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范文10篇

梁启超范文篇1

一、梁启超对科技体制化的贡献

晚期洋务派已经认识到单纯器物层次的技术引进达不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主要是因为缺乏大量的科技人才。“时事孔亟，首重人才”〔1〕，“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2〕。于是他们开始派遣留学生，开办新式学堂。以期培养大量的科技人才。但“科举不改。聪明之士，皆务贴括，以取富贵”〔3〕，那里，只有科举才是获得名利、提升地位的唯一正途，这些措施根本吸引不了优秀人才。维新派和梁启超循着人才救国的路线，看到了科举制度是科技人才培养的巨大障碍。公开提出废除科举的变法主张。梁启超写道：“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4〕围绕着科技人才的培养。维新派和梁启超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废除科举、创办新型学校。必修自然科学。在百日维新所颁布的新政中，这方面内容最多。维新派是通过《时务报》向大众层面宣传自己的变法主张的，而梁又是主笔。他的《变法通议》系统论述了变法的缘由及具体主张，由于他优美畅快的文风和精辟透达的论述，使得维新思想广为流传。形成了“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的局面，从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他在《变法通议》里专辟《学校总论》，论述新式学校的重要性及其内容、功能，普及了中国社会对新式学校的了解。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学校的创办。标志着科技教育在中国体制化的真正开端。从而极大促进了科技的发展，具有十分伟大的意义。这其中，梁启超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梁启超对科学体制化的另一大贡献，是他认识到了学会对科技发展的作用并加以倡导和宣传。他说：“西人之为学也，有一学即有一会，故有农学会。矿学会……有化学会，有电学会，有声学会……”〔5〕。“会中有书以便翻阅，有器以便试验。有报以便布知新艺，有师友以便讲求疑义，故学无不成，术无不精，新法日出。”〔6〕科学学会在科学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从科学社会学角度来看，学会的形成是科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梁启超的《论学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全面介绍学会的专门性文章。加上《时务报》的广为流行，使得学会的观念深入人心。梁启超写到：“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7〕在他的号召下，一时间学会林立，如雨后春笋，“除去与维新运动直接有关的学会，自然科学方面着实是‘有一学即有一会’，有农学会、矿学会、工艺会、化学会等”〔8〕，“一年之间，设会数百”。学会大都以“兼采中西各法与天地自然之利”。“互相讲习”。这些学会是中国近代科技团体的最初发端，在开风气、广民智和中国近代科技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梁启超对科学体制化的贡献还在于他大大促进了西方自然科学书籍的翻译和自然科学期刊的发行。梁启超认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习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9〕“今夫西人光化电声算之述作，农矿工商史律之记载，岁出以千万种记，日新月异，应接不暇”〔10〕，“苟处于今日之天下，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11〕梁启超十分重视翻译西方自然科学著作的重要性，在新政期间。他亲自主持译书局的工作。他强调科学教育的普及“指授初学融贯中西”〔12〕使之“略识门径”〔13〕，因此，在维新期间，编译了大批以近代自然科学为内容的教科书，从而大大提高了自然科学知识的普及程度，这是洋务运动所无法比拟的。梁启超十分重视报纸的作用。在《论报馆有益国事》中，他较为全面向国人介绍了报纸的种类作用。他认识到报纸可以“去塞求通”，开启民智，“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15〕。并且，“朝登一纸·夕布万邦”〔16〕是传播知识最快捷的路径。“西人格致制造专门之业。官立学校·士立学会，讲求观摩。新法日出，故亟登报章·先睹为快。”〔17〕报纸期刊是自然科学知识传播最重要的手段，梁启超对报纸的重视和宣传·大大促进了科技期刊在中国的创办和流行。维新期间，以宣传自然科学为主要宗旨的报刊也是层出不穷，如通学报、农学报、新学报，处学报、求是报、格致新报等。这些报刊实际上是中国近代科技期刊的肇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梁启超对中国近代科技体制化作了极大贡献，是中国科技体制化的伟大先驱。

二、梁启超的科技观念

同维新派其他成员一样。梁启超首先认识到科技同国家富强的关系。有关这方面梁启超发表过许多言论。他强调近代科技对提高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重大作用〔18〕，尤其强调铁路在国民经济与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19〕。他看到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促进了人类文明，“求得印书之法，而文明普遍之开，求得航海之法，而世界环游之业成。凡我等今日所依所食、所用所乘、所闻所见。一切利用前民之事物，安有不自学术中来。”〔20〕他还从人和自然关系的角度看到了科技的本质，“今日机器之力大进，人力可以胜天”〔21〕，人类征服自然界的能力大大提高，“我们不是马，也可以腾空，不是鱼也可以入水。不是神仙，也可以和几百千里外的人答话。”〔22〕他热情地讴歌科学巨匠。赞美了哥白尼的天文学，瓦特的蒸汽机、富兰克林的电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等，看到了这些成就对人类社会巨大而深远的影响〔23〕。“今日光明灿烂如荼如锦之世界。何自来乎？实则诸贤之脑髓之心血、之口之笔锋所组织之而庄严之也。”〔24〕他认为以自然科学为核心的近代学术是决定世界发展的最重要力量。这在当时不能不算是深刻的洞见。梁启超已经明确觉察到了科学技术水平是决定一国强弱、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内容。他写道：“欧洲人其竞争力之强悍”〔25〕。“其所由来与其所终极”“是自前世纪以来。学术日兴机器日出，资本日加，工业日盛”〔26〕的结果。学术的兴旺、科技的发展、经济的富强是国家竞争力的源泉。他明确指出：“今日之竞争不在腕力而在脑力，不在沙场而市场。”〔27〕这充分展示了梁启超目光的远大和深邃。试想近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不是才刚刚认识到这一点吗？

梁启超同样认识到科学在开展民智方面的巨大作用。“科学之力日盛，则迷信之力日衰”，他学习和宣传西方自然科学。并希望国民成为可以独立思考和不盲目信仰的“新民”。变法失败而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深切感受到：“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28〕，因此，他在《新民丛报》上大力宣传国家、民权、三权分立学说。抨击封建制度。同时大量介绍西方的学术和科学，发表了介绍心理学、医学、生物学、化学、物理学方面的文章。可以说，梁启超是当之无愧的民主和科学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先驱。

西方近代科学思想对世界文化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近代文化的基础。梁启超觉察到了这一点。他在一次讲演中说到：“现代文化根底在那里，不用我说。大家当然都知道是科学。”〔29〕他从多方面考察了科学思想对近代文化的影响，最突出的就是他对生物学的考察。以进化论为核心的达尔文生物学被恩格斯称为十九世纪人类三大发现之一。梁启超则稍具体考察了它的影响，他仔细列举了生物学所带来的观念上的变革，准确评价了这些变革所具有的伟大意义，并称之为生物学家的“惊人事业”。他紧接着指出：“社会学的产生可以说全部建设在生物学基础之上”。而且。“法律学、经济学、政治学、宗教学、历史学都受了它的刺激。”〔31〕他的说法虽略有偏颇，但表明了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的巨大影响。

尤其让人叹服的是梁启超对科学的精神气质有着极为深刻地理解。“人们常说治科学可以使人虚心静气。忍耐努力忠实不欺，寅旭便是极好的例子。”〔32〕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实际上道出了科学研究所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在《美术与科学》中，他深刻地洞察到实验观察和创造力对科学的根本性作用。看到了科学研究同艺术创作根本意义上的相通性〔33〕,具有深刻的科学哲学思想的意蕴。

三、科学史及其他

梁启超的学术活动跟科学本身直接相关的就是他的科学史的研究工作。他在《格致学沿革考略》一文中，对上古、中古、近古（近代）科技发展的情况、成绩和代表人物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在《墨子学案》中他给予墨子逻辑学思想和其他科学思想以相当的重视和论述。不过，真正有学术价值的还是他对中国近代科技史的研究工作。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他用部分章节较为系统地考察了明清以来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的历史。他非常重视明清以来西学东渐的过程。详细列举了来华传教士所带来的科学知识，并对一些问题进行了回答。他考察了以历算为主的中国传统科学在这一时期的进展。严格来讲。梁启超的科学史工作并不全面和系统〔34〕。但考虑到他的知识背景，我们不能以科学史家的标准来衡量他，但他的工作无疑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1．他在中国第一次把中国科技史的内容写进学术史之中。标志着科学史地位的初步确立。而几乎在同时或稍晚，萨顿正在美国报怨科学史的工作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2．他对中国近代科技史进行了分期。并客观评价了清代许多科学家的工作和意义。对其功过作了恰当的评价。直至今天还不失为有说服力的看法。

3．他从多方面论述了中国近代科技为何落后的原因，以他自己对科学的深刻理解，通过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从而较早开辟了中国科学文化比较研究的先河），认识到了政治经济制度、教育体制以及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对科学发展的影响〔35〕．从而较早明确地认识到科学发展受社会条件的制约，而这却是三十年后诞生的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内容。

四、科学与传统

科学给予了梁启超很多。然而科学却是西方人的发明，这对于对祖国的古老文明深深依恋的梁启超来说是一种尴尬。梁启超尊重科学，同样他也尊重自己由以生长的传统。当很多人在君临的科学面前顶礼膜拜、古老的传统在科学的狂飚中风雨飘摇之时，他毫不犹豫地起来维护传统的尊严。

梁启超从没忽视过自己的传统文化，即使在他思想最激进的时候，在他高举破坏主义大旗、高唱西学的时候，他也不会忘记传统的价值。他认为“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者，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36〕．反对盲目崇拜西学而弃传统以不顾，“吾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37〕在科学方面，他有办法维护传统的尊严。

他认为科学在西方的兴起，只是近二百多年的事情。科学原则只是从那时起才被信奉，而中国早在六朝和唐代就已具有了科学精神，所以“科学精神的有无。只能用来横断古今文化，而不能用来横断中西文化。”〔38〕中国科学的落后，只是“先后之差”，“犹旦暮也”。中国人今天缺少的东西。西方人昨天也缺少它。虽然“今日我们在世界文化的民族中，算是最缺乏论理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民族”〔39〕，但是，“此非前辈之责而今人之责也”〔40〕。他充满敬仰地论述着古贤墨子所具有的理性精神。特地指出墨子的逻辑学比培根和穆勒早一千多年〔41〕。他相信自己的民族·“中人之性可以贤．中人之才可以智”，他对自己的民族的科学能力有充分的自信，“后起者若能率由前辈治古典学所用之科学精神而移其方向于人文自然各界，又安见所获之不如欧美。”〔42〕

如果说以上勉强的辩护即中国传统并不缺乏科学精神难免显得脆弱，那么。梁启超通过西方科学文化的破产的描述而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理直气壮的优越性。一次大战后欧洲普遍的穷困潦倒和精神饥荒。击碎了欧洲人的科学之梦，同样也破裂了粱启超以前对以科学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敬仰。他亲眼目睹了欧洲的混乱状态。这大大激活了他灵魂深处久久压抑的对中国文化的自豪感。他开始带有优越感地描述欧洲人科学信仰破产的状态：

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向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那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

他批评对科学的盲目崇拜〔44〕．看到了科学带来的物质进步并不能解决社会问题，”科学愈昌，工厂愈多，社会遍枯愈甚”〔45〕‘人们生活在紧张、焦虑、疲劳、空虚当中。“不惟设得到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46〕（他开始在许多场合指责达尔文主义的流行是酿成战祸的种子）。他认为这其中的原因是精神的缺乏，他说：救济精神饥荒的方法，我认为东方的——中国和印度————比较最好·东方的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人的学问，以物质为出发点。”〔47〕

通过对文化进行精神和物质的二元划分，使得他可以对以物质为特征的西方文化进行贬斥从而树立起以精神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文化的尊严。他承认中国文化缺乏物质，他认识到“科学之发明进步，为吾侪所不能拒且不应拒”，“吾侪若置现代物质情状于不顾；而商谈古代之精神，则所谓精神者，终久必被物质压迫，企丧失其效力……吾侪今所欲讨论者，在现代科学昌明的物质状态下。如何而能应用儒家之‘均安主义’，使人人能在当时此地之环境中，得不丰不＠①的物质生活”。达样根据他的二元论他提出了新的文化整合原则，“西方的物质＋中国的精神”。而西方的物质显然只处于附属的地位。他早期曾提出“淬历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50〕的文化整合原则，那时他更强调对西学的吸收。这种文化整合原则的实质性演变，展现了他对以科学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由敬仰到冷膜的心理态势转换和对传统文化由衷自豪感的勃发。他晚年更是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弘扬，并希望把中图的文化推向世界以解决西方人的精神饥荒，他感到这中国人无法推卸的责任。

在科玄论战中，梁启超仍然坚持限定科学所能及的范围，从而继续为传统文化保留地盘。尽管梁启超在科玄论战中努力以调和的面孔出现，既不反对科学也不反对玄学，但还是受到了科学派的攻击。毕竟由于他巨大的声望，他的论点实际上强有力支持了玄学派的观点，从而对科学的声望造成一定的破坏，影响了青年学习科学的热情，但是．梁启超并不反对科学本身，正像他自己所指出的。相反，他为科学在中国取得的进步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并加以赞美〔51〕。只不过他认为科学应该被限制在它应该所属的范围，这样科学和传统才不致产生冲突。

我们看到，在科学派对传统文化进行无情的批判时，梁启超努力调和二者的冲突，他那鲜明的立场和态度，对科学万能的怀疑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弘杨，在我国目前社会和文化的转型时期，应该值得我们借鉴。

注释：

〔1〕闽浙总督李鹤年奏．同治十三午十一月十四日。转引自杨益茂：《洋务远动时期的新式教育》，北京社会科学，1996第I期。

〔2〕李鸿雄：《筹议海防折》洋务运动．第一册．第52—53页。

〔3〕〔4〕〔5〕〔6〕〔7〕〔10〕〔14〕〔15〕〔16〕〔17〕〔20〕〔22〕〔23〕〔24〕〔25〕〔26〕〔28〕〔36〕〔37〕〔38〕〔43〕〔44〕〔45〕〔46〕〔47〕〔48〕〔49〕〔50〕《梁启超选集》．1987年第121313、19、19、53、24、24、25、25、26—270、792、274、118、323、212、211、799、724、718、724、819、849、211页。

〔8〕可参见曾近义、颜泽贤：“维新运动与中国近代科技发展”《论戊戌维新运动及康有为、梁启超》．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4一125页。

〔9〕〔11〕〔18〕〔19〕〔27〕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1卷，123页．第2卷，38页；第10卷．26、26页。

〔21〕梁启超：《饮冰室专集》，第2卷，113页。

〔29〕〔33〕〔30〕〔31〕《梁任公学术讲演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第一辑53—61页，第二辑129—133页。

〔3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年，138页。

〔34〕例如其中对物理、化学的讨论几乎没有，而仅偏重历算。

〔35〕钟珍维，万发云：《梁启超思想研究》，海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224—232页。

梁启超范文篇2

一、以近代眼光论述民族问题的奠基之作

1922年梁启超发表了他的著名学术论文《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又，梁启超在北京高师史地部以《中华民族之研究》为题讲演的记录稿发表于中国地学会出版的《地学杂志》民国11年第1—7期上，此讲演的记录稿又以《中华民族之成分》为题发表在上海中华书局印行的《史地丛刊》民国12年第2卷第2、3期合刊上，其内容都与《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基本相同。），通过对民族之意义及中华民族之由来、分类、分布、演化融合的历史轨迹等项重要理论问题的论述，阐发了他的近代民族观。因而这篇文章在本世纪学术史上，成为运用近代观点论述民族问题的奠基之作。

首先，关于民族的定义。我国古代文献对“民”和“族”这两个概念，虽都有所阐述，但没有将二字联起来使用。梁启超不仅率先将“民族”一词引入中国思想界（注：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在介绍日本史著中多次出现“东方民族”、“支那民族”、“民族之变迁”、“民族之立国大原”等新名词。详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90、94、100页。），而且是近代中国赋予“民族”一词比较科学意义的第一人。他明确提出：民族既与种族不同，也与国民不同。种族是人种学研究的对象，国民是法律学研究的对象，而民族虽以血缘、语言、信仰为成立之有力条件，但断不能以此三者作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1页。）何为民族意识？我们今天看来，民族意识即是共同心理状态于共同文化上的一种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说，梁启超关于民族的界说与斯大林关于“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的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注：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4页。）这一经典定义很相近，明显地体现了梁启超论述问题的科学性。进一步说，斯大林强调，这四个要素缺一不可，而梁启超却强调民族意识是惟一要素。事实上，语言、信仰、地域、经济生活等因素，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改变或消失的，惟有共同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感情是一个民族得以确立和长久保持其民族特性的关键，缺此要素便不成其为民族。因此，梁启超强调民族意识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正是抓住了“民族”一词的实质性内涵。此外，他如此强调民族意识对一个民族形成之重要，也由于当时他借鉴了东西方各国的历史与现实，深切地体会到民族意识是一个民族自尊自立自强和具有凝聚力的起点和原动力。这一论述蕴含着作者教育国人树立“我，中国人”（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2页。）的民族信念和高度的民族自尊自信的良苦用心。总之，理论的探讨和实践的检验已经反复证明，梁启超将“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作为区分民族的最主要标准是特具卓识的。

其次，梁启超分析了中华民族是由同一祖宗血胤衍生而来，还是自始即为多元结合的问题。他针对旧史认为吾族纯以血缘相属而成立的传统观念，指出：既然唐虞夏商周秦汉皆同祖黄帝，就不应出现《史记》所纪三代世表世次矛盾、罅漏百出的失误，更不应出现《诗经》关于商周之祖“无父感天而生”的怪论。由此可见，一元说的理论不可信。他进而分析：从我国古帝王各异其都，可知古代各部落在各地发展，各戴各的尊长，即是多元结合的一种暗示，吾族自名曰夏，夏之前而冠以“诸”，亦是多元结合的一个证明。他认为，是在黄河流域大片土地上长期繁衍生息的各小部落，“以联邦式的结合”，遂形成中华民族之骨干。他强调：中华民族自始即是多元的结合，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融汇化合，逐步混“成为数千年来不可分裂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4页。）梁启超这一观点的重大科学价值已被后来的考古发现和学术探讨所证实，且对打破大汉族主义的优越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也是在理论上对历代统治阶级实行民族歧视政策的否定。

梁启超列举了历史上各个时期汇入中华民族“新分子”的大量事实，表述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历史上“诸夏”与“夷狄”二词之内涵，随时变迁，“甲时代所谓夷狄者，乙时代已全部或一部编入诸夏之范围。而同时复有新接触之夷狄发现，如是递续编入，递续接触，而今日硕大无朋之中华民族，遂得以成立。”（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8页。）这段论述有两层重要含义：其一，今天的中华民族之所以人口众多，富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在历史上不断地吸收、混合了其他民族的成分。其二，他直接继承和弘扬了我国古代公羊学派以文明或道德进化程度来区分“诸夏”与“夷狄”，并认为二者是可变的民族观，从而打破了封建传统的“严夷夏之大防”的陈腐观念，认识到了民族间相互融合的大趋势。这种动态的进化的民族观，既符合中国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和国情，也有利于促进民族间的交流与进步，有利于国家的安定统一，表达了梁启超豁达的心态、开阔的视野与深远的理性思考。

梁启超的动态的民族观，使他摒弃了封建正统史观和大汉族主义民族偏见，将各民族完全置于平等的地位。他特意为这篇论文加了一个副标题：“本篇即‘五千年史势鸟瞰’之一部分”（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1页。）。即将少数民族史作为中华民族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中华民族融合史视为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中国史学上是开天辟地第一回！新中国成立后，白寿彝提出“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注：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这一杰出论断，可以视为正是梁启超上述民族观的合理继承、发展和延伸。

在此基础上，他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站在时代的至高点上，俯瞰中华民族的历史画卷，并充分地运用了汉学考据法和西方实证论，第一次比较清晰地论述和概括了我国古代各民族发展演化及其融合的主要历程，并从大量的历史材料的分析考辨中，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他将“中华民族同化诸异民族所用程序”归纳概括为八点：1、诸异族以国际上平等交际的形式，与我族相接触而同化；2、我族征服他族，以政治力使其逐渐同化；3、用政治上势力，徙置我族于他族势力范围内；4、我族战胜他族，徙其民入居内地，使濡染我文明；5、以经济上之动机，我族自由播殖于他族之地；6、他族征服我族，经若干岁月之后，遂变为文化上之被征服者；7、他族之一个人或一部族，以归降或其他原因，取得中国国籍；8、缘通商流寓，久之遂同化于中国。梁启超强调指出：以上所述，除第4、第6两项外，亦可称为民族化合之“普通程序”。（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32页。）

仔细体味梁氏这段论述，其理论意义是相当深刻的。他能明确地区分历代统治阶级使用暴力的强制同化和各民族间的自然同化，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前者是反动的，后者实际上就是后进民族加入先进民族的经济文化体系而文明化，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意义。这里，梁启超虽然沿用了“同化”一词，但基本上剔除了“蔑视”、“鄙夷”的民族歧视，几与融合、醇化、化合为同义语，明显地体现了客观叙述，重在探索和评析中华民族逐步走向融合的历史趋势。

第三，梁启超又着重提出：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民族融合过程中，为什么汉族常能作为“同化之主体”的问题。对此，他主要从文化的大视角进行了初步的探析：1、我所宅者为一大平原，早已形成了主干的文化系。2、我所用者为象形文字，成为各族人民传达思想之公用工具。3、我族夙以平天下为最高理想，欢迎新分子之加入。4、地广人稀，能容各民族交互徙置。5、我族爱和平、尊中庸，尊重他族杂居者之习俗。6、同姓不婚，故与他族杂婚盛行。7、我族经济能力，发展颇具高度，常能以其全力向外进取，而新加入之分子，亦于经济上组织上同化。8、“西北蛮族侵入我文化中枢地，自然为我固有文化所熏育，渐变其质，一面则我文化中枢人数次南渡，挟固有文化以灌东南，故全境能为等量的发展。”（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33页。）

由此可见，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民族化合中，汉民族之所以总是作为主体民族，既有其政治、经济、民族习俗、地理环境等原因，又有在文化上高于周边民族这一重要因素，此即梁启超所概括的以诸夏民族为中枢的“主干的文化系”的确立。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一主干文化，无论对于华夏民族还是周边民族都具有强大而神奇的吸引力、内聚力。正如白寿彝所指出：历史上的朝贡和和亲，正是周边少数民族“向往中原、钦慕汉族文化的反映”（注：白寿彝：《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9页。）。这一主干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融铸化合的结果，是“＠①＠②数万万人以成为全世界第一大民族”的力量源泉与动力。

梁启超极其重视民族化合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所具有的伟大作用，鲜明地体现出其辩证的、积极进取的、向前看的态度。一方面，他从“大一统”的观念出发，明确反对周边民族对中原地区的袭扰。因为中原的经济文化处于较高的发展水平，这种袭扰和战乱造成破坏，使我“先民精力之消耗于此间者亦不可纪极”（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34页。）。这是我国黑暗时代倍于欧洲、封建社会漫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另一方面，梁启超已看到了民族间的酵酿化合给人类历史发展带来的另一层面的社会效应。首先，他指出：大凡一个民族之组成分子愈复杂，则其民族发展之可能性愈大。因为彼此间每经过一度之化合、醇化作用，则文化的内容必增丰一度，也就势必有一次相当的进化。虽然每逢民族间起化学作用之时，人民必受许多痛苦，如龟蛇的脱皮一样，但同时它的根底亦因之加厚，其心理技能，完全改变，势必促进它的长久发展，延长他的生命。（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8页；《地学杂志》民国11年第2期。）其次，梁启超以西方为参照系，将欧洲中世纪一千多年封建社会“黑暗时代”视为新旧民族融合醇化的时代，直至“所谓现代民族者，化合完成，然后得有余裕以从事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诸大业，而近世之新曙光乃出”（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8页；《地学杂志》民国11年第2期。）。他同样认为我国自春秋战国至宣统三年止，也是民族醇化的时代。正是经历了这两三千年的醇化，才“成就现代如此伟大的中华民族”。这即是将我国的封建时代视为中华民族醇化融合和形成的时代，封建社会的终结也即是民族化合基本完成。它表明：民族化合往往能促进社会的进化、转型。民族间的矛盾冲突化合是世界上许多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正如一个人自处胎出胎到襁褓时期，都是全部生涯中极重要的一部分，是后来成长、事业发达的基础。因此，他在考察中既不回避这种矛盾冲突带来的损失，更看到其加速民族融合、促进历史发展的长远利益。他进而明确提出：“今日以往之历史，正与欧洲黑暗时代相当，今日以后之历史，乃始渐入于彼之文艺复兴时代也。”（注：梁启超：《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改造》第3卷第2号，1921年。）并认为：中华民族形成这一伟大事业完成之后，今后当着手“发展国民”之事业，期待着祖国在民族化合基本完成的条件下，协力同心加速近代化运动的进程，以迎接中华民族振兴和文化繁荣的光明前途；中华民族之形成，“将全人类四分之一合为一体”，这对人类进化应是一种贡献（注：梁启超：《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改造》第3卷第2号，1921年。），坚信中华民族必将以自己辉煌的成就继续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梁启超关于民族化合对历史发展作用的观点确是积极进步的，它有利于各民族的团结，有益于将人们的视野引向宽广的未来，有益于激发民族的内在潜力和增进民族的自信。

在该文结尾处，梁启超指出自己的写作目的，是欲使国人获得三种概念：1、“中华民族为一极复杂而极巩固之民族”。它启示我们，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是历史长期形成的，各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融合的历史中早已结成为风雨同舟、存亡与共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同舟共济、团结奋斗，才是各族人民共同利益之所在。这里蕴含着作者强调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深刻寓意。2、“此复杂巩固之民族，乃出极大之代价所构成”。因为历史上多次大的民族冲突，各民族都遭到严重的损失。但是这种民族冲突是民族融合和中华民族形成的必经过程，“损失是暂时的，利益却是永久的”（注：范文澜：《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选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8页。）。因此各民族都应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成果。它启迪我们，既要反对歧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分裂主义。作者企盼各民族团结协作，共同创建繁荣昌盛的祖国。3、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他对祖国前途、民族命运充满自信心，坚信“此民族在将来，绝不至衰落，而且有更扩大之可能性”（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31—32页。），激励人们为共同创建中华民族光辉的未来尽一份历史的责任。

综上所述，《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是梁启超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创造性地运用近代观念和方法较为系统地研究中国民族问题，梳理各民族融合、演化关系的第一人。他所提出的一些重要见解，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是对中国20世纪初以来思想界关于民族问题争论分歧的一个总结，因而对近代民族史的研究发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继此文之后，一些民族史论著相继问世。笔者仅从1928—1936年间发表的几部《中国民族史》来考察，梁启超有关民族问题的几篇论文和讲演稿，都被列为主要的参考书。如林惠祥所著《中国民族史》一书共计九章，其中有八章都将《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列为主要参考书目。梁启超关于民族史研究的方向和民族史撰述的内涵和架构的论述，也为后人作了重要的示范和引导。二三十年表的几部民族史基本上是按照这个路子编写的。梁启超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也被许多学者所认同和吸收。（注：详见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北平文化学社民国17年版）、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上海世界书局民国23年版）、宋文炳《中国民族史》（上海中华书局民国24年版）、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版）。）白寿彝对于梁启超的成就也作了高度评价：“从民族史研究的发展上看这是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注：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第29页。）。

由于历史和个人的局限，该文对周边民族的历史贡献阐述不够，对民族融合的经济因素的阐述亦缺乏力度，关于民族分类与古今民族的演变，也有不够准确和欠缜密之处。作者在其他论著中，将历史上的周边民族视为“劣等民族”（注：梁启超：《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改造》第3卷第2号，1921年。）是极为错误的。但综观全文，瑕不掩瑜，梁启超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作为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开山之作、奠基之作，已被载入近代中国的史册。

二、历史撰述中的民族观点

梁启超进步的民族观点，不仅在其理论著述中作了集中论述，而且贯穿、体现在其通史撰述以及学术文化史等著作中。这些内容，提高了梁氏著作的学术价值，增强了对读者的吸引力。因而这些成果也是近代史学的珍贵遗产，值得我们深入地发掘。

梁启超1918年所作《春秋载记》一文首先从历史进化的大视角，纵向论证了春秋兼并争霸对推进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形成的巨大历史功绩。他说，我累代先民所怀抱的“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之理想，至秦汉才得以实现。但是国家之统一、民族之长存，“其酵酿之而字育之者，实在春秋之世”。他明确指出：“非经此阶段，则后此一统之象决无自而成”。（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五，第1页。）即春秋之兼并争霸是国家统一、民族意识形成的历史必经阶段，它为国家统一、民族形成作了充分的准备。其一，春秋兼并，各大国开疆拓土，为统一国家疆土之辽阔恢宏奠定了基础。其二，春秋霸政全盛之时，霸主以仗义执言摧暴扶危为职志，使兼并受到遏制，小国得以喘息复苏，大国因防御外敌，也必时时警惕而注意修治内政，发展生产，推进社会文明。其三，在各国频繁的朝聘会盟征战过程中，交通大开，其君卿相频相酬酢，其士大夫交错结纳，互相濡染，不仅增长了才干，也促进了学术的交流和商业的繁兴，国与国之交际也形成了共循的轨则。于是彼此之特性“徐徐蒸变化合而构成一种通性”，此即二千年来颠扑不破的“中国之国民性”。（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五，第2页。）它清晰而富有哲理地论证了春秋霸业不仅促进了各诸侯国政治经济商业交通的发达进步，文化之锐进，而且熔铸了坚不可摧的“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它对中华民族的形成、民族心理、民族观念的建构和秦汉之际统一国家的建立，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价值。

其次，《春秋载记》以平等的民族观，横向论证了各诸侯国在国家统一、民族形成的历史转折时期的重要作用。他既充分肯定了中原齐晋等国抵御周边后进民族袭扰的历史功绩，也高度评价了原被视为“夷狄之地”的楚吴秦等国对开拓疆土、加速民族融合、推进社会进化、文明进步的重要贡献。他说：“齐晋霸功，莫大于攘楚。”原因是：当齐晋抵御楚北向扩张之时，楚之文明远在中原诸国之下。假使楚竟在其时宰制诸夏，则中原先进的经济文化必遭摧残蹂躏。而楚因齐晋之抵御，兼并受挫而退，自知力量还不足以制齐胜晋，因此不得不努力向上，发奋内治，“浚发其内部文明”，以求与诸夏竞争。因而齐晋攘楚，不仅有功于诸夏，而且有助于楚国社会内部文明程度的增进（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五，第3页。），使楚国逐渐转化为诸夏之一员。他进而重点论述了楚国的历史功绩。当时大江南北，“古部落棋布，其俗盖在半文半野之间，文化远在楚下”。楚国在南方开疆拓土，将落后的诸部落融于诸夏民族大家庭之中，免于常年的袭扰征战，为全国统一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楚国在争霸过程中，首先使自己接受华夏文明，“力革蛮俗”，又将其华夏文明传播到四周的各民族之中，“广纳而冶化之，缘地运民情之异宜，卒乃孕育一新文明统系”。这即是说，它推进了南方广大地区的文明进化，“举蛮夷以属诸夏”，加速了这一地区的历史进程，所以说楚“大有功于中国”。（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五，第8页。）

梁启超在1920年撰写的《战国载记》一文中，则侧重论述燕破东胡，赵攘群胡、破匈奴，为秦统一作了重要的奠基。他尤以史学家的远见卓识和大无畏的气魄，充分肯定了秦创建统一国家的历史功绩。他说：后之读史者，虽五尺之童，咸知哀六国而憎秦，然而，“假长此不获统一，岁岁交糜烂其民而战之，其惨状将伊于胡底；而在六七专制君主之下，重以各地大小之封君，徭役供亿，民又何以堪命？其他若曲防遏籴，关讥市征，各自为政，民之患苦，亦何可量。故孔子尊大一统，孟子称定于一，秦并六国，实古代千余年大势所趋，至是而始成熟，非始皇一人所能为，并非秦一国所能为，其功罪尤非一人一国所宜任受也。”（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六，第50页。）梁启超既强调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又肯定春秋战国之际诸国霸业的历史作用，唯物与辩证的思想因素非常突出。他进而认为，秦始皇是一个功罪不相掩的历史人物，一方面深刻地批判其暴政虐民、灭绝诸史的历史罪恶，另一方面，又充分肯定其完成统一大业、促进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大贡献，尤其高度评价了秦始皇北“却匈奴、筑长城”，南“定百越、开五岭道”（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六，第50—58页。），保卫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开疆拓土、促进民族融合的历史功绩。而这一切都为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和统一国家的建立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近代史学家张荫麟对《春秋载记》、《战国载记》这两部专史，曾予以高度评价，他说：如以质不以量言，非止可媲美中外名家，抑且足以压倒吉朋、麦可莱、格林诸家之作。（注：张荫麟：《跋梁任公别录》，《思想与时代》第4期，1941年11月，转引自陈其泰《梁启超与中国史学的近代化》，《南开学报》1996年第5期。）

梁启超还将中华民族的化合视为中国历史上学术文化发展出现高峰以至整个文明发达进步的重要前提条件。

他认为，中国学术思想自黄帝即是经过四征八讨，“屡战异种之民族而吸收之，得智识交换之益，故能一洗混沌之陋，而烂然扬光华也”（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5页。）。他进而提出，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两次学术文化之高峰，都与民族融合紧密相关。春秋战国是中华民族第一次大规模融合的时代，由于地理界限渐破，各学派有“南北混流之观”（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25页。）。于是南北两文明，与接为构，进而北南东西四文明，愈接愈厉，“几将合一炉而冶之”，致使古代之学术思想达于全盛。（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4页。）在文学方面，楚吴融合于诸夏后，原来含有神秘意识和虚无理想的楚文化，与中原旧民族之现实的伦理的文化相接触，自然产生出新的东西来。“这种新东西的体现者便是文学”（注：梁启超：《屈原研究》，《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52页。）。一部“楚辞与三百篇诗经有相等的价值”（注：梁启超：《中华民族之研究》，《地学杂志》民国11年第4、5期合刊。）。从此长江黄河两大流域，并为中华文化之中心，南北映照。可见民族融合对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

魏晋六朝、隋唐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融合的高峰，它亦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使之出现了新的高潮。他说：“两晋六朝几百年间，可以说是中国民族混成时代，中原被异族侵入，搀杂许多新民族的血，江南则因中原旧家次第迁渡，把原住民的文化提高了。当时文艺上南北派的痕迹显然，北派直率悲壮，南派整齐柔婉。”（注：梁启超：《情圣杜甫》，《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第38页。）到了唐朝，由于唐太宗执行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注：见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197，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215—6216页。），推进了这个时期民族化合的完成，加之政治上的统一，封建经济的发展，影响及于文艺，“自然会把两派特性合冶一炉，形成大民族的新美”，而杜工部正是这个“时代的骄儿”。（注：梁启超：《情圣杜甫》，《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第38页。）所以梁启超自豪地说：“我们这华夏民族，每经一次同化作用之后，文学界必放异彩。”（注：梁启超：《屈原研究》，《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52页。）

在本世纪之初至20年代，梁启超在其论著中已成功地在理论上分析了民族融合和共同进步对于历史发展的意义，同时又结合社会文化的具体进程，阐述民族融合对中华民族整体文明程度的巨大推进作用。其时，他已做到了以史学家宏观的视野和理性思维，透过复杂纷纭的历史现象，将民族问题视为历史长河中的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重在文化因素的探讨，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

三、哲学思想的渊源

梁启超在研究民族关系的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了近代进化史观、民族学、地质学、考古学、地理学等各种门类的研究成果。而其哲学思想的主要渊源则来自公羊学派的民族观。

梁启超从中国古近代的公羊学中主要吸收了以下两种思想：

一是“大一统”观念。“大一统”是《公羊传》对《春秋》“微言大义”的阐扬。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诸国兼并争霸，原有的政治秩序陷于崩坏混乱。于是孔子修《春秋》，以尊王室，寓是非褒贬于书法，来寄托他企图拨乱反正、恢复王权一统和为后王立法的政治理想。而汉初同样面临着大乱之后需重建社会秩序和加强统一的迫切问题，于是适应时代的需要，流传于战国、成书于西汉的《公羊传》，将孔子尊奉王室的书法加以充分发挥，衍化成著名的“大一统”主张，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无论是政治制度、社会生活还是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都要绝对服从于“天子”。这种大一统思想表现在民族问题上则主张“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即反对当时处于较后进社会发展阶段的周边民族对中原地区的袭扰。（注：参见陈其泰《清代公羊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8—14页。）

二是“公羊三世说”的历史变易观。这种历史变易观从《公羊传》“三世异辞”说推衍而来：即孔子著《春秋》因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个时代远近不同，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书法。这里除寓褒贬之外，还表明历史是可以划分为不同发展阶段的。这种历史变易观表现在民族问题上，则不把“诸夏”与“夷狄”视为永远不变的，先进的永远先进，落后的永远落后，而是看作可变的，其评价诸夏与夷狄变化的标准则是以文明、道德进化的程度来区分，而不是以血缘、种族来区分。所以“夷狄”在文明、道德方面进步了，可以受到赞许，可以进爵称“子”；而“诸夏”在文明或道德上倒退了，则应视为“新夷狄”。（注：参见《清代公羊学》，第8—14页。）《公羊传》这种对诸夏和夷狄不划定固定界限，从变而移的理智态度，既包含着可贵的历史进化的观点，也蕴含着民族平等的合理内核。冯友兰对此曾深刻指出，《公羊传》把接受或背离先进文化，作为分别“中国”与“夷狄”和“中国”与“夷狄”转化的标准，一视同仁。（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修订本）第3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8页。）陈柱也提出：公羊家以进化与退化来评价诸夏与夷狄，就使“诸夏不能矜，而夷狄不必馁”（注：陈柱：《公羊家哲学·进化说》，台湾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页。）。这些评述都指出《公羊传》对于“诸夏”与“夷狄”的划分标准的进步意义，它有利于各民族的不断进取、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巩固。

梁启超正是从上述历代公羊学家的这些进化史观和进步的民族观点中获得了较为丰厚的滋养和深深的启迪，并结合近代中外局势，加以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梁启超的民族观无论在辛亥革命前或辛亥革命后，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辛亥革命前，梁启超的民族观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派高举反满旗帜的氛围下提出的。平心而论，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以反满相号召，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确实含有某种斗争策略的考虑，在当时起到了动员全国各个阶层人民奋起参加民族民主革命，共同推翻清王朝的巨大作用。但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舆论宣传中使用了一些过激语言，青年革命家邹容在《革命军》中说：“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非贱满人所得而固有也。”（注：邹容：《革命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7页。）同盟会的《军政府宣言》公然宣称：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注：《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8页。）在当时，此类将满族人民与满族权贵混为一谈，不承认满人也是中国人，也是中华民族成员的言论，在革命党人的舆论宣传中是比较普遍的。这类宣传在章太炎的著作中更是随处可见。他强调：“化有蚤晚而部族殊，性有文犷而戎夏殊。”这即是说，化晚而性犷之民，“虽合九共之辩有口者，而不能予之华夏之名”，反对将满族列入中华民族。（注：章太炎：《原人》，《qiú＠③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6页；《qiú＠③书》初刻本，第22页。）他还说，如革命将“满洲之汗”赶回“黄龙之府”，“则固当与日本、暹罗同，视种人顺化归，斯受之而已矣。然主权未复，即不得举是为例”。（注：章太炎：《中华民国解》，《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6页。）即主权未光复之前，不允许满汉融合；清政府被推翻后，视满人“与日本、暹罗同”，即将满人视为外国人，而且在满族“醇化于我”之前，“吾视之将不得不如黑民，以待黑民者待蒙、回、藏人”。（注：章太炎：《中华民国解》，《章太炎全集》（四），第258页。）公然坚持民族歧视政策。（注：章太炎的反满言论亦包含着反对清政府封建专制和卖国的内容。武昌起义后，他立即致函留日满洲学生，表示“君等满族，亦是中国人，农商之业，听所欲为，选举之权一切平等”。详见《章太炎政论选集》第13、90、432、520页等。恕不在此全面论述。）

应该说，这些观点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在实际上既有违中国历史的传统，也不利于各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更不利于各民族的同仇敌忾，共御外侮，它不符合各民族的根本利益。相比之下，梁启超的民族观更具近代特色，视野更开阔，更有利于民族的交流与融合，更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因而也就更具有进步意义。早在1896年，梁启超鉴于甲午战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而清朝满族权贵“深闭固拒”，反对改革，坚持狭隘的民族防范政策的严峻现实，即阐发了满汉民族如“孪体之人，利害相共”道理，提出了反对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要求“平满汉之界”、“君民之界”（注：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80、83页。），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平权的政治主张，尤其在世界列强争长竞雄、疯狂侵略扩张的险恶环境中，他更看到国内各民族根本利益的一致性，看到同室操戈、鹬蚌相持渔人得利的危险性，深刻地阐明了“惟其相合，故能并存”（注：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78页。）的道理。这确实是独具慧眼的，不仅在当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就是在今天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所以从理论上说，他对民族问题的看法确实比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高出一筹。

正因为如此，在武昌起义后，当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认为清政府既倒、民族主义已经完成之时，梁启超却能够在世界政治风云变幻、国内军阀混战、边疆不宁之际，发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等论著，充分表达了这位杰出的思想家高明的洞察力、准确的判断力，以及对中国历史和未来的深沉思索。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女右加专

梁启超范文篇3

一、以近代眼光论述民族问题的奠基之作

1922年梁启超发表了他的著名学术论文《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又，梁启超在北京高师史地部以《中华民族之研究》为题讲演的记录稿发表于中国地学会出版的《地学杂志》民国11年第1—7期上，此讲演的记录稿又以《中华民族之成分》为题发表在上海中华书局印行的《史地丛刊》民国12年第2卷第2、3期合刊上，其内容都与《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基本相同。），通过对民族之意义及中华民族之由来、分类、分布、演化融合的历史轨迹等项重要理论问题的论述，阐发了他的近代民族观。因而这篇文章在本世纪学术史上，成为运用近代观点论述民族问题的奠基之作。

首先，关于民族的定义。我国古代文献对“民”和“族”这两个概念，虽都有所阐述，但没有将二字联起来使用。梁启超不仅率先将“民族”一词引入中国思想界（注：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在介绍日本史著中多次出现“东方民族”、“支那民族”、“民族之变迁”、“民族之立国大原”等新名词。详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90、94、100页。），而且是近代中国赋予“民族”一词比较科学意义的第一人。他明确提出：民族既与种族不同，也与国民不同。种族是人种学研究的对象，国民是法律学研究的对象，而民族虽以血缘、语言、信仰为成立之有力条件，但断不能以此三者作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1页。）何为民族意识？我们今天看来，民族意识即是共同心理状态于共同文化上的一种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说，梁启超关于民族的界说与斯大林关于“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的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注：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4页。）这一经典定义很相近，明显地体现了梁启超论述问题的科学性。进一步说，斯大林强调，这四个要素缺一不可，而梁启超却强调民族意识是惟一要素。事实上，语言、信仰、地域、经济生活等因素，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改变或消失的，惟有共同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感情是一个民族得以确立和长久保持其民族特性的关键，缺此要素便不成其为民族。因此，梁启超强调民族意识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正是抓住了“民族”一词的实质性内涵。此外，他如此强调民族意识对一个民族形成之重要，也由于当时他借鉴了东西方各国的历史与现实，深切地体会到民族意识是一个民族自尊自立自强和具有凝聚力的起点和原动力。这一论述蕴含着作者教育国人树立“我，中国人”（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2页。）的民族信念和高度的民族自尊自信的良苦用心。总之，理论的探讨和实践的检验已经反复证明，梁启超将“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作为区分民族的最主要标准是特具卓识的。

其次，梁启超分析了中华民族是由同一祖宗血胤衍生而来，还是自始即为多元结合的问题。他针对旧史认为吾族纯以血缘相属而成立的传统观念，指出：既然唐虞夏商周秦汉皆同祖黄帝，就不应出现《史记》所纪三代世表世次矛盾、罅漏百出的失误，更不应出现《诗经》关于商周之祖“无父感天而生”的怪论。由此可见，一元说的理论不可信。他进而分析：从我国古帝王各异其都，可知古代各部落在各地发展，各戴各的尊长，即是多元结合的一种暗示，吾族自名曰夏，夏之前而冠以“诸”，亦是多元结合的一个证明。他认为，是在黄河流域大片土地上长期繁衍生息的各小部落，“以联邦式的结合”，遂形成中华民族之骨干。他强调：中华民族自始即是多元的结合，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融汇化合，逐步混“成为数千年来不可分裂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4页。）梁启超这一观点的重大科学价值已被后来的考古发现和学术探讨所证实，且对打破大汉族主义的优越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也是在理论上对历代统治阶级实行民族歧视政策的否定。

梁启超列举了历史上各个时期汇入中华民族“新分子”的大量事实，表述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历史上“诸夏”与“夷狄”二词之内涵，随时变迁，“甲时代所谓夷狄者，乙时代已全部或一部编入诸夏之范围。而同时复有新接触之夷狄发现，如是递续编入，递续接触，而今日硕大无朋之中华民族，遂得以成立。”（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8页。）这段论述有两层重要含义：其一，今天的中华民族之所以人口众多，富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在历史上不断地吸收、混合了其他民族的成分。其二，他直接继承和弘扬了我国古代公羊学派以文明或道德进化程度来区分“诸夏”与“夷狄”，并认为二者是可变的民族观，从而打破了封建传统的“严夷夏之大防”的陈腐观念，认识到了民族间相互融合的大趋势。这种动态的进化的民族观，既符合中国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和国情，也有利于促进民族间的交流与进步，有利于国家的安定统一，表达了梁启超豁达的心态、开阔的视野与深远的理性思考。

梁启超的动态的民族观，使他摒弃了封建正统史观和大汉族主义民族偏见，将各民族完全置于平等的地位。他特意为这篇论文加了一个副标题：“本篇即‘五千年史势鸟瞰’之一部分”（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1页。）。即将少数民族史作为中华民族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中华民族融合史视为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中国史学上是开天辟地第一回！新中国成立后，白寿彝提出“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注：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这一杰出论断，可以视为正是梁启超上述民族观的合理继承、发展和延伸。

在此基础上，他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站在时代的至高点上，俯瞰中华民族的历史画卷，并充分地运用了汉学考据法和西方实证论，第一次比较清晰地论述和概括了我国古代各民族发展演化及其融合的主要历程，并从大量的历史材料的分析考辨中，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他将“中华民族同化诸异民族所用程序”归纳概括为八点：1、诸异族以国际上平等交际的形式，与我族相接触而同化；2、我族征服他族，以政治力使其逐渐同化；3、用政治上势力，徙置我族于他族势力范围内；4、我族战胜他族，徙其民入居内地，使濡染我文明；5、以经济上之动机，我族自由播殖于他族之地；6、他族征服我族，经若干岁月之后，遂变为文化上之被征服者；7、他族之一个人或一部族，以归降或其他原因，取得中国国籍；8、缘通商流寓，久之遂同化于中国。梁启超强调指出：以上所述，除第4、第6两项外，亦可称为民族化合之“普通程序”。（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32页。）

仔细体味梁氏这段论述，其理论意义是相当深刻的。他能明确地区分历代统治阶级使用暴力的强制同化和各民族间的自然同化，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前者是反动的，后者实际上就是后进民族加入先进民族的经济文化体系而文明化，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意义。这里，梁启超虽然沿用了“同化”一词，但基本上剔除了“蔑视”、“鄙夷”的民族歧视，几与融合、醇化、化合为同义语，明显地体现了客观叙述，重在探索和评析中华民族逐步走向融合的历史趋势。

第三，梁启超又着重提出：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民族融合过程中，为什么汉族常能作为“同化之主体”的问题。对此，他主要从文化的大视角进行了初步的探析：1、我所宅者为一大平原，早已形成了主干的文化系。2、我所用者为象形文字，成为各族人民传达思想之公用工具。3、我族夙以平天下为最高理想，欢迎新分子之加入。4、地广人稀，能容各民族交互徙置。5、我族爱和平、尊中庸，尊重他族杂居者之习俗。6、同姓不婚，故与他族杂婚盛行。7、我族经济能力，发展颇具高度，常能以其全力向外进取，而新加入之分子，亦于经济上组织上同化。8、“西北蛮族侵入我文化中枢地，自然为我固有文化所熏育，渐变其质，一面则我文化中枢人数次南渡，挟固有文化以灌东南，故全境能为等量的发展。”（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33页。）

由此可见，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民族化合中，汉民族之所以总是作为主体民族，既有其政治、经济、民族习俗、地理环境等原因，又有在文化上高于周边民族这一重要因素，此即梁启超所概括的以诸夏民族为中枢的“主干的文化系”的确立。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一主干文化，无论对于华夏民族还是周边民族都具有强大而神奇的吸引力、内聚力。正如白寿彝所指出：历史上的朝贡和和亲，正是周边少数民族“向往中原、钦慕汉族文化的反映”（注：白寿彝：《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9页。）。这一主干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融铸化合的结果，是“＠①＠②数万万人以成为全世界第一大民族”的力量源泉与动力。

梁启超极其重视民族化合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所具有的伟大作用，鲜明地体现出其辩证的、积极进取的、向前看的态度。一方面，他从“大一统”的观念出发，明确反对周边民族对中原地区的袭扰。因为中原的经济文化处于较高的发展水平，这种袭扰和战乱造成破坏，使我“先民精力之消耗于此间者亦不可纪极”（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34页。）。这是我国黑暗时代倍于欧洲、封建社会漫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另一方面，梁启超已看到了民族间的酵酿化合给人类历史发展带来的另一层面的社会效应。首先，他指出：大凡一个民族之组成分子愈复杂，则其民族发展之可能性愈大。因为彼此间每经过一度之化合、醇化作用，则文化的内容必增丰一度，也就势必有一次相当的进化。虽然每逢民族间起化学作用之时，人民必受许多痛苦，如龟蛇的脱皮一样，但同时它的根底亦因之加厚，其心理技能，完全改变，势必促进它的长久发展，延长他的生命。（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8页；《地学杂志》民国11年第2期。）其次，梁启超以西方为参照系，将欧洲中世纪一千多年封建社会“黑暗时代”视为新旧民族融合醇化的时代，直至“所谓现代民族者，化合完成，然后得有余裕以从事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诸大业，而近世之新曙光乃出”（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8页；《地学杂志》民国11年第2期。）。他同样认为我国自春秋战国至宣统三年止，也是民族醇化的时代。正是经历了这两三千年的醇化，才“成就现代如此伟大的中华民族”。这即是将我国的封建时代视为中华民族醇化融合和形成的时代，封建社会的终结也即是民族化合基本完成。它表明：民族化合往往能促进社会的进化、转型。民族间的矛盾冲突化合是世界上许多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正如一个人自处胎出胎到襁褓时期，都是全部生涯中极重要的一部分，是后来成长、事业发达的基础。因此，他在考察中既不回避这种矛盾冲突带来的损失，更看到其加速民族融合、促进历史发展的长远利益。他进而明确提出：“今日以往之历史，正与欧洲黑暗时代相当，今日以后之历史，乃始渐入于彼之文艺复兴时代也。”（注：梁启超：《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改造》第3卷第2号，1921年。）并认为：中华民族形成这一伟大事业完成之后，今后当着手“发展国民”之事业，期待着祖国在民族化合基本完成的条件下，协力同心加速近代化运动的进程，以迎接中华民族振兴和文化繁荣的光明前途；中华民族之形成，“将全人类四分之一合为一体”，这对人类进化应是一种贡献（注：梁启超：《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改造》第3卷第2号，1921年。），坚信中华民族必将以自己辉煌的成就继续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梁启超关于民族化合对历史发展作用的观点确是积极进步的，它有利于各民族的团结，有益于将人们的视野引向宽广的未来，有益于激发民族的内在潜力和增进民族的自信。

在该文结尾处，梁启超指出自己的写作目的，是欲使国人获得三种概念：1、“中华民族为一极复杂而极巩固之民族”。它启示我们，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是历史长期形成的，各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融合的历史中早已结成为风雨同舟、存亡与共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同舟共济、团结奋斗，才是各族人民共同利益之所在。这里蕴含着作者强调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深刻寓意。2、“此复杂巩固之民族，乃出极大之代价所构成”。因为历史上多次大的民族冲突，各民族都遭到严重的损失。但是这种民族冲突是民族融合和中华民族形成的必经过程，“损失是暂时的，利益却是永久的”（注：范文澜：《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选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8页。）。因此各民族都应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成果。它启迪我们，既要反对歧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分裂主义。作者企盼各民族团结协作，共同创建繁荣昌盛的祖国。3、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他对祖国前途、民族命运充满自信心，坚信“此民族在将来，绝不至衰落，而且有更扩大之可能性”（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31—32页。），激励人们为共同创建中华民族光辉的未来尽一份历史的责任。

综上所述，《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是梁启超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创造性地运用近代观念和方法较为系统地研究中国民族问题，梳理各民族融合、演化关系的第一人。他所提出的一些重要见解，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是对中国20世纪初以来思想界关于民族问题争论分歧的一个总结，因而对近代民族史的研究发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继此文之后，一些民族史论著相继问世。笔者仅从1928—1936年间发表的几部《中国民族史》来考察，梁启超有关民族问题的几篇论文和讲演稿，都被列为主要的参考书。如林惠祥所著《中国民族史》一书共计九章，其中有八章都将《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列为主要参考书目。梁启超关于民族史研究的方向和民族史撰述的内涵和架构的论述，也为后人作了重要的示范和引导。二三十年表的几部民族史基本上是按照这个路子编写的。梁启超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也被许多学者所认同和吸收。（注：详见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北平文化学社民国17年版）、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上海世界书局民国23年版）、宋文炳《中国民族史》（上海中华书局民国24年版）、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版）。）白寿彝对于梁启超的成就也作了高度评价：“从民族史研究的发展上看这是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注：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第29页。）。

由于历史和个人的局限，该文对周边民族的历史贡献阐述不够，对民族融合的经济因素的阐述亦缺乏力度，关于民族分类与古今民族的演变，也有不够准确和欠缜密之处。作者在其他论著中，将历史上的周边民族视为“劣等民族”（注：梁启超：《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改造》第3卷第2号，1921年。）是极为错误的。但综观全文，瑕不掩瑜，梁启超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作为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开山之作、奠基之作，已被载入近代中国的史册。

二、历史撰述中的民族观点

梁启超进步的民族观点，不仅在其理论著述中作了集中论述，而且贯穿、体现在其通史撰述以及学术文化史等著作中。这些内容，提高了梁氏著作的学术价值，增强了对读者的吸引力。因而这些成果也是近代史学的珍贵遗产，值得我们深入地发掘。

梁启超1918年所作《春秋载记》一文首先从历史进化的大视角，纵向论证了春秋兼并争霸对推进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形成的巨大历史功绩。他说，我累代先民所怀抱的“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之理想，至秦汉才得以实现。但是国家之统一、民族之长存，“其酵酿之而字育之者，实在春秋之世”。他明确指出：“非经此阶段，则后此一统之象决无自而成”。（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五，第1页。）即春秋之兼并争霸是国家统一、民族意识形成的历史必经阶段，它为国家统一、民族形成作了充分的准备。其一，春秋兼并，各大国开疆拓土，为统一国家疆土之辽阔恢宏奠定了基础。其二，春秋霸政全盛之时，霸主以仗义执言摧暴扶危为职志，使兼并受到遏制，小国得以喘息复苏，大国因防御外敌，也必时时警惕而注意修治内政，发展生产，推进社会文明。其三，在各国频繁的朝聘会盟征战过程中，交通大开，其君卿相频相酬酢，其士大夫交错结纳，互相濡染，不仅增长了才干，也促进了学术的交流和商业的繁兴，国与国之交际也形成了共循的轨则。于是彼此之特性“徐徐蒸变化合而构成一种通性”，此即二千年来颠扑不破的“中国之国民性”。（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五，第2页。）它清晰而富有哲理地论证了春秋霸业不仅促进了各诸侯国政治经济商业交通的发达进步，文化之锐进，而且熔铸了坚不可摧的“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它对中华民族的形成、民族心理、民族观念的建构和秦汉之际统一国家的建立，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价值。

其次，《春秋载记》以平等的民族观，横向论证了各诸侯国在国家统一、民族形成的历史转折时期的重要作用。他既充分肯定了中原齐晋等国抵御周边后进民族袭扰的历史功绩，也高度评价了原被视为“夷狄之地”的楚吴秦等国对开拓疆土、加速民族融合、推进社会进化、文明进步的重要贡献。他说：“齐晋霸功，莫大于攘楚。”原因是：当齐晋抵御楚北向扩张之时，楚之文明远在中原诸国之下。假使楚竟在其时宰制诸夏，则中原先进的经济文化必遭摧残蹂躏。而楚因齐晋之抵御，兼并受挫而退，自知力量还不足以制齐胜晋，因此不得不努力向上，发奋内治，“浚发其内部文明”，以求与诸夏竞争。因而齐晋攘楚，不仅有功于诸夏，而且有助于楚国社会内部文明程度的增进（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五，第3页。），使楚国逐渐转化为诸夏之一员。他进而重点论述了楚国的历史功绩。当时大江南北，“古部落棋布，其俗盖在半文半野之间，文化远在楚下”。楚国在南方开疆拓土，将落后的诸部落融于诸夏民族大家庭之中，免于常年的袭扰征战，为全国统一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楚国在争霸过程中，首先使自己接受华夏文明，“力革蛮俗”，又将其华夏文明传播到四周的各民族之中，“广纳而冶化之，缘地运民情之异宜，卒乃孕育一新文明统系”。这即是说，它推进了南方广大地区的文明进化，“举蛮夷以属诸夏”，加速了这一地区的历史进程，所以说楚“大有功于中国”。（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五，第8页。）

梁启超在1920年撰写的《战国载记》一文中，则侧重论述燕破东胡，赵攘群胡、破匈奴，为秦统一作了重要的奠基。他尤以史学家的远见卓识和大无畏的气魄，充分肯定了秦创建统一国家的历史功绩。他说：后之读史者，虽五尺之童，咸知哀六国而憎秦，然而，“假长此不获统一，岁岁交糜烂其民而战之，其惨状将伊于胡底；而在六七专制君主之下，重以各地大小之封君，徭役供亿，民又何以堪命？其他若曲防遏籴，关讥市征，各自为政，民之患苦，亦何可量。故孔子尊大一统，孟子称定于一，秦并六国，实古代千余年大势所趋，至是而始成熟，非始皇一人所能为，并非秦一国所能为，其功罪尤非一人一国所宜任受也。”（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六，第50页。）梁启超既强调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又肯定春秋战国之际诸国霸业的历史作用，唯物与辩证的思想因素非常突出。他进而认为，秦始皇是一个功罪不相掩的历史人物，一方面深刻地批判其暴政虐民、灭绝诸史的历史罪恶，另一方面，又充分肯定其完成统一大业、促进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大贡献，尤其高度评价了秦始皇北“却匈奴、筑长城”，南“定百越、开五岭道”（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六，第50—58页。），保卫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开疆拓土、促进民族融合的历史功绩。而这一切都为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和统一国家的建立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近代史学家张荫麟对《春秋载记》、《战国载记》这两部专史，曾予以高度评价，他说：如以质不以量言，非止可媲美中外名家，抑且足以压倒吉朋、麦可莱、格林诸家之作。（注：张荫麟：《跋梁任公别录》，《思想与时代》第4期，1941年11月，转引自陈其泰《梁启超与中国史学的近代化》，《南开学报》1996年第5期。）

梁启超还将中华民族的化合视为中国历史上学术文化发展出现高峰以至整个文明发达进步的重要前提条件。

他认为，中国学术思想自黄帝即是经过四征八讨，“屡战异种之民族而吸收之，得智识交换之益，故能一洗混沌之陋，而烂然扬光华也”（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5页。）。他进而提出，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两次学术文化之高峰，都与民族融合紧密相关。春秋战国是中华民族第一次大规模融合的时代，由于地理界限渐破，各学派有“南北混流之观”（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25页。）。于是南北两文明，与接为构，进而北南东西四文明，愈接愈厉，“几将合一炉而冶之”，致使古代之学术思想达于全盛。（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4页。）在文学方面，楚吴融合于诸夏后，原来含有神秘意识和虚无理想的楚文化，与中原旧民族之现实的伦理的文化相接触，自然产生出新的东西来。“这种新东西的体现者便是文学”（注：梁启超：《屈原研究》，《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52页。）。一部“楚辞与三百篇诗经有相等的价值”（注：梁启超：《中华民族之研究》，《地学杂志》民国11年第4、5期合刊。）。从此长江黄河两大流域，并为中华文化之中心，南北映照。可见民族融合对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

魏晋六朝、隋唐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融合的高峰，它亦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使之出现了新的高潮。他说：“两晋六朝几百年间，可以说是中国民族混成时代，中原被异族侵入，搀杂许多新民族的血，江南则因中原旧家次第迁渡，把原住民的文化提高了。当时文艺上南北派的痕迹显然，北派直率悲壮，南派整齐柔婉。”（注：梁启超：《情圣杜甫》，《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第38页。）到了唐朝，由于唐太宗执行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注：见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197，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215—6216页。），推进了这个时期民族化合的完成，加之政治上的统一，封建经济的发展，影响及于文艺，“自然会把两派特性合冶一炉，形成大民族的新美”，而杜工部正是这个“时代的骄儿”。（注：梁启超：《情圣杜甫》，《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第38页。）所以梁启超自豪地说：“我们这华夏民族，每经一次同化作用之后，文学界必放异彩。”（注：梁启超：《屈原研究》，《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52页。）

在本世纪之初至20年代，梁启超在其论著中已成功地在理论上分析了民族融合和共同进步对于历史发展的意义，同时又结合社会文化的具体进程，阐述民族融合对中华民族整体文明程度的巨大推进作用。其时，他已做到了以史学家宏观的视野和理性思维，透过复杂纷纭的历史现象，将民族问题视为历史长河中的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重在文化因素的探讨，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

三、哲学思想的渊源

梁启超在研究民族关系的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了近代进化史观、民族学、地质学、考古学、地理学等各种门类的研究成果。而其哲学思想的主要渊源则来自公羊学派的民族观。

梁启超从中国古近代的公羊学中主要吸收了以下两种思想：

一是“大一统”观念。“大一统”是《公羊传》对《春秋》“微言大义”的阐扬。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诸国兼并争霸，原有的政治秩序陷于崩坏混乱。于是孔子修《春秋》，以尊王室，寓是非褒贬于书法，来寄托他企图拨乱反正、恢复王权一统和为后王立法的政治理想。而汉初同样面临着大乱之后需重建社会秩序和加强统一的迫切问题，于是适应时代的需要，流传于战国、成书于西汉的《公羊传》，将孔子尊奉王室的书法加以充分发挥，衍化成著名的“大一统”主张，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无论是政治制度、社会生活还是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都要绝对服从于“天子”。这种大一统思想表现在民族问题上则主张“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即反对当时处于较后进社会发展阶段的周边民族对中原地区的袭扰。（注：参见陈其泰《清代公羊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8—14页。）

二是“公羊三世说”的历史变易观。这种历史变易观从《公羊传》“三世异辞”说推衍而来：即孔子著《春秋》因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个时代远近不同，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书法。这里除寓褒贬之外，还表明历史是可以划分为不同发展阶段的。这种历史变易观表现在民族问题上，则不把“诸夏”与“夷狄”视为永远不变的，先进的永远先进，落后的永远落后，而是看作可变的，其评价诸夏与夷狄变化的标准则是以文明、道德进化的程度来区分，而不是以血缘、种族来区分。所以“夷狄”在文明、道德方面进步了，可以受到赞许，可以进爵称“子”；而“诸夏”在文明或道德上倒退了，则应视为“新夷狄”。（注：参见《清代公羊学》，第8—14页。）《公羊传》这种对诸夏和夷狄不划定固定界限，从变而移的理智态度，既包含着可贵的历史进化的观点，也蕴含着民族平等的合理内核。冯友兰对此曾深刻指出，《公羊传》把接受或背离先进文化，作为分别“中国”与“夷狄”和“中国”与“夷狄”转化的标准，一视同仁。（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修订本）第3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8页。）陈柱也提出：公羊家以进化与退化来评价诸夏与夷狄，就使“诸夏不能矜，而夷狄不必馁”（注：陈柱：《公羊家哲学·进化说》，台湾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页。）。这些评述都指出《公羊传》对于“诸夏”与“夷狄”的划分标准的进步意义，它有利于各民族的不断进取、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巩固。

梁启超正是从上述历代公羊学家的这些进化史观和进步的民族观点中获得了较为丰厚的滋养和深深的启迪，并结合近代中外局势，加以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梁启超的民族观无论在辛亥革命前或辛亥革命后，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辛亥革命前，梁启超的民族观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派高举反满旗帜的氛围下提出的。平心而论，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以反满相号召，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确实含有某种斗争策略的考虑，在当时起到了动员全国各个阶层人民奋起参加民族民主革命，共同推翻清王朝的巨大作用。但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舆论宣传中使用了一些过激语言，青年革命家邹容在《革命军》中说：“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非贱满人所得而固有也。”（注：邹容：《革命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7页。）同盟会的《军政府宣言》公然宣称：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注：《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8页。）在当时，此类将满族人民与满族权贵混为一谈，不承认满人也是中国人，也是中华民族成员的言论，在革命党人的舆论宣传中是比较普遍的。这类宣传在章太炎的著作中更是随处可见。他强调：“化有蚤晚而部族殊，性有文犷而戎夏殊。”这即是说，化晚而性犷之民，“虽合九共之辩有口者，而不能予之华夏之名”，反对将满族列入中华民族。（注：章太炎：《原人》，《qiú＠③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6页；《qiú＠③书》初刻本，第22页。）他还说，如革命将“满洲之汗”赶回“黄龙之府”，“则固当与日本、暹罗同，视种人顺化归，斯受之而已矣。然主权未复，即不得举是为例”。（注：章太炎：《中华民国解》，《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6页。）即主权未光复之前，不允许满汉融合；清政府被推翻后，视满人“与日本、暹罗同”，即将满人视为外国人，而且在满族“醇化于我”之前，“吾视之将不得不如黑民，以待黑民者待蒙、回、藏人”。（注：章太炎：《中华民国解》，《章太炎全集》（四），第258页。）公然坚持民族歧视政策。（注：章太炎的反满言论亦包含着反对清政府封建专制和卖国的内容。武昌起义后，他立即致函留日满洲学生，表示“君等满族，亦是中国人，农商之业，听所欲为，选举之权一切平等”。详见《章太炎政论选集》第13、90、432、520页等。恕不在此全面论述。）

梁启超范文篇4

1922年梁启超发表了他的著名学术论文《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又，梁启超在北京高师史地部以《中华民族之研究》为题讲演的记录稿发表于中国地学会出版的《地学杂志》民国11年第1—7期上，此讲演的记录稿又以《中华民族之成分》为题发表在上海中华书局印行的《史地丛刊》民国12年第2卷第2、3期合刊上，其内容都与《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基本相同。），通过对民族之意义及中华民族之由来、分类、分布、演化融合的历史轨迹等项重要理论问题的论述，阐发了他的近代民族观。因而这篇文章在本世纪学术史上，成为运用近代观点论述民族问题的奠基之作。

首先，关于民族的定义。我国古代文献对“民”和“族”这两个概念，虽都有所阐述，但没有将二字联起来使用。梁启超不仅率先将“民族”一词引入中国思想界（注：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在介绍日本史著中多次出现“东方民族”、“支那民族”、“民族之变迁”、“民族之立国大原”等新名词。详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90、94、100页。），而且是近代中国赋予“民族”一词比较科学意义的第一人。他明确提出：民族既与种族不同，也与国民不同。种族是人种学研究的对象，国民是法律学研究的对象，而民族虽以血缘、语言、信仰为成立之有力条件，但断不能以此三者作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1页。）何为民族意识？我们今天看来，民族意识即是共同心理状态于共同文化上的一种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说，梁启超关于民族的界说与斯大林关于“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的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注：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4页。）这一经典定义很相近，明显地体现了梁启超论述问题的科学性。进一步说，斯大林强调，这四个要素缺一不可，而梁启超却强调民族意识是惟一要素。事实上，语言、信仰、地域、经济生活等因素，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改变或消失的，惟有共同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感情是一个民族得以确立和长久保持其民族特性的关键，缺此要素便不成其为民族。因此，梁启超强调民族意识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正是抓住了“民族”一词的实质性内涵。此外，他如此强调民族意识对一个民族形成之重要，也由于当时他借鉴了东西方各国的历史与现实，深切地体会到民族意识是一个民族自尊自立自强和具有凝聚力的起点和原动力。这一论述蕴含着作者教育国人树立“我，中国人”（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2页。）的民族信念和高度的民族自尊自信的良苦用心。总之，理论的探讨和实践的检验已经反复证明，梁启超将“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作为区分民族的最主要标准是特具卓识的。

其次，梁启超分析了中华民族是由同一祖宗血胤衍生而来，还是自始即为多元结合的问题。他针对旧史认为吾族纯以血缘相属而成立的传统观念，指出：既然唐虞夏商周秦汉皆同祖黄帝，就不应出现《史记》所纪三代世表世次矛盾、罅漏百出的失误，更不应出现《诗经》关于商周之祖“无父感天而生”的怪论。由此可见，一元说的理论不可信。他进而分析：从我国古帝王各异其都，可知古代各部落在各地发展，各戴各的尊长，即是多元结合的一种暗示，吾族自名曰夏，夏之前而冠以“诸”，亦是多元结合的一个证明。他认为，是在黄河流域大片土地上长期繁衍生息的各小部落，“以联邦式的结合”，遂形成中华民族之骨干。他强调：中华民族自始即是多元的结合，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融汇化合，逐步混“成为数千年来不可分裂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4页。）梁启超这一观点的重大科学价值已被后来的考古发现和学术探讨所证实，且对打破大汉族主义的优越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也是在理论上对历代统治阶级实行民族歧视政策的否定。

梁启超列举了历史上各个时期汇入中华民族“新分子”的大量事实，表述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历史上“诸夏”与“夷狄”二词之内涵，随时变迁，“甲时代所谓夷狄者，乙时代已全部或一部编入诸夏之范围。而同时复有新接触之夷狄发现，如是递续编入，递续接触，而今日硕大无朋之中华民族，遂得以成立。”（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8页。）这段论述有两层重要含义：其一，今天的中华民族之所以人口众多，富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在历史上不断地吸收、混合了其他民族的成分。其二，他直接继承和弘扬了我国古代公羊学派以文明或道德进化程度来区分“诸夏”与“夷狄”，并认为二者是可变的民族观，从而打破了封建传统的“严夷夏之大防”的陈腐观念，认识到了民族间相互融合的大趋势。这种动态的进化的民族观，既符合中国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和国情，也有利于促进民族间的交流与进步，有利于国家的安定统一，表达了梁启超豁达的心态、开阔的视野与深远的理性思考。

梁启超的动态的民族观，使他摒弃了封建正统史观和大汉族主义民族偏见，将各民族完全置于平等的地位。他特意为这篇论文加了一个副标题：“本篇即‘五千年史势鸟瞰’之一部分”（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1页。）。即将少数民族史作为中华民族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中华民族融合史视为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中国史学上是开天辟地第一回！新中国成立后，白寿彝提出“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注：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这一杰出论断，可以视为正是梁启超上述民族观的合理继承、发展和延伸。

在此基础上，他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站在时代的至高点上，俯瞰中华民族的历史画卷，并充分地运用了汉学考据法和西方实证论，第一次比较清晰地论述和概括了我国古代各民族发展演化及其融合的主要历程，并从大量的历史材料的分析考辨中，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他将“中华民族同化诸异民族所用程序”归纳概括为八点：1、诸异族以国际上平等交际的形式，与我族相接触而同化；2、我族征服他族，以政治力使其逐渐同化；3、用政治上势力，徙置我族于他族势力范围内；4、我族战胜他族，徙其民入居内地，使濡染我文明；5、以经济上之动机，我族自由播殖于他族之地；6、他族征服我族，经若干岁月之后，遂变为文化上之被征服者；7、他族之一个人或一部族，以归降或其他原因，取得中国国籍；8、缘通商流寓，久之遂同化于中国。梁启超强调指出：以上所述，除第4、第6两项外，亦可称为民族化合之“普通程序”。（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32页。）

仔细体味梁氏这段论述，其理论意义是相当深刻的。他能明确地区分历代统治阶级使用暴力的强制同化和各民族间的自然同化，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前者是反动的，后者实际上就是后进民族加入先进民族的经济文化体系而文明化，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意义。这里，梁启超虽然沿用了“同化”一词，但基本上剔除了“蔑视”、“鄙夷”的民族歧视，几与融合、醇化、化合为同义语，明显地体现了客观叙述，重在探索和评析中华民族逐步走向融合的历史趋势。

第三，梁启超又着重提出：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民族融合过程中，为什么汉族常能作为“同化之主体”的问题。对此，他主要从文化的大视角进行了初步的探析：1、我所宅者为一大平原，早已形成了主干的文化系。2、我所用者为象形文字，成为各族人民传达思想之公用工具。3、我族夙以平天下为最高理想，欢迎新分子之加入。4、地广人稀，能容各民族交互徙置。5、我族爱和平、尊中庸，尊重他族杂居者之习俗。6、同姓不婚，故与他族杂婚盛行。7、我族经济能力，发展颇具高度，常能以其全力向外进取，而新加入之分子，亦于经济上组织上同化。8、“西北蛮族侵入我文化中枢地，自然为我固有文化所熏育，渐变其质，一面则我文化中枢人数次南渡，挟固有文化以灌东南，故全境能为等量的发展。”（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33页。）

由此可见，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民族化合中，汉民族之所以总是作为主体民族，既有其政治、经济、民族习俗、地理环境等原因，又有在文化上高于周边民族这一重要因素，此即梁启超所概括的以诸夏民族为中枢的“主干的文化系”的确立。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一主干文化，无论对于华夏民族还是周边民族都具有强大而神奇的吸引力、内聚力。正如白寿彝所指出：历史上的朝贡和和亲，正是周边少数民族“向往中原、钦慕汉族文化的反映”（注：白寿彝：《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9页。）。这一主干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融铸化合的结果，是“＠①＠②数万万人以成为全世界第一大民族”的力量源泉与动力。

梁启超极其重视民族化合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所具有的伟大作用，鲜明地体现出其辩证的、积极进取的、向前看的态度。一方面，他从“大一统”的观念出发，明确反对周边民族对中原地区的袭扰。因为中原的经济文化处于较高的发展水平，这种袭扰和战乱造成破坏，使我“先民精力之消耗于此间者亦不可纪极”（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34页。）。这是我国黑暗时代倍于欧洲、封建社会漫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另一方面，梁启超已看到了民族间的酵酿化合给人类历史发展带来的另一层面的社会效应。首先，他指出：大凡一个民族之组成分子愈复杂，则其民族发展之可能性愈大。因为彼此间每经过一度之化合、醇化作用，则文化的内容必增丰一度，也就势必有一次相当的进化。虽然每逢民族间起化学作用之时，人民必受许多痛苦，如龟蛇的脱皮一样，但同时它的根底亦因之加厚，其心理技能，完全改变，势必促进它的长久发展，延长他的生命。（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8页；《地学杂志》民国11年第2期。）其次，梁启超以西方为参照系，将欧洲中世纪一千多年封建社会“黑暗时代”视为新旧民族融合醇化的时代，直至“所谓现代民族者，化合完成，然后得有余裕以从事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诸大业，而近世之新曙光乃出”（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8页；《地学杂志》民国11年第2期。）。他同样认为我国自春秋战国至宣统三年止，也是民族醇化的时代。正是经历了这两三千年的醇化，才“成就现代如此伟大的中华民族”。这即是将我国的封建时代视为中华民族醇化融合和形成的时代，封建社会的终结也即是民族化合基本完成。它表明：民族化合往往能促进社会的进化、转型。民族间的矛盾冲突化合是世界上许多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正如一个人自处胎出胎到襁褓时期，都是全部生涯中极重要的一部分，是后来成长、事业发达的基础。因此，他在考察中既不回避这种矛盾冲突带来的损失，更看到其加速民族融合、促进历史发展的长远利益。他进而明确提出：“今日以往之历史，正与欧洲黑暗时代相当，今日以后之历史，乃始渐入于彼之文艺复兴时代也。”（注：梁启超：《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改造》第3卷第2号，1921年。）并认为：中华民族形成这一伟大事业完成之后，今后当着手“发展国民”之事业，期待着祖国在民族化合基本完成的条件下，协力同心加速近代化运动的进程，以迎接中华民族振兴和文化繁荣的光明前途；中华民族之形成，“将全人类四分之一合为一体”，这对人类进化应是一种贡献（注：梁启超：《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改造》第3卷第2号，1921年。），坚信中华民族必将以自己辉煌的成就继续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梁启超关于民族化合对历史发展作用的观点确是积极进步的，它有利于各民族的团结，有益于将人们的视野引向宽广的未来，有益于激发民族的内在潜力和增进民族的自信。

在该文结尾处，梁启超指出自己的写作目的，是欲使国人获得三种概念：1、“中华民族为一极复杂而极巩固之民族”。它启示我们，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是历史长期形成的，各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融合的历史中早已结成为风雨同舟、存亡与共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同舟共济、团结奋斗，才是各族人民共同利益之所在。这里蕴含着作者强调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深刻寓意。2、“此复杂巩固之民族，乃出极大之代价所构成”。因为历史上多次大的民族冲突，各民族都遭到严重的损失。但是这种民族冲突是民族融合和中华民族形成的必经过程，“损失是暂时的，利益却是永久的”（注：范文澜：《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选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8页。）。因此各民族都应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成果。它启迪我们，既要反对歧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分裂主义。作者企盼各民族团结协作，共同创建繁荣昌盛的祖国。3、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他对祖国前途、民族命运充满自信心，坚信“此民族在将来，绝不至衰落，而且有更扩大之可能性”（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31—32页。），激励人们为共同创建中华民族光辉的未来尽一份历史的责任。

综上所述，《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是梁启超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创造性地运用近代观念和方法较为系统地研究中国民族问题，梳理各民族融合、演化关系的第一人。他所提出的一些重要见解，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是对中国20世纪初以来思想界关于民族问题争论分歧的一个总结，因而对近代民族史的研究发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继此文之后，一些民族史论著相继问世。笔者仅从1928—1936年间发表的几部《中国民族史》来考察，梁启超有关民族问题的几篇论文和讲演稿，都被列为主要的参考书。如林惠祥所著《中国民族史》一书共计九章，其中有八章都将《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列为主要参考书目。梁启超关于民族史研究的方向和民族史撰述的内涵和架构的论述，也为后人作了重要的示范和引导。二三十年表的几部民族史基本上是按照这个路子编写的。梁启超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也被许多学者所认同和吸收。（注：详见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北平文化学社民国17年版）、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上海世界书局民国23年版）、宋文炳《中国民族史》（上海中华书局民国24年版）、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版）。）白寿彝对于梁启超的成就也作了高度评价：“从民族史研究的发展上看这是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注：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第29页。）。

由于历史和个人的局限，该文对周边民族的历史贡献阐述不够，对民族融合的经济因素的阐述亦缺乏力度，关于民族分类与古今民族的演变，也有不够准确和欠缜密之处。作者在其他论著中，将历史上的周边民族视为“劣等民族”（注：梁启超：《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改造》第3卷第2号，1921年。）是极为错误的。但综观全文，瑕不掩瑜，梁启超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作为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开山之作、奠基之作，已被载入近代中国的史册。

二、历史撰述中的民族观点

梁启超进步的民族观点，不仅在其理论著述中作了集中论述，而且贯穿、体现在其通史撰述以及学术文化史等著作中。这些内容，提高了梁氏著作的学术价值，增强了对读者的吸引力。因而这些成果也是近代史学的珍贵遗产，值得我们深入地发掘。

梁启超1918年所作《春秋载记》一文首先从历史进化的大视角，纵向论证了春秋兼并争霸对推进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形成的巨大历史功绩。他说，我累代先民所怀抱的“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之理想，至秦汉才得以实现。但是国家之统一、民族之长存，“其酵酿之而字育之者，实在春秋之世”。他明确指出：“非经此阶段，则后此一统之象决无自而成”。（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五，第1页。）即春秋之兼并争霸是国家统一、民族意识形成的历史必经阶段，它为国家统一、民族形成作了充分的准备。其一，春秋兼并，各大国开疆拓土，为统一国家疆土之辽阔恢宏奠定了基础。其二，春秋霸政全盛之时，霸主以仗义执言摧暴扶危为职志，使兼并受到遏制，小国得以喘息复苏，大国因防御外敌，也必时时警惕而注意修治内政，发展生产，推进社会文明。其三，在各国频繁的朝聘会盟征战过程中，交通大开，其君卿相频相酬酢，其士大夫交错结纳，互相濡染，不仅增长了才干，也促进了学术的交流和商业的繁兴，国与国之交际也形成了共循的轨则。于是彼此之特性“徐徐蒸变化合而构成一种通性”，此即二千年来颠扑不破的“中国之国民性”。（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五，第2页。）它清晰而富有哲理地论证了春秋霸业不仅促进了各诸侯国政治经济商业交通的发达进步，文化之锐进，而且熔铸了坚不可摧的“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它对中华民族的形成、民族心理、民族观念的建构和秦汉之际统一国家的建立，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价值。

其次，《春秋载记》以平等的民族观，横向论证了各诸侯国在国家统一、民族形成的历史转折时期的重要作用。他既充分肯定了中原齐晋等国抵御周边后进民族袭扰的历史功绩，也高度评价了原被视为“夷狄之地”的楚吴秦等国对开拓疆土、加速民族融合、推进社会进化、文明进步的重要贡献。他说：“齐晋霸功，莫大于攘楚。”原因是：当齐晋抵御楚北向扩张之时，楚之文明远在中原诸国之下。假使楚竟在其时宰制诸夏，则中原先进的经济文化必遭摧残蹂躏。而楚因齐晋之抵御，兼并受挫而退，自知力量还不足以制齐胜晋，因此不得不努力向上，发奋内治，“浚发其内部文明”，以求与诸夏竞争。因而齐晋攘楚，不仅有功于诸夏，而且有助于楚国社会内部文明程度的增进（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五，第3页。），使楚国逐渐转化为诸夏之一员。他进而重点论述了楚国的历史功绩。当时大江南北，“古部落棋布，其俗盖在半文半野之间，文化远在楚下”。楚国在南方开疆拓土，将落后的诸部落融于诸夏民族大家庭之中，免于常年的袭扰征战，为全国统一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楚国在争霸过程中，首先使自己接受华夏文明，“力革蛮俗”，又将其华夏文明传播到四周的各民族之中，“广纳而冶化之，缘地运民情之异宜，卒乃孕育一新文明统系”。这即是说，它推进了南方广大地区的文明进化，“举蛮夷以属诸夏”，加速了这一地区的历史进程，所以说楚“大有功于中国”。（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五，第8页。）

梁启超在1920年撰写的《战国载记》一文中，则侧重论述燕破东胡，赵攘群胡、破匈奴，为秦统一作了重要的奠基。他尤以史学家的远见卓识和大无畏的气魄，充分肯定了秦创建统一国家的历史功绩。他说：后之读史者，虽五尺之童，咸知哀六国而憎秦，然而，“假长此不获统一，岁岁交糜烂其民而战之，其惨状将伊于胡底；而在六七专制君主之下，重以各地大小之封君，徭役供亿，民又何以堪命？其他若曲防遏籴，关讥市征，各自为政，民之患苦，亦何可量。故孔子尊大一统，孟子称定于一，秦并六国，实古代千余年大势所趋，至是而始成熟，非始皇一人所能为，并非秦一国所能为，其功罪尤非一人一国所宜任受也。”（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六，第50页。）梁启超既强调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又肯定春秋战国之际诸国霸业的历史作用，唯物与辩证的思想因素非常突出。他进而认为，秦始皇是一个功罪不相掩的历史人物，一方面深刻地批判其暴政虐民、灭绝诸史的历史罪恶，另一方面，又充分肯定其完成统一大业、促进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大贡献，尤其高度评价了秦始皇北“却匈奴、筑长城”，南“定百越、开五岭道”（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六，第50—58页。），保卫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开疆拓土、促进民族融合的历史功绩。而这一切都为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和统一国家的建立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近代史学家张荫麟对《春秋载记》、《战国载记》这两部专史，曾予以高度评价，他说：如以质不以量言，非止可媲美中外名家，抑且足以压倒吉朋、麦可莱、格林诸家之作。（注：张荫麟：《跋梁任公别录》，《思想与时代》第4期，1941年11月，转引自陈其泰《梁启超与中国史学的近代化》，《南开学报》1996年第5期。）

梁启超还将中华民族的化合视为中国历史上学术文化发展出现高峰以至整个文明发达进步的重要前提条件。

他认为，中国学术思想自黄帝即是经过四征八讨，“屡战异种之民族而吸收之，得智识交换之益，故能一洗混沌之陋，而烂然扬光华也”（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5页。）。他进而提出，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两次学术文化之高峰，都与民族融合紧密相关。春秋战国是中华民族第一次大规模融合的时代，由于地理界限渐破，各学派有“南北混流之观”（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25页。）。于是南北两文明，与接为构，进而北南东西四文明，愈接愈厉，“几将合一炉而冶之”，致使古代之学术思想达于全盛。（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4页。）在文学方面，楚吴融合于诸夏后，原来含有神秘意识和虚无理想的楚文化，与中原旧民族之现实的伦理的文化相接触，自然产生出新的东西来。“这种新东西的体现者便是文学”（注：梁启超：《屈原研究》，《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52页。）。一部“楚辞与三百篇诗经有相等的价值”（注：梁启超：《中华民族之研究》，《地学杂志》民国11年第4、5期合刊。）。从此长江黄河两大流域，并为中华文化之中心，南北映照。可见民族融合对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

魏晋六朝、隋唐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融合的高峰，它亦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使之出现了新的高潮。他说：“两晋六朝几百年间，可以说是中国民族混成时代，中原被异族侵入，搀杂许多新民族的血，江南则因中原旧家次第迁渡，把原住民的文化提高了。当时文艺上南北派的痕迹显然，北派直率悲壮，南派整齐柔婉。”（注：梁启超：《情圣杜甫》，《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第38页。）到了唐朝，由于唐太宗执行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注：见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197，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215—6216页。），推进了这个时期民族化合的完成，加之政治上的统一，封建经济的发展，影响及于文艺，“自然会把两派特性合冶一炉，形成大民族的新美”，而杜工部正是这个“时代的骄儿”。（注：梁启超：《情圣杜甫》，《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第38页。）所以梁启超自豪地说：“我们这华夏民族，每经一次同化作用之后，文学界必放异彩。”（注：梁启超：《屈原研究》，《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52页。）

在本世纪之初至20年代，梁启超在其论著中已成功地在理论上分析了民族融合和共同进步对于历史发展的意义，同时又结合社会文化的具体进程，阐述民族融合对中华民族整体文明程度的巨大推进作用。其时，他已做到了以史学家宏观的视野和理性思维，透过复杂纷纭的历史现象，将民族问题视为历史长河中的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重在文化因素的探讨，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

三、哲学思想的渊源

梁启超在研究民族关系的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了近代进化史观、民族学、地质学、考古学、地理学等各种门类的研究成果。而其哲学思想的主要渊源则来自公羊学派的民族观。

梁启超从中国古近代的公羊学中主要吸收了以下两种思想：

一是“大一统”观念。“大一统”是《公羊传》对《春秋》“微言大义”的阐扬。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诸国兼并争霸，原有的政治秩序陷于崩坏混乱。于是孔子修《春秋》，以尊王室，寓是非褒贬于书法，来寄托他企图拨乱反正、恢复王权一统和为后王立法的政治理想。而汉初同样面临着大乱之后需重建社会秩序和加强统一的迫切问题，于是适应时代的需要，流传于战国、成书于西汉的《公羊传》，将孔子尊奉王室的书法加以充分发挥，衍化成著名的“大一统”主张，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无论是政治制度、社会生活还是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都要绝对服从于“天子”。这种大一统思想表现在民族问题上则主张“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即反对当时处于较后进社会发展阶段的周边民族对中原地区的袭扰。（注：参见陈其泰《清代公羊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8—14页。）

二是“公羊三世说”的历史变易观。这种历史变易观从《公羊传》“三世异辞”说推衍而来：即孔子著《春秋》因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个时代远近不同，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书法。这里除寓褒贬之外，还表明历史是可以划分为不同发展阶段的。这种历史变易观表现在民族问题上，则不把“诸夏”与“夷狄”视为永远不变的，先进的永远先进，落后的永远落后，而是看作可变的，其评价诸夏与夷狄变化的标准则是以文明、道德进化的程度来区分，而不是以血缘、种族来区分。所以“夷狄”在文明、道德方面进步了，可以受到赞许，可以进爵称“子”；而“诸夏”在文明或道德上倒退了，则应视为“新夷狄”。（注：参见《清代公羊学》，第8—14页。）《公羊传》这种对诸夏和夷狄不划定固定界限，从变而移的理智态度，既包含着可贵的历史进化的观点，也蕴含着民族平等的合理内核。冯友兰对此曾深刻指出，《公羊传》把接受或背离先进文化，作为分别“中国”与“夷狄”和“中国”与“夷狄”转化的标准，一视同仁。（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修订本）第3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8页。）陈柱也提出：公羊家以进化与退化来评价诸夏与夷狄，就使“诸夏不能矜，而夷狄不必馁”（注：陈柱：《公羊家哲学·进化说》，台湾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页。）。这些评述都指出《公羊传》对于“诸夏”与“夷狄”的划分标准的进步意义，它有利于各民族的不断进取、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巩固。

梁启超正是从上述历代公羊学家的这些进化史观和进步的民族观点中获得了较为丰厚的滋养和深深的启迪，并结合近代中外局势，加以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梁启超的民族观无论在辛亥革命前或辛亥革命后，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辛亥革命前，梁启超的民族观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派高举反满旗帜的氛围下提出的。平心而论，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以反满相号召，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确实含有某种斗争策略的考虑，在当时起到了动员全国各个阶层人民奋起参加民族民主革命，共同推翻清王朝的巨大作用。但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舆论宣传中使用了一些过激语言，青年革命家邹容在《革命军》中说：“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非贱满人所得而固有也。”（注：邹容：《革命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7页。）同盟会的《军政府宣言》公然宣称：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注：《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8页。）在当时，此类将满族人民与满族权贵混为一谈，不承认满人也是中国人，也是中华民族成员的言论，在革命党人的舆论宣传中是比较普遍的。这类宣传在章太炎的著作中更是随处可见。他强调：“化有蚤晚而部族殊，性有文犷而戎夏殊。”这即是说，化晚而性犷之民，“虽合九共之辩有口者，而不能予之华夏之名”，反对将满族列入中华民族。（注：章太炎：《原人》，《qiú＠③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6页；《qiú＠③书》初刻本，第22页。）他还说，如革命将“满洲之汗”赶回“黄龙之府”，“则固当与日本、暹罗同，视种人顺化归，斯受之而已矣。然主权未复，即不得举是为例”。（注：章太炎：《中华民国解》，《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6页。）即主权未光复之前，不允许满汉融合；清政府被推翻后，视满人“与日本、暹罗同”，即将满人视为外国人，而且在满族“醇化于我”之前，“吾视之将不得不如黑民，以待黑民者待蒙、回、藏人”。（注：章太炎：《中华民国解》，《章太炎全集》（四），第258页。）公然坚持民族歧视政策。（注：章太炎的反满言论亦包含着反对清政府封建专制和卖国的内容。武昌起义后，他立即致函留日满洲学生，表示“君等满族，亦是中国人，农商之业，听所欲为，选举之权一切平等”。详见《章太炎政论选集》第13、90、432、520页等。恕不在此全面论述。）

应该说，这些观点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在实际上既有违中国历史的传统，也不利于各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更不利于各民族的同仇敌忾，共御外侮，它不符合各民族的根本利益。相比之下，梁启超的民族观更具近代特色，视野更开阔，更有利于民族的交流与融合，更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因而也就更具有进步意义。早在1896年，梁启超鉴于甲午战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而清朝满族权贵“深闭固拒”，反对改革，坚持狭隘的民族防范政策的严峻现实，即阐发了满汉民族如“孪体之人，利害相共”道理，提出了反对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要求“平满汉之界”、“君民之界”（注：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80、83页。），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平权的政治主张，尤其在世界列强争长竞雄、疯狂侵略扩张的险恶环境中，他更看到国内各民族根本利益的一致性，看到同室操戈、鹬蚌相持渔人得利的危险性，深刻地阐明了“惟其相合，故能并存”（注：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78页。）的道理。这确实是独具慧眼的，不仅在当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就是在今天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所以从理论上说，他对民族问题的看法确实比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高出一筹。

正因为如此，在武昌起义后，当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认为清政府既倒、民族主义已经完成之时，梁启超却能够在世界政治风云变幻、国内军阀混战、边疆不宁之际，发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等论著，充分表达了这位杰出的思想家高明的洞察力、准确的判断力，以及对中国历史和未来的深沉思索。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女右加专

梁启超范文篇5

关键词：粱启超；“排荀运动”；文本研究；思想阐释

梁启超曾经多次道及他与夏曾佑、谭嗣同在清末发动过“排荀运动”，已为学界作过认真的研究。然而，梁氏对荀子的认识并未一直停留在此一阶段，他说“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持论既屡与其师不合，康、梁学派遂分。”噌深受康有为影响、流质易变的梁启超对荀子开始具有自己独立的认识与研究，本文即试对此作一简单的分析。

一、早年的“排荀运动”

梁启超晚年回忆其早年与夏曾佑、谭嗣同论学辩难，有过一场元气淋漓的“排荀运动”：“曾佑方治龚、刘今文学，每发一义，辄相视莫逆。其后启超亡命日本，曾佑赠以诗中有旬日：“……冥冥兰陵(荀卿)门，万鬼头如蚁。质多(魔鬼)举只手，阳乌为之死。袒裼往暴之，一击类执豕。酒酣掷杯起，跌宕笑相视。颇谓宙合间，只此足欢喜。……”此可想见当时彼辈‘排荀’运动，实有一种元气淋漓景象。嗣同方治王夫之之学，喜谈名理，谈经济，及交启超，亦盛言大同，运动尤烈。”

1924年夏曾佑亡故，梁氏作文悼念，再次论述了当年的论学情形与排荀运动：“穗卿和我都是从小治乾嘉派考证学有相当素养的人。到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对于从前所学生极大的反动，不惟厌他，而且恨他。穗卿诗里头‘冥冥兰陵门，万鬼头如蚁，质多举只手，阳乌为之死。’‘兰陵’指的是荀卿；“质多”是佛典上魔鬼的译名——或者即基督教经典里的头的撒旦。阳乌即太阳——日中有乌是相传的神话。清儒所做的汉学，自命为‘荀学’。我们要把当时垄断学界的汉学打倒，便用‘禽贼禽王’的手段去打他们的老祖宗——荀子。到底打倒没有呢?且不管。…‘袒裼往暴之，一击类执豕。酒酣掷杯起，跌宕笑相视。颇谓宙合间，只此足欢喜。’这是我们合奏的革命成功凯歌。读起来可以想起当时我们狂到怎么样，也可以想见我们精神解放后所得的愉快怎么样。”

谭嗣同思想独到，不幸为变法维新事业流血牺牲，有如思想星空中的一颗流星，一闪即逝。谭嗣同认为孔子创教之时，“黜古学，改今制，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可惜后学不传，荀子“乘间冒孔子之名，以败孔之道”，“尽亡其精意，而泥其粗迹，反授君主以莫大无限之权，使得挟持一孔教以制天下!”故而“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

梁启超与二三友朋间论学论政，排诋荀学，自然称不上一种所谓“运动”，其夸大其辞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此时梁启超对乃师某些论断心底里不以为然，但仍深受康氏思想的影响，服膺南海先生关于孔子及孔门后学流衍之说。康有为打出孔子的旗帜，发掘《春秋》中的微言大义，盛倡三世三统之说，演大同之义，“以经术作政论”目，为他的布衣改制寻找历史的根据。康有为为了张扬孔教大旗，复原他所谓的孔子原始思想，对其所谓“俗学”极力排斥，第一阶段排斥宋学，第二阶段排斥歆学(刘歆之学)，第三阶段则极力“排斥荀学(荀卿之学)”，“以其仅传孔子小康之统，不传孔子大同之统也”；认为孔门后学中，孟子传大同之义，得其神明；荀子传小康之义，“盖得孔子之粗末者也”。梁启超在前后几年时间里，持此论点不变，基本上都是对乃师学说的阐扬。1896年，粱氏在谈到经学的学习时，即提出治经“当知秦汉以后，皆行荀卿之学，为孔教之蘖派”。他认为，中国之所以不富不强，国运衰微，是因为学术上“误六经之精义，失孔教之本旨”，孔子之教，有特别之教、普通之教，“普通之教，曰《诗》、《书》、《礼》、《乐》，凡门弟子皆学之焉，《论语》谓之为雅言，雅者通常之称也。特别之教，曰《易》、《春秋》，非高才不能受焉，得《春秋》之传者为孟子，得《易》之传者为庄子。普通之教，谓之小康；特别之教，谓之大同。”荀卿曾讲，学始于诵《诗》，终于读《礼》，可见，荀卿所承受的是普通之教、小康之说。《春秋》为孔子经世大法，非口授不能明，此即《公羊传》，自东汉以后，该书若存若亡，《春秋》无人能解，“孔子之真面目，遂不复可见”。“自秦汉以后，政治学术，皆出于旬子”，“二千年来，只能谓为荀学世界，不能谓之为孔学世界也”。荀子学说，提纲挈领，特点有四：尊君权、排异说、谨礼仪、重考据。戊戌前后，梁启超极力主张恢复孔教精义，“于是专以绌荀申孟为标帜。”1902年，梁氏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仍然坚持此说：“孔子之学，本有微言、大义两派。微言亦谓之大同，大义亦谓之小康。……大义之学，荀卿传之；微言之学，孟子传之。…”孟子既殁，公孙丑、万章之徒，不克负荷，其道无传。荀子身虽不见用，而其弟子韩非、李斯等，大显于秦，秦人之政，壹宗非、斯。汉世六经家法，强半为荀子所传；而传经诸老师，又多故秦博士。故自汉以后，名虽为昌明孔学，实则所传者，仅荀学一支派而已。此真孔学之大不幸也。”此段时间之内，梁启超极力推崇孔、孟，贬黜荀子。

二、文本研究

1902年，梁启超与康有为学术观点上的分歧日益公开化，他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不同意乃师“孔子为改制之教主”的主张。1903年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梁启超对荀子学说少有评论，直至晚年讲学与著述中，才对荀子作过一些较为平实的纯学术性研究。

梁启超遍引有关荀子的文献资料，比堪考证，推定、假定出一个简单的荀子年表。首先，他根据史书有确切记载而史事不相抵牾的一件事为坐标上下推演，即《史记·春申君列传》载楚考烈王八年(前255)，春申君任荀子为兰陵令；据此推定前293年荀子15岁游学于齐国。《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及刘向《叙录》作“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梁氏认为此“或传写之讹耳”；应劭《风俗通·穷通》篇作“年十五”，“似较近真”。梁启超推定前285年荀子说齐相，不见用，遂至楚国；第二年，再次游历齐国，至公元前268年前后十余年间，三为祭酒。《儒效篇》记载与秦昭王问答，《强国篇》记载与应侯问答，皆在前267年秦以范雎为相之后。荀子55岁时，被春申君任为兰陵令；前236年春申君被杀，荀子去职，废居兰陵。李斯于前246年辞别老师入秦，前213年相秦，荀子是否尚在人间，不得而知；假定荀子尚存，则已是95岁高龄了。删

《荀子》一书，西汉刘向称为荀子手著。梁氏以为，全书大部分可以推定为荀子著作，但《儒效》、《议兵》、《强国》诸篇皆称“孙卿子”，为及门弟子对荀卿即孙卿的尊称，可视为弟子记录。《尧问篇》末段纯粹是对荀子的批评，显然是他人所作。《大略》以下六篇，唐代杨惊认为属于荀子弟子对荀子言行的记录，此说得到梁氏认同。总之，《荀子》全书非悉数出自荀卿之手是可以肯定的。

《荀子》最初由刘向将中秘所藏荀子书三百二十二篇芟去重复之篇，编为三十二篇，为避宣帝讳，名《孙卿新书》。杨惊作注，省称《荀子》，遂延用至今。今本二十卷为杨口重新编次，与刘向篇弟有所不同。梁启超综合前人的考证工作，加以合乎人情的推想，将《仲尼篇》第七之下，重新编次，认为《成相》、《赋》两篇纯属韵文文学，当另为《孙卿赋》而不入《荀子》，恢复刘向校录之旧貌。

梁启超还考证了《荀子》三十二篇的真伪问题。大小戴《礼记》篇名、文字上有很多与《荀子》相同的地方，梁氏以为是《礼记》采录《荀子》，因为该书本属汉儒搜集整理而成。可以想见，《荀子》也难免其他著作搀人的现象。汉儒各自传写，竟有三百余篇，刘向删其重复，将诸本冶为一炉，但其所持标准无从得知。杨惊将《大略》、《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六篇置于书末，“似有特识”。因为《宥坐》以下五篇，文义肤浅，《大略》亦是片段，梁氏认定此六篇为汉儒杂录，非《荀子》之旧。

关于荀子著书立说的动机，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认为：“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口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梁启超对此说深表赞同。当时儒家末流，即荀子所谓“子游氏之贱儒”专门靠孔子混饭吃；出于子夏一派的庄周末流又滑稽乱俗，混淆视听；孟子道性善，说仁义，有点矜才使气，于是，荀子起而革新。总之，“荀子的学说，可以说是战国末年，对于儒家的一大修正”，相对孔子原始儒学，荀学在很多方面都有所发展，“自有其门庭堂奥，不特与孟子异撰，且其学有并非孔子所能统者”。

在梁启超早年极力贬斥荀子的时候，连荀子《非十二子》也被他否定。他认为，荀子的论述“最为杂乱”；荀子对诸子之学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梁启超认为该篇以排斥异说为能事，充满了狭隘的门户之见，李斯相秦，焚书坑儒，就是因为受到荀卿极端狭隘主义教育的影响，“虽谓李斯坑儒之祸，发于荀卿，亦非过言也。”故而，荀卿《非十二子》篇中对各家学说的评判，“殆不足采”。晚年在各校讲授中国学术史时，梁氏认为，“荀子好批评，虽其批评不能称为尽当，然有极尊严又极严厉的态度”，《非十二子》、《解蔽》、《天论》诸篇是梁启超考论先秦学术的重要资料。他对这三篇评骘诸子的文字逐一进行了校勘、训释，对荀子的见解或批评，或阐发，或曲为解脱。如荀子直斥“子张氏之贱儒”、“子游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梁启超解释道：“荀子所斥，殆指战国末年依附三家门墙之俗儒，非迳诋三贤也。”

三、对荀子思想的阐释

梁启超对青年学子应该如何阅读、研究《荀子》一书，也指示了门径，他逐一讲解了各篇要旨，并举出重要偏什，要求弟子们精读，以了解荀子学术思想的梗概及在学术史上的地位。阅读、研究荀子，其目的有二，“第一，为修养应用；第二，为学术的研究”、。

对荀子思想的研究，梁启超着重分析了儒家“道术”的几个重要概念。性恶论是荀子思想的最大特色，其主旨不外“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性恶篇》)如果顺着人的本性，只有争夺、残贼与淫乱，应当用师法礼仪去矫正他。梁启超认为荀子极端的性恶论不能算作真理，是拿来作教育的手段。“这种主张，在教育上有极大的价值。但是离开教育，专门讲性，不见得全是真理。”

荀子很注重心学，也曾大讲“治气养心之术”，但与“心学鼻祖”孟子所走的道路有所不同。梁启超认为，荀子主性恶，“化性起伪”，所讲心学也完全是变化气质、校正各人弱点的那一套功夫，与孟子存养、扩充的功夫并不相同；荀子的心学主张，“比孟子毛病少点”。孟子把心与耳目之官分为二，荀子则把它们连合起来，荀子把目、耳、口、鼻、形体五官加上心为六官，不曾把心提在外面；当然，荀子所谓的心与其他五官仍有不同，“心有征知”(《正名篇》)。《解蔽篇》中，荀子对如何在养心上用功夫讲得十分透彻：“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荀子因为注重外在的修养陶冶，所以十分重视知识的作用，但要获得健全的知识，又必须养心治心，非下刻苦功夫不可。不虚，不壹，不静，便不能求得知识。孟子注重内在的修养，求其放心，操之则存，只须一点便醒。梁氏认为，这就是孟、荀两位儒学大师心学的不同之处。

梁启超范文篇6

关键词：梁启超宪政法治国家

Abstract:LiangQichaoisamodernauthoritativeconstitutionalgovernmenttheoreticianofChina,glistening,mostimportantcomponentmostinthethoughtthathisthoughtofconstitutionalgovernmentishispoliticstoteachbeginners.Hepledgesone’sdevotionandpursuestheconstitutionalgovernmentinallone’slife,itsmainpurposeistoobjecttothefeudalmonarchismwiththeconstitutionalgovernment.Henotonlypaysattentiontotheresearchofthetheorybutalsojoinsinmovementsofconstitutionalgovernmentactively,haspromotedthedevelopmentofmodernmovementsofconstitutionalgovernmentofChinagreatly.ThistextattemptstopassthoughtofconstitutionalgovernmentandconstitutionalgovernmentactivityofintroductionLiangQichao,enableeverybodytoknowLiangQichao’sthoughtofconstitutionalgovernmentcorrectly,andoffercertainreferencetotheconstitutionalgovernmentofourcountryatpresent.

Keyword:LiangQichaoConstitutionalgovernmentCountrygovernedbylaw

梁启超不但是近代中国“法治主义”的重要倡导者,同时也是近代中国宪政的主要设计者和推动者,是重要的立宪政治活动家。但是大多数研究者或者是把梁启超与康有为等同起来看作是戊戌维新派的代表，只讨论他们的君主立宪主张,而忽视了梁启超自戊戌之后旅日期间在思想上的不断进步,特别是在宪政观点上与康有为的差异;或者虽然把康梁区分对待,但是却把梁启超看作是与革命派对立的一方来研究他的宪政思想和活动,从而忽略了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及其宪政运动是促成和推进辛亥革命浪潮发生、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一重要事实。

一梁启超宪政思想一般

何为宪政?这是研究梁启超宪政思想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所谓宪政，就是拿宪法规定国家体制、政权组织以及政府和人民相互之间权利义务关系而使政府和人民都在这些规定之下，享受应该享受的权利，负担应负担的义务。无论谁都不允许违反和超越这些规定而自由行动的这样一种政治形态”，可见，梁启超认为宪政的实质就是确立宪法的至上性。

对于宪法，梁启超提倡狭义的宪法概念，即指有议会的国家的根本大法。他指出:“宪法何物也?立万世不易之宪典，而一国之人，无论为君、为官吏、为人民。皆共守之者也，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据，此后无论出何令、更何法，百变而不许离其宗也。”宪法“为国家一切法律根本之大典”。

梁启超特别强调宪法的以下几点特质:

首先，宪法是政治法，是行使民权和限制君权的武器。梁启超指出:“欲君权之有限也，不可不用民权，欲官权之有限也，更不可不用民权。宪法和民权，二者不可相离，此实不易之理，而万国经验而得之也。”由此可见，梁启超认为立宪必须以民权为基础，而立宪本身又可以保障民权。因此梁启超极力主张在中国兴民权开民智，进行民主启蒙教育。

其次，梁启超强调宪法的至上性。梁启超认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无宪法不足以为国。”梁启超据此把“世界之政”分为两种，“一曰宪政之政(亦名立宪之政)，二曰无宪法之政(亦名专制之政)”，并把有无宪法看作是西方资产阶级先进国体与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国体的根本区别。梁启超还指出宪法之所以具有至上性还在于宪法是一国产生其他法律的依据，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为社会上所有个人、团体的最高行为准则。

梁启超还对宪法的稳定性问题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宪法的稳定性，主要指宪法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稳定。他指出:“宪法与寻常法律异，宜有永久之性质，非可以朝令而暮改，此人人所同知也。”梁启超还深刻揭示，若宪法没有稳定性，必然造成恶果。他针对袁世凯上台执政一直到曹馄贿选，期间体制多变，宪法频繁更迭，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大抵一制度之颁，行之平均不盈半年，旋即有反对之新制度起而推翻之，使全国国民仿徨迷惑，莫知是从，政府威信扫地尽矣。”

梁启超宪政思想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立宪法以定“一切法度之根源”

梁启超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律制度的考察与研究，指出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与法律体系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把宪法看作是“国家根本法”，是其它法律得以产生的依据，正因为如此,梁启超认为,“采定政体,决行立宪,实维新开宗明义第一事”,“欲维新中国,必以立宪法……为第一要义”，认为“无宪法不足以为国”。

2.设国会以确立“法治国家”之基础

梁启超认为国会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他说:“天下无无国会之立宪国”。他认为国会是人民行使立法权的重要机构,也是保障人民权利不受政府侵害的重要权力机关。在专制时代,法自君出,其“立法权专属于君主”一人,“则所立之法必利一人”,这种“自顾其利益”的法律,“以今日文明之眼视之,其为恶法”。而现代要使多数之国民能得到幸福,只能“以立法权属于多数之国民”,尽快设立国会,以立法权还之于民。这样,法治国家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对于国会的性质，梁启超认为可以从法律和政治两个方面来界定。在法律的视角下，“国会者，为限制机关以与主动机关相对峙。”这表明，国会是作为国家的立法和监督机构而存在的，只有法律上享有对行政机关进行权力限制的机构才可以称之为国会；而从政治的角度看，“国会者，代表全国人民之势力者也”，国会是反映全体国民意愿的民意机构。

其次，梁启超还详尽地论述了国会的组织机构。梁认为在当前的中国设立议会，应仿效英国，实行两院制，并将上院称为左院，下院称为右院。梁启超十分明确的指出中国未来的左院不能代表平民，也不能代表贵族，而应包含更多的成分。而右院则“平等代表全国国民，故必以人民所选举之议员组织而成”。

3.关于选举制度

梁启超把各国的选举制度划分为普通选举和限制选举。“普通选举者，谓一切人民皆有选举权也;限制选举者，谓以法律指定若干条件，必合于此条件，或不及于此条件，乃得有选举权也”，并认为两者的分界就在于财产。那么在中国应该采取哪一种呢?梁启超坚决反对限制选举制，尤其是反对财产限制。因为“财产与政治能力，决非能常相一致”，所以“财产与选举决不容有特别的关系。”他还深刻地论述了用财产限制选举权的危害，认为最终“使大多数人，不能感国家与己身之利害关系，则将流于少数政治，其反于立宪之本意甚明。”接着，梁启超采用比较分析的办法，详尽论述了选举的方法，如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选举手续等问题，其中着墨最多的是对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的见解。对于两种选举方法的优劣，梁启超认为不能一概而论，而要结合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分别对待。一方面，梁认为直接选举能反映多数人意见，而且选举人直接面对选举，能直接感受其利害，故能热心负责的投票，所以直接选举优于间接选举。而另一方面，梁启超又认为间接选举为“组织最良之国会”的必备条件。因为“第二选举人地位较高，交通又广，对于议员候选人较易周知”，故“能鉴别被选人之才能性行，择最良者而举之”。

4.关于政党政治

梁启超认为政党政治与宪政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指出:“在专制政体下，决无容政党发生之余地。政体既归于立宪，则无论其国体为君主，为共和，皆非籍政党不能运用……非真立宪之国，不能有真政党，然非有真政党之国，亦不能真立宪。二者互相为因，互相为果.”对于政党的作用，梁启超主要认为可以“增进国民程度的作用。”他主张在立宪政体下，应该组建堂堂正正的政党，有了这个政党，就可以通过垄断议员多数，组成独揽大权的政党内阁，从而取代封建地主的官僚统治。

5.关于三权分立

梁启超完全接受了西方洛克、孟德斯鸿主张的三权分立制度。认为三种权力如果掌握在同一个机关或个人手中，则公民的自由就会遭到毁灭，就会使人们时时感到君主专制的存在，三权分立就是要通过相互制约以达到防止国家机关变为专制工具保障人民权益的目的。梁启超主张在中国，立法权由国会行使，行政权由国务大臣行使，而司法权由独立的司法审判厅行使。不仅如此，梁启超还进一步阐述了要在中国实行的三权分立的不同之处，他把统一三权的统治权称为“体”，而分别行使的三权称为“用”，认为“体”是不可分的，可分的只是“用”，这有一定的独到之处。然而，梁启超把统一三权的统治权又赋予了君主，这样最终将三权又归于君主，将君主立宪的“体”重新导向了君主专制的“体”。

6.行司法独立以为“立宪政治之根本”

梁启超根据资产阶级政治学者关于三权分立的政治理论,并结合中外历史实际,提出要建立近代法治,必须充分认识“司法独立为立宪政治之根本”的原则,实行司法独立以防止高度集权的专制和权力的滥用。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君主专制和王权腐败,与政治体制上的行政与司法合一,行政权力支配和左右甚至垄断司法权力的制度是分不开的。在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法律就只能处于极不健全和极不发达的状况。他在《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中指出:“今之稍知大体者,咸以养成法治国家为要图。然法治国曷由能成,非守法之观念,普及于社会焉不可也。守法观念如何而始能普及,必人人知法律之可恃,油然生信仰之心,则自凛然而莫之犯也。故立宪国必以司法独立为第一要件,职此之由。”因此,他说:“司法独立为立宪政治之根本”,也是中国建成法治国家的前提。

二、梁启超在宪政运动中

（一）梁启超通过言论和著述进行立宪启蒙,为立宪造舆论

鉴于宪法在宪政中的重要地位，梁启超专门研究了各国的宪法,阐述了中国宪法的精神原则及相关问题,系统地论述宪法问题的就有《各国宪法异同论》、《立宪法议》、《宪法之三大精神》、《立宪政体与政治道德》、《宪法起草问题答客问》等等。梁启超提出“制定宪法为国民第一大业”,有没有一部好的宪法是区分立宪与专制、文明与落后的标志。实行宪政,首先必须树立宪法的至上权威,“一国之人,无论为君主、为官吏、为人民,皆共信守之也,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此后无论出何令、更何法、百变而不许离其宗也”；其次必须由专门机关来立法,他认为应该由议院制定宪法,任何个人或团体都无权擅自修改宪法;同时他还提出,在中国制定宪法,必须根据“三大精神”,即:“国权与民权的调和”、“立法权与行政权的调和”、“中央权与地方权的调和”；并且他还就各国宪法订立、颁行、修改的程序、方法等一一作了比较和介绍,为中国制定完善的宪法、并为宪法的实施提供了理论环境和舆论支持。不仅如此,民国成立后,他又亲自起草了“进步党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共11章95条,对国体、政体、总统、国会、法律、司法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综合反映了进步党和梁启超本人在民国初年的政治观点和主张。

另外，他首次在中国提出了“预备立宪”的主张,认为中国实行宪政,必须参照日本用十到十五年的时间做准备。1901年他即以日本为参照系,设计了中国从预备立宪到实行完全宪政的次第程序:“第一,涣降明诏,普告臣民,定中国为君主立宪之帝国,万世不替;第二,派重臣三人游历欧洲各国及美国日本,考其宪法之异同得失;第三,所派之员既归,即当开一立法局于官中,草定宪法;第四,各国宪法原文及解释宪法之名著,当由立法局译出,颁布天下;第五,草稿既成,未即以为定本,先颁之于官报局,令全国全民皆得辩难讨论,……如是者五年或十年,然后损益制定之。定本既颁,则以后非经全国人投票,不得擅行更改宪法;第六,自下诏定政体之日始,以二十年为实行宪法之期”。事实上,清政府后来的预备立宪,基本上是按照梁启超设计的这个程序推出的,只是因为辛亥革命的到来,立宪的过程中断了而已。

（二）梁启超通过组织政团和创办报刊来促进宪政运动的开展

（1）1907年,梁启超把各地在日本的立宪知识分子聚集在一起成立政闻社,明确宣布政闻社的宗旨为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厘定法律、巩固司法权独立等等。政闻社成立时有300多人,后来发展到1500多人,在梁启超的安排与授意下,大批成员纷纷回国,广泛联络国内知识分子、士绅和青年学生、青年官兵等等,大造立宪舆论,宣传宪政思想,通电请愿敦促政府从速召开国会,实行宪政。

他又通过徐佛苏等人的活动,组织了国内声势浩大的立宪请愿运动。1909年各省谘议局成立时,梁策划派徐佛苏等人到国内活动,将各省驻京绅商代表联络成一体,使各地立宪首领人物如汤化龙、谭延恺等都聚集在梁启超、徐佛苏的周围。清政府迫于形势宣布立宪期限缩为五年后,梁启超立即撰文指出这是假立宪、没有诚意的表现。在梁启超的指导下,各地立宪代表聚集北京,集议决定联合全国各界请愿政府废除立宪年限,立即召开国会,拟订宪法等等,并且梁启超还建议他们在请愿后要持续进行第二次、第三次的请愿,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形成了近代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国会请愿活动。关于这一点,徐怫苏有这样的记载:“余即于宣统元年冬赴京,启发朝野,共谋立宪救亡。梁先生闻余北上,欣慰无极,指导余进行之手札,约计三日必有一通”。立宪运动的发展,使清政府借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的动机进一步暴露,革命的势力进一步发展,辛亥革命于是一触即发,清政府的统治迅速瓦解。从这一角度说,梁启超对于推翻清政府的政权,确实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正如徐佛苏本人记述的那样:“辛亥革命之一举成功,无甚流血之惨祸者,实大半由于各省议员根据议政机关,始能号召大义抵抗清廷也,又大半由于各省谘议局之间有互助合作之预备与其目标也。而各省议员之能决心合作,实大半由于谘议局之领袖曾受清廷驱逐请愿代表之耻辱,及经宪友会密谋地方革命之激动也,而昔年国会请愿之能监促清廷,设立各省谘议局,与人民以议政之权力者,实大半由于梁先生能以精神及著作领导余等之奋斗也。此可知民国之成立,梁先生实有间接之大力”。

（2）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办的《新民丛报》,不仅是进行国民性启蒙、探讨新思想、新学术的阵地,同时也是宣传立宪思想、进行宪政启蒙的主要舆论阵地。对从亚里斯多德到霍布上、孟德斯鸠、卢梭以及近代日本的法学家、政治家的学术、思想、观点都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点评,大力宣传三权分立、人人平等的思想以及宪法和近代法制理论等。此外,还连续发表《各国立宪史论》,宣传、剖析立宪政体,“使一国中大多数人知立宪,希望立宪,且相率以求立宪”。正是从这种宪政的启蒙和指导中,中国人开始有了系统的宪政和法制观念。

继《新民丛报》之后,梁启超又主持创办了《时报》,很快成为宣传宪政的著名报纸。1907年作为政闻社的机关报《政论》创刊,以“造成正当舆论,改良中国政治”为宗旨,大力呼吁速开国会,实际推动宪政步伐。1909年他又派自己的学生创办《国民公报》,自己“每三、四日便寄去文章一篇,畅论国民应急谋政治革命之理由,言论精透,胜于《新民丛报》”,以言论和思想指导宪政运动的开展。

1910年3月,《国风报》在上海创刊,梁作为总撰稿人发表了《立宪九年恭跋》、《宪政浅说》、《中国国会制度私议》等系列文章,继续灌输宪政常识,精心设计指导立宪的每一个环节。《国风报》是当时中国立宪理论和舆论的主阵地,其中“半数文章皆为梁启超所撰写”。

1912年梁启超归国后,又创办了《庸言报》,倡导以政党政治推进宪政实施,继续为宪政摇旗呐喊。

（三）梁启超以其丰富的宪政理论和知识来指导宪政运动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宪政理论和知识最丰富、最系统的人,他不仅精通各国宪政实施的进程,系统比较研究过欧美德日各国的宪法,还对中国当时的宪政环境、宪政模式、实施程序等都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和思考,留下了一系列关于宪政的论述。粗略统计,梁启超系统论述宪法与宪政的各类文章共约65篇。在1910年、1911年两个立宪请愿运动的高潮年里,梁启超总共发表了87篇文章,其中专题谈宪政的就有30多篇,占了1/3,《中国国会制度私议》、《宪政浅说》、《责任内阁释议》等一系列设计和规划中国立宪的著名篇章都是这时候发表的,成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立宪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辛亥前夕梁启超关于宪政的论著,不仅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对于辛亥以后的宪政实践也有着筹谋草创之功”。

正因为如此,清政府中奉命从事筹备立宪的官员也奉梁启超为宪政权威,也要向梁启超请教办法。考察各国宪政的五大臣归国之际,因不了解宪政理论,加上各国情形复杂,不知道如何向清政府汇报,便暗中通过联络向梁请教,梁于是代为起草了考察宪政报告、奏请立宪、赦免党人、请定国是等奏章,洋洋洒洒约20万字,直接影响了清政府的决策。另外,当时的法部尚书戴鸿慈、宪政编查馆的官员等都曾通过各种途径向梁启超请求宪政学理,希望梁能“开其闭塞”,梁启超借此灌输立宪主张与设计方案。

三梁启超宪政活动的意义

梁启超对宪政的宣传和影响,不仅极大地丰富了近代中国的法治思想的内容,而且开阔了近代知识分子的眼界,传播了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和法制理论,更重要的是,为宪政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思想、政治和社会环境。

辛亥前夕的宪政运动是近代中国有理论、有目的、有组织、有理性、有影响的全民政治运动,“为吾国历史上以平民呈请君主颁行大法之创举”。梁启超作为宪政理论和运动的灵魂,他的言论、宣传和活动是当时轰轰烈烈的宪政运动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不仅把近代西方的权利、政党、政团等概念引进中国,成立并联络各种民间社团呼吁、督促政府,鼓舞民气,开启民智,还在民国初年为了实现宪政理想而组织进步党参与政治,实际开始了在中国进行政党政治的实验,这一切都是难能可贵的。更重要的是,立宪报刊和团体的活动,使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士绅更加了解了清政府假立宪的本质,直接促成了辛亥革命浪潮的汹涌壮大。

参考文献：

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

2李秀清:《“梁启超宪草”与民国初期宪政模式的选择》,《现代法学》2001年第6期

3丁伟志等:《中体西用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4黄敏兰:《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人梁启超》,湖北教育出版社

5张友渔:《宪政论丛》，群言出版社1986年版

6吴嘉勋，李华兴《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

7张岂之、陈国庆.《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00版

梁启超范文篇7

关键词：粱启超；民族主义；传统文化；回归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但研究者多困惑于其早期思想之激进与晚期思想之保守的矛盾。实际上，这与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有着很大的关系，也与早期他以文化作为其民族主义的工具这一思想特征有关。

一、早期民族主义思想倾向

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经历了由带有文化和种族主义色彩的传统民族主义，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近代民族主义的演变。

失败前的梁启超，在民族主义问题上表现出两个层面的追求：在理想层面上，他服膺于康有为的今文学派，以公羊三世说为理论核心构筑自己的历史观，以世界大同为自己的理想；在现实的层面上，由于亲身感受到帝国主义的实际威胁，他已经不能秉持原来的世界主义理想。1897年梁氏在《变法通义》中提出的“泛黄种主义”，表明他清楚地认识到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东方民族的侵略和压迫，同时也意识到了这种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已经超出了过去两百年来满汉之间的种族斗争。此时梁启超的思想仍然未脱出中国传统的“天下观”所形成的华夷之辨的思维模式。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亲眼看到这个国家在近代民族主义的冲击下所产生的巨大潜力。在研究日本的历史与现状并与中国进行对比后，梁启超认为日本强于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的民族知耻感和民众的爱国心。

进入20世纪后，梁启超到美国和加拿大，重点考察了两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状。在美国，他亲身体会到现代工业对帝国主义扩张的影响，从罗斯福巡行全国时所发表的“欲进吾美于强盛之域，为我子孙百年大计，舍帝国主义未由也”的讲演中，梁启超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的殖民野心，指出这“足以使国人猛醒”。旅美期间，梁启超对在日本时就已经接触到的德国政治学家波伦哈特和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作了进一步研究，对加拿大实行的君主立宪制与美国实行的民主共和制进行了认真的对比。他认为，从中国的具体现状出发，实行加拿大的君主立宪制更为合适。

1903年12月11日，梁氏抵日本横滨。访美归来后，他“言论大变”，表明决不再言排满，决不再言种族革命。从此时及后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看，梁启超在民族问题上的运思理路应该说十分清楚：利用改良主义增加国家权力，进而实现民族主义的目标。经过对上层的改革和对下层的改造，不论是在文化层面上还是政治层面上，都避免使用激烈的手段，尽量以和平的方法达成秩序，使国家强大。这就标志着梁启超终于冲破了种族主义观念的束缚，确立了以民族国家为中心、以反对帝国主义为目的的近代民族主义观念，成为一个清醒的民族主义者。

当梁启超从种族主义的观念转变为现代民族主义时，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人应该摆脱传统的天下观念，意识到“中国”是一个政治上拥有主权，地域上拥有国界，包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所有人民的真正民族国家。为此他做出了以下两点努力：

第一，破除天下观念，树立国家思想。

随着梁启超关于世界知识的不断丰富，“中国”的概念在他头脑中渐渐改变。他冷静地分析了中国人夸张地把中国看作世界而不是一个国家的原因后指出，时代变化了，交通打开了，中国人在1840年以后所要面对的世界，决不是一个低等文化的世界，而是要比中国强大的西方国家。几乎就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天下无敌的中国突然变得虚弱不堪。梁启超提醒民众，假如一味坚持中国文明就是世界上的全部文明的观念，就不可能理智地认识到自己国家的落后，就不可能意识到所面临的危机。他认为：“我国人爱国心久不发达，则世界主义为之梗也。”他急切地呼吁去除中国仍然是一个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的蒙昧思想，认识到中国只不过是众多世界国家中的一个国家而已。人们应该认识到，天下观念之所以在哲学上濒临灭亡，是由于“中国”在政治上正在遭受灭顶之灾。

在近代世界民族竞争中，破除了传统天下观念的中国人应当如何去面对世界、面对西方呢?梁启超提出“以国家对国家”的方法：“今日欲求救中国别无它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国家而已。”为了使国人对建立近代民族国家有更深刻的认识，并树立符合时代要求的民族国家观念，梁启超批判了传统国家观的谬误，提出了新的“国家思想”。他指出，旧的国家观“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由此造成的弊端有二：其一是“不知有国也，故其视朝廷不以为国民之代表，而以为天帝之代表”，结果将忠君与爱国混为一谈。但是，国家与朝廷并不是一回事，如果朝廷能够代表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即“朝廷为国家之代表”时，爱国与忠于朝廷就是一回事。反之，如果朝廷背叛国家利益时，即“朝廷为国家蟊贼”之时，爱国与忠于朝廷就不能统一了。由此可见，忠君与爱国，是新旧国家观念的分水岭。

弊端之二是，因为国人不知有国，故国人“独善其身，乡党自好，畏国之为己累，而逃亡也”。梁启超认为，无近代国家思想的民众仅仅将自己停留在“部民”和“族民”的资格上。他说：

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

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

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聚群聋不能成一

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

因此，一个国家要强盛，它的国民必须要有国家思想。为了使人民树立“国家至上”的观念，他在自己的国家学说中，将他所知道的西方学者的观点进行了改动。将“国家者由人人各求其安宁求其自由，相议和意而结成者”改成了当民族生存受到威胁的“危难之际”，需要人们“群策群力，捍城御侮”。作为一个中国人，一定要知道在自己一身之上，还有“更大更要存者”，也就是国家。身处这一时代的中国人，必须知道现在国家与国家正在竞争，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梁启超将古代的“帝国主义”与现代的帝国主义进行了比较。他说，今日中国遇到的帝国主义与古代的帝国主义不同，昔日亚历山大、查里曼、拿破仑等，虽然也是“抱雄图，务远略”，欲“蹂躏大地，吞并诸国”，但那时是出自个人的野心。那时被侵略国“恃一二英雄”就可以与之匹敌。今天则不一样了，侵略者表现出的是“全民族的野心”。对付今天的帝国主义，必须依仗全民族的努力，因此“惟有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他呼吁铸造此等意义上的“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

对于“新民”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树立“国家思想”了。梁启超解释说：想归结为五点：

1孔教哲学为二元的……与希腊思想比较，则大相径庭……

2孔教哲学为人本主义的……所谓万事皆备于我，即此义也……最近哲学大家法人白葛孙(伯格森——引者注)曰：吾人之知识，自狭义观之，专为保护吾人身体之适应外境而已。此近世人本主义之根据。孔子之说，其精确虽远不及此，然孔子之精神，未尝不在此……

3孔教为实用主义的……乾毋斯(即詹姆斯——引者注)曰：真者，不过善之形式耳……《中庸》所述，无一语不足证此。中者，折中之谓，庸者，致用之意。孔子之教，一切以有用为宗旨……

4孔教哲学为进化的……《易经》一书，即论此进化之道也……

5孔教哲学为社会本位的。

现在看起来，《庸言》杂志的一班人对孔子思想所作的修改和调和，十分牵强，具有非常明显的功利目的。

在尊孔的前提下，梁启超等人认为，立国的基础就在于发扬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只有这样才是民族自救的根本途径。在梁启超看来，一个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其长期积淀的民族道德伦理教条。他说：

信条之为物，内发于心，而非可以假之于外……征引外铄之新说，以欲挽内陷之人心，即云补救，为力已微，而徒煽怀疑之焰，益增歧路之亡，甚非所以清本源而植基于不坏也。

由于人的信念是内在的，而非外铄，因此儒家的道德良知良能之说仍然适应于今天的社会。所以道德这个东西就无所谓新与旧：“德必有本，何新非旧；德贵时中，何旧非新。”

在这里，梁启超似乎是将传统道德伦理看作是一种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但是实际上他并不是认为道德伦理是不可改变的。梁启超只是站在社会大众的水平上来理智地看待这个问题，而不是像那些理想的自由主义的道德家只是在谈论应该如何的事情。梁启超非常实际地说：

要之，凡一个社会，必有其公认之道德信条，由先天的遗传，与后天的熏染，深入手人人之脑海而与之俱化。如是，然后分子与分子之间，连锁巩固，而社会之生命，得以永续，一旧信条失其效力，而别有一新信条与之代兴，则社会现象生一大变化焉。……若新信条涵养未熟广被未周，而旧信条先已破弃，则社会泯棼之象立见……在梁启超看来，以道德伦理信条为主要内容的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是靠着它才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存在当然要靠道德伦理教条的维系，就是发展也要以它的变动作为社会变化的中枢。当一种早已根深蒂固的伦理信条受到新的外来文化冲击的时候，它是完全有可能崩溃的。但是这应当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一个新的信条逐渐代替旧的信条的改良过程，而不应当是一场急风暴雨的革命。

梁启超列出三种道德伦理观念，作为中国社会赖以维系不堕的本源和支持社会得以前进的动力。这三种观念是“报恩”、“明分”和“虑后”。

所谓“报恩”，即是义务思想的来源。他说：“所谓伦常，所谓名教，皆本于是。”这种报恩的思想，是中国人以义务思想对抗西方文化中权利思想的重要一点。

“明分”则是社会秩序的很好的维系纽带。用梁启超的话来说，是“一国中常有秩序的伦脊”。每个人都明确知道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并且安于自己的这个地位，这个社会才不会乱，才可以继续统治下去，才可以进行逐渐的改良。

“虑后”所考虑的是中国人的祖先崇拜等自己的宗教观念。梁启超解释说，“虑后”的观念是为了使“天道因果之义，深入人心”，也就是说，中国人没有西方文化中那种此岸和彼岸分割的宗教，只是靠以家庭为中心的祭祖与传宗接代来寻求永恒。因此有无后代的问题，如孔子所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生命延续的问题，而成了一个宗教性质的问题，它关系着人生的重大意义。既然成了宗教问题，具有宗教的意义，那当然就有宗教的惩恶扬善的作用。

以上这些内容，梁启超将其称之为“国性”，认为这是一个民族国家得以维系的根本。梁启超关于“国性”的说法，类似现代文化类型说所谓的“民族精神”的概念，是民族国家得以在世界上存在的根据。

于是就联系到梁启超等人所说的第三个问题，即中国文化的独特性问题。

在民国成立以后，梁启超虽然也表示赞成新诞生的共和制度，但是实际上他仍然倾向在中国实行“虚君共和”，或者是有一个靠着个人魅力与手腕进行统治的所谓“奇理斯玛”型的统治者来管理这个混乱的社会。这表明，梁启超仍然倾向于“开明专制”的原有模式。这种政治理想使他在文化问题上选择了保守主义的路线。而中国文化特殊论，就是这一路线的一种十分坚实的理论基础。

梁启超等人这种中国文化特殊论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首先，他们认为现在实行的民权思想是西方人特有的东西。在他们看来，一般人认为个人主义与民权思想是经济情况变化的产物，这是不错的。由于经济状况的变化，打破了传统的封建制度，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与此相适应，个人主义与民权思想发展起来。因此“民权则不过是此经济革命之表面的旗帜而已”。但是他们认为，在经济政治的影响之外，一种文化思想的出现，还有着深厚的民族特性的基础。所以张东荪又说：“民权之思想，非近世之产物，乃日耳曼人种之根本思想；此思想发源于个人主义，盖个人主义，实日耳曼人种之特有物也。”在张东荪看来，经济发展，不能产生出与传统相违背的东西，而只能促进符合民族特性的事物和思想的发展。

因此，《庸言》杂志的一些人，认为民权思想在中国是不能实行的。这是因为中国根本不存在实行西方民权思想的社会经济条件。严复在《民约平议》一文中说：“今若取卢梭之说而施之神州，云以救封建之弊，则为既往；将以弭资本之患，则犹未来。”庄严复看来，中国当时正处于一个旧的政治经济制度已经崩溃，而新的政治经济制度尚未建立的时代。如果此时将西方的民权共和制度强行搬到中国并加以实行的话，必然会落空。

其次，他们还认为，中国政治文化的特点与西方国家是不同的，不具有西方民族国家的封建制度的等级或阶级制度特征。他们认为：“自秦汉以降，已成布衣卿相之局，公辅之选，类皆起自平民。”在这些人看来，中国传统文化有自己的民主政治，而这是一种与西方文化不同的政治形式，因此不论从“早已有之”的角度，还是从特殊的文化传统的角度来看，在中国实行西方的民主政治都是多余的。

关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具体差别，《庸言》杂志一些人将其定义为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差别。张东荪认为，中国文化或者东方文化的特点，就是所谓“社会本位”的思想。他说，社会本位思想，为东方人种之特色，也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之真髓，这是他研究中国数年所发现的。张东荪认为，中国社会的特点，在古代哲学思想之中就已有体现。比如：“如孔子之教，得以一仁字包括之，仁者以字形论为二人，二人言中也，此即社会本位思想之中心。”

这种认为中国文化是“以社会为本位”的观点，与西方“以个人为本位”的文化相对立，以此建立中国文化特殊论的观点，是现代哲学史、思想史上的早期中西文化比较的典型论点之一。这种看法在后来的新文化运动的论战中也曾大量出现。比如，持西化观点的人士、陈独秀等人也曾以此来描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立。但是梁启超等人与持全盘西化观点的人士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就是他们企图以此论证，中国文化是与西方文化根本不同的两种文化，而非像胡适等人认为这种以社会为本位的文化只是一种古代的文化，是应当丢弃的腐朽文化。

梁启超在《庸言》杂志的首卷开篇，就是一篇题为《国性》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改变了他过去在提出“新民说”时提倡的，社会进步的关键在于一个民族所具有的健进的有活力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与传统的道德本体有着直接的关联，是儒家道德本体的直接体现。但是到了《庸言》杂志时代，梁启超的观点有了很大的变化。不再强调儒家传统道德实体的绝对价值，而以“国性”的概念将那种绝对的精神变成了一个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的概念。

梁启超认为，一个国家就如同一个人一样，具有它自己的本质，也就是“性”。而一个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就有赖于这个难以琢磨，但是又存在于历史和现在的一切事物之中的本质。梁启超的“国性”概念，大概有这样几种性质：

第一，与传统的一成不变的“天道”不同，“国性”是一个可以变化的概念。在梁启超那里，“国性”是一个具有适应性的概念。也就是说，“国性”是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变化。与那些前朝遗老相区别，梁启超认为，即使是传统儒家的基本道德伦理规范，也应当超越过去数千年来被绝对化了的道德伦理教条，比如传统的“五伦”观念，而要与时代相合。例如梁启超在对传统的“忠恕”观念进行发挥时，采用了温和的自由主义的原则来处理这些伦理关系。强调在维系基本的秩序的前提下，提倡注意双方的道德要求而不是单方面的义务。第二，虽然“国性”是一个变化的概念，但是它只能是渐变，而非剧变。梁启超举例说，如同一个有机体可以改变其中的某些部分，但是如果将其大卸八块却一定会使其死亡。“如场师之艺术，虽剪弃枯枝败叶，而断不肯损其根干”。

第三，“国性”必须具有神圣的意义存在：广大众心中。他认为，如果一个民族的传统国民精神丧失了神圣的意味，那么这个国家的“性”，也就是其本质也就死去了。之所以他们这些人赞同康有为等人的“孔教运动”，也就是为了起到一种为神道设教的作用。

关于“国性”的内容，梁启超前面已提到“报恩”、“名分”和“虑后”三项传统的德行。之所以列出此三项内容，是由于他认为，这些内容对民族主义精神的培养非常重要。尤其是“名分”和“虑后”两项，将可以激励起众志成城和自我牺牲的精神。

梁启超范文篇8

梁启超是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先行者，他是使用“社会主义”一词的中国第一人，最早全面解读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最早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制定了一条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路线。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的源流主要有两个，也就是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与近代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康有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空想社会主义学家，在他的代表作《大同书》中有他对中国古代社会主义萌芽的全面总结与理解，阐释了近代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解和勾勒，即除九界缠缚之苦，实现极乐太平的大同盛世。如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这样论述人人平等，“既无帝王、君长，又无官爵、科第，人皆平等，亦不以爵位为荣，所奖励者唯智与仁而已”“大同之世，全地皆为自治，全地一切大政皆人民公议”［1］。这些反映了康有为具有朴素的社会主义观念，但在《大同书》中康有为并没有就中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进行论述，因而从本质上仍然属于一部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著作。作为康有为的高徒，梁启超自小就随康有为学习，朝夕相处直到失败，二人相继逃亡日本。十数年的朝夕相处让梁启超的思想深深地打上了康有为的烙印，尤其是康有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对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我们可以从1901年梁启超发表的《南海康先生传》一文中明显看出来，梁启超说“先生之哲学，社会主义哲学也。泰西社会主义，原于希腊之柏拉图，有共产之论。及十八世纪，桑士蒙康德之徒大倡之，其组织渐完备，隐然为政治上一潜力。先生未尝读诸士之书，而其理想与之暗合者甚多，其论据之本，在《戴记•礼运篇》孔子告子由之语”。［2］除了康有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之外，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在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过程中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近代中国饱受帝国主义的凌辱，从十九世纪中期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一直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尤其是在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的这一段时间，帝国主义抓住了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发动了多次侵略战争，如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一步步将中国拉进了亡国的边缘。为了使中国免遭灭国的危险，这个社会阶层先后开始探索强国之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迫于自己的统治压力首先开始了探索活动，在西学东进、师夷长技以制夷等思想的影响下，将西方社会民主与平等思想、宪政思想、社会主义思想逐渐传播到我国。这其中有严复的《天演论》，魏源的《海国图志》等等，这些包含社会主义因素的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对当时的梁启超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是在这一时期梁启超开始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尤其是在失败以后，梁启超在思考变法失败原因时，运用社会主义思想对变法进行了全面的剖析，他说:“西方之言曰:人人有自主之权。何谓自主之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则天下平矣。……权也者，兼事与利言之也。使以一人能任天下之所当为之事，则即以一人独享天下人所当得之利，君子不以为泰也。……地者积人而成，国者积权而立，故全权之国强，缺权之国殃，无权之国亡。”［3］从拥护君主立宪制，到开始思考通过赋予人民平等自由权利的方式，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集中体现了他运用社会主义思想剖析变法的深入思考。梁启超首先肯定了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干涉与放任》一文，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于是近世所谓社会主义者出而代之。社会主义者，其外形若纯主放任，其内质则实主干涉者也。将合人群使如一机器然，有总机以纽结而旋掣之，而于不平等中求平等。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20世纪也明矣。故曰:20世纪为干涉主义全胜时代也。”“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4］虽然梁启超看到了这一点，但是他并不认为中国当时的社会条件适合发展社会主义，梁启超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一些论断，对当时中国社会进行全面的分析与考察，并通过在西方社会的游历经历将西方国家国情与当时中国国情做了全面的对比比较，并得出了当时中国不适合发展社会主义的结论，这一点与早期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中国适合通过革命的方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张是明显不同的。梁启超的理由很简单，当时的中国不具备发展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梁启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过程中发现，社会主义只能诞生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足够数量的工人阶级，并且这些工人阶级在知识、思想觉悟上的水平都比较高，这能够使工人阶级团结来，产生巨大的社会革命动力。这就是梁启超所说的“吾所见社会主义党员，其热诚苦心，真有令人起敬者，墨子所谓强聒不舍，庶乎近之矣。”而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例子进一步印证了梁启超的看法，无论是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是二十世纪初期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都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反观中国，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仍然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封建经济，虽然资本主义经济在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地主阶级、帝国主义的扶植之下，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资本主义经济无论数量还是质量上都难以和自给自足的封建主义经济相提并论。梁启超认为，西方社会那些具有现代、较高知识水平和思想觉悟的工人阶级在中国还没有产生，因为中国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工作的劳动阶级，绝大多数人没有权利、民主的意识，因此在这个时候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很容易为“为蠢国之徒资利用”，既然没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基础，那么社会主义革命就无从谈起。中国要想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必须先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大力发展资本主义，不断发展壮大工人阶级，然后一步步走上社会主义，否则必然会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这就是梁启超所说“进步有等级，不能一蹴而就”，“其流弊将不可胜言。”

二、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贡献

(一)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提供了思想基础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使用“社会主义”一词的学者，1899年10月25日，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了论强权一文，直接使用了“社会主义”一词，此后“社会主义”一词才开始被中国所认识、接受、传播。在这一篇文章中，梁启超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对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进行了重新解释和说明，点出了社会更替是不可逆转的潮流。此后梁启超先后发表了多篇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如《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中国之社会主义》、《南海康先生传》、《干涉与放任》等数十篇有关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利用《新民论丛》开启全面介绍、宣传、研究、探索马克思主义的序幕。而纵观二十世纪初期，也就是1900到1915年之间，早期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研究，都没有形成像梁启超那样，前后多篇幅地介绍社会主义、研究社会主义的成果，无论是朱执信、孙中山，还是刘师培、蔡元培，都只在一些著作中陆陆续续地提到了社会主义理论，而不是系统的、在中国国情的基础上、通过考察研究的方式详细深入地研究社会主义理论，应该说梁启超对待社会主义认真、实证研究的态度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所不具备的。由于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他集中阐述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看法，积极推动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于当时知识分子认识、接受、研究社会主义思想起到了巨大的带动作用，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经历了以后，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得到迅速传播和发展，这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密切相关，如在1916年先后发表了《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面包与和平运动》、《俄国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纲领》、《俄国大革命之影响》。以、陈独秀、李达等人为首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看到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对中国的巨大启示意义，在国内大力宣传通过革命方式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他们的主张与梁启超等二十世纪初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在观点上有很大的分歧，主要集中在要不要通过社会革命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1921年前期梁启超在自己主编的《改造》杂志上，开辟了“社会主义研究专栏，先后多次发表了以他为首的蓝公武、蒋百里、蓝公彦、费觉天、张东荪等人的社会主义长篇大论，驳斥以陈独秀、李达等人为首的早期共产党人通过社会革命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观点，大肆宣扬基尔特式社会主义思想。梁启超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中说道:“非对于主义本身之何去何从尚有所疑问也。正以确信此主义必须进行，而在进行之途中，必经过一种事实—其事实之性质一方面为本主义之敌，一方面又为本主义之友。吾辈应付此种事实之态度友视耶了敌视耶?两方面皆有极大的利害与之相缘。”所以始终未能拿定主意。“吾每积思此事，脑为之炎，今勉强截断众流，稍有祈响，然终未敢自信也。”梁启超等人的主张引起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强烈不满，以陈独秀、李达、为首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纷纷发表文章驳斥梁启超等人的观点。李达在1921年2月新青年杂志上连续发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等多篇文章，尖锐地指出“中国是劳动过剩，并不是没有劳动阶级。在这一方面说来，是国际资本阶级和中国劳动阶级的对峙。”“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原则，却无有不同，而且又不能独异的。”“梁任公误解社会主义为均产主义的说法，也就是因为忘记了社会主义更有很好的生产方法的缘故。”“据现时趋势观察起来，欧美日本的社会改造运动，已显然向着社会主义进行，中国要想追踪欧美和日本，势不得不于此时开始准备实行社会主义”，“在今日而言开发实业，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5］也在《新青年》杂志上驳斥梁启超等人的观点，坚决主张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且指出唯一出路是用暴力手段，推翻旧政权，建立新式的国家政权。在这次论战当中，梁启超的社会主义思想虽然没有直接的对以陈独秀为首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产生影响，却在客观上通过争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深刻的认识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现状，已经发展马克思主义，通过社会革命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可以说梁启超在这次论战中，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不足，让中国共产党人在论战当中不断地深化、完善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对他们社会主义思想的成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通过这次论战，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完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即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只有社会主义“在生产方面废除了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在分配方面废除了剩价值，才可以救济经济的危机及社会不安的状况。”经历这次论战之后，中国共产党不久就在上海成立，而早期共产党人的主张也体现在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纲之中。除此之外，这论战还大大促进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使广大知识分子看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为下一阶段的新民主革命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提供了干部准备

、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当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直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虽没直接参与，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过程中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二人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过程中，梁启超的社会主义思想对他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进而间接地影响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在16岁的时候就开始了自己的求学之旅，在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学习期间，因为革命宣传的关系，在这个新式学堂当中第一次见到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晚年的对那个时候记忆犹新，他说:“我在这个学校很有进步。老师们都喜欢我，尤其是那些教经书的老师，因为我写得一手好古文。但是我对读经书不感兴趣，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种书刊，讲的是康有为的维新运动。其中一本叫做《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主编的。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那时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派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走西方富国强兵的路子。”［6］在梁启超的社会主义思想当中，新民学说对的影响最大，梁启超的新民思想认为当时的中国国民愚昧落后，缺乏国家、权利、义务、平等、自由的观念，并认为要想取得社会进步与发展实现社会主义，培养新民是必不可少的条件。［7］对此也曾经说过“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具新思想”［8］。受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影响，在湖南师范专科学校，组织了一个学生组织，取名“新民学会”，主要目的就在于传播梁启超的新民思想。除了新民思想之外，梁启超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思想也对产生了重要影响，韶山纪念馆里，保存了一本当年读过的《新民丛报》(第四号)。其中刊载了梁启超《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在这一段中做了一个批注，:“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间接指出了依宪治国是社会主义治国方向。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最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梁启超在1917年前后，多次前往天津南开大学讲学，在当时正是就读于南开大学。1917年1月31日梁启超再次来到南开大学讲学，当时作为觉悟社主要成员之一的，仔细旁听了了梁启超的演讲，并且详细记录梁启超这次演讲的内容。当时正好是南开大学校刊《校风》的成员，他的演讲记录最后经过整理，以《梁任公先生演说词》为题登载在1917年2月28日、3月7日出版的《校风》第56、57期。在《校风》报中曾称赞:“吾国现代梁启超，甲午以还，著书立说，可以将著名远东之老大帝国，一奋而筹备宪政，再奋而恢复共和……”。并且在日记中写道:“梁任公有一句诗‘世界无穷愿无尽’，我是很赞成的。盖现在的人，总要有个志向。平常的人，不过是吃饱了、穿足了便以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老实着说，活着一天，吃还能有完的时候吗?穿还能有完的时候吗?至于国家社会的事，那更是无穷无尽的了;所以世上人的志向，也是永远没有足的了。”由此可见梁启超对青年的影响。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对、的影响，最终影响到他们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并将梁启超的一些思想要求渗透到了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成为党的纲领性文件内容，间接影响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三、结论

梁启超范文篇9

梁启超与李普曼是中美新闻传播领域各具代表性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们在新闻与政治的关联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梁启超以报刊服务于“新民”、救国的政治目标，是一个热情执着的“殉道者”；李普曼致力于以新闻为公众预卜吉凶，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他们都聚焦舆论，对言论、出版自由的崇尚是梁启超舆论观的基础和重心，而李普曼则对报刊的客观公正、公众舆论是否纯洁、可靠表示忧虑和怀疑。他们以不同的视角对舆论公众作出不同意义的理解。梁启超李普曼的新闻传播观的差异性源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前者体现了一种实用理性精神，后者则渗透着实用主义的科学精神。

【关键词】

殉道者；观察者；颠覆；调控；实用理性；实用主义

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政论家和报人。沃尔特·李普曼(1880—1974)则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政治专栏作家和新闻记者。他们都是多产作者，一生各发表政论、专栏文章一千多万字，出版著作多部，在各自的国家有广泛的影响。

梁启超从1895年创办《中外纪闻》开始其报刊生涯，比李普曼1910年到《波士顿平民》周刊当见习记者早15年。而李普曼1967年宣告退休，比梁启超1922年(《改造》停刊)告别报刊事业迟45年。但是，他们的报刊生涯有十多年的重叠期，而且新闻传播思想的确立也均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段时期内。其新闻传播思想各有典型的代表性。19、20世纪之交正是梁启超作为启蒙宣传家的黄金时期，同时也是他的新闻传播观念得以系统阐发的时期，“过去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曹聚仁语)。而李普曼作为政治专栏作家的辉煌时期虽然是在梁启超逝世之后的年代，但他在梁启超主编的《改造》停刊的那一年(1922)出版了《舆论学》，这本书既是他新闻传播思想成熟的标志，同时又被奉为美国新闻传播学的奠基之作，其影响至今不衰。

梁启超被中国人誉为“舆论界之骄子”，李普曼被美国人称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新闻记者”。梁启超和李普曼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各具备不同的新闻传播理念。将这两个典型人物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加深我们对于中西新闻传播思想特性的理解。

在新闻与政治关联中的角色定位：预卜凶吉的“神人”与热情执着的“殉道者”

《李普曼传》的作者称李普曼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他满足于当一个预卜吉凶的神人，而不想当一个殉道者”。①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新闻记者的李普曼，一生为世人预卜吉凶确乎达到了人尽推崇的“神人”的程度。而梁启超曾誓言，宁可破家杀身，终生“目的为救国为第一义”②，他可以说是一个热情执着的“殉道者”。

梁启超和李普曼在其新闻生涯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两者都是以政论家的身份和特点出现的报人、记者。在他们的新闻传播实践和新闻传播思想中，对于政治问题都倾注了相当的心力。对新闻与政治关系的看法和处置也就成了两人新闻传播观的一个根本性的区别。

李普曼可以说是兼职的政治家，新闻是他的主业。他直接从事政治活动的经验只在一战期间有过两次，此后虽然他没有直接从政，但是，终其一生，李普曼又十分关注政治问题。还在哈佛大学毕业之时他就参与调查政治问题的黑暗揭发运动，写了很多揭露文章。他出版的第一本书《政治序论》就是关于政治的。而他的有关新闻传播的理论著作《舆论学》也是从民主政治如何施行的角度对舆论问题进行探讨。

李普曼最终选择了新闻业，而关注政治又使他成为一个政治时评家。他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美国吹响了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号角的风云人物中的一员。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他的专栏文章通过报业辛迪加的转发，刊登在美国和世界各主要报纸上，拥有读者近5000万人，“整整三代人都靠沃尔特·李普曼指点政治事务的迷津”。“他并不指挥千军万马，然而他确实具有左右舆论的巨大力量”③。早年他为纽约《世界报》写的社论使美国对墨西哥的入侵免于发生。晚年他激情澎湃地过问越南战争，为越南战争带来的破坏和梦魇而义愤填膺。他追求的生涯迫使他处于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不容许他退出战斗。范·威科·布鲁克斯说李普曼的生涯是“美国献身于政治写作的人当中最最光彩夺目的”④。但同样的李普曼“更愿意对权力进行分析，而不是身体力行。所以他选择的生涯是参与其事与超然物外两者的结合，形成独具一格的统一”⑤。纵观李普曼的新闻生涯，既有与美国政府、总统的亲密合作，又有与其冲突、对抗的时候。一方面他注重和各种政治势力保持一种亲密的关系，因为他认识到“权势人物是消息的主要来源”。同时他又强调新闻之于政治的独立性。在1964年的一次电视讲话中，他提到：“对记者来说，能够确知事态的发展以免自己愚弄自己，这当然是有好处的。但是，在高级官员和报人之间必须要有一定的距离。我倒不是说要有一道墙壁或者一道藩篱，但是要有一个空间上的距离，这是很有必要的。”⑥他认为，在一个新闻记者和高层官员亦即权威人士的关系中，有着某种特定的防范规则，这种规则十分重要，每人都必须遵守。报人不能成为大人物的密友。之所以这种防范是必须的，是因为虽然权势人物是消息的主要来源，然而又是“各种偏爱、特权、荣誉和自重的施舍者。现代新闻天地中各种腐败现象的最主要形式，就是在形形色色的幌子和伪装下，在社会上向权力的顶峰钻营攀升。”面对各种权力或别的诱惑，新闻记者“只有始终不懈地对此保持清醒认识，才能得免于此。”⑦在他的心目中，新闻既可配合政治又并不直接隶属于政治。新闻与政治离合有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李普曼欲保持新闻记者独立的地位、清醒的头脑，以便成功地扮演指点迷津、预卜吉凶的社会角色。

与李普曼相反，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梁启超首先是一位政治家，然后才是一个报人。可以说他是兼职的记者，他的主业是政治。梁启超所处的中国，列强环伺，民生凋敝，昔日堂堂大帝国处于“日益岌岌”的地位。在这种严峻的现实中，他终生致力于启蒙、新民、救国，常遭挫败，三次想脱离政治而又不能自己，感到那是失职。他从事报刊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奋笔疾书政论，实是为了“以言救国”、“以言论易天下”⑧，为了要建立并发展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度。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起始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甲午战争之后，康有为梁启超领导仕子们公车上书失败，遂发起成立强学会，决定先办报纸、再和大群，就这样，梁启超成了《中外纪闻》的主编。之后，为了实现其政治目的，他又办了《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所有这些报刊，就今天的眼光看来，新闻含量并不高，内容一般都是以抨击政治顽固势力的政论和启发国民觉悟的思想教育为主体。而这两者都与其开民智，兴民权，实现君主立宪的政治目标直接相关。

当1914年李普曼意识到自己“我知道我不是宣传鼓动家”时，在此前后的梁启超却以10倍的热情致力于政治宣传活动。不论是改良或改革，其新闻实践都与政治紧密相连。如果说李普曼对待政治是“参与其事与超然物外两者的结合”，使新闻与政治离合有致，那么，梁启超始终将新闻与政治紧紧捆绑在一起，将新闻置于政治的麾下。他强调“报馆有益于国事”，认定报纸乃政治、教育之本：“报馆者政本之本，而教师之师也。”他强调报人与政治家、新闻与政治的通约性、交互性：“故往往有今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而明日为主笔者；亦往往有今日为主笔，而明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者。美国禁黑奴之盛业何自成乎?林肯主笔之报馆为之也。英国爱尔兰自治案何以通过乎?格兰斯顿主笔之报馆为之也。”⑨可以说，梁启超开了中国政治家办报之先例，同时也开创了政治新闻学的先河。

因为赋予传播活动的目的不同，梁启超和李普曼对新闻传播内容的理解各有不同的偏重。李普曼认为，普通公民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多是间接的。对大部分人来说，世界实际上是“不可触、不可见、不可思议的。”对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来说，外部世界已经过于辽阔而无法把握了。而报界应当引起人们对事件的关注，“像一束探照灯的光柱不停地移动，从黑暗中把事件逐个暴露出来”，为人们作出判断提供可靠的材料⑩。

在梁启超看来，报刊应该主要传播各种思想和政治主张而不是事实。在《新民丛报》的章程中，他对办报的内容进行了具体的说明，“本报(《新民丛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但今日世界所趋重在国家主义之教育，故于政治亦不得不详。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源”B11。

梁启超与其说是一个报人，不如说是一个政治鼓动家、宣传家。他宣传他的党，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为此，他没有李普曼式的超然与冷静，只有作为鼓动家、宣传家的“好攘臂扼腕以谭政治”B12。他的政论，既在于以理服人，而由于“笔锋常带感情”，更长于以情动人。相对而言，李普曼虽为政论家，却是一个较为纯粹的报人。他是一个感情充沛的人，但又以钢铁般的意志“把这种感情加以控制”。“在思想上，李普曼已经投身战斗，但是在感情上，他却置身事外”B13。还在他从业于新闻之初，就欣赏“谨慎求实”，认为做宣传工作“必须风雅得体”，反感于“用过激的言语以及典型煽动家讲话的痼癖和习惯”B14。他依照自己的见解给出对于国际问题的意见，从自身的立场出发对各种政治现象和政治实践进行分析，这往往是“不动感情的冷静分析”，不受某种政治主张的制约。他既为政治而写作，同时他又是一个在“沉默的深渊”中“冥思苦想”的“道德论者和一个公共哲学家”B15。

对于新闻和政治的离合有致或融合为一，正是李普曼与梁启超新闻传播观的基本不同点，同时也是中西新闻传播理念本质差异性的体现。

聚焦于舆论：不同的视觉和侧重点

基于对新闻和政治关系的思考，梁启超和李普曼在对于新闻传播理论的探究中，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于舆论。然而他们对舆论的研究又各具备不同的视觉和重点，从而构成了各不相同的舆论观。

20世纪初，随着资本的迅猛扩张以及工业技术革命的兴起，西方国家的市民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由于人口的城市密集化和流动化，导致了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种族、不同职业和阶层的群体利益激烈冲突和意见相左。此时，中产阶级迫切需要的是对现实的经验的说明、对矛盾冲突的各利益群体的调和、对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的审慎，他们需要找到施展权能的理论根据。在这种心态之下，李普曼所倡导的相对保守的经验权能主义舆论观应运而生B16。但是，梁启超所处的近代中国的情形却全然不同：内忧外患、亡国灭种的危机迫在眉睫，而国内知识分子仍沉醉于八股取士，平民百姓则多浑然麻木。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梁氏要救亡图存，报效祖国，而苦于“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唯恃此三寸之舌，六寸之管。”于是他全力以赴去做思想启蒙和舆论发动的工作。想通过制造舆论，使民众能“广其见识，破除愚昧”，从此奋发图强。

因为这种历史背景上的区别，李普曼注重研究舆论的社会调控功能，而梁启超则将主要精力用于发掘舆论的颠覆功能，试图借助舆论宣传冲破封建藩篱。

西方启蒙时代的思想家约翰·密尔顿、让·雅克·卢梭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崇尚理性自由和“天赋人权”，认为人们可以自由而尽兴地表达意见，形成公意，发现并发展真理。李普曼对于舆论的关注已不是启蒙主义这种信仰自由和发表意见自由的问题，而是关心公众舆论本身是否纯洁、可靠的问题。他在《自由与新闻》一书中指出，在现代国家中，决定一般都由舆论和行政官的互动而作出，权力已从立法机构转移至舆论，于是保护舆论的消息来源便成了“民主的基本问题”。报刊作为“民主的圣经”，本应成为公众准确和无偏见的主要消息来源，但李普曼发现报刊歪曲事实、左右舆论是家常便饭的事。他们调查了以精确报道著称的《纽约时报》1917—1920这3年时间对俄国革命的报道，发现该报的消息往往为新闻机构的愿望所主宰，既有偏见又不准确B17。李普曼在《舆论学》中进一步指出，外部世界太大、太复杂、变化太快，人们无法认清，报刊乃是人们接触超越视野以外环境的主要工具。但报刊的种种信息给公众汇聚了一种“伪环境”，这种“伪环境”使舆论成为有许多非理性因素的可操作的言论形态。李普曼对理性、对报刊的客观公正表示忧虑和怀疑。

而梁启超作为一个启蒙宣传家，其思想更接近密尔顿和卢梭等人。言论、出版自由是他舆论观的基础和重心。他认为西方文明日进月迈，乃源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唯一切文明之母”，中国就因为没有这种自由而落后。当李普曼忧虑和怀疑报刊的偏见和不准确报道影响舆论的健全时，梁启超却对报刊寄予愿望，他相信“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代之粮也”B18，是实现“三大自由”的关键。“报馆则其造之(指舆论)之机关之最有力者”B19。李普曼关注报刊事实源对公众舆论的不良影响，梁启超则关注报刊如何从思想上对公众实施灌输，也因此将“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看成是报章应具备的首要条件，至于报事之客观、确切则在其次。“某以为业报馆者既认定一目的，则宜以极端之议论出之，虽稍偏稍激焉而不为脖B20。而这一点刚好是李普曼最为之忧虑的。

梁启超和李普曼在聚焦于公众舆论的时候，对公众有着不同意义的理解。梁启超注意的是公众的素质、品格，在《论中国国民的品格》一文中，他认为中国国民缺点很多，归起来有四点：一是爱国心之薄弱，二是独立性之柔弱，三是公共心之缺乏，四是自治力之欠阙。爱国心缺乏，人人“皇然于一家一身计”，不关心时政，必然舆论不兴；国民智慧未开也就缺乏“常识”，缺乏独立性和自治力，必然不能“直道”。无公共心就没了“真诚”和“公心”，健全之舆论也就无由生起。所以，中国长期处于舆论不兴的不良状态。

梁启超一生“流质易变”，很多观点和理论在顺时而变。但是，“新民”却是他始终如一的追求。他认为改变中国现状的根本方法在于育人，他办学会是为了新民，从事报业同样也为了新民。他追求的是一种“日日读吾所出题材怪特之报章，精神几与之俱化”B21的效果。也就是说，梁启超对于公众的素质、品格的认知，决定了他作为一个启蒙宣传家的居高临下的以传者为主体的俯视视角。他从事新闻实践的目的是为了教化民众，而并非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在梁启超的时代，读书识字仍只是少部分人的权力，身处文化传播的金字塔尖的位置，决定梁启超之于新闻传播更注重操纵舆论、强化宣传效果，而很少对受众在新闻传播中应有的地位和主动性给予足够的重视。受众在相当程度上置于一种被动的劣势地位。梁启超式的启蒙者的新闻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后来的中国新闻传播理念。

而在《舆论学》等著作中，李普曼所持的则是一种从受众出发的仰视视角，他思考的是，公众受多种因素的限制而影响正确的认知会导致民主的破坏。在他的视野中，社会公众是被动中的主体(公众在认知层面上处于被动，而公众舆论对于社会民主的影响又是积极主动的)。李普曼认为在现实生活中，舆论的形成受现实世界和个人成见的种种限制。“我们的舆论所涉及的现实环境是在许多方面受到阻挠的，例如一方面在来源上受到检查和保密的阻挠，另一方面又受到自然界和社会的障碍……这些都是我们接近现实环境的种种限制，加上事实本身的含糊不清和复杂性，就破坏了感觉的清晰和正确，以骗人的虚构代替真实的思想”B22，同时，每个个人又有着固定的成见。在《舆论学》中，李普曼认为舆论是人们头脑中的想象，从而肯定了有一种类似铅版浇铸的“固定的成见”(stereotape)在形成舆论的过程起着决定的作用。“先入之见形成以后，旧的形象就会淹没新的视野，并影射到记忆中重新出现的世界中去。”B23舆论只可能是一种处于“伪环境”中的舆论。在这样一个舆论的指导下，现代公民对于纷繁的世界事务是很难进行正确的考虑和作出明智的判断的。

与梁氏相反，李普曼着力研究受众在接受信息时各种复杂因素对其接受状态的影响。在关注受众对于信息的接受时，李普曼的研究不能不深入到个人心理层面。可以说李普曼对于舆论学的探究是基于对单个人在接受事实形成舆论时所受的限制性因素，他的舆论研究带有微观而深入的特点。

由于中国的新闻业相对于美国短暂得多，决定了梁启超对于舆论作一种粗放的宏观把握。梁启超认为“舆论者，寻常人所见及者也”B24。他强调了舆论的社会性和群体性，论述了舆论与言论自由、与人民群众、与英雄、与报刊等方面的关系。如果说，梁启超舆论研究停留于社会学、政治学的层面，那么，李普曼则进入到个性心理分析的层面。李普曼如此重视单个受众心理分析，西方大众传播学效果研究无例外地深受其影响。

正因为李普曼看到普通公众难以把握事实真相、作出正确判断，所以他在《舆论学》中，把普通民众看成是既不了解情况，又无理智的“局外人”，而把那些受过特殊的训练，能够通过专门的“情报机构”得到准确的情报，作出明智判断的少数人称为“局内人”。他认为只有这些少数“社会贤能”的“局内人”才可能在社会上发号施令，决定一切，并通过宣传来左右“局外人”。这些“局内人”往往与政府有关联。于是，舆论往往由政府控制。相对于政治而言，舆论是不自由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公共利益与舆论根本无法一致，并且，公共利益只能由一个特殊的阶级来管理。”对此，美国著名的哲学家约翰·杜威把《舆论学》称为“可能是目前用文字表达的对民主制度最有力的起诉。”B25

梁启超则认为舆论具有相对于政府的自由，舆论是与公共利益一致的。他认为，舆论既可监督政府，同时在某种程度上高于政府，“其不解事也，则教导之，其有过失也，则扑责之”B26。梁启超也认为有这样一种“英雄豪杰”(即李的“局内人”)存在。比起普通民众来，豪杰们深具远见卓识。但是，梁启超所言的“豪杰”又与李普曼所说的“局内人”有着本质的区别。梁启超认为豪杰有远见，但只能利用舆论，先为“舆论之子”，直至深谙舆论之道后，才能本着公心成为“舆论之母”，从而利用舆论为公众谋福利。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的差异来：李普曼认为舆论为政治所控制，更具现实眼光；梁启超认为舆论对于政府而言相对自由独立，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强势于政治，更带理想色彩。

不同的文化思想背景：实用主义和实用理性

新闻传播观作为一种观念存在，总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相联系。梁启超与李普曼新闻传播观的区别渊源可追溯到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传统上去。

对于中国，报纸是一种舶来品，它的历史是由外国传教士的办报活动所开启的。就梁启超个人而言，对西方文化思想和新闻基本理念的继承，使他与李普曼承续着某种共同的学术资源，但各不相同的哲学文化背景又从根本上决定着他们新闻传播观的差异性。

李普曼的新闻传播观渗透着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实用主义体现了“美国精神”，被称之为美国的国家哲学。早在1898年，美国学者詹姆斯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发表了题为《哲学概念和实际的结果》的讲演。这篇讲演阐释和弘扬了美国实用主义的开山者皮尔士的哲学，而且开创了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运动；他的哲学又被其后的杜威所修正并得到广泛的应用。

作为实用主义理论承前启后的詹姆斯，被誉为“合众国所产生的一位最重要的学术人物。”而正是在1908年，这位实用主义的大师成了尚在哈佛求学的李普曼的良师益友。受其影响，李普曼早期的著作特别是《舆论学》，彻底贯彻了实用主义的观点。

实用主义者认为，真正的哲学是以人为中心的哲学。虽然哲学研究的中心是人，但又不能像传统哲学那样，只从理性视角去考察人。人是具有各种欲望、需要和利益的行动的主体。哲学应当从人的行动出发去探讨与人的行动有关的问题。李普曼作为一个对理性彻底失望的新闻传播学者，他也正是从人的行动出发去探讨新闻传播和舆论问题的。

早在1912年写《政治序论》时，李普曼就一反传统政治学中见物不见人的观点，十分重视人对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并将弗洛伊德关于人的多重性格的理论应用到了政治学方面。在《舆论学》中，他对弥尔顿关于人都具有理性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现实的人并非是理性的，认为弥尔顿的“认识真理的智能是所有的人所固有的，所以真理在自由流通中会赢得承认”的意见自由市场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每个人对于自己置身其中的客观环境有一种“固定的成见”，这种“固定的成见”的特点在于“它在运用理智之前就已存在，是观念的一种形式，在形成理智以前，它就对我们的意识施加了一定的影响”。B27当受到外部的刺激，尤其是印刷文字或是口语的刺激时，这种成见会被激起，人们此时更倾向于接受与自身成见相吻合的事实，对于与自己成见相悖的事实则会“藐视这种矛盾，认为是例外”，从而怀疑事实的可靠性，就会对现实环境依照自己意识中的“伪环境”作出错误的判断，进而引发错误的行为。这种判断和行为就绝对不是理性的，而更多的是为单个人心理中的一些非理性的因素在起作用。在1925年《舆论学》的续篇《幻影般的公众》一书中，李普曼更是“开始把公众看成是应该被驯服的巨兽，而不是看成一种可教育的力量”。B28他在该书中直言不讳地承认“平民百姓既无能力也乏兴趣来管理社会。而公认的大众政府的理论是基于公众可以决定事态发展这一信念之上的，因此它是错误的。这样的公众‘仅仅是一个幻影’，一个抽象的东西”。B29李普曼这一观点由于其黯淡凄凉之感而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实用主义的大师杜威却认为这本书贯串了一些“合理的概念”。

可以说，正由于李普曼从公众行动出发去探讨舆论问题，对公众理性提出质疑，从而也就必然使他对公众舆论、进而对美国社会的民主提出质疑，而这种思想正构成了他新闻传播观的一个基矗李普曼将卢梭和弥尔顿等人舆论学说中的理性自然主义前提置换成经验权能主义，也把舆论的社会功能从其理想的、崇高的地位拉回到现实的、不尽人意的地位中来B30。

实用主义是一种效用哲学。李普曼也将实用主义效用观引入到了舆论学的研究中去。詹姆斯说：“我们思考事物时，如果把它完全弄明白，只须考虑它含有什么样可能的实际效果，即我们从它那里会得到什么感觉，我们必须作什么样的反应……也就是实用主义的原理。”B31詹姆斯指出实用主义实际上是一种通过实践的效果来解释观念的方法。实用主义方法不是看最先的范畴和原则，而是看最后的效果和事实。李普曼在《舆论学》一书中就贯彻了这种实用主义的哲学方法。他认为，公众舆论是在公众和特定的社会环境的互动中形成的，因此必须具体考察公众和其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才能确切理解舆论的形成过程和舆论的社会功能，且这种考察应该是经验的、实证的。“舆论分析者必须开始认识清楚下列三者之间的关系：行动的情景，人对那种情景的想象，以及人对从行动的情景中产生出的现象的反应”B32。

与李普曼不同，梁启超虽然是一个向国人灌输西方先进文化思想的启蒙家，但是，作为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举子，中国传统文化又在他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樱他可以说是集“中国现代化变革的先驱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运动肇基人于一身”。早先，他在“法先王”的旗号下将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输入中国社会。后来，他把中西文化纳入“精神”与“物质”的二分框架之中，主张兼容中西的“化合的新文明”。他在认知层面上倾向于西方的价值，但在感情上仍与本国传统相联系，其内心深处埋藏着对传统文化的无限赤诚B33。他的新闻传播观可以说是在中西文化矛盾、碰撞之下的一种特殊的发展形态，深层次上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性格特质——崇实尚用的实用理性精神。这种实用理性精神表现为既不走向科学的抽象思辨理性，也不耽于浪漫主义的狂放与解脱，而是执着于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B34。

梁启超将新闻无条件地置于政治的视野中，认为办报造舆论的终极目标就是为了实现其政治目的，即通过报刊舆论改造民众的认识和思想，塑造一种国民的理想人格，以达到国家的富强，这其中就渗透着注重政治事功——执着于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的理性精神。他跟李普曼的根本区别在于：李虽然也将新闻、舆论与国家、政治民主相联系，注视实际效用，但他着重分析的是新闻、舆论与国家、政治民主动态关系的本身，可以说他关注的重心是达到目的的过程及作为这过程中的行动主体的人，这使他的新闻传播观带有浓重的实用主义的实证分析的特点和科学的精神。梁启超则相反，他关注的重心是政治目的的实现，是实用的价值取向本身，为此他的新闻传播观带有浓重的伦理政治色彩，体现了明显的工具理性的倾向。他欲以报刊塑造国民人格的步骤和方法也与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相暗合。儒家提出的成人之道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将个体引进并融入集群的价值体系之中。其中，格物致知是成就人格的第一步。按照梁启超的看法，格物致知是“新民”的基础，尔后正心、修身、齐家，就会自然而然地有了“治国平天下”的效果：“然则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B35。由此可见，梁启超注重新闻传播、向国民灌输西方先进思想，“新民”不是终极目的，不是为了培养富于个性的新人，而是为了“新国”、强国，前者只是实现后者的具体的手段而已。由“格物致知”到“治国平天下”，体现了传统文化集体主义的价值指向。与李普曼新闻传播观的个性主义逻辑刚好相反。

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理性精神往往与中国士大夫的忧患意识和深沉的使命感相联系。梁启超身上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来自一种近乎神圣的召唤或天职。所谓“救民于水火”、“以天下为己任”的这类信仰、目标和行动可以同宗教对救赎的关注相提并论。梁启超以一个热情执着的“殉道者”的姿态活跃于中国的新闻舆论舞台的行为，可以部分地由这种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来解释。而李普曼作为“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则可以西方科学主义的文化精神来解读。

总之，在梁启超和李普曼这两位里程碑式的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各不相同的哲学文化背景使他们的新闻传播理念具备必然的差异性。反之，我们要很好地理解中西新闻传播理念的差异性，就应当深入到哲学文化层面加以探究。

注释：

①③④⑤⑥⑦⑩B13B14B15B17B25B28B29

《李普曼传》，罗纳德·斯蒂尔(美)著，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853页，第3、4页，第5页，第3页，第807页，第841页，第280页，第6页，第65页，第5页，第264—265页，第281页，第339页，第329页。

②B11B18B19B21B28B29

《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7页，第272页，第84页，第206页，第396页，第69页，第309页。

⑧⑨B18B19B20B26B35

《梁启超政论逊，新华出版社1994年版，第218页，第66页，第65页，第146页，第66、88页，第87页，第70页。

⑩B22B23B27B32

《舆论学》，李普曼著，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82页，第49页，第78页，第63页，第10页。

B12

李喜所等：《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7页。

B16B30

黄建新：《近现代西方舆论观的嬗变》，《复旦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第235页、第234页。

B22《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第33页。

B24《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梁启超著，《饮冰室文集全编》第18卷，第1页。

B31

詹姆斯《实用主义》，第27页，第31页。

B33

(美)约瑟夫·阿·勒文森著，刘伟等译《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16页。

梁启超范文篇10

「关键词」梁启超，宪法学，宪政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梁启超（1873－1929）是一位高产的、百科全书式的大思想家。他在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史学、哲学等领域均有颇深的造诣。仅就法学而言，他在宪法学、国际法学、法理学、法史学等方面也是著述颇丰。本文仅就其在宪法学方面的贡献作一定的研究。一方面展现梁启超在宪法学方面的大师风采，一方面学习借鉴其宪法学研究的方法并注意防止其曾经有过的局限。

一、梁启超在中国宪法学史上的地位

有学者曾将梁启超定位于中国近代法学的开创者之一、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法学家之一。[①]我们认为这种定位是妥当的。而“懂不懂宪法学，是不是致力追求宪政，是一个人能不能成为‘近代法学家’的关键，这也是中国传统法学与中国近代法学的根本分界所在。”[②]梁启超在中国宪法学史上具有开创者的地位，他是一位宪法学大家。

“宪法学家”是一个我们现代才出现的名词，梁启超其时并未出现。一个人能否成为宪法学家，我们认为，其判断标准有三：第一，熟悉宪法的制度和理论；第二，能运用宪法学的工具较系统地研究宪法学的问题；第三，有自己明确而精湛的宪法学思想指导其宪法学研究。符合第一、二两个标准，只能算得上一个宪法专家。有一定的宪法学思想，但又未达到精湛的程度，可能仅能算得上一个宪法学者。只有符合三个标准，才够得上宪法学家的称号。

梁启超对西方宪法的制度和理论的熟识勿庸置疑。他不仅译介了西方法学大家的宪法学说（如《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等）、撰写文章介绍西方宪法制度，而且还曾游历日本、欧洲等地，对西方的宪政实践有着切身的感受。他全面系统地介绍并研究了宪法的国体、政体、国会制度、选举制度、政党制度、自治制度等，对宪法、制宪权、宪法观念、权利、自由等问题均有很深刻的把握。其研究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即使在现在，某些方面也是无所匹敌的。梁启超的目标就是要建立立宪政治，他不仅深悟权力分立的学说，还能深刻把握宪法的精髓和宪法的精神（后述）。而且还有现代宪法学所着重关注的多数与少数的观念。这里仅就这最后一点略作说明。梁启超在1910年主张两院制国会时，其理由之一就是按照比例选举一院，各省出相同数目的代表组成另一院，这样就不至于因为仅照顾到了大省的利益而牺牲小省的利益。“两者相济，而适得其平。”[③]再如，在大选举区与小选举区制度得失的比较上，梁启超认为，“小选举区只能代表多数党，而大选举区可以兼代少数党。”“如此，与国会代表人民之本旨，最为相近，此又大选举区之优点也。”[④]虽然实行多数政治，但也要保护少数。这种对多数与少数关系的认识还是十分先进的。

二、梁启超主要的宪法学思想

首先要说明的一点是，这里所称的“宪法学思想”与上文宪法学家的第三个标准中所指的宪法学思想略有不同。这里主要是指梁启超对宪法学的研究及其思想。

（一）论宪法和制宪权

宪法是什么？这是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梁启超认为，“宪法者，英语为Constitution，其义盖谓可为国家一切法律根本之大典也。”“近日政治家之通称，惟有议院之国所定之国典乃称为宪法。”[⑤]“夫宪法者，国家之根本大法也。”[⑥]又言，“宪法者何物也？立万世不易之宪典，而一国之人，无论为君主为官吏为人民，皆共守之者也，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此后无论出何令，更何法，百变而不许离其宗者也。”[⑦]“宪法之职任，在予政治以永久可循之常轨。”[⑧]

梁启超认为，各立宪政体国家宪法虽有差异，但大体均有政体、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国会的权力及选举议员的权利、君主及大统领之制与其权力、法律命令及预算、臣民的权利义务、政府大臣的责任等内容。[⑨]宪法有成典宪法与不典宪法之分。成典宪法、不典宪法“旧称成文宪法、不文宪法，用语不惬。如彼英国之宪法固有文字非恃口碑也”。成典宪法之中，有硬性宪法，有软性宪法。[⑩]梁氏认为，“立宪政治之信条”，其一由于宪法；其二由于政治上之习惯而生。“宪法则有形之信条也。政治上习惯，则无形之信条也。是故凡立宪国民之活动于政界也，其第一义，须确认宪法，共信宪法为神圣不可侵犯。虽君主犹不敢为违宪之举动。国中无论何人，其有违宪者，尽人得而诛之也。其第二义，则或宪法未尝有明文规定者，或虽有规定，而中含疑义，可容解释之余地者，或虽无疑义，而当其行使此权利，有可容伸缩之余地者，凡此则皆由政治上之习惯，积累而酝酿之。酝酿既熟，则亦深入人心而莫之敢犯。”宪法与政治上之习惯，“两者之效力相等。而无形者之宰制人心，时或视有形者更为甚。以立宪政治之信条论之，则宪法与政治习惯，迭相生而迭相成。两者和合，自产出种种条件，而画然以示异于非立宪之政。”[11]按照现在的理解，梁氏所谓政治上之习惯大致相当于宪法惯例。梁氏对宪法惯例的适用情形、效力、以及其与宪法之间的关系的论述可谓十分精辟而独到。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在行文之中对违宪与违法还作出了区分。例如，梁氏认为，立宪国政治上的诏旨所易引起的责任有三种：第一，违宪责任；第二，违法责任；第三，失政责任。[12]违宪与违法的不同是因宪法与法律的地位不同而引起的。当然，梁氏并未就此展开论述。

制宪权归属于谁，这是宪法学的一个重要命题。梁启超的认识也是十分深刻。梁氏认为，“就法理上论，主权在国民全体，明载于临时约法（即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引者注），（国民-引者注）自动制宪，即此主权作用之发动，最为合理。”为防止政府与国会勾结盗取民意，败坏国事，祸害国民，必须求诸宪法。“宪法如何而始能予我以此凭藉？舍国民自动制宪外，其道末由。”所谓国民制宪，即“以国民动议（Initiative）的方式得由有公权之人民若干万人以上之连署提出宪法草案，以国民公决（Referendum）的方式，由国民全体投票通过而制定之”。国民制宪为国民自卫的第一义。[13]

制宪权为何不可畀诸国会？梁启超认为，“盖宪法者，所以规定国家各机关之权限，其不容由一机关专擅制定，理本甚明。”先有宪法，然后有选举法，然后才有国会。而且，“制宪权本非国会所宜有。”他认为，临时约法以此权委诸国会，实为宪法难产的一最大根源。“临时约法所以将此权畀诸国会者，实缘受‘国会万能’之旧观念所束缚。”[14]

关于国民制宪，有人主张召集国民大会。梁启超认为其意甚美，但国民大会主要事业应为制宪，且应由国民动议或国民投票两种形式组织。[15]并认为若议员成为其成员，

则应“以国民会议议员之资格制宪法，非以国会议员之资格制宪法”。[16]在修改宪法之时，应由“国民特会”这一超乎立法行政司法三机关之上而总揽主权的最高机关。当然，“国民特会”只是行使主权的行使者而已，国民全体为主权的所有者。[17]

（二）论宪法的精神

梁启超认为，宪法有三大精神。他对此的理解可谓深悟宪法的精髓。

1.国权与民权调和

梁启超认为，一个完全至善的国家，“必以明政府与人民之权限为第一义。”“使人民之权无限，其弊也，陷于无政府党，率国民而复归于野蛮。”“使政府之权无限，其弊也，陷于专制主义，困国民永不得进于文明。”[18]国权与民权的消长，反映于政治现象上即为干涉主义与放任主义的辩争。虽然说，国权与民权不可有所偏畸，但各国制宪者自当审视其国情，“或因本能之所长而发挥之，或因积习之所倚而矫正之，要不外以损益之宜，寓调和之意。”[19]中国应如何损益调和呢？特重民权主义者认为，我国数千年困于专制，“非采广漠之民权主义，无以新天下之气。”特重国权主义者认为，我国虽号称专制，但实际上以放任为政。现今应以广漠的权限委诸国家机关，整齐严肃国务，锻炼国民，以求竞胜于外。梁启超则认为，极端的民权说和极端的国权说皆不可取。当日中国“民权之论，洋洋盈耳，诚不忧其夭阏，所患者，甚嚣尘上，钝国权之作用，不获整齐于内竞胜于外耳。故在今日，稍畸重国权主义以济民权主义之穷，此宪法所宜采之精神一也。”[20]当然，梁启超的这种认识与其对放任与干涉的认识是相关的（待后文述之）。

2.立法权与行政权调和

梁启超认为，孟德斯鸠倡导三权分立，国会的立法权与政府的行政权各安其分，互不侵越。然而，征诸各国经验，孟氏之说难以成立。国会行使的不仅是立法权，而立法权又未能专属于国会。国家分设国会与政府，本欲使之互相限制而各全其用。如果“行政部中人全由立法部之多数党出，国会与政府纯为一气。国会所谓监督者，尽成虚语。苟政党之道德不完，则陷于之弊。”如果“政府对于国会，缘畏惮而生佞媚，缘娼嫉而思操纵，全用笼络离间之术，使议员各自暌涣以入吾彀，而国会亦终成为政府利用之具。”“各国所以调和此两权之法，大率各因国情积经验以成良习。”“国家之所以设国会，实欲假途于此以求得一理想的政府而已。所谓理想的政府，其条件有二，一曰善良，二曰强固。何谓善良，常兢兢焉思所以龚行国家之天职，斯善良矣。何谓强固，其力实足以龚行国家之天职而无所挠败，斯强固矣。”[21]梁氏认为，“国家之行为何？行政是已。国家之意志何？立法是已。”[22]“政府譬则发动机。国会譬则制动机。有发而无制，固不可也。缘制而不能发，尤不可也。调和之妙，存乎其人矣。”[23]

3.中央权与地方权调和

中央与地方关系一直是中国宪法、中国宪法学的一大难点。梁启超认为，中国宪政的最大问题，就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程度。“无论何国之政治，断未有能为绝对的集权者，亦断未有能绝对的分权者。然程度之或毗于此，或畸于彼，则缘国情而各有所宜。”[24]梁氏认为，“畸于分权者，宜以勿妨害国家之统一为界；畸于集权者，宜以勿牺牲局部之利益为界。为不越此界者，则其政皆可云善良。而在幅员狭、交通便之国，则以稍畸于集权为宜；在幅员大、交通艰之国，则以稍畸于分权为适。此其大较也。”[25]中央权与地方权如何调和，梁氏认为，中国因为历史上的关系和地理上的关系而不得不暂畸于分权。从自然界的现象来说，中国“地理辽远，鞭长莫及，虽欲集权于中而有所不能，斯固然矣。”而从政治现象来说，“我国而欲行畸于集权之政，匪惟有所不能，抑亦有所不可。”“我以四千余万方里之地，能宰制于一中央政府之下，诚足以自豪，然政治之驰而不张、疏而不备，国民特长之不能发挥，幸福之不能增进，弊亦未始不坐是。”立法权、行政权均不可尽集中于中央。等到交通之便大开，方能由分权以趋归于集权。[26]梁氏指出，“中央议会与地方议会权限之大小，当视中央行政机关与地方行政机关权限之大小为比例是也。”[27]即所谓“监督机关权限之大小应与执行机关权力之大小成比例。”“其在行集权制之国，则监督权亦集于中央而已足；其在行分权制之国，则监督权亦不可不分于地方。”其时，梁氏主张的纲要是：“各省置总督或巡抚为行政机关，于国法所委任置范围内有处理一省政务之全权，惟对于省议会而负责任。各省置议会为立法及监督机关，于不背触国法之范围内得决议其一省适用之法律，且对于督抚而有上奏弹劾权。”[28]

（三）论国体与政体

梁启超认为，“国体之区别，以最高机关所在为标准，前人大率分为君主国体贵族国体民主国体之三种。”贵族国体殆已绝迹。君主国以最高之权归诸君主。民主国体其最高机关为有选举权之国民。寻常而言，“以其元首之称为皇帝而由世袭者，则命之曰君主国，其元首称为大统领而由选举者，则命之曰民主国。”[29]“政体之区别，以直接机关[30]之单复为标准。其仅有一直接机关，而行使国权绝无限制者，谓之专制政体。其有两直接机关，而行使国权相互制限者，谓之立宪政体。”“立宪与专制之异，不在乎国体为君主民主，而在乎国权行使之有无限制。”[31]

国体与政体的关系，梁启超的观点可谓独树一帜。“但使政体真能立宪，则国体为君主为共和，原无所不可。”[32]他主张，“论家只问政体，不问国体。”其理由在于，“国体之为物，既非政论家之所当问，尤非政论家之所能问。”不当问是因为，“当国体彷徨歧路之时，政治之一大部分恒呈中止之状态，殆无复政象之可言。而政论家更安所丽，苟政论家而牵惹国体问题，故导之以入彷徨歧路，则是先自坏其立足之础。”不能问是因为，国体的变迁“其驱运而旋转之者，恒存乎政治以外之势力。其时机未至耶，绝非缘政论家之赞成所能促进；其时机已至耶，又绝非缘政论家之反对所能制止。以政论家而容喙于国体问题，实不自量之甚也。”“夫国体本无绝对之美，而惟以已成之事实为其成立存在之根原。”“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不可也。政体而非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也。国体与政体，本截然不相蒙。”梁启超还为其前后不同的国体主张进行辩护，认为，“凡谋国者必惮言革命（凡谋变更国体者则谓之革命-引者注），而鄙人则无论何时皆反对革命。今反对公等之君主革命论与前此反对公等之共和革命论同斯职志也。”中国正当元气凋敝之时，自应竭力栽之，而不可浪费人才日力于无用之地。[33]

既然如此，这里着重介绍一下梁启超的立宪政治思想。所谓立宪，就是指“以宪法规定国家之组织，及各机关之权限，与夫人民之权利义务，而全国上下共守之以为治者也。”有人民所选举的国会与政府对立，是各立宪国的共同点。[34]所谓立宪政治，即（1）多数政治。共和立宪国之政体在于多数的人民及其代表。[35]（2）限权政治。立宪政治区别于非立宪政治之处在于君权有限制[36]或政府对国会负责[37].“立宪政治，一言蔽之，则权力有限而已。”[[38]]（3）国民政治。“立宪政治非他，即国民政治之谓也。欲国民政治之现于实，且常保持之而勿失坠，善运用之而日向荣，则其原动力不可不还求诸国民之自身。”[39]“欲宪政之成立，必须令国民中坚之一阶级，知政治之利害切己而思参预之，然后其精神有以维持于不敝。”[40]立宪政治，为国民参政之历史。政治公开原则与之相辅，实为改良政治之不二法门。[41]（4）舆论政治。“立宪政治者，质言之则舆论政治而已。”地方自治机关、国会等所讨论的问题均为舆论的返照。一切官吏均不得与舆论相抗。立宪政体特别需要健全的舆论。[42]

（四）论国会制度和选举制度

在梁启超的眼中，专制政体与立宪政体的区别就在于国会的有无。首先，国会的性质。就法律而言，国会为制限机关，与主动机关相对。“凡立宪之国家，必有两直接独立之机关相对峙。而此两机关者，其中必有一焉，能以自力发动国权，对于人民而使生拘束力。若此者谓之主动机关。又必有一焉，不能以自己之意思，直接以生拘束国民之力。顾能以其力制限主动机关之发动国权，非得其同意，则不能有效，若此者谓之制限机关。”就政治上而言，国会代表着全国人民各方面的势力。[43]其次，国会的组织。这主要就是二院制与一院制。梁氏认为，代议制度的精神，“其一则在以国民全体之意思，为国家之意思也；其二则在使之能以适当之方法，发表其意思也。为达第一目的，则不可不使社会各方面，皆有代表人。为达第二目的，尤不可不设适当之机关，以调和代表人之意思。”[44]二院制与一院制相比，二院制能调和一般利益与特殊利益（如德美的上院代表联邦主义，下院代表国民主义）；可以避免国会的专横；可以防止国会轻躁的行动；可以调和国会与其他机关之间的抵触；可以使优秀的少数人在政治上得以发挥其才能。但是二院制也有其缺点，议事迟缓，增加经费开支，有少数压制多数的可能，缺乏统一等。[45]梁氏还对英法德普意美日七国的左院（即上院）的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归纳出左院的一般原理（左院所代表的势力、左院议员选定的方法、任期、人数等）。[46]梁氏还广搜诸家学说，比较各国法制，对右院（即下院）进行了研究。右院用以平等代表全体国民，由人民选举产生（后文详细论述）。最后，国会的职权。资政院为上下议院的雏形。梁氏认为，其职权以监督行政为重，以参与立法为次。[47]国会的权限，各国虽有不同，但有三项权能不可或缺。“一曰议决法律，二曰监理财政，三曰纠责政府。但使国家能有良好之国会，而国会能公平以行此三项权能，则立宪之实可举，而共和之基可固矣。”[48]梁氏在《中国国会制度私议》一文中对国会的立法权（参与改正宪法、参与普通立法）进行了细致而系统的比较研究。[[49]]梁氏还对国会中的预算制度、会计制度等一系列的重要制度进行了阐述。[50]

梁启超对选举区及选举制度的研究至为精辟，多为后世仿效。1、选举权。即人民选举议员之权。依选举权的广狭，可分为普通选举与制限选举两种。前者是指一切人民皆有选举权，后者是指以法律指定若干条件，符合的或达不到该条件的才有选举权。但普通选举也只是相对而言，各国都有性别、年龄、国籍等条件的限制。普通选举实为普通制限选举。制限选举实际上是特别制限选举。普通制限有国籍、性别、年龄、住所等。特别制限分为消极的与积极的制限两种。前者是指以法律规定若干条件，凡不在其列的，均有选举权。有公权行使制限（如剥夺公权）、财产变动制限（如破产）、阶级制限（如日本的华族户主）、职业制限（如军人）。后者是指以法律规定若干条件，符合此条件的乃得有选举权。有财产制限、教育程度制限等。在普通选举中，还有平等选举与等级选举的差别。平等选举，即一人一权，举国皆然。等级选举，即某种类的人有优异权，不与一般人相同。实现等级选举的方法是复数投票制度和分级投票制度。2、被选举权。各国对被选举权的限制都比选举权要宽。其中最主要的限制有：财产限制、年龄限制、住所限制、职业限制等。3、选举方法。（1）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这两者各有利害得失。直接选举能够将多数人民的意思直接反映到国会，直接选举能增加选举人的投票积极性，程序简单，有利于减轻国家和人民的负担。间接选举有利于鉴别被选举人，组成良好的国会；第二级选举人地位较高，交通更便利，容易为大家所知晓；第二级选举人为名誉职，能使其产生自重心，从而慎重行事。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需要结合国情加以选择。（2）选举区。其中有无选举区制与有选举区制。从学理上讲，必以无选举区制为正鹄。议员为全国国民的代表。若分选区，容易使人误解其为本区的代表。而且划分选区，人口比例也难以一致。但是无选举区，若要补选议员，则要动用全国的力量才可以进行。这种制度仅可在极小的国家实行。在有选举区制中，又分为小选举区制（一区一人）和大选举区制（一区多人）两种。这两者也是各有得失。后者议员分配较易公平，而且因为地方大，作弊的可能性就较小，人才也容易得到。另外，它不仅可以代表多数党，还可以代表少数党。但是这种大选举区制投票调查的程序太繁杂，容易引起争议混乱。一旦议员出缺，必须合全区之力来补选，其经费开支也大于小选举区。（3）中选的计算法。这可以分为两大主义。其一为代表多数主义，得票为多数者当选；其二为代表少数主义，虽然在整个选举票中得票较少，但也可以选举出代表人。无论多数压制少数，还是少数压制多数，均为不妥，这都将使一部分人怠视公务，而减杀其爱国的热诚。故而中选的计算方法要设计精良，以匡其弊。代表多数制度的有两种方法，即过半数法和比较多数法。代表少数制度的有四种方法，即有限投票制、聚合投票制、单记商数投票制和连记商数投票制。（4）选举程序。共分为选举人名簿、投票（有连记投票与单记投票之别，又有记名投票与匿名投票之分）、选举机关、选举权利的保障（开票公开、处分不法行为、选举诉讼和中选诉讼）四个部分。4、强制选举。选举有自由选举与强制选举之分。自由选举为多数国家所采用，但弃权的人数较多。近世立法家试图补救，强制选举的学说于是盛起。这关系到的法理就是，选举的性质是权利，还是义务？权利说认为，选举权是天赋人权的一种，在法律上没有义务去参加选举。义务说认为，选举不是为个人自己的利益而是为国家利益而进行。不经过这种程序，国家机关无以成立。国家将此公职务课诸人民，与纳税、服兵役没有差别。梁启超认为，凡政治上的权利，也都是政治上的义务。选举既是人民的权利，也是人民的义务。当然，中国立宪思想尚未普及，还不可以骤行此事。[51]

（五）论政党制度

政党制度，是宪政的一个重要环节。梁启超认为，立宪国的政党政治中，其党人并不一定都会秉公心禀公德，并不一定都会为私名私利，但政党之治，必有两党以上，其一在朝，其他在野。在野党必欲倾在朝党而代之，于是抨击其政策得失。若该党一日在朝，又必为其他党所抨击。政党之间的竞争，有利于除公害增公益，有利于民智的发达。相兢相轧，相增相长。[52]

但是要实行政党政治，该政党应为真政党而非伪政党或朋党。梁氏认为，真政党的标准有六点：1、凡政党必须有公共的目的。即应该为国为民。若为私利，纵然成立也终将分散。2、凡政党必须有奋斗的决心。要力争为国家谋进步为国民造幸福。3、凡政党必须有整肃的号令。其精神应与军队相同，而不可如一团散沙。4、凡政党必须有公正的手段。手段公正，其主义才能表白于天下。5、凡政党必须有牺牲的精神。6、凡政党必须有优容的气量。对于其他政党、本党党员应持之以宽容的态度，以求国民的同情、政治的进步。[53]政党自身宜采取强立鲜明的态度，对于政府宜采取强硬监督的态度，对于主义相近的政党宜采取融合的态度，对于主义相远的政党宜采取协商的态度（先国后党）。[54]一言以蔽之，“政党者，人类之任意的继续的相对的结合团体，以公共利害为基础，有一贯之意见，用广明之手段为协同之活动，以求占优势于政界者也。”[55]要成立政党须具备四个条件：其一，立宪政体；其二，国中有多数人具备政治上的智识；其三，多数人欲达一公共目的，而又自感力量不足；其四，要有领袖一党的人物。这也是当时中国政党难以成立的原因。[56]

梁启超认为，“政党政治能确立与否，健全之政党能发生与否，实国家存亡绝续之所攸决也。”英国是一个完全的政党内阁制的国家。非国会议员不能为内阁成员；内阁必由国会下院多数党的领袖来组织；内阁在下院失去多数，得解散下院，但是再选举仍然未占多数，即须辞职。如果一国之中没有绝对大的政党，不能以一党独占下院的过半多数，而需两党以上联合方可占下院多数，则称之为准政党内阁。政党内阁为民权的极轨，内阁之权受诸国会，国会之权受诸人民。内阁之权则始终存于多数国民之手。内阁成员也不敢滥行秕政，而使其党使其自身失信于国中。政党内阁制是对于强有力政府所可能产生祸害的一种限制。[57]

（六）论自由、权利和自治

自由是什么？梁启超认为，“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但自由“有真自由，有伪自由；有全自由，有偏自由；有文明之自由，有野蛮之自由”。梁氏所认为的真自由是指“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换言之，人生于团体之中，必有所限制。“野蛮时代个人之自由胜，而团体之自由亡；文明时代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由减。”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团体自由者，个人自由之积也。人不能离团体而自生存，团体不保其自由，则将有他团焉自外而侵之压之夺之，则个人之自由更何有也？”[58]梁氏所非的自由是“以逸游淫荡抉去礼防为自由”，那是伪自由。其所爱的自由是“法律内享有自由”，如财产自由、言论集会自由、通信行旅自由、住居自由、生命自由、良心自由等。伪自由固然可恨，但国中老辈也不可妄肆诋毁，这样会为枭雄之辈利用摧锄民气。国中少年应知自由平等的功用，大都应当求诸政治，

政治以外之事，不能动辄拿自由作为自己的护身符。[59]“综观欧美自由发达史，其所争者不出四端：一曰政治上之自由，二曰宗教上之自由，三曰民族上之自由，四曰生计上之自由（即日本所谓经济上自由）。”“求真自由者乎，其必自除心中之奴隶始”，而勿为古人、世俗、境遇、情遇的奴隶。[60]“真爱自由者，未有不真能服从者也。”不可服从强权但不可不服从公理，不可服从私人的命令但不可不服从公定的法律，不可服从少数人的专制但不可不服从多数人的决议。[61]

权利从何而来？梁启超认为，“天生人而赋之以权利，且赋之以扩充此权利之智识，保护此权利之能力。故听民之自由焉、自治焉，则群治必蒸蒸日上。”[62]“言政府与人民之权限者，谓政府与人民立于平等之地位，相约而定其界也，非谓政府畀民以权也。”“政府若能畀民权，亦能夺民权。”[63]梁氏又言，“权利何自生？曰生于强。”“人人务自强以自保吾权，此实固其群善其群之不二法门也。古希腊有供养正义之神者。其造像也，左手握衡，右手提剑。衡于所以权权利之轻重，剑所以护权利之实行。有剑无衡，是豺狼也。有衡无剑，则权利者亦空言而卒归于无效。”“权利之诞生，与人类之诞生略同。分娩拆副之苦痛，势所不免。惟其得之也艰，故其护之也力。”中国古代，杨朱曾言：“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梁氏认为，人人不损一毫，或许也是权利的保障，但是杨朱并未理解权利的真相。梁氏认为，“彼知权利当保守而勿失，而不知权利以进取而始生。”[64]梁启超倡导积极争取权利，为权利而斗争。他认为，宪法与民权不可分离。“民权者，所以拥护宪法而不使败坏者也。”“苟无民权，则虽有至良极美之宪法，亦不过一纸空文，毫无补济。”“宪法与民权，二者不可相离。此实不易之理，而万国所经验而得之也。”[65]在具体的权利方面，梁启超十分注重选举权、参政权以及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只有国民积极行使选举权、参政权，才能得到一个完善的意思机关，国家的目的才能实现。而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的保障。“诚以此两自由苟失坠，则行政之权限万不能立，国民之权利万不能完也。”根据言论出版自由等以监督政府，是报馆的天职。“一国之业报馆者，苟认定此天职而实践之，则良政治必于是出焉。”[66]

梁启超十分注重自治。自治是民权的保障。“抑民权之有无，不徒在议院参政也，而尤在地方自治。地方自治之力强者，则其民权必盛，否则必衰。”[67]“自治之德不备，而徒漫言自由，是将欲急之，反以缓之；将欲利之，反以害之也。”[68]自治是立宪国的基础。若是没有地方自治的能力，也没有建设国家的能力。[[69]]立宪国政治的特色，“在中央则为国会，在地方则为自治”。[[70]]地方自治实为国民参政最好的练习场，是宪政基础的第一级。地方的公共事业，性质虽与国务大致相同，但规模远小于国务。故而轻而易举。而且与各人十分密切，事事目睹亲历。其中的祸害关系，当场立见。“故人民之办自治者，一面以轻而易举故，不必奇才异能，已可胜任愉快；一面以利害密切故，易刺激其公共心而唤起其兴味。”[71]“吾民将来能享民权自由平等之福与否，能行立宪议会分治之制与否，一视其自治力之大小强弱定不定为差。”[72]自治与官治相对，必须不假官力，而纯由人民自动。国家颁行自治制度，不过是代为拟定一个妥善的办事章程，教以欲办之事。其他应全由人民自行斟酌，务求调和于公益与私益之间。这些均非可由政府代而谋之。[73]另外，自治与法律不可分。人人遵守法律，而该法律是发自人人心中良知、适于人道，则“保我自由而亦不侵人自由。故不待劝勉，不待逼迫，而能自置于规矩绳墨之间。若是者谓之自治。”虽然自治的范围有大小的不同，“其精神一也。一者何？一于法律而已。”“凡自尊者必自治。人何以尊于禽兽？人有法律，而禽兽无之也。”“英国人口不过中国十五分之一，而尊于五洲，何也？皆由其自治之力强，法律之观念重耳。”[74]

（七）对中国宪政之路的思考

宪政，是梁启超一生的追求。梁启超在政治、法律方面的著述多与此相关。梁氏对中国宪政究竟如何走下去有着许多自己的思考和设计。如《开明专制论》、《新中国建设问题》、《中国立国大方针》、《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将来百论》等。这些多为某一时段的主张，当然也不乏宪政一般原理的阐述。梁氏先是主张开明专制，后是主张君主立宪，最后又在捍卫共和立宪。虽然主张不同，但其背后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一贯的，即逐步在中国实现立宪政治。如何实现立宪政治，本文重点介绍其《新民说》。不仅因为该文的思想于当今之世仍有着一定现实的借鉴意义，还因为该文的思想贯穿着梁氏后半生的奋斗历程。

梁启超认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西哲常言，政府之与人民，犹寒暑表之与空气也。室中之气候，与针里之水银，其度必相均，而丝毫不容假借。”“国民之文明程度低者，虽得明主贤相以代治之，及其人亡则其政息焉。”“国民之文明程度高者，虽偶有暴君污吏，虔刘一时，而其民力自能补救之而整顿之。”“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则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夫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

新民，从何而新？换言之，梁启超所认为的立宪国家的国民应具备哪些素质呢？第一，公德。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不可或缺。英国宪法以侵犯君主为大逆不道，法国宪法以谋立君主为大逆不道，美国宪法以妄立贵爵名号为大逆不道。其道德外形虽不同，但精神是一致的，即一群的公益而已，以“固其群善其群进其群”为归宿。第二，国家思想。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第三，进取冒险的精神。人有之则生，无之则亡。国有之则存，无之则亡。欧洲民族强于中国，原因虽多，但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第四，权利思想。权利思想的丰富，权利感情的敏锐，是英人所以立国的重要原因。国家如树，权利思想如根。“为政治家者，以勿摧压权利思想为第一义；为教育家者，以养成权利思想为第一义；为一私人者，无论士焉农焉工焉商焉男焉女焉，各以自坚持权利思想为第一义。”民有权，国才有权。要使我国的国权与他国的国权平等，必先使我国人人固有之权平等，必先使我国国民享有他国国民在其本国所享有的权利。第五，自由。“不自由毋宁死”，是十八九世纪中欧美诸国所以立国的本源。相应地，其历史有争政治自由的时代，争宗教自由的时代，争民族自由的时代，争生计自由（经济自由）的时代。数百年来的世界大事均以自由为其原动力。第六，自治。盎格鲁撒克逊人是其实最庞大最壮活的民族，多半是因为其为世界上最富于自治的民族。求一身之自治，合一小群而自治，合一大群而自治，则一个自由平等独立自主的国家就产生了。第七，自尊。欲求国家的自尊，必先从国民人人自尊开始。第八，合群。不合群，必被淘汰。要想合群，不可缺乏公共观念，不可不遵守公共的法律规则。第九，毅力。志不足恃，气不足恃，才不足恃，惟毅力者足恃。一国的进步往往要数十百年才能达到，缺乏毅力自然不可。第十，义务思想。中国人义务思想发达，但是却是不完全的义务思想。有无权利的义务，无有权利的义务；有私人对私人的义务，无私人对团体的义务。第十一，尚武。“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第十二，私德。无私德即无以养成公德。要养成正本、慎独、谨小的私德。第十三，政治能力。今后的中国，不以无政治思想为患，而以无政治能力为患。数千年来，国民久困于专制政体之下，政治能力不能发挥。但在专制政体不能及之时（如鼎革之交），国民不克自发挥其政治能力，实为可痛。中国群治不进，民主法治难成，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国民没有政治能力。国民如有能力，国家必有能力。要从分工与互相协助两个方面来促成国民政治能力的养成。[75]

三、梁启超宪法学思想的启示与局限

梁启超的宪法学思想可谓博大，对几乎所有的宪法学基本问题都有所涉猎，某些方面的研究也是十分的精湛，有的甚至是时下的中国宪法学也难望其项背。梁启超的宪法学思想有很多值得今人学习借鉴的地方。当然，囿于时代的局限和需要，其思想也难免有着一定的局限。

（一）启示

1.研究中，比较优劣，持论中平

宪法学研究最易受国家时政的影响和限制。梁启超在研究中，将各种制度的优劣得失，一一阐明，持论中平，让读者能有一个清晰全面而近乎客观的认识。这一点在其《中国国会制度私议》一文中表现得至为明显。当时，梁氏主张二院制，但他首先是将二院制与一院制作比较，不仅列出二院制的优点，也列出了二院制的缺陷。主张间接选举，也是将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的优点与缺点一一列明。然后再阐述其主张的理由。在他的眼中，天下的制度有优点，也必有缺点与之相随。他曾批评道：“若日本者，欧美人所指为半专制的立宪国也。宪政精神之不完，宪政程度之劣下，至日本而极矣。”“今我政府乃至曲学阿世之新进，动辄以效法日本宪政为词，此其适应于我国国情与否且勿论，然既曰效日本矣，则亦当知日本之制度，固自有其相维于不敝者，若徒取其便于己者而效之，其不便者则隐而不言，是又得为效日本矣乎？”[76]

2.研究恒与中国国情相联系

梁启超其时正值中国转型之时，他的研究充满了对中国自身宪政的关注。“天下无论何种制度，皆不能有绝对之美，惟当以所施之国适与不适为衡。离国情以泛论立法政策，总无当也。”[77]他虽知共和国体“最神圣最高尚”[78]，但又谓“吾辈论事，毋惟优是求，而惟适是求。”[79]于是他针对1905年中国的情况，提出开明专制的主张。“开明专制者，实立宪之过渡也，立宪之预备也。”他指出，其时中国万不能行共和立宪（欲为种族革命者，宜主专制而勿主共和；欲为政治革命者，宜要求而勿以暴动），也尚未能行君主立宪制（人民程度未及格，施政机关未整备）。“君主立宪，固吾党所标政纲，蕲必得之而后已者也。”[80]在作国会制度研究时，其指导思想也是十分明确：“一曰各国国会共同之要素，宜如何吸收之；二曰我国国会应有之特色，宜如何发挥之也。”[81]

3.注重成文宪法、宪法观念与宪政现实的互动

梁启超对成文宪法、宪法观念以及宪政现实的区分并注重它们之间的互动，殊是难得。梁氏曾言，“抄译一二国成文宪法而布之也，则一二小时可了耳。何难之与有？且就令能制定极完美而适于我国之宪法，未及其时，而贸贸然布之，顾以种种障碍，一切不能实行，而徒使天下失望，则虽谓为立宪主义之罪人可也。”[82]梁氏关于国会制度的陈说，只是立法论而已。梁氏认为，“即见采择，而所期之效，仍视乎人民之所以运用之者何如。盖政治者，活力也，实权之消长，恒视实力以盾乎其后。我国民如欲得正当之实权，亦惟养正当之实力而已矣。”[83]宪法各国未尝没有宪法，宪法的内容与其他国家、其他时代相比也不见得必有所大劣，而其政治现象迥异，实是因为政治为一种活现实，而法典不过一种死条文，运用死条文演成活事实，得失之林，存乎其人。[84]“是故离事势而言法律，迂腐之谈也。恃法律以拘制事势，尤妄人之见也。”[85]梁氏主张国民动议制宪，“趁此机缘，借一实事：将宪法观念-共和真理灌输于多数国民也。”梁氏认为，制宪至少要三个条件：第一，使国中较多数人确实感觉有制定宪法的必要；第二，使国中较多数人了解宪法中所含的意义及其效用；第三，使国中较多数人与制宪之事有联系。这样，“国民乃始知爱慕宪法珍护宪法，然后乃得自拔于孤孽赘疣之境遇，而发扬其威灵以加被国民。”约法何以虽有犹无？政府、国人、乃至高谈护法之人，“其心目中，亦未尝有约法存也”。“国人自始未尝认约法为必需品如饥渴之于食饮也。约法中所含意义，国民未或理解焉。其视约法与己身之利害关系，若秦人视越人之肥瘠也。”[86]

（二）局限

1.理论渊源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

自严复翻译赫胥黎《天演论》至中国，天演学说对国人影响很大。天演论本是关于自然界进化的一种理论，但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也存在着一定的争论。如果简单地将自然选择的理论运用于社会科学领域，那就是一种庸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梁启超的早期论著之中常常见其运用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来论证其观点主张。例如，他认为强权与自由权为同一物，其理由是，理想家所谓天生人而畀以自由平等的权利，其实世界之中只有强权，别无他力。“强者常制弱者，实天演之第一大公例也。然则欲得自由权者，无他道焉，惟当先自求为强者而已。”[87]他还用优胜劣败之理来证明新民的结果。他还认为，新法律与旧法律相嬗，动力与反动力相搏，而竞争激烈，“此实生物天演之公例也。当此时也，新权利新法律之能成就与否，全视乎抗战者之力之强弱以为断，而道理之优劣不与焉。”他还运用天演论来解释权利义务之间的关系。“夫不正之权利义务而不可以久者何也？物竞天择之公理，不许尔尔也。权利何自起？起于胜而被择。胜自何起？起于竞而获优。优者何？亦其所尽义务之分量，有以轶于常人耳。”天演不可久抗。[88]在《中国国会制度私议》一文中讨论国会政治上的性质时又一次运用该理论来阐述。[89]此后鲜用此论。

2.有一定国家主义的倾向

国家主义在二十世纪前后甚嚣尘上。梁启超也受到了它的影响。他认为，“今世界以国家为本位。凡一切人类动作，皆以国家分子之资格而动作者也。此说果为中庸之真理与否，虽未敢知，而现今时代思潮，实畸于此。虽有大力，莫之能外也。”[90]他对个人思想、部落思想、现在思想的批判，也应该是受到了国家主义的影响。[91]个人思想虽有其缺陷，但还不可以一概否定。他认为，“今世之识者，以为欲保护一国中人人之自由，不可不先保护一国之自由。苟国家之自由失，则国民之自由亦无所附。”[92]他还认为，干涉与放任，是古今两大治术，无所谓优劣，各随其地各随其时。用乎其时其地则为优。“大抵中世史纯为干涉主义之时代；十六七世纪为放任主义与干涉主义竞争时代；十八世纪及十九世纪之上半，为放任主义全胜时代；十九世纪之下半，为干涉主义与放任主义竞争时代。二十世纪，又将为干涉主义全胜时代。”中国当十分之七用干涉主义，十分之三用放任主义。[93]应该说，梁氏有国家主义的倾向是可以理解的。其时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富强独立，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这是历史给思想家所带来的局限。

梁氏还时而将富强作宪政的一大目标，[94]使其立宪主义带有了一定的工具论的色彩。工具主义的宪法观，难以把握宪法的真正意义，一般也会对宪法保障人权的这一核心价值关注不够。当然，这也不是梁氏一人所具有的局限，而是时代的一种必然。[95]在方法论上，梁氏偶尔还有机械主义的缺陷，例如他认为，“国权者，一私人之权利所团成也。”[96]

应该说，梁氏的局限主要是其所处的时代造成的。时代需要强有力的国家，时代也需要他展开广泛的宪政宣传与教育，而不能在过多的问题上作更深入的研究。但是，我们认为，一个宪法学家不一定要将所有的宪法问题研究得至为透彻，不一定要出版一本又一本的宪法学专著。无深邃的思想，多又何用！梁启超开创了一个宪法学的时代，引导了中国此后的宪法学研究。梁启超称得上是一位杰出的宪法学家。

梁启超有诗曰：“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今日中国的宪法学研究，恐怕还要想一想这位饮冰室主人吧。

参考文献：

[①]参见范忠信著：《认识法学家梁启超》，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序言；范忠信著：《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法理学的主题与特征》，载于《法学评论》2001年第4期，第3－6页。

[②]范忠信著：《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法理学的主题与特征》，载于《法学评论》2001年第4期，第5页。

[③]参见梁启超著：《中国国会制度私议》，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6页。

[④]梁启超著：《中国国会制度私议》，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1页。

[⑤]梁启超著：《各国宪法异同论》，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⑥]梁启超著：《国民自卫第一义》，载于《饮冰室合集4·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五》，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1页。要说明的是，这里所注的页码是饮冰室文集或者饮冰室专集某一集的页码，而非整个一本书的页码。下同。

[⑦]梁启超著：《立宪法议》，载于《饮冰室合集1.饮冰室文集之五》，第1页。

[⑧]梁启超著：《盾鼻集附录·与某报馆记者谈话二》，载于《饮冰室合集8·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三》，第140页。

[⑨]梁启超著：《各国宪法异同论》，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⑩]梁启超著：《中国国会制度私议》，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0页。

[11]梁启超著：《政党与政治上之信条》，载于《饮冰室合集3·饮冰室文集之二十六》，第51－52页。这里摘录几条信条：凡加束缚于人民公私权者、或新课人民以负担者，皆须以法律定之；凡法律必须提出于议会，经多数可决而始成立，否则不能施行；凡命令不能侵法律范围，不能以命令变更法律；凡预算非经议会可决，不能施行，预算外不能擅行支销，预算各项不得挪用；凡议会必须每年召集；凡议会闭会中，政府虽得发紧急敕令以代法律，虽得为预算外之紧急支出，然必须于次会期提出于议会，求事后承诺，不承诺则将前案撤销等。

[12]梁启超著：《立宪国诏旨之种类及其在国法上之地位》，载于《饮冰室合集3·饮冰室文集之二十六》，第60页。

[13]梁启超著：《国民自卫之第一义》，载于《饮冰室合集4·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五》，第30、28页。

[14]参见梁启超著：《国民自卫之第一义》，载于《饮冰室合集4·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五》，第29、31页。

[15]参见梁启超著：《国民自卫之第一义》，载于《饮冰室合集4·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五》，第31页。

[16]梁启超著：《盾鼻集附录。与某报馆记者谈话二》，载于《饮冰室合集8·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三》，第140页。

[17]参见梁启超著：《进步党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载于《饮冰室合集4·饮冰室文集之三十》，第62－63页。

[18]梁启超著：《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载于《饮冰室合集2·饮冰室文集之十》，第1页。

[19]梁启超著：《宪法之三大精神》，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6页。

[20]参见梁启超著：《宪法之三大精神》，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6－349页。

[21]梁启超著：《宪法之三大精神》，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0、355页。

[22]梁启超著：《论立法权》，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23]梁启超著：《宪法之三大精神》，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6页。

[24]梁启超著：《咨议局权限职务十论》，载于《饮冰室合集3·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五（上）》，第36页。

[25]梁启超著：《论中央地方之权限及省议会之必要与其性质》，载于梁启超著：《饮冰室法制论集》，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影印（原版为上海广智书局1911年版），第107页。这本书几经找寻而不得，所幸者，范忠信先生由武汉将此书特地捎至北京，使本部分得以完整。在此谨向范先生表示谢忱。

[26]梁启超著：《论中央地方之权限及省议会之必要与其性质》，载于梁启超著：《饮冰室法制论集》，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影印，第109－113页。

[27]梁启超著：《咨议局权限职务十论》，载于《饮冰室合集3·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五（上）》，第36页。

[28]梁启超著：《论中央地方之权限及省议会之必要与其性质》，载于梁启超著：《饮冰室法制论集》，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影印，第109、100页。

[29]梁启超著：《宪政浅说》，载于《饮冰室合集3·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三》，第37页。

[30]梁氏将国家机关分为直接机关与间接机关两种。所谓直接机关，就是指该机关之人并非受其他机关委任，而由于一定法律事实的发生或者法定程序，直接依据宪法规定自然获得其地位，如君主、大统领、国会等。参见梁启超著：《宪政浅说》，载于《饮冰室合集3·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三》，第35－36页。

[31]梁启超著：《宪政浅说》，载于《饮冰室合集3·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三》，第38页。

[32]梁启超著：《国民浅训》，载于《饮冰室合集8·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二》，第3页。

[33]梁启超著：《盾鼻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载于《饮冰室合集8·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三》，第85、86、88、97页。

[34]参见梁启超著：《国民浅训》，载于《饮冰室合集8·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二》，第4页。

[35]参见梁启超著：《多数政治之试验》，载于《饮冰室合集4·饮冰室文集之四十》，第34页。

[36]参见梁启超著：《敬告国人之误解宪政者》，载于《饮冰室合集3·饮冰室文集之二十六》，第62页。

[37]参见梁启超著：《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载于《饮冰室合集3·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五（上）》，第62页。

[[38]]梁启超著：《敬告国人之误解宪政者》，载于《饮冰室合集3·饮冰室文集之二十六》，第71页。

[39]梁启超著：《政闻社宣言书》，载于《饮冰室合集3·饮冰室文集之二十》，第23页。

[40]梁启超著：《为国会期限问题敬告国人》，载于《饮冰室合集3.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三》，第22页。梁启超认为，中国以农民为国民中坚，故开发农民的政治思想，实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41]参见梁启超著：《初归国演说辞·莅共和党欢迎会演说辞》，载于《饮冰室合集4·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九》，第10页。

[42]参见梁启超著：《国风报叙例》，载于《饮冰室合集3.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五（上）》，第19页。梁启超认为，健全的舆论要具备“五本”（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和“八德”（忠告、向导、浸润、强聒、见大、主一、旁通、下逮）。参见该文第19－23页。

[43]参见梁启超著：《中国国会制度私议》，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9－191页。

[44]梁启超著：《中国国会制度私议》，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3页。

[45]参见梁启超著：《中国国会制度私议》，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4－196页。王世杰、钱端升的《比较宪法》名噪一时，对此的论述也仅与梁氏在几十年前的论述大致相当。参见王世杰、钱端升著：《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204页。

[46]参见梁启超著：《中国国会制度私议》，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7－208页。

[47]参见梁启超著：《论资政院之天职》，载于《饮冰室合集3.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五（上）》，第157页。

[48]梁启超著：《国民浅训》，载于《饮冰室合集8·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二》，第4页。

[[49]]参见梁启超著：《中国国会制度私议》，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0－320页。

[50]例如，梁启超著：《国会开会期与会计年度开始期》，载于《饮冰室合集3·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三》，第106－112页；《为筹制宣统四年预算案事敬告部臣及疆吏》，载于《饮冰室合集3·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五（下）》，第28－31页。

[51]参见梁启超著：《中国国会制度私议》，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285页。

[52]参见梁启超著：《新民说》，载于《饮冰室合集6·饮冰室专集之四》，第58－59页。

[53]参见梁启超著：《初归国演说辞。莅欢迎会演说辞》，载于《饮冰室合集4·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九》，第14－22页。

[54]参见梁启超著：《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态度》，载于《饮冰室合集4·饮冰室文集之三十》，第22－23页。

[55]梁启超著：《敬告政党及政党员》，载于《饮冰室合集4·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一》，第5页。

[56]参见梁启超著：《将来百论》，载于《饮冰室合集3·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五（上）》，第200－201页。

[57]参见梁启超著：《中国立国大方针》，载于《饮冰室合集4·饮冰室文集之二十八》，第64－69页。

[58]参见梁启超著：《新民说》，载于《饮冰室合集6·饮冰室专集之四》，第40、44－46页。

[59]参见梁启超著：《国民浅训》，载于《饮冰室合集8·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二》，第17－18页。范忠信先生认为梁启超将个人自由与团体自由对立起来，并将个人自由理解为个人肆行无忌。（参见范忠信著：《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法理学的主题与特征》，载于《法学评论》2001年第4期，第9－10页。）笔者认为是误解了梁氏之义。梁氏曰“文明时代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由减”，并非“个人之自由灭”。关于真自由与伪自由，梁氏的另一番言论可为佐证。他说，“一群之中，无一能侵他人自由之人，即无一被人侵我自由之人，是乃所谓真自由也。不然者，妄窃一二口头禅语，暴戾恣睢，不服公律，不服公益，而漫然号于众曰：‘吾自由也。’则自由之祸，将烈于洪水猛兽矣。”梁启超著：《十种德性相反相成议》，载于《饮冰室合集1.饮冰室文集之五》，第46页。

[60]参见梁启超著：《新民说》，载于《饮冰室合集6·饮冰室专集之四》，第40、47－50页。

[61]参见梁启超著：《服从释义》，载于《饮冰室合集2·饮冰室文集之十四》，第11、12－16页。

[62]梁启超著：《新民说》，载于《饮冰室合集6·饮冰室专集之四》，第58页。

[63]梁启超著：《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载于《饮冰室合集2·饮冰室文集之十》，第5页。

[64]梁启超著：《新民说》，载于《饮冰室合集6·饮冰室专集之四》，第31、32、38、36页。

[65]梁启超著：《立宪法议》，载于《饮冰室合集1·饮冰室文集之五》，第2、3页。

[66]梁启超著：《敬告我同业诸君》，载于《饮冰室合集2·饮冰室文集之十一》，第36－37页。

[67]梁启超著：《答某君问德国日本裁抑民权事》，载于《饮冰室合集2·饮冰室文集之十一》，第52页。

[68]梁启超著：《十种德性相反相成议》，载于《饮冰室合集1·饮冰室文集之五》，第46－47页。

[[69]]参见梁启超著：《欧游心影录节录》，载于《饮冰室合集7·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三》，第32页。

[[70]]梁启超著：《国民浅训》，载于《饮冰室合集8·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二》，第6页。

[71]梁启超著：《国民浅训》，载于《饮冰室合集8·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二》，第7页。

[72]梁启超著：《新民说》，载于《饮冰室合集6·饮冰室专集之四》，第54页。

[73]梁启超著：《国民浅训》，载于《饮冰室合集8·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二》，第7－8页。

[74]梁启超著：《新民说》，载于《饮冰室合集6·饮冰室专集之四》，第51－52、54、72页。

[75]参见梁启超著：《新民说》，载于《饮冰室合集6·饮冰室专集之四》，第1－162页。

[76]梁启超著：《立宪国诏旨之种类及其在国法上之地位》，载于《饮冰室合集3·饮冰室文集之二十六》，第55、56页。

[77]梁启超著：《中国国会制度私议》，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3页。

[78]梁启超著：《初归国演说辞。莅欢迎会演说辞》，载于《饮冰室合集4.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九》，第14页。

[79]梁启超著：《开明专制论》，载于《饮冰室合集2·饮冰室文集之十七》，第34页。

[80]参见梁启超著：《开明专制论》，载于《饮冰室合集2·饮冰室文集之十七》，第39、75－82页。

[81]梁启超著：《中国国会制度私议》，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4页。

[82]梁启超著：《开明专制论》，载于《饮冰室合集2·饮冰室文集之十七》，第82－83页。

[83]梁启超著：《中国国会制度私议》，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9页。

[84]梁启超著：《政治上之对抗力》，载于《饮冰室合集4·饮冰室文集之三十》，第29页。

[85]梁启超著：《读中华民国大总统选举法》，载于《饮冰室合集4·饮冰室文集之三十》，第57页。

[86]梁启超著：《主张国民动议制宪之理由》，载于《饮冰室合集4·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五》，第32－33页。

[87]参见梁启超著：《自由书。论强权》，载于《饮冰室合集6·冰室专集之二》，第31页。

[88]参见梁启超著：《新民说》，载于《饮冰室合集6·饮冰室专集之四》，第7－11、37、104－105页。

[89]参见梁启超著：《中国国会制度私议》，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9－190页。

[90]梁启超著：《中国立国大方针》，载于《饮冰室合集4·饮冰室文集之二十八》，第40页。

[91]参见梁启超著：《一年来之政象与国民程度之映射》，载于《饮冰室合集4·饮冰室文集之三十》，第16－18页。

[92]梁启超著：《答某君问法国禁止民权自由之说》，载于《饮冰室合集2·饮冰室文集之十四》，第30页。

[93]参见梁启超著：《自由书·干涉与放任》，载于《饮冰室合集6·饮冰室专集之二》，第86－87页。

[94]参见梁启超著：《国民浅训》，载于《饮冰室合集8·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二》，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