻击的国家，交予国际法院裁决的声明表示支持，而英国正是根据这一声明对阿进行起诉地，因此根据这一点国际法院认为有管辖权。

法院的管辖权分为这几种方式，但这也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当事国双方是通过特殊协议将案件提交给国际法院的，否则他们不会接受国际法院的裁决。因为他们都会强调管辖权的问题，这里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法院没有管辖权；第二种情况是法院有管辖权但不允许法院来解决。

有这样一个例子能够反映第一种情况。大概在去年，巴基斯坦向印度提出诉讼。因为印度在印巴边界上用导弹击落了巴基斯坦的一架海军飞机，当时巴基斯坦在国际法管辖权方面的依据是根据印巴两国曾经在借助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方面发表过联合声明。但印度方面认为当时在作联合声明时他们是有保留地。其中声明中有这样一条：“曾经参加过英联邦的国家，不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权。”因此印度认为国际法院没有管辖权。印度这种说法事实上是针对巴基斯坦的，因为印度曾经在印巴冲突中由于同时与巴基斯坦接受管辖权而遇到过这方面的教训。为此印度立即在事后修改了声明中的一些条款，例如刚刚提到的那一条。巴基斯坦方面对印度提出的说法给予了反驳，巴认为印度的这些条款是对巴的歧视。但法院是怎样解决地呢？法院认为印度的保留是有根据的，因此法院宣判印度胜诉。说到这里大家肯定会问为什么要判印度胜诉。因为国际法院与一个国家的法院有着本质的区别。国家法院是由直接政府控制地，因此在审理案件时不会考虑自身有无管辖权。而国际法院在审理案件时考虑到公正性以及一些国际关系方面的问题，因此必须依照国际法和一些相关的国际公约来受理。

另一种情况有这样一个例子。伊朗曾经起诉美国，原因是在两伊战争时美国炸毁了伊朗在海上的几个钻井平台，要求美国为此赔偿。管辖权的依据是什么？因为伊朗并没有接受法院的强制管辖权，而美国因为在尼加拉瓜案件上的失败也退出了强制管辖权。1949年伊美之间曾经建立了《合并通商友好条约》，伊朗提出美国违背了条约的规定。而美国反驳伊朗，说这不涉及到自由通商法的问题，这与中立法和战争法有关，因此美国认为法院没有管辖权。那么法院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法院认为这个案件与自由通商法有着直接的联系，因为伊朗的海上石油平台有很多石油管道是与其他国家相连地，这就说明伊朗和其他国家有石油生意。那么法院认为这个案件触及了自由通商法，因此法院就有管辖权。但法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开始审理此案，因为当事国双方都想再等一等。

通过以上这两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国际法院的管辖权并不是由当事国单方面提出诉讼或认同才能执行地。因为这涉及到当事国双方的认同协议以及对法律适用性的认可。下面我想讲一讲国际法中的实体法部分，对于这部分我想结合卡塔尔和巴林的案件来给大家做一下说明。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这涉及到中东问题。从海洋法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国际问题，而且通过这个案件更加丰富了海洋划界方面的很多法规。如果具体分析这个案件，我想就需要地图了，所以今天我只能原则性的给大家讲一讲。大家知道三十多年来，由于国际法对于海洋划界的法规较少，因此国际上类似的争端层出不穷。最初国际上对于海洋划界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等距离的方法、另一种是依据公平的原则进行划分。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现在海洋法可以区分领海划界、大陆架、捕鱼区以及专属经济区。但是国际法院目前又把大陆架、捕鱼区、专属经济区的相关法规进行了完善。下面就卡塔尔和巴林的地理位置进行说明。巴林是波斯湾中南部的一个岛国，卡塔尔是卡塔尔半岛南部的一个国家。两国东西部接壤、北部相对，因此这个案件就涉及到两国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划分。当时卡塔尔在诉讼中要求国际法院对整个海域单一分界线进行划分，国际法院认为两国海域的南部是接壤的，而两国的领海是重叠的。两国的领海总共24海里，但许多地区没有超过24海里，所以大部分都是重叠的。因此南部存在一个划分领海的问题，不存在划分经济区的问题，而北部存在划分经济区的问题。

首先讲一讲划分领海的问题，在划分领海时国际法院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两国领海的海岸起点应该在哪？关于海洋划界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以正常基线为准；第二种是以领海基线为准。在1951年之前，国际上在领海划分问题上一直采用正常基线。直到1951年以后，由于英国的一些渔业方面的案子，国际上才开始采用领海基线。正常基线只适用于那些海岸线变化不明显的地区，领海基线是在1958年才正式启用。1982年的理约国海洋法公约还规定了此基线不得脱离海岸线的总体走向，此基线以内的水域必须与大陆紧密的接触，使此基线以内的水域能够成为内水。国际法院在卡塔尔、巴林这个案子上第一次使用82年的这项条款，并且国际法院在判决这个案件时也特别强调了这项条款属于习惯国际法。为什么法院要强调这一点，因为巴林已经签订并批准了这一条款而卡塔尔还没有签，这项条款对单方是无效地。在基线这个问题上，巴林认为在他主岛东部的海域上包含了许多小岛以及重要资源，这些岛屿、资源与巴林的主岛形成了群岛。巴林从这个问题上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巴林有权将这些群岛连接在一起，这样可以扩大他的领海。但是国际法院不同意巴林的观点，一方面国际法院承认了巴林群岛组成部分的观点，但国际法院认为这些组成部分并不是在海岸线以内，也没有紧靠海岸线的岛屿。并且巴林的情况并不符合1982年的海洋法公约。如果巴林有权划分领海，那么只有一种情况：按照海洋法公约宣布自己是群岛国，但这之前巴林并没有宣布过自己是群岛国，因此法院决定使用正常基线在巴林和卡塔尔之间划定一条等距离分界线做为临时分界线。这个案件的判决并不是只对巴林领海的划分，事实上是对巴林卡塔尔两国领海的划分。海洋法公约规定对两国领海的划分不仅仅靠正常基线的方法，如果涉及到历史原因或其他特殊情况那么有必须采用不同的原则对领海进行划分。一般情况下使用正常基线划分是在双边条约的前提下进行地，但这个案件是国际法院在历史上第一次被要求在两国领海之间划一条分界线。

国际法院在划分两国领海时分两个步骤。首先在两国领海之间划一条临时分界线，然后再依据一些特殊原因进行调整。当时国际法院把这两国之间所有的小岛甚至是珊瑚礁都进行具体分析，但在进行这项工作时也遇到一个难题，就是在两国之间的海域中有很多退潮时露出海面的部分。按照海洋法规定，如果退潮时露出海面的部分在一个国家主岛的领海宽度以内，那么这些部分就可以做为测量领海宽度的自然基准。反之，如果这些部分在领海宽度以外，那么就不能做为测量基准。但巴林和卡塔尔有一个特殊情况，两国领海的退潮露出水面部分有些是重叠的，从原则上讲两国都有权以这些部分为基准进行领海宽度测量，这只是从一方面来看。但从划分界限来看，两国相互对立的权利已经抵消了。这时巴林提出了很早以前就已经取得了拥有退潮部分的权利，事实上巴林是在这个问题上把卡塔尔的测量权排除了。国际法院没有接受巴林的这一观点，因为国际法院认为两国领海重叠的部分按照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不能由其中任何一方独占或拥有，不能因重叠的部分对划分领海造成不公平的结果。

在这个案件中，法院认为巴林附近有一个很小的岛，长度有12米、宽度有4米，退潮时露出水面的高度只有4米。但法院也允许巴林把它做为一个特殊的分界点，使巴林的领海能够穿过小岛的东侧。这样就扩大了领海的范围，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岛呢？做为分界依据对巴林来说确实有它的重要性，从对面领海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是十分公平的。中线原本是穿过小岛的，这样做也是对中线的调整。

领海范文篇7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含义

1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是指我国国境以内的全部空间区域。具体包括：

（一）领陆，即国境线以内的陆地以及地下层。我国1992年的领海及毗连区法第2条第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陆地领土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及沿海岛屿、台湾及其包括钓鱼岛在内的附属各岛、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其他一切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岛屿。这是国家领土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领水，即国家领有的水域，包括内水、领海及其地下层。内水包括内河、内湖、内海以及同外国之间界水的一部分，这一部分通常以河流中心线或主航道中心线为界。领海包括某些海湾、海峡等。根据我国领海及毗连区法第3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从领海基线量起为12海里。该法第4条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毗连区为领海以外邻接领海的一带海域，毗连区的宽度为12海里（1海里为1.852公里，约3.7华里）。

（三）领空，即领陆、领水的上空，它只及于空气空间，不包括外层空间，大体在地表以上100公里~110公里的高度。

2根据国际条约和惯例，国家主权除及于领土外，还及于“拟制领土”，即为了从法律上解决管辖权问题而产生的一种假设，故只是法律上的虚拟，并非实在的领土。我国拟制领土包括：

（一）我国的船舶、飞机或其他航空器。我国刑法第6条第2款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航空器内犯罪的也适用本法。”这里所说的船舶、航空器既可以是民用的，也可以是军用的；既可以是航行途中的，也可以是处于停泊状态的；既可以是航行或停泊于我国领域内的，也可以是航行或停泊于我国领域外或公海以及公海的上空的。

（二）我国驻外使领馆内。根据我国承认的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规定，各国驻外大使馆、领事馆不受驻在国的司法管辖而受本国的司法管辖。我国驻外使领馆也是我国领域，在其内发生的任何犯罪都适用我国刑法。通常，各国把驻外使领馆视为一个国家领土的延伸。

3除此之外，对隔地犯等特殊状况，即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在时间或地点方面存在跨国界间隔等情况。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属地管辖的具体标准。我国刑法第6条第3款规定：“犯罪的行为或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即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这里包括三种情况：

（一）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均发生在我国领域内，这是较为常见的；

领海范文篇8

关键词:国际法;海事法;司法管辖

中国对海事管辖权的认知历经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同欧洲各国将海洋视作贸易走廊和财富来源不同，长久以来中国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海事管辖权甚至国家管辖权的法律概念。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涉海法治几乎一片空白，［1］海洋规则的制定权长期由西方国家所掌控。1958年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形成的四个日内瓦海洋法公约拉开了国际法法典化运动的序幕，同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领海的声明》(简称《领海声明》)正式开启了中国海事管辖的觉醒之路。此后，国际社会在1982年表决通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简称《海洋法公约》)，形成了现代国际海洋法新秩序。中国相继在海上立法、海事司法、海上行政执法等多个领域颁布法律、法规①，最高人民法院于1984年设立了第一批海事法院②对海上纠纷案件实施专门管辖，历经30余年发展实现了“将中国建成为亚太地区海事司法中心”的目标③，并努力向“国际海事司法中心”④迈进。中国海事管辖呈现出以海上立法为统领、海事司法为动力、海上行政执法为保障的海洋法治体系基本态势。海洋强国战略背景下，重新审视与探索科学完备的海上民事管辖权意义重大。

一、国际法视角下民事管辖权特殊性

(一)管辖依据的特殊性。国际法视角下，管辖权一般被定义为主权国家制定与实施法律的权能，具体表现为立法管辖权、司法管辖权与执法管辖权。［2］1949年《国家权利义务宣言草案》从宏观上确定了国家管辖权的内容⑤，但草案中管辖权范围仅针对“领土以及境内”，属于领土主权。具体到在领海范围内，国家依据领土主权具有完全的、充分的属地最高权，亦当然具有无可争议的民事管辖权。对领海范围外的海域，国家并不具有当然的管辖权。依据《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国家对领海外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历史性水域等相关范围内的水域、海床或底土享有主权权利，但管辖权的行使需要符合国际法规定。因此，国家对领海内海域的民事管辖权来源于领土主权，而对领海外海域的民事管辖权来源于国际法。对于前者，在尊重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国家享有排他权力，且有权采用最有效合适的管辖权方式。对于后者，国家仅具有特定事项及范围内的管辖权，有限地行使国际法赋予的权利。(二)管辖法律关系的特殊性。在中国，海上民事管辖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均晚于陆上司法管辖，从管辖法律关系的角度考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特殊性:一是管辖的主体存在权力行使梯度。海事司法的权力行使机关具体为11家海事法院，对海上民事纠纷施行跨行政区域专门管辖。依据《海洋法公约》，海事法院在领海内、外可行使的权力内容不同。二是管辖所涉及标的物具有流动性特征，影响管辖行为的实施。比如，船舶的移动会影响对司法扣押行为，海水流动会影响对污染范围和程度的调查取证，海洋生物的移动会影响对损失价值的评估等。三是管辖内容更容易发生主权争议。由于历史的以及现实的诸多复杂因素，中国虽然有绵长的海岸线，但尚未划定完整的领海基线，亦未宣告完备的专属经济区坐标。中国同日本、韩国等国家缔结有渔业协定，双方存在共管海域等复杂情况。中国的海运进口量占全世界海运贸易的四分之一，频繁的贸易往来增加了在争议海域发生船舶碰撞、海洋污染、海上人身损害等纠纷的风险，亟需完备高效的海事司法保障。(三)管辖边界的特殊性。严格意义上的海上民事管辖除了法院对纠纷进行审理与裁决的权力外，还涉及裁决文书的执行等司法行为的边界问题。这里的裁决文书，既包括对案件审理后所作出的实体裁决，也包括针对船舶扣押与拍卖、海事保全、海事强制令等案件审理过程中需要处理的一系列程序性裁决。以扣押船舶为例，民事裁定书上必须明确写明将船舶扣押于特定港口、锚地或其他海域。当特殊情况下需要在非港口、锚地的其他海域扣押船舶、送达文书或命令船舶驶往特定港口时，确定法院是否有权在特定海域实施司法行为显然是确保裁判合法的前提。目前，学界对海上管辖权的研究多关注审判管辖，鲜有涉及司法行为的管辖界限，无法体现海事管辖的全面性。究其原因，是学者对海事司法的理解套用陆上司法理论的不当结果。就陆上司法而言，国家层面的司法审判权与执行权是明确、统一的，即除了知识产权法院、互联网法院等实施集中管辖的法院外，审判权的地域管辖同行政区划相互一致，司法行为可以是陆上领土的全部区域。海事司法在国家管辖海域内的权力内容并不相同，审判与司法行为的管辖界限有所差异。比如，领海内的审判管辖与陆上一致，即除了豁免情形外，海事法院具有完全的管辖权。领海内的司法行为管辖受到《海洋法公约》第28条限制，一定条件下不得针对外国船舶实施司法行为以停止其航行、改变航向、执行或扣押。对于领海外国家管辖海域，法院仅有针对海洋科考、环境保护等特定事项的审判管辖及与之相关的司法行为管辖权，并非是全面而无限制的。

二、海上民事管辖权存在的问题

(一)管辖内容表述不周延。依据《海诉法》第4条①，海事法院受理案件的类型逻辑上被划分为海事侵权、海商合同以及其他纠纷事项等三大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海诉法解释》)对《海诉法》中的三大类纠纷进行了扩张解释，地域上将“海”的含义扩大为“海上或者通海水域”，纠纷类型细化为与“船舶、运输、生产、作业”有关的四个方面，但仍存在以下主要问题。首先，对何谓“海事”“海商”没有明确界定，学者对“海事”“海商”含义的争论已有多年，海商法的名称本身也存在妥协的成份。［3］因此，用本身存在歧义的词语界定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其结果必然也将模糊不清。其次，管辖案件的纠纷类型界定狭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简称《民法典》)对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分类②相比，《海诉法》规定的三大类纠纷无法科学涵盖所有纠纷类型。最后，《海诉法》缺少对特别程序案件的管辖依据。一些海上特别程序案件如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程序、债权登记与受偿程序、船舶优先权催告程序等并非审判程序，当事人之间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纠纷”关系。《海诉法》《海诉法解释》均以“纠纷”作为法院管辖依据，导致对特别程序案件的审理缺乏依据。(二)管辖船舶界定不清。船舶是海事管辖的重要标的物，其对海上生产、作业及运输的意义重大，离开船舶，大部分的海洋活动将无法进行，但现有法律对于船舶的界定难以统一。一方面，中国至今没有海洋基本法，缺少关于船舶一般概念的界定，相应定义分散在各部门法、单行法、行政法、规章及司法解释中。另一方面，各部门法律、法规对船舶概念的界定存在冲突，相互间立法依据及角度不同，导致难以协调。比如，《海商法》立足于海上运输领域，总则中排除了用于军事与政府公务的船舶、内河船舶及20总吨以下船舶③;《海诉法》并没有严格的船舶定义，其立足于诉讼及司法领域，船舶的适用范围方面包括海上或者通海水域范围内的一切海船④;《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简称《船舶登记条例》)立足于行政管理，显然更加关注登记的现实需要，故将一些船舶附属设备或技术含量偏低、长度较小的艇筏排除在外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简称《海安法草案》)立足于海上安全，强调大小不同的船筏、形态各异的水上装置如水上飞机、用途多样的移动平台、甚至用于水下航行的潜水器等都属于其规定的船舶范畴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简称《海警法》)同《海安法草案》类似，但却明确排除了海上石油、天然气等作业平台⑦。各部门法下的船舶具体到海事管辖领域能否在海事司法的程序下顺利进行扣押、证据保全以及处理相关纠纷，目前仍存在争议。国际范围内，调整不同法律关系、不同领域的国际公约对船舶概念的界定亦存在差异，如《海牙规则》⑧、《联合国船舶登记条件公约》⑨、《海上旅客及其行李运输雅典公约》瑏瑠、《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公约》瑏瑡均有对船舶的明确定义，部分条款还对船舶是否自带动力设备、驱动类型、建造用途等因素进行了特定限制。国际海事委员会对此问题向各国海商法协会进行了调研①，调研结果显示各国间对船舶界定存在的差异在一段时期内无法消除。(三)管辖豁免范围模糊。中国现有立法对船舶多采用正面归纳与负面排除的界定方式，对于船舶管辖的排除范围，《海洋法公约》与中国现有立法中的规定存在差异。就《海洋法公约》而言，其排除了沿海国对“军舰和其他用于非商业目的的政府船舶”的管辖。同时，公约对何为军舰给出了明确定义②，并采用“身份”属性的排除方式，即只要是军舰即可享受管辖豁免，不考虑军舰的实际行为。对于政府船舶，公约采用“身份加行为”属性的排除方式，即必须是用途为非商业目的政府船舶方可管辖豁免。就《海诉法》而言，其明确了“从事军事、政府公务的船舶不得被扣押”。不难看出，公约与《海诉法》在军事船舶与政府船舶方面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但《海诉法》在军事与政府船舶的界定方式上更加关注船舶的行为属性，逻辑上偏向于以行为限定身份，再以身份适用管辖豁免规则，由此对军事船舶的豁免规则在形式上同公约略有不同。考虑到《海诉法》允许当事人在未查明被请求人名称情况下申请扣押船舶，对于一些在形式上无法充分辨识其军事属性、难以清晰知晓是否从事军事任务等紧急情况下，是否允许对非从事军事目的或行为的军舰实施扣押存在模糊之处。此外，各国政府已经越来越多地使用政府船舶从事贸易活动，即便是未加入《海洋法公约》的美国在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对豁免的规定亦通常采用商业与非商业活动标准，［4］公约中的“非商业目的”与《海诉法》中的“政府公务”在内涵与外延上均有细微差异，有必要进一步厘清。(四)船旗国管辖规则的误用。在国际海洋法中，船旗国对其所属船舶的管辖权一直占据着中心地位，其能在许多问题上对所属船舶进行长臂管辖，［5］通常简称为船旗国管辖。耳熟能详的另一个相关概念为“浮动领土说”，即船舶被视为国家领土的延伸，主权国家可以在船舶上行使国家主权，包括平等权、管辖权、独立权、自卫权等。［6］这一理念有一定历史背景，并在公海处理刑事司法管辖问题时被不断提及③，中国刑法对此亦有所呼应。然而，《海洋法公约》中除在公海与刑事管辖等相关章节提及船旗国管辖规则外，民事管辖领域实际上并未赋予船旗国专属的管辖权。司法实践中，存在将“船旗国管辖”“浮动领土说”当作法律适用的依据，不加区分地使用显然混淆了公海与领海、海上刑事管辖权与民事管辖权的界限，给司法裁判带来不利影响。(五)领海外海域管辖权的立法缺失。1．设定领海外管辖权条款的必要性质疑。如前所述，国家对领海外海域的管辖权有其特殊性，就立法管辖的现状而言，自1958年具有宪法性法律性质的《领海声明》后，中国相继在海事管辖领域出台了多项旨在确立国家对领海内外司法与执法管辖权的法律法规，初步形成了对海上、通海水域的管辖体系。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对国家管辖海域进行了明确规定，具体包括“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④。学界虽然普遍认同海上管辖权的重要意义，但有观点认为已无必要对领海外海域的管辖权进行特别规定。此外，中国现有的法律条文中，有的规定了地域适用条款，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简称《刑法》)⑤、《民法典》⑥，有的则没有这样的条款，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简称《行政许可法》)⑦。学者也据此质疑了制定法律地域适用条款的必要性，并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简称《民诉法》)属于设定了地域适用条款的法律⑧，而国内立法并无必要制定地域适用条款。［7］2．以“领域”界分管辖的瑕疵。法律的适用范围受到国家管辖边界的限制，因此，一国的诉讼法一般仅规定国内法院享有多大范围内的地域管辖权及法院分工，而没有必要规定其无管辖权的地域范围，更不会也无权规定其他国家的管辖权范围。依据《民诉法》，中国领域内进行涉外民事诉讼首先应当适用涉外编，地域管辖条款中多次将领域内作为重要连接点，如采用“侵权行为地”“标的物所在地”“合同履行地”“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在中国领域内作为涉外管辖的连接点。对于如何界定涉外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又采用产生、变更或者消灭民事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或者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等因素加以诠释。然而，对于怎样界定领域，《民诉法》及其他部门法均未提及，导致海事管辖存在瑕疵。其一，领域的字面意思为“领土区域”。国际法上的领土不包括毗连区和专属经济区等国家管辖海域。中文语境下含有“领”的字眼，均暗含完全的、排他的主权意思。这在陆法下用以确定地域管辖没有障碍，但海法语境下会存在对毗连区和专属经济区等海域的司法管辖漏洞。即便通过国籍等其他连接点可以取得案件的实际管辖权，也会因其具有领域外属性被定性为涉外案件，不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其二，对于《民诉法》下的领域能否包含国家管辖区域需要进一步分析。在《民诉法》对应的英文版本中，对于领域所采用的词汇为“territory”，该词汇在牛津词典、柯林斯词典中的首要语义均为“领土”“领地”之意①，不包含国家领海外海域，有理由推断《民诉法》或其翻译版本并没有充分考虑这一问题。其三，《海洋法公约》中在采用“territory”一词时多用其形容词性，如领陆为“territorialland”，领海为“territorialsea”，而毗连区是连接领海的区域，定义为“contiguouszone”，专属经济区是领海以外但连接领海的区域，定义为“beyondandadjacenttotheterri-torialsea”。可见，“territory”的内涵同毗连区、专属经济区等国家管辖海域有本质区别。综上，领域的概念在海法视角下无法涵盖国家可以管辖的全部海域，以领域界分海上司法管辖范围不利于充分行使海上管辖权。

三、中国海上民事管辖权的完善路径

(一)树立海上“大司法”管辖理念。程序法在界定适用范围时，一般是通过法院受理某种类型的纠纷或诉讼来完成设定的②。对于海上民事管辖权针对的案件类型，《海诉法解释》引入了“通海水域”的概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若干规定》在具体案由的规定中又将“通海水域”的表述修正为“通海可航水域”，并具体分为六大类③。对于管辖案件的具体范围，海事法院在1984年成立之初仅管辖18项有限的海事海商案件④，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将海事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扩展到41项⑤，2001年扩展为五部分63项⑥，2016年再次扩展为了七部分108项⑦。可见，司法领域对海事的理解从狭义的“海上民事”扩展到包括海上民事、海上刑事、海事行政在内的“大海法”。实践层面，宁波海事法院于2017年6月5日试点受理首例海事刑事案件。［8］现有的海上立法管辖范围已不足以同海上复杂的纠纷情况相匹配，亟需科学界定以囊括涉海全部案件类型。立法与司法实践的发展均印证着海上“大司法”时代的来临，学者亦从理论角度论证了将涉海纠纷案件统归海事法院管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9］《海诉法》作为调整海事诉讼程序的特别法，应当发挥立法功能，承担这一重任。具体而言，首先，将地域管辖的连接点界定为“海上或者通海可航水域”，既包括内河案件，也可涵盖领海、专属经济区等一切海上范围。其次，将海事纠纷、海商纠纷等概念统一用“海上纠纷”表述，回避学者对海事与海商界限的争论，使得一切同海有关的案件均可纳入海事法院管辖。最后，有必要在《海诉法》中增加对其他事由的管辖依据，将特别程序等司法实践中需要由海事法院受理的案件均纳入其中，灵活应对海上实务中可能出现的新情况与新问题。综上，建议《海诉法》可以遵循《民诉法》调整范围的规定，将适用范围条款修改为“海事法院受理海上或者通海可航水域发生的海上纠纷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事由提起的诉讼”。(二)科学界定管辖船舶。笔者认为，海事管辖视角下探讨对船舶的界定，本质是调和不同立法目的所映射的社会关系问题。同《海诉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相比，现行《海商法》调整范围的地域界限仅为“海上”，缺少“通海水域”。社会关系仅为“运输关系”与“船舶关系”，缺少“生产关系”“作业关系”。毋庸赘述，海事法院受理的海事、海商案件远远超出了《海商法》调整的社会关系，这也是应然的情况。《民诉法》必然要覆盖所有的民事诉讼纠纷，《海诉法》也必然要覆盖所有海事纠纷。这决定了《海诉法》同《海商法》的关系，必须是《海诉法》下的纠纷关系大于《海商法》调整的社会关系。依此逻辑，《海诉法》下对船舶的界定，亦应是包含《海商法》下的所有船舶，否则将出现《海商法》调整的“船舶关系”不属于《海诉法》所管辖纠纷类型的尬尴局面。从船舶产生至今进行纵向考察，其经历了舟筏、帆船、蒸汽、燃油及目前的智能船舶五大时期，腾空船、潜水艇、海上平台等新型船舶的出现使船舶在国际范围内统一界定的努力越发难见成效。同时，也印证着对船舶界定的逻辑应当回归本源，而非固执于新型船舶的特异性。《海诉法》承担着“维护海事诉讼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权力与责任，国内法应当提供尽可能通俗明确的连接点，以便国内法得到最广泛的域外适用可能。从国内外立法进行横向考察，各国及公约虽对船舶的定义难以统一，但仍能通过最大公约数的方式提炼出以下因素作为一般船舶识别的共识，即漂浮性、可移动性、装置性与功能性。因此，基于国内与国际对船舶概念界定差异性的客观尊重，海事管辖下的船舶应当既包括传统用于航行的“舟样性”船舶，也包括具备了漂浮性、可移动性、装置性与功能性特征的任何海上物体;既包括海上航行船舶，也包括通海可航水域的内河船;既包括民用船舶，也包括军事船舶、海警船与其他政府公务船舶等①。总之，海上民事管辖下的船舶除了海事法院暂无必要、亦无可能管辖的非通海水域、湖泊、水库等在内的船舶外，界定因素并不应受是否自带动力设备、驱动类型、建造用途等复杂因素的限制，其应当是私法与公法下最为广泛意义上的船舶，以达到最大限度内的海事管辖目的。综上，《海诉法》调整的船舶可界定为海上或通海可航水域内的一切船、艇、筏、水上飞行器、潜水器、移动式平台以及其他移动式装置。(三)厘清军舰与政府公务船舶的管辖豁免。海洋法治大背景下，国家组建海警局等职能部门，海上活动的种类将不断扩展，批次不断频繁。长久来看，《海诉法》属于程序法、公法，应与《海洋法公约》一致，尤其是现有条款具备一揽子解决国内外军舰与政府船舶的空间，故宜对标公约予以修改。具体方案是，一方面，将《海诉法》中军舰前的“从事”去掉，去除军舰豁免的行为属性限制，保证军舰在一切情形下均不予扣押。另一方面，公务行为的界限模糊，较“非商业目的”的外延要小，建议予以调整。此外，对于军舰与政府公务船舶的管辖豁免还需明确以下问题:第一，公约对于船舶豁免范围的规定属于完全豁免。船舶在物理角度有内外之分，船舶之上的空间在刑事管辖视角下具有独立的管辖意义，而公约下的豁免并不区分刑事与民事管辖。因此，不仅船舶作为整体对外在程序法上享有管辖豁免，船舶之上的人员、事物等亦可以依据公约享有豁免权，不受船旗国以外任何其他国家的管辖。从国际法视角分析，“军舰和其他用于非商业目的政府船舶”被视为主权国家财产，性质上属于国家行为，没有受另一国立法、司法与行政管辖的义务，属于主权豁免在海上的延伸。第二，对“用于商业目的的政府船舶”的管辖内容视同商船，无权豁免。美国国务院早在1952年便通过了一项在向政府拥有或经营的商船进行索赔时不得主张豁免权的政策②，其《外国主权豁免法》允许基于特定商业活动而针对外国政府的诉讼，其中包括船舶优先权的要求③。《海诉法》视野下应将外国政府商用目的的船舶视为一般船舶，无特殊法律地位，并不享有国际法上的豁免资格，也没有国内程序法下的排除资格，仅能作为一般船舶对待，可以扣押。总之，中国的司法机关应准确把握船舶的豁免范围，即便在具体案件中司法机关受到不告不理、不方便管辖原则以及政治考量等因素限制，但职能部门应当树立全面管辖意识，对管辖海域内的船舶及其之上的民事法律关系充分行使司法管辖权，避免轻率放弃管辖主权。(四)避免船旗国管辖的误用。船舶对于海上民事与刑事司法具有不同意义，普遍在刑事司法领域应用的“船旗国管辖”在海上民事领域并不完全适用。首先，纵观整部《海诉法》与《民诉法》，实际上并无船旗国管辖这样的表述，与此相关的概念出现在海事侵权、海船租用、船舶物权等纠纷管辖条款中，使用词语为“船籍港所在地”。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船籍港所在地”亦只是选择性连接点，相关纠纷依然可以适用民事诉讼的一般管辖理论，即属人管辖如被告住所地、属地管辖如侵权行为地等确定管辖法院。相反，国际法下的船旗国管辖原则上是排他与专属的，只有特殊情形才会存在例外。其次，刑事司法将“船舶上/船舶内”作为了独立领域，“海上移动领土”的说法即是由此而来。而海事司法视角下并不把“船舶上/船舶内”作为独立领域，“船舶上/船舶内”无论在海上属地管辖还是属人管辖中均没有独立意义。最后，刑事司法的启动权由国家行使，侦查权的行使机关为公安、海警等执法部门，起诉权的行使机关为检察机关。罪犯违反刑事法律规范，一般被理解为触犯国家公法、强行法，属于国家立法明确否定的行为，需要公权力介入。为防止国家误用权力，妨碍船旗国海上贸易，故公约赋予船旗国专属管辖权，除非符合一定条件，否则一律禁止沿海国管辖船舶上的刑事案件。而海上民事司法则不同，具有被动、服务属性，启动权取决于当事人。国家的任务是提供诉讼渠道供当事人选择而非强加介入，除非涉及主权、公共利益等特殊情形。总之，当下应当进一步厘清或消除船旗国管辖在海上民事领域的不当使用，回归地域管辖的本质，有效平衡国际间司法管辖的界限。(五)立法明确领海外管辖权。首先，立法宣告对领海外的管辖权有其必要性。领陆与领海内的管辖权随着国家疆域的宣告而自然拥有，无需另行立法规定。领海外海域受国家管辖权边界的理论限制，国家权利需要公约的赋予，遵守公约规定。按照公约对沿海国关于领海外管辖海域管辖权的设定，沿海国享有执行司法程序的“法律和规章”的主权权利①，这便需要现有立法体系中首先必须存在可供适用的“法律和规章”。从这一角度分析，立法明确宣告领海外管辖海域的管辖权及其他程序性规则有其必要性。《民诉法》《海诉法》均无国家管辖海域管辖权的全面设定条款，《海诉法》仅在海洋勘探开发合同纠纷的专属管辖中提到了“有管辖权的海域”②概念，《海诉法解释》对该条款虽然进行了司法解释，但其形式上仅限定在特定合同纠纷中。现行立法对国家管辖海域的管辖条款立法层级低，法律层面仍存在空白。在《海诉法》修改之际，有必要在法律层面将中国海事管辖的范围明确扩展到国家管辖海域。具体而言，需要在对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予以调整的同时，直接对“海上”的概念作立法解释，延伸到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等国家管辖的全部海域，以达到在立法层面宣告领海外管辖权的目的。其次，以“管辖海域”代替“领域”。如前所述，领域并非严格的法律概念，使用“领域外”作为涉外案件的分水岭在海事司法范畴下并不科学。笔者认为，《海诉法》第7条第3项提出了“有管辖权法院”的概念，《海诉法》解释第11条对此进行了针对性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发生在中国管辖海域相关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有管辖权的海域”范围，具体包括“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同时，学者也相继在理论研究中使用“管辖海域”概念。因此，“管辖海域”作为海洋法领域逐渐发展起来的专有概念，其已具备理论与实践、立法与实务等多方基础，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对海洋法治认识不断深入的体现。综上，“管辖海域”与“领域”相比更能体现海上管辖的全面性、规范性、科学性，建议在有关海上管辖权条款中用“管辖海域”替换“领域”，科学囊括海上民事管辖权的全部范围。最后，逐步明确国家对领海外管辖海域的事项管辖权。对于国家对领海外管辖海域拥有的管辖权，依照公约规定，沿海国在国家管辖海域对特定事项是否享有管辖权以及享有多大限度内的管辖权将根据海域性质不同而有所区别。以专属经济区为例，按照公约及《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的规定，中国享有的管辖权集中在自然资源、环境保护等领域①，只有为了保障上述特定权利的充分行使，国家方可行使司法管辖、采取司法措施②。因此，在专属经济区内，国家对一些特定事项的管辖权是明确享有的，如依照公约第56条第3项及第229条③规定，国家对海洋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或损害享有司法管辖权，既有裁判管辖也有行为管辖。但对于另一些特定事项即所谓“剩余权利”的管辖范围又是模糊的，仅从公约分析尚不明确。总之，国家在领海外管辖海域享有的管辖权无法通过传统的地域管辖理论一揽子解决，需要理论与实务的不断填补与完善。海事法院在行使海上管辖权时既需要依据国内法充分行使海事管辖权，又需要具备国际视角，在遵守国际规则的同时，逐步明确国家对领海外管辖海域的事项管辖权，全面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四、结语

海上管辖权是兼具国内与国际、理论与实务多重属性的研究领域，管辖权的有效行使既有赖于对《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条约的充分研究，亦需要海事司法实践源源不断地修正理论偏差，填补立法漏洞。海法的特殊之处不仅体现在海上实体法的自体性，还包括海上司法的特异性。《民法典》中新规定的“绿色原则”近期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笔者认为“绿色原则”既需“落地”，也需“下海”。《海商法》与《海诉法》的修改是全面审视海上民事管辖权的重要契机，有必要针对海上司法与同陆上司法的不同特点，加强对海上民事管辖的边界研究，逐步在管辖理念、管辖船舶、豁免范围、船旗国管辖规则适用以及领海外司法管辖权等方面加以完善，最终构建成科学完备的海上民事管辖权乃至包括海上民事、刑事与行政执法在内的统一管辖权运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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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试点改革:中国海事法院受理海事刑事案件［EB/OL］．(2017-06-06)［2020-09-15］．

领海范文篇9

我们生存的地球，70．8%的表面积是海洋。海洋是人类生命的摇篮，风雨的故乡。人类在开发利用海洋中所蕴藏的丰富宝藏的同时，也形成与完善了调整、规范人类自身海上行为的法律———海洋法。海洋法律制度的发展，与人类认识海洋、开发海洋的能力密切相关。人类海上活动的历程，呈现出“由陆地到海洋”与“由海洋到陆地”两种不同的轨迹。从法律的角度来分析，前者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出国际社会对沿海国海洋权利从法律上逐步认定的进程;后者反映的则是各国在海洋经济、军事利用等方面的社会关系，折射出国际海洋法律制度在一些方面的不足。构建“和谐海洋”是现代国际海洋关系发展的自然需求，也是现代海洋法追求公平、公正的必由之路。

一、“由陆地到海洋”:海洋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在人类古代史上，海洋作为一个神秘的空间令多数人望而却步，望洋兴叹，人类的主要活动限于陆域。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人类对空间的控制范围也基本不涉及海洋。因而海洋像阳光、空气一样，是“共有之物”，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空间。海洋是真正的“公海”，所有国家都有利用海洋资源的权利。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们对海洋认识的不断深化，人类的社会活动从陆地向海洋不断扩展。人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同时，也展开了关于海洋的利用、控制的斗争与较量。为了定分止争，人类开始运用法律来规范人们的海洋行为，根据人类开发利用海洋能力及需求，确定海洋权利。如人类对于领海的要求，起初是基于沿海国岸上对海面控制的能力。被誉为“国际法之父”的格老秀斯论证道:“对于海的一部分的统治权的取得似乎也和对其他东西一样……如果一个人有一支舰队，能够控制住这一部分海面，那么这一部分海面就是属于一个人的;如果在这一部分海面航行的人能被在岸上的人所强迫，就像他们是在岸上一样，那么这一部分海面就是属于一块土地的。”［i1］(P11－21)这种以岸上拥有的实际力量来决定在海上行使控制权的观点，是荷兰法学家宾刻舒克提出“大炮射程说”的根据。宾氏在其1702年发表的《海洋领有论》中明确提出，一国对沿海海域的占有权应从陆地到其权力所及的地方，即“陆地上的控制权终止在武器力量终止之处”，因而“领海的规则是以大炮射程所及的范围为限。”［2］(P77－79)1949年9月28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大陆架公告》，以大陆架是“沿海国陆地的延伸，因而自然地属于它”为理由，宣布了美国对于大陆架的权利。1971年1月肯尼亚在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科伦坡会议上又提出了专属经济区的概念。在1967年8月17日联合国大会上，马耳他代表团向大会提出了关于国际海底区域相关提案，得到了普遍的支持。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生效，建立了包括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群岛水域、国际海底区域在内的新的海洋法律体系。人类由此一步一步走向海洋，并形成了规范人类海上行为的海洋法律制度。人类“由陆而海”的过程中，是海洋法律制度逐步建立的过程，呈现出以下特征:

(一)现代国际海洋法是以陆地来确定海洋权利的每个沿海国因其濒邻海洋，便可以控制沿岸近海，利用近海资源满足其岸上居民生计，因而获得了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等海域的主权或管辖权，内陆国家则没有这些海洋权利。同时，对于海洋中的岛屿，沿海国可以按照海洋法的要求划定它的领海、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由此引起了各国对于岛屿的高度重视，加剧了一些国家之间关于岛屿的争端。如日韩之间“独岛”之争、日俄之间“北方四岛”之争等。

(二)海洋权利是由国际社会共同协商确定的海洋权利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协商来确定。原因在于，首先，海洋地理特征决定了海洋的支撑力、承受力较陆地为弱，只能供人类短时间和有条件地滞留，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将海洋据为己有。正如在《罗马法摘要》中安托尼厄斯皇帝所说:“我是地的主人，但法律是海的女主。”其次，海洋最早是国际社会的“公有之物”，那么，对公有之物的处置，也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协商确定。如领海的宽度，领海概念的形成和发展，确立了国家对领海的主权。但是国家将在多大的空间范围内行使这种主权，这就涉及到了领海的宽度问题。就领海具体宽度，意大利法学家加利亚尼提出3海里领海宽度主张以后，一些国家，包括美国、俄国、英国、法国以及德国、日本、荷兰、比利时等相继实行了3海里的领海宽度。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的近二百年间，国际上接受3海里宽度领海的国家多数是拥有庞大的海军力量的海洋强国，他们有既得的海上利益需要维持尽可能狭窄的领海，以确保最大的公海区域作为他们海上舰船游弋的场所。广大发展中国家主张较为宽阔的领海，目的是为了维护本国的安全，保护其海洋资源，发展本国的经济，特别是国防和渔业方面的利益，对新独立的国家的存亡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在第三次海洋法大会上，主张12海里领海宽度的国家占绝对多数，而美国等一些国家，一方面迫于形势，另一方面企图以12海里领海换取国际海峡的航行自由、反对200海里(个别国家主张200海里领海)海洋权的概念，进行讨价还价。最终，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确定了12海里的领海宽度。

(三)海洋法兼顾沿海国权利与国际社会对海洋的共同需要海洋资源丰富，养育着沿海的居民，沿海国家因此获得并坚守着沿海国的海洋权利;同时，海洋的浩瀚无边、四通八达，导致了它的普世性，即它不仅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而且它还是联通世界的通道。现代海洋法律制度在满足沿海国日益扩大的海洋管辖权的同时，还需要满足国际社会利用海洋进行通行、贸易的权利。由此形成的海洋法律制度包括:任何国家(包括内陆国家)都享有在公海、国际海峡、群岛通道航行飞越的自由，船舶在他国领海享有无害通过权等。

二、“由海洋到陆地”:海洋法律制度存在的不足与困境

美国战略家马汉曾指出，控制海洋，特别是控制海上要道，是一国实现繁荣富强的纯物质性因素中的首要因素。随着人类开发运用海洋能力的提高，海洋成了一些海上强国实现其战略扩张的重要通道。15、16世纪，海上强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就从海上以武力征服手段建立了各自的殖民地体系，其范围分别延伸扩展到了除澳洲大陆以外的四大洲。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荷兰、英国、德国、法国、美国、俄国、日本相继凭实力称霸海洋。因此，对于海上强国而言，海洋是其国家掠取财富的大通道，而对海上实力较弱的国家，来自海洋的坚船利炮，带来的却是无尽的灾难。现代海洋法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对海上强国利用海洋扩张的行为进行了限制，但是，由于国际法本身的性质及各国海上实力发展不均衡因素的影响，海洋法律制度的作用有限。

(一)由海上走来的江洋大盗

15世纪～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葡萄牙和西班牙积极探索新航路，也先于其他国家开始对亚、非和美洲的殖民掠夺。两国把所到之处都宣布为本国的领土，自然发生冲突。经过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调停，两国于1494年6月签订《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在佛得角群岛以西约370里加处(1里加等于5．92公里，370里加约合2184多公里，大致在西经46度)，从北极到南极划一条分界线(称“教皇子午线”)，线东“发现”的非基督教国土地归葡萄牙所有，线西的归西班牙。然而地球是圆的，当麦哲伦向西航行抵达摩鹿加群岛时，双方对该岛的归属又发生争执。1529年，两国在萨拉哥撒再签新约，将西班牙殖民活动的西界定在摩鹿加群岛以东17度。根据这两个条约，西班牙几乎独占整个美洲，葡萄牙的势力范围在亚洲和非洲广大地区。从中国近代史也可以看出，列强入侵均来自海上，从1840到新中国成立止，日、英、美、法、俄、德、意、奥等国的军舰，入侵中国沿海地区达470余次之多。中国从辽东半岛的大孤山到海南岛的三亚港，几乎所有的重要港口、港湾、岛屿都遭到了敌人的蹂躏。甲午战败成为中国沦落的转折点。现代海洋法律制度禁止海上明火执仗的侵略行为:《公约》第301条规定，一国在行使其公约下的海洋权利时，“应不对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进行任何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或以任何其他与《联合国宪章》所载国际法原则不符方式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

(二)家门口上的耀武扬威

在现代国际法中，战争权受到了限制，海上列强不能再利用海上通道去侵略其他国家。然而，随着海上武器装备海上续航能力的增强、打击、控制范围的扩大，他们又把别国近海当成其炫耀武力，进行海上示威的大舞台，并利用海外基地、海上编队来限制沿海国的海上行动，遏制其海上实力发展，干涉沿海国内政，实现其政治意图。“海上示威”就是海上列强惯用的手法。它是指海上强国运用海上军队在特殊时期、前往特殊海域进行海上演习、海上临场、强行访问、强行通行等方式，宣示其政治意图，干涉他国内政的强权行动。就目前海上实践来看，一些国家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进行的军事演习、军事侦察活动就是海上示威的重演，这是有悖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的。1．海上示威缺乏法律依据。在传统海洋法律制度中，“领海之外即公海”，军舰、军用飞机可以在他国领海之外的公海自由航行飞越。而在现代海洋法律制度下，领海之外是沿海国的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等管辖海域，沿海国享有《公约》规定的诸多不同的管辖权利。列强们在传统海洋法律制度下惯用的海上示威行动危害沿海国享有的《公约》赋予的各项权利，没有法律依据。《公约》第八十八条规定:“公海只用于和平目的”［3］(P264－265)。对于沿岸国享有多重管辖权的专属经济区，进行危害沿岸国安全的军事行动，违背了《公约》的规定，与现代海洋法律制度不相适应，应当被禁止。2．海上示威违背公平原则。《公约》实施的是“一揽子”计划，要求缔约国全部签署《公约》的各项条款，不允许保留。即各国在享受《公约》赋予的权利的同时，也必须履行《公约》义务。美国不签署《公约》，却按照《公约》的规定宣布了自己的专属经济区、大陆架，享受现代海洋法律制度规定的权利，却不履行《公约》所规定的法律义务，不遵守《公约》赋予他国的权利。美国一方面肆无忌惮地在他国专属经济区内进行军事侦察、进行海上演习，另一方面，却在自己的专属经济区上空设置了空中识别区，限制他国的行动，其行为严重破坏了国际海洋秩序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影响着特定区域的安全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安全。3．现代武器装备改变了海上示威的性质。传统海上示威以炫耀武力，但在政治意图上是以“非好战性”为目的的。与传统的海上武器装备相比，现代武器装备作战半径和作战能力增强，在他国近海进行的军事演习对他国安全将会带来严重威胁。以航母为例，航母虽属军舰中的水面舰艇范畴，但是与普通水面舰艇相比，它集多兵种、多机种、多舰种于一身，除了各种先进的远程武器装备以外，还具备强大的侦察、探测、情报收集能力。一支航母编队在大洋上航行时的水中和空中的兵力展开可达几十甚至数百海里，覆盖面极大，除此之外，航母上还集中了各种先进的武器，包括各种远程攻击武器，形成极广的攻击范围，打击能力巨大。因此，在沿海国近海使用航母编队进行海上示威，应该实际具备了大规模作战的可能性，与传统海上示威仅以炫耀武力，“非好战性”为目的背道而驰。同时，从世界范围来看，毕竟只有少数国家拥有航母，动用航母进行海上示威不仅违背了合理使用的原则，更有威胁他国之嫌，有悖国际法原则，是不能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可以说，现代国际法禁止非法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从一定程度上制止了海上列强自海上侵略他国的行动，但是，由于海洋法属于国际法，条约的签署遵循自愿原则，国际法社会不能强迫任何国家缔结条约(美国至今没有签署该公约)。同时，由于美国等国家的反对，《公约》最终没有在专属经济区法律制度中明确规定，限制其他国家利用他国近海进行军事行动、炫耀武力的行动，这是海洋法律制度中的缺憾，也反映了国际法发展过程中的困境。

三、“构建和谐海洋”:海洋法律制度发展的方向

当今国际社会，人类在利用海洋过程中，存在着正确利

用海洋和维持海洋可持续发展、共同应对海洋上危胁犯罪、维护海洋通道自由以及资源和平利用等问题，集中全人类共同智慧，共同构建和谐海洋，是海洋法发展的方向。赫拉克利特认为，和谐产生于对立的东西。海洋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大空间，是环境的调节器，又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依托和保障。然而，海洋在给人类带来恩惠的同时，又是人类的“危机根源”。一方面，如今国家之间对海域的管辖权及海洋资源取得权的新对立明显化，致使海洋安全保障环境很不安定;另一方面，无序开发及污染已加快了人类对海洋生态系统和环境的破坏，助长了气候恶化问题。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出现资源能源不足问题时，针对海洋权益和海洋自由的国家之间的武力争端也将愈演愈烈，成为威胁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为此，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协调各国海洋利用关系，在军事和安全保障、资源和环境保护、促进科学技术等方面加强国家之间的合作，比以前更为重要，也更为紧迫。中国作为《公约》缔约国，一贯主张维护海洋和平。在我国海军成立60周年之际，我国提出了构建“和谐海洋”的倡议，以共同维护海洋持久和平与安全。应该说，我国提出的构建“和谐海洋”的理念，是继2005年我国在联大提出的“和谐世界”理念之后，在海洋领域的具体化，体现了国际社会对海洋问题的新认识和新要求，也标志着我国对海洋法发展的新贡献和新成就。它代表和平有序利用海洋的价值追求，符合现代海洋法发展的趋向。

(一)各国海洋活动应坚持海洋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和谐海洋要求天人合一，它要求人类利用海洋活动的是客观的、合乎规则的。国际法中海域制度的生态化海洋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原则就是根据当下的时代背景所提出的，该原则要求国际法主体对海洋开发利用时必须顾及全人类及子孙后代的利益和需要，减少对海洋生态系统的破坏，并对海洋生态系统进行保护。这也顺应海洋自然规律的要求。《公约》第六十一条“确保专属经济区内的生物资源维持不受过度开发的危害”和第六十四条至六十七条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开发与保护的规定等都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精髓。此外，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际法文件对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进行了规范，1974年《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和1987年《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就是较为典型的代表。因此，虽然说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开发与保护原则近年来才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刚刚构建起来，但该项基本原则沿袭了生态保护的重要历史性内涵，引起了整个世界的重视。在海洋法的发展中，若是以生态保护为理念构建起新的海域制度，一方面可对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科学角度有益，另一方面又可体现国家之间的海洋保护合作之进程。

(二)各国在海洋实践中，应当公平地利用海洋及其资源和谐海洋就是和睦协调。它要求人类在利用海洋和分配海洋资源时，应匀称、适当、协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序言规定:“妥为顾及所有国家主权的情形下，为海洋建立一种法律秩序……以促进海洋及其资源的公平而有效的利用。”对海洋资源的利用实际上也体现了海洋法中海域制度设立的根本意义————由于海洋渔业资源和矿产资源都能够为管辖国带来丰厚的利益，各国划定一定范围内的海域并将其纳入自己管辖范围之内，归根结底就是为了对海域内海洋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4］因此，无论沿岸国还是其他国家，在处理相关法律争端时，应当以公平利用海洋及其资源为着手点。这是平衡国家之间利益的最有效的途径。各国应该友好协商，共同订立相应的国际公约，协调已有的公约之间存在的冲突，对相关制度进行发展和完善，建立相对统一的法律体系，方能更合理地解决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问题。

领海范文篇10

被誉为“海洋宪章”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于1982年12月制订，1994年11月生效。这部国际海洋法典对各种海域的划分、国家在各种不同的海域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有关国际海洋法的其他主要方面作了全面的规定。《公约》赋予沿海国的权利主要有：（一）建立从领海基线量起12海里领海和24海里毗连区的权利。沿海国对其领海、领海的上空、海床及底土享有等同于陆地领土的主权，除了外国船舶的无害通过权之外。在领海以外的毗连区，沿海国有权为防止和惩治在其领土或领海内违犯其海关、财政、移民或卫生的法律和规定的行为而行使必要的管制。（二）对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沿海国可以建立从领海基线量起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并享有作为其陆地领土自然延伸的大陆架。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范围内，沿海国对其自然资源享有主权权利，对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的建造和使用、对海洋科学研究、海洋环境的保护与保全等事项享有管辖权，并享有为此而采取一定措施的权利。

根据《公约》，所有国家均享有以下主要海洋权利：（一）公海自由。所有国家在公海上享有航行自由、飞越自由、铺设海底电缆管道的自由、建造人工设施的自由、捕鱼自由和海洋科学研究的自由。（二）开发和利用“国际海底区域”资源的权利。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洋底及其底土（简称“区域”）及其资源，是全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对“区域”内资源的一切权利属于全人类。国际海底管理局代表全人类对“区域”内的开发活动进行管理。所有国家均有权参与开发和利用“区域”的资源，但部分所得收益应交由国际海底管理局公平分配给各个国家。这一制度打破了发达国家对国际海底及其资源的垄断，使所有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均可分享“区域”资源开发的收益。（三）从事海洋科学研究的权利。经沿海国同意，在一定的条件下所有国家均有权在沿海国管辖海域，尤其是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进行海洋科学研究。（四）国际海上通道的航行权。所有国家在外国的领海、专属经济区、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群岛国的群岛海道分别享有无害通过权和其他航行和飞越的权利。此外，所有国家均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分享外国专属经济区内的剩余捕捞量，以及与有关国家平等地进行海洋划界谈判，并将国际海洋争端诉诸国际司法解决等等的权利。所谓国家海洋权益，主要就是这些海洋权利及有关海洋利益的总称。它涵盖了与海洋有关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的权利和利益。

《公约》生效以来，全世界的海洋事业迅猛发展，以争夺海洋资源和保卫海洋安全为核心的国际海洋权益斗争日益加剧。各国纷纷制订、调整海洋法律与政策，并改革海洋管理体制，迎接《公约》带来的新的机遇和挑战。例如，近年来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相继制订新的海洋法律或政策。我们的邻国日本和韩国也不甘示弱。《公约》生效不久，日本就不失时机地制订和修改了《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关于对专属经济区渔业进行管辖权法》、《关于养护及管理海洋生物资源法》、《领海及毗连区法》、《关于核废料污染法》、《水产资源保护法》、《防止海洋污染和损害法》和《海上保安厅法》等。1996年8月，韩国将水产厅、海运港湾厅、海洋警察厅以及科技、环境、建设、交通等十个政府部门中涉及海洋工作的部门合并，成立了海洋水产部，对海洋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并于1999年颁布了《韩国沿岸管理法》等法律，以便应对《公约》生效后的新形势，加强海洋管理，维护海洋权益。

我国批准《公约》以来，在加强海洋管理和维护海洋权益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在1992年《领海及毗连区法》的基础上，在批准《公约》的同一天，我国政府公布了大陆领海的部分基线和西沙群岛的领海基线，进一步明确了我国领海的范围。近年来，我国颁布了《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法》、《涉外海洋科学研究管理规定》和《海域使用管理法》等；修改了《海洋环境保护法》和《渔业法》等。这些法律、法规使我国在维护海洋权益方面有法可依，走上了法制化轨道。我国与越南签订了北部湾划界协议，与日本和韩国签订了渔业协定。2002年11月我国与东盟国家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我国分别与朝鲜、韩国、日本等邻国就有关海洋法问题进行了磋商。1991年，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成为第五个在联合国登记注册的国际海底先驱投资者，并获得了7.5万平方公里的大洋海底多金属结核矿区。目前我国正在加紧进行外大陆架的探测工作。此外，在一些涉海国际组织及其有关的事务活动中，我国积极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然而，我国在维护海洋权益方面还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除了北部湾以外，我国与海上邻国的海洋边界无一划定，部分岛礁被外国非法占领。此外，我国正当的海洋权益还不时受到一些国家，特别是霸权国家和海上强国的侵犯。

按照《公约》的有关规定，我国可以主张面积约为300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约占我国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一。但是，一些国家却不顾《公约》的有关规定，千方百计地与我国争夺这些海域及其资源。

在黄海，总面积38万平方公里的海域中应划归我国管辖的大约为25万平方公里。但是，韩国主张用等距离/中间线方法划分黄海，想以此多占18万平方公里的海域。

在东海，我国与日本之间的海洋划界悬而未决，有关的争议最近因油气田开发的问题而变得复杂化。我国固有领土钓鱼列岛被日本长期非法控制。东海大陆架是我国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直至冲绳海槽，其中包括钓鱼岛所处的海床。按照自然延伸原则，该大陆架天然地属于我国。但是，日本却单方面主张以中间线方法来与我国对等划分东海大陆架，妄图占有原本属于我国的大陆架。最近，日本在其无理要求我国停止开发春晓油气田而遭到拒绝后，给其本国的油气企业发放在东海争议海域的试开采许可证来以我国对抗。对于中日双方在东海划界问题上存在的分歧，我国一贯主张双方通过外交谈判加以妥善解决，并就争议海域的开发问题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对于我国所采取的克制态度和友好姿态，日本不但置若罔闻，而且不断地制造事端，使争端升级。在台湾东南方向的公海海域，日本不顾《公约》关于“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经济生活的岩礁，不应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的规定和我国的反对，顽固地坚持“冲之鸟”礁是一个岛屿，主张在其周边设定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超过200海里的大陆架，企图占有该礁周围43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

域，而日本全部陆地领土面积的总和不过37万平方公里。日本无理指责我国海洋科学考察船在该海域从事海洋科学考察活动为侵犯其管辖海域。此外，我国在东海作业的渔船、海洋科学考察船经常遭到日本海上自卫队和海保厅舰机的无理骚扰、跟踪和监视。2001年12月，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舰船明目张胆地在我国专属经济区内使用武力击沉一艘不明国籍船舶。

在南海，我国海洋权益受到严重侵犯。我国的一些岛屿被外国长期非法侵占，大量的海洋资源被掠夺。我国渔民在南海合法作业而被外国非法干扰，甚至扣押、处罚的事件时有发生。有的国家故意派军舰到南海海域耀武扬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