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伦理思想范文10篇

科技伦理思想范文篇1

科学技术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控制自然和自身的能力，但是，科学技术在实际运用中所产生的问题也日益突出。工业的发展带来的水体和空气污染问题，大规模开垦和过度放牧造成的森林与草原的生态破坏问题，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发展所引起的人类自身尊严、健康、遗传以及生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伦理问题，等等，引起了世人的高度关注。同志指出：“在21世纪，科技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核心问题是，科学技术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学伦理，尊重并合理保护知识产权，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实行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导，是21世纪人们应该注重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3]同志这一具有前瞻性的科学论断，深刻地阐明了科学技术工作的价值目标和善恶标准，是建构社会主义科技伦理体系的核心内容。

1.科学技术要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于人类的进步事业

科学技术研究和应用的最终目的是造福于人类。为全人类服务是科技伦理的核心内容。1946年，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宗旨规定，充分利用科学，促进和平和人类幸福，尤其要保证科学应用，要有利于解决当前的迫切问题。1949年，国际科学协会联合理事会通过的《科学家宪章》中，对科学家的义务和责任也作了明确规定：最大限度地发挥作为科学家的影响力，用最有益于人类的方法促进科学的发展，防止对科学的错误利用。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但对它的运用则是必须做出价值评价。同志在接受美国《科学杂志》主编采访时郑重地指出：“科学自由的原则一定要坚持，但科学的发展要为人类服务，不能危害人类自身。”他还指出：“我们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维护和平，实现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4]“科学技术门类众多，服务对象广泛，但是为经济建设服务，要摆在首要的地位。”[5]这就为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即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维护人类的利益，为经济建设服务，施善于广大人民。在我国，科技工作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要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转变观念，改革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导向的作用，加强科技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联系，努力使科技成果及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更好地为促进我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服务，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服务。科技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在认识自然和社会的基础上，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科技工作只有把现代化经济建设作为自己的主战场，紧密结合社会经济的现实需要，为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国防实力服务，才能取得不竭的动力资源，也才能最终实现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

2.弘扬创新精神，勇攀科技高峰

同志在多次讲话中反复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的动力。”（《人民日报》，1995年6月5日）科学技术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性劳动的产物，是认识与改造世界的智慧结晶，尤其需要发扬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新的精神，正如同志所指出的，“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是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崇尚科学，弘扬科学精神，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求真务实，开拓创新。

创新也是时代的需要。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正在发生新的重大突破，以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我们正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世界政治走向多极化、经济日趋全球化的条件下，我们要实现新世纪发展目标，必须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大力追赶世界科技的先进潮流，努力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与时俱进，加紧推进科技的进步和创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持。大胆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是时代的呼唤，是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也是新时期科技工作者应具备的道德品格。

实现科技创新，必须从世界科技发展和我国科技发展的实际出发。同志指出：“我们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瞄准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力争在有条件的领域实现突破，力争在基础科学上有所发现，在技术上有所发明，努力实现我国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6]他的关于我国科技发展前景的这一高瞻远瞩的论述鼓舞着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优良传统，敢于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敢于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勇攀科技高峰。

3.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

随着科技进步，人类不仅要运用科技手段从自然界中取得各种物质资料，以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且还要有控制地利用自然，使自然界能够进行“再生产”，以维持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关心大自然，就是关心人类的利益，呵护大自然，就是维护人类的生活权力。而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质上也是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当今，人类已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但资源、环境、人口等一系列问题一直是困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痼疾。因此，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实现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无疑具有深刻的伦理意义。

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十分重视环境保护工作。1992年我国正式将环境保护确定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国策；同年国务院批准制定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1994年，我国政府响应国际《21世纪议程》的号召，制定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纲领——《中国21世纪议程》，向世界表明了中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决心和决策；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和1996年第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发展规划纲要，将可持续发展与科教兴国确定为基本发展战略。1995年9月28日，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切实保护资源和环境，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他把建设和保护良好的生态环境看做是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伟大事业。他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进一步提出“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在这里，同志深刻揭示了可持续发展伦理意义，论述了以平等的原则调整人们利益关系的代际伦理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德观念。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机会、利益均等的发展，在处理人类与环境、资源的关系上人与人、国家与国家，都应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互相尊重，互不侵害对方的合法权益。平等的原则不仅包括代内平等原则，而且也包括代际间的平等原则。代际平等的道德原则要求，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还要顾及子孙后代的需要。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现代的发展不能对后代的生存发展构成威胁。如果我们目光短浅，仅顾一时一世的利益，无所顾忌地暴殄天物，即便有幸逃脱大自然的惩罚，但最终只会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笔孽债。因此，我们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既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科技伦理的重要内容。“和谐”是我国古代“仁”、“爱”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在我国古代，孔子讲“仁”，讲“泛爱众”，墨子讲“兼爱”。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这一传统的伦理思想引申至人与自然的关系，十分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德原则。这一和谐发展的道德原则，在凸现人的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强调了道德主体对大自然的责任和义务。这种能动的和谐原则，要求我们在利用科技手段，对大自然进行开发的同时，也要通过发展科技对自然环境进行治理和保护，维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在通过科学普及提高认识能力和开发能力的同时，增强人的自我控制和理性思考能力；在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加强素质教育，提高人的思想道德水平。实践证明这是实现人—环境—社会同步发展的重要的思想道德保证。

4.发扬“四种精神”，加强科技职业道德建设

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其核心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而科技工作者的道德水平是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保证。因此，努力提高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思想道德素质，是实现社会主义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同志指出，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求实创新精神、拼搏奉献精神、团结协作精神。这四种精神，是我国数代科技工作者崇高品质的结晶，也是科技事业繁荣的重要保证”[7]。

爱国主义是一面光辉的旗帜，是我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光荣传统。同志称赞钱学森同志是一位具有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坚定不移地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战士。他号召广大科技工作者向钱学森同志学习，希望科技工作者特别是青年科技工作者，自觉地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全部力量。

爱国主义是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在处理个人与国家、民族利益关系时应坚持的基本原则，是衡量行为主体的政治尺度和道德尺度。爱国主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今天，讲爱国就是要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个人的理想和事业融会于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这是因为我国人民从切身体验中深深懂得，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历史的经验一再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科技事业与这个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科学家的事业与自己祖国和民族的兴衰休戚与共。只有在实现国家独立、安全、稳定的前提下，科技事业才能不断发展，只有献身于祖国和人民的事业，科学家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人生价值。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施展才华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促进科技工作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广大科技工作者只有自觉地把个人理想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的志向与民族的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才能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求实是科学之本，创新是科技发展的生命力所在。同志指出：“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必须以求实的态度，尊重客观规律，探索真理，开拓创新。”[8]科技工作者应率先垂范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克服急于事功的浮躁心态，反对一切虚假行为，努力成为先进文化的实践者。科技创新能力已越来越成为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决定性因素。在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面前，我们只有坚持创新才能不断前进，只有不断前进才能始终掌握主动。同志指出：“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人民日报》，1995年6月5日）因此，我们在科技领域，必须做到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只有这样，才不会辜负时展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殷切期望。

拼搏奉献是所有科技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品德。探索科学真理是一项极其艰巨、复杂的劳动，只有不畏艰险、勇于在崎岖的小路上辛勤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二弹一星”的研制工作者们，是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他们依靠科学，顽强拼搏，发愤图强，锐意创新，所表现出的惊人毅力和勇气，成为新中国科技战线的一面旗帜，展现出科技工作者的时代风貌。在社会主义社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科技工作者的道德责任。研究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科技问题，以推动社会进步，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是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的具体体现。坚持为人民服务是科技道德建设的核心，广大科技工作者只有坚持为人类造福的宗旨，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身于无限的为人民服务的伟大事业中去，才能创造出更高的社会价值。

团结协作是现代化生产条件下科学技术研究活动的内在要求，也是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具体体现。在科技工作中，既要倡导学术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要提倡相互尊重，团结合作，取长补短，发挥集体优势，协同攻关。社会主义社会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在科技工作中也要利用这种优势，集中集体智慧，去攻克科技难关，在一些重大科技项目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加强团结协作必须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摒弃落后生产方式所形成的陈旧观念，扫除小生产者“平均主义”的思想残余。要树立全局意识，识大体，顾大局；要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精诚团结；要谦逊礼让，尽心竭力，忠于职守；要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博采众长。总之，在科技工作中坚持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就是要既注意发挥个人专长，又善于集中集体智慧，调整好各种利益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强大的合力，增强整体竞争实力。

5.社会科学家的道德责任

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要兴旺发达，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没有创新的理论思维。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同志2001年8月7日在北戴河与部分国防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座谈会上和今年4月27日视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对社会科学的地位、作用及学风建设问题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他提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

同志深刻指出，社会科学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对于正确认识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提高道德素养和精神培养具有重要的作用。（见《人民日报》，2001年8月8日）这些重要论断，科学地阐明了社会科学的功能作用。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对实践又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列宁曾经指出：“先进的理论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为了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深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抓住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课题，做出科学的理论的回答，以帮助人们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掌握和运用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于在我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重要时期，所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社会科学工作者也需要进行深入的思考，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探索，为发展我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包括先进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为维护和发展我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发挥作用。同志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在实践理论上不懈进行探索，不断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创新的理论，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实践。”（《人民日报》，2002年7月17日）特别是当前，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需要社会科学工作者对时代变化的特点和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进行深入的观察和研究，通过理论的创新，帮助人们提高认识能力，掌握应对各种变化的主动权。所有这些艰巨而光荣的重任已经历史地落在了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肩上，这也是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面对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和庄严的道德责任，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同志结合社会科学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对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学风和职业道德建设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指出，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要坚持严谨治学、实事求是、民主求实的学风。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甘于寂寞，淡泊名利，力戒浮躁，潜心钻研；要认真读书，多思慎思，关注现实世界，注重学术积累；要厚积薄发，出精品，出上品；要加强团结，和谐合作，在学术研究中相互切磋，共同进步。（见《人民日报》，2002年4月28日）2002年7月16日，他在考察中国社科院时再次强调指出，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建设，要坚持优良的学风。要坚持严谨而不保守，活跃而不轻浮，锐意创新而不哗众取宠，追求真理而不追逐名利。坚持老老实实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做事，扎扎实实地做学问。（见《人民日报》，2002年7月17日）所有这些都为社会科学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是社会科学界思想道德建设重要的指导方针。同志特别强调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不断增强贯彻“三个代表”要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指出，“三个代表”是衡量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性质、方向和水平的根本尺度。（见《人民日报》，2002年4月28日）我国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应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为己任，为繁荣我国社会科学事业，为促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5页。

科技伦理思想范文篇2

科学技术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控制自然和自身的能力，但是，科学技术在实际运用中所产生的问题也日益突出。工业的发展带来的水体和空气污染问题，大规模开垦和过度放牧造成的森林与草原的生态破坏问题，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发展所引起的人类自身尊严、健康、遗传以及生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伦理问题，等等，引起了世人的高度关注。同志指出：“在21世纪，科技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核心问题是，科学技术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学伦理，尊重并合理保护知识产权，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实行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导，是21世纪人们应该注重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3]同志这一具有前瞻性的科学论断，深刻地阐明了科学技术工作的价值目标和善恶标准，是建构社会主义科技伦理体系的核心内容。

1.科学技术要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于人类的进步事业

科学技术研究和应用的最终目的是造福于人类。为全人类服务是科技伦理的核心内容。1946年，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宗旨规定，充分利用科学，促进和平和人类幸福，尤其要保证科学应用，要有利于解决当前的迫切问题。1949年，国际科学协会联合理事会通过的《科学家宪章》中，对科学家的义务和责任也作了明确规定：最大限度地发挥作为科学家的影响力，用最有益于人类的方法促进科学的发展，防止对科学的错误利用。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但对它的运用则是必须做出价值评价。同志在接受美国《科学杂志》主编采访时郑重地指出：“科学自由的原则一定要坚持，但科学的发展要为人类服务，不能危害人类自身。”他还指出：“我们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维护和平，实现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4]“科学技术门类众多，服务对象广泛，但是为经济建设服务，要摆在首要的地位。”[5]这就为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即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维护人类的利益，为经济建设服务，施善于广大人民。在我国，科技工作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要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转变观念，改革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导向的作用，加强科技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联系，努力使科技成果及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更好地为促进我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服务，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服务。科技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在认识自然和社会的基础上，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科技工作只有把现代化经济建设作为自己的主战场，紧密结合社会经济的现实需要，为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国防实力服务，才能取得不竭的动力资源，也才能最终实现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

2.弘扬创新精神，勇攀科技高峰

同志在多次讲话中反复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的动力。”（《人民日报》，1995年6月5日）科学技术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性劳动的产物，是认识与改造世界的智慧结晶，尤其需要发扬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新的精神，正如同志所指出的，“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是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崇尚科学，弘扬科学精神，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求真务实，开拓创新。

创新也是时代的需要。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正在发生新的重大突破，以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我们正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世界政治走向多极化、经济日趋全球化的条件下，我们要实现新世纪发展目标，必须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大力追赶世界科技的先进潮流，努力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与时俱进，加紧推进科技的进步和创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持。大胆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是时代的呼唤，是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也是新时期科技工作者应具备的道德品格。

实现科技创新，必须从世界科技发展和我国科技发展的实际出发。同志指出：“我们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瞄准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力争在有条件的领域实现突破，力争在基础科学上有所发现，在技术上有所发明，努力实现我国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6]他的关于我国科技发展前景的这一高瞻远瞩的论述鼓舞着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优良传统，敢于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敢于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勇攀科技高峰。

3.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

随着科技进步，人类不仅要运用科技手段从自然界中取得各种物质资料，以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且还要有控制地利用自然，使自然界能够进行“再生产”，以维持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关心大自然，就是关心人类的利益，呵护大自然，就是维护人类的生活权力。而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质上也是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当今，人类已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但资源、环境、人口等一系列问题一直是困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痼疾。因此，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实现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无疑具有深刻的伦理意义。

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十分重视环境保护工作。1992年我国正式将环境保护确定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国策；同年国务院批准制定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1994年，我国政府响应国际《21世纪议程》的号召，制定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纲领——《中国21世纪议程》，向世界表明了中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决心和决策；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和1996年第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发展规划纲要，将可持续发展与科教兴国确定为基本发展战略。1995年9月28日，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切实保护资源和环境，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他把建设和保护良好的生态环境看做是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伟大事业。他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进一步提出“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在这里，同志深刻揭示了可持续发展伦理意义，论述了以平等的原则调整人们利益关系的代际伦理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德观念。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机会、利益均等的发展，在处理人类与环境、资源的关系上人与人、国家与国家，都应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互相尊重，互不侵害对方的合法权益。平等的原则不仅包括代内平等原则，而且也包括代际间的平等原则。代际平等的道德原则要求，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还要顾及子孙后代的需要。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现代的发展不能对后代的生存发展构成威胁。如果我们目光短浅，仅顾一时一世的利益，无所顾忌地暴殄天物，即便有幸逃脱大自然的惩罚，但最终只会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笔孽债。因此，我们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既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科技伦理的重要内容。“和谐”是我国古代“仁”、“爱”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在我国古代，孔子讲“仁”，讲“泛爱众”，墨子讲“兼爱”。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这一传统的伦理思想引申至人与自然的关系，十分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德原则。这一和谐发展的道德原则，在凸现人的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强调了道德主体对大自然的责任和义务。这种能动的和谐原则，要求我们在利用科技手段，对大自然进行开发的同时，也要通过发展科技对自然环境进行治理和保护，维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在通过科学普及提高认识能力和开发能力的同时，增强人的自我控制和理性思考能力；在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加强素质教育，提高人的思想道德水平。实践证明这是实现人—环境—社会同步发展的重要的思想道德保证。

4.发扬“四种精神”，加强科技职业道德建设

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其核心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而科技工作者的道德水平是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保证。因此，努力提高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思想道德素质，是实现社会主义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同志指出，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求实创新精神、拼搏奉献精神、团结协作精神。这四种精神，是我国数代科技工作者崇高品质的结晶，也是科技事业繁荣的重要保证”[7]。

爱国主义是一面光辉的旗帜，是我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光荣传统。同志称赞钱学森同志是一位具有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坚定不移地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战士。他号召广大科技工作者向钱学森同志学习，希望科技工作者特别是青年科技工作者，自觉地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全部力量。

爱国主义是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在处理个人与国家、民族利益关系时应坚持的基本原则，是衡量行为主体的政治尺度和道德尺度。爱国主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今天，讲爱国就是要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个人的理想和事业融会于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这是因为我国人民从切身体验中深深懂得，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历史的经验一再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科技事业与这个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科学家的事业与自己祖国和民族的兴衰休戚与共。只有在实现国家独立、安全、稳定的前提下，科技事业才能不断发展，只有献身于祖国和人民的事业，科学家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人生价值。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施展才华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促进科技工作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广大科技工作者只有自觉地把个人理想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的志向与民族的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才能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求实是科学之本，创新是科技发展的生命力所在。同志指出：“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必须以求实的态度，尊重客观规律，探索真理，开拓创新。”[8]科技工作者应率先垂范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克服急于事功的浮躁心态，反对一切虚假行为，努力成为先进文化的实践者。科技创新能力已越来越成为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决定性因素。在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面前，我们只有坚持创新才能不断前进，只有不断前进才能始终掌握主动。同志指出：“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人民日报》，1995年6月5日）因此，我们在科技领域，必须做到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只有这样，才不会辜负时展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殷切期望。

拼搏奉献是所有科技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品德。探索科学真理是一项极其艰巨、复杂的劳动，只有不畏艰险、勇于在崎岖的小路上辛勤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二弹一星”的研制工作者们，是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他们依靠科学，顽强拼搏，发愤图强，锐意创新，所表现出的惊人毅力和勇气，成为新中国科技战线的一面旗帜，展现出科技工作者的时代风貌。在社会主义社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科技工作者的道德责任。研究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科技问题，以推动社会进步，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是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的具体体现。坚持为人民服务是科技道德建设的核心，广大科技工作者只有坚持为人类造福的宗旨，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身于无限的为人民服务的伟大事业中去，才能创造出更高的社会价值。

团结协作是现代化生产条件下科学技术研究活动的内在要求，也是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具体体现。在科技工作中，既要倡导学术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要提倡相互尊重，团结合作，取长补短，发挥集体优势，协同攻关。社会主义社会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在科技工作中也要利用这种优势，集中集体智慧，去攻克科技难关，在一些重大科技项目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加强团结协作必须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摒弃落后生产方式所形成的陈旧观念，扫除小生产者“平均主义”的思想残余。要树立全局意识，识大体，顾大局；要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精诚团结；要谦逊礼让，尽心竭力，忠于职守；要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博采众长。总之，在科技工作中坚持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就是要既注意发挥个人专长，又善于集中集体智慧，调整好各种利益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强大的合力，增强整体竞争实力。

5.社会科学家的道德责任

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要兴旺发达，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没有创新的理论思维。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同志2001年8月7日在北戴河与部分国防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座谈会上和今年4月27日视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对社会科学的地位、作用及学风建设问题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他提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

同志深刻指出，社会科学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对于正确认识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提高道德素养和精神培养具有重要的作用。（见《人民日报》，2001年8月8日）这些重要论断，科学地阐明了社会科学的功能作用。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对实践又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列宁曾经指出：“先进的理论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为了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深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抓住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课题，做出科学的理论的回答，以帮助人们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掌握和运用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于在我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重要时期，所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社会科学工作者也需要进行深入的思考，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探索，为发展我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包括先进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为维护和发展我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发挥作用。同志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在实践理论上不懈进行探索，不断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创新的理论，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实践。”（《人民日报》，2002年7月17日）特别是当前，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需要社会科学工作者对时代变化的特点和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进行深入的观察和研究，通过理论的创新，帮助人们提高认识能力，掌握应对各种变化的主动权。所有这些艰巨而光荣的重任已经历史地落在了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肩上，这也是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面对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和庄严的道德责任，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同志结合社会科学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对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学风和职业道德建设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指出，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要坚持严谨治学、实事求是、民主求实的学风。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甘于寂寞，淡泊名利，力戒浮躁，潜心钻研；要认真读书，多思慎思，关注现实世界，注重学术积累；要厚积薄发，出精品，出上品；要加强团结，和谐合作，在学术研究中相互切磋，共同进步。（见《人民日报》，2002年4月28日）2002年7月16日，他在考察中国社科院时再次强调指出，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建设，要坚持优良的学风。要坚持严谨而不保守，活跃而不轻浮，锐意创新而不哗众取宠，追求真理而不追逐名利。坚持老老实实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做事，扎扎实实地做学问。（见《人民日报》，2002年7月17日）所有这些都为社会科学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是社会科学界思想道德建设重要的指导方针。同志特别强调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不断增强贯彻“三个代表”要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指出，“三个代表”是衡量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性质、方向和水平的根本尺度。（见《人民日报》，2002年4月28日）我国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应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为己任，为繁荣我国社会科学事业，为促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5页。

科技伦理思想范文篇3

科学技术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控制自然和自身的能力，但是，科学技术在实际运用中所产生的问题也日益突出。工业的发展带来的水体和空气污染问题，大规模开垦和过度放牧造成的森林与草原的生态破坏问题，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发展所引起的人类自身尊严、健康、遗传以及生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伦理问题，等等，引起了世人的高度关注。同志指出：“在21世纪，科技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核心问题是，科学技术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学伦理，尊重并合理保护知识产权，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实行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导，是21世纪人们应该注重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3]同志这一具有前瞻性的科学论断，深刻地阐明了科学技术工作的价值目标和善恶标准，是建构社会主义科技伦理体系的核心内容。

1.科学技术要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于人类的进步事业

科学技术研究和应用的最终目的是造福于人类。为全人类服务是科技伦理的核心内容。1946年，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宗旨规定，充分利用科学，促进和平和人类幸福，尤其要保证科学应用，要有利于解决当前的迫切问题。1949年，国际科学协会联合理事会通过的《科学家宪章》中，对科学家的义务和责任也作了明确规定：最大限度地发挥作为科学家的影响力，用最有益于人类的方法促进科学的发展，防止对科学的错误利用。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但对它的运用则是必须做出价值评价。同志在接受美国《科学杂志》主编采访时郑重地指出：“科学自由的原则一定要坚持，但科学的发展要为人类服务，不能危害人类自身。”他还指出：“我们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维护和平，实现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4]“科学技术门类众多，服务对象广泛，但是为经济建设服务，要摆在首要的地位。”[5]这就为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即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维护人类的利益，为经济建设服务，施善于广大人民。在我国，科技工作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要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转变观念，改革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导向的作用，加强科技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联系，努力使科技成果及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更好地为促进我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服务，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服务。科技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在认识自然和社会的基础上，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科技工作只有把现代化经济建设作为自己的主战场，紧密结合社会经济的现实需要，为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国防实力服务，才能取得不竭的动力资源，也才能最终实现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

2.弘扬创新精神，勇攀科技高峰

同志在多次讲话中反复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的动力。”（《人民日报》，1995年6月5日）科学技术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性劳动的产物，是认识与改造世界的智慧结晶，尤其需要发扬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新的精神，正如同志所指出的，“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是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崇尚科学，弘扬科学精神，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求真务实，开拓创新。

创新也是时代的需要。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正在发生新的重大突破，以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我们正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世界政治走向多极化、经济日趋全球化的条件下，我们要实现新世纪发展目标，必须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大力追赶世界科技的先进潮流，努力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与时俱进，加紧推进科技的进步和创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持。大胆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是时代的呼唤，是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也是新时期科技工作者应具备的道德品格。

实现科技创新，必须从世界科技发展和我国科技发展的实际出发。同志指出：“我们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瞄准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力争在有条件的领域实现突破，力争在基础科学上有所发现，在技术上有所发明，努力实现我国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6]他的关于我国科技发展前景的这一高瞻远瞩的论述鼓舞着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优良传统，敢于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敢于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勇攀科技高峰。

3.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

随着科技进步，人类不仅要运用科技手段从自然界中取得各种物质资料，以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且还要有控制地利用自然，使自然界能够进行“再生产”，以维持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关心大自然，就是关心人类的利益，呵护大自然，就是维护人类的生活权力。而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质上也是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当今，人类已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但资源、环境、人口等一系列问题一直是困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痼疾。因此，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实现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无疑具有深刻的伦理意义。

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十分重视环境保护工作。1992年我国正式将环境保护确定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国策；同年国务院批准制定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1994年，我国政府响应国际《21世纪议程》的号召，制定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纲领——《中国21世纪议程》，向世界表明了中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决心和决策；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和1996年第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发展规划纲要，将可持续发展与科教兴国确定为基本发展战略。1995年9月28日，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切实保护资源和环境，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他把建设和保护良好的生态环境看做是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伟大事业。他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进一步提出“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在这里，同志深刻揭示了可持续发展伦理意义，论述了以平等的原则调整人们利益关系的代际伦理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德观念。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机会、利益均等的发展，在处理人类与环境、资源的关系上人与人、国家与国家，都应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互相尊重，互不侵害对方的合法权益。平等的原则不仅包括代内平等原则，而且也包括代际间的平等原则。代际平等的道德原则要求，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还要顾及子孙后代的需要。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现代的发展不能对后代的生存发展构成威胁。如果我们目光短浅，仅顾一时一世的利益，无所顾忌地暴殄天物，即便有幸逃脱大自然的惩罚，但最终只会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笔孽债。因此，我们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既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科技伦理的重要内容。“和谐”是我国古代“仁”、“爱”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在我国古代，孔子讲“仁”，讲“泛爱众”，墨子讲“兼爱”。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这一传统的伦理思想引申至人与自然的关系，十分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德原则。这一和谐发展的道德原则，在凸现人的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强调了道德主体对大自然的责任和义务。这种能动的和谐原则，要求我们在利用科技手段，对大自然进行开发的同时，也要通过发展科技对自然环境进行治理和保护，维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在通过科学普及提高认识能力和开发能力的同时，增强人的自我控制和理性思考能力；在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加强素质教育，提高人的思想道德水平。实践证明这是实现人—环境—社会同步发展的重要的思想道德保证。

4.发扬“四种精神”，加强科技职业道德建设

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其核心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而科技工作者的道德水平是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保证。因此，努力提高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思想道德素质，是实现社会主义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同志指出，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求实创新精神、拼搏奉献精神、团结协作精神。这四种精神，是我国数代科技工作者崇高品质的结晶，也是科技事业繁荣的重要保证”[7]。

爱国主义是一面光辉的旗帜，是我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光荣传统。同志称赞钱学森同志是一位具有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坚定不移地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战士。他号召广大科技工作者向钱学森同志学习，希望科技工作者特别是青年科技工作者，自觉地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全部力量。

爱国主义是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在处理个人与国家、民族利益关系时应坚持的基本原则，是衡量行为主体的政治尺度和道德尺度。爱国主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今天，讲爱国就是要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个人的理想和事业融会于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这是因为我国人民从切身体验中深深懂得，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历史的经验一再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科技事业与这个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科学家的事业与自己祖国和民族的兴衰休戚与共。只有在实现国家独立、安全、稳定的前提下，科技事业才能不断发展，只有献身于祖国和人民的事业，科学家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人生价值。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施展才华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促进科技工作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广大科技工作者只有自觉地把个人理想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的志向与民族的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才能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求实是科学之本，创新是科技发展的生命力所在。同志指出：“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必须以求实的态度，尊重客观规律，探索真理，开拓创新。”[8]科技工作者应率先垂范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克服急于事功的浮躁心态，反对一切虚假行为，努力成为先进文化的实践者。科技创新能力已越来越成为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决定性因素。在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面前，我们只有坚持创新才能不断前进，只有不断前进才能始终掌握主动。同志指出：“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人民日报》，1995年6月5日）因此，我们在科技领域，必须做到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只有这样，才不会辜负时展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殷切期望。

拼搏奉献是所有科技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品德。探索科学真理是一项极其艰巨、复杂的劳动，只有不畏艰险、勇于在崎岖的小路上辛勤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二弹一星”的研制工作者们，是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他们依靠科学，顽强拼搏，发愤图强，锐意创新，所表现出的惊人毅力和勇气，成为新中国科技战线的一面旗帜，展现出科技工作者的时代风貌。在社会主义社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科技工作者的道德责任。研究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科技问题，以推动社会进步，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是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的具体体现。坚持为人民服务是科技道德建设的核心，广大科技工作者只有坚持为人类造福的宗旨，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身于无限的为人民服务的伟大事业中去，才能创造出更高的社会价值。

团结协作是现代化生产条件下科学技术研究活动的内在要求，也是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具体体现。在科技工作中，既要倡导学术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要提倡相互尊重，团结合作，取长补短，发挥集体优势，协同攻关。社会主义社会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在科技工作中也要利用这种优势，集中集体智慧，去攻克科技难关，在一些重大科技项目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加强团结协作必须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摒弃落后生产方式所形成的陈旧观念，扫除小生产者“平均主义”的思想残余。要树立全局意识，识大体，顾大局；要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精诚团结；要谦逊礼让，尽心竭力，忠于职守；要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博采众长。总之，在科技工作中坚持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就是要既注意发挥个人专长，又善于集中集体智慧，调整好各种利益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强大的合力，增强整体竞争实力。

5.社会科学家的道德责任

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要兴旺发达，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没有创新的理论思维。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同志2001年8月7日在北戴河与部分国防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座谈会上和今年4月27日视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对社会科学的地位、作用及学风建设问题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他提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

同志深刻指出，社会科学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对于正确认识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提高道德素养和精神培养具有重要的作用。（见《人民日报》，2001年8月8日）这些重要论断，科学地阐明了社会科学的功能作用。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对实践又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列宁曾经指出：“先进的理论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为了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深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抓住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课题，做出科学的理论的回答，以帮助人们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掌握和运用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于在我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重要时期，所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社会科学工作者也需要进行深入的思考，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探索，为发展我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包括先进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为维护和发展我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发挥作用。同志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在实践理论上不懈进行探索，不断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创新的理论，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实践。”（《人民日报》，2002年7月17日）特别是当前，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需要社会科学工作者对时代变化的特点和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进行深入的观察和研究，通过理论的创新，帮助人们提高认识能力，掌握应对各种变化的主动权。所有这些艰巨而光荣的重任已经历史地落在了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肩上，这也是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面对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和庄严的道德责任，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同志结合社会科学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对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学风和职业道德建设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指出，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要坚持严谨治学、实事求是、民主求实的学风。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甘于寂寞，淡泊名利，力戒浮躁，潜心钻研；要认真读书，多思慎思，关注现实世界，注重学术积累；要厚积薄发，出精品，出上品；要加强团结，和谐合作，在学术研究中相互切磋，共同进步。（见《人民日报》，2002年4月28日）2002年7月16日，他在考察中国社科院时再次强调指出，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建设，要坚持优良的学风。要坚持严谨而不保守，活跃而不轻浮，锐意创新而不哗众取宠，追求真理而不追逐名利。坚持老老实实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做事，扎扎实实地做学问。（见《人民日报》，2002年7月17日）所有这些都为社会科学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是社会科学界思想道德建设重要的指导方针。同志特别强调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不断增强贯彻“三个代表”要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指出，“三个代表”是衡量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性质、方向和水平的根本尺度。（见《人民日报》，2002年4月28日）我国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应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为己任，为繁荣我国社会科学事业，为促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5页。

科技伦理思想范文篇4

科学技术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控制自然和自身的能力，但是，科学技术在实际运用中所产生的问题也日益突出。工业的发展带来的水体和空气污染问题，大规模开垦和过度放牧造成的森林与草原的生态破坏问题，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发展所引起的人类自身尊严、健康、遗传以及生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伦理问题，等等，引起了世人的高度关注。******同志指出：“在21世纪，科技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核心问题是，科学技术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学伦理，尊重并合理保护知识产权，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实行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导，是21世纪人们应该注重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3]******同志这一具有前瞻性的科学论断，深刻地阐明了科学技术工作的价值目标和善恶标准，是建构社会主义科技伦理体系的核心内容。

1.科学技术要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于人类的进步事业

科学技术研究和应用的最终目的是造福于人类。为全人类服务是科技伦理的核心内容。1946年，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宗旨规定，充分利用科学，促进和平和人类幸福，尤其要保证科学应用，要有利于解决当前的迫切问题。1949年，国际科学协会联合理事会通过的《科学家宪章》中，对科学家的义务和责任也作了明确规定：最大限度地发挥作为科学家的影响力，用最有益于人类的方法促进科学的发展，防止对科学的错误利用。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但对它的运用则是必须做出价值评价。******同志在接受美国《科学杂志》主编采访时郑重地指出：“科学自由的原则一定要坚持，但科学的发展要为人类服务，不能危害人类自身。”他还指出：“我们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维护和平，实现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4]“科学技术门类众多，服务对象广泛，但是为经济建设服务，要摆在首要的地位。”[5]这就为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即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维护人类的利益，为经济建设服务，施善于广大人民。在我国，科技工作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要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转变观念，改革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导向的作用，加强科技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联系，努力使科技成果及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更好地为促进我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服务，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服务。科技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在认识自然和社会的基础上，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科技工作只有把现代化经济建设作为自己的主战场，紧密结合社会经济的现实需要，为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国防实力服务，才能取得不竭的动力资源，也才能最终实现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

2.弘扬创新精神，勇攀科技高峰

******同志在多次讲话中反复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的动力。”（《人民日报》，1995年6月5日）科学技术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性劳动的产物，是认识与改造世界的智慧结晶，尤其需要发扬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新的精神，正如******同志所指出的，“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是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崇尚科学，弘扬科学精神，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求真务实，开拓创新。

创新也是时代的需要。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正在发生新的重大突破，以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我们正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世界政治走向多极化、经济日趋全球化的条件下，我们要

实现新世纪发展目标，必须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大力追赶世界科技的先进潮流，努力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与时俱进，加紧推进科技的进步和创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持。大胆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是时代的呼唤，是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也是新时期科技工作者应具备的道德品格。

实现科技创新，必须从世界科技发展和我国科技发展的实际出发。******同志指出：“我们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瞄准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力争在有条件的领域实现突破，力争在基础科学上有所发现，在技术上有所发明，努力实现我国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6]他的关于我国科技发展前景的这一高瞻远瞩的论述鼓舞着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优良传统，敢于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敢于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勇攀科技高峰。

3.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

随着科技进步，人类不仅要运用科技手段从自然界中取得各种物质资料，以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且还要有控制地利用自然，使自然界能够进行“再生产”，以维持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关心大自然，就是关心人类的利益，呵护大自然，就是维护人类的生活权力。而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质上也是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当今，人类已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但资源、环境、人口等一系列问题一直是困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痼疾。因此，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实现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无疑具有深刻的伦理意义。

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十分重视环境保护工作。1992年我国正式将环境保护确定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国策；同年国务院批准制定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1994年，我国政府响应国际《21世纪议程》的号召，制定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纲领——《中国21世纪议程》，向世界表明了中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决心和决策；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和1996年第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发展规划纲要，将可持续发展与科教兴国确定为基本发展战略。1995年9月28日，******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切实保护资源和环境，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他把建设和保护良好的生态环境看做是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伟大事业。他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进一步提出“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在这里，******同志深刻揭示了可持续发展伦理意义，论述了以平等的原则调整人们利益关系的代际伦理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德观念。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机会、利益均等的发展，在处理

人类与环境、资源的关系上人与人、国家与国家，都应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互相尊重，互不侵害对方的合法权益。平等的原则不仅包括代内平等原则，而且也包括代际间的平等原则。代际平等的道德原则要求，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还要顾及子孙后代的需要。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现代的发展不能对后代的生存发展构成威胁。如果我们目光短浅，仅顾一时一世的利益，无所顾忌地暴殄天物，即便有幸逃脱大自然的惩罚，但最终只会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笔孽债。因此，我们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既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科技伦理的重要内容。“和谐”是我国古代“仁”、“爱”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在我国古代，孔子讲“仁”，讲“泛爱众”，墨子讲“兼爱”。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这一传统的伦理思想引申至人与自然的关系，十分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德原则。这一和谐发展的道德原则，在凸现人的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强调了道德主体对大自然的责任和义务。这种能动的和谐原则，要求我们在利用科技手段，对大自然进行开发的同时，也要通过发展科技对自然环境进行治理和保护，维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在通过科学普及提高认识能力和开发能力的同时，增强人的自我控制和理性思考能力；在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加强素质教育，提高人的思想道德水平。实践证明这是实现人—环境—社会同步发展的重要的思想道德保证。

4.发扬“四种精神”，加强科技职业道德建设

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其核心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而科技工作者的道德水平是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保证。因此，努力提高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思想道德素质，是实现社会主义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同志指出，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力弘扬爱

国主义精神、求实创新精神、拼搏奉献精神、团结协作精神。这四种精神，是我国数代科技工作者崇高品质的结晶，也是科技事业繁荣的重要保证”[7]。

爱国主义是一面光辉的旗帜，是我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光荣传统。******同志称赞钱学森同志是一位具有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坚定不移地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战士。他号召广大科技工作者向钱学森同志学习，希望科技工作者特别是青年科技工作者，自觉地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全部力量。

爱国主义是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在处理个人与国家、民族利益关系时应坚持的基本原则，是衡量行为主体的政治尺度和道德尺度。爱国主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今天，讲爱国就是要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的领导，把个人的理想和事业融会于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这是因为我国人民从切身体验中深深懂得，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历史的经验一再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科技事业与这个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科学家的事业与自己祖国和民族的兴衰休戚与共。只有在实现国家独立、安全、稳定的前提下，科技事业才能不断发展，只有献身于祖国和人民的事业，科学家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人生价值。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施展才华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促进科技工作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广大科技工作者只有自觉地把个人理想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的志向与民族的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才能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求实是科学之本，创新是科技发展的生命力所在。******同志指出：“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必须以求实的态度，尊重客观规律，探索真理，开拓创新。”[8]科技工作者应率先垂范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克服急于事功的浮躁心态，反对一切虚假行为，努力成为先进文化的实践者。科技创新能力已越来越成为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决定性因素。在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面前，我们只有坚持创新才能不断前进，只有不断前进才能始终掌握主动。******同志指出：“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人民日报》，1995年6月5日）因此，我们在科技领域，必须做到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只有这样，才不会辜负时展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殷切期望。

拼搏奉献是所有科技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品德。探索科学真理是一项极其艰巨、复杂的劳动，只有不畏艰险、勇于在崎岖的小路上辛勤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二弹一星”的研制工作者们，是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他们依靠科学，顽强拼搏，发愤图强，锐意创新，所表现出的惊人毅力和勇气，成为新中国科技战线的一面旗帜，展现出科技工作者的时代风貌。在社会主义社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科技工作者的道德责任。研究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科技问题，以推动社会进步，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是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的具体体现。坚持为人民服务是科技道德建设的核心，广大科技工作者只有坚持为人类造福的宗旨，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身于无限的为人民服务的伟大事业中去，才能创造出更高的社会价值。

团结协作是现代化生产条件下科学技术研究活动的内在要求，也是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具体体现。在科技工作中，既要倡导学术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要提倡相互尊重，团结合作，取长补短，发挥集体优势，协同攻关。社会主义社会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在科技工作中也要利用这种优势，集中集体智慧，去攻克科技难关，在一些重大科技项目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加强团结协作必须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摒弃落后生产方式所形成的陈旧观念，扫除小生产者“平均主义”的思想残余。要树立全局意识，识大体，顾大局；要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精诚团结；要谦逊礼让，尽心竭力，忠于职守；要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博采众长。总之，在科技工作中坚持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就是要既注意发挥个人专长，又善于集中集体智慧，调整好各种利益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强大的合力，增强整体竞争实力。

5.社会科学家的道德责任

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

族要兴旺发达，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没有创新的理论思维。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同志2001年8月7日在北戴河与部分国防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座谈会上和今年4月27日视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对社会科学的地位、作用及学风建设问题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他提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

******同志深刻指出，社会科学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对于正确认识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提高道德素养和精神培养具有重要的作用。（见《人民日报》，2001年8月8日）这些重要论断，科学地阐明了社会科学的功能作用。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对实践又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列宁

曾经指出：“先进的理论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为了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深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抓住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课题，做出科学的理论的回答，以帮助人们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掌握和运用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于在我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重要时期，所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社会科学工作者也需要进行深入的思考，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探索，为发展我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包括先进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为维护和发展我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发挥作用。******同志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在实践理论上不懈进行探索，不断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创新的理论，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实践。”（《人民日报》，2002年7月17日）特别是当前，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需要社会科学工作者对时代变化的特点和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进行深入的观察和研究，通过理论的创新，帮助人们提高认识能力，掌握应对各种变化的主动权。所有这些艰巨而光荣的重任已经历史地落在了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肩上，这也是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面对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和庄严的道德责任，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同志结合社会科学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对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学风和职业道德建设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指出，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要坚持严谨治学、实事求是、民主求实的学风。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甘于寂寞，淡泊名利，力戒浮躁，潜心钻研；要认真读书，多思慎思，关注现实世界，注重学术积累；要厚积薄发，出精品，出上品；要加强团结，和谐合作，在学术研究中相互切磋，共同进步。（见《人民日报》，2002年4月28日）2002年7月16日，他在考察中国社科院时再次强调指出，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建设，要坚持优良的学风。要坚持严谨而不保守，活跃而不轻浮，锐意创新而不哗众取宠，追求真理而不追逐名利。坚持老老实实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做事，扎扎实实地做学问。（见《人民日报》，2002年7月17日）所有这些都为社会科学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是社会科学界思想道德建设重要的指导方针。******同志特别强调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不断增强贯彻“三个代表”要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指出，“三个代表”是衡量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性质、方向和水平的根本尺度。（见《人民日报》，2002年4月28日）我国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应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为己任，为繁荣我国社会科学事业，为促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5页。

科技伦理思想范文篇5

科学技术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控制自然和自身的能力，但是，科学技术在实际运用中所产生的问题也日益突出。工业的发展带来的水体和空气污染问题，大规模开垦和过度放牧造成的森林与草原的生态破坏问题，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发展所引起的人类自身尊严、健康、遗传以及生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伦理问题，等等，引起了世人的高度关注。同志指出：“在21世纪，科技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核心问题是，科学技术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学伦理，尊重并合理保护知识产权，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实行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导，是21世纪人们应该注重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3]同志这一具有前瞻性的科学论断，深刻地阐明了科学技术工作的价值目标和善恶标准，是建构社会主义科技伦理体系的核心内容。

1.科学技术要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于人类的进步事业

科学技术研究和应用的最终目的是造福于人类。为全人类服务是科技伦理的核心内容。1946年，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宗旨规定，充分利用科学，促进和平和人类幸福，尤其要保证科学应用，要有利于解决当前的迫切问题。1949年，国际科学协会联合理事会通过的《科学家宪章》中，对科学家的义务和责任也作了明确规定：最大限度地发挥作为科学家的影响力，用最有益于人类的方法促进科学的发展，防止对科学的错误利用。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但对它的运用则是必须做出价值评价。同志在接受美国《科学杂志》主编采访时郑重地指出：“科学自由的原则一定要坚持，但科学的发展要为人类服务，不能危害人类自身。”他还指出：“我们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维护和平，实现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4]“科学技术门类众多，服务对象广泛，但是为经济建设服务，要摆在首要的地位。”[5]这就为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即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维护人类的利益，为经济建设服务，施善于广大人民。在我国，科技工作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要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转变观念，改革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导向的作用，加强科技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联系，努力使科技成果及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更好地为促进我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服务，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服务。科技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在认识自然和社会的基础上，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科技工作只有把现代化经济建设作为自己的主战场，紧密结合社会经济的现实需要，为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国防实力服务，才能取得不竭的动力资源，也才能最终实现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

2.弘扬创新精神，勇攀科技高峰

同志在多次讲话中反复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的动力。”（《人民日报》，1995年6月5日）科学技术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性劳动的产物，是认识与改造世界的智慧结晶，尤其需要发扬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新的精神，正如同志所指出的，“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是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崇尚科学，弘扬科学精神，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求真务实，开拓创新。

创新也是时代的需要。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正在发生新的重大突破，以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我们正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世界政治走向多极化、经济日趋全球化的条件下，我们要实现新世纪发展目标，必须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大力追赶世界科技的先进潮流，努力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与时俱进，加紧推进科技的进步和创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持。大胆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是时代的呼唤，是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也是新时期科技工作者应具备的道德品格。

实现科技创新，必须从世界科技发展和我国科技发展的实际出发。同志指出：“我们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瞄准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力争在有条件的领域实现突破，力争在基础科学上有所发现，在技术上有所发明，努力实现我国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6]他的关于我国科技发展前景的这一高瞻远瞩的论述鼓舞着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优良传统，敢于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敢于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勇攀科技高峰。

3.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

随着科技进步，人类不仅要运用科技手段从自然界中取得各种物质资料，以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且还要有控制地利用自然，使自然界能够进行“再生产”，以维持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关心大自然，就是关心人类的利益，呵护大自然，就是维护人类的生活权力。而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质上也是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当今，人类已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但资源、环境、人口等一系列问题一直是困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痼疾。因此，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实现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无疑具有深刻的伦理意义。

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十分重视环境保护工作。1992年我国正式将环境保护确定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国策；同年国务院批准制定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1994年，我国政府响应国际《21世纪议程》的号召，制定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纲领——《中国21世纪议程》，向世界表明了中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决心和决策；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和1996年第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发展规划纲要，将可持续发展与科教兴国确定为基本发展战略。1995年9月28日，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切实保护资源和环境，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他把建设和保护良好的生态环境看做是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伟大事业。他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进一步提出“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在这里，同志深刻揭示了可持续发展伦理意义，论述了以平等的原则调整人们利益关系的代际伦理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德观念。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机会、利益均等的发展，在处理人类与环境、资源的关系上人与人、国家与国家，都应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互相尊重，互不侵害对方的合法权益。平等的原则不仅包括代内平等原则，而且也包括代际间的平等原则。代际平等的道德原则要求，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还要顾及子孙后代的需要。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现代的发展不能对后代的生存发展构成威胁。如果我们目光短浅，仅顾一时一世的利益，无所顾忌地暴殄天物，即便有幸逃脱大自然的惩罚，但最终只会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笔孽债。因此，我们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既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科技伦理的重要内容。“和谐”是我国古代“仁”、“爱”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在我国古代，孔子讲“仁”，讲“泛爱众”，墨子讲“兼爱”。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这一传统的伦理思想引申至人与自然的关系，十分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德原则。这一和谐发展的道德原则，在凸现人的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强调了道德主体对大自然的责任和义务。这种能动的和谐原则，要求我们在利用科技手段，对大自然进行开发的同时，也要通过发展科技对自然环境进行治理和保护，维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在通过科学普及提高认识能力和开发能力的同时，增强人的自我控制和理性思考能力；在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加强素质教育，提高人的思想道德水平。实践证明这是实现人—环境—社会同步发展的重要的思想道德保证。

4.发扬“四种精神”，加强科技职业道德建设

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其核心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而科技工作者的道德水平是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保证。因此，努力提高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思想道德素质，是实现社会主义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同志指出，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求实创新精神、拼搏奉献精神、团结协作精神。这四种精神，是我国数代科技工作者崇高品质的结晶，也是科技事业繁荣的重要保证”[7]。

爱国主义是一面光辉的旗帜，是我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光荣传统。同志称赞钱学森同志是一位具有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坚定不移地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战士。他号召广大科技工作者向钱学森同志学习，希望科技工作者特别是青年科技工作者，自觉地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全部力量。

爱国主义是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在处理个人与国家、民族利益关系时应坚持的基本原则，是衡量行为主体的政治尺度和道德尺度。爱国主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今天，讲爱国就是要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个人的理想和事业融会于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这是因为我国人民从切身体验中深深懂得，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历史的经验一再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科技事业与这个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科学家的事业与自己祖国和民族的兴衰休戚与共。只有在实现国家独立、安全、稳定的前提下，科技事业才能不断发展，只有献身于祖国和人民的事业，科学家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人生价值。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施展才华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促进科技工作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广大科技工作者只有自觉地把个人理想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的志向与民族的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才能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求实是科学之本，创新是科技发展的生命力所在。同志指出：“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必须以求实的态度，尊重客观规律，探索真理，开拓创新。”[8]科技工作者应率先垂范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克服急于事功的浮躁心态，反对一切虚假行为，努力成为先进文化的实践者。科技创新能力已越来越成为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决定性因素。在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面前，我们只有坚持创新才能不断前进，只有不断前进才能始终掌握主动。同志指出：“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人民日报》，1995年6月5日）因此，我们在科技领域，必须做到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只有这样，才不会辜负时展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殷切期望。

拼搏奉献是所有科技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品德。探索科学真理是一项极其艰巨、复杂的劳动，只有不畏艰险、勇于在崎岖的小路上辛勤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二弹一星”的研制工作者们，是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他们依靠科学，顽强拼搏，发愤图强，锐意创新，所表现出的惊人毅力和勇气，成为新中国科技战线的一面旗帜，展现出科技工作者的时代风貌。在社会主义社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科技工作者的道德责任。研究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科技问题，以推动社会进步，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是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的具体体现。坚持为人民服务是科技道德建设的核心，广大科技工作者只有坚持为人类造福的宗旨，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身于无限的为人民服务的伟大事业中去，才能创造出更高的社会价值。

团结协作是现代化生产条件下科学技术研究活动的内在要求，也是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具体体现。在科技工作中，既要倡导学术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要提倡相互尊重，团结合作，取长补短，发挥集体优势，协同攻关。社会主义社会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在科技工作中也要利用这种优势，集中集体智慧，去攻克科技难关，在一些重大科技项目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加强团结协作必须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摒弃落后生产方式所形成的陈旧观念，扫除小生产者“平均主义”的思想残余。要树立全局意识，识大体，顾大局；要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精诚团结；要谦逊礼让，尽心竭力，忠于职守；要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博采众长。总之，在科技工作中坚持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就是要既注意发挥个人专长，又善于集中集体智慧，调整好各种利益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强大的合力，增强整体竞争实力。

5.社会科学家的道德责任

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要兴旺发达，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没有创新的理论思维。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同志2001年8月7日在北戴河与部分国防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座谈会上和今年4月27日视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对社会科学的地位、作用及学风建设问题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他提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

同志深刻指出，社会科学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对于正确认识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提高道德素养和精神培养具有重要的作用。（见《人民日报》，2001年8月8日）这些重要论断，科学地阐明了社会科学的功能作用。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对实践又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列宁曾经指出：“先进的理论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为了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深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抓住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课题，做出科学的理论的回答，以帮助人们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掌握和运用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于在我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重要时期，所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社会科学工作者也需要进行深入的思考，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探索，为发展我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包括先进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为维护和发展我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发挥作用。同志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在实践理论上不懈进行探索，不断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创新的理论，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实践。”（《人民日报》，2002年7月17日）特别是当前，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需要社会科学工作者对时代变化的特点和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进行深入的观察和研究，通过理论的创新，帮助人们提高认识能力，掌握应对各种变化的主动权。所有这些艰巨而光荣的重任已经历史地落在了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肩上，这也是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面对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和庄严的道德责任，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同志结合社会科学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对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学风和职业道德建设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指出，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要坚持严谨治学、实事求是、民主求实的学风。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甘于寂寞，淡泊名利，力戒浮躁，潜心钻研；要认真读书，多思慎思，关注现实世界，注重学术积累；要厚积薄发，出精品，出上品；要加强团结，和谐合作，在学术研究中相互切磋，共同进步。（见《人民日报》，2002年4月28日）2002年7月16日，他在考察中国社科院时再次强调指出，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建设，要坚持优良的学风。要坚持严谨而不保守，活跃而不轻浮，锐意创新而不哗众取宠，追求真理而不追逐名利。坚持老老实实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做事，扎扎实实地做学问。（见《人民日报》，2002年7月17日）所有这些都为社会科学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是社会科学界思想道德建设重要的指导方针。同志特别强调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不断增强贯彻“三个代表”要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指出，“三个代表”是衡量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性质、方向和水平的根本尺度。（见《人民日报》，2002年4月28日）我国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应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为己任，为繁荣我国社会科学事业，为促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5页。

科技伦理思想范文篇6

论文摘要:弗洛姆一生致力于文化、社会的批判。他认为当今的社会是病态的社会，而科学技术脱离人的控制是社会病态的原因所在。因此，弗洛姆提出要将科学技术重新置于人类控制之下以建立”健全的社会”。而科学技术又恰恰是推动社会健全的必备手段。

埃里希·弗洛姆是当代著名德裔美籍思想家，其一生致力于对文化、社会的分析与批判。在许多精神病学者和心理学者都认为当今的整个社会不会患病的时候，但弗洛姆发现隐藏在人病态之后的恰恰就是整个社会的病态与不健全。要使社会走向健全，必须要把科学技术重置于人类的控制之下。

一、社会病态的根由

弗洛姆认为，我们正处在人类文明的十字路口。在当代工业社会，一个幽灵正在我们中间游走徘徊，然而却很少有人能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它不是共产主义或法西斯的幽灵，而是一个全新的幽灵:一个完全机械化的社会。”科学技术正是导致机械社会根由。

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社会片面追求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消费。科学技术在近代的迅猛发展，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人类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世界各国也以具有强大的生产能力为荣，争先恐后的发展本国科技，并使之转化为生产力，以生产更多的物质则.富，奠定自身世界强国的地位。与此同时，人的消费不再仅仅是满足生存的需要，而是在片面追求物质财富生产的控制下变成了“异化的消费”。很多情况下一旦我们获得了这些东西，我们是如何加以利用的呢?就很多东西而言，我们甚至找不到使用的借口。我们得到这些东西不过是为了了占有它们。

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着重于智力的培养，而忽视对人本性的关注。科学技术以人类的智力为原动力，所以当代社会对于人的智力的培养倾注了大量精力。但是，智力对于目标是否合乎情理缺乏判别能力。因此单纯应用智力导致的后果可能是消极甚至是可怕的。正如人类对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究，如果单纯在智力的引导下进行，那么世界必然时刻处于被毁灭的危机当中。对于人性的关注与考察应该是一个社会健全的必要条件，但是当今社会对于人性的追问显得如此单薄。人类过分追求物质财富，而致使精神家园荒芜;过分强调浅层的智力，而丧失了真正的智慧。

科学技术在给人类带来无尽物质财富与便利的同时，又把人类社会带入病态的境地。

二、社会病态的症状

在不健全的病态社会中，作为社会有机体的人体现了社会病态的所有症状。

在病态社会中，人逐渐成为了机器的附属物，被机器的节奏和需求所统治。人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消费者，他的唯一目标是拥有更多的东西，消费更多的东西。弗洛姆认为，”这个社会制造了许多没用的东西，在相同程度上也制造了许多没用的人。人，己经不再是人了，变成了一个东西，成为了生产机器上的一个齿轮。人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做着自己不感兴趣的事，与他们不感兴趣的人在一起，生产着他们不感兴趣的东西;人们不生产时就消费。人们用于驱逐烦闷的各种消极的娱乐手段反而增加了自己的烦闷，这些娱乐手段阻止他们变得清醒和有意识。

在病态的社会中，人类被定量和抽象化。如果没有定量和抽象化，社会化大生产不可能得以实现，但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定量与抽象化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已经扩展到人对物、对人、对自己的态度方面。人丧失了人之为人的本性，变成用数字符号就可以表达的概念。定量与抽象化导致了人的异化。弗洛姆认为’.所谓异化，就是一种经验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人体验到自己是一个陌生的人。我们可以说，他同自己离异了”在经济领域，人性异化表现为工业生产中的劳动异化。弗洛姆认为，劳动表现了人的创造力本质。但随着近代生产方式的出现，劳动仅成为一种获得金钱的手段。在异化的劳动中，人失去了自己的尊严与价值。在政治领域，人性的异化主要表现在民主制度中，现代民主选举人的意愿表达方式成了一种异化的表达方式。现代民主制使人们成了被异化的自动机器，他们的情趣、意见和好恶都受制于社会这部大机器，他们不可能表达出自己的真正意愿。西方民主国家中政治机器的运转正如商品市场的活动一样，各个政党如同庞大商业机构，职业政客像商人一样使用施加压力的广告方法向公众推销其货物，公众就像在消费中受广告支配一样，在选举中必然受到政治宣传的左右，这种民主必然不是真正的民主。

在病态社会中，人的精神状况堪忧。自由时间的充裕，带给我们的不是闲适与愉悦，而是茫然无措和无所事事，在仿徨无助中，人们只好无奈地看着生命像流沙一样从指间溜走。虽然有了更多选择的机会，但人们的心灵却被各种虚假的幻像充斥着，自杀与酒精中毒现象的大量存在折射出人挣扎于精神的苦海之中。人的害怕独处、拒绝认识自我恰恰说明人本身己异化为物的存在。

三、社会健全与科学技术

弗洛姆认为，当今社会的病态是由于科学技术脱离了人的控制而反过来控制人所造成的。弗洛姆提出要建立”健全的社会。”首先，在这一社会里，没有人是别人用来达到目的的工具，每一个人总是并毫无例外的是自己的目的;因此，每个人都不是被人利用，被自己利用，而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力量的目的而活着;人是中心，而一切经济的政治的活动都是服从于人的成长这个目标。在健全的社会里，人们无法利用贪婪、剥削、占有、自恋这类品质来获取物质利益，或提高个人的威望;按照良心行事被当成基本的、必要的品质，而机会主义和纪律松懈则被看作是不合群的自私行为;个人参与社会事务，社会的事因因而也成了个人得事;个人同他人的关系也与他同自己的关系不在分离。此外，一个健全的的社会使人在易于管理的和可观察的领域内，积极而又负责的参与社会生活，并且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一个健全的社会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战斗团结，不仅允许而且鼓励同成员有爱相处;健全的社会促进人人在工作中进行创建性活动，刺激理性的发展，使人能够通过集体的艺术和仪式，表达出自己内心深处的需要。”

那么建立健全的社会的必由之路又在何方?我们从对人类历史的考察中可以发现，科学技术对于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不可改变的他的自然属性，所以在生物学意义上来说人也是一种动物。但是人类和其他动物相比较，缺少适应环境的生物调节本能。人没有强壮的身躯，没有浓厚的皮毛，没有锐利的爪牙，没有敏锐的嗅觉……在自然面前，人类显得如此脆弱柔嫩。但是"动物的本能越不完全、不稳定，头脑就越发达，因而就越具有学习的能力”。因此人类具有其他动物所不具有的智慧与理性。同时，科学技术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五种形态的更迭，现在处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存的局面。人类社会形态的每次更迭都是人类文明的一次跨越，社会形态日趋完善。生产力导致生产关系的变革，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以提高的最大助推力。没有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或许还一直处于茹毛饮血的远古时代。

科技伦理思想范文篇7

[论文内容提要〕钱学森是我国杰出的科学家，是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在他的科研事业和学术研究中蕴含着丰富的科技伦理思想，研究钱学森的科技伦理思想对建立高尚的科技伦理，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钱学森的社会伦理思想

(一)“我是中国人，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

旧中国的贫穷落后与“东亚病夫”的形象使钱学森在青年时代就立志要用知识改革社会，拯救民族。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使他明白:人当勤奋努力，才能改善国家的现状，每个人都有责任为使国家强盛而努力。他在赴美留学时就立下了学成必报效祖国的铮铮誓言。

在1950年一1955年争取回国的5年时间里，钱学森受到美国政府的拘捕、监视等种种迫害，但他毫无畏惧，冲破重重困难和阻力，义无反顾地回到了祖国。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的艰苦岁月，钱学森同其他科学家一起，白手起家、勇挑重担、历尽艰辛、顽强拼搏、突破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在戈壁滩上终于发出了让世人震惊的响声。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为祖国和人民服务，是科学家的基本职责。钱学森说:“我是中国人，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一句朴实的话语，却充满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同时也充分体现了钱学森报效祖国、服务社会、造福人民的高度社会责任感。他回顾在美国的经历时说:“我在美国的20多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作准备，为的是日后回到祖国能为人民做点事。”这种报效祖国的伟大精神力量，驱使他更加勤奋学习和工作，以致在祖国的科学事业中做出了杰出贡献。1991年，在授予钱学森同志“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仪式上的讲话中，称钱学森“是一位具有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坚定不移地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战士”，“是我国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他的经历体现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追求进步的正确道路”。

(二)科学应与政治相结合

科学工作者要有坚定地政治方向，才能更好的为祖国为人民服务。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钱学森指出:搞政治的要懂一点科学，搞科学的也要懂政治。科学应与政治相结合，科技工作者只有坚定的政治方向，才能与时俱进，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钱学森自回国后，就始终保持与党中央一致。国家需要什么，他就做什么。建国初期，为了加强我国的国防建设，回国不久钱学森便和其他科技工作者一道致力于火箭、导弹和航天技术的研究，以及他后来提出的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总体设计部以及建立社会主义建设体系结构等，都是紧跟政治方向的。他把个人的理想同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始终坚持祖国利益高于一切。

钱老的这种科学应与政治有机结合的观点告诉我们:科技工作者不仅要进行科学研究，还要有坚定的政治方向;同时，搞政治的领导者也要高度关注科学，与时俱进，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三)“人民给了我们科学知识，作为一个科学家，有责任再把科学知识还给人民”

科学技术要用来服务社会、造福人类。这是科技伦理思想的核心问题和价值取向。科技工作者是科学技术的载体，拥有更多的专业知识，被认为是科学的化身，这就要求他们要通过自身创造性的科研活动来有效的服务社会、造福人类。钱学森认为科学技术研究成果是全人类的财富，它应该成为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有力武器。他多次强调:“人民给了我们科学知识，作为一个科学家，有责任再把科学知识还给人民，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社会义务。”正是这种高尚的思想境界和伦理道德使得他为人类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的系统工程和工程控制论，对整个人类社会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贡献;他提出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不仅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现实应用意义，能有效的组织管理科学技术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福利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如何利用科学技术更好的为人类造福，钱学森认为:“科学技术人员要关心科学对社会的影响”，“对于我们的科学技术，我们做的成果怎么样造福于国家，造福于人类，我们是有发言权的。我们应该来考虑这个问题，而且当我们有了一种认识的话，我们应该宣传这些成果对于人类的幸福是直接相关的”，“我们的工作很可能在某些方面对于我们全国、甚至对于全世界是有影响的，作为一个科学技术人员心胸不应该那么狭小，而是要看到全国、全世界。”

(四)“每一个科学技术工作者都有科普的责任”

钱学森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也是一位热心和善于宜传普及科学新知识的科普大师。他认为让普通民众获得科学知识并了解现代化科学技术，唤醒民众参与科学，对于促进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培养和造就优秀的科学人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他认为科学普及实际上是一个改造社会的任务，“没有科学技术知识，很难设想我们怎样来建设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最后实现四化。所以，让人民大众有科学知识，理解现代化科学技术，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钱学森在一次座谈会上提出，科学普及是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他倡导科学普及，重视科学普及工作，他自己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总是抓住一切机会把自己掌握的科学技术知识传授给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科技人员。他号召:“一定要把科普当成一项伟大的战略任务来抓，每一个科协的会员，每一个科学技术工作者都有科普的责任。”因为科学普及的作用，不仅仅在于把深奥的科学知识通俗地介绍给人民大众，以此来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而且还在于它往往会开创一些崭新的科学领域，从而推进科学的发展。

二、钱学森的职业伦理思想

(一)严谨治学、求实创新，执着追求、献身科学

严谨治学、实事求是、追求真理，是科技工作者最重要的素质，是科学研究、科技创新和发展的内在要求。钱学森治学严谨的学风可以从著名的《钱学森手稿》一书中得到充分体现，他的每一篇手稿都是字体工整、书写标准、制图规范。他每做一个课题，都要认真做文献调研，并将其消化吸收加以创新。他的博士论文本来导师已给他提出了清晰的思路，只要加以论证，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拿到学位。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严格要求自己，搜集文献资料，进行分析计算，再找出前人的优缺点，开拓创新、自己建立数学模型，进行求解。

千百年来，人类为追求真理付出了巨大代价，它又促进了人类的生存发展。人们也总是把追求、尊重、信仰、坚持、捍卫、献身同真理联系在一起。钱学森在悼念杰出的科学家郭永怀院士时说过:“一方面是精深的理论，一方面是火热的斗争，是冷与热的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里没有胆小鬼的藏身处，也没有自私者的活动地，这里需要的是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f8]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真理的理解与态度。在献身科学的道路上，他从来没有投机取巧，走捷径或马虎从事。他认为科学道德的核心问题是追求和维护真理，对于弄虚作假者应严厉处罚。在《科学技术工作的基本训练》一文中他指出:“科学是严肃的、严格的、严密的、是不允许马虎的，所以科技工作者必须首先有良好的科学工作习惯，要有条有理。”[9]正是这种精神使他奠定了广泛而坚实的科学基础，掌握了打开科学之门的钥匙，找到了攀登科学高峰的云梯。

钱学森在他的科研事业中始终站在世界科学技术的前沿，以严谨的科学态度不懈追求，勇于探索。他敢于想前人没有想过的事，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敢于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科学高峰。他在世纪之交的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不能死抱住过去的教条，要根据新的形势、新的实践加以发展。强调创新，这就抓住了科学研究工作的本质。”

(二)把培养人才作为自己的崇高使命

钱学森一贯重视人才的培养、发现和使用，他始终把培养人才作为自己的崇高使命。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他认为把最合适的人放在最合适的职位或岗位上才能发挥其真正的价值。他认为中国的教育应该注重培养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专门人才，以适应和满足我国经济建设的需要，同时还要培养一批高级的综合人才或通才，也就是帅才或将才，这些人能够从事和组织综合的创造性的研究，对国家的经济建设、科学繁荣和社会进步能作出开拓性的贡献。为此，他倡议设立“中国青年科技奖”，目前此奖在我国科技界已经产生了巨大影响，树立起良好的形象。

钱学森认为事业造就人才，人才开创事业。他很重视识别人才、使用人才、培养人才和锻炼人才。历史证明，钱学森对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院士的举荐，对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院士的举荐，不仅是慧眼独到的发现，而且是非凡的科学预见，同时也是对我国航天事业的一大贡献。

(三)团结协作，民主集中

任何科学研究都是一项社会活动，必须有集体间的交流和研讨。钱学森始终认为学术讨论要“百家争鸣”、“百家齐放”，大家都是平等的，在学术探讨中充分发扬民主，可以互相学习，互相促进，共同提高，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集中。科技工作者要团结合作，积极开展学术交流，自觉维护学术民主，在科学领域中搞封建割据、情报封锁是不道德的行为。钱学森强调指出:“学术讨论是非常重要的”，“学术工作就是靠互相促进，就要交流，而且要提倡有什么说什么。”发扬学术民主，团结协作，实行民主集中，是钱学森组织科学攻关惯用的基本方法，如在我国导弹事业的草创时期，为了突破技术难关，每个星期天下午都要开讨论会，大家畅所欲言，攻克了一个个难关。

(四)“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钱学森始终把事业和工作放在第一位，把名利看得很轻，他的行为正如他所说的:“我姓钱，但我不爱钱。”“党和国家给我的荣誉已经很高了，不要把荣誉都堆到一个人的头上，务必将这一荣誉授给他人。”钱学森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作为一个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不仅淡然荣誉而且淡然物质利益。1994年，他把100万港元的奖金全部捐给了西部治沙事业，而他始终过着节俭的生活。为了潜心研究科学，他要求除掉头衔，抓紧一切时间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和现代化建设专心工作。为此，他甘于不高的职位甚至清贫的生活，这是一种难得的伦理境界，原本有着优裕的生活条件，没有什么压力使他必须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他只是出于对科研事业的热爱，出于一种为国计民生效力的伦理境界，钱老的这种高尚品德正所谓是:“未出土时先有节，待到凌云更虚心。”

科技伦理思想范文篇8

20世纪6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伦理学正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包含一系列分支学科、边缘分支学科的学科群组。科学技术伦理学作为介于科学技术学与伦理学之间的交叉性边缘学科，作为应用伦理学、职业伦理学的新兴分支学科，伴随着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后果的日趋凸显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热切关注。1．对科技伦理学学科理解的分歧(1)从学科演进的发展规律看杨怀中在《科技伦理学研究之内涵》中指出，科技伦理学是科学技术学与伦理学相结合而形成的一门交叉学科［14］，所以，对科技伦理学进行研究要联系科技的伦理本质、科技发展与道德进步的互动。(2)从研究学科生成建构上看杨怀中指出，就研究科技道德现象而言，科技伦理学既有职业伦理学的一般性质，又有自身的特殊规定性。它实质上是一种职业伦理学。刘则渊和王国豫认为:“科技伦理学并不等同于职业伦理学和责任伦理学。要达到技术的和谐目的，必须从技术的决策、创造、生产、传播、使用各个环节，从技术的工程过程、经济过程、文化过程各个方面，对技术进行社会建构;这不只是工程人员的责任，而且也是社会各界的共同责任。这是一种基于技术社会建构论的技术伦理观。”［15］还有一些学者主张:技术伦理是对高技术发展中出现的伦理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一套伦理法则或规范，进而发挥驾驭、控制和引导技术发展的作用。王国豫和刘则渊等人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伦理道德的正确引导”［16］，“甚至有必要对科学研究，特别是对一些高新技术的应用作伦理上的评价，或给予一定的制约与引导”［17］;认为“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防止其滥用，不让潜在的危害转变为现实;另一方面有助于科学研究认清自身的局限或某种不足，以便及时纠偏补纳，改善其理论与技术”［15］。(3)从学科关注的研究领域看科技伦理学起源于伦理学的应用，即科技中的伦理问题，是一种应用伦理学，研究的是具体科技领域中的道德问题。有学者认为，科技伦理学就是以科学技术为控制对象的科学技术控制论。这种以伦理道德为标准来建构科学技术的未来走向，可能会使人们对科技伦理学的存在产生质疑。谢怀建、王贵明在《科技的伦理与伦理的科技》一文中指出:“伦理对科技的规范与限制可以有效于一时而无法维护长久。相反，科技对伦理的作用与影响才是根本的、决定性的，持久而深远的。”［18］2．科技伦理学建构的必要性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技术和技术活动都承载着一定的价值，技术和伦理密切关联。可是，当前国内大部分学者对是否有必要建立科技伦理学及其与其他一般伦理学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产生了一些争议，甚至一些对立的观点。众所周知，“科技本身是否存在伦理问题”决定了科技伦理学能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成立。甘绍平说:“如果不能对科技本身有无伦理之问题做出一个肯定的回答，则科技伦理这一概念及由这一概念所代表的这门学科就不成立。”［19］(1)国内有些学者认为没有必要建构科技伦理学在孙道进看来，研究科学和技术的伦理问题，就是“科学技术的伦理化”问题，因此“抽象的乌托邦主义”的“科学技术伦理”易导致科学技术的停滞与消亡，这对于科学技术本身恰恰是非人道的、不伦理的。另外，“科技伦理”的价值诉求与其执行后果相反，正形成“科技伦理”悖论。孙道进说:“科技本身是否存在伦理问题仍是个问题，而科技领域的职业伦理又不能视为科技伦理学成立的要件，那么，我们只能这样说:科技伦理学，它是一门难以成‘学’的‘科学’!”［20］(P60～61)因此，孙道进对建构科技伦理学的必要性持否定态度。王国豫在《技术伦理学的理论建构研究》中认为“谢怀建、王贵明、廖小平等人将技术伦理学的作用理解为对科学和技术的限制和阻碍，指出技术伦理无法阻挡科学技术的发展。既然阻挡不了，就应该任其自然发展，其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到时候自然会得到解决，因为伦理必然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正如现代社会对安乐死从拒绝到接受的转变一样。”［15］(2)大部分学者认为有必要建构科技伦理学目前，大部分学者承认技术伦理学有存在的必要性，但是关于技术伦理的研究对象还存有一些争议，或者定位于“探寻科技人员在其科技活动中是否涉及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涉及伦理道德问题”或者定位于“对伦理的预见性”和对“技术的导向”［21］。杨怀中认为技术伦理学应包含三项内容: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它需要研究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作为一种职业伦理学，它需要研究科学技术道德现象;作为应用伦理学，它还需要研究具体科学技术领域中的道德问题［22］。张小飞认为科学技术伦理学应该关注技术的负面效应;同时他指出技术伦理学具有广泛性、差异性以及复杂性。他在《现代科技伦理问题表现及特征的哲学探究》一文中对此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认为科学技术这种在许多人看来“无所不能”的特性促使了人类物质欲望的不断膨胀，人对物质欲望的不断追求与科学技术相互促进，构造了一个“物化”的世界，使人的生命价值带上了浓重的物化色彩。物质财富的占有和享用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衡量生命价值的重要参数，追求自由的生命价值服从于对物质利益的价值追求，在进化和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人的创造欲望和潜能，人的生命的精神价值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被消解，这显然背离了人的自我实现的初衷［23］。江雪莲认为:“科技伦理学研究的是如何使伦理道德要求内化为社会制度或社会体制的整体性伦理机制，使社会的决策程序的设定或社会结构的调整符合伦理道德价值的要求，与其说科技伦理学专注于研究个别境遇下的个体行为选择，不如说它更重视通过各种方式在社会普遍讨论和广泛交流的基础上反复权衡、比较，而选择的普遍性的社会行为模式;科技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由于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紧迫问题，对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往往是生死攸关的课题，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只能在不同的利益权衡、不同的价值判断与抉择中通过各种商讨和探索不断地推进问题的解决”［24］。

我国古代科技伦理思想研究现状

当前，我国正致力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伦理学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在生态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颇丰，推动了近现代应用伦理学的不断前进。但在中国古代科技伦理思想史的研究方面，国内的学者对于中国古代的科学思想和科技道德挖掘较少，关于技术“双刃剑”以及生态等日益严重的问题，并不是在现代社会才出现的。即使在原始社会也不例外，生态问题在狩猎经济时代也已存在，据史料记载，我国在夏代就有在春夏季节禁止任意捕杀小动物和砍伐森林的禁令，由此可以推断那时就有因为无节制的开发自然资源的行为而危及人类生存的现象。所以，当今的学者有必要对中国古代科技伦理思想史进行梳理和研究。徐少锦主编的《科技伦理学》是国内较早涉猎古代科技伦理思想起源、形成和发展的专著。书中详尽的论述了中国远古神话中所包含的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一致以及中国古代科技伦理思想萌芽等信息。另外，在他发表《中国传统工匠伦理初探》中，将官营工匠制度性伦理准则归纳为遵行程度、毋作淫巧、物勒工名和工师效功四个方面。《管仲及其学派的科技伦理思想》一文中指出管仲及其学派在生态伦理、工匠伦理等方面具有卓越的见解。《中国传统师德及其现代价值》在勾画传统师德产生与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概括出六大师德规范。《孔子科技伦理思想探析》中认为孔子具有求真殉道的治学伦理、知德统一论与无神论倾向、惜生爱物的生态伦理与资源伦理思想以及将自然美与伦理美结合起来的比德教育方法，这些思想对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对当前科技伦理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国内一部分学者对中国古代科技伦理的某些领域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例如，何兆雄在《中国医德史》中把扁鹊的医德品格概括为“认真负责，不顾个人得失”、“随俗为变，不避风险”、“谦虚谨慎，不图名利”、“反对鬼神迷信，宣传群众，相信医学”、“防微杜渐的预防思想”五个方面。［25］是一部专门研究中国科技伦理思想史的分支学科发展史的专著。该书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中国医德起源与形成的宝贵资料。陈万求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着博大精深的生态智慧，从宏观上看，这些生态伦理智慧包括“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底蕴、“万物平等”的生态价值取向以及“节用爱物”的生态伦理实践。并提出这些思想尽管带有某种朴素的直观或顿悟的性质，却都是人类生态伦理智慧的一部分，具有“奇迹般深刻”，值得我们今天在深入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价值时认真分析和汲取。［26］杨明亮在《农业科技道德》一书中阐述了神农氏和后稷的神话传说中所包含的农业科技伦理萌芽，认为农家的农业技术高尚品格，是农学家职业道德思想的雏形。［27］(P52～55)王前的《中国科技伦理史纲》，是我国第一部论述中国伦理思想史的专著，该书沿着工程技术伦理、环境伦理、医学伦理和学术伦理四条主线，叙述了从先秦至现代科技伦理思想的发展，认为先秦时期是我国科技伦理的萌芽和成长的时期。并指出后来人们的各种科技伦理观念和道德行为，都与先秦时期科技伦理有不同程度的思想联系。该书还提出了“以道驭术”的概念，即技术行为和技术应用要受伦理道德规范的驾驭和制约。徐朝旭在《中国古代科技伦理思想》一书中指出:中国古代科技伦理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原始宗教禁忌、生产祭祀礼和神话。先秦时期，一部分的禁忌和生产祭祀礼转化为具有科技伦理属性的礼。远古神话折射出原始先民在探索和改造自然中形成了某些道德品格和精神特质，它们是中华民族进入文明时代以后的一切科技道德的原发点。先秦时期，科技伦理形成的历史条件已经具备，一般道德原则开始应用到科技伦理领域，产生了一些科技伦理范畴，个别科技人员的科技道德品格初步养成，这些都是科技伦理形成的显著标志。全书通过对古代科技人员活动的探讨，归纳出中国古代主要科学伦理规范和技术伦理规范，分析了儒家文化对古代科学伦理形成的影响，比较了儒家、墨家和道家的技术价值观。全书深入研究了农耕文化时间观的形成及其科技伦理意蕴，认为农耕文化时间观是在农耕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调节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时间观念系统。此书还阐述了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的文化渊源、现实原因、科学前提、哲学前提和主要内容。［28］尽管国内学者对中国古代科技伦理思想史的研究仍算是一个比较薄弱的领域。但是他们的努力研究为后继者更加全面、更科学地把握科技伦理思想提供了线索。

现代科技发展的困境

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大大增强了人类改造外在客体世界的能力，但同时高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问题也逐步成为科技伦理学研究的热点。国内学者认为有必要对现代科技发展困境展开伦理学的讨论。当前，现代科技发展的困境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1．伦理困境刘大椿指出:近代以来，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相互促进，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利用抽象的理论和实证方法，人实现了对自然过程的部分揭示与控制，主体的价值得以充分的彰显。但与此同时，当科技成为人们追逐物质利益的有效手段之后，科技发展逐渐打破了传统的价值信念体系，使人类进入了快速变迁的世俗化时代。他多次指出，科学与技术活动中的伦理问题己成为现代科学技术实践中不容忽视的一个严重问题。［29］李醒民指出:“科学家应该为科学的应用承担某种有限的道德责任，但是究竟怎么承担或如何承担，却面临诸多困境。”［30］他以爱因斯坦为典型案例，论证了科学技术工作者的重大伦理和道德责任。这在邹志勇的《爱因斯坦的科技伦理思想研究》一文中有所体现。邹志勇指出:“李醒民从科学探索的动机、科学追求的目的、维护科学自主、捍卫学术自由、科学活动的行为、对研究后果的意识、对科学荣誉的态度等七个方面，论述了科学家的良心及其道德内涵和加强科学技术道德建设的现实意义。”［31］当然，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问题也涉及科学界的学术伦理问题。有学者认为，科学界频频出现学术不端行为，建构和完善科学规范已迫在眉睫。根据科学规范的抽象程度或强弱程度、科学规范调整的对象、科学活动的阶段或目标、科学家的权利和义务，提出了科学规范的具体分类，并阐述其各自的功能。［8］殷正坤在《高科技时代的和谐社会》报告中指出:高科技为一部分人创造了富裕而舒适的生活，却反而进一步加剧了世界范围内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在高科技最为发达的国家里，它没有被用来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事业，却反而成为推行霸权主义、屠杀无辜平民的手段;高科技发达的国家里仍然存在着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人们盲目崇拜金钱、社会风气败坏，许多人丧失人生理想，不重视自身的价值和尊严而沦为物的奴隶，这与和谐社会的价值标准相去甚远，并认为发达的科学技术和高度的物质文明并不会必然为人类创造出一个和平、幸福、和谐的社会。［32］2．生态困境卢风在《21世纪科技的生态学转向》报告中指出:造成生态困境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现代科技本身是有片面性和缺陷的”:一是设定的机械论世界观把非人的一切都看作机械性的对象，而看不到自然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也看不到自然事物的内在价值;二是还原论的方法论认为只要认识了构成事物的基本单元，就彻底认识了事物;三是重分析，轻综合，过分重视对特定对象的分析、“解剖”，不重视事物与其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四是征服性、扩张性的技术设定只有人才是主体，非人的一切都是机械性的东西，因此只是供人类使用的工具。扩张性、征服性科技使人类空前强大，但又把人类置于巨大的危险之中。［33］史兆光在《海洋环境与资源保护的伦理视阈》一文中指出:“剖析海洋环境污染、海洋资源掠夺性开发、海洋技术负面效应对海洋生态平衡的影响，说明建立全球性海洋可持续开发伦理观的必要性，即破除人类中心观念，树立公平原则，明确人类没有理由剥夺海洋生物对海洋自然资源与环境享用的权利。”［34］作者其实就是对由海洋科技引发的伦理问题进行研究、探论。

我国科技伦理研究的现代转向

科技伦理思想范文篇9

说起经济伦理，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这种概念或者说这种思想早已有之。自从有了人类的经济活动，伦理道德也随之产生。笔者试图站在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诠释经济伦理的定义。第一个角度是站在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和研究伦理道德问题，那么经济伦理可以这样定义：经济伦理是指研究规范经济学对各种经济制度和平等、竞争、效率等经济范畴以及个人、集体消费等经济行为的一系列综合价值判断问题的总和。第二个角度是站在伦理学的角度研究和分析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那么经济伦理指的是研究经济制度、经济秩序、经济活动、经济行为是否合乎伦理道德的前提和条件。经济伦理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变得越来越具有现实研究价值，国内外好多学者也开始研究经济伦理学这门学科的历史源头。其实经济伦理学如同政治经济学一样是个具有双重含义的双面性的学科，都是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在国外，经济伦理这一概念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那个时候就把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了。在伦理学巨著《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说过这样一句经典的话：“因为很显然财富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善，它只是有用的东西，以他物为目的。”很明显，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类的财富就是经济学的范畴，而人类的“善”才是真正的追求目标。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善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经济活动中的行为最终都会指向这种普遍而又特殊的善。

二、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本质分析

马克思虽然没有对经济伦理做一个专门的、系统的专著进行论述，但是在他其他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中蕴含了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对经济伦理思想也有比较深刻的分析和研究。他的著作中所研究的所有经济制度理论都渗透着经济伦理思想，充满了经济学的人类关怀。这是有别于像李嘉图那样在假设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永恒合理性和正确性的基础上进行财富与价值的一种完全抽象化的研究，也不像西斯蒙第那样完全把经济学范畴狭隘化，过多地从伦理价值上的人类主体出发，进行理论投射研究分析。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本质是他通过在当时的历史时代背景下对资本主义以及其他社会经济形态所有经济现象和本质进行分析，包括对诸如剩余价值理论、劳动价值理论、产权理论、资本积累理论、资本流通理论、经济危机理论都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后，落脚点还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来对资产阶级经济伦理思想基础和理论范畴进行批判，并对无产阶级经济伦理思想进行了透彻而又科学的阐释，对人类给予最大的人文关怀，经济关系和伦理关系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所有的经济制度和所有权理论都深深地打上了伦理的烙印。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在《资本论》中达到了一个巅峰状态，他在这本书中始终没有放弃对资产阶级经济伦理关系深刻的批判和对无产阶级未来伦理命运的关怀，已经从早期的简单哲学理性发展到对全人类的关怀。通过科学而又严密的经济学分析和论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而这种矛盾也会引起伦理关系的变化。马克思在许多著作中，尤其是《资本论》中都表达这样一种思想，即经济研究必须有伦理关怀来引导，所以说从马克思经济伦理本质上讲，马克思的所有经济学著作就是伦理学著作。

科技伦理思想范文篇10

摘要：大学校训随近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创建而产生，集中体现了大学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特有的文化个性、精神理念和伦理内涵。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应该使大学校训在继承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同时，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斌予新的内洒，不断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扬弃”与“超越”，促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

大学校训随近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的创建而产生，反映了大学深厚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底蕴，集中体现了大学特有的文化个性和精神理念，引领大学的价值取向，反映了独具特色的伦理内涵。其中，受中国儒家传统伦理思想影响的中国大学校训，尤其体现出“厚德载物”、“乐群贵和”和“止于至善”的价值取向。

一、“厚德载物”的价值取向

中国大学校训很大一部分来自传统儒家经典著作，蕴含了很多儒家伦理思想，如清华大学的校训“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华中科技大学的校训“明德厚学，求是创新”，中国政法大学的校训“厚德明法，格物致公”等。这些校训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以儒家为主的德性文化，反映了重视道德教育的价值取向，用“道德”将个体与国家和社会联系起来，将“德”作为教育的核心，强调人的道德义务和人伦关系以及内心修养和精神生活的充实。蔡元培先生指出：“德育为完全人格之本，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恶，无益也。”因此，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德”始终是最重要的人性因素和追求目标，有着极其深刻的内涵。

“德”字在殷商卜辞中已经出现，作“值”，底下无心符，郭沫若原释“值”为征伐，后在《文史论集》中认定说：值殆古德字。发表于《中国哲学》第八辑上的《殷周奴隶主阶级“德”的观念》一文认为“值”与“伐”相通，是就征伐的结果而言的，“值”又与“得”相通，是指得到或占有奴隶、财富之义。周人认为文王、武王在灭商这一过程中获得了“厥邦厥民”的伟大显赫业绩“德”(巫显德)，把这种获得天下的方法、才能、品德等主观因素称为“德”，反过来，认为有了这种“德”，就会获得“中国民越疆土”(《尚书·梓材》)，提出了“修德配命”、“敬德保民”的思想，使“德”获得了道德的意义。到了春秋时代，“德”这一概念又有了发展，孔子将“德性”总结为“五德”即“恭宽信敏惠”，“无常”即“仁义礼智信”(《论语·阳货》)孟子言道“孝弟忠信”(《孟子·梁惠王上》)。“德”已经成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必备要求，也成为儒家追求的教育目标，儒家正是围绕“成德之教”来构建教育体系。正如张岱年先生指出，中国文化对全世界的贡献即在于“正德”，……“正德”，就是端正品德、提高品德。一个人生活在天地之间，要自强不息，修身养德，才可以承载万物，这就是儒家伦理思想中的“厚德”之教。“厚德载物”语出《易经·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就是说君子生于天地之间，是天地的精华，应当“与天地合其德”，天的德性是生生不已，运行不息，地的德性是博大宽厚，负载和养育万物，地是顺着天的，君子要效法地的德性，用深厚的德泽容纳万物，具有宽厚仁爱的德性。梁启超先生对“厚德载物”解释为：“君子接物，度量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责己甚厚，责人甚轻。名高雍容，望之俨然，即之温然。”厚德载物，就是要有深厚的德性，目的是为了托载万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体现了中国伦理思想对人格健全的一种特有诊释。“厚德”普遍出现在中国大学校训中并非偶然，从古代太学、国学、书院、学堂，乃至近现代大学，无不以“厚德”作为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如何做到“厚德”也成为千百年来教书育人的重要内容。

“厚德载物”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基本精神，要求以博大宽容的道德胸怀包容万物，使大学师生以德立身，以高尚的道德来传承和弘扬人类的美德。中国大学校训中以“德”为首、以“‘德”为魂的思想反映了大学“厚德载物”的价值取向，但不同的时代赋予了大学校训“厚德”的内涵不同。新中国成立前，中国长期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为了强国兴邦，提出在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自强不息，使中国强大起来，因而此时的大学校训大都引用儒家经典.继承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反映出“厚德”的价值取向，而且突出体现了“自强不息”、“振兴中华”的精神。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开始，大学进入全新发展时期，大学校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德”也赋予了“五讲”、“四美”等新的内容，体现了鲜明的时代色彩。及至“”结束后，尤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大学校训进人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展时代，校训由统一、单调的词句转变为广泛的继承和发扬具有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内涵的名言警句，对中国传统“德性文化”全面回归的基础上，进行了“扬弃”和“超越”，“厚德”具有了更为广泛的涵义。正如湖南工业大学王汉青教授认为：“厚德博学不仅反映了高等教育一贯的价值取向，还体现了时代的强烈要求”。

二、“乐群贵和”的价值取向

中国许多大学校训都使用了“团结”、“乐群”、“和而不同”等词语作为校训，突出了“和”的思想，强调了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如北京工业大学校训“团结，勤奋，严谨，创新”、北京理工大学校训“团结，勤奋，求实，创新”、北京邮电大学校训“厚德，博学，敬业，乐群”、湖南工业大学校训“厚德博学，和而不同”，都折射出我国大学校训“乐群贵和”的价值取向，充分体现中国重“和”的传统伦理思想，这源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悠久、内涵丰富且哲理深刻的和谐思想理念。儒家把天、地、人看成统一的整体，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强调个人对于社会的义务重于权利，对民族和国家的高度责任感和义务感，使整个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和”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概念，根源于中国早期农耕文明，与中国早期人类的物质生活状态和血缘宗法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和’的观念是中国人物质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集中反映，它经历了农耕之和—人伦之和—身心之和的发展过程。”从辞源学的角度看，“和”之为字，在先秦经传中有三种字形，一为“昧”，从禾从口，其口字或在禾字之左，或在禾字之右。口，《说文》曰：“口，人所言、食也。”和字是在禾与口之间的关系中产生的，禾是对农作物生产状态的外观描摹，意思是成熟的穗。((说文》释“禾”时说：“禾，嘉谷也。二月生，八月熟，得时之中，故谓之禾。”表明了人同农业生产之间的物质联系，意思是禾满足了人(之口)之物质生活需要，具有满足、符合的意思。二为’‘瓤”，此多见于甲骨文中，从字形看，瓤字从“禽”从“禾”，《说文》：“禽，乐之竹管，三孔，以和众声也。”禽是中国古代竹制的吹奏乐器，最初只有三孔，后来发展为多孔，即今所谓的排箫。“解”以左旁的“禽”表形，以右旁的“禾”表声，表示吹时，从长短不同的竹管发出的“和和”乐音以调和众声。三为“益”，从禾从皿，(说文》：“从皿而禾声”。”益”是古代的一种酒器或调味器，“益”讲究饮食之和，不但要求果腹之饱，而且向美味发展。因此，风调雨顺之和、五音之和(献)以及五味之和(秃)，是一种“农耕之和”，是一种人与自然之和。

“可以说，和观念的发展在三代既涉指了自然界风调雨顺之和、音乐的五音之和、饮食的五味之和，同时还涉指到了社会的人伦之和。”人与社会之和是“和”的另一种形态，儒家认为，人际关系的和谐本于阴阳和合，宇宙万物都处于矛盾对立之中，和谐是宇宙的最佳秩序。正如《周易·乾·象卦》所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意思是说，天道的大化流行，万物各得其正，保持完满的和谐，万物就能顺利发展。可见，人类应该顺应天地，根据阴阳和合把握万物的本质，建立人与天地之间和合的伦理道德，才能使人与天地、万物乃至自身和谐统一，达到天人和合，这是一种人与社会之和。儒家的这种“乐群贵和”的价值取向最终要落实到人的身心之和，因此儒家特别重视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人要是能做到有学问有道德，且能在贫困中保持良好的心态，就达到了一种身心内外和谐的境界，正如孔子赞美其弟子颜回说：“贤哉!回也。一革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孟子认为要达到人的身心之和，就应该“存其心，养其性，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侯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就是说一个人要保存本心，修养善性，实现天道的要求，无论寿命长短，一定要修养自己，保持和天道一致，这就是安生立命了。可见，儒家强调的正是通过道德学问的提升而达到身心内外的和谐，最终实现和谐的理想社会。当然，儒家强调的“和”并不是等于无原则的和合，而是主张在道德的规范下，有原则、有差别的统一。儒家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可见，“和”是对立物的统一性，是对不同的事物进行协调，利用事物之间的差异和特性进行相互补充，起到对立物间“相济”、“相成”的功能。“同”则是相同事物的排比，不可能产生相互补充的整体效应，儒家伦理思想“贵和”的价值取向是求大同，存小异，同异互补而发挥最强的整体效应。

人与自然和谐的“农耕之和”，人与人和谐相处，保持国家稳定、长治久安的人与社会和谐的人伦之和，人自身内外的身心之和，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思想资源，也是大学校训在创制、变迁中的基本价值取向，协调了各种内外矛盾与关系，成为大学文化发展的根本原则和理念。“乐群贵和”的价值取向的表现之一，就是强调爱国，忠于祖国，立志“以国事为己事，以国权为己权，以国耻为己耻，以国荣为己荣”，替国分忧，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之心。百年来，大学校训受儒家“乐群贵和”思想的影响，追求社会群治的传统和谐理念，在不同时代昭示了受教育者的人格和人生追求，在积贫积弱，饱受列强压迫的旧时代，表现出团结一心、抗击外辱、振兴中华的爱国之心；新中国建立后，反映了万众一心、相互协作，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万丈豪情；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对“和”的内涵作出了最全面的诊释，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理念，要求以人与自然和谐为基础，进而实现群体和谐，最终实现人内心的和谐，以和谐为纽带，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的和谐有序地联系起来，从而形成整个社会的和谐。三、“止于至善”的价值取向

“止于至善”也被众多大学引为校训，如东南大学的校训就是“止于至善”、厦门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止于至善”、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校训是“大工至真，大学至善”、河南大学的校训是“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河南师范大学的校训是“厚德博学，止于至善”、华东理工大学的校训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儒家将“至善”作为追求的终级目标，要求以“至善之教”为核心，实现个体由凡人到圣人的理想追求，大学校训诊释、传承、吸收了这种大学之道，反映出“止于至善”的价值取向。“止于至善”出自《大学》，《大学》原为《礼记》中的一篇，传为孔子高足曾子所作，北宋程颐将原文章次做了改动，南宋朱熹又据二程所定，作《大学章句》。《大学》继承了孔孟的思想，提出了被中国历代奉为圭泉的教育理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对“善”非常重视，“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特点是强调真、善、美统一，而以善为核心”。“善”字，《说文解字》云：“吉也，从言羊，此与义美同意。”段玉裁释云：“羊，祥也，故此二字从羊。”可见，“善”由“羊”和“二言”组成，义为“吉”和“美”，解释为人与人之间互道羔羊的甘美，也可以引申为人与人互相祝福的吉样话语。可以说，人生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可以用“善”来表达。在中国古典哲学著作《周易》中讲，“君子以抑恶扬善”；老子说，“上善若水”，“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恶矣”；孟子说，“人之初，性本善”。儒家认为的“善”究竟是什么?孟子曰：“可欲之谓善。”朱熹注释道：“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恶者必可恶。其为人也，可欲而不可恶，则可谓善人矣。”(《孟子·尽心章句下》)说明善与恶是对立的。孔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颜渊》)又论音乐说：“《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还说：“《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恰》)在这里，孔子用“善”表示一种趋势，即万物从目前的状态向美好的状态过渡的趋势，这样的趋势就是善。“至善”是高等教育的最高境界，要求做到“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静；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礼记·大学》)意思是说，在一家中，作为父亲的善是“慈”，作为子孙的善是“孝”；在一个国家中，作为君王的善是“仁”，作为臣子的善是“敬”，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善是“信”。“仁”、“敬”、“孝”、“慈”、“信”就是儒家认为的“至善”。孟子认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也可以说，儒家的“至善”包括“亲”、“义”、“别”、“序”、“信”。可见，“善”是一种向美好状态过渡的趋势，而“至善”一方面是一种完美的状态，另一方面是向完美过渡的一种趋势。在教育过程中，要以至善为最终目标，使“人处家庭中，便可教慈、教孝。处国家及人群任何一机构中，便可教仁、教敬。人与人相交接，便可教信。故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乃一切寄托在人生实务上，一切寄托在人生实务之道德修养上，一切寄托在教育意义上”，经过教化自觉的从“善”达到高层次的“至善”。“止于至善”是大学的第三条纲领，汉郑玄《十三经注疏大学》注“止，犹自处也。”朱熹云：“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物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意思就是在教育中不断追求“至善”，达到“至善”为止的一种理想境界，是儒家伦理道德所推崇的最高境界，要求人们要以“至善”作为目标追求，并把达到“至善”的价值目标作为人生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大学的理念就是不断修养内在的德性，然后以明德教化民众，使之除旧布新，通过这样的内在修为和外在事功，最终达到“止于至善”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