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名言十篇

梁启超名言篇1

1、今之机器之用大进，人力可以胜天。

2、人生百年，立于幼学。

3、心安理得：自己认为所做的事是顺理成章的，心里很坦然。海阔天空：象大海般辽阔，象天宇般无边无际。坦荡的心胸象海洋和天空那样辽阔。

4、历览各国产业发达这顺序，皆以农为本。

5、来在社会上可以不必求人，亦足自立。

6、美术所以能产生科学，全从“真美合一”的观念产生出来。他们觉得真即是美，又觉得真才是美，所以求美，先从求真入手。

7、相思树底说相思，思郎恨郎郎不知。

8、人生目的不是单调的，美也不是单调的，为爱美而美，也可以说为的是人生目的。因为爱美本来是人生目的的一部分。诉人生苦痛，写人生黑暗，也不能不说是美。

9、千金剑，万言策，两蹉跎。醉中呵壁自语，醒后一滂沱。不恨年华去也，只恐少年心事，强半为消磨。

10、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11、男儿志兮天下事，但有进兮不有止，言志已酬便无志。

12、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能至于约。

13、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

14、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消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

15、磊磊落落，独往独来，大丈夫之志也，大丈夫之行也。

16、心口如一，犹不失为光明磊落丈夫之行也。

17、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

18、我们一面要养成读书心细的习惯，一面要养成读书眼快的习惯。心不细则毫无所得，等于白读；眼不快则时候不够用，不能博搜资料。

19、患难困苦，是磨练人格之最高学校。

20、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

21、成功大易，而获实丰于斯所期，浅人喜焉，而深识者方以为吊。

22、凡作事，将成功之时，其困难最甚。行百里者半九十，有志当世之务者，不可不戒，不可不勉。

23、何时睹澄清，一洒民生艰？

24、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渝，当以小说渝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

25、自信与骄傲有异；自信者常沉着，而骄傲者常浮扬。

26、树头结得相思子，可是郎行思妾时？

27、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坚强 ）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28、科学的根本精神，全在养成观察力。

29、国家之主人为谁？即一国之民是也。

30、拍碎双玉斗，慷慨一何多！满腔都是血泪，无处着悲歌。三百年来王气，满目山河依旧，人事竟如何？

梁启超名言篇2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他在公务繁重之余，子女教育也颇为成功。子女十四，五位早夭，其余九位全部成才，且每一个都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成就非凡。《宝贝，你们好吗》这本家书中，收录梁启超写给子女的400余封家书，书信中见不到梁启超对子女的训诫，却记录着他的言行与思想。这些书信，或论国事，或谈家事，或抒情表意，或谈心聊天。对子女的教育上，梁启超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字里行间的父爱，那么深厚、坦诚与温暖。

梁启超九个子女的成才，与家庭环境有莫大关系，父亲的耳提面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特别注意培养孩子们感恩心、同情心及礼数。对于帮助过他家的二叔，他叮嘱孩子们逢年节必须去信道谢、拜年；外祖父去世，不但叮嘱孩子们来信安慰妈妈，还要给舅舅们去信表达抚慰之意。梁家的儿女们忠孝传家，在家在国，是好丈夫，好妻子，这一切，绝非幸致，而是梁启超多年言传身教的结果。著名评论家解玺璋说：“任公的所有文章都可以不读，惟家书不可不读。读了才知怎样做父亲，乃至教你的孩子如何立于世，如何做个健全的人。”

对于治学，梁启超看重的不是成功与否，而是治学的态度。在写给思成、思永的信中，他教训道：“汝等能升级固善，不能亦不必愤懑，但问果能用功与否。若既竭吾才，则于心无愧；若缘殆荒所致，则是自暴自弃，非吾家佳子弟矣。”思成在外求学期间，对所学专业产生疑惑，来信询问，梁启超为其解惑：“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梁思成后来曾说，父亲的治学方法对他和思永的影响特别大。梁思礼也说，父亲伟大的人格、博大坦诚的心胸、趣味主义和乐观精神，对新事物的敏感性和严谨的治学态度都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

梁启超重视子女教育，但绝非板着面孔说教。相反，在孩子们面前，他是一个亲切有味的父亲，一个童心不泯的老顽童。诸如称谓上，对长女思顺，梁启超常亲切地称其为“娴儿”“宝贝思顺”“顺儿”等；对小儿子思礼，往往以“老白鼻”相称，老白鼻者，老Baby也；对思懿，则干脆取外号为“司马懿”；至于思宁，却又以行名，呼为六六。后来，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同在国外，梁启超写信时，又写作“一大群大大小小孩子们”“大孩子、小孩子们”。形式各异的称呼中，映衬出的是父亲的慈爱与亲切，慈父形象跃然纸上。

梁启超虽然希望子女个个成才，却又不希望看到孩子们因忙于学习而致使身体有损。在给长女思顺的信里，梁启超一再告诫最宝贝的女儿，“功课迫则不妨减少，多停数日亦无伤。要之，吾儿万不可病，汝再病则吾之焦灼不可状矣”。多年后，对远在美国的思成，梁启超也多次提请他注意身体。只有真正疼爱孩子的父亲，才会在孩子的健康与学习之间，毫不迟疑的选择前者。每一封信里，都透露着梁启超浓浓的父爱，其情之真、其爱之切，几十年后读来，仍能让人感动。

梁启超去世前两年的家书，尤其让人敬重。与刚归国时遇到政治上的不顺心则笔之于书截然相反，从患病直至去世，在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坚持不出一个痛字。在人生真正的苦难面前，梁启超表现出了惊人的平静。相反，他不断开解孩子们，自己“有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何况家庭环境，件件都令我十二分愉快”。其隐忍坚强的人格，凛然，高贵，掩卷之余，令人肃然起敬。

梁启超名言篇3

【关键词】梁启超 新闻思想 民本观

目前学界关于梁启超新闻思想方面的探讨已收获颇丰，大多是将梁启超的报刊理论纳入其政治活动的框架内展开，阐述其新闻思想的流变过程。笔者通过研读关于梁启超新闻思想的著作，自觉民本观也是贯穿梁启超新闻思想的一条线索，但目前对于梁启超新闻思想中有关民本观的系统探讨相对薄弱，很多文章偶有谈起，却是一笔带过，更多的是为其他内容作铺垫，故在这方面做些整理，为更好地了解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提供新的视角选择。

一、民本观在报刊功能观上的体现

第一、“去塞求通”的信息传播功能

期间, 梁启超主办了《中外纪闻》和《时务报》,在利用这些报刊进行宣传的过程中, 他从报刊功能上概括出一些新的观点，提出“去塞求通”的办报主张, “战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①他认为报纸的功能在于通中外之故，通上下之情。通上下就是“宣德达情”，皇帝的恩德让百姓知道，百姓的情况让朝廷了解。这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知情权”，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相互的“知情权”。梁启超已经把国民摆在了类似于现代公民的位置上，并认为应当赋予其相应的知情权。

梁启超精辟揭示了去塞求通的理论基础，并以耳目喉舌之喻去说明报刊的去塞求通功能，这是他的深邃之处，也反映他拯救国家民众的急迫心理。晚清的历史时局造就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也为他从事的新闻活动注入了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因素，使他十分注重报馆对促进国家整合的意义，不过在抱守残缺、故步自封的清王朝，“通”只能是梁启超心中理想社会的幻影。②

第二、报馆“两大天职”

1898年失败后，梁启超远渡日本，这期间他大量阅读西方各种名著，深入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先进思想,他的报刊功能观由此改变。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中，梁启超提出了关于报馆“两大天职”的新观点：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③

1、“舆论监督政府”的政治功能

“政府者，受公众之委托，而办理最高团体之事业者也……权力既如此重且大，荀复无所以限制之，则虽有圣智，其不免于滥用其权”。“而报馆者，即据言论、出版两自由以实行监督政府之天职者也”。梁启超认为报馆与政府地位平等，报馆可以作为“国民公意的代表者”监督政府，政府权力过大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因此需要受到相应的限制，只有在受到报馆监督的情况下政府才能真正做到为民众服务，报纸的报道应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上，努力做到客观公正。梁启超认为最终监督政府的权利仍属于广大国民，报纸则是作为代表者代为行使监督权。虽然振兴国家的使命单单赋予新闻媒介来承担是不现实的，但梁启超对国民监督政府权利意识的肯定是毋庸置疑的。

2、“开启民智――向导国民”的教育功能

梁启超一生很注重“开民智”，它贯穿梁启超新闻思想的始终。他认为民智的进化是人类社会进化的根本, 要实现国强民富的历史使命，“开民智”尤为重要。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主笔《时务报》，宗旨为开民智，求自强，通过刊登有关民主思想启蒙的文章来实现对国人的教育。

失败后，梁启超东渡日本，创办了《清议报》，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向导国民”的思想。1912年，梁启超在《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中说: “若夫立言之宗旨，则仍在浚牖民智，薰陶民德，发扬民力，务使养成共和法治国国民之资格，此则十八年来初志，且将终身以之者也。”④他自认为，20年来的报馆生涯始终不忘的，就是利用报纸来向导国民。

梁启超认为中国之所以受到列强欺侮，根本原因在于民智未开，民气未振。他认为“交换知识，实惟人生第一要件。而报馆之天职，则取万国之新思想以贡于其同胞者。”他认为报纸是最好的宣传工具，“所贵乎报馆之著述者，贵其能以语言文字开将来之世界也。”⑤

梁启超对于报纸教育功能的认识，由“开启民智”到“向导国民”，是实际办报活动中对报纸教育功能认识的深化。他猛烈抨击封建文化中的腐朽思想，并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标准，以报纸为载体，对国民进行广泛的社会教育，以期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二、民本观在自由主义新闻思想上的体现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第一位全面系统阐述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报人。他认为西方文明的先进性源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唯一切文明之母”⑥，这三大自由的缺乏是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源。梁启超以自身的办报活动打破封建言禁，形成了自己的新闻自由观，对后世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梁启超认为，“自由者，权利之表证也”，“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自由是相对于奴隶性而言的，在他看来，“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而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⑦梁启超认为中国之所以落伍于世界，究其根本在于自由观念和权利意识的缺乏，只有国人增强权力意识，依法行使自身权利，国家才能强盛。

梁启超将新闻自由与民权并提，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关注政治权利和自由。他虽然把新闻自由和平等民权作为振兴国家的工具，更为关注其政治工具性作用，不过，梁启超的新闻自由观对于提高国人对自由价值的认识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和他对作为整体的国民权力的深切关注却是不容置疑的。

三、民本观在新闻业务上的体现

1910年，梁启超在《清议报第一百册》中提出了衡量报纸好坏的四条标准。他认为一张完善的报纸，应具备四个条件：1、宗旨定而高。报刊应以国民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确认国民本位的思想，这是对封建专制统治者以“为民之名”行“愚民之实”的揭露和反击，也是其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体现。2、思想新而正。报馆著述所贵，正在于“能以语言文字开将来之世界”。“报馆之天职，则取万国之新思想以贡于其同胞者也”，向国人介绍各种新思想时，应严格选择，有所取舍，只选那些“有利而无病”的新思想贡献给国人。3、材料富而当。报刊内容不仅要丰富，尽可能满足人们的信息需求，而且要恰当，能引导人们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4、报事确而速。报刊新闻要准确而迅速地报道最新发生的、人们最为关心的新闻事实，错了要公开纠正，以使人们能够更快、更好地适应社会上的新变化。

这四个编辑业务标准，规定了报刊在业务上必须将自身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与公共利益放在首位，在强调新闻言论自由的同时，也必须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这与西方的社会责任理论观点一致。梁启超丰富了报业的角色内涵，使报纸追求国民最多数人的公益，担负起为国民灌输新知识的任务。

2、宣传方法方面

梁启超在失败后认真研究和总结了报刊的宣传方法。在《敬告我同业诸君》及《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及经历》中，他提出了“浸润”和“煽动”两种宣传方式。“浸润”：报刊需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引导民众进步，在不知不觉中影响读者。“煽动”：人们是安于常态而骇于异常的，因此报馆为达一定目的可以采用偏极端的方式宣传，这样就会有相反或折衷的意见出现，这样“互相倚，互相纠，互相折衷，而真理必出焉”。梁启超认为这两种宣传方式在引导公众方面各有所长，为了能够更好地利用报刊对国民进行宣传，因此他赞同两种方式并用。

四、民本观在“史家办报”思想上的体现

梁启超在办报活动中，针对很多新闻职业道德问题进行了关注和思考，后来结合他的办报实践提出了“史家办报”的思想。“西哲有言：‘报馆者，现代之史记也’。故治此业者不可不有史家之精神。史家精神何?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者也。故史家必有主观客观二界，作报者亦然。”⑧历史是过去的新闻，新闻是明天的历史。记者与史家担负同样的责任，所以记者“不可不有史家之精神”。梁启超认为，史家精神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客观方面，要如实记录政府人民与本国外国发生的事实；主观方面，要从这些事实中发现和抽绎出正确的观点向导国民，从而“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

结语

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新闻思想启蒙者，梁启超在民族危机与西方文化的双重冲击下，试图在不以暴力封建专制统治的前提下通过报刊对国民性进行改造，这体现了他对“国群”深切关注的民本观思想。毋庸讳言，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中存在不少问题，如：他办报具有强烈的主观倾向性，政治色彩浓厚；个体意义上的新闻自由严重缺失；“言论独立”在实践中的困境等。但作为一位爱国报人，他注重教育民众、普及文化的传播观念，并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对于我们今天的新闻工作仍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①③④⑥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A].张品兴等：《梁启超全集》[C].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66、969、2509、476

②周芳，《梁启超新闻思想初探》[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01（4）：90

⑤王瑛琦、刘宾声，《从“去塞求通”主张的提出到“言论独立”思想的破产――试论梁启超新闻思想的三个阶段》[J].《学术交流》，1996（5）：112

⑦张丽萍、刘寒娥，《对梁启超新闻思想的历史观照与反思》[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01（3）：127-128

⑧徐新平：《维新派新闻思想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167

梁启超名言篇4

家学深厚

梁启超的9个子女依次为：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他们中有7人曾到国外求学或工作，学成归来后相继成为著名的学者或专家。其中梁思成从事古建筑研究和教学工作，是我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立下汗马功劳；梁思永为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和考古人才的培养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俩都当选为第一届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思礼先后领导和参加了多种导弹和运载火箭的控制系统研制试验，1987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一门三院士”，这在中国科技史上前无古人。梁家一门四杰，比起古代苏轼家族的“一门三进士”可谓更胜一筹。

当年广东乡试主考官李端十分赏识梁启超的才华，将自己的堂妹李惠仙许配给梁启超。梁启超与李惠仙一生举案齐眉，相敬如宾。

对第二个妻子王桂荃，梁启超仍像对结发妻子李惠仙一样尊重。他曾对长女梁思顺说：“她也是咱们家的顶梁柱，缺她不可。”在他的谆谆教诲下，无论是李惠仙或王桂荃所生的梁家子女，对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厚而真挚，子女们管李惠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

在李惠仙、梁启超辞世后，王桂荃成了9个孩子的精神支柱。此后的艰苦岁月里，王桂荃一人照顾全家老小，梁家这一代的孩子们，从王桂荃身上学到最多的是“勤奋”二字。

梁启超家族是名门文化的代表。每当我们忆起梁启超继而谈到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院士时，心中总是为梁启超“家学”的浓厚底蕴及其对儿女们的成功教育而叹服不已。

家教典范

梁启超对子女们的教育，可以说是家庭教育方面尤为成功的典范。

孩子们年幼时，梁启超就让他们围坐在小圆桌旁，他就像说书一样，一边与孩子们声情并茂地聊天说话，一边绘声绘色地讲古论今，其谈论的核心都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爱国英雄的故事。他通过与孩子们面对面的谈话，传递他对孩子们的情爱，也和他们热烈地讨论国家大事、人生哲学以及治学的态度和做学问的方法。他在向孩子们诉说着生活中的苦闷与欢乐、悲哀与幸福的同时，也将做人的道理融入其中。

针对孩子们如何读好书，梁启超曾经总结过一个“三步”读书法，即鸟瞰、解剖、会通。鸟瞰就是精略了解大概，明确重点；解剖是将各部分仔细钻研，重要处细解剖，疑难处细研究，有所得则记忆之；会通指上下左右贯通，将全书彻底了解而后已。这个“三步”读书法，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合―分―合”方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可操作性。

梁启超写文章，研究问题，历来都是有的放矢。他往往从现实的情况出发，进行考虑，绝不脱离政治、闭门造车。在他的教育影响下，儿女们也都是这样，专心研究学问，但并不脱离政治，有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的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还有的成为全国人大代表。

梁启超说过：“人生百年，立于幼学。”其意是说，人小时候所受的教育会影响他一生。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子女的启蒙老师，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和健全的人格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梁启超认为教子之道还要贯穿“严”和“爱”两个字。“严”出于理智，“爱”则出于情感，二者缺一不可。在子女的学习和做人方面要“严”字当头；在孩子生活上要以“爱”相扶。有一次，次子思永和一位小朋友互不相让，随后就扭打起来。虽然是那位小朋友的过错，但梁启超仍严厉地批评了思永，并提出三个问题让思永反思：一是有没有必要打架?二是怎样与对方和好如初?三是再碰上这类事应该怎么处理?在思永给出了满意回答后，梁启超才让思永吃午饭。之后，梁启超还亲自带着思永前往对方家中向小朋友道歉。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梁启超在教子生涯中，极为推崇趣味教育。他说：“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乐趣，才有价值。”他鼓励孩子“一旦对某一方面感兴趣，你就会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霞飞虹，如新荷吐绿……”。1927年8月，他的次女思庄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已学习一年，在选学具体的专业时，梁启超考虑到现代生物学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空白，便建议她学这门专业。出于对父亲的尊重，思庄不好意思拒绝父亲的建议，选择了生物学。但由于种种原因，她始终无法对生物学产生兴趣，为此她苦恼万分，忍不住向大哥思成说了这件事。梁启超知道后，后悔不已，并深为当初对思庄的引导不安，急忙给她写信。在父亲的重新引导下，思庄改学图书馆学，最终成为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专家。

在如何指导子女做学问上，梁启超给孩子们反复强调的是学习要“求理解得真知”，不要“死记硬背过后就忘”。他还强调学习要劳逸结合，“多做游戏多运动”。长子思成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各科成绩十分优秀，业余爱好极其广泛，是清华大学铜管乐队的队长，还在全校运动会上获得过跳高第一名的佳绩。

当孩子们在学业上遇到困难时，梁启超总是循循善诱，精心引导。他告诉子女们，只有勇敢前进，战胜艰难险阻，才能到达胜利的彼岸。他还教导说：“切不可骄傲自满，也不可怯弱自馁，要尽自己能力去做，对社会或多或少总会有所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期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他告诫已到美国留学三年的思成：“挤出一部分时间学些常识性东西，特别是文学，或人文科学，稍稍多用点工夫，就能有大的收获。我深怕你因所学太专一的缘故，把多彩的生活弄得平平淡淡，生活过于单调，则容易生厌倦心理，厌倦一生即成苦恼之事，这是厌学之根源所在。”他还提醒思成：“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循环往复地坚持下去必有好处，这是爹爹的苦口良言。”

梁启超教导孩子们“莫问收获，但求耕耘”。九子思礼就是在只求耕耘中树立起坚强的独立意识。1941年，他出国以后，就自己创造学习机会，挣钱养活自己。他一直实践着“莫问收获，但求耕耘”的诺言。按照他母亲的话说就是好好学习，长大了应该像你父亲那样学习，将来要为国家作出贡献。在美国，思礼主修无线电，后来又学自动控制，获得了硕士及博士学位。

梁启超名言篇5

凡尔纳作品进入中国

1900年出版的《八十日环游记》是凡尔纳的作品中最早被译介到中国的，译者是陈寿彭、薛绍徽夫妇，署名“逸儒译，秀玉笔记”。陈寿彭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并且留洋归来，接受过新式教育。译者在序言中概述小说内容：“中括全球各海埠名目，而印度美利坚两铁路，尤精详。举凡山川风土，胜迹教门，莫不言之历历，且隐含天算及驾驶法程等。”《八十日环游记》即我们今天熟知的《八十日环游地球》，具有凡尔纳作品典型的地理探险风格。主人公利用现代交通工具克服万难，以很短的时间成功环游地球。各地的自然景观、人情风俗跃然纸上，对当时的读者来说是不小的感官冲击。

凡尔纳的作品在中国的传播自此肇始，可以说直到今日他的作品也是中国人最熟悉的科幻作品。在凡尔纳生活的年代（1828～1905），“科幻小说”的概念还未确立（这一概念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由科幻作家雨果·根斯巴克在西方世界提出并逐渐确立），他所创作的文类当时被称为“科学小说”。在中国，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中讨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时也提出了“哲理科学小说”的概念。“科学”元素的存在正是这一新鲜文类被引入中国的原因。知识分子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渴望和推崇，对与科学技术密切相关的现代性的探索促成了这一引入。

在梁启超、罗普合译的《十五小豪杰》出版之后，《海底旅行》（即《海底两万里》）《月界旅行》（即《从地球到月球》）《地底旅行》（即《地心游记》）等凡尔纳著作陆续译出。其中《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是鲁迅所译。鲁迅推崇科学小说的知识传播功能，认为科学小说的译介对于中国知识界有重要作用。在《月界旅行》一书伊始的“辩言”中鲁迅陈述了他对科学小说的一系列观点，包括：“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早期科学小说发展轨迹和日本十分相似。凡尔纳的作品在明治时期的日本也广受欢迎，日本的科学小说也是在这一时期繁荣起来的。第一本日译凡尔纳作品同样也是《八十日环游地球》，于1878年出版。之后凡尔纳的作品大规模引入日本，早期的中译本也大多由日文转译而来。

梁启超翻译凡尔纳作品

1901年，《春江花月夜报》上连载了由梁启超和罗普转译自日文的《十五小豪杰》。一年后，由梁启超所负责的《新民丛报》从创刊伊始（第2号起）也开始连载这部作品，带有故事之外的期冀。在《新民丛报》刊登的版本里，梁启超署名“少年中国之少年”翻译了前九回，罗普署名“批发生”翻译了后九回，其中梁启超翻译的前几回均有译者的后记。

《十五小豪杰》讲述了新西兰的一群学生放假之后去航海，结果遭遇风暴，历经困难又返回家乡，其间掺杂着地理知识和航海知识。梁启超以一首词《调寄摸鱼儿》作为开篇讲述故事梗概，也不忘在其中表达对探险精神和共和制度的欣羡，“英雄业，岂有天公能妒，殖民俨辟新土。赫然国旗辉南极，好个共和制度”，类似这样对西方少年探索未知的赞叹，对西方航海技术及社会制度的简介，贯穿译文与译者后记。

在第三回后记中，梁启超写道：“学生放假时，不做别的游戏，却起航海思想，此可见泰西少年活泼进取气概。”由小说中的人物关系，梁启超还延伸至对英式教育的讨论。他认为英式教育培养出来的国民富于自由和服从两种特点，而这两点对于立体的国民是必需的：“最富于自由性质者，莫英人若，最富于服从性质者，亦莫英人若。盖其受教育之制裁者，有自来矣，立体之国民，此二性质，缺一不可。盎格鲁撒逊人种所以独步于世界，皆此之由也。”

由于凡尔纳的科学小说具有富含地理知识的特点，梁启超译文中的一些附注甚至像教科书一般详细。比如文中有一段介绍新西兰的地理位置和库克船长，译者写下附注，详解国人可能不知道的知识：“话说南太平洋地方，澳大利亚洲南边，有英国属地一座大海岛，名叫做纽西仑（今译新西兰），那海岛最大的一个都会，名叫做恶仑（今译奥克兰）。……这纽西仑乃是合南北两大岛及附近许多岛屿而成的，南岛北岛中间有一叶衣带水，叫做曲海峡（今译库克海峡）。就是那环游世界开辟新地有名的伋顿曲（今译库克船长）之名，做过纪念的意思。”

梁启超的科幻小说创作

梁启超名言篇6

文字收工，神州革命。

生平自许，中国新民。

胡适对梁启超的这个评价，是把他称作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孕育者。他也许不是革命家，但他却制造革命家，是革命家的导师，为革命开辟道路的人。这样评价梁启超，怕是很多人不能接受的。时至今日，在很多场合，他仍然带着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帽子，他对中国未来发展的许多见解和主张，仍不为多数国人所理解，所接受。

于是，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看待梁启超这个“改良派”，他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二是如何看待改良和革命这两种不同的改造社会的理念和方案。中国的社会实践，最终是后者压倒了前者，它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革命的后果？

改良还是革命？

先说第一个问题。梁启超是不是改良派？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这里也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学理层面，如何理解革命、改良这些概念；二是实际层面，梁启超的多变，他在不同历史时期主张不同，具体的表现也就不同。

关于学理层面。

1902年，在日本，梁启超作了《释革》一文，对“革命”一词在使用过程中所发生的被曲解被误读的情形做了深入探讨和分析，廓清了“革命”的内涵和外延，明确了使用“革命”一词时的必要限制。

他首先说明，革命“含有英语之Reform与Revolution之二义”。前者以英国1832年议会改革（确立代议制、和平的不流血的）为例，日本人翻译为改革或革新；后者则以法国1789年路易十六的专制统治（暴力的）为例，日本人翻译为“革命”。

但他马上指出：“革命二字非确译也。”因为在中国，革命主要针对王朝易姓而言，“是不足以当Revolution之意”的。据许慎《说文解字》，革的意思是“兽皮治去其毛”，其中包含着脱离、改变和死亡之义；命则意味着生命、命运和天命。两字合成为“革命”，却是儒家学说中最重要的政治概念之一，最早出自《易经》中的彖辞，即：“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成汤灭夏而建立商朝，武王灭商而建立周朝，都被称作革命，其中就包含着以武力前朝，对旧皇族实行杀戮的意思，这也合乎它的古义“兽皮治去其毛”，这显然是西方Revolution的意义中所没有的。曾宣称：“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他对“革命”的定义，只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与中国传统革命话语的简单结合，此外还有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也常常表现为一个另一个的暴力行动。但这仍然是比较表面化的解释，其中另有深意存焉。一是“天地革而四时成”，这就是说，犹如自然界春夏秋冬四时变化一样，王朝循环的历史运动也有其变化的必然性，于是，革命也就具有了一定的必然性；二是“顺乎天而应乎人”，这是讲革命的合法性，顺应天意民心，反过来说，一个王朝如果有悖于天意民心，革命自然就会发生。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哪个不是拿了天意民心作借口？而新朝的建立哪个不说是奉天承运？

梁启超看到了这一点，他说，Revolution的本意，应该是指“人群中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的“变革”。他甚至进一步对Reform与Revolution的含义做了区分，认为前者针对尚未完善或发展尚不充分的事物，使之完善或促其充分发展之；后者则针对有害于群体的事物，要绝其患，非改弦更张不可。于是他说：“其前者吾欲字之曰改革，其后者吾欲字之曰变革。”他认为，数年前他们所搞的变法维新运动，可以称之为“改革”，近年来“外患日益剧，内腐日益甚，民智程度亦渐增进，浸润于达哲之理想，逼迫于世界之大势，于是咸知非变革不足以救中国。其所谓变革云者，即英语Revolution之义也。”

梁启超希望用“变革”代替“革命”，他所担心的是，革命使得“天下士君子拘墟于字面”，专与“现在王朝一人一姓为敌”，从而忽略了更为重要的“必一变其群治之情状，而使幡然有以异于昔日”的任务。因此他说：“故妄以革命译此义，而使天下读者认仁为暴、认群为独、认公为私，则其言非徒误中国，而污辱此名词亦甚矣。”实际上，“易姓者固不足为Revolution，而Revolution又不必易姓”也。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几十次王朝更替，但“只能谓之数十盗贼之争夺，不能谓之一国国民之变革”。他还说，中国历史上的这些革命，“一二竖子授受于上，百十狐兔冲突于下”，是当不起Revolution这个“文明、崇贵、高尚之美名”的。他发现，“泰西数千年来，各国王统变易者以百数，而史家未尝一予之以Revolution之名”。而以此命名者只有三次，一次为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再一次为1775年美国的独立战争，第三次即发生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

由此看来，即使将Revolution翻译为“革命”，这个“革命”也已经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并负载着新的历史使命。它所要实现的目标，绝非改朝换代那么简单，而是包含了政治体制的变革和社会改革两个方面。政治上，从君主政体转变为现代民主政体，即体制。作为名义上的国家象征，皇帝可以保留，但这个皇帝必须接受宪法的约束。在社会层面，则包含了人的现代化在内的国民整体之进步，也即梁启超后来所谓新民之说。所以他说：“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学术有学术之革命，文学有文学之革命，风俗有风俗之革命，产业有产业之革命，即今日中国新学小生之恒言，固有所谓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音乐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种种名词矣。”所以，“近百年来，世界所谓变革者，其事业实与君主渺不相属，不过，君主有顺此风潮者，则优而容之，有逆此风潮者，则锄而去之”。既然如此，朝廷权贵则不必忌恨革命，社会流俗也不必害怕革命，仁人君子更不必为革命而忧心忡忡。“闻革命二字则骇，而不知其本义实变革而已”。

但是也要看到，西方三大革命，即英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都不同程度地包含了暴力的因素，即使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在梁启超看来，实为Revolution所赐，却也有暴力流血发生，然而“日人今语及庆应、明治之交，无不指为革命时代，语及尊王讨幕、废藩置县诸举动，无不指为革命事业，语及藤田东湖、吉田松荫、西乡、南洲诸先辈，无不指为革命人物”。这里所谓革命，与中国传统所谓革命已经不同，这自然与日本万世一系的皇统不无关系，却也包含着日本文化对革命的理解，这种理解可能更接近于Revolution的本意。于是，梁启超从日本经验中得到启示，指出：“国民如欲自存，必自力倡大变革，实行大变革始；君主官吏而欲附于国民以自存，必自勿畏大变革，且赞成大变革始。呜呼，中国之当大变革者，岂惟政治，然政治上尚不得变不得革，又遑论其余哉。”

在这里，变革即革命，革命即变革。既如此，我们看梁启超，究竟是革命派，还是改革（改良）派呢？不过，由于日本人的“误译”（用了汉语中革命一词），又由于不能把法国大革命排除在Revolution之外――尽管它带有以暴易暴的特征，事实上，Revolution本身已经包含了和平渐进和激烈颠覆两种政治革命的模式。于是，现代中国在消化Revolution时，便倾向于将革命等同于对政治制度的激烈变革，并热衷于采取暴力的方式。特别是当革命被等同于进化论的历史观之后，竟奇妙地与中国传统革命一词所包含的王朝更替观念融为一体，革命即革新，代表着新生的力量，而改良则成为守旧、保守的代名词。

随着“革命”一词的深入人心，相沿成习，顺而呼之，难以避免，即使梁启超本人，也只能以“革命党”一词指称那些搞暴动、暗杀的人。为了和以暴易暴的革命划清界限，他后来不得不尝试将“革命”区分为最广义、次广义和狭义三种：“革命之义有广狭，其最广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皆是也。其次广义，则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其狭义，则专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吾中国数千年来，惟有狭义的革命，今之持极端革命论者，惟心醉狭义的革命。”在其他地方，他还把广义革命称之为“政治革命”，把狭义革命称之为“种族革命”。他说：“政治革命者，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无论为君主立宪，为共和立宪，皆谓之政治革命。苟不能得立宪，无论其朝廷及政府之基础，生若何变动，而或因仍君主专制，或变为共和专制，皆不得谓之政治革命。”又说：“种族革命者，民间以武力而颠覆异族的中央政府之谓也。”而他最担心的，正是被民族情感所驱使的种族革命有可能压倒并取代以平和的自由、秩序的平等为其特征的政治革命，如果真是这样，则无望矣。

诚然，尽管梁启超被官方史学定义为改良派的代表，而1905年的革命与改良之争，已经坐实了他的改良派身份，但我们不能不承认，他却是在现代意义上使用“革命”并使之在中国得到普及的第一人。他努力想使中国真正融入世界革命，即他所谓广义革命的进程中，但遗憾的是，他的努力只是促成了人们从恐惧革命到拥护革命的转变，客观上帮助了那个狭义的革命，促成了中国现代激进主义的形成，在清末改良与革命的竞赛中，革命胜过改良，这也是原因之一。

再看实际层面。

从学理层面我们已经了解了梁启超对革命的理解、认识，以及尴尬的处境和无可奈何，我们再来看看他在实际层面做了些什么。

梁启超的政治生涯从1895年“公车上书”开始，最初，他参与政治活动的主要方式是办报，先是《中外纪闻》，后为《时务报》。他的言论虽引起一些人的恐慌和不安，甚至不满，但也只是一些词语犯忌而已，他的《变法通议》明目张胆地批评朝廷，要求改制变法，抑制君权，伸张民权，说出了当时人人所欲言而未能言的心声。此时的梁启超已经提出了初步的有大众参与的民主政治思想。吴玉章曾经说过：“当我读到康梁（特别是梁启超）的痛快淋漓的议论以后，我很快就成了它们的信徒，一心要做变法维新的志士。”

1897年10月，梁启超到湖南时务学堂任总教习，他的思想更趋激进。在前往湖南任教之前，他与同人商讨教学宗旨，便主张采取急进法，以种族革命为本位，并得到了康有为的默许。后来，康有为致信赵曰生，解释其中的原因：“当戊戌以前，激于国势之陵夷，当时那拉氏揽政，至上无权，故人人不知圣上之英明；望在上者而一无可望，度大势必VV割鬻至尽而后止，故当时鄙见专以救中国四万万人为主。用是奔走南北，大开强学、圣学、保国之会，欲开议会得民主以救之。”他们还根据所定宗旨编写了课本，并将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节钞刊印数万本，秘密散布。该书从政治、法制、教育、经济和军事五个方面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剖析，提出一种包含了反对君主专制，主张民主、民权的政治模式，具有朴素的民主思想，因此，自乾隆年间就被长期列为禁书，直到梁启超刊印传播，才开始流行民间。后来，孙中山也曾刊印此书，作为宣传革命的小册子。梁启超说：“这部书是他的政治理想，从今天青年眼光看去，虽象平平无奇，但三百年前――卢骚《民约论》出世前之数十年，有这等议论，不能不算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其实，梁启超当时刊印此书，也需要勇气和胆量。后来，王先谦、叶德辉辈就以此为证据，告时务学堂为革命造反的巢窟。他给学生讲课，主要内容为《公羊》《孟子》，以此发挥他的民权思想，倡言革命。后来引起全湘大哗，群起而攻之，从湖南一直影响到北京，有御史甚至上书弹劾――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戊戌年的党祸。他们指出：“今康梁所用以惑世者，民权耳，平等耳，试问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主，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他在湖南除了讲学，还参与了南学会的筹办工作，而在他看来，南学会就是未来国会和议院的演习。梁启超在《湖南广东情形》中讲得更加具体：“而南学会尤为全省新政之命脉，虽名为学会，实兼地方议会之规模。”他甚至鼓动湖南巡抚陈宝箴自立，他说：“为今日计，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后中国有一线之生路。”这显然是个很危险的想法，梁启超并非不了解这种危险的严重性，他明白：“以今之天下，天子在上，海内为一，而贸然说疆吏以自立，岂非大逆不道狂悖之言哉！”但他认为，既然瓜分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那么，忧国忧民的人就难免会铤而走险。他看到了另一种危险性，说道：“今日之督抚，苟不日夜孜孜存自立之心者，虽有雄才大略，忠肝义胆，究其他日结局，不出唐景崧、叶名琛之两途。一生一死，而其为天下之人万世之唾骂者，一而已。”

我们再看他在流亡日本后的表现。尽管此时他仍然跟在康有为的后面力倡保皇，但实际上，他的革命激情正日益高涨，表现之一是欲与孙中山的革命派联合。到日本后，梁启超有一种可以为所欲为、畅所欲言的感觉，以前约束他、钳制他的旧势力，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现在都奈何不了他了。而谭嗣同等人抛洒的热血，更激发起他的斗志，他不再遮遮掩掩，也不必欲言又止，他开始言革命，言破坏，言民权，言自由，他大声疾呼：

今日之中国，积数千年之沉疴，合四百兆之痼疾，盘踞膏肓，命在旦夕者也。非去其病，则一切调摄滋补荣卫之术，皆无所用。故破坏之药，遂称为今日第一要件，遂成为今日第一美德。

这正是梁启超倾慕孙中山，并试图与之联合的思想基础。而康有为自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春天离开日本，赴加拿大。梁启超摆脱了老师的约束，与孙中山的接触也就不再避嫌。他们你来我往，越来越打得火热。据蒋百里的侄子蒋复璁回忆：“尝闻梁令娴女士称，其先君在日本次年（1899年），中山先生曾多次往访，二人大谈革命。一日，令娴女士在隔室中闻孙梁二先生高声辩论革命之道，以为二人争吵，急趋探视，见其父来回度于室中，孙先生则倚床而坐，各叙所见，状至融洽。”梁启超在《杂答某报》一文中，也提到他们在这一年的七月间，在横滨的吉亭相晤，夜半三更，拥被长谈。那时他们谈到革命的手段，以及土地国有等问题，梁启超称赞孙中山的主张，“颇有合于古者井田之意，且与社会主义之本旨不谬”。直到徐勤、麦孟华向康有为告发，迫使梁启超在这一年年底远赴檀香山。其间还发生了梁启超与韩文举等十二位同学，在日本江之岛的金龟楼结义一事，他们结义的目的，就在于互相激励，不致日久使革命斗志有所消磨。这也引起康有为的误会，以为梁启超想借此架空自己，并取而代之。他不仅自己写信痛斥梁启超，还发动其他弟子声讨梁启超。梁不断检讨自己对长者的不恭不敬，但始终不肯放弃自己的主张，即争自由、争民权的主张。他批评康有为的“但当言开民智，不当言兴民权”是与“张之洞之言”一脉相承。他认为，兴民权与开民智必是相辅相成的，不兴民权，无以开民智；不开民智，又很难兴民权。尤其以当时的国民素质，不提倡自由，则民智也开不了，民权也兴不了。“故今日而知民智之为急，则舍自由无他道矣。……必以万钧之力，激厉奋迅，决破罗网，热其已凉之血管，而使增热之沸度；搅其久伏之脑筋，而使大动至发狂。经此一度之沸，一度之狂，庶几可以受新益而底中和矣。”

康有为责备梁启超鼓吹革命，鼓吹破坏主义，是未将法国大革命引为借鉴，而且过于轻信卢梭的学说了。但是，梁启超并不认为法国革命所造成的毁灭性破坏，可以成为中国拒绝革命的理由。他说：“中国与法国民情最相反，法国之民最好动，无一时而能静；中国之民最好静，经千年而不动。故路梭（卢梭）诸贤之论，施之于法国，诚为取乱之具，而施之于中国，适为兴治之机；如参桂之药，投诸病热者，则增其剧，而投诸体虚者，则正起其衰也。”所以他说：“先生日虑及此，弟子窃以为过矣。”

他进而为自由的学说辩护：“且法国之惨祸，由于革命诸人，借自由之名以生祸，而非自由之为祸；虽国学派不满于路梭者，亦未尝以此祸蔽累于路梭也。”他认为：“中国数千年来，无自由二字，而历代鼎革之惨祸，亦岂下于法国哉？然则祸天下者，全在其人，而不能以归罪于所托之名。且以自由而生惨祸者，经此惨祸之后，而尚可有进于文明之一日，不以自由而生惨祸者，其惨祸日出而不知所穷，中国数千年是也。”对于全盘否定法国革命的观点，他也持反对意见，认为不能把法国革命说得一无是处。他说，英国是一个立治最发达、最完备的国家，对英国来说，极为关键的1832年议院改革，就是受到了法国革命的影响，而欧洲一些国家的政治改革，恰恰源于拿破仑的并吞或占领。所以他说：“但观于此，而知法国革命影响于全欧者多矣。弟子谓法人自受苦难，以易全欧国民之安荣，法人诚可怜亦可敬也。”

这是梁启超热血沸腾、革命激情最为高涨的时期。这期间，他在《清议报》《新民丛报》上，以“笔锋常带感情”的“新文体”，写了大量介绍西方思想理论，以及他的革命主张，抨击清政府的文章。这时的梁启超，与其说是改良派，不如说是革命派，他甚至不回避“革命排满”这样的字眼。因此，他的文章的确能够激起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革命激情，唤醒他们激进的革命意识。这恐怕是他始料所不及的。事实上，他的思想的主流，还是将革命理解为Revolution，而非中国传统的政治话语。在此以后，他很快就意识到了他在使用“革命”一词时可能带来的相反的效果，于是有了前述《释革》一文，对“革命”一词做出了广义、次广义、狭义的界定和区分。丁文江更进一步指出：“先生从美洲归来后，言论大变，从前所深信的‘破坏主义’和‘革命排满’的主张，至是完全放弃，这是先生政治思想的一大转变，以后几年内的言论和主张，完全站在这个基础上立论。这便是先生考察日多，见闻益广，历练愈深的结果。”此后，他完全转到反对“革命”的立场，他后来在文章中所提到的“革命”，多为狭义的革命，或在革命前加不同的定语，以示区别。

如何改良？怎么革命？

下面我们谈谈改良和革命这两种不同的改造社会的理念和方案，在中国的社会实践中，何以最终是后者压倒了前者，它给中国带来了怎样的后果？

这时，梁启超的改良方案，即实行君主立宪，他所谓政治革命。最早提到这种政治设计的，是他在《清议报》发表的《立宪法议》一文。其背景是清政府将实行新政。其实，在逃亡西安的路上，由于西方各国公使的要求，西太后已承诺改革，不仅下了罪己诏，还在庚子年十二月初，下诏让在京及各省的高官上书直言，陈述他们对行政、军事、教育、财政，以及其他方面的改革意见。转到辛丑年（1901）三月，再发上谕：“著设立督办政务处，派庆亲王奕粒大学士李鸿章、荣禄、冈、王文韶，户部尚书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亦著遥为参领。”

这大约可以看作是梁启超写作《立宪法议》的背景。他在文章中指出：“盖今日实中国之时机已到矣。”文章发表时，署名：爱国者草议，没有用任公或其他常用的笔名。文章前面还有简短的说明，解释写作此文的原由，是“有内地志士某君劝作巽言之论说”。当然也可能是假托，目的是要表明，这篇文章是所谓“巽言”，即恭顺之言，即使“脑质顽劣之徒”看了也不会觉得太刺激，从而可以读至“终篇而或省悟焉”。

读罢此文，确如其所言，是在心平气和地讲述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应该采取的具体步骤和做法。首先，他把世界上的国家，从国体上区分为君主国与民主国两种，从政体上则区分为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立宪三种。他直言以告：“民主立体，其施政之方略，变易太数，选举总统时，竞争太烈，于国家幸福，未尝不间有阻力。君主专制政体，朝廷之视民如草芥，而其防之如盗贼；民之畏朝廷如狱吏，而其嫉之如仇雠。故其民极苦，而其君与大臣亦极危。”既然如此，他说：“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地球各国既行之而有效，而按之中国历古之风俗，与今日之时势，又采之而无弊者也。”

这是后梁启超首次正式公开宣布自己的政治主张，打出君主立宪的旗帜，显然在流亡日本后，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中得到了启发。晚清以来，最先注意到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具有优越性的先驱者，以魏源、徐继畲、梁廷等为代表，其后，王韬、郑观应等也曾积极介绍西方的思想和制度。以王韬为例，他对英国的“君民共治”，也就是君主立宪制度，评价相当之高，指出：“英国政治之美，实为泰西诸国所闻风向慕。”其特点为“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他因此联想到中国传说中“三代”的故事，以为“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此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也就问题发表过意见。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四书》中便明确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他进呈光绪皇帝的《日本变政记》《俄大彼得变政记》，都以改变政体、建立近代代议制为主题，尤其强调要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百日维新期间，主张开制度局、懋勤殿于宫中，就是要仿效西方的议会制度。梁启超的《古议院考》《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说群序》，以及《论湖南应办之事》等一系列文章，也从议会、民权、自治等方面而触及问题。这个时期人们对的理解比较简单，即把等同于上下相通，君民共主，而且，“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所以，“去塞求通”自然就成了当时进步知识阶层的普遍追求。另外，他们习惯于把现实政治问题放在传统语境中加以讨论，以儒家政治理想比附西方政治制度，这也多少透露出近代中国在接受过程中的窘迫和尴尬。也就是说，近代中国对的价值诉求和基本目标，始终没有脱离中国独特的现实语境。

这是理解梁启超思想的前提。此时他对的理解已经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开始触及最核心的问题，即如何将君主、政府及国民的权利分别以法律的形式落实下来？按照他此时的理解，简而言之，即限政，限制权力之政体也，或如他所说，为“有限权之政体”。那么，什么是有限权呢？也就是“君有君之权，权有限；官有官之权，权有限；民有民之权，权有限。故各国宪法，皆首言君主统治之大权，及皇位继承之典例，明君之权限也。次言政府及地方政治之职分，明官之权限也。次言议会职分及人民自由之事件，明民之权限也”。这正是君主立体与君主专制政体的根本区别。在立体下，人各有权，权各有限。宪法的功能，就在于明确其权限而约束其行为。因此他说：“宪法者何物也？立万世不易之宪典，而一国之人，无论为君主、为官吏、为人民，皆共守之者也。”对于习惯了君权高于一切的中国人来说，这些话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只闻君能限臣民，岂闻臣民能限君”？近年来颇闻皇帝亦不自由云云，言外之意似乎是想证明，君权在君主专制体制下也是会受到限制的。但这种限制绝不同于宪法对君权的限制，而主要体现为“以天为限”和“以祖为限”。它的实际效果其实倒是很有限的，故如其所言，“以天为限，而天不言；以祖宗为限，而祖宗之法，不过因袭前代旧规，未尝采天下之公理，因国民之所欲，而勒为至善无弊之大典。是故，中国之君权，非无限也，欲有限而不知所以为限之道也”。

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地限制君权和政府的权力呢？他认为，首先应该明确国民的权限，赋予国民以监督政府的权力。他说：“苟无民权，则虽有至良极美之宪法，亦不过一纸空文，毫无补济，其事至易明也。”事实上，中国历来都不缺少限制官吏权力的法律，也不缺少监督官吏的制度安排，但“掣肘则有万能，救弊则无一效。监者愈多而治体愈乱”。于是，针对这种官与官之间的自我监督他指出：“监督官吏之事，其势不得不责成于人民，盖由利害关切于己身，必不肯有所徇庇，耳目皆属于众论，更无所容其舞文也。是故欲君权之有限也，不可不用民权，欲官权之有限也，更不可不用民权。宪法与民权，二者不可相离。”这里所强调的，显然已经触及立治最核心的价值，即国民有监督政府、监督官员的权力，而且，这种监督一定是公开化的，“耳目皆属于众论，更无所容其舞文”，这样才能确保国家不因君主的无道或权臣的跋扈而发生动乱，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所以说，“立体者，永绝乱萌之政体也”。

很显然，梁启超把君主立体理想化了，但如果证之以英国实行君主立宪以来的情形，则不得不承认他说的也有一定道理。他甚至乐观地宣称：“地球各国，必一切同归于立宪而后已，此理势所必至也。”而英国之后，各国实行立宪的途径有四种，第一种，以普奥、日本为代表，“君主顺时势而立宪法者，则其君安荣，其国宁息”；第二种，以法国和南美洲诸国为代表，“君主不肯立宪，民迫而自立，遂变为民主立宪”；第三种，则以俄罗斯为代表，“民思立宪，君主不许，而民间又无力革命，乃日以谋刺君相为事”；第四种，以印度、安南诸国为代表，“君民皆不知立宪之美，举国昏蒙，百政废弛，遂为他族夷而灭之”。这四条道路，中国该走哪一条，又能走哪一条呢？他不看好法国和南美洲诸国，也不希望中国走到印度、安南诸国，以及土耳其的路上去，而是赞赏日本，“得风气之先，趋善若渴，元气一立，遂以称强”。再看中国当时的情形，“日本之役一棒之，胶旅之警一喝之，团匪之祸一拶之，识者已知国家元气为须臾不可缓”。于是他说：“盖今日实中国立宪之时机已到矣，当局者虽欲阻之，乌从而阻之。顷当局者既知兴学育才之为务矣，学校中多一少年，即国民中多一立宪党。何也？彼其人苟有爱国心而略知西人富强所由来者，未有不以此事为第一义也。故中国究竟必与地球文明国同归于立宪，无可疑也。”

虽然，梁先生仍不满意清廷缩短立宪期限之举，曾函勉余与孙洪伊诸君，谓吾辈同志为预防全国革命流血惨祸起见，劝告各省法团向政府和平请愿，此原系至缓进之法。不料吾辈要求声嘶气绝，而政府毫无容纳之诚意。然吾辈何颜以对国民及各省请愿代表，并何颜以对激烈党人乎？故今后仍当作第二次、第三次之激进请愿，不达到即开国会之目的不止。余等闻先生之主张，至愧至悚，孙洪伊先生更有血忱义愤，百折不挠，乃复领袖法团继续请愿。及第二次请愿书留中，孙君更愤。其第三次请愿书中，措辞则甚激昂，略谓：政府如再不恤国民痛苦，不防革命祸乱，立开国会，则代表等唯有各归故乡，述诉父老以政府失望之事，且代表等今后不便要求国会矣等语。窃按末次请愿书措词如此愤激者，其言外之意，系谓政府如再不允所请，则吾辈将倡革命矣。更不料清廷因此震怒，立下明谕，勒令代表等出京还里。各代表闻此乱命，亦极愤怒，即夕约集报馆中，密议同人各返本省，向谘议局报告清廷政治绝望，吾辈公决密谋革命，并即以各谘议中之同志为革命之干部人员，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则各省同志应即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云云。此种密议决定之后，翌日各省代表即分途出京，返省报告此事。然清廷毫无所闻，方幸各省请愿代表已经出京，则中央政府仍可苟安无事矣。

这种事后的记述常常会有不同程度的出入，但显而易见的是，此时立宪党人的心理，已经急不可待。连梁启超的老同学徐君勉都曾写信来大发牢骚：“弟观政府之腐败，亟欲为暗杀之举动，以一死了之，尊意以为然否？”是否为暗杀之举动，也许不必当真，但其情绪应该是真实的，也是有代表性的。对此，梁启超似乎也已有所考虑，他致信汤觉顿道：“吾辈虽忌器，器遂可保耶？何如一击此鼠子，公谓何如？”他的矛盾心理此刻已经表现得相当明显了。徐佛苏“欲再倡革命”，向梁启超征询意见，他惴惴而言道：“仆数月以来此种思想往来于心上者，日必数次，故终不肯自易其说者，非自惮以翻云覆雨，为人笑也，实自审其聪明才力，不能任彼事，无取用其所短耳。”虽然他自我表白“非自惮以翻云覆雨”，其实他还是很在意的，毕竟，他在六七年前就已公开宣称放弃革命，如今怎好自食其言？徐佛苏则不同，他在与梁启超结交之前，原为华兴会会员，亦革命党一分子，所以，梁启超说：“公若从事于旧主义，未为不可，但不识公欲以此为目的耶，抑以此为手段耶？彼辈则以此为目的者也。若如来书言，一部人狂吹，而使一部人有所挟以自进，则以此为手段者也。令诚欲以此为目的，则固有商略之余地；若欲以为手段，则不诚无物，吾所绝不敢赞成耳。”

梁启超有条件地赞成徐佛苏回到革命立场，同时，不经意间，他也在文字中流露出对革命的同情。革命党发动广州起义失败后，他作《粤乱感言》一文，对死于斯难的“爱国热诚磊落英多之士”深表同情，并指出革命的不可避免，尽管这是他最不希望看到的。他说：“今者，五千年之国命与四万万之民命，皆悬于现政府之手，而现政府则更有何望者？多存留一日，则元气多凵ヒ环郑瘵以死与服毒以死，死等耳，其又奚择？况乎毒药虽可杀人，有时亦可以治病，毅然投之，尚可以于万死中求一生，与其坐以待死期之至也。”他承认，如果是这样的一番道理，非革命论者也是很难回应的。而且，“在今日之中国，而持革命论诚不能自完其说；在今日之中国，而持非革命论，其不能自完其说抑更甚。政府日日以制造革命党为事，日日供给革命党以发荣滋长之资料，则导全国人心理尽趋于革命亦宜”，甚至“不至趋全国人尽化为革命党焉而不止”。

梁启超的这种思想由来已久，他在光绪乙巳年（1905）就曾经发表过《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提出了这个著名论断。他说：“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始焉犹以消极的手段间接而制造之，继焉遂以积极的手段直接而制造之。”而且，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革命党何以生？生于政治腐败。政治腐败者，实制造革命党原料之主品也。”清末十余年，革命党的发生、发展、高涨、困顿，恰好证实了梁氏论断的准确性和正确性。而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数千年君主专制制度，似乎给解决中国问题必须选择革命、拒绝改良，提供了充分的理由。此后百年，革命成了一条不归路，而辛亥革命也被说成是不彻底的革命，从而开启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百余年动乱的先河，这是近现代中国一系列悲剧的根源。

梁启超名言篇7

关键词：马君武 留日 报界活动 政治立场

马君武（1881年～1940年），是中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学者、教育家、著作等身的翻译家与诗人。同时，他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报刊活动家，一生中为《新民丛报》、《民报》、《民立报》、《申报》、《新青年》等著名报刊译介过大量西方先进学说，撰写过大量政论与理论文章，在民主革命时期是一位重量级的思想启蒙学者和宣传家。在他与报业接触的30多年的生涯中，1901年~1906年在日本留学期间，是他媒介作品最为丰硕的时期之一，更重要的是，在留日期间，他也完成了由一个维新运动的积极宣传者向一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的转变，1903年以前，马君武是梁启超麾下一名宣传其“新民学说”的得力干将，而在1903年8月之后，他与维新派断绝了关系，成为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忠实信徒，这一次是对他思想影响最大的政治转变，此次转变引发了不少马君武研究者的关注，但现有的研究对马君武留日期间的这次重大政治立场转变问题语焉不详。本文试图通过考察马君武先生留日期间的办报工作及与梁启超的关系来寻找其政治立场转变的原因。

从结识康梁到加盟《新民丛报》

不少研究者，特别是台湾的学者，在写作有关马君武的传记和论文时，对马君武在加入同盟会之前的政治立场颇为避讳，很多人并不愿意承认马君武曾经是一个维新派人士，而多用“与梁启超的关系甚为良善”等简单的语言来交代他与康梁的关系。其实，从马君武1903年以前与康梁的关系不难看出，马君武作为维新派分子的身份是相当明确的。

与维新派的渊源。马君武出生于广西桂林恭城县一个小幕僚家庭，少年时期接受到的都是传统的儒学教育。①1894年底和1897年，康有为先后两次到广西讲学，提倡变法维新，并在1897年与当时的广西名流岑春煊、唐景崧成立“圣学会”，设立广仁学堂，创办《广仁报》，传播新学。当时马君武因为年少未入康门，但在康有为的弟子龙泽厚等人的指导下研习了不少维新书籍，从此知道了新学、旧学之别。可以说，是康有为带入广西的维新信息，让马君武得到了现代科学启蒙。

在“”之后，康梁流亡海外，光绪皇帝被幽禁。1900年康有为号召“勤王”，年方19岁的马君武专门远赴新加坡拜见康有为，持弟子礼，毅然接受了康有为八桂起事的重托，策应唐才常武汉举义。从新加坡拜师到策应勤王之役这两件事上看，青年时期的马君武不仅在思想上接受了康梁的维新主张，而且在组织上也加入了维新派的革命阵营。在唐才常起义失败之后，马君武赴广州和上海两地学习英语与法语。在沪、穗求学期间，马君武将其早年诗作托人转送到改良派海外的机关报《清议报》上发表。在这些诗作中，马君武非常明确地表露出对康梁保皇改制、变法图强号召的遵从：“书生誓树勤王志，铁屋瀛台救圣躬。”（《感怀》）及对维新派领袖梁启超的敬仰：“少年中国公所造，末人千劫我何存。”[《寄呈任公先生三首(用先生赠星洲寓公韵)录一》]。另外，马君武在赴日之前，当时革命派的人士同样称其为“康氏万木草堂弟子”②，将其划入改良派的阵营。应该说，在赴日本留学之前，康梁的影响已经促成了马君武从一个受传统儒学影响的年轻学子向维新党人的转变。

加盟《新民丛报》。1901年冬，马君武得到友人资助赴日留学，最早来到的是革命派与改良派共同创建的横滨大同学校。马君武先生的报业宣传活动也是在这里正式开始的，有学者认为，马加盟康梁的宣传团体，是由于生活所迫，卖文为生③，诚然，在他的自述中也曾写道：“初至日本时，颇困顿，辄作文投诸报馆，以谋自给。”④但加盟《新民丛报》的原因估计不只是为了填饱肚子这样简单。当时初到日本的马君武，身处举目无亲的异邦，囊中羞涩，最有可能的就是通过门人关系或同乡关系寻求帮助。当时广西的留日学生并不多，而他敬仰多时的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就在横滨，作为康门弟子的马君武，设法与梁启超取得联系并得到他的帮助可能是当时最可靠的选择。而此时的梁启超正在筹办《新民丛报》，希望通过宣传他的新民学说来使中国走出内忧外患的困境。马君武在初到日本时，是相当赞同“先启民智、后行革命”的主张的，这与梁启超的国民精神改造运动思想无疑是相合的。从1901年至1902年，马君武几乎所有新闻作品都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而且文章与梁启超的办报方针是非常契合的。究其动机，与其说是马君武在困顿中卖文为生，不如说是马君武作为青年学子在海外追求理想的道路中找到了实现自我的方向和组织依靠。

从梁启超方面来说，他当时刚刚将《新民丛报》创办起来，正急需寻找通晓外语、对介绍资产阶级学说富有热情的同道助其完成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工作。马君武在留日前就拥有较好的英语和法语基础，中文功底更是扎实，特别是那“光阴是惜，日必千字”的写作热情让梁启超颇为欣喜。很快，马君武就被聘为《新民丛报》的主笔、编辑。1902年11月，梁启超的另一份著名杂志《新小说》出版，马君武也成为编辑部的一员。就这样，本来就是康门弟子的马君武完全投入到了本集团的宣传工作中。

加入改良派宣传阵营的马君武，不但在政治主张上与梁启超的“新民说”意气相投，就连政论和译著的文风也受到梁的“新民文体”的影响。通过对马氏早年文章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马君武的文章也喜欢铺陈、排比，注重文章的气势与感染力。

1903年初，梁启超赴美洲游历，将《新民丛报》交由蒋智由和马君武等人编辑。在此之前，《新民丛报》的重要论说和译介文章基本由梁启超操刀完成。在梁启超离日后不久，《新民丛报》就发生了严重的稿荒，这也曾经让梁启超非常忧虑，在给蒋智由的信中他提到“客中既无寸暇，《丛报》文竟不成一字，此局看看将倒塌，忘公必垂怜，有以拯之，无任以盼”⑤。梁启超的离开，《新民丛报》的编撰重任也就交到了蒋智由和马君武等报社骨干肩上，让他们获得了施展才华的空间。1903年的前半年，是马君武在留日期间报刊作品最为集中的一段时期，1903年3月至8月间，几乎在《新民丛报》的每一期杂志上都能在显著位置看到他的论说与译介西方学说的文章，应该说，在《新民丛报》陷入“危难”之时，马君武与蒋智由等人挑起了大梁。

马君武对康梁宣传方针的阐释与突破

在梁启超赴美游历归来之前，梁启超及其追随者们与革命派并非老死不相往来，相反，梁启超曾不顾康有为的反对，与孙中山交往甚密，在1903年之前，梁在日本的舆论宣传与革命派并无冲突。而且在《新民丛报》创办初期（1902年～1903年），是梁启超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他以《新民丛报》作为阵地，宣传西方的政治学说，批评封建专制，鼓吹民权，甚至鼓吹独立自由与破坏革命，其激烈的言论让他在海内外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新民丛报》的发行量也因此从最初的2000份迅速上升到近万份，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马君武在留日期间，也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对西方先进学说的学习和研究之上，将大量有关介绍西方进化论、民约论、自由原理甚至社会主义学说的译稿和论说发表在《新民丛报》和没有明确派别区分的留日学生刊物上，其中的不少文章都是同时期介绍西方学说的经典作品，为西方科学进入中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1904年之前，马君武所发表的文章基本围绕以下几个主题进行：

对梁启超“造新民”的阐释。在清末，一批知识精英已经意识到我国的国民素质对国家现代化的制约作用，并自觉地进行国民性的改造工作。在20世纪初，梁启超无疑是这次国民性改造运动的旗手。

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的宗旨，就是要塑造自立于20世纪的“新民”。在《新民丛报》的创刊号上他指明“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⑥，在《新民丛报》上连载的那篇重要长文《新民说》中指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他强调“新国民”必须摆脱封建奴性，树立资产阶级自由、独立、爱国家、爱民族的思想，号召国民养成自尊、进步、利群、进取冒险的新精神。《新民说》不仅是《新民丛报》早期的指导性文章，也是知识精英们反封建启蒙宣传的纲领性宣言。

至于“造新民”的途径，梁启超希望通过“德育”与“智育”相结合的手段来完成。梁所指的“德育”，就是希望用西方资产阶级的人生观、道德观，对人们进行道德教育。而梁启超说的“智育”，就是希望通过介绍西方的政治学说和科学知识，来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需要从西方寻找理论武器，向人们鼓吹一整套资产阶级价值观、人生观和社会政治学说、科学理论知识⑦，以培养符合资本主义社会的国民素质。

在早期的报业活动中，马君武对道德革命的主张是赞同的，认为“欲改革中国，必自改革中国之道德始”⑧。在1902年～1903年里，马君武的大部分论说和译介文章都涉及了关于国民道德改造的论述。特别是那篇《论中国国民道德颓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方法》的论说，较为集中地表达了马君武对于道德改革以迎接中国近代现代化的观点。在马君武看来，西方各国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其都经历过了“改天换地”的道德变革，而中国依然抱残守缺，只重“私德”而无“公德”，这是国民性颓落的原因。旧道德已对国家近代化、现代化进程造成严重的阻碍，如果国民没有从封建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是没有办法争取国家独立、保障自身权利和建设现代化的国家的。

大力介绍西方进化论学说。马君武是中国近代介绍西方进化论学说最主要的学者之一，早在马君武之前，严复等学者已经将《天演论》译介至中国，康有为更是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观点附会到了他主张的“公羊三世”的变易观之中，宣传“穷则变，变则通”，为变法图强的政治改良运动服务。康、严利用进化论阐释自己主张的时候，都犯了一个庸俗进化论的错误，他们只强调了进化论的“渐变”，而忽视了进化论中由世代积累的“渐变”引起的“突变”过程；只是将其作为一个开通民智、拥护变法的思想武器，而不提在制度的竞争中，新的制度终会在革命中代替旧制度，新文化代替旧文化的规律。马君武留日期间翻译和介绍了大量西方进化论的文章，如《新派生物学(即天演学)家小史》、《原人》、《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等，在有关进化论的著述中，他虽然也强调中国只有不断地学习世界上各种先进的思想文化，不断地改良社会、完善道德、追求知识和物质富足，才能在民族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但值得一提的是，马君武是第一个使用社会主义学说来解释达尔文主义关系的中国学者。他指出，马克思所说的“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与“达尔文言物竞之旨合”⑨，只有社会主义的“合大群谋公利……道德与智识进步之大力”，才能解决包括人口增长在内的各种天灾人祸。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既行，则人群必大进步，道德、智识、物质、生计之属，必大发达，此世界之光景一大变，达尔文所谓适于天择之最宜者Fittest，将于是焉在。”⑩由此可以看出，晚清时期的马君武，对新制度的展望，已不是选择“保皇”还是“共和”的资本主义道路之争，而已跳跃到了号召进入社会主义。虽然当时的马君武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还颇为肤浅片面，但在百年前的中国有此思想已实属难得。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与改良派断绝关系之前，马君武的办报工作总体上是对梁启超的舆论宣传方针进行配合与阐释，但同时，在对西方理论的学习和译介的过程中，西方的自由、共和、民主思想逐渐地植入这位寻求救国之路的青年头脑之中，其政治理想与改良派特别是康有为的保皇改制、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分歧。

马君武与梁启超的决裂

马君武政治立场的转变是有一个过程的，1903年是他政治立场发生实质性改变的一个重要节点，究其原因，主要有梁启超思想的倒退、孙中山对其的影响和与梁启超的个人关系的交恶等几个方面。

梁启超的思想变化。导致马、梁二人思想方面出现分歧的主要原因是梁启超1903年时的思想发生了倒退。1903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高歌猛进的一年，恰恰在这一年，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和《新民丛报》的宣传内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梁启超放弃了激进的革命宣传，转回到保守、渐进的立场。梁启超先前倡导共和，倡导排满革命的论调受到了康有为和黄遵宪等人的反对，他们以各种手段压制他改变思想。在革命与改良的十字路口徘徊了许久之后，梁启超逐渐地选择了屈从，言论的格调也越走越低。

另外，梁启超在北美的游历，也使他产生了中国“民智未开”、国民“品格低下”与美国国民差距过大的印象，认为中国不能走共和道路，必须经过君主立宪这样一个改良的过渡期。在1903年冬梁启超从美洲返回日本之后，政治态度和言论风格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在《新民丛报》上很快发表多篇文章，公开表明“与共和长别”，从此，言论格调越来越低下，开始主张“保皇”和“开明专制”。在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的时代情势下，这个时候的马君武，经过大量的阅读和翻译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和革命学说，早已将民主共和作为革命理想，同时，通过报刊工作，他在社会上也取得了相当大的威望和影响力，已不再是当年跟随康梁亦步亦趋的年轻学生，再让他跟着康梁退回到立宪、维新的老路上去，显然已经不再可能。

认识孙中山。马君武在到达日本没多久就与孙中山相识。在20世纪头两年，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政治观点并未有太多分歧，这让刚到日本的马君武认为康梁与孙中山都是旨在改革、旨在救国。后来在与革命派人士秦力山、冯自由、章炳麟的结交中，马君武渐渐对孙中山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同时，孙中山也渐渐意识到革命宣传的重要性，在苦于没有宣传人才的时候，在留日学生中声名鹊起的马君武引起了他的注意，在多次交往中，孙中山除了向马君武讲述自己的革命理想外，还不忘为他解决住房等各种生活问题，这让马君武非常感激。另外，在交往中，马君武也深深为孙中山的“勤于求知”、“知人善任”、“富于理想”等精神气质所折服，这在他的回忆录中多次提及???。

1902年之后，马君武与留日学生多次参加了革命排满活动，当时的梁启超曾有与革命派合作之意，但又担心贾祸而不愿参加，马君武也因此与梁启超出现了分歧，1903年初，孙中山在横滨约见了马君武，马君武“往谒之，披沥所见，深蒙器许。退而与人曰：康梁者，过去之人物也，孙公则未来之人物也”???。可见，随着与孙中山交往的加深，马君武渐渐萌发了退出保皇阵营的想法。

“羽衣女士”事件。除思想的转变之外，“羽衣女士事件”成了马君武与梁启超二人决裂的导火索。先前研究者对“羽衣女士事件”是如此描述的：1903年初，梁启超托名“羽衣女士”《新小说》连载了著名的长文《东欧女豪杰》，马君武看到此文后，“因羡其文而羡其人”，在梁启超的怂恿之下，马君武与这个子虚乌有的“羽衣女士”通信、和诗，后真相披露，在留学生中一时传为笑谈，这让马君武愤然与梁启超断交。???这段描述基本符合史实，但笔者在此事细节上尚有一些不同意见：第一，《东欧女豪杰》的作者不应是梁启超，而是维新派人士罗普???。第二，马君武对“羽衣女士”不应是“见其文而慕其人”，而应该是误将“她”当成了自己爱恋多时的好友――广州慈善医生、革命者张竹君女士。张竹君为番禺人，早年留美学医，后定居广州悬壶济世，办学校、开医院，在广州很有影响。马君武赴日前在广州学习法语的时候，曾与张女士接触，对其才学人品相当钦佩，曾经对她展开过热烈的追求???。到日本后，还专门写作了《女士张竹君传》，发表于《新民丛报》之上，字里行间对她的钦慕之情溢于言表。而张竹君有一别号就叫做“羽衣女士”???。这让马君武见到报上《东欧女豪杰》的作者署名后颇为兴奋，加上梁启超的怂恿，欣然和诗相对（后来该诗发表于《女子世界》第4期之上）。当马君武知道真相后，羞愤难当，与梁启超的关系急转直下。在1903年8月《新民丛报》上连载完他的长文《弥勒约翰之学说》之后，不再向该报供稿，与改良派的关系也随之冷淡下来。

由此看来，马君武与梁启超的思想在“一进一退”对比之间，分歧渐渐拉大，这让马君武产生了“虽与梁启超同社，而志趣绝异”???之感。在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和民主革命派人士的双重影响下，马君武的政治思想开始发生改变，越来越倾向于资产阶级的共和学说和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加上“羽衣女士”事件的触发，这个当年康梁的追随者终于与康梁分道扬镳，踏上了由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道路。

注 释：

①马君武：《一个苦学生的自述》，载于秦道坚编撰：《马君武博士生平事迹》（出版地与出版时间不详），第34~46页。

②???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9页。

③邵铭煌：《马君武追随国父革命纪略》，载于秦道坚编撰：《马君武博士生平事迹》（出版地与出版时间不详），第50页。

④马君武：《马君武诗注》，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

⑤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4页。

⑥梁启超：《本报告白》，《新民丛报》创刊号，1902年2月8日。

⑦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51页。

⑧马君武：《论中国国民道德颓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方法》，《新民丛报》第28号，1903年3月12日。

⑨⑩马君武：《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译书汇编》，1903年2月16日。

??????莫世祥：《马君武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77页，第4页。

???居正：《国立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先生碑铭》。

???见于必昌：《东欧女豪杰作者考》，《文学评论》，1981年第3期。

???见陈乃乾：《室名别号索引》，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30页。

???马君武先生纪念册编撰委员会：《马君武先生纪念册》(出版地与出版时间不详)，第40页。

梁启超名言篇8

【关键词】梁启超；新闻思想；现代意义

梁启超被喻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一生涉足政治、经济、文学、史学、哲学、新闻学、佛学、语言学等领域。“梁涉历各界，而以报界为最著。黄元生君尝尊之为报界大总统。”他从1895年主编《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开始在报界初露锋芒；然后，到上海创办《时务报》，从而名声大噪；戊戌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国风报》等报刊，其中《新民丛报》成为当时中国最受欢迎的报刊之一；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回国，主编过《庸言》、《大中华》等杂志。

一、他关于报刊性质和功能的认识

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第一册发表新闻学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其中他把报纸比做“耳目喉舌”，指出报纸的功能是“去塞求通”。梁启超说：“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日废疾。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中，“去塞求通”的提出肯定了报刊信息传达的重要性，要求上下、内外相通。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发挥报刊的“耳目喉舌”作用。“耳目”，就是要帮助大家既了解全球大势，又知晓国内的情况；“喉舌”，在梁启超看来，就是既要宣传维新派的政治主张，又是要敢于反映百姓的心声。

不难看出，梁启超的“喉舌”论一直影响至今，甚至可以说开启了中国政党报刊的理论先河。现在，我国报刊一直提倡将报纸的党I生原则和人民性原则相结合，换言之，党性原则，即报纸应作为中国共产，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将上情下达；人民性原则，即报纸应作为老百姓的喉舌，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呼声，将下情上达。但是，报刊作为老百姓的喉舌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现在，中央对于媒体“走基层’的提倡就是对此问题思考后采取的行动，这无疑将积极促进人民群众心声的表达。

梁启超逃亡日本后，接触到更多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从而提出报纸的“两大天职”说。1902年梁启超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说：“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日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日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他认识到报纸是独立的，对政府有监督作用，而不仅仅是政府的喉舌。当然，在我国报纸不可能完全不受政府干涉，但随着我国新闻事业的不断发展，报纸的监督功能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另外，很多新兴媒体如微博的崛起，既有利于表达大家的看法，同时也是监督政府的有力武器。

二、他关于报刊舆论的认识

要实现报刊监督政府的功能往往和报刊的舆论效益是密不可分的。梁启超喜欢把新闻界说成是“言论界’，把报馆作为舆论机关。梁启超在《国风报序例》等文章中阐述了什么是舆论，舆论的作用、舆论如何形成、舆论的健全等问题。他说：“夫舆论者何?多数人意见之公表于外者也。是故少数人所表意见，不成为舆论，虽多数人怀抱此意见而不公表之，仍不成为舆论。”而且他说舆论是一种“社会制裁之力”。梁启超曾发表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就充分展现了舆论的力量。这篇文章在公开发表前，袁世凯曾派人带着20万元银票，去贿赂梁启超，求他不要发表。梁启超断然拒绝。文章发表后，全国响应，护国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

但是舆论不仅仅是一种建设性的力量，也可能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只有健全的舆论才是重要的。所以，梁启超提出报刊要造成健全的舆论必须具备“五本”：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即持论者要有广博的知识；要以维护国家利益为目的；要有不畏的精神；要出自公心，不能怀挟党派思想和以个人的好恶来判断是非；要导之以真理，不能拨以感情，故作偏至之论。这五本不仅仅是形成健全舆论的条件，更是给当今的新闻工作者提供了应该铭记的新闻原则。

三、他关于报刊宣传方法的认识

要使报刊达到巨大的舆论效益，总是需要采取一定的宣传方法，梁启超首先决定革新文体。在主编《时务报》时，梁启超就注重文体改革，提倡作新文，强调文章与读者相沟通。后来，流亡日本创办《新民丛报》的时候，更是形成了影响一时的“新民体”。黄遵宪曾评价梁启超说：“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由此可见新民体的魅力。

这种文体的特点是：一、通俗流畅，口语化，大众化，如与人交谈，朗朗上口；二、富于情感，感染力强，有一定的文学色彩，让人爱不释手；三、善用流传于社会的新名词，给人以新鲜感；四、喜欢排比和夸张，一个论点反复论证，似与人辩驳，直到取胜为止；五、形象化，常用比喻，将深奥的哲理用周围的事物浅显地表达出来。简单来看，第四点主要强调文章的宣传气势，因为梁启超的很多文章都是政论文；其余几点是说文章要‘接地气”，既让读者读得懂，还要新鲜让读者爱读。这种新文体开创了报章文体的新格局，也能给当今的新闻工作者一定的启示。

梁启超名言篇9

毋庸讳言，前贤与吾辈都曾过于自信地满足于唯物史观中的某些简单信条，将阶级暴力普泛化和绝对化，以非常粗暴的方式，对许多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与人物进行简单化的处理，以为历史人物的言行不是进步就是落后，不是爱国就是卖国，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毫无协商的余地。近年来，虽然学界已越来越鄙弃这种简单的学术思维，也越来越不欣赏那种漫天飞舞的定性分析与功过评价，力求还史学的一份平实与宁静，不过，用“一分为二”似的思维定势来处理历史研究对象的做法，似乎并非中国学术界的专利。 近年来，从域外飞来的某些学术词汇中可知， 以非此即彼的对立词组作为主标题或理论模式来概述中国近代史的篇章亦非少见， “传统--现代”、“激进--保守” 等模式就是如此，对近人梁启超也不例外。不知这是否同欧美中心论的历史优越感与冷战时代所浸染的两极思维有关，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外来的“传统--现代”、“激进--保守” 等模式初看时不难给人以清新明快之感，但较之我国本土的“进步--落后”、“爱国--卖国”等模式，至少在方法论上如出一辙，都源于“一分为二”的两极思维定势，其结果只能是削足适履，或以偏概全。

历史问题也罢，现实问题也罢，如果真能像战争对阵那般“一分为二”，便无复杂之烦恼可言。惟其不能简单地两分，历史研究才显得颇费周折。虽然铜板只有两面，现实与历史却总是一分为多，至少应当一分为三。在激进与保守之间，还有一片十分广阔的空间，至少还有“稳进”的力量与人物存乎其间，而且常比两头要大。即使可以胶执于历史的历时性特点，把它堆放在数学的坐标尺上，但当知这个坐标尺也无法与所谓“一分为二”的标准相吻合，因为在正数与负数之间，还有独立存在的“零”。“零”既非正数，亦非负数。

在多灾多难的近代中国，饱经列强侵凌之苦与亡国灭种之虞， 许多仁人志士都知道穷则思变，有的还担心变得太慢，指望不断变革，一如危崖滚石，不到山底而不止。倘若把这种只争朝夕、恨铁不成钢的求变心态与相关言行称做“激进主义”，未尝不可;如果把反对此类言行的人统统囊入“保守主义”阵营，则不啻把复杂的历史过于简单化，最终导致扭曲历史。旅美学者余英时也承认：“严格地说，没有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只有要求不同程度变革的人而已。”他说：“要求变革较少的人往往就变成了保守主义者”。[1]（P10）姑且不说“要求变革较少的人”究竟是“变成了保守主义者”，还是后世研究者被认成了“保守主义者”，至少梁启超不属于“要求变革较少的人”，不应划入“保守主义”的行列。即使可以把“要求变革较少的人”当做“保守主义者”，那么在“要求变革较少的人”与要求变革较多的人之间，还应存在一个要求变革不多不少或比较适中的群体，两分则仍不够用。

尤其对于近人梁启超来说，无论从其风雨兼程的纵向足迹来看，还是就其跌宕起伏的阶段性拼搏而言， 他既不像激进主义者，也不属于保守主义者。即便只对他作阶段性的概括，他却经常站在两条以上的战壕，冲着形形色色的激进者与迂阔守旧者，同时叫阵他是“激进--保守” 模式的盲区。后世研究者面对他时，最保险的做法只能是根据不同时空的不同情境、物镜与意境，具体分析，小心概述，他实在不是凭一两个词或一两句话便能概括清楚的。

首先，我国近代史上固然颇有类似于法国式的激进主义，而英国式的保守主义实属阙如。从表面上来看，梁启超的许多思想主张同西欧保守主义鼻祖伯克(Edmund Bueke)的思想体系比较相似，其实不然。伯克所要保要守的恰恰是英伦三岛的自由主义传统，梁启超所要保要守的除了一国之生存外，所剩无多。至于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恰恰需要他和少数同道以微弱之声去呼号，去艰难地创造，而不是守成。正是心怀君宪救国的真诚抱负， 他曾与老师康有为、挚友谭嗣同等以书生意气谋划围颐和、捕太后的军事政变;变法败北后，他以政治犯的身份，始终手握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决不向独揽朝政的慈禧妥协。当袁世凯图谋帝制自为时，他又与弟子蔡锷联手升起滚滚狼烟，挑战强者，义无反顾。与其说这是中国式的“保守主义”，还不如说这是“激进主义”中的一种形态而更为恰当。

其次，梁启超虽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继续追随康有为，督率过保皇会同人，引领保皇运动，而清末的保皇之“保”，亦非欧美的保守主义之“保”。保皇会所采取的武装勤王形式与暗杀手段，亦属标准的“激进主义”，一点也不斯文。何况弟子还走得很远，经常激怒师长。他曾极力谋求同孙中山合作， “痛恨我党之乏才”，批评康有为不该骂孙等为“无赖” 、“叛逆” 。只因梁启超最终不愿走出与康有为决裂的一步，加之孙中山等人对于合作也不太热心，才使他的合作之愿付诸东流。他还真诚地期待过以“保皇”之旧瓶，盛民权之新酒， 设想举光绪帝为“总统” ，别具深意。至于梁氏在檀香山的 “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之一说， 《革命逸史》的作者冯自由断言梁在“行骗”，其实，若按梁启超当时谋求合作的诚意与梁氏所认定的勤王手段，尤其是举光绪帝为“总统”的政治理念， “实则革命”云云，就不是无稽之谈，只要稍微参照英国革命的历程，便可知其分晓。

第三，尽管梁启超有过同革命党人奋力笔战的记录，也不能证明他就属于“保守主义”。对于反对暴力的各类言行，还得细分。倘若适当超越孙中山与同盟会当时的认识水平，便不难发现，梁启超之所以“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并非基于回到纲常名教，也不是站在为清朝的腐朽统治辩解的立场来反对暴力革命，而是从务实的眼光出发，担心革命党人的力量不足以暴动反满，国民的素质也不足以首创共和，担心暴力革命只会导致内乱与列强干涉，是不得已才反对。事实上，他对清朝腐朽统治与西方列强的本质的认识，以及革命之后将出现的艰难局势的预计，都比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要全面和深刻得多。许多论著都夸大了梁启超在笔战中的失败。殊不知，以梁氏一人之力，要论证保留一个既属于腐朽朝廷的君权，又属于满人所把持的君权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说服那些血气方刚的留学青年，这本身就很不容易。倘若没有相应的学术实力、辩论水平与文字功夫，要想在人多势众的《民报》辩手的攻势中接过两三招，坚持三五月，都是十分困难的。数年前，梁氏的师长康有为经章太炎一驳，就在理论上栽下去，再也抬不起头来。康门弟子梁启超则不然。他的《新民丛报》之所以停刊，主要因为清朝的预备立宪已提上议事日程。在他看来: “吾党今后但以全力对付政府，不必复有后顾之忧。” 出处？惟其如此，从1906年12月开始， 梁启超就在着手筹建具有政党性质的君宪团体“政闻社”，还拟另办一报， 为充当全国预备立宪运动的精神领袖做准备。再说，论战本身并非坏事，正是通过论战，双方的思想认识都在各自的起点上有所提高，都在一定程度上修改或充实自己的论据，具有明显的互补性，只是彼此都碍于情面，不愿承认而已。孙中山等人就从梁启超的某些批评中得到启发， 对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多了一份思想准备。 [2]（P297-303）论战还是别具一格的民权主义启蒙宣传。

第四，如果按有的学者所提出的，将某些历史人物的政治活动与思想文化活动截然分开，再套“保守主义”之瓮，那么， 梁氏在思想文化领域也未必属于“保守主义”。在许多历史情境中， 我们所看到的梁启超既是一个淡视个人生死的政治活动家，也是一个自信“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的学者，一个“献身甘作万矢的”的思想家。还在19世纪末，他除了宣传西方的科学，还声嘶力竭地口诛“民贼”，高唱“民权”，鼓吹“破坏主义”。尽管他对“民主”的赞同只是偶尔为之，但对“民权”的倡导与追求终生不懈，影响及于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 至于梁启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早在1902年初，他在《保教非所以尊孔子论》一文中，就向国人斗胆宣告: “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吾又知孔子之爱真理，先辈、故人之爱国家、爱自由，更有甚于吾者也。吾以是自信，吾以是忏悔。为二千年来翻案，吾所不惜；与四万万人挑战，吾所不惧。” [3]（P59）与其说这是“文化保守主义”之滥觞，还不如说就是文化战士的先声。陈独秀等人之于孔孟学说的清算固然可以超出梁启超的火力与规模，却不可以完全抛开他的战斗精神与逻辑思路而另起炉灶，这也是梁启超的分量与魅力之所在，不应淹没不彰。

如果把晚年的梁启超归入“保守主义”阵营，其论据也是苍白的。众所周知， 1920年，梁启超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废墟归来，发表了为时人与后世所关注的《欧游心影录》。通览全书可知，梁启超的思想并未就此颓废。尽管他否定了科学万能论，指出:“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不过，他在“自注”中又郑重声明: “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对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 版本出处？他既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最能开人眼界的当首推梁启超为北京协和医院给自己造成的重大手术事故而辩护之豪举。此事不仅生动地展示了梁启超维护科学的信誉是怎样当真， 也足以表明他的人格是何等与众不同。 正是基于手术事故， 在拖过3年之后，这位学术大师与文化巨匠就弃养西归了。环顾茫茫人海，翻遍浩浩史籍，像梁启超那样割掉一个好肾后，还能以生命的名义呵护科学的尊严，托起宽容的海洋者，举世曾有几何?

梁启超还说：“我们须知，天下事是急不来的，总要把求速效的心事去掉，然后效乃有可言. ” [3]（P23）此言依然提倡审时度势，稳健务实，并非就是保守。尤其是他已从以往的政治挫折中，得出同陈独秀、李大钊等几乎完全一致的结论: “民主主义的国家，彻头彻尾都是靠大多数国民，不是靠几个豪杰……。二十年来种种失败，都是为此 ”， 明确主张“从国民全体上下工夫，不从一部分可以供我利用的下工夫.” [3]（P23）

同样是在《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还意味深长地指出:“要个性发展，必须从思想解放入手。” 他坚决反对“拿一个人的思想做金科玉律”， “不许人批评”等霸道做法，认为 “思想解放，只有好处，并无坏处”，而且 “既解放便须彻底，不彻底依然不算解放。” 基于此，他还理直气壮地主张“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充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 [3]（P26-35）与其说这是保守主义者的借故酸谈，还不如说是思想解放先驱的真知灼见，是战士的风采。

至于梁启超的所谓“多变”，其实也是需要重新讨论的话题。辩证法没有理由忌讳历史人物的变，关键是看研究对象怎样变。简单地说，梁启超的“多变”，常常是不断独立思考的结果，是学者型的变，不乏睿智与前瞻性， 不可同瞄功利看风向的政客之变同日而语.在一个泛道德主义充斥的国度里，人们喜欢拿梁启超的“多变”来逼问他的道德与为人，乃至误解颇多，伤痕累累。我敢断言，终近代中国之世，像梁启超那样无论在位与在野都能保持书生本色，极具人格魅力者，实不多见 。1926年，清华大学大学部的学生社团 “国事研究会”做了题为“新中国柱石十人”的民意调查，结果将梁启超名列榜首，将蔡元培、王宠惠、李烈钧、蒋介石、冯玉祥、胡适等则依次列后，梁氏之于清华学生的影响与学生之于梁师的拥戴就可见一斑。

孟子曰：“知人论世”。我国史坛的人物研究颇多， “论世”亦复不少， “知人”却未必先行，这也许同“知人”不易有关，最终还影响“论世”。梁启超毕竟是以燃烧的激情、飞翔的思想、超群的才智与充沛的精力谱写人生衷曲的梁启超，如何尽可能走近智者的内心世界，也许才是“知人”之关键所在。如今国人对他谈论颇多， 定论与争议亦复不少， 知之却未必深得其三味， 还远非无话可说的时候。

参考文献

[1]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A].李世涛.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激荡[C].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1.

[2]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论[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

[3]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A].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9.

梁启超名言篇10

梁家满门才俊绝不是偶然。那么，一个成功的父亲如何成功养育子女的呢？看过本文，你一定会发自内心地慨叹：“为父当如梁启超”。

家书数百封，给每个孩子特殊关注

梁启超一生给子女写了400多封家书，总计百余万字，占他著作总量的十分之一，与《曾国藩家书》《傅雷家书》并称三大家教典范。这些家书有的只寥寥十几字，报平安或叙家事，有的则长达几千字，论时事或谈心得，内容从政局艰难到个人烦忧，从吃了美味到买了好书，无不备述。

梁启超在家书中反复提到一点：“你们须知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事实也确是如此。梁启超常在信中称呼长女思顺“大宝贝”“宝贝思顺”，即使当时这位长女已经三十几岁，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最小的儿子梁思礼小名老Baby，梁启超常在信中叫他“老白鼻”。他还给三女思懿起外号“司马懿”。

在给次女思庄的信中，梁启超这样写道：“小宝贝庄庄：我想你得狠，所以我把这得意之作裱成这玲珑小巧的精美手卷寄给你。你姐姐（长女思顺）呢，她老成了不会抢你的，你却要提防你那两位淘气的哥哥，他们会气不忿呢，万一用起杜工部那‘剪取吴淞半江水’的手段来却糟了，小乖乖，你赶紧收好吧。”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父爱。要知道，思庄排行第五，按理说，夹在中间的孩子最不受宠，但梁启超非但没有忽略她，反而让思庄感觉自己在父亲心中极为特殊。

事实上，梁启超对所有子女都关注、欣赏，让他们感觉自己特殊。他曾给当时身在国外将要结婚的长子梁思成写信说：“你们若在教堂行礼，思成的名字便用我的全名，用外国习惯叫作“思成・梁启超”，表示你以长子资格继承我全部的人格和名誉。”

这样的父爱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注入孩子的生命，必然滋养出自信的花朵。而自信，正是孩子一切成就和幸福的基础。

为子女成才倾尽所有，金钱、时间、精力，均不计成本

梁启超宁肯别的地方节省，也绝不让孩子在教育上有所亏欠。他为子女成材，可谓用心良苦。

思顺作为长女，曾随父母在日本生活。当时神户没有适合华侨子弟的学校，于是，梁启超就亲自在家教女读书，并专门请了家教教“数理化”，还在家里建了一座实验室。

1912年，一回北京，他就为远在加拿大的大女儿思顺买《东坡集》、《韩柳合集》等。为使二儿子思永在考古学上有所进益，梁启超亲自为他联系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的考古发掘，还和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联系，让梁思永自费参加他的考古活动。

为了帮助梁思成了解西洋美术及建筑，梁启超专门筹集了五千美金，让毕业新婚的梁思成、林徽因取道欧洲回国，兼度蜜月和考察，并写信对他们的行程提出了很详细的建议。要知道，这番张罗是在梁启超去世前仅一年，当时他身患肾病，时常便血，极为痛苦，且家境已不富裕，长女思顺甚至写信来说要负担他全部生活费用。

1924年以后，几个大孩子出国留学，梁启超忙于政事，自觉对身边几个年纪小的孩子教诲不多。于是决定让思达、思懿、思宁休学一年，专门聘请了谢国桢做家教，给他们补习国学、史学。

自求真理，尊重子女，不在孩子身上寄托梦想

在政治上，梁启超或许确实不算成功，但他的谦逊、敏锐、自省、坦诚，却让他成了一位与时俱进、勇于认错、既不假道学、也不老顽固的“无代沟”好爸爸。对子女的个性选择和发展意愿，梁启超一直基于平等、尊重的立场，谆谆劝诱，从不让子女以自己的理念判断为圭臬。

对每个孩子的特点，梁启超都会用心揣摩、体察，因材施教，对他们的前途做出周到的考虑和安排，然后，还会反复征求孩子的意见，直到他们满意为止。

次女思庄留学加拿大著名的麦基尔大学，1927年8月，思庄读大学已一年，该选具体专业了。梁启超考虑到现代生物学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空白，希望她学这门专业。思庄遵从了父亲的意愿，但麦基尔大学的生物学教授课讲得不好，无法引起她的兴趣。她十分苦恼，向大哥思成叙说。梁启超知道后，心中大悔，深为自己的引导不安，赶紧写信给思庄表明意见。思庄遂改学图书馆学，最终成为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同年，在美学习军事的思忠急欲回国参与革命，一向热心国事的梁启超却不同意。他认可儿子“改造环境，吃苦冒险”的精神，却又耐心述说国内令人失望的复杂政局，希望儿子不要误会老父苦心，继续深造。

以同理心推己及子，关注孩子的心性、志趣、健康、幸福

梁启超教育子女褒多于贬，以鼓励为主，尤其强调生活的趣味。

在《学问之趣味》一文中，梁启超说：“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

他写信告诫在美国留学的梁思成：“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

在指点孩子如何做学问上，梁启超反复强调学习要“求理解”，不要“强记”，且要劳逸结合，“多游戏运动”，尤其注重心性的养成，“总要常常保持着元气淋漓的气象，才有前途事业之可言”。事实上，相对学业，梁启超更关心孩子们的身体。

梁思成好学不倦，梁启超尤其担心他的身体，每次写信都要询问。还对思成说：“你生来体气不如弟妹们强壮，自己便当格外撙节补救，若用力过猛，把将来一身健康的幸福削减去，这是何等不上算的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