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范文10篇

宽严范文篇1

【关键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刑事侦查

近来学界提出了极富“与时俱进”特色的刑事政策新思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检更是为落实这一政策出台了专门文件。简言之，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当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互补，宽严有度。”“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并非是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简单的名词置换，而是根据当前社会治安环境的变化，面对刑事案件数量急剧上升的现实，为适应新时期刑事侦查工作的特点应运而生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承袭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合理成分，祛除了其中不科学、甚至于错误的因素，突出了有益于增进和谐“因子”的内涵。

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已成为检察和审判工作指导方针的背景下，侦查机关在刑事侦查工作中“何去何从”呢?学术界和侦查实务界对这一问题鲜有探讨。笔者认为，在构建和谐社会，讲究司法的社会效能的今天，在侦查工作中也应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宽严相济中的“严”，学者长期在研究刑事政策时对此已有相当成熟的论述和共识，而对于其中的“宽”，即“宽缓”的刑事政策探讨很少，而“宽缓”恰恰是时下倡导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所强调的“内涵”，基于这样的考虑，文章把讨论的视角放在刑事侦查工作中如何把握“宽缓刑事政策”之上。

一、贯彻宽缓刑事政策的前提——科学侦查理念的确立

在以人为本，创建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过程中，必须树立尊重和保护人权的价值理念。在刑事侦查工作中，保护人权，充分展示人的主体价值，理应成为我国刑事政策的价值取向。

如果将打击犯罪放在刑事司法的首要价值取向，在刑事政策上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为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将侦查手段用到极致，进而侵犯人权，造成新的社会关系的破坏，那就违背了司法的初衷。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绝不因为受到刑事追究就丧失了基本的人权，相反，由于他们人身自由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和剥夺，其合法权利更应予以保障。因此，只有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刑事政策的首要价值追求，才能实现刑事司法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

刑事侦查人员在观念上必须袪除“有罪必究”、“究必从重”的重刑主义烙印，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办案，坚持实体和程序并重，在具体的侦查工作中践行宽缓刑事政策。

二、宽缓刑事政策的贯彻——根据刑事侦查工作的流程展开

(一)立案程序

长期以来，受立案指标等因素的牵制，侦查机关中“先破后立”或“不破不立”的传统观念较深，先破案后立案的做法很普遍。为了追求立案数量，案件立起来就不能撤，形成撤案即错案的观念。将立案数作为考核侦查工作的主要标准产生了这样一种现象：为了完成立案工作指标，侦查人员费尽“九牛一虎之力”查找犯罪嫌疑人、收集犯罪证据，将许多自诉案件或不符合立案条件的案件予以立案。此外，对证据不能达到立案标准的，不予以撤案，而是“疑案从挂”，严重地侵害了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

当前立案程序中“立案扩张”的做法与宽缓刑事政策的意旨是相左的，必须予以纠正。

1.严格执行法定的立案标准

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条第1项的规定，有危害社会的违法行为，但是情节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就不应立案。

此外，符合《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的凡是犯罪嫌疑人具有法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之一的，就不应当立案。

2.对于符合特定情形的被追诉人不予立案

犯罪嫌疑人是初犯、偶犯，未成年犯，过失犯，如果其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性小，犯罪情节轻微，犯罪行为发生后能积极自首，并能和被害人就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失达成赔偿协议并切实履行的，本着“教育挽回”的政策，可以不立案。

对因亲友、邻里及同学同事之间纠纷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要本着“冤家宜解不宜结”的精神，着重从化解矛盾、解决纠纷的角度处理，可以不立案。

(二)强制性措施的适用程序

强制性措施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是控制犯罪嫌疑人、收集证据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又极易侵犯人权。针对强制性措施在实践中易于滥用和误用的现象，有必要对其予以规范。

第一，羁押性措施的适用。在我国，侦查中适用逮捕措施较为普遍，使得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被羁押成为“常态”。从最高检工作报告的相关数据中不难发现，近三年来，全国检察机关的刑事案件批捕率始终在90%左右。

笔者认为，应将逮捕作为一种例外和最后的措施。逮捕只在必要情况下才适用，避免羁押措施适用的随意性。为此，应当确立一种既能控制被追诉人，保障其及时到场接受讯问，又能替代逮捕的制度——保释制度。

第二，羁押期限的规定。按照刑诉法的规定，侦查羁押一般不超过两个月，但实践中羁押几年的情况很常见，羁押十几年的也屡见报端。严重地侵害了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

为防止羁押期限超过被追诉人可能判处的刑期，对其权益造成不应有的侵害，立法上应对轻罪和重罪的羁押期限分开规定。轻罪的羁押期限应相对较短，一般不得延长；重罪的羁押期限相对较长，符合严格法定条件的可适当延长。

此外，应将羁押期限和办案期限严格分开。办案期限可规定得比较宽松，基于诉讼的需要，符合法定条件的还可多次延长。但羁押期限则应规定得非常严格，除非符合非常严格的条件，否则不得延长。如果羁押的期限已至，必须将被追诉人释放或变更为强制力度更低的强制性措施。

(三)侦查终结程序

侦查终结程序作为承接侦查与审查起诉中的诉讼环节，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发挥了“过滤”和“递进”的作用。然而，我国侦查终结程序中存在着不少与保障人权相背离的“痼疾”。

1.侦查期限

我国刑诉法规定了起诉和审判的期间，而没有规定侦查期间。国外恰恰是对侦查的期间作出规定，而不规定审判的具体期限，因为他们认为审判权作为司法权，是一种判断权，审判的过程就是法官心证形成的过程，为保证法官心证形成的独立性和充分性，不宜用时间来加以限制。与此相对应，在他们看来，侦查权是一种行政权，行政权的行使应当是有时间限制的，否则公民的权利就会始终处于不安定状态，因此，侦查期间届满，国家的侦查行为即告终止。笔者认为，规定侦查期间对于保障涉讼公民的权益是非常必要的，侦查权的存在对于涉讼公民来说，无疑是一种负担，侦查程序早日完结实在是一种福音。

2.补充侦查

我国刑诉法对补充侦查程序规定的条件则较为宽松。在时段上，侦查机关在审查批捕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和法庭审理阶段均可以补充侦查，补充侦查成了常态，从而使侦查终结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侦查程序实际上终而未结。显然，这种情况对于公民的人权保障是非常不利的。加上我国刑诉法并未限制补充侦查的方式，实践中，侦查机关补充侦查时仍然大量采用强制侦查手段，这就使补充侦查制度对公民权利保障形成了极大的威胁。此外，侦查机关还往往借频繁的退查变相拉长办案期限。笔者认为将来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应从时段和手段上对补充侦查作出限制。

3.疑案的处理

此处所谓“疑案”，是指侦查机关经过反复侦查，在法律规定的侦查期间届满时，既无充分的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了犯罪，也无充分的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没有实施犯罪。

目前法律没有规定侦查机关应该如何处理疑案。实践中，办案人员对疑案的处理方式大多是既不做有罪认定也不做无罪认定，而是长期搁置起来。即实行“疑案从挂”，而且一挂就时间很长，有的两三年甚至更长。使犯罪嫌疑人长期处于罪与非罪不明的准犯罪状态，地位非常尴尬。

对于侦查终结阶段的疑案如何处理才更科学合理呢?笔者认为，可以参照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对于“存疑”案件的处理方式。即对侦查终结时证据不足的疑案的处理，理应把握一个基本原则：证据不足的撤销案件。

(四)侦查监督程序

在我国，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现阶段由检察主导的侦查监督工作存在不少问题，笔者在剖析问题的基础上，提出解决对策。

第一，监督主体。

我国赋予检察机关侦查活动监督权的同时，又确立了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公安机关的“反向”制约，肯定了侦查的独立性，却抑制了检察职能的发挥，使得法律监督的权威性难以充分体现。

如何防止侦查机关滥用侦查权，加强对侦查权的控制成了司法改革的紧迫命题。据此，有学者提出我国应效仿西方国家的做法，由法院对侦查活动进行司法控制。这种改革方案无疑需要对现行司法体制作较大调整，这种“伤筋动骨”的改革方案，不具现实可操作性。笔者认为，在现行的体制下，相对合理的改革思路应是重塑公检之间“互相制约”的格局，即在“互相制约”中充分体现检察机关的监督权，构建起层次递进的工作关系，赋予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更为全面、强大的控制权力，强化检察机关的监督主体地位。

第二，监督内容。

虽然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对一切侦查活动都有权监督，但在我国现行的监督机制下，除了逮捕必须经检察机关批准外，侦查活动中其他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利的强制性处分，包括拘留、监视居住、取保候审、搜查、扣押、查封、冻结等，都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自行执行。侦查机关享有广泛的侦查权，在程序上缺少外部制约机制，使得侦查活动具有“任意主义”倾向。

为了使侦查监督“实至名归”，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笔者认为，凡是侦查程序中涉及限制和剥夺公民人身自由、财产、隐私权利的重大侦查行为以及捕后变更强制措施的，都必须由侦查机关向同级检察机关提请审批；在紧急情况下，侦查机关可以事先采取侦查行为，事后报检察机关审查是否合法。同时，检察机关有权随时接受犯罪嫌疑人的申诉和控告，对侦查行为的状况实施全程监督。

第三，监督方式。

现行法律规定检察监督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发现侦查机关在侦查活动中是否存在违法行为。而检察机关审查批捕、审查起诉的大量工作是审查侦查机关报送的书面材料，但侦查活动违法的情况很难反映在案卷中。即使犯罪嫌疑人提出侦查中有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因难以收集充分的证据，多数难以查实。这种监督的置后性、参与程度的有限性以及权力行使的被动性，使检察机关难以有效预防和及时纠正侦查违法，不利于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笔者认为，对于严重危及被追诉人的人身、财产权益的强制性措施和侦查措施的适用应以事先获准检察机关的审批为原则，检察机关在特定的重大、疑难案件侦查过程中也应全程介入监督。

第四，监督效力。

刑诉法第7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捕工作中，如果发现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况，应当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公安机关应当将纠正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同时，《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88条规定，检察机关提出的纠正意见不被接受的，由上级检察机关通知同级公安机关督促下级公安机关纠正。但对公安机关拒不纠正的，却没有明确的法律措施和制裁规范，使得监督效果大打折扣。

笔者认为，法律必须明确检察机关向侦查人员提出建议或发出纠正违法通知后侦查人员拒绝接受的法律后果，否则，监督就形同虚设。对于无正当理由拒不接受监督建议或者继续违法侦查的侦查人员，可以考虑由检察官要求公安机关予以更换，并追究其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

参考文献：

[1]樊崇义，等著.《刑事诉讼法修改专题研究报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358.

[2]张智辉，邓思清.论我国刑事强制性措施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法商研究，2006，(1).

[3]陶澜.嫌疑人缘何坐“牢”十年.北京青年报，2001.

宽严范文篇2

一、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解读

宽严相济是在党和国家理性的认识到犯罪源于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矛盾和社会结构中诸多致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的前提下，提出的现实主义的刑事政策，是继战争时期、适应对敌斗争需要提出的、以“惩办”为侧重点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之后，适应和平时期构建和谐社会需要而提出的、侧重于“宽”的一项怀柔刑事政策，可谓乱世用重点，盛世用轻刑。认知宽严相济，可以简单概述为“宽之有限，严之有度，审时度势，宽严并用”。

宽之有限的“宽”，是指宽大、宽容和宽缓。一是该轻而轻，二是该重而轻。前者意指轻微犯罪应当处以轻刑，是罪刑均衡、罪责相应的题中之意。后者意指罪行虽较重，但因行为人有坦白、自首、立功等法定和酌定情节而予以从宽处理，体现刑罚对于罪者的攻心和感化。“限”是对“宽”的限量、限制和底线，强调不能宽大无边，不能因为“宽”而放纵、轻纵犯罪。

严之有度的“严”是指严格、严厉和严肃。法网严密，有罪必罚，该重则重谓之严格。刑罚苛厉，从重处罚谓之严厉。循法而法，不徇私情谓之严肃。“度”是对“严”的法度、尺度和限度，强调不能严厉无比，不能因为对“严”的追求而超越法律，恣意妄为。

审时度势是指宽严的程度和比重应当根据时空条件、区域形势进行调整，并因罪制宜。一是要因时制宜，要根据一定时期的治安状况和犯罪态势确定刑罚的轻重。二是要因地制宜，刑罚轻重要考量特定区域某类犯罪的频度和危害程度。三是坚持重罪重处，轻罪轻处，对惯犯、累犯重处，对初犯、偶犯，尤其是未成年人轻罚。

宽严并用是指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做到宽中有严、严中有宽，使宽严相济。刑罚的宽与严虽然有区别，并且在不同时期，对不同的犯罪和犯罪人应当分别实施宽和严的刑罚，但并不是宽而不严，严而无宽，二者的相对性决定了刑事司法要宽严并用。“严打”中我们强调“严”，并不是一味要求放宽成罪条件和施以重刑，而是严格成罪标准，并且对于虽犯重罪，但有自首、立功、坦白的，在从重处罚同时予以从轻处罚，从而体现严中之宽。宽中之严在司法实践中也多有昭示。

二、宽严要济刑事政策的司法体现及其意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司法实践中主要是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的：1、非犯罪化。即对于刑法虽规定为犯罪，但由于犯罪情节轻微，危害不大，司法对其不作为犯罪处理。侦查阶段能作治安处罚的不作犯罪追究，起诉阶段的微罪不诉，审判阶段能不定罪就不定罪就是司法非犯罪化的集中体现。2、非监禁化。即行为人虽然构成犯罪，但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对其判处管制、缓刑或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3、严惩恶性犯罪和多发性犯罪。对于杀人、强奸、抢劫、绑架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黑恶势力犯罪和多发性犯罪通过司法过程的从重处罚体现刑法之“严”。4、实施刑事和解。即从修复社会秩序、节约司法成本，促进社会和谐的立场出发，允许加害人通过认罪、赔偿、道歉等，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取得被害人原谅，从而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刑事处罚或者从轻处罚。

宽严相济作为一项重要的刑事政策，是在我国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提出来的，是创建和谐社会的保障。它通过改造、预防犯罪、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和秩序，促进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三、面临的利益冲突。

1、刑事自诉与不予追诉。为使公民人权得以充分尊重和保护，我国在刑事公诉制度基础上设置了私权救济制度，即刑事自诉制度。依据此制度，对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司法机关已做出不予追诉决定的案件，当事人可以凭借自行收集的证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诉讼。目前，各个司法机关都在认真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一些之前按犯罪追诉的刑事案件现在被拒之门外，与之对应的刑事自诉案件却日益增多，人民法院常处在体现轻微刑事犯罪“宽”之司法待遇与尊重和保护私权的两难境地中。仅今年，笔者就接触了两起因公安机关不予立案、公诉机关做出不予起诉决定，自诉人提起自诉而缠诉上访的案件。

2、实施刑事和解中尊重私权与体现公权的冲突。刑事和解对于修复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具有不可低估、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这项制度虽处在不成熟不规范状态，但顺应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需要，各地法院正积极探索并运行之。有入室抢劫作案三次并致人死亡，因被害人强烈要求赔偿，在得到超额赔偿后，请求法院对加害人从轻判处，法院对其当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判处死缓之；也有因交通肇事致一人死亡，在赔偿损失后，尊重被害人意见，法院对行为人判处免刑的案例。由此引发尊重私权与维护国家利益、社会正义的冲突。在人权写入宪法的当下，尊重私权固然重要，但对私权尊重的边际在哪里？失之过宽会不会走入另一个极端？

3、社会认同感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刑罚轻缓、谦和、节俭是刑事司法的国际化趋势。我国虽有重刑的司法传统，但近几年来，随着社会日益稳定，国家日益昌盛，宽缓的刑事司法思想越来越被理论界、司法界的有识之士认同，并逐渐成为主流的法律思想。但宽严相济作为和平时期推出的一项旨在“宽”的刑事政策，要满足重刑思想已根深蒂固的平民百姓的法正义情感，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尚需待一个漫长的过程，同时刑事司法也不能不考虑社效果，走入固步自封的死胡同，因而会产生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社会认同的冲突。诸如杀人偿命与“少杀”、“慎杀”，对重刑犯放宽条件予以减刑、假释与老百姓嫉恶如仇之心理的冲突。

四、利益衡平的考量和把握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符合现代刑事司法的国际化趋势，符合我国目前刑事司法的客观条件，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虽然在贯彻执行中会遇到许多利益冲突，甚至障碍，但一以贯之是刑事司法的历史使命。作为刑事法官，我们惟有深刻领悟它的思想内涵，认真研究刑事司法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才能准确把握和平衡各种利益关系，取得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双赢。为此，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考量与把握。

1、处理好个别正义与普遍正义的关系。个别正义与普遍正义在通常情况下并没有矛盾，正是一个个符合公意的个别正义才汇合成社会的普遍正义。但是，在处理形形色色的刑事案件中，我们也难免陷入顾此失彼的尴尬境地。如前所述，我们在受理已做出不予追诉决定的自诉案件时、在刑事和解中平衡公权与私权的关系时就常常面临选择和取舍。刑事司法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公权，它的首要使命是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实现普遍正义，只有国家稳定，社会祥和，才有私权存在的空间并使之成为实然的权利。刑事和解更多关注和尊重私权，它可以在较为狭窄和肤浅的层面上体现刑事司法惩治犯罪、伸张正义的社会功能。而作为刑事自诉制度，其本身就是为防止公权对私权救济不力，从而不能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而存在的。刑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利器作用和本质任务决定了当我们面临个别正义与普遍正义的矛盾冲突时，应当慎重考量孰轻孰重，既要充分尊重和保护公民个人的权利，又要充分把握做出的判决对公民行为和社会规范的引导，要从维护公共利益、社会整体秩序和实现社会普遍正义的高度把握宽的边缘、严的底线。

2、善于展示刑罚的怀柔之情。对于刑罚，自古以来，人们更多关注它刚的一面，大有谈刑色变之势。其实，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刑事理念的不断更新，刑罚宽缓、柔和的面目日益显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正是应运而生。刑罚是一种社会报应，任何刑罚都蕴含着原始的、简单的等量的报应，由此，它可以有效遏制犯罪，但是，刑罚不是万能的，更不是消灭犯罪的工具。我国目前处在各种矛盾和利益交织的社会转型期，在适用刑罚时，我们更不能忽视犯罪的社会因素，从而对罪者施予重刑。因为，超值超量的刑罚违反人道主义原则，会破坏社会的公平正义，也不利于对犯罪人的教育感化和社会稳定。我们要深刻领悟现行刑罚的人性关怀，充分关注犯罪人的从宽量刑情节，依法适用从轻、减轻和免除处罚，可不作为犯罪处理的不作为犯罪处理。同时，对犯罪人享有的上诉、申诉、辩解、辩护等权利予以足够支持，即使有些要求法律上尚无明文规定，只要与现行法律政策不相抵触，也要使之得以满足。

宽严范文篇3

1谦抑含有缩减或者压缩之意。刑法的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换言之，凡是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抑制某种违法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凡是适用较轻的制裁方法就足以抑制某种犯罪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规定较重的制裁方法。英国哲学家边沁有一句名言，称“温和的法律能使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具有人性；政府的精神会在公民中间得到尊重。”这句话可谓刑法所以要奉行“谦抑内涵”的法哲学基本理论。

2刑法的谦抑性不是刑法典中法定的概念，而是刑法理论上的一个概念，它是现代刑法的重要理论成果，也是人类追求民主、自由而应从国家所取得的必然回报。刑法具有法益保护机能与自由保障机能，前者意味着通过刑法从而保护法益；后者则意味着通过国家的刑罚权从而保障行为人的自由。但两者又会存在冲突：刑法以处罚犯罪人来实现保护法益的目的，故刑法的处罚范围越宽越有利于保护法益；但处罚范围越宽越限制了人的自由，越不利于刑法的保障功能。所以，人们一直在追求二者的协调和平衡，随着法治的进步，追求的结果是限制国家刑罚权的行使，使个人免受国家刑罚权的无理侵害，使个人自由真正获得保障。刑法是关于犯罪和刑罚的科学，因此刑法的谦抑性也表现为两个方面：犯罪认定上的谦抑性和刑罚处罚上的谦抑性。

（1）犯罪认定上的谦抑性的基本含义包括：在对被控行为存在合理怀疑时，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当被控行为在有罪和无罪之间时，应当宣告无罪；当事实在重罪与轻罪之间时，应认定为轻罪；无法确信某一犯罪事实是否已超过追诉时效时，应认定已超过追诉时效而不再追诉等等。

（2）刑罚处罚上的谦抑性基本含义包括：在刑事立法上，如果规定较轻的刑罚即可，就没有必要规定较重的刑罚；在刑事司法上，对于已经确定为犯罪的，如果适用较轻的刑罚即可，就没有必要适用较重的刑罚。刑罚的适用是根据犯罪人所触犯的罪名、犯罪的手段，主观恶性等量刑要素来确定的，因此对于自首、立功等量刑要素，从刑法的谦抑性出发，就应当作宽泛的解释和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

3有人认为，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帝王原则”，刑法谦抑性与之相悖，认为刑法已经对定罪和量刑作出了明确的规定，那么所谓的刑法谦抑性会损害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

其实刑法谦抑性和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是并行不悖的，因为二者的适用条件不同：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下，适用刑法具体的定罪、量刑规定乃当然之理，然而许多案件的事实并不是清晰的，甚至说模棱两可的，这时罪刑法定原则也就没有适用的条件，可法官又不能拒绝裁判，那么只有适用刑法谦抑性来推定案件的事实。可以说，刑法的谦抑性是罪刑法定原则的重要补充，罪刑法定是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而刑法的谦抑性只是刑法的一个基本理念，二者是不矛盾的。

4现代刑法的三大目标——公正、谦抑、人道。“报应预防一体理论”符合了中国人中庸之道，但有时未必符合被害人家属的利益。为了基本的生存，部分的被害人也许愿意以经济补偿的方式免除施害人的死刑。然而法院往往为了起到制裁犯罪人和威慑社会的作用而不顾被害人家属的请求仍判死刑。这连被害人都无法信服的刑法的正当性可想而知。陈兴良教授提出了“忠诚理论”，确定公民对法律的忠诚，不是畏惧而是信仰法律，信服刑罚。所以要着重对准自然犯罪而不是划定过大的法定犯的犯罪圈，使刑法起到平衡利益的作用。过度的刑罚只会助长更多的罪行。罪犯所面临的罪果越大，也就越敢于规避刑罚。为了摆脱对一次罪行的刑罚，人们会犯下更多的罪行。刑罚只是治标而不治本，要真正减少犯罪只能致力于培养人们对法律的信仰。

刑法的谦抑性体现在削减、限制和压缩法律。没有必要设置的刑法就不要设置，做到轻轻重重，总体趋轻。轻罪轻罚，重罪重惩，总的趋势是刑法的轻缓化。

二谦抑性的刑法体现

1轻刑化

谦抑性的一内在要求是“刑罚与其严厉不如缓和”，亦即“在刑事立法上，如果规定较轻的刑罚（缓和）即可，就没有必要规定较重的刑罚（严厉）；在刑事司法上，对于已经确定为犯罪的行为，如果适用较轻的刑罚（缓和）即可，便没有必要适用较重的刑罚（严厉）。”

刑罚是实现刑事责任的主要方式，一般而言，刑罚是一种强制，而强制是与自由紧密关联的、对应的两个概念。

强制的目的在于为个人在无数的未来情势中“确定他们的行事规则”，使个人能够遵循这种规则且使他能够“永不遭受强制”。——哈克耶。通过刑罚规则的确定，通过刑罚的适用，确认出一种规则，这种规则作为一种公域性知识，除非人将自己置于这种规则的境遇之中，否则他不受刑罚制裁，并且他可以利用这种规则作为实现其个人目的的手段。在明确了这种刑罚规则的含义以及刑罚的目的以后，我们不难看出，刑罚的限度只要不为刑罚规则的确认者（立法者）和具体刑罚的适用者（司法者）用以实现非犯罪者本人利益的目标，那么，这种刑罚规则和刑罚的适用程度便是正义的、可欲的，个人能遵循并利用这种规则作为一种知识实现了其个人目的，则他就获得了这种规则所旨在保障和促进的自由。当然，一国之刑罚规则自有其历史传承性和习惯性特色，因为刑罚规则是一种否定性的、正义的、正当的行为规则，有其自生自发性和演化发展性。

问题是何以要倡导轻刑化？刑罚这一强制行动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由于施以强制的目的在于确保个人在一般意义上在实现个人目的时能够充分运用自己的特定知识而避免遭受强制（刑罚）的不利后果，因此，轻刑化所要说明的是传统刑罚这一强制规则相对于能够确保个人能够避免这种强制而言，显得过于严厉，抑或超出了他的责任能力。那么，刑罚的限度只要调整在一般意义上的人在行动过程中能够避免陷入刑罚制裁的程度，刑罚便是妥适的。

作为社会安全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的刑法,其刑罚的宽严对社会稳定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多数人的观念中，刑罚似乎只是用来惩罚犯罪者的，其实不然，刑罚的目的更多的是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我国现行刑法典应借鉴国外经验，体现轻刑化的趋势。轻刑化的利弊，我们通过对周朝“明德慎罚”思想的详细论述揭示周朝得以长久统治的奥秘，然后对历史上较为繁盛的汉、唐两代的轻刑政策加以论述，以增强此观点的可信度。同时通过对秦、元、明因重刑而灭亡的历史教训更加突出减轻刑罚的重要性。在现代化建设中，重刑会给社会劳动者增加心理障碍，从而阻碍现代化建设之积极性，尤其是在经济建设领域里，更应注意刑罚的尺度。

2非犯罪化

二战后非犯罪化成为欧美刑法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引发这场运动的导火线则是1957年英国下议院通过的同性恋及委员会的沃尔芬登报告，这份报告是一个导火线，它影响了一系列包括美国在内的非犯罪化运动。例如，美国在1962年通过的模范刑法典中，确定了一个原则，即当一个人的行为不影响他人的时候，任何人都有权利反对国家干预其个人事务。模范刑法典明确主张将同性恋、以及通奸非犯罪化。

在这场非犯罪化运动过程当中，值得一提的是，欧洲委员会在1980年推出了一个指导各国刑事立法政策和刑事司法政策的非常著名的《非犯罪化报告》，该报告对什么是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犯罪化与转处是什么关系，非犯罪化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基本原则，对哪些行为可以非犯罪化等问题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正是在这个报告的影响下，欧洲很多国家在战后相继废除了同性恋、堕胎、、药物滥用等等过去的刑法规定。其中，荷兰是最先通过立法把安乐死非犯罪化的国家。

非犯罪化是刑法谦抑性的一个重要表现，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它要求刑法在罪与非罪的界限问题上，对部分传统上认定为犯罪的行为排除在刑法规范的调整之外，并对新型社会危害性行为力求以其他法律规范予以调整。非犯罪化在今天不只是一种价值理念，更是已成为当今世界众多国家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努力方向。

非犯罪化、非刑罚化运动正在国际上蓬勃兴起。其基本精神是坚持刑法的谦抑性，促进刑法向着轻缓化的方向发展，也反映了各国对犯罪的现实主义态度。在非犯罪化方面，许多国家采取了包容策略；在非刑罚化方面，倡导“刑罚代用物”，如缓刑、保安处分、社区劳动、转处。以上都反映了目的刑观念的要求。中国的犯罪化进程与非犯罪化进程并非截然对立的，而是趋向同一目标。非犯罪化使得刑法越来越集中到暴力犯罪、涉黑犯罪、贪贿犯罪领域，实现有限司法资源的最大利用，也即轻轻重重。

刑法的真实含义是在社会生活事实中不断发现的，司法上的犯罪化，并不必然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我国司法机关应当在遵循刑法第3条后段的前提下，积极地实行司法上的犯罪化；刑法第3条前段不是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而是基于我国刑法分则条文的特点，为了限制司法机关的出罪权、控制司法上的非犯罪化所作的规定；我国司法上的非犯罪化的空间很小，因而也不能盲目模仿西方国家的刑事司法策略与做法。

三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理解

对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可以通过的“宽”、“严”和“济”这三个关键词进行语义学上的分析，从而揭示其基本蕴含。

1宽严相济的“宽”是指宽大、宽缓和宽容。宽严相济的“宽”具有以下两层含义：一是该轻而轻，二是该重而轻。该轻而轻，是罪刑均衡原则的题中之义，也合乎刑法公正的要求。对于那些较为轻微的犯罪，本来就应当处以较为轻缓的刑罚。该重而轻，是指所犯罪行较重，但被告人具有坦白、自首或者立功等法定和酌定情节的，法律上予以宽宥，在本应判处较重之刑的情况下判处较轻之刑。该重而轻，体现了刑法对于犯罪人的感化，对于鼓励犯罪分子悔过自新具有重要意义。宽严相济的“宽”，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形：

一是非犯罪化。非犯罪化是指本来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基于某种刑事政策的要求，不作为犯罪处理。非犯罪可以分为立法上的非犯罪化与司法上的非犯罪化。

二是非监禁化。非监禁化是指某一行为虽然构成犯罪，但根据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判处非监禁刑或者采取缓刑、假释等非监禁化的刑事处遇措施。

三是非司法化。非司法化是就诉讼程序而言的，在一般情况下，凡是涉嫌犯罪的都应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但在某些情况下，犯罪情节较轻或者刑事自诉案件，可以经过刑事和解，不进入刑事诉讼程序案件便得以了结。非司法化，是对轻微犯罪案件在正式的刑事诉讼程序之外得以结案的一种方式，体现了对轻微犯罪的宽缓处理。

2宽严相济的“严”，是指严格、严厉和严肃。这里的严格是指法网严密，有罪必罚。严厉是指刑罚苛厉，从重惩处。严肃是指司法活动循法而治，不徇私情。在上述三种“严”的含义中，尤其应当注意的是严格与严厉。储槐植教授曾经指出四种刑罚模式：严而不厉、厉而不严、不严不厉、又严又厉。严而不厉是指法网严密，刑罚却并不苛厉。厉而不严则是指刑罚苛厉，法网却并不严密。显然，我们应当追求的是严而不厉，摈弃厉而不严。在此，存在着严与厉之间的负相关性：严可以降低厉，不严则必然以厉为补偿。例如，十个人犯罪，每个人都受到刑罚处理，只要每人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就足以维持刑罚的威慑力。但如果只有五个人受到刑罚处罚，另五个人逍遥法外，那么为维持同等水平的刑罚威慑力，对五个受到刑罚处罚的犯罪人每人就要判处十年有期徒刑。换言之，逍遥法外的五个犯罪人的刑罚转嫁到了受到刑罚处罚的五个犯罪人身上。这就是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里亚所揭示的刑罚不在于严厉，而在于使犯罪分子及时受到惩罚的原理。因此，宽严相济的“严”虽然同时包含严格与严厉这两个方面的精神，但我们更应当强调的是严格。即该作为犯罪处理的一定要作为犯罪处理，该受到刑罚处罚的一定要受到刑罚处罚。当然，对于严重犯罪仍然应当坚持“严打”，也就是该重而重，发挥刑罚的威慑力。

3宽严相济的“济”，具有以下三层含义：

一是救济，即所谓以宽济严、以严济宽。刑罚的宽与严是相对而言的，例如死缓相对于死刑立即执行而言是一种宽缓的处理；但死缓相对于无期徒刑而言又是一种严厉的处理。正因为宽严具有相对性，没有宽则没有严，没有严也就没有宽。因此，应以以宽济严，也就是通过宽以体现严；以严济宽，也就是通过严以体现宽。

二是协调，即所谓宽严有度、宽严审势。宽严有度是指保持宽严之间的平衡：宽，不能宽大无边；严，不能严厉无比。宽严审势是指宽严的比例、比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应当根据一定的形势及时地进行调整。

三是结合，即所谓宽中有严、严中有宽。宽和严虽然是有区别的，并且不同时期、不同犯罪和不同犯罪人，应当分别采取宽严不同的刑罚：该宽则宽，该严则严。但这并不意味着宽而无严或者严而无宽。实际上，既无绝对的宽又无绝对的严，应当宽严并用。例如在对严重犯罪实行“严打”方针，以从严惩治为主，但并不意味着一概不加区别地适用最重之刑。某些犯罪分子，所犯罪行虽然极其严重应当受到刑罚的严厉制裁，但如果坦白、自首或者立功的，在从重处罚的同时还要做到严中有宽，使犯罪人在受到严厉惩处的同时感受到刑罚的体恤与法律的公正，从而认罪服法。

四宽严相济的理论意义与实现

1意义

任何社会都存在犯罪现象，犯罪不仅是一种法律现象，而且是一种社会现象。犯罪与社会结构形态是紧密相联的，且一定的犯罪态势恰恰取决于一定的社会生活条件。我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转型过程中贫富悬殊，利益主体多元化，因而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十分激烈。在这种情况下，犯罪也呈现出高发的态势。在某种意义上说，犯罪是社会深层次的矛盾激化的产物。在社会关系明晰化、社会结构合理性、社会规范严密化、社会心理顺畅化之前，导致犯罪产生的社会根源没有得到解决，犯罪的高发态势就不可能消失。应当指出，我国目前的犯罪现象已经不同于几十年前的犯罪，犯罪的政治色彩逐渐淡化，更多的犯罪都是由于对财产的过度追求与社会不能提供更多获得财产的合法途径之间的矛盾所引发的，还有些犯罪是由于邻里纠纷、干群矛盾等各种社会因素所导致的。现在，在各种犯罪人中，绝大部分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诸如下岗职工、失地农民、外来务工人员等。在判处死刑的犯罪人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这些人。这些犯罪人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成员，而且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成员。对于这些犯罪人，不能像过去那样简单地采用对敌斗争的方式。事实已经证明，一味地强调严刑重罚是解决不了当前存在的犯罪问题的，我们应当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不同的犯罪采取不同的处理措施，才能尽可能地将犯罪控制在社会所能容忍的限度之内。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是一种科学、理性的回归，是我们正视社会稳定与犯罪增长关系后的理性回应，最终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宽严适度，宽严有据，依法办案，不能仅靠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来保障，在执法中必须转变执法理念，以人权保障为核心，和谐地调和人权保障与法益保护之间的关系，更加人性化，由此可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正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一部分，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利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执行。

坚持宽严相济，才能产生积极的、正面的社会效果，也只有在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基础上，才能最终实现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严格执法与热情服务、执法形式与执法目的、追求效率与实现公正的有机统一。

罪刑均衡的范围内，刑罚威慑力与刑罚轻重是成正比的，一旦刑罚超出公正的限度，使被告人难以接受，社会也难以认同，其威慑力就呈现出递减的趋势，就会产生刑罚效力的贬值问题。刑罚并非越重越好，而是贵在轻重有别，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使轻罪与重罪分别得到妥当的处理，有利于获得刑罚效果的最大化。

2实现

一扩大不起诉范围。不起诉是“宽、轻”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中的反映。我国现行刑诉法规定三种不起诉类型，即法定不起诉、存疑不起诉和相对不起诉。相对不起诉是指检察官对于存在足够犯罪嫌疑且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依其职权斟酌具体情形而作出的一种不起诉处分。相对不起诉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合理使用司法资源，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更为严重的刑事犯罪案件的起诉中去，以提高诉讼质量和诉讼效率。但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不起诉制度在实践运行不畅，适用率较低，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为了从实质上限制刑罚的适用范围，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思想，应当扩大不起诉范围。

二推行社区矫正制度。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不仅有利于提高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促进社会治安秩序的良性循环，而且有利于合理配置行刑资源，减轻国家的行刑成本。作为与监禁刑相对的全新的行刑方式，社区矫正体现了“宽、轻”的刑事政策思想，为正确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应大力推行社区矫正。

三引进刑事和解制度。刑事和解，是在犯罪发生之后，经由调停人使受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对刑事责任问题达成的协议，受害人一方不追究加害人一方的刑事责任，加害人一方则可能为此对受害人一方进行物质性赔偿等。刑事和解制度提升了被害人在刑事追诉程序中之参与地位，合乎刑事追诉经济原则，给冲突双方解决矛盾提供了机会，能够有效地减少和钝化矛盾，尽可能地减少法院判决后的消极因素，有助于在全社会增进和谐协调的社会关系。它旨在提升被害人和犯罪人的满意度，降低再犯率，它与我国传统的调解制度所蕴涵的“和为贵”的理念相一致。因此，贯彻“宽大”的刑事政策，应借鉴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引进刑事和解制度。

四对未成年人、在校学生轻微犯罪实行非刑事化处理，并尝试实施暂缓起诉制度。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是犯罪构成中的特殊主体。这两类主体涉嫌的犯罪主要是轻微犯罪，通常其主观恶性不深。同时，未成年人犯罪与他们生理、心理发育不成熟有直接关系，若仅因一次情节较轻的犯罪而对其简单地科处刑罚，将他们抛向社会，必然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并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检察机关应尽可能地在学校达成共识、征询被害人的意见、并与公安机关协调配合的基础上，对涉嫌微罪犯罪的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进行非刑事化处理，具体途径就是退回公安机关作撤案处理。此举在政策层面上，符合“教育、感化、挽救”的原则，在法律层面上，符合两高的司法解释。

五宽严相济的刑法谦抑性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体现了刑法谦抑的内涵。“宽”，指宽大、轻缓、宽容之意。“严”，指严格、严厉之意，即程序上要严格，处罚上要严厉。最重要的在于“济”，指救济、补救，协调、结合之意，是宽严的有机统一。不能宽无边，严无度，也不能时宽时严，宽严失当，要在法定幅度内保持宽严的平衡。刑事政策是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灵魂，它对一个国家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刑罚是一种社会治理手段，它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一个政治理念问题。提倡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标志着刑罚从专政理念到治理理念的转变。过去强调刑法是专政的工具，侧重惩罚打击的一面，这样不能化解矛盾，只能将矛盾暂时掩盖起来。当前，建设和谐社会是我国长期的一个政治目标，法律不再是专政的工具，而是各种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减压阀”。在这种情况下，刑法的轻缓化就是大势所趋。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虽然强调轻与重相结合，但就其根本而言，更关注的还是刑法的轻缓化。这一刑法理念的基础就是刑法谦抑的内涵。在我国重刑传统思想的氛围下引入刑法谦抑理念，并将其作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论基础，并不是那么容易获得社会认同。但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刑法谦抑的理念必然会逐渐被社会所接受。

在现代法治理念下，人们对刑法的认识已不局限于严刑峻罚，在罪刑法定原则下，刑法的控制性和谦抑性是社会防卫的两大必备要素。刑法作为社会防卫的“第二道防线”，主要用以弥补作为“第一道防线”的其他法律的不足。贝卡利亚指出：一种正确的刑罚，它的强度只要足以阻止人们犯罪就够了，“在谈到刑法对犯罪人的效果时，我们不可忽视其对社会的反作用，即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正如法学大师耶林所言“刑罚如两刃之剑，用之不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故刑罚之界限应该是内缩的，而不是外张的，而刑罚该是国家为达其保护法益与维持社会秩序的任务时的“最后手段”，如能使用其他手段亦能达到维护社会共同生活秩序及保护社会与个人法益的目的时，则务必放弃刑罚的手段。

目前，我国正处于一个社会变革时期，经济高速发展，各种矛盾凸显，犯罪呈高发期。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无论社会结构、组织和个人的价值观念和心理都经历了并仍经受着空前的考验。随着社会价值的多元化，法律价值也在相应地调整，公正、谦抑、人道已成为现代刑法的三大价值目标。

陈兴良教授所讲“在最初的时候，犯罪行为与民事侵权行为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界限，只有随着国家权力的加强，犯罪才成为一个独立的范畴”这一点表现在刑法机能上，就是保障机能是第一位的，保护机能是第二位的；表现在刑法性质的定位上，就是刑法首先是权利法，其次才是犯罪法。刑法的此种性质定位，彰显为以罪刑法定原则为基础的刑法的谦抑性，它要求刑法是紧缩的、经济的、补充的，刑罚之网不能过于扩张，若仅凭主观恶性或客观危害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必然形成侵犯人权的状态。在日益倡导民主法治的今天，法律对于社会生活更主要的是扮演一种旁观者、被动仲裁者的角色，它只有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才走上前台。

参考文献:

[1]赵秉志主编《刑事政策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版。

[2]孙其昂主编《社会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版。

[3]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2005版。

[4][意]恩里科·菲利《实证派犯罪学》，郭建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版。

[5]张明楷《刑法学的基本立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版。

[6]《刑事法前沿》（第三卷），陈泽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7]许福生（台湾）《刑事政策学》，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

[8]陈兴良著：《刑法的人性基础》，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

宽严范文篇4

一、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

宽严相济是刑事基本原则之一，该严的一定要严，该宽的一定要宽。要从三个方面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一是要准确把握“宽”与“严”的内涵。“宽”，是指对犯罪较轻或者具有从宽情节的被告人依法从轻处罚，尽可能减少社会对立面，分化瓦解犯罪分子，以增加社会和谐因素;“严”，是要对严重犯罪和具有从重情节的被告人依法从严惩处，以震慑犯罪、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以减少和消除不和谐因素。二是要坚持宽严有度，宽严有据，不能“宽”无边，“严”无度。正如肖扬院长指出的，“重罪轻判固然不对，轻罪重判一样也是错误”。三是要坚持宽严并用。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起的犯罪，以及犯罪情节轻微的初犯、偶犯、具有法定从宽情节的被告人依法从宽处理。对属于“严打”对象的严重刑事犯罪，必须坚持“严打”方针，依法严厉惩罚，保持高压态势。“宽”和“严”，是刑事政策的两个方面，“宽”和“严”都是相对的，不能强调一方面而弱化另一方面。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并不矛盾，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是对“严打”的取代，更不是对“严打”的否定。“严打”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体现“严厉性”方面的一方面的一项内容。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以及爆炸、杀人、绑架、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犯罪，必须依法严厉惩罚。“严打”并不是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并行的另外一个刑事政策，只有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总体构架内，根据社会治安形势贯彻“严打”方针，才能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进行全面正确的理解。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工作中适用的对象和范围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掌握严格的适用对象和适用条件，轻缓绝不是放纵。我院在刑事司法工作中，充分用足用好法官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切实做到当宽则宽，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就是在贯彻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时，坚持重视被告人如具有自首、立功、未遂、中止、从犯、认罪态度良好、积极赔偿损失等情节，一般应掌握从宽处理。该严则严就是在实际判处中，对于被告人如具有累犯、主犯、惯犯、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大、性质恶劣、手段残忍、后果严重、未赔偿经济损失等情节，一般应掌握从重处罚。

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我院刑事审判工作中的具体适用

第一、从宽处罚政策在我院刑事审判工作中要实现刑罚的轻刑化，必须要求法官对法律的精神有一种透彻的把握，在深厚的专业功底支撑下，运用良知、勇气和技巧来编织权力之网，以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宽”政策。其操作中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运用：1、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依法“免予刑事”处罚。如*年被告人汪天文受贿人民币15000元，是在听了党校法制课，深感自己的行为已触犯法律，便主动到检察院投案自首。我院审理后根据其行为，依法给于免予刑事处罚。2、正确运用刑罚第七十二条，适当扩大缓刑的适用范围。基本掌握在：（1）、初犯、偶犯、在校学生、有监管条件的未成年人犯罪，一般判处非监禁刑。如*年适用非监禁刑15人，*年1-7月适用非监禁刑8人；（2）、对孕妇或哺乳期的妇女、残疾人犯罪有悔罪，依法体现刑事政策，符合非监禁刑条件的，应适用非监禁刑。如被告人吴顺元非法经营罪，因吴顺元双腿属二级残废，生活自理能力较差，本院依法判处其缓刑。还有被告人陈柳贩毒一案，因陈柳正在哺乳期，在被判处刑罚时，依法决定对其暂予监外执行；（3）、对“弱势群体”犯罪，因生活所逼而犯罪，符合缓刑条件均以宽缓为主；（4）、对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一般从轻处罚。如被告人被告人盛治华故意杀人罪一案，因其丈夫夏云华脾气很怪，长期与村邻和家人的关系都不和睦，经常打骂家人。*年9月初的一天晚上，因夏云华将饭碗打倒在地，并追打孙女夏艳琼、儿媳张国碧，被告人盛治华手提木板、铁条将夏云华打死，最后，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和社会效果，判处盛治华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5）、对轻微犯罪中的初犯、偶犯，也一般适用缓刑；（6）、对由群体性事件引发的刑事犯罪中的一般参与者以及邻里纠纷因小事就引起吵架、打架而造成伤害案件，有悔罪表现，又积极赔偿损失，此类案件同样适用缓刑。如*年上半年故意伤害案件就有23件40人，分别占公诉案件的13.22%/14.49%，判处缓刑13人。总之，*年度共审结238件334人，判处非监禁刑125人，其中未成年案件29件70人，除撤诉外未成年人犯罪41人，适用非监禁刑15人。*年一至七月，共审结167件261人，判处非监禁刑91人，其中审结未成年人犯罪案件22件47人，适用缓刑8人。

第二、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该严的一定从严处理。其具体操作应做到：（1）、对危害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特别是暴力犯罪，如杀人、强奸、抢劫、绑架、贩毒等案件。如被告人王盛权、邹正华、邹贤琼抢劫、强奸一案，审理后我院以王盛权、邹正华多次抢劫、多次轮奸按最高刑各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和二年，邹贤琼犯抢劫最判处有期徒刑四年。（2）、对聚众性斗殴犯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等案件。如被告人李飞、徐成龙强迫一案，考虑到作案手段、社会效果，依法判处李飞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二万元，徐成龙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一万五千元。（3）、对危害公共安全罪，如放火、爆炸物品、涉枪犯罪以及造成严重后果的犯罪。（4）、对黑恶势力犯罪的案件。如被告人周川、渝强、邱方洪、余建华、李翔、龙思伟等故意伤害一案，被告人周川等纠集在一起，横行霸道，不计后果，持刀多次将别人砍伤，因此考虑到其社会效果和群众的呼声，依法判处周川有期徒刑8年及其同伙不等的有期徒刑。（5）、对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适用的原则是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均衡、公正原则。

四、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事审判工作应注意的问题

1、加强法学理论学习，进一步提高法官的理论水平和业务素质，才能充分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宽严范文篇5

关键词：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程序法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科学内涵

“宽严相济”主要体现的是对犯罪的惩治政策，是我国刑事政策中具有策略性的惩治政策。是国家和社会以打击犯罪、预防犯罪，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为目的而制定的行为规范和行动准则。“宽严相济”的具体含义是：坚持区别对待，对严重刑事犯罪坚决严厉打击，依法快捕快诉，做到该严则严，对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的成年人初犯、偶犯和过失犯，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慎重逮捕和起诉，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做到当宽则宽。要严格依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刑事法律，根据具体的案件情况来惩罚犯罪，做到宽严相济、罚当其罪。

二、刑事政策在刑事诉讼中的体现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类社会治理机制相对薄弱，使得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难以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得到真正的体现。具体表现在：

第一，在侦查阶段，国家在立法原则上强调对所有的犯罪都应进行调查处罚，但是许多犯罪由于口供拿不下，物证无法取，使犯罪行为无法显现在司法机器面前。比造成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诉讼程序乏力的前提下表现出“想宽宽不了，想严无法严”的尴尬局面。

第二，在审判阶段，尽管法律规定“重证据，不轻信口供”，证明标准也要达到“客观真实”的证明程度，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在“疑罪”的情况下往往也倾向于判被告人有罪，或者是采取“疑罪从轻”的作法。结果造成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再次“变味”。

第三，在刑罚执行方式上，尽管刑罚的执行过程隐蔽，但是仍然注重通过刑事司法的展示来实现其威慑功能，比如公开批捕、公开审判等司法仪式和各种标语、口号的广泛运用，这其实就是通过刑事司法的夸张化运作掩盖实际上控制犯罪相关刑事政策的薄弱。

刑事诉讼法律制度改革应当围绕更有利于打击严厉的刑事犯罪和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的保护两个方面同时来开展。但是，就实现犯罪控制的刑事政策目标而言，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刑事犯罪总体态势持续恶化，相继出现了空前严重的第四、第五次犯罪高峰，这种社会情势又促使公众和决策者要求加强刑事司法对犯罪的打击度，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正是受制于刑事政策取向的影响，使得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法治化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和阻力，这种困难和阻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刑事诉讼法中人权保护的法律空间难以有效打开;二是许多刑事政策如时常发动的“严打”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使诉讼法中有限的权利规则处于虚置的状态。由于刑事诉讼的法治化立场与刑事政策的犯罪控制目标之间的矛盾，学者们对中国刑事政策问题的批评已越来越尖锐，正如陈瑞华教授所言，“严打”的“从快”措施是对程序法的最大蔑视，导致了诉讼法的名存实亡。所以笔者认为，刑事诉讼的法治理论建构基本完成以后，对中国刑事政策的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清理，是刑事诉讼法学者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因为，只有在建构了科学的刑事政策理论之后，才可能处理好刑事政策与刑事诉讼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就是协调好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关系，从而在观念上打破阻碍诉讼制度法治化的思想坚冰，这样一来，刑事诉讼程序的法治化才可能获得稳步的推进。

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刑事程序法的完善

在刑事程序法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通过刑事诉讼的目的和原则体系的完善、审前程序及审判程序的改革，既实现惩罚犯罪的目标，又体现对被追诉人人权的保障;既实现对严重刑事犯罪的严厉打击，又实现对轻微犯罪的宽大处理。

(一)刑事诉讼目的和原则体系的完善

1.为了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有必要将“保障人权”与“惩罚犯罪”并列为刑事诉讼的目的。

2.确立程序法定原则。程序法定原则是大陆法系国家普遍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却尚未明文规定程序法定原则。由于缺乏关于违反法定程序的后果的规定，导致实践中违反法定程序的现象十分普遍，难以体现“宽严相济”的精神。

3.明文规定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能够充分体现对被追诉人人权的保障。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的规定体现了无罪推定的精神，但尚未确立完整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原则。笔者建议将“不得确定有罪”修改为“推定其无罪”或“视为无罪”。

4.明确控辩平等原则。明确控辩平等，可以改变法院作为“专政工具”的形象，切实体现刑事程序之“宽”。

5.规定司法独立原则。如果司法不独立，那么刑事诉讼活动就很容易受到上级领导意志的左右，最终导致“以政策取代法律”的后果。同时，在“严打”的形势下，就很难做到“严中有宽”、“宽严适度”。

(二)刑事审前程序的完善

1.侦查程序的改革。(1)要实现侦查程序的正当化，充分保障被追诉人的基本人权，以体现侦查程序之“宽”；2)要实现侦查程序的科学化，确保侦查活动的有效性，以体现侦查程序之“严”。

宽严范文篇6

［关键词］和谐社会；宽严相济；实现途径

Abstract:Constructingaharmonioussocietybecomesourpoliticalgoalnowadays.Itrequiresustosolvevarioussocialcontradictionsandtoeliminatesocialindignationbyusingallkindsofmethods,includinglegalmethodsoastoobtainalongerpeacefulsociety.Itmanifestsacriminalpolicyofbothtoleranceandseriousness,representsapenaltywithmodesty,restraintandhumanity.Itisarealisticresponseforscienceandrationalityafterenvisagingtherelationshipbetweenastablesocietyandtheincreaseofmisdeed.Onthewhole,itisnecessaryforustorealizethegoalindifferentways.

Keywords:aharmonioussociety;criminalpolicyofbothtoleranceandseriousness;waysofrealization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已成为我国的治国理政目标。社会和谐包括了社会运行的很多方面，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运作出现障碍都会影响到社会整体的和谐。犯罪行为作为社会生活中最为严重的破坏行为，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睦，对社会秩序的有序，对社会诚信的保障，对社会生活的稳定等等，都有着极其严重的影响。故欲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对于刑事司法而言不但要求其保障民主与法治、实现公平正义，还要求其整体的合理与协调，强调司法为民，强调为人民服务。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两高”）在去年的工作报告中针对这一目标作出回应，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这是“两高”贯彻落实“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的具体体现，是发扬民主与法治、实现公平正义、提倡诚信友爱、增强全社会活力、维持安定有序、协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社会关系的必然要求，也是刑事司法活动自身内在规律的必然要求。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阐明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宽”与“严”

宽严相济包含三个方面：宽、严、济。宽具有以下两层含义：一是该轻则轻，指对较为轻微的犯罪处以较为轻缓的刑罚，这是罪刑均衡原则的本有之义；二是该重则轻，指因被告人具有坦白、自首或者立功等法定和酌定情节，在本应判处较重之刑的情况下判处较轻之刑，它体现了刑法对于犯罪人的感化。表现为非犯罪化（指基于某种刑事政策的要求，将本来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在立法上和司法上不作为犯罪处理）、非监禁化（指根据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对某一犯罪行为判处非监禁刑或者采取缓刑、假释等非监禁化的刑事处理措施）、非司法化（指对轻微犯罪案件在正式的刑事诉讼程序之外通过诸如刑事和解得以结案的一种方式）三种方式［1］。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严格、严厉和严肃。所谓严格是指法网严密，有罪必罚；严厉是指刑罚苛厉，从重惩处；严肃是指司法活动循法而治，不徇私情。这三者中我们更应当强调的是严格，即该作为犯罪处理的一定要作为犯罪处理，该受到刑罚处罚的一定要受到刑罚处罚。当然，对于严重犯罪仍然应当坚持“严打”，也就是该重则重，发挥刑罚的威慑力。济，具有以下三层含义：救济、协调、结合。所谓救济是指因宽严具有相对性，故应通过宽以体现严，通过严以体现宽。所谓协调，是指在宽严之间保持一种平衡的关系，二者的比例、比重应当因时、因地、因罪而宜，即根据一定的形势及时地进行调整。所谓结合，是指应当宽严并用，做到宽中有严、严中有宽，使之既无绝对的宽又无绝对的严［2］。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前期刑事政策的异质性

1.与“严打”的区别。该政策是对之前“严打”刑事政策的转变，而不是对其的取代，更不是对其的否定。“严打”有它的历史作用。实际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本身就包含了对严重犯罪就要给严厉处罚的意蕴，即体现了宽严相济中严厉性的内容，我们应当将“严打”纳入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框架中确立其地位［3］。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并不矛盾，只有在宽严相济的框架中坚持“严打”方针，才能避免片面追求从严惩处，从而做到严中有宽，更好地在“严打”中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2.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区别。在表述方式上，二者强调重点在位序上有变化，前者的重点体现在“宽”上，“宽”在前，“严”在后；而后者“惩办”在前，“宽大”在后，刑事政策的重点体现在“惩办”上；在侧重基点上，前者强调的是非犯罪化、非司法化、非监禁化，而后者强调更多的是犯罪化、司法化、监禁化；关注重点等方面也不尽相同，在司法倾向上，前者是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可判可不判的不判，适用于相当数量的犯罪，而后者受“惩办”重心的影响，可捕可不捕的捕、可诉可不诉的诉、可判可不判的判，并且只是针对少数犯罪，如未成年人犯罪等；在关注重点上，前者是对刑法工具论的扬弃，目的不仅在于要通过贯彻这一政策来维持社会治安，还要保持社会的稳定与良性运行，而后者有一定的片面性与偏颇性，用刑法工具论的观点冀望于这一政策来改善治安状况［4］。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虽然来源于我们传统的刑事政策，但是在基本理念上确实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可以说，这种变化的根源在于，刑法在文化国的主导思想下一种实质方向的变化，即从国权主义刑法向国家——市民二元并立主义刑法观的变化。基本刑事法治理念的改变，与整个时代的气息是密切相关的，与和谐社会的内在精神是同一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是不区分行为人与危害行为的具体情形一概地予以放纵，和谐社会也不是为了和谐而和谐，不顾现实矛盾的客观性而执意掩盖；和谐社会的构建有一个过程，和谐社会的实现是逐步解决社会矛盾，协调各方利益之后的一种理想状态，一蹴而就的和谐社会是“乌托邦”，绝对的和谐是不可能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对从严从重、弃程序而不顾方式的纠偏，它不是要放纵具体的犯罪人，不是要容忍对社会产生现实危害的行为，也不是“宽”之当头，“严”作陪衬。正确理解和谐社会这一时代主题的内涵，对我们理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路径选择意义深长。

二、如何实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一）合理调整刑罚结构，弥补刑罚“死刑过重，生刑过轻”的结构性缺陷

所谓死刑过重是指立法上死刑罪名过多和司法上死刑适用过多，我国实践中适用死刑的数量大概占到了全世界的90％。所谓生刑过轻是指死缓相当于有期徒刑14年以上24年以下，平均执行18年；无期徒刑相当于有期徒刑12年以上22年以下，平均执行15年；有期徒刑最高为15年，平均执行10年；数罪并罚有期徒刑不得超过20年，平均执行13年。由于生刑过轻导致了大量案件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刑罚的轻重严重失调。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精神，必须重新配置刑罚资源。首先是减少、限制死刑，这包括司法和立法两个方面。从世界各国限制死刑、废除死刑的发展趋势来看，往往先从司法上对死刑进行严格限制，最后条件具备才立法，最终废除死刑，即先从事实上废除死刑再发展到法律上废除死刑。笔者认为，结合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的现实状况与法治刚刚起步的现实，我们在实体法上应该在不增加死刑数量的前提下，逐步减少死刑的数量，直到最终废除死刑；在程序上，现在更应该通过司法机关，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注重程序公正理念，完善程序设计，从而在司法上严格限制死刑。可以说，2007年死刑复核权的回收是这一程序改变的重要体现。其次是加重生刑。死缓原则上关押终身，非经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核准不得假释；无期徒刑大部分也应关押终身，少数经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核准假释的，实际关押不得少于30年；有期徒刑上限从现在的15年提高到20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的最高期限，从现在20年提高为30年。最后在社会条件成熟的情况下逐渐地实现刑罚的轻缓化，对轻罪实行非监禁化［3］。这一刑罚结构的调整将对我们当前刑罚幅度过大的问题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解决之道，并对废除死刑之后的刑罚有一个可以容纳和伸展的空间。

（二）扩大不起诉范围，贯彻起诉“便宜主义”，从而达到限定刑罚适用范围的目的

刑事追究的政策历来有法定主义与便宜主义之分。前者是指凡是实施了具有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就必须追究刑事责任，其意义在于严格执法、有利于防止侦查与检察官滥用刑事追究权力随意决定不追诉，但它不利于区别犯罪人及犯罪的具体情况给予适当处理，不利于犯罪人的更新改造。而后者注重刑事政策在刑事追诉中的运用，注重侦查起诉的社会效果，适应了刑罚报应论向目的刑论的转变，有利于节省国家司法资源，防止短期自由刑带来的弊端，便宜主义逐渐被国际社会所普遍承认并成为刑事追诉制度的现代趋势［5］。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应当免除刑罚的，检察机关可以不起诉。这就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确认了起诉便宜主义，但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不起诉制度在实践中适用率较低，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为了从实质上限制刑罚的适用范围，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宽、轻”在刑事立法上的思想，检察机关应当扩大不起诉范围。

（三）扩大简易程序和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理的适用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对《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四条可适用简易程序情形的限制性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如解释中被告人对于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否认的不应当适用简易程序一项，公诉部门将案件起诉基于的标准就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明确规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因此，将被告人认罪与否作为能否适用简易程序的理由是不符合立法本意的，建议取消这一要件，以便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6］。同时，对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的案件，能够简化审理的，要积极主动建议人民法院适用；对于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建议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理的案件，经审查认为符合条件的，应当同意并向人民法院建议适用。

（四）借鉴恢复性司法理念，确立刑事和解制度

恢复性司法是指对刑事犯罪通过在犯罪方和被害方之间建立一种对话关系，以犯罪人主动承担责任消弭双方冲突，从深层次化解矛盾，并通过社区等有关方面的参与，修复受损社会关系的一种替代性司法活动，是与我国传统的调解制度所蕴涵的“和为贵”理念相一致的全新司法模式［6］。刑事和解作为此理念的一种体现，是指在正式的司法程序以外采用调解方式对刑事案件进行结案，相对于经过正式的司法程序采用法院判刑的方式结案，它是一种处理轻微犯罪案件的较为经济可行并能为两方当事人所接受的结案方式，故是司法上的非犯罪化之有效措施。通过刑事和解，使大量轻微的刑事案件得以及时结案，以便集中司法资源解决重大犯罪案件，这是一种刑事司法活动的“抓大放小”。这不仅有效节省了司法资源、降低了治理成本，同时也有利于犯罪人员改造，缓解被害人压力，是求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步骤。建议首先合理确定该制度适用的对象和适用范围，其次确定一个合适的中立调解人，最后确定和解协议的达成及履行方式［7］。上述工作，有赖于立法上的推动。

（五）大力推行社区矫正，保证社区矫正工作依法、公正地执行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2］。试点经验已经表明：社区矫正是实现轻罪的非监禁化的必由之路，成效也是十分显著的。但社区矫正也还面临着重大的问题亟待解决：一是法律根据问题，社区矫正立法势在必行。社区矫正立法涉及行刑权的配置，应当在各个司法机关之间进行协调。二是机构设置问题，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的设置也是当务之急，临时性的社区矫正机构难以担负社区矫正的重要职责。三是人员配置问题。社区矫正需要各种专业人员，包括专职的社区矫正人员、社会志愿工作者等，还要配备一定的警力，以体现行刑的强制性。为使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得到正确贯彻，社区矫正的制度化、法律化十分重要。

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配套措施

（一）规范行政强制措施，实现刑罚措施的“软着陆”

从力量上讲，行政强制措施（广义上的，包括行政拘留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却不同于刑罚的法律规定）是社会治理中的“准刑罚”，如果对这种力量法律约束不好而导致其滥用，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刑罚治理的社会效能，降低其威信。目前看，急需要做以下工作：一是要依据《宪法》和《立法法》对所有法律法规和规章进行清理，查找出所有“漏洞”；二是要尽快出台《行政强制措施法》，并确保该法出台后，其他不符合规定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要及时废止或得以修订，不能留有“后患”。

（二）为刑执人员的改造和刑执后的回归社会建立顺畅的机制

当前刑执人员的改造内容和效果、成本和收益，以及回归社会的程度等方面的透明度和社会参与评价的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故需对相关成本投入、产出，回归人员在一定时期的复发率等等做大量细致的调研、数据积累工作，并要保证其独立性和公正性。上述工作，是检验刑罚治理和其他社会政策成功与否的十分关键的因素。

（三）逐步完善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

将其纳入到制度文明、构建和谐社会的框架下统筹考虑，以立法来保障。尽快梳理归纳救助的对象和范围，并要科学解释与一般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同之处，同时就刑事诉讼本身而言，应当在法律上保障受害人的精神赔偿请求，不能将刑法和民法的共同之处割裂开来。最后借助多种社会工具，实现被告人及其家属和被害人及其家属之间最大限度的“和解”，以便尽可能消除其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四）与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和社会综合治理政策紧密联系起来

前者指合理确定公检法三家的任务分工，确定一致的立案、追诉和鉴定标准，简化办案手续、缩短办案流程，减低办案成本，以及监狱管理机制的改革，完善相关的责任制和违法犯罪嫌疑人的申诉救济机制。后者指动员和组织全社会的力量，运用多种手段对社会治安问题进行综合治理，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二者是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包含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前者的指导思想适用于后者，而后者的特点又反过来影响着前者［8］。

（五）妥善处理公正与效率之间的关系

即公正和效率在个案处理机制上的安排要达到一种理想的状态：不多不少。所以在制度设计和具体办案中要考虑如下内容：其一，现有各种刑事程序法和实体法所规定的期限是否科学合理，是否兼顾到相关案件的特点；其二，从快的政策是否会实质上影响到案件的公正；其三，“迟来的正义就是非正义”的法谚如何才能成为检验办案质量的监测标准；其四，公正本身是否应当包含效率问题本身。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整个刑事法治就可以稳步地迈上良性循环的轨道上来，和谐社会的目标就“既可期，也可得”。

［参考文献］

［1］蔡道通.中国刑事政策的理性定位［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189.

［2］陈兴良.解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EB/OL］.全国人大网［2006-11-28］..

［3］陈兴良.宽严相济政策与刑罚规制［J］.法学杂志，2006,(8):8.

［4］黄京平.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时代含义及实现方式［J］.法学杂志，2006,(8):10.

［5］龙宗智.经济犯罪防控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J］.法学杂志，2006,(8):7.

［6］王利军,袁清彪.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EB/OL］.法律论文资料库［2006-12-03］.www.law-.

宽严范文篇7

关键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死刑政策;死刑存废;死刑控制;最严重的犯罪

截至2009年4月30日,已经有138个国家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废止死刑,仅有59个国家在法律上保留死刑并在实践中适用死刑[1]。限制、减少乃至废止死刑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刑事法治潮流。但以“杀人者死”为代表的传统死刑文化仍然影响着我国当代死刑制度,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尚难以从立法上完全废止死刑。令人欣慰的是,我国刑法学界已经达成现阶段中国应当逐步废止非暴力犯罪死刑,并朝着全面废止死刑之方向努力的基本共识[2]。根据刑罚权的内容包括制刑权、量刑权和行刑权[3]17-20,刑罚权的实现过程分为制刑、量刑和行刑三个阶段。笔者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统率,立足全面贯彻“少杀、慎杀”死刑政策,参照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分别对制刑、量刑和行刑三个阶段的死刑控制问题进行研究①,期望对加快死刑废止进程有所裨益。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死刑政策概述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确立及其内涵

我国的刑事政策经“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而逐步演变发展成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的发展与完善,这一刑事政策的确立标志着我国刑事政策的再次转型,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指根据不同的社会形势、犯罪态势与犯罪的具体情况,对犯罪在区别对待的基础上科学、灵活地运用从宽和从严两种手段,打击和孤立极少数,教育、感化和挽救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4]30。就死刑而言,宽严相济之“宽”,是指宽大、宽缓、宽容,要求降低死刑的严厉性,削减死刑罪名;宽严相济之“严”,是指严格、严厉、严肃,死刑是最严厉的刑罚,只能适用于最严重的犯罪;宽严相济之“济”,是指协调运用宽松刑事政策与严格刑事政策,当宽则宽,当严则严。

我国目前选择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仅是历史与现实的要求,同时也是法的基本价值———秩序与自由、效率与公平等理性回归的体现[5]。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基本刑事政策对于完善我国刑事法律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对于控制死刑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的“少杀、慎杀”死刑政策

1979年刑法确立“少杀、慎杀”为我国的死刑政策。之后不久,出现了刑法报复倾向的回归,传统死刑文化对我国死刑制度的影响仍然是清晰可辨,重刑主义、重用死刑的观念一度甚嚣尘上,死刑的立法与司法适用呈现出扩张之势,致使“少杀、慎杀”死刑政策没有得到充分强调。1997年刑法(以下所提到的“我国刑法”均指1997年刑

法)重新确立和强调了“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但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仍然有一定的距离。尽管我们不能奢谈全面废止死刑,但是我们必须有所作为:应当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指导,强调其中的“宽”,贯彻“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从法律的层面重构死刑制度,在制刑、量刑和行刑三个阶段对死刑进行严格控制。

二、制刑阶段的死刑控制

我国1997年刑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但死刑适用的总则性规定并不完善,分则的死刑罪名也没有明显减少,规定了68种死刑罪名。这一状况不符合刑罚轻缓化趋势,也不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神。

(一)厘定死刑适用标准

1.修正我国刑法第48条第1款

我国刑法第48条第1款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公约》第6条第2款规定:“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只能对最严重的犯罪判处死刑。”这两款规定是我国刑法和《公约》规定的适用死刑实质条件。“罪行极其严重”强调的是犯罪的危害程度,而“最严重的犯罪”强调的是犯罪的种类,是指那些危及生命的罪行,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某类犯罪中具有极其严重的犯罪,并不一定是《公约》所指的“最严重的犯罪”。《公约》虽然未提供“最严重的犯罪”标准,而是将“最严重的犯罪”的标准由特定国家自行解释,不利于死刑的限制和废止,但国际社会对“最严重的犯罪”存在一定的共识:第一,是故意犯罪,将过失犯罪排除在外;第二,造成了严重的结果,这种结果是指非法剥夺了他人的生命或者是指其他与之性质相当的结果,从而将非暴力犯罪排除在外[6]332。

笔者认为,我国刑法第48条第1款可以这样表述:“死刑只适用于能够证明存在杀人的直接故意且行为直接导致了人身死亡的最严重的犯罪。”

2.根据修正后的刑法第48条第1款的规定,对刑法分则进行清理

(1)废除非暴力犯罪和过失犯罪的死刑。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68种死刑罪名中,非暴力犯罪44种,占全部死刑罪名的64.7%。根据《公约》的要求,非暴力犯罪不属于“最严重的犯罪”,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应当废除。更为严重的是,某些过失犯罪也规定了死刑,亦应当废除。

(2)修正死刑的规定方式。我国刑法分则中有6种死刑规定方式: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处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判处死刑;处死刑[6]339。其中,后3种规定方式扩大了死刑的适用,严重违背了我国“少杀、慎杀”的政策精神。我国当前的死刑政策是限制死刑的适用,根据这一政策精神,修正死刑的规定方式,由轻到重进行排列,引导法官尽量不适用死刑。

(二)扩大限制适用死刑的对象范围

我国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这一规定注重对未成年人和孕妇的保护,体现了保障人权的理念,符合我国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少杀、慎杀”死刑政策精神。但在实践中,对“审判的时候”有不同的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相关司法解释,认为“审判的时候”包括审前羁押在内,而不包括审前未羁押的情况。这一解释与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规定的精神相违背,审前未羁押和审前羁押均应属于“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应当包括正在怀孕的妇女、流产(人工流产和自然流产)的妇女和分娩的妇女,其中“分娩的妇女”应当包括刚刚分娩的妇女和在哺乳期的妇女。我国传统死刑文化中存在对年幼、年老、妇女、恶疾等特殊人群限制适用死刑的立法,但是,我国现行刑法并未将老年人及心理上或生理上有严重缺陷的人作为限制死刑适用的对象。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说,与儒家思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不相符合。刑法第49条应当修改为:“审判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年满70周岁的人、怀孕或哺乳期的妇女、心理上或生理上有严重缺陷的人,不适用死刑。”

(三)增加死刑适用的溯及力的

“但书”规定我国刑法第12条第1款关于刑法溯及力的规定采取的是从旧兼从轻原则,但同时第2款规定:“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第2款规定是为了维护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严肃性和稳定性,但根据该规定,新法实施以前,依照旧法已经作出的生效死刑判决继续有效,即使新法中规定了较轻的刑罚,也不具有溯及力。

笔者认为,死刑是属于不可逆转的刑罚,只要行为人尚未被执行死刑,处刑较轻的新法应当具有溯及力,不受判决是否生效的限制。因此,刑法第12条第2款可以修改为:“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但是,尚未被执行的死刑判决,如果本法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

三、量刑阶段的死刑控制

2006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要求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罪当判处死刑但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或者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依法判处死缓或无期徒刑。孟德斯鸠说过,“在政治宽和的国家里,人们害怕丧失其生活,甚于畏惧死亡,所以刑罚只要剥夺他们的生活就够了”[7]99。量刑阶段(包括定罪和量刑)直接决定了被告人的生死,因此,在这一阶段,应当全面贯彻我国的“少杀、慎杀”死刑政策,完善死刑程序,对死刑的适用进行有效控制。

(一)实行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的分离

宽严范文篇8

1、宽严相济就是要根据犯罪的严重程度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实行区别对待，宽严有别。

对犯罪人实行区别对待、有宽有严，这是人们普遍认同的观点。当今时代已经没有人赞同对于同一种犯罪实行一律相同的处罚。问题是，究竟应当以什么为依据来实行区别对待？

从西方近代刑法学派争论的角度看，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意义上的区别对待。一种是刑事古典学派所主张的区别对待。刑事古典学派提倡以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作为区别对待的根据，主张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称，或者提倡根据犯罪人的责任大小程度作区别对待，主张刑罚应当与行为人犯罪时的道义责任程度即罪过相适应。另一种区别对待是刑事实证学派提倡的区别对待。刑事实证学派主张根据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程度来实行区别对待，“应受处罚的不是行为而是行为人”，刑罚轻重的标准不再是犯罪行为而是行为人的个人情况。上述两大学派的见解都是非常深刻的，对于制定科学合理的刑事政策均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是双方的理论都具有较大的片面性。当代刑事政策理论的主流是吸收两大学派之所长，将双方观点加以调和与折中，形成所谓的综合理论。基于这种考虑，笔者认为，应当将上述两种意义上的区别对待结合起来，即适用刑罚时既要根据犯罪的严重程度实行区别对待，又要根据犯罪人的个人情况实行区别对待。从刑罚适用原则看，应当将罪刑相适应原则与刑罚个别化原则结合起来。对于有组织犯罪、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暴力犯罪以及累犯、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犯罪后拒不悔改的犯罪人，应当依法从严制裁；对于轻微犯罪、过失犯罪、中止犯、从犯、胁从犯、防卫过当、避险过当以及偶犯、自首犯、立功犯、未成年人犯罪人、又聋又哑或者是盲人犯罪的，孕妇或哺乳期的妇女犯罪，严重疾病患者犯罪等，应当实行从宽处理。

2、宽严相济就是要宽中有严，严中有宽，宽严适度，宽严互补，反对过于严厉或者过度宽大。

关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涵义，目前比较普遍的理解是：严，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严打”方针，集中力量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严重暴力犯罪以及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多发性犯罪必须严厉打击，决不手软。宽，就是要坚持区别对待，该宽则宽，对情节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犯罪人员，尽可能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依法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宽大处理。

笔者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宜简单地归结为二元分离的“对严重犯罪从严，对轻微犯罪从宽”。宽缓与严厉两方面应当彼此协调，有机结合，反对将二者割裂开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仅是指对于犯罪应当有宽有严，而且在宽与严之间还应当具有一定的平衡，互相衔接，形成良性互动，以避免宽严皆误结果的发生。换言之，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语境中，既不能宽大无边或严厉过苛，也不能时宽时严，宽严失当。在此，如何正确地把握宽和严的度以及如何使宽严形成互补，从而发挥刑罚最佳的预防犯罪的效果，确实是一门刑罚的艺术。

3、宽严相济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极化刑事政策。

宽严范文篇9

关键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罪责刑相适应

发挥刑事政策在刑事法律运用中的宏观指导作用,对于控制犯罪、维护社会稳定至关重要。时下,实务界和理论界倡导的合乎刑事法治理念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迫切需要转化到刑事司法运作之中,检察工作尤其如此。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检察工作中运用的原则

观点提示:在刑法适用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就是要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就是要遵循程序法定原则。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检察工作中运用还应遵循比例原则、有效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区别对待原则。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贯穿于整个刑事法律运用的始终,比例原则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法理学表达。我国检察机关在行使法律监督职能时,应在监督对象、监督环节、监督手段、监督效力等各个方面体现宽严相济的精神。按照适合性、有效性原则的要求,检察机关在运用侦查、批捕以及公诉、抗诉权等手段来保障监督目的实现时,所采取的每一措施都必须以实现宪法或法律所规定的职能为目标。依据必要性原则,法律监督的种类应当与监督对象违法的严重程度相适应,检察机关所采取的监督手段在各种可供选择的手段当中是最温和的、侵害最小的。按照损益相称性原则要求,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的成本应与该措施所保护的公共利益相称。

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严格遵守法律,检察机关应处理好“落实政策”与“实施法律”的关系。刑事政策不能取代刑事法律的规定,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以刑事法律的规定为基础,在刑法适用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就是要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就是应遵循程序法定原则。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讲求区别对待原则,做到罪责刑相适应、相均衡。讲求区别对待是为了达到一种实质上的平等,它实际上是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中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体现。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注重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既要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又要讲求执法办案的社会效果。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职务犯罪侦查机制建设

观点提示: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对我国的职务犯罪侦查机制从追诉资源的配置、侦查手段的运用以及对被追诉者权利的限制等三方面加以完善。

我国检察机关所拥有的职务犯罪侦查权,是保障法律监督职能实现的必要手段。职务犯罪相较于一般犯罪具有特殊性,因而,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对我国的职务犯罪侦查机制从追诉资源的配置、侦查手段的运用以及对被追诉者权利的限制等三方面加以完善。

首先,我国检察机关应提高发现和查办职务犯罪的能力。基于职务犯罪的种类和严重程度的不同,应当将有限的追诉资源投入到重大职务犯罪案件中,通过对大案、要案的侦破,对重大案件犯罪人的惩处达到震慑的目的,提高追诉的效益。

其次,针对不同类型的案件,采用强制性程度不同的侦查手段。

再次,检察机关针对职务犯罪案件的被追诉者基本权利的适当限制,应体现宽严相济的基本精神。当然,任何对诉讼权利的限制都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法外限制被追诉者的手段应当禁止使用。

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事强制措施运用

观点提示:适用刑事强制措施应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罪行轻重、可能判处的刑罚、人身危险性的大小以及案件类型、被采取强制措施的对象等等因素相适应。

刑事强制措施是以程序保障为目的的实体权利干预措施。人民检察院在实现法律监督职能的各个环节都会对被追诉者适用刑事强制措施,刑事强制措施本身的结构及其适用最能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首先,在适用对象上,检察机关应当依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罪行轻重、可能判处的刑罚、人身危险性的大小等因素来确定羁押措施或者非羁押措施的适用。对于那些罪行较重(比如恐怖犯罪、黑社会犯罪、犯罪)、可能判处刑罚较重、可能妨碍刑事诉讼程序进行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适用较为严厉的羁押性强制措施;反之,则对其适用较轻的非羁押性强制措施。

其次,在适用手段上,拘留与逮捕的选择、羁押期限的长短、取保候审与监视居住的选择、取保候审保证方式的选择均是体现宽缓和严厉的重要标准,应与案件类型、被采取强制措施的对象相适应。

再次,在适用条件上,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规定的“有逮捕必要”是羁押措施与非羁押措施区别适用的标准。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区分是否“有逮捕必要”应当综合考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主体、主观因素、证据因素、可能判处的刑罚以及犯罪情节等等。但是,在刑事强制措施适用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切不可随意突破法律的规定。

四、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公诉制度改革

观点提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公诉制度改革主要体现在诉与不诉的选择以及起诉内容的选择上,检察机关应充分运用定罪请求权和量刑建议权来影响法院的最终裁决。

公诉是实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手段,通过公诉权的行使,检察机关以控制刑事审判程序的入口和关注裁判结果来实现对审判权的制衡。由于起诉裁量权的存在,刑事政策在公诉制度中会产生重大影响。检察机关的起诉裁量权主要体现为诉与不诉的选择以及起诉内容的选择。

在诉与不诉的选择上,检察机关要充分考虑涉嫌犯罪的案件和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情况,权衡起诉或不起诉对于社会公共利益和当事人、被害人权益的影响依法作出起诉或者不起诉的决定。此外,我国立法应当在起诉阶段确认刑事和解对不起诉决定的影响,适当扩大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增设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审查起诉过程中,有必要引入污点证人豁免制度。

在起诉内容的选择上,检察机关对比较轻缓的犯罪应当建议适用简易程序或者对于认罪案件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实现程序分流,让司法机关将审判资源投入到重大、复杂、疑难案件的审判中去,真正做到案件类型与审判方式相适应。同时,检察人员应充分运用定罪请求权和量刑建议权来影响法院的最终裁决。

五、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事诉讼监督权实现

观点提示:对于参与刑事诉讼的每个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的各诉讼环节针对不同的犯罪主体和行为所作的宽缓或者严厉的处置,都应纳入检察监督的视野。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参与刑事诉讼的每个司法机关应当依法针对不同的犯罪主体和行为给予宽缓或者严厉的处置。如果司法机关在诉讼活动中出现违法现象,检察机关就有必要进行相应的诉讼监督,使违法行为得以纠正。

在立案监督中,我国立法有必要将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范围延展至所有的立案活动,建立配套的监督措施,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立案监督处分权和追究有关人员法律责任的权力。

在侦查监督中,我国司法实践有必要探索公安机关向检察机关备案的制度,检察机关的案情知悉制度,以及确立检察引导侦查的体制,让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进行全方位的引导和监督。

在审判监督中,我国立法必须改变目前我国刑事审判监督中对程序违法的庭审后监督的方式,并且强化刑事审判监督效力,设定被监督者接受监督的义务以及违反这种义务可能引起的法律后果。

此外,应当对刑事审判结果的监督方式进一步细化,明确刑事抗诉的具体事由,将再审抗诉的启动权完全交给检察机关。在执行监督中,我国司法实践有必要探索对特定范围内的案件判决建立备案机制,督促法院依法及时开展执行工作。此外,将减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的提起权交给检察机关来行使,增强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程序控制权。最后,加强对监外执行、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防止对被监外执行犯罪分子的脱管、漏管和违法管理。公务员之家

六、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检察机关办案机制更替

观点提示: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科学、合理的办案机制,主要表现在案件的分流机制和检察机关的考评和责任机制两个方面。

人民检察院必须有科学、合理的办案机制保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得以实现。具体而言,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办案机制,主要表现在案件的分流机制和检察机关的考评和责任机制两个方面。

宽严范文篇10

关键词行政管理宽严相济领导者

作为一名领导者，我们必须认识到把宽与严作为自己管理的风格，赏与罚作为管理的手段。领导者在团队管理过程中，只有科学、能动地展示宽与严的风格，合理、有效地运用赏与罚的手段，才能达到最佳的管理效果。

一、宽严相济的涵义

宽应当是管理者的一种风度，一种宰相肚里能撑船的雅量。管理者对于自己手下成员不可无宽，无宽则不亲和，不亲和则会陷入孤立，四面楚歌，不利于工作的开展。严则是一种威仪，一种力量，一种说一不二的坚定。对被管理者不可不严，不严则不能立威，不能立威则政令不行，松散如散沙，亦不利于工作的开展。宽严的运用我们一定要注意正确理解和把握二者的精神实质。宽，绝不能宽大无边，法外施恩。严，不能无限拔高。凌驾于集体，脱离集体，俯视集体。宽严相济的管理，即指：“宽”和“严”必须做到相辅相成，相互协作，准确适度。宽是相对于严而言的，没有严就无所谓宽。严是宽的前提和基础，宽是严的对应性结果。只有把宽与严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才是真正理解了宽严相济管理的真谛。

二、宽严相济中的“严”的要求

《菜根谭》中讲到，“先严后宽者，人感其恩；先宽后严者，人怨其酷”。所以在刚进行管理时要示以威严，以之立望。如若团队中各人员不把领导者放在眼里，则一切规章制度便无法落实。首先要严于律己，做到“正其人，先正其身”，得到手下成员们一致认可。要做到严则需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解释：

（一）管理制度的建立必须“严”。

制度作为保护团体正常运行秩序的一道有利屏障，必须编织起严密的规章制度。凡是破坏正常制度，有违规违纪者，必须纳入这张法网中来。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所以首先必须有一个科学的、符合这个团体实际的可操作性较强的制度，如果没有制度做保证，则一切都是子虚乌有，痴人说梦。

（二）管理制度的执行必须“严”。

在团体各种活动中，必须严格依照制度法规的规定去处理各种违规违纪行为。不能使任何人以任何理由游离于管理制度这张法网之外。在落实各规章制度时，必须准确理解制度建立的精神和原意。对应当追究的责任一定要一追到底，对于不同程度的错误必须严格根据制度规定给予不同程度的惩罚。严格的制度执行是行政管理得以顺利进行的基本保障。

（三）作风态度上要严肃。

“严”即要认真，不放松，作风要严谨，态度要严肃，纪律制度要严明严格。作为领导者，首先必须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在日常工作上要严格要求，奉行严于律己准则。在此基础上管理他人，在思想上使他们做到不放松，有过硬严谨的作风而不使其成为一盘散沙，无政府主义。出现放羊现象，保证团体的聚合力。

三、宽严相济中的“宽”的要求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任何场合团体的规章制度都必须严格落实。但严宽必须相济，不能一味严而不知宽。“宽”即要宽容宽厚，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

（一）生活中宽容，营造宽容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不打击成员们的积极性。

在工作上严格要求的同时领导者应该注意要情感管理，积极打造亲情氛围，建立家庭式管理至关重要。将自己融入这个集体中，在生活中多关心手下成员，尤其那些需要帮助的成员，提倡建立友善、快乐、合作式的上下级关系，而不是命令与被命令式的关系，只有干群关系和谐，做到及时沟通，互相理解，才能使各种指示顺利有序的执行。

（二）思想上宽容，但不影响行动上的严格，做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如今价值趋向多元化实际上源于思想认识的多元化，行动方式的多元化也源于思想认识的多元化。在团队中，每个人都是一个思想活跃的个体，我们不能强制他们进行统一而应在制度的屏障下让他们自由发展，为他们的存在创造宽松人文环境，给他们个性的展示创造一个舞台，打造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使他们能够并敢于阐述自己的观点，从而进行筛选研究，选择有用的、上进的、对团队有帮组的想法。

（三）待人要宽容，做到和而不同。

如今和而不同已经成为我国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外交政策。作为一名领导者，理应将其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准则。相互之间要宽容，允许别人对问题的不同看法，甚至是截然不同的立场的存在，作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本身就是两个不同利益的群体，肯定会有不少如此问题出现，而如今不同观点的个体共处于一个组织则需要通过相互争执得到沟通，通过摩擦求得共同的认可，通过心灵的碰撞达到认同的和谐。作为一名领导者，绝对不能严于律人，宽于律己。对待别人的某些错误不能恶语相加，或冷嘲热讽。学会换位思考，遇到问题讲协作，而不是独权，遇到利益讲风格，遇到矛盾讲大度，遇到摩擦讲大局，提倡柔性管理但也不是“放羊吃草，自生自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