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史范文10篇

科技史范文篇1

关键词：科技史；历史；历史哲学；科学主义；思辨理性

科技史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的一门源远流长的人文学科。它首先是在科学家专业群体中产生的，它不仅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科学技术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而且还集中地体现了科学家求真务实的独特和珍贵的人文精神。科技史与历史的关系不只是部分与整体的单纯形式关系，其中包含极为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理解和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对科技史自身基础理论建设，而且对传统历史学思想和方法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尤其在帝王将相主宰历史的中国社会，它还将超出历史学科本身，对未来的思想文化与社会发展产生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一、“存在”视域中的本体论关系

历史首先是一种存在。然而它并不是某种可以直观地呈现在物理空间中的物质实体，而是一种呈现在时间关系中的属性存在。时间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前提，如果不是引入时间尺度，则任何实体都将只有现在而不会有过去和未来；实体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实体在时间中的变化，则所有的时间都将会聚成为现在。历史之所以能够被识别而成为一种存在，正是由于实体在时间中所发生的某种变化。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原因，历史又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否定性存在，它不能够像科学家在实验室中所处理的物质实体那样重复发生。一切事物和现象稍纵即逝而成为一种历史。

现代哲学拒斥本体论问题，所以西方的历史学家们大都是历史的不可知论者，他们习惯于悬置存在问题，从而使得西方的历史概念重“史”轻“历”。《新不列颠百科全书》是这样解释历史的：历史“是一门研究事件（影响国家和民族的事件）的编年纪录之学科，它奠定于对原始史料的考证之上，并对这些事件的缘由做出解释。”[1]与西方不同，经验形态的中国哲学还没有能力给历史学家提供太多的理性教条。所以中国的历史概念是尊“史”重“历”。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大国。国内目前流行的工具书基本上反映了国人的历史概念。《辞海》认为，广义的历史“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与社会史”，而狭义的历史“通常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它们“是史学研究的对象”，而“一般说来，关于历史的记述和阐释，也称为历史。”[2]可见中国人首先考虑的是存在，其次才是关于存在的描述。这是一种直观的和朴素的实体中心主义的历史概念。虽然它在本体论上作出了一种承诺，然而浓厚的经验色彩则束缚了其历史视野，限制了中国人的历史空间。比较起来，《现代汉语词典》表述要更为全面，它认为历史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指某种事物的发展过程和经历”。[3]尽管它还是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唯像描述，却毕竟意识到了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外还存在某种东西，只是没有明确表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

历史是一种时间性的属性存在，它表现为某种流变的过程。从实体方面来看，历史过程的主体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而从关系方面来看，则历史过程还要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它一方面表现为自然界对人类的统治和奴役，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人类摆脱种种奴役而在自然界中的解放。而且只有这种相互作用才能够更深刻地体现历史在时间中流变的本质。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没有人类社会就没有自然界中所发生的那些变化，而是说自然界中所发生的一切变化都只有借助于这一相互作用才能够被识别从而成为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创生人类的那个所谓纯粹的自然界也是立足于这一相互作用获得的经验经由推测而成为历史的。所以从实践本体论的观点看，一部完整的历史应当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三个方面。这种历史概念不仅超越了实体中心主义思想的束缚，消除了自然与人类、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两极对立，更重要的是把人类的历史观从人类社会内部的尔虞我诈、互相残杀提升到了人类在自然界中寻求解放的共同事业中。

科技史从属于历史，它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所以它既不能够被错误地归结为自然史，也不能够被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史。自然史是指独立于人类的那个外在的和天然的自然界在时间中的演变过程，包括宇宙史，天体史，地球史，动物史，植物史等许多具体分支。它们首先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其次才能成为史学研究的对象。自然史的史料绝大部分来源于科学活动，它所以能够成为我们所谓的历史，是由科学研究加以确认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自然史研究领域中，科学与史学是直接合一的。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自然史也日益成为人类科学研究的一部分，甚至有人还把它看成科技史的一部分，这当然就更是错误的。社会史是指内在于人类自身的那个由人际关系所关联起来的社会在时间中的演变过程，它包括家庭史、家族史、民族史、国别史、世界史等众多的分支。它们首先在人类的感知中直接成为历史，而后才被纳入到历史科学中。许多人认为，科技人员是属于社会的，科学活动也是在社会中展开的，所以他们把科技史也看成社会史的一部分，这就未免失之浅薄了。因为我们也可以在同样的意义上接着讲，科技人员是属于自然的，科学活动也是在自然界中展开的，所以科技史也是自然史的一个部分。事实上，科技活动既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过程，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社会过程。自然过程是一种相对自足的存在，而社会的意志性活动则无疑是对自然过程的一种否定。科技活动既是对以自由意志作为特征的社会非理性过程的一种否定，同时又是对自然理性的一种回归。历史正是通过自己的否定性在科技史中实现了它的自我认识。

科技史是历史自我认识的一种高级形式。在历史的本体论结构中，它处于自然史与社会史之间，隶属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范畴。人类社会所曾历经的种种自然灾难史，是自然界统治和奴役人类的历史，正是它开启了人类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的历史，迫使人类走上了一条摆脱奴役、寻求解放的智慧之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盘古开天地、羿射九日、女娲补天等，就是人类人化自然思想的早期萌芽。从神话史开始，经过巫术史与宗教史，历史在哲学史中开始了自己的理性认识，并最终在科学史与技术史中实现了它的自我认识。这里之所以说科技史实现了历史的自我认识，是因为科技史不仅谱写了自然界的历史，而且开启了人工自然的历史，第一次在实证的意义上描绘了一幅完整、系统和详细的历史全景图。如果说自然史所反映的是一个客观规律支配的世界，社会史所记录的是一个自由意志相互碰撞的世界，则科技史所描述的是一个介于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之间的世界，是一个从自由意志走向客观规律的过程，是人的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的一种和谐与统一。它不仅关联着自然界所发生的各种变化，而且直接关联和影响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

科学技术是人类精神回归自然的一种方式，就其本质来说是反社会关系的，而且它从自然界所呼唤出来的巨大的物质力量对现存的社会关系来说也确实具有一种革命的意义。科技人员是科技史的主体，从物质的和世俗的层面来看，他们同其所生活的社会具有广泛和密切的联系，而从精神的和超越的层面来看，他们则同社会的其他成员具有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与人生追求。这就使科技史表现出了一种浓厚的和不同寻常的人文精神。科学与技术首先是科技人员的一种生存方式，是他们修身养性的一种形式。这在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和最杰出的能工巧匠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即使在现代为功利主义所主宰的所谓大科学和高技术社会中，真正的科技人员精神始终也还是面向自然而不是面向社会的。科学活动是这样，技术活动也是这样。所以，科技人员只有首先把自己的精神从社会人际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才能够使他们的思想伸向自然界的深处，欣赏到绝大多数人所无法观赏到的那种独特景观。这是在科技史的深处所隐藏的一条独特和永恒的规律或法则。

二、思维“建构”中的认识论分析

历史不仅是一种存在，而且是对存在的一种感知和描述。它是一种呈现在史料关系中的虚拟性存在。由于历史事件的流变性和否定性特点，人们通常所能够面对的就只能是关于历史事件的各种回忆和记录。事物和现象的稍纵即逝、不可重复性不可避免地把历史史料推到历史前台，人们只能根据这些史料重构人类已经逝去了的历史。在认识论的视野中，史料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保存下来的史料，就没有任何可以知晓的历史；构造是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的关键，如果没有对于历史史料的梳理，历史就只能是一种僵死的文字堆积而不可能真正成为鲜活的历史。历史之所以能够被表述成为一种存在，正是由于史料在梳理的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某种内在一致性。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原因，历史又表现为一种可能性存在。它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绝对的真实，未来所发掘的新史料还将不断地丰富、完善和修正人们头脑中的历史，有时甚至重构正在传世的历史。

历史是一种呈现在史料中的摹本存在，它表现为某种史料之间的依存关系。传统史学非常重视收集历史史料。中文中的历史与英文中的History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然而都同时指称历史过程与历史记录。司马迁把自己所撰写的从黄帝到汉武帝时代的中国历史称之为《史记》，而西方史学的奠基人希罗多德则把他描述希波战争的著作直接称为《历史》。历史史料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本来的历史作为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中曾经存在的具体事件已经烟消云散了，人们只能根据那些历史记录在客观知识世界中再现那一去不复返了的历史。从原则上讲，史料在总体上应当内在、自足、唯一地蕴涵一种历史。这种历史无论同本来意义上的历史有多大的差别，人们也只能、而且必须把它作为本来的历史来追求。因为从认识论上讲，史料之外的历史是一个永远也无法知道的、没有任何意义的伪问题，其存在问题确实应当被悬置起来，不予理睬。然而史料之中的历史可知性与真实性问题则全然不同，尽管这种记录在史料中的历史仍然保留了历史自在之物的某些特点，但它却绝不能够继续被悬置起来；否则，史学将丧失自己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追求而彻底蜕变成为一种文学。

历史是一种被建构起来的可能性存在。历史学家不仅需要考证和梳理历史过程遗留在客观知识世界中的种种历史史料，而且还必须综合各种史料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完整地再现一个感性具体的历史过程。任何一种历史都是在特定史料的基础上被建构起来的。由于不同历史学家所占有的具体史料不同，从而关于同一历史过程的描述就必然会有所不同。同时历史学家要超越有限的具体史料再现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就不能不依赖于某种合理的推测与说明，对于可疑的或存在争议的具体史料还需要做出某种特殊的解释，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让不确定性侵入史料的梳理过程中。它必然要不同程度地牺牲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所以，任何一种历史所描述的事实上都只能是一个可能世界。然而这决不意味着在可能世界面前各种不同的历史一定是平权的。建立在不同史料基础上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历史版本，其各自的竞争力与生命力一方面依赖于自己所赖以建立的史料本身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它们相互之间的开放性及其对未来所出现的新的史料的包容性与适应性。把历史的建构性推向极端的建构主义是对历史的科学精神的一种反叛，在科技史中尤其不能认同。

首先，在形形色色的历史史料中，科技史的史料具有其显著的特点，其中历史记录与研究成果是同时保存的。科技史中不仅具有文字记载，而且同时具有与文字记载相应的思想成果和物质产品一起保存下来，里面有一些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还依然发挥着自己独特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一般的历史事件过去了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除了当事人的回忆和记录很难再找到其它的旁证。然而在科技史中，大凡是值得记录下来的科技活动，就一定具有传世的东西存在，其中不同程度地保存着当时的历史，后人可以理性地加以解读。牛顿与麦克斯韦早已经成为历史，然而经典力学与经典电动力学仍然活跃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瓦特与法拉第也已经成为历史，可是蒸气机与电动机则继续构成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些鲜活的历史史料中，人们可以见证到当时的历史。当然文学史中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文学作品的意义通常需要读者结合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加以阐发，而且不同的读者往往具有不同的解读，缺乏必要的确定性。科技产品则不同，它们的意义将由逻辑、符号与实物内在地和无歧义地规定在具体的概念、理论和产品中，从而永远都是确定的与历史的。尽管不乏一些后现代思想家热衷于把科技产品作为文艺作品加以解读，试图阐发其中所蕴涵的思想解放意义及其社会颠覆作用，然而最终则还是无法撼动它们的科学意义。

其次，科技史的史料不仅有其历史意义，而且同时还具有它的科学价值。科技史中不仅包含着人类科技活动的历史记录，而且包含着有关自然史乃至社会史方面极为丰富的历史信息，其中不仅保存着大量已经过去了的科学事实，而且隐含一定的科学问题、丰富的科学思想与独特的科学方法，从而它也就不仅是历史的，同时无疑也是科学的和现代的。竺可桢先生曾经把科学与历史结合起来开创了科学研究的历史方法，他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在世界上曾产生了巨大反响；席泽宗先生利用古新星记录证认超新星遗迹并判定其年龄也在天文学领域里产生了很大反响；吴文俊先生曾吸取了中国宋元时期数学的代数化和机械化特点，他首先将几何问题用代数方程表示，然后对代数方程组求解提出一整套切实可行的计算机算法，从而开创了机械化数学的新时代。中国拥有五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史料。在中国科技史上虽然缺乏某种成熟的理论思维成果，然而却不乏方方面面的观测记录资料。全面、深入、系统地发掘和整理这些珍贵的历史史料无疑将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工作。实证主义曾试图把整个历史学变成一种经验科学，就像竺可桢先生在气象学方面所做的那样，它让历史哲学在其中去发现支配各种历史事件过程的一般规律。这种科学主义的宏伟蓝图虽然倍受中外某些人文学者的多方责难，然而它无疑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价值与现代价值。

再次，科技史的建构是当代价值取向的，它的客观主义原则最终必然要表现为当代主义。如同自然史的时间具有其不可逆性一样，科技史作为科学知识的进化史也是不可逆的。萨顿认为科学“是人类唯一真正积累性的、进步的活动”,“是唯一可以反映出人类进步的历史”。[4]用恩格斯的话说，“科学就是这种谬误逐渐消除，或是更换新的但终归是比较不荒诞的谬误的历史”。[5]这种历史只要有所选择和取舍，其结果就必然是当代取向的。所以，坚持历史的客观主义原则最终就必然要选择历史的当代取向。就连以反历史的辉格解释著名的巴特菲尔德本人一旦进入科技史领域，也不能不选择当代的价值取向。事实上，按克罗齐的说法，“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6]这个判断在自然史与科技史领域里还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到了社会史领域中，当代价值被淹没在党派的阶级利益之中，人们已经很难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历史了。因此，辉格史的核心问题是党派利益，而决不是什么当代主义。所以客观地说来，反历史的辉格解释断然不能适用于科技史领域；否则，将会导致现代科学彻底丧失自己的历史，而这恰恰是形形色色的蒙昧主义者所企求的。至于那些“为历史而历史”的历史学家们所向往的所谓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不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追求，而且很容易导致历史学家丧失自己对现代社会的道义责任。当然在社会史领域中，这个问题仍然有其独特的价值。

最后，科技史的建构是主体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它截然不同于在其它历史中的建构。自然史是一个不依赖于人类意志的客观历史过程，它的建构是人类科学认识发展的一种产物，其建构性直接表现为它的客观历史性，或者具体说来，就是科学认识的阶段性；社会史是一个人类自由意志相互冲突的自然历史过程，它的建构往往伴随着强力意志的发展，其建构性首先表现为人类的主观性与阶级性；而科技史是一个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它是人类的自由意志与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的一种历史性统一，是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和谐统一。科技史的建构性集中表现在它的当代性这一缺省配置上。本来意义上的科技史只能是一部编年史。只要有选择和取舍，就一定会有建构问题。巴特菲尔德要求历史学家具备一种能够看到重要的细节与发现事件之间的关系与影响的天赋，以及领悟使历史过程得以起作用的整体模式的天赋。而所有历史建构的一个无法回避的硬约束就是作为历史过程结果的当代。倘若一种历史没有能够走向当代，则它无疑是历史学家们的一种历史幻觉与文学虚构。反辉格史的巴特菲尔德正是由于自己具备这样一种历史天赋，从而才更加无法回避科技史的当代取向。当前有一股史学思潮一方面以历史的建构性解构历史的当代取向，另一方面又以莫须有的历史客观性恢复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其目的无非是要把科学与宗教等一系列本质上对立的范畴淹没和消解在历史的琐碎细节之中，把科学淹没和消解在传统的社会历史文化之中，解除科学批判和改造传统社会历史文化的理性职能，为基督教文化垄断现代文明提供历史依据。事实上，科技史始终都是建构性与客观性的内在统一。作为一个现代人必须时刻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

三、“客观知识”传统之间的方法论分歧

历史作为人类思想的一种建构，内在地关联着一系列不同层次的理论和方法。它是一种呈现在思想关系中的建构性存在。这里方法是历史建构的工具，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前提，没有一定的方法，不仅难以鉴别史料的真伪，而且更不可能澄清史实；理论则是方法得以运用的动力和指南，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一定的理论，方法将失去其灵魂而被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之中。历史之所以能够被建构成为一种特殊的存在，正是特定的理论和方法共同运作的结果。科技史作为一种历史，在世界观和终极的意义上，无疑是应当同自然史与社会史共同分享一种统一的元历史理论与方法，然而在其具体操作的不同层面上，它常常具有一些自己独特的理论与方法，其中有些根源于科技史的本性，具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有些则显然是由于学科发展的不完善所产生的。

首先，科技史是在科学家专业群体中产生的，因而其研究方法同科学方法之间具有一种天然的联系。科学研究中的分类、比较、分析、综合、归纳、类比、假说等逻辑思维方法和直觉、想象等创造性思维方法都曾被广泛地应用到科技史史料的鉴别、科技史事件的梳理与科技史过程的建构中。科技史研究虽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然而科学方法的应用却绝不仅仅局限于科技史领域中。事实上，科学研究中的绝大多数方法很早就已经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史学研究领域中了。中国传统的史料学与考据学中就包含着多种科学方法的萌芽。清代乾嘉学派的训诂、校勘和类推就是以归纳为主兼及演绎，他们首先是广泛地收集例证，在头脑中形成通则，然后再用通则推演同类；而“理断”则是以演绎为主，是以常理推断某一史料的真伪。实际上，在乾嘉朴学中归纳和演绎是经常同时并用的。当然其间也常常交替穿插着分类、比较、分析、综合、类比等多种方法。顾炎武倡导的“实事求是”正是朴学精神的集中体现。梁启超就认为：“乾嘉间学者，实自成一种学风，和近世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7]胡适也认为“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8]他还把中国传统史学中提问、设答和证伪之术进一步提炼和概括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样一项重要的史学方法论原则。

从原则上讲，科学方法应当普遍地适用于整个历史学研究领域。因为历史学就其思维形式来讲，是一门非常典型的科学。这集中地体现在历史学所特有的怀疑、批判、求实和理性等科学精神方面。不同的是，科学处理的大都是即时和直接的观察材料，而历史学所处理的则大都是时过境迁的历史遗存。当然也有一些方法还存在着争议，例如演绎方法，迪昂就明确反对把演绎方法应用于史学，他认为“历史将永远不是演绎科学。”[9]不过西方人重视抽象的理论和建构，中国人重视具体的史料与方法；西方人重视先验的原则，而中国人更重视经验的实效。所以在两种不同语境中所说的演绎显然不在同一层面上。一般说来，任何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都存在着特定的适用范围，从而它总是有限的，然而不断发展着科学方法的总体则是无限的。目前所存在的问题似乎还不是如何在技术上确定各种方法的适用范围，而是科学与人文的背景冲突，反科学主义的实质是元历史理论与方法的主导权问题。记得金观涛曾把系统方法应用于中国历史研究，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假说，就颇受到一些历史学家的非议。当然这种问题只能在科学与人文的持续冲突中自然历史地解决。

其次，科技史作为历史自我认识发展的一个高级阶段，不仅是历史的，同时也是逻辑的，它是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作为人类关于自然过程的认识史，科技史是对主体与客体、人类与自然界相互作用过程的历史表述，它必须反映这一客观历史过程的内在逻辑。恩格斯在谈到逻辑与历史的关系时曾经讲到：“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10]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历史”，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Ⅰ，是指客观世界现实的发展过程本身；而“逻辑”则是广义上的逻辑，泛指人类的理性认识过程。作为事件的历史Ⅰ已经消失了，然而作为史料的历史Ⅱ保存下来了；同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关于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的研究还揭示了隐藏在历史过程背后的一些重复的和稳定的关系，以这些普遍的历史规律作为基础梳理历史史料，可以揭示出特定历史阶段起作用的特殊规律。历史研究首先应当在思想上理性地把握历史Ⅱ中所蕴涵的内在逻辑，然后再以这一客观逻辑作为蓝图在思想上建构一种具体的和丰满的历史Ⅲ。这就是所谓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它应当作为编史学领域一项总的方法论原则。

在科技史领域，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具体地体现为逻辑主义编史学纲领。无论是萨顿和李约瑟的编年史，还是柯瓦雷与巴特菲尔德的观念史，本质上都是逻辑主义的。从亚里士多德到伽利略、从哥白尼到牛顿，从牛顿到爱因斯坦，既是一个历史流变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科学思想逻辑演化的过程。吴文俊教授利用计算机甚至从开普勒运动三定律中自动推导出了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所以如果说编年史还是萌芽状态的逻辑主义，则观念史直接就是完成了的逻辑主义。二者彼此表里呼应，互为补充，共同构成科技史的主体。有一些科技史家被埋葬在历史的史料中丧失了理智，似乎不把牛顿的炼金术编进科技史中就是歪曲了历史本来面目的辉格史；还有人热衷于张扬科学的宗教起源。这都是非常可笑的事情。不过在社会史领域，情况就要复杂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总是不可避免地表现为历史主义编史学纲领。这一方面是由于以自由意志相互冲突作为特征的社会历史过程本身的逻辑就不是很明朗，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人们自身无法排除的利益关系，从而使得社会史领域充满了难以捉摸的复杂性。要超越这种复杂性必须超越社会历史过程本身，把它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社会史领域中这样一个卓有成效的逻辑主义编史学纲领。

再次，科技史的思想基础应当来自于历史，而不是哲学，它是一门历史科学。然而由于科技史与科技哲学长期的暧昧关系，使它不同程度地背离了历史的科学精神。尽管“没有某种理论偏见的历史是不可能的”，[11]然而历史科学的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科学的客观性原则就是要把偏见降低到最小。相反，哲学家则常常是一些制造偏见的高手，哲学中充满了形形色色的偏见。尤其是当科学哲学发展到连科学家都不想接近的时候，科学史家就更是没有理由同这种东西联姻了。早在19世纪时，坦纳里就曾注意到一些科学哲学家在研究培根和笛卡尔等历史人物时，其特有的哲学偏见致使他们离开了真实的历史，从而变得“非历史”了，所以他提醒历史学家要警惕“科学的哲学”。随着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与科学史的社会建制化，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开始彼此自觉地疏远了。然而历史主义的兴起又吹起了层层波澜。拉卡托斯所谓“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12]其实是在现代哲学社会学化的历史背景中出现的一种谬论。它不仅断送了科学哲学，而且扰乱了科学史。有人曾经这样评价拉卡托斯的这一命题：“由教条的自命不凡的科学哲学所支持的科学史要冒双倍盲目的风险，而由党派的科学史支持的科学哲学则要同时冒盲目和空洞的风险！”[13]以至于就连库恩这样的著名的老牌历史主义者也认为，按照哲学理论“重建”历史的做法“可能会成为编造历史的借口”，[14]而且“为哲学而写的历史，往往几乎不是历史”。[15]

然而，科技史真是同哲学水火不容吗？恰恰相反。真正的历史需要一种真正的哲学。这种哲学是一种恬静无为的哲学，它应当是超越历史的演变过程而不是陷入其中；它应当是客观的和理性的，而不是主观的和武断的。倘若科技史不得不依赖于某种哲学的话，则它应当回归一种元史学或历史哲学，而不是科技哲学。而真实的情况正如美国科学史家费诺乔罗已经指出的，迄今为止所有希望担任这个角色的人都没有成功。同时，真正的科学哲学也不是像历史主义者所向往的那样利用概念逼近真实的历史。无论科学哲学家如何努力逼近科学史实，它也绝不可能代替科学史的认识，反而科学哲学自身的价值在这种迎合科学史的逼近中丧失殆尽了。杜赞奇认为历史是反理论的，“历史学可能是唯一一个不反思自身假设的学科，而且很可能还是习惯上不作自我剖析的学科。”[16]这种说法虽然过于绝对化，但是至少可以提醒历史学家警惕哲学家的圈套。哲学家不要自作多情地贴近历史，哲学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逻辑的，它是人类思维的一种自由创造。默多克有一种说法颇有启发意义。他说哲学家的讨论几乎从来不和历史学家的工作“相符”，然而科学哲学对于科学史的价值恰恰在于这种“不符”。换句话说，哲学也正是由于它所带来的与历史的“不符”而成为有价值的、启发历史分析的工具。[17]显然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的理想同这样一种价值是相去甚远的。

最后，科技史可望通过外史的扩展走向社会史领域，最终实现整个历史科学理论与方法的统一。本来意义上的科技史应当是内史，是科技思想的演化史。外史的性质则比较复杂：一部分可以作为内史的扩展，例如萨顿的《科学史导论》和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它们原则上可以纳入逻辑主义的编史学纲领中；另一部分属于社会史的延伸，例如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和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上的科学》等，严格说来，这一部分应当作为社会史专题研究，它们在原则上可以纳入历史主义的编史学纲领之中。一般说来，前者的研究方法要较为规范，而后者则是五花八门。从总体上看，科技史还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和方法，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这里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各种研究方法跨学科应用的试验区，是各种外来的方法生死角逐的战场。而任何一种方法在科技史领域中应用的合法性并不取决于它在理论上的自我证明，而取决于统一的历史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以逻辑主义为纲领的科技史和以历史主义作为纲领的社会史之所以可能实现沟通，一方面是由于科技史的内史可以通过外史横向扩展自己的外延，展示自己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社会史也可以通过自然主义化纵向收缩自己的内涵，增强自己的理论性，使其能够被纳入逻辑主义的纲领之中，进而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真正统一。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绝大多数场合都把科学技术连在一起使用而不加区分，这是由于科学理论中内在地蕴涵着技术原理，从而技术原则上应当作为科学的一种应用，尽管许多技术事实上都出现在科学之前。

四、社会“利益关系”中的价值论批判

历史中蕴涵着价值，它归根到底是一种价值性存在。无论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Ⅰ，还是作为一种史料而存在的历史Ⅱ，抑或是作为一种思维的建构物而存在的历史Ⅲ，本质上都是一种价值性存在。这里价值是一个关系范畴，它隶属于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之中。其中主体的历史需求是历史价值存在的前提，正是这种需求把历史的可能意义加以肯定并转化为现实的形态，没有主体需求的这种肯定和转化作用，也就无所谓历史的价值；而历史的客观属性是历史价值存在的基础，是历史价值的一种载体，没有这样一种属性，历史价值将会失去它的依托，从而也同样无所谓历史的价值。人类出现之前或迄今依然独立于人类的天然自然史之所以具有价值，不仅是由于历史内在地蕴涵着人化自然史与人工自然史的可能性，而且更重要的则是由于人类的存在本身已经把这种可能性转化成为现实性。历史正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不断地生产着人类的历史需求并不断地满足这种需求的。它是一个以人类作为核心的价值增值过程，而科技史是历史价值运动的一个制高点。

首先，科技史是全部人类文明史的轴心。人类的文明是人类在摆脱种种自然奴役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从钢铁时代、电力时代到信息时代，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从天然自然、人化自然到人工自然，标志着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水平。而科学技术则始终是推动文明发展的革命性力量。萨顿曾经呼吁历史学家在把注意力从政治史与军事史相继转移到文学史、艺术史、宗教史和经济史之后，再进一步转移到科学史中来，因为“科学是我们精神的中枢，也是我们文明的中枢。它是我们智力的力量与健康的源泉”，[18]“文明史应该主要集中于科学史。”[19]而“科学史的目的是，考虑精神的全部变化和文明进步所产生的全部影响，说明科学事实和科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从最高的意义上说，它实际上是人类文明的历史。其中科学的进步是注意的中心，而一般历史经常是作为背景而存在。”[20]事实上，科学技术不仅是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人类文明，而且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科学技术还在创造和扩展着历史本身。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印刷术，不可能完整地保存如此丰富与珍贵的历史史料；如果没有音像制品，也不可能轻松地拓展如此广阔和充实的历史空间；如果没有互联网，如果没有现代科学与技术，历史或许将永远尘封在历史学家的书斋里，而不可能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中。

其次，科技史是地方性知识全球化的历史，是我们理解世界历史和把握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塑造着自己丰富多彩的内在精神世界，然而它们所面对的却是同一个自然界。科学技术是人类理性同自然界相互作用的产物，是人类理性超越各种不同精神世界回归同一的自然界的结果，是全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按照萨顿的说法：“科学从根本上说是国际性的，或许我们应该说它是超越国度的。”[21]李约瑟则把人类科学的发展形象地描绘为一个“朝宗于海”的过程：“不同文明的古老的科学细流，正像江河一样奔向近代科学的大海。”[22]因为人类是统一的，自然界也是统一的，作为自然界在人类精神中的镜像的科学技术也必然是统一的。统一的科学技术为统一的世界历史提供了一种发展的可能性。科学技术的求真务实与分工协作精神不断地破除民族国家所固有的狭隘视界，推动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创造着统一的世界历史，使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的历史不仅是民族的，同时也是世界的。科学技术是人类文明的基石，是世界历史全球化发展的动力。一般说来，民族国家对于科学技术、尤其科学精神普世价值的认同与接纳程度，是其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标志。只有具备浓厚科学精神的民族，才能昂首阔步地面向全球化的世界历史大潮；否则，必然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拒斥全球化，并最终走向反科技。近年来形形色色的所谓地方性知识的流行以及世界各地反科技与反全球化思潮的风起云涌也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

再次，科技史是人类智慧逻辑演进的历史，是人类在这种智慧演进中逐渐摆脱奴役和寻求解放的历史，是逐渐消解与颠覆传统历史价值观的历史。萨顿曾反复强调过：“科学活动是人类最主要的创造性活动，不只是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23]科学技术不仅是能够把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且可以使人类从此摆脱种种精神奴役。一部科技史就是人类逐渐战胜迷信、摆脱神像、告别奴性、走出蒙昧的历史。按萨顿的说法，“科学史是人类的统一的历史、人类的崇高目标的历史和人类逐渐得到拯救的历史。”[24]“我们的主要目标不是简单地记录孤立的科学发现，而是解释科学思想的进步和人类觉悟的逐步发展，理解并扩展我们在宇宙进化中的职责地位。”[25]这样一种宏伟的目标还将使科学家进一步摆脱狭隘的自我利益的内在精神奴役成为一个截然不同于传统历史主体的崭新的人类。爱因斯坦曾讲过：“一切宗教、艺术和科学都是同一株树上的各个分支。所有这些志向都是为着使人类的生活趋于高尚，把它从单纯的生理上的生存的境界提高，并且把个人导向自由。”[26]“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27]而这样一种天地境界则显然是在以往的帝王将相尔虞我诈的历史中所不可能存在的。科技史是科技活动的历史，是科技劳动者智慧和创造的历史，它无疑是对人类传统历史价值观一种根本性颠覆。

最后，科技史中蕴涵着一种新的和科学的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并没有传统人文主义的豪言壮语，然而却更加求真务实、客观公正；它也没有传统人文主义那种贵族化的浪漫情怀，但却更加积极进取、无私奉献。它是一种以人类作为终极关怀的、既具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然而却又是大众的、理性的和世俗的人文主义。这是我们在科技史以外的其它历史中难以看到的。萨顿毕生致力于利用科学史来弘扬和传播这样一种科学的人文主义。在他看来，“无论科学活动的成果是多么的抽象，它本质上是人的活动，是人的满怀激动的活动。”[28]“科学只不过是自然界以人为镜的反映。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始终是在研究人，因为我们只有通过人的大脑才能理解自然，然而，我们同样也可以说我们一直是在研究自然，因为没有自然我们无法理解人。”[29]“每一个科学思想，无论它多么神秘，从其诞生到成熟都彻底地是人性的。由于它的最终表现是无生命的抽象形式，因而否定它所固有的人性，那就如同因为我们只是通过冷漠的印刷字体了解诗歌的人性，就因此否认诗歌具有人性一样愚蠢。科学也像其它人类活动一样充满生机，正是由于产生它的特殊活动是最高级的活动之一，它充满了最高级和最纯洁的生命力。”[30]因此，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必须能理解科学的生命，正如他必须理解艺术的生命一样。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萨顿的理想和愿望并没有能够实现，科技史中的这种科学的人文主义或者说新人文主义至今依然风雨飘摇在人类社会历史的惊涛骇浪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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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史范文篇2

关键词：口述科技史；口述策略；历史记忆；事实；价值；真实性

口述科技史是在口述历史方兴未艾的后现代语境中正在逐渐兴起的一个全新的史学研究领域，近年来也开始在国内流行起来。它是在科技事件时过境迁之后以其当事人或者同时代见证人口述的历史记忆作为前提和基础发展起来的，是以口述者作为中心建构历史的一个崭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其中显然也充斥着形形色色的价值因素，从而使得历史学领域本来已经存在着的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如何认识和评价当代口述思潮中强烈的后现代颠覆性价值蕴涵，充分发挥口述历史在科技史发展中的建设性职能，无疑应当作为科技史基础理论建设中的一项重要的战略性任务。本文拟将以历史可能世界作为思想平台对口述科技史中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

一、口述科技史料与文献科技史料的区别

科技史料是科技史学的核心内容，包括科技论文、著作及其手稿、草稿、科技研究报告、讲义、教案、实验室日志、科学家日记、书信、自传和回忆录，以及包括音像在内的有关科技事件的各种媒体报道和评论等，举不胜举。通常人们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门别类。在口述历史的语境中，也不妨根据科技史料的来源把它们分为口述科技史料和文献科技史料两大类。不过人们通常所谓的口述史料，主要是一个“当代”概念，它最终还是要转化成为一种文献史料进入历史的。所以，从历史上看，二者之间的界限从来也不是绝对的。然而，从哲学上看，口述科技史料与文献科技史料毕竟是两种性质全然不同的科技史料，它们之间无疑是存在着一些本质上的或原则上的区别的。

第一，文献科技史料，从原则上讲，应当是一种原始的、或者说本原的科技史料，它是同科技事件一体两面、同步产生的，也大都是作为科技事件的标志存在的。因为科技事件总是不可避免地以科技文献作为载体的，作为科技事件标志的科技文献本身就是它自己的史料。例如，爱因斯坦的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也标志着狭义相对论诞生这一事件。从这一事件出发，科技史料的来源可以进一步伸向科技事件的当事人及其他所生活的社会这样两个不同的维度。具体说来，科技史料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向内返回爱因斯坦本人，包括同他的这篇论文有关的手稿、草稿、日记、书信、讲义和教案等；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向外走向爱因斯坦所生活的社会，包括当时的各种媒体报道和社会评价等。这样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一个狭义相对论的时代。广义相对论产生之后，狭义相对论成为历史，然而爱因斯坦及其同时代人犹在，这就为口述科技史料的产生提供了广阔的可能性空间。比较而言，这里口述科技史料显然是历时的和追加的，或者说派生的，所谓时过境迁就是这个意思，它包含着时代和语境的变化。例如，爱因斯坦晚年关于狭义相对论的回忆录及其同时代人关于狭义相对论那个年代的各种历史记忆等。口述科技史料总是关于已经逝去了的那个时代的历史记忆。

第二，文献科技史料同科技事件一体两面、同步产生的总体特征也决定了它必然是自然历史地形成的。一般说来，在忽略预谋作弊这样一种极端的小概率事件之后①，越是接近于科技事件发生的那个年代和语境，科技史料的可靠性和真实性程度也就越大；反之，则是越小。从这样一种意义上讲，口述科技史料的可靠性和真实性是非常可疑的，因为它是在时过境迁的不同时代和不同语境中产生的，而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所产生的口述科技史料，显然都不可避免地是由人工来策划和制造的。口述科技史料的口述目的和动机，问题的设置与提问的方式，以及口述者相应的回答，都直接隶属和服从于口述策划者与口述者所生活的那个业已变化了的时代和语境。通常科技史料的储量同科技事件在当时所产生的学术影响与社会影响直接相关。具体说来，越是普通的科技事件，遗留下来的科技史料越是片面、稀少和残缺，口述科技史料的建设性职能也越大，尽管它未必能够因此提高其自身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反之，越是重大的科技事件，遗留下来的科技史料越是全面、丰富和完整，口述科技史料生存和发展的可靠性与真实性空间也越小，相应地，其颠覆性价值蕴涵也就越大。

第三，文献科技史料是客观指向的，它的原始性和自然历史性进一步规定了它的客观性。它是以科技事件为核心形成的，事件的当事人及其同时代评论人在第一时间关注的首先是内容和事实而不是价值。无论科技文献关于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过程的各种描述，还是科技史文献关于科技事件与科技文献的各种记录、描述和评论，都同样是客观性追求的产物。客观性是科技文献和科技史文献共同的学术规范。比较而言，口述策划者考虑的首先是价值，而且口述者几乎不可能遵循这样一种以客观性为职守的行业规范，即使那些经历过这种严格规范化职业训练的科学家本人的回忆录，也大都是其晚年的一种历史记忆，其中不可避免地渗透了他们在新的时代和语境中对于其科技思想的合理化与合法化修饰。口述科技史料的历时性和人工性特点也天然地决定了其中不能不具有浓厚的无法剔除的主观意向性。即使一个无偏见的口述者，他所描述的科技事件也只能是口述者历史记忆中的科技事件，而不是事件的当事人及其同时代人利用文字现场记录下来的科技事件。所以，主观意向性显然是以口述者而不是科技事件为中心建构起来的口述科技史料所固有的一种本质特征。

第四，文献科技史料是抽象的，它是以语言文字、数学公式和图表数据为表述形式生成的一种常见和基本的史料类型，是科技史料的主体。一般说来，这种抽象性根源于语言文字自身的局限性及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使用规范。它使得本来具体、完整和统一的科技事件不得不以一种破缺和离散的抽象形式保存下来。比较而言，口述科技史料则是具体形象的。它是以口语、体态和音像作为表述形式而生成的一种虽说年轻而事实上却又非常古老的史料类型，只不过它在科技史中很少使用。这种史料即使从音像转换到语言文字中，也仍然保留着口述者口语中的语气、语态和语调等极为丰富的现场情景信息。这样的信息是人们完整和具体地把握那些一去不复返了的科技事件原貌不可多得的宝贵的历史资料，尽管它们所还原的那个历史事件未必是真实可靠的，然而这些感性和具体的信息对读者或观众的感染力和控制力却是无法估量的。这或许就是后现代史学家所以热衷于文学史学的根本原因，也是后现代社会的人们所以把口述历史纳入话语权争夺策略的原因所在。

二、口述科技史与口述科技史料的区别

口述科技史与口述科技史料也是两个全然不同的概念，尤其不能够把它们混为一谈，尽管人们尚未来得及仔细加以区分。一般说来，口述科技史料指称科技史料获取和存储的一种类型，隶属于历史学中的史料学范畴；而口述科技史则是指称人们表述科技史的一种特殊方式，在这种意义上讲，它可以同比较科技史学、计量科技史学和心理科技史学等学科相提并论，隶属于科技史学方法范畴。具体说来，口述科技史是系统地运用口述科技史料再现科技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或某一方面的一种表述科技发展历史的形式，是人类阐释科技史的一种独特方式。应当说，没有口述科技史料就没有口述科技史。口述科技史与口述科技史料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联。然而绝不能因此把它简单地等同于口述科技史料；反过来也是同样的，绝不能够把口述科技史料直接地等同于口述科技史。

第一，同口述科技史料相比，口述科技史应当是能够较为全面、系统和完整地再现科技事件的历史面貌的。口述科技史料是零散而又灵活的，一部科学家回忆录、一次科学家访谈、甚至是一种有关科技事件的传闻、一个笑话等，都可以作为一种口述科技史料，它们可以作为独立的结构单元在不同的口述科技史中反复地使用。然而，即使这些具体的口述科技史料是客观的和真实的，它们也只能是作为这一科技事件的一个侧面而已。口述科技史还必须尽可能地从全方位、多角度广泛地收集关于科技事件各个不同侧面的口述科技史料相互印证、互相补充，以建构一种关于科技事件的立体全景，以具体、明晰和丰富人们关于科技事件的历史认识。例如，要想具体地再现爱因斯坦在中国这一科技史上的片段，不仅需要采集爱因斯坦本人的口述，而且还需要采集爱因斯坦在此期间的陪同、接待和服务人员的口述；要想再现原子弹在中国的历史，则不仅应当广泛地采集来自决策层面的各种口述，而且还必须广泛地采集来自研制、生产和测试等各个环节与各类人员的口述。

第二，同口述科技史料相比，口述科技史应当始终不渝地坚持客观性原则和真实性原则，这是科学研究和史学研究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口述科技史料可以真伪并存，主观性和失真性并不能够影响它的史料价值；口述科技史则必须真实可靠。尽管同口述社会史料相比，无论作为口述策划者的科技史工作者，还是作为绝大多数口述者的科技工作者，都曾不同程度地经历过科学精神的洗礼，应当说，口述科技史料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程度相对说来还是比较高的，然而就具体的口述科技史料来讲，要达到绝对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还是不大可能的。这是由口述这样一种特殊的形式先天决定的。即使能够完全排除口述者阶级利益、文化修养和道德品质等方面各种差异的干扰和影响，口述科技史料的历时性特点也已经决定了历史记忆的选择性和模糊性，从而漏记与错记的现象也注定是不可避免的，更何况这里还有亲历和耳闻等其它方面的差别。然而，口述科技史则必须准确地使用经过严格考证的口述科技史料再现历史，它必须保证它所使用的口述科技史料的真实可靠。一时还无法鉴别真伪的口述科技史料可以存疑悬置，但是绝不允许随便拿来直接使用。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第三，同口述科技史料相比，口述科技史必须具有逻辑上的统一性和条理性，它必须根据科技事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首先在思想上建构一个合理自洽的框架结构，使得科技史的客观内容与其口述表达形式能够在其中获得一种尽可能完美的统一。口述科技史料可以是没有规则的，在具体的采访过程中，为了能够让口述者在自然轻松的气氛中完全彻底地敞开自己的历史记忆，口述策划者被口述者牵着鼻子走的现象是在所难免的。口述者的叙述可以是不连贯的，甚至是语无伦次、时序颠倒、前后矛盾的。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对口述科技史料的进一步考证、甄别和分析得到纠正。然而，口述科技史则必须根据一定的规则展开自己的叙述，它必须按照时间的流逝顺序严格遵循科技事件演化的内在逻辑循序渐进地展开叙述。当然，这就要求撰写口述科技史的学者必须具备一定的逻辑思维训练。从这种意义上讲，并非利用口述科技史料撰写的作品就一定能够称为口述科技史。口述科技史应当提供一种关于科技事件的科学解释，而不应当写成一种道听图说的科技传闻大荟萃。

三、口述策略中的颠覆性

如果说第一部分中还可以在口述科技史料与文献科技史料之间作出明确的事实判断的话，第二部分中所谓口述科技史与口述科技史料之间的区别则仅仅是一种可能的事实判断，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价值规范。它是传统文献科技史所追求的价值规范在口述科技史领域的移植。因为迄今为止似乎还未曾出现过可供得出这一结论的口述科技史作品。事实上，在充满价值蕴涵的口述科技史料基础上撰写一部真实可靠的口述科技史非常艰难。然而，后现代口述史学期待的正是这一点。他们认为这种价值规范并没有合法性，它体现的实际上是国家对民间、精英对草根的话语霸权。他们要反其道而行之，追求一种来自民间草根的或许更为真实可靠的口述历史。这就是极具颠覆性色彩的后现代口述策略，它必然造成科技史中的绝对价值相对化、边缘价值中心化、传统价值现代化。

第一，重新阐释口述的性质是后现代口述史学开始其一系列颠覆性活动的总体策略。口述历史源远流长，它是人类在史前时期已经广泛采用的一种极为古老的历史表述方式；文字产生以后，它作为文献历史的一种史料来源和必要补充，也仍然发挥着自己的独特作用。人们通常总是在口述和文献相统一的框架中把口述作为文献的一个重要补充来理解的。然而，后现代口述史学却别出心裁。它们声称揭示了口述与书写之间的二元对立，认为文字和书写已经变成了一种国家权力，文字及其掌握文字的精英长期占领了历史叙述的话语权，而那些不识字的“文盲”则始终被作为没有文化的人排斥在历史叙述之外。口述历史的目的就是要彻底解构这样一种不具有合法性的叙事霸权。按照英国著名口述历史学家汤普森的说法：“口述历史是围绕人民所建构的历史。……，它不仅允许英雄来自领袖，而且还允许英雄来自大多数不被人知晓的平民”，[1]“口述历史通过曾经创造过和经历过历史的人们自己的语言，重新赋予他们在历史中的中心地位”。[2]同传统历史学家把口述历史当作全面展示历史细节的口碑史料全然不同，后现代口述历史学家把口述历史当作一种新的更加真实的历史记忆加以建构。这样一来，“口述”这样一种起源于史前神话故事中的古老的叙事方式和人类学中的特殊研究方法便在后现代语境中获得了一种新的更加普遍和广泛的意义，并且从后台走向前台、从边缘走向中心，它旨在全面挖掘那些被主流社会完全淹没了的边缘人物、或者始终被排斥在传统文献历史之外的历史记忆，使人类历史从此以后从国家的“精英史”全面彻底地走向“大众史”。

第二，以边缘来消解中心是后现代口述史学颠覆历史的基本策略。后现代口述策略是以口述者作为中心建构历史的，也就是说，历史其实仅仅是口述者的历史。这里显然已经不仅是口述的性质问题，而是更进一步地触及到了历史的客观性问题。口述者作为历史主体始终是处于价值评判中心，它不可避免地为口述史料以至口述历史的价值蕴涵大开了方便之门。根据这样一种口述策略，当代口述历史的见证人都是来自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而非来自社会上层的文化精英。美国著名口述历史学家保罗·布尔在介绍其口述历史著作《马克思主义在美国：重新标示美国左翼历史》一书时曾经非常明确地讲：“我的朋友都不是名人。他们不会出现在历史书中。在采访中，他们以及其他几百名不同辈份、出自不同激进派别的人和我进行了沟通”。[3]英国左翼历史学家更加注重口述历史的价值属性，他们尤其善于利用西方传统的民主政治这样一种思想价值体系和社会组织制度为工人阶级的现实利益服务。女性主义历史学家讲的还要更加露骨：“历史不可避免地关系到政治，而我们的研究就反映了我们的政治”[4]。当代所谓公众理解科学运动也在功利主义框架中赤裸裸地宣扬一种公众立场。科技史是以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作为主线的，口述科技史原则上也应当是围绕这样一条主线深化和发展。然而同科技史不同的是，口述科技史的口述者并不是科技史工作者，甚至也未必一定是科技工作者，而科技史中的书写人则通常都是科技史家。一般说来，以科技事件为核心，从中心到边缘，科技活动可能涉及的人物包括这样几个不同层次：其一是科学家和发明家本人；其二则是科学家和发明家所隶属的科研团队，包括其他科研人员和科研管理人员；其三是科学家和发明家的亲朋好友，也包括曾经为他们进行科学启蒙的各级学校教师；其四是科学家和发明家同时代的其他各色人等。所有这些不同层次的社会成员，都将可能成为口述科技史的口述者。这就为后现代口述史学的边缘化策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由于不同的社会成员对于科技发展的贡献及其在科技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他们对于科技事件的理解和评价也截然不同，从而科技史也将因此失去其客观的和普遍的属性而成为口述者视野中的“一种”科技史。虽说口述科技史事实上未必都能够具有如此明确的价值蕴涵，然而它显然也不可能完全超脱这样一种正在广泛流行的社会思潮的各种影响。

第三，重新阐释中心是后现代口述史学颠覆历史的又一项基本策略。除了以边缘来消解中心外，后现代口述史学还特别善于在解释学的框架中重新阐释中心。随着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等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泛滥，科学与玄学、事实与价值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现代科学也在科技一体化的功利主义牵引下丧失其普遍的精神追求而蜕化为一种技术性知识，这就为形形色色地方性知识的复兴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在传统本质主义框架中，科学家和发明家的科技创造活动作为科技史表述中天然和绝对不可移易的核心，既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所有口述者只能围绕科技事件和作为当事人的科学家和发明家挖掘自己的历史记忆，口述科技史工作者也是在史料学的框架中诠释口述科技史的。在这里，科学主义是口述科技史活动的缺省配置，口述科技史只是为了抢救科技史料，丰富科技史细节，保存历史的真实。然而，口述科技史毕竟是在真理缺席的后现代价值场中出现的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尽管迄今为止科技史领域的绝大多数科技史家并没有接受后现代主义泛滥的实质性影响，但是毕竟还是有一部分科技史家已经从宏观走向微观，从内史走向外史，从书斋走向田野，从科学走向文化，而口述科技史关注的焦点也已经“不再是科学思想的观念史，或是伟大科学家的传记”，它“更触及了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议题与科技的关系”。[5]这一点可以从当代德国科技史家傅玛瑞“从席地到座椅——技术人类学视角中的热炕”一文中窥见一斑。在绝大多数新新历史学家眼里，科学正在演变为博物学，口述科技史的内容也正在相应地从现代科学走向后现代所谓的地方性知识。

四、历史记忆中的价值蕴涵

后现代口述史学苦心孤诣地以口述颠覆文献，然而口述是以人的记忆作为前提和基础的，人的记忆真的能够比文献更加可靠吗？事实上，倘若把后现代思想贯彻到底，则记忆也同样是不可信的。后现代历史学家多米尼克·拉卡普拉曾经专门分析了历史与记忆的关系，得出的正是这样一个结论。他认为记忆不仅仅是对过去的回忆，而且掺杂了现在的观点，甚至未来的想法。用他本人的话来说，“记忆不但是过去时的，而且也是现在时的和将来时的”[6]。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历史记忆具有明显的价值关联，它同后现代口述史学在社会学的反本质主义框架中抹煞事实与价值的界限倒也是一脉相承的。因为他们本来就不相信、也不需要真实可靠。他们所追求的仅仅是政治上的正确。

第一，选择性是历史记忆中普遍存在的一个显著特征，它不仅广泛存在于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之中，而且也存在于历史记忆的再现和表述之中。事实上，任何记忆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各自的盲点。它不可能像照相机那样把观察对象的全部细节都一览无余地、机械地纪录下来的，而是按照观察中所渗透的特定理论选择焦点进行观察和记录的。例如，爱因斯坦关于麦克尔逊─莫雷实验在相对论中的作用问题曾经说过一些前后矛盾的话，科学史界还因此产生一些争议。然而我们显然没有必要怀疑爱因斯坦1954年的这样一种说法：“在我本人的发展中，麦克尔逊的结果并没有重要影响，我甚至不记得在我写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一篇论文时（1905年）是否知道它。解释就是，出于一般原因，我坚信不存在绝对运动，而且我的问题只是这一点怎样才能符合我们的电动力学知识。”[7]事实上，爱因斯坦对于麦克尔逊─莫雷实验的理解是与其狭义相对论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相对论尚处在襁褓之中时他不可能对于麦克尔逊─莫雷实验有很深的印象。只要我们充分理解了爱因斯坦是一个具有浓厚唯理论倾向的物理学家，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因此，R.S.向克兰1950年对爱因斯坦的访谈中说“当我问他是怎样知道麦克尔逊─莫雷实验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是通过H.A.洛仑兹的作品知道的，不过只是1905年以后才引起了他的注意！”[8]显然也应当是可信的。一般说来，个体记忆的内容通常取决于个体成长经历、生活经验、思想信念及其价值取向。集体记忆的内容取决于特定社会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基本理论及其思维方式，以及正在方兴未艾的社会思潮，以至于特定历史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等。历史记忆的解释、叙述和再现也同样的取决于这样一些因素。所以，爱因斯坦1922年在日本京都大学演讲中所说的这段话，“在学生时代，我就知道了麦克尔逊的奇妙结果。不久我就有了我们关于地球相对于以太运动的想法不正确的结论，如果我们承认麦克尔逊的零结果是一个事实的话。这就是把我引向狭义相对论的第一条小路。”[9]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爱因斯坦理论的创造史，而只能把它理解为相对论产生以后爱因斯坦对于理论内在逻辑的一种梳理。

第二，想象性是历史记忆中无法排除的一种重要成分，是历史记忆中价值渗透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显然构成了历史记忆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点后现代史学家尤其情有独钟，他们总是乐于从正面肯定并大肆渲染。罗伯特·布朗在一篇为后现代历史想象辩护的文章中引用了纳粹“种族大屠杀”一位犹太幸存者和作家的话：“这一种族大屠杀是如此难以理解和错综复杂。也许只有借助于美学的想象，我们才能对它获得一个现实主义的理解。”[10]后现代史学出于其颠覆性目的的需要，总是喜欢撇开历史记忆中的硬事实而在各种逸闻趣事中展开自己的历史想象，而口述历史的巨大诱惑是，像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等这样一些历史记忆中的硬事实，在时过境迁之后的口述中也居然会变得扑朔迷离起来。例如，道尔顿关于原子论的形成就留下了一些众说纷纭的口述资料。原子论捍卫者托马斯·汤姆森1825年披露，早在1804年8月，道尔顿就曾告诉他，原子论的产生同其关于气体（甲烷、乙烷）组成的研究有关。然而道尔顿留下的笔记本却显示，直到1804年他才开始研究甲烷和乙烷，而直接表达原子论的原子量表则早在道尔顿1803年的记录中就已经出现了。亨利父子分别口述了他们1824年和1830年两次同道尔顿的谈话，道尔顿曾明确表示，他受到里希特化学当量表的启发提出了关于化合物的倍比定律。但是汤姆森在1845年却表示，早在1804年他见到道尔顿的时候，他和道尔顿两个人都还不知道里希特的工作，正是他后来才把里希特的工作告诉道尔顿的。而道尔顿在1810年的一次演讲中则是非常详细地叙述了他是在阅读牛顿的著作和思考气体粒子的不同大小与重量后得到倍比定律的。可见，道尔顿关于其原子论的形成在不同时期具有截然不同的说法，以至于科学史家梅尔德伦认为道尔顿关于原子论的起源“没有说过值得一丁点儿信任的话”[11]，这种极端的说法虽然不必当真，却也让我们初步见识了历史记忆中的随处可见的历史想象。

第三，语境性是历史记忆中不容回避的一个基本特征，它贯穿于全部历史记忆的始终。无论是历史记忆的个体存储，还是大面积地集体提取，都难以摆脱语境的制约和影响。个体记忆的选择是由理论决定的，而理论的选择归根到底是由语境决定的。然而语境本身却又是在社会共同体成员的相互作用中流动和变化着的。事实上，狭义相对论和原子论固然是由爱因斯坦和道尔顿分别创立的，但是狭义相对论和原子论的语境却是在爱因斯坦和道尔顿与其所生活时代的科学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相互交流过程中共同建构的。爱因斯坦和道尔顿本人对于自己的理论的理解也是伴随着各自语境的形成而逐渐深化、清晰和明确的。在此之前，科学家的记忆完全取决于特定的情景。在特定情景中存储的历史记忆只有在相应的情景中才能够准确地提取出来。这就是许多科学家关于自己科学创造过程的说法常常不能够前后一贯的根本原因。至于历史记忆中的叙述和解释就更是无法摆脱语境的制约和影响。还是以爱因斯坦相对论与麦克尔逊─莫雷实验的关系为例，1931年，爱因斯坦在美国帕萨迪纳的一次物理学会议上唯一一次见到了当时已经79岁的麦克尔逊先生。爱因斯坦发表了一番热情洋溢的演讲恭维麦克尔逊说：“您，我尊敬的麦克尔逊博士，当我还是一个几乎只有三英尺高的孩童时，就开始了这项工作。正是您，把物理学家们带到了新的小路上，并且通过您那绝妙的实验工作为相对论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您揭示了光的以太理论那时所隐含的缺点，并且激发了洛仑兹和菲茨·杰拉尔德的思想，狭义相对论由此发展起来，而这些又转而带上了去广义相对论和引力理论的大路。没有您的工作，这个理论今天就不过是一个有趣的推测而已。”[12]当时负责这次演讲报道的伯纳德·贾菲正是以此作为众所周知的证据而得出结论说：“就在麦克尔逊去世前的1931年，爱因斯坦公开把他的理论归因于麦克尔逊的实验”[13]。实际上，这完全是语境中的一种应酬。事实正如科学史家霍尔顿先生所说的，“这种场所和这种期待完全是为爱因斯坦的回应安排的”[14]，因为在此之前，麦克尔逊本人和其他一些科学家都已经在公众场合这样讲过了。所以，爱因斯坦在这里显然是不能公开地损毁老麦克尔逊先生一生的名望所寄托于其上的这样一个十分美丽诱人的神话的。

五、口述科技史的真实性

在第二部分中，我们曾以历史可能世界为平台在本质主义框架中概述了口述科技史的三项规范，它们其实是科技史研究普遍应当遵循的基本规范。因为科技史毕竟是科学技术的历史，是科学技术与历史学相交叉而产生的一门交叉学科。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历史学，都是以澄清事实作为其存在的前提和基础的，没有科学事实与历史事实就没有科学与历史学。然而，倘若历史记忆、口述策略和口述科技史料中普遍渗透着价值，倘若作为传统文献科技史延伸和补充的口述科技史是一种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价值追求，则又如何理解口述科技史的真实性问题呢？实际上，口述科技史是在真理缺席的后现代语境中正在兴起的一个科技史研究领域。在后现代语境中其真实性问题是一个典型的伪问题，讨论它没有任何意义。可见在口述与科技史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在这里，实事求是的科技史灵魂同后现代真理虚无主义似乎格格不入。口述科技史在这种巨大的张力之间何去何从？

首先，我们必须重新修复后现代语境中已经破碎了的历史真实性信念。所谓历史真实性，可以在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两个不同的层面加以界定。从历史本体论层面看，历史事件稍纵即逝，而它所负载的各种信息难以计数。无论人们调动多少记录手段，都不可能把它网罗干净。也就是说，无论人类关于某一历史事件的历史史料如何丰富，它都只能是一个有限的数量。即使可以被解释为无穷大，也注定是比历史事件次一级的无穷大。在这种意义上讲，绝对的历史真实性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这里我们同后现代主义者一样，只能获得相对的真实性，其间的差异只是一个量的问题而没有质的区别。而且在此范围内，口述历史由于能够调动的记录手段形式多样，从而可能获得至少是在细节方面的更大的真实性。只是这样一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真实性，人们是不能够加以检验的。从历史认识论层面看，人们可以把这种不可穷尽的历史事件悬置起来，不予理睬。而面对浩如烟海毕竟数量有限的历史史料，人们在原则上应当是能够进行真实的历史叙述的。在这个层面上，人们完全有可能在形而上学相对真实的本体论框架中获得一种绝对真实的历史。这是一种科学意义上的历史真实性，人们可以加以检验。事实上，这也正是科学主义历史学家孜孜以求的历史真实性。在这里，我们同后现代主义者具有质的区别。后现代历史学家无视、或闭口不谈这样一种历史真实性，足以暴露他们思维方式的浅陋或者别有用心。实际上，后现代主义者大都是目空一切的虚无主义者，他们所能够做的远远赶不上他们所标榜的。后现代语境中的历史真实性概念是完全可以保留的。

其次，后现代价值蕴涵可以使历史事实变得更加复杂、丰富与充实，而决不可能根本抹煞历史真实性。历史学是一门以澄清历史事实、揭示历史真相为宗旨的学科，从这种意义上讲，它是一门典型的科学；然而历史又总是以历史事件这样一种最基本的人类活动表现自己的，其中不可避免地渗透着形形色色的价值，在这种意义上讲，它又是一门典型的人文学科。口述历史在当代的崛起，既有历史学自身谋求全面发展的内在根据，也有信息时代极为复杂和深刻的社会经济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外部原因。后现代史学正是在局部的人文价值反对普遍的科学理性的过程中走向历史碎片的。后现代史学家偶尔也讲历史真实性，然而他们所说的大都是价值真实性。也就是说，在后现代史学家看来，历史中不存在普遍的理性和抽象的真实性，国家精英与民间草根具有各自不同的历史及其相应的真实性。他们不仅可以以文化相对主义为思想武器全面围剿现代科学，利用传统博物学和地方性知识重建一种所谓解放的后现代科学，而且可以以口述策略彻底瓦解传统科学史学，利用来自人类学和民俗学的各种民间边缘性群体的集体记忆重新书写一种所谓的后现代历史。他们普遍热衷于把玩历史碎片上的日常史、微观史和小历史，不厌其烦，而口述正是其玩弄历史碎片游戏的绝佳方式方法。可以肯定，口述科技史也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事实与价值的一种融合。口述策略是口述科技史的灵魂，口述科技史应当口述什么，口述的性质及其职能等，都不可避免地渗透着十分鲜明的价值蕴涵。不同的口述策略产生不同的口述科技史。然而，它们并不能根本抹煞历史真实性，只要人们自觉地剔除其中的价值蕴涵，还是可以重建一种统一的和更加丰富多彩的历史理性的。

再次，我们可以透过口述者与口述科技事件之间各种错综复杂的背景关系把握真实的科技事件，正如在量子力学中人们借助于观测仪器与微观客体之间不可分离的相互作用来把握微观客体一样。一般说来，人们至少可以通过三种相互补充的不同方式来具体地理解口述科技史的真实性：其一是把口述科技史理解为当代科技工作者在当代语境中对于自己所经历过的科技事件的一种回顾、反思和评价，它是当代科技工作者曾经经历过的两种或者两种以上不同语境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是当代科技工作者按照当代的认识稍加修饰过了的科技史；其二是把口述科技史理解为具有不同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社会地位的人们关于同一科技事件的不同历史记忆之间的互补，用英国著名口述历史学家汤普森的话来说，“或许，分歧恰恰说明，从不同的立场出发，两种描述共同为真实的阐释提供了活生生的线索。”[15]因为这些不同的历史记忆不仅曲折地指向、并且反映了同一科技事件本身，而且还反映了在同一种社会语境和社会心理中不同个体不同的心路历程，恰如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托什所说的，“口述史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它是不是真实的历史或作为社会群体政治意图的表达手段，而在于它证明了人们的历史意识是如何形成的。”[16]；其三则是把口述科技史理解为口述历史学家与口述者共同拥有的一种历史认识和历史观。借助于这样一种方式，人们也可以通过一个侧面部分地把握科技事件的某种真实性。正如文献科技史可以被理解为文献历史学家及其所拥有的文献共同形成的历史认识和历史观一样。从认识论上讲，应当说它们所拥有的真实性是可以等价的。

最后，我们应当更进一步明确两种历史真实性概念：一种是传统的规范真实性，另一种则是以上述三种方式所把握到的历史真实性，不妨称为量子真实性。尽管我们始终认为满足规范真实性的口述科技史是可能的，然而要把这样一种可能性转变成为现实性，还有赖于口述科技史家具备关于历史真理和历史客观性的坚定信念，以及对于后现代颠覆性价值蕴涵的充分警觉，等等。科技史在科技与历史这样两大传统显学之间的这样一种边缘性地位，使得它对于后现代主义的种种颠覆策略先天地反应迟钝。它既没有像索卡尔等科学家那样积极主动地反击后现代主义对于科学的围剿，也没有像布洛赫等历史学家那样消极被动地为历史学进行辩护，反而是敞开了大门让后现代主义长驱直入。这或许是因为科技史是以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为线索展开的，没有那些激动人心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就不可能产生科技史，或者作为科技史表述中天然的和绝对不可移易的核心的科学家、发明家及其活动，本来已经处在历史的边缘地带，这里实在没有什么值得颠覆的价值和可能。然而综上所述，历史可能世界显然是要比人们通常所想象的更为复杂。量子真实性概念正是在这样一种异常复杂的后现代语境中把握口述科技史的一把全新的尺度。从规范真实性出发，在后现代语境中所出现的各种口述科技史作品只能在史料学的框架中理解；然而从量子真实性出发，口述科技史则描述了一种沟通主体与客体、融合历史与现实的新的更为复杂充实的历史真实画面。至于两种历史真实性概念之间的是是非非，还要留待以后人类思想认识的进一步发展才能得到解决。在这个走向未来的过程中，人们选择哪一种真实性概念，完全可以根据社会历史语境的发展变化自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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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虽然在科技史中也曾有过弗兰·卢卡斯（Vrian-Lucas）伪造数以千计科技史料的现象发生，然而相对于社会史中无处不在的造假来讲，其概率毕竟还是可以小到忽略不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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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PaulThompson,TheVoicesofThePast:OralHistory,London,1998,p21,p5.

[3][4]转引自齐小新.口述历史在美国刍议[J].北京大学学报,2002(3).

[5]转引自祝平一.展望台湾的科技与医疗史研究:一个当代台湾知识社群的分析[Z].sts.nthu.edu.tw/scholarlist_files/21_1998-2.doc.

[6][10]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116,114.

[7][8][11][12][13][14]转引自任定成.科学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68,167,154,165,166,167.

[9]Einstein,A.HowIcreatedthetheoryofrelativity.Physicstoday,August,p46.

科技史范文篇3

关键词:科技奥运;契合;技术

Abstract:AnalyzinghistoricallywhattherolethetechnologicalprogressplayedintheOlympicGames,itisfoundthatthetechnologyactedasanassistantatthebeginningthenturnedtobeasupporterandnowadaysthemeanstheGameshavetodependon.ThefactisanecessityfortheevolutionoftheOlympicGames,whichrevealsthatthetechnologyembeddingintothesportsisnotacontingencybutafar-reachingconsequenceofsocio-economicalprogress.Discussesthebasischaracteristicsofsuchacoincidence:speed-upintechnologicapplications,all-roundintroductionoftechnologyintosports,avarietyoftechnologiesappliedtoathleticsandespeciallytheself-fulfillmentofthetechnologiestobeusedspeciallyforsports.ThecombinationoftechnologywiththeOlympicGameshasnowbeenaglobalphenomenon,andtheformerbecomesincreasinglythepowerfulguaranteeofasuccessfulOlympicGames.AstabletechnologysystemhasthereforegraduallybeenformedspeciallyfortheOlympicGameswhichhasbecomeanewenginetodeveloptechnology.

Keywords:high-techOlympic;coincidence;technology

一般说来,契合有“投合”、“符合”、“相通”、“约定”、“约束”、“机缘”等含义［1］。作为一个历史的必然产物,科技奥运现象的出现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与技术“契合”的必然结果。当我们根据奥运发展不同阶段来分析科技角色变化时,科技与奥运的契合过程就会很清晰地展现出来。

一、科技与奥运契合的历史进程

1.奥运初期发展与技术的辅助者角色

在法国人皮埃尔·德·顾拜旦的不懈努力下,第1届现代奥运会于1896年在希腊首都雅典隆重举行,由此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兴起了。由于受到当时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奥运会虽然被称为“现代奥运会”,但是举办的最初几届奥运会无论是从比赛场地、设备还是从运动员服装上来看,几乎无法体现出“现代”的特点,也几乎看不到现代技术的影子。例如,在第1届奥运会上的男子100米跑决赛中,绝大多数运动员所穿的运动服装与普通人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差别,穿着长衣长裤比赛,甚至有人穿着礼服比赛。在这些运动员当中,只有美国运动员托马斯·伯克的穿着类似于现代运动员着装背心和短裤。再如,游泳比赛是在冰冷的海水里进行的。游泳池的泳道是用水面上漂浮的南瓜作为泳道标记组成的,泳距也未经过认真地测量,仅仅凭借感觉估计来确定,起终点采用浮艇拉着缆绳作为标线。比赛时,先用小轮船把运动员载离海岸,发令员估计距离合适了,便发令让选手游回岸边,以到达岸边的先后决定名次。比赛中对运动员的泳姿也没有任何特殊要求,任由运动员自由发挥。

再如,第2届巴黎奥运会的设施很差,田径场地十分狭小,土质松软,跑道不平,且夹杂着横生的林木,场内根本就没有什么运动设施、设备等比赛必需品。跳远比赛需要跳远选手自己动手挖掘沙坑;跨栏比赛的个别栏架临时用树枝架起来凑合。

所以,在最初的四届奥运会上,无论是从运动会的体育场、设施等来看,还是从参赛运动员的技术水平、运动装备等来说,都很不规范。运动设施和比赛方法的不规范,一方面严重地影响了比赛的顺利进行,使得运动员取得比赛成绩的偶然性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比赛结果判定的不准确性和不公平性。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虽然兴起于技术逐渐占据统治地位的现代社会中,但是一开始却几乎看不到技术的影子,技术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关系一直比较疏远,在奥林匹克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技术大多数都是其他领域的一般性技术的借用,例如利用建筑技术来修建体育场、游泳池等等。总体而言,技术在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初期所起的作用大多是辅助性的,扮演的是辅助者角色。但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全球性发展战略的确立,客观上为科技与奥运自身的契合提供了必要条件。众所周知,现代技术的全球性扩展,最终促进世界一体化发展。在这样的前提下,作为立志于成为对全球发展产生影响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其全球化过程必然要与现代技术紧密结合起来。换言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全球化发展目标的确立与现代技术体系构建全球化生活这一现实存在客观契合了。这最终为二者的现实契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奥运快速发展与技术的支持者角色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奥林匹克运动逐渐地引进了各种技术成果来促进自身的发展,这就使得每一届奥运会在场地、设备、器材和运动员装备等技术环节方面的更新都会比上一届有一些进步。

1912年的第5届斯德哥尔摩奥运会取得了重大的科技方面的突破,大会在运动场内试验性地安装了电动计时器和终点摄影设备,使时间计量精确到01秒。

第7届比利时安特卫普奥运会兴建了一个能容纳3万人左右的体育场,并且配备了当时比较先进的各种体育设施,体育场的跑道是由煤渣铺成的、周长为400米的专业跑道,这也是奥运会第一次使用标准跑道。

从1932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开始,现代奥运会开始走上了规范化的发展道路。这主要表现在这样的几个方面:一是举办时间的规范,即奥运会首次在两个多星期内进行;二是准备工作提前完成;三是比赛使用的体育场地、设施、设备及器材等更加规范和标准;四是专用于游泳比赛的场馆游泳馆开始使用;五是为男选手专门修建了一座漂亮、舒适的宿舍奥林匹克村。

在1936年德国柏林的第11届奥运会上,德国第一次通过电视播放了奥运会的比赛盛况,这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极大地扩大了奥运会的影响,从而为奥运会的全球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为以后电视转播奥运会开创了先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开始借助于技术支持的巨大作用,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地传播开来。

在第16届墨尔本奥运会上,使用了飞机来传递奥运圣火。

在第17届罗马奥运会上,科学技术的“双刃剑”特征也开始显现出来。一方面,现代技术的大量使用为奥运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从这届奥运会开始,人们走上了反对科学技术反面力量的道路,即与日益严峻的服用兴奋剂行为所进行的漫长而艰苦卓绝斗争之旅。本届奥运会自行车比赛出了事故,一名服用了兴奋剂的丹麦选手马克·詹森在比赛进行过程中,摔下了自行车,不久就猝死在比赛现场。这一事件,引起了大会的震惊,也成为推动奥运会进行全面的兴奋剂检查的原动力。

可以说,在这个阶段,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更新的现代技术成果开始被更加广泛地应用于运动领域之中。但是,这些技术应用过程具有一个新的特点,即这些技术的应用是在奥运会赛场之外展开的,所以其使用并不像前面所描述的一些在奥运会上被直接使用的技术那样,能够被人们直观清楚地看到并真正地认识到。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新材料技术革命确实给奥林匹克运动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使得运动员的服装开始脱离了普通服装系列,而逐步发展成了一个新的服装体系,运动服逐渐变得随意、舒服而利于运动;另一方面,现代技术在运动设备制造过程中显示出了强大的威力,极大地推动了各个运动项目的发展。例如,巴克于1948年引进一种利用300片相互连接的战争剩余的正方形铝管来制成了新型的跳板巴克跳板。但此后不久,这种跳板就让位于更结实更轻的用铝合金设计制成的跳板。到了60年代,跳板的弹力又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增强,从而使得原来只能在3米板上完成的动作,这时在1米板上就能够轻松地完成了。

而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撑竿跳这一运动项目借助于改进的新材料完成发展飞跃的事实。60年代,詹克斯(一位玻璃纤维鱼竿的制造商)曾经生产过一种长10英尺、直径为1英寸多的深海鱼竿。他的儿子是一位初中的撑竿跳运动员,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借用父亲的鱼竿进行练习,结果竟然超过自己最好成绩半英尺多。他的这次偶然性的行为的结果是,撑竿跳高项目从此借助于技术的力量,迅速发展起来。

在第18届日本东京奥运会上,美国发射的“辛科姆”通讯卫星,向世界各地转播了奥运会盛况,这在奥运会史上还是第一次,科技所展现出来的无穷魅力也从此被人们深刻地认识到,在更大程度上、更广的范围内借助于技术的巨大力量,来推动奥林匹克运动发展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这就为科学技术全方位地进入到奥运会体系中奠定了坚实的客观基础。

在1968年墨西哥举办的第奥运会上,使用了当时较为先进的电子计时设备。

在这个阶段,特别是二战后,全球科学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技术也开始更多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广泛地使用起来。借助于技术的力量而得到快速发展的奥林匹克运动开始全方位地引进现代技术成果,特别是一些尖端技术也开始被广泛使用,例如利用飞机、卫星传递圣火,利用通讯卫星对比赛进行转播等等。现代技术也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有效的辅助手段,更主要的是成为人的“替代者”。具有突出特点的是电子测距技术和传媒技术的使用,前者使运动比赛成绩的评定更加准确、客观,促进了公平竞争;后者的迅猛发展则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全球化发展。而在另外一个方面,凝聚着高新技术结晶的兴奋剂在提高人们运动成绩方面的巨大作用使之成为某些运动员竞相追逐的东西。

在这个历史阶段,技术扮演的是一个能够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高速发展提供巨大动力的支持者角色。作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支持者,现代技术开始在更广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介入到奥林匹克运动领域当中,从运动设备、场地、器材、服装的技术开发与创新,扩展到对运动员训练过程的技术控制、调节,然后再到体育学科的成熟和发展,再到体育的基本理念的变化体育领域中的技术进步与创新,就是体育的进步与创新的观念客观存在。所以,这也是一个全方位的技术介入过程。现代技术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开始逐渐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技术为奥运发展服务,促进了奥运的全球化发展。可以说,现代技术的全面应用,特别是媒体技术的全面介入,使得奥运最终摆脱了欧洲地域性形象,开始被世界各地的人们逐渐地认识和接受。另一方面,奥运为现代技术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逐渐得到全球性关注的现代奥运会,成为科技延伸和自我展现的重要领域。科技与奥运开始相得益彰,逐渐地走上了契合之路。

3.奥运成熟发展与技术的被依赖者角色

在1972年第20届慕尼黑奥运会上,全面地启用电子设备,首次采用了光电测距仪和精度可达0.001秒的电子计时器,高速摄影摄像设备、激光装置、计算机等逐步代替了人的眼和手,成为奥运赛场和裁判员们不可缺少的工具和伙伴。

正是因为科学技术过程的广泛应用,从而使得本届奥运会看上去似乎已经完全被现代高技术武装起来,并且体现出技术与现代奥运会的完美结合的特点,所以,本届奥运会也被人们称为“Hi-techOlympics”［2］。

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成熟和计算机的普及,借助于计算机技术来开发运动员的训练、比赛指挥系统,成为人们的一项新的工作。事实证明,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确实大幅度地提升了运动训练的科学化水平。这样,没有人可以拒绝计算机技术所带来的巨大效益,依赖于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等各种高新技术来提升运动员运动能力,并有效地促进比赛成绩提高的做法被人们普遍地作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接受下来,从而形成了一种技术依赖。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信息技术迅猛发展,计算机技术得到广泛应用,网络技术日益成熟,新材料技术日新月异,现代技术已经成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必不可少的依赖性力量。

第25届西班牙巴塞罗那奥运会首次使用了“全能运动操作系统”,利用计算机的巨大作用将分散在各个赛场的电子计时器、光电测距仪和自动计分装置等联结在一起成为网络。伴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的信息科技解决方案主要包括三套核心系统,分别为:奥运信息检索系统、奥运竞赛结果系统、奥运管理系统。

除了信息技术在悉尼奥运会上大显身手以外,其他诸如新材料技术等尖端科技也为改善运动员们的装备,提高运动成绩立下了汗马功劳,游泳运动员所采用的鲨鱼服就是这样的一个有力的例证;在环保技术、新能源技术等现代高新技术的大力支持下,悉尼举办了一届环保的奥运会。从而,环保运动借助于奥运会的平台在世界强化了环境保护意识,使环境的伦理问题更加引人瞩目,这也充分地体现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教育的本质。

在这个阶段,技术不仅在场地、设施和运动员装备等领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在运动训练和比赛等方面也开始显现威力。正是因为折服于技术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力量,人们开始更多地依赖技术手段来促进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和获得更加突出的运动成绩,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已经走上了无法脱离技术的道路。

在这个阶段,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与技术完成了深度的契合,发展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一方面,科技不再仅仅是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一种支持力量,而逐步地形成了自己的“奥运科技体系”［3］,由辅助、支持转变为自主行动的力量,并依据自身的逻辑自主地发展着,从而最终成为一种统治［4］。另一方面,奥运成为科技发展新的引擎,在奥运需求的带动下,逐渐形成了一个科技创新工程体系。科技奥运就是这一现象的直观的、生动的描述。换言之,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述:科技奥运是科技奥运化和奥运科技化发展的直接反映,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共生演化(co-evolution)的契合关系。科技奥运化是指科学技术以奥运需求为导向,依据奥运的特殊要求创新性地应用科技成果的过程;奥运科技化是指奥运在奥运精神的引领下,以科技为发展手段,并引发科学精神和技术理性对奥运理念的创新。

二、科技与奥运契合的特点

1.科技应用不断加速

我们通过对技术在现代奥运会上应用史的考察,可以发现,现代技术从其产生到在奥运会上的应用时间越来越短,特别是近几年来,一项新的技术成果会很快地被应用于体育领域之中,从而使技术应用加速的特点越来越明显。例如,1912年奥运会使用的摄影技术距离1875年摄影技术发明是37年,而1976年利用卫星传递火炬距离第一颗通信卫星发射成功只有14年,而目前新技术在刚刚出现时就迅速地在奥运会上使用已经是一个普遍现象了。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科技在奥运会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从新技术诞生到应用到奥运会中去,间隔的时间也越来越短。现在,与体育相关的新技术刚一产生就会很快地转化为真正的产品,然后很快地被应用到科学训练当中去,为运动员在奥运会上创造更好的成绩而做贡献。可以说,这也与体育领域主动地开始基于运动本身需要而进行的技术开发有关,体现出了技术创新的基本特征。

技术应用的加速,一方面体现在技术本身的创新上,由于不断进行的技术创新过程,使得技术的发展和更新的速度大大地提高了,而提高的更新速度又进一步促使了技术的下一个创新周期的缩短,从而使得技术应用不断地加速。另一方面,受到技术创新的鼓舞和提高人体运动能力的需要的激励,科学技术在体育领域中应用的周期也在大幅度地缩短,这是与技术创新加速背景分不开的,更是与对运动成绩提升产生的越来越强烈的需求分不开,这就使得这个加速的过程越来越快,技术应用的周期越来越短。

2.科技全面嵌入

现代技术在奥运会上的应用范围已经由开始的几乎仅仅是建筑领域扩展到奥运会的每一个角落和细节,即使是被人们认为是技术含量最低的田径项目,也完全被现代高技术武装起来。从运动员脚上穿的运动鞋、运动袜,到身上穿的运动服,再到训练和比赛过程中所使用的计算机辅助分析系统,无一不是现代高技术的杰作。我们已经难以辨别现代奥运中对比赛结果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到底是科技的还是非科技的;我们也已经无法区分“奥运信息检索系统”、“ID徽章”、“碳素纤维运动衣”等等这些似乎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新名词到底是属于科技概念还是应该归类为奥运会的体育概念。

现代技术在物质上的应用是一个方面,而另外一个方面则多数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这就是技术规则在奥运会规则上的广泛应用的现实。实际上,我们在奥运会上,或者说在体育领域中关于运动成绩的测定、比赛办法、器材的限定指标等等,几乎无一例外地来源于技术体系,所以技术在规则上全面地渗透到奥运中,从而建构起科技奥运的技术体系,这也使得奥林匹克运动朝向技术规范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技术的逻辑已经成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逻辑,技术的思想也已经成为奥林匹克运动新的思想体系,即依据技术理性的要求而展开的对运动过程及其结果的效率性、效益性和根本性的关注,这也是一种技术全面渗透的现实。

3.科技应用种类越来越多

在奥运会上应用的现代技术种类越来越多,在奥运会刚刚举办时,对奥运会起到主要的、积极的帮助作用的技术大约仅仅是建筑技术,而随着现代技术的快速发展,更多的技术开始在奥运会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光电技术、摄影技术、传媒技术、电视技术等等。今天,当我们提出科技奥运概念的同时,我们也在建构着一个由更多种技术所构成的技术支撑体系的奥运会,或者说是真正的高技术的奥运会。目前的科技奥运不仅仅局限于普通的技术应用,而是更多地使用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成果,如数字技术、新能源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仿生技术、环保技术等等,甚至是最为先进的基因技术也开始在体育领域中被使用。我们甚至无法准确地说出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领域中被使用的全部的现代技术的种类,或者弄清楚每个环节中到底有多少技术在为奥林匹克运动服务,例如,从运动员身上穿的运动服到脚上穿的运动鞋,从运动器械到运动场地,从运动营养到训练过程中对训练合理性的科学与技术的监控,从赛场上的种种电子设备到用于传输信息的互联网络等等,到处都是现代技术的身影。因此,可以说只要具有效益,就有新技术的应用;或者说,科技奥运就是一个纯粹的高技术自身的奥运会。

4.奥运成为科技发展新的引擎

在持续不断的奥运需求的带动下,逐渐形成了一个科技创新工程体系。现在,与最初开始借用技术来促进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不同,现代技术已经被人们最大限度地应用到奥林匹克运动中去了。种种证据显示,人们对现代技术的态度已经不再仅仅是满足于借助技术本身所提供的帮助了,而是转向根据自身需要来主动地、更积极地开发技术,以获得收益。例如,北京2008年奥运会为了使现代技术能够更好地满足“科技奥运”目标和理念的要求,成立了“第二奥林匹克运动会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为科技奥运提供技术咨询和帮助。其基本职责有四项:一是围绕奥运信息系统建设、场馆建设、赛事组织优化、安全保卫、开闭幕式等,组织专家进行研究论证,为奥组委提供完备的技术咨询和解决方案建议;二是针对与奥运比赛直接相关的比赛场馆、信息通信、奥运气象保障、科学训练等领域以及与奥运会间接相关的交通、能源、环保、绿色食品等领域的科技需求,各部门联合共同实施好科技奥运项目;三是与奥组委、科技界以及奥运工程建设单位建立通畅、高效的沟通渠道和机制,将奥运对科技的需求及时传递给科技界,同时将最新奥运科技和成果传递给奥组委和其他奥运工程建设单位,并及时向公众宣传科技奥运建设的最新进展,争取全社会对科技奥运建设给予更大的支持;四是就科技奥运建设开展有针对性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追踪、引进奥运建设相关领域的国际最新科技成果,并加以消化吸收,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上加以应用［5］。因此,根据需要而展开的技术开发活动,就必然地成为了现代技术在奥林匹克运动领域中的一个新的特点。因此,奥运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技术开发包,一个新的科技创新源［6］。

现代技术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领域应用过程中,从一开始的被借用的辅助者角色逐步地转变为支持者的角色,然后再转化为被依赖者的角色,最终成为自主者的角色。造成这样的原因是由于现代技术在应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的效益,以及这种效益能够带给人们一种极度的胜利满足感,这又推动了技术角色向更深的层次发展,从而使得现代技术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技术不再仅仅是一种引进的东西,而是转变为决定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方向和速度的内在的逻辑,从而成为使奥林匹克运动转变为一种“运动—技术系统”的力量。这样,技术在带给人们巨大效益的过程中逐渐地摆脱了被动的从属地位,逐步地确立了权威,成为主动的力量。

技术的巨大效益驱使人们将对运动成绩追求的目光从运动员自身着手提高运动成绩,转向了依赖于技术力量来提升运动能力的做法。其实,这样的转变是具有客观原因的,一方面成绩至上的观念越来越强烈,以至于似乎完全地取代了体育活动原来的目的,胜利等于一切;另一方面,体育运动发展到近期,由于运动技术的革新已经基本完成,并且几乎是趋于完美,所以通过改进运动技术的做法来获得更好的运动成绩的可能性几乎不再存在了,这样,借助于技术的力量一种体育活动外在的力量来提高运动成绩就成为一条途径,更何况技术在体育领域中的应用已经显露出巨大的威力呢?所以,归根到底,人们仍然是将运动成绩作为了终极目标。这就造成了一个这样的局面:一方面运动员在努力训练,另一方面却又在努力开发新的技术来提高运动员训练的水平和提升运动员身体运动能力。可以这样说,目前的运动员似乎是一个结合体一个自己与技术的结合体,这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对技术的依赖,由此,技术同时也就扮演了被依赖者的角色。

三、结语

通过历史的轨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的一个过程:现代技术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领域应用过程中,从一开始的被借用的辅助者角色逐步地转变为支持者的角色,然后转化为被依赖者的角色,因此现代技术在奥运上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表明,人们对现代技术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人们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借助技术的帮助,而是转向根据自身需要主动地、更积极地开发技术,来达到自身的目的。

这个过程其实质是科技与奥运的契合过程。在奥运发展过程中,科技与奥运的相互契合形成了科技奥运现象。科技日益成为奥运发展有力的技术保障,并逐渐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奥运科技体系;奥运成为科技发展新的引擎,在奥运需求的带动下,逐渐形成了一个科技创新工程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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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董传升.科技奥运的技术困境及消解［J］.体育科学,2004(10):2－8.

科技史范文篇4

关键词：口述科技史；口述策略；历史记忆；事实；价值；真实性

口述科技史是在口述历史方兴未艾的后现代语境中正在逐渐兴起的一个全新的史学研究领域，近年来也开始在国内流行起来。它是在科技事件时过境迁之后以其当事人或者同时代见证人口述的历史记忆作为前提和基础发展起来的，是以口述者作为中心建构历史的一个崭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其中显然也充斥着形形色色的价值因素，从而使得历史学领域本来已经存在着的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如何认识和评价当代口述思潮中强烈的后现代颠覆性价值蕴涵，充分发挥口述历史在科技史发展中的建设性职能，无疑应当作为科技史基础理论建设中的一项重要的战略性任务。本文拟将以历史可能世界作为思想平台对口述科技史中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

一、口述科技史料与文献科技史料的区别

科技史料是科技史学的核心内容，包括科技论文、著作及其手稿、草稿、科技研究报告、讲义、教案、实验室日志、科学家日记、书信、自传和回忆录，以及包括音像在内的有关科技事件的各种媒体报道和评论等，举不胜举。通常人们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门别类。在口述历史的语境中，也不妨根据科技史料的来源把它们分为口述科技史料和文献科技史料两大类。不过人们通常所谓的口述史料，主要是一个“当代”概念，它最终还是要转化成为一种文献史料进入历史的。所以，从历史上看，二者之间的界限从来也不是绝对的。然而，从哲学上看，口述科技史料与文献科技史料毕竟是两种性质全然不同的科技史料，它们之间无疑是存在着一些本质上的或原则上的区别的。

第一，文献科技史料，从原则上讲，应当是一种原始的、或者说本原的科技史料，它是同科技事件一体两面、同步产生的，也大都是作为科技事件的标志存在的。因为科技事件总是不可避免地以科技文献作为载体的，作为科技事件标志的科技文献本身就是它自己的史料。例如，爱因斯坦的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也标志着狭义相对论诞生这一事件。从这一事件出发，科技史料的来源可以进一步伸向科技事件的当事人及其他所生活的社会这样两个不同的维度。具体说来，科技史料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向内返回爱因斯坦本人，包括同他的这篇论文有关的手稿、草稿、日记、书信、讲义和教案等；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向外走向爱因斯坦所生活的社会，包括当时的各种媒体报道和社会评价等。这样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一个狭义相对论的时代。广义相对论产生之后，狭义相对论成为历史，然而爱因斯坦及其同时代人犹在，这就为口述科技史料的产生提供了广阔的可能性空间。比较而言，这里口述科技史料显然是历时的和追加的，或者说派生的，所谓时过境迁就是这个意思，它包含着时代和语境的变化。例如，爱因斯坦晚年关于狭义相对论的回忆录及其同时代人关于狭义相对论那个年代的各种历史记忆等。口述科技史料总是关于已经逝去了的那个时代的历史记忆。

第二，文献科技史料同科技事件一体两面、同步产生的总体特征也决定了它必然是自然历史地形成的。一般说来，在忽略预谋作弊这样一种极端的小概率事件之后①，越是接近于科技事件发生的那个年代和语境，科技史料的可靠性和真实性程度也就越大；反之，则是越小。从这样一种意义上讲，口述科技史料的可靠性和真实性是非常可疑的，因为它是在时过境迁的不同时代和不同语境中产生的，而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所产生的口述科技史料，显然都不可避免地是由人工来策划和制造的。口述科技史料的口述目的和动机，问题的设置与提问的方式，以及口述者相应的回答，都直接隶属和服从于口述策划者与口述者所生活的那个业已变化了的时代和语境。通常科技史料的储量同科技事件在当时所产生的学术影响与社会影响直接相关。具体说来，越是普通的科技事件，遗留下来的科技史料越是片面、稀少和残缺，口述科技史料的建设性职能也越大，尽管它未必能够因此提高其自身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反之，越是重大的科技事件，遗留下来的科技史料越是全面、丰富和完整，口述科技史料生存和发展的可靠性与真实性空间也越小，相应地，其颠覆性价值蕴涵也就越大。

第三，文献科技史料是客观指向的，它的原始性和自然历史性进一步规定了它的客观性。它是以科技事件为核心形成的，事件的当事人及其同时代评论人在第一时间关注的首先是内容和事实而不是价值。无论科技文献关于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过程的各种描述，还是科技史文献关于科技事件与科技文献的各种记录、描述和评论，都同样是客观性追求的产物。客观性是科技文献和科技史文献共同的学术规范。比较而言，口述策划者考虑的首先是价值，而且口述者几乎不可能遵循这样一种以客观性为职守的行业规范，即使那些经历过这种严格规范化职业训练的科学家本人的回忆录，也大都是其晚年的一种历史记忆，其中不可避免地渗透了他们在新的时代和语境中对于其科技思想的合理化与合法化修饰。口述科技史料的历时性和人工性特点也天然地决定了其中不能不具有浓厚的无法剔除的主观意向性。即使一个无偏见的口述者，他所描述的科技事件也只能是口述者历史记忆中的科技事件，而不是事件的当事人及其同时代人利用文字现场记录下来的科技事件。所以，主观意向性显然是以口述者而不是科技事件为中心建构起来的口述科技史料所固有的一种本质特征。

第四，文献科技史料是抽象的，它是以语言文字、数学公式和图表数据为表述形式生成的一种常见和基本的史料类型，是科技史料的主体。一般说来，这种抽象性根源于语言文字自身的局限性及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使用规范。它使得本来具体、完整和统一的科技事件不得不以一种破缺和离散的抽象形式保存下来。比较而言，口述科技史料则是具体形象的。它是以口语、体态和音像作为表述形式而生成的一种虽说年轻而事实上却又非常古老的史料类型，只不过它在科技史中很少使用。这种史料即使从音像转换到语言文字中，也仍然保留着口述者口语中的语气、语态和语调等极为丰富的现场情景信息。这样的信息是人们完整和具体地把握那些一去不复返了的科技事件原貌不可多得的宝贵的历史资料，尽管它们所还原的那个历史事件未必是真实可靠的，然而这些感性和具体的信息对读者或观众的感染力和控制力却是无法估量的。这或许就是后现代史学家所以热衷于文学史学的根本原因，也是后现代社会的人们所以把口述历史纳入话语权争夺策略的原因所在。

二、口述科技史与口述科技史料的区别

口述科技史与口述科技史料也是两个全然不同的概念，尤其不能够把它们混为一谈，尽管人们尚未来得及仔细加以区分。一般说来，口述科技史料指称科技史料获取和存储的一种类型，隶属于历史学中的史料学范畴；而口述科技史则是指称人们表述科技史的一种特殊方式，在这种意义上讲，它可以同比较科技史学、计量科技史学和心理科技史学等学科相提并论，隶属于科技史学方法范畴。具体说来，口述科技史是系统地运用口述科技史料再现科技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或某一方面的一种表述科技发展历史的形式，是人类阐释科技史的一种独特方式。应当说，没有口述科技史料就没有口述科技史。口述科技史与口述科技史料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联。然而绝不能因此把它简单地等同于口述科技史料；反过来也是同样的，绝不能够把口述科技史料直接地等同于口述科技史。

第一，同口述科技史料相比，口述科技史应当是能够较为全面、系统和完整地再现科技事件的历史面貌的。口述科技史料是零散而又灵活的，一部科学家回忆录、一次科学家访谈、甚至是一种有关科技事件的传闻、一个笑话等，都可以作为一种口述科技史料，它们可以作为独立的结构单元在不同的口述科技史中反复地使用。然而，即使这些具体的口述科技史料是客观的和真实的，它们也只能是作为这一科技事件的一个侧面而已。口述科技史还必须尽可能地从全方位、多角度广泛地收集关于科技事件各个不同侧面的口述科技史料相互印证、互相补充，以建构一种关于科技事件的立体全景，以具体、明晰和丰富人们关于科技事件的历史认识。例如，要想具体地再现爱因斯坦在中国这一科技史上的片段，不仅需要采集爱因斯坦本人的口述，而且还需要采集爱因斯坦在此期间的陪同、接待和服务人员的口述；要想再现原子弹在中国的历史，则不仅应当广泛地采集来自决策层面的各种口述，而且还必须广泛地采集来自研制、生产和测试等各个环节与各类人员的口述。

第二，同口述科技史料相比，口述科技史应当始终不渝地坚持客观性原则和真实性原则，这是科学研究和史学研究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口述科技史料可以真伪并存，主观性和失真性并不能够影响它的史料价值；口述科技史则必须真实可靠。尽管同口述社会史料相比，无论作为口述策划者的科技史工作者，还是作为绝大多数口述者的科技工作者，都曾不同程度地经历过科学精神的洗礼，应当说，口述科技史料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程度相对说来还是比较高的，然而就具体的口述科技史料来讲，要达到绝对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还是不大可能的。这是由口述这样一种特殊的形式先天决定的。即使能够完全排除口述者阶级利益、文化修养和道德品质等方面各种差异的干扰和影响，口述科技史料的历时性特点也已经决定了历史记忆的选择性和模糊性，从而漏记与错记的现象也注定是不可避免的，更何况这里还有亲历和耳闻等其它方面的差别。然而，口述科技史则必须准确地使用经过严格考证的口述科技史料再现历史，它必须保证它所使用的口述科技史料的真实可靠。一时还无法鉴别真伪的口述科技史料可以存疑悬置，但是绝不允许随便拿来直接使用。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第三，同口述科技史料相比，口述科技史必须具有逻辑上的统一性和条理性，它必须根据科技事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首先在思想上建构一个合理自洽的框架结构，使得科技史的客观内容与其口述表达形式能够在其中获得一种尽可能完美的统一。口述科技史料可以是没有规则的，在具体的采访过程中，为了能够让口述者在自然轻松的气氛中完全彻底地敞开自己的历史记忆，口述策划者被口述者牵着鼻子走的现象是在所难免的。口述者的叙述可以是不连贯的，甚至是语无伦次、时序颠倒、前后矛盾的。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对口述科技史料的进一步考证、甄别和分析得到纠正。然而，口述科技史则必须根据一定的规则展开自己的叙述，它必须按照时间的流逝顺序严格遵循科技事件演化的内在逻辑循序渐进地展开叙述。当然，这就要求撰写口述科技史的学者必须具备一定的逻辑思维训练。从这种意义上讲，并非利用口述科技史料撰写的作品就一定能够称为口述科技史。口述科技史应当提供一种关于科技事件的科学解释，而不应当写成一种道听图说的科技传闻大荟萃。

三、口述策略中的颠覆性

如果说第一部分中还可以在口述科技史料与文献科技史料之间作出明确的事实判断的话，第二部分中所谓口述科技史与口述科技史料之间的区别则仅仅是一种可能的事实判断，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价值规范。它是传统文献科技史所追求的价值规范在口述科技史领域的移植。因为迄今为止似乎还未曾出现过可供得出这一结论的口述科技史作品。事实上，在充满价值蕴涵的口述科技史料基础上撰写一部真实可靠的口述科技史非常艰难。然而，后现代口述史学期待的正是这一点。他们认为这种价值规范并没有合法性，它体现的实际上是国家对民间、精英对草根的话语霸权。他们要反其道而行之，追求一种来自民间草根的或许更为真实可靠的口述历史。这就是极具颠覆性色彩的后现代口述策略，它必然造成科技史中的绝对价值相对化、边缘价值中心化、传统价值现代化。

第一，重新阐释口述的性质是后现代口述史学开始其一系列颠覆性活动的总体策略。口述历史源远流长，它是人类在史前时期已经广泛采用的一种极为古老的历史表述方式；文字产生以后，它作为文献历史的一种史料来源和必要补充，也仍然发挥着自己的独特作用。人们通常总是在口述和文献相统一的框架中把口述作为文献的一个重要补充来理解的。然而，后现代口述史学却别出心裁。它们声称揭示了口述与书写之间的二元对立，认为文字和书写已经变成了一种国家权力，文字及其掌握文字的精英长期占领了历史叙述的话语权，而那些不识字的“文盲”则始终被作为没有文化的人排斥在历史叙述之外。口述历史的目的就是要彻底解构这样一种不具有合法性的叙事霸权。按照英国著名口述历史学家汤普森的说法：“口述历史是围绕人民所建构的历史。……，它不仅允许英雄来自领袖，而且还允许英雄来自大多数不被人知晓的平民”，[1]“口述历史通过曾经创造过和经历过历史的人们自己的语言，重新赋予他们在历史中的中心地位”。[2]同传统历史学家把口述历史当作全面展示历史细节的口碑史料全然不同，后现代口述历史学家把口述历史当作一种新的更加真实的历史记忆加以建构。这样一来，“口述”这样一种起源于史前神话故事中的古老的叙事方式和人类学中的特殊研究方法便在后现代语境中获得了一种新的更加普遍和广泛的意义，并且从后台走向前台、从边缘走向中心，它旨在全面挖掘那些被主流社会完全淹没了的边缘人物、或者始终被排斥在传统文献历史之外的历史记忆，使人类历史从此以后从国家的“精英史”全面彻底地走向“大众史”。

第二，以边缘来消解中心是后现代口述史学颠覆历史的基本策略。后现代口述策略是以口述者作为中心建构历史的，也就是说，历史其实仅仅是口述者的历史。这里显然已经不仅是口述的性质问题，而是更进一步地触及到了历史的客观性问题。口述者作为历史主体始终是处于价值评判中心，它不可避免地为口述史料以至口述历史的价值蕴涵大开了方便之门。根据这样一种口述策略，当代口述历史的见证人都是来自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而非来自社会上层的文化精英。美国著名口述历史学家保罗·布尔在介绍其口述历史著作《马克思主义在美国：重新标示美国左翼历史》一书时曾经非常明确地讲：“我的朋友都不是名人。他们不会出现在历史书中。在采访中，他们以及其他几百名不同辈份、出自不同激进派别的人和我进行了沟通”。[3]英国左翼历史学家更加注重口述历史的价值属性，他们尤其善于利用西方传统的民主政治这样一种思想价值体系和社会组织制度为工人阶级的现实利益服务。女性主义历史学家讲的还要更加露骨：“历史不可避免地关系到政治，而我们的研究就反映了我们的政治”[4]。当代所谓公众理解科学运动也在功利主义框架中赤裸裸地宣扬一种公众立场。科技史是以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作为主线的，口述科技史原则上也应当是围绕这样一条主线深化和发展。然而同科技史不同的是，口述科技史的口述者并不是科技史工作者，甚至也未必一定是科技工作者，而科技史中的书写人则通常都是科技史家。一般说来，以科技事件为核心，从中心到边缘，科技活动可能涉及的人物包括这样几个不同层次：其一是科学家和发明家本人；其二则是科学家和发明家所隶属的科研团队，包括其他科研人员和科研管理人员；其三是科学家和发明家的亲朋好友，也包括曾经为他们进行科学启蒙的各级学校教师；其四是科学家和发明家同时代的其他各色人等。所有这些不同层次的社会成员，都将可能成为口述科技史的口述者。这就为后现代口述史学的边缘化策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由于不同的社会成员对于科技发展的贡献及其在科技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他们对于科技事件的理解和评价也截然不同，从而科技史也将因此失去其客观的和普遍的属性而成为口述者视野中的“一种”科技史。虽说口述科技史事实上未必都能够具有如此明确的价值蕴涵，然而它显然也不可能完全超脱这样一种正在广泛流行的社会思潮的各种影响。

第三，重新阐释中心是后现代口述史学颠覆历史的又一项基本策略。除了以边缘来消解中心外，后现代口述史学还特别善于在解释学的框架中重新阐释中心。随着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等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泛滥，科学与玄学、事实与价值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现代科学也在科技一体化的功利主义牵引下丧失其普遍的精神追求而蜕化为一种技术性知识，这就为形形色色地方性知识的复兴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在传统本质主义框架中，科学家和发明家的科技创造活动作为科技史表述中天然和绝对不可移易的核心，既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所有口述者只能围绕科技事件和作为当事人的科学家和发明家挖掘自己的历史记忆，口述科技史工作者也是在史料学的框架中诠释口述科技史的。在这里，科学主义是口述科技史活动的缺省配置，口述科技史只是为了抢救科技史料，丰富科技史细节，保存历史的真实。然而，口述科技史毕竟是在真理缺席的后现代价值场中出现的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尽管迄今为止科技史领域的绝大多数科技史家并没有接受后现代主义泛滥的实质性影响，但是毕竟还是有一部分科技史家已经从宏观走向微观，从内史走向外史，从书斋走向田野，从科学走向文化，而口述科技史关注的焦点也已经“不再是科学思想的观念史，或是伟大科学家的传记”，它“更触及了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议题与科技的关系”。[5]这一点可以从当代德国科技史家傅玛瑞“从席地到座椅——技术人类学视角中的热炕”一文中窥见一斑。在绝大多数新新历史学家眼里，科学正在演变为博物学，口述科技史的内容也正在相应地从现代科学走向后现代所谓的地方性知识。

四、历史记忆中的价值蕴涵

后现代口述史学苦心孤诣地以口述颠覆文献，然而口述是以人的记忆作为前提和基础的，人的记忆真的能够比文献更加可靠吗？事实上，倘若把后现代思想贯彻到底，则记忆也同样是不可信的。后现代历史学家多米尼克·拉卡普拉曾经专门分析了历史与记忆的关系，得出的正是这样一个结论。他认为记忆不仅仅是对过去的回忆，而且掺杂了现在的观点，甚至未来的想法。用他本人的话来说，“记忆不但是过去时的，而且也是现在时的和将来时的”[6]。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历史记忆具有明显的价值关联，它同后现代口述史学在社会学的反本质主义框架中抹煞事实与价值的界限倒也是一脉相承的。因为他们本来就不相信、也不需要真实可靠。他们所追求的仅仅是政治上的正确。

第一，选择性是历史记忆中普遍存在的一个显著特征，它不仅广泛存在于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之中，而且也存在于历史记忆的再现和表述之中。事实上，任何记忆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各自的盲点。它不可能像照相机那样把观察对象的全部细节都一览无余地、机械地纪录下来的，而是按照观察中所渗透的特定理论选择焦点进行观察和记录的。例如，爱因斯坦关于麦克尔逊─莫雷实验在相对论中的作用问题曾经说过一些前后矛盾的话，科学史界还因此产生一些争议。然而我们显然没有必要怀疑爱因斯坦1954年的这样一种说法：“在我本人的发展中，麦克尔逊的结果并没有重要影响，我甚至不记得在我写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一篇论文时（1905年）是否知道它。解释就是，出于一般原因，我坚信不存在绝对运动，而且我的问题只是这一点怎样才能符合我们的电动力学知识。”[7]事实上，爱因斯坦对于麦克尔逊─莫雷实验的理解是与其狭义相对论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相对论尚处在襁褓之中时他不可能对于麦克尔逊─莫雷实验有很深的印象。只要我们充分理解了爱因斯坦是一个具有浓厚唯理论倾向的物理学家，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因此，R.S.向克兰1950年对爱因斯坦的访谈中说“当我问他是怎样知道麦克尔逊─莫雷实验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是通过H.A.洛仑兹的作品知道的，不过只是1905年以后才引起了他的注意！”[8]显然也应当是可信的。一般说来，个体记忆的内容通常取决于个体成长经历、生活经验、思想信念及其价值取向。集体记忆的内容取决于特定社会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基本理论及其思维方式，以及正在方兴未艾的社会思潮，以至于特定历史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等。历史记忆的解释、叙述和再现也同样的取决于这样一些因素。所以，爱因斯坦1922年在日本京都大学演讲中所说的这段话，“在学生时代，我就知道了麦克尔逊的奇妙结果。不久我就有了我们关于地球相对于以太运动的想法不正确的结论，如果我们承认麦克尔逊的零结果是一个事实的话。这就是把我引向狭义相对论的第一条小路。”[9]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爱因斯坦理论的创造史，而只能把它理解为相对论产生以后爱因斯坦对于理论内在逻辑的一种梳理。

第二，想象性是历史记忆中无法排除的一种重要成分，是历史记忆中价值渗透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显然构成了历史记忆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点后现代史学家尤其情有独钟，他们总是乐于从正面肯定并大肆渲染。罗伯特·布朗在一篇为后现代历史想象辩护的文章中引用了纳粹“种族大屠杀”一位犹太幸存者和作家的话：“这一种族大屠杀是如此难以理解和错综复杂。也许只有借助于美学的想象，我们才能对它获得一个现实主义的理解。”[10]后现代史学出于其颠覆性目的的需要，总是喜欢撇开历史记忆中的硬事实而在各种逸闻趣事中展开自己的历史想象，而口述历史的巨大诱惑是，像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等这样一些历史记忆中的硬事实，在时过境迁之后的口述中也居然会变得扑朔迷离起来。例如，道尔顿关于原子论的形成就留下了一些众说纷纭的口述资料。原子论捍卫者托马斯·汤姆森1825年披露，早在1804年8月，道尔顿就曾告诉他，原子论的产生同其关于气体（甲烷、乙烷）组成的研究有关。然而道尔顿留下的笔记本却显示，直到1804年他才开始研究甲烷和乙烷，而直接表达原子论的原子量表则早在道尔顿1803年的记录中就已经出现了。亨利父子分别口述了他们1824年和1830年两次同道尔顿的谈话，道尔顿曾明确表示，他受到里希特化学当量表的启发提出了关于化合物的倍比定律。但是汤姆森在1845年却表示，早在1804年他见到道尔顿的时候，他和道尔顿两个人都还不知道里希特的工作，正是他后来才把里希特的工作告诉道尔顿的。而道尔顿在1810年的一次演讲中则是非常详细地叙述了他是在阅读牛顿的著作和思考气体粒子的不同大小与重量后得到倍比定律的。可见，道尔顿关于其原子论的形成在不同时期具有截然不同的说法，以至于科学史家梅尔德伦认为道尔顿关于原子论的起源“没有说过值得一丁点儿信任的话”[11]，这种极端的说法虽然不必当真，却也让我们初步见识了历史记忆中的随处可见的历史想象。

第三，语境性是历史记忆中不容回避的一个基本特征，它贯穿于全部历史记忆的始终。无论是历史记忆的个体存储，还是大面积地集体提取，都难以摆脱语境的制约和影响。个体记忆的选择是由理论决定的，而理论的选择归根到底是由语境决定的。然而语境本身却又是在社会共同体成员的相互作用中流动和变化着的。事实上，狭义相对论和原子论固然是由爱因斯坦和道尔顿分别创立的，但是狭义相对论和原子论的语境却是在爱因斯坦和道尔顿与其所生活时代的科学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相互交流过程中共同建构的。爱因斯坦和道尔顿本人对于自己的理论的理解也是伴随着各自语境的形成而逐渐深化、清晰和明确的。在此之前，科学家的记忆完全取决于特定的情景。在特定情景中存储的历史记忆只有在相应的情景中才能够准确地提取出来。这就是许多科学家关于自己科学创造过程的说法常常不能够前后一贯的根本原因。至于历史记忆中的叙述和解释就更是无法摆脱语境的制约和影响。还是以爱因斯坦相对论与麦克尔逊─莫雷实验的关系为例，1931年，爱因斯坦在美国帕萨迪纳的一次物理学会议上唯一一次见到了当时已经79岁的麦克尔逊先生。爱因斯坦发表了一番热情洋溢的演讲恭维麦克尔逊说：“您，我尊敬的麦克尔逊博士，当我还是一个几乎只有三英尺高的孩童时，就开始了这项工作。正是您，把物理学家们带到了新的小路上，并且通过您那绝妙的实验工作为相对论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您揭示了光的以太理论那时所隐含的缺点，并且激发了洛仑兹和菲茨·杰拉尔德的思想，狭义相对论由此发展起来，而这些又转而带上了去广义相对论和引力理论的大路。没有您的工作，这个理论今天就不过是一个有趣的推测而已。”[12]当时负责这次演讲报道的伯纳德·贾菲正是以此作为众所周知的证据而得出结论说：“就在麦克尔逊去世前的1931年，爱因斯坦公开把他的理论归因于麦克尔逊的实验”[13]。实际上，这完全是语境中的一种应酬。事实正如科学史家霍尔顿先生所说的，“这种场所和这种期待完全是为爱因斯坦的回应安排的”[14]，因为在此之前，麦克尔逊本人和其他一些科学家都已经在公众场合这样讲过了。所以，爱因斯坦在这里显然是不能公开地损毁老麦克尔逊先生一生的名望所寄托于其上的这样一个十分美丽诱人的神话的。

五、口述科技史的真实性

在第二部分中，我们曾以历史可能世界为平台在本质主义框架中概述了口述科技史的三项规范，它们其实是科技史研究普遍应当遵循的基本规范。因为科技史毕竟是科学技术的历史，是科学技术与历史学相交叉而产生的一门交叉学科。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历史学，都是以澄清事实作为其存在的前提和基础的，没有科学事实与历史事实就没有科学与历史学。然而，倘若历史记忆、口述策略和口述科技史料中普遍渗透着价值，倘若作为传统文献科技史延伸和补充的口述科技史是一种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价值追求，则又如何理解口述科技史的真实性问题呢？实际上，口述科技史是在真理缺席的后现代语境中正在兴起的一个科技史研究领域。在后现代语境中其真实性问题是一个典型的伪问题，讨论它没有任何意义。可见在口述与科技史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在这里，实事求是的科技史灵魂同后现代真理虚无主义似乎格格不入。口述科技史在这种巨大的张力之间何去何从？

首先，我们必须重新修复后现代语境中已经破碎了的历史真实性信念。所谓历史真实性，可以在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两个不同的层面加以界定。从历史本体论层面看，历史事件稍纵即逝，而它所负载的各种信息难以计数。无论人们调动多少记录手段，都不可能把它网罗干净。也就是说，无论人类关于某一历史事件的历史史料如何丰富，它都只能是一个有限的数量。即使可以被解释为无穷大，也注定是比历史事件次一级的无穷大。在这种意义上讲，绝对的历史真实性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这里我们同后现代主义者一样，只能获得相对的真实性，其间的差异只是一个量的问题而没有质的区别。而且在此范围内，口述历史由于能够调动的记录手段形式多样，从而可能获得至少是在细节方面的更大的真实性。只是这样一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真实性，人们是不能够加以检验的。从历史认识论层面看，人们可以把这种不可穷尽的历史事件悬置起来，不予理睬。而面对浩如烟海毕竟数量有限的历史史料，人们在原则上应当是能够进行真实的历史叙述的。在这个层面上，人们完全有可能在形而上学相对真实的本体论框架中获得一种绝对真实的历史。这是一种科学意义上的历史真实性，人们可以加以检验。事实上，这也正是科学主义历史学家孜孜以求的历史真实性。在这里，我们同后现代主义者具有质的区别。后现代历史学家无视、或闭口不谈这样一种历史真实性，足以暴露他们思维方式的浅陋或者别有用心。实际上，后现代主义者大都是目空一切的虚无主义者，他们所能够做的远远赶不上他们所标榜的。后现代语境中的历史真实性概念是完全可以保留的。

其次，后现代价值蕴涵可以使历史事实变得更加复杂、丰富与充实，而决不可能根本抹煞历史真实性。历史学是一门以澄清历史事实、揭示历史真相为宗旨的学科，从这种意义上讲，它是一门典型的科学；然而历史又总是以历史事件这样一种最基本的人类活动表现自己的，其中不可避免地渗透着形形色色的价值，在这种意义上讲，它又是一门典型的人文学科。口述历史在当代的崛起，既有历史学自身谋求全面发展的内在根据，也有信息时代极为复杂和深刻的社会经济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外部原因。后现代史学正是在局部的人文价值反对普遍的科学理性的过程中走向历史碎片的。后现代史学家偶尔也讲历史真实性，然而他们所说的大都是价值真实性。也就是说，在后现代史学家看来，历史中不存在普遍的理性和抽象的真实性，国家精英与民间草根具有各自不同的历史及其相应的真实性。他们不仅可以以文化相对主义为思想武器全面围剿现代科学，利用传统博物学和地方性知识重建一种所谓解放的后现代科学，而且可以以口述策略彻底瓦解传统科学史学，利用来自人类学和民俗学的各种民间边缘性群体的集体记忆重新书写一种所谓的后现代历史。他们普遍热衷于把玩历史碎片上的日常史、微观史和小历史，不厌其烦，而口述正是其玩弄历史碎片游戏的绝佳方式方法。可以肯定，口述科技史也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事实与价值的一种融合。口述策略是口述科技史的灵魂，口述科技史应当口述什么，口述的性质及其职能等，都不可避免地渗透着十分鲜明的价值蕴涵。不同的口述策略产生不同的口述科技史。然而，它们并不能根本抹煞历史真实性，只要人们自觉地剔除其中的价值蕴涵，还是可以重建一种统一的和更加丰富多彩的历史理性的。

再次，我们可以透过口述者与口述科技事件之间各种错综复杂的背景关系把握真实的科技事件，正如在量子力学中人们借助于观测仪器与微观客体之间不可分离的相互作用来把握微观客体一样。一般说来，人们至少可以通过三种相互补充的不同方式来具体地理解口述科技史的真实性：其一是把口述科技史理解为当代科技工作者在当代语境中对于自己所经历过的科技事件的一种回顾、反思和评价，它是当代科技工作者曾经经历过的两种或者两种以上不同语境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是当代科技工作者按照当代的认识稍加修饰过了的科技史；其二是把口述科技史理解为具有不同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社会地位的人们关于同一科技事件的不同历史记忆之间的互补，用英国著名口述历史学家汤普森的话来说，“或许，分歧恰恰说明，从不同的立场出发，两种描述共同为真实的阐释提供了活生生的线索。”[15]因为这些不同的历史记忆不仅曲折地指向、并且反映了同一科技事件本身，而且还反映了在同一种社会语境和社会心理中不同个体不同的心路历程，恰如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托什所说的，“口述史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它是不是真实的历史或作为社会群体政治意图的表达手段，而在于它证明了人们的历史意识是如何形成的。”[16]；其三则是把口述科技史理解为口述历史学家与口述者共同拥有的一种历史认识和历史观。借助于这样一种方式，人们也可以通过一个侧面部分地把握科技事件的某种真实性。正如文献科技史可以被理解为文献历史学家及其所拥有的文献共同形成的历史认识和历史观一样。从认识论上讲，应当说它们所拥有的真实性是可以等价的。

最后，我们应当更进一步明确两种历史真实性概念：一种是传统的规范真实性，另一种则是以上述三种方式所把握到的历史真实性，不妨称为量子真实性。尽管我们始终认为满足规范真实性的口述科技史是可能的，然而要把这样一种可能性转变成为现实性，还有赖于口述科技史家具备关于历史真理和历史客观性的坚定信念，以及对于后现代颠覆性价值蕴涵的充分警觉，等等。科技史在科技与历史这样两大传统显学之间的这样一种边缘性地位，使得它对于后现代主义的种种颠覆策略先天地反应迟钝。它既没有像索卡尔等科学家那样积极主动地反击后现代主义对于科学的围剿，也没有像布洛赫等历史学家那样消极被动地为历史学进行辩护，反而是敞开了大门让后现代主义长驱直入。这或许是因为科技史是以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为线索展开的，没有那些激动人心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就不可能产生科技史，或者作为科技史表述中天然的和绝对不可移易的核心的科学家、发明家及其活动，本来已经处在历史的边缘地带，这里实在没有什么值得颠覆的价值和可能。然而综上所述，历史可能世界显然是要比人们通常所想象的更为复杂。量子真实性概念正是在这样一种异常复杂的后现代语境中把握口述科技史的一把全新的尺度。从规范真实性出发，在后现代语境中所出现的各种口述科技史作品只能在史料学的框架中理解；然而从量子真实性出发，口述科技史则描述了一种沟通主体与客体、融合历史与现实的新的更为复杂充实的历史真实画面。至于两种历史真实性概念之间的是是非非，还要留待以后人类思想认识的进一步发展才能得到解决。在这个走向未来的过程中，人们选择哪一种真实性概念，完全可以根据社会历史语境的发展变化自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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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虽然在科技史中也曾有过弗兰·卢卡斯（Vrian-Lucas）伪造数以千计科技史料的现象发生，然而相对于社会史中无处不在的造假来讲，其概率毕竟还是可以小到忽略不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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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PaulThompson,TheVoicesofThePast:OralHistory,London,1998,p21,p5.

[3][4]转引自齐小新.口述历史在美国刍议[J].北京大学学报,2002(3).

[5]转引自祝平一.展望台湾的科技与医疗史研究:一个当代台湾知识社群的分析[Z].sts.nthu.edu.tw/scholarlist_files/21_1998-2.doc.

[6][10]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116,114.

[7][8][11][12][13][14]转引自任定成.科学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68,167,154,165,166,167.

[9]Einstein,A.HowIcreatedthetheoryofrelativity.Physicstoday,August,p46.

科技史范文篇5

纵观中国科技发现史，人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有着四大发明等光辉科技成就的国度，却没有出现近代科学。原因究竟在哪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就会发现，科技意识的淡薄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是比较典型的伦理文化，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重道轻器”。“重道”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着眼于协调人伦和人际关系，强调个人人格的自我完善，对自然的探索没有放到应有的地位，而隋唐以后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的科举制的确立，愈加迫使人们把精力放在道德的完善和仕途的发迹上，学而优则仕成为求知的唯一目标，少有人去钻研科学技术。这就形成了一套远离外部客观世界的文化体系和思想渊源，抑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重道”容易导致政治功利主义，认为凡是与军国政务没有直接关系的学问，都是没有用的。绝对的以“国家实用”为主，这就使科学技术长期无法从伦理道德和政治生活中分离出来，自由、独立地发展。功利主义必然导致求实用重经验倾向的出现和发展，天文历法用来为皇朝的“承天授命”作论证，指南针的技术用于察看风水，以求得上天的神助，炼丹家终其一生都想炼出长生不死的灵丹妙药，以保佑“明君”万岁、万岁、万万岁，火药用来制造烟花爆竹，以求装点和粉饰太平。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局限人们思维的升华，而重经验则使得中国科技更多的是对生产经验的直接记载或对自然现象的直观描述，缺少科学理论的探讨，难以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重道”和“轻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轻器”是指轻视科学理论和生产工艺，把不能直接有助于“治国之道”的科学技术和生产技艺统统斥之为“雕虫小技”、“奇器淫巧”，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和探讨的人，尤其是直接从事生产技艺的人，得不到应有的尊敬和重视，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他们有的只得依附于封建官吏，而大部分人，终其一生只能落得个“不与士齿”的结局。在这样的社会里，有多少人会专心于科技的研究、发明和创造呢?类似中国古代社会的这种现象，在欧洲中世纪也曾经出现过。在基督教会的长期严格控制的禁锢之下，欧洲的科学技术暗淡无光。僧侣们大肆推行蒙昧主义，教皇格里哥里就曾露骨地说:“不学无术是真正虔诚的母亲。”因此，一切科学文化活动都要以天主教条、教义为准则，为神学服务，否则就会被当作“异端”而受到残酷迫害。恩格斯指出，那时“科学只是教会的恭顺的婢女，它不得超越宗教信仰所规定的界线，因此根本就不是科学”。这一“漫长黑夜”一直持续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开始出现转机，科学才“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文艺复兴对科学的解放，在于它从意识形态上向封建统治发出了尖锐的挑战，打破了宗教神学的禁锢，解放了思想，确立了科学应有的地位，西方近代文明由此开始。在中国，“重道轻器”的儒学传统也受到了五四先驱们的猛烈抨击。然而，由于我国有着漫长而沉重的封建专制的历史，传统是顽固的，它在人们对科学技术的认识上留下的烙印是非常深刻的。这种历史与传统和“左”的思想结合在一起，造成的遗毒更是难以在短时期内通过一两次思想解放运动便彻底肃清。以官本位和金钱标准来衡量知识价值的大小，封建迷信的沉渣泛起，愚昧与教条的普遍存在和长期盛行，伪科学的不断出现，等等，这些现象说明，扫除传统文化中的不利影响，任重道远。回顾中外科技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科技意识是与宗教和迷信、愚昧和教条相对立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科技意识是宗教和迷信的天敌，是愚昧和教条的克星。在历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中外文化的比较，摈弃宗教和迷信的思想，扫除愚昧和教条的阴霾，培养学生的科技意识，树立正确的科技观，让科学的阳光普照神州大地，使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尊重科学的良好风气，这是时代赋予的新任务，历史教学应该而且能够承担起这样的重任。

认识科技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促进作用进一步确立和巩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人类社会正经历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二次科技革命。科技革命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直接引起了产业大变革和人类社会的深刻变化。发端于英国的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使资本主义制度在欧美真正确立起来，人类社会进入蒸汽时代;以电力运用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使资本主义迅速向垄断阶段发展，人类社会进入电气时代;以原子能和计算机的开发利用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其规模、深度和影响都超过了前两次科技革命，人类社会进入原子能和信息化的时代。对科技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马克思、恩格斯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评价。他们认为第一次科技革命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的进步”，是“摇撼旧世界基础”的“伟大杠杆”，对当时方兴未艾的第二次科技革命，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将因此得到极大的发展”，而且“终将成为消除城乡对立的最强有力的杠杆”，“实际上是一次巨大的革命”。科学技术革命是“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每一次科学技术革命，都不同程度地引起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深刻变化和社会的巨大进步。了解科技进步对历史发展所起的巨大促进作用，可以使学生加深对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观念的理解，从而使这一观念得到进一步确立和巩固，历史教学在这一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别的任何一门学科都无法替代的。

学习古今中外科学家坚毅不拔、勇于探索的精神，进一步确立和巩固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观念

人类历史上的每一项科技发明和科技创造，科技的每一点进步，都凝聚着科学家的智慧和心血，都与科学家坚毅不拔、勇于探索的精神分不开。明朝杰出的医学家李时珍，穷尽毕生精力，披阅800余家著作，详细评注医书270余部、药书40余部，积累了上千万字的笔记资料，并到北京、河南、江西、南京等地实地考察，访问了成千上万的群众，遍采各种草药，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然后动员全家老小，花了30年的时间，三易其稿，终于写成了《本草纲目》一书。书中共收药物1892种，附处方11096则，插图1000多幅，书中对每种药物的名称、性能、用途都作了详细的说明，并订正了历史相沿的许多错误。如此复杂艰巨的工作，李时珍所付出的心血可以想见。据史书记载，当李时珍写完书准备把它献给朝廷时，突然去世。李时珍是为完成《本草纲目》这一药物学发展史上的鸿篇巨制而累死的。意大利杰出的天文学家布鲁诺，继承并捍卫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遭到教会的残酷迫害，被迫流亡国外15年，回国之后又被捕入狱，在宗教法庭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之下，他坚贞不屈，公然揭露教皇和经院哲学家的罪恶与伪善，经过7年囚禁，布鲁诺被判处以“不流血的任何处理”，最后被活活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宣判死刑时，他怒斥法官，“你对我宣读判词，比我听到判词还要感到恐惧”，临刑时，他高呼，火不能征服我，未来的世纪会知道我的价值。未来的世纪知道我的价值，这价值不仅体现在他的科学成就上，更体现在他为科学真理而斗争和献身的精神上。这种精神是激励后来的人们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强劲动力。

了解中国科技和世界科技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进一步确立和巩固振兴科技的民族自信心、历史责任感和时代紧迫感

科技史范文篇6

一、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科技价值观

科技教育最终目的是使学生对科技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妥善处理和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因此，让学生了解和掌握科学技术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十分必要的。简单机械的传授只会使学生静态、被动地吸收知识，变成科技知识的“存储器”，而不是科技观念的传承者和科技意识的实践者。只有让学生获得切身体验和直接经验，才能帮助学生树立对科技正确的价值观。

在七年级下册《科学技术(上)》的教学中，我有意识地将课后的思考题同课堂教学结合起来，引用大量的资料，仔细分析了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的发明以及给人类社会带来的重大影响，详实地论证“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帮助学生树立起“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价值观。

二、要培养学生对科技的理解能力

科技素养的培养首先取决于学生对科技知识的掌握程度。现有的历史教材中包含着丰富的科技史内容，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运用各种手段，在课堂上营造出浓厚的求知氛围，激发学生对科技的持续兴趣，进而引导学生自觉主动地学习，在有效了解科技知识的基础上，尽可能使学生领略到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科学道理，不为某些假象所迷惑，从而提高对科技知识的理解能力，这是进行科技教育的基本体现。

如在讲到“科学技术的发展”一课中的“詹天佑与京张铁路”一目时，教师上课时用预先制作好的青龙桥地段的复杂地形模型，给学生一个比较直观的印象，请他们提出减缓坡度的方法，并根据当时的条件选择最佳方案。同学们的积极性一下子被调动了起来，由于是亲自动手实践得出的结论，印象就特别深刻，物理学上的力学等概念也显得容易理解了。通过动手实践，学生领悟到科技需要学习，更需要创造的道理。

三、要培养学生对科技的探究能力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在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就是希望自己是一个发现者、探究者。而在青少年的精神世界中，这种需要特别强烈。”新课标突出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创新的基础是探究，没有探究就不可能有创新。

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为了人类的光明，经历了无数次的探究、失败、再探究，终于发明了电灯。科技探究是新课标的灵魂，科技探究能力是在学生探究性学习过程中形成的。因此，教学中，教师必须向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让学生亲自参与实践，体验科技探究过程的曲折和乐趣，学习科技方法，发展科技探究所需的能力并增进对科技探究的理解。在引导和组织学生进行探究性学习时应注意通过各种教学资源，以保证活动的落实，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在课堂上进行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探究活动，让每一个学生都经历科技探究过程，使学生在不断的活动中，学会科技探究，在探究中提高自己的科技素养。

四、要培养学生对科技的实践能力

同志曾经说过：“实践出真知”，自然界丰富多彩、奥妙无穷，如果学生在课堂上面对教师苍白的讲解和书本的文字，对历史学科就不可能产生浓厚的兴趣，就不可能进发出创造的火花。因此，教学必须注重它的实践性，增加学生的实践机会，让学生走进大自然这一魅力无穷的殿堂。

科技史范文篇7

A.欧阳修B．苏轼C.王安石D．柳永

2．被尊为“花间派”鼻祖的词人是()。

A.温庭筠B．韦庄C.李煜D．柳永

3．中国古代戏曲中的杰作《西厢记》的作者是()。

A.王实甫B．关汉卿C.白朴D.马致远

4．我国古代田园诗派的创始者是()。

A.屈原B．李白C．王维D．陶渊明

5．唐代诗人孟浩然是()。

A.“韩、孟”诗振的代表人物B．边塞诗派的代表人物

c.新乐府诗派的代表人物D．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

6．“唐宋八大家”之首的是()。

A.苏轼B．韩愈C.柳宗元D．欧阳修

7．以下不属于中国古代四大文学名著的是()。

A，《三国志》B，《红楼梦》C．《西游记》D．《水浒传》

8．创作于清代的小说是()。

A.《三国演义》B．《水浒》c．《红楼梦》D.《西游记}

9．我国清代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是()。

A．侯方域B．蒲松龄C．曹雪芹D．顾炎武

10．下列作家属于“文学研究会”成员的是()。

A.沈雁冰B．闻一多C.郭沫若D．郁达夫

11.下列作家中早期作品大都歌颂母爱、赞美自然的是()。

A.茅盾B．C.金C．老舍D．冰心

12．艾青的成名作是()。

A.《北方》B．《向太阳》

c.《归来的歌》D．《大堰河——我的保姆》

13．《边城》是哪位作家的代表作?()。

A.殷夫B．老舍C．沈从文D．萧军

14．有居民20万户，城市布局打破了“坊”、“市”界限的国际性大都市是()。

A.唐都长安B．宋都东京C；宋都临安D．元大都

15．唐太宗时期，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史称()。

A.文景之治B．开皇之治C．贞观之治D．开元盛世

16．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导火线是()。

A.清末预备立宪的骗局B．黄花岗起义失败的刺激

C．保路运动D．彭楚藩、刘复基、杨洪盛等被捕就义

17．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是()。

A.魏源B．龚自珍C.林则徐D．李鸿章

18．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实行的“重本抑末”的政策是()。

A.加强中央政府，削弱地方势力的政策

B．强化皇权，削减宰相和百官权力的政策

C．重视农业，轻视和限制商业、手工业的政策

D。强调以儒家学说为本位，压制和排斥其他学说的政策

19．五四爱国运动的导火索是()。

A.北洋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B．C.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C．日本加紧侵略中国D．北洋军阀政府卖国

20．袁世凯为了得到帝国主义国家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于1915年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

A．善后大借款B．西院借款

C．二十一条D．日华战争协议记录

21．1915年9月兴起的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是()。

A.B．陈独秀C．胡适D．鲁迅

22。北宋的都城为()。

A.东京B．大都C．汴梁D．上京

23。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租界的是()。

A.美国B.法国C.英国D．俄国

24．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是()。

A.兴中会B。华兴会C．同盟会D．日知会

25．中共“一大”选出的中央局书记是()。

A.B．李达C．陈独秀D．

26．广东革命政府东征讨伐的对象为()。

A.孙传芳B．吴佩孚．C．陈炯明D.

27．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

A.李唐战争B．蒋桂战争C．蒋冯战争D.中原大战

28．遵议会议召开于()。

A.长征之前B．长征开始时C.长征途中D.长征结束后

29．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的作家是()。

A.莫泊桑B．屠格涅夫C．左拉D．欧·亨利

30．诙谐幽默，寓悲于喜，形成“含泪的微笑”的独特风格的美国著名小说家是()。

A.莫泊桑B．杰克·伦敦C．屠格涅夫D．欧·亨利

1.B2.A3.A4.D5.D6.B7.A

8.C9.C10.All.D12.D13.C14.B

15.C16.C17.C18.B19.B20.C21.B

科技史范文篇8

教学目标

1．知识方面：通过本节内容的教学，使学生了解或掌握在西学影响下的近代思想的发展特点；严复的思想及影响；龚振麟、李善兰、徐寿、华衡芳、詹天佑、冯如等人的科技成果及贡献；洋务运动时期的新式学堂；维新运动时期的新式学堂与京师大学堂；清末新学制的制定和科举制度的废除。

2．能力方面：

（1）通过对向西方寻求强国御侮之道的思想界的教学，培养学生历史知识的迁移能力以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的能力。

（2）通过对科学技术成果的教学，培养学生归纳、概括历史知识的能力。

（3）通过对洋务派和维新派兴办的新式学堂的教学，培养学生比较问题的能力。

3．态度、价值观方面：

（1）通过对先进的思想家、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突出事迹的教学，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勇于面对挫折，战胜困难的坚强意志。

（2）通过对“西学”影响下的思想，科学和教育的讲述，使学生认识到晚清的历史不仅是被侵略的屈辱史，更是不屈的抗争与探索的进步史。

4．学法指导方面：

（1）引导学生用列表的方式归纳“科学技术的成果”，训练学生列表归纳历史知识的方法。（2）指导学生阅读表格《洋务派创办的著名新式学堂》，并引导学生运用分项分析的方法归纳出洋务派的新式学堂创办的时间特点、学习的主要内容及培养的目标。

重点、难点分析

1．重点分析：本课的重点是向西方寻求强国御侮之道的思想界和教育的变革。向西方学习是晚清文化的一个重大课题，这在思想界尤为突出。思想界本着向西方寻求强国御侮之道的宗旨，在向西方学习这个问题上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和选择取舍的过程。这一部分内容，不仅在本节，而且在第四章均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把握章节内容的关键。清末教育改革是在清政府主持下进行的，带有浓厚的封建性。然而，从总体上看，清末办学堂、废科举，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是历史的进步，在近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学习这一内容，还有利于培养学生辩证分析问题的能力。

2．难点分析：对“西学”影响下的思想、科技、教育的共同特点及成因的分析是难点。正确理解此问题需要学生具有一定的归纳、概括历史知识的能力、史料研习能力，以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问题的能力。因此，在教学上的难度相对较高。课堂教学设计

师：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2年清帝退位，这一段时期我们称之为清朝晚期。我们已经学习过了清朝晚期的政治、经济，今天我们来共同学习这一时期的文化。（板书第四章课题）首先，我们学习第一节（板书第一节课题）。“西学”，是指西方先进的科技及思想文化。鸦片战争以来，历史的沦桑剧变使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越来越痛苦的认识到，昔日他们眼中的“蛮夷”有着比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更高层次的文明。于是，他们走出狭窄的书屋，放开视野，去看世界，学世界，追赶世界。从而使晚清的思想、科技、教育在“西学”的影响下，开始了近代化的进程。

一、向西方寻求强国御侮之道的思想界

1．晚清思想界的发展及其特点

师：在前面几章，我们已经学习了近代思想界的各个派别，请大家回忆一下，各派提出各自主张的出发点有何共同之处？

生：（回忆并作答）

师：请大家阅读课文第137页介绍中国思想界向西方学习的小字，归纳出思想界向西方学习可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学习热点分别是什么？

生：（阅读后作答）

师：（出示幻灯）19世纪40～60年代工艺技术19世纪70～90年代“格致之学”19世纪90年代社会科学，政治制度从学习内容看，思想界在学习西方上呈现出什么趋势？

生：（讨论并作答）

师：大家回答得很对。请大家注意这三个阶段的起始时间，并联系所学知识，分析为什么思想界会呈现出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特点？如果感到有困难的话，请参考以下几个问题进行思考，同桌也可以讨论。（幻灯打出参考问题）①为什么各派会如此急切地向西方学习？各派向西方学习的具体背景分别是什么？有什么共同点？②70年代中国经济上发出了什么重大变化，这变化与学习内容的变化间有何联系？③学习热点出现根本性变化是哪一阶段，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生：（分析、讨论并作答）

师：大家说得都不错，给了我不少启发。现在我也谈谈自己的观点，这不是唯一的答案，仅供大家参考：在时代的呼唤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阶级结构的变化，思想界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呈现出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特点。在西学热潮中，贡献最大的是严复。

2．严复的思想及贡献

师：请大家阅读课文第137页至138页有关严复的内容，概括严复的思想及主要贡献。

生：（阅读课文后作答）

师：严复毕业于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神州船政学堂，反来又曾留学英国。所以他对西学的了解比康有为、梁启超更为系统、深入，对西方社会科学、政治理论的介绍也就更为全面。大家能不能联系当时中国面临的局势及思想界的状况，分析《天演论》所宣传的社会进化理论的进步意义？

生：（思考后作答）

师：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严复的社会进化理论的确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使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投身到维新变法的运动中去。《天演论》出版后，社会上许多人纷纷以“竞雄”、“天择”、“适之”为字，胡适的“适”字也是取“适者生存”之意，可见《天演论》是何等深入人心了。随着思想界学习西方层层深入，随着经济的发展，晚清的科学技术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二、科学技术的发展

师：请大家阅读课文有关内容，并以表格的形式分人物、称谓、主要贡献三类归纳主要内容。生：（阅读并列表）

师：（检查并总结，如有条件，可选择学生做好的表格由学生自己到前面演示。或者由教师出示写有表格的幻灯片供学生参考。表格略）

生：（分析表格并作答）

师：科学家向西方学习呈现出什么特点，与思想界不同时期的学习热点有何联系？

生：（分析、讨论并作答）

师：同思想界的学习热点相一致，科技向西方学习也经历了由学习兵器制造到学习自然科学的历程，而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有的赶上甚至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那么，他们获得成功的奥秘是什么呢？请大家引用课文史实加以说明。

生：（讨论并作答）

师：大家讲得很好。他们不畏艰难、百折不挠、勇于创新、爱国图强，所以成就突出。他们的拳拳爱国之心尤其令人感动。下面，我们请一位同学讲讲詹天佑的故事。（事先布置一个小组准备詹天佑修筑京张铁路的故事，注意向学生强调爱国主义的角度及限定时间）

生：（作为小组代表讲叙故事，故事略）

师：正是由于詹天佑等杰出的科技人员把个人的努力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他们才会取得令西方人也不敢小瞧的杰出成绩。随着经济的发展，思想的进步，政治的变化，晚期教育也开始了革旧立新的过程，最突出的是新式学堂的兴办和教育和改革。

三、新式学堂的兴办和教育的改革

1．新式学堂的兴办

师：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中较为开明的官员就提出改革封建教育的主张。课文向大家介绍了洋务运动期间和维新变法期间的新式学堂。请大家阅读课文第141页《洋务派创办的著名新式学堂》表格，思考以下几个问题：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的教学内容及目的同以前相比有了什么变化？从时间看，其教学内容呈现出什么趋势？

生：（阅读表格，思考并作答）

师：请大家继续阅读课文维新运动期间的新式学堂的有关内容，比较一下，此时期创办的学堂比洋务运动时期有了哪些变化？

生：（阅读课文，比较并作答）

师：随着新式学堂在教学目的、内容等方面近代化进程的加深，科举制度越来越不适应形势的需要，教育出现了重大的变革。

2．新学制的颁布和科举制度的废除

师：1904年，清颁布了中国近代第一个系统完备并付诸实施的法定学制——《奏定学堂章程》。我们请一位同学朗读一下课文第142页的有关小字，大家边听边思考一个问题：对比封建学制，此章程的进步之处是什么？（学生朗读后幻灯打出有关封建教育的类型、阶段、内容的材料）

生：（一学生朗读小字，其他学生边听边思考，朗读后学生观看幻灯并作答）

师：很好。这个学制的建立和实施，改变了中国长期封建式官学、私学、书院等的学校形式，在教育的类型、阶段、内容上均有了重大改变，顺应了教育近代化的要求，为近代形式的学校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这无疑是历史的进步。但这一学制又有它的局限性。请大家结合课文第142而插图《新式学堂学生用发辫当圆规画图作几何习题》，思考一下局限性是什么？生：（阅读插图，思考并作答）

师：为什么会带有浓重的封建烙印呢？

生：（思考并作答）

师：我把大家讲的归纳一下。清末的教育改革是在清政府的主持下进行的，其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就使近代教育在迈向近代化的同时带有浓重的封建烙印。此学制的颁行，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制度的形成。此学制颁布的第二年，1905年，开始于隋唐时期，实行了1000多年的科举制退出了历史舞台。科举制度的废除标志着旧的教育制度在形式上的完全终结。课后大家有时间可以总结一下科举制的发展史。

师：我们今天学习了“西学”影响下的思想、科技、教育。请大家概括一下他们在发展过程上的共同特点是什么？

生：（思考、讨论并作答）

师：史学界称此现象为“西学东渐”，即西方的科学技术、思想文化逐渐向中国渗透。最终的结果是以资本主义思想文化逐渐取代封建主义思想文化。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近代化，这无疑是历史的进步。在动荡的近代中国，我们中华民族表现出了巨大的凝聚力，在不同阶段，各阶级的人们为了救亡图存进行了不懈的抗争与探索，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国家才会在危难中屹立不倒，在探索中不断进步。（课后作业：思考题——我们今天在某些方面向西方学习，那么我们应吸取古人哪些经验、教训？）

第二节新旧交替时期的文学、艺术和史学

教学目标

1．知识方面：通过本节内容的教学，使学生了解或掌握“史界革命”及其代表人物梁启超、王国维的主要贡献；甲骨文的发现；鸦片战争时期的爱国诗人；“诗界革命”和黄遵宪的诗歌；“谴责小说”；京剧的形成；上海画派和岭南画派。

2．能力方面：

（1）通过本节课的教学，引导学生总结新旧交替时期的史学、文学和艺术的主要成就，培养学生综合归纳历史问题的能力。

（2）通过“史界革命”与“诗界革命”的教学，培养学生分析史料，提炼观点的能力。

3．态度、价值观方面：

（1）通过对新旧交替时期，我国一批史学家、诗人、小说家、艺术家满怀爱国热情，努力反映社会现实、勇于探索和革新，从而推动我国近代文化发展的史实教学，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创新意识。

（2）通过对新旧交替时期文学、艺术作品的介绍，培养学生对诗歌、小说、戏剧、绘画的欣赏水平和审美意识。

（3）通过对新旧交替时期史学、文学和艺术成就的分析，使学生了解：我国近代文化的发展呈现出新旧交替的时代特点，从而加强学生对近代国情和近代文化推动我国社会转变的认识。4．学法指导：

（1）引导学生采用列表的方式，归纳史学、文学、艺术的主要成就，以利于掌握同类史实的共同本质和各自的特殊性。

（2）引导学生分析课文第145页《冯将军歌》片断，使学生了解应从诗歌反映的内容、表达的感情以及表现形式上的分析诗歌特点。

重点、难点分析

1．重点分析：“史界革命”、“诗界革命”和“谴责小说”是本节重点。“史界革命”标志着我国近代史学的真正崛起，其代表人物梁启超是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创始人。他提出的史学新理论猛烈地批判了封建史学，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王国维运用史学新理论在史学领域的众多方面取得了辉煌成果。学习这一内容，既有助于了解晚清史学的主要特点，又利于培养学生的史料研习能力及归纳问题的能力。“诗界革命”是维新变法运动在文学领域的反映，是那个时代的一股进步的文学潮流。它在近代诗界的影响和取得的成就是不可磨灭的，对当时的社会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谴责小说”是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独有的反映，广泛触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及进步意义。“诗界革命”和“谴责小说”在近代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学习这一内容，还有助于培养学生进一步认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2．难点分析：对“史界革命”和“诗界革命”特点与实质的理解是本节的难点。作为社会存在的反映，“史界革命”与“诗界革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即新旧交替。理解这一特点，需要学生具有一定的辩证分析的能力。因此，教学有一定的难度。受以往知识影响，学生可能会将这里的“革命”的含义与通常意义上的革命混同。而这里的“革命”，实质上是变革维新，是倡导者当年的特定用语。理解这一实质需要学生具有一定的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教学难度相对较高。

课堂教学设计

师：上节课我们介绍了“西学”影响下的思想、科技和教育，这节课我们继续介绍这一时期的史学、文学和艺术（教师板书第二节课题）。

一、新史学和考古的成就

师：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和史学著作纷纷传入中国，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传统。在“卫种族，长国威”的呼声中，一些史学家向中国传统的封建史学提出了挑战，以改造旧史学、建立新史学为特点的“史界革命”在中华大地勃然兴起，新史学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和王国维。梁启超是我国近代史上提出破除封建史学，进行“史界革命”，建立资产阶级新史学的第一人。20世纪初，他发表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两篇论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史学观点。在文章中，梁启超为旧史学列了四大罪状。请大家阅读课文第143页竖体字“梁启超为中国旧史学四弊”，概括主要内容，指出梁启超从哪些方面指出旧史学的弊端？

生：（阅读、讨论、作答）

师：梁启超从服务对象、内容、实质及指导思想上对旧史学进行批判后，鲜明地提出了他的史学新理论。书上列出了他最主要的观点。请大家阅读课文第144页相关内容加以概括。生：（阅读、概括并作答）

师：这两点对比旧史学新在什么地方？

生：（比较后作答）

师；这两点均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尤其是他关于探求历史发展规律的观点，是其新史观中最值得称道的地方。所以课文用一句话概括了梁启超的主要贡献——奠定了新史学的理论基础。新史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王国维。请大家阅读课文第144页的相关内容，思考王国维的贡献是什么？与梁启超相比有何不同？

生：（阅读课文、思考并作答）师：王国维运用新史学理论拓展了史学研究的领域。他开创性地研究封建社会无人过问的杂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一时期，史学上还有许多明显的进步。请一位同学朗读课文第144页第一段介绍历史编纂体例的小字，其他同学边听边概括其主要内容。

生：（一学生朗读，其他学生边听边思考，然后作答）

师：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史学从史学理论到研究领域到史书体例都有了重大的变革，因此，我们称之为“史界革命”。清末考古也取得了重大成就——发现了甲骨文。关于甲骨文我们初中已经学习过相关内容，请大家结合已有知识及课文第144页相关内容明确甲骨文的含义、出土地点、时期及发现甲骨文的重大意义。

二、“诗界革命”与“谴责小说”

1．鸦片战争时期的爱国诗人

师：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侵略者的“船坚炮利”，惊醒了一些爱国知识分子，他们探索新知识，关心时局，奋笔写出了不少爱的诗篇。请大家阅读魏源的《秦淮灯船引》，以及课文第145页小字第一段，归纳此时期的诗歌反映的主要内容。（附）《秦淮灯船引》片断：“二百余年桃叶渡，七万里外红毛刀。肯信围城忽尊俎，一夕千戈变干羽。百万金缯万虏欢，倾得蛟宫宝藏完。”

生：（阅读后作答）

师：鸦片战争期间的爱国诗人以其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开辟了近代文学的新局面。

2．“诗界革命”

师：甲午战后，政治领域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

生：（回忆并作答）

师：维新变法运动在文学领域上的反应是“诗界革命”的兴起。“诗界革命”的代表人物是夏曾佑、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等人。他们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请大家据此归纳“诗界革命”的内涵、实质及局限。

生：（归纳并作答）

师：大家讲得都很好，我把主要观点归纳一下。“诗界革命”主张反映新的现实政治社会生活内容，在创作方向、创作内容上对旧的诗歌传统进行了重要的改革。但此时的诗歌并未完全突破旧的诗歌形式，未能实现诗体的真正解放，所以这里所说的“革命”的实质是变革维新。“诗界革命”中成就最大的是黄遵宪。（引导学生结合课文第145页第二段介绍黄遵宪的小字加深对黄遵宪的认识。）黄遵宪是当时公认的诗坛名将，诗作颇丰，代表作主要有：（出示幻灯）《冯将军歌》（中法战争）《哀旅顺》（中日战争）《乙亥杂诗》（）《七月二十一日外国联军入犯京师》（八国联军侵华）

师：课文第145页还引用了《冯将军歌》的片断，我们请一位同学朗读一下，大家能不能根据幻灯内容及《冯将军歌》片断概括出黄遵宪诗歌的特点？

生：（思考并作答）

师：很好，正因为他用诗歌记录中国乃至世界的重大事件，出色揭示了民族矛盾，表达了反帝国的激情，所以他的诗被称作“史诗”。

3．谴责小说

师：请大家阅读课文第146页有关内容，概括“谴责小说”产生的背景、代表人物及作品；“谴责小说”的主要特色。（教师可适当补充代表人物及其作品的有关材料，最好课前发给学生，以便学生从中分析特色）

生：（阅读课文后作答）

师：“谴责小说”空前广泛地触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较充分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是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活的写照。清末，西方名著开始翻译成中文。课文第146页介绍了著名的翻译家林纾。（请一位同学朗读）

生：（朗读课文）

师：晚清的艺术也有所创新，最突出的是新剧种和新画派的形成。

三、京剧的形成和著名画派

1．京剧的形成与发展

师：（引导学生阅读课文第146页相关内容，归纳京剧形成、发展的线索。强调乾隆年间，道光年间，同治和光绪年间三个阶段。）

生：（阅读、归纳）

师：晚清最卓越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是程长庚和谭鑫培。（结合课文第146页小字及有关材料介绍程、谭的有关资料。如有条件，可放有关唱腔的录音，培养学生的欣赏能力）甲午战后，许多京剧更突出体现了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如《桃花扇》。（可简单介绍《桃花扇》剧情）

2．上海画派和岭南画派

师：随着对外开埠通商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上海和广州成为繁华的大城市。许多画家到这两地卖艺谋生，逐渐形成了上海画派和岭南画派，给中国美术界带来了重大变化。上海画派的代表人物是任伯年、吴昌硕。（引导学生阅读课文第147页有关小字及绘画，领略上海画派泼辣、豪放、活泼、新鲜的风格，感受画家作品中蕴含的对国家、民族的关切之情）

生：（阅读、欣赏、讨论）

师：岭南画派的主要代表是高剑父。在艺术创作上，他大胆吸收西洋画、日本画精华，改变了中国传统画主要用线条表现对象的画法，侧重用水彩或水墨渲染来描绘形象，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师：请大家回顾一下这节课的主要内容，归纳史学、文学、艺术的共同特点）

生：（思考、讨论）

师：我来把大家讲的归纳一下，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点：爱国、创新同时又新旧交替。当然，“新”是发展的主流。那么，出现这些特点的根本原因又是什么呢？

科技史范文篇9

[关键词]冶金史；再建制化；研究现状；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设有“冶金史”硕士点的高校有两所：北京科技大学与郑州大学；设有博士点的只有北京科技大学(以2007年全国硕士、博士研究生招生目录为准)。当然，从事冶金史研究的其他单位或个人还有许多，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上海博物馆等以及著名的冶金史专家华觉明先生等等。北京科技大学的冶金史研究起步较早，它是目前国内从事冶金史研究的最早机构与权威机构之一，现在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的前身为原北京钢铁学院的冶金史组，它成立于1974年，1982年更名为冶金史研究室，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柯俊先生担任顾问。该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在冶金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为中国的冶金史研究博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综国内目前的冶金史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采取“实地考察、抽取样品～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的研究程序，即科技史研究领域所谓的实证性研究方法；从其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来说，按科技史研究界的通俗分类，处于内史的研究阶段。

实践证明，在科技史研究的历程中，内史的研究首先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与首要关注点，这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因为人们认识事物，首先总是从认识其本身而开始的。浏览一下目前国内唯一的部级的科技史期刊《自然科学史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从其创刊伊始直至1999年，该刊所公开刊登的科技史学术论文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内史的研究范畴，即驻足于史料的收集考辨或论证的阶段，特别是在其20世纪80年代所刊登的科技史论文，几乎概莫能外，而对于与科技史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在的因素则很少涉及。这是我国国内科技史研究初创时期的研究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所以这也必然影响到冶金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或者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众多的犹如冶金史研究一样的其他科技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而最终形成了当时国内科技史研究的现状。其实，目前国内科技史的研究的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仍然还裹足于内史研究的阶段，还处于蹒跚前进之状态。然而，放眼国外的科技史研究同行，他们早已走出内史研究的圈子，而关注于和科技本身密切相关的一切外在因素——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哲学等等。例如苏联物理学家赫森1931年发表的《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和默顿于1938年发表的《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其实就标志着科技史研究之外史研究的转向。前者后来发展为以贝尔纳为代表的科学学，后者发展为以默顿为代表的在西方有着重大影响的科学社会学。这两者都把科技的发展作一种外在的、社会学的理解，从而开创了科技史研究的新领域，而且此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众多的伟大的研究成果。例如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等，成为科技史研究领域的经典研究之作，并形成了所谓的贝尔纳学派；而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或称之为默顿学派，除默顿本人的成名作及其《科学界的规范结构》和《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之外，其他代表性研究人物及其著作还有本·戴维德的《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戴安娜·克兰的《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体的扩散》以及科尔兄弟的科学界社会分层研究等；同时，从其中还发展出了所谓的“后默顿”传统，即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它的出现，不仅在科学社会学领域取得了话语霸权，而且在科学社会学界、科学哲学界、科学史界乃至更广泛的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外史研究的转向，能给科技史研究提供更广泛的研究视野与研究领域。其实，国外除了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科学技术之外，从哲学的视野来研究科学技术也是硕果累累的。从逻辑主义→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思潮；从石里克、卡尔纳普波普→库恩、费耶阿本德、拉卡托斯→劳丹、夏佩尔这一连串如雷贯耳、耳熟能详的“主义”与名字中，我们确实感到了我国科技史研究的滞后。于是乎，我国著名的科学史家刘钝先生提出了新世纪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再建制化”问题，按笔者的理解：“再建制化”问题除了是科技史研究机制的继续提高与完善之外，更应该是科技史研究方法的再建制。

事实证明，作为一门连接文理学科的跨学科研究——科技史研究，在经历了目前萦绕于科技史研究界的那种“目前中国科技史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再搞”的梦魇之后，我们的研究视野、研究领域必须跨出内史的门槛，走向与科技史密切关联的社会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等一切相关的领域，从而探讨它们之间的直接或间接关系，寻找自己更大的生存空间与发展领域，并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如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开创新的研究思路，走向与外史研究相结合之路、走向外史的研究之路，这也许是目前国内科技史研究也包括冶金史研究在内的研究方法“再建制化”的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冶金史研究的学术论文，还大都遵循“矿冶遗址考察、抽取样品一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之研究范式[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只是冶金考古(archaeometallurgy)的研究范畴，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冶金史(historyofmetallurgy)研究]，不能否认，这种实证性的研究方法曾为国内冶金史研究的进步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而且受到了国际冶金史研究同行学人的高度赞誉。然而，作为对人类文明三大标志之一的冶金技术的研究却抛开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因因素而进行纯冶金内史的研究，视野确系过于狭窄。因为科技史本身发展的历程表明：任何一项科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与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变革、文化思想等密切关联。因此，今后开展冶金史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其他一些目前还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研究，或许是其在新世纪取得更大研究成果的研究新领域。

笔者认为，今后国内的冶金史研究除继续从事所谓的内史研究之外(这种内史性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随着国内科技考古遗址的逐年发掘、新的矿冶遗址或者新的冶金文物的出土，都需对它进行内史性的研究与考证)，还可以而且是必须从以下一些方面进行研究：

1．中国古代冶金史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关系冶金技术的发明作为人类文明出现的三大标志之一(其他两项标志分别是文字的发明与城市的出现)，它在促进中国古代文明历史的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冶金技术不断迭进的历史。从早期的铜、铁、锡、铅等的冶炼而造就的中国古代辉煌灿烂的青铜器文明到今天现代化的钢铁冶炼而形成的钢铁文明等，一直渗透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聪明才智。在此期间，中华民族冶金技术的许多次世界领先，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在这一领域的独步天下的豪气。因此，通过冶金史的研究，有利于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文明史的形成、发展与兴盛的历史进程。

2．冶金史与各个朝代的社会生产力之关系

人类从最初的刀耕火种发展到青铜农具特别是铁制农具，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为这不仅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富足，而且也大大地提高了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本领。与此同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冶金技术的发展，所以冶金技术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两者互相促进、互相发展。因此，如果割裂这种联系而只是单纯地研究各个朝代的冶金技术的发展情况，确实有一种历史的单薄感。

3．冶金技术思想(史)研究

中国是一个拥有浓厚哲学思维与历史文化积淀的国度，一部中国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中国思想史。作为时代中人，不论之于达官贵人抑或是从事被称为“雕虫小技”的如从事冶金技术操作的卒与徒，都不能不受到社会思潮或思想的浸淫，而这种影响的结果，便是体现于他们劳动产品或技术产品中的各种各样的技艺或工艺。例如常见于商代中晚期及西周早中期青铜器上的饕餮与夔龙纹饰，这一方面给人以威严恐怖之感，另一方面又仿佛是沟通人神的化身，含有巨大的原始宗教力量，体现出超越现世间的权威神力的观念，但春秋中期以后，青铜器的纹饰从那些威震一时的饕餮、夔龙等种种神灵，已经变成了人兽搏斗、武士刺虎、妇女采桑、弋射飞雁等形象，充分反映了人与自然界的题材开始大量涌现，这其实表明了人的价值开始被认识，社会生活的内涵成为青铜器纹饰的一个重要母题。这种变化，其实体现了中国古代从以神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价值思想观念的变化。此外，中国古代的“五行说”、“阴阳说”、道教、宋明理学等等传统思潮都曾对中国的冶金技术有着深厚的影响。例如灌钢技术的发明，就与中国古代“和”的哲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天工开物·五金·铁》记载：“凡铁分生、熟，出炉未炒则生，既炒则熟。生熟相和，炼成则钢。”在这里，作者用“生熟相和，炼成则钢”这一简洁有力的语言，不仅是对这种灌钢工艺所作的生动描述，同时也是用“和”的哲学思想对冶炼技术所作的精辟总结。推究其原因，就在于人们通晓了生铁与熟铁的各自属性，同时又受到“和”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因此通过多年的亲身实践后，发明了“灌钢”这一工艺技术，这对中国古代冶金技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4．冶金史与社会政治之关系

综观中国古代冶金史的发展历程，冶金史也像其他事物的发展一样，有高潮也有其低迷的时期。这其中与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及其所推行的政治意识形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宋代的矿冶业之所以如此发达，这就得益于宋朝政府对矿冶业的重视的国家政策，例如宋政府对矿冶业的鼓励开发的告发政策、矿产品的售卖政策以及对矿冶业的管理政策等，都为宋代矿冶业的兴隆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但在清末，由于清政府政治上的腐败、矿冶管理政策的失误以及当时国外近现代冶金技术的引进等原因，导致了中国冶金技术在清末的逐渐衰弱与萎缩。转5．中外冶金技术交流史研究

正如任何事物的发展与其同类其他事物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交流与联系一样，中国的冶金技术也必然与国外的冶金技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流。不论是驼铃声声的塞上古道之丝绸之路，还是碧波荡漾的海上丝绸之路，都曾带去了中国古代的冶金技术，同时也捎回了国外先进的冶金技术。科技交流史研究表明：中国古代同阿拉伯国家、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确实存在着冶金技术的交流。例如梅建军教授认为：由砷铜的存在及铜器的特征，可以初步肯定，甘青地区在齐家和四坝文化阶段同新疆及欧亚草原地带存在文化上的联系及相互影响。所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可以丰富我们的视野，同时也可以澄清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起源问题。

6．多学科多视野的综合研究之路

因为科技史本身就是一个边缘性、交叉性的学科，这也就决定了对它的研究必须采取多学科多视野的综合研究，而“冶金史的研究涉及到采矿、冶金、材料、历史、考古等多学科的知识和物理及化学组成分析研究手段与方法，因此这不仅要求冶金史研究者本身要不断学习，扩大知识面，改进知识结构，同时多学科的结合，更是开展冶金史研究的重要途径”。在现阶段，冶金史研究与考古或者说是科技考古结合得较为紧密，依靠这种结合，冶金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对古代铜镜表面“黑漆古”生成原因和机理的研究成果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其实，从更广泛的学科综合来看，冶金史研究还可以与其他学科进行结合，即除了传统的“矿冶遗址实地考察一实验分析一文献考证一结论”的研究思路之外，我们还必须吸收或借鉴其他学科的优势方法，例如人类学、文化学、民俗学等方法，融冶金史的文化价值及社会价值之综合取向，从而拓展我们的研究领域与研究空间。例如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冶金史就是一个非常新颖且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在此方面，对西南民族地区的铜鼓研究就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但目前对铜鼓的研究，也还处于铜鼓制造技术、铜鼓金属成分分析等方面，从民俗学的视野进行研究尚待来日。

7．对国外冶金技术进行研究

由于语言的限制、文献的不足以及金属器物的缺乏等原因，目前国内冶金史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对国外冶金技术的相关研究，然而在国外，却有相当一批冶金史研究者对中国古代冶金技术进行研究，这除了与中国古代的金属器物流失海外而给国外的研究者提供了实物考证之便之外，还同他们有着充足的研究经费密切相关。所以，目前国内冶金史研究的这种现状，也就决定了国内的冶金史研究者很难与国际同行进行高水平、全方位的对话与交流，这种状况其实也是国内目前整个科技史研究的窘境。

8．对近现代的冶金技术进行研究

“厚古薄今”是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一贯传统，也是其研究特点，所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国家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近几年来力倡对中国近现代科技史进行研究。例如从2000年底开展了“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综合研究”，其研究成果已以《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丛书》的面目出现，但其中缺失中国近现代冶金史研究这一环节，因此作为冶金史研究者，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这一历史性任务，从而补上这一缺失的环节。

9．对冶金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即冶金史基础理论的研究或冶金史元研究。从而建立起冶金史研究的理论框架

科技史范文篇10

综国内目前的冶金史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采取“实地考察、抽取样品～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的研究程序，即科技史研究领域所谓的实证性研究方法；从其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来说，按科技史研究界的通俗分类，处于内史的研究阶段。

实践证明，在科技史研究的历程中，内史的研究首先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与首要关注点，这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因为人们认识事物，首先总是从认识其本身而开始的。浏览一下目前国内唯一的部级的科技史期刊《自然科学史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从其创刊伊始直至1999年，该刊所公开刊登的科技史学术论文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内史的研究范畴，即驻足于史料的收集考辨或论证的阶段，特别是在其20世纪80年代所刊登的科技史论文，几乎概莫能外，而对于与科技史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在的因素则很少涉及。这是我国国内科技史研究初创时期的研究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所以这也必然影响到冶金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或者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众多的犹如冶金史研究一样的其他科技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而最终形成了当时国内科技史研究的现状。其实，目前国内科技史的研究的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仍然还裹足于内史研究的阶段，还处于蹒跚前进之状态。然而，放眼国外的科技史研究同行，他们早已走出内史研究的圈子，而关注于和科技本身密切相关的一切外在因素——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哲学等等。例如苏联物理学家赫森1931年发表的《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和默顿于1938年发表的《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其实就标志着科技史研究之外史研究的转向。前者后来发展为以贝尔纳为代表的科学学，后者发展为以默顿为代表的在西方有着重大影响的科学社会学。这两者都把科技的发展作一种外在的、社会学的理解，从而开创了科技史研究的新领域，而且此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众多的伟大的研究成果。例如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等，成为科技史研究领域的经典研究之作，并形成了所谓的贝尔纳学派；而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或称之为默顿学派，除默顿本人的成名作及其《科学界的规范结构》和《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之外，其他代表性研究人物及其著作还有本·戴维德的《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戴安娜·克兰的《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体的扩散》以及科尔兄弟的科学界社会分层研究等；同时，从其中还发展出了所谓的“后默顿”传统，即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它的出现，不仅在科学社会学领域取得了话语霸权，而且在科学社会学界、科学哲学界、科学史界乃至更广泛的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外史研究的转向，能给科技史研究提供更广泛的研究视野与研究领域。其实，国外除了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科学技术之外，从哲学的视野来研究科学技术也是硕果累累的。从逻辑主义→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思潮；从石里克、卡尔纳普波普→库恩、费耶阿本德、拉卡托斯→劳丹、夏佩尔这一连串如雷贯耳、耳熟能详的“主义”与名字中，我们确实感到了我国科技史研究的滞后。于是乎，我国著名的科学史家刘钝先生提出了新世纪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再建制化”问题，按笔者的理解：“再建制化”问题除了是科技史研究机制的继续提高与完善之外，更应该是科技史研究方法的再建制。

事实证明，作为一门连接文理学科的跨学科研究——科技史研究，在经历了目前萦绕于科技史研究界的那种“目前中国科技史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再搞”的梦魇之后，我们的研究视野、研究领域必须跨出内史的门槛，走向与科技史密切关联的社会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等一切相关的领域，从而探讨它们之间的直接或间接关系，寻找自己更大的生存空间与发展领域，并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如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开创新的研究思路，走向与外史研究相结合之路、走向外史的研究之路，这也许是目前国内科技史研究也包括冶金史研究在内的研究方法“再建制化”的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冶金史研究的学术论文，还大都遵循“矿冶遗址考察、抽取样品一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之研究范式[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只是冶金考古(archaeometallurgy)的研究范畴，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冶金史(historyofmetallurgy)研究]，不能否认，这种实证性的研究方法曾为国内冶金史研究的进步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而且受到了国际冶金史研究同行学人的高度赞誉。然而，作为对人类文明三大标志之一的冶金技术的研究却抛开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因因素而进行纯冶金内史的研究，视野确系过于狭窄。因为科技史本身发展的历程表明：任何一项科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与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变革、文化思想等密切关联。因此，今后开展冶金史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其他一些目前还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研究，或许是其在新世纪取得更大研究成果的研究新领域。

笔者认为，今后国内的冶金史研究除继续从事所谓的内史研究之外(这种内史性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随着国内科技考古遗址的逐年发掘、新的矿冶遗址或者新的冶金文物的出土，都需对它进行内史性的研究与考证)，还可以而且是必须从以下一些方面进行研究：

1．中国古代冶金史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关系冶金技术的发明作为人类文明出现的三大标志之一(其他两项标志分别是文字的发明与城市的出现)，它在促进中国古代文明历史的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冶金技术不断迭进的历史。从早期的铜、铁、锡、铅等的冶炼而造就的中国古代辉煌灿烂的青铜器文明到今天现代化的钢铁冶炼而形成的钢铁文明等，一直渗透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聪明才智。在此期间，中华民族冶金技术的许多次世界领先，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在这一领域的独步天下的豪气。因此，通过冶金史的研究，有利于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文明史的形成、发展与兴盛的历史进程。

2．冶金史与各个朝代的社会生产力之关系

人类从最初的刀耕火种发展到青铜农具特别是铁制农具，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为这不仅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富足，而且也大大地提高了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本领。与此同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冶金技术的发展，所以冶金技术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两者互相促进、互相发展。因此，如果割裂这种联系而只是单纯地研究各个朝代的冶金技术的发展情况，确实有一种历史的单薄感。

3．冶金技术思想(史)研究

中国是一个拥有浓厚哲学思维与历史文化积淀的国度，一部中国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中国思想史。作为时代中人，不论之于达官贵人抑或是从事被称为“雕虫小技”的如从事冶金技术操作的卒与徒，都不能不受到社会思潮或思想的浸淫，而这种影响的结果，便是体现于他们劳动产品或技术产品中的各种各样的技艺或工艺。例如常见于商代中晚期及西周早中期青铜器上的饕餮与夔龙纹饰，这一方面给人以威严恐怖之感，另一方面又仿佛是沟通人神的化身，含有巨大的原始宗教力量，体现出超越现世间的权威神力的观念，但春秋中期以后，青铜器的纹饰从那些威震一时的饕餮、夔龙等种种神灵，已经变成了人兽搏斗、武士刺虎、妇女采桑、弋射飞雁等形象，充分反映了人与自然界的题材开始大量涌现，这其实表明了人的价值开始被认识，社会生活的内涵成为青铜器纹饰的一个重要母题。这种变化，其实体现了中国古代从以神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价值思想观念的变化。此外，中国古代的“五行说”、“阴阳说”、道教、宋明理学等等传统思潮都曾对中国的冶金技术有着深厚的影响。例如灌钢技术的发明，就与中国古代“和”的哲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天工开物·五金·铁》记载：“凡铁分生、熟，出炉未炒则生，既炒则熟。生熟相和，炼成则钢。”在这里，作者用“生熟相和，炼成则钢”这一简洁有力的语言，不仅是对这种灌钢工艺所作的生动描述，同时也是用“和”的哲学思想对冶炼技术所作的精辟总结。推究其原因，就在于人们通晓了生铁与熟铁的各自属性，同时又受到“和”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因此通过多年的亲身实践后，发明了“灌钢”这一工艺技术，这对中国古代冶金技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4．冶金史与社会政治之关系

综观中国古代冶金史的发展历程，冶金史也像其他事物的发展一样，有高潮也有其低迷的时期。这其中与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及其所推行的政治意识形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宋代的矿冶业之所以如此发达，这就得益于宋朝政府对矿冶业的重视的国家政策，例如宋政府对矿冶业的鼓励开发的告发政策、矿产品的售卖政策以及对矿冶业的管理政策等，都为宋代矿冶业的兴隆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但在清末，由于清政府政治上的腐败、矿冶管理政策的失误以及当时国外近现代冶金技术的引进等原因，导致了中国冶金技术在清末的逐渐衰弱与萎缩。

5．中外冶金技术交流史研究

正如任何事物的发展与其同类其他事物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交流与联系一样，中国的冶金技术也必然与国外的冶金技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流。不论是驼铃声声的塞上古道之丝绸之路，还是碧波荡漾的海上丝绸之路，都曾带去了中国古代的冶金技术，同时也捎回了国外先进的冶金技术。科技交流史研究表明：中国古代同阿拉伯国家、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确实存在着冶金技术的交流。例如梅建军教授认为：由砷铜的存在及铜器的特征，可以初步肯定，甘青地区在齐家和四坝文化阶段同新疆及欧亚草原地带存在文化上的联系及相互影响。所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可以丰富我们的视野，同时也可以澄清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起源问题。

6．多学科多视野的综合研究之路

因为科技史本身就是一个边缘性、交叉性的学科，这也就决定了对它的研究必须采取多学科多视野的综合研究，而“冶金史的研究涉及到采矿、冶金、材料、历史、考古等多学科的知识和物理及化学组成分析研究手段与方法，因此这不仅要求冶金史研究者本身要不断学习，扩大知识面，改进知识结构，同时多学科的结合，更是开展冶金史研究的重要途径”。在现阶段，冶金史研究与考古或者说是科技考古结合得较为紧密，依靠这种结合，冶金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对古代铜镜表面“黑漆古”生成原因和机理的研究成果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其实，从更广泛的学科综合来看，冶金史研究还可以与其他学科进行结合，即除了传统的“矿冶遗址实地考察一实验分析一文献考证一结论”的研究思路之外，我们还必须吸收或借鉴其他学科的优势方法，例如人类学、文化学、民俗学等方法，融冶金史的文化价值及社会价值之综合取向，从而拓展我们的研究领域与研究空间。例如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冶金史就是一个非常新颖且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在此方面，对西南民族地区的铜鼓研究就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但目前对铜鼓的研究，也还处于铜鼓制造技术、铜鼓金属成分分析等方面，从民俗学的视野进行研究尚待来日。

7．对国外冶金技术进行研究

由于语言的限制、文献的不足以及金属器物的缺乏等原因，目前国内冶金史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对国外冶金技术的相关研究，然而在国外，却有相当一批冶金史研究者对中国古代冶金技术进行研究，这除了与中国古代的金属器物流失海外而给国外的研究者提供了实物考证之便之外，还同他们有着充足的研究经费密切相关。所以，目前国内冶金史研究的这种现状，也就决定了国内的冶金史研究者很难与国际同行进行高水平、全方位的对话与交流，这种状况其实也是国内目前整个科技史研究的窘境。

8．对近现代的冶金技术进行研究

“厚古薄今”是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一贯传统，也是其研究特点，所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国家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近几年来力倡对中国近现代科技史进行研究。例如从2000年底开展了“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综合研究”，其研究成果已以《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丛书》的面目出现，但其中缺失中国近现代冶金史研究这一环节，因此作为冶金史研究者，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这一历史性任务，从而补上这一缺失的环节。

9．对冶金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即冶金史基础理论的研究或冶金史元研究。从而建立起冶金史研究的理论框架

任何一门学科的学科理论发展，都是从零散的、不系统的理论体系而随着研究实践的逐步丰富与提高而发展出系统的、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作为一门在国内较早从事专题史研究的冶金史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与历史的积淀，理应对其理论体系进行系统的研究与总结——主要是对其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学科的术语、概念；学科理论的提升等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一门体系完善、结构严谨的科学技术史的二级学科。

当然，科技史研究的外史研究之转向，是以内史研究之成熟为基础或前提的。随着国内科技史研究之内史研究的日趋成熟，我国的科技史研究应走出内史研究的门槛，从社会学、哲学的角度看科技的发展，通过考察科技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哲学等外在因素的关系，从而走向与外史研究相结合之路。作为国内科技史研究有机组成部分之一的冶金史研究，也必须勇敢地迈出这一步。因为科技史研究从内史向外史的转变，不仅仅是科技史研究对象的演化与扩展，更是研究思路与视角的重大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