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范文10篇

抗战时期范文篇1

一、安徽地区抗战时期韩国光复军驻地旧址概况

为了进一步发展韩国爱国武装力量，1942年春，韩国光复军派高级参谋金学奎赴安徽北部地区设韩国光复军招募委员会，以后又成立了光复军第三支队，金学奎被任命为韩国光复军招募委员会主任和第三支队支队长。开始在安徽北部一带活动。金学奎这样的韩国独立运动中的资深人物被派往皖北工作，并身兼韩国临时政府特派代表和韩国独立党安徽支部执行委员长，表明了抗战时期韩国独立运动力量对安徽的重视［1］。韩国独立运动力量把安徽地区视为发展壮大自身力量的重要地区，派出重要骨干、设立各种机构、借助第三种力量在此地区招募人员、筹建军队、安抚侨民、举办培训班，等等。在安徽地区活动的韩国独立运动力量主要是光复军的第三支队、征募六分处以及朝鲜义勇军。之所以韩国独立运动力量把安徽北部作为重要活动基地，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皖北地区交通优越、自然资源丰富。阜阳、蚌埠等皖北地区，是南北交通的要脉所在，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而且人口稠密，有着丰富矿产资源，韩侨在此地居住较多。全面抗战爆发后，从华北地区流入安徽的韩侨便有117户，其他如淮南有25户、宿县39户，韩侨在此主要从事谷物贸易、食品杂货贸易等［2］16。大量韩侨的迁入，有利于韩国独立运动力量在皖北地区征募兵员。二是皖北地区在抗战时期战略位置重要。1938年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强调“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决定各战区划分若干游击区。皖北各地多被划为游击区。1940年冬，第一战区鲁苏豫皖边区游击总司令部成立于皖北临泉（1944年改为临泉指挥所），主要辖有第三十一、十五集团军、山东挺进军等部和数十个游击纵队。1944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决定以平汉路以东、长江以北、黄河以南地区划为第十战区，李品仙为司令长官。这样以皖北为中心，麋集了大量军队。这些部队集中驻扎在以阜阳为中心的皖北地区。此外，随同这些军队来阜阳的还有江苏、山东两个省政府以及其下属机构，相关工作人员与家属、工厂企业、商贸人士、学生团体等［3］。随着抗战的深入，苏鲁豫皖交界处的皖北地区也出现了韩国独立运动力量的活动［4］101。韩国光复军征募六分处在皖北的发展以及展开的工作引起了多方的关注，美国战略事务局也注意到在阜阳频繁活动的韩国光复军。1942年韩国光复军征募第六分处在安徽阜阳成立后，那些侨居在皖北的韩侨纷纷来投，举起抗日复国的大旗。甚至周边的山东、江苏、河南等省的韩侨子弟也被吸引过来。1943年11月开罗会议之后，国统区及中国沦陷区等地的韩国民众纷纷打电报给临时政府，希望临时政府能通过整训韩籍青年，为日后复国积聚力量，“久蛰思动之国内外民众，如死囚之蒙释放恩典，如痴如狂，跃跃欲试……而自国内及中国沦陷各区，设法脱出敌网分别投入较近之自由中国地事者，日见增加。彼等函电纷至，要求临时政府实施敌后扩大组织，招抚侨胞，加紧训练，预事布置，伺机总动员之工作网”［5］。1944年3月8日，金九［5］代表韩国临时政府向重庆政府递交《韩国临时政府工作大纲》，表示将“选派干员，分别设置机构，于接近敌区的自由中国地带，派人深入敌后各地，扩大组织，实行招抚训练等工作”［4］101。根据大纲，韩国临时政府决定：为加速筹备战后复国事宜，在韩侨或韩国光复军力量较集中的地区设置招抚敌后侨胞事务委员会总办事处，总办事处以下设招待所，分别负责各地区招抚韩侨的工作。在这项招抚工作中，皖北地区又是颇受重视并积极展开工作的重点地区。根据临时政府决定，招抚委员会共设总办事处三处。其中皖北界首属于华北总办事处工作区域，下设了一个招待所，负责招抚皖北及周边地区的韩侨［6］。由于皖北地区长期处于游击区的形势，故征募处人员能相对较自由地出入抗战前线开展活动，加上金学奎的积极努力，光复军征募六分处的招募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经过三年的发展，总人数已达205人之多。［2］16为了积聚力量复国，韩国临时政府也意识到培训韩国青年的重要性，在呈递给中国国民政府的信函中请求给予帮助，“扩大实施国内及敌后有系统的组织后，继即开始相当训练，况值思想派系纷杂之此际，不可不紧密注力于严格的训练。但敝临时政府过去因种种难题，未克设置训练机构，实属极大的缺陷。除即速设法筹设机构，实施训练外，拟尽先选拔较优青年若干人，由敝临时政府负责保送于中央训练团。分别施以相当的训练，对党务、政治、军事掌握后，分派各地，与各该地中国国民党战地工作人员，结成密切的联络，扩大实行敌后工作，此拟请特准施行者也。临时政府还拟定了训练工作计划：在敌后实行扩大组织后，必须分地训练。其初步工作，因限于教材及预算，暂先分设于甲、乙、丙三办事处，在各该地中国战地党政工作机关协助之下，次第实行”［7］。1945年5月28日（农历四月十七），金九致函请求在西安、阜阳设立韩国来归青年训练班，电文称“有志青年源源来归，翘首待命于阜阳一带者无未可计。西安、阜阳两方面现已准备成立训练班，不日即行开始。业敦请盟国及侨美侨中著名之军事教授从事积极训导，以期早日成功”［5］416。并请求西安、阜阳军政当局予以协助。6月11日，正式批准了金九的请求，同时电令西安、阜阳军政当局“随时协助”［5］416。1945年6月16日，国民政府秘书长吴铁城致函金九，“顷奉总裁代电，以关于阁下请在西安、阜阳成立训练班并电该两处军政当局随时协助一节，经准照办，饬转达等因，特此奉达”［2］16。吴铁城又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名义给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函，要求他们速办光复军训练班，安置来归青年，“查关于韩国来归青年之安置一案，前经函复韩国临时政府径与贵会洽办，在光复军中予以安置，并以渝机字第350号函达在案。现据报，韩国青年陆续逃来后方者为数颇多……韩国临时政府尚无妥善安置办法，彼等颇感失望等语，拟请贵会迅即设立光复军训练班，在西安、老河口等处就地收容，予以训练，分派前方各部队服务，俾得有所效力。相应函达，查照核办，讯予见复为荷”［8］。后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属第十战区司令李品仙与金学奎协商，决定在第十战区干部训练班临泉（阜阳下属县）分团内特设韩国光复军训练班，由金学奎任韩国光复军训练班主任，学员们接受政治和军事技术的培训。在短短的几个月里，阜阳训练班共培训了三期学员。第一期就有50名毕业生，全部被派往前线，开展反日复国的工作。第二期学员毕业后，留在光复军招募处工作，协助培训新入伍的韩国光复军战士。第三期学员毕业后被派往重庆，充实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和韩国临时政府。培养了相当一批政治军事干部，使韩国光复军不仅在数量上有了发展，而且运动骨干的军事素质也有所提高［9］。征募六分处设立后，光复军总司令部派金学奎赴皖北地区，负责征募人员，后在征募六分处的基础上筹建韩国光复军第三支队。1945年6月30日，在阜阳剧场举行了成立典礼，金学奎任支队长［10］。除此以外，1945年美国陆军战略作战部专门邀请以阜阳为主要活动基地的光复军征募六分处主任金学奎前往昆明，讨论韩美军事合作的问题［11］。从此，安徽阜阳地区成为抗战时期韩国光复军活动的重点地区之一。综上所述，以皖北为中心的苏鲁豫皖交界地区是抗战时期韩国临时政府及韩国光复军等韩国独立运动力量在华活动的重点区域之一，驻地在阜阳的主要为金学奎所领导的征募六分处。韩国独立运动力量在阜阳地区的积极活动，反映了国民政府给予韩国民族独立事业的大力支持，同时也体现了韩国独立志士为追求祖国光复的斗争精神。其活动的主要驻地为阜阳市城郊的九里沟。

二、安徽地区抗战时期韩国光复军驻地旧址的保护

（一）注重规划引领，完善保护机制

注重规划引领，科学制定并完善《安徽省韩国光复军保护管理规划》，进一步明确旧址保护的基本原则和管理措施，协调解决旧址科学保护与群众增收致富、社会发展的关系，推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制定系统的、科学的世界遗产阐释和展示策略，向社会公众介绍韩国光复军的历史沿革。重视并启动相关旧址的保护工作，以创新的思路，正确处理保护、利用与发展的关系，切实把韩国光复军驻地旧址的保护与开发变成加强中韩友好往来的过程。从国家战略高度，建立统一协调机构，制定旧址保护的法律法规，统筹保护与发展规划，实施有效保护，科学合理利用。应强化对以安徽地区抗战时期韩国光复军驻地旧址的保护和管理职责，更新保护的法律理念，走保护与开发并重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要在宪法的大原则下，进一步制定统一的文化专门立法，并辅之以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予以补充完善，形成保护与利用并重的法律法规体系。

（二）发挥政府主导，注重科学管理

历史遗迹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同时保护与开发具有公益性质，这就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历史遗迹的保护与开发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而且资金的投入往往短期内不能收回或者完全不能收回，这种公益性质的资金投入与商业投资具有明显的区别。所以，只有政府才能因其公益性提供充分的资金保障。在我国，历史遗迹的保护与开发主要由文物保护单位负责，因此充分发挥其作用非常重要［12］。各级保护单位应切实负起监督和管理责任，打击各种破坏行为。要积极落实经费，及时合理有效地保护和修缮旧址。注重科学管理。建立乡镇、村保护领导机构，形成省、市、县、乡、村五级保护管理体系；成立安徽省韩国光复军旧址管理委员会，由相关职能部门任管理委员会成员，明确工作职能职责，促进旧址保护管理规范化、科学化。加强对旧址的保护和控制，防止破坏占用。对旧址的原有风貌进行保护和技术修复。

（三）坚持可持续开发

在保护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基础上，适当地将开展旅游活动、筹措的资金用以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修缮，达到自我康复的目的。总结和宣传各地在保护与发掘中韩交往深厚历史文化内涵方面的经验。对抗战时期韩国光复军在安徽的主要驻地旧址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要遵循严格保护、合理开发、持续发展、永续利用的原则。注重旧址历史元素的发掘。在开发旧址旅游业的同时要善于发掘其历史元素，将丰富多彩的历史元素运用到文化旅游、文化影视、文化演出上。因此要对光复军旧址进行深入的研究，充分挖掘其历史内涵和文化底蕴，打造品牌旅游项目，注重旅游产品和旅游纪念品的开发，既体现当地旅游的特色，又促进本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旅游产业除了追求经济效益，更应成为传播中华文化和中韩友好交往的有力工具。

（四）发挥专家积极作用，注重文化挖掘

正确处理韩国光复军驻地旧址与中韩交往的关系，正确处理保护、利用与发展的关系。由相关专家、城市参加，收集资料，摸清家底，以严肃的科学态度，开展调查研究和价值评估工作，向有关部门提出可行性建议。专家在旧址开发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渠道是听证会、恳谈会［13］。当然近年也有不少专家亲自参与了历史遗迹开发的规划工作。总的来讲，专家只有与遗迹亲密接触，才能发现问题。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专家通过调研指出，目前中国的各类文化遗产地和民族景区普遍存在着“表演文化”的现象。不断对遗产开发进行指导和问题纠正是专家的职责。注重文化挖掘。抗战时期韩国光复军在安徽地区的斗争历史，不仅承载了韩国民族独立的重任，同时还带动了中韩的文化交流。因此，要加大对光复军驻地旧址的文化资源挖掘力度。

三、安徽地区抗战时期韩国光复军驻地旧址的开发路径

（一）引导媒介对旧址进行积极、真实的宣传

在对遗产地的认识与理解过程中，媒介起着连接旧址与大众的作用。这些媒介包括宣传媒介、旅游服务机构等。媒介既对旧址进行宣传，也传播大众对旧址的感受。时间紧迫、空间相隔、知识局限迫使大众通过媒介获得对光复军旧址的印象，大众需要根据这种印象去感受心仪的历史文化遗产。因此，媒介的传播作用是很重要的。

（二）重视解说对旧址“原真性”的展示

通过解说系统，大众可以更好地了解旧址资源。解说员和解说媒介构成了遗产的环境解说技术手段层面上的软硬件两个方面。安徽地区抗战时期韩国光复军驻地旧址的解说系统是对中韩交往的展示，其中解说牌的制作和解说员的培养最为重要。解说系统的理念、形象设计和空间布局要经过科学的规划，解说牌制作的数量、内容详略、文字的趣味性、位置的选择、字体清晰度都要经过斟酌［14］。解说员在游客体验过程中特别是在以文化交流的情境中组织解说特别重要，他们的语言不仅要生动，而且要很好地处理传说和历史的关系，注重科学性与趣味性的结合。解说员与大众的互动非常重要，应注意跨文化交流问题，应通过解说增加大众对旧址的兴趣。

（三）完善服务性配套设施，加快旧址旅游业转型升级

为应对旧址参观考察带来的承载压力，旧址所在的安徽各地只有完善服务配套设施建设，更好地保护旧址，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应科学地进行功能分区规划，即在旧址保护区严格禁止各种方式的新建筑，在缓冲区适当开展生态性开发及体验性活动，在扩展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来满足吃、住、行等需求，才能更好地保护旧址的资源。做好安徽地区抗战时期韩国光复军驻地旧址的大文章，进一步提升其附加值。充分挖掘旧址文化留存，丰富旧址文化旅游内涵，将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进来，力争还原安徽地区抗战时期韩国光复军驻地旧址的历史魅力和深厚的人文神韵，使旧址的内涵体现得更加完整和深刻，促进旧址旅游业转型升级，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和群众增收。

（四）完善利益分配机制，让群众共享保护与开发成果

抗战时期范文篇2

关键词：；教育思想；抗战时期

纵览全部教育思想，始终坚持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他的这些思想，在抗日战争中就多次出现他的言论里或中共中央以及其他一些文件中，并在各抗日根据地得到广泛贯彻执行，为促进抗战事业的全面发展和取得抗战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抗战时期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实行抗战教育政策，强调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

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入侵，使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的紧急关头。在抗战时期，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成为中国革命最紧要的任务。为使一切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政策、措施都适应抗日救亡的要求，多次提出要实行抗战教育政策。卢沟桥事变的前两个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向全国人民指出：“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教育上的国防准备，都是救亡抗战的必需条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缓的。”[1]报告还对红军和抗日根据地提出了要求：“要使红军适合抗日战争的情况，立即改组为国民革命军，并将军事的政治的文化教育提高一步，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兵团。”[1]抗日根据地在实行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的同时，还必须“实行必要的文化建设”。卢沟桥事变不久，作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的指示——反对妥协退让，坚决实行抗战。指出：只有实行坚决抗战的方针，采取一整套坚决抗战的方法，才能达到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坚决抗战的方法之一便是实现国防教育，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

1937年8月，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写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提纲，这个提纲的思想内容在洛川会议上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指出必须实行“抗日救国的教育政策”，这个政策是：“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2]这是抗日根据地实施各项教育政策的总方针。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在新的形势下，党在1938年10月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报告，总结十五个月来抗战的基本经验，分析了当时抗日战争即将过渡到相持阶段的新形势，规定了全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紧急任务。在教育方面，重申全民族的紧急任务之一就是“实行抗战的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并指出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根据的意见，六中全会做出了《实现国防教育政策，使教育为民族自卫战争服务》的决议。关于实行抗战教育的指示在根据地得到了全面的贯彻执行。如陕甘宁边区：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时，关于教育工作规定了“必须采取适当的办法，实施以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为中心内容的普及教育”。在1939年1月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中，更明确地规定了关于实施国防教育的办法，边区政府的工作报告说：“边区实行国防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人民的文化政治水平，加强人民的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使人民自愿的、积极的为抗战建国事业而奋斗培养抗战干部，供给抗战各方面的需要，教育新后代使之成为将来新中国的优良建设者。”[3]陕甘宁边区的教育政策及教育建设的经验，对其他各解放区的教育建设都起到了示范和指导作用。

的抗战教育政策，是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的教育内容，培养具有民族意识、有胜利信心、有政治与生产所需要的知识技能的抗日国民和抗日干部。

（二）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联系起来”的方针。在抗战期间，他继续强调执行这一方针的重要意义，经常提醒教育工作人员和广大师生注意生产，参加劳动。

同志提出：“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都必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凡不注意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一切军民人等凡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一切脱离生产的农村党员，应以发展生产为自己充当群众模范的条件之一。”[4]他在1939年5月4日所作的《青年运动的方向》报告中，表扬了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青年，因为他们能够和工农群众结合，能够实行生产劳动。他说：“延安的青年们不但本身团结，而且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一点更加是全国的模范。”“只有我们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青年根本不同，他们真是抗日救国的先锋，因为他们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确的。”[2]各根据地的青年学生们，在的教导和鼓励下，都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同时还热烈响应党在1943年提出的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大力发展学校的生产事业。

各抗日根据地各类学校，都结合本身的特点，组织广大师生参加劳动。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学校都把生产列为学校教育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学校还规定生产劳动的时数占学时数的20%。

1943—1944年，各解放区开展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以后，党和政府在教育工作中提出了加强生产教育，教育与生产结合的指示。在陕甘宁边区，确定国民教育的工作方针为：学校要与劳动社会家庭相结合，同时发展生产，扩大学校。晋察冀边区在1944年春召开的边区教育会议上，也确定国民教育和大生产运动相结合是三大主要工作之一。在编写各科教材时，也把这一方针作为主要指导原则之一。例如，在小学的常识课里、民教的宣讲课里，都增加了生产指示的内容。这样，既充实了教学内容，又能使教育和群众的生产实际、日常生活密切联系起来，因而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支持。

由于各根据地坚决地、深入地贯彻执行了同志的这一方针，使各根据地学校的生产有了蓬勃的发展，大部分学校都能做到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全部或部分生产自给。这样，当时各根据地虽处于战争及财政困难的环境中，各级各类学校仍能坚持办学，为抗日战争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

（三）主张进行教育改革

为使延安及各根据地的教育工作更能适合于抗日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为了使根据地的教育进一步地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必须进行教育改革。即必须将教育工作中脱离抗战实践，脱离根据地建设实际和脱离生产劳动的哪些现象加以改正，使之符合抗战的需要。在《论新阶段》中，对改革教育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他认为进行教育改革应该这么做：“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第二，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第三，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第四，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后代。”

根据同志的建议，党在总结苏区教育经验的基础上，还明确规定了干部教育重于群众教育，成人教育重于儿童教育的方针。依据同志的指示，各根据地在恢复、发展教育事业的同时，就着手进行教育的改革工作。

抗争开始后，各根据地为适应培养干部的需要，举办了许多干部学校和训练班。这些干部学校和训练班都改变了旧的学制和课程，修业年限缩短了，课程设置是根据抗战和解放区建设需要而确定的。由于我党对干部教育的重视及干部学校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因而能迅速、有效地为抗日战争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对抗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他如群众教育、小学教育等也都围绕着抗日战争和生产建设的需要进行了必要的改革。

在规定新的教学内容后，对教学方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根据地各级学校否定了注入式的填鸭式的教学方法，而着重启发和研究讨论。根据地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的进行，大大推动了抗战教育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工作，并且为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准备了数量可观的干部。

二、抗战时期教育思想的几个特点

（一）现实性

任何思想的产生都有一定的环境，抗战时期的教育思想也不例外。抗战期间，我党的工作重点是农村地区，最直接的工作对象是广大目不识丁的农民。以陕甘宁边区为例，平均“全区人仅占全人数的1%”。文盲的大量存在，对动员广大农民投身抗战，更好地宣传党的政策方针，巩固根据地是十分不利的。因此，同志在1939年4月为《新中华报》题词时提出“为消灭文盲而斗争”。针对严峻的抗战形势，一直强调实行“国防教育”、“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等。针对抗日战争需要大量的革命干部，同志在1938年召开的六中全会上就对培养和提高干部问题作了指示，指出了培养干部和提高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对抗日战争和边区建设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并且指示各抗日各根据地都要大力举办干部学校，说：“干部学校越大越多越好”。因而党明确提出干部教育重于群众教育，成人教育重于儿童教育的方针。这都说明的这些教育思想是应时代需要而产生的，有着极大的现实需要性。

（二）群众性

同志历来十分重视群众路线，认为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应该走群众路线，文化教育也必须走群众路线。

抗战时期，各抗日根据地处于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战事频繁，物质短缺，工作紧张，干部不足，单靠政府有限的人力物力是远远不能满足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的。为了更快更好地发展革命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同志于1944年10月30日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所做的题为《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讲演中指出：“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4]同志所说的需要，就是群众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教育工作者脑子里幻想出来的需要；所说的自愿是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教育工作者代表群众下决心。“群众的需要”和“群众的自愿”是群众路线中的两条基本原则。

抗日战争后期，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教育采取“民办公助”的政策，这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发展教育事业上的具体运用。“民办公助”，就是发动群众自己办学，政府在方针上加以指导，在物质上给予一定的补助。“民办公助”政策和群众“需要与自愿”原则的贯彻，这就解决了学习与生产的矛盾，克服了教育与实际需要相脱节的错误倾向，大大促进了根据地社会教育和儿童教育的发展。

（三）明确性

同志在1940年1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总结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经验，从理论上阐明了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特点、中国革命的战略方针以及新民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在文化教育方面，同志科学地历史地总结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化斗争的经验。这些经验的总结，就是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理论。

由于一定的文化教育是为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服务的，这就必然涉及到领导权的问题。同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分析了“五四”以前和以后的情况，从根本上解决了“五四”以前，中国的教育是进民主主义性质的，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五四”以后，由于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已经落到无产阶级的肩上，所以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只能是由无产阶级的教育思想，也就是由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思想都是不能领导的。

在《论联合政府》中同志说：“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教育。”[4]

抗战时期范文篇3

一、党在边区进行妇女思想政治教育的依据

“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性的抗日战争拉开序幕，大批热血男儿拿起武器，投身抗战洪流。与男子相比，中国妇女，尤其是边区妇女思想保守，政治觉悟低，抗战积极性不高，党却对这个群体相当关注，并对她们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其依据概括如下：

（一）党对边区妇女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有着清醒的判断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在1868年12月12日寄给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给予妇女很高的评价：“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2］586。受马克思妇女观的影响，其后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十分重视妇女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无产阶级妇女运动之母”克拉拉•蔡特金指出：“如果没有妇女参加，无产阶级就不能将自己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进行到底”［3］17。列宁在1920年2月《致女工》中说：“无产阶级如果不争得妇女的完全自由，就不可能得到完全的自由”［4］307。斯大林也在多次讲话中强调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可替代性，他曾在1934年1月26日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妇女占我国人口的半数，她们是一支劳动大军，并且她们负有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后代，即我们的将来的使命。”［4］361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十分重视妇女的作用，积极推动妇女运动向前发展。抗战爆发后，对广大妇女中蕴藏的巨大抗战潜力有着清醒的认识，在许多场合都有提及。在参加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四期女生队开学典礼时，就指出：“中国革命如果没有占人口半数的女同胞积极参加，就不能彻底成功”［5］98。1939年7月23日，中国女子大学举行开学典礼，亲自到场祝贺，并对妇女与抗战胜利的关系进行了精辟地论述：“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妇女在抗战中有非常重大的作用：教育子女，鼓励丈夫，教育群众，均需要通过妇女，只有妇女都动员起来，全中国人民也必然会动员起来了”［6］44，还发出“全中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的壮志豪言。由此观之，对妇女在抗日战争中作用的清醒判断是党进行边区妇女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观原因。

（二）妇女是受战争迫害最严重、最仇恨日本侵略者的群体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了深重的灾难，中国妇女所受到的伤害尤为严重。首先，在中国传统的家庭模式下，妇女操持家务、相夫教子，过着稳定的生活，尽管可能处于弱势地位，但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她们把到丈夫的强势当作为一种幸福和依靠，也将自己所有的爱都倾注到了丈夫和儿女身上，以他们为生活重心。而日本侵略者打破了这种稳定的生活，他们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很多妇女的丈夫、儿女都死在了敌人的刺刀下，这使得她们饱受无所依靠、家破人亡的痛苦。同时，她们自身随时都会成为日军蹂躏的对象。据外国学者廷珀利所著《侵华日军暴行录》一书记载，当时南京国际委员会曾给日方递交公函69份，共提出奸淫暴行事件425起；还有很多妇女被迫沦为慰安妇。丧亲之痛与受辱之耻激起了她们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覆巢之下无完卵”，她们清楚地认识到：个人命运与祖国存亡息息相连，在这个国破家亡的时刻，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广大妇女的悲惨遭遇及对时局的清醒认识使她们成为最具抗战潜力的群体，这是中国共产党进行妇女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原因。

（三）边区妇女自身存在着许多不利于其加入抗战队伍的因素

争取广大妇女加入抗战队伍对于赢得持久战的胜利有着重要意义，而边区多为地理位置偏僻的农村，农村妇女多目不识丁，思想闭塞，自身存在着许多不利于其加入抗战队伍的因素。首先，边区妇女具有较强的人身依附性。封建社会构建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在广大边区依旧盛行。这种分工模式易使男子掌握经济大权，处于社会的中心，妇女的经济权受到剥夺，而沦为丈夫的附庸，不得不事事顺从丈夫，这就使得她们在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丧失了发言权及独立人格，成为了男子的私有财产。在这种环境下，她们只能遵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封建伦理纲常，因此依附性极强。其次，边区妇女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边区不仅地理位置偏僻，而且文化教育落后。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中对边区教育情形作了这样的描述：“边区是一块文化教育的荒地。学校稀少，知识分子凤毛麟角，识字者极稀少。在某些县如盐池一百人中识字者有两人，再如华池等县两百人中仅有一人。平均起来，识字的人只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一”［7］26。由于贫穷加之对文化的漠视，许多地方没有学校，穷人家的孩子没有地方上学，上不起学，也没有时间去上学。男子如此，女子更不必说，而且女子还要受到“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束缚，除了少数富家女子粗略接触些《女四书》、《列女传》之类书籍，广大边区妇女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文化程度非常低。极强的人身依附性使得边区广大妇女足不出户，局限在以家庭生活为中心的狭小天地里；偏低的文化程度又使得她们目不识丁，难以挣脱封建宗法的铁链，难以接受新的思想。这两个因素相互交织，导致广大妇女对政治冷漠，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不关心，从而影响了她们参战的热情。这也是党必须进行妇女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原因。

二、党在边区进行妇女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

妇女对抗战胜利的作用非常大，帮助广大妇女克服自身问题，充分调动她们的抗战积极性，刻不容缓。因此党认真总结大革命时期及土地革命时期妇女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并积极探索妇女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和方法，在边区进行了规模浩大的妇女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探索。

（一）积极制定纲领政策，创建妇女组织

抗日战争时期，党为了保证边区妇女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开展，制定了许多具有指导意义的纲领性文件，并努力推动各类妇女组织的建立。

1.颁布《妇女工作大纲》等指导妇女思想政治教育的纲领性文件根据洛川会议精神，1937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颁布了规范妇女思想政治教育的“宪法”——《妇女工作大纲》。这是一个对妇女思想政治教育有着重要意义的纲领性文件，它将党的妇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本任务概括为“动员妇女力量参加抗战，争取抗战胜利”［5］92，并详尽地规定了妇女工作的斗争纲领和具体工作中的策略等细节。该文件还要求在开展妇女工作、争取各阶层广大妇女参加的过程中，要特别关注和发动普通劳动妇女。这为抗战时期的妇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确定了目标，指明了方向。

2.建立“妇救会”等开展妇女思想政治教育的妇女组织抗日战争爆发后，最大限度地挖掘妇女的抗战潜力是党的边区妇女工作的中心任务，而原苏维埃政权下的女工农妇代表会的组织形式已不能适应抗战的需要，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妇女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在《妇女工作大纲》的指引下，1938年3月6日，晋察冀边区成立了“妇女抗日救国会”。1938年3月8日，陕甘宁边区也宣告了“各界妇女联合会”的成立。此后，其他边区纷纷效仿，各类妇女组织数量不断攀升，越来越多的妇女走出家门，加入到这些妇女组织之中。“各抗日根据地的妇女救国联合会或妇女抗敌会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农妇为主体的各阶层妇女反抗日本侵略，争取自身解放的妇女抗日统一战线组织。”［8］144这些妇女组织的成立为妇女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提供了组织保障。

（二）认真推行脱盲教育和政治教育，发展女子高等教育

教育是人们摆脱蒙昧、提高思想觉悟与政治认识的重要途径。要发动边区妇女参加抗战，必须先赋予她们受教育的权利，对她们进行脱盲教育和政治教育；只有这样才能使她们明白事理，主动关心国家的命运，积极投身到抗战之中。

1.坚持“以妇女为本”的教学方针，采取有别于男子的教学方式在脱盲教育的过程中，党坚持“以妇女为本”的教育方针，从妇女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了有别于男子的教学方式。妇女纺织识字小组是妇女脱盲运动中最常见的教学模式，它充分适应了妇女劳务繁琐、没有专门时间学习的实际情况，边纺织、边学字，使生产和识字两不误，因而受到妇女学员的推崇。以小学生为教员的“小先生制”是妇女教育过程中的创举，它很好地适应了受传统观念影响而不愿与男子同室学习的妇女的需求。将妇幼保健知识作为教学内容，是妇女脱盲教育与男子脱盲教育在内容上的最大不同。这些灵活多样的妇女教育形式与内容不仅保证了脱盲教育任务的顺利完成，还赢得了边区广大妇女对边区政府的好感。另外，将政治教育蕴含在脱盲教育的过程中，识字班的教材多以抗战英雄故事、劳动模范事迹及革命道理为主要内容，这就将党的抗战主张潜移默化地传递给了广大妇女。

2.发展女子高等教育，注意对妇女干部的培养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注意对边区广大妇女进行脱盲教育，还大力发展女子高等教育。为了培养专门的妇女工作者，在边区多所干部学校的学员中招收了相当数量的女学员。1939年7月，由提议，经中共中央决定创立中国女子大学。在抗战背景下成立的女大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它以培养理论水平高和工作能力强的妇女干部为教育目标。根据培养目标的不同，分为普通班、陕干班、特别班和高级研究班，学员们不仅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和妇女运动等基础课程，还要了解医药卫生常识、军事知识，外语、新闻速记、会计等也是选修科目。短短两年时间，女大就向各部队输送了十二个班、一千余名优秀妇女干部。毕业学员有些上了前线，有些到敌占区工作，大多数在抗战边区从事妇女动员工作，她们是进行妇女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力军。

（三）解决妇女日常生活实际问题，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宣传方法

妇女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文化水平很低、政治觉悟不高的妇女，单纯向她们灌输马列主义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理论，收效甚微。因此，为了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除了对妇女进行必要的时局政治教育外，还要关注她们的生活疾苦，并注意思想政治宣传工作的方式方法。

1.关注妇女生活疾苦，保障妇女特殊利益党在进行妇女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关注妇女的家庭生活，从她们的生活疾苦着手，为她们解决实际问题。在“四三决定”的指引下，广大妇女走上了生产前线，取得了经济独立；《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使许多妇女摆脱了封建婚姻枷锁的束缚，自由地追求幸福；《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等一系列条例的颁布保证了妇女的政治权利；禁止缠足的相关条例和放足运动更是将让广大妇女身心饱受摧残的陋习彻底打破。这些实实在在的利益使得妇女积极拥护和执行党的主张。

2.提高宣传人员水平，丰富宣传教育形式妇女思想政治教育的宣传人员主要是知识界的妇女和学生，面对受封建思想毒害很深的边区广大妇女，提高宣传水平势在必行。女青年会下的一支抗日宣传队在万寿宫举办了个妇女培训班，对学员进行抗日教育、妇女解放教育，并教唱抗日歌曲等培训。宣传人员还学习边区方言、研究边区民歌，用方言与边区妇女们拉家常，把抗日主张编成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民歌，让边区妇女听起来亲切，容易接受。这一时期的宣传形式丰富多样，家庭访问式就是其中的创举，通过挨家挨户走访宣传、个别谈心等方法来动员妇女参加抗战，使得“一家八姐妹齐出家门，参加抗战”。利用文艺宣传动员妇女参战是妇女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法，教唱抗日歌曲、组建抗日剧团，利用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方式激发妇女群众的抗战热情。

三、党的边区妇女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党在边区领导的妇女思想政治教育符合时局需要，坚持国情与民情相统一，教育形式灵活多样，取得了巨大成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壮大了抗战队伍，保障了后勤供应

经过深入细致的妇女思想政治教育，边区妇女的政治觉悟有了提高，她们以无比高涨的热情，投入到了支援抗战和建设边区的各项活动中。为了保证持久战的兵源，她们无私地送自己的亲人上前线，“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还有未过门的媳妇冲破封建习俗到婆婆家动员未婚夫参军，更有一些妇女拿起武器，直接参战。她们或者成为“红色娘子军”，奔赴抗战前线，同男人一样浴血奋战，英勇不屈，视死如归；或者加入女子自卫队，“参加诸如麻雀战、地雷战等游击，铲除汉奸，保卫家乡。”［9］为了给前线提供尽可能充足的给养，广大妇女克服自身体力上的困难，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开荒种菜，这不仅保证了前方的物质供给，还丰富了边区军民的生活。除了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妇女们还加入到纺织的行列，很好地解决了军队对布匹的需求。此外，她们还不顾劳动的艰辛，全力为抗日军队提供各类后勤服务：运送物资、缝制衣物、照顾伤员与传递消息等。

抗战时期范文篇4

“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然后人毁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抗战时期汉奸之所以大量出现，主要是由中国自身的原因造成的。汉奸的产生与中国近代中国长期不统一密切相关。

民国初年以来，中央政权的力量式微，国内派系林立，军阀横行。1927年在南京建立统治后，这种局面也没有完全改变，地方与地方之间，国民党与其它政治力量之间，国民党内的派别之间，斗争十分激烈。某个派别的领导人在争夺中央政权而不得或为了保存自己实力的情况下，面对日本的军事压力和利益诱惑，可能就会选择投降的道路。

由于近代中国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各自为政，事实上出现了许多独立王国。这种状况导致部分民众对国家没有认同感，国家观念淡薄，而地域观念很强。对此，孙中山先生忧愤不已，他将这种状况称之为“一盘散沙”。而西方列强为了各自的利益，在华纷纷扶植自己的势力，上述状况都便利了外国侵略者对华推行“以华制华”和“分而治之”的政策。

“东北易帜”后，国民党形式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实际上的势力不能达全国。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拉开了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的序幕。当时中央政府的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对日军采取不抵抗政策。结果，东三省很快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为麻痹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成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这是近代列强入侵中国以来第一个以国家面目出现的汉奸政权。

伪满政权主要由东北人组成，“在伪满高级官员中东北人有35人，占被统计人数的71%，奉系背景占82%。”（注：汪朝光：《抗战时期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的统计与分析》，载《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册，第68、72-73页。）可以看出，伪满高级官员集团基本上是在东北任职的原奉系人员所组成，体现了民国时期东北长期脱离中央政府，在父子统治下浓重的、封闭的地域色彩和派别色彩。

除了全国有不同的政治力量外，在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内部也派别林立，相互之间政见分歧，争权夺利。长期与争夺最高领袖地位而不得。三十年代初期，领导下的行政院没有实权，“行政院简直是委员长行营的秘书处”，甚至“是秘书处中一个寻常的文书股罢。”（注：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224页。）为争做最高领袖，“原计划在西南地区依靠龙云、刘文辉、邓龙光、张发奎等地方实力派的支持，成立反共的‘中央政府’”。（注：蔡德金：《伪国民政府始末》，载江苏文史资料第二十九辑《汪伪政权内幕》，江苏省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发行，1989年出版，第3页。）从汪伪政府成员组成可以看出，追随投敌者多是汪派人物，如陈公博，褚民谊等。当然，投敌除了权力之外，还与其反共与民族失败主义思想有关。

的投敌，影响很大。是国民党副总裁，有一定的号召力，汪伪政权的国民党名称、三民主义旗号、国名、国都、国歌、国旗等都未作改变。其“和平建国”理论颇能迷惑一部分民众。因此在投敌后，汉奸数量迅速增多。如下表，

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抗击伪军兵力统计表

(1938-1945)

年代抗击伪军数

193878000

1939145000

1940255000

1941348000

1942555000

1943735000

1944782000

1945955782

（资料来源：引自《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五册（下）第597页。）

从表中可以看出，1938年伪军数量是78000人，投敌后，伪军数量迅速上长到145000人，上升了85%，以后数量连年增加。尤其在1942-1943年期间，伪军有过猛烈的发展。这主要是国民党军队大批投敌的结果。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暂时得势，敌后的国民党军队，多年来执行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已无多大战斗力，加上“曲线救国”论的影响，在日汪的软硬兼施下，纷纷叛国投敌。

伪军数量惊人，其被毙伤、俘虏和投诚的共有118万余众，他们比日军多出一倍以上，这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伪军的大量存在对全民族的团结抗战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二、政治腐败造成严重社会矛盾是汉奸产生的社会原因

抗战时期实行独裁统治，吏治腐败，人民生活水平极端低下，引起严重的社会矛盾。这造成社会离心力的加剧，使政府缺乏亲合力和号召力，为汉奸思想的流行打开了通道。此是抗战时期汉奸大量产生的又一个原因。如陈璧君公开宣称“抗战就是为一具人殉葬”。而部分民众国家意识淡漠，他们只有一家一姓，没有国家民族。一些人或为钱财，或为利欲，或为怨恨，而忘却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卖国求荣，卖身投敌。如淞沪抗战中，日军军曹山田武一洋洋得意地描述了他所从事的间谍活动：“从我们对主人家以及当地的居民的观察来看，他们对现政权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他们常常说这样的话，卢永祥时代我们要吃饭，孙传芳时代我们要吃饭，时代我们还是要吃饭，日本人来了我们仍然这样”。（注：王晓华、孟国祥、张庆军：《国共抗战肃奸记》，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269页。）

一位英国侨民柯林斯写道：“由于政府的无力，或者说是庸碌和腐败，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矛盾，中国的许多事情都是可以让老百姓责难的，也许汉奸们正是利用这种普遍的不满为他们的行为作出辩解的理由。”这位外国侨民的话出可以从侧面印证当时社会矛盾之深是致使汉奸大量出现的重要因素。

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落后，人们生活水平的极端贫困对汉奸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近代以来，中国现代进程曲折迟滞，农村地区土地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在城市，内外交困之下工商业发展凋弊，就业机会太少，人口就业压力大。由于上述原因，很多下层汉奸迫于生计，而不得不为日军服务。如淞沪战场我军右路军总指挥张发奎亲口告诉郭沫若一个令人痛心的故事：“一个17岁的汉奸交待了他所知道的汉奸组织，他说：‘敌人总是用大汉奸收买小汉奸，有的可得100块、200块、10块或者50块，好像包工式的，然后由他们分钱给小汉奸，虽则他是为了3块钱去做汉奸的，但也有12、13岁作汉奸的女孩子，只能得到5角或1块。’张发奎听了连连叹息，心情十分沉重。”（注：王晓华、孟国祥、张庆军：《国共抗战肃奸记》，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263页。）中国的老百姓穷困到如此地步，以至不得不去做汉奸来维持生计，痛恨之余，更让人感到痛心。由于旧中国老百姓生活极端贫困，很多人不得不靠做伪军来谋生。如汪伪政权的日籍顾问影佐祯昭为笼络伪军的意见书上记载：“一、绥靖部队并警察驻屯于都邑者希望其给养能每人每月二十五元，阴历正月请主席平均赏给每人五元于人心收揽上可生甚多之效果。”（注：《汪伪军委会军事顾问影佐意见书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这些薪金在当时足以让伪军士兵养家糊口，吸引了大量的下层民众去做伪军谋生。

更多的下层汉奸是社会上的无业游民，如流氓、无赖、兵痞、土匪、失意军人等。据一份调查记录报告，“在河北满县，被某锄奸队打上名单者，共有18人，其中无业者为10人占总数56%，商人、工人占11%。在无业者10人中，他们均为赤贫。华北屡遭战祸，天灾也时有发生，加之地方保甲勒索渔肉，土地高度集中，破产者甚多，遂产生对社会不满情绪，有些人在落水前，已有打劫、偷摸之前科。”（注：王晓华、孟国祥、张庆军：《国共抗战肃奸记》，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247页。）

另外还有部分下层汉奸是因被汪伪政权抓去被迫做了汉奸。如当时汪伪军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警卫三师其兵员“由从安徽、河南、山东等地抓来的壮丁和从伪军别的部队中挑选的士兵组成。”（注：韩贤俊、吴树山：《伪警卫第三师弃暗投明经过》，载《江苏文史资料集粹》军事卷，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5年出版，第221-222页。）

三、文化教育的失误是汉奸产生的深层原因

五四以来全盘否定传统，但又没有建立起一种新的文化，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当时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及道德观念出现某种程度的混乱，汉奸思想意识的流行与此也有一定的关系。英国侨民柯尔斯曾这样描述上海一带居民的生活，“这里商业已经进入了繁荣的阶段，金钱的魔力已经显示出作用，老派人士常常用‘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这句话批评当今许多人的行为，就像英国工业革命以后，道德品质，出现了一种普遍的沦丧和堕落。”关于日本人收买汉奸的手段，柯林斯感到惊讶，“他们就像到市场采购物品那样随便和容易，发现合适的目标后，就想法接近猎物，赤裸裸地用金钱勾引。”（注：王晓华、孟国祥、张庆军：《国共抗战肃奸记》，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258页。）

国民党统治时期，在三民主义的旗号下，进行思想文化方面的全盘复古运动。以其为首的国民党最高当局，公开宣扬传统封建伦理道德。胡汉民曾一针见血的揭示了鼓吹传统道德的真正目的。他指出：“一部分人抛开了三民主义，目的只是在愚民。”他痛斥这是三民主义的“流氓化”。（注：《三民主义的心物观》，载《三民主义月刊》第1卷第4期。）政府推行的党化教育是国民党的政治专制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的混种。由于固守传统，拒绝全面的社会改革，国民党的官方意识形成就只能成为空洞的口号和说教，无法获得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认同，根本不能成为民族的精神凝聚中心。这导致部分中国人化为一盘散沙，缺乏向心力。“独立自主的，能被社会成员在政治上、文化上高度认同的现代民族国家始终未能建立。”（注：高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载《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四期。）这是汉奸大量产生的深层原因。

陈公博在自白书中对教育上所持的某些看法，也可以从侧面印证当年教育所存在的严重弊端。他认为“教育重要是老生常谈，我最近十余年来是承认教育失败的，在政府不易得一个奉公舍己的公务员，在军队不易得一个洁身自肃的军人，在社会不易得一个尽责守己的国民”。“最后一个严重的问题却是民德的堕落。自从此次中日战争，不独物资打完了，道德也打完了。在沦陷区中，我觉得大众如趋狂澜如饮狂药，一切道德都沦丧尽了。大家不知道有国家，有社会，有朋友，只知道自己；不知道有明日，只知道有今天；不知道有理想，只知道有享乐。”（注：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39页。）

四、日本的威胁利诱是造成汉奸的直接原因

汉奸的大量产生还与外部环境有关。鸦片战争后，中国由于在对外战争中屡次战败，使一些中国人媚外、崇外、恐外的思想和民族自卑感有所发展，以及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使部分中国人因此丧失抵抗信心。甚至连的亲信，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对抗战前途也悲观失望，他认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我是相信抗战下去是要灭亡的，但是宣传上却不能不鼓吹最后胜利。我是主张和平之门不全关的，但是宣传上却要鼓吹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注：周佛海：《回忆与前瞻》（1939年7月22-24日），载黄美真、张云编《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5、10页。）许多汉奸官员认为“日本经济发达，势力强大，中国根本不是日本的对手，打是打不过的”；“中国民族性差，不团结，像一盘散沙，什么事也干不成”；“我们这些人了解日本情况，日语又好，认识日本人又多，可与日本人周旋，必要时争一争，能减轻点压迫。”（注：纪敏主编：《伪满皇帝群臣改造纪实》，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227、229页。）这是部分汉奸的心态。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一向与中国有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尤其是两国文字在一定程度上的共通性，使中国人有亲切感。中日同在亚洲，人种相同，文化教育相似。在追求中国近代化道路的过程，大批革命党人曾得到日本的庇护和资助。因此部分中国人对日本有亲近感。这些为日本对中国人的文化争取提供了有利条件。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公开鼓吹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帮助亚洲从欧洲人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这也麻痹了部分中国人的思想意识。

明治维新后，日本的迅速崛起也使中国人深为佩服。在“以日为师”的口号下，中国掀起了赴日留学的热潮。其中一些赴日留学生接受了日本的思想与生活习惯，结交了一些日本朋友，对日本有亲切感和崇拜感。这部分人非常容易被侵华日军所利用，成为汉奸。有学者曾对汉奸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作过简略统计发现：“留日比例较高，在被统计的144人中，有留日经历者54人，占被统计人数的38%，占接受过近代教育人员的49%。”（注：汪朝光：《抗战时期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的统计与分析》，载《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册，第68、72-73页。）这既显示了近代中日文化联系之密切，也显示出日本通过留学教育在中国留学生中培养亲日派的深远用心。

汉奸的产生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是他们策划和推行“以华治华”政策的需要。为了弥补其在战争中人力、物力的不足，巩固占领区，掩盖其侵略面目，泯灭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日本便对中国进行威胁利诱，并十分重视利用扶植汉奸伪政权达到自己的目的，如1938年日本和汪派人物梅思平、高宗武在上海重光堂签订《日华协议记录》，虚伪地宣称“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两年内从中国撤兵”。接着，日本内阁对华提出近卫三原则，进行欺骗诱降，最终促使抗日营垒中的派分化出来，并成立汪伪傀儡政权。

日本在华的四大特务机关也不择手段地从事间谍活动，其具体任务之一就是制造汉奸。他们或金钱勾引，或私利相诱，或武力威逼，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拉拢腐蚀部分国人。加之国民党统治腐败，不得人心，部分民众为了私利而忘记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卖身投敌。

结语

抗战时期范文篇5

论文摘要：一般认为，的和谐社会思想集中体现在建国后《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关于和平赎买资本主义工商业等论著之中。本文通过对抗日战争时期提出的统一战线理论、“三三制”民主政权理论与减租减息土地政策的分析，认为抗日战争时期在对立中求统一、在冲突中求平衡，以及在对民主政治的阐释和实践中追求公平与正义，已经含有丰富的和谐社会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十分复杂与艰难的社会环境和革命实践中激发和孕育的理论，既是指导中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法宝，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资源。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以来一直处在两种剧烈的基本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之中。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的“华北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把本来由西方列强支配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暴露了占领全中国的狼子野心。这样就改变了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格局，使得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当时特别突出、特别尖锐的矛盾，从而把中国同其它帝国主义的矛盾推到了次要的地位，同时也扩大了日本自身与其它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同时，日本侵华改变了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使中国的资产阶级、官僚阶层甚至军阀都遇到了相同的生死存亡问题。在民族矛盾加剧、国内阶级矛盾和政治集团之间矛盾缓解的同时，国内各阶级、各阶层有了团结合作、共同对敌的意向与要求。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历史潮流，担负起领导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使命。针对国难当头、大敌当前的严峻局势，在如何赢得战争胜利、取得民族独立，以及如何处理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创造，倡导建立、维护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行“三三制”民主政权制度、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等。充分体现了在对立中求统一、在冲突中求平衡的领导艺术和对民主政治与公平正义的不懈追求。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战实践中形成的这些理论、政策，既是指导中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法宝，又是当前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宝贵思想资源，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吸收和借鉴。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中的和谐社会思想

外部矛盾的加剧促使内部矛盾的缓解，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被侵略民族内部各派势力的整合。但是，此种情势的出现离不开人为因素的因势利导，更离不开先进理论的指导。抗日战争爆发后，及时地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任务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①即“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②，通过对国内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人们的分析，他充分论证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初步建立抗日民族统—战线的基础上，又多次强调“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③可以看出，认为战胜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关键要靠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统一，即要靠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人战胜国内外强大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方略，其思想、理论，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高度的成熟、高超的发挥和成功的运用。统一战线是保障抗战胜利的基础，在把握和解决这个基础问题的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和谐思维，正确地协调各种矛盾，最大限度地维持国内的团结与一致，构造了一个战时的和谐局面。其和谐社会思想归结起来，有如下几点：

其—，以和为贵，不计前嫌，努力促成国共两大军事集团能够合作的和谐局面。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便向国民党明确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力倡国共合作，并成功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随后又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做出四项保证，以重大的让步来谋求国共两党的和平共处与合作抗日。纵观中共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这一战略转变意义重大。因为国共两大军事集团的对抗，不仅不能有效地形成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合力，而且直接关系到国内政治、经济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状况。社会动荡不安，生产完全停滞，人民就不能得到最起码的生命和生活保证，社会就得不到最基本的和谐保障。有人也许会反驳，国难当头之际，人民自是不得安宁，又何谈和谐？其实不然，既然对外战争不可避免，国内的矛盾冲突减少一些，人民所受的苦难自然减少几分，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也便降低几分，这极大地有利于对日作战。况且，当时的和谐社会，主要是对抗日势力和抗日群体包括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至于沦陷区，也有一个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团结和凝聚抗日力量，孤立亲日势力，集中全部力量打击日寇和汉奸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国共合作是在特殊形势和特定环境中我党谋求战时社会和谐的一大创举，展现了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着眼于整体和全局的自我牺牲精神，也反映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④与“和为贵”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

其二，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尽管当时中共关于和谐社会的思想是在做出最大让步、顾全抗日大局的良好愿望的前提下阐发的，但现实情况是复杂的，不仅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集团惧怕抗日军民的大团结，千方百计地加以破坏，而且在抗日阵营内部，反对团结、制造分裂的声音和行动也始终没有停止过。当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掀起反共高潮，针对这种形势，提出了“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和“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主张在统一战线中始终“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即使是在1941年1月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顶点——皖南事变的巨大损失面前，中国共产党人也相忍为国，始终以民族大业为重，以抗日大局为重，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力挽濒于破裂的国内政局。

其三，根据实践的检验和需求，不断深化和发展和谐社会的理论创新。国共合作，一致对外，并不表明时时、事事都和谐，也不表明没有矛盾。根据抗日战争期间国内外、党内外、抗日统一战线内外的复杂情况，在延安的窑洞里进行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理论创造和哲学创作。他撰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问题》、《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以及《矛盾论》、《实践论》等重要著作，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深刻分析了中国具体实际，指明了抗日战争必然胜利的大方向——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著述中无不阐发和贯穿了一条和谐思想的线索，尤其在《矛盾论》中，站在哲学高度全面把握和深入分析了社会矛盾的构成、发生和发展的原理以及应该如何对待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态度与方法。他指出，任何事物都是由矛盾的双方构成的，矛盾双方既有对立、斗争的一面，又有统一、和谐的一面，且相伴相生，互相转化，但始终处于一个统一体之中。事物能否达到协调、平稳与和谐地发展，关键要看事物发展过程中斗争性和统一性谁占主导地位。若能克服斗争性使统一性占主导地位，就能保持和促进事物得到和谐、平稳的发展。社会发展本身即是在不断解决各种矛盾、调适各种关系、协调各个方面、衔接各个过程，使整个社会系统处于良性运行、健康运转之中。的哲学理论指导我们党能在复杂形势下注意斗争的策略和方法，在大节不失、原则灵活的前提下求同存异，从而消除了各种不协调与不平衡现象，避免了一些重大的不良突发事件的发生，使得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保持了抗战时期国内的统一和谐与一致对外。

其四，在巩固和发展国内抗日民族统一阵线的同时，积极谋求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抗日战争是一场具有世界意义的反侵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明确提出，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英、法、美援助的策略，并始终坚持亲苏、联苏政策，突出在与各国互相尊重与平等的基础上“助我者友之”的和平外交原则，正是在这一和平、和谐外交政策的影响下，国际上掀起了一定规模的援华运动。因此，建立和发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不仅仅是使敌人陷于孤立和包围之中，重要的是既为我们争取了外援，又有利于世界和平事业的发展。

由上述可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抓住了当时的主要矛盾和斗争目标，正确处理了国内各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做到了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而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汉奸走狗。在国难当头之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起到了稳定时局、安定人心、维护国内团结和发挥全民抗日积极性的不可取代的重大作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理论实际上就是谋求国内外和平与追求普遍社会和谐的战略思想的阐发和运用。

二、民主政权理论中的和谐社会思想

抗日战争是一场异常艰苦和残酷的战争，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困难是巨大的，要想夺取战争的胜利，关键是全国人民的团结统一，而一个有效且强有力的民主政权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有利于团结人民，扩大和增强民族凝聚力。于1940年3月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首次明确提出“根据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⑤要求建立由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组成的各党各派合作的“三三制”民主政权。随着这一民主政权的普遍推广和实施，各抗日根据地呈现出一片和谐的民主政治新景象。回顾和总结我们党创立这一制度的历史经验，至今仍有着强烈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公务员之家

首先，“三三制”政权体现了战时的最大民主化，它扩大了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范围，明确规定“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⑥较之以前的苏维埃政权时期，取消了选举与被选举的阶级身份限制，这不仅有利于调动最广大的民众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而且也有利于提高解放区居民的民主政治觉悟和参政、议政与管理政权的意识与能力。同时，“三三制”政权注意调节一切抗日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关心保障一切抗日军民的合法权益，明确规定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个人都有同等的人权，包括财产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随着“三三制”民主政权的实施与推广，一些本来不太合作的地主阶级人士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转而拥护政府并与政府友好合作。这些情况有力地表明：“三三制”政权的建立不仅加强了根据地人民的团结，增强了抗日的力量，而且使抗日根据地成为政治民主、政府廉洁的社会，人民群众在根据地内真正过上了当家作主的崭新生活。其次，“三三制”政权保证了党对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领导地位。和谐社会是各种社会要素、力量和势力的协调一致与合理配置，并不是无原则的调和。能否保证先进政党和先进文化对民主政权的领导与指导地位，是民主政权能否巩固发展和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由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特殊地位和当时国内各阶层人民先进性的状况决定，中国共产党在“三三制”政权中始终居于领导地位。对于在贯彻“三三制”过程中如何坚持党的领导，指出：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要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⑦由此，中央对各级党委和政权机关中的党员干部规定了一系列明确的纪律。抗战时期党对民主政权的这种领导，突出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理念，有力地促进了根据地党政之间、军民之间、政民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和谐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使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各阶级、各阶层的向往光明、背弃黑暗，向往民主、反对专制的进步青年和人士，为新中国的建立积蓄了人才，训练了干部积累了经验。

再次，“三三制”政权的具体运作实行相互合作、共同协商和民主参政议政的方式。“三三制”政权要求我党工作人员必须要有善于与其他民主人士和团体合作的精神，尊重并虚心听取合作者的各种意见，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认为，“必须教育担任政权工作的党员，克服他们不愿和不习惯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同时，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⑧应该说，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民主作风，正是在抗战时期形成、发展和成熟的。当然，作为用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对于来自社会基层、各个方面和各种利益群体的意见要分析合理性，区别对待。对于合理、应急的事关重大的意见或建议，当取则取；对于修改变通后就是上策的意见或建议，则给予必要的修改变通；对于合理但并非应急且一时无法实行的意见或建议，则备案在册，来日再说。

抗战时期，共产党员不仅注重加强与其它各党派的团结与合作，而且注重以正确的思想和理论引导他们，及时的批评、教育和帮助他们一道前进。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共建中共与其他各党派间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和谐关系，从而使得战时的根据地和谐、团结、充满活力。

“三三制”政权的实行，团结了根据地各抗日阶级和阶层，调动了各方面抗日人士的积极性，有力地保证了抗战的最终胜利，同时也是一次民主政治的试验和实践过程。正是在选举制、参议制、保障人民大众享有一切合法权益等制度的实施下，才使得战时的根据地出现一派前所未有的民主政治新气象，一首“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歌谣传遍神州大地，解放区成为热爱自由、向往民主的人们的圣地，这对全国的民主化起到了一个巨大的推动作用。英国记者斯坦因这样评价说：“在中国历史上，民主第一次在中国的一部分土地上实行了。这是敌后根据地的军事成功和延安区域的社会进步的主要原因。”⑨

三、减租减息上地政策中的和谐社会思想

抗战时期，为了争取和团结国内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人士一致抗日和进一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最高利益出发，在政治上做出重大让步的同时，还在经济上实行让步政策，中止使用强制性手段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改为用减租减息方法来解决土地问题。对此，指出：“在土地关系上，我们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部分的交租交息，使地主也能过活。”⑩这是一个既符合中国土地革命、又符合民族革命实际要求的土地政策，这一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革命性与策略性相结合的政策，闪烁着实事求是和追求社会普遍和谐的思想光辉。

首先，农业人口占解放区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是抗日和生产的基本力量，必须改善农民的物质生活，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实行减租减息，既能保持社会稳定，又能充分调动解放区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这不但有利于改善广大农民的物质生活，更有利于持久抗战。因为只有这样，农民群众才会真诚拥护党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不会因为生计所迫引发社会冲突，从而稳住了抗日的后方阵线，发展了抗日根据地的农业生产，巩固了抗日民主政权，壮大了抗日的基本队伍，为抗战的最后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后勤保障。

其次，中国的城市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大都从农村中转移而来，他们与农村中的各种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党在抗战时期的十地政策，务必要考虑到照顾他们的利益，至少不能使他们的利益受到过多的损害。况且中国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但有抗日的要求，主动为抗日筹款捐物，出谋献策，而且有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要求。这样，在农村中实行减租减息，既有利于巩固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又有利于增加社会物质财富，同时也是对一切有利于抗日有利于社会进步力量的尊重与肯定。

第三，在大敌当前、民族矛盾激化且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前提下，用减租减息的政策取代没收地主的土地无偿分给农民的做法，不仅减轻了农民尤其是贫雇农的负担，也降低了地主阶级与我党的对立情绪，从而缓和了农村的阶级矛盾，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避免因使农村阶级矛盾尖锐化，造成一部分反动地主卖身投敌而扩大敌人阵营的不良后果。再说，地主中的大多数人也是爱国的，有抗日的要求，一部分开明绅士是赞成民主改革的。为了尽可能多地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参加抗战，现实情势也不允许继续使用暴力没收地主土地，采用减租减息确是唯一能使他们接受的政策，这十分有利于战时我国农村社会的和谐与安定。实践证明，切实贯彻农民减租减息政策，实行部分的交租交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而且保障了地主、富农对土地和财产的所有权，使大部分地主、富民愿意站在民族大义一边，共同抗战，甚至一些外逃的地主在经过一段犹疑和观望之后，也陆续返回家乡，参加生产与抗日。

在减租减息这一兼顾多方利益的土地政策的指导下，通过广大人民的共同努力，使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当时全国最进步，经济发展最快，人民群众精神面貌最好的地方。减租减息政策是抗日战争时期正确处理农村问题的一种特殊的土地政策，是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大创举。减租减息虽不能根本解决土地问题，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作为一种平稳的、渐进式的土地改良政策，它有效地避免了土地革命所带来的剧烈的社会动荡，从而稳定了人心，维护了团结，释放了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减租减息政策就是一种和谐的土地政策。

在抗日战争复杂和特殊的环境下，创造性地提出和阐发的和谐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启迪价值。

第一，继续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样需要这一法宝。我们应当继续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继续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加强同各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少数民族人士和宗教爱国人士的合作，努力营造宽松稳定、团结和谐的政治环境。

第二，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我们必须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基层政权、基层村民自治组织以及企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制度，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确保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健康有序地发展。要始终把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完善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制度，尊重人民群众的各项民主权利，保护群众管理基层经济组织、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积极性。认真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依法治省规划，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不断完善各种规章制度，不断提高法制化管理水平。

第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动态平衡、稳定发展、永无止境的，且在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和谐社会建设都有不同的具体目标。因此，我们既要协调目标和过程的一致，又要把握长远性目标和阶段性目标的统一。要坚持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不可操之过急，急于求成。当前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协调好个体与整体、局部与全局之间的利益关系，努力做到互利、互补和相容。同时在实现国家长远目标进程中，个人和局部不仅要肯于放弃一些既得的利益，做出必要的牺牲，以求得社会整体的协调与和谐，而且要懂得放弃一些眼前利益，以求得未来利益和长远发展，为子孙后代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①②《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137，138页。

③⑤⑥⑦⑧《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703，700，701，700，700～701页。

④《诗经》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137页。

抗战时期范文篇6

在这赤日炎炎的盛夏，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抗战时期离休干部座谈会，共同庆祝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84周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家欢聚一堂，共同回忆烽火岁月，共话我党84年来的风雨历程，此情此景，我很受感染，也很受触动。在此，请允许我代表县委组织部、县委老干部局向在座的各位老领导并通过你们向我们广大的老干部、老党员、老战士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回顾我们党84年来的风雨历程，我们由衷地感到，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了种种困难，战胜了艰难险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无论是革命史还是建设史都证明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实践也必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和伟大复兴。我们的党不愧是伟大的党。84年的风雨历程，可以说我们党的执政地位也是来之不易的。在现实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把增强自身的执政地位作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课题和重要任务，把执政能力建设作为新形势下党的根本性建设。今年上半年，我们开展的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就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只要我们能够坚持“三个代表”，永葆党员先进性，就一定可以更好地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也就能够更好地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从1840年开始到抗日战争胜利的105年间，饱经外辱的中国惟一赢得的，就是60年前的那场抗日战争胜利。那是近100年来积贫积弱的中国第一次在一场生死存亡的民族战争中取得胜利，这场胜利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唤醒了沉睡了几个世纪的中国。今天我们在座的都是抗战时期的离休干部，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你们无私无畏，浴血奋战，换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你们是光荣的缔造者，是历史的见证人，你们的历史功绩将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中。

历史不能忘却。今年恰逢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今天5月份，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云集莫斯科红场举行盛大纪念庆典。我们的国家主席也在中国驻俄罗斯使馆会见了当年曾在中国东北抗日战争中浴血奋战的俄罗斯老战士代表，对他们的功勋表达了崇高的敬意，也为我们作出了很好的表率。我们说尊重历史，首先就要尊重曾经经历过重大历史，并且为我们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老干部、老战士。我们也欣喜的看到，近年来，我县各级党委和政府对老干部工作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对老干部的感情不断加深，对老干部工作领导力度不断加大。县委、县政府每年都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办公会议研究部署老干部工作，解决老干部工作中存在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应该说，我县老干部的“两个待遇”还是得到了很好的落实。今后，我们会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加强协调，更好地为老干部做好服务。同时也希望各位老领导对老干部工作能一如既往的给予支持和帮助，支持永嘉的发展大计，共创我们永嘉的美好明天。

抗战时期范文篇7

【论文摘要】抗战时期，中国通俗小说勃兴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通俗小说自身的发展需要，二是战争的催化作用，三是市场的需要，四是理论建设的推动作用。

中国近现代通俗小说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其文学史地位也已经得到了很多专家学者的肯定。而要研究这类文学类型，则不能不对其发展繁荣的原因进行研究剖析。抗战时期，现代文学格局和趋向发生的转变最为显著，通俗小说在此期间不断繁荣并走向成熟，因此本文主要探讨抗战时期通俗小说勃兴的原因。

一、通俗小说自身发展需要

(一)小说一直在中国文坛内处于边缘的地位，它走向中心位置得益于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19世纪末，梁启超在日本发现了政治小说，于是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出“欲新一国民”必“先新一国之小说”。这种倡导促使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发生了转变，小说的社会作用和文学地位得到了文人的重视，以夏曾佑、狄葆贤、吴趼人、徐念慈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视小说为启蒙的工具，开始从事小说的创作。

西方文艺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使我国近现代通俗小说具有了社会性。西方的文学思潮、文学思想如民主、平等、科学、自由、人性等传人了中国，新小说开始注意表现这些精神对中国民众的影响；小说创作也开始改变传统的情节结构模式和叙事方法，借鉴了西方的手法，如截取生活横断面来表现生活、注重人物的性格刻画和心理描写、景物描写、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角度、采用倒叙手法等等。

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到抗战前期，现代通俗小说已经走向了现代化。叙事模式、创作技巧、语言运用都已成熟，主题关注现实和社会，审美标准也趋向新文学倡导的西方艺术思想，并且产生了一批实力强劲的作家，他们拥有广阔的市场，有着一定的文学地位。这些为通俗小说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虽然通俗小说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仍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与西方国家的通俗小说有一定的差距。比如美国30年代的《飘》在国内被视为通俗小说，而在中国则被认为是高雅文学。

战前通俗小说艺术观念还比较陈旧，依旧是封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是居高临下的姿态，不能令读者获得感同身受的震。张恨水、刘云若等通俗小说大师也不免于此。《啼笑因缘》等发表后，读者关心的是情节的发展、人物的下落，而不是人物的命运本身。相比之下，老舍的《骆驼样子》更能启发人们思考自己的命运，关注社会现实。另一方面，通俗小说的创作模式虽然经过改良，也还是传统章回体格局，需要新的变革。

现代通俗小说的艺术革命速度快、烈度强，不断向新文学汲取营养。张恨水的《真假宝玉》、《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夜深沉》等，每一部都有创新，一部比一部更接近新文学小说，使通俗文学发展到了新的阶段。文学史告诉我们死守传统、故步自封的文学是无法生存的，没有市场的。现代通俗小说要积极向西方文学和新文学吸取先进的艺术手段，与时俱进。

二、战争的催化作用

(一)新文学需要通俗文学。抗日战争爆发后，救亡成为全民族关注的主旋律，民族意识空前统一，文学普遍“通俗化”1938年文学界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战前基本处于对峙状态的新文学与通俗文学，这时也冰释前嫌，一致举起抗战大旗。战争要依靠大众的力量，这就要求文学通俗易懂，新文学小说意识到要降低姿态，重视读者，深人民问，走向大众化。尤其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民间形式得到普遍运用，丁玲、孙犁、老舍、沙汀等有代表性的新文学作家都在通俗化方面有所突破。

(二)战争不允许通俗小说一味消闲娱乐，召唤它表现爱国主义精神。抗敌御侮的民族情绪日益高涨，以张恨水为代表的大批通俗作家转变了写作观念，抗战小说、国难小说应时而生。张恨水曾指出：“今国难临头，必以语言文字，唤醒国人，略尽吾一点鼓励民气之意。”他的《热血之花》、《东北四连长》等一批作品，热情歌颂了浴血献身、毁家纾难的英雄，表达了当时人民共同的悲愤与愿望，为抗日救亡斗争起到了呐喊助威的作用。武汉失陷后，张恨水又写出了《偶像》、《魍魉世界》、《八十一梦》、《纸醉金迷》、《五子登科》等一大批“谴责”小说，对那些积极反共反人民的“将军”们，压在人民头上元恶不作的豪门，不顾死活只知道抱钱的贪官污吏以及在官僚资本豢养下的囤积居奇、跑“滇缅”路线、发“国难财”的商人等形形色色的丑类作了比较集中典型的刻画，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广大人民极度贫困的根源。这些作品人民性强，俗中融雅，为抗战时期通俗文学打上了光辉的烙印。

(三)通俗小说能适应战时的政治与文化环境，得以迅速发展。严肃文学受到政治势力管制，一些敏感的作品在战时不易流传甚至被扼杀。通俗小说则受管制相对较松，在轻松地融合政治同时又可以回避政治，通俗小说的创作空前繁荣。

总之，战争的爆发促使文学雅俗互动，现代通俗小说发生了巨大转折，为通俗小说质的飞跃提供了契机。

三、市场的需要

范伯群先生给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定义是：“以清末民初大都市工商经济发展为基础得以滋长繁荣的，在内容上以传统心理机制为核心的，在形式上继承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为模式的文人创作或经文人加工再创造的作品；在功能上侧重于趣味性、娱乐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但也顾及‘寓教于乐’的惩恶劝善效应；基于符合民族欣赏习惯的优势，形成了以广大市民层为主的读者群，是一种被他们视为精神消费品的，必然会反映他们的社会价值观的商品性文学。”通俗文学作为一种反映市民价值观的商品性文学，市场需求无疑是决定通俗文学发展最为关键的因素。

近现代通俗小说的繁荣与兴盛，和超级大都市的形成、工业的发展与商业的旺热、人口的爆炸、科举的废除等诸多因素有极大的关系。大都市的出现，使得农村人口大量进入城市，受传统文化影响颇深的这些“新”的市民成为都市人口的中下层，而他们的精神消费的需求——娱乐的、趣味性的、消闲的文艺作品——使得通俗文学迅猛发展。科举制度废除后，知识分子失去了“学而优则仕”的途径，于是出现了专门从事写作谋生的作家。正如范伯群指出：“工业化不仅为通俗文学升温准备了物质条件，而且也为通俗文学制造了读者群。沉滞的小农自然经济既为都市的工商业经济所取代，市民生活节奏的频率空前增速，人们觉得脑力和筋肉的弦绷得太紧，工余或夜晚需要松弛～下被机械的运转皮带绞得太紧的神经。”这也恰好证明了消闲、娱乐文学存在的合法性和必然性。同时，机器印刷、工业造纸等先进生产技术引进为报纸杂志大量涌现提供了物质基础；稿酬制度确立，作者、译者与出版社及读者之间的商品关系已经建立，这些使文学走向市场化，从而大大促进了通俗文学的繁杂。

通俗小说从一开始就有商业利益的企图，读者的爱好决定了其创作题材与技巧的选择。而读者的品位是受环境的影响而不断改变的，前期通俗小说的不断创新可以说是在市场需求引导下不自觉的调整。抗战时期，通俗文学当然不能背离战争这个人民大众关注的主题，在俗中注入雅的因素；另一方面，战时人们易陷入恐惧与空虚，此时他们需要精神上的慰藉与刺激，对文学娱乐性的渴求更为强烈，这也促进了通俗文学的发展。

四、理论建设的推动作用

大众化、民族化的讨论在战前就已广泛展开，到30年代末4O年代初引起了两场意义深远的讨论。解放区1939年后展开了民族形式的讨论，这场讨论的基调早已确定文学要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周扬、茅盾、何其芳、沙汀等纷纷在《中国文化》、《新中华报》、《文艺突击》上发表文章探讨对待1日形式的问题，要求一种经过改造的旧形式，即所谓的既富有艺术性又能通俗，同时又是有着浓厚的中国风味的一种形式。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要求文艺要为群众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文艺要向工农兵普及和提高。讲话直接促成了解放区一批划时代的新文学通俗小说产生，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它将明晰的思想浅显的内容和民族化形式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一时问实践讲话精神的范本。

同时沦陷区也展开了关于通俗化大众化的讨论。1942年通俗期刊《万象》在主编陈蝶衣的倡导下连续推出两期“通俗文化运动”专号。陈蝶衣、丁谛、危月燕、胡山源、予且等通俗作家展开了讨论，他们认为通俗文学内容浅显有趣、意识前进、易于为大众接受、艺术单纯、写作技巧经济而周详、对大众有提高和指导作用。

抗战时期范文篇8

《新经济》所关注和讨论的“经济”问题，不但包括工业、农业、交通、金融，其他与建国有关的经济原则和方法，都得到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经济建设固是重要，其它有关大计的内政外交文化等事的检讨，亦一律欢迎。实行各种方针的方法，都需要详细的商讨，许多新意见新材料都应该评介质证。因此我们凭借此半月刊的地位，作为同志们交换意见的媒介，甚盼热心建国的朋友，忠言建论，随时见赐，共策进行”［1］。《新经济》初创时，“论文”主要登载投稿人的文章，“书评”介绍和评介国内经济、政治、文化著作，“现代经济档”是登载战时的经济法规及各机关的重要经济报告，“编辑后记”是编者对刊发论文的简单介绍和评价。从第1卷第6期开始，《新经济》内容稍作了调整，因战时的经济法规公布很多，不能完全登载，如选择其中一二进行登载又难免造成挂一漏万，故取消了“现代经济档”，集中发表投稿者的文章和书评。《新经济》自创刊以来，得到各界人士的多方关注，从“编辑后记”中可知，由于投稿者众多，刊物编者多次因排版时间问题向投稿者致歉。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下，大后方知识分子并未放弃对国家前途和经济、政治、文化等建设的关注和思考。投稿作用主要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燕京大学等高校。此外，政府机关的公职人员也参与到国家各项事务的讨论中，其中比较积极的经济机关有经济部、交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资源委员会、四联总处、中央信托局、中国银行总行、农本局、农业管理局、农林部垦务局等。此外，在最高法院任职的汤鹤逸，国防最高委员会任职的沈宗濂，广西教育厅长邱昌渭，卫生署的王尔乐、刘行骥，外交部的袁道丰、杨云竹，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的吴紱征，都先后在《新经济》上发表文章［2－4］。《新经济》编者在《新经济的使命》中说:“我们此刻不但须从政权和军权统一之中去追求国力，我们更须进一步的谋经济的统一。以往经济的割据也是国力不能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举凡一切货币的、税收的、交通的、资源的把持，我们应火速的调整”［1］。正是基于这一使命，《新经济》聚集了大后方一大批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为战时及战后国家的经济建设、内政外交事宜建言献策。

二、《新经济》与“经济战”、“经济建国”

《新经济》半月刊是关注国家经济建设、讨论经济事务的刊物，讨论的经济问题上至国家经济大政方针，下到百姓柴米油盐，面面俱到。学者们通过对战时国家经济现状和面临问题的剖析，指出抗日战争亦是“经济战”，提出“经济建国”的思想。高叔康［5］多次投稿《新经济》，表达“经济是诱发战争最重要的原因，经济是形成战斗力的重要基础，经济是决定战争胜负最有力的因素”的观点，他通过分析古今内外战争爆发的原因，指出“经济既为诱导战争最重大的原因，经济也是形成战斗力的重要基础”，具体到中日战争，他分析道，我们的经济发达程度不及敌人，敌人是工业国家，我们还是农业国家，因之，我们军队的装备也不如敌人;然而现在敌人的军队，已经被我们打的精疲力竭了，丧失再战的勇气，不过敌人现在要‘开发华北’，‘振兴中华’，劫略华南，以消化它的战果，我们要彻底打击敌人，使其对华侵略战争根本的失败，今后唯一要加强对敌经济作战，凡是中华民国的人民都有这种责任;须使人人都能尽对敌经济作战的责任”。他强调“加强对敌经济作战，这是决定中日战争最大的关键”。其后李树青、庐郁文、徐日坤也纷纷就“经济战”一题发表看法。李树青［6］在《经济封锁与经济作战》一文中分析了都市与内地经济现状，提出了经济作战的对策，认为“我们亟应认清各战区与后方物资的供需实况，然后切实的订下经济封锁与经济作战的策略。……我们的目的，只在设法使敌人的经济力量逐渐减损，我们的日益增强。一切合乎这个原则的事情，都可以做，努力地做”。庐郁文［7］、徐日琨［8］分别就游击区的经济战、浙西的敌我特产经济战等进行了探讨，表达了对国内特定区域经济作战的思考。学者们对战时国内经济的讨论引起多方关注，“经济建国”的思想得到认同，各界人士纷纷表达对“经济建国”思想的重要性、经济建设的原则和要旨的理解。毕敏［9］在《经济建设要旨》一文中认为，“经济建设为建国的基本工作，经济建设需向新的方向发展、经济建设宜注重国防”;宋则行［10］对经济建设的远景和近路做了分析，认为“今后经济建设的理想是计划经济制度的树立，它是一副远景。而目前可能的路，是有目标、有计划、有步骤、尽全力去推进国营事业，以期逐渐造成其在全经济领域内的支配作用，这是接近远景的阶梯”，并提出了经济建设远景和近路需要注意的问题，即“在这过程中，我们最须注意的是:怎样使全国生产资源在国营事业与民营事业间有一个合理的分配，和怎样使外来的经济实力不致成为国营事业扩展的扰乱因素，而反为扩展的重大助力”，给战时和未来经济建设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建议。另有不少学者从经济与各方的关系、经济政策和方针措施以及与经济相关的工业政策、外资政策、水电政策等发表见解。吴景超［11］分别就经济建设与中国资源、人才训练的关系作，列举了44种与国家经济关系密切的资源，并将它们区分为“不能自足资源”与“可以自足资源”做了说明，认为我国将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资源方面并不存在问题。吴景超［12］还分析了我国农业和工业所需人才的比例和各类职业所需求的人才类型，提醒政府加强对各行业人才的训练。再如，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委会1944年12月29日通过了《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提出了中国实业开发的原则性问题，对此，学者们就经建原则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并就第一期经建原则的工业政策、外资政策、经济体制、水电政策等，提出了全面的意见。［13－17］《新经济》针对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还设立专栏或专号进行研究和探讨，如学者们关注的“利用外资问题”、“国际经济合作问题”、“经济地理问题”、“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工业建设问题”、“战后建都问题”、“经济统制问题”、“战后经济制度问题”、“土壤、机构及市区问题”、“区域经济问题”、“森林问题”、“工业化问题”、“粮食问题”、“交通问题”等设有专栏，出版了“农业特辑”、“货币金融特辑”、“金融专号”、“经济建设原则专号”、“物价专号”。在各类针对经济建设问题的文章中，学者们或深入剖析出现某类问题的原因所在，或开门见山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有的文章是调查报告，有的是详细的数据统计推论，有的是对现行经济制度、经济机构的评论。内容涵盖经济领域各个方面，希望政府当局能重视战时社会的经济问题，并采取措施扶持其发展，以经济为后盾支持战争的胜利，并为战后的国家经济建设奠基。“经济建国”的意识可以说是《新经济》中得到反复强调的观念，也是大后方知识分子以自己的专业学识贡献于民族自救战争的重要体现。

三、《新经济》与战时经济政策建言

《新经济》半月刊是大后方知识分子对战时国家经济领域建言献策的言论阵地，他们关心的问题既有国家层面的宏观经济方针、经济政策，也有中观层面的工业、农业、商业等各经济领域的具体建设措施，更有大量微观经济活动、经济现象的调查和统计，还有与经济相关的交通建设、人才训练、劳工素质等的观察分析。战时的政府财政、税收、货币和金融政策，是不少学者关注的重点，李卓敏［18］认为战时国家预算对战后经济的影响极大，不在战时平衡国家预算，则“不仅作战期中我们的经济问题将愈趋严重，战后经济建设也将更加不容易”，并提出通过增加税收平衡预算的方法，玄伯［19］专门针对平衡收支的方法进行诠释。张纯明［20］在《三十年度预算的展望》一文中，对战时国内的开支做了分析，并提出三十年度预算的意见，特别提出“我们希望政府能切实的节约。在提倡简约建国的时候，政府要先为国民梳理一个节约的好榜样”，主张政府通过裁撤不需要的机关等措施来力行节约。对战时国家税收政策、保护关税措施，崔敬伯［21］认为政府应采取强制手段征收直接税，抑制战时个别企业和个人的奢靡，他说:“吾人常见长袖善舞一掷万金之辈，其消费能力，至足惊人。违背抗战之国策，助长物价之暴涨，流弊何堪设想。于此再不以课税之方式，节制其消费，并转移一部分购买力于国家，则前方无量之牺牲，适足造成后方分配至不平，当非社会正义之所许。”高平叔［22］亦就开源与增税的关系做出说明，李锐［23］对“统一征课行政”发表了精辟的见解。对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关系，朱伯康［24］和宋则行［25］撰文认为，中国经济太落后于人，为了保障民族的独立生存及人民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准，工业化及现代化，实为刻不容缓的工作，政府应在特殊时期采取保护国内经济的措施。日本的侵略，破坏了中国的经济生态，战时的中国市场是一种萎靡、消极的氛围，各种经济问题伴随着战争的进行愈发突出。战争带来的高物价，是最为明显的后果，因而对战时物价高涨及其带来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成为《新经济》讨论的热点。赵晚屏［26，27］描述了战时物价高涨的情形，田地、农作物种植、农民收入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并从战争造成人们的危机心理，加剧物价上涨的角度，阐述了“我们与其说物价是物资和货币的关系之表示，不如说物价是持有物资和货币的两个人的心理交互作用而决定的一种统一的条件，心理的变异显然比物资和货币的变异程度更大”。就当时一般认识而言，这是一种颇为新颖的思考。随之而来的是针对战时物价问题的讨论，孙拯［28］在《建设与物价》一文中说:“物价问题影响国民的生计，抗战的效能，力谋解决，势所当然”。杨蔚和伍启元也对物价问题进行探讨，杨蔚［29］在《吾国最近之物价问题》一文中首先总结了“学者对于最近物价问题的见解与批评”，继而探究了物价问题的表现，最后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认为政府管制价格是当前最好的办法。伍启元［30］分析了当前物价问题的性质，认为“当前物价问题包括物价加速率猛涨、价格失衡、生产失衡、分配不平均、战费负担违反正义和社会解组等严重问题”，只有解决了以上问题，物价问题才能得以解决。这些观点，不仅仅看到了物价高涨的问题，还看到了其背后的根源。对如何稳定当前物价，大多数学者认为平衡和稳定物价的主要手段是实行“物价管制”。由于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对于高物价水平带来的货币问题，学者们也非常关注，提出了一系列的见解。庄智焕［31］认为，“我国现在要稳定物价，避免危机，则统一全国人民对币值之观念，实为首要工作”，“苟使人民对关金券确切信仰，则人民对币值之观念即可统一，而促成物价高涨之心理因素亦可消除。同时，政府对法币之发行，应竭力避免增加，再提高银行利率，使人民乐于储蓄，而不重囤货居奇或囤货备用，则促成物价高涨之经济因素，亦可减少”。另有学者对“如何稳定法币信用”、“法币回笼的条件”等相关的应对货币问题的方法展开讨论［32］。战时国内的高物价水平导致外汇涨价等汇率问题，采取何种内外汇政策，很多学者做了调查研究，彭学沛［33］对于当时社会上因法币汇价大跌导致的误解，做了澄清，他认为:“第一，虽然中国尚处于战时状态、法币大跌，但是并不代表法币在战后会跌到不值钱的地步;第二，我国外汇平定基金虽日渐减少，但是并不一定说明法币价格会跌的没有底止;第三，我国币值跌落，日本能维持的久，并非意味着中日战争日胜中败”。这种分析澄清了对外汇涨价的误解，稳定了部分人因币值大跌导致的恐慌心理。宋则行［34］在《战后吾国对外汇率厘定标准的商榷》一文中，站在还处在抗战相持阶段的1943年，就有预见性地提出了引导人们思考战后我国外汇政策的问题。战时国内的金融事业受到打击，学者们通过主张“金融动员”，对金融政策、金融机构的管理等发表见解，不少人引用美国、德国、英国等国的金融理论，以为国人参考［35］;在金融机构的管理上，杨荫溥［36］认为应加强对银行的管理，李卓敏［18］认为加强信用管理尤其重要。在政府的经济措施中，学者们普遍认为国家处于非正常状态，日本的军事、经济侵略已经使得市场失去了自动调节的功能，政府需对战时经济采取“管制(统制)措施”，从而使得“经济统制”的讨论有了更丰富的表现和更直接的现实支持，有的学者从战时的现状谈政府管制的必要性，认为“在军事第一的口号下，经济上的首要问题是怎样以最小的耗费，聚集最大量的经济利源，以供应作战时的必须消耗”［37］，有的学者分别就物资管制、外销物资统制、粮价统制等分别说明［38］。战时的交通运输对于经济的影响，是很多学者关注的重点，《新经济》专门对此出了一期交通专号。张嘉璈［39］在《抗战以来之交通设施》一文中，从铁路、公路、航政、电政、邮政各方面讨论了交通与战时军事的关系。薛光前［40］就交通行政管理问题，在《论交通行政管理》一文中痛陈“运输机关之事权过于分散，力量无法集中，效能无法增进，补救之道，应将全国公路运输机关，部分军用民用，一律由军事机关统一管理，以应战时需要”。另有不少学者从战时我国的驿运事业状况，如何增进公路、铁路、水路的运输效率等方面发表看法，给当时的交通运输业提供大量的参考。对于战时国家工业建设和区域工业现状，经济学家方显廷［41］在《抗战期间中国工业之没落及其复兴途径》一文中，分析了战争导致工业区域的沦陷，复兴工业应从发展国防工业、统制工业建设、兼重大小工业、发展内地工业、利用民族资本、联系农工生产、统一工业行政等方面进行。方显廷［42］还指出，战时加强西南经济建设和工业化，对于抗战十分必要，“自军兴以来，我国最高当局，采取以空间战胜时间之抗战政策，西南各省，遂一跃而为全国军事政治经济及交通之重心，开发西南各运动，遂为朝野上下所瞩目。”彭信威［43］也发表了西南经济建设的意见。抗战期内，东部和沿海省区经济受到重创，相比之下，四川、云南等省区列强势力并未完全入侵，不少学者充分考虑和西南各省物产丰富、地势优越等优势，建议大力发展西南各省的经济，以作为全面抗战的经济支柱。高叔康对四川经济现状和未来的思考，郭恒对云南省经济问题的研究，正是对重点发展西南省区经济重要性的阐释。不少学者就当时工业的现状和存在的弊端，如工业材料供应管理问题、技工的管理问题、民营工业组织动向、工厂联合会的运作等，发表了重要的研究成果［44］。虽战时工业受到了极度的损害，但是学者们坚信抗战必胜，对战后国家“工业化”、工业建设区位等问题提前作了建言献策。壳士［45］就战后工业政策建议，“经济建设为战后唯一重要的任务。经济事业中头绪甚繁，又以工业建设为其中最有关系的工作”，并制定战后工业建设纲领。有关战后工业区位问题的讨论，陈振汉［46］指出，战时轻工业和重工业区位分布中有不合理之处，区位不当会造运费剧增、管理成本高等弊端，战后工业区位分布不得不考虑区位问题。任美锷［47］分别就“实业计划中的工业区位思想、战后中国工业的区位以及钢铁工业的位置问题”发表意见。关于战时国家重工业的建设，钱昌照［48，49］认为在利用外资、矿产勘探、工业管理等方面存在诸多的惨痛教训，需要当局去反思;还针对我国重工业的现状，思考未来的发展，提出重工业建设需要考虑“人”和“物(资源)”的条件，负责重工业建设的资源委员会应充分发挥在经济、政治、社会方面的使命，协助国家走向独立富强，重工业建设还不能缺少“公、诚、拼”的“精神”要素，如此，才可以振兴重工业。在重工业建设中，矿产资源的利用尤为重要，李树青［50］倡导“保存我们的天然富源”;学者们针对国内的矿产资源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如对西南煤田、宁属资源、甘青矿产、陕甘矿产的调研［51］。吴景超［52］、徐梗生［53］、青水［54］对国内重要煤、铁、金、铜矿山，如龙烟铁矿、湖北象鼻山铁矿、本溪湖煤矿、凤凰山铁矿的调研，为更加清晰的了解战时的矿产资源状况提供了大量的参考，提醒政府对矿产资源的保护、重视和利用。轻工业建设同样关系着国计民生，后方学者们发表大量针对战时制革工业、棉纺织业、制盐业、制茶业、蔗糖业、紫胶业、植桐业和制酒业的文章，倡导加强与民生相关的轻工业建设［55－58］。在农业经济领域，学者们对战时国家农业政策和农业经济相关理论、制度进行解析，吴景超［59］和董时进［60］对农业政策的讨论，都主张农业不仅仅要满足自己自足，还需要扩大生产、农产品输出，农业管理需要加强农业合作事业。农业管理和农业机构的运作，关系着农业建设的重要方面，学者们主张健全农业管理机构、管制制度，完善农田土地金融机构的设立，提高农本局、农业合作社等组织的作用［61］。有的学者主张对全国土地利用进行调查，指出“土地是农业的基础，一国农业进步与否，必须视其土地利用是否合理化而为断。土地利用是世界经济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中国尤为立国的基础问题”，并针对“中国土地利用的详细情形，我们至今还没有确切的智识”，主张绘制“土地利用图”，以明了全国土地利用情形的基本工作［62］。有学者对我国西部土地耕作情形进行关注，对红土区、黄土区、棕钙土区、黑钙土区、紫色土区的土质进行详细分析，给各土区的农业产生提供借鉴［63］。另有学者从“土壤保存”问题进行阐述，主张保护土壤［64］。土地是最重要的农业资源，学者们对土地资源的研究、倡导利用和保护，为了解战时土地状况做出了贡献，同时也提醒了政府对土地的保护和利用。对于战时我国森林资源的状况，有学者对日寇掠夺我国森林资源进行清算，对日寇侵占我国东三省、台湾省、朝鲜、库页岛及我国内地森林的面积、树种资源进行统计，并希望收复失地之后各区应设置经营管理机构，合理整理利用［65］;学者们对土地、农产、森林资源的统计，给政府提供了大量借鉴参考，同时，也为后来学者对战时资源的研究提供史料价值。

抗战时期范文篇9

根据中央党史研究室关于开展“抗战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课题调研精神以及省、市党史研究部门要求、部署，我县也将开展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工作。下面，我就认真做好该调研工作强调3点：

一要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开展调研工作的重大意义。

日本于1937年至1945年发动的全面武装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民族灾难，造成了空前的财产损失、生命牺牲与文化遗产的毁灭，中国抗战损失情形及其数量问题，是整个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方面。有关战时人口和财产损失的调查统计工作，在抗战期间及战后初期，当时的国民政府曾组织过调查；新中国成立后，也有过不同方面的调查研究。但历次调查研究空间范围狭小、资料零星不全，另外，多年来由于时空隔阂，基础史料发掘整理的不足，缺少系统、全面、准确的统计和研究，难以反映历史全貌。

我县是抗战时期日军侵略舟山的司令部所在地，是当时舟山遭受日军侵略最严重的地县，从1939年6月23日日军占领我县县城，到1945年8月15日无条件投降，6年间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十分严重。由于当时局势动乱，战争时间持续长久，战争规模越打越大，日军实施暴行普遍，地方政权组织力量有限，对于我县抗战损失的调查统计工作进行得十分有限，目前记载的部分调查结果，与战时我县实际所遭受的损失，相差悬殊。

我们要充分认识这次调研工作的重要性，全面、深入、科学地开展好调研工作，立足对历史负责、对我县人民负责、对世界负责，搞精史实，通过查清抗战时期我县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等情况，统计出准确数据，用铁的事实充分证明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给中华民族和世界和平带来的巨大灾难，深刻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罪行，彻底戳穿日本右翼势力否认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和种种谎言，使中华民族牢记这段苦难史，不忘国耻，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情感。

二要明确任务，高质量、高标准开展调研工作。

开展抗战调研工作是党中央的具体要求，是深化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需要，是澄清历史事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具体表现。各乡镇（街道）和参与单位要深入细致地做好这次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的调研工作，准确、全面地掌握在1939年6月23日至1945年8月15日期间，我县因日军侵略造成的人口伤亡情况，财产直接、间接损失情况，主要城镇的破坏情况，妇女遭受性侵害的情况，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中伤亡情况等；要高质量、高标准开展调研工作，由于日本侵华已事隔60多年，亲历或了解日军杀人、放火等野蛮情景的人现在越来越少，各地各有关单位在调查研究中要克服困难、积极主动，认真查阅档案、报刊资料等，尽量寻找那些亲身经历和了解史实的老年人，切实开好座谈会，记录证人证言，并深入调查核实，不要推算和估算，真正把史实搞清楚，真正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要按时按质完成调研工作，此次调研工作时间紧、面广量大，内容复杂、任务繁重，各乡镇（街道）要抓紧时间开展工作，必须在11月15日前向县史志办上报本行政县域内的全部调研材料，县史志办争取在11月底向市史志办报送调研材料。

三要加强领导，切实推动调研工作的顺利开展。

抗战时期范文篇10

一、抗战时期贵州期刊的发展概况

抗战时期贵州期刊密集创办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1世纪末20世纪初，维新改良派与民主革命派等思想传入贵州，启迪了民智，为期刊的创办提供了一定的创办基础；二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贵州迁入了大量的优秀文化人才和高质量的文教机构，为贵州期刊集中创办提供了建设条件。如贵州最早的期刊《白话报》创刊于6年，同年创办了《贵州教育官报》。随着贵州期刊的发展进程，创刊数量不断增加，种类不断丰富，既有文艺期刊《抗建文艺》《艺风》《每周文艺》《民声周刊》等，也有地方性行政刊物[2]。不过，抗战时期贵州的音乐期刊并不多见。通过对《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4）》进行检索，仅有《新歌曲》是唯一的专业音乐期刊。当然，抗战时期的贵州期刊数量较多，也有不少期刊涉及了音乐内容。总体来看，抗战时期的贵州音乐期刊（包含非专业期刊的音乐文本）与重庆、广西等其他抗战大后方地区相比，其专业音乐期刊种类与期刊出版数量相对较少。

二、抗战时期贵州期刊中的音乐文本分析

抗战时期，音乐是鼓舞人心、宣传抗战思想的重要方式之一。而音乐期刊则是传播抗战音乐的最重要载体。抗战时期，贵州创办的期刊通过刊登种类丰富的音乐文本，为贵州人民提供音乐精神食粮，也是在音乐教材匮乏的情况下，弥补音乐教材的重要方式。本文拟对抗战时期贵州最具代表性的5本期刊中音乐文本进行分析研究。

（一）《新歌曲》

《新歌曲》，许庆民编，141年7月在贵阳创刊，是抗战时期贵州专门刊登歌曲的重要专业刊物，也是现今唯一能找到的抗战时期贵州音乐专业期刊[3]。该刊存续时间不长，其创刊与停刊在同一年，出版周期为月刊，存见第1卷1、3、4期，具体停刊时间不详。该刊共刊载24首音乐作品，分别有军民合作、保家卫国、故土眷念等题材。体现军民合作的歌曲有《播种之歌》（仁荪词，张锐曲）、《春耕歌》（孙慎曲）、《垦春泥》（田汉词，贺绿汀曲）等作品。歌曲描绘了一幅“日出东来又到西，军民合作种粮食，敌人铁蹄波浪来，共同结成铁长堤的画面”；保家卫国的歌曲主要有《短歌》《南归雁》（杨友群词，汪秋逸曲）、《巩固统一》（张元群词，苏崖曲）、《民族之上》（吕痒词，苏崖曲）、《远征轰炸歌》（光未然词，夏之秋曲）等。通过歌曲号召群众百姓，只有坚决抗战、战胜敌人，才能当家作主。作品多采用刚健豪迈的旋律、坚定有力的节奏，表达抗战必胜的信念；故土眷念的音乐作品主要有汪秋逸创作的江南三曲：《淡淡江南月》《烟雨满江南》《夜夜梦江南》等。通过优美、流畅的曲调，自由舒展的节奏，诉说作者对沦于敌手的故土无限的思念，细腻的情感唱出战争中流离失所的广大同胞的心声[4]。另外，还有一些音乐作品还涉及义演捐赠、抗战环境描写、西方歌曲介绍等。从《新歌曲》刊载的音乐作品来看，该期刊不仅是抗战时期贵州唯一的音乐专业期刊，并且是一本专门刊登抗战歌曲的歌曲刊物。该期刊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作用和特点：第一，缓解了贵州“音乐教材荒”问题。抗战期间，纸张匮乏、印刷条件恶劣，引发了“教材荒”的现象。音乐教材因期印刷难度较大，更为匮乏，不少地方被迫采用各类歌曲集作为音乐教材。在抗战时期，《新歌曲》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贵州缺乏音乐教材的问题，为当时的师生提供了宝贵的音乐教学素材；第二，《新歌曲》刊登的作品体裁多样，包含独唱、重唱、合唱多种形式，推动了抗战音乐活动的多样化发展。期刊是歌曲传播的重要载体，通过期刊发表的形式，比歌曲教唱、口口相传的方式传播地域更广，并且有利于多层次传播。《新歌曲》刊登的独唱、重唱、合唱各类歌曲，促进了贵州抗战歌咏活动多层次、广地域的发展；第三，《新歌曲》中的歌曲内容对抗战环境、抗战主体、抗战主题等多角度描写，记录了抗战时期贵州音乐活动的时代特点。这些内容记录了抗战胜利的奋斗过程、记录了贵州抗战歌曲的发展历程，为人们研究贵州、大后方抗战音乐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二）《贵州征训》

《贵州征训》月刊，140年8月创刊于贵阳，由国民政府贵州省军管区司令部创办，是抗战时期贵州重要的征兵训练的刊物。本刊收集并发表的内容有国际形势分析、国内外时事评论、兵役军训政训之理论与实际、敌情剖析及抗战文艺等[5]，期刊只出版到第二期（馆藏现存2期），期刊发行时间相对较短。从刊登的内容来看，《贵州征训》以军事政治为主，其中涉及一首音乐作品，是为激励士兵抗战而作，即《征兵歌》[6]。其歌词里详细讲述了征兵的目的、征兵的方法、征兵的对象、征兵的数目、征兵的监督机制以及逃避征兵的处罚措施等。一方面，该歌曲体现了时代性，为宣传征兵抗战而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为抗战宣传起到了的作用；另一方面，歌曲在词谱方面没有体现出太多艺术性，歌词在押韵上与旋律上较欠缺，感召力不强。最后歌词实际上还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丑恶的征兵制度，批判了官僚阶级享有的特权，揭示了广大人民所承受的灾难。

（三）《贵州省政府公报》

《贵州省政府公报》，127年创刊，是贵州省地方行政刊物。期刊以刊登训令、法规、会议录、各机关文告为主要内容[7]。其刊登的音乐相关内容主要有：《采用注音符号小册》《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第二册）：初级中学之部》《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第五册）（高级中学师范之科部）（音乐学）》《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高级中学师范科之部》《令发常识教材要点》《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第三册）（表）》《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通令各中学校照章授课》《中央法规：二年制短期小学课程标准总纲（附表）》（1）等内容[8]。从上述整理的内容来看，该刊涉及的音乐内容主要为教育方面。如音乐教育中的音乐符号、教材使用标准、音乐授课进程规范等。其时间段主要停留在抗战初期，是抗战时期贵州地方政府针对学校音乐教育中的音乐课程内容、课时设置等方面的法令法规。通过刊物公开发行的方式将音乐教育法令法规公布于大众，有利于音乐教育政策的影响范围扩大。在这方面，该刊推动了贵州地区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提高了抗战时期贵州音乐文化水平。

（四）《贵州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

《贵州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创刊于6年，是抗战时期贵州地方政治性刊物。该刊以“阐扬新运意义，灵通新运消息，以促进新运为宗旨，载有该会各种章则条例、文告、会议记录、统计图表”等内容。期刊中关于音乐内容的记载主要有《音乐训练纲要》与《新生活运动歌》（6）等[]。其中《音乐训练纲要》中描述了抗战时期贵州学校音乐课的具体教授形式。即“用听唱法的方式进行教学、侧重唱歌词，并对歌词扼要解释。歌词的情感由教师充分暗示，歌曲的曲调在于重听轻唱”[]。《新生活运动歌》是抗战时期贵州地方政府为培养学生劳动观念和劳动技能而创作推广的歌曲，以此倡议“新生活运动”。通过梳理该刊发表的音乐文本可知，抗战时期贵州的音乐教育重视歌词的掌握，旋律主要强调“多听”，这种方式为贵州抗战歌曲的创作及群众歌咏活动的开展积累了丰富经验。在这种氛围下，贵州地区的群众歌咏的曲目主要表现出了通俗易懂的特点。从推动抗战群众歌咏发展的角度来说，通过教唱通俗易懂的抗战歌曲，也是弥补抗战时期专业音乐资源稀缺的重要手段。（五）《贵州文献汇刊》《贵州文献汇刊》，140年创刊于贵阳，是《贵州文献季刊》的再版，是抗战时期贵州的地方文献刊物。该刊以发表贵州前贤遗稿为宗旨，主要栏目有文录、撰著、词录、遗作、诗录等[11]。该刊中收录的音乐文本主要有年刊发的《遗稿十零（一）：诗类：京师太学石经歌》《雷公山八景歌（并序）》《白木耳歌》与140年刊发的《洞仙歌》《倒崖歌寄覃生》等。其刊发的词曲注重押韵，篇幅较长，歌词多以文言文的形式进行创作，文学性较强，传播广度受限。歌曲的创作素材分别有爱情故事、自然环境描写等。如歌曲《倒崖歌寄覃生》中阐述男女主人公因抗战导致两地分隔，指出战争对百姓生活造成严重的破坏[12]。相同创作方式的歌曲还有《洞仙歌》与《白木耳歌》，歌曲通过对贵州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描写，指出战争等原因对人们生活、生存方式的改变。

三、抗战时期贵州期刊中音乐文本的价值和意义

抗战时期，由于学校、文化人才等大量内迁，贵州的文化事业发展迎来了一个高峰。其中，期刊数量的大幅度增加就是一个显性指标。随着各类期刊的增多，尤其是专业音乐期刊《新歌曲》创刊之后，刊登的音乐文本不断丰富。这些音乐文本通过期刊广泛的传播，推动了抗战音乐的发展。音乐作为抗战中的特殊文化武器，对凝聚贵州各族人民团结抗战，增强抗战必胜信念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梳理、研究抗战时期贵州期刊中的音乐文本，可以进一步全面认识抗战时期贵州的音乐活动。其中有关抗战时期贵州期刊中的音乐文本涉及多个方面：如，有团结各方人士，为抗战胜利凝聚力量的抗战歌曲；有着力进行音乐技能推广，为人民大众提供音乐学习平台，促进贵州地方音乐活动开展，推动贵州音乐理论与音乐实践进步；另外，还有各类特载、专载、业务研究、文艺、通讯、法令等。这些内容为人们呈现出抗战时期贵州音乐文化的多样性，可以为研究者提供不同的研究侧面。抗战时期贵州期刊中的音乐文本在特定环境下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抗战时期，贵州期刊中音乐文本扮演了多种重要角色。第一，促进了贵州地方音乐的融合发展。贵州少数民族音乐资源丰富，不过长期以来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抗战全面爆发后，随着各种人才流向贵州，贵州地方音乐获得了一个快速融合发展的机遇。期刊则为贵州地方音乐融合发展提供了一个平台，通过刊物，对贵州传统音乐有改造、丰富和冲击的作用，创作出抗战时期贵州人民大众性、普及性和革命性，充满战斗精神和鼓舞作用的抗战音乐，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第二，起到了促进音乐教育的作用。前文提到，由于“教材荒”，期刊中的音乐文本内容担负了一定的音乐教材功能，贵州期刊中的音乐内容为贵州民众学习音乐提供素材，为提高贵州民众的音乐素质，促使民族爱国情感形成，起到了特殊的作用；第三，直接推动了贵州抗战音乐活动的开展，起到了抗战宣传的作用，为后期贵州群众演唱的歌咏活动奠定基础。抗战时期，贵州期刊中的音乐文本几乎都和“抗战”相关，既有号召奋起反抗的激昂曲调，又有对家乡沦陷的痛苦回忆及怀念。并且，通过传播独唱、合唱、重唱等不同体裁的歌曲，多层次地推动抗战音乐活动的开展，用音乐的手段，引领民众积极抗战。因此，研究抗战时期贵州期刊中的音乐文本，对抗战时期贵州部分人群的音乐素质的提高、民族爱国情感的升华产生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党的领导下，贵州人民不仅丰富省内期刊种类，同时为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