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体范文10篇

客体范文篇1

【关键词】战略审计；战略控制；战略管理；管理审计

战略审计是对于影响企业整体经营状况的关键因素的评价活动，是正式的战略评价过程，它同时对董事会和管理层施加约束，也是董事会参与战略管理过程的主要方式。实施战略审计，能够提高战略决策和战略执行的效率、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是公司治理机制失灵，例如华尔街精英们的天价高薪和股票期权。另一方面，公司战略控制失效，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均采用了杠杆经营模式，即资产规模远高于自有资本规模，出现过度交易问题。华尔街的经理人们做出开发次贷这样风险巨大的金融产品的战略决策，却没有受到董事会的质疑，这些投资银行的董事会没有负起战略监督的责任，有必要对战略控制进行反思。

一、战略审计的产生和发展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受到战略管理的影响，内部审计师不仅开展效率性和效果性审计，而且发展起了战略审计。20世纪70年代以后，正是由于经营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强、企业规模的扩大、管理活动的复杂化以及法律和政府对于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利益保护力度的加大，使得管理者的受托责任空前扩大，投资者、管理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产生了对于战略监督的需求，并导致了战略管理的兴起。例如有些学者在1972年提出了将绩效审计扩展到公司战略管理过程的思想，认为绩效审计强调外部董事参与公司战略选择与计划的设计与评价，以及从管理层以外获取信息。一方面战略管理对于公司绩效有着直接的影响，决定着投资回报，投资者需要对战略管理过程监督和控制，以确保能够维护投资者利益的战略得到制定和执行；另一方面对战略的监督能够帮助管理层减少战略决策的不确定性和失误、缩小战略执行过程中的偏差、降低经营风险并提高经济效益。各方面的因素使公司董事会积极地寻找战略监督的途径。

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外研究战略审计的文献开始增多，例如Alfred在1980年讨论了独立审计人员开展战略审计的可行性。认为独立审计人员在正式开始审计之前，必须了解客户的业务、产业和整体经济背景，而战略审计正是这一步骤的扩展；战略审计有助于独立审计人员了解主要的风险领域，从而为审计计划的制定提供更为坚实的基础；独立审计人员可以通过战略审计帮助公司董事增强其战略监督功能，他们提供的信息是董事会特别需要的、来自管理层之外的信息战略审计既有可能为公司带来利益，也有可能为公司带来附加成本，是否应该实施战略审计应取决于成本效益的权衡。

Gordon（1995）将战略审计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工具并且分析了战略审计的构成要素。他认为，董事会和经理层对于战略管理的视角是不同的，经理层总是将战略管理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主要关注既定战略的执行效率问题；而董事会则为了维护股东利益，主要关注战略本身的合理性问题。董事会对于战略管理的参与，常常局限于CEO离任、公司财务状况恶化或者敌意收购三种特殊情况。再加上董事会的议程安排常常使战略方向的严肃讨论不太合适，以及董事会的大部分成员通常缺少有关行业和公司的专业经验和知识，也缺乏参与战略管理的足够时间，董事会对于战略的监督常常并不能到位。战略审计可以作为一种正式的战略考察过程使董事会切实履行其战略监督责任。它可以对董事会和经理层同时施加约束。战略审计的领导权必须集中在独立董事手中，只有这样它才经得起公司内部权力冲突的考验。他同时还提倡“低调和幕后的战略审计”，强调战略审计应加强董事会和经理之间的信任而不是随意侵犯经理的权限范围。战略审计的构成要素包括确定标准、数据库的设计和维护、建立战略审计委员会、协调与CEO的关系等。

Hunger等人在2001年讨论了战略审计的性质及重要作用，认为咨询公司、管理学者、董事会和管理工作者已经发现管理审计是决策过程中的一种重要的分析和诊断工具，可以发现公司经营中存在问题的领域。它超越了具体职能部门的界限而注意到企业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及各职能部门的有机关联，能够通过战略分析和评价而减少战略决策中的不确定性并增强战略决策的可行性。传统的内部审计较少地介入公司的战略管理过程，主要是因为他们在战略管理过程中的作用没有得到管理层应有的重视和支持。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战略审计。陈良华等（2003）将企业管理审计划分为战略管理审计、管理控制审计和业务审计三个不同层次，并且认为战略管理审计的评价重点是最高管理当局所关心的企业与经营环境的关系和企业竞争力问题。余玉苗等（2004）分析了战略审计及其实施的现实意义并提出了战略审计实施的有关构想。梅丹（2004）对企业战略审计的主体、对象、内容和评价标准进行了论述。陈留平等（2005）对战略审计实施的条件、机构及评价标准进行了分析。廖洪等（2005）对战略审计研究的发展过程进行了回顾和总结。程新生（2008）对战略审计与内部控制关系进行了研究。

二、战略审计的主体和客体

战略审计人员应具备独立性和必要的权威，应涵盖战略管理过程的所有层次和过程等。为了保证战略审计的有效性，执行主体应达到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独立性，战略审计人员要独立于企业的战略管理活动，与进行战略管理活动的机构或人员不存在直接的利益关系；二是具有专业胜任能力，即熟悉市场环境、精通企业管理，尤其是战略管理。

战略审计的对象是公司整个战略管理过程及其实施效果，战略审计应能覆盖各层次的战略管理活动，特别是公司整体层次的战略管理。管理层和董事会对于战略有不同的视角，因而战略审计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管理层面；二是治理层面。管理层负责把战略愿景转变为现实。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必然专注于战略实施。企业管理层面战略审计强调效率和效果，基于以下假设：一是企业经营环境是高度不确定的，企业的战略管理是一项高风险的管理活动；二是企业经理的有限理性，他们的知识和能力存在不足。因此，要有专业人士来帮助他们，为他们提供有关企业内外环境的分析性信息，帮助他们评价既定战略的执行效果。

公司治理层面的战略审计侧重于制度安排的设计，基于以下假设：股东和经理的目标函数是不同的，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经理有可能在战略管理的过程中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损害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因此，必须通过战略审计加强战略管理过程的监督，确保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然而董事会参与制定和实施公司战略一直是个敏感问题。Frazer等（1972）、Gordon（1995）、何卫东（1999）等学者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研究战略审计的。治理层面的战略审计视野更加宽广、所涉及的组织层次更高，对于战略审计独立性的要求也更高。董事会的职责是代表投资者对战略路线本身提出质疑，战略审计必须由独立董事而不是管理层负责（Gordon，1995）。但在战略制定和执行时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必须就职权分工达成一致。在董事会为公司战略方向出谋划策和董事会直接管理公司两者之间有着微妙的界限，如果超过这一界限，董事会就难以起到监督作用。董事会要有效地评价战略，就需要掌握财务绩效和非财务绩效信息。这意味着要建立以董事会为核心的审计体系。开展战略审计的主体应为董事会设立的专门战略审计委员会或聘请独立的第三方。

战略审计委员会应从外部独立董事中选3-5人来组成。委员会主席的人选尤为重要，他需要在CEO和外部董事就战略发生分歧时，防止双方分裂。Gordon认为，如果董事会中有一位外部董事任主董事或是与CEO间的联络董事，此人应该是战略审计委员会主席职位的当然人选。战略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应该定期轮换，以保证机构的连续性。该委员会负责确定评价公司战略绩效的依据；审查评价所需基础数据的获取、设立审查程序和检查审计过程。该委员会应保证数据收集和报告的真实性和连续性；明确应与CEO讨论的问题；使全体董事会成员及时掌握公司战略的数据更新情况，安排商讨战略问题的定期或临时会议。

公司董事会应聘请外部人员进行独立评价，例如由管理者提供会计师事务所或咨询公司的人选。因为至少在战略审计的初期，董事会和咨询公司都需要管理层的大力合作和援助。所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可以是为企业进行年度报告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但审计人员不应当是为公司进行年度报表审计的原班人员。一方面由于会计师事务所对客户情况的熟悉和基础数据的掌握，能节省审计时间和成本；另一方面又可避免将战略审计与财务审计混淆，还可增强审计人员的独立性。许多咨询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都能提供战略审计的服务。

三、战略审计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是“正确的战略方向问题”一旦在董事会上被提出，有可能被认为其中隐含着对既定战略和领导的批评，引发紧张气氛。如果战略审查会议定期召开，可以降低出现这种紧张气氛的可能性。这个会议由董事会和CEO参加，要客观地交换意见，分歧消除前不向外界披露。总之，战略审计委员会应该保持低调，幕后操作，以免影响管理层的权威和领导。外部董事对战略的干预很少，往往都是在公司遇到严重问题时才会发生。所以，公司治理过程中需要建立一种正式机制，使董事会能积极行使其战略监督责任。

二是对职责保持敏感，即使有完美设计的正式监督过程所施加的约束，董事会仍可能在持续的成功下麻痹大意。Gordon认为，对责任和机会保持敏感是正式的战略审查过程最重要的构成因素。对既定战略任务上出现的任何脆弱信号和对那些为肯定或修改既定战略方向提供了自然机会的事件或行动，董事会都应保持警惕性。

三是战略审计周期，要考虑行业特点和技术、竞争与社会环境的变化速度，以及企业既定战略规划涉及的年限。应当注意，战略审计周期不宜太短，因为战略审计太过频繁可能导致战略审查和经营审查混淆，把重要指标的微小变化理解为重大趋势；但也不可过长，因为社会环境和技术手段都在不断变化，战略审计周期太长可能会贻误纠正战略失误的时机。除既定战略实施年限结束或CEO即将退休等特殊情况外，战略审计委员会每三年与CEO举行一次战略审查会议可能比较合适。

四是对数据库的要求，有效的战略监督过程要求董事会不仅要控制绩效标准而且要控制支持这类标准的数据库。董事会考察过程的可靠性取决于衡量绩效所使用的统计量的完整性和一致性。要注意各期数据应尽量保持形式上的一致，董事会需要的是累积数据，以跟踪在几个季度或几年里绩效指标上出现的趋势。有效的监督还取决于在短期和在长时期收集和保存这些数据的方式以及由谁代表董事会进行这一工作。董事会既没有时间也没有专业知识去收集和分析数据，较好地办法是聘请外部审计师，因为他们既具有设计数据库和收集数据的专业能力，又熟悉企业。

【参考文献】

[1]陈良华等.管理审计模式发展与管理制度变迁[J].审计研究，2003，（5）.

[2]程新生.内部控制理论与实务[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

[3]何卫东.论非执行董事对于公司战略的参与[J].南开管理评论，1999，（4）.

[4]廖洪，陈波.企业战略审计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个综述[J].审计研究，2005，（2）.

[5]王光远.管理审计理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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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于玉林.试论面向新世纪的内部审计制度[J].审计研究，2000，（6）.

[8]余玉苗，黄兵海.我国上市公司战略审计初探[J].财会月刊A版，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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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FrazerC.,B.Wilde,RichardF.Vancil.1972.PerformanceAuditsbyOutsideDirectors,HarvardBusinessReview,July-August,pl12.

客体范文篇2

关键词：行政侵权，法益，客体，精神权利

行政侵权客体的概念是行政侵权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然而，这一问题并未引起行政法学者们的普遍关注。包括研究民事侵权理论的学者们，也很少提及“侵权客体”这一概念，只是在侵权构成要件中介绍“损害事实”。然而，损害事实与侵权客体具有质的差别。前者反映的是侵权的事实状态，是已然的结果，是一种人们可以感知的现象范畴；后者反映的是侵权的权利状态，可以是已然的结果，也可能是应然的预期，是通过理性分析才能把握的抽象的社会关系。可以说，两者是现象与本质，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行政侵权的“损害事实”是“侵权客体”的表现形式。

一、行政侵权客体的界析

客体是相对主体而言的，以主体为参照才能确立客体。如果说主体是权利义务本体的话，客体就是权利义务的标的，是主体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所指向的目标。所谓行政侵权的客体是指行政主体在违法或不当行使行政职权时所侵害的行政相对方的“法益”。

“法益”不同于“合法权益”，法益的概念要比合法权益的概念外延更广。合法权益通常是指有实定法依据的权益；而法益除了包括合法权益之外，还包括符合法律原则、法律精神的权益以及行政相对方享有的正当的权益，即法益包括合法权益和可保护权益两部分。传统上一般认为行政侵权的客体应当是相对方的合法权益，但从世界行政侵权保护范围扩大化的趋势来看，这一观点明显已经陈旧。对行政侵权客体的概念可以作如下分析：其一，行政侵权客体具有单向性和确定性的特点，这是由行政侵权的主体单向性，确定性决定的，即行政侵权的客体指向的是行政相对方，而不能是行政主体。[1]而民事侵权客体不具有这一特点，法律地位的平等决定了民事法律关系双方都可以成为侵权主体，也都可以成为侵权的对象。研究这一特点的法律意义在于，民事侵权救济原则的根本在于同等保护，虽然任何侵权只能保护受害者的利益，但由于民事侵权主体关系不具有特定性和单向性特点，因此对任何一方遭受另一方民事侵权时，都应受到同样的保护。而在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就不存在平等保护的问题，由于侵权客体的单向性，行政侵权保护的对象只能是特定的行政相对方；其二，行政侵权指向的是行政相对方，但侵害的是行政相对方的法益。行政相对方为行政侵权的对象，而行政相对方的法益则为行政侵权的客体。也就是说，行政侵权的对象不同于行政侵权的客体，行政侵权的对象是在某一具体的侵权行政行为中所指向的特定的相对人，而行政侵权的客体则是指该相对人受损的法律上的权益。行政侵权客体和对象的关系不同于行政违法的客体和对象的关系。行政违法的对象是行政违法行为所直接施加影响的物或人；而行政违法的客体是行政违法行为所侵害的受行政法所保护的一定社会关系。行政侵权行为既有侵害的对象也有侵害的客体；但某些行政违法并不一定存在侵害的对象，它可能不直接侵犯特定人的特定权利，却直接侵害了行政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或行政权力运行秩序。[2]其三，行政侵权的客体与行政侵权的主体的关系是在相互冲突中发生的，两者关系的连接点表现为相互间价值和利益的相互排斥和否定。作为行政侵权客体的法益是以行政侵权主体违法不当行为的致害结果表现出来，而以行政相对方的抗拒行为来实现其受损权益的恢复。其四，行政侵权的客体具有弱损性。与民事侵权不同，民事主体的地位平等性决定了任何一方主体不能任意处分对方的权益，而行政主体的优益权使其可以在职权范围内处置行政相对方的权益。特别是在专制行政体制下，行政相对方在行政主体面前显然处于弱势地位，非常容易受到侵害。即便是在法治社会大力倡导服务行政的国度，行政主体仍处于优益地位、握有强制权力，服务与其说是行政主体的宗旨，不如说是其一项职能。因此，尽管在服务行政的环境中，行政相对方的权益有了更多的关切和法律保障，但其在行政主体面前的弱势地位并没有改变。由于这一弱势地位，在实体程序中即在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职权的过程中，行政相对方时常处于被动。

为了纠正两者在实体程序中不平衡的法律关系，在诉讼程序中倾向于对相对方的权益救济，行政相对方则处于主动地位，以实现两者法律关系在不同程序阶段上的平衡；而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的平衡是稳定和恒久的，无论是在民事主体之间法律关系的任何阶段，两者都不存在法律地位的强弱之分和程序权利的主动和被动之别。研究这一问题的法律意义在于，对民事侵权，其基本的保护原则是平等保护，因此民事侵权的平等保护原则体现为在相同情况下应采取同等的保护措施，不应该区别对待；而在行政侵权中，由于行政相对方的弱损性，所以，应特别注重对行政侵权客体的保护，无论在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的分配，行政程序的法律设计，还是在行政法律救济机制上的创新都应该以相对方权益保护为宗旨，而不应以保障行政职权为重心。

二、行政侵权客体的内容

行政侵权客体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受传统的民事侵权理论的影响，学者们对行政侵权的客体基本采用两分法，即人身权和财产权。而有的学者将行政侵权的损害事实分为权利被损害和利益受损害，由此行政侵权的客体可以归纳为权利和利益。前者包括人身自由权、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财产所有权，以及其他人身权和财产权。后者包括人身利益、财产利益以及精神利益。[3]上述对行政侵权客体的归纳和分类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也有法律依据，因为我国的《国家赔偿法》第二章行政赔偿即是将行政赔偿的范围分为对侵害人身权的赔偿与对侵害财产权的赔偿。然而，对行政侵权客体的两分法未能逃出民法理论体系的樊篱。应该说，民事侵权的客体一般可以适用于行政侵权，但两者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在行政侵权客体范围的界定上，不能完全套用民事侵权理论。从性质上说，虽然作为民事主体的公民与作为行政相对方的公民享有的权利的内容有些是一致的，但民事主体享有的权利属于私权，而行政相对方享有的权利则属于行政法保护的权利，不同于纯粹的私人权利。从权利范围上看，民事侵权的客体与行政侵权的客体不能重合。有的民事侵权的客体如债权不能成为行政侵权的客体，因为债权只能发生在平等的特定的民事主体之间，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一般是不能发生债的关系。有的行政侵权的客体如公民的政治自由权也不能成为民事侵权的客体，因为政治自由权如言论自由的权利主体是公民，而义务主体则是国家，也就是关于言论自由的关系属于宪法关系，一般只能发生在公民与国家之间，而不能发生在平等的公民之间，因此在私法领域也就不可能存在言论自由的侵权。

三、行政侵权客体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建构

行政侵权不应当是纯粹的理论抽象，其历史发展与现实存在都依赖于行政侵权制度的设计和架构。或者说，行政侵权的立法和救济制度是行

政侵权理论的源头活水，是行政侵权理论的灵魂。对行政侵权客体的研究更是如此，行政侵权的客体是法益，是法律原则、法律规范所确认和保护的权益，因此，不关注现实的法律制度对权利内容的具体规定，对行政侵权的客体的研究只能是缘木求鱼。传统的对行政侵权的两分法越来越不适应现实要求，我国理论界对行政侵权客体的认识需要更新。这种更新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首先，对行政侵权客体的认识要摆脱民事侵权理论的桎梏；其次，行政侵权客体要满足不断发展的权利需要，范围应逐步扩大。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政治的革新、社会的变迁，公民对权利的要求无论从范围还是从程度上较之以往有了新的提高，如环境权、采光权、安宁权、受教育权、生育权、知悉权（包括公共信息的知悉权和商业信息的知悉权）、行政程序参与权等。但是对上述权利的理论研究仍嫌欠缺，有些权利如受教育权的性质是公权还是私权尚未达成共识，有些权利如生育权的主体范围即生育权是女方权利还是男女双方的权利还存在争议，知悉权的范围及其与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的价值冲突还需加深认识。

由于理论研究的薄弱导致立法的滞后。就公民的基本权利而言，我国现行宪法于1982年颁布以后，经过了三次修正，从宪法序言到正文都进行了重大的修改，但对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内容却一直未变。虽然历经20余年，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规范已明显落后于现实要求，但宪法却无视这一公民的权利要求，如罢工的自由。特别是我国在签署两个人权公约和加入WTO之后，国际社会对我国的人权的宪政制度提出了挑战，我们必须积极的应对。就行政法领域，对相对方的权利保护的法律制度也存在一定问题，表现为在实体法上存在着权利保护的法律规范的不健全，在程序法上还一定程度地存在着权利保护的不公正，在保护范围上存在着权利的空白。就目前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来看，行政侵权赔偿范围过窄。表现为：行政赔偿的范围只限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部分人身权和财产权，而不是所有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对于人身权中的人格权和通信自由没有相应的规定；对财产权中的知识产权和无形资产没有规定；对宪法已确认的公民的政治权利与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受教育权等没有纳入保护的范围，致使这些权利受到侵犯以后，难以得到国家的有效救济。[4]破除民事权利体系对行政权利的禁锢，冲破权利两分法对行政法权利认识的羁绊。

不可否认，民事权利体系对行政相对方权利体系的影响，由于作为私人主体法律地位的一致，使得民事权利体系对行政相对方权利体系的建构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两者毕竟属于不同的法域，前者处于私法体系的框架内，后者身处公法秩序中，切不可不识两者的差异性而强求一致。当然，不是说两分法在行政法权利体系分类中绝对不可应用，然而这一方法存在的严重的缺陷在于，分类方法过于简单，遗漏了许多权利内容，不能全面地反映现实中受害者权利的诉求，阻碍了行政侵权的制度发展。目前在我国，如何构建行政权利体系是确立行政侵权客体范围的前提和关键。在行政法律关系中主体双方权利的性质、范围截然不同，行政主体享有的权利是行政职权，是一种公共权力，具有法定性，权利义务相对性和不可让渡性的特点；而行政相对方享有的权利是在行政法秩序内的私人权利。行政侵权就是在行政公权对私权的侵犯，认清行政侵权客体就要首先明确在行政法中行政相对方的权益范围。确定行政侵权范围的基本要求是，充分保护行政相对方的法律权益，促进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同国家财力、法制环境相适应。在理论上，行政相对方的任何权益都可能成为行政侵权的客体。那么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相对方有哪些权益呢？由于行政领域的广泛性，行政事务复杂性，行政相对方的权益不可能一一罗列，在不同的行政领域在不同的行政事务中，行政相对方所享有的权益是不同的。

然而，存不存在着普遍的一般的权益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行政相对方的权益与行政主体的职责是相对而言并紧密相连的，通过立法不断地加强对行政主体职权行为的规制就是保护行政相对方的权益的过程。行政侵权的客体在立法上的体现就是行政侵权赔偿的范围，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法律传统和立法方式，在行政侵权范围的确定上，各国立法也存在着差异。概括起来有三种模式：一是用概括性的条文对行政侵权的赔偿事项范围予以规定，而不加详细列举，这是大部分发达国家所采用的模式；二是以法院的判例汇集而成，既没有法律条文的概括性规定，也没有法律条文的列举性规定；三是以概括、列举甚至包括判例等在内的形式加以综合规定。行政程序法为了规范行政行为明确行政相对方的权益提供了法律原则和一般标准。如自然公正原则、正当程序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比例原则以及由上述原则衍生的一系列具体权益，如平等保护权、知悉权、要求听证权等。此外，宪法上的公民基本权利可不可以成为行政侵权的客体。有学者认为，行政侵权的国家赔偿是有限赔偿，即赔偿范围要受到一定的限制，行政侵权的国家赔偿仅限于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范围，不包括对侵犯其他权利如劳动权、受教育权、政治权等的赔偿。[5]一般而言，公民基本权利属于宪法权利，是公民权利的最基础最重要的部分，是产生其他权利的权利，因此应当将行政法中行政相对方的权益与宪法中的公民的基本权利相区别，分别由不同的法律来调整。然而，侵权是与救济密切相连的，没有救济制度的存在，侵权的存在是没有法律意义的。在我国，公民基本权利遭受侵害司空见惯，但我国并无宪法诉讼，因此不能得到有效的救济，如北京某一饭店的职工的选举权被剥夺，于是以自己的选举权被侵害为由向法院起诉，被法院驳回，原因是法院受理此案并无法律依据。近几年，公民的平等权、受教育权被侵害的案件屡见不鲜，但能够得到救济的寥寥无几。

有学者认为，行政侵权赔偿范围的确定的首要原则是：尽可能扩大赔偿范围，以充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6]因而，有人主张应将行政主体侵害宪法权利的案件纳入到行政诉讼中，以扩大对公民的权利保护范围和增加对公民权利救济的方式。[7]应当说，在理论上行政侵权的客体不应仅仅局限于行政权利范围，在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的过程中，行政相对方遭受侵害的所有权利，包括宪法权利、行政法权利、民事权利都可以成为行政侵权的客体。也就是说，行政侵权客体的划分，不能以法律部门为标准。因为，同样是财产权、人身权，既是民事权利也是行政权利。行政侵权客体的界定，应当以行政侵权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中来把握，离开行政侵权的主体而孤立地考察行政侵权客体的范围，其结论必然是片面的。可见，公民的基本权利只要遭受到行政主体职权行为的侵害就可以成为行政侵权的客体。因此，可以运用行政救济手段来解决行政主体侵害公民基本权利的案件，不仅是行政诉讼，也包括行政复议和行政赔偿。从宪法与行政法的关系上看，宪法作为静态的行政法，其调整的社会关系和行政法调整的行政关系具有更大的相通性，宪法中的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在行政法中体现为行政权力与行政权利的关系。英国法院在AshlyV.White案件中判决选举官对其错误阻止原告行使选举权的行为承担侵权责任。[8]法国司法判例认为，对于被非法排除参加招聘晋升公职的竞争考试机会的受害人，国家应负责赔偿。[9]在日本，对于立法行为的国家赔偿诉

讼，与违宪诉讼结合起来审理，从而追究国家的赔偿责任，如札幌地方裁判所小尊支部法庭在1974年一项判决中认为，废除残疾人在家里投票制度是违宪的，国家应承担赔偿责任。[10]美国的1871年通过的《民权法》规定，任何人基于行使州法律规定的权利而侵犯另一个人由宪法赋予的权利，要对被侵权人负侵权责任。20世纪60年代以后，该法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州政府官员不仅要对执行州法时侵害相对方宪法权利的行为负侵权责任，而且要对执行联邦法律时侵害相对方宪法权利的行为负侵权责任。从以上各国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保护制度可以看出，国家公职行为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侵害受侵权法调整，行政侵权的客体不应排斥公民的宪法权利。

四、作为独立的行政侵权客体——精神权利

（一）精神权利成为行政侵权客体的渊源

法国行政法院建立之初，侵权范围仅限于能以金钱计算的物质性损害，对于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精神损害，如对名誉、感情等的侵害，国家不负侵权赔偿责任。其理由是，精神损害既然是无形的，无法用金钱来计算，也就无法进行赔偿。后来，随着法国法制的不断完善，对精神权利也逐渐纳入了行政侵权的赔偿范围。按照传统的普通法，精神损害不能够独立确立一个侵权行为诉讼。也就是说，精神损害诉讼请求有一种寄生的特点，它必须与其他侵权结合起来才可以提起侵权行为诉讼。精神损害通常是伴随着人身损害、财产损害同时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下，精神损害不一定作为独立的行政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损害事实，可以被人身损害、财产损害事实所吸收。但是在有些情况下，精神损害是独立发生的，这种情况下，精神损害应作为导致行政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独立侵权客体。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美国法律协会明确承认，即使没有发生身体损害，精神损害本身也可以构成一个独立的侵权行为诉讼。目前，各国对精神损害的行政侵权责任基本持肯定的态度，但只是在责任范围和标准等问题上各不相同。在当代法国的行政赔偿法律发展的过程中，行政侵权的范围正日益扩大。在法国，通过判例首先将某些能够产生物质后果的精神损害作为行政侵权赔偿的范围，然后，又将那些虽然不产生物质后果，但能够引起巨大精神痛苦或破坏个人尊严以及宗教信仰的损害也纳入了行政侵权赔偿的范围。特别是感情上损害，法国长期以来拒绝赔偿，但慑于公众的压力，法国行政法院的态度也有了转变。虽然，法国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量非常有限，但其对行政侵权赔偿范围的突破的意义重大。[11]法国的国家赔偿制度对其他国家行政侵权制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德国的《国家赔偿法》（草案）专门对非财产的损害赔偿予以规定，但倾向于减轻对于精神损害的赔偿责任。从西方国家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历史发展进程可以发现，行政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经历了一个不予承认到给予承认，从最初的采取限定主义原则到后来的非限定主义原则的过程，而且精神损害赔偿范围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在我国，普遍认为，我国国家赔偿法中根本没有精神损害的法律保护。这其实是对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误解。我国国家赔偿法第30条规定，对于国家机关违法拘留或错误逮捕等侵犯公民人身权的行为，如果造成受害人名誉权、荣誉权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应当说，我国的行政侵权制度并未否定精神损害赔偿，只是很不完善，这表现为：我国的《国家赔偿法》第二章行政赔偿中赔偿范围中并没有精神损害的规定，而只是第五章“其他规定”中有残缺的内容，并且并没有“精神损害”明确提法；对精神损害采取的是非独立性保护，也就是未将精神损害作为侵权损害的一个独立的损害类别，而是附着于人身权损害之中。表现为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对于违法拘留或错误逮捕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同时造成精神损害的，国家给予赔偿；精神损害的保护范围太窄，仅包括名誉权、荣誉权；精神损害的救济措施太有限，只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和赔礼道歉，没有对精神损害的金钱赔偿。在行政侵权中的精神损害具有如下特征：第一，精神损害的普遍性。即只要有国家侵权的发生，无论是侵害财产权利还是人身权利，精神损害无时不有，只不过程度大小而已。第二，精神损害的复杂性。国家对人身权利的侵害，既产生直接的精神损害，也产生伴随性的物质损害，对财产权利的侵害，既产生直接的财产损害，也产生伴随性的精神损害，精神损害具有复杂性。第三，精神损害的隐秘性。财产损害是有形的，而国家侵害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往往是无形的，是隐藏在有形的财产损害之后，因而不易被发现。第四，精神损害的不可计算性。由于精神损害是一种非财产性损害，不能直接用计算财产损失的方法来衡量，使得对精神损害的程度难以计算和衡量。[12]行政侵权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已经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特别是在探讨修改国家赔偿法的过程中，是否应加强对精神损害的法律保护成为人们争议的热点问题。事实上，行政侵权行为造成相对人精神痛苦或精神利益受到损害案件时有发生，行政主体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违法或不当给相对方造成的精神损害后果往往比行政侵权行为造成的公民的一般的损害更要严重。2001年1月发生在咸阳市泾阳县的荒唐的“处女案”是行政侵权精神损害案件中较为典型的一例。如果将精神损害排除在国家赔偿范围之外，对于公民权利保护是非常不利的，也会动摇社会对政府的公信，还有可能会放纵一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执行公务为借口侵害公民的精神权益，这与我国建立法治社会的目标是不相适应的。[13]否认精神损害可以适用金钱赔偿的观点认为，精神损害不能用金钱进行交换计算，对精神损害进行金钱赔偿也不符合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对行政侵权处以精神损害赔偿金，国家财政将不堪重负，在我国行政侵权领域适用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时机尚不成熟。但事实上，我国建立行政侵权精神损害的赔偿金制度是必要的。它是充分保护相对方权益的需要，也是维护和监督行政职权行为的要求。建立和完善我国的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我国宪法原则的基本要求，有助于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建立和完善我国行政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既是转变“公法优位”法律观的要求，也是转变政府职能、科学定位政府角色的要求，同时也是世界行政精神损害赔偿立法趋势的必然要求。[14]不仅如此，排除行政侵权行为受害人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也与我国民事立法所确立的精神损害赔偿原则相矛盾。我国在民事侵权领域已经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规定了我国民事侵权的精神损害的范围、精神损害的赔偿标准，特别是针对精神损害赔偿确立了抚慰金制度。这对于我国行政侵权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可以认为，在我国行政侵权领域适用精神损害的金钱赔偿的时机已经成熟。

（二）作为行政侵权客体的精神权利的范围

目前，国家赔偿范围从物质性赔偿向精神性赔偿的拓展正成为国际化趋势，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行政侵权的赔偿范围已经涵盖了精神损害赔偿，即精神损害已不容争辩地成为可诉对象和法律救济对象。精神损害赔偿除了在民事审判中得以司法支持以外，作为行政赔偿范围之一已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并得以法定化。近几年，我国通过立法和司法解释在精神赔偿方面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01年3月

10日起施行，该司法解释对构建我国行政侵权精神权利保护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因此，可以说，我国应当不失时机地完善国家赔偿法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扩大精神损害的保护范围，强化精神损害的保护力度。精神权利的保护范围应当包括：自然人的人格权利，如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及隐私权等；自然人的亲权，即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导致亲子关系或者近亲属关系遭受严重损害的；自然人死亡后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遗体、遗骨保护权。作为社会组织形态的相对人也有精神权利，即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等，其是否也作为行政侵权客体。按照上述司法解释，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人格权利遭受侵害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一规定事实上就排除了社会组织精神权利的司法救济性和可诉性。这一规定应当同样适用于因行政侵权造成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精神损害。因为作为社会组织的行政相对方不具有自然人才拥有的基于生理现象所产生的精神痛苦。其精神权利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如财产损害侵权寻求救济，因为作为法人或者社会组织其精神权利与其物质利益往往直接相连，荣誉权侵害会直接导致其商誉的下降从而影响其经济效益。

（三）行政侵权中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

行政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遵守以下几个原则：第一，以恢复原状为主、经济赔偿为辅的赔偿原则。由于精神权利存在方式的特殊性，在行政侵权救济方式的选择上，对精神权利的侵权应当以回复原状为主，金钱赔偿为辅，只有当恢复原状的方法无法采用时，才可以适用金钱赔偿。第二，全部赔偿原则。精神损害赔偿与物质损害赔偿不同，多数国家采取的是限定赔偿的态度，就是对侵害人身权利造成精神损害的赔偿，往往只限于法律规定的几种人身权利，而不是全部的人身权。更不用说对侵害财产权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了。此外，精神损害结果的严重性也是构成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一个条件，这是由精神损害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我国现行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实行都是限定赔偿制度。[15]即对于符合上述条件的精神损害案件，国家也不是都进行赔偿，如果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国家不予赔偿，但可以适用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责任形式。精神损害的限定赔偿制度不符合行政侵权制度权益保护的世界发展趋势，对精神损害赔偿也应当贯彻侵权法的基本救济原则，即全部救济原则。行政侵权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的全部赔偿的原则要求，若以恢复原状能达到赔偿目的的，就恢复原状；若只能部分恢复原状的，其余部分用金钱给予补偿。第三，精神损害的量化原则。精神权利本身没有物质内容，不能通过财产或实物价值来衡量的，但在赔偿的过程中又必须对赔偿数额进行具体裁量，因此，不得不通过一定的方式将精神权利的损害赔偿进行量化，以达到对受害方的精神抚慰作用。有人就此提出了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的衡量标准，即精神损害应该是权利主体受到侵害后为战胜精神伤痕、恢复正常的精神生活状态所需的费用，即精神损害＝年精神生活支出总额×精神痛苦恢复年数。[16]这一公式对精神损害赔偿提出的大胆的设想，可适用于各类精神权利的侵权案件中，尽管其应用的量化指标仍然难以确定，但这一设想仍不失其现实意义。还有人提出了精神损害赔偿的量化标准。将行政侵权的精神损害分为四个等级，即一般损害、较重损害、严重损害和特别严重损害，对于一般损害的赔偿额最多不超过1000元人民币，对于较重损害的赔偿额不超过8000元人民币，对于严重损害的赔偿额不超过10000元人民币，对于特别严重的赔偿额不超过100000元人民币。[17]

此外，还可以对于精神损害的进行物化，对损害给予某种替代物，使受害人在心理上得到满足。对于精神损害的金钱赔偿在国外普遍采用抚慰金的形式，我国也可以采用这一形式，也就是因行政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国家可以向受害方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但抚慰金的支付并不影响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责任形式的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致人残疾的，为残疾赔偿金；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其他损害情形的精神抚慰金。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受害人的社会地位和职业特点；国家的财政能力等。

[1]当某一行政主体成为其他行政主体的相对方时，该行政主体在此行政法律关系中也只是行政相对方，而不具有行政主体的地位，此时，该行政主体可以成为行政侵权的对象。

[2]参见杨解君：《论行政违法的主客体的构成》，《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3]参见杨立新著：《侵权法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384页。

[4]参见王保成：《对〈国家赔偿法〉几个问题的法理思考》，《南京经济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5]参见胡建淼著：《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36—537页。

[6]参见胡锦光杨建顺李元起著：《行政法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348页。

[7]在诉讼制度中，由于我国不存在宪法诉讼制度，因而当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以后，应当通过哪种诉讼程序加以解决，也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有人主张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程序来解决，有人认为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加以解决。在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就齐玉苓一案的司法解释中，将齐玉苓受教育权被侵害作为民事案件进行审理并适用了民事救济制度，并以宪法作为案件审理的依据，这一在我国司法史上首次大胆尝试并未得到学术界普遍的认同。可以认为，为实现宪法权利的有效救济，建立宪法法院、确立宪法诉讼制度应是我国宪政体制的发展方向。然而，在目前情况下，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侵权案件适用行政诉讼程序应是更为合理的选择。

[8]Cf.S.D.Hotop，op.Cit.，p.485.转引自余凌云著：《警察行政权力的规范与救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260页。

[9]参见余凌云著：《警察行政权力的规范与救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260—261页。

[10]参见杨建顺著：《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661页。

[11]参见林准马原主编：《外国国家赔偿制度》，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75—76页。

[12]参见袁曙光：《试论我国行政赔偿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济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13]参见曾坚：《国家赔偿范围拓展至精神损害之研究》，《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14]参见于金葵：《行政精神损害赔偿立法必要性探讨》，《行政与

法》2002年第3期。

[15]参见覃怡：《略论国家赔偿制度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法学评论》2000年第6期。

客体范文篇3

[论文摘要]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直接或间接产生于网络环境下的利益纷争层出不穷,网络诈骗、网络盗窃行为日益猖獗,与此相关的网络虚拟财产问题被现实地提出。如何构建虚拟财产法律保护机制成为当务之急。本文仅从法律应保护的虚拟财产客体方面,为法律保护机制的构建提供了一些基础性论证。

全国首例虚拟财产被盗案第一次将虚拟财产提升到法律保护的层面。本案法官认为“虚拟物品作为无形财产的一种理应获得法律上的适当评价和救济。”就个案而言这一判断无可厚非。不过,随着网络盗窃行为的频发和复杂化,加之现行法律并未对虚拟财产进行明确的规定,法官如何把握法律对虚拟财产评价与救济的适当性,必然成为理论与实践函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般分析可知,网络中形成的虚拟财产与现实财产有着诸多相似性。如价值性、效用性、可交易性。若仅限于此,我们完全可以将具备合法性的虚拟财产纳入法律保护的范畴。但事实并非如此。如两个玩家在虚拟世界中结婚,并把虚拟财产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若有朝一日二人搞网离,因共同网财分割产生纠纷,是否能由现实法院进行裁决?又如一拥有若干网财的玩家意外死亡,其遗留在游戏中的虚拟财产是否应作为遗产按现实中的继承进行分割?诸如此类,给我们的直觉是现实法院不能也不必对上述虚拟财产进行裁决。进言之,现实法律并不能对虚拟财产进行概括性保护。问题是:哪些虚拟财产应纳入法律保护的客体范围呢?

一、概念认定

虚拟财产概念的不同认定,给其法律保护造成了诸多困难。游戏运营商认为“网络游戏中的装备等财产只是游戏中的信息,实质只是一组电脑数据,本身并不以‘物’的形式存在。”1.法律不能保护不存在的东西。法官认为“虽然虚拟装备等是无形的且存在于特殊网络游戏环境中,但并不影响虚拟物品作为无形财产的一种获得法律上的适当评价和救济。”2.法律应保护无形虚拟财产。学术界有关虚拟财产的认定分歧依然很大。一种观点认为,虚拟财产指虚拟网络本身以及存在于虚拟网络上的具有财产性质的电磁记录(杨立新教授)。另一观点认为,虚拟财产是在视觉上以“物”的形式存在于网络环境中的,但现实环境中并没有与之对应的真实存在形态的各种存在形态(刘德良教授)。刘教授进而认为不应将电子邮箱、QQ号码、游戏等级、游戏经验等纳入虚拟财产的范围。因为它们与现实环境中的各种号码或信息在本质上完全一样,不能视为无真实对应物的存在,且虚拟网络本身是否应属于虚拟财产也有待磋商。可见,二位教授的观点确实存在明显分歧。但一般认为,虚拟财产是指存在于虚拟网络上的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电子邮箱、QQ号码、游戏中的ID号、游戏等级、游戏经验等虚拟物品。

二、法律应保护的虚拟财产种类

综上所述,为明确法律所应保护的虚拟财产,我们可以先对虚拟财产进行种类划分。首先按其与现实世界的联系程度将虚拟财产划分为外化的虚拟财产和未外化的虚拟财产。所谓外化的虚拟财产指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着真实对应物的虚拟财产,包括电子信箱、电子商务和网上银行等。未外化的虚拟财产又可划分为准外化的虚拟财产和纯粹的虚拟财产。准外化的虚拟财产指虽在现实世界中无真实对应物,但可通过现实手段取得、变更、消灭的虚拟财产,包括QQ号码或账号、游戏中的ID号、游戏等级、装备、经验及游戏币等虚拟物品。其大致等同于通常意义上的虚拟财产,也是目前虚拟财产纠纷中受众面最大的一类。纯粹的虚拟财产是在现实世界中无真实对应物也不能通过现实手段取得、变更、消灭的虚拟财产,如刘德良教授所定义的虚拟财产。

基于上述种类划分,确定法律应保护的虚拟财产:第一,外化的虚拟财产徒有“虚拟”之形,而无“虚拟”之实,其实际上仍属现实世界的一部分,是现实人以网络为依托进行信息交流的一种技术手段,与现实对应物完全一致。因此,可按传统的法律对之进行一般规范。第二,准外化的虚拟财产,在未外化前,即未与现实世界中的社会关系发生某种联系前,不能作为法律保护的对象。如某玩家拥有的价值一万元的“屠龙刀”在未被游戏运营商擅自删除或被其他玩家盗取之前,现实法律不能对其进行评价。由此可见,虚拟财产与现实财产之间的相似性并不是其获得法律保护的全部根据。因为法律之所以保护某类财产,并不仅在于它是“物”,它有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在于其上存在着法律必须保护的社会关系,如游戏运营商与玩家的关系。法律只调整现实社会关系,某类财产只有是某种现实社会关系的客体时才能成为法律关系的客体。因此,我们可以为该类虚拟财产获取法律保护设定这样一个限制底线:当且仅当其与现实世界发生某种具有法律意义的社会关系时,才能纳入法律保护客体的范畴。第三,纯粹的虚拟财产作为最理想意义上的虚拟财产,其全部功能在于满足现实人的精神需求。现实人在虚拟世界的“缔造者”所给定的环境下,完全以虚拟人的身份积累着虚拟财产和构建着虚拟的社会关系,他们(虚拟人)所追求的是与现实世界完全隔离的虚拟世界。因此,不存在现实法律的保护问题。

简言之,法律对外化的虚拟财产的保护是必须的;对准外化的虚拟财产的保护是有条件的;法律根本无需保护纯粹的虚拟财产。在构建虚拟财产的法律保护机制前,应首先明确法律保护的虚拟财产客体范围。

参考文献:

[1]《第2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报告》(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07年)

[2]刘德良:《虚拟财产的法律问题》.亚太网络法律研究中心,2007.10.26

客体范文篇4

［关键词］教学主体；教学客体；实践；方法论

一、问题的提出

自1981年顾明远先生在学术刊物上撰文提出“学生既是教育的客体，又是教育的主体”的观点以来，学术界便对教学主客体问题展开了长达二十几年的论争。在这场历时持久的论争中，其观点大体可归纳为5种类型：教师唯一主体论、学生唯一主体论［1］、师生双主体论、否定主客体论［2］、教学交往论［3］。各种观点内部又可区分出许多观点相类但不相同的亚种，以师生双主体论为例，其内部就包括潜在主体说、轮流主客体说、互为主客体说、复合主客体说、双主体主从说、主体滑移位错说、主导主体说、主导主动说、三体论——双中心人物说等近十个变种［4］99－100。

上述众说各执其词，相互立异。教学活动中孰为主体，其说不一；孰为客体，观点更众。面对这林林总总的学术观点，我们不禁发问：关于教学主客体问题，为什么学术界探讨了20多年仍达不成共识？除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之外，和我们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论有无关系呢？

二、方法论的偏差

笔者认为，上述林林总总学术观点的出现，并不能被乐观地看做是学术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结果，而是研究者们在方法论运用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偏差。因为真理只有一个，而谬误才有多种，正是由于多年来我们在方法论运用上的错误，才导致以往的各种研究都不同程度地步入歧途，从而产生出五花八门的学术观点。那么，以往的研究在方法论运用上又错在何处呢？试归纳如下：

（一）对教学主客体的分析脱离哲学范畴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主体”指参与认识和实践活动的人，“客体”指被主体纳入认识和实践领域并同主体发生功能性关系的客观事物。因此主体成其为主体，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必须具备认识和实践的能力，即具备主体性；其二，必须在实践中能动地发挥出这一能力，即确证主体性。而客体成其为客体，要看其是否被主体纳入认识和实践范围并与其发生功能性关系。显然，“主体”与“客体”首先是也只能是一对哲学范畴，对教学主客体的分析只有在这一范畴内进行才有绝对意义。

但在实际研究中，某些学者常常脱离这一范畴对教学主客体进行分析。例如，有人在论证“教师是主体，学生是客体”这一命题时，总是说什么“教师闻道在先，术业专攻，代表国家、社会向学生传道授业”等等，进而得出“教师是主体，学生是客体”的论断。“闻道在先，术业专攻”，只能说明该教师具备了教学能力，即具备了主体性，但如果他在教学中松松垮垮、无视学生、照本宣科，主体性得不到确证的话，那这样的教师能算是教学活动的主体么？同样，学生从未被教师纳入过教学视野，能算是教学活动的客体么？这些如果不从哲学的范畴进行分析而单靠表层现象的描述，能窥及教学主客体的真谛么？

（二）将哲学内部的不同范畴相混淆

本体论、矛盾论和认识论是哲学中三个不同的范畴，教学主客体问题是一个哲学范畴，确切地说是哲学中认识论的范畴。有些学者没有对上述三个范畴加以区分，在分析教学主客体问题时把本体论和矛盾论范畴中的概念、原理套用到认识论中，从而使方法论又出现了偏差。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将哲学中的本体论范畴同认识论范畴相混淆

这主要体现在对“主体”概念的理解上。“主体”有两种含义：一是指“运动”或“属性”的物质载体，如奔驰的火车、坚硬的岩石等，类似于“实体”，属本体论范畴；二是指从事认识和实践活动的人，属认识论范畴。在本体论范畴内没有与“主体”相对应的“客体”，因此，“主体”、“客体”都是在认识论范畴内使用的。有的学者没有对这两个范畴的“主体”概念加以区分，而是混为一谈，结果将本体论意义上的主体放到认识论中来谈，从而造成概念上的混乱。

2.将哲学中的矛盾论范畴同认识论范畴相混淆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内外因辩证关系原理套用到教学主客体的分析中，将矛盾论范畴中的内因、外因混同于认识论范畴中主体、客体。如有的学者认为：“在教育过程中，学生始终处于主体——内因的地位，而教师则始终处于客体——外因的地位。按照‘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原理，必须提出学生主体论即学生是唯一主体论。”［1］

二是将矛盾分析的方法套用到教学主客体的分析中，将矛盾论范畴中矛盾的主、次要方面混同于认识论范畴中的主体、客体。如有的学者认为：“（在教学活动中）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之间是主要矛盾，……当教师的教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时，教师是主体，学生是教的客体；当学生的学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时，学生是主体，教师是学生学的客体。”［5］

（三）对教学主客体做了形而上学的分析

还有些学者虽然认识到教学主客体问题属于认识论范畴，坚持在认识论范围内对问题进行探讨，但同时又对其做了形而上学的分析，从而使方法论再度出现偏差：

1.以孤立考察割裂有机联系

教学过程是一个完整、统一的活动过程，“教”和“学”是它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而不是两个相互独立的过程。但有些学者常常把一个完整的教学过程割裂为“教”与“学”两个过程，然后分别确定各个过程的主客体。见表1［6］：

这种割裂教学过程的完整性，使“教的过程”与“学的过程”相揖而别的做法，有悖于唯物辩证法关于“普遍联系”的观点，是对教学主客体问题的形而上学的解析。

2.以静态考察代替动态分析

教学过程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在教学活动的不同发展环节和阶段，教学主客体关系的具体体现是不同的。例如，在教学准备阶段，主体是教师，客体是教学内容；在教学实施阶段，主体是教师，客体是学生；在辅导答疑阶段，主体是学生，客体是教师；在复习巩固阶段，主体是学生，客体是学习内容。因此，我们在对教学主客体问题进行研究时，应该从发展中考察，从动态中把握。

然而，“考察现有的研究可以发现这样一种倾向，即把教学主客体关系当成一种凝固不变的存在，师生双方何者为主何者为客一经确立就成为永恒，研究者的任务只顾于孜孜不倦地去寻找这种关系，一旦找到了，研究的任务就算完成。”［4］111例如，有些学者在通过分析得出了“学为主体”的结论后，便认为学生在教学过程的任何环节、任何阶段都是永恒的主体，这实际上是犯了以静态考察取代动态分析的错误。

3.以局部考察代替整体研究

教学活动中包含了众多的认识和实践关系，如教师对学生的认识与改造、学生对教师的认识与改造、教师或学生对自身的认识与改造、师生共同体对教学内容的认识与改造、师生共同体对学生素质结构和发展水平的认识与改造等等。可见，教学活动是一个由众多的认识和实践关系组成的实践系统，而绝非单一主体对单一客体的认识与改造。因此，对教学主客体的判定只能从系统论的角度进行总体把握，而不能局限于“一巷一隅”。有些学者没有看到教学问题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往往只抓住了局部的某一对认识和实践关系，便对教学活动的主客体进行判定，如有人看到教师对学生的指导，便判定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学生是客体；看到学生对教学内容的学习，便判定学生是主体，教学内容是客体。这实际上犯了以局部考察代替整体分析的错误。

三、重申教学主客体

正是由于我们研究者在上述方法论运用上的种种偏差和失误，才导致我们对教学主客体的探讨五花八门，久而不一。那么正确的方法论何在呢？笔者认为，既然教学活动是一种特殊的认识和实践活动，那么用唯物辩证法中“实践”的观点对问题进行分析方是研究之正途，必须按照这一观点对教学主客体进行重新审视，在此方面，笔者目前的研究观点主要有二：

1.实践具有层次性

众所周知作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物质性活动，人类实践因其主体形态的多样和客体范围的大小而体现出不同的层次。实践主体分为三种形态：人类形态、群体形态和个人形态；实践客体涵盖不同范围：大到整个客观世界，小到某一事物。不同形态的主体在不同层次、不同范围内实践着它的客体，从而使实践活动体现出层次性。

教学活动作为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的一部分，也是有层次性的。从最高层次讲，教学活动就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努力以优化学生素质结构、提升学生发展水平为主旨的实践活动，这是教学实践的总层关系。从次级层次讲，教学活动则表现为教师或学生或师生共同体对某一客观存在（教师、学生、教学内容、教学环境、教学目标）的单一对象性活动。

2.教学主客体的分析必须与教学实践的层次性分析结合起来进行

从总体来讲，师生共同体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学生的素质结构和发展水平（不是学生）是教学活动的客体。次级层次的主客体关系则由具体的实践关系确定，所有次级主客体关系总是包含在并且服务于总层主客体关系中，并为之服务。如图1：

综上所述，教学活动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只有抓住了“实践”这把利器，用实践的观点对教学主客体问题进行分析，才能最终解悟教学主客体的真谛，期待更多的学界同仁能将此问题深入下去。

［参考文献］

［1］燕国材．再论学生是教育过程的唯一主体［J］．少先队研究，1993，(5)：24．

［2］陈信泰，孙振东．对近年来教育主体问题论争的意见［J］．齐鲁学刊，1992，(3)：63．

［3］田汉族．教学交往实践：现代教学的本质［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0，(2)：54．

［4］李定仁，徐继存．教学论研究二十年［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客体范文篇5

艺术家人格的旷达高洁和艺术技巧的精湛高妙直接影响艺术作品的美感。在中国艺术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修养自身性情是历朝历代对艺术家人品的不屑的追求，从顾恺之的“传神论”到宗炳的“澄怀味象”到张彦远的“自然”为画中“上品之上”到南齐谢赫的“气韵生动”，再到宋代黄休复“逸”格的提出，可以说艺术作品所散发的“神韵”成为了中国画的核心美学观点，而艺术作品如何才能到达如此品境呢?宗炳的“澄怀味象”要求创作主体涤除胸中的杂念，进入“清与静”的心境，才能使作品达到美的关照，此种理论的提出明确阐述了主体在面对自然客体之时的主动性，所以修养主体的品格成为了表达画面意境美的关键。而近现代山水画大师黄宾虹“画品之高，根于人品”的美学观念，同样深刻地阐述了画家的品性美对表达自然之美的重要性。画家要达到对自然之美的真诚流露，画面呈现返璞归真的境界，就需要做到人品与画品的共修。要在作品之中映射出自然之大美，不仅需要画家对其有美的关照，还需画家静心修养自身性情，才能使作品体现出朴素之美的内在精神与内在美。柏拉图言:“艺术家必须是一位道德家，是至善的体现者。”这里的至善就是一种不骄不躁，不做作不虚伪的人格体现。这种至纯至真的情感就是艺术主体朴素美的一种体现，是表达艺术高层境界的法宝。只有主体在思想情操、审美意识、艺术表现手法到达较高境界时，艺术作品才会流露出艺术审美的至高境界———朴素美。所以，艺术主体对于艺术创作来说是关键也是首要，只有艺术家从自身修行才可领悟自然之美、创作艺术佳品。当然不同时代对艺术主体的审美评判会略有不同，但是主体是艺术创作的生命之本这点是无容否认的。

2客体之朴素美

庄子在《知北游》中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美”即是道的本身，亦即，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这里的朴素之美是指单纯、原始、未雕未琢、自然天籁般的自然之美，这种美具有无可比拟性和不可替代性。在艺术创作中，这种自然天籁般的客体之美对艺术创作主体的选材是至关重要的，近代山水绘画大师黄宾虹以“中华大地无山不美，无水不丽”抒发着自己最真实的审美感受，这种自然景观对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最真实的最自然的美的素材。人与物，只要是维持其自然天性就可以称得上是美的，“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美名之所以流传至今是因为它一直保持自然造化的景致，这种自然之造化就是客体的真实之美、朴素之美。西施长年皱眉的体态，是因病所致，是一种真情流露，所以很美，而东施效颦就不是这样了，这种是脱离了自然本真而矫揉造作的一种体态，所以就谈不上什么美感了。艺术家往往是面对真实自然之美时才会被触动，电影《红高粱》的诞生正是如此，当导演张艺谋遇到了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正是因为小说大片火焰般的红高粱为他的心中绚烂的电影意象寻找到了源头，点燃了张艺谋的蓄谋已久的艺术灵感，从此张艺谋开创了一个色彩与场景的电影新时代。这就是自然纯真的艺术客体的魅力所在，如果张艺谋没有遇到莫言，如果黄宾虹没有遇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又何来他们的艺术呢。所以艺术客体的美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说主体是艺术创作的生命之本，那么客体就是艺术创作的生命之源，只有主体的审美架构与客体的自然之美产生共鸣，艺术作品才会有到达朴素美的高层境界。

3艺术表现语言的朴素美

朱景玄在他的《唐朝名画录》中提出了“神、妙、能、逸”的绘画评判标准，这里的逸品之画，其一要求画家为人超逸，其二要求画法超逸，此观点强调的是主体的审美情操与主体艺术表现语言的同一性，而其中的“画法”便是艺术家不同的艺术表现语言。不同的艺术家其绘画风格是迥异的，而对于主体自身而言在不同时期艺术风格也是大不相同的，往往是主体审美观念提升在前，艺术表现手法才会随之跟进，这也是主体所必经的一个艺术生命历程。近代山水绘画大师黄宾虹的座右铭“不读万卷书，不行万里路，不求修养之高，无以言境界”进一步印证了主体在艺术创作中的主导性。以黄宾虹先生为例，他的绘画美学观念和绘画风格，在50岁后，渐趋于写实，80岁后，渐渐形成了“黑、密、厚、重”的画风，而晚年他的山川景致层层深厚，气势磅礴，达到了至高无上的境界。这也说明在不同时期画家为人超逸和画法超逸是相互提升的，当人的心境情感和自然的节气姿态处于同态对应的关系之中，画面就会达到了人与自然的内在契合关系，作品中就会显示一种人与自然的内在亲和性，也可以说是一种和谐之美的传达，这种画面自然而言就会达到朴素之美的意境。人与自然是以情感为媒介的，这种情感的表达正是向着真实的、自然的境界靠拢，当情与景相互交融，艺术作品自然而然的就会迈入人与自然高度谐和的艺术佳境。

4小结

客体范文篇6

权利的客体，又称权利的标的，即权利所在之对象，是相对于权利的主体而言的。处在支配地位者是主体，受支配者是客体。在一般分析中，权利的客体是“与主体(授权的和迫使的)有关的权利(严格意义上的)和义务的关系，与一方要求、另一方被要求进行的行为或自律有关，还与某些特定的物(thing)有关”①。它因各种权利的不同而有差异，只可大致作出物和行为的划分。依传统民法观念，物的通常意义乃是除人身以外②，可以受支配而独立为一体的有体物质③。因此，托马斯•厄斯金•霍兰德(ThomasErskineHolland)下定义道，“物乃所有被法律视为客体的事物，一个人对其行使权利而另外一个人则据以负有一项义务”④。除了物以外，行为也可以成为权利的客体。法律调整权利主体或法律单位(即人)之间的关系并规范它(他)们的行为。法律上所理解的行为是表现在外的意志⑤，是外显意志的行使，并且意味着一种选择⑥，既可以是积极的(行为人有所作为)，又可以是消极的(不作为)⑦。罗斯科•庞德指出，“行为很重要，这既表现在它可以产生或剥夺权利、权力、自由和特权，并能创设和终止义务和责任，也表现在它是那些固有权利、权力、自由和特权的人可以向那些负有义务和责任的人提出主张。”⑧因此，法律上的行为，以当事人意思表示为要素。法律因该意思表示，而使发生法律上效力，导致一定法律关系产生、变更与消灭。

二、社会保险权客体的分类:现金给付与实物给付

社会保险权的客体乃是指社会保险权的诉求对象，同时也是建立社会保险法律关系所要实现的保障内涵。具体来说，社会保险权的客体是由保险人根据社会保险法律规定，提供给作为权利人的被保险人及其他受益人的各种社会保险给付。对于社会保险给付，理论界存有多种分类方式:按照保险项目将其划分为年金保险给付、健康保险给付、失业保险给付、职业伤害保险给付以及长期护理保险给付等五种类型;按照给付内容可以区分为“服务给付”、“物质给付”以及“货币给付”等三种类型;根据给付内容是否为现金，可以将社会保险给付划分为现金给付以及实物给付(包含物质或服务两类)等两种类型。事实上，根据前述对权利客体的“物—行为”二分法，我们也可将社会保险给付分为“物之给付”(对应于物质给付及货币给付)以及“行为给付”(对应于服务给付)。如果仔细比较上述四种分类方式，我们可以发现:最后两种分类方式实际上都是对第二种分类中的各类给付形式进行的排列组合;第三种分类将服务给付与物质给付合并为实物给付;第四种分类方式则在“物之给付”中隐含了物质给付与货币给付这两种物质性更为显著的利益。⑨由于服务或物质这两种保险给付方式皆以人力或物质的“自然状态”来呈现，因此，本文还是使用在国际社会政策分析中、社会给付或福利给付类型化研究方面使用更为广泛的现金给付(benefitsin－cash)以及实物给付(benefitsin－kind)的经典分类方式瑏瑠，对社会保险权的客体进行分析。

1．现金给付

现金给付是指在社会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人直接将货币金钱发放给被保险人或其他受益人，以弥补其因风险事故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形成对权利人一定程度的收入替代。如果给付义务人将现金支付给其他具体提供给付的第三方，如长期护理保险中的非受雇护理人员，此时则应归入服务给付或物质给付的范畴。另外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形是，如果现金给付可以与其他给付方式进行互换，比方说可以用提供安养照顾以取代养老金给付时，就必须以当时实际的给付方式为准。相对于实物给付的方式，现金给付的好处在于能够更好地保证被保险人及其他受益人“选择的自由性”，使他们得以自行从商品市场中购买因应风险所必需的物资以实现自身的效用最大化，从而被认为是强调自由经济与个人主义的社会价值。然而，这种给付方式也有其缺点:第一，选择自由性有待市场机制的运作，不见得每个人都可以如愿获得所需的物资，市场也未必能生产足够的与受领人需求相符的设施与服务;第二，“保险商品化”的情形更为严重，因为保险人在此基本无法对于给付的实际提供者实施管控;第三，一般民众也缺乏医疗服务质量以及商品价格等方面的相关专门知识，难以充分发挥其“选择权”;①第四，受领人有可能最终并未将现金给付用于生活改善方面，而是花在喝酒、等行为上，无法实现社会保险给付设定的目标。因此，现金给付一般多用于应对诸如失业、年老等导致“收入损失”的社会风险以及职业伤害补偿等带有对劳动能力丧失进行赔偿性质的社会保险给付的情形。具体而言，以现金给付形式出现的社会保险给付的情形主要有以下几种②:(1)养老金。养老金是最为典型的收入替代型给付，用以确保权利人退休后的基本生活，给付水平一般与权利人退休前的收入水平及其积累的保险权益有关(由被保险人的缴费金额及缴费年限决定)。(2)残疾津贴。残疾津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向由于职业伤害③而导致残疾的被保险人发放的残疾生活津贴(包括一次性给付与持续性给付两种类型)，另一类是在年金保险中向非因职业伤害致残的被保险人发放的残疾生活津贴;前者按照职业伤害事故发生前被保险人收入水平以较高的替代率发放，后者水平按照年金保险方式计算，一般根据劳动能力丧失程度而有不同。(3)遗属津贴。像残疾津贴一样，遗属津贴也可以分为被保险人因职业伤害死亡后其遗属所享有的用以替代被保险人死亡之前薪资收入的津贴(有一次性与持续性给付两种类型)以及在被保险人领取养老金之前或领取养老金过程中死亡的情形下其遗属享有的津贴(寡妇或鳏夫以在被保险人死亡后未再婚为领取要件)。(4)疾病津贴。区别于医疗费用支出，医疗津贴是对被保险人的现金补助，主要用于补偿其就医期间收入减少的部分。为单次疾病而发放的津贴大都有一定的时间期限，很多国家和地区也要求雇主按相关法规单独或共同承担津贴支付责任。(5)失业津贴。失业给付主要由失业津贴、职业培训以及就业指导服务等内容组成。失业津贴则按照被保险人失业前收入的一定水平发放④，而且还规定有等待期以及给付期限。被保险人领取失业津贴一般要满足一定的资格条件(例如处在法定就业年龄范围内、失业前须有就业及缴费记录等)并且领取时限与保险费缴纳年限有关。(6)职业伤害津贴。此部分津贴是在职业伤害就医期间向被保险人发放的有期限的收入补偿。(7)生育津贴。生育津贴是对女职工因生育而中断工作以致不能获得原有收入时，由保险人给予的现金补助，其待遇水平一般比较优惠。(8)照护津贴。照护津贴一般只存在于被保险人选择由自己组织护理(例如将护理服务交由家人或其他亲属，或选定其他人进行)的情形下⑤。其实，在社会保险制度中，原则上所有的保险给付方式可以通过现金来折算。也就是说，社会保险中的服务给付或物质给付在很大程度上也都可以通过现金价值进行衡量。例如，在许多国家的健康保险中，被保险人在享受诊疗、药物、手术以及住院设施等实物给付时，一般仍被要求先行垫付医疗相关费用，然后据以向保险人申请报销。由于社会保险给付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进行收入替代，在社会保险给付采取现金方式的时候，通常会以被保险人的“最后投保薪资”，亦即保险事故发生前被保险人在一定时期内的平均薪资或径直以被保险人发生事故时的即期薪资作为给付计算基准。①此外，与商业保险需要被保险人自行承担通货膨胀对保险给付实际购买力造成侵蚀的风险有所不同，社会保险制度出于实现收入替代以及确保一定生活水准的目标，往往会建立现金给付调整机制，以确保保险给付实际购买力。不仅如此，在年金保险等实行长期性、持续性给付的保险项目中，为确保保险给付受领人与在职者的相对收入水平以及在全社会收入结构中所处层次保持相对稳定，即使生活价格指数没有发生变化，也应随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的变动而作调整。

2．实物给付

我们从“in－kind”一词就可以探知实物给付的基本含义:物质(或服务)而非货币的给付，一般是在非收入替代或非生计维持的情形(健康保险中的医疗服务提供、失业保险中的职业训练与就业指导服务提供、职业伤害保险中医疗救治及残疾康复服务提供、长期护理保险中的几乎所有待遇项目)即健康保障及参与促进②之情形中被使用，并被视作发展型或积极性社会福利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实物给付如果能够契合受领人需求，将会相当实用并具有社会性集体主义性格③;如果未能符合其需求，就很容易造成福利资源的浪费。具体而言，社会保险给付中的实物给付又分为物质给付或服务给付两大类。其中，社会保险给付中的“服务给付”泛指所有以“人力”方式给予被保险人的照护或帮助，例如医学诊疗、康复服务、生育医疗服务、居家照护、职业培训、就业指导等等;“物质给付”则是保险给付的提供者以“客观实在物”方式给予被保险人的给付，如药剂的给予、病床的分配、残疾人功能补偿及辅助器具的提供、老年人生活辅助器具的配备等以有形物为内容的社会保险给付④。然而，在某些社会保险项目中，服务给付与物质给付两者之间并不容易区分，这也是将两者共同归入实物给付类型的原因，如健康保险所提供的住院措施就可能包含着住处的提供以及医疗行为等不同类别的社会保险给付。相对于现金给付可以借助银行等金融服务机构非常方便地递送至目标受领人，实物给付是否能够契合受领人需要并发挥应有功效，还需要构建合理而有效率的社会服务输送体系⑤，通过政府、市场、社会与家庭等主体将社会服务提供给需要协助的个人、家庭或集体。根据中国台湾学者林万忆的研究，社会服务输送体系至少包括以下四种不同的形态之一或是多种形态的混合:第一种是家庭主义模式，即基于文化、血缘规范，由呈差序格局构造的、有亲缘关系的家庭成员提供生活照顾以及情感支持等;第二种是社区主义模式，即基于宗教、文化、民俗与自然规范，由生活在同一个社区里的居民依照邻里互助原则提供包括物质、收容照顾、情感支持等项目的相互照顾和支持;第三种是个人主义模式，即个人依靠工作取得收入或从社会保险等福利制度中获得现金给付，再利用该收入或现金给付从市场上购买有偿的诸如养老、健康照顾等社会服务;第四种则是国家主义模式，即国家扮演照顾国民的角色，国民基于法定权利从国家取得包括健康照顾、老年居养、就业服务等多种形式的社会服务。⑥此外，工作场所(workplace)提供的照顾与服务也是自从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关系的衍生。⑦此外，由于保险事故及其造成的损失在时间性(即持续时间长短)上存有不同，其所要求的实物给付方式也有所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一次性实物给付，旨在应对短期性的风险。在这里，“一次性”并非指实际提供给付的次数，而是对应该次保险事件的给付。以健康保险为例，被保险人每次患病或非因工受伤就医期间通常需要复诊多次，但给付期限以该伤病的治愈程度及治愈可能性为限，当伤患者健康机能大致已经恢复，医疗服务机构就会改为采取适当的医疗给付或者停止医疗给付;当患者身体机能无恢复可能性时，医疗给付就应改为残疾给付。第二种类型是持续性实物给付，旨在应对长期性、需要定期给付的风险。此种持续性实物给付主要针对的是诸如特殊慢性疾病的定期药物及物理治疗、老年人长期护理保险中长期生活照护、特殊伤残康复中的定期康复训练及辅助器具的定期更换等情形。

三、新社会风险背景下的发展

客体范文篇7

一、课税客体归属关系的判断根据

课税客体的归属连接着课税客体和课税主体，要确定课税主体，我们就必须明确“归属关系”是什么？由于课税客体可以分为物、行为和事实三类[2]，对于三类客体我们宜分别探讨。首先，当课税客体为物时，客体的归属关系如何确定？笔者以为，早期的税法将税分为对人税和对物税，对人税着眼于人的因素而设立，而对物税则着眼于物的因素，既然是对物征税，征税机关只需考虑物即可，勿需考虑纳税人为谁。例如对一斤大枣征一两枣的税，将枣从中取走即可，纳税人为谁对征税机关而言并不重要。当然谁从大枣中收益，谁自然就因负担这些税而成为纳税人。但这种以物征物的方式，造成税款形式上的千差万别，显然不符合国家财政的需求，将税款一并折合为金钱已成为现代国家通行的做法。因此，确定纳税义务人（课税主体），使之于物外另行给付金钱就有十分必要。但我们从这种逻辑演变过程中，可以发现课税客体为物时的归属依据，即谁享有收益，谁就应当以收益纳税，遵循“收益原则”。以“收益”为判断“归属关系”的依据，也体现法律上的公平理念和利益平衡的原则。如果课税对象与纳税义务人没有这种收益关系，纳税义务人没有从中收益反倒为之纳税，其权利与义务显然不对等，其不合理性也十分明显。当然，“收益”并非是一个法学上的标准，税法在确定课税客体的归属的方面，在大多数情况下，将作为课税客体的“物”归属于物的所有人，因为物的所有人也多是课税客体的收益人，在二者不一致，即当课税客体即物的形式上的所有人与事实上的收益人不一致时，税法则倾向于将课税客体归属于物的事实上的收益人。

其次，当课税客体为行为时，课税客体如何确定归属？由于哪些税的课税客体为行为存在争议，笔者倾向于台湾学者陈清秀的观点，认为消费税和交易税的课税客体主要为行为。对于消费税而言，其间接消费税，如营业税，为销售货物或劳务行为或外国货物之进口行为；直接消费税，如娱乐税等为消费行为。对交易税而言，其中的证券交易税，课税客体为有价证券的买卖交易行为；不动产取得税的（契税）的课税客体为不动产的买卖等法律上的交易行为等[3].对于课税客体为行为时的归属问题，笔者以为应以“行为者”为判断标准，即对行为的实施者课税。例如，有关国内交易的消费税的课税主体为进行课税客体转让的行为人。但契税的课税主体为我国境内转移土地、房屋权属，承受的单位和个人，而非土地、房屋权属的转移者（行为人），令人费解。

最后，课税客体为事实的情形主要是指印花税。当课税客体为事实时，应以引起事实发生者为课税主体，即对于印花税而言，为书立、领受相关凭证的单位和个人，如立合同人、立账簿人、立据人、领受人等。

以课税客体的分别类型来确定课税客体的归属原则，以这些归属原则确定课税主体，构成课税要件上严密的逻辑结构。但由于课税客体的归属问题在实践中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使得一些概念的理解和使用存在混淆之处。例如课税主体（纳税义务人），通常理解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4].据此，凡是税收法律、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人，即为纳税义务人。但我们从课税要件的角度看，课税主体应为课税客体所归属者，两个概念明显不同。凡为课税客体所归属的人为纳税义务人，凡与课税客体无此归属关系的人，便不能称为纳税义务人，只能是代缴义务人。而在我国许多税收法律、法规中，纳税义务人与代缴义务人混用的情况很多，例如《房产税暂行条例》第2条规定：“房产税由产权所有人缴纳。产权属于全民所有的，由经营管理的单位缴纳。产权出典的，由承典人缴纳。产权所有人，承典人不在房产所在地，或者产权未确定及租典纠纷未解决的，由房产代管人或者使用人缴纳。前款列举的产权所有人、经营管理单位、承典人、房产代管人或者使用人，统称为纳税义务人。”既然全民所有的房产的经营管理单位并非房产的所有者，也非房产的“收益”享有者，与房产并无归属关系，则不应该称为纳税义务人，而只能是代缴义务人。同时房产代管人或者使用人也因与房产并无税法上的归属关系，实质上只是代缴义务人而已。

二、形式与实质不一致时，课税客体归属问题的判断

在大多数情况下，税法都直接对课税主体作出明确地规定，课税主体明确，课税客体的归属也就明确了。但当形式上的课税主体与实质上的课税主体不一致时，课税客体的归属如何确定往往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由于课税客体的归属涉及到课税主体为何人的问题，与课税客体的有无不同，遵从实质而非形式是税法的必然选择。但此处的“实质”是指什么，是法律实质抑或是经济实质？并不很明确。对此日本税法学界素来存在法律归属说和经济归属说的争论。所谓法律归属说是指，当课税对象的法律（私法上）归属在其形式和实质不一致的场合下，应按实质来判断课税对象的归属；也就是说，当法律上的形式与法律上的实质不一致时，以法律上的实质为准。因为实质重于形式，是法律的基本原则，此说顺承了法律（私法）对于此问题的一般理解，也是较能为学者接受的观点。而经济归属说则认为，当课税对象在法律上（私法）的归属与经济上的经济归属不一致的场合下，应当按照经济上归属来判定课税对象的归属原则[5].实际上，这两种学说并非绝然对立，他们将形式与实质的不同区分为法律形式、法律实质与经济实质，当法律实质与经济实质一致时，二者并无区别；当法律实质与经济实质对立时，二者的区别就十分明显了。例如，妻子基于其丈夫的全权委托，从事有价证券交易并有所得，此时在税法上有价证券交易的所得应归属于谁，即由谁纳税？由于妻子从事有价证券交易系法律形式，丈夫作为委托人享有收益系经济实质，并且丈夫作为证券交易所得的所有人享有法律上的收益系法律实质，法律实质与经济实质于此时并不矛盾，因此，两说的结果也是一致的，即应由丈夫纳税。但是，如果妻子将所得据为己有，并未将其归还给丈夫，则丈夫作为证券交易所得所有人的法律实质，与妻子作为实际所得收益享有者的经济实质相矛盾，依照法律归属说应由丈夫纳税，依照经济归属说应由妻子纳税，结果产生差别。其实，对课税客体的归属系法律归属还是经济归属之争，来源于对日本所得税法的第12条的理解。该条文规定“当有资产或事业所产生的收益被认为是法律上的归属于某人时，而

该人仅仅是名义人，在实质上并不享有该利益，而由该名义人以外的人来享受该利益时，当认定该收益应归属于该收益的享有者。此时对收益享有者应适用实质归属者课税的法律规定。”争论的焦点在于“该收益应归属于该收益的享有者”中的“收益的享有者”，是法律上的“享有者”还是经济上的“享有者”？法律归属说与经济归属说的分野也肇始于此。如果我们单纯依赖文理解释，我们认为经济归属说更有道理。但对该条仅仅从文理解释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以论理解释中的合宪解释来补充，因此法律归属说的合理性就凸现出来。法律归属说不仅仅维护法律体系的稳定，符合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而且在确定课税客体的归属的具体问题上，显得更为合理，因为它体现了明确和稳定的优点，应成为我们解释课税客体归属问题的基本原则，对此，我们将在下文中有所论及。

三、特殊类型之课税客体的归属判断

在确定课税客体归属的判断原则之后，我们有必要对一些特殊类型的课税客体的归属问题作进一步探讨，这些特殊类型包括共有财产、无权占有财产、信托财产收益的归属等。

共有财产的归属。共有有按份共有与共同共有之分。对于按份共有而言，课税客体归属的确定比较简单，由于各按份共有人都按照其应有份额享有收益，也自然应当按照所享有的份额纳税，也就说，按份共有财产作为课税客体按照事先确定的份额确定其归属。对于共同共有财产，由于在共同关系终止前，财产为全体共有人共有，没有份额之分，所以，法律上全体共有人作为一个整体享有共有财产的收益，理应作为一个整体为共有财产纳税，构成税收之债中的连带之债。如果就共有财产设有管理人，由于管理人并非共有财产的收益人，也不可能成为共有财产的课税主体，即纳税人，仅仅作为代缴义务人代缴税款而已[6].可见，共有财产的归属关系与私法的相关法理是一直的。对于共有财产作为课税客体的归属问题，在我们的税收法律、法规中并未规定，只是见于国家税务总局的若干通知中，如“纳税单位与免税单位共同使用共有使用权土地上的多层建筑，对纳税单位可按其占用的建筑面积占建筑总面积的比例计征土地使用税。”[7]又如“土地使用权共有的，由共有各方分别纳税。”“土地使用权共有的各方，应按其实际使用的土地面积占总面积的比例，分别计算缴纳土地使用税。”[8]基本体现了共有财产的归属关系的法理。

无权占有财产的归属问题。如果一项财产由无权占有人占有，其纳税义务由谁负担，税法上并不明确。笔者以为，税法所重者为经济事实，基于实质课税原则，也为税款稽征的经济便利，由无权占有人纳税较为可行。那么，无权占有人的税法地位为何？无权占有的财产作为物，其归属应按照“收益”的原则，如果无权占有人最终取得财产的所有权，成为最终的收益人，即成为纳税义务人，如果未取得财产的所有权，即非财产收益人，由于课税客体并未归属于他，则仅仅作为代缴义务人而已。在我国的税收法律、法规中，仅仅国家税总的一份通知涉及这一问题，规定“拥有土地使用权的纳税人不在土地所在地的，由代管人或实际使用人纳税；土地使用权未确定或权属纠纷未解决的，由实际使用人纳税”。[9]

信托财产收益的归属问题。所谓的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10].在法律上，委托人将信托财产转移给受托人发生所有权的转移，但在税法上，信托财产仍然视为委托人所有（经济上的所有权）[11]，当财产转移时，无需缴纳所得税或土地增值税，此涉及课税客体的有无问题，尚谈不到课税客体的归属。但在信托关系存在期间，信托财产因经营或交易从而产生所得时，在税法上如何确定其归属，却是一个问题。由于在私法上，这种所得在他益信托的情形下应归信托财产的受益人所有，在自益信托的情形下应归委托人所有，既然受益人或委托人享有收益，作为所得税课税客体的信托财产所得即应归属于他们，由受益人（他益信托）或委托人（自益信托）将其并入自己的所得中纳税。如果存在收益人不存在或不确定的情形，将委托人视为所得的收益人，由其纳税[12].当前我国信托业的税制问题已经成为信托业发展的顶瓶，但相关立法乃至部门规章在此领域仍然是一片空白，在未来的立法中，信托财产作为课税客体的归属问题，必须在相关法条中予以增补。

四、课税客体归属判断原则在立法上的明确

课税客体的归属无论是对税法理论的建构还是对税收实践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立法上对其明确十分必要。对于课税客体的归属而言，由于其主要涉及判断原则和特殊问题的解决，在立法技术上没有困难。当前，我国尚未出台《税法通则》，其他税收法律、法规对这一问题规定也十分有限，将来我国《税法通则》的立法也应借鉴德国《租税通则》对这一问题作出规定，如其第39条：“经济财产归属于财产所有人。如果财产所有人之外的第三人，于事实上管领经济财产，且原则上在通常使用期限内，可以排除所有人对该财产的影响，经济财产则归属于第三人。信托关系的经济财产归属于信托人，让与其所有权以担保债权的经济财产归属于保证人，自主占有制财产归属于自主占有人。经济财产为数人所共同共有时，如果租税课征时有分别归属之必要，按其应有部分归属于各共有人。”[13]当然，德国《租税通则》所谓的经济财产的归属与课税客体的归属有别。笔者以为我国未来的《税法通则》应对经济财产的归属问题作出规定的同时，也应对课税客体的归属原则作出规定。

「注释」

[1]由于课税要件要解决的是税收之债是否成立的问题，而征税主体与税收之债的成立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课税要件中的课税主体主要是指纳税义务人。

[2]参见[日]金子宏：《日本税法》，战宪斌、郑林根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3]参见陈清秀：《税法总论》（第二版），台湾翰芦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

[4]《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第四条第一款

[5]参见[日]金子宏：《日本税法》，战宪斌、郑林根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6]参见黄茂荣：《实质课税原则（量能课税原则）》，植根杂志第十八卷第八期[7]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关于土地使用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补充规定》的通知国税地[1989]140号

[8]国家税务局关于检发《关于土地使用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和暂行规定》的通知国税地[1988]15号

[9]同上

[10]《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二条

客体范文篇8

所谓价值客体，就是人类作为主体的实践活动、认识活动所涉及的客观对象。广义上讲，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价值活动，活动所涉及的一切客体都是价值客体。在特定的价值活动中，主体所涉及的价值客体往往是多元的，对于主体来说，不同的价值客体具有不同的性质，处于不同的地位。有些属于手段性质的价值客体，有些属于目的性质的价值客体，有些则是手段性质与目的性质兼具的价值客体。手段性的价值客体服从、服务于目的性的价值客体，受目的性的价值客体的支配和制约。在新闻传播活动中，传播者作为主体所涉及到的价值客体相当多，我们根据价值客体的不同性质、地位和特征，大体上可以把它们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传播者作为价值主体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所使用的劳动资料。它包括摄影、摄像、录音、印刷、播放等设备，包括交通、通讯等工具，还应该包括新闻事实这一基本的物质条件。摄影摄像等设备以及交通通讯等工具，作为传播主体实现价值目标、价值追求的工具性、手段性的价值客体，应该毫无争议。但对新闻事实这一价值客体的认识，笔者与一些专家不同。笔者认为，新闻事实属于传播主体手段性、工具性的价值客体，而不是新闻价值客体，其基本理由是：

众所周知，早在1943年陆定一就对新闻与事实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极为明确的阐述。他指出，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新闻源于事实，是对事实的反映。这一论断得到了新闻界的普遍认可。与此同时，“新闻是信息”，②也已是业界的普遍共识。由此可见，新闻信息尽管是对新闻事实的反映，但“事实本身与对事实的认识是有实质区别的”。③事实与信息所指的客体不同，二者的区分是新闻传播活动的逻辑起点，新闻价值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把二者混为一谈，必然导致价值理论的混乱。

首先，新闻事实是社会主体价值活动的产物，对传播主体来说，是先在的、既定的、自然的、不可控制的、不可改变的。这就决定了传播主体只能把它作为价值创造活动的物质条件、前提、基础和起点。其次，新闻事实本身不能储存、不能压缩、不能复制、不能共享、不能传播，传播主体既没有权力改变事实本身，也没有权力处置事实本身。但新闻信息不同，新闻信息可以加工、可以储存、可以压缩、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可以传播。④传播主体的采访权、报道权等权利，是采集、加工、处置、传播新闻信息的权利，而不是处置新闻事实的权力。所以，以报道、版面、节目等各种新闻文本形式出现的新闻信息，才是传播主体价值创造活动的产物，才是传播主体创造的价值客体，即新闻价值客体。如果新闻事实是新闻价值客体，而不是新闻信息是新闻价值客体，传播主体就丧失了存在的必要。最后一点理由是，新闻事实本身既不能直接满足传播者的需要，也不能直接满足受众的需要。以矿难为例，作为事实本身，无论是传播者还是受众，都没有遭遇这种事实的需要。但是，有关矿难的信息，无论是传播者还是受众都会产生强烈的需要，传播者需要有关信息（注意不是需要事实本身）进行传播，受众需要有关信息作为调整自己的行为、决策和认识的依据。因为矿难信息不仅有助于人们及时进行有效救援，而且能给人们提供前车之鉴，因而具有极高的价值。而矿难事实本身不仅没有价值，而且毁坏价值。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报道灾难性事件的重要意义，不在于事实本身有价值，而在于其信息有价值。由此可见，新闻事实的价值不等于新闻信息的价值（即新闻价值），传播者和受众需要新闻信息，可以获得新闻信息，但不一定需要新闻事实本身，传播者和受众不是当事人，即使需要事实本身，也不可能实现。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新闻事实只能是传播主体进行价值创造活动的物质前提、物质基础、物质资料，作为传播主体手段性、工具性的价值客体，而不是新闻价值客体。

把新闻事实归入传播主体手段性、工具性的价值客体，并没有降低新闻事实作为价值客体的重要地位。打个比方说，传播主体营造的是信息大厦，事实就是信息大厦的地基。因此，包括新闻事实在内的手段性价值客体不仅不是可有可无的，相反，它是传播者进行价值创造的强大杠杆和物质基础，它的发展和变化标志着传播水平和发展状况，同时也标志着传播发展的不同阶段。但需要我们明白的是，工具和资料只是价值创造活动的前提和手段，而不是价值活动的目的。所以，劳动资料在传播主体的价值客体构成中通常处于较低的位置。

第二类是传播主体的劳动所施加、改变、创造的对象，即劳动对象。如新闻稿件、版面或节目等。而这些都是新闻信息具体存在形式或系统存在形式。所以，在本质上，劳动对象是新闻信息，是对新闻信息的搜集、整理、加工、储存和传播。劳动对象通常表现为直接的劳动成果，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直接劳动成果往往不能直接满足主体的需要，它必须与其他主体的劳动成果相交换，才能完成一轮价值创造活动，才能获得最终的目的性的价值客体。因此，直接劳动成果体现的是主体的付出而不是收益，是价值创造而不是价值实现。所以，新闻信息作为传播主体的直接劳动成果，是传播主体获得目的性价值客体的中介性价值客体，是既具有手段性又具有一定目的性的价值客体。

事实上，新闻信息作为双重性质的价值客体具有更复杂的因素。相对于传播者的经济目的，或者说在经济意义上，新闻信息具有突出的手段性；但相对于政治理想，或者说在政治意义上，它又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因为新闻信息传播涉及到传播主体自身和公众言论自由权利的实现。在这个意义上，新闻信息的传播本身，要比传播效果更具有重要性和优先地位。富有职业理想、民主意识、公众意识、受众意识的传播主体会自觉地把公众、把服务对象的价值目标，内化为自身的价值目标，把受众最高的目的性价值客体，转化为自身的目的性价值客体。此外，对传播主体来说，新闻信息作为手段性质的价值客体具有惟一性，它是获得传播效果等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的惟一手段。所以在新闻实践中，很多传播者对新闻稿件的采写加工，表现出高度的关注，甚至经常把它摆在与传播效果等同的地位。因为好的稿件就意味着好的传播效果，手段的惟一性和关键性反过来又强化了目的性质。

但从总体上讲，新闻信息的手段性质仍然占主要方面，具体表现是：首先，新闻信息主要体现为传播主体的劳动付出，而不是收益，它不能直接满足传播主体生存和发展等基本需要。其次，传播者搜集、制作、加工、传播新闻信息，如果获得不了传播效果及经济效益，就像厨师烧制的佳肴美味、企业生产的产品销售不出去一样，形同废品，目标追求难以实现，自身的需求无法满足，价值活动也难以为继。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对商业媒体，新闻信息作为传播主体的价值客体，其手段性质远远强于目的性质。这些都决定了新闻信息的手段性质强于目的性质。

第三类是传播主体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所要追求、所要达到的最终的目的性成果，即传播效果。传播效果包括新闻报道在传播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我们通常称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和前两种价值客体相比，传播效果才是相对单纯的、能直接满足传播主体需要的、具有最终目的性的价值客体，它意味着传播者达到了目的，获得了收益，付出得到了补偿，需要得到了满足。传播主体采用先进设备，对新闻稿件进行精耕细作，生产高质量的新闻信息，努力赢得受众，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传播效果，这也是所有媒体的最高追求。所以，对传播主体来说，在一轮完整的价值活动中，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就是传播效果，正是这一价值客体在决定着其他价值客体的选择和创造。

有专家把传播效果也作为新闻价值客体，笔者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传播效果是不是新闻价值客体，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对新闻价值概念的理解，二是传播效果作为价值客体是否具备新闻价值，如果不具备新闻价值，就不可能是新闻价值客体。

关于新闻价值，大体上有两种理解。一种把新闻价值理解为传播效果，等同于传播效果。按照这种理解，如果再把传播效果作为新闻价值客体，就会出现一个荒谬的结论：新闻价值就是新闻价值客体。另一种是笔者认可的理解，新闻价值是新闻信息所具有的影响特定受众的属性或功能，传播效果是这种属性或功能的发挥，即新闻价值的实现，也即是说，传播效果是新闻价值客体——新闻信息实现其价值的结果。即使传播效果具有轰动效应，也只能是新的新闻事实，而不是新闻价值客体——新闻信息。新闻事实不能作为新闻价值客体，前文已有论述。

传播效果作为其他价值客体，第一它不是受众的价值客体，更不是受众的新闻价值客体。因为传播效果本来就是受众的信息需要得到满足，如果受众把这种满足，再作为价值客体，再满足自身，甚至再再作为价值客体，再再满足自身。且不说如此循环下去有无可能，是不是必要，问题的关键在于，受众这种把新闻对自身的满足再当作价值客体的活动，是不是还属于新闻传播活动，是不是还在新闻传播活动的链条之中？笔者认为，传播效果对受众而言，已经转化为下一轮价值活动即信息选择的背景和动因，为主体创造出新的价值需要，而不是成为其价值客体，甚至反复地成为价值客体。因此，把传播效果作为受众的新闻价值客体更无从谈起。第二，传播效果作为传播主体的价值客体，也不是新闻价值客体，因为它满足的是传播主体对经济、声誉、影响力的价值追求和价值需要，对传播主体来说，具备的是经济价值和影响力价值，而不是新闻信息价值。所以说，把传播效果作为新闻价值客体，与把新闻事实作为新闻价值客体一样，都是十分荒谬的。产生这种荒谬的主要原因在于，一些专家企图为新闻价值理论构建宏大、系统、无所不包而又整齐划一的理论体系，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微观问题宏观化，单一问题体系化而导致的错误结论。

二、传播主体所形成的价值关系

根据上述分析，不难发现，传播主体的价值客体是多层次的，多元的。不同的价值客体，体现出不同的价值，在价值客体构成中处于不同的地位，与传播主体形成不同的价值关系。如果以客体或其价值来命名价值关系，传播主体与其价值客体形成的价值关系就有三种：

第一是与采写、交通、通讯工具以及新闻事实等劳动资料形成的价值关系。因为这些都是手段性质的价值客体，在这些客体中，工具又具有标志性，所以劳动资料体现的主要是工具价值、手段价值，与传播主体形成的价值关系，可以称为手段价值关系或工具价值关系。

第二是传播主体与新闻信息形成的价值关系。传播者采制新闻信息的主要目的是用来满足受众的信息需要，而不是自己的信息需要，但在满足受众的同时，换来受众的时间、精力、金钱等关键因素形成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因此，新闻信息对受众来说，体现的主要新闻信息价值即新闻价值，与受众形成新闻价值关系。但对传播主体来说，新闻信息体现的主要不是信息价值，而是一种交换价值、传播价值。所以它与传播主体形成的价值关系，不是新闻价值关系，而是一种新的价值关系，我们可以称之为传播价值关系。正如交换价值要以价值为基础，但交换价值并不等于价值一样，传播价值要以新闻价值为基础，但传播价值并不等于新闻价值。传播价值关系也不等同于新闻价值关系。原因在于，新闻对受众主要是新闻信息价值，但对传播者来说主要是交换价值或传播价值。新闻价值是新闻信息所具有的直接影响受众的属性或功能，传播价值则是新闻信息的传播所具有的影响传播者的属性或功能。新闻价值以受众的需要为价值尺度，传播价值则以传播者的需要为价值尺度。新闻信息能直接满足受众的需要，但不能直接满足传播者的需要，它只是传播者交换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的等价物。因此，我们可以说，传播者与新闻信息之间形成的价值关系，是一种新的价值关系，是传播价值关系。

第三是传播主体与传播效果等收益性成果之间的价值关系。传播效果是传播主体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它体现着传播主体的理想、信念与追求，体现着传播主体价值目标的实现，对传播主体既具有精神价值又具有经济价值，它从精神与经济两个方面满足传播主体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按照习惯，人们通常以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或其价值，或者获得这一价值客体的方式，来表示整个一轮价值活动中的价值关系，那么，传播者与传播效果之间的价值关系，就可以称为传播效果价值关系。因为传播效果是传播这一活动方式带来的，因此我们也可以把它简称为传播价值关系，并把这一价值关系，作为传播主体在整个新闻传播活动中形成的所有价值关系的简称，或统称。因为这一价值关系是整个新闻传播活动中各种价值关系的主线，在各种价值关系中占有主导和支配地位。

三、传播主体与受众主体的关系

新闻传播活动中有两个主体是正确的，但他们并非是共同主体。作为主体，他们处于不同的价值关系中。传播者作为主体，出现在传播者与其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传播效果之间形成的传播价值关系中；受众作为主体，出现在受众与其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新闻信息之间形成的新闻价值关系中。传播者与受众，当一方处于主体地位时，另一方总是处于客体地位，而不可能同时作为主体出现在同一价值关系中。具体地说，在新闻价值关系中，受众是价值主体，新闻信息是价值客体，而新闻信息是传播者劳动的产物，这就意味着传播者在用自己的劳动成果满足受众的需要，在以客体的身份或地位服务主体。而在传播价值关系中，传播者是价值主体，传播效果是价值客体，而传播效果是受众付出的时间、精力、金钱等因素形成的，这就意味着受众在获得信息满足的同时，也通过自己的付出满足传播者，并因此在这一价值关系中处于客体地位。所以，最后的结论是，传播者与受众是互为主客体，而不是共同主体。“共同主体说”，尽管基本用意在于提高受众的地位，但在理论上混淆了新闻传播活动中不同的价值关系，导致了价值主体及其客体的混乱。四、传播主体与价值客体之间价值关系的复杂性

在现实生活中，传播主体与其价值客体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造成这种价值关系复杂性的主要因素大体上有四个：

第一，传播主体具有复杂性。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媒体存在，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追求，不同的追求会造成传播主体的目的性价值客体的差异。在西方政党报刊时期，政党报刊追求的最高目的、甚至是惟一目的就是宣传效果，很少考虑赢利问题。新闻报道的手段性质极为明确，为了达到某种宣传目的，制造假新闻也是政党报刊惯用的手段之一。所以这个时期作为政党报刊的传播主体，其目的性的价值客体是宣传效果，而不是经济收益，更不是新闻信息。商业媒体比较复杂，但赢利始终是媒体的重要或主要目标，甚至有极少数商业媒体把赢利视为惟一目标。现在，无论是政党报刊还是商业媒体的目的性价值客体往往兼顾传播效果和经济效益，极少把其中一个作为惟一目的性价值客体的。就媒体内部而言，传播主体包括媒体内部的编辑记者、管理者和经营者，管理者与编辑记者之间，记者与编辑之间，采编人员与经营人员之间，都存在诸多的内部矛盾，也会导致对价值客体定位的偏离和游移。

第二，价值客体本身具有复杂性。传播主体面对的不是单一的价值客体，而是一系列的价值客体，不同价值客体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关系错综复杂，因此会导致传播主体对价值客体的性质和地位定位变化。

第三，传播活动的社会环境具有复杂性。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会造成价值客体性质和地位的变化。在某些环境下，工具具有决定性意义，拥有工具就必然意味着拥有结果，工具就会被视为目的性的价值客体，成为至高无上的追求。在某些时候，劳动对象具有决定性意义，拥有劳动对象就必然意味着结果，对象就会被视为目的性价值客体，成为至高无上的追求。社会环境变化，尤其是政府新闻宣传部门管理政策的变化，也会很快体现为媒体内部的冲突和压力，导致价值客体性质和地位的变化。

第四，传播活动具有复杂性。传播活动不是一个简单的直线过程，而是一个往复循环的螺旋上升结构，先进的采编传输工具是为了生产好的新闻稿件，好的新闻稿件是为了获得好的传播效果及经济效益，获得好的传播效果及经济效益，是为了采用更先进的技术设备，更先进的技术设备是为了采写更好的新闻稿件，更好的新闻稿件是为了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及经济效益，往复循环，永无止境。哪是手段性质的价值客体，哪是目的性质的价值客体，在循环中有时会变得模糊不清。所以，哪怕是最单纯的手段性质的价值客体，也不会总是体现为手段性质；最单纯的目的性质的价值客体，也不会总是体现为目的性质。不同的时空环境下，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任何价值客体都会体现出多姿多彩的性质。

注释

杨保军：《新闻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第74页。

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孙伟平：《事实与价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2页。

李衍达：《信息世界漫谈》，清华大学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7页。

客体范文篇9

在对犯罪客体地位进行论证之前，首先我们应该溯本追源对中国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进行探寻、考证，以此使我们能够避免被淹没在激烈争论的学术泡沫中，也能使我们今后的研究方向走向正途。中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基本上源自苏联，而苏联是否继承了革命前的俄罗斯的犯罪构成理论则说法不一，有的学者认为早年俄罗斯刑法中早就已经存在系统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但特拉伊宁等学者在其论著中对四要件犯罪构成的论证并未以此作为根据，[1]对早年俄罗斯的犯罪构成理论基本未提及，此部分由于史料欠缺，很难得出确切的结论。而事实上苏联刑法学者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早年俄国的刑法理论如同我国对民国时期的法律体系一般基本上是全部抛弃、彻底否决的[2]，由此可见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传承于早年俄国的刑法理论。但基本得到考证的是苏联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是在批判、借鉴大陆法系三阶层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3]对此张明楷教授也有相同观点。[4]179苏联建国初期，刑法学者们一方面批判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掩盖了其资本主义的阶级特性，未能正确揭示出犯罪的本质，并且大陆法系犯罪成立条件中的违法性的判断使得法官具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另一方面为了克服这一弊端又衍生出犯罪客体这一理论。由此，大陆法系国家依次递进的立体型的犯罪成立理论变成了苏联刑法学中互为一体的平面型的犯罪构成。值得一提的是早年俄国的刑法学家将犯罪客体初步引入刑法学领域是作为犯罪对象之意适用，而客体最先作为一种术语适用始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用以指意识所指的东西，包括认识的、意愿的、情感所寄托的对象；而后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哲学家都对“客体”这一术语进行了不同的阐释。[5]在哲学中，客体与对象是属于同等程度的哲学范畴，在刑法领域将客体含义确立为社会关系难免与其它学科产生矛盾分歧。而苏联刑法学家将沙俄时代的犯罪客体继承下来却赋予其完全不同的含义，以此实现其构建一个社会主义时代下刑法领域全新的犯罪构成理论，在早期，苏联刑法学家甚至将“社会危害性”“社会关系”称之为“阶级危害性”“阶级关系”，可见犯罪客体这一理论的提出政治含义是极其丰富的，阶级意识很强，是为了符合特定时代下的阶级背景，苏联才引进了犯罪客体这一理论，形成了现在的犯罪构成四要件。其实在当时也有一些学者提出反对的声音，却被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现如今的俄罗斯刑法也早已开始对犯罪客体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不断进行抨击[6]，而我国又有什么理由还在固守陈规？因此犯罪构成四要件这一理论完全是苏联刑法学者在那样一个极具意识形态的背景之下自己缔造、富有政治理论的色彩，却不带有任何历史传承性，而中国在建国初期更是在没有任何法律基础的情况之下将其直接移植过来，久而久之形成了现今法律人这样的思维定式和法律习惯。由此可见将犯罪客体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之一从一开始就没有科学性、深刻性的理论支撑，只是出自根深蒂固的学术习惯而已，我们有必要突破束缚寻求更加科学更加适合我国刑法体系的犯罪构成理论。

二、从我国的犯罪构成与大陆法系的犯罪成立条件比较研究中论证犯罪客体非犯罪构成要件

支持肯定说的学者曾指出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相互依存具有评价的一次性，四要件之间彼此不能割裂，共同决定犯罪的成立，而大陆法系犯罪成立要件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多次评价性，因此不能用德日刑法没有犯罪客体的概念作为“犯罪客体不要说”的论据。笔者认为恰恰相反，我国与大陆法系国家的区别并不是犯罪客体概念的有无，甚至很多方面都是借鉴大陆法系转变而来，而区别在于对违法性与犯罪客体概念的错误定位。根据张明楷教授的观点，[4]179苏联学者把大陆法系中构成要件的该当性转变为犯罪的客观方面，违法性包括违反法律规定的形式违法性和行为侵犯或威胁了法益的实质的违法性，侵犯法益的实质违法性转变为犯罪构成中的犯罪客体，把有责性转变为犯罪的主观方面和主体要件。①但需要说明的是犯罪客体与实质违法性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我国刑法理论关于犯罪客体的具体内容说法不一，如法益说、社会关系说与生产力说、犯罪对象说等，根据通说对犯罪客体的定义②表明我国的犯罪客体指的是一种社会关系，一种被侵害或威胁的社会关系，是一个名词性质的概念，而大陆法系的实质违法性是指行为侵害或威胁了法益，这是一个证明该行为是犯罪行为的动态过程，行为侵害了法益与法益（或社会关系）本身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因此大陆法系中违法性与我国犯罪构成中的犯罪客体不同,大陆法系中被侵犯的法益本身并不是犯罪成立的条件，事实上实践中司法机关在认定犯罪的过程中也并不是把犯罪客体作为一个社会关系去认定犯罪，而是作为“行为是否侵犯或威胁了社会关系”，但其实只要具备了犯罪构成中的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观方面、犯罪主体这三个要件已经能够充分证明行为是否侵害或者威胁了法益，而关于犯罪客体的争论对于犯罪行为的认定其实并没有什么影响。并且犯罪客体中的社会关系在没有被犯罪行为侵犯之前并未进入刑法领域，只有发生了犯罪行为这种社会关系才会被侵害或威胁，此时才存在犯罪客体之说，因此在犯罪行为发生之后再拿后面出现的犯罪客体去认定犯罪，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司法认定上都不具有合理性，而且如果社会关系已经被犯罪行为侵犯了，就说明行为已经构成了犯罪，更何谈如何认定犯罪的问题。有学者指出：大陆法系在犯罪成立条件中有对实质违法性的判断即行为侵害或威胁了法益，实质违法性进行的就是价值评价，所以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中也应该有犯罪客体要件来实现其价值评价的功能,而不能仅仅以其它三个要件作规范评价。对此观点笔者认为在德日刑法中对犯罪概念的研究并不重视,或者说对犯罪概念只是作形式上的研究，不具有价值评价的内容，因此只有把对犯罪行为的价值评价和规范评价都集中在犯罪成立条件之中，价值评价即体现在实质违法性上。而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概念具有实质性,本身即具有价值评价的功能，而无需在犯罪构成中再进行价值评价，因此犯罪构成中也就不需要有犯罪客体再去承担此功能。有了实质的犯罪概念，我国的犯罪构成只要进行规范评价即可。

三、从犯罪概念、犯罪构成与犯罪客体的相互关系中重新定位犯罪客体

传统刑法理论认为：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是抽象与具体的关系，二者所表述的内容不同，犯罪概念揭示的是一切犯罪的本质属性，而犯罪构成是指犯罪的规格和标准，使人们认识和了解犯罪是怎样形成的，明确犯罪的内容结构，从而以此认定犯罪。因此犯罪构成是在具体认定犯罪的过程中发挥作用，而抽象的犯罪概念则无法实现这种功能。对于这种定位陈兴良教授进行过批判[7]：所谓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的比较其实都应该有一个对应，犯罪有其一般概念则必然也有其具体概念，这便是法条明文规定的犯罪概念或者刑法教义学上的各罪具体概念，而犯罪构成我们一般在探讨时把它当做具体认定犯罪的标准即各罪具体犯罪构成，但事实上刑法学中亦有一个体现一切犯罪特征的一般性的犯罪构成概念①。因此在认定具体犯罪的过程中犯罪的具体概念与具体的犯罪构成都在一起发挥作用，具体概念揭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本质，具体犯罪构成再去规范意义上认定犯罪，有了犯罪概念的价值评价也有了犯罪构成的规范评价，就达到了如同德日刑法中对犯罪成立条件所要求的标准。在此意义上也就无需在犯罪构成之中再增加犯罪客体以实现价值评价的功能,也无需担心排除犯罪客体犯罪构成就无法认定犯罪。对于犯罪客体来说本质属性即揭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法益，揭示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因此与犯罪概念的属性其实是同一的，犯罪的一般客体在刑法第13条即对犯罪概念的定义中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揭示，由此可见犯罪的一般客体已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犯罪行为的本质，也清晰地向我们展示了国家刑罚权的根据，即国家对犯罪人科以刑罚的理由，因此犯罪客体与犯罪概念殊途同归，共同揭示犯罪本质。故而笔者赞同张明楷教授的观点，把犯罪客体放在犯罪概念中研究最为恰当。[4]249-250

四、从批判犯罪客体的定位功能中重新认识犯罪客体

有学者认为：犯罪客体具有罪名确定的功能，我国刑法分则根据犯罪的同类客体对犯罪进行了分类，司法实践中根据犯罪客体的类别可对行为进行准确定位，犯罪客体的罪名定位功能是其它三个要件所不具有的。笔者认为对犯罪客体的评价属于价值评价，而这样的价值评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掌握话语权的人如何说，具有很大的主观任意性，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意识形态的主宰，不同的专家学者都总是会有不同的看法和要求，如果依据这样随意更改的犯罪客体去定罪、区分罪与非罪，难免会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当然有些犯罪中法律明确规定了其犯罪客体，如刑法第一百零二条②，然而明确对犯罪客体进行规定的法条毕竟属于少数，事实上在认定犯罪时只要犯罪行为具备犯罪构成的主客观要件，讨论侵犯了什么样的客体对认定犯罪又有什么意义？最典型的就是1979年刑法中将贪污罪设在侵犯财产罪、将受贿罪设在渎职罪一章，而1997年刑法修改时又将贪污罪与受贿罪设为一章即贪污贿赂犯罪，此时的贪污罪与受贿罪法条规定并未发生任何改变，在认定犯罪的过程中即使出现了犯罪客体的变动对定罪也并没有任何影响。因此犯罪客体本身根本不宜作为认定犯罪的要素，而是立法者对法益保护的考虑要素，司法实践中真正区分此罪与彼罪的是犯罪的客观要件、犯罪主体与犯罪主观要件，司法工作人员不可能仅仅凭借抽象意义上的犯罪客体去确定罪名。刑法理论界是根据犯罪客体对刑法所有罪名进行了分类，但归根结底还是根据各类犯罪的犯罪客观行为表现、行为对象的同类性、犯罪主体的同类性质或者行为的内在逻辑顺序等进行排列，说到底对犯罪客体的评价与运用都是建立在分析犯罪其它要件的基础上实现的，无论是反驳通说的依据犯罪同类客体对犯罪进行的分类、还是犯罪客体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之一，其实都是一个道理，那就是犯罪客体不是凭空存在产生的，只有对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这三个要件进行分析才会在此基础上存在犯罪客体的评价可能。在这一点上的错误理论尤为明显的是对犯罪构成要件的排序，依据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是按照犯罪客体、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体、犯罪主观要件的逻辑顺序来进行排列的[8]，有学者认为在认定犯罪的过程中，刚开始进入人们视野的是犯罪客体即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受到侵犯，接下来就要查明行为人实施了怎样的客观危害行为，其次就是查明实施犯罪的主体是否符合犯罪主体要件，最后再探讨行为人主观方面是否具有故意、过失。[9]苏联时期的刑法学家亦认为在定罪过程中首先应该认识到行为的性质，其次根据认定的具体犯罪的客体寻找适应的法律条文以此为据认定犯罪。但笔者不敢苟同。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人们不仅能够认识物质世界的现象，而且可以透过现象认识其本质。认为物质世界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而独立存在的，人的意识是物质长期发展的产物，是人脑的机能，是对物质世界的反映。坚持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犯罪客体体现犯罪本质，而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属于犯罪现象，对事物的认识应当从现象到本质，透过现象认识本质，因此在认定犯罪的过程中又怎么可能首先认识到事物的本质再认识到其它现象要素呢？因此把犯罪客体放在首位的犯罪构成排序并不具有合理性，对犯罪客体的认识是通过其它构成要件实现的，单靠犯罪客体自身无法实现定罪功能、区分此罪与彼罪。

五、从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关系原理中批判犯罪客体的构成要件地位

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过程应当是完全不同的，立法者更侧重的是出于保护怎样的社会关系、把某种行为规定为犯罪的原因，立法的理由、根据，探讨的是价值层面等本质性的问题，即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所要考虑的是价值取向的权衡问题。而一旦立法将侵犯某种法益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即具有了相对稳定性，此时即设定了认定犯罪的具体明确的法律规格、标准，司法机关就应该按照法律规定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而不是去探讨行为为什么构成犯罪的问题。司法者在认定犯罪时只要行为触犯刑法的明确规定，具有应受刑罚处罚性，即说明行为侵犯了刑法所要保护的法益，具有了社会危害性，但不能再通过这种法益（或社会关系）去认定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这样的认定只是机械重复、本末倒置，并且通过行为侵犯的法益去认定犯罪会使司法机关带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使案件事实的认定具有了很强的主观性，容易使司法人员恣意出入罪。事实上司法机关也是在认定犯罪时综合案件事实的前提下才能得出行为侵犯了什么样的法益。传统的犯罪客体理论中把犯罪客体既放在立法层面去考量，又作为司法工作人员认定犯罪的依据，似乎犯罪客体这一概念在哪个阶段都能够说得通，但正是由于犯罪客体具有的价值判断性、体现犯罪本质的特性，所以放在哪个阶段貌似都合理，因为对于犯罪所具有的法益侵犯性、社会危害性是贯穿刑法始终的，这也使得司法工作人员在认定犯罪时总是首先拿出犯罪客体来论证，所以对于犯罪客体否定说的观点，司法工作人员总是会说自己在认定犯罪的过程中是怎样根据犯罪客体认定犯罪，孰不知他们所依据的犯罪客体仍是在分析犯罪构成的其它要件之上得出的，只是我国刑法理论与实践中长期坚持的犯罪构成四要件对每一位法律人根深蒂固的的影响，让大家已经形成这样的思维定式而忽视去深刻探究其内理。

六、从物质与现象相互关系原理重新审视犯罪客体理论

欧锦雄教授认为：将犯罪客体从犯罪构成中剔除出去，仅仅凭借犯罪构成中的其余三个事实要件不能够揭示出犯罪的本质特征。[10]笔者认为欧锦雄教授走入了一个误区，即把本质与现象的相互关系混淆，犯罪客体本身就是通过犯罪客观方面、主观方面体现出来，即犯罪构成其它三要素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了犯罪客体即法益侵害的存在，而不需要我们另外加入犯罪客体这一要素去构建犯罪构成。司法机关在认定犯罪的过程中，其实就是通过表现出来的事实特征即犯罪的客观要件、主观要件、主体认定犯罪，通过对这三个要件的分析才在此基础上判断出此犯罪的本质特征即犯罪客体，而不是直接通过犯罪客体去认定犯罪，区分此罪与彼罪。唯物辩证法认为，现象与本质是辩证统一的。两者相互区别：1.现象是事物的外在方面，是表面的、多变的、丰富多彩的、肤浅的。本质是事物的内在方面，是深藏的、相对稳定的、单纯的、深刻的。2.现象是感觉器官可以直接感知的，本质则只能运用抽象思维，间接地被人认识。同时两者又相互联系：1.两者相互依存，本质只能通过现象表现出来，现象只能是本质的表现，现象与本质统一在同类事物中。2.现象是人们认识本质规律的向导，人们只有认识了现象，借助抽象思维，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规律。[11]欧锦雄教授企图通过本质与现象的关系原理即本质与现象的对立统一关系来论证犯罪客体在犯罪构成要件中的地位，但其实却把本质与现象即犯罪客体与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观要件、犯罪主体简单排列在犯罪构成之中即认为是所谓的对立统一，如果真的是这样，则我们不妨分析，此时在犯罪构成之中如果加入了犯罪客体，还有犯罪其它三个要件，而其它三个要件又是犯罪现象，本质要通过现象表现出来才能被认识，此时透过现象又可以体现出犯罪客体这一本质，那再加入犯罪客体岂不多余。因此笔者赞同朱建华教授的观点，即把犯罪客体放在犯罪构成要件中会导致本质与形成这一本质的现象并列，而二者应当是说明与被说明的关系。[12]欧锦雄教授进一步指出：因为犯罪的本质即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一特征无法通过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观方面、犯罪主体这三个要件得到体现，因而必须通过犯罪客体才能揭示出来。笔者不以为同，犯罪构成要件中其它三个要件如果属于犯罪现象，那它们就能够体现出犯罪本质，事实上满足另外三个构成要件就构成犯罪也就能够体现出犯罪本质、体现出犯罪所侵犯的客体。在对犯罪构成的分析中不能过于把犯罪客体与犯罪其它三个要件进行割裂，实际上二者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我国犯罪构成中的客体指的是社会关系、权利义务等抽象要素的东西,这些东西不能通过人的感官直接感知,不是一种独立存在的客观实在,必须通过人们对案件的客观事实进行抽象、分析、判断,需要人的理性思维才能把握的东西,存在于客观事实之中。因此笔者认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关系原理来分析，犯罪构成中只要有犯罪主体、犯罪客观方面和犯罪主观方面即能实现本质与现象的对立统一,而不需要把犯罪客体作为犯罪构成要件。

七、从对个案的分析中批判刑法理论中关于犯罪客体的出罪功能

犯罪客体是否具有出罪功能？肯定论者认为，犯罪客体具有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所不具有的出罪功能，它能将符合其他三个构成要件而不符合犯罪客体的行为出罪。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一个行为如果已经符合犯罪构成的其它要件，那么它必定侵犯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具有社会危害性，又怎么会不符合犯罪客体？类似的例子有很多，比如强奸罪中比较有争议的婚内强奸行为，丈夫强奸妻子是否构成犯罪？很多学者认为丈夫使用暴力、胁迫方法强行与妻子性交的行为完全符合强奸罪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的要件，因此此时是否构成犯罪取决于强奸罪侵犯的客体、保护的法益，如果认为强奸罪侵犯的客体是妇女享有的拒绝与其合法配偶以外的其他男子进行性交的权利，丈夫强奸妻子的行为并未侵犯妻子的性权利，未侵犯强奸罪的客体，因此不构成犯罪。而如果认为强奸罪的客体中包含了对妻子性权利的保护，比如德国、瑞士等国家，则丈夫强奸妻子的行为就构成强奸罪。而笔者认为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因为对犯罪构成的其它要件进行了形式意义上的解读，事实上丈夫强奸妻子的行为并不符合犯罪的其他三个要件，强奸罪的主体是否包括丈夫、强奸罪的对象是否包括妻子这些都是争议的问题，又怎能认为丈夫强奸妻子一定符合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呢？因此这些都是决定构罪与否的关键，而不是只凭借犯罪客体区分罪与非罪。例如执行死刑的法警，很多人认为其主观上具有剥削他人生命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杀人行为，主体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只因其未侵犯犯罪客体即犯人的生命权所以不构成故意杀人罪。这里且不讨论死刑犯的生命权是否属于应予保护的客体，而从客观行为上来分析法警并未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而是在合法执行枪决，主观上也并不是明知自己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会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而希望放任结果发生。他的行为属于合法行为，支配他执行死刑的主观意志是他在实施的是法律规定的合法行为，所以才能说明法警并未侵犯死刑犯的生命权即犯罪客体。所以我们切不可本末倒置。肯定论者曾举出这样的例子：行为人去空置工棚盗窃有价值的财物（达到定罪数额），事实上也盗窃成功，但该财物系主人丢弃之物。因此认为行为人符合犯罪构成中的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体、犯罪主观要件，但未侵犯盗窃罪的犯罪客体即他人的所有权或占有权，故不构成犯罪。笔者认为本案的犯罪对象是废弃物，废弃物本身是不能作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盗窃罪的犯罪对象是他人依本权占有或所有的财物（关于这一点说法不一），因此行为并不符合盗窃罪的客观要件，也就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因而也就未侵犯盗窃罪的犯罪客体，更何谈拿犯罪客体出罪。笔者认为这些类似说法的出现都只能说明论者对各罪的构成要件作了自然主义、形式主义的解释。事实上只要我们对犯罪构成中的其它三个要件充分评价很容易就能够把此种行为出罪。丈夫强奸妻子的行为之所以不构成犯罪不是依靠抽象意义上的犯罪客体去认定，归根结底要从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等去判断。只有丈夫这一犯罪主体的存在、妻子这一犯罪对象的存在，才能在此意义上讨论犯罪客体的存在。其次何为犯罪行为？刑法意义上的犯罪行为，是指行为人在其意志支配下实施的具有社会危害性并为法律所禁止的身体活动。执行死刑的法警亦不能只是认为其有杀人行为就符合故意杀人罪的客观要件，对刑法规定作如此简单的解读岂不会任意扩大犯罪圈，何况在对分则的具体犯罪评价之时不能忽视刑法总则关于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概念等规定，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科学的犯罪构成的必然要求。由此可见现实生活中，我们似乎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思维定式，习惯于把犯罪客体塞进犯罪构成的四要件之中去判断，孰不知我们忽视了对其它构成要件的判断，或者对其它构成要件的判断不充分。而肯定论者举出这些其实皆为合法行为的例子去论证犯罪客体的出罪功能，意义不大。上述例子即使以常人的角度考虑都不构成犯罪，我们又有什么必要放在刑法中去评价论证它们呢?综上所述，犯罪客体不应纳入犯罪构成要件之中，对犯罪客体的认识与评价都是建立在犯罪构成的其它三个现象要件之上的，犯罪客体在犯罪构成中不能担负起区分犯罪性质的重任，理论界与司法实务中以犯罪客体达到出罪目的的说法也是空中楼阁。因此只有对犯罪客体进行正确的定位和科学的认识，只有冲破传统理论的桎梏枷锁，将其从犯罪构成中剔除出去，才能正视犯罪客体在刑法领域中的地位作用，也才能使犯罪构成这一认定犯罪的核心理论变得更加科学合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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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韩树英.通俗哲学［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108.

客体范文篇10

关键词：酒店；新技术；顾客体验；科技应用

回顾酒店产品或服务的历史，我们可以一窥科技应用与发展的一个缩影：从顾客角度来说，目前的科技已实现从冰冷的房间钥匙到便利的智能房卡；从繁琐的前台服务到快捷的网络自助登记入住；从单一的线下预订到线上线下并行发展的模式；从有线网络服务到无线Wi-Fi全覆盖等等服务智能化发展趋势。从酒店业主方来看，原有的纸张登记被办公自动化系统所取代，传统的单一渠道营销被OTA等新媒体营销方式推进。不可胜数的变化，都暗示着借助现代科技对实现酒店经营管理，提升产品质量和增加附加值，满足顾客个性化体验和需求的重要意义。本文通过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旨在了解以智能技术为基础的现代新技术发展背景下，酒店行业经营决策者如何真正结合顾客需求，正确看待科技应用，以平衡人际服务与技术服务的关系，提高顾客满意度。当前针对新科技在酒店应用的研究较少，很少有研究关注酒店业应该如何结合顾客体验及个性化需求，将有关理论应用到具体服务实践的指导及流程等方面，而以创造顾客的入住体验为主的酒店科技接触服务方面的研究更为缺乏。因此，很难让我们了解到行业中对科技的实践应用及想法，特别是哪些技术可以增强顾客体验和满意度，哪些技术并不能为消费者带来满意体验，哪些技术成为酒店经营管理者进行投入产出决策思考的“鸡肋”。此外，当前消费者对科技应用的潜在需求又在哪里，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看待技术使用与人际服务接触的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本文将带着上述思考，一方面，透过广大酒店业经营决策者视角，通过实际访谈和观察的方式，对酒店科技应用现状进行具体探究。另一方面，透过顾客体验视角，通过其对科技产品（服务）态度或行为倾向的研究，探索酒店如何正确发挥科技效用，为酒店业管理决策者提供有针对性建议。

一、相关概念

1.酒店科技应用阶段。酒店业中应用科技经历了六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科技应用的起步阶段，第二、三阶段被称为“启动沟通科技”阶段，第四、五阶段为“顾客服务”阶段，第六阶段为新科技应用阶段。在科技应用的起步阶段，酒店经营者尽力提供足够的科技服务来满足市场需求，以表明自己的科技立场；在沟通科技阶段，酒店将重心放在信息技术，主要用来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和员工工作效率；而到顾客服务阶段，酒店开始以顾客为导向，使用科技创造“额外收入”和“额外价值”；到了“新科技应用阶段”即第六阶段，部分酒店考虑应用复杂的前沿服务技术，但可能会由于技术成熟度和复杂性限制其被广泛应用，这一类以高科技酒店或智慧酒店为代表。目前，国内酒店较多停留在第二、三阶段，不少高星级酒店也到达顾客服务阶段，而到达第六阶段的酒店数量相对略少。2.酒店新技术应用分类。笔者认为基于使用目标，可以对酒店科技应用进行三种分类：信息科技服务、安全科技服务、节能降耗技术和创新体验科技服务。其中，信息科技服务是指酒店顾客接触频繁、使用较为广泛的网络信息服务，如无线Wi-Fi服务、电脑、宽带等。目前酒店顾客特别是年轻群体已经将其看作最基本的生活服务，甚至将其价值等同于生理需要。安全科技服务一般包括电子保险箱、智能门锁、梯控等一类为顾客人身及财产安全提供保障的产品或服务。节能降耗技术是基于酒店自身业绩考虑，能为其减少成本的科技项目，如智能灯光、智能空调、感应节水器具等。创新体验科技服务主要是面向顾客个性化、私密化或者定制化的一些科技项目，如移动扫码优惠业务、智能淋浴设备等。本研究主要针对酒店顾客体验科技进行分析，讨论顾客住店前后所有与酒店服务相关的科技设施，也正基于该分类设计了顾客调研问卷。

二、酒店访谈研究结果

笔者于2018年7月至8月对成都市包括春熙路、滨江路及人民南路、世纪城会展中心等主要酒店分布区域进行科技应用调研，调研对象涵盖了不同档次和类型的16家酒店。调研过程中有选择性地对酒店经理以上级别的管理层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目的是为了解新技术在酒店业应用现状、酒店管理者对科技应用的态度以及顾客使用的反馈情况等。1.酒店科技设施应用现状。通过调研发现，成都市酒店行业科技应用水平整体较高，不同类型酒店科技应用情况无较大差别，而在档次分布上表现出参差不齐的现象。结合前文酒店科技应用阶段来看，大多数酒店正在经历科技应用的“顾客服务”阶段；某些豪华酒店甚至已进入“下一波科技”阶段；而某些传统国有酒店仍停留在“启动沟通科技”阶段；当然这跟酒店类型、定位及档次和建设周期也有一定关联。在酒店类型分布方面，笔者选取并调研了商务型、度假型、长住型和会议型四种主要类型的酒店，发现四种酒店类型在科技应用水平上并没有体现出较大差异。其次在档次分布上，笔者调研对象更多倾向于高档酒店即以四、五星级酒店居多，而对中低档酒店的调研主要以国内经济型连锁品牌为主。发现在新技术应用上主要以高档酒店为主，国内中低档酒店在科技设施的引入上明显不够关注。2.酒店管理者科技应用态度。访谈中，大部分管理者表达了对酒店科技应用的重视态度，并认为科技产品或服务在酒店的使用是十分必要的。对于新技术的应用，许多酒店管理者认为“牵一发而动全身”，并不会轻易做出技术引入的决策。同时，他们又会十分关注前沿科技的应用，希望能够利用当前较为成熟的新技术设施达到提升酒店经营业绩和顾客体验的双赢局面。一方面，从酒店自身来说，管理者普遍认为在信息技术时代背景下，如果不跟随科技潮流前进，很快会被市场淘汰。而且自助服务技术设施如自助入住登记设备的使用对减少酒店人员编制、降低人员流失率带来的影响具有积极作用。特别对于豪华酒店而言，新技术的采用更是代表了整个酒店的高端形象。从对客服务角度，新科技设施也是一种附加值体验，可以满足其个性化与定制化需求。另一方面，许多管理者提到技术应用也成为让他们最头疼和犹疑的内容。当前，一些新科技项目的技术稳定性不高、更新换代周期快、购入及后期维护成本高，让他们望而却步。例如，现代智能门锁技术如手机微信开门、指纹解锁、人脸识别等手段层出不穷，但是其技术并不成熟，淘汰更新率较高。若遇到主板等零件损坏，酒店工程部门无法直接更换，只能被动交由厂家进行维保，一旦超出维保期限，其代价十分高昂，这对于维修成本一般控制在10%左右的酒店来说，无疑成本过高。3.酒店对顾客科技使用满意度的认知。多数酒店在对客服务时非常注重顾客满意度管理，特别重视顾客消费意见搜集和投诉处理，但是却极少针对酒店科技设施的使用情况进行顾客调研。管理者普遍表示平时了解到少量顾客在智能设备使用上出现问题，但在投诉问题中所占比例极小。相较而言，酒店前台收到顾客投诉最多的设施问题是有关空调的使用，问题表现在空调温度设定、噪声太大、气流不畅等方面。而调研中发现大部分中高档酒店为了节能降耗采用中央空调系统，对于客房温度控制非常统一，因此可能会出现个别不满意的情况。而对于无线Wi-Fi等信息科技设施的使用，很多高档酒店管理者均表示其非常重视酒店的网络信息服务，因此很少接到顾客投诉，顾客的反馈情况较好。而在中低档酒店顾客对此类投诉会比较常见，顾客经常反映酒店无线信号不稳定、网络接口不好等问题。

三、顾客问卷调研分析

关于顾客科技体验或感受的调研以问卷法来搜集数据，主要采取网络调研方式进行，发放对象为所有曾有过酒店入住体验的客人。共回收问卷376份，有效问卷共计371份，问卷回收有效率为98.7%。问卷主要由四部分内容构成：第一部分为问卷调研对象的基本资料；第二部分为顾客使用酒店服务的基本情况及意向，包括顾客入住酒店频率、原因、类型、档次以及经常使用的酒店服务；第三部分为顾客科技接受能力衡量量表，以李克特量表为主要的制表形式；第四部分为顾客实际科技应用体验和关联选择，多选题项设置参考酒店实地调研结果和酒店智能化建设标准。1.酒店消费者特征和行为分析。现阶段80后、90后的年轻群体已成为酒店消费主力，大约70%的顾客过去一年在酒店消费频率为3次以上。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顾客的消费行为明显倾向于移动设备，顾客第二选择的预订方式是通过第三方网站如携程网、艺龙网等，而通过酒店自身官方网站预订的人寥寥无几。通过对顾客最常携带的电子设备调查，可以窥见消费者最需要酒店提供的科技服务即网络，这已然成为现代人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需求。2.顾客的科技接受能力。顾客的科技接受能力是根据相关国内外研究以及因子分析所得的乐观性、创新性、不舒适性、不安全性四个维度构成。科技接受能力高的顾客通常表现为对科技的乐观性高、创新性认知高，而对于科技的不舒适性和不安全性感知低。通过实证研究可知，总体样本中年轻群体即80后、90后人群居多，对于科技的认同度比较高。具体分析四个因子得分可知，顾客对科技乐观性的认同度非常高，即使用科技会让生活更方便、不受限制等；顾客对于科技创新性、舒适性的认同度略低，而对安全性的认同最低。表明现代社会消费者对使用科技产品造成的信息泄露等不安全问题比较担忧，可能会阻碍部分顾客使用如自助登记入住设备等有可能暴露个人信息的科技设备。3.顾客科技体验与意愿。顾客在酒店使用过的科技设施主要为信息科技产品和安全科技产品，以无线Wi-Fi服务居首，其次为电脑、宽带接口服务、自助信息查询系统、电子保险箱等。此外，对于节能降耗产品如智能空调、感应水龙头的使用率也比较高。而对于创新体验科技产品（服务）类使用较多的主要为移动扫码优惠服务、多功能网络电视等。这跟酒店的科技引入选择和顾客的科技使用偏好有非常直接的联系。

四、研究建议

科技在酒店中的普及和应用是大势所趋，酒店应用科技最终的目的是为客人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只有深入了解客人深层次的科技需求，才能为酒店是否引入新科技设施提供参考。酒店需要结合自身特征包括档次、类型及经营能力等因素进行科技产品选择及引入。1.不同档次酒店新技术引入分析。笔者认为对于高档豪华酒店来说，应结合自身定位和酒店特征，考虑最大化地引入信息科技、安全科技、节能降耗及创新体验科技产品四个层次的新技术产品或服务，这对于提升酒店形象和竞争力至关重要。对于中档酒店来说，需要特别重视第一至三层的顾客需要，即关注信息科技产品、安全科技产品和节能降耗科技产品三类科技产品或服务在酒店的应用。此外，可根据酒店现实经营绩效部分引入创新体验类科技产品。信息类科技设施是提升顾客体验乃至满意度的基础。对于中低档酒店来说，需要最大程度满足顾客对于该档次酒店科技配备的期待，进而提升酒店的整体性价比。2.不同类型酒店新技术引入分析。从实证访谈中我们发现，各个类型的酒店在科技项目引入上没有太大差异，即调研酒店在科技产品引入时并未意识到自己的类型倾向，在产品选择上尚未结合目标顾客群进行区分，呈现同质化现象，难以在竞争中独树一帜。因此，除酒店档次外，酒店在科技引入时还需要结合自身类型进行综合抉择。从顾客调研结果分析，顾客希望各个类型酒店引入的科技产品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共性主要体现在其对信息科技产品等基础需要的追求，而个性还表现在其选择的细微差异，例如商务顾客渴望能带来安全、便捷、舒适感的科技产品，度假型消费者在入住酒店时特别重视享乐性和身心放松等。因此，建议各类型酒店在重视第一层至第三层的顾客需求基础上，还应根据酒店类型特征在创新体验类科技产品引入决策时进行突围，避免趋同化。3.以顾客体验为出发点，提升科技服务满意度。只有以顾客体验作为酒店服务的根本出发点，才能更好地实现技术应用目的。酒店在科技应用时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不要一味地“为技术而技术”，不要刻意减少人际互动，更不能忽视酒店服务的本质。酒店应该将科技应用与人员服务有效结合起来，特别将可替代人员服务的自助服务技术设备作为酒店服务的辅助性工具，而不是成为单纯的技术性卖点。酒店应在保证优质顾客体验的基础上，找到科技应用和人员服务的平衡点。酒店企业可采用一些手段加强顾客对科技安全性的正面认知，减少其科技焦虑感。具体地，酒店在科技设施引入时，尽量选择简单易操作、界面一目了然的科技设施，比如在语种选择上不宜过多，一般不要超过三种。另外，酒店通过一些宣传或者相关报道展示，建立顾客对科技的正面认识，适当引导和鼓励顾客在网络社交媒体上进行科技舒适度和安全性评价。

参考文献:

[1]王瑾玮.科技应用对饭店服务接触满意度的影响研究[D].浙江大学,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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