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岸金融范文10篇

离岸金融范文篇1

〔摘要〕发展我国离岸金融市场的意义重大,不仅可以为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减压,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而且可以促进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提高金融业的经营水平,带动我国贸易、生产和就业的增长。

针对我国金融业的现状,发展离岸金融市场宜采用分离渗透型模式,既充分利用了世界市场的资金,又能有效阻挡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对国内的冲击。但创立离岸金融市场之初宜先采用内外分离型,以确保国内金融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待条件成熟后再过渡到分离渗透型。我国应从政策角度积极推进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鼓励金融创新、完善游戏规则、培育高端非居民客户,同时可以借力人民币离岸化促进我国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作为半个世纪以来全球最大的金融创新,离岸金融市场,又称境外金融市场或欧洲货币市场,初期曾称欧洲美元市场,是指非居民之间以离岸货币进行各种金融交易的国际金融市场。

其中,离岸货币是指货币发行国国内金融体系之外的该货币。离岸金融市场自产生以来发展迅猛,对于国际经济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目前离岸金融市场占全球金融市场的比重约在一半以上。随着我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发展离岸金融业务和离岸金融市场已成为我国金融国际化的客观要求。早在1989年,我国就曾在上海和深圳试办过离岸金融业务,其间中断过,2002年6月又重新启动。2006年9月,我国又批准天津在滨海新区开展离岸金融业务。现阶段大力发展我国离岸金融市场的意义何在?我国选择怎样的离岸金融市场发展模式?有哪些政策建议?这些是本文重点阐述的内容。

一、发展我国离岸金融市场的现实意义对正处于转轨过程中的我国金融业来说,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是我国不断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最好选择,也是我国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增强国际竞争力的一大抓手;从国内来看,建立离岸金融市场对推动国内金融深化,进而带动经济发展的作用巨大。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为我国当前巨额的外汇储备减压。近年来我国持续保持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资产,并呈现井喷态势。2007年6月底达13326.25亿美元,同比增长41.6%,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但目前还缺少一个消化外汇储备资产的有效渠道,这不仅给人民币造成很大的升值压力,也使大额外汇储备面临汇率风险。

建立我国离岸金融市场让中资银行开展离岸业务可以释放离岸业务在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方面的潜力,为外汇储备消肿:外资机构在境内离岸金融市场发行外币债券会吸纳许多外汇的持有者成为外币债券的投资主体;一些意欲投资中国企业的外资可以通过境内离岸金融市场投资于中国企业的海外子公司;中国海外企业如果资金充裕,亦无须汇入国内,而是存到离岸账户,在离岸金融市场循环;国内银行可以考虑境外公司(或中国公司境外子公司)在该行离岸账户的全额保证金或开证额度内向其在国内的子公司(或母公司)发放人民币贷款或开出信用证等,亦可反其道而行,以公司的国内部分在银行的人民币全额保证金或授信额度作担保从离岸账户向该公司在国外的部分发放外汇贷款或开出信用证等;我国历来实行的“宽进严出”的外汇管理思路可以在离岸金融市场相对宽松的管理制度下,尤其是分离渗透型模式下逐渐放松资金的流出,改为进出都适度而恰当。

2.有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一个国家货币的国际化与离岸金融的发展关系密切,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实际上是开放本币自由流动的缓冲区,是对本币国际化的支持。以日元国际化为例,日本离岸市场创立之初,交易中的外币部分占到总额的80%左右,随着管制政策的放宽,日元逐渐成为市场主要结算货币,离岸账户中欧洲日元交易蓬勃发展,日元比重迅速窜升至交易总额的2/3左右,日元借助离岸金融市场成为国际货币。我国可以借鉴日本的发展道路,通过建立离岸市场,实现本币的离岸化经营,逐渐增加资本项下对外开放的款目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我国也可以通过离岸金融市场加强对境外人民币的掌控,开辟离岸金融市场可以回流在周边国家流通的相当数量的境外人民币,从而便于加强对境外本币的监控,减少这部分本币对国内金融市场可能带来的冲击,增强金融风险防范能力,确保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3.有利于促进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发展离岸金融市场有利于缩小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之间的距离,是一条较好的实现我国金融业国际化的过渡性发展途径。

拿天津滨海新区为例,为促进离岸金融业务的开展,该区2006年9月份争取获得了国家外汇管理局通报批准的七项外汇改革政策。从综合性分析,此次改革囊括了金融工具、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开放四大领域,是一次全方位的改革;从系统性分析,以前的金融改革只是注重技术层面,而这次是系统性、制度性的改革;从广泛性分析,以前的金融改革只是涉及到某一领域,其特征不具备广泛的区域性和整体性,而这次的金融业务范畴运作空间很大。①如果以滨海新区为中心的天津能探索出一条金融改革的新路子,那么其改革经验就可考虑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铺开。4.有利于提高我国金融业的经营水平。离岸金融要求开办地拥有较好的基础设施以及较高水平的从业人员,这有利于提升当地金融生态环境及金融专业人员的素质和技术水平;离岸业务的开展将使东道国与国际市场接轨,中资金融机构可以在家门口学习和借鉴外资金融机构的先进管理经验,培养熟悉国际金融业务的专门人才;通过与外资银行的竞争,促进中资银行学到新的国际金融业务的操作,锻炼队伍,转变机制,从而提高整体管理水平,提高金融业的综合竞争力,促进本地银行业的发展

5.有利于带动我国贸易、生产和就业的增长。有了离岸金融市场,外商在华投资利润就没必要直接汇回母国,也便于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自由调度资金,还可望为出口加工业解决外汇瓶颈。通过为市场提供配套的设施和服务可以刺激当地经济的增长、增加当地的收入和就业、带动当地经济发展。金融业的活跃无疑会对会计、律师、保险、航运、证券、旅游以及生活服务等行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国内离岸金融市场还可以从主要金融中心如东京、香港争取到后勤服务业务,如清算、股票登记、信用卡制作及其他劳动密集型金融活动,给市场所在地及周边地区带来就业机会。政府可以从税收和离岸银行业利润以及其他费用收入中获得相当的外汇收入,提高财政收入,改善外汇收支状况,给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二、发展我国离岸金融市场的模式选择离岸金融市场自上世纪50年代在西欧产生伊始,历经60年代的迅速发展、70年代全球范围的超常扩散、80年代美国国际银行设施和日本东京离岸金融市场的重大突破。

到90年代开始步入成熟期,已形成内外一体型、内外分离型、分离渗透型和簿记型四种模式,当前全球近70个离岸金融中心的业务经营和管理方式无出其外四种模式基本反映了不同的金融业发展水平和金融监管水平。对照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金融业发达程度、金融监管严密程度等国情分析,目前我国不宜采用内外一体型模式,也不能采用簿记型模式,宜先采用内外分离型,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转变为分离渗透型模式。

1.我国离岸金融市场不宜采用内外一体型模式。我国目前仍实行外汇管制,资本项下不能实行自由兑换,金融改革正在深化过程中,体制性的变革才刚拉开序幕,银行内部的商业化改革进程还任重道远,金融监管水平还有待提高,金融风险防范能力尚不充分。在这样一个较为薄弱的金融基础上建设内外一体型离岸金融市场,显然条件尚不成熟。

2.簿记型模式不符合中国发展中大国的身份。我国建立离岸金融市场的初衷是为降低资金筹措成本,加强国际经济协作,促进国际贸易发展,推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但簿记型离岸金融市场不具备资金集散和转口功能,它通常只起一个“记账中心”的作用,对本国经济发展缺乏推动作用;簿记功能的收入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乃是杯水车薪;该模式对法律环境要求高,我国尚不具备;簿记型离岸金融市场存在逃税、洗钱以及被恐怖组织用来融资之嫌,也可能被国内贪官用来作为赃款外逃的通道。

3.我国离岸金融市场发展初期宜先采用内外分离型模式。目前我国尚未放开外汇管制,尚未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金融业尚未实现完全的自由化,为了维持金融秩序稳定和市场健康运行,保障在岸金融外汇政策措施的调控效果,应首先采取绝对分离的离岸金融业务模式,以维护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如贸然采用分离渗透型模式,当国内为抑制经济过热或通货膨胀或调控房价而采取诸如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提高利率、发行大量国债或票据、限制信贷资金投放等紧缩银根的措施时,国内机构却很容易从离岸金融市场借入低成本资金,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紧缩政策的效力;如为刺激经济实行放松政策如降低利率、扩大国内货币信贷规模等时,国内工商企业或银行又可能将资金调往离岸金融市场去追逐较高的利息,使政府的扩张目的难以实现,国内货币政策实施存在一定的困难,效果偏离预定目标。而内外分离型模式是一套针对非居民的金融制度安排,和东道国国内金融体系之内的货币绝缘,对在岸金融市场没有多少影响。况且,我国当前外汇储备充足,通过“渗透”以吸引外资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至少在短时期内不是很迫切,引进外资的重点应放在中长期资金,内外分离型模式有助于防止离岸短期资金对在岸市场的冲击。

4.待条件成熟后,可逐步转变为分离渗透型模式。长期采取内外分离型模式从政策上杜绝了国际离岸资金向国内市场渗透,不利于利用外资推动经济发展,发展离岸金融中心的意义和必要性大打折扣。但离岸金融市场管理模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监管体制的不断健全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待我国离岸金融市场建设基本成熟,实行稳健运行并积累了足够的市场管理经验之后,可以在内外分离的基础上允许有限制的渗透。不过,在渗透的方向上要循序渐进,建议初期规定渗透方向为只能渗入,不能渗出,在银行离岸与非离岸账户之间设立一个单向的过渡科目,作为离岸资金流入的必经账目。当市场发展成熟时,也可以允许离岸和在岸两种账户之间进行有条件的双向渗透。在渗透的渠道上,初期可允许离岸资金贷放给国内企业这种间接融资方式,在离岸金融市场发展成熟之后,可逐步放开让境内企业到离岸市场发行债券、股票等直接融资方式。在渗透的规模上,要限定较低的“渗透”比例和额度,以免资金大规模地进入在岸市场。

三、发展我国离岸金融市场的几点建议我们已经明确了我国发展离岸金融市场的必要性和应采取的模式,那么怎样发展、应注意些什么就成为问题的关键。目前国内不少专业人士谈到了市场准入、税收优惠、基础设施建设、国内金融市场完善、不良资产降解、加强风险监管以及人才培养等措施,这些本文不再赘述,只择几个要点强调。

1.通过政策推动形成适合我国离岸金融市场发展的环境。从世界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历程看,离岸金融中心不同于传统国际金融中心,前者的形成和发展不在于所在国经济实力强大与否,关键是能保障离岸资金收益性、便利性和安全性的环境,收益性的重要条件是优惠的税收政策以及监管的宽松,便利性来自完善而富有效率的金融体系以及发达的通讯、交通等基础设施,安全性由稳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严明的法律体系以及金融隐私权等确保,提供这些市场运行环境只可能靠政府当局。离岸金融市场运行环境具有公共产品性质,不宜由市场自发产生提供,只能由政府主动从政策上扶持。除了伦敦、中国香港及部分簿记型离岸金融市场属自然形成的外,其余大部分离岸金融市场都是在政策推动下发展起来的,典型的例子如新加坡ACU、美国IBFs、日本JOM以及马来西亚的纳闽等离岸金融市场都证明了政策推动在离岸金融市场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尤其对发展中国家离岸金融市场而言,已经没有自然形成的气候和时间,也不必要无端浪费后发优势,建设政策推动型离岸金融市场是其建立和发展离岸金融市场的必然选择。面对全球众多成熟的国际离岸金融市场,中国离岸金融市场要迅速发展起来,务必借助政府的力量提供比其他市场更为优惠的条件和更为宽松的政策环境,恰如水流低处、鱼潜深渊、兽归深山,离岸资金及离岸金融机构的云集蚁附极大地取决于政策所促成的这个能迎合国际资本流动内在需要的环境。

2.鼓励金融创新、完善游戏规则。离岸金融市场的产生与发展本身就是过去半个世纪全球最大的金融创新,金融创新为从事离岸金融活动的投资者提供的广阔想象空间和赢利空间是离岸金融市场发展的根本动因,因此要想我国离岸金融市场发展成功就应该赋予这一市场业务创新、市场创新的自由权。如果从一开始就限制这、限制那,在许多外界强加的刚性约束下市场怎能找到它自己最佳的发展路径呢?市场东道国担心离岸市场的发展冲击国内金融系统,但离岸金融市场的“离岸”性质注定它无论是建在国内还是国外,对我国金融系统的影响是一样的,关键是我们要把它当作一个真正独立的运作体系来运营。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想发挥离岸金融市场的积极功能就必须从现在起按照国际惯例在市场准入、账户独立、税收优惠和保密制度等方面建立一整套完善的离岸金融市场游戏规则,来保护正常的市场创新及其正常的利益得失。而且游戏规则的完善也只能在游戏中逐步进行,我们首先是要让游戏玩起来,发展才是硬道理,问题在发展中暴露,然后在发展中解决,如同监管教育孩子,教育孩子的前提是先有孩子。

3.培育和吸引国际非居民优质客户。要做大我国离岸金融市场,一个重要方面是吸引到真正优质的国际“非居民”客户。国内开展离岸业务的银行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都难以根本改变国际信誉不高、国际网络少和客户群都是中国境外机构的局面。因此,我国离岸金融市场应主动积极地向国际大金融机构抛出绣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离岸金融市场业务禁止外国金融机构参与竞争,一些典型的功能型离岸金融市场都是先对外资金融机构开放的。我国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还应积极培育自己的离岸公司、吸引国际大离岸公司登陆以吸引相当一部分国际资本流入。

4.借力人民币离岸化促进我国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美国IBFs和日本JOM的创立都是通过在本国境内设立本币的离岸市场发展起来的,其经验告诉我们,通过建立人民币的离岸金融市场,形成我国国内金融体系外的人民币交易中心不但是管理境外人民币的理想途径而且有助于我国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近年来建立人民币离岸中心势所必然,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日益坚挺,中国周边的不少国家早已把人民币用作该国可流通的硬通货,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甚至已将人民币列为储备货币。可以考虑根据人民币境外流通的状况和实际需要,适时在国内离岸金融市场开办境外人民币离岸业务。这不但对于我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国际化的发展,宏观政策目标的实现和金融稳定具有深远的意义,而且有助于提高国内离岸金融市场的市场竞争力和吸引力,促进该市场的快速发展。

刚开始可争取信誉良好的外国企业在国内离岸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通过这种方式,人民币可以输往国外,从而开启我国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同时我国离岸金融市场也以此为契机发展和壮大起来。

注释:

离岸金融范文篇2

[关键词]离岸金融中心;自由贸易港;海南岛

2018年，国家批复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区，并探索逐步建设自由贸易港。海南自贸区应当对标香港、新加坡等成熟发达的自贸港，创建与之配套的离岸金融中心，以实现货物、服务、金融、人员的自由流动，积极建设自贸港。

一、海南自贸区建设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必要性

纵观成熟发达的自贸港，必然有与之配套的离岸金融中心。自贸区（港）的最核心内容是贸易自由，离岸金融的核心是金融自由，自贸区（港）内的所有金融业务与金融市场，带有极高程度的离岸金融特征，二者的内在需求具有一致性。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贸易发展的整体实力，最终体现在金融发展和开放程度上，金融是经济贸易发展的核心。无论自贸区，还是自贸港，皆需要开立在岸金融业务账户和离岸金融业务账户，而以离岸金融账户为主导。由于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在岸账户的资金流动是受到管制的，特别是金融资产账户受到严格限制，而离岸金融账户下的资金流进与流出则不受此约束。无论是在岸还是离岸金融账户都是金融机构开展资金划拨、提供金融服务、进行信用支付的主要工具和业务支撑。离岸金融中心是由跨国企业、境内外银行共同构建的金融体系，不受国内在岸金融当局的监管。即“境内关外”与自贸港的“一线全面放开，二线严格管住”相一致。自贸区（港）必须拥有贸易、资金、人员流动、投融资、业务经营等自由，这一切必定要有相应离岸金融账户与其配套，用于货物、服务、金融、人员完全自由流动等交易活动。通常货物贸易必然带来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相应地，自贸区（港）内企业亦需要开立自由贸易账户（FT账户）。2018年9月央行批复同意海南自由贸易账户体系建设方案，2018年12月28日第一个FT账户在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开立，2019年1月1日海南自由贸易账户（FT）体系在海南省内部金融机构正式上线运行，这些自贸账户体系的开通运营，充分说明了自贸港建设与离岸金融中心之间的关联性和目标一致性。

二、海南自贸区建设离岸金融中心的可行性

（一）区位优势。世界著名的离岸金融中心，一般都设置在港口城市或沿海区域，航运和海运发达地区。纵观伦敦、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全球著名离岸金融市场，无一不是设置在重要的交通要害地带，并且是通信设施发达和便捷的港口城市，海南拥有无可比拟的区位优势。首先，海南是我国最大的海洋省份，拥有最长的海岸线，还有许多优质海湾和诸多天然避风港、深水港及诸多良港。多个城市拥有各自的港口和码头群。近五年来，海南货物周转量、游客周转量、港口货物吞吐量、游客吞吐量得到了快速增长。由于拥有良好的区位优势，海南可以进一步发展成为面向东盟的航运枢纽，持续拓展成为出口加工基地，乃至国际物流中心。海南贸易、经济的繁荣，使得离岸金融中心的形成条件日趋成熟。其次，海南是我国面向印度洋和太平洋进一步开放的门户，背靠粤港澳大湾区，是连接我国与东盟国家的战略支点，同时海南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将辐射亚太地区。海南地处南海与东南亚国家最前沿，海南与台湾同属经马六甲海峡到日本、韩国的国际航线上的中转站和重要枢纽，在亚太经济圈、东盟经济发展、“一带一路”建设、国际旅游岛及国际消费中心等大背景下，境外资金不断地向海南集聚，使其已经具备了建立和发展人民币国际离岸金融中心的条件。再次，海南具有相对发达的海陆空立体化交通网络。海南有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琼海博鳌机场、三亚凤凰机场三个民用机场，以及南航三亚珠海直升机起降场、东方直升机、儋州西庆通用航空机场三个通用航空机场。高速公路贯穿全岛沿线各城市，中间线路从海口-琼海-乐东-三亚，形成贯穿东西南北中的田字型高速公路交通。环岛高铁西线345公里，东线308公里，实现3小时全岛生活圈。此外，海南还建设了环岛旅游公路，并打造1000海里环岛海上旅游黄金水道。再次，海南具有相对发达的通信设备及设施，这一方面有利于跨境投融资资金的交易平台建设，另一方面有利于全球金融市场快速集聚，更易于境内外金融机构资金汇集。海南经办的离岸美元结算业务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数额与签约项目近五年得到了较大幅度增长，同时对外贸易总值与占GDP比重皆有快速增长。故而，以开办离岸人民币金融业务为突破口，创建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是海南探索自贸港建设、加速发展的必然趋势。（二）政策优势。海南是我国唯一一个省级经济特区，既有先行先试政策优势，又有国家战略自由贸易港与国际旅游岛的顶层设计。海南作为省级经济特区，更容易发挥体制创新优势，使其建设国际离岸金融中心具有显著的政策可行性。首先，博鳌亚洲国际论坛的政策优势带来了大量经贸红利。琼海的博鳌城是亚洲论坛永久举办地，具有国际合作与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共享互通特殊优势。同时海南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分论坛、国际旅游和消费论坛、岛屿观光论坛，已然成为海南对外友好合作新平台。另外，海南已经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印尼、缅甸、泰国等多个国家的地方政府建立友好省份关系，为海南发展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打下了坚实基础。其次，2018年国家给予特殊开放政策，鼓励海南发展赛马运动等项目，探索发展竞猜型体育、大型国际赛事即开；配套发展国际旅游岛和国际消费中心，而上升到国家战略的海南“国际旅游岛”，又是国际旅游消费的集中地。再次，2009年国家允许海南试办离岸金融业务。离岸金融业务比在岸业务具有汇率和利率双重优惠，同时离岸金融享有税收上更多优惠待遇，使得海南离岸金融业务近五年快速增长，由2013年的8.36亿美元快速上升到2017年的12.78亿美元。（三）产业优势。海南是一个全岛型自贸区，是国内唯一一个包括农村、农民、农业三农在内的自贸区。海南农林牧渔业占GDP比重近五年成倍增长，属于重点发展行业。未来海南在深度农业、高科技农业、牧业、渔业等第一产业带领下，经济和贸易将迅猛增长。随着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发展和提升，并与第三产业金融和旅游业相互促进发展，海南将形成产业集聚，按照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总体规划，设立海口高新区、文昌航天配套产业园、海南生态软件园、三亚创意产业园（以崖州为中心）、陵水创意产业园等，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海南还可利用深度农业、互联网科技、金融创新、医疗保健、旅游和会展等活动吸引境内外企业来琼投资。另外，世界自由区（FZO）亚太总部在海口江东新区落地，海口和三亚中央商务区（CBD）先后启动。文昌率先发展航天大数据产业、海南华为云计算数据中心开始落地动工，这一切将形成新型产业链，加速海南经济、贸易、金融发展。（四）自然资源和营商环境优势。第一，海南自然资源丰富，具有良好生态环境，农产品贸易等有巨大发展空间。海南不仅具有农业、资源环境、海洋资源、生态环境、医疗保健、旅游人文环境等优势，同时在明确了以发展旅游业、金融服务业为主导，实现跨越式腾飞目标和发展定位后，海南全省各市县皆具有发展战略型新兴产业、建立人民币国际离岸金融中心独特的地理资源和潜力。第二，海南的空气和水力资源质量优良。海南水力资源丰富且水质好，空气质量全年优良，森林覆盖率全国第一，并且近五年还有小幅上升，从2013年的61%上升到2017年的63%。优良的生态、资源环境，配合吸引全球最先进医疗保健企业入驻海南，将使得全岛成为国内外养老休闲度假乐园。第三，海南“全省一盘棋，全岛同城化”，营商环境不断优化。贸易服务便利化、投融资便捷化集中体现在企业入驻海南，3小时完成工商注册、税务登记、银行开户、公安刻章等一系列便捷措施，对于吸引和集聚企业和产业具有无可比拟优势和便利。（五）人才优势。近年来，海南在引进各类人才方面出台多项优惠政策，2018年5月，提出到2020年吸引各类人才20万人，到2025年，实现“百万人才进海南”目标，吸引了大量的相关人才集聚海南。

三、海南自贸区建设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构想

（一）相关架构。创建海南离岸金融中心能够与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港进程和发展态势保持一致，同时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境内能够与香港、上海、天津、深圳、重庆等其他几个自贸区（港）联动和对接顺畅，境外能够与伦敦、新加坡等自贸港联动和对接顺畅，构建一个由离线和在岸内外分离→内外渗透型→内外一体化的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首先，2025年以前，搭建以海口为核心的内外分离型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第一，构建与离岸金融体系配套的第一个支撑——离岸业务发展平台：以总行在海口的4家银行（单独开立人民币离岸账户）、工农中建交等19家银行海口分行（单独开立人民币离岸账户）、若干境外银行或金融财团为基础，开展包括离岸消费金融、离岸银行业务、金融服务创新业务等活动的业务框架体系。其中离岸消费金融对接海南国际旅游岛，离岸银行和金融服务创新业务对接特别关税区与自由贸易区。第二，构建第二个支撑——风险监控平台：创建单独的离岸金融账户、离岸与在岸分离的国际结算、资金划拨、存贷款、保险及跨境金融服务等分层次的风险监控体系，该体系由两个层次构成，一是人民银行海口分行（主要从事宏观审慎监管、离岸和在岸金融稳健发展监管、反洗钱监管），二是海南银保监督管理局（主要从事离岸和在岸法律、法规监管及相应业务监管）。其次，2025～2035年，建成海口—三亚离岸和在岸相互渗透型的全国第一大离岸金融市场。配套和支撑该离岸中心的是搭建多元化、多渠道、网络化投融资平台，同时架起以离岸保险、离岸银行、离岸证券、离岸资产管理等为运营内容的业务平台。再次，2035年后，构建全球第一大内外一体型金融市场，配套搭建数字化、智能化投融资平台和以离岸保险、银行、证券、信托、租赁、保理、金融衍生品业务等为经营范畴的业务平台。创建离岸和在岸金融市场联动（结算体系联动、规则标准联动、法律条款联动、监管联动），形成信息和资源的共享，构建离岸和在岸业务对接路径（信息交换对接、部分业务对接、全部业务对接）。（二）平台定位。第一，搭建海南全岛自由贸易港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框架，包括从初期离岸金融中心到中期全国最大离岸金融市场再到后期全球最大离岸金融市场架构。未来5～10年，海南在构建离岸金融生态体系进程中，应该在不断夯实传统离岸银行业务基础上，发展离岸消费金融、金融服务创新业务。在这一阶段，应该把重心放在构建完善金融服务体系上，使该体系能够提供多样化、便捷化投融资产品，并不断完善财税体系等营商与国际合作的环境。应进一步完善离岸金融账户体系，构建具有国际水准的资金交易平台与跨境结算平台。第二，构建与国际旅游岛、特别关税区、自由贸易区三位一体相配套的离岸金融业务模式和运营模式架构，提出离岸业务经营策略组合。10年之后，海南应该发展离岸银行、离岸保险、离岸证券、离岸资产管理业务。第三，建立与全岛发展自由贸易港相配套的在岸和离岸金融监管体系框架，在风险可控基础上，提出促进离岸和在岸金融业务协同发展和联动及对接的方式与渠道。依据海南优势产业（农业、生态环境、海洋资源等），开拓融资租赁产业金融创新业务。10～20年之后，海南应该发展离岸融资租赁、离岸信托、离岸衍生品交易、离岸投融资创新、离岸保理等诸多离岸金融业态。

[参考文献]

[1]闫海洲，郑爽等.国际离岸金融市场发展对上海自贸区建设的借鉴意义[J].上海经济研究，2014（10）.

离岸金融范文篇3

1我国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历程回顾

1.1离岸金融业务的初创阶段（1989—1994年）

这一阶段，主要只有招商银行一家银行经营离岸金融业务，并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1989—1991年招商银行的离岸总资产从3073万美元迅速上升到21012万美元，离岸存款、贷款、业务利润等指标都上升较快，离岸金融业务的发展获得了良好的开端。1994年该行的离岸存款达到32283万美元，比1991年上升312.52%，离岸贷款达到43766万美元，比1991年上升222.56%，离岸业务利润达到1346万美元，比1991年上升395.88%。离岸业务占全行业务的比重在10%~15%。这一阶段，离岸业务各种管理规章制度逐步健全起来，业务发展良好。

1.2离岸金融业务的迅猛增长阶段（1995—1998年）

1994年以后，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与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市分行相继获准开办离岸金融业务，1996年5月，深圳发展银行和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市分行也获准成为办理离岸金融业务的规范试点银行。至此，共有5家银行经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经营离岸金融业务。1997年我国的离岸总资产、存款、贷款、利润分别为26.85亿美元、23.2亿美元、20.6亿美元、5747万美元，其中招商银行的离岸存款、贷款、利润分别为13.5亿美元、12.1亿美元、3999万美元，分别占全国离岸存款、贷款、利润总额的58.19%、58.74%和69.58%。1998年我国的离岸金融业务保持惯性，离岸存款、贷款、利润分别达到23.21亿美元、21.32亿美元和5157万美元。我国的离岸金融业务初具规模。

1.3离岸金融业务的清理整顿阶段（1999—2002年6月）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影响很大，这对以香港为主要市场的我国离岸金融业务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加之此前一阶段的盲目扩张和管理不善，离岸金融业务的风险立刻暴露出来，离岸资产质量不断恶化。1999年年初，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宣布暂停新的离岸资产业务，离岸业务进入了清理整顿阶段，离岸业务的发展也步入了停滞和萎缩期。虽然离岸资产业务的清理整顿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离岸资产质量问题仍然相当严重。

1.4离岸金融业务在我国目前的发展（2002年6月至今）

中国人民银行于2002年6月11日重新开放离岸金融，批准交通银行、招商银行、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开办离岸金融业务。自2002年10月开始，国家外汇管理局陆续批准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同年5月22日，又将试点扩大到全国。2005年8月，深圳发展银行和招商银行获中国银监会批准，成为我国第一批开办离岸担保业务的中资银行，这也是我国政府有意推动离岸金融业务发展的一项有力措施。

2我国离岸金融市场存在的问题

2.1整体业务经营发展不全面

首先，我国离岸金融经营的业务种类范围较局限，不够多样化。按照我国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规定，我国离岸银行可开办的业务包括：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同业外汇拆借、国际结算。发行大额可转让凭证、外汇担保和咨询、见证业务等。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目前我国中资离岸银行的业务阶段还是停留在传统的存款、贷款和国际结算上，仍然以发展国际结算和低风险的贸易融资为主，主要服务对象仅限于境外中资机构和港澳台地区的境外企业等狭窄的范围内，而欧、美、日等经济发达地区客户较少。

其次，我国离岸银行的离岸业务这几年的增长速度比较快，可是总体规模还是不够大，与国外离岸银行的业务规模相比甚有差距。2002年离岸银行业务全面恢复以来，我国中资银行的离岸业务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各中资银行的离岸银行业务资产总量、存款余额和国际结算业务量都增长很多，整体业务的增长速度比较快，其中，国际结算业务的增长最快。但与世界离岸金融中心看齐的时候，我们的中资银行的离岸金融业务的整体规模还是较小。

2.2政府主动建设离岸金融中心的积极性还不够高，支持力度不够

我国政府对离岸银行经营离岸业务的政策优惠不够。我国中资银行在经营离岸业务时的整个外部环境不宽松，在跨国经营和跨境交易中没有很多的政策优惠，没有优惠的税收制度。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离岸银行不可能在不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得到很好的发展。所以我国应该积极为离岸银行业务构造一个宽松优惠的外部经营环境。实践证明，一个国家离岸金融中心的成功建立必须要有政府的积极支持。目前我国的银行没有得到足够的政府金融政策的倾斜，利率和汇率额管制还较严格，政府对我国目前建立离岸金融中心的推动作用发挥的还不是很明显。2.3我国没有形成对离岸金融的完整监管体系，金融监管的力度不够。

首先，在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方面，我们没有做到与时俱进。自1989年我国部分银行试办离岸银行业务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作为离岸业务的监管机构，先后颁布和下发一些办法、细则和通知等。2002年我国离岸银行业务恢复后，仍沿用1997年颁布的《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其中，部分条款已经明显滞后，有些内容不完全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适用对象为中资银行，而外资银行开展离岸金融业务处于无章可循、无法可依的状态，造成了内资和外资金融机构的不平等待遇。

其次，我国对离岸金融业务的监管政策之间相互矛盾，没有形成统一的监管体系。1997年颁布的《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允许在岸与离岸银行业务之间有10%的资金相互抵补，而在2002年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深圳发展银行开办离岸银行业务的批复》中规定在岸与离岸资金不得相互抵补。1996年颁布的《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没有禁止中资银行离岸银行业务接受境内居民担保，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深圳发展银行开办离岸银行业务的批复》中规定中资银行离岸银行业务都不得接受境内居民担保。在我国，目前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构架下，监管主体及监管职责不明确，地区间的监管标准不统一，没有形成统一的监管体系。

3完善我国离岸金融市场构建的建议

3.1扩大业务经营范围，提高业务规模

在离岸中间业务方面，中资银行应该在传统的国际结算之外扩大经营范围，大力发展诸如国际保理业务、离岸票据贴现业务等新业务，作为利润的新增长点。此外，中资银行应更加关注跨国企业的实际需求，以“客户需求”为导向，进行具有针对性的离岸金融创新。随着中国经济和财富的快速增长，离岸私人银行业务将成为离岸金融的一大亮点。欧美商业银行长期以来一直非常重视高利润的离岸私人银行业务。私人银行可以通过离岸基金、环球财富保障计划、家族信托基金等业务帮助富人进行全球化的投资和资产管理，在规避了国内单一市场投资风险的同时，节省纳税支出、减少投资成本、加强财务保密性，因而一直受到欧美各国富人的青睐。据招商银行与贝恩管理顾问公司联合调查的《2009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2008年，中国可投资资产1000万元人民币（不包括房产和企业价值）以上的高净值人群达到30万人，共持有可投资资产8.8万亿元。预计2009—2013年的5年内，中国财富市场将以年均17.2%的速度增长，百万美元资产家庭数量将从2008年的41.7万户增加到78.8万户。我国富豪的离岸投资主要目的是移民和子女留学，其投资的金额也将随着移民和子女留学数量的增加而上涨。所以银行开展我国富豪的离岸私人业务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通过增加私人银行离岸业务，可以提升我国离岸金融业务的规模，也可以提升银行离岸金融业务的收入。

3.2政府要积极推动离岸金融市场的建设

我国政府要积极行动起来，逐渐放松金融管制，适度开放离岸客户准入的资格范围，降低存款准本金率，给予更多的金融政策倾斜。另外，建议国家税务部门对离岸银行业务税收政策进行研究，参照国际通行做法，尽快制定离岸金融业的税收法规，把税收优惠政策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以吸引国外银行来华设立离岸银行机构，扶持我国商业银行的离岸业务和离岸金融市场发展。在保证外汇资金外来外去的基本前提下给离岸银行更多的自由度，把离岸金融市场当做我国的“国际金融自由区”，同时，积极创造条件，实现人民币的完全可自由兑换，这也会促进我国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

离岸金融范文篇4

一、国内离岸金融市场已初见端倪

1989年5月，招商银行在深圳率先获准开办离岸银行业务，开启我国离岸金融服务先河，其后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及其深圳分行、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深圳分行相继获得离岸银行业务牌照，离岸金融市场在深圳开始发育。1998年年底，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银行离岸资产质量恶化，央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叫停了所有中资银行的离岸资产业务。2002年6月，央行全面恢复招商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的离岸业务，并同时允许交通银行和浦东发展银行开办离岸业务，上海开始发展离岸金融市场。尽管不少地方政府和其他商业银行对离岸业务抱有极大的兴趣，但央行至今只对上述四家中资银行发放了离岸银行业务经营许可证，且在管理上均是按“试点”和“试验”的标准进行审慎监管。

上述四家银行能全面经营离岸银行业务，为我国“全面持牌中资银行”，负债规模在15亿美元左右。目前，工行深圳分行、农行深圳分行、广东发展银行及其深圳分行只被许可从事离岸负债活动，即有限持有离岸业务牌照或持有“半块牌”，负债规模加总大约在15亿美元左右。除中资银行外，在大陆可为非居民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还包括外资银行在华分支机构和部分合资银行(如华商银行、厦门国际银行)。外资银行国内分行大多数以所谓“全球服务”的名义即“国内接单，境外处理”的方式，通过内部电子系统为非居民提供全方位服务。2004年年底，国内外资金融机构的外币存款余额近90亿美元，假设非居民存款相当于在岸外币存款的1/3，则离岸存款约有30亿美元，再加上中资银行的33亿美元，我国大陆的离岸存款规模在60亿美元左右，已经是一个初具规模的、主要集中在深圳和上海两地的新兴金融市场，不能不引起监督管理部门的重视。

二、发展国内离岸金融市场的客观性

离岸金融服务对象主要有非居民个人、非居民企业(主要表现为国际商业公司InternationalBusinessCompany,简称IBC)、境外金融机构和一些政府组织。其中最主要、也是最活跃的是非居民个人和IBC，这些个人和企业通过离岸金融市场运作其投资和贸易活动。离岸金融服务于离岸商业运作，离岸商业活动反过来又促进了离岸金融的发展。

无论IBC注册地和司法管辖地在哪里，IBC大都具有以下特点：其一，发起、设立和撤销手续简单。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人、公司和机构均可发起成立IBC，且注册资本不须实付，没有行业准入限制，门槛极低。其二，运作和保有费用低廉。多数离岸注册地实行简单税制和低税率，甚至零税率，IBC每年只需缴纳200～500美元的年费；其三，法律对私有产权的隐形保护极好。多数离岸注册地法律属于英美法系，严格保密股东、董事等商业信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陆一直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区，并形成了一种“磁铁石”效应，吸引全球离岸公司从事与我国有关的贸易活动。据商务部近两年的统计，在大陆所有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来源地中，位居前列的是香港（HK）、英属处女岛（BVI）、开曼群岛（CAYMAN）等地区，来自美国、日本、欧盟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也大多数以离岸的方式操作。此外，我国对外投资也在迅速增长，极有可能取代日本成为亚洲最大的对外投资国。目前，上海和深圳两地对外投资和贸易活动比较活跃，占国内对外经济比重较大。对外投资需要相应的运作工具，IBC模式就是最好的选择。可以预见，以大陆为中心的非居民和以中国居民为实际获利人的国际离岸公司将继续蓬勃发展。离岸商业运作这种客观趋势需要一个离岸金融市场为之提供配套的金融服务，以上海、深圳为中心发展国内离岸金融市场也同样具有客观性。

三、培育国内离岸金融市场和离岸金融中心的必要性

国际离岸商业运作的客观性决定了离岸金融服务的客观性。以我国为中心的国际离岸商业活动在选择金融服务时有两种选择：一是国际离岸金融中心(OffshoreFinancialCenter，简称OFC)，包括国际金融中心(IFC)、地区金融中心(RFC)和簿记中心(PapercompanyorShellbranch);二是我国离岸金融机构。显然，如果监管部门不向中资金融机构开放离岸业务，以大陆为中心的大量的离岸金融资源就会流向OFC，我们不能以任何方式阻止这些离岸商业和金融活动的正常运作并从我国取得巨大的商业利益。

国际竞争重要的是争夺国际战略资源。除了石油资源、高新技术资源外，金融资源也是重要的国际战略资源之一。美国长期以来虽然在经常项目上显示为巨额赤字，但经济却能保持高速增长，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在国际金融竞争中保持了绝对优势的地位。大量廉价的国际金融资源源源不断流入美国，平衡了美国国际收支的逆差，拉动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国际金融资源不仅包括国外直接投入的金融资源，也包括游离在境外的离岸金融资源。以中国大陆为实际投资目的地的离岸金融资源属于能而且应被我国利用的重要国际战略资源。开放境内金融机构离岸业务，在形式上是居民开办非居民业务，实质上是一国如何利用非居民资源的问题。在适当承担风险的前提下，用境外的钱去赚国内外的钱，这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种挑战。被吸引到中国投资的境外资金和为国内所有但通过各种方式游离于国外的资金，没有理由不纳入我国金融机构服务范围，否则是对稀缺资源的浪费。我们应该允许境内金融机构特别是中资机构开办离岸业务，鼓励离岸金融创新，利用这些国际金融资源为我国经济增长服务。因此，监管部门应将向中资金融机构开放离岸业务作为一种战略来研究和选择，不能因为存在风险而在政策上忽视该项战略资源的社会经济价值，当务之急是加紧研究鼓励和允许中资金融机构开办离岸业务的政策措施。根据目前我国金融发展态势，我们认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有条件发展成区域金融中心甚至国际金融中心，其中上海和深圳有望同时朝着离岸金融中心的方向发展。

四、按国际惯例发展和监管我国离岸金融业务

我国离岸金融业务是国际离岸金融市场的一部分。国际离岸金融市场自成体系，按长期形成的惯例运作，熟悉、掌握和顺应这些国际惯例是开办离岸业务的基本原则和前提条件。从国际离岸金融市场的变迁过程看，其具有两个基本特点：

一是在监管上逃避管制。离岸金融市场的形成是逃避管制的结果。逃避管制是离岸金融市场存在的前提，同时也是离岸金融市场创新和发展的最大动因。没有管制就没有放松，就没有逃避于管制之外的离岸市场。只要在岸业务存在着准入管制、信贷管制、利率管制和外汇管制，就会出现一个相对应的离岸市场以逃避这些管制。管制与放松是离岸市场存在的一对主要矛盾，二者的关系形成了这样一个理论：任何管制都会引发一种逃避管制(放松)的力量，逃避在岸管制就会产生一个自由的离岸市场。任何试图将离岸市场纳入在岸式管制和管理的政策取向违背离岸市场逃避监管的客观本质，将被实践证明不切实际或得不到预期的收益。在不完善的法律和市场制度下，可以理解对离岸业务的税收、外汇、法律等方面所持有的保留态度，但试图沿用在岸思维，将离岸国际商业公司和离岸金融业务纳入在岸统一管制的做法将产生“南辕北辙”的效果。

二是在业务上实行自由化经营。世界离岸金融市场是一个典型的自由市场，没有一个有法律意义的统一的监管部门和监管规则，其运作基本规则是自由竞争，没有市场限制与市场准入，没有信贷利率管制，没有外汇管制，基本没有税收管制。在提供产品和服务方面，市场相关方拥有自由的创新能力，只要市场存在金融需要，便可创新出并销售相应的金融供给。比如离岸银团贷款(SyndicatedLoan)，除了必要的法律文件外，其金额是可以自由确定的，利率是自由协商的，甚至其贷款方式、风险保障、资金运用、还款方式和法律文本都是一事一议的，且包括安排、分销和转让等在内的整个过程均按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执行。可见，离岸金融市场是金融自由化的典型表现，如严格审批和审查离岸金融产品和业务，将导致新一轮产品创新规避监管，循环往复的猫鼠游戏将使离岸金融运行成本增加。

五、我国离岸金融监管模式比较适宜的选择是从内外严格分离型或隔离型适时向适度渗透型变迁

监管模式的不同会导致运作模式的不同。我们按下表对目前世界上主要的离岸金融市场及其相应监管模式进行了分类：

“内外一体型”的监管模式对监管能力和市场成熟度要求最高。在这种模式下离岸账户和在岸账户没有明显区分，资金可以自由往来，事实上是要求本国货币资本账户完全开放。但目前的中国仍然实行外汇管制，资本项下的开放还没有时间表，这种模式显然不能立即在中国实施。

“内外分离型”模式严格区分在岸账户与离岸账户，离岸与在岸资金严禁自由往来，是将离岸市场分离出来单独监管的一种模式。目前，我国实行的是“离岸账户与在岸账户严格区分，银行的离岸资金与在岸资金不得相互抵补”，是一种“隔离型”监管，有必要从理论与实践两个角度分析这种“分切”式、“隔离型”监管的有效性和成本收益。从理论角度看，只要在离岸资金与在岸资金之间存在着综合成本和综合收益的差异，这种隔离仅能是非常态的、相对的和有限的，而内外资金“虹吸管”式的平衡流动和相互渗透则是常态的、绝对的；从实践角度看，根据商务部有关课题分析，我国每年大约有300亿～500亿美元的资本外逃，打击逃套汇一直是外管部门经常性任务。在我国，相当部分的资本外逃在实质上是在岸资金通过非法渠道向离岸市场转移(不一定通过监管范围内的离岸账户，大量的境外银行、境外账户可让这些资金在境外合法隐身)。因此，我国现行的内外严格分离型的监管模式在严格的外汇管制下的有效性和必要性仍值得探讨。

资本逐利本性决定其规避任何管制投向存在机会

收益大于成本的市场。如果资本的跨境流动和投资目的地的资金收益能够满足资本转移的最低要求，上述外逃资本完全可以被吸引到我国市场，为我国经济服务。最近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出现大量资本又潜回国内的现象，充分说明管制存在有限性。百堵不如一疏，同样可以适用于离岸国际流动资本的监管。如果我们采取“适度渗透”的离岸金融监管模式，按照“科学调控、严格监管、分步放松”的监管理念，采用“因势利导、疏堵结合”的方法，应该可以收到大禹治水的效果。新加坡ACU账户就应用了上述原理。在吸引短期和中长期国际资本以满足国内需求时，我们可以适当放开境外居民在本国存款（OUT→IN）的账户交易，将国际离岸资本在规模、时间、投资期限和投资领域等方面纳入我们的监管范围；在国内资本存在强烈的走出去的需求时，我们应该放开本国居民在境外的存款（IN→OUT）交易，合理引导对外投资，促进国际投资便利化。

六、WTO过渡期临近条件下我国离岸金融监管的若干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经济国际化、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离岸金融监管问题不可回避。我们认为，离岸业务除了要纳入相关国际合作和国际监管外，注册地宗主国应重点加强相关领域的监管。我们建议，我国对离岸业务的监管应着重以下几点：

(一)银行监管部门应重点加强离岸银行的市场准入监管和离岸银行的风险监管。在市场准入方面，要将所有实际正在开展非居民业务的金融机构一并纳入监管范围，无论是外资银行、中资银行、合资银行，还是其他金融机构，如从事非居民业务，就应一并纳入监管，对未获牌照的机构应勒令停止从事离岸业务。要疏理政策，对中资、外资金融机构均实行国民待遇，“一样的牌照，一样的政策和待遇”应成为公平监管的理念之一。在政策执行方面，不能让内控不健全、规模扩张冲动明显的经营机构进入。

(二)外汇监管重点应放在对居民外汇管制政策的有效执行方面，不能将监管范围扩大到境外非居民。资本项目应为当前外管重点，同时防止混杂在经常项目下的资本的非法流动。为此，一要要严格监控国际离岸短期资本的流入，主要监控好居民收汇账户及其用途的审查；二要管理好资本流出，既要打击非法逃汇、套汇，同时也要鼓励居民合理的对外投资的资本支出；三要严把业务政策关，对离岸资本跨境流动中的“in→out”和“out→in”交易链上的相关政策要因势、因时调控，将重大的国际经济金融风险拒之门外。如近期应重点关注国际离岸资金流入国内货币市场冲击人民币汇率，流入房地产市场冲击房地产价格等问题。

离岸金融范文篇5

国际离岸金融服务外包及其发展趋势

(一)离岸金融服务外包的涵义

金融服务外包(financialoutsourcing),是指金融机构在持续经营的基础上,利用外包商实施原来由自身进行的业务活动。按照2005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监管指引性文件《金融服务外包》(OutsourcinginFinancialServices)中所给出的定义,外包商可以是发包集团外部的第三方机构,也可以是集团内部的附属机构。离岸金融服务外包(offshorefinancialoutsourcing或offshoring)则是指服务外包的转移方与为其提供服务的承接商来自不同国家,外包工作跨境完成。按照前述的定义,离岸外包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通过与海外不受本国监管的外包供应商签订协议进行的外包;另一种是跨国金融机构直接在海外建立自己的附属公司来提供外包服务,从而将利润留在集团内部。

金融服务外包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将业务转移至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于是近年来离岸金融服务外包业务迅速发展起来。离岸金融服务外包有三种形式:

信息技术外包(InformationTechnologyOutsourcing,以下简称ITO):是指金融企业以长期合同的方式委托信息技术服务商提供部分或全部的信息技术服务,主要包括应用软件开发与服务、嵌入式软件开发与服务,以及其他相关的信息技术服务等。金融服务外包起初以ITO为发端,至今该业务在外包业务中仍占据重要地位。

业务流程外包(BusinessProcessingOutsourcing,以下简称BPO)是指金融企业将非核心业务流程和部分核心业务流程委托给专业服务提供商来完成,主要包括呼叫中心、财务技术支持、消费者支持服务、人力资源管理等。BPO外包所关注的是支持金融机构内部的运作和客户的后端服务,通过进行业务流程的优化组合,提高整个业务的生产效率和竞争力,从而在更广泛的业务领域内提高利润水平。

知识处理外包(KnowledgeProcessingOutsourcing,以下简称KPO)是指金融企业将知识密集的业务,或者那些需要高水准研究与分析、技术与决策技能的流程委托给专业服务提供商来完成,例如股票分析、市场研究、基金管理、风险评估、金融数据挖掘、债务重组等。与BPO外包不同,KPO外包位于价值链的更高端,需要具有专业知识的高素质人才才能完成。

(二)国际离岸金融服务外包业务的发展趋势

1.离岸金融服务外包的规模增长迅速。根据德勤公司2007年针对离岸金融外包的调查,2001年仅有不到10%的大型金融机构采用离岸外包形式,而到了2006年,超过75%的大型金融机构进行了离岸外包。离岸外包的快速发展使得金融机构海外雇员的数量猛增,该报告认为从2003年到2006年的四年间,每个金融机构的平均海外雇员数量增长了18倍,平均从150人增长至2700人,仅在2006年一年,在低劳动成本国家的雇员比例就翻了一番,从3%上升至6%。

2.离岸金融服务外包的业务范围扩大,几乎涵盖了金融机构的所有业务领域。最初离岸金融外包集中于IT外包,近年来,离岸BPO业务也迅速增长,主要集中于业务处理、融资和人力资源管理,同时,高端的KPO离岸业务也在增长。德勤2007年的报告显示,近年来离岸金融外包的结构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在2003年,三分之二的离岸业务是与IT相关的,而到了2006年,超过80%的离岸业务覆盖了全面的业务。可以说,离岸金融外包起步于IT外包,成长壮大于BPO业务,而未来的发展趋势将是KPO业务。

3.离岸金融服务外包的运作模式发生改变。过去离岸外包以外包给第三方为主。根据德勤2007年的报告,过去外包给第三方的比重超过一半。近年来,发包金融机构逐渐将BPO业务外包给集团海外自建的机构,而IT外包仍以外包给第三方为主。BPO业务更多地涉及金融机构的商业机密,金融机构担心将某些业务流程外包给第三方会丧失对服务的控制权,产生对第三方过度依赖,加大经营风险,因此,在海外自建机构承接BPO业务是更好的选择。

4.离岸金融服务外包的全球格局初步形成,竞争将越来越激烈。在全球离岸金融外包市场中,美国、欧盟和日本是主要的外包发包方,而印度是最大的承接方,据统计,由于具有劳动力成本和语言等方面的优势,印度承接了大约80%的离岸金融外包业务。但是近年来,印度的领先地位受到其他国家的严重挑战,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认识到离岸服务外包行业巨大的潜在市场规模,及其对经济健康发展的促进作用,利用自身优势竞相进入该领域,力争成为领先的离岸服务外包目的地。

离岸金融服务外包业务在中国的发展

(一)中国承接离岸金融外包业务的现状

近年来,在全球金融服务外包市场体系中,中国正越来越受世人瞩目,由于在综合成本、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环境等方面具有的优势,中国被认为会成为继印度之后的全球第二大金融服务外包中心。

中国各级政府部门也出台鼓励措施,大力发展服务外包产业。2006年,商务部开展服务外包“千百十工程”,即在“十一五”期间,全国要建设10个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服务外包基地城市,推动100家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将其服务外包业务转移到中国,培育1000家取得国际资质的大中型服务外包企业,实现2010年服务外包出口额在2005年基础上翻两番。同时还出台了一系列税收、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优惠鼓励措施,确立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20个城市为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各地也都在积极争取发展辖内的金融外包业务,建立专业服务园区,推出本地区的优惠政策。

经过各方努力,中国在承接离岸金融外包业务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一些跨国金融机构以自建方式推进在华外包项目,根据德勤2007年的研究报告,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跨国金融机构在中国拥有后台处理中心。同时,中国也已经聚集了各路金融外包业巨头。本土的外包服务商大多数是从传统的软件公司或系统集成商转型而来,越来越多的本土外包服务商已经获取了国际认证或资质,从而逐渐缩小了与国外竞争对手之间的差距,有能力参与大型离岸合同的竞争。

(二)当前中国承接离岸金融外包业务存在的问题

1.本土外包业务服务商的规模普遍较小。中国服务外包业的起步较晚,产业集中度低,缺乏与跨国金融机构规模相匹配的国内大型外包服务商,目前尚未出现服务外包收入超过10亿美元的国内企业,与国外年收入上百亿美元的顶级服务商相比,差距甚大。

2.人才短缺成为制约离岸金融外包发展的瓶颈。外包服务业是人才密集型产业,其发展的关键取决于是否有充足的合适人才的供应。在全球服务外包市场体系中,印度尽管走在了前列,但人才的短缺成为制约其继续保持领头位置的重要因素。印度每年培养的大学毕业生数量不超过300万,远不足以维持其市场份额,印度国家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NASSCOM)预测,到2010年IT行业的劳动力短缺将达到50万人。在中国,尽管民众学习外语的热情很高,每年有四、五百万的大学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但适合离岸外包业务,同时具备专业外语水平与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仍然短缺,适合更高端的BPO与KPO业务的人才以及复合型高端管理人才更为缺乏。由于大学教学内容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差距,使得雇主承担了额外的培训成本。

3.所承接的离岸金融外包业务层次低。跨国金融机构在我国的离岸外包业务,不管是采用自建方式还是外包给国内第三方服务商的方式,大都以IT外包为主,位于价值链更高端的BPO与KPO业务很少,同时BPO业务的范围较窄,主要是呼叫中心业务。本土的外包服务商在BPO业务方面起步较晚,目前主要面向国内金融机构提供BPO外包业务。

中国发展离岸金融服务外包业务的策略

发展离岸金融服务外包有利于提升中国国内产业结构,改善服务贸易逆差格局,特别是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尚未散去、贸易保护主义又有抬头迹象的背景下,大力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业务,对于增加服务贸易出口收入、促进就业以及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必须抓住有利时机,通过完善政策,优化环境,大力发展我国的金融服务外包产业。

(一)政府方面

1.制定行业总体发展战略。各级政府部门应该扩大对外宣传,树立“中国外包”的品牌形象,改变外界对中国只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形象,把中国品牌打造成未来高端金融服务外包的目的地;对内应注重外包服务的结构升级,在制定各种优惠鼓励措施时,着力引导外包服务模式向更高端的BPO与KPO业务发展。同时,要制定长远的整体发展战略,避免各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不顾实际情况一哄而上,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为了完成指标而恶性竞争,不断突破优惠政策底线。

2.制定相关法律,为金融服务外包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完善的法律可以保证外包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要加快研究承接离岸服务外包业务流程涉及的新的知识产权关系,总结业内实践经验并借鉴相关国际经验,改进和完善知识产权立法,降低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交易成本。对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涉及新的业务合作形式和关系,包括合同标的、交付方式、产品质量、服务外包出现纠纷时的处理程序和机制等方面新内容,要密切跟踪,及时制订相应的规则,同时,继续做好优化商业环境的法制建设工作,加快完善与国际商业惯例相适应的法律规章建设。

3.建立完善而有效的外包监管制度。金融服务外包监管制度的构建应该遵循合法原则、风险控制原则、保护客户合法权益原则、有效监管原则。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应充分认识到金融服务外包活动潜在的风险,立足于中国金融服务外包的实践,借鉴国外金融服务外包监管的经验,尽快推出金融服务外包监管的指引文件和规范架构的监管部门。

4.重视和加强服务外包的市场研究和数据统计工作。由于国际服务外包是新生事物,相关的市场研究和正规统计相对薄弱,目前有关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业内咨询公司研究估计,在一些概念和统计指标上,如ITO与BPO的界定方面不够清晰统一。政府统计部门、行业协会和学术界应加强相互合作,在研究国际服务外包概念和指标体系基础上开展常规统计,为市场研究以及政府管理提供科学依据www.gwyoo

(二)外包服务商方面

1.培养外包业务专门人才。大型外包服务商可以和高校或培训机构联手合作,根据对外包人才的具体需求,推出外包人才培养项目,使大量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的通用人才成为可以迅速进入工作岗位的专门人才。此外,人事部门可以适时进行相应的外包人才资质考试和认证工作。

2.了解客户需求,提高服务质量。对于外包服务商,要想在竞争中做大做强,关键是要了解客户需求,提高服务质量,降低客户风险。外包服务商应充分了解客户所面临的商业挑战,深入了解金融服务特有的业务流程,保证服务质量,同时确保客户数据和信息的安全,消除客户在数据安全与客户信息保密方面的顾虑。在承接外包业务之前,要签订尽量缜密的承接合同,明确服务内容和质量标准,对于承包业务的各种意外情形,如遇到不可抗力无法完成承包事务、内部技术或者骨干人员的变动等影响承包合同履行时,应设计必要的应急计划。

参考文献:

1.埃森哲公司和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服务外包市场研究——中国与全球,2008

2.TheJointForum."OutsourcinginFinancialServices".TheBaselCommitteeonBankingSupervision,2005

3.GeorgesPujals.OffshoreOutsourcingintheEUFinancialServicesIndustry.OFCE.

离岸金融范文篇6

关键词:离岸金融/业务经营/监管

离岸金融（OffshoreFinance）一般指不具有金融市场所在国国籍的当事人在金融市场上从事的货币或证券交易行为。为了全面参与国际金融竞争并争取国际金融秩序的话语权，中国大陆应当逐步全面开展离岸金融业务、建立一流国际金融中心，而这方面少不了对离岸金融的业务经营做出充分的监管安排。离岸金融业务经营监管，是指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有关主管部门依据本国法律的规定，对离岸金融从业者的经营活动所进行的管理。业务经营监管涉及离岸金融运作的各方面，包括资本金、交易对象、经营范围、交易货币等问题。

一、资本金要求

离岸金融机构的资本金，一般指有关金融机构在成立的时候向主管当局所注册的实收资本。

资本金对离岸金融机构的良好运营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是保证离岸金融机构信誉和降低离岸市场风险的重要措施。但一般来讲，各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在规定资本金要求的时候，并不将其作为直接的要求；也就是说，市场所在国不会直接规定，从事离岸金融业务须拥有多少资本金。这无论是在内外业务混合型离岸会融市场上还是在内外业务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上都是如此。在伦敦和香港的离岸金融市场上，境内业务与境外业务合账处理，没有专门的离岸金融机构或者专门的离岸账户，因而也就没有特殊的资本金要求；而在美国和日本的离岸金融市场上，许多经营离岸业务的金融机构只是在其机构内另设立一个专门账户，管理当局对这些金融机构也没有特殊的资本金要求。

但是，市场所在国通常会在准入形式或者业务范围方面对资本金的问题加以间接控制。由于市场所在国一般要求国际银行以分行的形式进入离岸金融市场[1]，那么，得以通过分行的形式进入离岸金融市场并开展业务的跨国银行总行是否要符合一定的资本金要求呢？答案显然是肯定的。比如，1990年《马来西亚离岸银行法令》第11条规定，资本金未扣除亏损前不足1000万林吉特或其他等额货币的，任何申请人不得被发给离岸银行执照，任何领有执照的离岸银行也不得经营离岸银行业务。又如，根据《香港银行条例》第1节，在香港的三级银行体系中，持牌银行最低资本金要求为1，5亿港元，有限持牌银行为1亿港元，接受存款公司为2500万港元，而各级银行所能从事离岸金融的业务范围与其资本金成正比。

此外，为了防止注册资本与实收资本的不～致以及由此引发的不良后果，有的国家特别规定了离岸金融机构实收资本的限额。比如，按照《新加坡银行法》第9条的规定，外国银行须保持600万新元的最低限额的实收资本以及另一笔新加坡金融管理当局批准的300万新元的资产额。

二、业务范围的限制

所谓业务范围的限制，是指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对在本国离岸金融市场上的从业者所能够具体从事的离岸金融业务作出的限定。

离岸金融业务包括货币业务和证券业务两大类，其中每一大类又涵盖了很多具体类型的业务，比如货币业务包括存款业务和贷款业务，而存款业务又包括短期和中长期存款等等。至于证券业务的具体类型，更是包括债券、股票、期货、期权等多种。不同的业务对离岸金融从业者的资质，以及离岸金融市场的法制建设程度有不同的要求，并会带来不同的金融风险，市场所在国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予以考虑。对于如此繁多的离岸金融业务类型，市场所在国的需求也是不同的，故而对离岸金融从业者的业务范围进行限制，是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围保障本国金融政策实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

一般来讲，业务范围的限制主要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第一个方面是离岸金融市场的模式[2]。内外业务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通常管理较为严格，相应地，从业者在该类市场上的业务范围也受到较大限制。内外业务混合型离岸金融市场由于允许金融从业者混合经营离岸与在岸业务，其对离岸业务范围的规定一般沿用在岸业务范围的规定，故而相对于内外业务分离型市场而言，业务范围限制较小。而虚拟业务型离岸金融市场由于为了最大限度地吸引外资，管理相当宽松，故而其业务范围也就最为广泛。

第二个方面是离岸金融从业者的资质。显然，如果市场所在国对离岸金融从业者的资质有所区分的话，那么相应地，具有更高资质的从业者将获得更大的业务范围，而资质较低的从业者则只能在较小的范围内从业。对于从业者资质加以区分的～个重要标准，就是资本金要求。在那些对离岸金融机构的资本金要求上做出了不同层级的规定的离岸金融市场上，满足不同资本金要求的从业者将得到不同的业务范围许可。前面已经说过，香港实行三级银行制，从持牌银行到有限持牌银行再到接受存款公司，法律规定了不同的资本金要求。相应地，在业务范围方面，香港的持牌银行所受限制最少，它们不仅既可以从事离岸货币业务也可以从事离岸证券业务，而且接受存款的数额也不受限制；有限持牌银行业务受到了一定限制，它们只能接受较大额的企事业存款，不能接受公众的小额存款；而注册存款公司的业务限制最多，它们只能接受不少于5万港元，期限为3个月或以上的定期存款。

受到上述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各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关于业务范围的规定就有着或多或少的差别，这大体可以分为三类情况。第一类情况是：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把离岸业务的范围限制在较为传统的银行业务上，即银行与非居民的资金往来关系定位为存款和借贷关系，并明确规定离岸账户内资金不可做外汇买卖、票据交易、证券买卖和掉期交易；东京离岸金融市场即属于此种情况。第二类情况是：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家或地区将业务范围规定得相对较为宽泛一些，即扩展到债券和票据业务等，但不包括所有证券业务和金融创新项目；美国国际银行设施、新加坡亚洲货币单位、马来西亚纳敏离岸金融中心和台湾地区的国际金融业务分行等均属此类情况。第三类情况是：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家或地区对从业者的业务范围规定得十分广泛，包括银行传统业务、债券、信托、保险、基金以及金融服务等领域，内外业务混合型离岸金融市场和虚拟型离岸金融市场大都属于这种情况[3]。当然，上述业务范围的情况仅仅是指有关市场所在国家或地区所允许的最大限度的业务许可，有关的离岸金融机构是否能够享有这些业务范围许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享有这些许可，要看其自身资质（尤其是资本金）是否符合有关国家法律的要求。

三、交易对象的限制

所谓交易对象的限制，是指依据市场所在国法律的规定，离岸金融从业者在某一离岸金融市场上，仅能同限定的主体进行离岸金融交易。

对离岸金融交易对象做出限定，一般是为了隔离在岸金融市场和离岸金融市场的联系，使得资金在两种账户之间不得随意流动，从而起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作用。因此，这一限制的具体内容实际上是与市场模式息息相关的。对于内外业务混合型离岸金融市场以及虚拟业务型离岸金融市场而畜，限制交易对象没有太大必要。但对于内外业务混合型离岸金融市场而言，这种限制就是必要的了，只不过基于各国的实际情况差异，存在一个限制或大或小的问题。

这就可以看出，对交易对象作出限制的焦点，主要在交易主体的国籍上，也就是说，是否只有非居民才能参与离岸金融交易？进一步的问题是，应采取何种标准判断交易主体（尤其是跨国金融机构）的国籍，是注册地标准，还是资本来源地标准？除此以外，还有少数的市场所在国对交易对象的组织形式也做出了限制，即限制有关主体以自然人的形式成为离岸金融交易的对象。

因此，对于离岸金融业务的交易对象，内外业务混合型离岸金融市场（比如伦敦和香港）的管理当局一般不作限制，居民与非居民皆可从事交易。

而在内外业务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上，交易对象限制是普遍存在的，但其程度有所区别。总的说来，在内外业务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上，交易对象一般被限定在非居民的范围内，而在判断跨国金融机构的国籍的时候，多数国家采取的是注册地标准。比如，尽管知道其资本来自于本国，但美国还是将本国金融机构的海外分支机构也算作非居民。有的市场所在国虽为内外业务分离型，但为了适应其自身较高的内外业务渗透程度，允许居民有限地参与离岸金融交易。比如，新加坡允许居民用离岸账户投资和借款；马来西亚允许离岸银行接受居民的外币存款并向居民发放100万林吉特等额以下的贷款（若超过100万林吉特等额则需监管部门批准）。但也有少数市场所在国（如日本）把交易对象限于最严格意义上（兼采注册地标准和资本来源地标准）的非居民，将本国的海外分支机构排除在交易主体之外，并禁止个人（即便是非居民）从事离岸金融交易（注释1：据日本有关法律的规定，“特别同际金融交易账户”是记录从非居民取得的存款以及从其他非居民筹措的资金和对非居民的贷款以及对非居民资金的运用的离岸交易专用账户；从事境外业务的银行或机构要确保交易对方确实足非居民以及所贷出的贷款确实用于境外的营业活动，如果外汇银行或机构对交易对象的属性小确认，那么大藏省町以停止其外汇业务并对末确定交易对象属性的业务按非离岸业务进行处理。参见左连村、王洪良著：《国际离岸金融市场理论与实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3页。）。而在中国大陆的离岸金融试点中，主管当局采取了最普遍的交易对象限定方法，即交易限于非居民（包括中资境外注册机构）之间（注释2：国人民银行《离岸银行业务管．哩办法》第4条规定，“非居民”是指在境外（含港、澳、台地区）的自然人、法人（含在境外注册的中国境外投资企业）、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及其他经济组织，包括中资金融机构的海外支持机构，但不包括境内机构的境外代表机构和办事机构。）。

四、交易货币的限制

所谓交易货币的限制，即指依据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的法律规定，何种货币可以在该市场上进行交易。

基于离岸金融的国际性，离岸金融交易的货币必须是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因此，市场所在国对交易货币的限制，主要集中在是否允许本国货币作为交易货币上面。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之所以对本国货币是否能够作为离岸金融交易货币做出限定，通常是出于以下几种考虑：第一，隔离本币市场与外币市场，把金融风险控制在外币市场；第二，本币业务在市场上的份额太少；第三，本币尚未成为可自由兑换货币。

尽管存在以上多种考虑因素，但其中最重要的考虑因素，还是本币是否属于可自由兑换货币的问题。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离岸金融市场之所以禁止本币交易，主要原因就是其本国货币尚未成为可自由兑换的货币。而在本币为可自由兑换货币的前提下，其成为离岸金融交易货币就是大势所趋。因为，既然本币是可自由兑换的，那么本币市场与外币市场就不可能被隔离，外币市场的任何波动，都会影响到本币市场；如果硬性地将本币排除在离岸金融交易货币之外，反而会妨碍本币充分发挥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作用。此外，市场份额少不是限制本币进入离岸金融市场的原因，相反，较少的份额恰恰意味着本币业务在离岸金融市场上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因此，如果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的货币不是可自由兑换的，那么有关的离岸金融交易不能使用本币；如果市场所在国的货币是可自由兑换的，那么如今的趋势是有关的离岸金融交易可以使用本币。

具体到各国而言，美国IBF和日本JOM都允许使用本币进行离岸金融交易，实际上，这两个市场上的交易也多数是本币交易，大量本币的回流不仅改善了两国的国际收支状况，而且巩固了纽约和东京的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这其中，日本当局为了确保交易的本币是从境外回流的，还规定离岸账户和普通账户之间的资金流入、流出和每天从境外账户的净流入要控制在上个月非居民所运用资产平均余额的10％以内，同时在当月中净流入额的合计不能超过净流出额的合计。

相比之下，由于伦敦曾经主要经营欧洲美元，基本没有本币业务，故而英国政府规定英镑不作为伦敦离岸金融市场上的交易货币。但是，这种做法无疑是自己困住了自己的手脚，作为可自由兑换货币的英镑却不能参与本国离岸金融市场上的交易，等于将一大块业务拱手让人。事实上，从1997年开始，伦敦的银行开始经营欧洲英镑存款业务了，只不过这种交易需要通过英国的海峡群岛离岸金融中心达成。由此可见，只要市场所在国货币为可自由兑换货币，那么利益的驱动以及竞争的压力将促使本币成为离岸金融交易货币（注释3：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主要发达目家离岸市场的交易币种本币化是个趋势。参见连平著：《离岸金融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第76页。）。

但是，在本币仍然不可自由兑换的发展中国家，即使建立了离岸金融市场，本币也不能成为交易货币。比如在马来西亚纳敏离岸金融市场上，离岸银行一般不得从事涉及林吉特的业务。因此，本币是否可以成为交易货币，取决于其可自由兑换的程度。

五、中国离岸金融业务经营监管法制的构建

在进一步改革金融体制，构建全面离岸金融业务的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作为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中国有关主管部门应当依据本国法律的规定，对离岸金融从业者的经营活动从资本金、交易对象、经营范围、交易货币等方面进行监管。

（一）资本金要衷

对于离岸金融机构的资本金，我国可以参照国际上的通常做法，采取间接控制的方式。

前已述及，各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在规定资本金要求的时候，通常不将其作为直接的要求，而在准入形式或者业务范围方面对其加以间接控制，有的国家还特别规定了离岸金融机构实收资本的限额。这种间接控制的做法，我国是可以采纳的。

具体来讲，在准人形式上，我国可以要求跨国银行以分行的形式进入中国市场[4]，由于对这些分行的资本金无法规定，故而我国只能就其总行的资本金作出规定；但即便如此，对于总行拨给这些分行的营运资金，也应规定一个最低的限额。一般来说，对于离岸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可以按照业务范围的不同，划定不同的档次，全能型银行的资本金应当最高，限制璎银行次之，离岸银行再次之，其他离岸金融机构最低。

笔者认为，可以根据所要颁发的牌照，规定不同的离岸金融机构的最低资本金要求：全能型银行为1亿美元，限制型银行为5000万美元，离岸银行为2000万美元，其他离岸金融机构为1000万美元；而且资本金的50％必须实缴，资金应在两年内到位。对于离岸金融分支机构从其总行或总部获得的营运资金，笔者认为其最低限额应当达到总行或总部资本金的10％（注释4：据中围《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第8条，日前在在岸市场上，我国对外资银行在我囤境内设立的分行的最低营运资金要求，也是10％。）。

（二）业务范围

对于离岸金融的业务范围，我国应当采取一个适中的标准。

前已述及，目前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关于业务范围的规定大体可以分为狭窄、适中、宽泛三类情况。实际上，业务范围的大小，跟离岸金融市场模式和基本政策导向乃是息息相关的。多数国家和地区在建立离岸金融市场的时候，都并未将离岸金融业务范围限制在传统的货币业务上，仅有少数国家（如日本）将离岸金融业务范围限定在存贷款业务上。显然，若要充分发挥离岸金融市场的筹资融资作用，将业务范围限定在存贷款上是不明智的。由于我国未来的离岸金融市场很可能采取内外业务分离型市场模式，加之建立离岸金融市场的目的不是像日本当年那样为了回流海外本币，而是充分筹资引资，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将离岸金融的业务范围限制得过死；但同时为了防范金融风险，并使金融市场的开放与中国国情（比如外汇管制暂时不能取消、金融混业暂时不能推行）相适应，我们对离岸金融的业务范围也不能放得过宽。

尽管在目前的离岸金融业务试点中，我国确实仅开展了部分离岸货币业务的试点，试点单位也仅限于部分银行，但这毕竟不同于正式的实施离岸金融市场建设。试点的业务范围绝不等同于未来中国大陆离岸金融市场的业务范围。更何况，目前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所推出的一些改革措施，实际上已经触及离岸证券业务的范畴（注释5：这其中的代表性措施就是QFII和QDII机制，堪管QFII和QDII还小是真JF意义上的离岸金融，但两者一个是非居民投资l}l陶证券市场，一个是居民投资海外证券I仃场，都具有较强的围际性，一旦内地的离岸金融市场启动，有关的机构就可以顺势将这两种业务褴合并移植到离岸金融市场这一个平台上。更醇要的是。这两款涉外汪券投资金融工具的推出，本身就已经说明中国金融改革的目标不仅仅限于货币业务。）。由此可以看出，尽管目前的离岸金融业务试点局限于传统的银行存贷款业务，但是未来的离岸金融市场上，业务范围应当既包括离岸货币业务，也包括离岸证券业务。

但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若允许开展离岸证券业务，那么应如何具体规定离岸金融业务的范围？也就是说，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货币和证券业务，其他金融衍生产品的离岸业务是否可以开展？从国际上的做法来看，有的国家允许市场主体从事离岸债券、离岸股票和离岸票据业务，但是没有将更多的金融衍生产品列入可交易的行列；而有的国家则允许所有的金融产品，包括层出不穷的金融衍生产品进入离岸金融市场进行交易。从中国的国情来考虑，笔者认为应该采取第一种做法，即将债券、股票、期货等传统的证券业务列入离岸业务范围，而不将其他金融衍生产品列入离岸金融范围。这首先是因为，一般只有虚拟业务型离岸金融市场和内外业务混合型离岸金融市场才可能在最广泛的程度上规定离岸业务范围，而内外业务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一般采取适中的业务范围，中国大陆没有可能选择前两种市场模式，采取适中的业务范围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其次，离岸金融衍生产品在全部离岸业务中所占的份额一般比较少，将其排除不会影响离岸金融市场的建设质量。再次，金融衍生产品发展迅速、机制复杂、风险较大，即使在监管相对较严格的在岸市场上都很难加以规制，如果在监管相对宽松的离岸市场上开展此类业务，更容易因监管法制的失位而导致风险。最后，考虑到中国大陆金融市场开放的进度，目前多数金融衍生产品即便是在在岸市场上都不能经营，要将想这些产品搬到离岸金融市场上交易，就更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同时还应注意的是，如果法律对离岸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做出不同的要求，那么符合不同资本金要求的离岸金融机构将享有不同的业务范围。

此外，在目前的离岸金融业务试点中，已经出现了部分离岸银行（尤其是外资银行分行）利用离岸业务的复杂性所造成的某些监管真空，超出许可范围经营的情况，这说明我国在这方面的监管措施还不到位、效果还不理想。除了需要解决目前的监管真空问题之外，更要注意的是，在以后建立离岸金融市场的过程中，应高度霞视对业务范围的监管，并采取有力的监管措施以保障离岸市场的基本秩序。

概言之，在业务发展策略的选择上，我国未来的离岸金融市场应同时发展离岸货币业务和离岸证券业务，但其中的离岸证券业务应仅包括传统的证券业务，而不包括诸多金融衍生产品业务。

（三）交易对象

对于离岸金融业务的交易对象，我国应明确其主要为非居民，但一定条件下居民可以参与交易。

从国际层面来看，对于离岸金融、№务的交易对象，内外业务混合型离岸金融市场的管理当局一般不作限制，居民与非居民皆町从事交易；而在内外业务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上，交易对象限制是酱遍存在的，但其程度有所区别。

由于我国很可能选择内外业务分离型巾．场模式，故而对交易对象的限制也是理所当然的。为了符合离岸金融彻底的国际性，并保障离岸账户与在岸账户的分离，交易对象应该主要限于非居民。但是，居民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可以参与离岸金融交易的。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我国应适当允许离岸账户与在岸账户的渗透[5]，这也就意味着居民可以有条件地参与离岸金融交易；而依据确认市场主体资格的标准，在中国大陆注册但其主要营业地不在中国大陆的法人可被视为非居民[6]，这就意味着本国金融机构的附属性海外分支机构也应被纳入交易对象的范围中——尽管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附属性的分支机构仍然只是“居民”的一部分，但这样做可以有利于投资于海外的来源于本国的资金的回流，从而起到繁荣本币业务的作用。

（四）交易货币

关于何种货币可以在离岸金融市场上进行交易的问题，我国应在明确可自由兑换货币的交易货币地位的同时，为人民币成为交易货币留下空间。

离岸金融交易必须使用可自由兑换的货币，这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市场所在国的本币是否应当成为交易货币呢？综观各离岸市场的发展，本币业务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纽约和东京的离岸市场建立时间不久就取得如此成绩也是与本币交易的繁荣分不开的，在这种压力之下，伦敦也开始进行变相的本币交易，可以说，在主要发达国家的离岸市场上，交易币种本币化是一个趋势。于是，我国将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就在于，人民币是否可以成为离岸金融交易货币？前面已经指出，如果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的货币不是可自由兑换的，那么有关的离岸金融交易不能使用本币；如果市场所在国的货币是可自由兑换的，那么如今的趋势是有关的离岸金融交易可以使用本币。从《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第5条的规定来看，“离岸银行业务经营币种仅限于可自由兑换货币”。这似乎意味着，只要人民币成为可自由兑换货币，就可以被用于离岸金融交易。因此，这一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我国外汇管制的策略选择、尤其是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问题的策略选择。人民币是否成为可自由兑换货币，对于中国离岸金融市场建设关系重大。

众所周知，有的国家不实行本国货币可自由兑换，主要是为了保持本国金融政策的独立性与稳定性，并防止国际会融市场剧烈波动危及本国金融秩序与安令。就目的的国际规范而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仪要求实现经常项目的可兑换，不把放松对资本项目的管制作为成员国的义务，IMF仅可在特定环境下要求国家加强资本控制。因此，中国目前的外汇管制状况，也是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要求的。然而这里的问题在于，若要推行离岸金融业务乃至建立离岸金融市场，这样的低标准显然是不够的，不解决外汇管制的问题，就无法顺利地建立中国大陆自己的离岸金融市场。

目前的外汇管制问题的焦点，还是在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问题上。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完全可自由兑换，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长期策略，也是实现离岸金融市场建设的关键一步。因为离岸金融彻底的国际性，必然要求交易货币为可自由兑换货币，如果市场所在国的本币不能实现可自由兑换，那么该离岸金融市场就很难建立起来，即使建立起来了，在激烈的国际金融市场竞争中也很难占到优势。

但关键在于，是否因为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完全可自由兑换是一个长期的步骤，中国大陆的离岸金融市场建设也就只能继续等待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相反，我们可以选择一些短期的策略，从而既能够立即推进中国大陆的离岸金融市场建设，又能够与逐步完全取消外汇管制的长远规划相适应[7]。

因此，在短期策略上，我国可以暂时维持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管制，同时将本币业务排除在允许的离岸金融业务范围之外，或者先由本国金融机构试点办理本币业务。而从长远看，我国应当取消外汇管制，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从而使人民币作为本币，成为本国离岸金融市场上的交易货币。

故而笔者认为，在我国有关建立离岸金融市场的法律中，应规定：“用于离岸金融交易的货币应是可自由兑换的货币。”这就为人民币成为交易货币埋下了伏笔，实际上意味着一旦人民币（至少在试点地区）实现可自由兑换，就可以在我国离岸市场上成为交易货币。

注释:

[1][7]罗国强．论中国建立离岸金融中心的策略选择[J]．经济界，2009，（1）．

[2][5]罗国强．离岸金融监管的基本原则与模式[J]．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10，（2）．

离岸金融范文篇7

一、国内离岸金融市场已初见端倪

1989年5月，招商银行在深圳率先获准开办离岸银行业务，开启我国离岸金融服务先河，其后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及其深圳分行、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深圳分行相继获得离岸银行业务牌照，离岸金融市场在深圳开始发育。1998年年底，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银行离岸资产质量恶化，央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叫停了所有中资银行的离岸资产业务。2002年6月，央行全面恢复招商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的离岸业务，并同时允许交通银行和浦东发展银行开办离岸业务，上海开始发展离岸金融市场。尽管不少地方政府和其他商业银行对离岸业务抱有极大的兴趣，但央行至今只对上述四家中资银行发放了离岸银行业务经营许可证，且在管理上均是按“试点”和“试验”的标准进行审慎监管。

上述四家银行能全面经营离岸银行业务，为我国“全面持牌中资银行”，负债规模在15亿美元左右。目前，工行深圳分行、农行深圳分行、广东发展银行及其深圳分行只被许可从事离岸负债活动，即有限持有离岸业务牌照或持有“半块牌”，负债规模加总大约在15亿美元左右。除中资银行外，在大陆可为非居民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还包括外资银行在华分支机构和部分合资银行(如华商银行、厦门国际银行)。外资银行国内分行大多数以所谓“全球服务”的名义即“国内接单，境外处理”的方式，通过内部电子系统为非居民提供全方位服务。2004年年底，国内外资金融机构的外币存款余额近90亿美元，假设非居民存款相当于在岸外币存款的1/3，则离岸存款约有30亿美元，再加上中资银行的33亿美元，我国大陆的离岸存款规模在60亿美元左右，已经是一个初具规模的、主要集中在深圳和上海两地的新兴金融市场，不能不引起监督管理部门的重视。

二、发展国内离岸金融市场的客观性

离岸金融服务对象主要有非居民个人、非居民企业(主要表现为国际商业公司InternationalBusinessCompany,简称IBC)、境外金融机构和一些政府组织。其中最主要、也是最活跃的是非居民个人和IBC，这些个人和企业通过离岸金融市场运作其投资和贸易活动。离岸金融服务于离岸商业运作，离岸商业活动反过来又促进了离岸金融的发展。

无论IBC注册地和司法管辖地在哪里，IBC大都具有以下特点：其一，发起、设立和撤销手续简单。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人、公司和机构均可发起成立IBC，且注册资本不须实付，没有行业准入限制，门槛极低。其二，运作和保有费用低廉。多数离岸注册地实行简单税制和低税率，甚至零税率，IBC每年只需缴纳200～500美元的年费；其三，法律对私有产权的隐形保护极好。多数离岸注册地法律属于英美法系，严格保密股东、董事等商业信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陆一直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区，并形成了一种“磁铁石”效应，吸引全球离岸公司从事与我国有关的贸易活动。据商务部近两年的统计，在大陆所有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来源地中，位居前列的是香港（HK）、英属处女岛（BVI）、开曼群岛（CAYMAN）等地区，来自美国、日本、欧盟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也大多数以离岸的方式操作。此外，我国对外投资也在迅速增长，极有可能取代日本成为亚洲最大的对外投资国。目前，上海和深圳两地对外投资和贸易活动比较活跃，占国内对外经济比重较大。对外投资需要相应的运作工具，IBC模式就是最好的选择。可以预见，以大陆为中心的非居民和以中国居民为实际获利人的国际离岸公司将继续蓬勃发展。离岸商业运作这种客观趋势需要一个离岸金融市场为之提供配套的金融服务，以上海、深圳为中心发展国内离岸金融市场也同样具有客观性。

三、培育国内离岸金融市场和离岸金融中心的必要性

国际离岸商业运作的客观性决定了离岸金融服务的客观性。以我国为中心的国际离岸商业活动在选择金融服务时有两种选择：一是国际离岸金融中心(OffshoreFinancialCenter，简称OFC)，包括国际金融中心(IFC)、地区金融中心(RFC)和簿记中心(PapercompanyorShellbranch);二是我国离岸金融机构。显然，如果监管部门不向中资金融机构开放离岸业务，以大陆为中心的大量的离岸金融资源就会流向OFC，我们不能以任何方式阻止这些离岸商业和金融活动的正常运作并从我国取得巨大的商业利益。

国际竞争重要的是争夺国际战略资源。除了石油资源、高新技术资源外，金融资源也是重要的国际战略资源之一。美国长期以来虽然在经常项目上显示为巨额赤字，但经济却能保持高速增长，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在国际金融竞争中保持了绝对优势的地位。大量廉价的国际金融资源源源不断流入美国，平衡了美国国际收支的逆差，拉动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国际金融资源不仅包括国外直接投入的金融资源，也包括游离在境外的离岸金融资源。以中国大陆为实际投资目的地的离岸金融资源属于能而且应被我国利用的重要国际战略资源。开放境内金融机构离岸业务，在形式上是居民开办非居民业务，实质上是一国如何利用非居民资源的问题。在适当承担风险的前提下，用境外的钱去赚国内外的钱，这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种挑战。被吸引到中国投资的境外资金和为国内所有但通过各种方式游离于国外的资金，没有理由不纳入我国金融机构服务范围，否则是对稀缺资源的浪费。我们应该允许境内金融机构特别是中资机构开办离岸业务，鼓励离岸金融创新，利用这些国际金融资源为我国经济增长服务。因此，监管部门应将向中资金融机构开放离岸业务作为一种战略来研究和选择，不能因为存在风险而在政策上忽视该项战略资源的社会经济价值，当务之急是加紧研究鼓励和允许中资金融机构开办离岸业务的政策措施。根据目前我国金融发展态势，我们认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有条件发展成区域金融中心甚至国际金融中心，其中上海和深圳有望同时朝着离岸金融中心的方向发展。

四、按国际惯例发展和监管我国离岸金融业务

我国离岸金融业务是国际离岸金融市场的一部分。国际离岸金融市场自成体系，按长期形成的惯例运作，熟悉、掌握和顺应这些国际惯例是开办离岸业务的基本原则和前提条件。从国际离岸金融市场的变迁过程看，其具有两个基本特点：

一是在监管上逃避管制。离岸金融市场的形成是逃避管制的结果。逃避管制是离岸金融市场存在的前提，同时也是离岸金融市场创新和发展的最大动因。没有管制就没有放松，就没有逃避于管制之外的离岸市场。只要在岸业务存在着准入管制、信贷管制、利率管制和外汇管制，就会出现一个相对应的离岸市场以逃避这些管制。管制与放松是离岸市场存在的一对主要矛盾，二者的关系形成了这样一个理论：任何管制都会引发一种逃避管制(放松)的力量，逃避在岸管制就会产生一个自由的离岸市场。任何试图将离岸市场纳入在岸式管制和管理的政策取向违背离岸市场逃避监管的客观本质，将被实践证明不切实际或得不到预期的收益。在不完善的法律和市场制度下，可以理解对离岸业务的税收、外汇、法律等方面所持有的保留态度，但试图沿用在岸思维，将离岸国际商业公司和离岸金融业务纳入在岸统一管制的做法将产生“南辕北辙”的效果。

二是在业务上实行自由化经营。世界离岸金融市场是一个典型的自由市场，没有一个有法律意义的统一的监管部门和监管规则，其运作基本规则是自由竞争，没有市场限制与市场准入，没有信贷利率管制，没有外汇管制，基本没有税收管制。在提供产品和服务方面，市场相关方拥有自由的创新能力，只要市场存在金融需要，便可创新出并销售相应的金融供给。比如离岸银团贷款(SyndicatedLoan)，除了必要的法律文件外，其金额是可以自由确定的，利率是自由协商的，甚至其贷款方式、风险保障、资金运用、还款方式和法律文本都是一事一议的，且包括安排、分销和转让等在内的整个过程均按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执行。可见，离岸金融市场是金融自由化的典型表现，如严格审批和审查离岸金融产品和业务，将导致新一轮产品创新规避监管，循环往复的猫鼠游戏将使离岸金融运行成本增加。

五、我国离岸金融监管模式比较适宜的选择是从内外严格分离型或隔离型适时向适度渗透型变迁

监管模式的不同会导致运作模式的不同。我们按下表对目前世界上主要的离岸金融市场及其相应监管模式进行了分类：

“内外一体型”的监管模式对监管能力和市场成熟度要求最高。在这种模式下离岸账户和在岸账户没有明显区分，资金可以自由往来，事实上是要求本国货币资本账户完全开放。但目前的中国仍然实行外汇管制，资本项下的开放还没有时间表，这种模式显然不能立即在中国实施。

“内外分离型”模式严格区分在岸账户与离岸账户，离岸与在岸资金严禁自由往来，是将离岸市场分离出来单独监管的一种模式。目前，我国实行的是“离岸账户与在岸账户严格区分，银行的离岸资金与在岸资金不得相互抵补”，是一种“隔离型”监管，有必要从理论与实践两个角度分析这种“分切”式、“隔离型”监管的有效性和成本收益。从理论角度看，只要在离岸资金与在岸资金之间存在着综合成本和综合收益的差异，这种隔离仅能是非常态的、相对的和有限的，而内外资金“虹吸管”式的平衡流动和相互渗透则是常态的、绝对的；从实践角度看，根据商务部有关课题分析，我国每年大约有300亿～500亿美元的资本外逃，打击逃套汇一直是外管部门经常性任务。在我国，相当部分的资本外逃在实质上是在岸资金通过非法渠道向离岸市场转移(不一定通过监管范围内的离岸账户，大量的境外银行、境外账户可让这些资金在境外合法隐身)。因此，我国现行的内外严格分离型的监管模式在严格的外汇管制下的有效性和必要性仍值得探讨。

资本逐利本性决定其规避任何管制投向存在机会收益大于成本的市场。如果资本的跨境流动和投资目的地的资金收益能够满足资本转移的最低要求，上述外逃资本完全可以被吸引到我国市场，为我国经济服务。最近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出现大量资本又潜回国内的现象，充分说明管制存在有限性。百堵不如一疏，同样可以适用于离岸国际流动资本的监管。如果我们采取“适度渗透”的离岸金融监管模式，按照“科学调控、严格监管、分步放松”的监管理念，采用“因势利导、疏堵结合”的方法，应该可以收到大禹治水的效果。新加坡ACU账户就应用了上述原理。在吸引短期和中长期国际资本以满足国内需求时，我们可以适当放开境外居民在本国存款（OUT→IN）的账户交易，将国际离岸资本在规模、时间、投资期限和投资领域等方面纳入我们的监管范围；在国内资本存在强烈的走出去的需求时，我们应该放开本国居民在境外的存款（IN→OUT）交易，合理引导对外投资，促进国际投资便利化。

六、WTO过渡期临近条件下我国离岸金融监管的若干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经济国际化、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离岸金融监管问题不可回避。我们认为，离岸业务除了要纳入相关国际合作和国际监管外，注册地宗主国应重点加强相关领域的监管。我们建议，我国对离岸业务的监管应着重以下几点：

(一)银行监管部门应重点加强离岸银行的市场准入监管和离岸银行的风险监管。在市场准入方面，要将所有实际正在开展非居民业务的金融机构一并纳入监管范围，无论是外资银行、中资银行、合资银行，还是其他金融机构，如从事非居民业务，就应一并纳入监管，对未获牌照的机构应勒令停止从事离岸业务。要疏理政策，对中资、外资金融机构均实行国民待遇，“一样的牌照，一样的政策和待遇”应成为公平监管的理念之一。在政策执行方面，不能让内控不健全、规模扩张冲动明显的经营机构进入。

(二)外汇监管重点应放在对居民外汇管制政策的有效执行方面，不能将监管范围扩大到境外非居民。资本项目应为当前外管重点，同时防止混杂在经常项目下的资本的非法流动。为此，一要要严格监控国际离岸短期资本的流入，主要监控好居民收汇账户及其用途的审查；二要管理好资本流出，既要打击非法逃汇、套汇，同时也要鼓励居民合理的对外投资的资本支出；三要严把业务政策关，对离岸资本跨境流动中的“in→out”和“out→in”交易链上的相关政策要因势、因时调控，将重大的国际经济金融风险拒之门外。如近期应重点关注国际离岸资金流入国内货币市场冲击人民币汇率，流入房地产市场冲击房地产价格等问题。

(三)税收监管重点为居民对外交易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离岸公司享受注册地的相关税收优惠，这不是我国税法所能管理和调控的范围，所以税收监管的重点应该放在在岸公司与离岸公司交易特别是关联交易上。除了审查离岸、在岸交易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之外，应重点监管交易价格，防止用“高进、低出”转移定价的方式进行逃税。同时应在向国际税收惯例靠拢的基础上改革税制，建立我国的“价格事先预约机制”(APA)，并建立税收征管的国际磋商机制。

(四)加强对国际惯例的研究和学习，适当将国际惯例转化为国内立法。监管人员和离岸从业人员都应掌握境外相关法律知识，适当引入境外专业律师等中介机构，将法律审查手续外包。将WTO规则和国际惯例转化为国内制度是长期的过程，也是必须研究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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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Mossack&Fonseca:OffshoreCommercialOperation,2002

离岸金融范文篇8

所谓外汇管制，是指一个国家通过法律、法令、条例等形式对外汇资金的收入和支出、汇入和汇出、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的兑换方式及总兑换比价所进行的限制。外汇管制的目标，一般是维持本国收支平衡、保持汇率秩序、维护金融稳定、促进本国竞争力等。外汇管制的主要内容，一般包括贸易与非贸易外汇、资本输出入、非居民存款帐户、黄金输出入、汇率调整及动作等等。

目前一般存在三种外汇管理体制类型。第一种是严格外汇管制，即对所有外汇收支活动都实行管制，多数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采取这种方式。第二种是部分外汇管制形式，即对外汇收支的经常项目不实行管制，准许自由兑换外币和汇出汇入外汇，但对资本项目实行不同程度的管制，少数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和部分发达国家采取这种方式。第三种是名义上不实行外汇管制，即原则上对居民和非居民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外汇收支都不加限制，允许货币自由兑换，但不排除在特定情况下实施间接的或变相的限制措施。

外汇管制的方法可分为直接管制方法和间接管制方法。前者是指外汇管制机构明文规定外汇的买卖方式、数量以及汇率，并对各种外汇业务实行直接、强制的管理和控制。后者则是指国家通过诸如许可证制度、进口配额制度、外汇平准基金制度(主要通过央行实施)、互惠信贷协定网络制度(主要在发达国家央行之间运用)等形式，间接影响外汇业务，从而达到外汇管制的目的。从另一角度上看，外汇管理的方法又可分为数量管制、汇价管制和综合管制三种，即从外汇业务的数量上、或从汇价上、或从两者的结合上实行外汇管理。

在国际层面上，调整外汇管制问题的规范主要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8条。该条第2款(a)规定，未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批准，成员国不可对经常性国际交易的支付或转移进行限制或实行歧视性汇兑安排或多重货币做法，但是，这一规定仅适用于为经常性国际交易所进行的付款和转移。而该条第2款(b)规定，包含任何一个会员国货币的汇兑合同，如果与该成员国外汇管制条例相抵触时，在任何会员国境内均属于不能强制执行的合同，该成员国的外汇管制条例的存续与实行必须与本协定相一致。这实际上就赋予了成员国外汇管制法律的域外效力。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14条对成员国实施有关外汇管制的国际义务做了过渡安排。依据这一条款，成员国可以通知IMF保留某些限制并根据情况调整；成员国不能恢复已经取消的限制或实行新的限制；成员国与IMF应每年进行磋商以决定是否继续实行限制；但成员国不能出于非国际收支方面的原因实施限制措施。

可见，就目前的国际规范而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仅要求实现经常项目的可兑换，不把放松对资本项目的管制作为成员国的义务，IMF仅可在特定环境下要求国家加强资本控制。这一标准尽管较低，但有利于在绝大多数国家内部推行和实施，因此，中国目前的外汇管制状况，也是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的要求的。然而这里的问题在于，若要推行离岸金融业务乃至建立离岸金融市场，这样的低标准显然是不够的，不解决外汇管制的问题，就无法顺利地建立中国大陆自己的离岸金融市场。

那么，我们应该在外汇管制的问题上作何策略选择呢?

目前的外汇管制问题的焦点，还是在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问题上。

所谓资本项目，是指一国在国际收支中因资本输出和输入而产生的资产负债增减项目，包括直接投资、贷款、证券等。1996年，中国大陆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而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一直处于逐步推进过程中。目前，在IHF所划分的43个资本项目中，在中国有将近一半的资本项目交易不受限制或较少受限制，40％以上的资本项目交易受较多限制，10％以上的资本项目交易受严格管制。也就是说，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尚未实现完全的可自由兑换。

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完全可自由兑换，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长期策略，也是实现离岸金融市场建设的关键一步。因为离岸金融彻底的国际性，必然要求交易货币为可自由兑换货币，如果市场所在国的本币不能实现可自由兑换，那么该离岸金融市场很难就建立起来，即使建立起来了，在激烈的国际金融市场竞争中也很难占到优势。

但关键在于，是否因为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完全可自由兑换是一个长期的步骤，中国大陆的离岸金融市场建设也就只能继续等待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相反，我们可以选择一些短期的策略，从而既能够立即推进中国大陆的离岸金融市场建设，又能够与逐步完全取消外汇管制的长远规划相适应。

在短期策略上，我们可以在维持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不可完全自由兑换的前提下，作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就是将本币——人民币排除在交易货币之外，而仅选择可自由兑换的货币作为离岸金融交易的货币。第二种选择，就是允许本币作为离岸金融业务的交易货币，但交易对象仅限于本国金融机构一一即居民，本币离岸金融交易暂时不对非居民开放。

就第一种短期策略而言，目前来讲是比较可行的。因为，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建立自己的离岸金融市场的时候，都采用了这一做法，即将尚未实现可自由兑换的本币排除在离岸金融交易货币范围之外。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绝非长久之计。很多发展中国家尽管采用这种做法建立起了自己的离岸金融市场，但是其竞争力却因此大打折扣，难以抗衡本币业务充分开展的纽约、东京离岸金融市场，而目前离岸金融市场交易货币本币化的趋势已经比较明显，就连禁止本币交易的鼻祖一一英国伦敦，也已经开始变相地从事本币交易业务。因此，这一策略至多只能作为过渡措施采用，一旦本国离岸金融市场顺利建立、本币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条件基本具备，就应当转换策略，使本币与其他自由货币一样成为离岸金融交易货币。

而就第二种策略选择来说，这一做法既可以放开本币业务，又可以避开资本项目可兑换问题，还可以保护本国金融机构的业务份额。尽管这样做看似比较灵活，但无论在法律上还是经济上都会遇到较多障碍。尤其是中国已经加入了WTO，依据GATS和自己的入世承诺，将赋予外资金融机构以国民待遇，《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颁布，表明中国积极地履行了对WTO的义务；但若放开离岸金融业务，又不允许非居民从事本币离岸金融交易，显然违背了国民待遇原则。更何况，离岸金融交易的主力，历来就是非居民，居民从事的离岸金融交易在市场上所占份额不大，如果通过行政手段强行将本币业务局限在居民范围内，不仅违背离岸金融的运行规律，而且有喧宾夺主之嫌。因此，此种策略一定要慎用，如果非用不可的话，也必须在充分研究有关法律机制以及经济得失的基础上实行。较有可能被主管部门采用的贯彻这一短期策略的具体做法，应该是推行本币离岸业务的“试点”，而从事试点的单位自然是由主管部门指定本国金融机构。

总之，在外汇管制的策略选择上，短期内我国可以暂时维持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管制，同时将本币业务排除在允许的离岸金融业务范围之外，或者先由本国金融机构试点办理本币业务；而从长远来看，我国应当取消外汇管制，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使人民币成为中国离岸金融市场上的交易货币。

二、业务发展策略

在离岸金融业务的发展上，也有一个策略选择的问题。就是说，未来中国大陆的离岸金融市场，是将业务范围限制在传统的离岸货币业务上呢，还是将业务范围扩展到离岸证券业务乃至其他衍生业务上?

前面在讨论离岸金融监管法的时候已经指出过，多数国家和地区在建立离岸金融市场的时候，都并未将离岸金融业务范围限制在传统的货币业务上，仅有少数国家(如日本)将离岸金融业务范围限定在存贷款业务上。显然，若要充分发挥离岸金融市场的筹资融资作用，将业务范围限定在存贷款上是不明智的。对于中国这样的处在发展中的经济大国而言，建立离岸金融市场，就是为了有效地吸引和利用资金，而不是像日本当年那样为了回流海外日元而建立离岸金融市场，因此，我们不可能作茧自缚，将离岸金融的业务范围限制在存贷款业务上。

尽管在目前的离岸金融业务试点中，我国确实仅开展了部分离岸货币业务的试点，试点单位也仅限于部分银行，但这毕竟不同于正式的实施离岸金融市场建设。试点的业务范围绝不等同于未来中国大陆离岸金融市场的业务范围。更何况，目前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所推出的一些改革措施，实际上已经触及离岸证券业务的范畴。这其中的代表性措施就是QFII和QDII机制。尽管QFII和QDII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离岸金融，但两者一个是非居民投资中国证券市场，一个是居民投资海外证券市场，都具有较强的国际性，一旦内地的离岸金融市场启动，有关的机构就可以顺势将这两种业务整合并移植到离岸金融市场这一个平台上。更重要的是，这两款涉外证券投资金融工具的推出，本身就已经说明中国金融改革的目标不仅仅限于货币业务。由此可以看出，尽管目前的离岸金融业务试点局限于传统的银行存贷款业务，但是未来的离岸金融市场上，业务范围应当既包括离岸货币业务，也包括离岸证券业务。

但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若允许开展离岸证券业务，那么应如何具体规定离岸金融业务的范围?也就是说，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货币和证券业务，其他金融衍生产品的离岸业务是否可以开展?从国际上的做法来看，有的国家允许市场主体从事离岸债券、离岸股票和离岸票据业务，但是没有将更多的金融衍生产品列入可交易的行列；而有的国家则允许所有的金融产品、包括层出不穷的金融衍生产品进入离岸金融市场进行交易。从中国的国情来考虑，我认为应该采取第一种做法，即将债券、股票、期货等传统的证券业务列入离岸业务范围，而不将其他金融衍生产品列入离岸金融范围。这首先是因为，一般只有虚拟业务型离岸金融市场和内外业务混合型离岸金融市场才可能在最广泛的程度上规定离岸业务范围，而内外业务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一般采取适中的业务范围，中国大陆没有可能选择前两种市场模式，采取适中的业务范围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其次，离岸金融衍生产品在全部离岸业务中所占的份额一般比较少，将其排除不会影响离岸金融市场的建设质量。再次，金融衍生产品发展迅速、机制复杂、风险较大，即使在监管相对较严格的在岸市场上都很难加以规制，如果在监管相对宽松的离岸市场上开展此类业务，更容易因监管法制的失位而导致风险。最后，考虑到中国大陆金融市场开放的进度，目前多数金融衍生产品即便是在在岸市场上都不能经营，要将想这些产品搬到离岸金融市场上交易，就更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总之，在业务发展策略的选择上，我国未来的离岸金融市场应同时发展离岸货币业务和离岸证券业务，但其中的离岸证券业务应仅包括传统的证券业务，而不包括诸多金融衍生产品业务。

三、市场选择策略

广义上讲，市场选择策略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选择何种离岸金融市场模式，二是选择何处建立离岸金融市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论，这里主要讨论市场模式选择问题。

离岸金融市场的模式选择，乃是市场所在国实行监管的前提和基础。目前存在内外业务混合型、内外业务分离型和虚拟业务型三种类型的离岸金融市场模式，其中内外业务分离型为当今的主流模式。

显然，内外业务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模式更能适应我国的需要。首先，这种市场模式适应于由国家政策推动而建立的离岸金融市场，美国和日本在建立自己的离岸金融市场的过程中均采取了这种模式，这与我国的情况是类似的；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离岸金融市场的建立，需要、也必须依靠国家政策的推动，这跟英国、香港这样的具有长期金融传统的国家和地区自发建立内外业务混合型离岸金融市场的情况是根本不同的。其次，尽管我国离岸金融市场的建立是基于国家政策推动，但是我们的国家政策绝不是通过提供避税便利吸引离岸资金入账和离岸公司注册来获得收费，而是要真正地从事离岸金融业务，建立真正的、具有竞争力的国际金融中心，因此，虚拟业务型离岸金融市场绝非我国的选择。再次，内外业务分离型市场模式通过隔离在岸账户与离岸帐户，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因内外业务渗透而带来的风险，起到保护国家金融秩序的作用。最后，考虑到我国的外汇管制仍然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维持，那么在离岸金融业务中实行内外业务的分离就是不二选择了。

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离岸金融市场，虽然是内外业务分离型的，但也允许离岸帐户与在岸帐户一定程度的渗透，而过分严格的内外分离会使创建离岸金融市场的意义打折扣。因此，我国在建立内外业务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的过程中，也需要考虑内外业务渗透的可能性及其程度。基于我国的具体情况，我认为，在市场建立初期，内外业务的渗透绝对是要禁止的，因为前期建设中的主要问题是开展离岸业务、顺利建成离岸市场而不是扩展渗透业务，且由于渗透业务监管上的难度更大、所带来的风险较高，若贸然推进，不仅得不到预期效果，反而很容易引发风险并导致损失，可谓得不偿失。在离岸市场已经建立、市场秩序已经稳定、离岸业务顺利铺开、监管法制比较成熟的基础上，我国可以考虑逐步地允许一定程度的内外业务渗透，从而最大限度地拓展业务、利用资金。

具体到内外业务渗透的制度设计上，我认为可以采取循序渐进的做法。首先，在一开始的时候，应当只允许离岸资金向国内渗漏，而不允许国内资金向离岸渗漏，这样可以控制因国内流动性过剩而可能导致的离岸金融市场泡沫；其次，在有关的金融制度构建比较成熟、尤其是金融监管法制比较完备之后，可以进一步允许离岸与在岸业务的双向渗透；．再次，渗透的规模总的来说是不断扩大的，但是也不能就此认为其规模不可以缩减，渗透规模应当是灵活而适度的，从而既满足国内经济建设的需求，又不冲击国内物价水平，也不妨碍国家货币政策的实施；最后，在允许渗透的同时，必须加强对离岸帐户与在岸帐户渗漏关系的监管，有关的监管措施应当有效和及时，且在设计有关的法制的时候，应当确保监管当局能够随着离岸业务渗透的进展对监管措施做出相应的调整。

四、法制建设策略

完整意义上的离岸金融法一般包括三大部分：离岸金融法基本原则、离岸金融交易法、离岸金融监管法。那么，相应地，作为市场所在国的中国，在建设本国离岸金融市场、对发生于其境内离岸市场上的离岸金融关系进行规制与协调的过程中，也需要依靠这三部分的法律制度作为规范交易和监管的标准。只不过，在具体推行上述法制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依据情况的需要，选择不同的策略。

理论上讲，最理想的立法方式，就是制定一部《离岸金融法》，全面调整离岸金融交易关系与离岸金融监管关系，明确有关法律原则。至于一些相关的细节问题以及经常发生变化的问题，则可以由行政法规、司法解释、部门规章、地方法规以及规章来处理。但是，这种法制状态是很难一步到位的。首先，在开放离岸金融业务并建设本国离岸金融市场的过程中，国家很可能会采取逐步的、渐进的方式，比如先放开离岸货币业务再放开离岸证券业务，有关的法制建设只有跟着市场建设形势逐步开展，而不可能一步到位。其次，在建立离岸金融市场之初，国家可能有一段对外资金融机构实行业务限制的过渡期，立法机关或主管机构也可以先制定一些层级较低的、暂时适用的法律法规，待到内外资一视同仁的时机成熟，再在清理相关法规的基础上制定统一的《离岸金融法》。尽管可能必须经历一个过渡阶段，但只要立法的长期策略是制定统一的《离岸金融法》，那么法律规制的最优效果仍然可以实现；而且，我们可以通过这一逐步法典化的过程，根据现实中的问题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有关法律制度，从而使最终制定的《离岸金融法》具备并保持先进性。

当然，除了上述方式之外，还有两种选择。一是将离岸金融交易法和离岸金融监管法分开，各自制定法律，这种做法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相比之下比较浪费立法资源，且可能导致离岸金融法的基本原则被分割；另一种就是不集中制定离岸金融交易法和离岸金融监管法，而将它们分散到合同法、税法、外汇法、证券法、银行法等既有法律中去，也就是说主要靠修订原有法律完成对离岸金融关系的规制。我认为这种选择不能完全体现离岸金融法的性质，也不利于法律的明确性，容易出现法律规定不一致的情况；何况由于离岸金融的特殊性，即使主要采取修订原有立法的方式也不能避免在某些问题上另立新法，实际上根本不能节省立法资源；更为关键的是，对于离岸金融关系这个快速发展的新兴事物，如果没有规定统一的、普遍的、抽象的法律原则，无论是对旧法的修改还是对具体问题的另立新法都赶不上离岸金融实践的发展速度，届时法官面对具体法律规则没有规范的新问题就只能是束手无策。

纵观各国，金融制度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一般没有专门的、集中的离岸金融立法，但那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缘由的。首先，这些国家的金融法制已相对完备、适应性较强、修改机制灵活；其次，这些国家很多采用司法能动主义的普通法体系，在必要时，法官可以自己造法(做出判例)、可以通过司法解释弥补既有法律的缺陷与漏洞、甚至可以修改法律(突破先例)，这与我国的实际情况并不符合。而发展中国家(如马来西亚)则一般采取了专门的立法方式，这相对而言对我国是更有借鉴意义的。

可见，在中国大陆离岸金融法制建设的总体策略上，最好是选择制定统一的法典——《离岸金融法》，由于这是一个长期的策略，故而在逐步法典化的过程中，可以先制定一些低层级的过渡性规范，待条件成熟时再统一清理。未来的《离岸金融法》应该主要包括三大块的内容，即基本原则、离岸金融交易法和离岸金融监管法。这一法律架构能够令其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先进性，并与离岸金融关系形成有利的互动。

总的来说，中国建立离岸金融中心的策略选择，应当是在逐步实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离岸金融试点的地区和机构，最终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建立中国大陆自己的离岸金融市场，并逐步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

离岸金融范文篇9

1我国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历程回顾

1.1离岸金融业务的初创阶段（1989—1994年）

这一阶段，主要只有招商银行一家银行经营离岸金融业务，并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1989—1991年招商银行的离岸总资产从3073万美元迅速上升到21012万美元，离岸存款、贷款、业务利润等指标都上升较快，离岸金融业务的发展获得了良好的开端。1994年该行的离岸存款达到32283万美元，比1991年上升312.52%，离岸贷款达到43766万美元，比1991年上升222.56%，离岸业务利润达到1346万美元，比1991年上升395.88%。离岸业务占全行业务的比重在10%~15%。这一阶段，离岸业务各种管理规章制度逐步健全起来，业务发展良好。

1.2离岸金融业务的迅猛增长阶段（1995—1998年）

1994年以后，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与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市分行相继获准开办离岸金融业务，1996年5月，深圳发展银行和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市分行也获准成为办理离岸金融业务的规范试点银行。至此，共有5家银行经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经营离岸金融业务。1997年我国的离岸总资产、存款、贷款、利润分别为26.85亿美元、23.2亿美元、20.6亿美元、5747万美元，其中招商银行的离岸存款、贷款、利润分别为13.5亿美元、12.1亿美元、3999万美元，分别占全国离岸存款、贷款、利润总额的58.19%、58.74%和69.58%。1998年我国的离岸金融业务保持惯性，离岸存款、贷款、利润分别达到23.21亿美元、21.32亿美元和5157万美元。我国的离岸金融业务初具规模。

1.3离岸金融业务的清理整顿阶段（1999—2002年6月）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影响很大，这对以香港为主要市场的我国离岸金融业务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加之此前一阶段的盲目扩张和管理不善，离岸金融业务的风险立刻暴露出来，离岸资产质量不断恶化。1999年年初，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宣布暂停新的离岸资产业务，离岸业务进入了清理整顿阶段，离岸业务的发展也步入了停滞和萎缩期。虽然离岸资产业务的清理整顿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离岸资产质量问题仍然相当严重。

1.4离岸金融业务在我国目前的发展（2002年6月至今）

中国人民银行于2002年6月11日重新开放离岸金融，批准交通银行、招商银行、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开办离岸金融业务。自2002年10月开始，国家外汇管理局陆续批准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同年5月22日，又将试点扩大到全国。2005年8月，深圳发展银行和招商银行获中国银监会批准，成为我国第一批开办离岸担保业务的中资银行，这也是我国政府有意推动离岸金融业务发展的一项有力措施。

2我国离岸金融市场存在的问题

2.1整体业务经营发展不全面

首先，我国离岸金融经营的业务种类范围较局限，不够多样化。按照我国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规定，我国离岸银行可开办的业务包括：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同业外汇拆借、国际结算。发行大额可转让凭证、外汇担保和咨询、见证业务等。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目前我国中资离岸银行的业务阶段还是停留在传统的存款、贷款和国际结算上，仍然以发展国际结算和低风险的贸易融资为主，主要服务对象仅限于境外中资机构和港澳台地区的境外企业等狭窄的范围内，而欧、美、日等经济发达地区客户较少。

其次，我国离岸银行的离岸业务这几年的增长速度比较快，可是总体规模还是不够大，与国外离岸银行的业务规模相比甚有差距。2002年离岸银行业务全面恢复以来，我国中资银行的离岸业务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各中资银行的离岸银行业务资产总量、存款余额和国际结算业务量都增长很多，整体业务的增长速度比较快，其中，国际结算业务的增长最快。但与世界离岸金融中心看齐的时候，我们的中资银行的离岸金融业务的整体规模还是较小。

2.2政府主动建设离岸金融中心的积极性还不够高，支持力度不够

我国政府对离岸银行经营离岸业务的政策优惠不够。我国中资银行在经营离岸业务时的整个外部环境不宽松，在跨国经营和跨境交易中没有很多的政策优惠，没有优惠的税收制度。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离岸银行不可能在不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得到很好的发展。所以我国应该积极为离岸银行业务构造一个宽松优惠的外部经营环境。实践证明，一个国家离岸金融中心的成功建立必须要有政府的积极支持。目前我国的银行没有得到足够的政府金融政策的倾斜，利率和汇率额管制还较严格，政府对我国目前建立离岸金融中心的推动作用发挥的还不是很明显。2.3我国没有形成对离岸金融的完整监管体系，金融监管的力度不够。

首先，在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方面，我们没有做到与时俱进。自1989年我国部分银行试办离岸银行业务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作为离岸业务的监管机构，先后颁布和下发一些办法、细则和通知等。2002年我国离岸银行业务恢复后，仍沿用1997年颁布的《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其中，部分条款已经明显滞后，有些内容不完全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适用对象为中资银行，而外资银行开展离岸金融业务处于无章可循、无法可依的状态，造成了内资和外资金融机构的不平等待遇。

其次，我国对离岸金融业务的监管政策之间相互矛盾，没有形成统一的监管体系。1997年颁布的《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允许在岸与离岸银行业务之间有10%的资金相互抵补，而在2002年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深圳发展银行开办离岸银行业务的批复》中规定在岸与离岸资金不得相互抵补。1996年颁布的《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没有禁止中资银行离岸银行业务接受境内居民担保，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深圳发展银行开办离岸银行业务的批复》中规定中资银行离岸银行业务都不得接受境内居民担保。在我国，目前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构架下，监管主体及监管职责不明确，地区间的监管标准不统一，没有形成统一的监管体系。

3完善我国离岸金融市场构建的建议

3.1扩大业务经营范围，提高业务规模

在离岸中间业务方面，中资银行应该在传统的国际结算之外扩大经营范围，大力发展诸如国际保理业务、离岸票据贴现业务等新业务，作为利润的新增长点。此外，中资银行应更加关注跨国企业的实际需求，以“客户需求”为导向，进行具有针对性的离岸金融创新。随着中国经济和财富的快速增长，离岸私人银行业务将成为离岸金融的一大亮点。欧美商业银行长期以来一直非常重视高利润的离岸私人银行业务。私人银行可以通过离岸基金、环球财富保障计划、家族信托基金等业务帮助富人进行全球化的投资和资产管理，在规避了国内单一市场投资风险的同时，节省纳税支出、减少投资成本、加强财务保密性，因而一直受到欧美各国富人的青睐。据招商银行与贝恩管理顾问公司联合调查的《2009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2008年，中国可投资资产1000万元人民币（不包括房产和企业价值）以上的高净值人群达到30万人，共持有可投资资产8.8万亿元。预计2009—2013年的5年内，中国财富市场将以年均17.2%的速度增长，百万美元资产家庭数量将从2008年的41.7万户增加到78.8万户。我国富豪的离岸投资主要目的是移民和子女留学，其投资的金额也将随着移民和子女留学数量的增加而上涨。所以银行开展我国富豪的离岸私人业务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通过增加私人银行离岸业务，可以提升我国离岸金融业务的规模，也可以提升银行离岸金融业务的收入。

3.2政府要积极推动离岸金融市场的建设

我国政府要积极行动起来，逐渐放松金融管制，适度开放离岸客户准入的资格范围，降低存款准本金率，给予更多的金融政策倾斜。另外，建议国家税务部门对离岸银行业务税收政策进行研究，参照国际通行做法，尽快制定离岸金融业的税收法规，把税收优惠政策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以吸引国外银行来华设立离岸银行机构，扶持我国商业银行的离岸业务和离岸金融市场发展。在保证外汇资金外来外去的基本前提下给离岸银行更多的自由度，把离岸金融市场当做我国的“国际金融自由区”，同时，积极创造条件，实现人民币的完全可自由兑换，这也会促进我国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

离岸金融范文篇10

［关键词］离岸金融;法律适用;统一实体法;冲突规范;连接点离岸

金融因其独有的特征，较之涉外金融市场享有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与更大的运作灵活度，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事实上，为提高本国金融业在国际金融中的地位，争夺国际金融市场份额，参与国际金融利润平均化过程，或为充分利用这一国际性的蓄水池，获取本国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从20世纪70年代起，一些国家开始由政府来推动建立本国的离岸金融市场。2009年，中国在《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若干意见》中同意海南省探索开展离岸金融业务试点。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海南省抓住契机，加快发展离岸金融业务。近年来，中国设立的各自由贸易区也在积极地探索并发展离岸金融业务。在中国新时代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背景下，相关规则和制度的讨论和建设也应跟上步伐。离岸金融业务的各方参与者，在参与离岸金融活动中形成的一系列权利义务关系，需要相应的法律予以调整和规范。有平等地位的离岸金融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实质上是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应受国际私法调整。在司法实践中，各国法院在适用法律调整离岸金融类涉外法律纠纷过程中，会遭到连接点失效和法律适用缺乏一致性等困境，当事人对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缺乏可预见性，导致法律纠纷得不到妥善解决，市场主体的利益得不到充分保障，进而阻碍离岸金融业务发展。

一、离岸金融市场的特征

离岸金融是指有关货币游离于货币发行国之外或该国在岸货币金融循环体系之外形成的，主要在非居民之间进行的各种金融活动，离岸金融市场是离岸金融活动发生的场所［1］。相较于涉外金融市场，离岸金融市场具有以下特征。(一)离岸金融业务性质的离岸性。传统涉外金融市场仅在国内金融市场的基础上添加部分涉外因素，其涉外性主要表现为筹资者享有外国国籍，而市场流通的货币与资金供应方仍与国内金融市场保持一致，都源于金融市场所在国，即资金的流通存在于发行国的国内资金循环体系之中。总体上，此类市场和金融活动仍是一国性质，其中的各项法律关系主要由市场所在国的法律进行规制。与之不同的是，离岸金融具有全面的离岸性，不仅筹资方多来自市场所在国之外，市场的资金供应方也往往来自不同国家，资金的流通独立于发行国的国内资金循环体系。同时，市场中流通的货币种类多元，并不限于市场所在国货币。(二)离岸金融交易平台的虚拟性。一方面，离岸金融市场平台是虚拟的，其交易平台是无形的，没有任何物理意义上的交易场所，唯一能够确知的可能只是市场所在地［2］;另一方面，虚拟性还体现在交易形式的电子网络化。就离岸金融的交易行为而言，所涉资金流动从初始存款人到最终使用人，从存款到贷款甚至偿还，通常借助往来银行(CorrespondentBank)和电子资金划拨机制来完成［3］。正是由于离岸金融市场的虚拟性，不同国籍的金融机构才能跨越时空限制，实现彼此间快捷便利地交易。(三)离岸金融活动监管的宽松性。离岸金融活动享有免受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相关金融立法监管的优惠待遇。以美国国际银行设施(InternationalBankFacilities，简称IBF)为例，当外国金融机构经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审核批准后加入IBF，它能够在美国境内吸收非居民美元或外币存款，且免受美国法律中有关存款准备金、利率上限、存款保险等方面规定的限制。由此可见，离岸金融市场是独立于市场所在国，享受宽松监管环境的国际性金融平台。综上，离岸金融市场具有业务性质的离岸性、交易平台的虚拟性和活动监管的宽松性，使其较之涉外金融市场享有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与更大的运作灵活度。这些特征性因素推动离岸金融市场的迅猛发展，目前约占全球金融市场比重的一半以上［4］。作为国际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岸金融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离岸金融领域中的法律适用方法

离岸金融法律关系是指各方当事人在参与离岸金融活动中形成的一系列权利义务关系。根据法律关系性质的不同，具体可分为离岸金融监管关系和离岸金融交易关系。离岸金融监管关系是各国主管机关监督与管理离岸金融活动参与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其中，监管主体通常包括市场所在国的主管机关、离岸货币发行国的主管机关、离岸金融机构母国的主管机关、投资者母国的主管机关等。监管关系中的双方法律地位并不平等，各主管机关通过经济管制法令或规则对离岸金融市场主体的行为进行规范。这部分法律关系并不属于国际私法调整的范畴。离岸金融交易关系则是平等地位的离岸金融市场主体之间在从事金融交易时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具体可分为离岸货币法律关系与离岸资本法律关系。根据货币运作模式，又可将离岸货币法律关系分为离岸存款关系与离岸贷款关系。根据资本运作模式，亦可将离岸资本法律关系分为离岸证劵法律关系与离岸债券法律关系。基于上述法律关系中存在不同的参与主体，还可将上述的法律关系进一步认定为国际合同关系、国际关系、国际侵权关系等。上述平等主体之间的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无疑属于国际私法的调整范畴。这意味着，一旦金融交易活动中产生法律纠纷，经由案件当事人诉诸法院时，各国法院会根据本国的相关国际私法规定解决争端。鉴于离岸金融业务可能会涉及复杂的利益关系，时常出现私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交织的情形，各国法院在适用法律时会灵活运用统一实体法、一般冲突规范和直接适用的法等法律适用例外机制分别处理不同类型的离岸金融类国际法律纠纷。(一)由相关统一实体法直接调整。目前，在离岸金融领域已形成一些调整离岸资本法律关系的统一实体法。1969年，若干资深的证券商成立了国际债券交易商协会(AssociationofInternationalBondDealers，简称AIBD)，统一制定该市场发行、交易与清算的规则。AIBD部分成员于1984年成立了国际一级市场协会(InternationalPrimaryMarketAssociation，简称IPMA)，该协会一直致力于通过成员广泛磋商、协商一致的方式推动离岸证券一级市场规则的确定。IPMA规则因为符合证劵一级市场的需要而被各国金融机构普遍采纳和遵循，甚至部分欧洲国家将其作为国内资本市场行为的指导原则［5］。原先的AIBD在1991年更名为国际证劵市场协会(InternationalSecuritiesMarketAssociation，简称ISMA)，新组织在离岸证券二级市场上尝试确立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准则。到2005年，IPMA和ISMA合并成立了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nternationalCapitalMarketAssociation，简称ICMA)，共同调整与规范一级与二级市场国际证券市场活动。ICMA规则对离岸证劵交易进行了全面详尽的规定，且该规则对所有成员具有约束力，并设立一套独立的纪律措施对违规的成员进行处理［1］。值得注意的是，并非离岸证券的所有环节都存在统一实体法规定。如离岸证券清算中的委托关系仍没有统一的实体法律可供直接适用，需根据国际私法中的冲突规范所指引的准据法进行调整。因此，在离岸金融法律纠纷中，若ICMA规则有规定的，法院直接适用此规则解决纠纷;对于ICMA尚未规定的法律问题，仍需根据冲突规则确定准据法。(二)通过冲突规范指引适用法律。就离岸货币法律关系(包括离岸贷款关系和离岸存款关系)而言，这些领域缺乏具体的统一实体法规范。因而，冲突规范是当前各国调整由离岸借贷关系或离岸存款关系所引起的涉外纠纷的主要方法。具体而言，离岸贷款的最主要方式是离岸银团贷款，即多家离岸银行按照同一法律文件的相同条款组成银团共同向某一借款人提供中长期离岸资金的贷款形式。实践中离岸银行通常会委托行管理贷款的具体运行。而此模式下的法律关系主要表现为银团成员与借款方间的借贷合同关系、银团整体因消极担保条款或分享条款而与借款方间产生的合同关系、银团成员间基于备忘录或邀请函而形成的合同关系、银团与行间的关系等。而离岸存款关系主要体现为离岸储蓄与离岸资金划拨与支付，前者是存款人，其在离岸银行中开户并存入资金，此时存款人与离岸银行间是借贷合同关系。而后者主要发生在离岸银行之间，若由存款银行自行决定向其他金融机构划拨或支付资金，两者间形成借贷合同关系。若存款行根据存款人指令进行划拨或支付行为，存款行与存款人间形成关系。若此时接受资金支付或划拨的金融机构，知晓存款人与存款行间的关系，该金融机构侵犯存款人利益时还有可能构成侵权法律关系。可见，无论是离岸贷款关系，还是离岸存款关系，其法律关系多表现为合同关系与关系。1．合同关系中的法律适用。在国际私法立法趋同化的背景下，各国立法及国际条约中有关涉外合同领域的冲突规范范式大致相同。针对涉外合同关系，各国立法和法院通常采取“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主，最密切联系原则为辅”的法律适用模式。如欧盟2008年第593号规则(原为《1980年合同之债法律适用公约》)第3条规定，合同由当事人选择的法律支配，当事人可自行选择将法律适用于合同的全部或部分;其第4条规定，不能确定应适用的法律，则合同依与其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6］。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第41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2．关系中的法律适用。在有关的法律适用中，各国国际私法通常针对本人与人间的法律关系(又称内部关系)和本人与第三人间的法律关系(又称外部关系)分别确定冲突规范。(1)内部关系。内部关系本质上也是一种委托合同关系，一般受合同适用的冲突规范支配，首要原则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实践中，美国、德国、中国等国立法与《法律适用公约》都对此予以确认［7］。但在当事人未选择合同准据法时，对内部关系准据法的确定存在诸多分歧。部分国家主张应适用行为地法，如中国《法律适用法》第16条第1款规定:“适用行为地法律，但被人与人的民事关系，适用关系发生地法律。”《奥地利联邦国际私法》第49条规定:“如果适用的法律未予规定，则依人按委托人为第三者明显可见的意旨而在其中行事的法律。”此外，还有部分国家主张适用人营业地法或住所地法，如《1966年波兰国际私法》第27条第1款第2项规定:“当事人未合意选择法律时，合同应适用合同订立是人的住所地法。”(2)外部关系。理论与实践上主要存在3种做法:其一，适用本人住所地法或内部关系的准据法，此种做法目前已经极少被采用;其二，适用主合同的准据法，该做法主要为英、法两国采用;其三，适用人行为地法，这种着眼于保护第三方利益的法律适用规则，被美、德、瑞、奥等国广泛接受［8］。实践中，中国选取第三种做法，采用立法的形式确定其作为调整外部法律关系的冲突规则，《法律适用法》第16条第1款规定:“适用行为地法律。”综观各国立法规定可知，关系区分为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前者通常采取“当事人意思自治为主，行为地法或人营业地法为补充”的法律适用模式，而后者最常见的做法是通过冲突规范选取行为地法作为准据法。(三)通过特定法律或制度确定适用法律。考虑到离岸金融市场可能对国内金融市场造成干扰与冲击［9］，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离岸金融机构母国、离岸货币发行国、投资者母国等与离岸金融市场相关的国家纷纷采取措施对离岸金融市场进行监管。尽管行政直接监管是金融监管的主要手段(即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明确本国离岸金融市场监管的模式与监管内容)，但司法实践表明，在离岸金融涉外诉讼中适用特定法律以实现监管效果的间接调整方式已成为行政直接监管模式的重要补充。美国在其判例法体系下，通过判例解决确定监管法律适用的问题。美国联邦第二巡回法院于1975年审理的“Berschv．DrexelFirestoneIncorpo-rated”案，就通过司法判例的形式解释其相关的立法，赋予美国证劵法一定的域外效力，从而实现对具体的离岸证劵行为进行规制，以实现和维护美国证劵法的立法目的。此外，结合当前法律适用的发展趋势，出于维护国家利益与经济主权的需要，各国国际私法立法或国际条约皆纷纷借助公共秩序保留(TheReser-vationofPublicOrder)、强制性规范(MandatoryRule)或直接适用的法(DirectlyApplicableLaw)等冲突规范的例外机制，引入监管国的相关立法来调整具体的离岸金融涉外法律纠纷。具体而言，中国《法律适用法》第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有强制性规定的，直接适用该强制性规定。”它是直接适用的法制度在中国立法中的具体规定。而随后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0条对《法律适用法》第4条的强制性规范作了进一步细化，其中第4项是涉及外汇管制等金融安全的规定。根据法律规定，中国法院可基于维护本国金融安全的需要，借助直接适用的法制度，能够直接调整离岸金融中的涉外纠纷。欧盟在2008年第593号规则第9条亦直接规定了优先适用的强制性条款，即“被一国认为对维护该国的公共利益，尤其是对维护其政治、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利益至关重要而必须遵守的强制性条款，以至于对属于其适用范围的所有情况，不论根据本条例适用于合同的是何种法律，它们都必须予以适用。”该条款赋予欧盟成员国在处理涉外合同纠纷时维护本国政治、经济、社会利益的权利及途径。根据欧洲国际私法研究中心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对强制性规范进行的解释，金融管制类立法属于强制性规范的范畴［10］。这意味着只要在欧盟成员国法院中审理的离岸金融涉外纠纷，在其国内有关离岸金融监管立法的范畴内，为维护其政治、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利益，欧盟成员国法院可根据欧盟2008年第593号规则第9条的规定，优先适用欧盟或成员国的金融监管相关规定，从而实现对离岸金融的间接监管。

三、离岸金融领域中的法律适用困境

由上文可知，冲突规范是调整离岸金融法律关系、解决离岸金融法律纠纷的一种重要方式。鉴于离岸金融业务的离岸性和交易平台的虚拟性特征，冲突规范被具体用于调整上述纠纷时也会遭到若干困境，具体表现为连接点失效，法律适用缺乏一致性，法律适用缺乏可预见性和稳定性。(一)冲突规范连接点失效。连接点是冲突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涉外法律关系适用一国具体实体法的基础［11］。它的选择就是立法者在制定冲突规范过程中，在一个法律关系诸多要素中，确定与该法律关系有着最客观、本质联系的要素作为连接点，以指引调整该法律关系的具体准据法的选择。连接点通常是法律关系诸多要素的聚合点，随着法律关系要素的变化而变化。如在离岸存款关系中，在当事人未明确选择准据法时，应基于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准据法。在传统的存款关系中，因为存款运作基本在一国金融体系内进行，存款、支付、划拨等行为皆在存款账户所在地进行，即存款法律关系的诸多要素在此聚合，故其存款账户所在地无疑是最密切联系地。然而，在离岸存款运作的基本模式中，离岸存款中的划拨通常是由众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往来行完成的，而支付则几乎全部通过货币发行国的清算系统完成［12］，这意味着划拨、支付行为已不在存款账户地完成，该地具有的存款法律关系属性已大为减少。这使得存款账户所在地失去了最密切联系属性。在这种情形下，若根据账户所在地选取准据法，将无法顾及划拨行为与支付行为所涉的法律体系，而片面地选择法律可能会导致不合理的判决结果。由此可见，离岸金融业务性质的离岸性和交易平台的虚拟性，导致在运行方式上的变化，使传统的连接点无所适从，若一味根据先前的连接点处理法律纠纷，则有可能造成不合理的适用结果。(二)法律适用缺乏一致性。离岸金融业务性质的离岸性和交易平台的虚拟性，使其较之传统涉外金融市场，拥有更庞杂的参与者与更多样的交易形式。庞杂交织的涉外法律关系给各国法院带来了沉重的工作压力，也会导致法律适用缺乏一致性。以离岸银团贷款为例，银团成员与借款人之间存在复杂的法律关系，一方面，银团作为整体与借款人间存在借贷合同关系;另一方面，每一位银团成员又与借款人建立独立的借贷合同关系。由于银团成员通常来自不同国家，这就意味着当借款合同中缺乏明确的法律适用条款时，相关涉外借款纠纷将依据最密切联系原则确立连接点。然而，银团成员的分散性使连接点的确定相当困难。此外，若将借款纠纷分割为若干个法律关系，而逐一适用银团成员所在国的法律，则意味着借款人在主张权利时需同时在多国法院根据多国法律规定进行诉讼，这极大地增加了借款人的诉讼成本，同时，法律适用的不同会导致判决结果的不一致，进而严重损害当事人的期待利益。(三)法律适用缺乏可预见性。离岸金融拥有更庞杂的参与者，带来庞杂交织的涉外法律关系，也会导致法律适用缺乏可预见性和稳定性。与传统金融交易的清算不同，离岸金融交易的清算离不开货币发行国的清算系统。这意味着货币发行国的外汇管制法会对诸多离岸金融支付行为造成影响。基于《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8条第2款第B项规定的“缔约各国应相互尊重彼此外汇管制法”，各缔约国法院有义务在处理涉外纠纷时尊重其他缔约国的外汇管制法。这将导致多数离岸金融协议都难以规避美、英等国的外汇管制法的影响。尽管离岸金融协议的当事人约定适用非英美法律作为解决协议争议的准据法，若协议约定的货币是美元或英镑，则有管辖权的缔约国法院在适用法律时，皆会考虑英、美两国的外汇管制法的法律效果。而外汇管制法的介入，很可能会引起离岸金融法律关系中当事人约定的部分准据法被停用，这将使得法律适用丧失可预见性，对法律适用的稳定性造成消极影响。

四、面对法律适用困境的可行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