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极化范文10篇

两极化范文篇1

美国的贫富差距在从二战结束到70年代末的这段时间里基本处于稳定状态，主要原因是美国政府在1929年大危机以后加大了对收入分配的调控力度。80年代，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崛起，贫富差距开始扩大，但不太明显。9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目前已居西方国家之首。（注：［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为了清晰地说明美国社会两极化发展的趋势，笔者搜集了美国自1951年以来五等份分组家庭的贫富差距变化的统计资料（见下表）。

资料来源：史蒂文斯：《集体选择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罗伯逊：《社会学》，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0、12、16版；EIUCountryReport2001,USA,TheEconomistIntelligenceUnitLimited,p.28;U.S.Census

Bureau(www.census.gov/hhes/www/img/inceovo/)

从表中不难看出，从1990年开始，除了最高的20%家庭的收入大幅增长以外（由1990年的44.3%增长到2000年的49.7%，提高了5.4个百分点），其余四组的家庭收入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由低到高分别下降1、2.1、1.7和0.5个百分点）。美国联邦统计局2002年9月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2001年美国的贫困率同比上升了0.4%（从2000年的11.3%上升到2001年的11.7%）；中位家庭收入同比减少2.2%；最低的20%家庭所占社会收入的比率从上年的3.6%下降到3.5%。虽然没有高收入阶层收入变化的具体数字，但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报告指出，美国上层收入所占社会总收入的比重以及收入总量在增加，社会贫富差距在扩大。（注：SeeU.S.CensusBureauWabsite(www.census.gov/hhes/www/img/inceovo/）.

二、美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

从根本上说，要归因于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但值得注意的是，1990年代以来，推动美国经济强劲增长的新因素对美国社会愈益扩大的贫富鸿沟所起的作用则更为直接、明显。

1.以信息技术和因特网为驱动力的“新经济”

早在10多年前，托夫勒就预言：“知识是终端放大器，它是即将发生的权力转移的关键。”（注：［美］阿尔温·托夫勒：《权力的转移》[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页。）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使得建立全新的市场模式、企业模式和职业活动模式成为可能。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信息技术和因特网突飞猛进。这既提高了自身产业的生产率，又通过其辐射作用推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但这种推动是以生产者拥有良好的素质和把握先进的科学知识为基础的，在今天的美国，是否受过良好的教育、是否拥有必要的生产技能、是否掌握信息技术，已成为影响一个人能否分享“新经济”催生的财富“蛋糕”以及所能分配到的份额大小的重要因素，社会成员之间知识上的差距也就表现为收入上的差距。据统计，1992年至1998年，美国信息产业工人与其他行业工人的年人均工资差距扩大了1万美元。（注：参见刘劲松：《“数码鸿沟”对世界、亚洲和中国的挑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4期。）

许多贫困的家庭由于难以负担高昂的教育费用，无法保障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致使这些家庭中出来的非技术或低技术职工在新经济的大潮中被边缘化。而富有的家庭能够支付孩子接受高等教育所需要的高昂费用，这些家庭的孩子就能够相对容易地找到高薪工作。另外，在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的美式企业中，号称“资本盈利”的不分红政策日益泛滥。就这样，美国国内原本存在的贫富差距，在新经济时代由于对智力投资能力的不同以及企业模式的改变，而被进一步拉大。

2.飙升的股市

华尔街股市在1990年代的非理性兴旺，把贫富差距问题更加凸显出来。1990年代，美国的众多公司，特别是新经济的受益者——高科技公司通行向职工发放股票期权(stockoptiom)的做法，只要公司的股价上涨，这些职工就能够获得极大收益，一些高科技产业的首席执行官的收入的90%以上是通过股票期权获得的。股市的繁荣意味着那些拥有先进知识或者高技能并获得了公司股权期权的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身价陡升，而大部分人，则由于没有可以投入股市的存量资本，又不拥有可用来换取股票期权的先进知识和高技能，就只能同飙升的股市擦肩而过。

由于资本拥有量的不同，导致了进入股市的人们所获信息及股票收益能力的不同。这是股票市场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另一原因。当美国社会底层的40%与顶端的1%的家庭分别将他们数量迥异的资本投入到股市交易时，就分别成了股市中的大户和小户、散户。大户可以相对清晰地了解股票的真实情况，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操纵股价的变化来获取利润；而小户、散户只能够根据股票交易市场所显示的股价变化来进行投机交易，结果很容易被资本大户设计的陷阱所俘获。在美国，超过半数的家庭拥有股票。正是由于美国人越来越多地依靠股市来积累财富，一旦在股市上出现问题，就会在相当的程度上影响到家庭财富的总值。更多的财富意味着更多的机会和信息，二者形成良性循环。由此导致了财富分配的更大的不平等。

3.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

生产要素的全球化为美国公司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竞争力、追求更多利润，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但原有的低技能或无技能的劳动者必须面对其劳动力价格下降的威胁；而掌握了先进生产技能的劳动力，虽然也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但是这种冲击毕竟小得多。由于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人才和技术上都拥有相当的优势，进行相应技术开发和高技能生产的成本相对较低，资本家会选择在这里进行此类经营活动。这样一来，掌握了高技术的劳动力仍旧能拿到较高的薪酬，结果工资结构就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高技能劳动力的薪金有所增加，而可以在全球范围被替代的普通职工的市场空间则被挤压，薪金大幅下降。（注：［美］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164页。）

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使得美国很多原来兴旺的产业——汽车、钢铁、机器制造、家用电器等制造业——受到了来自不同国家的挑战，本部门的工作机会减少。而这些都是属于中等技能、工资也相对较高的产业。当这些产业减少工作机会的时候，那些中等技能工人劳动力价格被下压。因为，如果条件允许，公司当然愿意雇用那些拥有高一级技能的职工从事低一级职工就能胜任的岗位。这样，每一个技术等级中都有人被挤下去做下一技术等级的工作。结果，除去部分高技术及高层管理人员之外，中等及中等以下人员的工资都下降了。而部分技能最低的人员则不得不转移到比制造业工资平均低1/3、比汽车、钢铁、机器制造等制造业工资低得更多的服务业中来。（注：［美］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175页。）这就在工资收入占其家庭财富中的大部分比例的劳动者中间拉大了原有的收入差距。

4.共产主义的“失败”和福利国家制度的困境

效率取向第一的市场竞争必然会产生失败者，而公平问题则需要国家在市场之外来解决，社会福利便是国家为了维护最低限度的社会公正，给弱势群体的一种补偿手段。但作为资本代言人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并不必然会这么做，也即，福利国家制度的实施需要一定的条件。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缺乏人性的竞争在各国内部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1929年爆发的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既是各种结构性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的总爆发，同时表明传统的自由资本主义已经走到了尽头，制度创新是惟一出路。另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也在20世纪初期结出制度之果。在内外压力下，资本主义加强了国家干预，采用福利国家制度，减缓经济自由与经济平等之间的内在张力。在美国，这一进程始于罗斯福新政。这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缓和了阶级矛盾。由于苏联解体，福利国家制度陷入困境以及新技术革命等因素的出现，自19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摆脱了内、外制度竞争的双重约束，回归到符合其本性的发展轨迹上去。促进了那种威胁社会整合的不平等的发展，富人和穷人之间的贫富鸿沟越拉越大。（注：孙辉、卿文辉：《对全球化时代社会贫富分化的思考》[J]，《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11期。）

5.工会组织保护工人利益、影响收入分配能力降低

工会曾经是美国社会中一支引人注目、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对收入的分配起着重要的影响。20世纪美国社会在社会保障、最低工资、集体协议等方面所获得的积极成果无不与工会为保护工人的权力和福利而进行的斗争有关。但自1990年代以来，工会力量的下降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工会随着传统工业化部门的减弱而下降，而工会影响不大的服务部门则发展很快。”（注：［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经济学》[M]，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40页。）而社会产品的分配状况除了受各社会力量权力关系的支配之外，不服从任何特定的法则。（注：［法］雅克·阿达：《经济全球化》[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5页。）由此决定了社会收入分配必然向资本倾斜。据弗里德曼估计，美国工资差距扩大的l/5是由于工会组织的衰落引起的。

三、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对美国经济、社会的影响

毋庸置疑，1990年代以来，随着“新经济”的出现、全球化的加速推进以及对资本主义的外部制度威胁的消失，美国经济确实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社会财富大幅度增长，美国也乘机再一次拉大了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差距。但日益扩大的贫富鸿沟使原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缓解的社会矛盾又渐次加剧，并进而可能影响美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政治和社会稳定。

1.两极化发展将又可能对美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历史已证明，过度的竞争及对市场与效率的盲目崇拜所导致的贫富差距过大必然会损害效率本身，威胁经济持久良性的发展。投资、消费、人才这三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说是推动美国新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但贫富差距的扩大已经或有可能影响这三种因素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首先，长远看来，收入差距扩大可能导致过低的储蓄率，进而可能导致投资供给不足。在整个1990年代，美国的投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外来投资支撑起来的。"9.11"事件及随之而来的美国公司的诚信危机爆发后，外来投资有撤出美国的趋势，这就要求依靠国内储蓄填补外资万一抽走后留下的空缺，即需要美国提高储蓄率。但研究表明：贫困阶层由于没有多少能力来进行储蓄，所以边际储蓄率较低；富裕阶层的人由于对将来的收入有良好的预期，虽然有很大的储蓄能力，也不愿过多储蓄，故而其边际储蓄率也不高；位于中间阶层既有储蓄的能力，又担心将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再加上对更高层次生活的向往，相对于另外两个阶层的人来说，他们的边际储蓄率最高。（注：DebraJ.Ray,DevelopmentEconom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8,pp.197-248.）随着上层和底层之间差距的拉大，中间阶层逐步缩小，必然导致新增社会财富的平均边际储蓄率相对于贫富差距较小的情况下有所下降。长远看来，这样会使美国社会对国民经济进行再投入的能力相对减少，导致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当前美国整体储蓄率的下降，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贫富差距拉大所引起的新增社会财富平均边际储蓄率的下降，无疑是原因之一。

其次，贫富差距的扩大不利于新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劳动力的培养。美国的新经济形态对各方面技术人才甚至普通劳动力的素质都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但现在的关键是，如果受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机会仅限于高收入阶层和特定的集团，那么，一方面将会成为对社会阶层再生产的手段，另一方面也导致社会所需要的高素质的劳动力的供应不足，从而制约经济的发展。诚然，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是世界技术移民的最大吸收国。在1990年代，由于世界经济的不景气和全球化，更多高素质的廉价的人力资源源源不断地从世界各地涌往美国，美国高素质人才并不特别缺乏，在很大程度上即缘于此。但随着其他国家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再加上美国经济自身周期的影响，目前的人才流向美国的趋势可能会减缓，甚至可能出现人才回流的现象。到那时，美国自身高素质劳动力的不足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就会凸显出来。

最后，两极化发展导致社会购买力下降，这将可能与上述因素一道影响美国生产效率的提高。分配效率较低会损害要素使用效率。被誉为“福利经济学之父”的庇古指出：“有充分理由可以相信，如果把适当数量的资源从较富的人那里转移给较穷的人，并把这些资源投资于穷人，以便使他们更有效率，那么这些资源由于增强能力而在额外生产上所得到的报酬率是会大大超过投资于机器厂房的通常的利息率的。”（注：参见厉以宁、吴易风等：《西方福利经济学述评》[M]，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8页。）鉴于贫富差距对储蓄率、投资、消费、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等方面的影响，它对生产效率提高的制约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社会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既取决于资本投资和工人的技能，也取决于社会的消费能力。就前者而言，个人技能的提高又明显受制于家庭收入的多少。由于1990年代以来美国大部分人的收入实际处于下降状态，可能直接影响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这将损害公司效率并进而损害社会效率。就后者来说，理论上，贫富差距使低收入阶层购买力下降，无力消费；再加上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高收入阶层的消费支出的增长通常也远远落后于其收入增长幅度，从而导致全社会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降低。现实也表明，消费者开支的下降已经成为令人不安的经济的致命弱点，它限制了企业生产能力的充分发挥，不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注：SeeRobertB.Reich,"TheChallengesofInequality",TheTimes,May19[th],1997,p.5.）

2.两极化发展正在成为美国政治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过高的收入差距易于引发社会的不满和政治的不稳定。如果说美国社会的两极化发展对美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损害在今后年代才会逐渐显露出来，而现在还不是很明显的话，它在社会方面造成的损害近年来已经相当突出。

首先，中产阶级队伍的缩小动摇了美国社会的稳定基础。庞大的中产阶级（美国一度有80%的人自称自己是中产阶级）是美国社会的稳定器，美国社会中间阶层逐渐缩小必然不利于社会稳定以及社会长远发展。在一个被称为“大熔炉”(meltingpot)的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国家，中产阶级向各个形形色色的群体提供了一个可望而又可及的奋斗目标，使他们能够凝聚共识，拥有共同努力的焦点。即便是身处下层的美国人也大多拥有通过个人努力而不是诉诸暴力进入中产阶级的梦想。事实上，中产阶级观念已经成了大部分美国人共同的价值观和梦想，并为美国政治带来了稳定。但现在的关键是：美国的中产阶级正在分裂，一小部分进入上层社会，一大部分跌入下层，留在中间的那一部分也在苦苦挣扎。更为不幸的是，下层的人进入中产阶级的希望正变得越来越渺茫。如果说广大的中产阶级是美国民主政体的支柱，是美国社会的“稳定器”，那么中产阶级的消失必然会影响到美国社会的稳定和持续发展。

其次，贫富差距的扩大是导致美国社会信用缺失的重要原因。弗郎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在《信任》一书中指出，一个国家经济的繁荣以及其参与竞争的能力与该国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但对美国来说不幸的是，曾经造就美国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存在于个体之间高度的信任——近年来遭到严重的破坏，社会成员之间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则是其中原因之一。福山在该书的第四部分专门论述了美国社会面临的信任危机问题。他说：“今天，随着就业机会流向海外及资本也能流向获得最高回报的地方，持续的资本主义革命破坏了本地社区；人们纷纷背井离乡，忠实的员工在裁员的名义下被解雇。1980年代和90年代全球竞争日趋激烈，无疑加速了这个过程。这些年来，美国上演着一个熟悉的历史剧：内部纽带牢固的小型家族企业被大公司收购；新来的不苟言笑的无情经理管理着公司；工作很长时间的老雇员被解雇或为他们的工作提心吊胆，以往的信任被猜疑所取代。”（注：［美］弗郎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M]，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四部分“美国社会与信任危机”，第273-208页。）其后，他又在《大分裂》一书中忧心仲忡地指出：贫富悬殊加剧，不仅导致美国广大阶层的经济、社会不安全感和对他人的不信任感，也是导致对政府、国会以及现行政治机制产生严重信任危机的一个主要因素，而且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已经跌到历史的最低点。（注：［美］弗郎西斯·福山：《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最后，美国社会的两极化发展将有可能把美国推入危险境地。历史早给人们以警示：分配严重不均是导致社会动乱的根源。贫富差距的扩大是美国当前社会危机的主要表现之一，也是导致美国社会危机加深的一个主要因素。美国目前面临的种族矛盾加深、家庭破裂、无家可归者增多、城市骚乱和暴力犯罪严重等社会问题，都同贫富差距扩大有密切的关系。

西蒙·库兹涅茨强调，社会要有能力安置在变革中的受害者，要么帮助他们再培训，要么保证促使变革中的受益者对受害者给予补偿；如果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那些由于变革而受到威胁的人们就会通过政治或暴力手段来阻止这种变革。（注：SimonKuznets,"Economygrowthandincomeinequlity",AmericanEconomicReview45(2),1955,pp.1-28.）在美国，通过福利国家制度，资本、劳动、政府三者之间曾经达成一种社会契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资本——劳动——政府三者利益的契合。使市场竞争中的“赢家”给“输家”以补偿，这不仅仅关涉伦理上的公平问题，也是政治稳定所必需。如果让输家承受太大的痛苦，他们将不会再支持这个制度。现在，三方的利益契合已经被打破。在世界各地进退自由的美国多国公司正在设法减少或停止交纳维持社会契约的捐税。有人指出，美国正在形成一种世代相传的贫困文化，一种代代传下去的生活方式。这种文化使人感到绝望，低人一等，形成不同的家庭结构、语言、社会心态和世界观；这种文化使生活在其中的人对主流社会抱有敌视或怀疑态度；这种文化滋生犯罪，其最终产物是城市暴乱。（注：JamesL.Nolan,TheTherapeuticState:JustifyingGovernmentatCentury''''sEnd(NewYork:NYUPress,1998),p.174.）

四、结论及启示

1.认为经济增长会自动缩小贫富差距，如果不是自欺欺人，则肯定是对理论的误读

美国社会1990年代的两极化发展已经昭示：这实际上是一种盲目乐观且极为有害的想法。上述观点为实力雄厚的权势集团及依附于他们的所谓IT精英、学者和政客积累财富、扩大权势提供了心理安慰，成为这些仅占人口少数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幸运儿的意识形态。

美国社会的两极化发展揭示了以下这样一个简单但并非不重要的道理：经济增长虽然为民众福利增长以及社会贫富差距的缩小提供了可能的前提，但并不必然会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相反，经济的增长还可能伴随贫富差距的急速扩大。贫富差距的缩小不仅依赖于经济总量的增长，更依赖于国家对不断增长的国民收入进行的再分配。

2.公平与效率虽然有矛盾，但二者相互妥协完全是可能的

两极化范文篇2

一、美国社会的贫富分化

美国的贫富差距在从二战结束到70年代末的这段时间里基本处于稳定状态，主要原因是美国政府在1929年大危机以后加大了对收入分配的调控力度。80年代，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崛起，贫富差距开始扩大，但不太明显。9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目前已居西方国家之首。（注：［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为了清晰地说明美国社会两极化发展的趋势，笔者搜集了美国自1951年以来五等份分组家庭的贫富差距变化的统计资料

从表中不难看出，从1990年开始，除了最高的20%家庭的收入大幅增长以外（由1990年的44.3%增长到2000年的49.7%，提高了5.4个百分点），其余四组的家庭收入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由低到高分别下降1、2.1、1.7和0.5个百分点）。美国联邦统计局2002年9月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2001年美国的贫困率同比上升了0.4%（从2000年的11.3%上升到2001年的11.7%）；中位家庭收入同比减少2.2%；最低的20%家庭所占社会收入的比率从上年的3.6%下降到3.5%。虽然没有高收入阶层收入变化的具体数字，但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报告指出，美国上层收入所占社会总收入的比重以及收入总量在增加，社会贫富差距在扩大。（注：SeeU.S.CensusBureauWabsite(www.census.gov/hhes/www/img/inceovo/）.

二、美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

从根本上说，要归因于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但值得注意的是，1990年代以来，推动美国经济强劲增长的新因素对美国社会愈益扩大的贫富鸿沟所起的作用则更为直接、明显。

1.以信息技术和因特网为驱动力的“新经济”

早在10多年前，托夫勒就预言：“知识是终端放大器，它是即将发生的权力转移的关键。”（注：［美］阿尔温·托夫勒：《权力的转移》[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页。）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使得建立全新的市场模式、企业模式和职业活动模式成为可能。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信息技术和因特网突飞猛进。这既提高了自身产业的生产率，又通过其辐射作用推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但这种推动是以生产者拥有良好的素质和把握先进的科学知识为基础的，在今天的美国，是否受过良好的教育、是否拥有必要的生产技能、是否掌握信息技术，已成为影响一个人能否分享“新经济”催生的财富“蛋糕”以及所能分配到的份额大小的重要因素，社会成员之间知识上的差距也就表现为收入上的差距。据统计，1992年至1998年，美国信息产业工人与其他行业工人的年人均工资差距扩大了1万美元。（注：参见刘劲松：《“数码鸿沟”对世界、亚洲和中国的挑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4期。）

许多贫困的家庭由于难以负担高昂的教育费用，无法保障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致使这些家庭中出来的非技术或低技术职工在新经济的大潮中被边缘化。而富有的家庭能够支付孩子接受高等教育所需要的高昂费用，这些家庭的孩子就能够相对容易地找到高薪工作。另外，在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的美式企业中，号称“资本盈利”的不分红政策日益泛滥。就这样，美国国内原本存在的贫富差距，在新经济时代由于对智力投资能力的不同以及企业模式的改变，而被进一步拉大。

2.飙升的股市

华尔街股市在1990年代的非理性兴旺，把贫富差距问题更加凸显出来。1990年代，美国的众多公司，特别是新经济的受益者——高科技公司通行向职工发放股票期权(stockoptiom)的做法，只要公司的股价上涨，这些职工就能够获得极大收益，一些高科技产业的首席执行官的收入的90%以上是通过股票期权获得的。股市的繁荣意味着那些拥有先进知识或者高技能并获得了公司股权期权的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身价陡升，而大部分人，则由于没有可以投入股市的存量资本，又不拥有可用来换取股票期权的先进知识和高技能，就只能同飙升的股市擦肩而过。

由于资本拥有量的不同，导致了进入股市的人们所获信息及股票收益能力的不同。这是股票市场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另一原因。当美国社会底层的40%与顶端的1%的家庭分别将他们数量迥异的资本投入到股市交易时，就分别成了股市中的大户和小户、散户。大户可以相对清晰地了解股票的真实情况，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操纵股价的变化来获取利润；而小户、散户只能够根据股票交易市场所显示的股价变化来进行投机交易，结果很容易被资本大户设计的陷阱所俘获。在美国，超过半数的家庭拥有股票。正是由于美国人越来越多地依靠股市来积累财富，一旦在股市上出现问题，就会在相当的程度上影响到家庭财富的总值。更多的财富意味着更多的机会和信息，二者形成良性循环。由此导致了财富分配的更大的不平等。

3.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

生产要素的全球化为美国公司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竞争力、追求更多利润，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但原有的低技能或无技能的劳动者必须面对其劳动力价格下降的威胁；而掌握了先进生产技能的劳动力，虽然也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但是这种冲击毕竟小得多。由于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人才和技术上都拥有相当的优势，进行相应技术开发和高技能生产的成本相对较低，资本家会选择在这里进行此类经营活动。这样一来，掌握了高技术的劳动力仍旧能拿到较高的薪酬，结果工资结构就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高技能劳动力的薪金有所增加，而可以在全球范围被替代的普通职工的市场空间则被挤压，薪金大幅下降。（注：［美］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164页。）

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使得美国很多原来兴旺的产业——汽车、钢铁、机器制造、家用电器等制造业——受到了来自不同国家的挑战，本部门的工作机会减少。而这些都是属于中等技能、工资也相对较高的产业。当这些产业减少工作机会的时候，那些中等技能工人劳动力价格被下压。因为，如果条件允许，公司当然愿意雇用那些拥有高一级技能的职工从事低一级职工就能胜任的岗位。这样，每一个技术等级中都有人被挤下去做下一技术等级的工作。结果，除去部分高技术及高层管理人员之外，中等及中等以下人员的工资都下降了。而部分技能最低的人员则不得不转移到比制造业工资平均低1/3、比汽车、钢铁、机器制造等制造业工资低得更多的服务业中来。（注：［美］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175页。）这就在工资收入占其家庭财富中的大部分比例的劳动者中间拉大了原有的收入差距。

4.共产主义的“失败”和福利国家制度的困境

效率取向第一的市场竞争必然会产生失败者，而公平问题则需要国家在市场之外来解决，社会福利便是国家为了维护最低限度的社会公正，给弱势群体的一种补偿手段。但作为资本代言人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并不必然会这么做，也即，福利国家制度的实施需要一定的条件。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缺乏人性的竞争在各国内部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1929年爆发的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既是各种结构性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的总爆发，同时表明传统的自由资本主义已经走到了尽头，制度创新是惟一出路。另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也在20世纪初期结出制度之果。在内外压力下，资本主义加强了国家干预，采用福利国家制度，减缓经济自由与经济平等之间的内在张力。在美国，这一进程始于罗斯福新政。这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缓和了阶级矛盾。由于苏联解体，福利国家制度陷入困境以及新技术革命等因素的出现，自19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摆脱了内、外制度竞争的双重约束，回归到符合其本性的发展轨迹上去。促进了那种威胁社会整合的不平等的发展，富人和穷人之间的贫富鸿沟越拉越大。（注：孙辉、卿文辉：《对全球化时代社会贫富分化的思考》[J]，《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11期。）

5.工会组织保护工人利益、影响收入分配能力降低

工会曾经是美国社会中一支引人注目、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对收入的分配起着重要的影响。20世纪美国社会在社会保障、最低工资、集体协议等方面所获得的积极成果无不与工会为保护工人的权力和福利而进行的斗争有关。但自1990年代以来，工会力量的下降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工会随着传统工业化部门的减弱而下降，而工会影响不大的服务部门则发展很快。”（注：［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经济学》[M]，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40页。）而社会产品的分配状况除了受各社会力量权力关系的支配之外，不服从任何特定的法则。（注：［法］雅克·阿达：《经济全球化》[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5页。）由此决定了社会收入分配必然向资本倾斜。据弗里德曼估计，美国工资差距扩大的l/5是由于工会组织的衰落引起的。

三、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对美国经济、社会的影响

毋庸置疑，1990年代以来，随着“新经济”的出现、全球化的加速推进以及对资本主义的外部制度威胁的消失，美国经济确实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社会财富大幅度增长，美国也乘机再一次拉大了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差距。但日益扩大的贫富鸿沟使原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缓解的社会矛盾又渐次加剧，并进而可能影响美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政治和社会稳定。

1.两极化发展将又可能对美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历史已证明，过度的竞争及对市场与效率的盲目崇拜所导致的贫富差距过大必然会损害效率本身，威胁经济持久良性的发展。投资、消费、人才这三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说是推动美国新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但贫富差距的扩大已经或有可能影响这三种因素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首先，长远看来，收入差距扩大可能导致过低的储蓄率，进而可能导致投资供给不足。在整个1990年代，美国的投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外来投资支撑起来的。"9.11"事件及随之而来的美国公司的诚信危机爆发后，外来投资有撤出美国的趋势，这就要求依靠国内储蓄填补外资万一抽走后留下的空缺，即需要美国提高储蓄率。但研究表明：贫困阶层由于没有多少能力来进行储蓄，所以边际储蓄率较低；富裕阶层的人由于对将来的收入有良好的预期，虽然有很大的储蓄能力，也不愿过多储蓄，故而其边际储蓄率也不高；位于中间阶层既有储蓄的能力，又担心将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再加上对更高层次生活的向往，相对于另外两个阶层的人来说，他们的边际储蓄率最高。（注：DebraJ.Ray,DevelopmentEconom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8,pp.197-248.）随着上层和底层之间差距的拉大，中间阶层逐步缩小，必然导致新增社会财富的平均边际储蓄率相对于贫富差距较小的情况下有所下降。长远看来，这样会使美国社会对国民经济进行再投入的能力相对减少，导致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当前美国整体储蓄率的下降，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贫富差距拉大所引起的新增社会财富平均边际储蓄率的下降，无疑是原因之一。

其次，贫富差距的扩大不利于新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劳动力的培养。美国的新经济形态对各方面技术人才甚至普通劳动力的素质都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但现在的关键是，如果受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机会仅限于高收入阶层和特定的集团，那么，一方面将会成为对社会阶层再生产的手段，另一方面也导致社会所需要的高素质的劳动力的供应不足，从而制约经济的发展。诚然，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是世界技术移民的最大吸收国。在1990年代，由于世界经济的不景气和全球化，更多高素质的廉价的人力资源源源不断地从世界各地涌往美国，美国高素质人才并不特别缺乏，在很大程度上即缘于此。但随着其他国家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再加上美国经济自身周期的影响，目前的人才流向美国的趋势可能会减缓，甚至可能出现人才回流的现象。到那时，美国自身高素质劳动力的不足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就会凸显出来。

最后，两极化发展导致社会购买力下降，这将可能与上述因素一道影响美国生产效率的提高。分配效率较低会损害要素使用效率。被誉为“福利经济学之父”的庇古指出：“有充分理由可以相信，如果把适当数量的资源从较富的人那里转移给较穷的人，并把这些资源投资于穷人，以便使他们更有效率，那么这些资源由于增强能力而在额外生产上所得到的报酬率是会大大超过投资于机器厂房的通常的利息率的。”（注：参见厉以宁、吴易风等：《西方福利经济学述评》[M]，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8页。）鉴于贫富差距对储蓄率、投资、消费、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等方面的影响，它对生产效率提高的制约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社会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既取决于资本投资和工人的技能，也取决于社会的消费能力。就前者而言，个人技能的提高又明显受制于家庭收入的多少。由于1990年代以来美国大部分人的收入实际处于下降状态，可能直接影响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这将损害公司效率并进而损害社会效率。就后者来说，理论上，贫富差距使低收入阶层购买力下降，无力消费；再加上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高收入阶层的消费支出的增长通常也远远落后于其收入增长幅度，从而导致全社会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降低。现实也表明，消费者开支的下降已经成为令人不安的经济的致命弱点，它限制了企业生产能力的充分发挥，不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注：SeeRobertB.Reich,"TheChallengesofInequality",TheTimes,May19[th],1997,p.5.）

2.两极化发展正在成为美国政治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过高的收入差距易于引发社会的不满和政治的不稳定。如果说美国社会的两极化发展对美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损害在今后年代才会逐渐显露出来，而现在还不是很明显的话，它在社会方面造成的损害近年来已经相当突出。

首先，中产阶级队伍的缩小动摇了美国社会的稳定基础。庞大的中产阶级（美国一度有80%的人自称自己是中产阶级）是美国社会的稳定器，美国社会中间阶层逐渐缩小必然不利于社会稳定以及社会长远发展。在一个被称为“大熔炉”(meltingpot)的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国家，中产阶级向各个形形色色的群体提供了一个可望而又可及的奋斗目标，使他们能够凝聚共识，拥有共同努力的焦点。即便是身处下层的美国人也大多拥有通过个人努力而不是诉诸暴力进入中产阶级的梦想。事实上，中产阶级观念已经成了大部分美国人共同的价值观和梦想，并为美国政治带来了稳定。但现在的关键是：美国的中产阶级正在分裂，一小部分进入上层社会，一大部分跌入下层，留在中间的那一部分也在苦苦挣扎。更为不幸的是，下层的人进入中产阶级的希望正变得越来越渺茫。如果说广大的中产阶级是美国民主政体的支柱，是美国社会的“稳定器”，那么中产阶级的消失必然会影响到美国社会的稳定和持续发展。

其次，贫富差距的扩大是导致美国社会信用缺失的重要原因。弗郎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在《信任》一书中指出，一个国家经济的繁荣以及其参与竞争的能力与该国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但对美国来说不幸的是，曾经造就美国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存在于个体之间高度的信任——近年来遭到严重的破坏，社会成员之间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则是其中原因之一。福山在该书的第四部分专门论述了美国社会面临的信任危机问题。他说：“今天，随着就业机会流向海外及资本也能流向获得最高回报的地方，持续的资本主义革命破坏了本地社区；人们纷纷背井离乡，忠实的员工在裁员的名义下被解雇。1980年代和90年代全球竞争日趋激烈，无疑加速了这个过程。这些年来，美国上演着一个熟悉的历史剧：内部纽带牢固的小型家族企业被大公司收购；新来的不苟言笑的无情经理管理着公司；工作很长时间的老雇员被解雇或为他们的工作提心吊胆，以往的信任被猜疑所取代。”（注：［美］弗郎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M]，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四部分“美国社会与信任危机”，第273-208页。）其后，他又在《大分裂》一书中忧心仲忡地指出：贫富悬殊加剧，不仅导致美国广大阶层的经济、社会不安全感和对他人的不信任感，也是导致对政府、国会以及现行政治机制产生严重信任危机的一个主要因素，而且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已经跌到历史的最低点。（注：［美］弗郎西斯·福山：《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最后，美国社会的两极化发展将有可能把美国推入危险境地。历史早给人们以警示：分配严重不均是导致社会动乱的根源。贫富差距的扩大是美国当前社会危机的主要表现之一，也是导致美国社会危机加深的一个主要因素。美国目前面临的种族矛盾加深、家庭破裂、无家可归者增多、城市骚乱和暴力犯罪严重等社会问题，都同贫富差距扩大有密切的关系。

西蒙·库兹涅茨强调，社会要有能力安置在变革中的受害者，要么帮助他们再培训，要么保证促使变革中的受益者对受害者给予补偿；如果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那些由于变革而受到威胁的人们就会通过政治或暴力手段来阻止这种变革。（注：SimonKuznets,"Economygrowthandincomeinequlity",AmericanEconomicReview45(2),1955,pp.1-28.）在美国，通过福利国家制度，资本、劳动、政府三者之间曾经达成一种社会契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资本——劳动——政府三者利益的契合。使市场竞争中的“赢家”给“输家”以补偿，这不仅仅关涉伦理上的公平问题，也是政治稳定所必需。如果让输家承受太大的痛苦，他们将不会再支持这个制度。现在，三方的利益契合已经被打破。在世界各地进退自由的美国多国公司正在设法减少或停止交纳维持社会契约的捐税。有人指出，美国正在形成一种世代相传的贫困文化，一种代代传下去的生活方式。这种文化使人感到绝望，低人一等，形成不同的家庭结构、语言、社会心态和世界观；这种文化使生活在其中的人对主流社会抱有敌视或怀疑态度；这种文化滋生犯罪，其最终产物是城市暴乱。（注：JamesL.Nolan,TheTherapeuticState:JustifyingGovernmentatCentury''''sEnd(NewYork:NYUPress,1998),p.174.）

四、结论及启示

1.认为经济增长会自动缩小贫富差距，如果不是自欺欺人，则肯定是对理论的误读

美国社会1990年代的两极化发展已经昭示：这实际上是一种盲目乐观且极为有害的想法。上述观点为实力雄厚的权势集团及依附于他们的所谓IT精英、学者和政客积累财富、扩大权势提供了心理安慰，成为这些仅占人口少数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幸运儿的意识形态。

美国社会的两极化发展揭示了以下这样一个简单但并非不重要的道理：经济增长虽然为民众福利增长以及社会贫富差距的缩小提供了可能的前提，但并不必然会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相反，经济的增长还可能伴随贫富差距的急速扩大。贫富差距的缩小不仅依赖于经济总量的增长，更依赖于国家对不断增长的国民收入进行的再分配。

2.公平与效率虽然有矛盾，但二者相互妥协完全是可能的

两极化范文篇3

一、美国社会的贫富分化

美国的贫富差距在从二战结束到70年代末的这段时间里基本处于稳定状态，主要原因是美国政府在1929年大危机以后加大了对收入分配的调控力度。80年代，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崛起，贫富差距开始扩大，但不太明显。9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目前已居西方国家之首。（注：［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为了清晰地说明美国社会两极化发展的趋势，笔者搜集了美国自1951年以来五等份分组家庭的贫富差距变化的统计资料（见下表）。

美国五等份分组家庭的贫富差距（单位：%）

年份最低的20%第二个20%第三个20%第四个20%最高的20%

19515.011.917.023.143.0

19565.012.517.923.741.0

19614.711.917.523.842.2

19665.612.417.823.840.5

19715.512.017.623.841.0

19765.511.817.624.141.1

19815.111.317.424.441.8

19864.610.816.824.043.7

19874.610.816.824.043.8

19884.610.716.724.044.0

19894.610.616.523.744.6

19904.610.816.623.744.3

19924.310.516.524.044.7

19944.210.015.723.346.9

19953.79.115.223.348.7

19993.68.915.023.249.4

20003.68.714.923.249.7

20013.5

资料来源：史蒂文斯：《集体选择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罗伯逊：《社会学》，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0、12、16版；EIUCountryReport2001,USA,TheEconomistIntelligenceUnitLimited,p.28;U.S.Census

Bureau(www.census.gov/hhes/www/img/inceovo/)

从表中不难看出，从1990年开始，除了最高的20%家庭的收入大幅增长以外（由1990年的44.3%增长到2000年的49.7%，提高了5.4个百分点），其余四组的家庭收入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由低到高分别下降1、2.1、1.7和0.5个百分点）。美国联邦统计局2002年9月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2001年美国的贫困率同比上升了0.4%（从2000年的11.3%上升到2001年的11.7%）；中位家庭收入同比减少2.2%；最低的20%家庭所占社会收入的比率从上年的3.6%下降到3.5%。虽然没有高收入阶层收入变化的具体数字，但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报告指出，美国上层收入所占社会总收入的比重以及收入总量在增加，社会贫富差距在扩大。（注：SeeU.S.CensusBureauWabsite(www.census.gov/hhes/www/img/inceovo/）.

二、美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

从根本上说，要归因于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但值得注意的是，1990年代以来，推动美国经济强劲增长的新因素对美国社会愈益扩大的贫富鸿沟所起的作用则更为直接、明显。

1.以信息技术和因特网为驱动力的“新经济”

早在10多年前，托夫勒就预言：“知识是终端放大器，它是即将发生的权力转移的关键。”（注：［美］阿尔温·托夫勒：《权力的转移》[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页。）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使得建立全新的市场模式、企业模式和职业活动模式成为可能。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信息技术和因特网突飞猛进。这既提高了自身产业的生产率，又通过其辐射作用推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但这种推动是以生产者拥有良好的素质和把握先进的科学知识为基础的，在今天的美国，是否受过良好的教育、是否拥有必要的生产技能、是否掌握信息技术，已成为影响一个人能否分享“新经济”催生的财富“蛋糕”以及所能分配到的份额大小的重要因素，社会成员之间知识上的差距也就表现为收入上的差距。据统计，1992年至1998年，美国信息产业工人与其他行业工人的年人均工资差距扩大了1万美元。（注：参见刘劲松：《“数码鸿沟”对世界、亚洲和中国的挑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4期。）

许多贫困的家庭由于难以负担高昂的教育费用，无法保障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致使这些家庭中出来的非技术或低技术职工在新经济的大潮中被边缘化。而富有的家庭能够支付孩子接受高等教育所需要的高昂费用，这些家庭的孩子就能够相对容易地找到高薪工作。另外，在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的美式企业中，号称“资本盈利”的不分红政策日益泛滥。就这样，美国国内原本存在的贫富差距，在新经济时代由于对智力投资能力的不同以及企业模式的改变，而被进一步拉大。

2.飙升的股市

华尔街股市在1990年代的非理性兴旺，把贫富差距问题更加凸显出来。1990年代，美国的众多公司，特别是新经济的受益者——高科技公司通行向职工发放股票期权(stockoptiom)的做法，只要公司的股价上涨，这些职工就能够获得极大收益，一些高科技产业的首席执行官的收入的90%以上是通过股票期权获得的。股市的繁荣意味着那些拥有先进知识或者高技能并获得了公司股权期权的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身价陡升，而大部分人，则由于没有可以投入股市的存量资本，又不拥有可用来换取股票期权的先进知识和高技能，就只能同飙升的股市擦肩而过。

由于资本拥有量的不同，导致了进入股市的人们所获信息及股票收益能力的不同。这是股票市场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另一原因。当美国社会底层的40%与顶端的1%的家庭分别将他们数量迥异的资本投入到股市交易时，就分别成了股市中的大户和小户、散户。大户可以相对清晰地了解股票的真实情况，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操纵股价的变化来获取利润；而小户、散户只能够根据股票交易市场所显示的股价变化来进行投机交易，结果很容易被资本大户设计的陷阱所俘获。在美国，超过半数的家庭拥有股票。正是由于美国人越来越多地依靠股市来积累财富，一旦在股市上出现问题，就会在相当的程度上影响到家庭财富的总值。更多的财富意味着更多的机会和信息，二者形成良性循环。由此导致了财富分配的更大的不平等。

3.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

生产要素的全球化为美国公司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竞争力、追求更多利润，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但原有的低技能或无技能的劳动者必须面对其劳动力价格下降的威胁；而掌握了先进生产技能的劳动力，虽然也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但是这种冲击毕竟小得多。由于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人才和技术上都拥有相当的优势，进行相应技术开发和高技能生产的成本相对较低，资本家会选择在这里进行此类经营活动。这样一来，掌握了高技术的劳动力仍旧能拿到较高的薪酬，结果工资结构就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高技能劳动力的薪金有所增加，而可以在全球范围被替代的普通职工的市场空间则被挤压，薪金大幅下降。（注：［美］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164页。）

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使得美国很多原来兴旺的产业——汽车、钢铁、机器制造、家用电器等制造业——受到了来自不同国家的挑战，本部门的工作机会减少。而这些都是属于中等技能、工资也相对较高的产业。当这些产业减少工作机会的时候，那些中等技能工人劳动力价格被下压。因为，如果条件允许，公司当然愿意雇用那些拥有高一级技能的职工从事低一级职工就能胜任的岗位。这样，每一个技术等级中都有人被挤下去做下一技术等级的工作。结果，除去部分高技术及高层管理人员之外，中等及中等以下人员的工资都下降了。而部分技能最低的人员则不得不转移到比制造业工资平均低1/3、比汽车、钢铁、机器制造等制造业工资低得更多的服务业中来。（注：［美］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175页。）这就在工资收入占其家庭财富中的大部分比例的劳动者中间拉大了原有的收入差距。

4.共产主义的“失败”和福利国家制度的困境

效率取向第一的市场竞争必然会产生失败者，而公平问题则需要国家在市场之外来解决，社会福利便是国家为了维护最低限度的社会公正，给弱势群体的一种补偿手段。但作为资本代言人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并不必然会这么做，也即，福利国家制度的实施需要一定的条件。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缺乏人性的竞争在各国内部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1929年爆发的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既是各种结构性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的总爆发，同时表明传统的自由资本主义已经走到了尽头，制度创新是惟一出路。另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也在20世纪初期结出制度之果。在内外压力下，资本主义加强了国家干预，采用福利国家制度，减缓经济自由与经济平等之间的内在张力。在美国，这一进程始于罗斯福新政。这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缓和了阶级矛盾。由于苏联解体，福利国家制度陷入困境以及新技术革命等因素的出现，自19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摆脱了内、外制度竞争的双重约束，回归到符合其本性的发展轨迹上去。促进了那种威胁社会整合的不平等的发展，富人和穷人之间的贫富鸿沟越拉越大。（注：孙辉、卿文辉：《对全球化时代社会贫富分化的思考》[J]，《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11期。）

5.工会组织保护工人利益、影响收入分配能力降低

工会曾经是美国社会中一支引人注目、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对收入的分配起着重要的影响。20世纪美国社会在社会保障、最低工资、集体协议等方面所获得的积极成果无不与工会为保护工人的权力和福利而进行的斗争有关。但自1990年代以来，工会力量的下降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工会随着传统工业化部门的减弱而下降，而工会影响不大的服务部门则发展很快。”（注：［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经济学》[M]，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40页。）而社会产品的分配状况除了受各社会力量权力关系的支配之外，不服从任何特定的法则。（注：［法］雅克·阿达：《经济全球化》[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5页。）由此决定了社会收入分配必然向资本倾斜。据弗里德曼估计，美国工资差距扩大的l/5是由于工会组织的衰落引起的。

三、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对美国经济、社会的影响

毋庸置疑，1990年代以来，随着“新经济”的出现、全球化的加速推进以及对资本主义的外部制度威胁的消失，美国经济确实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社会财富大幅度增长，美国也乘机再一次拉大了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差距。但日益扩大的贫富鸿沟使原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缓解的社会矛盾又渐次加剧，并进而可能影响美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政治和社会稳定。

1.两极化发展将又可能对美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历史已证明，过度的竞争及对市场与效率的盲目崇拜所导致的贫富差距过大必然会损害效率本身，威胁经济持久良性的发展。投资、消费、人才这三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说是推动美国新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但贫富差距的扩大已经或有可能影响这三种因素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首先，长远看来，收入差距扩大可能导致过低的储蓄率，进而可能导致投资供给不足。在整个1990年代，美国的投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外来投资支撑起来的。"9.11"事件及随之而来的美国公司的诚信危机爆发后，外来投资有撤出美国的趋势，这就要求依靠国内储蓄填补外资万一抽走后留下的空缺，即需要美国提高储蓄率。但研究表明：贫困阶层由于没有多少能力来进行储蓄，所以边际储蓄率较低；富裕阶层的人由于对将来的收入有良好的预期，虽然有很大的储蓄能力，也不愿过多储蓄，故而其边际储蓄率也不高；位于中间阶层既有储蓄的能力，又担心将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再加上对更高层次生活的向往，相对于另外两个阶层的人来说，他们的边际储蓄率最高。（注：DebraJ.Ray,DevelopmentEconom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8,pp.197-248.）随着上层和底层之间差距的拉大，中间阶层逐步缩小，必然导致新增社会财富的平均边际储蓄率相对于贫富差距较小的情况下有所下降。长远看来，这样会使美国社会对国民经济进行再投入的能力相对减少，导致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当前美国整体储蓄率的下降，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贫富差距拉大所引起的新增社会财富平均边际储蓄率的下降，无疑是原因之一。

其次，贫富差距的扩大不利于新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劳动力的培养。美国的新经济形态对各方面技术人才甚至普通劳动力的素质都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但现在的关键是，如果受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机会仅限于高收入阶层和特定的集团，那么，一方面将会成为对社会阶层再生产的手段，另一方面也导致社会所需要的高素质的劳动力的供应不足，从而制约经济的发展。诚然，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是世界技术移民的最大吸收国。在1990年代，由于世界经济的不景气和全球化，更多高素质的廉价的人力资源源源不断地从世界各地涌往美国，美国高素质人才并不特别缺乏，在很大程度上即缘于此。但随着其他国家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再加上美国经济自身周期的影响，目前的人才流向美国的趋势可能会减缓，甚至可能出现人才回流的现象。到那时，美国自身高素质劳动力的不足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就会凸显出来。

最后，两极化发展导致社会购买力下降，这将可能与上述因素一道影响美国生产效率的提高。分配效率较低会损害要素使用效率。被誉为“福利经济学之父”的庇古指出：“有充分理由可以相信，如果把适当数量的资源从较富的人那里转移给较穷的人，并把这些资源投资于穷人，以便使他们更有效率，那么这些资源由于增强能力而在额外生产上所得到的报酬率是会大大超过投资于机器厂房的通常的利息率的。”（注：参见厉以宁、吴易风等：《西方福利经济学述评》[M]，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8页。）鉴于贫富差距对储蓄率、投资、消费、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等方面的影响，它对生产效率提高的制约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社会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既取决于资本投资和工人的技能，也取决于社会的消费能力。就前者而言，个人技能的提高又明显受制于家庭收入的多少。由于1990年代以来美国大部分人的收入实际处于下降状态，可能直接影响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这将损害公司效率并进而损害社会效率。就后者来说，理论上，贫富差距使低收入阶层购买力下降，无力消费；再加上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高收入阶层的消费支出的增长通常也远远落后于其收入增长幅度，从而导致全社会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降低。现实也表明，消费者开支的下降已经成为令人不安的经济的致命弱点，它限制了企业生产能力的充分发挥，不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注：SeeRobertB.Reich,"TheChallengesofInequality",TheTimes,May19[th],1997,p.5.）

2.两极化发展正在成为美国政治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过高的收入差距易于引发社会的不满和政治的不稳定。如果说美国社会的两极化发展对美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损害在今后年代才会逐渐显露出来，而现在还不是很明显的话，它在社会方面造成的损害近年来已经相当突出。

首先，中产阶级队伍的缩小动摇了美国社会的稳定基础。庞大的中产阶级（美国一度有80%的人自称自己是中产阶级）是美国社会的稳定器，美国社会中间阶层逐渐缩小必然不利于社会稳定以及社会长远发展。在一个被称为“大熔炉”(meltingpot)的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国家，中产阶级向各个形形色色的群体提供了一个可望而又可及的奋斗目标，使他们能够凝聚共识，拥有共同努力的焦点。即便是身处下层的美国人也大多拥有通过个人努力而不是诉诸暴力进入中产阶级的梦想。事实上，中产阶级观念已经成了大部分美国人共同的价值观和梦想，并为美国政治带来了稳定。但现在的关键是：美国的中产阶级正在分裂，一小部分进入上层社会，一大部分跌入下层，留在中间的那一部分也在苦苦挣扎。更为不幸的是，下层的人进入中产阶级的希望正变得越来越渺茫。如果说广大的中产阶级是美国民主政体的支柱，是美国社会的“稳定器”，那么中产阶级的消失必然会影响到美国社会的稳定和持续发展。

其次，贫富差距的扩大是导致美国社会信用缺失的重要原因。弗郎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在《信任》一书中指出，一个国家经济的繁荣以及其参与竞争的能力与该国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但对美国来说不幸的是，曾经造就美国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存在于个体之间高度的信任——近年来遭到严重的破坏，社会成员之间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则是其中原因之一。福山在该书的第四部分专门论述了美国社会面临的信任危机问题。他说：“今天，随着就业机会流向海外及资本也能流向获得最高回报的地方，持续的资本主义革命破坏了本地社区；人们纷纷背井离乡，忠实的员工在裁员的名义下被解雇。1980年代和90年代全球竞争日趋激烈，无疑加速了这个过程。这些年来，美国上演着一个熟悉的历史剧：内部纽带牢固的小型家族企业被大公司收购；新来的不苟言笑的无情经理管理着公司；工作很长时间的老雇员被解雇或为他们的工作提心吊胆，以往的信任被猜疑所取代。”（注：［美］弗郎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M]，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四部分“美国社会与信任危机”，第273-208页。）其后，他又在《大分裂》一书中忧心仲忡地指出：贫富悬殊加剧，不仅导致美国广大阶层的经济、社会不安全感和对他人的不信任感，也是导致对政府、国会以及现行政治机制产生严重信任危机的一个主要因素，而且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已经跌到历史的最低点。（注：［美］弗郎西斯·福山：《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最后，美国社会的两极化发展将有可能把美国推入危险境地。历史早给人们以警示：分配严重不均是导致社会动乱的根源。贫富差距的扩大是美国当前社会危机的主要表现之一，也是导致美国社会危机加深的一个主要因素。美国目前面临的种族矛盾加深、家庭破裂、无家可归者增多、城市骚乱和暴力犯罪严重等社会问题，都同贫富差距扩大有密切的关系。

西蒙·库兹涅茨强调，社会要有能力安置在变革中的受害者，要么帮助他们再培训，要么保证促使变革中的受益者对受害者给予补偿；如果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那些由于变革而受到威胁的人们就会通过政治或暴力手段来阻止这种变革。（注：SimonKuznets,"Economygrowthandincomeinequlity",AmericanEconomicReview45(2),1955,pp.1-28.）在美国，通过福利国家制度，资本、劳动、政府三者之间曾经达成一种社会契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资本——劳动——政府三者利益的契合。使市场竞争中的“赢家”给“输家”以补偿，这不仅仅关涉伦理上的公平问题，也是政治稳定所必需。如果让输家承受太大的痛苦，他们将不会再支持这个制度。现在，三方的利益契合已经被打破。在世界各地进退自由的美国多国公司正在设法减少或停止交纳维持社会契约的捐税。有人指出，美国正在形成一种世代相传的贫困文化，一种代代传下去的生活方式。这种文化使人感到绝望，低人一等，形成不同的家庭结构、语言、社会心态和世界观；这种文化使生活在其中的人对主流社会抱有敌视或怀疑态度；这种文化滋生犯罪，其最终产物是城市暴乱。（注：JamesL.Nolan,TheTherapeuticState:JustifyingGovernmentatCentury''''sEnd(NewYork:NYUPress,1998),p.174.）

四、结论及启示

1.认为经济增长会自动缩小贫富差距，如果不是自欺欺人，则肯定是对理论的误读

美国社会1990年代的两极化发展已经昭示：这实际上是一种盲目乐观且极为有害的想法。上述观点为实力雄厚的权势集团及依附于他们的所谓IT精英、学者和政客积累财富、扩大权势提供了心理安慰，成为这些仅占人口少数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幸运儿的意识形态。

美国社会的两极化发展揭示了以下这样一个简单但并非不重要的道理：经济增长虽然为民众福利增长以及社会贫富差距的缩小提供了可能的前提，但并不必然会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相反，经济的增长还可能伴随贫富差距的急速扩大。贫富差距的缩小不仅依赖于经济总量的增长，更依赖于国家对不断增长的国民收入进行的再分配。

2.公平与效率虽然有矛盾，但二者相互妥协完全是可能的

两极化范文篇4

关键词：上市银行营销战略客户投资者

截止2007年7月。全国已有12家银行上市。随着越来越多的银行走上股改上市的道路。上市银行成为中国金融界一个强大的群体。它在中国金融业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发展状况直接关系着中国金融业的走向。不论上市银行原先的所有制性质如何上市后都将以市场为导向，需要克服营销动力不足。市场定位不清。对服务对象麻木和冷漠等问题。这就要求高度重视市场营销问题。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市场营销能力是一个上市银行的立足之本。那么。银行在上市后营销战略是否应做出转变。应树立什么样的营销理念呢?

一、上市要求营销战略做出重大调整

上市后直接面对广阔的资本市场。股价波动可能带来灾难性影响。这是任何上市公司都要面对的风险。上市银行面对的风险将更隐蔽更复杂，管理的难度更大。为了满足资本市场中的投资者的要求。作为公众银行将具有很大的盈利的压力。对高利润的追求是每一个上市公司的目标，上市银行不可能将资金持续用于低收益的货币市场的投资。投资者也不可能认同较低的资本回收率。为了获取更高的收益率各商业银行会更加积极地发放贷款。从2006年上市的中工两行数据来看。贷款发放率大大增加。报表中的利润也随之上升。但不良贷款的数字也同时上升。反映出银行的经营风险是很大的。市场风险、经营风险甚至操作风险的防控均要求上市银行拥有能支撑市场信心的市场营销战略。

银行未上市前在营销方面只须在产品市场上有强健的能力就能掌握主动。上市后银行除了提供资金的服务还要到资本市场上融通资金。其营销活动既要关注产品市场又要关注金融市场。是不同于一般企业中只针对产品或服务的高层次营销活动。上市也给银行拓展营销渠道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商业银行上市之后。除了能够满足融资要求。还有利于银行在更广的市场范围内展示企业形象。提升品牌影响力。我国各家银行上市时间并不一致，但投资者已对上市银行形成了较稳定的预期，即一般而言。上市时间越长，其资本市场化运作体系相对越成熟。其经营能力相对越强。品牌优势也越突出。总的来说。资本市场上的融资能力和产品市场上对客户的服务能力是上市银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两个方面。都是上市银行市场营销的重要内容。

如果融资能力和对客户服务的能力强健。上市银行的持续稳定发展就有了保证。因此融资能力和对客户服务的能力成为上市银行需要重点考虑的两个方面。

这样银行性质由非上市转为上市后就要将营销战略由主要关注产品市场调整为既关注产品市场也关注资本市场。其营销战略应包括两个部分：从客户需要和欲望出发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即客户关系管理；从投资者的需求出发。为投资者提供有稳定收益的投资对象。即投资者关系管理。上市银行一方面向客户销售产品或服务：另一方面还向投资者销售股票、债券或其它金融产品以筹集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客户和投资者成为上市银行营销必须关注的两极。下面我们来探讨针对这两极的营销对策。

二、客户关系管理

银行业改革后。大部分银行回归商业本位。这突出表现在许多金融机构开始重视客户关系管理的营销战略。客户关系管理是在以客户为中心的营销理念指导下。通过建立维护和增进企业与客户间的关系。最终达成企业与顾客价值最大化的一种新的营销战略思维。客户关系管理反映了客户对银行从需求角度对银行管理模式的制约。

1。客户关系管理的出现体现了金融机构作为服务行业的几个重要的管理趋势的转变。首先是银行从以产品为中心的模式向以客户为中心的模式的转移。市场竞争的成败。不再取决于产品和服务，而在于谁能够获得并留住客户。第二。客户关系管理还表明了金融银行管理的着重点从后台向前台的转变。顾客对销售银行期望值越来越高。要求银行要建立维持和增进与市场中的各类顾客群体的关系。依靠良好规范的客户关系管理取得竞争优势第三，营销目的已经从以一定的成本取得新顾客向想方设法留住现有顾客通过提高客户满意度并继而提高客户忠诚度转变。第四从取得市场份额向取得顾客份额转变强调银行的一切管理工作必须围绕着以客户为中心展开帮助客户实现价值造就客户满意度的最大化将是银行营销管理努力的目标。第五。从实现一种短期的交易向开发客户的终生价值转变目的是从客户利益和公司利润两方面实现客户关系的价值最大化。

2。客户关系管理的核心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从管理科学的角度来看，客户关系管理是一种旨在改善银行与客户之间关系的新型管理理念，其核心思想是将银行的客户作为最重要的银行资源，通过完善的客户服务和深入的客户分析满足客户的需要，培养客户的忠诚其二是指一种旨在改善银行与客户之问关系的新型管理机制，其目标是通过信息共享和通畅的业务流程全面管理降低银行成本：通过向银行的销售、市场和客户服务的专业人员提供全面的、个性化的客户资料。强化银行对客户的跟踪和服务能力使银行和客户之间建立起一对一的、个性化的客户关系，实现银行利益与顾客价值的最大化；通过对银行与客户发生的各种关系进行全面管理即不仅包括单纯的销售过程所发生的业务关系如合同签订、定单处理、发货、收款等而且包括在银行营销及售后服务过程中发生的各种关系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规范的、快速反应的银行组织构架。建立以客户为核心的工作流程和客户驱动的产品、服务设计。扩大赢利份额：其三是指一种管理软件和技术。客户关系管理是一套全方位的电子化应用解决方案。在以客户为核心的管理理念确立之后。电子化解决方案将最佳的商业实践与数据挖掘、数据仓库销售自动化，以及其他信息技术紧密结合在一起，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的应用将会使银行建立起一个基于电子商务的、面对客户的自动化的销售、客户服务和决策支持系统。从而顺利实现由传统银行模式到以电子商务为基础的现代银行模式的转变。

基于客户关系管理的战略理念，各上市银行可使用各种量身定做的基于市场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来提高管理绩效。例如。华夏银行于2000年委托融海恒信咨询公司为其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的总开发商。开发了一套客户关系管理的电子化流程。形成了全面客户导向的数据仓库，辅助以商业智能的数据分析处理方法。为银行在业务开展中进行客户个性识别及客户潜在需求和愿望的识别。从而为贴近客户感觉、开展个性化服务。有效地吸引和保留客户提供了高效全面的决策支持帮助。也提升了该行的市场价值。

三、投资者关系管理

从营销学的角度来看。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实质是要取得投资者的认同，将银行的股票、债券或其他金融产品推介出去，对象是上市银行的投资者及潜在投资者，投资者购买金融产品的根本目的是获得投资收益。投资者关系管理需要运用金融学、营销学的基本原理、方法、手段。通过多种多样的营销活动达到目的。例如与新闻媒体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建立银行网站、业绩说明会、路演、一对一沟通、现场参观等等。上市银行应根据需要及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营销手段，以达到预期的目的。

1。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基础是充分的信息披露。信息披露是投资者关系管理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充分而完整的信息披露表明了企业开诚布公的坦诚态度和较高的透明度。是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基础。信息披露的领域不仅包括经营和财务信息。还包括企业战略、文化等各方面的真实信息。我国自愿性信息披露近几年呈逐年递增趋势。一方面。在监管部门的推动下。各种披露内容与沟通手段都有逐步由自愿转为强制要求的趋势，银行为了避免来自政府和投资者的管制压力会增加自愿性信息披露：另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投资者关系管理服务项目的范围会逐渐扩大。相应的信息披露的边界也会发生调整和扩展。

2。投资者关系管理面向的对象是投资者和潜在的投资者，既包括个人投资者也包括机构投资者银行应当根据不同的投资者对象，针对他们不同的需求。采取不同的形式。重点交流其关注的信息。比如潜在投资者可能对银行没有系统的了解，甚至对银行所处的行业也不了解，银行就应当主要与之交流行业特点，并突出特点和价值所在。而机构投资者谙熟银行的背景和特点。投资者关系则应侧重使其对银行的发展规划和战略部署建立在长期信任的基础上。个人投资者有的善于短线操作。有的看好企业未来愿意长期持有。银行也应根据其不同的需求分别给予其关注的信息，从而针对投资者的不同诉求点。实现高效沟通。

3。投资者关系管理的核心是通过沟通。促进了解和认同。在目前证券市场不断发展，银行上市呈不断增加之势。投资品种日渐丰富的情况下，如何与投资者有效沟通。促使他们全面真实的认知银行。发现银行的独特价值。是摆在银行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投资者关系管理的核心就是通过与投资者有效的沟通。促进他们对银行的了解和认同。在沟通的过程中。首先应当注意的是。银行应当将投资者关系管理作为银行长期持续的发展战略，与投资者平等、诚恳、相互尊重的沟通。取得投资者的信任。其次。就是要讲究沟通的方式方法。注意运用资本营销等技术，从而促进沟通的效果。通过充分的沟通维持银行与投资者之间的良好关系，并通过有效管理创造关系价值。即所谓的”沟通创造价值。

两极化范文篇5

高干子女掌控五大经济部门

该报告表明：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

三千高干子女，拥有资产二万亿

该报告披露：至年三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五千万以上的有二七三一0人，超过一亿元以上的有三二二0人。超过一亿元以上者，有二九三二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二万零四百五十余亿元。他们较集中在以下八个省市：广东省，一五六六人;浙江省，四六二人;上海市，二二五人;北京市，一九五人;江苏省，一七二人;山东省，一四一人;福建省，九十二人;辽宁省，七十九人。

亿万富豪资产来源主要靠权力

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亿万富豪的资产来源。有合法的有非法的有合法下的非法所得，主要有以下多个方面：一)以引进外资(包括驻外中资到内地投资)从中获取回佣。二)进口、引进成套设备，一般比国际市场高出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三百。例如，从意大利引进制造皮鞋的自动流水线，国际市场价二百万美元，广东、江苏引进同一型号，报价分别为六百万美元及七百二十万美元。一套年产五十万吨化肥成套设备，国际市场价二点二亿美元，山东、辽宁以四亿美元报价引进。三)操控国内资源、商品，出口获利。四)国土开发、地产倒卖，靠银行借贷，无本获暴利。五)走私、逃税，每年走私进入市场的日本、欧洲轿车三万至四万辆。六)金融机构无抵押信贷，资金外流到个人口袋，这也是金融机构坏帐的主要因素之一。七)独家或霸占大型工程承包。高速公路百分之八十五由私企承包，承包商是当地高干亲属。一公里程的高速公路，能获利七百万至一千一百万。八)抽逃资金到个人帐户，一般通过金融机构、中资进行。九)操控证券市场，制造假信息勾结金融、传媒造市从中获利。

粤、沪、苏等省市高干子弟致富概况

广东省十二家大地产商都是高干子弟，其父亲包括前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前政协主席、前省长等。

上海市十家大地产商，有九家是高干子弟为老板;十五家工程建筑承包商，除二家属于国企外，十三家都是高干子弟

江苏省有二十二家大地产商、十五家工程建筑承包商，清一色由干部子女操控，其父亲包括现职副省长、省人大副主任、前省委副书记、前省法院院长等。

官方研究部门这个调查报告，给邓小平"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做了一个完满的注解。原来这个"大公无私"是让自己的家族"先富"起来。

亿万富豪各国都有。不过民主国家富豪，靠的是聪明才智、惨淡经营;而中国这些富豪，靠的是老子的权势，这是平民百姓不能望其项背的。

"聪明"人既可以本人当"清官"留"令名"又可以让子女据要津，所以在"中国特色"官场。成鉅富。真正是名利双收，两不耽误。至于那些被"双规"坐监狱的见阎王的其实只是少数"财迷心窍"者做的蠢事。当今中国，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都是"官有制"下的囊中物，想拿的话，"探囊取物"即可。打下来的"天下"自然由我来"坐天下"这"天下"财产不传给子孙又传给谁?

这个规律在中国大陆之外也起作用。但是从"衙内"一跃而变富豪，权力腐蚀人。却是中国独有的"特色"为什么别的地方没有这个"特色"呢?除了民主制度这个关口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区别，就是"公有制"和"私有制"

两极化范文篇6

1、宽严相济就是要根据犯罪的严重程度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实行区别对待，宽严有别。

对犯罪人实行区别对待、有宽有严，这是人们普遍认同的观点。当今时代已经没有人赞同对于同一种犯罪实行一律相同的处罚。问题是，究竟应当以什么为依据来实行区别对待？

从西方近代刑法学派争论的角度看，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意义上的区别对待。一种是刑事古典学派所主张的区别对待。刑事古典学派提倡以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作为区别对待的根据，主张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称，或者提倡根据犯罪人的责任大小程度作区别对待，主张刑罚应当与行为人犯罪时的道义责任程度即罪过相适应。另一种区别对待是刑事实证学派提倡的区别对待。刑事实证学派主张根据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程度来实行区别对待，“应受处罚的不是行为而是行为人”，刑罚轻重的标准不再是犯罪行为而是行为人的个人情况。上述两大学派的见解都是非常深刻的，对于制定科学合理的刑事政策均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是双方的理论都具有较大的片面性。当代刑事政策理论的主流是吸收两大学派之所长，将双方观点加以调和与折中，形成所谓的综合理论。基于这种考虑，笔者认为，应当将上述两种意义上的区别对待结合起来，即适用刑罚时既要根据犯罪的严重程度实行区别对待，又要根据犯罪人的个人情况实行区别对待。从刑罚适用原则看，应当将罪刑相适应原则与刑罚个别化原则结合起来。对于有组织犯罪、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暴力犯罪以及累犯、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犯罪后拒不悔改的犯罪人，应当依法从严制裁；对于轻微犯罪、过失犯罪、中止犯、从犯、胁从犯、防卫过当、避险过当以及偶犯、自首犯、立功犯、未成年人犯罪人、又聋又哑或者是盲人犯罪的，孕妇或哺乳期的妇女犯罪，严重疾病患者犯罪等，应当实行从宽处理。

2、宽严相济就是要宽中有严，严中有宽，宽严适度，宽严互补，反对过于严厉或者过度宽大。

关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涵义，目前比较普遍的理解是：严，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严打”方针，集中力量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严重暴力犯罪以及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多发性犯罪必须严厉打击，决不手软。宽，就是要坚持区别对待，该宽则宽，对情节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犯罪人员，尽可能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依法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宽大处理。

笔者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宜简单地归结为二元分离的“对严重犯罪从严，对轻微犯罪从宽”。宽缓与严厉两方面应当彼此协调，有机结合，反对将二者割裂开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仅是指对于犯罪应当有宽有严，而且在宽与严之间还应当具有一定的平衡，互相衔接，形成良性互动，以避免宽严皆误结果的发生。换言之，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语境中，既不能宽大无边或严厉过苛，也不能时宽时严，宽严失当。在此，如何正确地把握宽和严的度以及如何使宽严形成互补，从而发挥刑罚最佳的预防犯罪的效果，确实是一门刑罚的艺术。

3、宽严相济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极化刑事政策。

两极化范文篇7

自从日本副财长黑田东彦和与其副手河合正弘2002年1.2月4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掀起人民币汇率被低估，鼓吹人民币应该升值以来，国内外关于人民币汇率的研究报告和文章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本文不想对已经发表的观点进行重复论证，也无法对所有的观点进行总结。本文的写作目的是试图对前一阶段讨论中涉及的一些焦点问题作一个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些理论思索，提供一些新的分析思路。

一、均衡汇率水平和市场汇率水平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一直是焦点话题之一。它是人民币汇率水平被高估还是低估，低估多少的论证基础，也是支持升值和反对升值论的论证基础。国内不少学者试图运用多种方法建立实证模型，来建立人民币均衡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判断基础。张斌认为均衡汇率水平是同时满足了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时的汇率水平。他用非贸易品供给和需求均衡的方程以及中长期自主性国际收支均衡作为外部均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人民币均衡汇率模型。他的研究结果支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自2002年以来被低估，并认为中长期内人民币升值在所难免（张斌2003）。秦宛顺等人运用中国贸易条件、贸易差额和外汇储备变化等因素验证了中国人民币实际汇率有升值压力。他们建议，在保持名义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应允许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有一定幅度升值（秦宛顺等，2004）。但是也有学者持人民币不存在被低估的结论，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实际上升值，中国出口主要依靠退税维持增长，到2002年，这一数额已高达2000多亿元，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这实际上意味着，如果没有这些出口退税，中国相当一部分出口企业早已处于严重亏损甚至倒闭境地，据此，人民币就应当贬值（王国刚，2003）。

在探索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的讨论中，也有人试图通过购买力平价来判断名义人民币汇率的低估。由于简单的购买力平价模型直接比较两国的物价水平，而物价水平受该国人均收入水平及物价体系的影响颇大，难以简单用来作为均衡汇率的依据。“有人试图建立多国模型（张晓朴，2003），也有人试图将其他因素作为修正系数用来修正购买力平价模型，如用货币需求模型加以修正，并以此作为理论上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水平（惠晓峰等，1999）。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汇率理论，多数对人民币用不上。由于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发展程度、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差异甚大，无法找到适合两国篮子的商品，从而按一价定律计算出平价。加上两国的税收、价格、福利、补贴政策差异很大，因此，计算人民币对美元的绝对购买力平价，会有许多数值，从1美元等于0.5元人民币到5元，难以令人信服，不能作为衡量人民币汇率的依据。中国与美国的物价指数可比性不强，各有大量”非贸易品“对汇率无直接影响。因此，相对购买力平价也不能作为汇率中、短期调整的依据。（陈建梁，2000）

笔者认为，在缺乏一个有效率的外汇市场的条件下，我们无法准确评估由所谓均衡汇率所决定的名义汇率的高或低。尽管理论模型有其指导价值，但我国目前存在的外汇市场是在资本项目未开放条件下建立的市场，甚至经常项目的外汇收支也仍然存在较多的限制条件，因此，这些理论模型的运用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在资本流动对汇率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仅靠经常项目的收支状况来判断一国货币汇率水平是否低估显然是非常片面的。而根据外汇储备的增减状况来判断汇率水平的高低，也同样存在明显的偏差。比如，外汇储备第一大国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日元对美元大幅度升值后，国际收支仍然长期保持顺差，外汇储备仍然不断增加。日元由]美元兑换260日元升至110日元，很难再认为日元仍然继续被低估。（o因此，依据国际收支状况和外汇储备的增减来判断货币汇率的高低，说服力也不够。所以，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笔者只赞成现行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否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利的判断标准，而不赞成高估低估之说。

二、两极化和中间汇率之争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国际汇率体系的发展趋势也是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继续维持钉住美元的国际宏观背景，常常被一些分析所引证。—些国外学者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对国际汇率进行了考察，尤其是对危机国家汇率制度的改变考察后认为，各国的汇率制度有向两极发展的趋势，即要么实行货币局一类的固定汇率制，要么放弃钉住而改为浮动汇率制。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艾肯格林等（EichengreenandHausmann，1999）、费雪（Fischer，2001）和爱德华兹（Edwards，2001）等人。国内学者在论证人民币应该放弃僵滞型的钉住美元，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时，或多或少都受汇率制度“两极化”的影响。如王学武（2000）丁建平（2002）等人都认为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应考虑这一国际汇率制度发展趋势。

但是，国际学术界对汇率两极论远非持该观点的人所宜称的那样是一个共识，对两极论表示怀疑的也大有人在。威廉姆森（Williamson，2000）的研究就证明两极论缺乏实证根据。据卡沃等人（CalvoandReinhart，2002）的研究，很多名义上实行了浮动或管理浮动的国家，实际上并未真正实行浮动，它们仍然在不同程度上钉住美元或欧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害怕浮动”的倾向。最近罗高夫等人（Rogoff等，2003）的研究也证明汇率两极化判断并无根据，处于中间的汇率制度，即保持稳定又有一定弹性的汇率制度仍有很强的生命力，而且对发展中国家有利。国内认为两极汇率不适合中国学者也不在少数。张斌认为，中国汇率制度选择的多重目标决定了中国经济在转轨时期采取相对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同时，客观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中国采取完全浮动或者是严格固定汇率制度（张斌，1999）。张静等人的研究也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中间汇率制度，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下，选择一种适宜的中间汇率制度是最符合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张静、汪寿阳，2004）。

笔者认为，汇率制度选择两极化即便曾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出现过，也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它并不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受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并不能证明两极化的观点，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又在金融形势稳定后回归到事实上的钉住汇率制或爬行钉住。固定汇率制国家增多是参加区域货币联盟的国家增加了，他们由于无法单独维持汇率稳定才加入了区域货币联盟。根据IMF的最新统计，在187个成员中，实行独立浮动为40个，有管理浮动的为43个，参加货币联盟为40个、实行货币局制度为8个，传统钉住汇率制的为40个，实行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的各为5个。也就是说，如果将独立浮动和货币联盟以及货币局看作是两极的话，那么多数国家仍处于中间地带。另据罗高夫等人（Rogoff，2003）的研究，在实践中真正实行钉住或有限弹性汇率制度的国家约占成员国总数60%，实行管理浮动或浮动的只有40%.在发达国家中，由于欧元区国家被算作实行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的比重只有40%.发展中国家中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只有30%，约70%实行的是钉住或有限的弹性汇率制度。只有新兴工业化国家相反，约60%选择了浮动或管理浮动制。而且，近两年有不少经历危机冲击后实行了浮动汇率制的发展中国家又回归到了相对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因此，两极化汇率制度并不能作为国际汇率制度发展的新特征，笔者倒是认为兼顾汇率稳定和灵活性才是全球汇率体系发展的新特征。不同程度稳定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中间汇率制度，如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等仍将具有生命力。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也应该是在保持稳定的同时，逐渐增加灵活性，而不是简单地向浮动汇率过渡。

三、浮动和钉住，孰优孰劣

两极化范文篇8

作为一个刚刚踏上教师这个工作岗位的新人，今年。担任了02文秘(2班的见习班主任。师傅徐岚带领下，全体职教处前辈的指导和帮助下，比较顺利的完成了本学期的教育任务，同时自己也学习到不少在课本上没有的知识。为了以后更好开展班主任工作，现对本学期班主任工作总结如下：

一、初步摸清情况

为中专班。全班共有46人，基本情况：班为刚组建的文秘班。其中男生20人，女生26人，今年有一人在推荐下，光荣地加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全部智力正常，绝大部分身体、心理健康。但由于所有的学生都来自于各个职预班，所以整体素质教差。有些人曾有过或被怀疑谈过恋爱，有一部分人无心向学，纪律散慢，上课经常睡觉、迟到也较为严重，还有个别患有吸烟的恶习，有两个曾有过严重顶撞领导、老师的行为，还有一些治理生活的能力较差。这些现象反映了存在问题也较为严重，给搞好这个班的建设带来了相当大的阻力。

二、逐步完善班级管理建设。

首先物色班委，刚组建这个班时。指定人选组成新班委，制定班规(奖惩条例)对班干部工作进行指导，充分利用班会课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和学法指导。但在物色确定的班干部中，部分工作态度不够认真，工作能力不突出，为了发挥每一位学生的主观努力和培养他能力，也让每一位学生发挥积极性，同时从中比较准确地选择得力的学生干部。故此，期中考试后，实行全班投票民主选举。经过民主选举后，工作能力强、责任心强、威信高的学生当选了班干部。并进一步进行整顿班风，重新修改班规，并实行制班干责任制、组长负责制、一票两票否决制。这些制度的实施初步收到较大的成效，班风、学风都有较大的转变，每月在全校各类评比中成绩名列前茅。

三、抓典型。

成绩两极化，本班学生特点是两极化。思想也两极化，特别双差生较多。所以要带好这个班，首要的工作就是如何发挥好学生的榜样作用和转化差生，即抓好典型。正确将学生分好层次，分批集中进行指导教育，主要分为四种类型：优秀、中等、成绩差的双差。对优秀的学生还需多关心和鼓励，对双差生实行天天跟踪记录，由他本人作记录和班干记录，如果没有大问题，每周上交一份回报表。

两极化范文篇9

关键词：两极分化；分配制度；共同富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国民收入两极分化现象作为一个严峻问题已经引起高度重视。人民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并不是直到现在才为党的领导人所关注，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直致力于探索社会分配两极化问题的思考，并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思想理论，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也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经济正义思想的内在属性

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是人类在长期追求理想社会的历程中形成的共同的价值渴求，是人类改造社会不可或缺的存在维度。经济正义思想具备历史性、人民性、实践性三重内在属性。（一）历史性。中国传统文化蕴藏着丰富的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思想。《辞源》认为“公正”即“不偏私，正直。”在我国古代，“正义”与“公正”被视为是一种美德或者道德修养，并没有被提升至社会价值取向的高度。我们从中不难窥探公正这一概念内含着不偏不倚、公正无私等价值取向。中国传统社会公正思想的理论渊源通常归之于儒家所谓“大同”理想。一度服膺思想家所描绘的“大同社会”蓝图，并由衷地高呼“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公平正义思想是对我国传统文化中公正基本认知的扬弃。孔子认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1］大同社会内在要求社会成员共享发展果实。孔子的公正思想源自于其直观的社会审视，“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2］在孔子的话语构建中，“寡”与“不均”成为社会不公正的主要表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知识群体对于公正理念有着深切的认识。传统社会“大同”理念为早期探索实现社会公正的具体路径提供了价值定位和思想坐标。近代以降，特殊的社会环境促使中国社会知识群体在更高层次和多方位进一步审视社会的经济正义。追求公正反对分配两极化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公知群体描绘和追求理想社会的内在逻辑。洪秀全以农民的视角提出，建设“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有衣同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将数千年农民追求公正的社会梦想幻化成神州大地上的“人间天国”。维新变法领袖康有为追求公正的逻辑在于，要解脱人民疾苦“惟行大同太平之道”，所以难以超越调和君臣关系的历史藩篱。在他看来，“遍观世法，舍大同之道而欲救生人之苦，求其大乐，殆无由也。”［3］谭嗣同的公正理想依然以维护儒家“大同”思想为根基，但却闪烁着更为强烈的批判主义火花。他说：“人人能自由，是必为无国之民……君主废，则贵贱平；公理明，则贫富均。”［4］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将社会的不公首先归于经济上的不公，“盖酿成经济组织之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5］120他从自身的政治抱负出发，寻求解决分配两极化的社会方案，所以他提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以及“耕者有其田”解决路径。以其视角观之，必须在发挥资本功效的同时，合理有序规定资本的有效范畴和边界。（二）人民性。西方思想中也有很多关于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论述。西方公平与正义理论建诸现实世界特别是对资本主义世界批判基础之上，是广大人民群众对生产资料或资本所有者剥夺的回应与反击。从莱库古改革到毕达哥拉斯主张通过相互馈赠而平衡富余与不足的尝试，从柏拉图的分工正义理论、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理论、边沁和穆勒的功利主义公正理论到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每一流派都从自身的理论和实践出发规划着公平正义的范畴，为人类实现公正而又美好的世界蓝图添色加彩。卢梭的思想不仅是法国大革命的哲学基础，也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直接源头，从而也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间接来源。卢梭将实现人类平等与公正诉诸于财产的公有制，并要求中央政府对生产劳动实行管制。［6］19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对于如何实现社会公平与公正，进而为完成其改造现实社会的理想与追求而不懈努力。巴贝夫和卡贝提出绝对平等的原则，但圣西门和傅立叶则承认人的能力不平等，他们将按能力取得报酬看作是实现社会公正的希望。路易•勃朗综合上述观点认为，实现未来社会公平与正义应是依照按需分配的原则来进行。欧文将其实现社会公正的理想付诸实践，并为此倾尽其家财尝试创立共产主义公社。马克思主义认为，财富占有不公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立基于此，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完成“对剥夺者的剥夺”，就是消灭无产阶级自身，使自身摆脱“被剥夺者”的悲惨命运。［6］12由此可知，社会主义本质上与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资本主义相对立，内含防止两极分化的天然意蕴。（三）实践性。的认知与思维结构萌生于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使得包括在内的近代中国思想巨匠们大多倾向于张扬主体意志能动性，因而有学者认为思维结构中有着突出的意志维度。的价值关切点和核心主题是如何超越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等非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尊重规律的旨趣在于改造世界和社会，完成其构建新型社会的价值追求。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7］1471马克思的表述则为，“代替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294从历史的视野来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始终强调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旨趣就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对共产主义社会生活有过生动而具体的描述，彰显其社会理想的价值维度。在他看来，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可以“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8］85同马克思有相类似的描述：每个社会成员都逐步做到“亦工亦农，亦文亦武”，都要把自己培养成“拿起铁锤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能种田，拿起枪杆子能打击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9］53－54的终极价值追求即是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在的话语中，防止社会分配的两极化主要是为了克服劳动和人自身发展的异化。说到底，人的意义和价值问题是追求经济正义的内核。

二经济正义思想的基本逻辑

从历史的视野来看，利益是人类社会发展、变迁以及人的行为追求的内在驱动因素和根本动力。以其特有的视野对社会分配两极化现象进行了剖析，有着清晰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制度逻辑。（一）理论逻辑：公有制和共同富裕是实现经济正义的根本路径。对社会分配两极化现象的描述并不是使用“两极化”语词本身来实现，而是用一种大众化的通俗的形式来表达，即“过分悬殊”。他在反对平均主义时指出，“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10］130他认为，城乡差别导致贫富悬殊过大和社会分配不公，引起社会不满情绪。站在当下的视角，把社会分配两极化表述为“过分悬殊”似乎理论性不足，但对于当时的历史语境来说却是恰如其分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建设初期，除极少数人的理论素养较高外，我国国民的绝大多数人受教育程度还相当低下。如果某种思想理论以一种相当学术化的形式呈现在民众面前，其现实作用在很大程度会被弱化。“过分悬殊”作为我国民族通俗语言构建，其语词含义绝大多数民众都耳熟能详，具有很强的可接受性，极大地提高了其所承载思想理论的传播速度。与此同时，认为防止社会分配两极化内在地包含共同富裕，犹如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社会主义代替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制度无疑是人类社会发展史的一大飞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维度。对此深信不疑，“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11］495－496理论上，公有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支撑，私有制经济则与之相悖。然而，由于社会生产的水平是确保公平正义在何种物质层次上付诸实践的可能，因而市场经济和私有制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依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建国后，面对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私有经济的社会现实，满怀信心地指出，共产党人不但不怕私有经济，反而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12］1060在看来，私人资本的发展应该而且可能服从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大局。为了避免在私有经济造成新的贫富差距，他规划了私人资本的活动范围，“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12］1061（二）实践逻辑：经济规律是实现经济正义的客观要求。经济规律表现为经济运动中的某些必然趋势，是经济现象与经济运动中内在性、本质性和必然性的联系。实现经济正义的路径立基于马克思认识人类社会的诸多理论，特别是价值规律理论。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能逾越价值规律的束缚。从当下视角出发，价值规律似乎是社会科学中最为浅显和毋庸置疑的经济规律，然而就当时的语境而言能够明确认知价值规律，并申明以此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并非易事。对于价值规律曾有过准确的认识和把握。他曾明确提出，价值规律“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0］34他并不赞成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立即消灭私有制。这表明，在防止两极分化的前提下可以保留私有经济的方式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尤其注重在实践中采取必要的预测和限制来防止两极分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义国家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但他同时指出，“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13］678－679的话语逻辑将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与防止社会分配的两极化相并列。绝对平均主义是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社会形态。指出，“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不过一则见之于政治生活方面，一则见之于物质生活方面罢了。”［14］91绝对平均主义在充盈着不公正的传统中国社会显然极具蛊惑性和煽动性。它要求不管劳动者为社会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如何，一律平均分配个人消费品，不承认在社会主义阶段客观存在的劳动差别。指出，“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14］1094－1095对于绝对平均主义的批判与否定并非基于其价值目标的维度，而主要是基于其客观规律性的缺失。指出，“（绝对平均主义）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14］91（三）制度逻辑：惩治腐败是实现经济正义的必由之路。经济现象首先是政治现象。经济不可能脱离政治、文化等社会性因素而存在，没有抽象与孤立的经济现象。社会经济领域的公平与正义并非纯粹的现实世界，而往往充满着丰富的意义追求与多重的价值维度。就当代中国而言，经济正义的实现和社会分配两极化在何种程度上得以控制与党的合法性天然勾连。权力来自于人民是党的执政合法性的政治伦理学基本依据。民生问题是维系党与群众关系的纽带，也是党在何种程度上维护人民利益的试金石。“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那么，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疼痒，就得真心真意的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14］138－139国家起源于社会管理的需要，“社会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机关———为首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8］12“腐化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财富的交换”。［15］66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工人阶级“应当保证本身能够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16］12－131944年，在的倡议下，中共中央将郭沫若所著《甲申三百年祭》列为全党学习文献，要求全党上下以李自成为戒，切实避免明末农民起义的悲剧重演。建国之初，我们党的角色由在野党转向执政党发生转换，党员干部异化、腐败的风险急剧提高。中共中央高度关注腐败以及因腐败引起的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的问题。更是直指腐败危及党执政之基，他告诫全党，“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特权和身份为尺度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尺度，与社会主义的公正原则相背离。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党的合法性和执政地位是永恒的、一劳永逸的。不断巩固和发展党的执政基础和永葆党的合法性就必须杜绝党的肌体被腐败毒瘤所侵蚀。反对腐败和防止权力异化是社会主义国家长期而又艰巨的历史课题。

三经济正义思想的当代价值

两极化范文篇10

一、刑事政策

什么是刑事政策？我所理解的刑事政策是指代表国家权力的公共机构为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正义，围绕预防、控制和惩治犯罪所采取的策略和措施，以及对因此而牵涉到的犯罪嫌疑人、犯罪人和被害人所采取的态度。它具有五个特征：意向性，即意志倾向性。刑事政策就其基本精神而言，是国家或执政党对犯罪现象的意志倾向。意向性是确定性与不确性（模糊性）的统一；开放性。刑事政策本身是个开放的系统，它的存在与发挥作用，是以与外界不断交换信息为前提，这是它的生命力之所在。正因为如此，刑事政策适时、适地的出台来平衡国家、社会、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利益，使之协调稳定，从而弥补法律之不足；综合性。刑事政策的立足点虽然仅限于刑事范围，但其可以跨越刑事法律，直至法律范围以外的相关领域；层次性。刑事政策不仅有全国性的，还有地方性的。如对“”的打击就是全国范围的；权威性。刑事政策可以直接渗透甚至直接左右刑事立法的原则规定和刑事司法的弹性幅度，政策能转化为法律，而法律只能体现政策。当法律与政策相抵触时，必须依据刑事政策，法律对形形色色的客观危害行为没有明确规定时，必须依据政策来理解法之精神作出裁判。

二、“严打”刑事政策的界定

邓小平曾说：“解决刑事犯罪问题，是长期的斗争，需要以各方面做工作，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打’才能治住，搞得不痛不痒，不得人心。我们说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严打”是“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简称，是我国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违法犯罪升级、蔓延而采取的一项重要刑事政策。在犯罪呈趋重态势的情况下适时进行“严打”，对有力制止严重犯罪，迅速扭转社会治安状况，对及时教育、挽救和警戒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人，对教育防范、管理、建设等其他预防犯罪措施的实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作用是任何其他措施不能代替的。严打也只是我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它是有限度、有条件的，其虽可以通过严惩犯罪遏制犯罪增长但毕竟只是事后的补救措施，不会消除产生犯罪的各种因素，不应该成为一种经常性的手段。对于一些情节轻微、社会危害不大、人身危险性小的犯罪，应当适用轻缓刑事政策，采取非监禁化、非刑罚化的轻缓措施，以尽快实现犯罪人的社会回归和社会秩序的恢复。所以我们还必须贯彻轻缓的刑事政策。

三、轻缓刑事政策的界定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适用轻缓刑事政策，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又是推进和谐社会构建的有效手段。轻缓刑事政策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精神，对于有效地打击和预防犯罪，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对实施了轻罪的行为人适用轻缓刑事政策，可以使他们充分体验社会的宽容和温暖，有利于改过自新、回归社会和自身发展；二是有利于保持犯罪人家庭的稳定与和谐。避免给犯罪人的家庭带来情感缺失，增加经济负担，甚至出现家庭破裂或其他负面效应；三是有利于化解犯罪人和被害人的冲突。在对犯罪人适用轻缓政策时，通过充分听取和考虑被害人的意愿，既提升了被害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又可以较好地化解双方的矛盾和冲突，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四是有利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在当前刑事犯罪问题日益严重与司法资源明显不足的矛盾背景下，适用轻缓刑事政策，减少了诉讼环节，降低了诉讼成本，节约了诉讼资源，从而能集中人力、物力查办严重刑事犯罪，突出打击重点和效果，保证严打政策目的的实现；五是有利于推进司法文明。轻缓刑事政策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刑事政策之一，适用轻缓刑事政策符合世界潮流，有利于树立我国的良好国际形象。适用的条件有：一是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性小,有明显悔罪表现,且犯罪具有偶然性；二是犯罪情节、手段轻微,没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其三必须征得被害人的谅解,并已赔偿被害人的损失。适用对象条件包括：一是轻微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系未成年人或在校学生的；二是已经达成赔偿协议的轻伤害案件犯罪嫌疑人；三是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突出贡献的犯罪嫌疑人；四是盲、聋、哑及老年犯罪嫌疑人等。

人性化是现代法治中不可或缺的价值底蕴。刑罚轻缓化标志着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经济的发展和人的价值的实现，是刑事政策科学化的要求，是坚持刑罚功能有限性科学理念的必然选择。但在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下，一味强调轻刑化显然不切合社会实际，过轻的刑罚对犯罪缺乏足够的威慑力，难以起到预防和减少犯罪的作用。如犯罪嫌疑人和受害都双方均为未成年人时，对犯罪嫌疑人过分强调轻刑化，容易给其他未成年人造成只要是未成年人犯罪就会从轻或免于处罚，这样会造成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因此，无论是适用重刑主义即实施“严打”重用刑罚还是实行轻刑主义即实行轻缓刑事政策都不适应我国现阶段的实际，因此笔者认为应实行“严打”与轻缓刑事政策相结合的两极刑事政策。

四、“严打”与轻缓刑事政策相结合的两极化刑事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