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纠纷范文10篇

离婚纠纷范文篇1

婚姻的终止，是指合法有效的婚姻关系，因发生一定的法律事实而消灭。法律事实有两种摘要：一为法律事件，即婚姻当事人一方的死亡；一为法律行为，即婚姻当事人离婚。此处我们谈论的的是婚姻终止的法律行为，即离婚。而离婚纠纷作为婚姻家庭法学探究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新问题和实际新问题，是确实处理婚姻终止各种新问题和纠纷的法律原则和标准。比较常见的离婚纠纷主要有摘要：因封建思想而引起的离婚纠纷，因喜新厌旧第三者插足引起的离婚纠纷，因草率结婚引起的离婚纠纷，因个性不合志趣不投引起的离婚纠纷，因一方患病或有生理缺陷而引起的离婚纠纷，因一方服刑被劳教引起的离婚纠纷。我国人民法院处理离婚纠纷的基本原则在《婚姻法》第三十二条中已明确规定，夫妻双方“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它也是我国离婚制度中判别决离婚的法定理由。本文将我国现行法定离婚体系中的几种常见的离婚纠纷和在实事求是合情合理，明确责任，维护社会道德风尚和既要保障离婚自由又要防止轻率离婚的基础上进行的处理原则作了简要的论述，从中体现了坚持男女平等和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等原则。笔者根据具体事例对其进行了分析和探索。

摘要：离婚纠纷处理原则

婚姻是男女双方依照一国婚姻法所成就的，以法定的婚姻权利、义务为内容的社会关系。离婚制度，是伴随着个体的婚制的出现的，并伴随着人类婚姻制度的发展而发展。自人类个体婚制形成以来，现实的婚姻无不是因满足一定层次的利益需要，基于特定主体的主观愿望和客观行为而形成，为实现其个体的或社会的功能和价值而存续，同时，也必然基于主体的意愿、行为或某个方面乃至整体的功能和价值的丧失而终止。以下便是常见的几种离婚纠纷及处理原则摘要：

一、几种常见的离婚纠纷

（一）因封建思想而引起的离婚纠纷。

因封建思想引起的离婚纠纷，在我国离婚纠纷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尤其是在建国初期最为常见。其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类情况摘要：

第一类是因包办买卖婚姻引起的离婚纠纷。包办婚姻和买卖婚姻都是违反婚姻自由原则的违法行为。人民法院审理包办、买卖婚姻所造成的离婚案件时，一定要切实维护婚姻自由，果断反对和禁止包办婚姻和买卖婚姻的违法行为，对违法的当事人应进行严厉的批评教育，构成犯罪的，要根据刑法予以惩处，对此类案件的处理既要严厉认真，又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第二类是因夫权思想引起的离婚纠纷。夫权是指在剥削阶级社会中丈夫统治和支配妻子的非凡权力，对于男方在夫权思想支配下，无故怀疑女方作风有新问题，或对女方不会持家不满，或认为女方不服管，不服从等原因而提出离婚请求的，在处理时应首先批评男方，要求他消除夫权思想，正确对待女方，可动员男方撤回离婚的诉讼要求，如不听劝解可判决不准离婚。如女方同意离婚，也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调解离婚。第三类是因不能生育和没有生男孩引起的离婚纠纷。有些人受传宗接代和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因女方不生育或只生女孩，没有生男孩而提出离婚或因女方采取绝育办法而予以歧视、虐待，进而提出离婚。

（二）因喜新厌旧，第三者插足引起的离婚纠纷。

当前因喜新厌旧，第三者插足而引起的离婚纠纷大大有所增加，它不仅导致夫妻反目，有的还发展为犯罪，危害社会治安，妨碍两个文明建设，成为巩固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关系的重要障碍。比如说重婚罪,重婚行为有两种形式摘要：一是法律上的重婚，即有和偶者又和他人登记结婚。二是事实上的重婚，即有配偶者虽然未和他人登记结婚，但确和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有配偶者和他人同居是一种类似于重婚的违法行为。因而在社会各方面比较关注这一新问题。我们要探究这类案件的特征，慎重处理这类纠纷。“第三者插足”列于离婚原因的第一位，占离婚总数的74%左右，而在一些大城市，这个比例还要高的多，据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法院对5696件离婚案件的统计分析，其中因第三者介入而引起的离婚达4397件，占77%。由此可见，此类案件已日益呈现出较为突出的新问题，已不得不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但由于目前此类新问题还仅仅是作为一种观念道德上的规范，还要去靠人的自身功能，所以现行法律上并没有过多的限制。对这类纠纷和离婚案件如何熟悉，如何处理，目前熟悉不一，界限不好把握。非凡是明知一方无理，有第三者插足，但夫妻感情已破裂的离婚案件，处理时更感棘手。把握这类案件的离婚界限和处理方法，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实践意义，据巴乐的摩的心理学家葛莱丝针对发生外遇的男女所做的探究发现，75%的男性表示性欢愉是让他们“偷腥”的主要原因，但只有35%的女性如此表示。77%的女性认为发生婚外情的理由经常是“陷入恋爱之中”，而这个比例在男性中只有43%。所谓婚姻关系中的“第三者”，意指夫妻双方以外妨害夫妻关系的人，通常是指因和婚姻关系中的一方有两性关系和暧昧关系而妨害婚姻关系的人。其主要表现为摘要：

1、在第三者的主观方面必须是故意的。这种故意表现为明知他人有配偶，却仍然要和之保持两性关系或暧昧关系。

2、在第三者的客观方面必须有妨害婚姻家庭关系的事实，这种事实表现为婚姻关系以外的人和婚姻关系中的一方必须保持两性关系或暧昧关系。

3、第三者介入所侵害的客体是合法的婚姻关系，这一点也是第三者介入的本质所在。

4、第三者介入的行为造成破坏他人婚姻家庭的后果，并引起离婚纠纷。第三者的介入和离婚纠纷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第三者介入是因，离婚是果，假如离婚是出于其他原因发生的，即使有第三者也不能定性为因第三者介入引起的离婚纠纷。

（三）因草率结婚引起的离婚纠纷。

草率结婚是指当事人双方或一方对自己的婚姻家庭持轻率的态度，未经深入了解和慎重考虑而缔结的婚姻。袁男和吴女于1987年未办结婚登记手续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在同居时双方均未达到法定婚龄，直至1994年双方才达到法定婚龄，并生育两个儿子，但不久袁男便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草率结婚其特征是相处时间短，相互了解不深，婚姻基础差，婚后未建立起夫妻感情，难以共同生活的。这种婚姻由于双方在婚前缺乏应有的了解，没有建立牢固的感情基础，便经不起波折和时间的考验，往往婚后不久就发生矛盾，或者一方发现对方有不能容忍的缺点，或是发现受了欺骗，于是提出离婚。社会上这种婚姻为“非凡快车”，恋爱快－结婚快－离婚快，速战速决。

（四）因个性不合，志趣不投引起的离婚纠纷。人的性格不尽一致，有坚强和柔弱，急躁和暖和等区别，各人的志向和喜好喜好也有差异，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有一些夫妻由于性格、志趣不相投，喜好也不一样，在共同生活中发生各种矛盾，以致引起离婚纠纷，对于这类纠纷应分别情况，妥善处理。

（五）因一方患病或有生理缺陷而引起的离婚纠纷。具体表现为摘要：

第一种是因一方患有精神病引起的离婚纠纷。一方患有精神病引起的离婚。一般有三种情况摘要：一是一方原有精神病，本人隐瞒病情欺骗对方成婚，婚后对方发现而提出离婚；二是一方明知对方有精神病，而为达到个人目的如贪图权势、钱财等自愿和之结婚，目的达到后又要离婚；三是婚前没有精神病，婚后一方因受刺激等各种原因患上精神病，对方提出离婚；第二种是因有生理缺陷、生理疾病引起的离婚。有生理缺陷不能发生性行为者一般不应结婚。如婚后一方发现对方隐瞒真情，有生理缺陷，以此为由要求离婚是正当的，应准予离婚。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有大量的离婚案件由于此类原因引起。山西省太原市人民法院曾对509件离婚案件分析统计，因对方有生理缺陷或其它疾病而提出离婚的，竟有200件，占离婚案件的39.2%。但如双方都有生理缺陷或一方有生理缺陷，但双方自愿组成家庭以相互照顾的，婚后因其他原因引起的离婚，则按其他原因处理。生理疾病是一方患有影响夫妻性生活的生理机能疾病，由于影响夫妻性生活，从而影响夫妻关系稳定和睦。但这种疾病和生理机能缺陷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治愈的。如一方以此为由提出离婚，应劝说原告人等待被告人治疗一段时间，视结果如何再作处理。凡能治愈的就不要轻易离婚，经治疗无效，患病一方确实因病丧失性生活能力的可准予离婚；第三种是婚后一方患有瘫痪等其他严重疾病久治不愈，严重影响夫妻性生活，对方要求离婚的，如过去夫妻感情较好，结婚多年生有子女，双方均已年老，应说服原告人本着互助互爱的精神，谅解和照顾患病的一方。如双方结婚时间不长，原告人尚年轻，并坚持离婚的，应在对病残人生活妥善安置后，准予离婚。如一方患有其他严重疾病，正在治疗期间，且有治愈可能，对方提出离婚的，应说服原告，继续尽到帮助对方的义务，原则上不应准予离婚。如双方感情就不好，再加上生病因素致夫妻关系不能维持，应在布置好患者的生活、医疗、监护后准予离婚；第四，假如当事人一方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10条第3款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三）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按婚姻无效认定和处理。”

（六）因一方服刑，被劳教引起的离婚纠纷。

因一方服刑、被劳教引起的离婚的原因和理由多种多样，目的动机不尽相同，有的是为了再婚以解决生活困难；有的是为了自己和子女的前途；有的是屈服于家庭亲友和社会的压力；有的是原来夫妻感情就不好等等。处理这类案件应摸清原告的真实思想，具体分析离婚的真实原因。既要贯彻婚姻自由的原则，又要考虑有利于罪犯和劳教人员的教育改造；既要考虑被告违法犯罪的性质、严重程度、刑期长短，又要考虑夫妻感情的实际状况，同时，还必须注重原告有无参和犯罪，借离婚逃脱罪责或逃避没收财产等情节，然后分别予以处理。

婚姻家庭案件不但直接影响家庭稳定和子女抚养，而且对社会的安宁和经济的发展影响也很大。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离婚的增多就意味着家庭的不稳定，家庭的不稳定则会带来社会秩序的混乱。在我国，犯罪学家、临床心理学家分别证实了青少年犯罪和青少年及儿童罹患心理、精神疾病和家庭环境的关系。临床心理学的大量统计数据说明，亲生父母离异的过程和结果，都对孩子尤其是幼龄孩子造成不可避免的心理伤害，他们的孤独、自卑、怨恨等不良情绪可能导致难以矫治的人格障碍。因此，应重视对离婚案件纠纷的处理。

二、常见的几种离婚纠纷的处理原则

（一）因封建思想而引起的离婚纠纷的处理原则有两种形式摘要：

第一是因包办、买卖婚姻引起离婚纠纷的处理原则。对于已经结婚多年，生有子女，虽属包办、买卖婚姻，但双方已经建立了夫妻感情，夫妻关系还能维持的，假如发生了纠纷，应尽量帮助劝说双方改善夫妻关系，消除包办造成的障碍，促使夫妻和好，不要轻易调离或判离。第二是因不生育和不生男孩引起的离婚纠纷。对此处理的原则是，依靠组织和群众对男方及其家庭成员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的封建思想进行批评教育，批评他们的旧的传统观念，宣传计划生育的重大意义，要求他们树立正确的生育观，促使男方及其家庭成员改变观念，熟悉错误，尽量调解和好，假如夫妻感情原来较好，即使调解无效，也可以判决不准离婚，若是女方不堪忍受男方的折磨，被迫提出离婚，并果断要求离婚，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并在子女抚养和财产侵害、住房等方面，注重照顾女方和子女的利益。

（二）第三者插足及喜新厌旧案件的处理原则。

首先要分清是非，明确责任，查清事实，把握证据。其次对有喜新厌旧行为而提出离婚的当事人要进行教育。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批评教育，指出喜新厌旧是违反社会主义夫妻关系道德准则的行为，使其悬崖勒马，迷途知返，假如夫妻感情一贯较好，结婚多年，生有子女，只因有外遇而离婚，更要慎重从事，把工作的基点放在改善和巩固夫妻关系方面，确实难以和好的，可以调离或判离外，不要轻易判决离婚。然后要做好教育第三者的工作，为夫妻和好创造客观条件。只要有第三者存在，夫妻关系就难以和好，要协同有关方面做好第三者的教育工作，指出充当第三者破坏他人家庭是违法的，又是违反婚姻家庭道德准则的行为。如喜新厌旧，第三者插足已发展到重婚或有配偶者和他人同居的情形，则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32条第3款第1项“有下列情况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摘要：（一）离婚或有配偶和他人同居的”予以认定和处理。同时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有下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示损害赔偿摘要：（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和他人同居的”，可适用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制度。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曾女士因丈夫多年来弃婚姻家庭于不顾，长期和第三者交往、同居，致使夫妻双方感情破裂直至离婚，于是向前夫吴某索求过错损害赔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令吴某赔偿周女士离婚过错损害赔偿金3万元。

对无过错一方提出离婚的，应予支持和劝导。一方有第三者后对方起诉离婚的，从原则上说，理由正当，要求合理，应予支持。但是支持并不等于都准予离婚，还要根据感情是否已破裂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

对于无过错方，非凡是妇女在经济上应给予适当补偿。此类案件的离婚往往会给不愿离婚的一方造成物质上、精神上的痛苦，非凡是妇女。假如过错一方不自觉执行，应由司法部门强制执行。

合理调整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正确解决离婚纠纷。处理这一类案件，一方面应通过调解，判决等审判活动，准确地适用法律；另一方面，在调查事实，分清责任的过程中，要加强道德教育，对错误思想和行为予以道德上的遣责。总之，处理这类案件的原则是，既是依法办事，严格把握离婚界限，又要注重维护社会道德风尚。

（三）因草率结婚引起的离婚纠纷处理原则。

要防止草结草离，应当教育双方慎重对待婚姻家庭新问题，互相谅解，互相帮助，在共同生活中培养和建立夫妻感情，不要轻易离婚。双方毫无感情基础，结婚时间不长，尚未生育子女，经调解无和好可能的，可准予离婚，但应当对人进行道德和法纪教育，引导他们吸取教训，避免类似现象重演。对于双方虽草率结婚，但婚后建立了一定感情又生育子女的，应帮助他们正确处理在共同生活中所发生的矛盾，要求他们树立起对社会、对家庭，对子女的责任感，尽量做和好工作，一般不要轻易调离或判离。既要保障离婚自由，又要防止轻率离婚。

（四）因个性不合，志趣不投引起的离婚纠纷处理原则。

婚姻基础较好的，婚后建立了一定的感情，生有子女的，若只是由于性格和喜好不同，互不相让而导致经常吵闹，感情逐渐恶化引起离婚纠纷，原则上不应当准予离婚，应在调解中说服原、被告。感情基础差的，婚后没有建立起夫妻感情，性格、情趣严重不相投，因而导致感情破裂的，可准予离婚。

（五）因一方患病或有生理缺陷而引起的离婚纠纷处理原则,要保障离婚自由，又要有利于患者的治疗。江西省吉水县郭霞和胡军于2001年办理结婚登记，在例行婚检过程中，胡被查肝功能健康带菌，郭却一直怀疑丈夫患有肝炎，心中耿耿于怀，从此不再和丈夫同房。2004年郭以夫妻分居时间长，感情已破裂为由诉至法院，要求和丈夫离婚。法院审理后认为，郭霞和胡军自由恋爱多年后自愿结婚，婚姻基础好，婚后夫妻感情也较好，只要原告对被告的肝功能检查情况有个正确的熟悉，并珍惜多年来建立的深厚感情，其夫妻关系是可以改善好的，于是驳回了其诉讼请求。而对于那些患有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婚姻法》在第七条将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作为结婚的禁止性条件，同时在第十条将违反这一禁止性规定而缔结的婚姻定为无效婚姻。《婚姻法》将这种“疾病婚”定为无效婚姻的原因在于男女结婚后组成家庭，彼此是共同生活的伴侣，并共同承担生育子女的义务，而患有特定疾病的人结婚，轻易将所患的疾病传染或遗传给下一代或互相传染，严重危及下一代的健康及整个民族的素质。

（六）因一方服刑，被劳教引起的离婚纠纷的处理原则。

1、在结案以前，离婚新问题一般应暂缓处理，说服动员原告待被告结案以后再作处理。

2、一方被判处死刑、死缓、无期徒刑或长期徒刑，而对方果断要求离婚的，应准予离婚。

3、被告犯有强奸罪、流氓罪、重婚罪、虐待罪、遗弃罪等严重伤害夫妻感情的罪行，原告因憎恶被告的违法犯罪行为而要求离婚的，一般应准予离婚。

4、被告被处短期徒刑或被劳动教养，原来夫妻感情较好，罪犯在劳教或改造期间表现较好，可以说服原告撤回离婚的诉讼请求或判决不离，如原告人和被告人感情已破裂，果断要求离婚的，也可以调离或判离。

5、双方原来感情较好，原告只是因面子新问题，或子女前途而提出离婚，应说服原告不离或判决不准离婚。

6、对于在被告犯罪活动中曾起过一定功能，并曾分享或共同挥霍赃款，赃物的，原告提出离婚诉讼，被告刑期长，可准予离婚，被告刑期不长，原则上不应准予离婚。如原告属于同案犯，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7、如系违法犯罪一方提出的离婚，应查明原告离婚的原因和动机，被告也同意离婚的，可调解离婚。

由此可见，现行的离婚纠纷和处理原则已有了比较完善的法律制度和立法原则。我的离婚制度从1950年初步制定颁布，到1980年的修改、补充，再到2001年修改时增加了离婚补偿、探望权、离婚损害赔偿等相关规定，使我国的离婚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离婚案件在民事案件中不仅在数量上占有较大的比例，而且也是最为复杂的，最为轻易引起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一类。单看来离婚案件只是一个家庭的新问题，但假如处理不好或不妥，极易引发新的矛盾和纠纷，甚至对社会也造成一定影响。所以我们应当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法典为根本出发点，努力改进和完善现行的婚姻状态。

参考文献摘要：

1、巫昌祯、王德意，杨大文摘要：《当代中国婚姻家庭新问题》，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4页。

2、见（人民网2001－10－251中新广东新闻网）孟继贤《生活之迷摘要：离婚，许多都有性新问题》

3、巫昌祯、王德意，杨大文摘要：《当代中国婚姻家庭新问题》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60页

4、杨大文主编婚姻法学，北京摘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离婚纠纷范文篇2

某基层人民法院受理了这样一起离婚案件。李某男与张某女经人介绍于1999年1月25日结婚，婚后由于双方性格不和，经常发生争吵。张某遂于2000年7月27日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双方均同意离婚，但对其现在居住的房产分割上发生纠纷，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该房产原属李某单位所有，在1999年5月按国家政策进行了房改，向单位缴纳了房改购房款25000元，但由于涉及房改户较多，手续繁杂等原因，至离婚诉讼时仍未办理完产权过户手续，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

原告方张某认为，虽然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但该房屋的买卖符合国家房改政策，已经经国有资产管理局、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等政府机构批准，并交纳了房改购房款，各种手续齐全合法，仅只等产权产籍管理部门审查后即可取得产权证，应认定该房产为夫妻共有财产进行分割。

被告方李某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房屋买卖须经登记后，领取产权证，买卖合同生效，产权方发生转移。现在双方居住房屋尚未完成登记，产权仍未发生转移，仍应属单位所有，对于没有产权的房屋双方自然也就无从谈分割。在诉讼期间，被告又以生活困难为由，撤回了房改申请，并收回了已经交付的购房款。

这个案件中涉及到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房屋产权登记的效力，由于房屋产权产籍登记和不动产登记是属种关系，不动产登记包括房地产权属登记。也就是不动产登记的效力问题。具体说是如何理解我国现行相关法律是怎样规定不动产登记的效力，这是理清本案的关键。原被告双方同被告单位达成的房屋买卖合同，在未进行产权产籍转移登记前，是否生效，如果生效，则讼争的房屋自然应该属于共同财产，应该分割。如果不生效，那就不能分割，不能直接受到物权法保护，只能求得债法上的保护，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可以认为这类合同属于成立未生效的合同，但合同成立和生效的问题历来就有不同的学说，有的认为是不可分的，有的认为是可分的，司法操作亦存在困难和不清楚的地方。笔者认为此类问题应在不动产登记制度中给予规定，但我国尚未制定物权法，不动产登记制度属于物权法范畴，在现行法律中，对不动产登记效力的规定又不尽完备，因此造成司法实践中的混乱，使此类案件的判决不尽相同。在制定物权法时，应改变这种状况，对不动产登记的效力给予明确，并视不同情况对登记效力给予区分。

二、我国不动产登记效力的现行规定

不动产登记制度属于物权法范畴，我国物权法尚在制定当中，现行民法中尚未采用物权这一概念，仅在《民法通则》等法律中规定了一些“财产所有权”之类的物权性权利。不动产登记制度主要规定在《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及相关法规中。《房地产管理法》第60条第三款规定，房地产权转让或变更时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申请房产变更登记，并凭变更后的房屋所有权证书向同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经同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核实，由同级人民政府更换或更改土地使用权证书。如果将这一规定中的“应该”理解为房地产转让、变更的必要条件，那么从法理上讲，我国的房地产登记就是采取的登记要件主义，即不动产权属的变动不仅要求当事人双方合意，而且要求必须登记，合意行为和登记行为共同决定转让、变更行为是否有效，非经登记不仅不能对抗第三人，而且在当事人之间也不生效力，但是，以上理解在《房地产管理法》中体现的并不充分。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第12条规定，依法改变土地权属和用途的，应当办理土地登记手续。此条规定将原土地管理法中的“依法改变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必须办理土地权属登记手续”中的“必须”改变成了“应当”。其立法本意反映了对于不动产权属变更这种民事行为，权利行使一般应有当事人自己来决定，不宜过多使用行政手段干预的基本思想。换言之，并不主张完全的登记要件主义。而更多的反映了登记对抗主义的主张即登记只是对抗第三人的要件，申请登记的权利只有在登记后，权利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但在相对人之间即使未经登记，只要双方当事人之间达成合意，合同适法，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那么就当然产生效力，对当事人有约束力。

可以说我国目前在法的层次上，关于不动产登记的效力的规定是较为模糊的，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导致不同的法律效果。比如上文所举的案例，如果按登记要件主义理解法律，那么房产权属的转移尚未完成登记，所有权的变动就没有生效，房屋所有权仍然属于被告单位，因此，此时发生的离婚诉讼就不能对房产进行分割；如果按登记对抗主义理解法律，那么虽然尚未完成房产权属变更登记，但被告单位已同原被告达成房屋买卖协议，且已经过相关部门审查、审批，合同适法，那么该合同对双方是有效的，该房产已为原被告占有、使用并成为其共同财产，应该进行依法分割。

虽然在法的层面上对登记效力的规定不够明确，但是在部门规章中却明显的主张成立要件主义的立法主张。在原国家土地局1995年颁布，1996年2月1日实施的《土地登记规则》第69条规定：“土地使用者、所有者凡不按规定如期申请初始土地登记的，按照非法占地的处理办法论处；对凡不按规定如期申请变更土地登记的，除按违法占地处理外，视情节轻重报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注销土地登记，注销土地证书。”

三、外国立法例的分析与借鉴

从历史上看，18世纪法国的抵押权登记制度是现代不动产登记制度的直接原因、渊源。自19世纪欧陆各国民法法典化以来，不动产登记制度得到了广泛采用和发展，主要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立法主义，即成立要件主义、对抗要件主义和折中主义。成立要件主义主要以德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采用，该主义认为，仅有当事人之间的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而无法定的登记公示，则不动产物权的变动不生公信力，亦不生物权变动之法律效果，登记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成立要件。对抗要件主义主要为法国等国家所采用，即当事人之间只要形成物权变动的合意，即生物权变动之法律效果，只是未经登记不具有社会公信力，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折中主义在兼采两种主张的同时，往往有所偏重。

我国民法通则第72条第2款规定，按照合同或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此规定原则上以交付为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主要针对的是动产物权，在立法上属于以成立要件主义为原则，以对抗要件主义为例外。对于不动产物权变动没有明确规定。

与对抗要件主义相适应的登记对抗制度，强调当事人意思自治，但在保障交易安全方面存在缺陷，因为在一方当事人取得物权后，未经登记公示，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物权时就会出现重复物权的现象，先物权行为有效，第三人行为也有效，这就产生了矛盾。与成立要件主义相适应的登记要件制度，克服了上述弊端，强调不动产变动不经登记不能生效，有利于保障交易安全，维护交易秩序，但如果将之绝对化，则不利于商品流转，影响效率，增大交易成本。在法律不完备的情况下，容易导致公权力对私权力的过分干预。同时，在交易过程中，也容易发生相对人恶意终止合同的情况，法律无法干预，有违公正原则。其实在国外作为成立要件主义代表的德国对于未经登记的合宜也规定有例外。德国民法典规定：尚未登记的合意，在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经过公证证明或者该意思表示已经提交给不动产登记局或者权利人已经将获得登记许可的证明交付给相对人时，同样具有约束力。这样可以防止其中一方当事人在未完成登记期间，任意撕毁合同，使另一方当事人无辜受害而得不到法律保护。此外，外国法中有“当事人有恶意阻止合同生效之行为的，发生与其行为意愿相反的效果”的法谚，这亦能起到对合同效力的保护作用，值得我国立法借鉴。

四、我国不动产登记效力的立法思考

从各国法例分析看，对于不动产登记的效力规定不尽相同，所采主义亦不相同，但是应该说各自均依本国的经济情况和社会背景而订立了符合自己国家的法律。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期，明确产权关系，维护不动产产权所有人的利益，保障交易安全，建立有序规范的市场秩序是我国立法所要考虑的基点，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由于转轨时期制度的不完善，法制的不健全，产权关系的不清晰，在我国不动产交易秩序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要规制这种混乱，应加强对不动产登记的管理，在立法上应采登记要件主义。但是同时我们也应针对不同情况，对登记效力进行不同的规定，兼采登记对抗主义之合理部分，这同样也是维护当事人的权益，保障市场交易安全和效率的需要。

离婚纠纷范文篇3

某基层人民法院受理了这样一起离婚案件。李某男与张某女经人介绍于1999年1月25日结婚，婚后由于双方性格不和，经常发生争吵。张某遂于2000年7月27日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双方均同意离婚，但对其现在居住的房产分割上发生纠纷，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该房产原属李某单位所有，在1999年5月按国家政策进行了房改，向单位缴纳了房改购房款25000元，但由于涉及房改户较多，手续繁杂等原因，至离婚诉讼时仍未办理完产权过户手续，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

原告方张某认为，虽然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但该房屋的买卖符合国家房改政策，已经经国有资产管理局、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等政府机构批准，并交纳了房改购房款，各种手续齐全合法，仅只等产权产籍管理部门审查后即可取得产权证，应认定该房产为夫妻共有财产进行分割。

被告方李某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房屋买卖须经登记后，领取产权证，买卖合同生效，产权方发生转移。现在双方居住房屋尚未完成登记，产权仍未发生转移，仍应属单位所有，对于没有产权的房屋双方自然也就无从谈分割。在诉讼期间，被告又以生活困难为由，撤回了房改申请，并收回了已经交付的购房款。

这个案件中涉及到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房屋产权登记的效力，由于房屋产权产籍登记和不动产登记是属种关系，不动产登记包括房地产权属登记。也就是不动产登记的效力问题。具体说是如何理解我国现行相关法律是怎样规定不动产登记的效力，这是理清本案的关键。原被告双方同被告单位达成的房屋买卖合同，在未进行产权产籍转移登记前，是否生效，如果生效，则讼争的房屋自然应该属于共同财产，应该分割。如果不生效，那就不能分割，不能直接受到物权法保护，只能求得债法上的保护，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可以认为这类合同属于成立未生效的合同，但合同成立和生效的问题历来就有不同的学说，有的认为是不可分的，有的认为是可分的，司法操作亦存在困难和不清楚的地方。笔者认为此类问题应在不动产登记制度中给予规定，但我国尚未制定物权法，不动产登记制度属于物权法范畴，在现行法律中，对不动产登记效力的规定又不尽完备，因此造成司法实践中的混乱，使此类案件的判决不尽相同。在制定物权法时，应改变这种状况，对不动产登记的效力给予明确，并视不同情况对登记效力给予区分。

二、我国不动产登记效力的现行规定

不动产登记制度属于物权法范畴，我国物权法尚在制定当中，现行民法中尚未采用物权这一概念，仅在《民法通则》等法律中规定了一些“财产所有权”之类的物权性权利。不动产登记制度主要规定在《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及相关法规中。《房地产管理法》第60条第三款规定，房地产权转让或变更时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申请房产变更登记，并凭变更后的房屋所有权证书向同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经同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核实，由同级人民政府更换或更改土地使用权证书。如果将这一规定中的“应该”理解为房地产转让、变更的必要条件，那么从法理上讲，我国的房地产登记就是采取的登记要件主义，即不动产权属的变动不仅要求当事人双方合意，而且要求必须登记，合意行为和登记行为共同决定转让、变更行为是否有效，非经登记不仅不能对抗第三人，而且在当事人之间也不生效力，但是，以上理解在《房地产管理法》中体现的并不充分。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第12条规定，依法改变土地权属和用途的，应当办理土地登记手续。此条规定将原土地管理法中的“依法改变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必须办理土地权属登记手续”中的“必须”改变成了“应当”。其立法本意反映了对于不动产权属变更这种民事行为，权利行使一般应有当事人自己来决定，不宜过多使用行政手段干预的基本思想。换言之，并不主张完全的登记要件主义。而更多的反映了登记对抗主义的主张即登记只是对抗第三人的要件，申请登记的权利只有在登记后，权利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但在相对人之间即使未经登记，只要双方当事人之间达成合意，合同适法，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那么就当然产生效力，对当事人有约束力。

可以说我国目前在法的层次上，关于不动产登记的效力的规定是较为模糊的，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导致不同的法律效果。比如上文所举的案例，如果按登记要件主义理解法律，那么房产权属的转移尚未完成登记，所有权的变动就没有生效，房屋所有权仍然属于被告单位，因此，此时发生的离婚诉讼就不能对房产进行分割；如果按登记对抗主义理解法律，那么虽然尚未完成房产权属变更登记，但被告单位已同原被告达成房屋买卖协议，且已经过相关部门审查、审批，合同适法，那么该合同对双方是有效的，该房产已为原被告占有、使用并成为其共同财产，应该进行依法分割。

虽然在法的层面上对登记效力的规定不够明确，但是在部门规章中却明显的主张成立要件主义的立法主张。在原国家土地局1995年颁布，1996年2月1日实施的《土地登记规则》第69条规定：“土地使用者、所有者凡不按规定如期申请初始土地登记的，按照非法占地的处理办法论处；对凡不按规定如期申请变更土地登记的，除按违法占地处理外，视情节轻重报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注销土地登记，注销土地证书。”

三、外国立法例的分析与借鉴

从历史上看，18世纪法国的抵押权登记制度是现代不动产登记制度的直接原因、渊源。自19世纪欧陆各国民法法典化以来，不动产登记制度得到了广泛采用和发展，主要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立法主义，即成立要件主义、对抗要件主义和折中主义。成立要件主义主要以德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采用，该主义认为，仅有当事人之间的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而无法定的登记公示，则不动产物权的变动不生公信力，亦不生物权变动之法律效果，登记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成立要件。对抗要件主义主要为法国等国家所采用，即当事人之间只要形成物权变动的合意，即生物权变动之法律效果，只是未经登记不具有社会公信力，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折中主义在兼采两种主张的同时，往往有所偏重。

我国民法通则第72条第2款规定，按照合同或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此规定原则上以交付为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主要针对的是动产物权，在立法上属于以成立要件主义为原则，以对抗要件主义为例外。对于不动产物权变动没有明确规定。

与对抗要件主义相适应的登记对抗制度，强调当事人意思自治，但在保障交易安全方面存在缺陷，因为在一方当事人取得物权后，未经登记公示，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物权时就会出现重复物权的现象，先物权行为有效，第三人行为也有效，这就产生了矛盾。与成立要件主义相适应的登记要件制度，克服了上述弊端，强调不动产变动不经登记不能生效，有利于保障交易安全，维护交易秩序，但如果将之绝对化，则不利于商品流转，影响效率，增大交易成本。在法律不完备的情况下，容易导致公权力对私权力的过分干预。同时，在交易过程中，也容易发生相对人恶意终止合同的情况，法律无法干预，有违公正原则。其实在国外作为成立要件主义代表的德国对于未经登记的合宜也规定有例外。德国民法典规定：尚未登记的合意，在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经过公证证明或者该意思表示已经提交给不动产登记局或者权利人已经将获得登记许可的证明交付给相对人时，同样具有约束力。这样可以防止其中一方当事人在未完成登记期间，任意撕毁合同，使另一方当事人无辜受害而得不到法律保护。此外，外国法中有“当事人有恶意阻止合同生效之行为的，发生与其行为意愿相反的效果”的法谚，这亦能起到对合同效力的保护作用，值得我国立法借鉴。

四、我国不动产登记效力的立法思考

从各国法例分析看，对于不动产登记的效力规定不尽相同，所采主义亦不相同，但是应该说各自均依本国的经济情况和社会背景而订立了符合自己国家的法律。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期，明确产权关系，维护不动产产权所有人的利益，保障交易安全，建立有序规范的市场秩序是我国立法所要考虑的基点，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由于转轨时期制度的不完善，法制的不健全，产权关系的不清晰，在我国不动产交易秩序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要规制这种混乱，应加强对不动产登记的管理，在立法上应采登记要件主义。但是同时我们也应针对不同情况，对登记效力进行不同的规定，兼采登记对抗主义之合理部分，这同样也是维护当事人的权益，保障市场交易安全和效率的需要。

离婚纠纷范文篇4

一、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

（一）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

对我国婚姻法律制度来讲，离婚赔偿制度无疑是一种崭新制度。所谓离婚损害赔偿，是指因夫妻一方的重大过错致使婚姻关系破裂的，过错方应对无过错方的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失予以赔偿的法律制度。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之所以引起人们关注，是因为该制度体现了惩罚、保护和补偿的功效，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确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婚姻关系中的法定义务的内在要求。婚姻是男女双方为共同生活之目的而依法结成的以人身和财产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种民事行为，这种行为必须严格依照婚姻法规定进行。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婚姻法充分强调权利和义务的高度统一，并明确予以具体规定。如《婚姻法》第3条规定了禁止有配偶者和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的义务；第4条规定了配偶双方必须履行相互忠诚、相互扶助等义务。当一方不履行上述义务时，如虐待、遗弃、通奸等，必然会导致对方的财产或精神损害，而这种损害又不能通过离婚得到补救。所以，只有通过赔偿的方式，才能使无过错方得到财产补偿和精神慰藉。显然，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正是婚姻关系中法定义务规定的必然法律后果。

2、确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有效弥补了社会道德功能之不足和现有刑法制度之空白。长期以来，人们对婚姻中出现的新问题，受重刑轻民的思想影响，要么运用道德手段说服教育，要么运用刑法制裁。甚至在广大农村，绝大部门农民认为家庭中的纠纷只能依靠家庭成员的道德约束和社会舆论评价来控制，国家强制力量不宜介入其中。但是，从现实来看，单靠社会道德约束和社会舆论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新问题，甚至可以说是收效甚微。家庭暴力，家庭成员间的虐待、遗弃，婚外恋，“包二奶”等有愈来愈多的趋向。主要原因一是现行刑法只设有虐待罪、遗弃罪，而无家庭暴力罪；二是许多家庭暴力构不上伤害罪的量刑标准；三是刑法对重婚罪有严格的界定，且不宜任意扩大重婚罪的适用范围，而许多包二奶的行为并不符合重婚罪的构成要件。因此，对尚不构成刑事责任的家庭暴力、包二奶等行为，从法律上强制加害方对所受害方的损害予以赔偿，能弥补现行刑法及其道德功能之不足，达到了对加害方实行惩罚，对受害方实行抚慰的目的。

3、确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回应了婚姻审判实践的呼唤。在确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之前，婚姻审判实践中碰到的无过错方的损害，通常无法得到赔偿。而无过错方的损害不仅有财产损害，还包括精神损害，如过错一方虐待、遗弃无过错一方，对其实施家庭暴力等会造成无过错一方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损失；过错一方重婚、和他人同居等不忠诚行为也会导致无过错一方精神受到打击，心灵遭遇创伤。这些损害因为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而无法得到救济或补偿。另一方面，修改前的婚姻法仅规定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应照顾无过错方。故一些当事人为争夺财产故意夸大对方的过错或极力掩饰自己的过错，致使离婚诉讼布满了指责、敌对和怨恨的气氛。尤其在一方擅自变卖、转移和隐匿财产，甚至销毁证据致使财产存在的真伪及财产的权属难以查证时，则加重了善意一方的财产和人身的双重损害。若不出台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则难以消释和平衡感情上的冲撞及财产上的损失。同时，修改前的婚姻法对夫妻双方的忠实义务又未作规定，过错一方和他人同居、通奸、姘居甚至重婚，致使婚姻关系终止，无过错一方的精神损害也不能得到抚慰和补偿。

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内容

《婚姻法》第46条所确立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仅仅从损害赔偿的情形方面作了规定。事实上，从立法技术和立法规范角度讲，婚姻法也只能作出这样的规定。但从婚姻法理论上分析，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内容则包括适用范围、损害方式、构成要件以及赔偿情形等。

1、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

从《婚姻法》第46条规定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适用的前提是离婚。这里的离婚如何理解？是仅限于诉讼离婚，还是包含协议离婚？笔者认为，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设立主要是针对离婚的法律后果而言。因此，这项制度不会因为离婚的方式不同而区别适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既可适用于协议离婚，也可适用于诉讼离婚。

2、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赔偿方式

司法解释第28条明确规定了离婚赔偿方式包括两种摘要：一是物质损害赔偿，二是精神损害赔偿。从我国婚姻法的立法意图看，笔者认为物质损害赔偿主要是指未经合法配偶方的同意，一方在重婚、同居所遭受的其他物质损失。由于我国婚姻法已明确规定了夫妻可对婚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属订立协议，那么在有该财产协议的情况下，重婚方或同居方将其自身的财产赠和和其重婚、同居的第三方的行为应该是有效的，无过错方无权对该部分赠和财产主张权利。但是，假如该赠和行为影响到《婚姻法》第20条所规定的“夫妻间互相抚养义务”的履行时，无过错方仍可以要求过错配偶方赔偿因其不履行抚养义务而给无过错方带来的物质损失。有关精神赔偿，过去因为没有这方面的直接法律规定，从而使遭遇精神损害的当事人无法得到救济。但近年来，人民法院的审判实务当中陆续出现了精神损害赔偿的判例，最高人民法院也于2001年3月颁布了《有关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新问题的解释》。根据这一解释的有关规定，无过错方因婚外恋所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基础是其人格尊严受到了损害，这就使得离婚损害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缺乏可操作的司法规范，故应由最高人民法院另行对婚姻法中的离婚损害赔偿作进一步的司法解释。其赔偿数额的确定，笔者认为需由侵权人过错程度、侵害手段、场合等具体情节，侵权后果、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侵权人经济能力和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多重因素来予以确定。由于我国法律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都是补偿性质的，因此精神损害赔偿的金额一般不高。无过错方只能通过离婚损害赔偿获得相应补偿而无法借此支付或使有过错的配偶方倾家荡产，应当说这种补偿性质的赔偿目前还是和我国实际国情相吻合的。

3、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构成要件

根据《婚姻法》的立法精神，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构成要件应有以下五点摘要：第一、夫妻一方对离婚具有主观上、行为上的过错。这是离婚损害赔偿的主观方面要件，即要求一方有过错。这一要件体现出有责主义离婚原则之特色。该“过错”必须是导致离婚的过错。也就是说，对于婚姻关系的解除，一方在主观上具有故意或过失。假如双方均无过错，则不承担赔偿责任。第二、一方的行为具有违法性。这是离婚损害赔偿的客观行为要件，即过错方的行为违反了婚姻法规定。如《婚姻法》第4条规定了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的义务；第20条规定了夫妻有相互扶养的义务等，假如一方重婚、和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则明显违反了上述法定义务。第三、受害人无过错。这是离婚损害赔偿的受害人要件，即受害人请求损害赔偿必须没有主观过错。《婚姻法》明确规定了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的一方应为“无过错方”。假如受害人对导致离婚也有过错，那么，该方当事人就不能请求损害赔偿。但是，上述规定极不具有操作性。从现实社会生活和审判实务上讲，一方无过错的情况很少。在绝大多数家庭，夫妻间发生冲突，不存在无过错的一方。夫妻关系的恶化甚至破裂，往往不是一方所致，存在多方原因和互为因果。如女方婚外恋是男方长期家庭暴力所致，男方婚外恋是女方长期不关心男方的生活所致。同时，有无过错自己很难证实。相反，过错方反而很轻易证实另一方不是无过错，即使其真的无过错，夫妻之间的事谁来证实？加害方则可以轻易逃避法律制裁。如此一来，极易导致应该获得法律救济的人败诉，法律的规定岂不落空？因此，笔者认为，在审判实践中不应拘泥于该条所限制的“无过错者”，而应依照婚姻法的立法精神和民法原则，采取区别过错、过错相抵的原则来裁判案件。只要一方存在第46条所规定的赔偿情形，另一方不论有无过错及过错大小，都应答应其提出赔偿请求，同样，也应答应另一方提出相应的抗辩，并在审理中查明过错的有无、大小和程度，在过错相抵之后，由过错大的一方予以赔偿，以体现审判的公平和公正。第四、请求权人有损害事实。这是离婚损害赔偿的客观后果要件，即享有请求权的一方当事人必须具有损害事实，包括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从婚姻法的规定来看，这个事实是以离婚这一结果来表现的。《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是因破坏婚姻家庭关系行为而导致离婚的，才能够请求赔偿。假如没有出现离婚这一最终结果，即使这些违法行为已经造成了实质性的损害，也不能请求赔偿。司法解释第29条也对予以了明确。至于上述规定是否恰当，笔者下文将专门予以论述。现行条文充分体现了立法者以有利于家庭和好、有利于家庭稳定为出发点。第五、过错行为和损害事实具有因果关系。这是离婚损害赔偿的因果关系要件，即过错一方的违法行为和无过错一方的损害事实具有法律上的直接因果关系。从婚姻法的立法宗旨看，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不存在赔偿新问题。所谓直接因果关系，笔者的理解是这些损害行为是导致婚姻破裂的根本原因，而不是离婚当事人所提出的离婚理由，如受害人以感情不合为由提出离婚诉讼，在审理中若查明“感情不合”实际上是另一方当事人重婚、和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等因素所致，就应当适用离婚赔偿。假如是因自身的过错或第三人的过错造成财产或精神损害，也不能要求配偶承担赔偿责任。以上五个构成要件从审判角度讲，缺一不可，必须同时具备才能进行离婚损害赔偿。

4、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过错情形

根据《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离婚损害赔偿的情形有以下四种摘要：

（1）重婚。重婚是对婚姻关系的最严重违反，它使原婚姻关系名存实亡。同时，重婚又使无过错一方陷入精神痛苦，致使其精神利益受到损失。因此，因一方重婚导致离婚的，无过错一方可以请求离婚损害赔偿。《婚姻法》第46条所指的重婚是指有配偶而再结婚，而并不是指明知他人有配偶而和之结婚这一情况。因为在明知他人有配偶而和之结婚的重婚情况下，若该明知方原本未婚，那么由于重婚的自始无效性，将不会涉及离婚新问题，从而也不会有第46条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的发生；或明知方有合法配偶，那么该无过错的合法配偶只能依据“有配偶而再结婚”的重婚情节要求明知方根据第46条的规定给予离婚损害赔偿。因而第46条所指的重婚应仅限于有配偶而再结婚这一情况。

（2）、有配偶者和他人同居。何为同居？司法解释第2条中将其定义为“有配偶者和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从上述规定来看，认定同居的充分条件是“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而配偶者和婚外异性维持一种持续、稳定地非共同居住关系，或配偶者和婚外异性维持一种非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关系都不应视作是同居。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时常发生的“情人关系”、“艳遇”都不应属于司法解释所指的“同居”范畴，所以因上述关系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是无法根据婚姻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向过错方主张离婚损害赔偿的。这一解释是有悖婚姻法的相关规定的，因为《婚姻法》在总则中，有一条禁止性规定“禁止有配偶者和他人同居”，该条其实对“包二奶”、“养情妇”或“纳妾”等行为明确说了“不”。还有一条宣言性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该条其实在倡导“以德治家”，建设“德治家庭”，但一方假如无视这一倡导，和他人同居，同样可以成为离婚损害赔偿的一个事由。而且从现实来看，“情人关系”、“艳遇”对家庭、夫妻关系的影响并不比“重婚”、“同居”所造成的损害小，因此假如说引入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本意是要让那些轻视、践踏婚姻的一方付出代价让受害方得到一定补偿，并试图通过此种制度增强婚姻的稳固性，减少社会上“婚外恋”情况的话，那么将“情人关系”、“艳遇”排除在损害赔偿制度之外，可能只会造就更多的“花花公子”。故笔者期望最高人民法院能对“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作相应扩张的司法解释，以实现引入“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真正立法意图。

（3）、实施家庭暴力。家庭暴力已成为困扰许多婚姻家庭的一大突出新问题。近年来，完善立法以惩治家庭暴力的呼声越来越高。婚姻法多层次、多角度对家庭暴力作了规制。其中，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中，一方对另一方实施家庭暴力，就是一种损害赔偿情形。

（4）、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虐待，是指经常故意地折磨、摧残家庭成员，使其在肉体或精神上蒙受损害的行为。遗弃，是指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家庭成员，负有赡养、扶养、抚养义务而拒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凡是夫妻一方有类似虐待或遗弃家庭成员行为，且这种行为导致离婚的，则无过错的另一方有权请求离婚损害赔偿。事实上，婚姻法列举的离婚损害赔偿的这几种情形，和该法在“总则”中首次增加的四个“禁止性规定”是相对应的。因为夫妻任何一方违反了这些禁止性规定，都有可能导致无过错方受到损害，从而也就为确定离婚损害赔偿的情形提供了基础性或前提性规定。

三、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实施以来，对进一步保护公民非凡是妇女的权益起到了积极功能，但仍在一些不足，还有如下一些地方仍待完善摘要：

（一）损害赔偿所诉的主体不应限于夫妻。在离婚损害赔偿中，不同的损害形态侵害的是不同的主体。在重婚、同居中，侵权方是重婚的配偶和第三者，因而其诉讼主体是配偶双方，有过错的第三者应作为共同侵权者参和诉讼；对于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因为暴力、虐待和遗弃对象可以是配偶一方，也可以是家庭的其他成员，在此情况下，暴力、虐待和遗弃受害家庭成员有权参加到离婚诉讼中，并有权请求离婚损害赔偿。

（二）损害赔偿不能以离婚为条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受害方也应有权要求加害方予以经济赔偿。从《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看，损害赔偿限定在离婚程序中，而且司法解释第29条、第30条予以了进一步明确。这些规定，笔者认为不仅在法理上违反了侵权行为法的宗旨，在实务上也存在诸多弊端。首先，依侵权行为法，哪里存在侵权，哪里就发生赔偿。赔偿制度，既是对侵权行为人的民事制裁，又是对受害方的法律救济。假如侵权行为不受法律制裁，则将会鼓励侵权人藐视法律的存在，加大侵权力度；使受害人对法律失去信心。从婚姻家庭的角度，假如加害方的侵权行为不能及时受到制裁，则加害方会更加藐视受害方的权利，侵权行为将会一直持续下去，受害方在受到伤害时若不能及时得到法律的救济，将会对法律失去信心，转而寻求其他解决方法，要么忍气吞声，要么铤而走险。近几年来，受害一方因得不到法律救济，铤而走险杀害加害方的事例经常见诸报端。许多人在评论此事时只是一味地指责受害人不知道寻求法律帮助，但设身处地想想，假如法律在受害人受到伤害时及时予以救济，受害人会继续受到伤害吗？会做出过激的甚至违法犯罪的行为吗？因此，不论从侵权行为法的价值观看，还是从维护夫妻平等的权威性上看，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只要存在侵权，受害方就可以要求法律救济，法律就应制裁加害者。

其二，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家庭财产逐渐增多，成为社会财富不容忽视的一部分。这和以前我国个人财产很少，主要是维持吃、穿有很大的不同。而且随着文化素质的提高和人们观念的改变，夫妻财产共同制不再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了。婚前财产公证悄然兴起，夫妻财产“AA”制在一些大城市也多了起来。婚姻法对此种财产制也予以肯定，那么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过错责任赔偿也就有了坚实的经济支撑。何况对于“包二奶”的人予以经济赔偿的制裁方式，更符合大多数受害人的心理需求，对遏制包二奶也有很大的功能。

其三，在审判实践中还存在一些无过错方不要求离婚而只要求损害赔偿。如某对夫妻感情尚好，在一次争吵中，丈夫用开水烫伤了妻子的右腿，情节比较严重，医院鉴定为轻伤，而这个丈夫却离家出走，对妻子不加照顾，妻子非常生气，她可以提起刑事诉讼，追究丈夫的刑事责任，也可以要求离婚，但她考虑再三，只要求丈夫赔偿损害。结果，法院判决丈夫负赔偿责任。判决后，丈夫回家向妻子赔礼道歉，表示“今后不敢了”并精心照顾妻子，夫妻俩和好如初。这个案例表明，婚内也可以请求赔偿。有的同志认为，这种赔偿有什么意义？反正财产是共同的，但笔者认为，这一判例还是很有意义的。法院的判决分清了是非，明确了责任，从而伸张了正义。对施暴的丈夫有教育震撼的功能，这正是法律的威力所在。假如一定要以离婚为代价，对被侵权人是不公平的。

（三）损害赔偿的过错情形应扩大。

《婚姻法》第46条列举了4种情形可以请求赔偿。但现实生活中，情况是复杂的，重大过错不仅是列举的四种情形，如发生婚外性行为未达到同居而对配偶一方造成严重伤害的，应不应赔偿？现仅就侵犯配偶名誉、精神利益的过错赔偿予以论述。许多情况下，对名誉造成的损害同时也损害了精神利益，但对单纯精神利益造成的损害则不一定使其名誉受损。但在目前的法律制度下难以实现。笔者考虑可以增加如下情形作为无过错方提起损害赔偿的理由摘要：1，他人发生婚外性行为未达到同居程度的；2，使他方欺诈性抚养子女的；3，因犯强奸罪被判入狱的。即便增加上述情形，也难免有疏漏，故从立法技术上考虑，还需在具体情形之后设一个兜底条款摘要：“其他导致离婚的重大情形”。

（四）损害赔偿义务人应包括第三人。

《婚姻法》第46条在责任承担规定上也存在着缺陷。从条文本意看，损害赔偿义务人限制在夫妻双方的范围之内，司法解释第29条规定也对此予以了明确。根据上述规定，在离婚情况下，无过错方只能向其配偶要求赔偿而无权向和其配偶有重婚或同居关系的第三者提出赔偿请求，这样就使得受害人在权利保护上受到影响，实际上是免除了共同侵权人的连带责任。笔者认为，这些规定也是不太合理的，因为在明知一方已婚却仍和其结婚的重婚情况下，从法理上无过错方仍存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77条的规定，向明知方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诉讼的可能。虽然法律未对此作明确规定，但是基于重婚罪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其侵犯的客体是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因而作为无过错的合法配偶可被视为重婚罪的被害人，因此无过错方基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应可向法院提起附带的民事赔偿诉讼。根据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所适用的实体法应是相关的民事方面的具体法律，即民法通则和婚姻法及其相关的司法解释。但是由于现行的婚姻法、司法解释都未规定无过错方可向重婚或同居的第三方主张赔偿，那么无过错方只能根据民法通则有关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定来要求明知方赔偿损失。鉴于附带民事赔偿只限于物质损害赔偿而不包括精神赔偿，因此此时无过错方也只能基于因重婚罪所遭受的物质损失来向明知方主张赔偿，并承担产生物质损失的举证责任。而且婚姻法实施以来，有的法院也受理了无过错方状告第三者的案件，有的已调解结案，第三者予以赔偿；有的判决第三者不承担责任。当然，追究第三者的责任应具备损害赔偿的要件，即摘要：主观上明知对方有配偶，而和之发生性行为的，假如是受骗或受胁迫的，那么他（她）不是第三者，而是受害者，当然不应承担法律责任。至于只是感情上依恋，并无越轨行为，这属于道德调整的范围。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在适用中还存在一些有争议的新问题，如取证难等新问题需要立法、司法部门认真探究作出必要的解释。在适用中还有一种倾向值得注重，即“严于妻而宽于夫”。同样一种行为，发生在男性身上“可以宽容”，而发生在女性身上则“不能饶恕”，这实际上是“男女有别”的传统观念在适用法律上的一种表现。

（五）、适当放宽无过错方举证责任的条件，或者在特定情况下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因为，绝大多数婚姻过错行为发生时多处在隐秘状态，很难有第三人在场，无过错的配偶一方更是不知情。离婚时，当无过错方提出损害赔偿诉求时，按照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无过错方要承担全部举证责任，而他们往往难以收集到充分确凿的证据。因此，需从证据规则入手，针对具体情况，作一些变通规定。例如，当无过错方收集的证据表明对方有过错，但尚不充分时，可以考虑举证责任倒置。

（六）、明确规定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性质

将离婚损害赔偿视为侵权责任而非违约责任更具有合理性，它更好反映了离婚损害赔偿责任之本质也更合理。假如说离婚损害赔偿是一种违约责任的话，那么只要违约方在承担了违约责任后，其就可随意解除婚姻这一非凡合同，并且将无需再承担其他任何的法律责任。如此看来婚姻当事人在婚前就事先约定解除期限及解除条件，或是就婚姻建立约定相应对价的买卖婚姻都应是完全合法的了，而我国刑法规定的“重婚罪”在婚姻契约论的范畴内倒有法律依据不足嫌疑了，这无疑是可笑的。此外，在我国合同法主要采取严格责任原则下，离婚损害赔偿责任视为违约责任也难以体现社会的道德评价，并会进一步导致诉讼的泛滥，不利于家庭、婚姻的稳定。所以，笔者认为离婚损害赔偿责任应是一种侵权责任，而非违约责任。

笔者相信，通过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做进一步的“完善”，能够充分实现该制度保护无过错方利益的功能。

参考书目

1、专家阐述和修改婚姻法相关的六大新问题法制日报2000年7月13日

2、李平二十年全国离婚案件情况简析人民法院报2000年1月3日

离婚纠纷范文篇5

《婚姻登记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办理离婚登记应当出具双方当事人共同签署的离婚协议书。离婚协议书应当载明双方当事人自愿离婚的意思表示以及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的意见。该条件应属办理离婚登记的实质条件。

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思想观念的解放以及婚姻质量的越来越重视，当今社会离婚率是一路攀升，这同时也对行政程序的离婚登记提出了更新的要求。笔者认为，《婚姻登记条例》应取消要求离婚协议书载明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的意见，从而扩大婚姻登记机关受理离婚申请的范围，推行依行政程序办理离婚登记.

离婚是夫妻身份关系的解除，它可以通过行政程序的离婚登记或司法程序的离婚诉讼解决。其中离婚登记属于行政确认的范畴，行政确认是指行政主体依法对相对方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实进行甄别，给予确定、认可、证明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行为。国家为了明确社会关系中的某些争议、解决纠纷，使相应法律关系恢复到稳定和有序的状态，在建立司法机关，为争议、纠纷各方提供司法裁判机制以外，另一重要措施就是建立行政确认和行政裁决制度，为相对人提供较普通司法廉价的、程序简便的解决纠纷机制。作为准司法性质的行政确认和行政裁决，相对于司法的重要优势是其高效率，故其在现代法律机制中是不可替代的。

夫妻身份关系的解除与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虽然我国现行的婚姻家庭体制一般将该几项法律关系揉和在一起，但该几项法律关系仍具有独立存在性，相互间没有制约关系，所以说离婚登记要求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协商一致没有理论依据。而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婚姻法及其解释也不乏有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纠纷单独诉讼的规定，这就为离婚后但未协商好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纠纷提供诉讼解决的法律依据，且因其没有离婚之诉的干扰，更有利于法院的公正审理。此外，对夫妻身份关系的解除，当事人选择行政程序亦或司法程序，属于私法自治的范畴，应予以充分地尊重。况且，婚姻登记机关毕竟属于行政机关，其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的处理缺乏专业的知识，不利于登记机关对处理的审查，也容易日后产生各种纠纷。

扩大婚姻登记机关受理离婚登记申请的范围，推行依行政程序办理离婚登记，男女双方只要自愿离婚，即可选择向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办理离婚登记。这既充分尊重了婚姻双方的意志，又充分发挥了离婚登记的高效率，大大提高了离婚的效率，稳定了社会关系，减少了相互间矛盾纠纷的产生。之后，就无法协商的子女抚养问题、财产及债务等问题向法院提起诉讼。婚姻登记机关依行政程序办理了离婚问题，相应地就减少依诉讼程序解决离婚问题，大大缓解了人民法院的压力。

离婚纠纷范文篇6

一、目前信访工作的基本情况和现状

市妇联内设维权部，有维权干部行政编2名。2003年市成立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协调组，协调成员单位由20个单位和联络员组成，切实加强了维权工作的领导。2005年以来，市妇联协调市公安局110报警处设立家庭暴力投诉中心，在12个基层派出所设立家庭暴力投诉站（报警点）；在法院系统建立“反家庭暴力合议庭”，聘请11名妇联干部担任特邀陪审员；在司法系统设立了“148”法律专线、家庭暴力调解小组、“家庭暴力伤残鉴定中心”、法律援助中心等妇女儿童维权机构，为今后做好妇女儿童维权工作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目前全市创建“维权岗”3个，有维权志愿者20余人。

二、主要做法和成效

1、提高认识，加强领导，高起点开展妇女信访工作。我市妇联领导班子十分重视信访工作，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全局观念，提高对信访工作的认识，把其纳入妇联工作年度工作计划，作为妇联维权工作的重要内容，并严格落实信访工作责任，成立了信访工作领导小组，进一步明确一把手抓信访工作，分管领导具体抓，权益部负责日常信访接待工作的工作机制。

2、完善制度，健全网络，强化职能，协调联动，成效显著。一是建立维权联席会制度。通过联席会共同研究有关重大问题，协调有关部门严肃查处侵害妇女权益重大案件。二是建立“领导专家信访接待日”制度。为了提升妇联信访接待工作的水平，邀请女律师、女法官等法律专家，固定每月一日，与妇联领导一起接待妇女来访，为来访妇女解答疑难疑惑，排忧解难，并为她们进行更为专业的指导。三是完善首问制。妇联机关内任何一位工作人员对来访者均不推诿，做到有访必接、首问负责。四是建立信访预警制度。联系和配合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构，在全市建立以志愿者为主体的维权队伍，广泛深入农村、社区，仔细排查各种苗头性、倾向性矛盾纠纷，及时就地化解，预防矛盾的扩大化。五是建立信访工作定期分析制。每月按照信访的形式和内容进行一次细致的分类统计，每季度对来信、来电、来访进行综合统计分析，并向市信访局报告情况。六是建立三级信访网络，做到来信来访来电有登记，处理有存根，查处有材料，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七是整合社会资源，全面构建了社会化信访维权网络。在市维权协调组的领导下，全市开通妇女信访维权绿色通道（如妇女维权站、维权热线、法律援助中心、家庭暴力投诉站、庇护所、家庭纠纷调解站等），把侵害妇女权益问题及时化解在基层，促进了社会稳定。

3、以解决信访热点难点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好妇联来信来访工作。五年来，市妇联在建立完善信访登记、统计分析和上报制度的同时，耐心体察来访妇女的迫切需求，努力为她们解疑释惑，使各类矛盾纠纷均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近年来，共接待来信来访案件180余件，其中表现在婚姻家庭类来信来访案件中，主要是因夫妻家庭暴力、配偶有外遇、婚内外经济抚养、赡养及离婚过程中住房、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纠纷问题以及父母干涉子女恋爱婚姻、子女干涉再婚父母生活等导致的婚姻家庭纠纷，占信访总数的50%；在财产权益社会福利等方面

信访中，主要是继承、离婚妇女住房及生活困难等；在人身权益类信访案件中，主要是邻里、同事纠纷、拐卖等方面，总结以上来信来访案件体现了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离婚问题较突出。主要是反映夫妻不和、家庭经济问题和子女教育问题等引起的家庭纠纷和离婚纠纷。其中子女抚养权和共同财产分割问题成为离婚纠纷中的焦点问题。离婚诉讼中为住房所有权、子女抚养权相持不让，财产分割中隐匿财产现象造成的分割不公、离婚后对方不执行法院判给子女的抚养费等问题均成为影响家庭稳定、影响子女生存教育环境的棘手的不容忽视的问题。

离婚纠纷范文篇7

[论文关键词]市场经济；婚姻自由；婚姻调查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谐是社会稳定的基础。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深刻变化，也对人们的婚姻观念、婚姻稳固提出新的挑战。据有关方面统计，因物质诱惑、道德滑波、感情异变等诸多因素，离婚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严重影响到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基于以上原因，深入研究离婚高发的深层次原因，认真探讨解决问题的有效法律措施与方法，以家庭稳定维护社会稳定，以单体和谐促进整体和谐。

一、诱发离婚的诸多原因

我国《婚姻法》第二章第五条至第十二条规定了“婚姻自由”，同时在第四章第三十一条至四十二条也规定了“离婚自由”。就离婚来说，有些是合理，合法的，但有些从情理上看是不便提倡的。对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提出了一个艰巨的问题。从诱发离婚的案例研究，其因索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夫妻双方因矛盾纠纷导致感情破裂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多元化社会结构的形成，传统的家庭结构逐渐发生变化，离婚案件日益增多。由于生活压力、工作压力的原因，使家庭变成发泄郁闷的战场。夫妻双方虽然生活在一起，但因家庭琐事长期吵闹、冷战、敌视对方、矛盾纠纷升级、感情破裂后导致离婚的案件时有发生。如婚前婚后财产的隐匿，婚外情的存在，以及隐形的家庭暴力，和一些不良嗜好引起的纠纷。

(二)普遍偏低的文化水平

虽然教育体制逐年改革，但是在有些地区的整体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形势要求是落后的，加之对知识的渴求度及认识度上的不到位，即构成了文化低层次人群。这些低层次文化人群组成家庭后，感情是比较脆弱的，夫妻双方互谅互让难度大，感情交流粗放，心里沟通简单，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有缺失，在认识事物本质上有缺陷，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和道德意识，最终结果就是离婚。

(三)因拐骗、拐卖妇女儿童引发离婚

因偏远山区、贫困地区的本土原因，拐骗、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频繁发生。拐骗拐卖妇女儿童成为离婚案件的一个首要因素。对于拐骗而形成婚姻来说本身就是违法的。拐骗、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已形成了地下网络，因家庭成员一时对孩子看管不到位使其被拐卖，被拐被骗后夫妻双方互相埋怨引发离婚。还有多数家庭因孩子丢失所寻无果而夫妻感情破裂。可见，拐骗，拐卖妇女儿童的恶劣行径的法律后果及社会影响的严重性。

(四)家庭责任意识淡薄

由于近年来的思想意识的开放，年轻一代对婚姻家庭的责任意识相当淡薄，因闪婚、骗婚而导致离婚的案件屡屡发生，爱情已不再是结婚的重要组成元素。婚前缺乏了解，婚后矛盾重重，夫妻间缺乏信任，自私自利，是导致年轻一代离婚的主要因素。因为感情破裂而引发的法律问题也尤为突出，更甚者会引发命案。因为对婚姻的极度不负责任，践踏了法律的尊严的同时，也引发了法律界对现行经济条件下婚姻问题的思考。

二、离婚引发的社会问题

从以上现象可以分析得出，导致离婚因素是多方面的，行为隐蔽，问题严重，后果难以预料。～是它有害家庭，给夫妻双方带来不同程度的伤害。二是有害于双方老人健康。三是有害于双方子女教育。四是严重危害社会稳定，带来诸多方面的不稳定。

父母离婚后，给子女留下了阴影，失去了家庭的温暖，父母缺乏责任感，视孩子为累赘，不尽抚养教育之责。由于子女长期得不到家庭温暖与关爱，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念模糊．情感受到压抑，容易产生自卑、冷漠、绝望、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因而从因果上去分析父母离婚可能直接导致子女违法犯罪，成为破坏社会和谐的不良因素。特别是子女没有了父母的关爱，长期缺乏情感教育，其结果形成了未成年子女的情感缺失，情感受到了压抑，自卑积累后思想感情发生一定变化，会有一个从良好到一般再到颓废的演变过程，后果是违法犯罪，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因此，有过错一方在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民事责任的同时，还应该自我醒悟，自我感悟，自我进行教育。既遵守社会主义法律，又崇尚社会主义美德，应该从诱发离婚的诸多原因人手，从导致离婚的后果上加以分析推理，从维护家庭、社会稳定的要求出发，在法律上制定严格的法律规定，确保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三、从法律的要求思考对策问题

妥善处理家庭矛盾和纠纷，正确处理家庭婚姻关系，应该采取各项综合性法律措施。

(一)建议国家制定婚前《婚姻法》教育条例

根据我国具体情况，由专家圃组成调研组进行调研论证，制定可行性《婚姻法》教育施行办法，由司法职能部门实施。地方成立《婚姻法》教育常设管理机构。贯彻好全国统一的教育规划，有专职的法律工作者任职。配备好必要的学习设施场所，这是减少离婚率，确保家庭婚姻稳定，减少家庭矛盾纠纷的一项软环境措施．等同于法律的强制性。增强全民的法律知识和道德意识，使《婚姻法》普及化。

(二)成立专门的婚后婚姻家庭学校

建议在《婚姻法》第三章第十五条中增加关于“婚后夫妻双方到家庭婚姻学校接受教育”内容。建立学校，学校由司法、教育、民政、妇联、青联等部门共同管理。成立专门的家庭婚姻学校常设管理机构管理学校。同时，国家要制定统一的教育规划，制定统一的教学内容，通过多种形式进行教学。聘用建立合格的专兼职高素质教师队伍。凡夫妻双方一律到家庭婚姻学校定期接受教育，学习合格者发给毕业证学习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创办家庭婚姻学校的经验，这个婚姻家庭学校，学员均来自起诉到法院要求离婚的当事人。通过集中受理，现身说法，对夫妻双方进行法制、伦理、道德、后果教育，帮助其提高法制观念和道德水平。截止2008年lO月这个区共有1842个离婚案件当事人经过到家庭婚姻学校学习，共有358对夫妻重归于好认识到了夫妻感情的伤害后果，对子女教育的伤害后果，对双方老人的伤害后果，给社会带来了不稳定的后果，对构建和谐社会起到了可借鉴性作用。有利于营造教育子女的良好环境，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三)地方成立化解家庭婚姻矛盾纠纷专门调解机构

一般说来，夫妻双方离婚起诉到法院，在判离前都由法院事前进行调解，双方协议离婚到民政部门办理的，在办理前由民政部门做事前调解，对解决家庭纠纷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成立专门的化解家庭婚姻矛盾纠纷调解机构。双方可以在诉讼前或协议前由专门的调解机构对矛盾纠纷进行调解，这样针对性强，效果显着。调解机构最好设在城镇的社区下延到居委会，在农村设在村民委员会、乡镇。调解不成的诉至法院，还可提高法院的办案效率。减免一定的资源浪费。

(四)综合治理色情场所，坚决取缔传销、非法婚介、征婚诈骗宣传广告、，净化文化市场

从刑事，民事，行政角度，坚决取缔诱发家庭离婚的色情场所，坚决从快从严治理传销组织，净化严查精神污染的文化产品，坚决取缔非法婚介组织，以合法的手段对影响家庭婚姻的征婚诈骗虚假宣传广告进行治理，取缔各样翻新的公开和隐蔽的地下，同时把拐骗妇女儿童案件作为影响家庭婚姻的重点进行治理，加大法律惩治力度。除此之外还应在《婚姻法》中加入“因以下事由导致离婚，如，，以及婚外情等，除正常家庭纠纷外，可以要求过错方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公务员之家

(五)确认婚姻调查的合法性

夫妻忠实义务是婚姻关系最本质的要求，婚姻关系稳定与否，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此。正因此，新修订的婚姻法第4条规定“夫妻应当相互忠实”，并在第46条规定，有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等情形之一而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虽然，对违反夫妻“忠诚”义务、情节尚未达到“重婚”、“与人非法同居”等严重程度的一方如何承担相应责任，我国在法律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但法律也未明文禁止当事人自行约定，所以《婚姻法》的一夫一妻制受到严重冲击。无过错方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而委托他人对配偶进行调查，所以，婚姻调查公司也逐步兴起，而随之引发的法律问题也在民法方面考验着立法者。

离婚纠纷范文篇8

20*年*市妇联系统共接待各类信访1775件，其中市妇联接访932件，县（市）区妇联接访843件。政治权利类3件，占信访总数的0.2％。婚姻家庭类1355件，占信访总数的76.3％，其中家庭纠纷46件，占2.6％；干涉婚姻10件，占0.6％；配偶外遇、重婚、包二奶、同居511件，占28.8％；离婚问题300件，占16.9％；家庭暴力427件，占24％，其它61件，占4.5％。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类163件，占信访总数的9.2％。其中劳动权益38件，占2.2％；社会保障57件，占3.2％；社会保险50件，占2.8％；性别歧视和其它18件，占1％。人身权益类32件，占信访总数的1.8%。财产权益类66件，占信访总数的3.7％；文化教育类12件，占信访总数的0.7％；综合类144件，占信访总数的8.1％。

二、情况分析

1、婚姻家庭类信访居高不下，女性主动维权意识明显增强。*年，婚姻家庭类1355件，占信访总数的76.3％。一是离婚咨询人数上升。信访数据显示，离婚咨询185件，占婚姻家庭类问题的13.65％，在总体信访量下降的情况下，比去年增加了7件，可以看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普法宣传活动的不断深入开展，群众的法律意识已深入渗透到各个领域，女性的维权意识也在不断增强，当婚姻出现问题后，她们已经开始习惯随时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二是财产权益维权操作的复杂性增加。离婚问题案件中，财产分割、住房判决、子女抚养纠纷及财产的执行问题174件，占婚姻家庭类信访的12.8％。造成离婚问题中财产分割问题多的主要原因有三：其一家庭收入的增加，使夫妻双方离婚时分割共有财产的范围扩大。如存款、房产、股票、家庭企业资产等。其二房产分割后执行难。收入水平低的家庭，由于收入低夫妻共有财产少，离婚时夫妻共有财产的分割范围小，多数都是房产分割问题，房产经法院分割后，女方难以实现所得房产的居住权。因这种情况而上访的妇女增多。其三很多妇女在离婚诉讼中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支持自己分割财产的要求。妇联组织在今后的普法和法律咨询服务中要及时调整服务重点，为妇女及时提供更加用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服务，引导她们从要维权变为会维权。

2、家庭暴力仍是投诉重要内容。信访中家庭暴力案件427件占婚姻家庭类信访的31.5%，主要是丈夫对妻子实施暴力。很多妇女可能碍于面子，不愿意家丑外扬。认为夫妻之间吵架、打骂是正常现象，从而使家庭暴力进入恶性循环，变得一次比一次频繁，一次比一次严重。很多妇女就是在被打了多次，不堪忍受的情况下才来妇联投诉。所以实际存在家庭暴力的比例可能远远大于31.5%。主要原因：一是婚外情。家庭成员中一方有外遇而引发家庭暴力，这一原因引起的家庭暴力在近年来的家暴案件中越来越多，因婚外情引发的暴力约占家暴总数的1/2以上。二是经济因素。因失业、下岗、经济不独立等经济原因而引发家庭暴力。在我矿区、正在改制的企业和经济效益较差的企业这样的现象较多。三是不良生活习惯。家庭成员中有人、酗酒和性格脾气较坏等引发家庭暴力。此外，还有婆媳关系紧张、家庭琐事等原因引发家庭暴力。

离婚纠纷范文篇9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房地产市场已发展起来，房地产的买卖、租赁等行为日趋活跃，由此也产生了为数不少的房地产纠纷案件。此类案件现已构成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中很大一部分。其中存在的新情况、新问题很多，亦有多年以来未彻底解决的老问题。笔者结合审判实践，对其中的几个常见问题做了调查分析，在此略抒己见。

一、预售商品房按揭

按揭是英语"MORTGAGE"一词的粤语音译，是一种担保方式，指在楼宇建筑期内，商品房预购人将其与开发商（预售方）签订的《商品房预售合同》中预购人所应拥有的全部权益作为贷款的抵押物抵押给银行，同时商品房预售方作为贷款担保人，并保证银行为第一受益人，如预购人或担保人未能依约履行还款责任或担保义务时，银行即可取得预购人在《商品房预售合同》内的全部权益，以清偿其对银行的所有欠款。

预售商品房按揭是一种特殊的担保方式，银行为按揭权人，预购人为按揭人，担保人一般是销售商品房的开发商。预售商品房按揭与抵押有相似之处，但又不完全等同于抵押。一般抵押权的标的是债务人提供的、其自己享有所有权或经营权的财产。而在商品房按揭期间，商品房实际上并不存在，按揭人无法取得所购商品房的所有权，他向按揭权人提供的担保是在将来某一时间取得楼宇的权利，它是一种期待性利益，而非以实体形式存在的楼宇。商品房按揭的出现将期待性利益引入抵押标的范畴，丰富了我国传统抵押标的理论的内容。

预售商品房按揭具有以下法律特征：

（1）预售商品房按揭是一种要式法律行为，应签订书面合同，并应到规定的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备案手续；

（2）预售商品房按揭是一种从合同，是为担保主债权得以实现而订立的；

（3）预售商品房按揭合同是诺成性合同，合同一经成立即对三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

（4）预售商品房按揭是有偿合同。银行通揭业务收取贷款利息，除少数政策性无息贷款外，预售商品房按揭均系有偿合同。预售商品房按揭是近几年才出现的，目前在我国尤其是在沿海地区，发展规模很大。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房地产市场资金紧张的状况，使普通百姓拥有商品房成为可能，同时也为房地产开发商提供了融资手段，增加了建房资金。但我国的房地产管理法对预售商品房按揭尚无规定，与目前房地产业的发展状况很不适应。审判人员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只能依据法理。而银行则大多制订一些标准式合同，购房者与发展商只有签约与否的选择，而没有就合同条款进行协商、修改的自由。这种状况极不利于预售商品房市场的健康发展，笔者试举二个案例说明之。

案例一：个人甲与乙公司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约定甲购买乙公司正在开发建设的商品房一套，价金为五十万元，甲应分五次交购房款二十五万元，余二十五万元房款办理银行按揭。合同签订后，甲如约履行支付了二十五万元购房款，要求乙交付房屋。乙公司称甲应在全部付清购房款后才能入住房屋。甲认为合同中约定余款由银行按揭提供，因而认为乙公司违约，起诉至法院。

此案双方当事人产生争议的根本原因是对按揭的性质认识不清。预售商品房按揭的当事人有三方：购房人、售房方和银行。按揭合同应当由三方当事人订立，而此案中甲与乙公司双方约定办理按揭，实际并未办理，因而按揭合同不能成立。鉴于双方对付款方式尚未约定明确，该商品房预售合同应认定为尚未成立，由此产生的损失由双方分担。由于乙公司为房地产开发商，对有关按揭的规定应当了解，合同未能成立其有一定过失，因此应承担主要责任。

案例二：甲与乙公司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约定甲购买乙公司开发的商品房一套，其中百分之四十房款由甲直接交纳，另百分之六十房款由甲向乙公司指定银行申请按揭贷款。甲按约定向乙公司交纳了百分之四十购房款。在办理银行按揭之前，银行通知停止办理按揭贷款，此后双方就如何付清购房余款协商不成。甲起诉至法院，请求解除购房合同、乙公司返还其购房款。

此案双方当事人对付款方式约定明确，且乙公司与银行之间已有关于办理按揭贷款的协议，但由于国家政策性调整，银行停止办理按揭，使双方当事人之间合同无法履行。此案应适用情事变更原则，解除合同，双方合理分担损失。

由以上两个案例可以看出，我国预售商品房按揭中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都有待完备的立法来进行调整。建议立法部门在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时，对此问题做出规定。

在落实建国初期代管的房产问题及港澳台胞私房政策问题上，也遗留有此类问题，政（论文库）府落实私房政策部门只是解决了房屋产权归属问题，却未让房主实际占有、使用私有房屋。有的私房主被强制与住户签订了私房租赁合同，否则不予办理产权证照；有的由于争议较大，房主长年一直未与住户签订租赁契约。许多签订租赁契约的私房主，由于契约未约定租赁期限，也与住户产生纠纷，要求收回房屋。

对于此类收房案件法院的处理原则一般是：住户有他处住房，能全部腾退的，全部腾退，能部分腾退的，部分腾退，住户无他处住房，不予腾退。这样的处理是基于保护住户利益，维护社会稳定而考虑的，许多案件也都按这样的原则处理了。但是这种处理方法并没有使问题得到解决，因为没有考虑到私房主的利益。拥有所有权却不能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能，在法理上是讲不通的，在现实中也是不公平的。现今房地产已作为商品流人市场，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已成为人们在民事活动中普遍遵守的原则，过去那种强制私房主与住户签订租赁契约，住户可以无限期使用他人房屋的作法已与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相悖，必须加以修正。

在处理此类收房案件上，有人提出以下可供掌握的标准：（1）承租人违反租赁合同的约定，或转租、转借承租的住房，或拖欠房租，可解除租赁关系，准予产权人收回房屋；（2）承租人有了新的住房，可解除租赁关系，准予产权人收回房屋；（3）房屋产权人确实需要占有、使用房屋，且居住条件劣于承租人的，可以全部或部分收回房屋；（4）房屋产权人为收回自己所有的房屋，为承租人找到了相应的住房，可解除租赁关系，准予产权人收回房屋；（5）房屋产权人要求收回自己的住房，但承租人确实不具备腾退条件的，可以暂时维持原租赁关系，但应明确租赁期限或提高租金标准。以上几条可以作为办理此类案件时的参照，但对于"提高租金标准"，似不易掌握，因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法规都规定私房租金应受政（论文库）府房地产管理部门调控，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住宅用房的租赁，应当执行国家私房所在城市人民政（论文库）府规定的租赁政策"，《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房屋租金，由租赁双方按照房屋所在地人民政（论文库）府规定的私有房屋租金标准，协商议定".如果由法院判决提高租金，虽保护了私房主利益，却缺乏相关法律依据，且与房地产行政管理部门的规定相矛盾。此种“司法先于立法”的做法其妥当性值得商榷。笔者认为，房地产交易行为是受国家严格控制的，目前私房法定租金与其实际市场价值差距较大，应通过政（论文库）府提高租金标准来解决问题，在此之前，法院不宜做出提高租金的判决。总之，在处理落实私房政策遗留问题上，既要切合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状况，又要考虑历史原因；既要保护公民合法的财产权益，又要维护社会的稳定。审判人员应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多做"案外工作"，如做住私房的承租人单位的工作，使其尽快解决承租人的住房问题。毕竟，彻底解决落实私房政策问题仍需依靠政（论文库）府和社会的力量。四、离婚案件中房屋纠纷的处理。

住房是一种重要的生活资料。随着住房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国城镇居民的住房状况已得到较大改善，但住房困难情况仍然存在。在离婚案件中，即体现为夫妻双方为分得房屋产权或使用权而争执不休，使得简单的离婚案件复杂化。目前许多离婚案件中当事人的主要争执点即为住房问题。因此解决好离婚案件中的房屋纠纷，往往成为办好离婚案件的关键。在审判工作中，应分别不同的情况去处理。

（一）对于个人拥有完全产权的住房，如系夫妻双方婚后所得，应为夫妻共有财产，按照分割夫妻共有财产的原则去分配。如为夫妻一方婚前所购置，但双方婚后在此居住，根据最高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经过八年，可视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配。分配中应坚持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照顾无过错方，尊重当事人意愿，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总原则，如住房分配给夫妻一方，应按评估的市场价给予另一方一半价值的补偿。在处理此类问题中应注意分清家庭共有房屋与夫妻共有房屋，如系家庭共有，必要时应先析产，然后再进行离婚案件的审理。对于婚姻中预购的商品房，离婚时房屋尚未交付，如何处理？笔者认为在商品房尚未交付的时候，购房方与售房方仅为债权债务关系，购房方享有的仅是一种债权，因而此种情况应按离婚中对债权、债务的处理原则进行处理。如一方愿意取得商品房的，应给予另一方相当于预售合同一半价值的补偿。并与售房方办理有关的合同变更手续。如双方都不愿意取得商品房的，应当先承担违约责任，然后再对返还的剩余的购房款，进行分配。在处理此类问题中由于牵涉到商品房预售方的利益，因而在夫妻双方争议较大，达不成协议时，法院可以就此问题另案处理。

（二）离婚时对于承租的公房如何分配，是颇有争议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不应将其纳入离婚案件一并处理，理由是：租赁关系是一种合同关系，由原来的夫妻共同承租变为一方承租属于合同主体的变更，应征得公房的所有权或管理权人同意。另一种观点认为应一并处理，理由是：离婚当事人之间就公房使用权的分割处理，只涉及承租一方主体的变更，不会导致租赁关系其他内容的变更，且如不处理公房使用权，会使双方在离婚后又产生争讼，不利于子女成长和社会稳定。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离婚案件中公房使用、承租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解答"）中规定："在离婚案件中，当事人对公房的使用。承租问题发生争议，自行协商不成，或者经当事人双方单位或有关部门调解不成的，人民法院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依法予以妥善处理。"在解答中列举了几种离婚后双方均可承租公房的情况：婚前由一方承租的公房，婚姻关系存续五年以上的：婚前一方承租的本单位的房屋，离婚时，双方均为本单位职工的；一方婚前借款投资建房取得的公房承租权，婚后夫妻共同偿还借款的；婚后一方或双方申请取得公房承租权的；婚前一方承租的公房，婚后因该承租房屋拆迁而取得房屋承租权的；夫妻双方单位投资联建或联合购置的共有房屋的；一方将其承租的本单位的房屋，交回本单位或交给另一方单位后，另一方单位另给调换房屋的；婚前双方均租有公房，后合并调换房屋的；其他应当认为夫妻双方均可承租的情况。对夫妻双方均可承租的公房，应按下列原则予以处理：照顾抚养子女的一方；男女双方在同等条件下，照顾残疾或生活因难的一方；照顾无过错的一方。解答中规定："对夫妻双方均可承租的公房而由一方承租的，承租方对另一方可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但对于给付的标准却没有规定。笔者认为公房租赁权不仅仅是一种民法理论上的债权，它包含有国家给予的福利，取得租赁权的一方即等于取得了这种福利，而另一方则将有可能享受不到这种福利，其所可能遭受的损失即是公房房屋租赁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差价。因此，在承租方给予另一方经济补偿的，应考虑另一方有无房住，有无可能分房收入情况，当地房屋租赁价格等因素，给予合理补偿。解答中规定法院在调整和变更单位自管房屋的租赁关系时，一般应征求自管房单位的意见。因而有人认为人民法院在征求意见时，如果单位不同意由当事人中非本单位职工一方承租房屋，法院即不能判决由其承租。笔者认为此种观点值得商榷，法院既已规定在有些情况下离婚的夫妻双方均可承租，那么法院就可依此独立做出判决，不能受单位意见的左右。征求自管房单位的意见，是为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配合法院做好当事人的工作，以便于判决的执行。

（三）部分产权房屋的分配问题也是离婚案件中经常遇到的，所谓房屋部分产权，是指职工以标准价格购买公有住房后享有部分权能并且受到法定限制的产权，其中包括永久居住权、使用权、继承权和有限的处分权与受益权。它是在住房制度改革中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所有权形式。离婚案件中部分产权房屋的处理原则同公房使用承租权一样，都是抚养子女一方优先，无过错方优先、相同条件下照顾女方，此外还要考虑收入、住房情况等。根据"解答"的规定，分得房屋部分产权的一方，一般应按所得房屋产权的比例，依照离婚时当地政（论文库）府有关部门公布的同类住房标准价，给予对方一半价值的补偿，笔者认为住房标准价是国家、单位给予职工的优厚待遇，分不到住房的一方以后可能再享受不到这种待遇，因此按住房标准价补偿其一半价值并不是完全公平的。考虑到这一点，法院在分配其他财产时应照顾未分得住房一方，并且在分得住房一方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要求其高于标准价给予对方补偿。解答中还规定：对夫妻双方均争房屋"部分产权"的，如双方同意或者双方经济、住房条件基本相同，可采取竞价方式解决。竞价的方式在离婚案件的审理中还属新问题，缺乏具体操作规则和应用经验，尚需审判人员在实践在逐步探索、总结。笔者认为，竞价应遵循以下原则：1双方自愿原则。选择竞价的方式应双方当事人均同意，有关意见应记人法庭笔录。如一方不同意，法庭不能强迫当事人竞价。2公平合理原则。指竞价的双方当事人应经济条件、住房条件基本相同，如双方经济条件悬殊，或一方住房宽裕，而另一方无其他住房，即不应采取竞价的方式。3在法院主持下进行的原则。竞价是在诉讼之中进行的，因而当事人应听从法院的指导，并依照法院规定的竞价规则进行竞价。这样才能保证竞价的公正与合法。

五、拆迁纠纷的受理问题。

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遇到拆迁纠纷，应首先考虑应否受理。因为由于拆迁纠纷的特殊性质，其大部分都属行政案件，应由法院行政庭受理，只有少数由民庭受理。

根据有关规定，下列拆迁纠纷应按行政案件受理：（1）对人民政（论文库）府或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作出的拆迁补偿形式、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安置地点、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裁决不服，提起诉讼的；（2）对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作出的罚款、没收非法所得、责令停止拆迁、吊销证书、责令限期退还周转房、警告等行政处罚不服，提起诉讼的；（3）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对拆迁补偿、安置等未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尚未履行的，一方或双方反悔不同意原协议要求房屋主管部门裁决，房屋拆迁主管部门拒绝裁决或者不予答复，提起诉讼的；（4）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颂发或补发“拆迁许可证”“拆迁资格证书”等，房地产管理部门或房屋拆迁主管部门拒绝颂发或不予答复，提起诉讼的；（5）拆迁人取得拆迁许可证后，拆迁的主管部门拒绝公布拆迁人、拆迁范围、搬迁期限等或不予答复，提起诉讼的；（6）认为人民政（论文库）府或房屋拆迁主管部门的其他有关房屋拆迁管理的行政行为或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而提起诉讼的。除第三种情况外，其他几种情况应作为行政案件比较容易理解，因为都属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对于第三种情况按何种诉讼处理曾有异议。最高法院（1993）法民字第9号函规定，在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对房屋拆迁的补偿形式、金额，安置房面积、地点，搬迁过渡方式和期限，经双方达不成协议的，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权益纠纷，房屋拆迁主管部门或同级政（论文库）府对此类纠纷裁决后，当事人不服诉至法院的，人民法院应以民事案件受理。目前第9号函的规定已不适用，它与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相悖。此种情况应按行政案件受理，已在审判实践中得到共识。但是如拆迁人与拆迁人就有关安置、补偿、回迁等问题达成协议并已实际履行（含部分履行），因一方或双方违约产生纠纷，提起诉讼的，可按民事案件受理。因为此时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已形成合同关系，双方按合同规定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属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因此，发生纠纷亦属民事纠纷，应按民事案件受理。六、军产房问题。

所谓军产房，是指所有权归军队所有的房产。军队房屋的所有权单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在民事审判中，较多的军产房纠纷为军队转业、离退休干部腾退原住房问题及军队利用房地产开展经营活动问题。

关于军队离退体干部腾退军产房问题。最高法院有关批复的精神为：此问题属于军队离退休于部转由地方安置管理工作中的遗留问题，由军队和地方政（论文库）府通过行政手段解决为妥，此类纠纷人民法院不宜受理。对此类纠纷不予受理是妥当的，因为有可能涉及到营区和其他军事设施的安全、保密问题，并且如受理，将涉及到今后的执行问题，法院判决腾房后，当事人不自动履行，须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会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基于同样理由，笔者认为，对于军队转业干部腾退原住军产房纠纷，人民法院也不应受理。

离婚纠纷范文篇10

案例来源于Openlaw，共计检索获得18个案例，为叙述简便，下文用案例编号指代案例。下表为2012年、2014年、2015年、2016年中国法院审查审理的部分离婚案件，分为四种类型，一种是当事人仅申请确认外国法院解除婚姻关系之诉；一种是当事人不仅申请确认外国法院解除婚姻关系，还申请法院确认外国法院关于夫妻财产分割以及子女抚养等问题的判决；第三种是在法院已经承认了外国法院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后，另行提起离婚后子女抚养权纠纷诉讼。最后一种是当事人另行提起离婚后财产纠纷诉讼。笔者将从四种类型的案例中各自选出一个典型案例作深入分析。（一）当事人仅申请确认外国法院解除婚姻关系之诉，笔者在此仅分析代表案例（（2016）粤03民初1106号）许强华和DanTang向加拿大法院提交离婚申请，加拿大安大略省高等法院家庭法院于2008年7月2日命令婚姻解除，该离婚判决不涉及其他方面内容，于2008年8月2日生效。许强华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该法院作出的离婚判决，法院对该离婚判决予以承认。本案中，中国与加拿大之间没有条约关系，许强华作为一名中国公民向其住所地中级人民法院即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加拿大法院作出的离婚判决，且该离婚判决不涉及其他方面内容，法院对加拿大法院作出的离婚判决予以承认。（二）申请人申请确认外国法院解除婚姻关系、夫妻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问题的判决（代表案例（2014）深中法涉外初字第178号和（2016）浙03协外认14号）178号和（2016）浙03协外认14号）1．（2014）深中法涉外初字第178号案麦德荣与王子璐在中国结婚，婚后在美国育有一子。后麦德荣向阿拉巴马州李郡家庭法庭起诉王子璐离婚，法院判双方离婚，并对子女和财产做出判决。经麦德荣申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承认该离婚判决中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效力，驳回麦德荣其他方面的申请。中国与美国之间没有双边司法协助条约，麦德荣住所地为深圳市，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应仅就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进行审查。而该判决不违背我国相关法律原则，因此法院承认该判决中解除婚姻关系内容的效力，驳回申请人的其他申请。2．（2016）浙03协外认14号案2013年原告王建琼与被告舒爱娣的离婚诉讼在西班牙王国埃尔切法院提起，该法庭判决原被告双方离婚，并对子女抚养、家庭财产、等问题一并予以判决，该判决已生效。经王建琼申请，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承认西班牙法院做出的判决。由于中国与西班牙缔结了司法协助条约，因此依据该条约，法院不仅承认解除婚姻判决的效力，对子女抚养、家庭财产、等问题的判决也予以承认。（三）法院已经承认了外国法院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后，另行提起离婚后子女抚养权纠纷诉讼（（2015）虹少民初字第41号）原告冯某甲与被告王某在美国结婚，婚后育有一子。2013年1月4日，王某向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县法院起诉离婚，法庭判决双方解除婚姻关系，并对孩子的抚养监护权做出判决。2015年6月26日，经冯某甲申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承认美国法院解除双方婚姻关系的判决。2015年7月3日，冯某甲就其和王某关于孩子的抚养权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中国与美国之间没有双边司法协助条约，因此依据我国国内法仅就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进行审查。而该判决不违背我国相关法律原则，因此法院承认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而关于抚养监护权的判决，中国法院不予承认。（四）当事人另行提起离婚后财产纠纷诉讼（（2016）辽01民终6201号）2013年2月美国佛罗里达州法院判决计伟与赵凤琴离婚。2014年9月18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法庭作出的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的予以承认。2012年12月10日，因赵凤琴与第三人有财产纠纷，法院于2013年4月9日依法查封了赵凤琴名下房产。计伟于2014年10月24日向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国与美国之间没有双边司法协助条约，因此本案中对于美国法院做出的离婚判决只能依据我国国内法做出裁定。根据我国国内法，应仅就该判决中解除婚姻关系的内容进行审查，对该判决其他内容不予审查。因此本案中中国法院只对美国法院解除婚姻判决予以确认，对计某与赵某的财产分割效力不予确认，当事人可在中国法院另行提起诉讼。而本案当事人并未在中国法院另行提起诉讼，因此诉争房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而赵某债务纠纷发生在离婚判决之前，属于共同债务，因此法院依法查封诉争房是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以上案例分析，可以总结出我国对外国法院离婚案件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双边订立司法协助条约的，根据条约做出裁决。我国与许多国家订立的双边司法协助条约中含有相互承认与执行民商事判决的条款。例如上述浙（2016）03协外认14号案中中国与西班牙缔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西班牙王国关于民事、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因地对西班牙法院做出离婚判决应根据该条约予以审查，而根据条约规定，承认离婚判决，不仅承认解除婚姻判决的效力，对子女抚养、家庭财产、子女探视等问题的判决也予以承认。其次，双边没有订立司法协助条约的，即使双边没有互惠关系，对于承认与执行申请也不予驳回。法院对申请进行审查，符合我国法律原则的，裁定承认执行其效力，同时对于离婚判决仅承认与执行其中解散婚姻的判决。最后，当事人可就夫妻财产分割、生活费负担、子女抚养方面另行向中国法院提起诉讼。

二、国外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离婚案件判决的模式

（一）德国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离婚案件判决的模式。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如果外国法院的判决涉及非财产上的请求，或者仅涉及亲子关系时，并不要求互惠。因此德国对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中解除婚姻关系、监护权抚养权的判决只要不违反本国法律，直接予以承认执行。而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中涉及夫妻财产分割等财产上的判决，则要求国家之间有条约关系或互惠关系，否则不予承认和执行。（二）美国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离婚案件判决的模式。现在美国绝大多数的州已经抛弃了互惠的要求，因此美国对没有条约关系和互助关系的外国法院所做的离婚判决，无论是身份关系的判决还是财产上的判决，只要符合美国法律规定，一律予以执行。（三）瑞士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离婚案件判决的模式。根据1987年《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瑞士对没有条约关系和互助关系的外国法院所做的离婚判决，无论是身份关系的判决还是财产上的判决，只要符合瑞士法律规定，一律予以执行。

三、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离婚案件判决法律规定存在的问题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仅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中解散婚姻判决，对此之外的判决不予承认执行。从中可以看出，我国法律将离婚判决分成立两部分：解散婚姻关系和解散婚姻关系以外的。对解散婚姻关系的判决不需互惠关系，只要符合我国法律规定，就接受申请予以承认执行。这是我国法律的一大进步。如果对解散婚姻关系判决也不予承认，会出现一对夫妻在外国离婚，一方当事人在中国再婚会触犯重婚罪。而对后者包括夫妻财产分割、生活费负担、子女抚养方面判决不予承认执行，笔者认为有不合理的地方：离婚判决中的子女抚养和监护权判决属于人身性判决，而人身性判决与一国主权和经济利益并不紧密，但又对本国当事人个人利益影响重大，当事人要在在中国另行起诉，将导致大量的国际平行诉讼的存在，浪费法律资源，有违于诉讼的经济原则，若中国法院做出与外国法院相反的判决，那么法院虽然做出判决了，但子女抚养监护纠纷仍没有得到解决，（2015）虹少民初字第41号案虽然最后法院做出判决了，但可以预见会出现执行困难。例如案中被告强行带走孩子，根据美国法院判决，被告在行使监护权，但根据中国法院判决，被告涉嫌绑架罪。

四、对中国承认执行外国法院离婚判决制度的完善建议

人身性判决对本国当事人个人利益影响重大，且与一国主权和经济利益关系并不密切，在国内另行诉讼不仅浪费法律资源，也浪费当事人时间和金钱，更可能造成抚养权监护权纠纷。因此笔者建议扩大承认与执行的范围，中国法院对于外国法院离婚案件中子女抚养监护权的判决应和解除婚姻关系一样，不要求互惠关系，符合中国法律规定一律予以承认和执行。而离婚判决中财产上的判决，需有互惠关系，否则不予承认执行。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