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量范文10篇

考量范文篇1

既不要孤立和放弃中国，又要中国服从美国的领导；既要中国的经济开放而从中国获得利益，又要防止中国的崛起而挑战美国。这需要小布什政府走一条与克林顿时代不同的路线。实际上，改变克林顿政府的以经济交往为主的中国政策已经成了布什新政府的当务之急。美国已经开始全面反思克林顿时代的对华政策。简单地说，对小布什政府来说，旧式的“围堵战略”不太现实，而克林顿的“接触战略”又太理想。结果就是所谓的“第三条道路”(thirdway)的出台。

“第三条道路”就是一种介于“围堵”和“接触”之间的战略，或者说是“围堵性接触”(congagement)。这种理论提出后，经美国一些战略研究机构的研究和论证，已经比较系统化，也为小布什政府所接受。这种理论的大致内容是：在努力推动中国和世界经济体系的整合的同时不放弃使用政治甚至军事的方法来遏制中国，避免中国对美国构成任何形式的威胁。

在围墙中国的“威胁”方面，美国新政府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即发展自己的力量和结盟。美国要保持其霸主及其领导世界的地位，最重要的就是发展自己的力量，因为一旦美国国内的各个方面的发生衰落，其地位必然受到消极的影响。美国会继续努力保持其在高科技方面的领先地位，用高科技来促进经济和军事的发展。在有关国家安全方面，美国会进行诸如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等项目。

结盟正在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重要手段。结盟至少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巩固原有的联盟，二是指建立新的同盟。结盟对美国的意义重大。第一，当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不再仅仅是美国的御用工具时，美国就要考量另外的手段来扩张其影响。自卷人世界事务以来，美国一直在组织国际秩序方面起着一个重要的角色，许多国际组织是在美国直接的参与和领导下产生的。同时这些国际组织也一直是美国用来扩张其影响力的重要工具。但是，这种情况也在发生变化。渐渐地，美国发现这些国际组织内部的“异见”声音越来越多，用这些组织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并不象以往那样得心应手了。尽管美国还不会放弃利用这些国际组织来扩展本身的影响力，但是在一些很关键的问题上，美国很显然地向同盟政策倾斜，即通过和美国的盟友合作而非联合国来达到其目标。

第二，结盟是美国让其盟国分担新冷战所需要费用的重要手段。联盟对其受惠者来说就是一种公共物品(publicgood)，要维持这种公共物品需要大量的费用，但正是因为公共物品，各成员国都不愿意提供应当所分享的费用，而只想得到更多的服务和利益。对联盟盟主的美国来说，能否维持这种联盟，不仅取决于其是否有能力不断提供费用来支持公共物品，而且在于其是否有能力让其成员国来分担维持公共物品所需要的费用。在分派费用方面，美国迄今为止还是相当成功的。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美国都是让其盟国分担着维持美国影响力的费用。如果美国要开始新冷战，结盟还会得到加强。

第三，结盟可以起到直接围堵中国的目标。美国的做法是想和中国周边所有的重要国家结盟(至少是改善关系)，并且考虑把军事重点从世界的其它地区特别是欧洲转移到亚太地区。这种新同盟一旦形成，中国势必成为美国的掌上之物。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已经确定了影响亚太地区安全的四个主要热点，即台湾海峡、朝鲜半岛、南中国海和南亚。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是直接的中国问题，而其他两个热点也直接和中国有关。要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保证该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就要解决中国问题，这是美国各方面的共识。

那么，如何联合亚洲其他国家来围堵中国呢?这里有几层意思。首先当然是和美国传统的亚洲盟国，主要是日本、南韩、菲律宾和澳大利亚。小布什已经表示要重新评估和日本的关系，强化和日本的关系。第二层是美国和台湾的关系。鉴于中国的重要性，美国不会一边倒向台湾，就是说不会为了台湾而牺牲和中国的利益。但同样，美国也不会对中国同情多少。美国的最好政策是保持台湾海峡的现状。只要台湾保持现在这样的事实上的独立，美国就达到了制衡中国的目标。第三层就是联合中国周边其他国家，如外蒙古和印度等来制约中国。实际上，对这两个国家的关系，美国在近年来已经花费了不少的精力。小布什上台以来，美国这方面的努力在得到加强。

二．中国应对策略中的几个问题

如何回应世界体系和美国的挑战?对中国来说是个极其重要的和艰难的课题。应当指出，中国政府对中美关系的现状作冷静的观察并不是没有理性。美国新政府似乎做好了和中国进行新冷战的准备，但在很多方面部是远离现实。中国没有必要对美国的任何动作作立刻的反应。但这绝对不是说中国不应当就其国际战略做什么。现在正是反思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时候了。中国必须建立自己的战略，必须获得一种远视(vision)。

邓小平以国内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际战略为中国赢得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的现代化建设。没有邓小平的这种具有远见的战略，中国不可能取得象今天那样的建设成果。但在这种战略下，中国长期以来实行低姿态的外交政策，其外交越来越充当一种可以称之为“救火队”的角色。在大多数场合，都是中国政府调整外交来迎合他国的需要。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具体问题的反应替代了对长远外交战略的追求。而缺乏一个与时俱进的总体外交战略，对具体外交问题的处理往往不得要领，失去方向。这种情况的继续只能使得中国在国际社会处于一个越来越被动的地位，中国不仅很难得到中国应当得到的国际空间，更严重的是，其本身的发展会受到强有力的遏制。中国应当、能够制定什么样的国际战略不是笔者力所能及的，这里只就一些中国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的问题进行一些讨论。

1．中国和世界体系问题

在中国制定国际战略时，中国首先要处理的问题是和世界体系的关系问题。中国面临的不是应当接受这个体系还是拒绝这个体系。在这方面中国的选择可说是极其有限，除了接受这个体系外，中国别无他途。中国所有的选择就是在接受的前提下考量如何接受及其他的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和世界体系的整合是中国领导人一贯的政策。中国领导人主动接受这个体系，并且推动国家和这个体系的整合。这样做使得中国在以往很长一段时间内从和世界体系的整合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利益。和世界上其他拒绝这个体系的国家相比，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本身就说明了“拒绝”和“接受”之间的巨大差异。中国不仅已经或者即将加入所有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而且也加入了所有主要的政治、社会和军事组织。中国甚至已经签署了历来非常敏感的联合国的两个人权公约，即《经济文化权利公约》和《政治权利公约》。其中《经济文化权利公约》已经经全国人大批准而生效。

但是，中国进入这个体系不是只有利益而无代价。在中国努力进入这个体系的过程中，这个体系的现存领导者美国和西方纷纷向中国漫天要价。这就引出了中国各方面对中国要不要加入这个体系的疑问。不过，我们要问的是：因为美国是这个体系的霸权式领导者，我们就要拒绝这个体系吗?中国能够拒绝这个体系吗?且不说拒绝这个体系所带来的经济代价，中国要这样做面临着巨大的和非常现实的困难。这个体系的领导者美国不会容许中国这样做。不管人们喜欢与否，美国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是履行这个体系的“使命”。美国不这样做，另一个国家也会这样做。在苏东共产主义解体之后，作为唯一霸权的美国是绝对不会让中国这样一个共产主义的和拥有可以威胁其安全的核武器的大国独立于这个体系之外的。美国的目标是在体系内遏制中国，防止中国挑战美国，对其霸主地位构成威胁。

退一步言，即使美国容许，中国也没有条件来退出这个体系。中国有过去深刻的历史教训。在时代，中国既不满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体系，也不满于以苏联为首的东方体系，而是想通过输出中国式共产主义革命的方法来建立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准世界体系。建立这个体系的努力的代价是极其巨大的，且它所留下来的阴影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消失。建立自己体系的实践和邓小平和世界体系整合的实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不同的实践传达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信息，即只有进入这个体系，然后再努力往这个体系等级的高处爬，这是中国能够脐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唯一的途径。

中国也不可能象前苏联那样组织属于自己的国际空间。中国没有足够的经济技术实力和美国搞美苏冷战那样的新冷战。美国或许希望中国能够象前苏联那样，通过无限的军事建设和扩张，最终走向经济的衰退。实际上，这是美苏冷战结束后，一部分美国人的设想，而邓小平的远见没有使中国走上这条充满危险的路线。除了有限的经济和技术资源以外，在“软权力”方面更不能和美国相比。“软权力”指的是意识形态和文化等方面的因素。要组织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空间，软权力在很多方面比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力量更重要。没有软权力，就很难在国际社会产生共识和认同，就不会有任何凝聚力。不管我们是否喜欢美国式的价值观，美国也是今天世界软权力的中心。现实地说，我们要让国际社会接受我们的价值观可能还需要很大的努力。

不管怎么说，中国既不能退出这个世界体系，但也不能完全无条件地接受它，中国理性的选择是“表达”。就是说，中国接受这个体系，但要改革这个体系，让这个体系更能符合中国的利益。这样做，既可以避免和美国进行美苏冷战式的新冷战，又可以在体系内和美国进行或者是合作，或者是对抗。进入体系并不是说中美之间就不会有冲突了，即使中国成为了美国所希望的民主自由国家，中美之间的冲突还会存在。只要存在着国家，冲突就会不可避免。中国进入体系的主要目标一方面是避免被孤立的危险，另一方面是为了扩大自己的阵地，结成体制内的“统一战线”而抗衡美国。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在体制之外，中国很难利用美国和欧盟、日本等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而进入体制后，中国的能动的余地会比现在大得多。

问题是中国如何表达自己的“声音”?从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案例上，我们已经看到，尽管中国的经济力量迅速崛起并对世界经济体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因为身在体制之外，中国很难对国际体系发挥很大的影响力。中国所能运用的策略是有选择地接受，或者说，在总体接受的基础上，拒绝一些明显对中国国家利益不利或者中国目前不具有条件接受的规则。总体说来，经济接受多于政治接受。随着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及其本身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上和世界的整合已经是不可扭转。中国政府不仅接受了世界体系的价值和规则，而且早已经开始调整和改造中国的经济制度以适应世界体系。在政治上，尽管中国接受了联合国两个权力公约，但在制度建设层面还是流离于世界体系之外。这在人权和民主相关的问题上表现得很明显。在政治方面，中国并不能对世界体系全盘照收，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不需要调整自身的政治统治体系。调整统治体系的需要并不在外来的压力，而是内部需求。很显然，如何调整统治制度使其和新兴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乃是中国所面临的挑战。

2．经济优先、政治组织和国际空间问题

中国的国际战略只有考量到了接受世界体系这个条件，才和中国领导人一贯以来的经济优先战略并行不悖。中国如果要继续发展国际空间，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主要还是取决于国内的经济发展。经济的发展也直接会影响到中美关系或者中国和其他大国的关系。经济力量为中国赢得了国际影响力，没有一个大国会看重一个经济萧条的中国。再者，不仅中国能否最终成为世界强国取决于持续的经济发展，许多国内问题的解决也取决于此。如果经济发展出了问题，许多内部问题和潜在的矛盾就会浮现出来，对内部秩序产生消极的影响，从而影响中国的外部影响力。

但是，应清楚地意识到，经济发展并不自然地给中国带来国际影响力和国际空间。中国的国际战略要以经济为中心，这并不是说只要经济发展了，中国就会成为世界强国了。前面所讨论的资本主义加民族国家在西方力量的扩展过程中的作用无非是想说明单一的经济因素不足以争取中国的国际空间。当我们说经济的发展扩展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的时候，指的是由经济因素所产生的自然的影响力。这种自然的影响力缺乏国家的发展目标，从而对外在世界产生消极的影响。经济的发展要由政治来保护，经济的扩展要由政治来组织。

提出这个问题已经具有了现实性。中国的资本和美国的资本并不会有本质上的区别，中国市场经济的扩展性最终并不会比美国的逊色多少。当中国大力吸收外国资本的同时，中国本身的资本也在加快流向海外。只要哪里有利可图，资本就会流向哪里，这是不变的真理。中国能怎样保护我们的海外的利益呢?这个问题的尖锐性会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的深度发展和资本的外流越来越突出。

外界的概念是，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一定会在世界舞台上有所作为。再者，中国经济力量的外部影响也已经在客观上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做什么的要求。但是中国政府并没有做什么，一向都采取低姿态的政策。这使得外在世界不知道中国要做什么。于是，就有各种“中国威胁论”的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和重复。

如何在经济力量发展的基础上使用政治组织的手段，一方面防止外在的威胁，另一方面来发展中国的国际空间?中国这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困难。首先是力量组合方面的困难。一个大国在国际上的力量的包括硬力量诸如军事、技术和经济力量，也包括软力量如意识形态和大多数国家认可的价值观等。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力量组合的不足是显见的。中国如果一方面不能创造出可以让国际社会认同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又拒绝接受国际社会认同的价值观，那么，在软力量建设方面会变得极其困难，其国际影响力也会受到诸多制约。现在，很多国家只是把中国认同为一个可以获得巨大经济利益的市场。这种认同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的认同不是可以同日而言的。其次是力量组织方面的困难。美国等西方大国非常清楚国际力量是需要组织的，也懂得如何组织其海外力量。美国人经常在鉴定和其国家利益相关的国家和地区，积极从事合作、联盟的事宜。但中国在如何组织国际力量方面显然是很贫穷的。例如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这对遭受危机影响的亚洲国家无疑是重要的。当时很多亚洲国家都认为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也希望今后中国至少在地区事务上起更重要的角色。但是中国不知道把已有的影响力加入组织化和制度化。结果是让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占据了本应当属于中国的国际空间。

再次是现代国际关系思维方面的不足。基本上，中国人还是受中国传统国际关系的道德优先思维的影响，对现代国际关系权力政治既不屑一顾也不加以重视。这本身并没有什么错，但当所有其他国家都顺从权力政治的时候，中国就很有可能沦为自己传统的受害者。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是各主权国家竞争国际空间的结果。中国显然没有这个概念。当其他国家竞争国际空间的时候，中国时常把应当属于自己的东西谦让给他人，企图从中得到道德上的回报。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当其得到中国“谦让”出来的国际空间以后，非但不会回报中国，反而用此来惩罚中国。又举国际或者区域组织来说，中国很少采取动议。当一个国际或者区域组织成立之时，中国往往首先采取抱怨的态度或者反对。但是一段时间以后，中国最终还不得不接受这一组织，甚至加入这一组织。这些行为表面上呈现为中国的战略考量，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反映。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经验不足，可以说，中国现在是首次以一个大国的身份进入国际体系。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国曾经有辉煌的时期。但近现代国际关系完全不同于中国占主导地位时期的情况。当中国在近代开始和这个体系打交道的时候，遇到的是西方列强的侵略和羞辱。在上一个世纪里，中国政治人物所关心的主要是防卫国家。中国相对的独立于世界体系的现实也不需要我们去考量体系内部的事情。但现在则不同了。中国已经发现自己不仅在急剧地进入这个体系，而且要开始处理这个体系内的纷繁的事务了。但是我们还没有经验。如何处理经济发展和国际空间的关系问题，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用政治组织的力量发展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并把此种影响力制度化，已经成为了中国在制定国家战略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3．联盟和国际统一战线问题

和组织国际空间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联盟问题。当美国人用联盟的方式来围堵所谓的“中国威胁”的时候，中国怎么办?尽管还很难说，美国的结盟政策最后是否会达到美国人设想的目标，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不能这样坐以待毙。要避免这一结局，中国对联盟问题应当有新的考量。

中国的结盟的前提是接受现存世界体系。这一点很重要。体系之外的结盟是危险的，要么导致美苏冷战那样的新冷战，要么导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东亚共荣圈”那样的敌视性的联盟。中国如果要保持和平的建设环境，要在维持世界和平方面发挥作用，这些都是必须努力避免的。而体制内的联盟则是包容性的。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区域性或国际性的“统一战线”，来防卫美国对中国的遏制，追求一个更公平的国际秩序。

在国际层面，中国不可能象前苏联那样到处建立自己的力量。中国所能做的就是和世界上尽可能多的国家维持或发展良好的关系，结盟很少可能成为现实。现实地说，中国的力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区域性的。中国既无扩张的野心，也就无需把手伸得那样长。中国国际战略的起点应当是亚洲。中国如果在亚洲就被美国所围堵，其未来的发展和国际影响力就是成问题的了。

多年来，中国致力于发展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但这可能还不够。进一步的发展逃避不了体系内的联盟和统一战线。中国的经济力量对亚洲国家的影响已经大大超越了国内很多人所能想象的程度。这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变得非常明显，很多国家希望中国能够在亚洲至少在经济领域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换句话说，中国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实力在亚洲国家有所作为。中国如果要打破美国的围堵中国联盟，就要重新考量自己在亚洲的角色。如果被动等待，让美国人享受本来中国应当享受的，那么最终受害的还是中国自己。

4．国际关系和国内秩序问题

对国际关系来说，最重要的国内秩序莫过于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了。经济为先。中国已经确立了市场经济发展目标。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一种巨大动力。但是，市场经济本身对国家力量的影响力是非常复杂的。如果要市场经济对国家力量，特别是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力量有积极正面的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就变得重要起来。这对后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从这方面来说，我们有必要检讨以往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

中国的经济发展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主要是通过一种可以称之为“民生经济”的发展模式取得的。这种模式有几个主要的特点。第一，发展经济的主要的目标是解脱人民的贫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加强国家本身的力量是次要地位的。第二，经济增长是通过急进的分权达到的，即国家把重要的经济决策权下放给各级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给于他们充分的自主权来发展经济。第三，国家在一些重要的基础研究或者工业部门不再象以前那样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而转向投资于国际采购和技术引进。

这种民生经济发展模式取得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成绩，但也产生了诸多问题。国家能力的衰落自九十年代以来一直是人们热衷于讨论的话题。因为国家能力的减弱，不仅使有效的收入再分配变得不可能，更重要的是不能组织有效的产业政策。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央政府努力调整经济制度，增加中央的权力，但收效并不很显著。要扭转实际上的分权趋势非常困难。可以想见的是，没有一种调和“民生经济”和意在提高国家本身能力的产业政策，中国的经济秩序很难在国家力量的外部投射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一些外国专家对中国国家组织经济生活能力的不足情况已经表示了担忧。诚然，中国必须避免象美苏冷战时期苏联式的军事经济，但另一方面也应该考量在提高民生和国防力量的同时也能保护海外经济利益的经济发展战略。

考量范文篇2

报告指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而作为与海洋和森林并驾齐驱的全球第三大生态系统的湿地，是集水资源、土壤、气候等多种环境要素为一体的孕育者，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生态价值。因此，为了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伟大目标，在举国探讨生态文明建设和体制改革的道路上，离不开对于中国湿地保护立法的研究。

二、中国湿地保护的相关政策和法律制度现状

中国自1992年加入《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以来，对于湿地的重视程度和保护力度都在不同程度得到了体现。2003年国家林业局等9个部门共同编制了《全国湿地保护工程规划》;2013年3月国家林业局颁布《湿地保护管理规定》，成为我国首部国家层面的湿地保护部门规章;2014年《环境保护法》修订，将湿地以独立自然要素的身份进行规定;2016年3月《湿地保护条例》被国务院列入立法工作计划，由林业局起草完成，但目前还并未出台公布［1］;2016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细化了湿地修复的具体措施;2017年11月国家林业局从新修订了《湿地保护管理规定》，明确全面保护的方针，对临时占用的湿地实行限期生态修复。自2003年8月1日《黑龙江省湿地保护条例》开始实施起，到2018年7月1日《海南省湿地保护条例》为止，15年间有27个省份出台了地方湿地保护条例。而没出台湿地保护条例的部分省份也通过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湿地自然保护区和湿地公园专项管理规定等文件作为湿地保护的依据。地方法规除了各省的保护条例，还包括管理办法和管理条例，如:《福州市湿地保护管理办法》、《拉萨市拉鲁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等都是针对当地具体问题而设定的实施办法，以求更好的指导当地实际湿地保护工作。

三、生态文明视野下阻碍中国湿地立法的法律因素

虽然我国近些年在环境保护工作中的积极作为，一定程度上放缓了湿地退化的速度，但仍存在着诸多与生态文明发展需要不符的因素，从而阻碍了湿地保护工作的具体开展。(一)滞后的湿地立法理念不能适应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需要第一，对生态价值理念的认同存在偏差。目前现有立法中，不能从本质上认同湿地自身的生态价值，更多的是侧重如何开发和利用湿地实现更多的经济效益，这就导致在实践中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贯彻出现了偏差。如:《陕西省湿地保护条例》第24条规定，仅需要有湿地占用方案并且通过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建设项目即可改变天然湿地的用途。这种以经济为中心的立法理念，与生态文明发展理念是相悖的，应结合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理念，确立自然价值、自然资本的湿地立法新观点。第二，缺乏统一、整体保护的思路。山水林田湖是生命共同体，这一理念已得到了广泛的共识，因此应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实行全面性的协同保护。而在实际湿地立法中，却将湿地生态环境分割为水利、农业、土地等不同的生态资源进行保护。如《湖南省湿地保护条例》第5条将湿地保护的职责划分到林业、农业、渔业、水利、环保等部门［2］。这种看似高效化的分割模式，实际上打破了环境要素的完整性和平衡性。生态文明不仅要承认存在于自然客体之间的关系，而且要把物种的整体和生态系统的共同体看作核心的关注点［3］。(二)国家层面湿地立法的缺失阻碍生态文明建设湿地在国家宏观层面的规范性文件主要是:国家林业局颁布的《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和国务院办公厅的《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从立法性质来看，两部文件分别属于国务院部门规章和中央政府公文;在具体适用中具有法律效力较低等问题。我国湿地类型众多，在管理上分别由不同的部门针对其相应的部分进行管理;而目前林业部门的规章对其他部门的管理不具有约束力，上位法的缺失导致了我国湿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整体混乱。因国家层面立法的缺失，地方湿地立法保护起到了主要作用的同时，在相关规定上也出现了湿地定义和范围模糊不一、保护目标不明确、内容杂乱零散和缺乏实际操作性等问题。如部分省份将湿地定义为“常年或者季节性的潮湿地域”;而部分省份却定义为“常年或季节性积水的区域”。可知，各省对于湿地的定义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也将导致我国各地对于湿地保护范围的不同。法律作为具体实际操作的指导方针，出现的问题都是阻碍湿地部门工作开展因素，是制约生态文明发展的绊脚石。因此，不论是宏观层面大方针的部署还是地方湿地具体的管理工作都缺少国家高位阶法律的统筹指引。(三)落后的湿地管理体系不能适应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步伐我国环境管理体制在横向关系上实行“统一管理与分部门负责相结合”，在纵向关系上实行“以块为主”体制，严格按照行政区划设定相应的环境保护部门，属于同级人民政府的组成部门［4］。湿地管理体制基于此模式下，以林业部门进行综合协调，其他部门如国土资源、环保、水利等部门进行职权范围内进行监管配合。这样的管理模式表面上看节约了政府资源，各部门利用自身优势实现了对湿地的全方位保护;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出现了部门之间相互推诿，生态环境管理混乱等问题。《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提出，将散落在其他部门的环境职责集中到一个部门进行统一管理和监督。党的报告上也提出“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结构”的“环保大部制改革”计划。并于2018年3月17日上午，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表决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针对自然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问题，整合原环境保护部、国土资源部、水利部、农业部、林业局等其他部委，组建了自然资源部与生态环境部。在“环保大部制改革”的背景下，探索新的湿地管理模式以适应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四、生态文明视野下中国湿地保护立法的完善

(一)遵循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理念进行湿地立法。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理念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做出了阐述，具体可以概括为，在发展中应该认识到生态环境的内在价值，做到发展和生态保护的相统一，明确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在探索与尊重中摸清自然生态的内在规律并予以充分利用。湿地作为生态环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湿地立法应紧密结合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理念，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充分融入到湿地立法工作中去。第一，应该深刻认识到湿地作为重要的生态系统，所具备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功效。在发展的过程中更应注重协调好保护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在尊重湿地生态环境的资本和价值下，顺应湿地环境的自然规律。明确保护自然就是增值自然价值和资本的过程，也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为此，在湿地立法中我们更应该将生态价值放在首位。避免发生为了建设项目而随意占用湿地的情况;对于不得不占用湿地的问题，应对占用的生态价值进行考量和估价，为湿地争取合理的回报和经济补偿。在湿地立法中应严格控制占用湿地、改变湿地用途的行为，对于使用的情况应该进行严格监控，并对相关个人、单位或组织收取同等价值的经济补偿，用于恢复和治理湿地。第二，应树立统一、整体保护的理念。2016年12月公布的《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中明确提出，要将全国湿地纳入保护范围。而目前在我国的大部分立法主要存在着不能将现有资源看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以及不能对全国湿地进行全面保护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湿地立法可以参考其他部门法的立法模式，针对湿地保护，可以从湿地污染防治、湿地生态保护及湿地资源管理等角度进行相关立法。在地方湿地保护条例中除了加大对于湿地内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外，还应对周边区域以及水域等与其相关的自然资源进行相关规定，即注意自然资源的流通和联系性，对生态整体进行保护。应按照生态系统综合管理的理念构建湿地法律;运用社会学、经济学等多种手段结合当地各种环境要素，形成相互协调的法律制度。其次，应该避免像《辽宁省湿地保护条例》中出现的，只规定向重要湿地引进物种和施放防疫药物的审批和监控，而对其他天然湿地的情况未予以规定的现象。在湿地的立法保护工作中应纠正这种思想，中央在相关立法中应该加强法律法规的正确引导;地方在湿地立方工作中应该衡量掌控区域内的湿地具体情况，将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确保湿地保护工作的全面进行。(二)推动符合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的国家层面湿地立法出台。中国湿地面积广阔，相较于其他生态系统，得到的关注却较少。笔者认为在国家层面的湿地立法构建上，应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法》(以下简称《湿地法》)。法律是除了宪法之外的最高位阶规范，制定《湿地法》可以引起各部门及公众的重视，从意识形态上认识到湿地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其次，法律的制定流程和内容更为严谨和规范，对于湿地的定义、使用、保护和监管等方面能做出更为准确且具有实际操作的指导。再者，《湿地法》的出台可以更好地统筹协调相关部门的工作，使目前的湿地保护管理工作更具备可实际操作性。在《湿地法》出台前，尽快颁布《中国湿地保护条例》是尽快解决上位法缺失的最好途径。为具体的做好湿地保护和管理工作，更好的适应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的需要，笔者认为，对于国家层面的湿地立法都应在以下几方面进行相应规定。第一，应确定统一的湿地概念。湿地概念的选择上，应结合我国湿地自身特点，尽可能多的将中国范围内各类型湿地都概括进“湿地”概念里。因此，从形式上，在对“湿地”的定义中既通过特征描述对湿地范围作出准确的概括，同时通过具体列举湿地类型的方式更加直观的呈现湿地的范围类型。整合我国湿地总体情况，从生态整体角度进行相关定义和保护，笔者认为可以将湿地定义为:是指具有重要生态调控功能的常年或季节性的淡水、半咸水、咸水的水域(积水)地带，以及低潮时水深不超过6米的水域，既涵盖沼泽、滩涂、泥炭地、珊瑚礁、滨海、湖泊、洪积平原、草甸及冰川等自然生态系统，也包括水库、池塘、水稻田、虾池、盐池、沿海养殖地等人工生态系统。第二，应确保内容体系完整。除了包括总则、湿地规划、湿地保护、管理监督、法律责任和附则外;还应就现行法律法规中散见于其他部门法中涉及湿地的内容进行评估和整理，将对湿地保护具有统筹指导性的内容进行梳理归纳。例如，在湿地立法上，应结合《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确定湿地修复的主体、权利义务、修复资金来源以及修复的方案等内容。同时，还应该针对焦点问题予以关注和回应。作为国家层面、具有指导意义的上位法，应结合生态文明体的内容以及目前的试点情况，确立权属清晰的湿地资源产权制度、落实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完善湿地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等目前湿地保护存在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三)探索“环保大部制”背景下构建湿地管理新体系。“环保大部制改革”是指，为了实现对山水林田湖的统一保护和修复，国家对原有的环保部门进行整合，形成自然资源部和生态环境部负责我国国土内的所有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湿地管理体制的探索离不开国家机构设置的探索。统一、完善的管理体制不是一蹴而就的，应结合现有国情和实际情况，通过试点观察的形式，有序探索并推进。2018年3月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指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湿地等资源调查和确权登记管理职责;生态环境部负责拟定并组织实施生态环境政策、规划和标准，统一负责生态环境监测和执法工作。相较于原有模式，“大环保机制”解决了之前交叉管制、多头监管和“碎片化”的管理问题，将职责整合，更有利于集中、综合、全面的管理环境问题。湿地管理体制改革应及时调整步伐，结合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要求，积极探索湿地管理的新模式。具体到湿地的管理上，目前仍是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全国湿地保护工作。可以在其下设湿地管理处，负责全国湿地规划、监管和协调与湿地相关的工作。一方面是独立办公可以单独、集中地处理湿地问题，避免与其他资源混同处理，提高湿地管理效率;其次，节约行政资源的同时，便于领导地方湿地管理工作的开展。随着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深入，地方也会逐步推进“大部制改革”计划。可以在地方设立与国家自然资源部和生态环境部对应的厅、局级单位，并实行垂直领导，独立于同级人民政府。如此，间接的扩大资源环境部门的行政权力，避免因地方保护主义而形成的只重发展而忽视环境的情形。在各层级的资源管理部门可以单独设立湿地保护的相关管理处，专门负责各层级的湿地保护管理监督工作。针对目前对于湿地执法机构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应该在立法上认可环境执法机构查出违法行为的职权。确保各级资源生态部门能够切实有效的对湿地进行管理工作。针对重点湿地和湿地公园，应尝试由基层成立的湿地机构进行专门管理的方式，如新疆的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就由该县成立的湿地公园管理机构进行专项、重点的“看管”。对湿地保护管理体系的建构离不开党和国家的强力支撑，因此在国家机构变革之际，对湿地管理体系的探讨必须结合国家“大部制改革”，在改革中抓住机遇，取精华去糟粕，探索构建适合中国湿地管理的新模式。

五、结语

如何更好的保护湿地生态环境、充分发挥其生态价值，是我国乃至全球治理生态环境的一项重要举措。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湿地立法应紧跟时代步伐，结合国家“大环保机制”，在湿地立法理念、管理体系和法律责任上做出相应的改进，并积极推动国家层面湿地立法的出台和颁布，以形成完善的湿地立法保护体系。

参考文献:

［1］潘佳，汪劲．中国湿地保护立法的现状、问题与完善对策［J］．资源科学，2017，(4)．

［2］范伟，邓搴．我国地方性湿地保护立法的现状反思与完善路径［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2017，(2)．

［3］张小平．全球环境治理的法律框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93

考量范文篇3

摘要：瓦格拉认为经济增长会推进政府规模支出的扩大，凯恩斯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大能促进经济的增长。通过行政生态学视角，提出政府规模的考量应该从不同的政府环境出发，应该考虑到不同政府面临不同的行政环境，政府规模的界定应该是社会复杂系统的多个变量的因变量。

关键词：政府规模；行政生态

1对瓦格拉假说与凯恩斯主义对政府规模的解读

长期以来,对于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就存在着完全不同的理论解释。早在1890年,瓦格拉(Wagnerian)就提出了一个理论假说——国民收入的增长会提高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即经济增长会推动政府支出规模扩大,这一观点被后人称为“瓦格拉假说”。而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则正好倒过来,他们认为,政府扩大支出能扩大总需求,并通过乘数效应提高国民收入水平。简而言之,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大能推动经济增长。

所以，瓦格拉假说的支持者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大会影响经济的增长，进而影响国民福利的提高，主张削减政府规模；而凯恩斯主义的继承者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大扩大了总需求的规模，促进了GDP的增长，推动了经济增长，政府干预是必要的，应该扩大政府的规模。

尤其是自凯恩斯理论产生以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有了理论依据,政府通过财政、货币等多方面的政策来调控经济,以求实现经济的稳定、快速增长。在这一背景下,政府规模的不断扩张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社会产出中被政府所消耗的部分越来越大，有些学者和政府官员便提出了政府规模过于庞大了，应该削减政府规模。国内外的学者对此问题做了实证研究，得到的却是不同的结论，这也是瓦格拉假说与凯恩斯主义根本争论所在。

2政府规模的行政生态分析

里格斯认为，各国不同所特有的社会文化以及历史等诸因素影响并塑造了该国的公共行政，反过来公共行政又影响了该国的社会变迁与发展。政府规模作为公共行政的一个方面，他同样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应该有不同的规模；在不同的生态环境的下的政府规模又可能会从正反两个方面影响着政府的内外环境。

政府规模是指以政府职能和权力配置为基础，按照一定的组织原则所组成的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之总和。它包括内在规模和外在规模，前者是由政府职能、政府权力等无形要素构成的规模，后者是由政府机构、公务人员、政府支出、公共事务等有形要素构成的规模。无形要素的规模决定有形要素的规模，有形要素是无形要素的物质载体。政府规模的大小的确定在政府这个内在系统内是由政府的职能与政府的权力决定的，而政府的权力是由政府职能所赋予的，所以，政府规模的内在影响因素应该是政府的职能。

政府职能是指政府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根据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承担的职责和功能。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和后现化社会转变进程中，政府职能的重心转移和内涵扩张致使政府的行政边界不断外扩，从而导致政府规模的不断扩大。

政府规模增长是指在政府职能行政生态变化的基础上,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数量增加。由于增长的原因和效果不同,政府规模增长具有合理性与非合理性之分,具体分析如下:

(1)政府规模增长的合理性。

政府规模增长的合理性是指,由于社会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随时都会对政府提出许许多多新的要求,加上人口规模的不断增长,政府规模的增长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同时,这种增长又是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与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大体相适应。

①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和消除外部性引起的政府规模增长。政府是为提供公共物品并减轻或消除外部性而存在的。由于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大多数具有服务性,那么,公共物品的数量及其价格的相对增加必然促使政府规模也相应地增长。

②政府作为社会再分配的调节者引起的政府规模增长。调节社会再分配,提供社会保障,是政府实现政治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手段。从世界范围来看,政府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西方国家政府转移支出开支已经占到政府支出高达50%以上“,以美国为例,1996年社会保障开支占联邦支出的53%”。

③利益集团的存在和行动引起的政府规模增长。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往往要受到社会组织各阶层和各利益集团的影响。“社团变成一个‘媒介’,通过它的作用,许多特殊的利益都可以从公民转迁到政府。”利益集团通过对政府施压,以便获取公共物品和社会再分配收入,并且降低自己在日益增长的专业化社会中所承担的交易成本。这样,政府只有增加机构和人员,通过向利益集团提供各种形式的“偏袒溢出”来换取利益集团的支持。

(2)政府规模增长的非合理性及其危害。

政府规模增长的非合理性,是指政府规模与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不协调一致而导致的过度增长,其结果损害到社会的公共利益,带来许多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

①官僚体制导致的政府规模无限增长,造成政府行为的非效率。不论是官僚个人还是整个官僚机构,都天生地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官僚无止境地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最终导致政府规模无限增长。从官僚体制来看,它缺乏竞争,鼓励浪费与低效,容易诱发财政赤字、官僚主义等政治弊端。

②政府权力扩张导致的政府规模无限增长,造成寻租行为泛滥。权力本身是一种资源,它可以成为谋利的资本。历史表明: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完全保证公共权力的公共性,能够完全维护公共利益不被侵蚀。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权力的扩张就意味着政府规模的增长。政府权力的非制度性扩张,将导致政府官员以偏离甚至侵害公共利益为代价,在特定领域设租并且同既得利益集团勾结,以此来谋求自身的特殊利益,最终结果是严重破坏了政府的合理性基础。

③政府职能垄断性导致的政府规模无限增长,造成社会与市场的萎缩。政府职能的垄断性,是指政府扮演全能的角色,统包统管一切社会事务。政府在不断扩大其规模,成为与社会相对立的存在物的同时,对社会生活的过分干预以及对市场竞争的过度限制,严重束缚了社会组织与市场主体的自主性,使社会与市场丧失自治能力,从而消极地依附于国家,最终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停滞。

总之，从纵向进行比较，现在的社会应该较原来的社会环境更为复杂，政府的职能应该更为明晰。政府规模应该是由政府行政环境各种因素构成的变量综合作用而最终决定的一个因变量，即最合适的政府规模应该是在考虑社会总的环境的大前提下，考虑社会最需要的政府职能，摒弃对社会发展不利的政府职能之后的一个均衡态。

3结论

综合以上分析，政府规模的界定并不是象瓦格拉假说那样，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应当缩减；也不是象凯恩斯主义那样，主张用大政府来治理社会。从行政生态学的角度，政府规模的界定应该是在充分考虑政府内外生态环境的基础上经过调整后的一个均衡态。

正如政治经济学中“商品的价格总是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一样，商品的价格受到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最终形成，这种均衡是偶然的，也是短暂的，政府的规模正好能达到社会所需要的程度也绝对是偶然的，一旦行政环境发生了改变，政府规模也应该相应地做出调整，政府改革应是进行这方面的纠偏。

参考文献

［1］姚静.对政府规模问题的研究［J］.兰州学刊，2005,（2）.

［2］刘霖.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J］.社会科学研究，2005，（1）.

［3］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考量范文篇4

期刊阅览室是读者喜爱的阅读场所，在开放式阅览环境下，读者增多，期刊翻阅量升高，让读者觉得方便查阅，让工作人员觉得方便管理,使得期刊科学合理排架显得尤为重要。各高校图书馆根据实际，采用分类法、字序法、刊号法(邮发代号、CN号、ISSN号)、以及架位号法等等这些方法派生出来的单种方法或是多种方法结合的方式对期刊进行排架[1]。琼台师范学院图书馆(以下简称“琼师图书馆”)的期刊排架过去一直沿用“分类法+字序法”[2]，在使用这样的排架方法下管理人员发现以下的情况：其一，读者不熟悉图书分类法，查阅期刊不方便，很多时候都是根据期刊架上的学科引导牌，加上经常走架翻阅摸索一段时候后，熟悉期刊摆放规则，以此来查阅期刊，读者觉得查阅期刊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其二，期刊翻阅量提升，利用率提高，是工作人员和馆领导喜闻乐见的，但是伴随的乱架率也随着升高，这就加大了工作人员的日常上架、整架工作量。为了改善这一现象，我馆在传统期刊排架方法上，结合期刊工作实践经验，总结出更为科学合理的排架方法——“四因素”纸质期刊排架法。

2传统期刊排架方法

传统的期刊排架方法有分类法、字序法、刊号法、以及架位号法等，各有其优缺点。2.1分类法。分类法，以《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期刊分类表》(以下简称《期刊表》)为依据对期刊进行学科分类，然后排架的方法，是目前最常见的期刊排架方法之一[3]。它是按期刊内容的学科属性来排列期刊的方法。它将期刊分为五个基本部类：(1)马列主义、思想(2)哲学(3)社会科学(4)自然科学(5)综合性刊物。在基本部类中，又分为若干大类[4]。它的优点是：形成学科体系，同一类的期刊可以集中摆放，便于读者按学科分类进行索引,突出为高校读者的学习、教学和科研提供馆藏布局的便利，也便于工作人员按学科分类进行阅读推广。它的缺点是：检索需要熟悉图书分类法；工作人员对同类期刊还要进行刊次号排序区分。2.2字序法。字序法，就是刊名排架法，通常按刊名首字拼音、笔画、笔顺、四角号码的顺序排列。用的较为普遍的是按照刊名首字拼音的顺序进行期刊排序。它的优点是：不需要分类，同名不同内容的期刊会综合摆放在一起，排序简单方便，节省时间，提高工作效率，读者根据刊名就可以直观地查阅期刊。它的缺点是：不同内容期刊混合排放在一起，容易让读者觉得区域信息杂乱，无法查找同类期刊，工作人员如若要进行学科阅读推广或是导读就无法区域进行[5]。2.3刊号法。刊号法，就是以期刊的出版邮发代号、CN号、ISSN号为依据进行期刊的排序[6]。它的优点与字序法雷同。它的缺点：其一，不是所有期刊都有邮发代号、ISSN号，如若用这两种方式进行排序，遇到这样的期刊就没有办法进行排序，或是又要另外制定一个规则给这样的期刊进行另外排序；其二，有些期刊ISSN号相同，遇到这样的期刊就没有办法进行排序，或是又要另外制定一个规则给这样的期刊进行另外排序；其三，同字序法存在一样的缺点。2.4架位号法。架位号法，就是根据一定的规则先把期刊分类好，然后再用架位号坐标定位方式，建立一个对应关系，对期刊进行排序。这是一个多种排架法的组合。它的优点是：根据坐标编码能方便准确的直接定位期刊，具有直观性，易于使用，又有其独立性，便于调架，使得排架系统稳定。它的缺点是：需要对期刊进行多方法组合排序，与架位坐标编码建立一个对应关系。

3基于“四因素”的纸质期刊排架

在传统期刊排架方法上，结合工作实践，我馆总结出根据纸质期刊刊架规格、《期刊表》、纸质期刊出版周期和纸质期刊幅面尺寸等四个因素进行的架位排架方法。期刊刊架规格不同，会影响期刊容纳量的计算，这是期刊架架位坐标编码的根本；期刊按学科进行分类突出学科引导，突出为高校读者的学习、教学和科研提供馆藏布局的便利，也便于工作人员按学科分类进行阅读推广；纸质期刊出版周期和期刊幅面尺寸不同，是期刊架位容纳要考量的因素，会影响上架的架位坐标编码排序。将这四个因素考量计算并排列出来的期刊排架，较为系统，又易于查找，对于期刊的上架、整架和倒架管理也提供了便利。3.1纸质期刊刊架规格因素考量。现代高校图书馆采购的期刊架多为落地半自动期刊架，面数有单面、有双面；有带下柜的、有不带下柜的；有不同层数的，矮层有三层、高层有六层。不同层数，不同面数，能摆放的期刊数量会不同。图书馆里面摆放的期刊架种类不一定是唯一一种，很多高校图书馆基于摆放空间美观性和高效性，很多时候矮层和高层期刊架都会采购。基于期刊架规格来设置架位坐标编码，要考虑期刊架的两个因素：其一是公开摆放层数，有些期刊架六层，但是带了一层下柜，那么只有五层是对外摆放期刊，下柜用于存储，不可见，如全部层数可见就全部层数可以利用计算坐标数量；其二是期刊架的单双面。以常规A4大小尺寸期刊和期刊架规格计算坐标数量公式：期刊架长度/(A4期刊宽度+100mm间隔)*期刊架对外摆放层数*期刊架面数(间隔数值在期刊架位容量充足情况可以取值100mm，不充足的情况可以调整)。根据图书馆内采购的期刊架规格、数量和摆放位置序号，以及如上公式，利用电子表格工具依次计算图书馆阅览室内期刊架的常规容纳坐标数量并设置架位坐标编码。如琼师图书馆桂林洋校区阅览室期刊架摆放图如图1所示。1号组架和10号组架各为4组三层双面无下柜期刊架组合而成，常规坐标数量为950mm/(210mm+100mm)*3层*2面*8组=144个；2、3、4、7、8、9号组架各为4组六层无下柜期刊架组合而成，常规坐标数量为950mm/(210mm+100mm)*6层*2面*24组=864个；5号组架和6号组架各为4组六层单面无下柜期刊架组合而成，常规坐标数量为950mm/(210mm+100mm)*6层*1面*8组=144个,共计1152个常规坐标数量。琼师图书馆期刊架位坐标编码[7]采用“架号-架面-架数”三位编码计数[8]，从左到右，从上到下进行排序，将1152个常规坐标数量用电子表格依次进行架位坐标编码，如表1所示。期刊架位坐标编码，取其作为排架号，它的坐标直观指向性是分类法、字序法和刊号法都不具备的；它的独立性，使得能与期刊做关联，又独立于期刊，在对期刊进行架位预留，和期刊的调架上提供极大便利；它的通识性，不需要对读者或是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或是需要他们自主学习都可以明白；它的通用性，不局限地域，不同校区不同馆藏地都可以使用；不局限期刊类型，中外文期刊都可以使用。3.2《期刊表》学科因素考量。琼师图书馆的期刊之前以《期刊表》为依据，加以刊名首字母的到馆顺序为刊次号进行排序区分(即“分类法”+“字序法”)，例如期刊《心理科学》，分类号为B84，刊次号为刊名首字“心”字在26个字母中排序第24位，此分类号此刊名字母排序下这本期刊的到馆顺序是第4种，故分类号排序的标识为B84/24-4。每年订购的期刊都以此分类排序法用电子表格进行排序存档，期刊订购分类号排序如表2所示。《期刊表》的实用性和科学性在高校图书馆是广泛受到认可的，是琼师图书馆期刊排架仍然要考虑的因素。依据《期刊表》对期刊进行分类排架的优势是不可替代的，它是目前期刊排架法中唯一具有学科性的一种排架方法。高校就是以学科为体系设置不同专业学习的，图书馆期刊本着为读者服务的原则，也是为学科服务，所以琼师图书馆仍然沿用分类法进行期刊排序。3.3出版周期因素考量。期刊根据出版周期可以分为周刊、旬刊、半月刊、月刊、双月刊、季刊、半年刊和年刊等等[9]。由于出版周期不一样，每种期刊的到刊数量会不一样，数量的多少会影响期刊上架时架位的合理摆放：如期刊为周刊的，一年正常出刊会有52本到馆，52本期刊如果是常规幅面尺寸，常规页数，根据种类只安排放在一个架位是无法完全容纳的。因此琼师图书馆以月刊为计数标准，采用出版周期数/12的得数来进行架位坐标数量分配，例如某种期刊为旬刊：36期，36/12=3，则架位坐标数量分配3个。如表3所示。之前，琼师图书馆排架只考虑了期刊种类数量，没有考虑期刊的出版周期，造成有些出版周期大于月刊数量的期刊到刊上架时无法完全摆放进期刊架上，造成调架情况出现，或是造成期刊摆架拥挤不美观的现象。现在结合这个因素后的期刊排架会更加合理，更加系统，减少了期刊调架的频率，提升期刊摆放的有序性和美观性。3.4纸质期刊幅面尺寸因素考量。根据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准号GB/T788-1999的图书和杂志开本及其幅面尺寸标准[10]，期刊的幅面尺寸有A4、A5、A6、B5、B6和B7几种规范标准，实际期刊还有大幅面A3尺寸。目前市场上常规的期刊架都是根据能竖立摆放A4幅面尺寸的期刊标准制定，A3尺寸的期刊只能横放，横放就要占两个期刊架位坐标数量，所以期刊的幅面尺寸会影响期刊的排架，如果全部按照A4幅面尺寸进行架位计算排架，遇到大于A4尺寸的期刊就无法正常排架，也会出现调架或是拥挤摆架的情况出现。现在结合这个因素后的期刊排架会更加合理，更加系统，也减少了期刊调架的频率，提升期刊摆放的有序性和美观性。3.5生成排架号。琼师图书馆结合以上四个因素，利用电子表格将四个因素全部放在一个表内编制排架标识(排架号)，如表4所示。把排列好的排架号根据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的要求导入对应模块内。3.6粘贴期刊排架标识。排架号确定后，我们按排架号给期刊粘贴排架标识。排架标识分两方面，一方面是期刊架上逐个粘贴排架标识；另一方面是期刊记到时在期刊上粘贴排架标识。排架标识标签上有两行内容：居中显示排架号(架号-架面-架位数)——主要内容，便于检索，上架；在标签底部显示分类排架标识(分类号/刊名首字母序号-到馆顺序号)——次要内容，便于学科分类和判断排架是否正确。不同的学科可以用不同颜色的标签区别。如期刊《心理科学》在我馆桂林洋校区阅览室的排架号是01.1-A-02，分类号排架是B84/24-5，如图2所示。

考量范文篇5

关键词：内部审计、专业服务、外包

1内部审计外包的概述

内部审计外包(InternalAuditOutsourcing),是指企业从外部聘请专业人员来执行企业内部部分或全部内部审计工作。内部审计外包最先是由曾经全球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安达信、安永、毕马威等提出的。他们将内部审计解释为企业的一个成本中心,随着市场环境的不断变化和企业之间竞争的日益激烈,内部审计的传统职能已不能满足企业增加价值的需求。为适应企业经营管理的需求,内部审计职能应逐渐向风险管理和战略管理方面拓展,此时,企业将面临高额的成本。他们极力说服企业关注自身的竞争优势,而将内部审计业务交给外部咨询机构来完成。

2传统审计的分类

在财经界,人们习惯把审计按他的服务对像及职能分为三大类：一、独立审计（外部审计），主要由会计师事务所里的特许会计师来独立完成，二、政府审计，主要为政府的职能部门提供审计监督职能，三、内部审计，也就是企业为了查错防弊,通过设立内部的专职审计人员(部门)来自我防范企业管理上的一些风险；本文主要是讨论第三类，内部审计方面的一些见解。

3、内部审计的现状

我国现代内部审计产生于80年代初，目前，大多数企业，都设立内部审计功能，根据公司的规模设立专职、兼职（主要由会计人员兼任）或专门的内部审计机构，工作汇报上也分别有：向财务负责人汇报、向公司总裁汇报和向董事会汇报三种，但大部分内部审计不同程度的存在以下方面的问题或限制：

1）、企业本身对内部审计的不重视

大多数企业领导缺乏对内部审计的基本了解，认为内部审计与经济利润的取得没有直接关系，甚至有些领导认为因为内部审计的存在，削弱了自己的自主权利，所以精简内部审计部门的人员，甚至取消内部审计部门，这时，内部审计的作用就会局限于公司财务数据的复核，发挥着会计核算职能的一个部分，严格来讲，他们的工作只能算是财务部门的部分工作。

2）、内部审计人员的素质整体偏低

国内目前专业的内部审计资格发展和人才培养缓慢（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CIA在国内推广有很大的局限性），这就造成高素质的专业内部审计人员稀缺，企业要招到合适的内部审计管理人员很难，或者需要付出更高的薪酬，通常情况下企业会以招聘财务管理人员的标准去招聘内部审计管理人员，这就使得内部审计无法发挥真正的作用。

3）、独立性存在问题

独立性是审计的灵魂，内部审计也不例外，很多企业内部没有设立独立的审计机构，而是将其作为会计机构的附属机构，向财务负责人汇报，或作为独立部门向总裁汇报，这些都会造成自家人审自家人的问题，即使是向董事会汇报，但内部审计人员作为本公司的职员之一，与被审的人员或机构是属于同事或朋友关系，从法律的角度这违背了“回避制度”，在企业管理中回避问题也是没有例外的。

4）、企业本身治理存在问题

一些企业之所以产生管理上的缺陷：原因便是没有很好的内控机制，即使企业有了很好的内控机制，但企业的管理层可能无视财务报告中出现的问题，而按照他们的想法修改财务报告，或者是公司的治理和监督不够，尤其体现在公司的董事会和审计委员会没有充分发挥他们的治理和监督的作用。

4、内审外包

（一）从国外内部审计外包的实践来看，内审外包主要采用以下四种形式：

1）、最简单的外包形式是补充

即特定部分的内部审计职能赋予称职的第三方。例如，在一些关键性的内部审计项目中聘请外界专业人士提供帮助。又如，在审计外地的分公司时，企业聘请懂当地语言或熟悉当地习俗的审计人员提供帮助。另外，在审计特殊领域（如电子数据处理系统）时，企业也可聘请这方面的专家参与审计。

2）、审计管理咨询

是会计师事务所现有咨询或审计业务的延伸，主要是帮助企业确定企业内部审计机构设置、人员数量及配备情况，并有可能促进内部审计计划的形成和改进。审计管理咨询服务还包括对内部审计人员的招聘工作，帮助管理层定义主要的审计风险领域等等。

3）、内审职能全部外包给会计师事务所

这种外包形式下，企业不设内部审计部门，但是为了进行合理的经营性审计，就将内部审计职能全部外包给会计师事务所。内审职能全部外包时，企业可能保留内部审计长以监督审计业务的执行，并担当在会计师事务所和管理层之间沟通的媒介。

4）、内外成员结合审计，亦可称合作内审

这种外包形式下，内部审计工作由一个统一的项目和审计工作组来完成，成员包括内部审计师和外部审计师，但内部审计师和外部审计师对这种结合审计分别承担不同的责任。

（二）、内部审计外包的优缺点

1）、内部审计外包的优点

获得专业性的服务。专业提供内部审计的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他们有着完善的质量控制体系和专业操作标准，可以使企业获得所需的专业服务。

提高企业内部审计职能的独立性。通过外包规避了法律上的“回避问题”企业内部审计人员受雇于企业管理人员，在开展审计工作和提供审计报告时极有可能仅仅考虑如何取悦于管理者而偏离其本身的职责。而独立的内部审计人员则根据与企业签定的契约开展内部审计，与企业其它的部门没有内在的利益冲突和联系，因此，他们能够毫无顾忌地指出企业经营和控制中存在的漏洞，提供更具独立性和客观性的评价结果。

符合成本效益原则。企业设立了内审部门之后，就形成了固定成本，不断对内审人员进行的后续培训也增加了企业的支出，而且要想招聘到合适的专业人员，需要付出更多的人力资源成本。通过内部审计外包，企业可节省这部分的成本费用支出，而且这部分的支出往往会很大地超过外包开支。

企业能够集中精力搞好主业。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就是专业化分工的发展，因此管理层关注的焦点应该是组织的关键性业务，企业应该将其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核心业务上，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

2）、内部审计外包的缺点

审计工作不够“贴心”。内部审计外包后，审计可能会变成一种程序性的工作，外包审计人员不会象内部审计人员那样全心全意为企业考虑。外包审计人员只与企业有短期的关系，企业最终的经营成果与他们没有直接联系。

外包审计人员不熟悉企业的情况。注册会计师和其他内部审计专业人士毕竟不熟悉具体企业的实际情况，企业内部的审计人员，特别是那些在企业里工作很长时间的内部审计师，更了解企业的发展战略、经营管理手段、企业文化、部门间的利益关系等因素。这种背景知识的差异可能影响到审计计划的深度和审计程序的执行，并可能会对内部审计工作的效率和效果产生重大的影响。

缺少了为未来的管理人员提供培训的平台。企业如果不设立内部审计人员或机构，将会失去这部分的人才优势，使企业依赖于中介机构，很多大公司，内部审计部门通常被用来作为未来财务和经营主管的培训平台，因为内部审计师通常需要熟悉企业经营的各个方面，熟知不同部门主要成员的工作。内部审计师进入其他部门工作后，这些经历在确保部门间目标协调一致和改善部门之间的关系方面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如果内部审计职能全部外包，这种难得的培训平台就彻底消失了。

内部审计丧失主动性和前瞻性。内部审计外包之后，由于双方是依关系提供服务，中介的审计人员一般只在约定的范围内进行审计，尽量削减审计计划，减少工作量。而不愿意积极主动地去帮助管理层发现问题，提出建议。

考量范文篇6

轻刑是指对已经触犯刑法的犯罪行为，尽量不采用相对较重的刑罚方法，而提倡采用相对较轻的刑罚处罚，来防控该犯罪的刑事政策。在司法实践领域，法官对轻刑化的态度主要反映在自由刑、罚金、缓刑假释的扩大适用，以及刑罚科处量和严厉性有所降低上。轻刑化仅仅对犯罪行为进行一种非刑罚化的评价，并非是对已触犯刑律行为的非犯罪化。这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1、刑罚的轻刑化必须以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为前提。轻刑化不能一味的强调“轻刑”，而偏离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要在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对犯罪情节和结果进行总体评价，在能够实现预防和惩戒犯罪的目的基础上尽可能对犯罪行为科处相对较轻的刑罚。2、刑罚的轻刑化与重刑的适用并不冲突。刑罚的主要目的在于有效地惩戒和预防犯罪，有的犯罪必须要重刑才能达到这个效果，有的犯罪只要轻刑就有足够的威慑力，不能盲目追求轻刑化的目标而不适用重刑。

二、金融诈骗罪轻刑化可行性分析

(一)基于刑法谦抑性原则的轻刑化可能。刑法的谦抑性原则是指在实施刑法的过程中要注意把握刑法处罚的尺度，只要是能用其它法律手段可解决的问题就应该尽量避免使用刑法来处理。①金融诈骗罪所侵犯的法益是金融管理秩序，实质上也是金融市场的运营秩序，在进行刑法规制前，民事赔偿、行政处罚等手段也能够都在不同程度上弥补受害者的损失，并对加害者产生一定的威慑力，督促其积极履行维护金融管理秩序稳定的义务，从这个角度来讲，金融诈骗罪存在着较为宽裕的轻刑化空间。(二)基于金融风险不可避免性的轻刑化可能性。由于引发原因不同，风险可以分成两种不同的风险，即外生性风险和内生性风险。外生性风险是由于社会信息的不完全性所带来，但该种风险会随着技术的进步逐渐的减小。内生风险是指由于私人信息的产生，一些信息由于仅掌握在少数的私人手中，由于逆向选择有意将交易客体的质量信息加以隐藏，从而使价格机制无法作用于交易客体的质量维度，由此引发的损失或获利的可能性②。金融诈骗罪其本身也是一种风险外化的体现，这种风险所带来的结果是付出资本的一方必然蒙受损害，因为金融机构资金供求关系的中间媒介，必然会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从而导致金融行业的风险性较为高的后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因为金融风险不可避免，金融诈骗罪轻刑化具备一定可能性。(三)基于金融诈骗侵害法益特殊性的轻刑化可能性。“秩序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秩序，人类就无法以人的生存方式生存和发展。”③“而社会秩序离不开社会规范，一定的社会秩序总同一定的社会规范相联系。”为了保障社会秩序，刑法有时会牺牲一定的公民权利，但保障社会秩序的目的最后也是为了保护全人类的生活秩序，因此，公民权利是更为优先的，如果是非必要的，不容侵犯。从犯罪的理论分类来看，相较强盗、暴行等伦理犯而言，金融诈骗罪侵犯的客体虽然是金融管理秩序和公私财物的所有权，但更主要的侵害客体其实是法秩序，否则单诈骗罪就可以对金融诈骗罪的行为作出司法评价，无需再单独规定金融诈骗罪。

三、金融诈骗罪轻刑化的实证考量

考量范文篇7

关键词:高职；贫困生；感恩教育；现实考量；实践

近年来，高职院校对贫困生的帮扶力度不断加大，如何对贫困生开展感恩教育成为职教界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开展感恩教育的目的主要有两个方面：（1）塑造贫困生健全人格；（2）强化贫困生职业思想意识。难点在于如何使贫困生意识到心存感恩的意义，以及如何正确落实感恩行动。因为在教育贫困生实践感恩行动时，难免会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根据现状反馈，申请贫困生帮扶指标，俨然已经成为个别学生之间的利益之争。因此，有必要对目前开展的感恩教育进行现实考量，提出更加可行的实践方案。[1]

1开展高职贫困生感恩教育的现实考量

根据当前高职院校贫困生感恩教育的实际状况，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现实考量：1.1对贫困生感恩教育目的的现实考量高职院校贫困生感恩教育的目的，是使贫困生在成长的道路上心存感恩之心。在教育部的统一部署下，高职院校将贫困生感恩教育纳入思政教育范畴，但不少高职院校却较少在校本要求下理解感恩教育的现实价值。高职院校大多以贫困生所在教学院系为感恩教育主体，以辅导员、班主任作为感恩教育的具体实施者，在未理清感恩教育现实价值的情况下，其开展的感恩教育往往流于形式，感恩教育只能悬置于空泛的思政教育范畴。1.2对贫困生感恩教育手段的现实考量开展贫困生感恩教育，首先要界定出哪些学生属于贫困生范畴。目前的归类方法是，只要接受过各种形式贫困帮扶的学生都属于贫困生范畴。然而，在高职院校动辄多达上万人的学生群体中，难免存在被遗漏的贫困生。此外，现有的贫困生感恩教育，大多以专题思政讲座、仪式性的帮扶典礼等为主，很难使贫困生真正具有感恩之心，甚至会增加部分贫困生的心理压力。部分学生将“贫困生”身份视为一种资源，“贫困生”成为争相竞争的对象，导致高职贫困生感恩教育陷入十分尴尬的局面。1.3对贫困生感恩教育效果的现实考量当前对贫困生感恩教育目的的认知不够深入，因此难以使最终的效果评价落到实处。即使以“心存感恩”作为感恩教育的目的，这种具有内隐性特征的信息，也无法借助常态化的评价指标进行评价，难以实现对教育效果的科学评价，导致高职贫困生感恩教育落入职教工作者的“我向思维”之中，即教育目的的解释权在我，教育效果的评价结论也由我刻画。

2感恩教育中的职业导向

根据以上现实考量，必须改变贫困生感恩教育的现状。基于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在校本原则下，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感恩教育中的职业导向：2.1以感恩教育坚定贫困生的求学信心。在给予贫困生经济帮扶的基础上，要坚定贫困生的求学信心。不仅要使贫困生明白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还要弘扬工匠精神，弥补贫困生自身的短板。坚定的求学信心能够为贫困生提供一种安全感，工匠精神能培养贫困生的职业素质。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满足贫困生心理安全需要的基础上，为贫困生获得尊重的需要提供思想导引。2.2以感恩教育形塑贫困生的专业志向。求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让贫困生珍惜专业学习机会，在知识的点滴累积中获取思想自信和道路自信。应以感恩教育形塑贫困生的专业志向。部分贫困生在进入高职学习阶段后，对所学专业缺乏理性认知。尤其是经济类、工科类专业，与贫困生的现实生活距离较远，因而更显陌生。要加强对贫困生的专业教育，塑造工匠精神，立足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为贫困生形塑专业志向，突出“职业”二字，使贫困生未来能成为专业领域的职业技能型人才。2.3以感恩教育推动贫困生的社会实践。社会实践不仅与专业实践有关，还与感恩教育中回报社会的价值追求有关。社会实践能够提升贫困生的职业素质，使贫困生与社会建立友好的交互，促使他们以乐观、积极的心态面对职业发展中的各种困境。在开展贫困生社会实践活动时，必须思考一个问题，即是将贫困生作为单独的群体还是以班级为单位来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若是以班级为单位，又该如何凸显感恩教育的实践价值。[2]

3高职贫困生感恩教育实践

3.1线上与线下协同开展贫困生感恩教育。在开展贫困生感恩教育时，必须重视贫困生的心理感受。线上与线下协同开展感恩教育的具体实施办法为：（1）高职院校教育者应合理使用线上与线下教育的功能，建议将线上教育作为贫困生群体相互鼓气、相互鞭策、相互支撑的平台，线下教育则用来开展常态化的感恩教育；（2）在开展线上感恩教育时，应从在线平台的命名和管理上下功夫。可以将在线平台命名为“鸿志群”，提振贫困生群体的自信心。在在线平台管理中，须加强舆论跟踪和舆论引导，设立专人担任在线平台管理员。3.2多形式、多途径增强贫困生的求学信心。应在贫困生入学之初就坚定他们的求学信心，尤其要面向那些通过绿色通道进入高职学习的贫困生。此时须充分发挥线下感恩教育的功能，具体实施办法为：（1）新生入校工作结束后，由高职院校学工部门牵头，各教学院系、教务处参与，为接受帮扶的贫困生开设专题教育活动；（2）专题教育活动的方式包括贫困生代表发言、以坚定求学信心为主题的专题报告等；（3）应重视专题报告这种感恩教育形式，可以邀请本校往届优秀贫困生代表开设主题讲演，用自己求学的心路历程去感染新入学的贫困生。3.3联系贫困生利益关切点，形塑其专业志向。通过联系贫困生的利益关切点，来形塑他们的专业志向。具体的实施办法为：（1）在线下，由教学院系开展对贫困生的专业巩固教育，以班级为单位，在教育中针对贫困生的利益关切点进行解释说明；（2）在线上的“鸿志群”中，专业教师、招生就业人员可以为贫困生答疑解惑，传输求学机会来之不易，应珍惜它并回报家庭、回报社会的价值观。3.4以暑期实践为契机，实现感恩教育价值。根据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高职院校在暑期开展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在以班级为单位的暑期实践活动中，应定向跟踪贫困生的社会实践情况，并在线上“鸿志群”中为参加社会实践的学生提供思想帮扶。具体的实施办法为：（1）社会实践指导教师应在“鸿志群”中，为各年级参加社会实践的贫困生设计实践主题，设计的主题应以感恩教育为主线，弱化专业特性；（2）在线跟踪贫困生的社会实践状况，在思想上使贫困生具有持续参与社会实践的意愿，让贫困生用工匠精神武装自己，并将工匠精神落实到社会实践体验的点滴积累中。[3]

参考文献

[1]赵霄.基于高职院校贫困生资助工作与感恩教育有机融合的研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9(11):226-227.

[2]蒋兴旺.高职受助学生感恩教育的隐性途径分析[J].成长,2019(12):25-26.

考量范文篇8

中国应当怎么办?等待主义不是上策。冷战结束已十多年，现在也应当是严肃反思中美关系、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角色的时候了。中国要进行战略调整，就不能象从前那样光对美国的中国政策作被动的反应，或者说是摆脱眼前的危机达到两国关系的稳定化。这样的反应都会是救火式的，不会导向宏观战略的形成。战略的形成要跳出对具体事件的反应，要从更具根本性的问题人手。而正确认识中美关系的本质是进行战略调整的关键。本文是笔者对目前中国的国际环境和中美关系的一些思考，希望为关怀中国的国际关系的人们提供一种参考。限于篇幅，本文省略了大量的文献引述和对一些理论的繁琐的论述。

一．世界体系和美国新战略

1．世界体系的扩张性和国际关系的本质

现代国际关系的本质是什么?简单地说，主权国家间的利益的不可调和性，由不可调和到冲突甚至战争，这就是现代国际关系形成以来的规律性现象。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会有新因素的产生来调和国家利益或者遏制冲突，如国家问的相互依赖性和经济的世界一体化。但所有这些新生因素并不足以改变现代国际关系的冲突本质。

决定这一本质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形成现代国家关系的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辅助于资本主义的则是现代形式的民族国家。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到现代新马克思主义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学派的国际关系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向我们展示了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这两种制度因素对于现代国际体系形成的独一无二的作用。

无论是资本主义和现代民族国家，都起源于西欧，然后再扩展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资本主义先于民族国家而生，民族国家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迎合了资本主义区域市场乃至全球市场形成和扩张的需要。资本主义本身包含有巨大的扩张动力。但在其扩张过程中，资本经常在国内市场上遇到地方化的政治权力(如封建权力)的阻碍，在国际市场上则遇到他国政权的阻碍。如何克服这样那样的阻力，民族国家的作用就在这里显现出来。国家的本质就是权力，用民族国家的权力应付资本主义扩张过程的权力阻力就成为了现代国际冲突的主轴。可以说，资本主义构成了现代世界体系的主动力，但没有民族国家，现代世界体系就不会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形成。基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上的现代民族国家或者基于现代民族国家之上的资本主义体系具有无限的扩张力。自由派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本身的扩张是和平的，因为每一国家都可或多或少地从国际经济交往中获得利益，问题就出在民族国家的干预。但经验证明，这至多是一种理想的理论假设。资本主义和现代民族国家在本质上是同一件事，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早期，当资本主义的扩张遇到障碍时，民族国家从一开始就或者辅助资本的扩张，或者直接参与扩张。而对后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国家本身就推动本国资本的向外扩张。有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就认为，后发展中国家所经历到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实际上只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内民族主义在海外的表达。

2．民主的扩张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不仅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在扩张，民族国家本身也在扩张，那就是民主的扩张和输出。迄今为止，大多数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了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国家形式，尽管民主政治的扩张仍然落后于资本主义式的经济扩张。但从长远来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逃避资本主义和民主的扩张。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动用国家的权力从资本主义的链条上挣脱出来，建立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独一无二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但现在这些国家都已经无一幸免地纳入了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国家体系中去了。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的扩张已经引出了所谓的“第三次浪潮”理论。有人甚至乐观地宣称“历史的终结”，相信资本主义式的民主必然是世界最后的一种政治形式。”

人们强调资本的扩张性的时候，往往忽视了民主的扩张性。实际上，不了解民主的扩张性，就很难理解当代世界体系的形成。根据美国学者亨廷顿的研究，民主化至今已经经历了三次浪潮。第一次发生在1828—1926年间，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阿根廷等国和英国的诸多海外殖民地获得了民主的政治形式。之后在1922—42年间，这些国家中发生了民主的第一次回潮，包括意大利、德国和阿根廷。民主的第二次浪潮时间较短，发生在1943—62年间，西德、意大利、日本、印度和以色列等国获得了民主的形式，但在1958—75年间，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等国发生民主的回潮。最近一次也就是民主的第三次浪潮发生在1974年以后，这次浪潮中，很多国家包括葡萄牙、西班牙及其拉丁美洲、亚洲、非洲和东欧的许多国家获得了民主的国家形式。从下表中可以看到，权威政体从1975年的68.7％下降到1995年的26.2％，在同一时期内，民主政体从23.8％上升到47.6％，部分民主的政体从7.5％上升到26.2％。

那么，为什么民主会象资本那样具有向外扩张性呢?这里有几个主要的动力源。第一是来自“供给”方面的动力。如果说政治力量辅助资本的输出，那么也可以说政治力量的组织形式也是随着资本而输出。这在帝国主义和殖民地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欧洲、美国和日本等殖民国都对被殖民的国家的政治形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实际上，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民主政体特别是后发展中国家的民主都是西欧美国殖民者输出的结果。”在殖民地时代结束以后，民主国家特别是欧美国家就通过其他种种方式来输出民主政体形式。尽管输出的途径不同，但目的是一样的，即要用民主这种特定的政治组织形式来保护资本国在海外的经济利益。西方国家决策者相信在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冲突或者少冲突就是这种目的在意识形态上的表达。美国等西方国家不知疲倦地在中国建立“法治”也是基于保护其在华的经济利益。

但是对“供给”方面的动力不能过于夸张，否则就会走向极端的思维方式，认为民主政治的扩张是西方世界的另一类殖民主义。民主政治之所以能够扩张有更重要的“需求”方面的动力。法国学者贝蒂(BenrandBadie)在这一点上有个较为中肯的说法。他把政治方面的全球化定义为政治秩序的西方化，认为西方输出国的权力和霸权不能解释其政体之所以能够输出到其他国家，他认为，“西方政治模式的传播和全球化是因为—主要是因为—它们被进口。西方模式被追求和内化，因为它们满足了进口者的战略需求，是基于动力和回报、期望和展望之上的个人选择的结果”。“对很多后发展中国家来说，民主不仅是他们所追求的政治理想，也是迄今为止人类发展出来的治理社会的较好模式。在后殖民时代，很多后发展中国家反对西方霸权，但并不反对西方国家留下来的民主形式，这是有其统治和理想方面的考量的。在今天，民主政体已经成了很多后发展中国衡量一个国家现代性的最重要的一个政治指标。尽管民主政治的消极方面也在不断暴露，但这些国家仍楔而不舍地追求民主政治，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主作为理想的内在动力。

民主的“需求”方面的动力最重要的莫过于资本主义式经济和民主之间的因果关系了。为什么民主和资产阶级的发展分不开?我们可以从逻辑和经验根据两方面来看这个问题。从逻辑上说，资本主义是一种建立在私有财产制度上的经济制度，它是对国家权力的一种最根本的制约。资本主义产生出一种和“公共领域”分离开来的社会经济上的“私人领域”。这种“公”“私”领域的分离是民主作为一种有限政府形式最重要的原初条件。

再者，资本主义导致富裕，而财富有助于缓解统治精英和大众之间的矛盾和紧张。在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及其所创造出来的财富为现代福利国家打下了基础，福利国家反过来缓和工业化资本主义的阶级冲突。财富也缓和了精英之间的冲突。政治游戏中的失败者可以转向寻求经济社会方面的成功，这样，就不会把所有赌注都放在政治游戏中。就是说，参加政治游戏并非是一个人取得成功的唯一途径。政治游戏因此不是一种零和游戏或者你死我活的游戏。在这样的情况下，失败者就不太可能去做那些对政治稳定不利的事情，例如组织示威、暴动和参加地下反政府活动等等。就是说，财富为政治家们的活动提供了一个界限，防止他们超过这个界限，超过这一界限就会对现存制度的运作和生存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从经验上说，民主政治的发展实际上是多种权力之间的制约。先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对政治权力的制约。资产阶级的兴起与民主政治的产生和发展密不可分。新崛起的资产阶级成功地驯服了君主专制国家。君主专制国家的统治原则是基于出身背景之上的政治等级。资产阶级认为这种政府形式不“自然”，所以要由基于财富之上的统治原则而取代之，因为财富比出身更为“自然”一些。

但是，光强调经济权力对政治权力的制约是远远不够的，不足以理解当代民主政治的运作。还有另一类重要的制约就是人民的“人数”权力对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制约。早期资产阶级是争取民主政治的主力，但后来普通人民的力量也不可忽视。资产阶级只是为资产者本身争取到了民主，资产者不会自动地把民主权力送给普通人民。资产阶级的统治生产出了一个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最终用组织的力量和资产阶级分享政治权力，建立了代议制度。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参与政权，资产阶级的政体就会是一个“右派”专制政权。如果资产者的权力基础是经济，那么工人阶级权力的基础就是人数。实际上，代议制度的本质就是根据人数来统治。不仅工人阶级在建立现代大众民主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西方世界后来的民权运动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部分。应当指出的是，根据人数来统治不仅因为是普通人民对民主的争取，而且也是因为基于人数的统治符合统治者的利益。如同专制的政治权力，资产者经济力量也是毫无节制的。人民的“人数”是制约资产者经济力量最有效、最重要的力量。在现代社会，所有的民主都是精英统治，即使在最民主的国家，人民也不能直接统治自己。但人民人数的力量对统治者是有很大的制约力量的。在很大程度上说，现代民主政治是三种力量之间的平衡和制约，即统治者的政治权力、资产者的经济权力和人民的人数权力。只有在这三种权力之间保持相对的平衡，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才能达到稳定。

民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对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而言就是民主的政体必须随着资本在海外的扩张而扩张，但对后发展中国家而言，问题就变成了：在接受和容纳西方资本的同时能够拒绝用来保护和节制资本的民主政体吗?对这个问题没有绝对的答案。这不仅是因为资本的经济权力到了后发展中国家以后，其对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且后发展中国家的统治者经常动用政权的力量来抵制民主的传播。但是，正如“第三次民主浪潮”所显示的，总的趋势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推动民主政治的产生。可以说，资本不能没有民主而生存，不能没有民主而得到节制。

资本主义和民主政体的扩张既造就了全球化，也制造出了国家内部及其国家间的纠纷、冲突，甚至战争。在早期，马克思批评他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的扩张充满着血腥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因为福利国家形式的出现，在先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这种血腥味大大减少，但当资本主义传播到后发展中国家时，马克思所描述的世界一如既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仍然是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再者，即使人们相信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但民主的扩张是个充满暴力的过程。

3．世界体系和美国的国际战略

在十八、十九世纪，英国扮演了资本主义和民主政体扩张的主要领导者，自美国进人世界体系以来，就替代了英国，一直是推动世界体系形成的一个主力。资本的本性就是扩张，美国一直在领导国际资本的全球性扩张。这种扩张主要是因为美国及其资本主义世界从中获得的巨大经济利益。同样，美国也在领导着民主政体的扩张。尽管美国在民主政体的扩张方面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但美国认为，这是必要的代价，通过民主扩张可以保护和辅助其经济利益的扩张。

今天的中国就处于这样一种国际环境。中国外在的挑战首先并不是美国，而是现代资本主义和民主政体合二为一的世界体系。这个体系所具有的无限扩张力正在毫不留情地把世界上各个不同类型的经济体和政治体吸纳进去，变成其内在的部分。而美国刚好处于这个体系的中心，是这个体系扩张的领导者。或者说，美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霸权。

美国在世界体系中的霸权位置决定了美国的国际战略，那就是用霸权的方式去领导这个世界体系。美国这样做，其背后是存在着巨大的动力的。首先，对更大的国际权力的追求迫使美国这样做。资本的唯一目的是获得更多的资本，权力的唯一目的就是更大的权力。没有任何理由去相信美国已经满足了其追求国际权力的欲望。第二，维持这样一个霸权地位给美国带来无限的政治、经济、安全等各个方面的利益。美国人领导世界，到处有它的力量。但是要认识到，美国人并没有做仁慈的世界警察，它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保护其在海外的经济利益。经济利益走到哪里，政治军事力量就跟到哪里。第三，在这一霸权状态下受益的很多国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推动美国这样去做。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体系是非常等级化的，各方面的利益的分配是极端不平等的，一些国家获得很大的利益，一些国家获得较少的利益，而另外一些国家则根本就没有任何利益可言。这也就是今天的世界富者越富，穷者愈穷的原因。富者要继续保持或者追求更多的富裕，强者要继续保持或者追求更强大。要维持既得利益，这些国家就要努力维持这个世界体系，或者使得这个体系更等级化。而美国则当仁不让地被这些既得利益者推为领导。

4．美国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中国认知

要保持霸权地位，领导世界体系，美国就要防止任何形式的挑战者的出现。冷战结束以后，这个潜在的和现实的挑战者就是中国。前苏联一经解体，美国没有花很多时间就找到了一个替代品，即中国。遏制中国也就成了美国的国际目标。但美国到底对中国实行怎样的一种遏制呢?什么样的方法更有效呢?这就取决于美国对中国的认知(perceptions)，意识形态就开始发挥其作用。不管美国的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者在这些问题上有多大的分歧，但遏制中国、防止中国成为挑战者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共识。九十年代初，美国和西方就有很多人主张用围堵苏联的办法来制约中国，乘胜追击，取得自由民主的全面胜利，让历史终结。克林顿总统最初几年的对华政策就是这种情绪的反映。但中国毕竟不是苏联。中国经历了八十年代的改革，其经济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也开始很快地和西方世界体系整合。较之苏联，中美关系无疑是互惠互利取向的。经过多年的调整，克林顿政府终于确立了对华的“接触”政策。确立了以经济扩张为中心的全权策略，取代了冷战时期的军事扩张。克林顿的选择多少和他的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价值相关。但这一战略并不是说美国可以不关心中国的民主人权等问题了，而是说通过把中国整合到世?缣逑道锩妫苡行У卦谥泄迪治鞣郊壑怠?nbsp;

美国的自由主义想象了一个理想的国际政治格局。民主、和平、平等共存、相互依赖等等主导着美国理想主义者国际关系的话语(discourse)。表现在中美关系上，理想主义相信中美两国之间的国家利益存在着很大的调和空间，两者之间的合作与和平是可能的。所以，理想主义者强调中国经济的自由化和政治的民主化，强调自由和民主是中美两国合作和和平的基础。克林顿政府相信，中国和世界经济体系的整合必然导致中国政治的深刻变化，最终导向一个民主的政治体系。应当指出的是，克林顿所谓的自由主义对华政策并没有妨碍其对美国利益的现实追求。例如，在克林顿期间美国政府卖给台湾的武器并不比美国历任政府少。

在中美关系上，美国理想主义越来越被认为是面临着破产的命运。尽管中国政府在人权等政治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但远远没有满足美国理想主义者的期望。是对美国理想主义的第一个打击。邓小平南巡后，理想主义又得到恢复。但在美国人看来，中国政府近年来不仅没能改善人权，在民主政治的方向上有所作为，反而变本加厉，情况有恶化的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理想主义者在中美关系上的声音渐弱，在国内很难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一部分理想主义者甚至开始转向现实，认为要对中国施加外在的压力，迫使其政治发生变化。

小布什一上台就改变了克林顿时代的局面。他信仰的是冷战时期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核心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任何外交政策的起点就是美国利益，而非其他任何因素。如果说克林顿的自由主义是在各国的相互依赖性关系中来考量美国的国家利益，再从这种国家利益出发来考量和他国的关系，那么可以说小布什是从直接从冷战继承下来的较为抽象的国家利益的观念出发来考量美国和他国的关系的。这种思维方式的不同使得小布什政府较之克林顿政府更为自私自利。这种思维的形象表达就是，“我是美国”，“美国就是世界”。

意识形态的变化已经充分表现在布什政府的实际决策中。不管外界包括美国传统的盟友的反应如何，布什政府一直在强调全国导弹防御系统。这样的做法虽然引起了美国盟友的不高兴和中、俄等国的强烈反对，但美国还是继续根据自已的意愿行事。

在对华政策上，“战略竞争”的概念已经成为了布什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理论起点。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有点“求同存异”的味道，就是说强调两国利益的共同性，用发展共同性来减小或者遏制差异性。布什的现实主义反其道而行之，新政府的中美关系的逻辑是：中美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与其说是用“合作”来掩盖“冲突”，倒不如承认冲突，在“冲突”的基础上来追求尽可能的“合作”，这样做较之理想主义更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现实主义者从来就没有对中国抱任何幻想。从尼克松时代与中国的战略性合作到现在布什的新冷战主义，美国的逻辑是一样的，是对其国家利益的赤露露的考量，只不过是不同国际格局之下的不同表现罢了。不管谁当总统，都改变不了美国资本主义及其民主政体的扩张性质。所不同的是，以怎样的方式来扩张。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说，较之克林顿，布什更接近于国际关系的真理。

但这并不是说，中美两国之间一场美苏冷战式的新冷战甚至公开冲突成为不可避免。中国毕竟和前苏联不同。布什政府对这一点是清楚的。如果布什政府要发动一场新的冷战，这场新冷战也是有限度的。这里所说的限度指的就是今天和当年美苏冷战的不同的时代背景。新背景有两个特点，即美国的霸权地位和经济的全球化。美苏冷战时，天下一分为二，美国只得到半边天。在苏联的范围内，美国很难发挥其影响力。而现在则不同，美国要的是领导整个体系。美国绝对不会容许中国再象当年的苏联那样组织一个自己的势力范围。相反，美国人要求中国继续融入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体系，成为其势力掌控之下的顺从者。

再者，和苏联不同，中国的经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全球化，并且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动力。不管国内外的情况如何，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起飞，市场经济制度本身就包含着一种巨大的发展动力。这种情况使得美国对中国的任何形式的孤立政策都将不那么有效。用经济整合来制约中国，这一点布什和克林顿时期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只不过是对布什来说，自由贸易必须达致中国的政治变迁，否则的话，中国就会成为美国的挑战者。这些形成了布什时代美国对华新战略的背景或者说是美国组织新冷战时所必须考量到的因素。

5．美国对华关系的内部张力

中美之间几乎在两国关系的所有方面都存在着潜在的冲突，包括硬力量(hardpower)方面的地缘政治、资源和市场到软力量(softpower)方面的意识形态、文明和文化价值等等。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这里不再重复。这里要讨论的主要是这些潜在的冲突会怎样通过美国国内的各种制度途径而表达出来。美国国内导致中美冲突的内在制度动力主要包括美国对中国在美国国际战略棋盘中的角色的认知、意识形态的差异、美国内政的性质等等。首先，在美国的战略棋盘中，中国仍然会扮演过去苏联所扮演过的角色，即成为美国的对手。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国家力量不可避免地会增强。尽管中国在总体上还是贫穷，不是美国的竞争对手，但和美国在经济政治方面的竞争性也在逐渐提高。在中国还是很贫穷的时候，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存在着很多可以调和的地方。但当中国富裕起来以后，两国国家利益的不可调和性就增加。退一步言，即使中国实际上不是美国的竞争对手，美国也要把中国塑造成这样一个对手。自九十年代初以来，中国被一次又一次地塑造成“国际威胁”。中国是否是“敌人”，不仅仅取决于现实，也取决于人们的概念，而概念是可以构建出来的。

其次，中美两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和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更会强化上述概念的现实性。中国现在成了世界共产主义的“最后堡垒”，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或者说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是这样。自九十年代以来，在美国的多次民意调查中，越来越多的普通美国人认为，中国正在变成美国的主要对手或者潜在的敌人。敌视中国的人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权没有可能接受西方的价值，而同情中国的人则相信，中国总会有一天会变成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国家。只要中国的共产主义存在一天，美国就不会停止认为中国是其潜在敌人。

这样的民意进而为美国政治提供了资源。无论是在两党政治中，还是在议会政治中，中国已经也必然继续会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焦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表明美国政治话语中政治和经济的分离。经济问题没有新的内容好谈了，美国人的经济杠杆的分量少了好些。但这并不是说中美两国的经济问题已经解决了。相反，经济问题刚刚开始。美国拉中国加入世贸，中国努力加入，在这个过程中，两国领导人强调的是利益方面的积极因素，但一旦中国加人世贸，潜在的经济冲突无疑会浮上台面。一旦冲突成为现实，也就为美国的政治提供了塑造中国是“敌人”的资源。当经济杠杆不够有分量的时候，政治外交方面的手段成为主要的了。民主、自由和人权必然再次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话语。

考虑到中国对美国的对华政策的反应及中国本身的成长，中美之间的冲突似乎更具有了现实性。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曾经表示，美国和中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利益，所以美国必须和中国交往，和中国合作，但是中国应当向美国认为是正确的方向前进。必须强调的是，美国要求中国的变化必须朝着美国人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如果是这样，那么将受到欢迎，否则美国就不会乐意。换句话说，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美国要求中国充当一个听话的“顺从者”，而不是一个不听话且有能力挑战美国的世界权力。自然，这种设想只是美国的一厢情愿。中国是一个正在迅速顺起中的大国，不可能完全听从于美国的安排。更为重要的是，和美国一样，中国也是一个具有自己的道德标准和理想的国家。

现实的利益和道德理想的双重冲突使得中国很难受美国的摆布。而美国最恐惧的也就是这一点。美国可以容忍中国的经济发展，因为这对美国是有利的，但美国不想看到中国发展对其所产生的挑战。自邓小平以来，中国一直不想太出头露面，在外交政策上采取低姿态，在很多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和美国实际上也是保持相当一致的，只是当美国的行为直接危害到中国利益时，中国才作出并非过分的反应。但即使是这样，美国人也对中国忧心仲仲，担心中国的发展正在使得中国成为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力量。美国感觉到，如果不从现在开始围堵中国的崛起，将来来自中国的危险就会变得难以遏制。美国的遏制就会导向中国的反遏制。一旦两国进入这种遏制和反遏制的恶性互动，新冷战就走上了不归路。

6．美国经济政治双赢战略的第三条道路“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在正在形成的新冷战中，美国的对华政策的目标有三：1)继续和中国交往以获取经济利益；2)扩张西方政治价值；3)要围堵中国对美国的可能的和潜在的或胁。首先，美国是不会放弃在华经济利益的。高经济增长，众多的人口，新生富裕阶层，中产阶级，这些使得中国成为任何一位资产者都向往的市场。作为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必然在资产者争抢中国市场中扮演头号先锋的角色。小布什尽管反对克林顿政府的中国政策，但并不反对竞争中国的经济利益。作为商业阶级代表的共和党，在这方面会比克林顿政府更加努力。很多人相信，小布什政府的这种经济考量会软化其对华政策，就是说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会制约美国政府在和中国的关系上对军事政治方法的诉求。这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不能强调过分。中国本身的经济已经高度依赖于国际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在美国对中国采取非经济手段时，中国很难象从前那样不顾经济利益来反击美国。经济上的高度依赖性对中国本身也是一种很大的制约。

考量范文篇9

（一）国内外无因管理制度相关法条的形式对比

《德国民法典》第677条至第687条对无因管理制度有相对详细的规定，其中，第677条就管理人的义务规定如下，“为他人处理事务而未受该他人委托的人，或为他人处理事务而对于该他人无权以受委托以外的方式为之处理事务的人，必须斟酌本人真实或可推知的意思，像本人的利益所要求的那样，管理该事务”［1］。同时第678条就违背本人意思的事务管理、第681条就管理人的附带义务、第687条对非真正的事务管理进行了相关规定，其余法条就不再一一举例，由此可见，《德国民法典》对无因管理制度作了比较详实的规定。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发展较早于内地，关于无因管理的相关规定也较内地完整严密，2010年5月26日修订的台湾现行“民法”第172条至第178条，就无因管理制度进行了规定，其中，第172条就无因管理之要件做如下规定，“未受委托，并无义务，而为他人管理事务者，其管理应依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以有利于之方法为之。”第173条就管理人应尽之义务，第178条就无因管理经承认之效果等相关制度规定皆做了详细规定。

（二）关于无因管理制度中的道德展望

自我国改革开放，逐步消除前苏联对我国民法制度严重冲击影响以来，我国更多的是继受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民法制度，所以，有必要就此二者关于无因管理制度的研究探知一二，以对我国无因管理制度的构建产生借鉴和引领作用。此种对比更进一步说明目前我国无因管理制度从理论构建上来讲不那么完善，与此同时，关于无因管理制度的相关实务案件却少之又少，笔者查阅了北京市各个基层法院以及高院和最高院的近年裁判文书及案例汇总，关于无因管理的纠纷案件少之又少，即使出现也大多是夹杂于其他类型案件中以小块形式存在。针对这种现象，王泽鉴先生的观点比较中肯，实务上关于无因管理的案例尚不多见，其主要原因系管理他人事务多出于助人的善行，属于好的撒马利亚人，就管理所生费用的偿还或损害赔偿，当事人多会自行处理，非有必要，不会诉诸法律［2］。王泽鉴先生的观点很明确的指出了无因管理制度中的道德成分，也从侧面印证了缘何司法实务中此类型案例如此稀少，这背后的原因恐怕不只是法律制度的问题，往深层次考虑，道德又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无因管理制度产生如此这般那般的影响。法律与道德这对命题似乎如影随形，彼此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而无因管理制度中的道德成分在笔者看来，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为了更好地体现出无因管理制度中的道德作用，有必要就法律与道德此消彼长之争的前世今生简述一番。

二、由无因管理制度引发的道德和法律关系的思考

（一）中国古代与欧美国家的道德和法律观

关于法律和道德的关系，古今中外的学术探讨可谓是精彩纷呈。就我国而言，不同于欧美法学家着重探讨法律与道德本体问题意义上的联系，我国的先哲们似乎在潜意识里早已默认法律与道德之间必然存在某种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这种界限的划分他们看来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在这种紧密联系前提下所进行的种种现实思考。“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等一系列的传统法制理念交织在道德与法律之间，这种不言自明的潜意识的观念早已对国人思维方式产生根深蒂固的影响。而这种传统必定对于道德与法律的思辨进程产生影响甚至阻碍，中国的法制进程都会夹杂着道德的评判，这种评判也许是一种法制进步的羁绊，也许是法律制度人性化的应然的伦理体现。所以，法律和道德本体问题的研究，还需要参阅欧美著名的自然法哲学派和分析实证主义法哲学派之争。首先是自然法哲学派，自然法哲学经历了由古典自然法哲学到自然法哲学的发展历程，古典自然法哲学认为自然法是先于国家和法律而存在，所谓自然法，来源于大自然，法律都是在这种自然法的引领下制定的，以此为标准构建的法律对恶者施以惩罚，对善者施以保护。简单概括之，古典自然法学派的主要观点就是：自然法与人类同时产生并由上帝直接支配，其效力高于任何其他法，它在地球上的所有国家、任何时候，都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所有人类认为是有效的法律规则都是从这个原始法中直接或间接的吸取其力量和全部权威的［3］。以郎•富勒为代表的新自然法哲学派抛弃了古典自然法哲学派中的关于虚幻自然的一些不切实际的主张，直接切中道德予以论述，更深入的论述了道德之与法律的无处不在。郎•富勒针对道德法律的关系，引出了内在道德和外在道德的概念，所谓法律的内在道德是指有关法律的解释适用与具体执行的方式问题，即一种特殊的，扩大意义上的微观的程序问题。所谓外在道德，是指法律必须符合社会的道德追求和理想，也就是法律的所追求的外在的宏观的实体目标。正是此种概念的引入，使得自然法哲学的道德观点更加凸显。然而，自然法哲学派这种特别重视并追求法的本源和价值，从价值层面出发论证了法律的道德价值基础和基本目的的方式。使得这个学说具有明显的缺陷，他们将法律和道德的一致性不恰当的延及立法、司法等各个环节和规范、秩序等各个层面，从而必然导致法的独立品格的丢失和至上权威的损害［4］。分析实证主义哲学经历了从实证主义哲学再细化的演进过程。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欧美国家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自然科学领域那种严谨务实的科学态度对社会科学的冲击，产生了反对思辨先验的实证主义哲学。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实证主义哲学开始慢慢往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渗透，在这种背景下，受实证主义哲学影响的法律科学体系渐渐演变为法律实证主义哲学也即是分析实证主义法哲学。分析法学派奠基人约翰•奥斯丁主张把实在法区别于伦理与社会政策，就实在法的产生而言，简言以蔽之，实在法经历了两个过程，一个是道德化的过程，另一个是合法化的过程，道德化是对原初的利益关系进行道德调整形成应有的权利和义务，或叫“应该的法”，合法化则是在此基础上做的再一次调整，从而形成法定的权利和义务。由于国家权力的介入，道德化与合法化之间必然产生矛盾，实质上就是立法者制定的法律与“应该的法”之间必然产生的差别［5］。约翰•奥斯丁认为法学家应该关注实然意义上的法律而非这些法律的善与恶，与法理学截然对立的伦理科学所包含的立法科学应该更多关注应然法意义上的法律。而更为激进纯粹的分析实证主义者凯尔森直接强调把道德从法律概念中剔除出去，而国家和法律是同一的，国家只不过是强制规范的总和。很明显，分析实证主义法哲学派重视从规范和秩序的层面出发，论证法律的实际效力。他们在相对法律规范的设定上和法的实施中尽力排除不稳定的、相对模糊的道德的过度影响，促使法律和道德相分离来维护法律的独立、尊严和效力，来维护法律秩序的稳定。但是恶法亦法的说法，不免会成为统治者专制的工具，存在一定的局限性［6］。

（二）适用于无因管理制度中的道德与法律关系

托马休斯曾经指出，法律调整人们的外部关系，而道德支配人们的内心生活和动机，此观点很容易被反驳。法律并非只关注人们的外在行为，道德也并非只注重人们的内心世界，比如刑法在考量一个罪犯的罪行轻重的时候，往往会审视该受审判者的内心倾向、精神状况。比如罪犯是故意还是过失的实施犯罪行为，主观上是希望被害人死亡或者重伤，所以法律行为并非不关注人的内心世界，而只关注法律行为本身。无论自然法哲学派、分析实证主义哲学派还是托马休斯的道德法律哲学观都过于绝对片面，无因管理制度本身的构建并非纯粹道德或法律的单一产物，而是二者以什么方式什么程度相结合的统一体的产物。博登海默关于道德法律的观点论述还是比较中肯的。道德原则起初对人们的行为产生积极或消极的作用，随着道德原则的增强继而转化为法律规则，以此加入国家的意志并对违反者施以惩罚。比如早期的道德原则禁止杀人、强奸、抢劫等暴力行为。随着这种道德原则的加强上升为刑法等法律的规定。但是，仅仅有法律的规定及制裁，往往达不到一种社会和谐的状态。也可以说法律并非是社会正常健康运行的充分必要条件。比如一个人口密集并且人们相互熟知的乡里，人们不进行偷盗等违法犯罪活动可能并非基于法律的规制，可能是因为亲情道德伦理促使人们和睦相处。在国际法中，与其说是对制裁的恐惧，不如说是国家利益或对世界舆论的考虑，导致了国家对条约和习惯规则的服从［7］。就是在这种演进过程中，道德中的一些基本原则不可避免的进入法律体系并融入其中。而在法律体系之外的道德原则与法律体系及法律体系中的道德原则之间并非隔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在时代变迁中，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其中的道德原则也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着改变，比如同性恋行为就是由被道德所谴责到被法律所允许的一种渐进过程。然而，道德与法律之间并非没有节点的升华转化，管见以为，道德和法律之间的节点主要是通过义务予以实现。而义务又是行为人是否成就无因管理的首要考察点。法律中强调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与道德中强调的义务虽然程度范围上有所差别，但却为二者的连接提供了桥梁。道德中的义务更多侧重于人们普适的内心情感和大众所普遍接受的内心愿景。虽然道德义务的强制力不及法律义务那样强烈，然而道德义务的范围远远大于法律义务。因为法律是抽象的，这意味着法律只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千差万别的事物中，概括出它们的共性，舍弃它们的个性，从而使得法律不可能涵盖各种事物的多方面的特性，某些特定而非普通的应有权利就得不到确认；法律是稳定的，它不可能朝令夕改，也不可能对随时展而新生的应有权利作出迅速即时的反映；法律具有国家强制力，这使得它只能强制基本层次的应有权利，而把更广阔的空间留给道德和习惯，如此等等，法律存在的本身就意味着有一个广阔的法外权利的空间［5］。所以，道德与法律之间通过义务而发生紧密关联。

三、无因管理制度中道德的“积极引导”与“消极规制”作用

综上关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所论，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之于无因管理制度是基于一定的法哲学为依托的。在确定了这种哲学观点以及明确了道德法律关系的节点之后，具体到无因管理制度本身，道德如何发挥着自身的独特作用呢？笔者就道德对于无因管理制度的影响从两个方面予以阐释。第一，道德的积极引导作用。真正促使管理人行事管理行为的并非是法律制度所设计的赋予适法管理人以相对于本人的债权请求权。毕竟此种权利的享有建立在管理人多方注意义务的基础之上，管理人的管理行为稍有差池就有可能负担侵权损害等赔偿责任。权衡权利与此对应之谨慎注意义务不难发现，绝大多数正常之人不会基于法律的如是规定而冒险求得一债权请求权。正如匈牙利法学家朱利叶斯•穆尔认为的那样，“道德唯一的权威是以人们对它们的认识为基础的，即它们指明了行事的正当方式。使道德规范得以实现的并不是外部物理性强制与威胁，而是人们对道德规范所固有的正当性的内在信仰。”［8］社会中的每一个体的行为并非全部由法律予以规定，个体内心的道德倾向也会使其做出行为选择，同一需要无因管理之事务，不同个体会有不同的选择，这本身就能说明指导社会个体实施管理行为并成为管理人的主要是自我内心道德的引导作用。这种道德的积极引导正如开启无因管理大门的一把钥匙。正如无因管理构成要件规定的那样，管理人不被本人约定义务和法律强制规定的义务所约束，但是管理人却产生了为管理人管理事务的意思并把此种意思转化为管理行为予以实施，这种不受民法意义上约束的意思的产生正如笔者前文所论述的那样，这正是道德之力的作用使然。第二，道德的消极规制作用。受到道德积极引导作用的管理人开始着手实施管理行为，然而，这种管理行为的实施本身并不能肆意妄为不加考量。从法律的角度来考量，法律为了规制不适当不适法的管理行为，针对不适当不适法行为下的无因管理效果予以否定。但是，法律的这种强制规定是否可以真正意义上实现阻挠管理人实施不适法的管理行为呢，如若管理人权衡不适法带给自己的不利益与不适法带给自己的利益之后发现后者更优时，此时法律的否定考量是否能够起到阻止管理人的不适法行为呢？所以，管理人一旦着手实施管理行为，其管理行为能否真正按照本人明示的意思或者管理人运用常人思维能够推断出的本人所希冀的意思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理人内心的真意，也就是内心道德的作用，一个善良并且注重外界舆论的管理人在实施管理行为的时候不会不尽到正常范围内注意义务的，也不会不去考虑本人的意思的。申言之，在管理人着手实施管理行为的时候，其内心的道德会对他的管理行为产生一定的抑制和鞭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点较法律的不适法规定本身更具规制作用。当然，如果管理人不顾及内心的善良道德而实施不适法的管理行为对本人和管理人本身造成法律上的不利益，这个时候法律的作用便体现出来了。综合二者，笔者可以以一形象例子说明之，管理人犹如一“足球选手”，无因管理的不适法的法律规定犹如“足球场”的边界及球场上的各种犯规禁忌。道德则有较多含义，道德犹如“爱好”一般积极引导促使管理人这一“足球选手”步入球场。比赛之时，道德犹如“选手”的“职业道德”促使并鞭策其好好比赛而不妄为、并促使其对场地以及其他“选手”的适当注意义务，如若该“选手”出界或违反比赛禁忌，则会导致犯规，此时犹如管理行为之不适法。所以，一个法律可以是符合技术标准的具有完美形式的体系，也可以是符合功利标准的具有效率的运行过程，但它要成为一个完善的法律，在它的最上端还有一个道德的标准，这一标准提示着某种批判的尺度。

作者:郭如愿 单位:首都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德国民法典（第四版）［M］.陈卫佐，译注.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273.

［2］王泽鉴.债法原理（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48.

［3］杨长泉.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以对自然法学派与分析法学派的论战的解读为视角［J］.凯里学院学报，2008（2）.

［4］王闻贤.法律与道德的距离—兼论民法与道德的界限［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4）.

［5］曹刚.论法律的道德理念［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

考量范文篇10

迎亲车队

婚庆典礼的时间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因此迎亲的车队接回新娘后一定要及时赶到典礼现场。最好在提前一天的同一时间按原路预走一遍。还要考虑到结婚当天是车队迎亲，速度要比单车行驶慢，计划花在路上的时间要富余些，也别忘了还要把堵车的时间留出来。

如果新郎找朋友充当迎亲车队，出发前务必要叮嘱好哥们儿跟紧了，别掉队。如果只在市区绕行，掉队的可能倒还少，如果新娘家在郊区，又是过立交桥又是上高速，等过了收费站回到酒店发现少一辆车就闹笑话了。

拖地长裙

不少新娘青睐拖地长婚纱，虽然穿上是好看了，可走起路来却不大方便。有的新娘为了防止踩着裙摆摔倒，不得不低着头小心翼翼地往前走，完全没了新娘的高贵气质。

其实只要用手轻轻拎起裙摆，步伐慢一点，用脚尖向前踢一下再落下脚步，完全不用担心摔倒的问题。不过也要新郎配合新娘的步伐，慢慢入场。可以轻轻搂着新娘的腰，既可以在新娘不慎摔倒时扶上一把，也显得两人亲密恩爱。

手机

正在典礼中，新郎西服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起来，在全场宾客的注视下，这个电话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而且突然打断婚礼，着实煞风景。婚礼当天，新郎是最忙的一个人，电话也必然响个不停，不管有多重要的电话，典礼开始，就赶紧把手机交给旁人，一心一意把典礼完成。如果有不能赶来现场的朋友电话祝贺，由别人代为接受转达就行了。

结婚证

兴奋紧张的新人可能会反复提醒自己要带一件不重要的小东西，也可能会把最重要的结婚证忘带。结婚证是继结婚照后被亲戚朋友争相传阅的物品，到最后都弄不清谁看过，放哪儿了。匆忙出门时也忘了清点物品，等到了典礼上才想起来，如果来不及取只能遗憾地PS这一环节。除了结婚证，被新人遗忘的还有互换的小礼物，甚至是结婚戒指。

把新人要带的东西开列清单，尤其是这些重要物品交给专人保管，朋友看完随时收起来随身携带，遗憾都能避免。

婚戒

主持人宣布：新人交换戒指，这时新郎才开始在口袋里翻找，如果一着急找不到，没准还得出一头汗。这样的场面怎么能出现在完美婚礼上，索性把戒指交给伴郎保管，等到交换仪式时由伴郎递上，新郎只需要优雅地把戒指戴在新娘的无名指上就行了。

这个动作最好事先演习一遍，因为戒指是按照新娘的手指尺寸买的，但典礼时她还戴着手套，很可能根本戴不进去。如果是这样，新娘要在仪式开始前先把手套脱掉。

香槟酒

谁来开香槟，这是个小问题，可事先不安排好，也能冷场3秒钟。从来没开过香槟的新郎一定要事先开一次，熟悉一下过程。这是个容易惹祸的细节，婚礼中不是没出现过新郎洒自己或是宾客一身泡沫的事情。新郎别紧张，冲着没人的地方再开塞子。

倒香槟塔也是技术活，第一个杯子非常重要，如果倒酒的冲击力过大，杯子很容易随着重心偏离，倒下砸塌香槟塔。慢慢把第一个杯子注满酒，后面就稳定了。有不少新郎担心香槟塔突然倒塌，而舍弃不用，改为婚庆蛋糕。

泡泡机

为了让婚礼典礼更唯美，婚庆公司增加了很多小道具，吹泡机就是一种。婚礼现场飘满了一个个彩色的小泡泡，充满浪漫气息。美归美，肥皂小泡泡落地破裂后，把地板沾染得又湿又滑。

记者曾出席过的一个婚礼现场，主持人正在煽情地讲述父母如何含辛茹苦把孩子带大，宾客都被感动，新郎新娘更是热泪盈眶。突然站在新娘边的伴娘脚下一滑，一屁股坐在地上。全场一扫感伤的气氛都笑起来，伴娘抢了新娘的风头，所有的镜头和摄像机都转到伴娘身上。

祝福卡

新人在每张酒桌上放了一张大红卡片，让宾客写下祝福，收集起来。想法固然好，可经常会遇到马虎人，只放了卡片忘了放笔，来吃酒席的宾客很少有随身带笔的，只能忘纸兴叹。

而且这种卡片看起来好看，可极不适合书写，圆珠笔在油质的纸张上打滑，看不清字迹，水笔写不上字，字迹不易干，不小心碰上后就留下一摊黑色的墨迹，不如选择普通书写纸。

饿肚子

从一大清早新娘化妆、盘头开始，一直到下午宾客散尽，新娘是没有机会吃饭的。典礼前是怕破坏妆容，不敢吃，典礼中是不停地敬酒没时间吃。在饿着肚子的情况下，还要笑脸示人，接受朋友一项又一项“挑战”，不亚于一场折磨。

在参加典礼的路上，新娘可以借这个机会吃点东西，以体积小容易饱为宜，如鸡蛋、糕点等。

找座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