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费范文10篇

军费范文篇1

一

赋在最初产生时就与军事需要相关。《汉书·食货志》在记述“先王”之制时说：“有赋有税。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赋共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汉书·刑法志》亦曰：“因井田而制军赋。......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可知赋是在土地与工商山林川泽之外的收入，其用途是供应军需。

秦人的赋出现于战国中期。《史记·秦本纪》：“（秦孝公）十四年，初为赋。”《集解》徐广曰：“制贡赋之法也。”《索隐》谯周云：“初为军赋也。”秦孝公十四年（公元前348年），正是商鞅在秦国变法之时。征赋是商鞅的一项变法措施，其主要目的是供应军费，故称此赋为“军赋”。

秦人的赋，开始时大约是以户为单位征收的。商鞅的变法令规定，一户之中，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而不分立门户的，就要加倍征赋：“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1]又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可（何）谓‘匿户’及‘敖童弗傅’？匿户弗繇使，弗令出户赋之谓也。”[2]可见秦人曾有“户赋”。但不清楚当时是否还另有人头税，也无法判定此“户赋”是否为一户之内人头税的集合。我们能够确知的是，到秦始皇时，已经有了人头税。《淮南子·氾论训》：“（秦）发適戍，入刍稿，头会箕赋。”《史记·张耳陈馀列传》：“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百姓疲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睡虎地秦简《金布律》：“官府受钱者，千钱一畚。”“畚”即畚箕，“头会箕赋”和“头会箕敛”即用畚箕按人头敛钱，“以供军费”则说明其目的是用作军费。

秦朝的人头税叫作“口赋”。《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曰：“（秦）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七国考·秦食货》引《咸阳大事记》曰：“秦赋户口，百姓贺死而吊生。故秦谣曰：‘渭水不洗口赋起。’”可知从秦人从很小起就缴纳口赋，其负担之重，到了“百姓贺死而吊生”的地步。秦朝口赋的缴纳数额，史籍中没有记载。当时，“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3]秦始皇长时期大规模地用兵，军费消耗极巨，遂苛敛民赋以供需求。《汉书·食货志》记载：“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往者秦为无道，残贼天下，兴万乘之驾，作阿房之宫，收太半之赋，发闾左之戍。”以上史料均称秦朝“收泰（太）半之赋”，即所征的赋达到了百姓收入的三分之二。这当中或许包括了田租和其他税项，如董仲舒所谓“盐铁之利”，但人头税应是其重要成分。《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末“关东群盗并起”，冯去疾、李斯、冯劫向秦二世进谏：“盗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这表明，赋税沉重乃是导致秦朝动乱以至灭亡的原因之一。二

西汉王朝建立以后，局势趋于稳定，国家财政也发生了变化。《史记·平准书》记载汉初的情况：“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下之经费。”据此，“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是皇帝与王侯的“私奉养”，而民赋则供应“吏禄”与“官用”。《新论·谴非》记载西汉后半期的情况；“汉宣以来，百姓赋钱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吏俸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官吏的俸禄用去民赋的一半，而另一半应是支应“官用”。在汉代，尽管战争与杀伐较秦时已大为减少，但从汉代诸赋的设置、征收和使用情况看，军费在“官用”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

汉代国家军费的来源比秦代要复杂一些，但头绪相对清楚。汉代的赋共有三项，即按人征收的税项——人头税（口赋、算赋）和成年男子的代役金（更赋），以及按户征收的税项——家庭资产税，它们构成了汉代军费的基础，但开征名义与用途各不完全相同。

汉代的人头税，分口钱与算赋两种。口钱是未成年者的人头税。[4]《汉旧仪》：“年七岁以至十四岁出口钱，人二十三。二十钱以食天子，其三钱者，武帝加口钱以补车骑马。”《说文解字》释“赀”：“汉律，民不繇，赀钱二十三。”汉代不足15岁的未成年者不供应徭役，而出口钱（或曰“赀钱”），每人23钱。《汉书·贡禹传》：“（贡禹）以为古民亡赋算口钱，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宜令七岁去齿乃出口钱，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议，令民产子七岁乃出口钱，自此始。”不足15岁的未成年者缴纳23钱口钱的制度始于汉武帝，当时的起征年龄是3岁。到汉元帝时，因贡禹的建议而改为7岁。在这23钱中，20钱是“供养天子”的，另3钱为武帝所加，目的是“补车骑马”。

“车骑马”这一名称屡见于汉史，是指可供驾车和骑驰的军马。《汉书·武帝纪》记载：“（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五月，籍吏民马，补车骑马。”可知“车骑马”是马，而非车与马的连称。《汉书·食货志》记载，晁错曾向汉文帝建议：“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既称“一匹”，又与“武备”相关，自然是指军马。又《史记·平准书》：“于是天子以为山东不赡，赦天下囚，因南方楼船卒十余万人击越，发三河以西骑击西羌，又数万人度河筑令居......车骑马乏绝，县官钱少，买马难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差出牝马天下亭。”因战争而导致“车骑马”短缺，故令封君至三百石吏出牝马给天下亭，也说明“车骑马”就是军马。

汉武帝时期，军马的需要量很大。据《汉书·匈奴传》记载，从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到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曾先后八次进攻匈奴，每次都使用数以万计的马匹。元狩四年之战投入的数量最多：“发十万骑，私负从马凡十四万骑。”军马在战争中急剧消耗。尤其是元狩四年之战，“汉士物故者万数，汉马死者十余万匹。匈奴虽病远去，而汉马亦少，无以复往”。

马匹的惨烈损失，导致了西汉王朝马政的一系列变化。《汉书·武帝纪》记载：“（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天下马少，平牡马匹二十万。”此时正是元狩四年之战后的次年，西汉王朝将天下公马的价格统一为每匹20万钱。马政的变化还包括将马放租收取利息，登记吏民马以备征用[5]等等。增加口钱数额以“补车骑马”的政策，有可能也是在这一时期制定的。尽管口钱所增加的3钱与20万钱马价相比大小悬殊，但这里更为重要的意义或许在于西汉王朝欲通过此举而使全民参与备战。

虽然口钱所增数额不大，但据贡禹所说，由于其起征年龄早，仍是百姓“重困”的原因。故汉元帝用了贡禹的建议，将口钱的起征年龄由3岁改为7岁。这样，缴纳口钱的人数就较先前减少了三分之一。王充《论衡·谢短篇》曰：“七岁头钱二十三。”王充是汉和帝时人，可知这一制度至东汉沿用不改。

三

另一种人头税是算赋。算赋是15—56岁百姓的人头税。《汉书·高帝纪》：“（高帝四年，公元前203年）八月，初为算赋。”注引如淳曰：“《汉仪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赋钱即算赋。这里清楚地指明，赋钱的用途（或主要用途）是供应军械和军马的开支。

在汉代，中央和地方都有储存军事装备的武库。中央的武库设在长安和洛阳两地。《汉书·高帝纪》：“（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二月，至长安。萧何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大仓。”西汉王朝在初建都时就营造武库，将此视为要急。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发生巫蛊之乱，卫太子遣使者“矫制赦长安中都官囚徒，发武库兵”。此即长安武库，大约本由皇帝直接控制，故卫太子“矫制”发之。考古工作者在20世纪70年代曾对长安武库遗址进行发掘。经考察，发现该武库位于未央、长乐两宫之间，东西长700余米，南北宽300余米，总面积为23万平方米，四周有夯土建造的厚达15米的围墙，宛若一座小城。在库房中，存放着刀、剑、矛、戟、镞和铠甲等，大多为铁制品[6]。洛阳武库更是一个大型的军械储备基地，史称“精兵所聚”[7]。王夫人曾向汉武帝请求将其子封到洛阳为王，而武帝以“洛阳有武库、敖仓，当关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来，传不为置王”，予以拒绝[8]。

汉代靠近北边的郡国设有武库。《汉书·成帝纪》：“（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立故河间王弟上郡库令良为王。”注引如淳曰：“《汉官》北边郡库，官之兵器所藏，故置令。”武库令的品秩是六百石[9]，在县长之上，而上郡的库令又是河间王弟，估计该武库规模不小。又《汉书·武五子传》：刘长为燕王旦命令群臣曰：“寡人赖先帝休德，获奉北藩，亲受明诏，职吏事，领库兵，饬武备。”知燕国亦当有武库。

汉代在内地各郡也设武库。据记载，汉武帝时，南阳、楚、齐、燕赵之间，曾有“盗贼”攻城邑，“取库兵”谋反[10]；汉成帝时，颍川铁官徒申屠圣、山阳铁官徒苏令、广汉男子郑躬、陈留男子樊并“盗库兵”谋反[11]；汉平帝时，阳陵任横“盗库兵”谋反[12]；东汉时，因广柔县蛮夷反，蜀郡“发库兵击之。”[13]

近年出土于尹湾汉墓的《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是一部记录汉成帝时期东海郡武库所收藏兵器与军车名目及数量的集簿。该集簿分两部分：“乘舆兵车器”部分登载了58种军械，共114693件；“库兵车”部分登载了182种军械，共23753794件。其中，剑、刀、矛等手执的兵器数量极大，如“剑九万九千九百一”，“刀十五万六千一百卅五”，“矛五万一百七十八”等。除一般兵器外，集簿还登载了各种车具和军车，如“车披具”、“冲车铁鞮”、“冲车”、“战车”、“轻车”、“将军鼓车”、“将军兵车”、“强弩车”、“连弩车”、“武刚连弩车”等。军车的数量也不少，一种名目可达数百辆，如“兵口车六百七十七两”，“轻车三百一乘”等[14]。

军械制作的费用来自算赋。江陵凤凰山汉简提供了一个例证。算赋的征收单位是算，故又称算钱。在江陵凤凰山汉简中，有关于算钱征收情况的实物资料。据考证，这批简牍的年代属西汉文帝末年到汉景帝四年（公元前153年）。其中的4号、5号简，记录了当时市阳、郑里、当利这三个里的定算人数、算钱钱数及算钱名目。在算钱名目中，除“吏奉”、“口钱”、“传送”、“给转费”外，还有一项称作“缮兵”：“（当利里）二月算廿口口口缮兵。”[15]这条简文表明，当利里的纳算钱者在二月份每人出了20多钱用于“缮兵”。缮兵，即缮治武器。但凤凰山汉简中的这种“缮兵”费是用于地方武库还是上缴中央，目前还不清楚。因为从简文所记录的各种算钱名目来看，其去向不一：有的算钱可能用于地方，如“给转费”，有的则可能要上缴中央，如口钱。而要了解“缮兵”费的使用情况，尚嫌材料不足。

中央的武库，经费由大司农供应。汉哀帝时，侍中董贤方贵，“上使中黄门发武库兵，前后十辈，送董贤及上乳母王阿舍。（毋将）隆奏言：‘武库兵器，天下公用，国家武备，缮治造作，皆度大司农钱。大司农钱自乘舆不以给共养，共养劳赐，壹出少府，盖不以本臧给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费，别公私，示正路也。’”[16]“大司农钱”是出自“民力”，而“民力”在这里当指民赋。《汉书·百官公卿表》：“治粟内史，秦官，掌谷货，有两丞。景帝后元年更名大农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农。”《续汉书·百官志》大司农条本注曰：“掌诸钱谷金帛诸货币。郡国四时上月旦见钱谷簿，其逋未毕，各具别之。”大司农所掌“诸钱谷”，主要为诸赋和田租。可知民赋是中央武库经费的来源。

算赋还用来支付官马的费用。前引《汉书·高帝纪》如淳注曰：算赋（赋钱）“为治库兵车马”。如前所述，口钱中用于“补车骑马”的数额并不大，因而官马的费用大概主要是由算赋来提供。汉代的官马可分三类。第一类是皇室和中央官署使用的乘舆厩马，如大厩、未央、家马等官厩中的马匹；第二类是边郡的苑马，由牧师苑管理，分布在北部和西部边境；第三类是各地驿传和亭中的马，如汉武帝时向封君至三百石吏征调的牝马，就交“天下亭”畜养。

汉代官马的数量很多。据《汉仪注》记载，牧师苑的马匹曾多达30万匹。汉元帝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和五年（公元前44年），曾两次赐给宗室有属籍者马匹“一匹至二驷”[17]。“二驷”即8匹。《汉书·平帝纪》载元始五年（公元5年）诏曰：“惟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子孙及兄弟吴顷、楚元之后，汉元至今，十有余万人。”汉平帝元始五年距汉元帝初元时不过50年左右，而“宗室子”为10余万人。据此估计，在汉元帝初元时，宗室有属籍者大概也会有几万人，而这两次赐马的数量则应以万计。

四

汉代按人征收的诸赋还包括成年男子的代役金，即更赋。汉代的成年男子，每年要为官府供应一定的劳役，可以亲身服役，也可以出钱代役。《汉书·昭帝纪》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诏曰：“三年以前逋更赋未入者，皆勿收。”注引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践更，有过更。古者正卒无常人，皆当更迭为之，一月一更，是为卒更也。贫者欲得顾更钱，次直者出钱顾之，月二千，是为践更也。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亦名为更，律所谓徭戍也。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当自戍三日，不可往便还，因便住一岁一更，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官以给戍者，是为过更。”照如淳所说，在内地服役，一月一更，不去者可雇人代役，工钱是2000钱；去边境做戍卒，每年3日，不去者须缴纳300钱给官府，由官府发给戍者。由于大多数人并不亲身赴边，而是缴纳300钱的代役金，这笔代役金就成了一种赋税，称“过更”，又称“更赋”。

“戍边三日”有可能是源于古制。《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曰：“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董说应是指周朝或是更早的时代曾经出现过的制度。古时百姓役轻，活动范围小，故有三日之制存在的可能。到了后世，这种役制已不能再实行，遂蜕变为一种税制。

征收更赋的记载，最早见于前引《汉书·昭帝纪》载元凤四年诏。是年为汉昭帝即位后的第十年，因“帝加元服”（举行冠礼），故免收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以前拖欠的更赋，以示恩恤。由此可知，在元凤三年以前已有更赋。

更赋应是在边境和平而少戍卒的形势下出现的。西汉的边事，大致可以汉武帝晚年为分界，此前纷繁，此后转为消歇，戍卒的数量在此前后有很大的变化。据《汉书·食货志》记载，从汉武帝元狩末到天汉初的近20年间，戍卒的人数持续增加，在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时曾经超过60万人。但汉武帝在晚年改变了态度。他轮台之诏，“深陈既往之悔”，改行思富养民的政策，“由是不复出军”[18]。

到汉宣帝时，戍卒的数量已相当少了。《汉书·赵充国传》记载，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赵充国上汉宣帝书曰：“窃见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数千人，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汉书·宣帝纪》记载：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以边塞亡寇，减戍卒什二。”在汉宣帝神爵年间，北方的边境线上仅有戍卒数千人，到五凤年间又削减了20%。又《汉书·匈奴传》记载：汉元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夏侯藩谓匈奴单于曰：“窃见匈奴斗入汉地，直张掖郡，汉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数百人寒苦，候望久劳。”其时张掖郡三都尉仅有士卒数百人。可知在西汉的后半期，戍卒的数量是不多的。

不去服戍边之役的成年男子缴纳代役金。由于自汉武帝晚年起戍卒的数量开始减少，故更赋有可能是在汉武帝晚年出现，或是从那时起逐步定型的。汉昭帝以后，关于“更赋”、“过更”的记载开始在文献中零星出现。如《汉书·翟方进传》：翟方进向汉成帝“奏请一切增赋，税城郭堧及园田，过更，算马牛羊，增益盐铁”。注引张晏曰：“‘一切’，权时也。”此处的“过更”即更赋，但未知所谓“增赋”是增加“过更”等的征收数额还是临时增置这些税项。又《汉书·王莽传》：“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罷癃咸出。”这条材料表明，至少在西汉末年，征收更赋已是常制，而且“罷癃”——废疾之人也不能免，可知其征收范围不小。

到了东汉，文献中有关更赋的记载显著增多。以《后汉书》帝纪中的记载为例：中元二年（公元57年），汉明帝因羌人在陇西造反，发天水三千人，“复是岁更赋”。永平五年（公元62年），因元氏县为明帝生地，“复元氏县田租、更赋六岁”。汉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年），优恤流民还归者，“复一岁田祖、更赋”。永元九年（公元97年），诏曰：“今年秋稼为蝗虫所伤，皆无收租、更、刍稿。”汉安帝永初四年（公元110年），“诏以三辅比遭寇乱，人庶流冗，除三年逋租、过更，口筭、刍稿”。元初元年（公元114年），“诏除三辅三岁田租、更赋、口筭”。汉顺帝永建五年（公元130年），“诏郡国贫人被灾者，勿收责今年过更”。阳嘉元年（公元132年），“禀冀州尤贫民，勿收今年更、租、口赋”。永和四年（公元139年），太原郡旱灾，“遣光禄大夫案行禀贷，除更赋”。汉桓帝永寿元年（公元155年），“诏太山、琅邪遇贼者，勿收租、赋，复更、筭三年”。以上史料提到的“更赋”、“过更”、“更”，应是同一种赋税。尽管更赋有时也被称作“过更”或“更”，但它并不是徭役的名称，而是与田租、口筭（算）、刍稿等并列的赋税项目，故免征时不仅可曰“复”、曰“除”，亦曰“勿收”、“勿收责”。

更赋被用来支付戍边的费用。《汉书·卜式传》记载：“河南上富人助贫民者，上识卜式姓名......乃赐式外徭四百人。”注引苏林曰：“外徭，谓戍边也。一人出三百钱，谓之过更。”外徭即戍边，“赐式外徭四百人”，就是把四百人一年的更赋钱赏赐给卜式。《汉书·元帝纪》：“（永光三年，公元前41年）以用度不足，民多复除，无以给中外徭役。”“复除”，即免除赋税或徭役；“中外徭役”，指内地之役和戍边之役。复除者多，则役夫少、更赋少，导致了外徭供应的短缺。

如前所述，300钱是戍边3日的代役金，3日300钱，则1日100钱。汉代戍边的役期一般是一年。《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高后五年，公元前183年）令戍卒岁更。”役夫前往边地做戍卒，若一岁而更，扣除自已应尽的戍边义务外，为他人代役300多日，应得30000钱左右。据居延汉简记载，汉代戍卒的口粮、部分衣装乃至家属的口粮都是由官府供应的，因此官府大概不会将代役金如数发给戍卒。《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元年，公元58年）募士卒戍陇右，赐钱人三万。”被招募的戍边士卒赐钱三万，则服役的戍卒所得的代役金有可能要低于此数。

在居汉延简中，有不少关于“赋钱”收支的记载。例如：

“未得四月尽六月秋三月奉用钱千八百已得赋钱千八百。”（82·332）

“出赋钱二千七百给令史三人七月积三月奉。”（104·35）

“出赋钱八万一百给佐史八十九人十月奉。”（161·5）

“金曹调库赋钱万四千三…。”（139·28）[19]

以上简文中所提到的“赋钱”，有可能是指更赋，或主要是指更赋。

五

汉代供应军费的诸赋，在按人征收的项目之外，还有按户征收的项目。据文献记载，汉代曾有军赋。《汉书·惠帝纪》载汉惠帝诏曰：“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及故吏尝佩将军、都尉印将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给军赋，他无有所与。”从“家唯给军赋”来看，军赋为当时的一种赋税项目，可能是按户缴纳的。其征收面颇广，即使是通常享有复免赋役特权的人（现任六百石以上官吏与家人同居者，原将军、都尉及二千石官等），也要缴纳。“军赋”，顾名思义，是专门用作军费的赋税。“军赋”在汉代史料中仅此一见，其税额及征收情况不详。

西汉宣帝时，西羌反叛，朝廷发兵征讨。左冯翊萧望之、少府李彊、京兆尹张敞等人曾就如何解决军费的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由他们的争论可知：汉代的战争，通常以“户赋口敛”的方式来解决军费，这既是“古之通义，百姓莫以为非”，也是“常人之所守”；汉代有专为“军旅卒暴”而设的《金布令甲》，这条法令规定，当边郡发生战事时，“令天下共给其费”[20]。云梦睡虎地秦简中有《金布律》，是关于货币、财物的法律，汉代的《金布令甲》可能与之有某种相承的关系。关于《金布令甲》，颜师古注：“金布者，篇名也。其上有府库金钱布帛之事，因以名篇。令甲者，其篇甲乙之次。”《金布令甲》中所谓“令天下共给其费”，应即萧望之等人所说的“户赋口敛”。“口敛”，是征收人头税，当指算钱、口钱，相似于秦代的“头会箕敛，以供军费”。“户赋”则是按户征赋，与“口敛”一样，也是为了军事目的，故此“户赋”有可能是指征收军赋，或与之性质类似的赋税。

从文献记载来看，汉代按资产征收的赋税同军费有着明显的联系。例如，《盐铁论·击之》：武帝时，“保胡越，通四夷，费用不足。于是兴利害，算车舡，以訾助边，赎罪告缗，与人以患矣”。“訾”同“赀”，即资财。“以訾助边”，就是根据资财补助边用。《盐铁论·未通》：“往者军阵数起，用度不足，以訾征赋，常取给见民。”更明说“以訾征赋”即根据资产征赋，以补充因“军阵数起”而导致的“用度不足”。又《汉书·王莽传》记载，天凤三年（公元16年），平蛮将军击句町，“赋敛民财什取五”。天凤六年（公元19年），“匈奴寇边甚......一切税天下吏民，訾三十取一”。以上数条都是征收资产税的例子，而这些资产税的用途都是军费。

资产税的税率，汉初是每万钱出1算，1算为127钱。《汉书·景帝纪》载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诏令：“訾算四得宦。”注引服虔曰：“訾万钱，算百二十七也。”编户齐民的资产包括田、宅、车、牲畜和奴婢等，但有时日常生活用品也被计为家资。《后汉书·和帝纪》载永元五年（公元93年）诏曰：“往者郡国上贫民，以衣履釜为赀，而豪右得其饶利。”可知有些地方官吏在征收资产税时是相当苛刻的。

按家资出税，其征收单位自然是户。资产税是我们目前所能了解到的汉代唯一一种按户征收的税项，但未知其当时有无专名。从“以訾征赋”的记载来看，资产税是一种赋，或可暂且称之为“资赋”。它是萧望之等人所谓“户赋口敛”中的那种按户征收的赋，或许也就是汉惠帝诏书中所谓“军赋”。从《金布令甲》是为“军旅卒暴”而设，从张敞反对萧望之等人“户赋口敛”的主张，认为是“烦扰良民，横兴赋敛”和所谓“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余年，百姓犹不加赋，而军用给”的说法[21]来看，这种为军费需要而征收的资赋在汉代（至少在西汉）大概不是一种常赋。

到了东汉，情况发生变化。《三国志·曹洪传》注引《魏略》：“初，太祖为司空时，以己率下，每岁发调，使本县平赀。于时谯令平洪赀财与公家等，太祖曰：‘我家赀那得如子廉耶！’”这条材料表明，东汉末年有“每岁发调”的家庭资产税。

以上是汉代军费的三个主要来源。当战争规模巨大或是旷日持久的时候，这三个来源就不足用了。汉政权还要采取其他敛财措施来加以补充。

六

张敞称汉武帝用兵三十多年，“百姓犹不加赋，而军用给”，那么汉武帝是如何解决其军费问题的？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武帝时，桑弘羊推行均输法，“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又《史记·平准书》记载：汉武帝置初郡十七，“而初郡时时小反，杀吏。汉发南方吏卒往诛之，间岁万余人，费皆仰给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赡之。然兵所过，县为以訾给，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赋法矣。”《史记》《集解》徐广曰：“‘擅’，一作‘经’。经，常也。惟取用足耳，不暇顾经常法则也。”知“擅赋法”亦作“经赋法”。“以訾给”，应是资产税，其不入“经赋法”，似乎也说明它不是常赋。以上史料表明，汉武帝时的军费，除以大农所藏供应外，是靠均输、盐铁“助赋”和地方上“以訾给”来补充的。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武帝时期的军费来源还包括以下几方面：其一，募民捐献。“又兴十余万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钜万，府库并虚。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入羊为郎，始于此”。其二，准许以钱买爵及赎罪。“卫青比岁十余万众击胡，斩捕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而汉军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转漕之费不与焉。于是大司农陈臧钱经用，赋税既竭，不足以奉战士。有司请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请置赏官，名曰武功爵。级十七万，凡直三十余万金”。其三，动用帝室财富。“天子为伐胡，盛养马，马之往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掌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而胡降者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县官不给，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出御府禁臧以澹之”。此外，汉武帝还改革币制，禁止郡国铸钱，并颁布算缗、告缗令，向商人征收重税及没收违法商人的财产等。通过这些措施，西汉政权聚敛了大量的财富。

在东汉时期，朝廷往往采取向王侯、富民借贷和削减官俸的方法来补充军费。在对羌人的战争中，东汉政府耗费极大。据《后汉书·段熲传》记载：“永初中，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亿。永和之末，复经七年，用八十余亿。”为了解决财政匮乏，汉顺帝时，永和六年（公元141年）正月，“诏贷王、侯国租一岁”。七月，“诏假民有赀者户钱一千”。汉安二年（公元143年），“减百官奉……又贷王、侯国租一岁”[22]。汉桓帝时，延熹四年（公元161年），“零吾羌与先零羌诸种并叛，寇三辅……减公卿以下奉，王侯半租。占卖关内候、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除向王侯索借半租，还削减官俸、占卖爵和武职。延熹五年（公元162年），“武陵蛮叛，寇江陵……假公卿以下奉。又换王租以助军粮，出濯龙中藏钱以还之”。[23]除索借官俸，还动用帝室财富向王侯换租。又《后汉书·宦者传》：“延熹中，连岁征伐，府帑空虚，乃假百官奉禄，王侯租税。”《后汉书·冯鲲传》曰：（延熹五年，公元162年）“时天下饥馑，帑藏虚尽，每出征伐，常减公卿奉禄，假王侯租赋。”这两处记载称“假”王侯“租税”和“租赋”，可知索借的大约不仅是粮食，也包括钱。综上述，汉代的诸赋，从其设置、征收到使用，都与国家的军费需求相关。其中，人头税——算赋及部分口钱，用于军械与军马的开支，供应军事装备；代役金——更赋，用于边塞和戍卒，供应边防；资产税——资赋，在战争爆发时供应战争的费用。几乎可以这样说，在两汉时期，国家军费开销的主要部分，都是由按人、户征收的诸赋来供应的。这一事实不仅说明了此项开销的巨大，也说明了当时的统治者对于政权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视。同时，它显示出这样一种观念：军事是全天下的要务，须由全天下的民力来共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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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记》卷68《商君列传》。

[2]《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以下所引睡虎地秦简简文，均出此书。

[3]《史记》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

[4]这里说的是汉武帝以后的情况。在汉武帝以前，口钱似为算赋的一个名目，由成年人缴纳。参看江陵凤凰山汉简4号简（《文物》1974年第7期）及《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林甘泉主编，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笔者所撰之第15章《赋税》。

[5]《汉书》卷6《武帝纪》，卷24《食货志》。

[6]《考古》1978年第4期。

[7]《汉书》卷74《魏相传》。

[8]《史记》卷126《滑稽列传》。

[9]《续汉书》《百官志》。

[10]《史记》卷122《酷吏列传》。

[11]《汉书》卷10《成帝记》，卷26《天文志》。

[12]《汉书》卷12《平帝记》。

[13]《后汉书》卷82《方术列传》。

[14]《文物》1996年第8期。

[15]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第7期。

[16]《汉书》卷77《毋将隆传》。

[17]《汉书》卷9《元帝纪》。

[18]《汉书》卷96《西域传》。

[19]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20][21]《汉书》卷78《萧望之传》。

军费范文篇2

一

赋在最初产生时就与军事需要相关。《汉书·食货志》在记述“先王”之制时说：“有赋有税。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赋共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汉书·刑法志》亦曰：“因井田而制军赋。......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可知赋是在土地与工商山林川泽之外的收入，其用途是供应军需。

秦人的赋出现于战国中期。《史记·秦本纪》：“（秦孝公）十四年，初为赋。”《集解》徐广曰：“制贡赋之法也。”《索隐》谯周云：“初为军赋也。”秦孝公十四年（公元前348年），正是商鞅在秦国变法之时。征赋是商鞅的一项变法措施，其主要目的是供应军费，故称此赋为“军赋”。

秦人的赋，开始时大约是以户为单位征收的。商鞅的变法令规定，一户之中，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而不分立门户的，就要加倍征赋：“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1]又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可（何）谓‘匿户’及‘敖童弗傅’？匿户弗繇使，弗令出户赋之谓也。”[2]可见秦人曾有“户赋”。但不清楚当时是否还另有人头税，也无法判定此“户赋”是否为一户之内人头税的集合。我们能够确知的是，到秦始皇时，已经有了人头税。《淮南子·氾论训》：“（秦）发適戍，入刍稿，头会箕赋。”《史记·张耳陈馀列传》：“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百姓疲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睡虎地秦简《金布律》：“官府受钱者，千钱一畚。”“畚”即畚箕，“头会箕赋”和“头会箕敛”即用畚箕按人头敛钱，“以供军费”则说明其目的是用作军费。

秦朝的人头税叫作“口赋”。《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曰：“（秦）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七国考·秦食货》引《咸阳大事记》曰：“秦赋户口，百姓贺死而吊生。故秦谣曰：‘渭水不洗口赋起。’”可知从秦人从很小起就缴纳口赋，其负担之重，到了“百姓贺死而吊生”的地步。秦朝口赋的缴纳数额，史籍中没有记载。当时，“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3]秦始皇长时期大规模地用兵，军费消耗极巨，遂苛敛民赋以供需求。《汉书·食货志》记载：“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往者秦为无道，残贼天下，兴万乘之驾，作阿房之宫，收太半之赋，发闾左之戍。”以上史料均称秦朝“收泰（太）半之赋”，即所征的赋达到了百姓收入的三分之二。这当中或许包括了田租和其他税项，如董仲舒所谓“盐铁之利”，但人头税应是其重要成分。《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末“关东群盗并起”，冯去疾、李斯、冯劫向秦二世进谏：“盗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这表明，赋税沉重乃是导致秦朝动乱以至灭亡的原因之一。二

西汉王朝建立以后，局势趋于稳定，国家财政也发生了变化。《史记·平准书》记载汉初的情况：“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下之经费。”据此，“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是皇帝与王侯的“私奉养”，而民赋则供应“吏禄”与“官用”。《新论·谴非》记载西汉后半期的情况；“汉宣以来，百姓赋钱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吏俸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官吏的俸禄用去民赋的一半，而另一半应是支应“官用”。在汉代，尽管战争与杀伐较秦时已大为减少，但从汉代诸赋的设置、征收和使用情况看，军费在“官用”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

汉代国家军费的来源比秦代要复杂一些，但头绪相对清楚。汉代的赋共有三项，即按人征收的税项——人头税（口赋、算赋）和成年男子的代役金（更赋），以及按户征收的税项——家庭资产税，它们构成了汉代军费的基础，但开征名义与用途各不完全相同。

汉代的人头税，分口钱与算赋两种。口钱是未成年者的人头税。[4]《汉旧仪》：“年七岁以至十四岁出口钱，人二十三。二十钱以食天子，其三钱者，武帝加口钱以补车骑马。”《说文解字》释“赀”：“汉律，民不繇，赀钱二十三。”汉代不足15岁的未成年者不供应徭役，而出口钱（或曰“赀钱”），每人23钱。《汉书·贡禹传》：“（贡禹）以为古民亡赋算口钱，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宜令七岁去齿乃出口钱，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议，令民产子七岁乃出口钱，自此始。”不足15岁的未成年者缴纳23钱口钱的制度始于汉武帝，当时的起征年龄是3岁。到汉元帝时，因贡禹的建议而改为7岁。在这23钱中，20钱是“供养天子”的，另3钱为武帝所加，目的是“补车骑马”。

“车骑马”这一名称屡见于汉史，是指可供驾车和骑驰的军马。《汉书·武帝纪》记载：“（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五月，籍吏民马，补车骑马。”可知“车骑马”是马，而非车与马的连称。《汉书·食货志》记载，晁错曾向汉文帝建议：“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既称“一匹”，又与“武备”相关，自然是指军马。又《史记·平准书》：“于是天子以为山东不赡，赦天下囚，因南方楼船卒十余万人击越，发三河以西骑击西羌，又数万人度河筑令居......车骑马乏绝，县官钱少，买马难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差出牝马天下亭。”因战争而导致“车骑马”短缺，故令封君至三百石吏出牝马给天下亭，也说明“车骑马”就是军马。

汉武帝时期，军马的需要量很大。据《汉书·匈奴传》记载，从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到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曾先后八次进攻匈奴，每次都使用数以万计的马匹。元狩四年之战投入的数量最多：“发十万骑，私负从马凡十四万骑。”军马在战争中急剧消耗。尤其是元狩四年之战，“汉士物故者万数，汉马死者十余万匹。匈奴虽病远去，而汉马亦少，无以复往”。

马匹的惨烈损失，导致了西汉王朝马政的一系列变化。《汉书·武帝纪》记载：“（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天下马少，平牡马匹二十万。”此时正是元狩四年之战后的次年，西汉王朝将天下公马的价格统一为每匹20万钱。马政的变化还包括将马放租收取利息，登记吏民马以备征用[5]等等。增加口钱数额以“补车骑马”的政策，有可能也是在这一时期制定的。尽管口钱所增加的3钱与20万钱马价相比大小悬殊，但这里更为重要的意义或许在于西汉王朝欲通过此举而使全民参与备战。

虽然口钱所增数额不大，但据贡禹所说，由于其起征年龄早，仍是百姓“重困”的原因。故汉元帝用了贡禹的建议，将口钱的起征年龄由3岁改为7岁。这样，缴纳口钱的人数就较先前减少了三分之一。王充《论衡·谢短篇》曰：“七岁头钱二十三。”王充是汉和帝时人，可知这一制度至东汉沿用不改。

三

另一种人头税是算赋。算赋是15—56岁百姓的人头税。《汉书·高帝纪》：“（高帝四年，公元前203年）八月，初为算赋。”注引如淳曰：“《汉仪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赋钱即算赋。这里清楚地指明，赋钱的用途（或主要用途）是供应军械和军马的开支。

在汉代，中央和地方都有储存军事装备的武库。中央的武库设在长安和洛阳两地。《汉书·高帝纪》：“（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二月，至长安。萧何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大仓。”西汉王朝在初建都时就营造武库，将此视为要急。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发生巫蛊之乱，卫太子遣使者“矫制赦长安中都官囚徒，发武库兵”。此即长安武库，大约本由皇帝直接控制，故卫太子“矫制”发之。考古工作者在20世纪70年代曾对长安武库遗址进行发掘。经考察，发现该武库位于未央、长乐两宫之间，东西长700余米，南北宽300余米，总面积为23万平方米，四周有夯土建造的厚达15米的围墙，宛若一座小城。在库房中，存放着刀、剑、矛、戟、镞和铠甲等，大多为铁制品[6]。洛阳武库更是一个大型的军械储备基地，史称“精兵所聚”[7]。王夫人曾向汉武帝请求将其子封到洛阳为王，而武帝以“洛阳有武库、敖仓，当关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来，传不为置王”，予以拒绝[8]。

汉代靠近北边的郡国设有武库。《汉书·成帝纪》：“（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立故河间王弟上郡库令良为王。”注引如淳曰：“《汉官》北边郡库，官之兵器所藏，故置令。”武库令的品秩是六百石[9]，在县长之上，而上郡的库令又是河间王弟，估计该武库规模不小。又《汉书·武五子传》：刘长为燕王旦命令群臣曰：“寡人赖先帝休德，获奉北藩，亲受明诏，职吏事，领库兵，饬武备。”知燕国亦当有武库。

汉代在内地各郡也设武库。据记载，汉武帝时，南阳、楚、齐、燕赵之间，曾有“盗贼”攻城邑，“取库兵”谋反[10]；汉成帝时，颍川铁官徒申屠圣、山阳铁官徒苏令、广汉男子郑躬、陈留男子樊并“盗库兵”谋反[11]；汉平帝时，阳陵任横“盗库兵”谋反[12]；东汉时，因广柔县蛮夷反，蜀郡“发库兵击之。”[13]

近年出土于尹湾汉墓的《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是一部记录汉成帝时期东海郡武库所收藏兵器与军车名目及数量的集簿。该集簿分两部分：“乘舆兵车器”部分登载了58种军械，共114693件；“库兵车”部分登载了182种军械，共23753794件。其中，剑、刀、矛等手执的兵器数量极大，如“剑九万九千九百一”，“刀十五万六千一百卅五”，“矛五万一百七十八”等。除一般兵器外，集簿还登载了各种车具和军车，如“车披具”、“冲车铁鞮”、“冲车”、“战车”、“轻车”、“将军鼓车”、“将军兵车”、“强弩车”、“连弩车”、“武刚连弩车”等。军车的数量也不少，一种名目可达数百辆，如“兵口车六百七十七两”，“轻车三百一乘”等[14]。

军械制作的费用来自算赋。江陵凤凰山汉简提供了一个例证。算赋的征收单位是算，故又称算钱。在江陵凤凰山汉简中，有关于算钱征收情况的实物资料。据考证，这批简牍的年代属西汉文帝末年到汉景帝四年（公元前153年）。其中的4号、5号简，记录了当时市阳、郑里、当利这三个里的定算人数、算钱钱数及算钱名目。在算钱名目中，除“吏奉”、“口钱”、“传送”、“给转费”外，还有一项称作“缮兵”：“（当利里）二月算廿口口口缮兵。”[15]这条简文表明，当利里的纳算钱者在二月份每人出了20多钱用于“缮兵”。缮兵，即缮治武器。但凤凰山汉简中的这种“缮兵”费是用于地方武库还是上缴中央，目前还不清楚。因为从简文所记录的各种算钱名目来看，其去向不一：有的算钱可能用于地方，如“给转费”，有的则可能要上缴中央，如口钱。而要了解“缮兵”费的使用情况，尚嫌材料不足。

中央的武库，经费由大司农供应。汉哀帝时，侍中董贤方贵，“上使中黄门发武库兵，前后十辈，送董贤及上乳母王阿舍。（毋将）隆奏言：‘武库兵器，天下公用，国家武备，缮治造作，皆度大司农钱。大司农钱自乘舆不以给共养，共养劳赐，壹出少府，盖不以本臧给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费，别公私，示正路也。’”[16]“大司农钱”是出自“民力”，而“民力”在这里当指民赋。《汉书·百官公卿表》：“治粟内史，秦官，掌谷货，有两丞。景帝后元年更名大农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农。”《续汉书·百官志》大司农条本注曰：“掌诸钱谷金帛诸货币。郡国四时上月旦见钱谷簿，其逋未毕，各具别之。”大司农所掌“诸钱谷”，主要为诸赋和田租。可知民赋是中央武库经费的来源。

算赋还用来支付官马的费用。前引《汉书·高帝纪》如淳注曰：算赋（赋钱）“为治库兵车马”。如前所述，口钱中用于“补车骑马”的数额并不大，因而官马的费用大概主要是由算赋来提供。汉代的官马可分三类。第一类是皇室和中央官署使用的乘舆厩马，如大厩、未央、家马等官厩中的马匹；第二类是边郡的苑马，由牧师苑管理，分布在北部和西部边境；第三类是各地驿传和亭中的马，如汉武帝时向封君至三百石吏征调的牝马，就交“天下亭”畜养。

汉代官马的数量很多。据《汉仪注》记载，牧师苑的马匹曾多达30万匹。汉元帝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和五年（公元前44年），曾两次赐给宗室有属籍者马匹“一匹至二驷”[17]。“二驷”即8匹。《汉书·平帝纪》载元始五年（公元5年）诏曰：“惟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子孙及兄弟吴顷、楚元之后，汉元至今，十有余万人。”汉平帝元始五年距汉元帝初元时不过50年左右，而“宗室子”为10余万人。据此估计，在汉元帝初元时，宗室有属籍者大概也会有几万人，而这两次赐马的数量则应以万计。

四

汉代按人征收的诸赋还包括成年男子的代役金，即更赋。汉代的成年男子，每年要为官府供应一定的劳役，可以亲身服役，也可以出钱代役。《汉书·昭帝纪》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诏曰：“三年以前逋更赋未入者，皆勿收。”注引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践更，有过更。古者正卒无常人，皆当更迭为之，一月一更，是为卒更也。贫者欲得顾更钱，次直者出钱顾之，月二千，是为践更也。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亦名为更，律所谓徭戍也。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当自戍三日，不可往便还，因便住一岁一更，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官以给戍者，是为过更。”照如淳所说，在内地服役，一月一更，不去者可雇人代役，工钱是2000钱；去边境做戍卒，每年3日，不去者须缴纳300钱给官府，由官府发给戍者。由于大多数人并不亲身赴边，而是缴纳300钱的代役金，这笔代役金就成了一种赋税，称“过更”，又称“更赋”。

“戍边三日”有可能是源于古制。《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曰：“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董说应是指周朝或是更早的时代曾经出现过的制度。古时百姓役轻，活动范围小，故有三日之制存在的可能。到了后世，这种役制已不能再实行，遂蜕变为一种税制。

征收更赋的记载，最早见于前引《汉书·昭帝纪》载元凤四年诏。是年为汉昭帝即位后的第十年，因“帝加元服”（举行冠礼），故免收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以前拖欠的更赋，以示恩恤。由此可知，在元凤三年以前已有更赋。

更赋应是在边境和平而少戍卒的形势下出现的。西汉的边事，大致可以汉武帝晚年为分界，此前纷繁，此后转为消歇，戍卒的数量在此前后有很大的变化。据《汉书·食货志》记载，从汉武帝元狩末到天汉初的近20年间，戍卒的人数持续增加，在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时曾经超过60万人。但汉武帝在晚年改变了态度。他轮台之诏，“深陈既往之悔”，改行思富养民的政策，“由是不复出军”[18]。

到汉宣帝时，戍卒的数量已相当少了。《汉书·赵充国传》记载，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赵充国上汉宣帝书曰：“窃见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数千人，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汉书·宣帝纪》记载：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以边塞亡寇，减戍卒什二。”在汉宣帝神爵年间，北方的边境线上仅有戍卒数千人，到五凤年间又削减了20%。又《汉书·匈奴传》记载：汉元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夏侯藩谓匈奴单于曰：“窃见匈奴斗入汉地，直张掖郡，汉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数百人寒苦，候望久劳。”其时张掖郡三都尉仅有士卒数百人。可知在西汉的后半期，戍卒的数量是不多的。

不去服戍边之役的成年男子缴纳代役金。由于自汉武帝晚年起戍卒的数量开始减少，故更赋有可能是在汉武帝晚年出现，或是从那时起逐步定型的。汉昭帝以后，关于“更赋”、“过更”的记载开始在文献中零星出现。如《汉书·翟方进传》：翟方进向汉成帝“奏请一切增赋，税城郭堧及园田，过更，算马牛羊，增益盐铁”。注引张晏曰：“‘一切’，权时也。”此处的“过更”即更赋，但未知所谓“增赋”是增加“过更”等的征收数额还是临时增置这些税项。又《汉书·王莽传》：“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罷癃咸出。”这条材料表明，至少在西汉末年，征收更赋已是常制，而且“罷癃”——废疾之人也不能免，可知其征收范围不小。

到了东汉，文献中有关更赋的记载显著增多。以《后汉书》帝纪中的记载为例：中元二年（公元57年），汉明帝因羌人在陇西造反，发天水三千人，“复是岁更赋”。永平五年（公元62年），因元氏县为明帝生地，“复元氏县田租、更赋六岁”。汉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年），优恤流民还归者，“复一岁田祖、更赋”。永元九年（公元97年），诏曰：“今年秋稼为蝗虫所伤，皆无收租、更、刍稿。”汉安帝永初四年（公元110年），“诏以三辅比遭寇乱，人庶流冗，除三年逋租、过更，口筭、刍稿”。元初元年（公元114年），“诏除三辅三岁田租、更赋、口筭”。汉顺帝永建五年（公元130年），“诏郡国贫人被灾者，勿收责今年过更”。阳嘉元年（公元132年），“禀冀州尤贫民，勿收今年更、租、口赋”。永和四年（公元139年），太原郡旱灾，“遣光禄大夫案行禀贷，除更赋”。汉桓帝永寿元年（公元155年），“诏太山、琅邪遇贼者，勿收租、赋，复更、筭三年”。以上史料提到的“更赋”、“过更”、“更”，应是同一种赋税。尽管更赋有时也被称作“过更”或“更”，但它并不是徭役的名称，而是与田租、口筭（算）、刍稿等并列的赋税项目，故免征时不仅可曰“复”、曰“除”，亦曰“勿收”、“勿收责”。

更赋被用来支付戍边的费用。《汉书·卜式传》记载：“河南上富人助贫民者，上识卜式姓名......乃赐式外徭四百人。”注引苏林曰：“外徭，谓戍边也。一人出三百钱，谓之过更。”外徭即戍边，“赐式外徭四百人”，就是把四百人一年的更赋钱赏赐给卜式。《汉书·元帝纪》：“（永光三年，公元前41年）以用度不足，民多复除，无以给中外徭役。”“复除”，即免除赋税或徭役；“中外徭役”，指内地之役和戍边之役。复除者多，则役夫少、更赋少，导致了外徭供应的短缺。

如前所述，300钱是戍边3日的代役金，3日300钱，则1日100钱。汉代戍边的役期一般是一年。《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高后五年，公元前183年）令戍卒岁更。”役夫前往边地做戍卒，若一岁而更，扣除自已应尽的戍边义务外，为他人代役300多日，应得30000钱左右。据居延汉简记载，汉代戍卒的口粮、部分衣装乃至家属的口粮都是由官府供应的，因此官府大概不会将代役金如数发给戍卒。《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元年，公元58年）募士卒戍陇右，赐钱人三万。”被招募的戍边士卒赐钱三万，则服役的戍卒所得的代役金有可能要低于此数。

在居汉延简中，有不少关于“赋钱”收支的记载。例如：

“未得四月尽六月秋三月奉用钱千八百已得赋钱千八百。”（82·332）

“出赋钱二千七百给令史三人七月积三月奉。”（104·35）

“出赋钱八万一百给佐史八十九人十月奉。”（161·5）

“金曹调库赋钱万四千三…。”（139·28）[19]

以上简文中所提到的“赋钱”，有可能是指更赋，或主要是指更赋。

五

汉代供应军费的诸赋，在按人征收的项目之外，还有按户征收的项目。据文献记载，汉代曾有军赋。《汉书·惠帝纪》载汉惠帝诏曰：“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及故吏尝佩将军、都尉印将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给军赋，他无有所与。”从“家唯给军赋”来看，军赋为当时的一种赋税项目，可能是按户缴纳的。其征收面颇广，即使是通常享有复免赋役特权的人（现任六百石以上官吏与家人同居者，原将军、都尉及二千石官等），也要缴纳。“军赋”，顾名思义，是专门用作军费的赋税。“军赋”在汉代史料中仅此一见，其税额及征收情况不详。

西汉宣帝时，西羌反叛，朝廷发兵征讨。左冯翊萧望之、少府李彊、京兆尹张敞等人曾就如何解决军费的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由他们的争论可知：汉代的战争，通常以“户赋口敛”的方式来解决军费，这既是“古之通义，百姓莫以为非”，也是“常人之所守”；汉代有专为“军旅卒暴”而设的《金布令甲》，这条法令规定，当边郡发生战事时，“令天下共给其费”[20]。云梦睡虎地秦简中有《金布律》，是关于货币、财物的法律，汉代的《金布令甲》可能与之有某种相承的关系。关于《金布令甲》，颜师古注：“金布者，篇名也。其上有府库金钱布帛之事，因以名篇。令甲者，其篇甲乙之次。”《金布令甲》中所谓“令天下共给其费”，应即萧望之等人所说的“户赋口敛”。“口敛”，是征收人头税，当指算钱、口钱，相似于秦代的“头会箕敛，以供军费”。“户赋”则是按户征赋，与“口敛”一样，也是为了军事目的，故此“户赋”有可能是指征收军赋，或与之性质类似的赋税。

从文献记载来看，汉代按资产征收的赋税同军费有着明显的联系。例如，《盐铁论·击之》：武帝时，“保胡越，通四夷，费用不足。于是兴利害，算车舡，以訾助边，赎罪告缗，与人以患矣”。“訾”同“赀”，即资财。“以訾助边”，就是根据资财补助边用。《盐铁论·未通》：“往者军阵数起，用度不足，以訾征赋，常取给见民。”更明说“以訾征赋”即根据资产征赋，以补充因“军阵数起”而导致的“用度不足”。又《汉书·王莽传》记载，天凤三年（公元16年），平蛮将军击句町，“赋敛民财什取五”。天凤六年（公元19年），“匈奴寇边甚......一切税天下吏民，訾三十取一”。以上数条都是征收资产税的例子，而这些资产税的用途都是军费。

资产税的税率，汉初是每万钱出1算，1算为127钱。《汉书·景帝纪》载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诏令：“訾算四得宦。”注引服虔曰：“訾万钱，算百二十七也。”编户齐民的资产包括田、宅、车、牲畜和奴婢等，但有时日常生活用品也被计为家资。《后汉书·和帝纪》载永元五年（公元93年）诏曰：“往者郡国上贫民，以衣履釜为赀，而豪右得其饶利。”可知有些地方官吏在征收资产税时是相当苛刻的。

按家资出税，其征收单位自然是户。资产税是我们目前所能了解到的汉代唯一一种按户征收的税项，但未知其当时有无专名。从“以訾征赋”的记载来看，资产税是一种赋，或可暂且称之为“资赋”。它是萧望之等人所谓“户赋口敛”中的那种按户征收的赋，或许也就是汉惠帝诏书中所谓“军赋”。从《金布令甲》是为“军旅卒暴”而设，从张敞反对萧望之等人“户赋口敛”的主张，认为是“烦扰良民，横兴赋敛”和所谓“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余年，百姓犹不加赋，而军用给”的说法[21]来看，这种为军费需要而征收的资赋在汉代（至少在西汉）大概不是一种常赋。

到了东汉，情况发生变化。《三国志·曹洪传》注引《魏略》：“初，太祖为司空时，以己率下，每岁发调，使本县平赀。于时谯令平洪赀财与公家等，太祖曰：‘我家赀那得如子廉耶！’”这条材料表明，东汉末年有“每岁发调”的家庭资产税。

以上是汉代军费的三个主要来源。当战争规模巨大或是旷日持久的时候，这三个来源就不足用了。汉政权还要采取其他敛财措施来加以补充。

六

张敞称汉武帝用兵三十多年，“百姓犹不加赋，而军用给”，那么汉武帝是如何解决其军费问题的？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武帝时，桑弘羊推行均输法，“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又《史记·平准书》记载：汉武帝置初郡十七，“而初郡时时小反，杀吏。汉发南方吏卒往诛之，间岁万余人，费皆仰给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赡之。然兵所过，县为以訾给，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赋法矣。”《史记》《集解》徐广曰：“‘擅’，一作‘经’。经，常也。惟取用足耳，不暇顾经常法则也。”知“擅赋法”亦作“经赋法”。“以訾给”，应是资产税，其不入“经赋法”，似乎也说明它不是常赋。以上史料表明，汉武帝时的军费，除以大农所藏供应外，是靠均输、盐铁“助赋”和地方上“以訾给”来补充的。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武帝时期的军费来源还包括以下几方面：其一，募民捐献。“又兴十余万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钜万，府库并虚。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入羊为郎，始于此”。其二，准许以钱买爵及赎罪。“卫青比岁十余万众击胡，斩捕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而汉军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转漕之费不与焉。于是大司农陈臧钱经用，赋税既竭，不足以奉战士。有司请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请置赏官，名曰武功爵。级十七万，凡直三十余万金”。其三，动用帝室财富。“天子为伐胡，盛养马，马之往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掌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而胡降者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县官不给，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出御府禁臧以澹之”。此外，汉武帝还改革币制，禁止郡国铸钱，并颁布算缗、告缗令，向商人征收重税及没收违法商人的财产等。通过这些措施，西汉政权聚敛了大量的财富。

在东汉时期，朝廷往往采取向王侯、富民借贷和削减官俸的方法来补充军费。在对羌人的战争中，东汉政府耗费极大。据《后汉书·段熲传》记载：“永初中，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亿。永和之末，复经七年，用八十余亿。”为了解决财政匮乏，汉顺帝时，永和六年（公元141年）正月，“诏贷王、侯国租一岁”。七月，“诏假民有赀者户钱一千”。汉安二年（公元143年），“减百官奉……又贷王、侯国租一岁”[22]。汉桓帝时，延熹四年（公元161年），“零吾羌与先零羌诸种并叛，寇三辅……减公卿以下奉，王侯半租。占卖关内候、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除向王侯索借半租，还削减官俸、占卖爵和武职。延熹五年（公元162年），“武陵蛮叛，寇江陵……假公卿以下奉。又换王租以助军粮，出濯龙中藏钱以还之”。[23]除索借官俸，还动用帝室财富向王侯换租。又《后汉书·宦者传》：“延熹中，连岁征伐，府帑空虚，乃假百官奉禄，王侯租税。”《后汉书·冯鲲传》曰：（延熹五年，公元162年）“时天下饥馑，帑藏虚尽，每出征伐，常减公卿奉禄，假王侯租赋。”这两处记载称“假”王侯“租税”和“租赋”，可知索借的大约不仅是粮食，也包括钱。综上述，汉代的诸赋，从其设置、征收到使用，都与国家的军费需求相关。其中，人头税——算赋及部分口钱，用于军械与军马的开支，供应军事装备；代役金——更赋，用于边塞和戍卒，供应边防；资产税——资赋，在战争爆发时供应战争的费用。几乎可以这样说，在两汉时期，国家军费开销的主要部分，都是由按人、户征收的诸赋来供应的。这一事实不仅说明了此项开销的巨大，也说明了当时的统治者对于政权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视。同时，它显示出这样一种观念：军事是全天下的要务，须由全天下的民力来共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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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记》卷68《商君列传》。

[2]《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以下所引睡虎地秦简简文，均出此书。

[3]《史记》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

[4]这里说的是汉武帝以后的情况。在汉武帝以前，口钱似为算赋的一个名目，由成年人缴纳。参看江陵凤凰山汉简4号简（《文物》1974年第7期）及《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林甘泉主编，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笔者所撰之第15章《赋税》。

[5]《汉书》卷6《武帝纪》，卷24《食货志》。

[6]《考古》1978年第4期。

[7]《汉书》卷74《魏相传》。

[8]《史记》卷126《滑稽列传》。

[9]《续汉书》《百官志》。

[10]《史记》卷122《酷吏列传》。

[11]《汉书》卷10《成帝记》，卷26《天文志》。

[12]《汉书》卷12《平帝记》。

[13]《后汉书》卷82《方术列传》。

[14]《文物》1996年第8期。

[15]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第7期。

[16]《汉书》卷77《毋将隆传》。

[17]《汉书》卷9《元帝纪》。

[18]《汉书》卷96《西域传》。

[19]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20][21]《汉书》卷78《萧望之传》。

军费范文篇3

一、军费结构优化中的机会成本

军费机会成本指政府在进行开支满足国家安全需要的过程中所放弃的民用经济部门的收入，或者说将军费投入民用经济部门所能获得的收入。

军费机会成本表明军队战斗力的“生产”不仅存在“显性成本”——军事经济资源的耗费，而且存在“隐性成本”——所放弃的等量资源投入民用部门而得到的收入，这种成本并不是实际发生的各种费用，它是一种无形的代价、主观的损失。然而，由于军费开支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既不能把军费机会成本等同于简单的机会成本，又不能把军费开支全部等同于机会成本。虽然军费开支从宏观上可以分为维持性经费和建设性经费，但是二者军事用途的不同，对军费机会成本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从军费开支的军事用途来看，维持性经费和建设性经费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生活费、装备费(装备维修费、管理费和购置费)、科学研究费、基本建设费和教育训练费等。生活费和装备费是军费开支的直接成本，它直接花费在军事用途上，对民用经济没有任何的促进作用。因此，生活费和装备费表现为民用生产的损失，而军事科学研究费不仅可以应用于军事领域，而且对民用经济也有极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如军用卫星的民用化等。军费的总机会成本应当是军费中扣除具有民用性质的费用后投入民用经济部门所能带来的收入。贝诺瓦认为，军费开支中研究和发展费有60％是军事的，而其余的40％的研究和发展费用却可能为民用经济产生利益。如有些道路、通讯网络等军用设施可以用于民用，不存在军费机会成本问题。军费中的基本建设费和教育训练费分别以固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形式存在和沉淀下来，都将具有一定的民用性质。因此，考虑到军费机会成本的存在，虽然生活费、装备维修管理费和教育训练费等等费用属于维持性经费，装备购置费、科学研究费等费用属于建设性经费，但是不能只对军费简单的在宏观上进行配置，军费在中观上的不同构成将使军费机会成本产生很大的差异，带来不同的军费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军费机会成本的存在及其内在的差异，客观上要求必须对军费结构进行再次优化——中观优化。

二、军费结构优化中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

军费消费的最终产出是军队的战斗力，边际收益规律在军费分配中的应用则表现为：在军事科学技术水平一定的前提下，如果生产战斗力的其它可变要素保持不变，连续增加一种可变要素投入，将会使战斗力水平不断提高，当该种要素的投入超过某点后，增加相同的可变投入量而增加的战斗力水平将会越来越少。

例如军事人力，当被投入到固定数量的武器装备、军事设施等其它可变投入要素上时，随着军事人力数量的增加，当达到某一点后，单位军事人力在战斗力生产中所能发挥的作用达到顶点。随着军事人力数量的持续增加，其所发挥的作用开始降低，武器装备等其它可变投入的数量开始不能满足军事人力增加的需要，同时有形损耗和无形损耗逐渐增加，造成大量军事人力的闲置和浪费，军事机构臃肿，大量冗员产生，结果军事人力的边际战斗力贡献率下降，久而久之，不仅不能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水平，反而会使战斗力总体水平下降。因此，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在军事经济领域中表现为要素的边际战斗力贡献率的递减。军队通过军事经济资源的耗费完成其保卫国家安全的职能，以军队战斗力的形式体现出来，军队战斗力可以由即时战斗力和潜在战斗力组成，部分经费开支直接形成了军队的即时战斗力，部分开支虽然不能形成军队的即时战斗力，但是有利于增强军队战斗力潜力。应用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可借助“财政宏观规划模型”来建立“军费结构中观优化模型”，对上述思想进行量化表述：假设军费开支仅为生活费、装备费、科研费，则：

其中Z代表综合战斗力水平，Z1、Z2、Z3分别代表军事人力、武器装备、军事科研投入生产的战斗力水平，A是战斗力生成参数，E1、E2、E3分别表示在一定军费开支规模中生活费、装备费、科研费支出，a1、a2、a3为军事人力、武器装备、军事科研在综合战斗力生成中所起到的重要程度，其数值可以通过模糊数学、层次分析法由专家评价得到。此时，目的就是在军费规模一定的前提下，根据国际战略格局和军事战略方针，合理分配军费开支，使其生产出满足国家需要的最大综合战斗力水平，即求出满足目标函数Z=max（Z1+Z2+Z3）的最优解向量（E1、E2、E3）。利用“军费结构中观优化模型”，可以得到在任何一种军费规模下，生活费、装备费、科研费支出的不同组合方式，军事人力、武器装备、军事科研的战斗力水平和综合战斗力水平，由于各项军费支出的边际收益递减，故利用动态规划等数学方法，必然可以得到一种军费支出结构，其它任何支出结构所形成的综合战斗力水平都不大于此种军费支出结构。这时，用于军事人力、武器装备、军事科研的生活费、装备费、科研费支出就是最优军费结构。

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的军事人员、武器装备和军事科研对综合战斗力生成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在和平时期，军事科研处于相对重要的地位，在战争时期，国家的生存受到威胁，则武器装备的数量和质量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军事人员的数量随着战争样式、作战方式的不同将起到不同的作用。因此它们的影响程度必须随着条件的不同而随时予以改变，专家评价得出的权重系数不能直接用来分割军费开支，否则那就是简单的线性分割，这也是军费开支和战斗力形成是幂函数关系的关键所在。

军费范文篇4

一

赋在最初产生时就与军事需要相关。《汉书·食货志》在记述“先王”之制时说：“有赋有税。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赋共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汉书·刑法志》亦曰：“因井田而制军赋。......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可知赋是在土地与工商山林川泽之外的收入，其用途是供应军需。

秦人的赋出现于战国中期。《史记·秦本纪》：“（秦孝公）十四年，初为赋。”《集解》徐广曰：“制贡赋之法也。”《索隐》谯周云：“初为军赋也。”秦孝公十四年（公元前348年），正是商鞅在秦国变法之时。征赋是商鞅的一项变法措施，其主要目的是供应军费，故称此赋为“军赋”。

秦人的赋，开始时大约是以户为单位征收的。商鞅的变法令规定，一户之中，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而不分立门户的，就要加倍征赋：“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1]又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可（何）谓‘匿户’及‘敖童弗傅’？匿户弗繇使，弗令出户赋之谓也。”[2]可见秦人曾有“户赋”。但不清楚当时是否还另有人头税，也无法判定此“户赋”是否为一户之内人头税的集合。我们能够确知的是，到秦始皇时，已经有了人头税。《淮南子·氾论训》：“（秦）发適戍，入刍稿，头会箕赋。”《史记·张耳陈馀列传》：“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百姓疲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睡虎地秦简《金布律》：“官府受钱者，千钱一畚。”“畚”即畚箕，“头会箕赋”和“头会箕敛”即用畚箕按人头敛钱，“以供军费”则说明其目的是用作军费。

秦朝的人头税叫作“口赋”。《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曰：“（秦）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七国考·秦食货》引《咸阳大事记》曰：“秦赋户口，百姓贺死而吊生。故秦谣曰：‘渭水不洗口赋起。’”可知从秦人从很小起就缴纳口赋，其负担之重，到了“百姓贺死而吊生”的地步。秦朝口赋的缴纳数额，史籍中没有记载。当时，“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3]秦始皇长时期大规模地用兵，军费消耗极巨，遂苛敛民赋以供需求。《汉书·食货志》记载：“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往者秦为无道，残贼天下，兴万乘之驾，作阿房之宫，收太半之赋，发闾左之戍。”以上史料均称秦朝“收泰（太）半之赋”，即所征的赋达到了百姓收入的三分之二。这当中或许包括了田租和其他税项，如董仲舒所谓“盐铁之利”，但人头税应是其重要成分。《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末“关东群盗并起”，冯去疾、李斯、冯劫向秦二世进谏：“盗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这表明，赋税沉重乃是导致秦朝动乱以至灭亡的原因之一。二

西汉王朝建立以后，局势趋于稳定，国家财政也发生了变化。《史记·平准书》记载汉初的情况：“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下之经费。”据此，“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是皇帝与王侯的“私奉养”，而民赋则供应“吏禄”与“官用”。《新论·谴非》记载西汉后半期的情况；“汉宣以来，百姓赋钱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吏俸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官吏的俸禄用去民赋的一半，而另一半应是支应“官用”。在汉代，尽管战争与杀伐较秦时已大为减少，但从汉代诸赋的设置、征收和使用情况看，军费在“官用”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

汉代国家军费的来源比秦代要复杂一些，但头绪相对清楚。汉代的赋共有三项，即按人征收的税项——人头税（口赋、算赋）和成年男子的代役金（更赋），以及按户征收的税项——家庭资产税，它们构成了汉代军费的基础，但开征名义与用途各不完全相同。

汉代的人头税，分口钱与算赋两种。口钱是未成年者的人头税。[4]《汉旧仪》：“年七岁以至十四岁出口钱，人二十三。二十钱以食天子，其三钱者，武帝加口钱以补车骑马。”《说文解字》释“赀”：“汉律，民不繇，赀钱二十三。”汉代不足15岁的未成年者不供应徭役，而出口钱（或曰“赀钱”），每人23钱。《汉书·贡禹传》：“（贡禹）以为古民亡赋算口钱，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宜令七岁去齿乃出口钱，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议，令民产子七岁乃出口钱，自此始。”不足15岁的未成年者缴纳23钱口钱的制度始于汉武帝，当时的起征年龄是3岁。到汉元帝时，因贡禹的建议而改为7岁。在这23钱中，20钱是“供养天子”的，另3钱为武帝所加，目的是“补车骑马”。

“车骑马”这一名称屡见于汉史，是指可供驾车和骑驰的军马。《汉书·武帝纪》记载：“（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五月，籍吏民马，补车骑马。”可知“车骑马”是马，而非车与马的连称。《汉书·食货志》记载，晁错曾向汉文帝建议：“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既称“一匹”，又与“武备”相关，自然是指军马。又《史记·平准书》：“于是天子以为山东不赡，赦天下囚，因南方楼船卒十余万人击越，发三河以西骑击西羌，又数万人度河筑令居......车骑马乏绝，县官钱少，买马难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差出牝马天下亭。”因战争而导致“车骑马”短缺，故令封君至三百石吏出牝马给天下亭，也说明“车骑马”就是军马。

汉武帝时期，军马的需要量很大。据《汉书·匈奴传》记载，从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到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曾先后八次进攻匈奴，每次都使用数以万计的马匹。元狩四年之战投入的数量最多：“发十万骑，私负从马凡十四万骑。”军马在战争中急剧消耗。尤其是元狩四年之战，“汉士物故者万数，汉马死者十余万匹。匈奴虽病远去，而汉马亦少，无以复往”。

马匹的惨烈损失，导致了西汉王朝马政的一系列变化。《汉书·武帝纪》记载：“（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天下马少，平牡马匹二十万。”此时正是元狩四年之战后的次年，西汉王朝将天下公马的价格统一为每匹20万钱。马政的变化还包括将马放租收取利息，登记吏民马以备征用[5]等等。增加口钱数额以“补车骑马”的政策，有可能也是在这一时期制定的。尽管口钱所增加的3钱与20万钱马价相比大小悬殊，但这里更为重要的意义或许在于西汉王朝欲通过此举而使全民参与备战。

虽然口钱所增数额不大，但据贡禹所说，由于其起征年龄早，仍是百姓“重困”的原因。故汉元帝用了贡禹的建议，将口钱的起征年龄由3岁改为7岁。这样，缴纳口钱的人数就较先前减少了三分之一。王充《论衡·谢短篇》曰：“七岁头钱二十三。”王充是汉和帝时人，可知这一制度至东汉沿用不改。

三

另一种人头税是算赋。算赋是15—56岁百姓的人头税。《汉书·高帝纪》：“（高帝四年，公元前203年）八月，初为算赋。”注引如淳曰：“《汉仪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赋钱即算赋。这里清楚地指明，赋钱的用途（或主要用途）是供应军械和军马的开支。

在汉代，中央和地方都有储存军事装备的武库。中央的武库设在长安和洛阳两地。《汉书·高帝纪》：“（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二月，至长安。萧何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大仓。”西汉王朝在初建都时就营造武库，将此视为要急。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发生巫蛊之乱，卫太子遣使者“矫制赦长安中都官囚徒，发武库兵”。此即长安武库，大约本由皇帝直接控制，故卫太子“矫制”发之。考古工作者在20世纪70年代曾对长安武库遗址进行发掘。经考察，发现该武库位于未央、长乐两宫之间，东西长700余米，南北宽300余米，总面积为23万平方米，四周有夯土建造的厚达15米的围墙，宛若一座小城。在库房中，存放着刀、剑、矛、戟、镞和铠甲等，大多为铁制品[6]。洛阳武库更是一个大型的军械储备基地，史称“精兵所聚”[7]。王夫人曾向汉武帝请求将其子封到洛阳为王，而武帝以“洛阳有武库、敖仓，当关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来，传不为置王”，予以拒绝[8]。

汉代靠近北边的郡国设有武库。《汉书·成帝纪》：“（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立故河间王弟上郡库令良为王。”注引如淳曰：“《汉官》北边郡库，官之兵器所藏，故置令。”武库令的品秩是六百石[9]，在县长之上，而上郡的库令又是河间王弟，估计该武库规模不小。又《汉书·武五子传》：刘长为燕王旦命令群臣曰：“寡人赖先帝休德，获奉北藩，亲受明诏，职吏事，领库兵，饬武备。”知燕国亦当有武库。

汉代在内地各郡也设武库。据记载，汉武帝时，南阳、楚、齐、燕赵之间，曾有“盗贼”攻城邑，“取库兵”谋反[10]；汉成帝时，颍川铁官徒申屠圣、山阳铁官徒苏令、广汉男子郑躬、陈留男子樊并“盗库兵”谋反[11]；汉平帝时，阳陵任横“盗库兵”谋反[12]；东汉时，因广柔县蛮夷反，蜀郡“发库兵击之。”[13]

近年出土于尹湾汉墓的《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是一部记录汉成帝时期东海郡武库所收藏兵器与军车名目及数量的集簿。该集簿分两部分：“乘舆兵车器”部分登载了58种军械，共114693件；“库兵车”部分登载了182种军械，共23753794件。其中，剑、刀、矛等手执的兵器数量极大，如“剑九万九千九百一”，“刀十五万六千一百卅五”，“矛五万一百七十八”等。除一般兵器外，集簿还登载了各种车具和军车，如“车披具”、“冲车铁鞮”、“冲车”、“战车”、“轻车”、“将军鼓车”、“将军兵车”、“强弩车”、“连弩车”、“武刚连弩车”等。军车的数量也不少，一种名目可达数百辆，如“兵口车六百七十七两”，“轻车三百一乘”等[14]。

军械制作的费用来自算赋。江陵凤凰山汉简提供了一个例证。算赋的征收单位是算，故又称算钱。在江陵凤凰山汉简中，有关于算钱征收情况的实物资料。据考证，这批简牍的年代属西汉文帝末年到汉景帝四年（公元前153年）。其中的4号、5号简，记录了当时市阳、郑里、当利这三个里的定算人数、算钱钱数及算钱名目。在算钱名目中，除“吏奉”、“口钱”、“传送”、“给转费”外，还有一项称作“缮兵”：“（当利里）二月算廿口口口缮兵。”[15]这条简文表明，当利里的纳算钱者在二月份每人出了20多钱用于“缮兵”。缮兵，即缮治武器。但凤凰山汉简中的这种“缮兵”费是用于地方武库还是上缴中央，目前还不清楚。因为从简文所记录的各种算钱名目来看，其去向不一：有的算钱可能用于地方，如“给转费”，有的则可能要上缴中央，如口钱。而要了解“缮兵”费的使用情况，尚嫌材料不足。

中央的武库，经费由大司农供应。汉哀帝时，侍中董贤方贵，“上使中黄门发武库兵，前后十辈，送董贤及上乳母王阿舍。（毋将）隆奏言：‘武库兵器，天下公用，国家武备，缮治造作，皆度大司农钱。大司农钱自乘舆不以给共养，共养劳赐，壹出少府，盖不以本臧给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费，别公私，示正路也。’”[16]“大司农钱”是出自“民力”，而“民力”在这里当指民赋。《汉书·百官公卿表》：“治粟内史，秦官，掌谷货，有两丞。景帝后元年更名大农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农。”《续汉书·百官志》大司农条本注曰：“掌诸钱谷金帛诸货币。郡国四时上月旦见钱谷簿，其逋未毕，各具别之。”大司农所掌“诸钱谷”，主要为诸赋和田租。可知民赋是中央武库经费的来源。

算赋还用来支付官马的费用。前引《汉书·高帝纪》如淳注曰：算赋（赋钱）“为治库兵车马”。如前所述，口钱中用于“补车骑马”的数额并不大，因而官马的费用大概主要是由算赋来提供。汉代的官马可分三类。第一类是皇室和中央官署使用的乘舆厩马，如大厩、未央、家马等官厩中的马匹；第二类是边郡的苑马，由牧师苑管理，分布在北部和西部边境；第三类是各地驿传和亭中的马，如汉武帝时向封君至三百石吏征调的牝马，就交“天下亭”畜养。

汉代官马的数量很多。据《汉仪注》记载，牧师苑的马匹曾多达30万匹。汉元帝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和五年（公元前44年），曾两次赐给宗室有属籍者马匹“一匹至二驷”[17]。“二驷”即8匹。《汉书·平帝纪》载元始五年（公元5年）诏曰：“惟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子孙及兄弟吴顷、楚元之后，汉元至今，十有余万人。”汉平帝元始五年距汉元帝初元时不过50年左右，而“宗室子”为10余万人。据此估计，在汉元帝初元时，宗室有属籍者大概也会有几万人，而这两次赐马的数量则应以万计。

四

汉代按人征收的诸赋还包括成年男子的代役金，即更赋。汉代的成年男子，每年要为官府供应一定的劳役，可以亲身服役，也可以出钱代役。《汉书·昭帝纪》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诏曰：“三年以前逋更赋未入者，皆勿收。”注引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践更，有过更。古者正卒无常人，皆当更迭为之，一月一更，是为卒更也。贫者欲得顾更钱，次直者出钱顾之，月二千，是为践更也。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亦名为更，律所谓徭戍也。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当自戍三日，不可往便还，因便住一岁一更，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官以给戍者，是为过更。”照如淳所说，在内地服役，一月一更，不去者可雇人代役，工钱是2000钱；去边境做戍卒，每年3日，不去者须缴纳300钱给官府，由官府发给戍者。由于大多数人并不亲身赴边，而是缴纳300钱的代役金，这笔代役金就成了一种赋税，称“过更”，又称“更赋”。

“戍边三日”有可能是源于古制。《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曰：“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董说应是指周朝或是更早的时代曾经出现过的制度。古时百姓役轻，活动范围小，故有三日之制存在的可能。到了后世，这种役制已不能再实行，遂蜕变为一种税制。

征收更赋的记载，最早见于前引《汉书·昭帝纪》载元凤四年诏。是年为汉昭帝即位后的第十年，因“帝加元服”（举行冠礼），故免收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以前拖欠的更赋，以示恩恤。由此可知，在元凤三年以前已有更赋。

更赋应是在边境和平而少戍卒的形势下出现的。西汉的边事，大致可以汉武帝晚年为分界，此前纷繁，此后转为消歇，戍卒的数量在此前后有很大的变化。据《汉书·食货志》记载，从汉武帝元狩末到天汉初的近20年间，戍卒的人数持续增加，在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时曾经超过60万人。但汉武帝在晚年改变了态度。他轮台之诏，“深陈既往之悔”，改行思富养民的政策，“由是不复出军”[18]。

到汉宣帝时，戍卒的数量已相当少了。《汉书·赵充国传》记载，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赵充国上汉宣帝书曰：“窃见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数千人，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汉书·宣帝纪》记载：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以边塞亡寇，减戍卒什二。”在汉宣帝神爵年间，北方的边境线上仅有戍卒数千人，到五凤年间又削减了20%。又《汉书·匈奴传》记载：汉元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夏侯藩谓匈奴单于曰：“窃见匈奴斗入汉地，直张掖郡，汉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数百人寒苦，候望久劳。”其时张掖郡三都尉仅有士卒数百人。可知在西汉的后半期，戍卒的数量是不多的。

不去服戍边之役的成年男子缴纳代役金。由于自汉武帝晚年起戍卒的数量开始减少，故更赋有可能是在汉武帝晚年出现，或是从那时起逐步定型的。汉昭帝以后，关于“更赋”、“过更”的记载开始在文献中零星出现。如《汉书·翟方进传》：翟方进向汉成帝“奏请一切增赋，税城郭堧及园田，过更，算马牛羊，增益盐铁”。注引张晏曰：“‘一切’，权时也。”此处的“过更”即更赋，但未知所谓“增赋”是增加“过更”等的征收数额还是临时增置这些税项。又《汉书·王莽传》：“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罷癃咸出。”这条材料表明，至少在西汉末年，征收更赋已是常制，而且“罷癃”——废疾之人也不能免，可知其征收范围不小。

到了东汉，文献中有关更赋的记载显著增多。以《后汉书》帝纪中的记载为例：中元二年（公元57年），汉明帝因羌人在陇西造反，发天水三千人，“复是岁更赋”。永平五年（公元62年），因元氏县为明帝生地，“复元氏县田租、更赋六岁”。汉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年），优恤流民还归者，“复一岁田祖、更赋”。永元九年（公元97年），诏曰：“今年秋稼为蝗虫所伤，皆无收租、更、刍稿。”汉安帝永初四年（公元110年），“诏以三辅比遭寇乱，人庶流冗，除三年逋租、过更，口筭、刍稿”。元初元年（公元114年），“诏除三辅三岁田租、更赋、口筭”。汉顺帝永建五年（公元130年），“诏郡国贫人被灾者，勿收责今年过更”。阳嘉元年（公元132年），“禀冀州尤贫民，勿收今年更、租、口赋”。永和四年（公元139年），太原郡旱灾，“遣光禄大夫案行禀贷，除更赋”。汉桓帝永寿元年（公元155年），“诏太山、琅邪遇贼者，勿收租、赋，复更、筭三年”。以上史料提到的“更赋”、“过更”、“更”，应是同一种赋税。尽管更赋有时也被称作“过更”或“更”，但它并不是徭役的名称，而是与田租、口筭（算）、刍稿等并列的赋税项目，故免征时不仅可曰“复”、曰“除”，亦曰“勿收”、“勿收责”。

更赋被用来支付戍边的费用。《汉书·卜式传》记载：“河南上富人助贫民者，上识卜式姓名......乃赐式外徭四百人。”注引苏林曰：“外徭，谓戍边也。一人出三百钱，谓之过更。”外徭即戍边，“赐式外徭四百人”，就是把四百人一年的更赋钱赏赐给卜式。《汉书·元帝纪》：“（永光三年，公元前41年）以用度不足，民多复除，无以给中外徭役。”“复除”，即免除赋税或徭役；“中外徭役”，指内地之役和戍边之役。复除者多，则役夫少、更赋少，导致了外徭供应的短缺。

如前所述，300钱是戍边3日的代役金，3日300钱，则1日100钱。汉代戍边的役期一般是一年。《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高后五年，公元前183年）令戍卒岁更。”役夫前往边地做戍卒，若一岁而更，扣除自已应尽的戍边义务外，为他人代役300多日，应得30000钱左右。据居延汉简记载，汉代戍卒的口粮、部分衣装乃至家属的口粮都是由官府供应的，因此官府大概不会将代役金如数发给戍卒。《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元年，公元58年）募士卒戍陇右，赐钱人三万。”被招募的戍边士卒赐钱三万，则服役的戍卒所得的代役金有可能要低于此数。

在居汉延简中，有不少关于“赋钱”收支的记载。例如：

“未得四月尽六月秋三月奉用钱千八百已得赋钱千八百。”（82·332）

“出赋钱二千七百给令史三人七月积三月奉。”（104·35）

“出赋钱八万一百给佐史八十九人十月奉。”（161·5）

“金曹调库赋钱万四千三…。”（139·28）[19]

以上简文中所提到的“赋钱”，有可能是指更赋，或主要是指更赋。

五

汉代供应军费的诸赋，在按人征收的项目之外，还有按户征收的项目。据文献记载，汉代曾有军赋。《汉书·惠帝纪》载汉惠帝诏曰：“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及故吏尝佩将军、都尉印将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给军赋，他无有所与。”从“家唯给军赋”来看，军赋为当时的一种赋税项目，可能是按户缴纳的。其征收面颇广，即使是通常享有复免赋役特权的人（现任六百石以上官吏与家人同居者，原将军、都尉及二千石官等），也要缴纳。“军赋”，顾名思义，是专门用作军费的赋税。“军赋”在汉代史料中仅此一见，其税额及征收情况不详。

西汉宣帝时，西羌反叛，朝廷发兵征讨。左冯翊萧望之、少府李彊、京兆尹张敞等人曾就如何解决军费的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由他们的争论可知：汉代的战争，通常以“户赋口敛”的方式来解决军费，这既是“古之通义，百姓莫以为非”，也是“常人之所守”；汉代有专为“军旅卒暴”而设的《金布令甲》，这条法令规定，当边郡发生战事时，“令天下共给其费”[20]。云梦睡虎地秦简中有《金布律》，是关于货币、财物的法律，汉代的《金布令甲》可能与之有某种相承的关系。关于《金布令甲》，颜师古注：“金布者，篇名也。其上有府库金钱布帛之事，因以名篇。令甲者，其篇甲乙之次。”《金布令甲》中所谓“令天下共给其费”，应即萧望之等人所说的“户赋口敛”。“口敛”，是征收人头税，当指算钱、口钱，相似于秦代的“头会箕敛，以供军费”。“户赋”则是按户征赋，与“口敛”一样，也是为了军事目的，故此“户赋”有可能是指征收军赋，或与之性质类似的赋税。

从文献记载来看，汉代按资产征收的赋税同军费有着明显的联系。例如，《盐铁论·击之》：武帝时，“保胡越，通四夷，费用不足。于是兴利害，算车舡，以訾助边，赎罪告缗，与人以患矣”。“訾”同“赀”，即资财。“以訾助边”，就是根据资财补助边用。《盐铁论·未通》：“往者军阵数起，用度不足，以訾征赋，常取给见民。”更明说“以訾征赋”即根据资产征赋，以补充因“军阵数起”而导致的“用度不足”。又《汉书·王莽传》记载，天凤三年（公元16年），平蛮将军击句町，“赋敛民财什取五”。天凤六年（公元19年），“匈奴寇边甚......一切税天下吏民，訾三十取一”。以上数条都是征收资产税的例子，而这些资产税的用途都是军费。

资产税的税率，汉初是每万钱出1算，1算为127钱。《汉书·景帝纪》载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诏令：“訾算四得宦。”注引服虔曰：“訾万钱，算百二十七也。”编户齐民的资产包括田、宅、车、牲畜和奴婢等，但有时日常生活用品也被计为家资。《后汉书·和帝纪》载永元五年（公元93年）诏曰：“往者郡国上贫民，以衣履釜为赀，而豪右得其饶利。”可知有些地方官吏在征收资产税时是相当苛刻的。

按家资出税，其征收单位自然是户。资产税是我们目前所能了解到的汉代唯一一种按户征收的税项，但未知其当时有无专名。从“以訾征赋”的记载来看，资产税是一种赋，或可暂且称之为“资赋”。它是萧望之等人所谓“户赋口敛”中的那种按户征收的赋，或许也就是汉惠帝诏书中所谓“军赋”。从《金布令甲》是为“军旅卒暴”而设，从张敞反对萧望之等人“户赋口敛”的主张，认为是“烦扰良民，横兴赋敛”和所谓“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余年，百姓犹不加赋，而军用给”的说法[21]来看，这种为军费需要而征收的资赋在汉代（至少在西汉）大概不是一种常赋。

到了东汉，情况发生变化。《三国志·曹洪传》注引《魏略》：“初，太祖为司空时，以己率下，每岁发调，使本县平赀。于时谯令平洪赀财与公家等，太祖曰：‘我家赀那得如子廉耶！’”这条材料表明，东汉末年有“每岁发调”的家庭资产税。

以上是汉代军费的三个主要来源。当战争规模巨大或是旷日持久的时候，这三个来源就不足用了。汉政权还要采取其他敛财措施来加以补充。

六

张敞称汉武帝用兵三十多年，“百姓犹不加赋，而军用给”，那么汉武帝是如何解决其军费问题的？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武帝时，桑弘羊推行均输法，“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又《史记·平准书》记载：汉武帝置初郡十七，“而初郡时时小反，杀吏。汉发南方吏卒往诛之，间岁万余人，费皆仰给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赡之。然兵所过，县为以訾给，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赋法矣。”《史记》《集解》徐广曰：“‘擅’，一作‘经’。经，常也。惟取用足耳，不暇顾经常法则也。”知“擅赋法”亦作“经赋法”。“以訾给”，应是资产税，其不入“经赋法”，似乎也说明它不是常赋。以上史料表明，汉武帝时的军费，除以大农所藏供应外，是靠均输、盐铁“助赋”和地方上“以訾给”来补充的。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武帝时期的军费来源还包括以下几方面：其一，募民捐献。“又兴十余万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钜万，府库并虚。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入羊为郎，始于此”。其二，准许以钱买爵及赎罪。“卫青比岁十余万众击胡，斩捕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而汉军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转漕之费不与焉。于是大司农陈臧钱经用，赋税既竭，不足以奉战士。有司请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请置赏官，名曰武功爵。级十七万，凡直三十余万金”。其三，动用帝室财富。“天子为伐胡，盛养马，马之往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掌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而胡降者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县官不给，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出御府禁臧以澹之”。此外，汉武帝还改革币制，禁止郡国铸钱，并颁布算缗、告缗令，向商人征收重税及没收违法商人的财产等。通过这些措施，西汉政权聚敛了大量的财富。

在东汉时期，朝廷往往采取向王侯、富民借贷和削减官俸的方法来补充军费。在对羌人的战争中，东汉政府耗费极大。据《后汉书·段熲传》记载：“永初中，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亿。永和之末，复经七年，用八十余亿。”为了解决财政匮乏，汉顺帝时，永和六年（公元141年）正月，“诏贷王、侯国租一岁”。七月，“诏假民有赀者户钱一千”。汉安二年（公元143年），“减百官奉……又贷王、侯国租一岁”[22]。汉桓帝时，延熹四年（公元161年），“零吾羌与先零羌诸种并叛，寇三辅……减公卿以下奉，王侯半租。占卖关内候、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除向王侯索借半租，还削减官俸、占卖爵和武职。延熹五年（公元162年），“武陵蛮叛，寇江陵……假公卿以下奉。又换王租以助军粮，出濯龙中藏钱以还之”。[23]除索借官俸，还动用帝室财富向王侯换租。又《后汉书·宦者传》：“延熹中，连岁征伐，府帑空虚，乃假百官奉禄，王侯租税。”《后汉书·冯鲲传》曰：（延熹五年，公元162年）“时天下饥馑，帑藏虚尽，每出征伐，常减公卿奉禄，假王侯租赋。”这两处记载称“假”王侯“租税”和“租赋”，可知索借的大约不仅是粮食，也包括钱。综上述，汉代的诸赋，从其设置、征收到使用，都与国家的军费需求相关。其中，人头税——算赋及部分口钱，用于军械与军马的开支，供应军事装备；代役金——更赋，用于边塞和戍卒，供应边防；资产税——资赋，在战争爆发时供应战争的费用。几乎可以这样说，在两汉时期，国家军费开销的主要部分，都是由按人、户征收的诸赋来供应的。这一事实不仅说明了此项开销的巨大，也说明了当时的统治者对于政权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视。同时，它显示出这样一种观念：军事是全天下的要务，须由全天下的民力来共同承担。

[1]《史记》卷68《商君列传》。

[2]《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以下所引睡虎地秦简简文，均出此书。

[3]《史记》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

[4]这里说的是汉武帝以后的情况。在汉武帝以前，口钱似为算赋的一个名目，由成年人缴纳。参看江陵凤凰山汉简4号简（《文物》1974年第7期）及《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林甘泉主编，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笔者所撰之第15章《赋税》。

[5]《汉书》卷6《武帝纪》，卷24《食货志》。

[6]《考古》1978年第4期。

[7]《汉书》卷74《魏相传》。

[8]《史记》卷126《滑稽列传》。

[9]《续汉书》《百官志》。

[10]《史记》卷122《酷吏列传》。

[11]《汉书》卷10《成帝记》，卷26《天文志》。

[12]《汉书》卷12《平帝记》。

[13]《后汉书》卷82《方术列传》。

[14]《文物》1996年第8期。

[15]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第7期。

[16]《汉书》卷77《毋将隆传》。

[17]《汉书》卷9《元帝纪》。

[18]《汉书》卷96《西域传》。

[19]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20][21]《汉书》卷78《萧望之传》。

军费范文篇5

工业革命的深入推动了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军费理论的产生准备了社会经济条件。19世纪4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迅猛发展，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大工业，以大工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起了社会结构的重大变革。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封建生产方式的取代，它的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出来，最终导致了经济危机的发生。经济危机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给广大工人阶级带来深重的灾难。这样，两大阶级的矛盾围绕经济利益而直接展开。随着这一矛盾的日益激化，革命开始在世界各地频繁爆发，并取得节节胜利，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无产阶级独立运动和革命斗争的发展迫切需要革命理论加以指导和一支武装力量来捍卫革命的胜利果实，这为马克思主义军费理论的产生准备了社会阶级条件。由此，建设一支强有力的人民军队成为无产阶级面临的首要问题，而这当中，筹集经费用以制造和改善武器装备，提高部队战斗力成为搞好军队建设的关键。这一问题是无产阶级在革命实践中所遇到的新问题，也是历史对无产阶级所提出的新挑战。与此同时，众多学者开始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广泛研究，威廉•配第、亚当•斯密等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的军事经济观点得到了广泛传播，特别是他们的军费经济理论观点，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军费理论准备了理论条件。

二、马克思、恩格斯军费理论的重要观点

1.军费主要源自于国民收入

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认为，社会总产品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所生产的全部物质资料总和，其实物形态为该国在一年内所产生的全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其价值形态是社会总产品的价值构成，即C＋V＋M。在这三部分价值中C为已消耗物质资料的价值，它的实现是补偿已耗费的物质资料，以维持社会简单再生产。而V＋M，又称国民收入，是国民经济生产部门所创造的社会产品的货币表现，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集中标志，这部分价值的实现不仅可以扩大社会再生产，而且也为社会非物质生产部门（例如军队）提供物质基础。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只有国民收入才是改善人民生活、扩大军品生产和增加军费的真正财力源泉。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考察军费形成的基本出发点。

2.军费问题是国防建设中的关键问题，但是军费的投入不能过大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经济关系是产生暴力的根源，社会经济条件是暴力的物质基础，为从事战争及军事活动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和发展动力。恩格斯在他的军事评论文章中指出，经济条件是影响军事作战进程和胜利的重要因素。因此，投资国防建设，必须解决经费问题，能否筹集到足够的经费，决定着国防建设的成败。经费问题是国防建设中的关键问题，特别是在战争时期，面临着更多的困难。一方面，战争的巨大消耗需要及时进行补充，需要加强军工建设；另一方面，战时国家经济比较困难。这时，革命政府必须采取财政贷款措施，为国防建设提供必要资金。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军费的投入不宜过大，国防经费投入过大必将对国民经济产生不良影响。据马克思和恩格斯考察，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欧洲各国，军费开支极大，不仅战时举债，就是在和平时期，为适应对外扩张的需要，维持庞大军队，也举债弥补军费之不足。当时，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在起义开始以前，军费开支占全部普通收入的60％，在起义初期，为养活这一庞大军队，“军费开支比原来的数目增加一倍”，年开支达到2000万英镑，“这同总共才有2400万英镑的印度纯收入极其不相容”，印度政府“虽然实行新税收而使收人强行增加，但收人仍旧赶不上开支”，每年新增固定赤字至少有700万英镑。为此，一方面：“公共工程和民用的公共建筑几乎完全暂停”，另一方面，不得不在英国发行700万英镑公债和500万英镑印度公债，以弥补军费之需。

三、马克思、恩格斯军费理论观点的启示

1.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增加国民收入，是加大军费投入，加强国防建设的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国民收入（V＋M），是国民经济生产部门所创造的社会产品的货币表现，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集中标志，这部分价值的实现不仅可以扩大社会再生产，而且也为社会非物质生产部门（例如军队）提供物质基础。可见，国民收入是一国军费的重要来源，经济实力是影响一国国防支出总量变化的直接财力基础，是国防经济得以运行的润滑剂。从当今世界范围来看，一国经济实力越强，就越有可能动用较多的财力发展国防；反之，其用于发展国防力量的财力就越少。从我国的实际来看，建国以来至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经济实力十分薄弱，国民收入水平处在世界后列，1978年的GDP仅为3645亿人民币，军费为168亿人民币。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2008年我国GDP达到了300670亿人民币，军费开支达4178亿人民币，国民收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新世纪新阶段，必须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纲，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方针，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增加国民收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加大国防经费投入，推进国防现代化建设。

2.军费在保持适度增长的基础上，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搞好统筹兼顾

（1）保障重点，确保我军信息化建设稳步推进

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深刻地改变着战斗力的生成模式。当前，我军信息化建设处在起步阶段，要实现由机械化半机械化向信息化的跨越式发展，必须集中财力，保障重点，经费投入需向信息基础工程、指挥信息系统和武器装备信息化等方面聚焦，通过重点跃升，带动全局发展。

（2）加强新型军事人才队伍建设

军队现代化，人才是第一资源。人才队伍建设是我军建设的根本大计，从财力上保障人才战略工程的顺利实施，是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新型军事人才队伍的物质保证。要加大依托地方高校培养军队人才的投入，同时，尽可能多地把地方优秀人才吸引到军队中来。

（3）加强经费投入，搞好部队军事训练

坚持面向部队、服务基层的原则，努力提高教育训练、人员生活等经费标准，改善部队训练保障条件，促进人与武器装备的结合，大抓军事训练，营造浓厚练兵氛围，推动军事训练不断深入发展，促进部队凝聚力、战斗力的提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

[3]顾海良，梅荣政.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湖北人民出版社.

军费范文篇6

工业革命的深入推动了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军费理论的产生准备了社会经济条件。19世纪4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迅猛发展，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大工业，以大工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起了社会结构的重大变革。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封建生产方式的取代，它的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出来，最终导致了经济危机的发生。经济危机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给广大工人阶级带来深重的灾难。这样，两大阶级的矛盾围绕经济利益而直接展开。随着这一矛盾的日益激化，革命开始在世界各地频繁爆发，并取得节节胜利，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无产阶级独立运动和革命斗争的发展迫切需要革命理论加以指导和一支武装力量来捍卫革命的胜利果实，这为马克思主义军费理论的产生准备了社会阶级条件。由此，建设一支强有力的人民军队成为无产阶级面临的首要问题，而这当中，筹集经费用以制造和改善武器装备，提高部队战斗力成为搞好军队建设的关键。这一问题是无产阶级在革命实践中所遇到的新问题，也是历史对无产阶级所提出的新挑战。与此同时，众多学者开始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广泛研究，威廉•配第、亚当•斯密等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的军事经济观点得到了广泛传播，特别是他们的军费经济理论观点，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军费理论准备了理论条件。

二、马克思、恩格斯军费理论的重要观点

1.军费主要源自于国民收入

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认为，社会总产品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所生产的全部物质资料总和，其实物形态为该国在一年内所产生的全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其价值形态是社会总产品的价值构成，即C＋V＋M。在这三部分价值中C为已消耗物质资料的价值，它的实现是补偿已耗费的物质资料，以维持社会简单再生产。而V＋M，又称国民收入，是国民经济生产部门所创造的社会产品的货币表现，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集中标志，这部分价值的实现不仅可以扩大社会再生产，而且也为社会非物质生产部门（例如军队）提供物质基础。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只有国民收入才是改善人民生活、扩大军品生产和增加军费的真正财力源泉。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考察军费形成的基本出发点。

2.军费问题是国防建设中的关键问题，但是军费的投入不能过大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经济关系是产生暴力的根源，社会经济条件是暴力的物质基础，为从事战争及军事活动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和发展动力。恩格斯在他的军事评论文章中指出，经济条件是影响军事作战进程和胜利的重要因素。因此，投资国防建设，必须解决经费问题，能否筹集到足够的经费，决定着国防建设的成败。经费问题是国防建设中的关键问题，特别是在战争时期，面临着更多的困难。一方面，战争的巨大消耗需要及时进行补充，需要加强军工建设；另一方面，战时国家经济比较困难。这时，革命政府必须采取财政贷款措施，为国防建设提供必要资金。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军费的投入不宜过大，国防经费投入过大必将对国民经济产生不良影响。据马克思和恩格斯考察，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欧洲各国，军费开支极大，不仅战时举债，就是在和平时期，为适应对外扩张的需要，维持庞大军队，也举债弥补军费之不足。当时，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在起义开始以前，军费开支占全部普通收入的60％，在起义初期，为养活这一庞大军队，“军费开支比原来的数目增加一倍”，年开支达到2000万英镑，“这同总共才有2400万英镑的印度纯收入极其不相容”，印度政府“虽然实行新税收而使收人强行增加，但收人仍旧赶不上开支”，每年新增固定赤字至少有700万英镑。为此，一方面：“公共工程和民用的公共建筑几乎完全暂停”，另一方面，不得不在英国发行700万英镑公债和500万英镑印度公债，以弥补军费之需。三、马克思、恩格斯军费理论观点的启示

1.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增加国民收入，是加大军费投入，加强国防建设的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国民收入（V＋M），是国民经济生产部门所创造的社会产品的货币表现，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集中标志，这部分价值的实现不仅可以扩大社会再生产，而且也为社会非物质生产部门（例如军队）提供物质基础。可见，国民收入是一国军费的重要来源，经济实力是影响一国国防支出总量变化的直接财力基础，是国防经济得以运行的润滑剂。从当今世界范围来看，一国经济实力越强，就越有可能动用较多的财力发展国防；反之，其用于发展国防力量的财力就越少。从我国的实际来看，建国以来至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经济实力十分薄弱，国民收入水平处在世界后列，1978年的GDP仅为3645亿人民币，军费为168亿人民币。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2008年我国GDP达到了300670亿人民币，军费开支达4178亿人民币，国民收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新世纪新阶段，必须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纲，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方针，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增加国民收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加大国防经费投入，推进国防现代化建设。

2.军费在保持适度增长的基础上，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搞好统筹兼顾

（1）保障重点，确保我军信息化建设稳步推进

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深刻地改变着战斗力的生成模式。当前，我军信息化建设处在起步阶段，要实现由机械化半机械化向信息化的跨越式发展，必须集中财力，保障重点，经费投入需向信息基础工程、指挥信息系统和武器装备信息化等方面聚焦，通过重点跃升，带动全局发展。

（2）加强新型军事人才队伍建设

军队现代化，人才是第一资源。人才队伍建设是我军建设的根本大计，从财力上保障人才战略工程的顺利实施，是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新型军事人才队伍的物质保证。要加大依托地方高校培养军队人才的投入，同时，尽可能多地把地方优秀人才吸引到军队中来。

（3）加强经费投入，搞好部队军事训练

坚持面向部队、服务基层的原则，努力提高教育训练、人员生活等经费标准，改善部队训练保障条件，促进人与武器装备的结合，大抓军事训练，营造浓厚练兵氛围，推动军事训练不断深入发展，促进部队凝聚力、战斗力的提高。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的军费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投身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大量阅读前人军事、经济著作的基础上，结合理论研究和实践总结，所得出的科学理论，是关于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相互关系问题的科学认识。新形势下，研究探讨马克思、恩格斯在军费理论中的重要立场、观点，对于新世纪新阶段我国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价值。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军费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

军费范文篇7

二十几年来，关于晚清军事后勤的总体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出版了一些专著，如《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为记述中国近代军事后勤的通史性著作，《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资料选编》在搜集、整理近代后勤资料方面成绩卓著，《中国军事制度•后勤制度卷》、《中国军事经济史》也有关于晚清军事后勤体制和实践方面的论述。有关的著述中也涉及到军事后勤，如《中国军事通史》、《中国近代军事史》、《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史》、《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等等。有关学术论文则有《试论晚清军事后勤的变革》、《中国军事后勤思想述要》、《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中国古近代后勤思想略论》、《试论近代军事后勤的发展走向》等。其内容涉及晚清军事后勤演变的性质、地位、中国近代军事后勤思想、军事后勤体制、军事后勤保障等方面。

（一）晚清军事后勤演变的性质和地位近代军事后勤属于中国军事近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其性质、地位和起止时间与整体上的军事近代化是一致的。学术界普遍认为：晚清是中国军事后勤发生根本变革的重要时期，后勤思想、后勤建设及后勤体制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注：房立中：《试论晚清军事后勤的变革》，《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27页。）。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实际上处于一个由旧变新，由农业支援转变为工业支援的大变革时期（注：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46页。）。这充分肯定了晚清军事后勤的重要历史地位。关于中国军事后勤由古代向近代转变的起点和结束问题，学术界一致认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这是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开端，也是军事后勤由古代向近代转变的开始；关于这一转变历程的下限，有着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清朝末年就在新军中确立了中国近代后勤体制。“其后中国的军队基本上延续了袁世凯所建立的后勤体系，不过常有些曾损变通而已。”（注：房立中《试论晚清军事后勤的变革》、奚纪荣《蔡锷军事思想研究》、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均持此观点。）有人认为这一过程要延续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注：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46页。），也有人认为中国军事后勤的近代化要延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注：皮民勇《中国古近代军事后勤思想略论》，王彦、吴信忠、张云《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历史考察》均持此观点。）。

（二）后勤思想变革的研究军事思想是各阶级、政治集团及其军事家关于战争、军队、国防等一系列问题的理性认识，是军事实践的理性升华。军事后勤思想是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后勤经历了由古代军事后勤向近代军事后勤的转变时期，在军事后勤思想领域，传统的后勤思想自然受到了剧烈的冲击。后勤思想的变革集中体现在近代重要军事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言论中，对这些重要人物的后勤思想进行研究，以揭示近代军事后勤思想的发展变化，是二十年来关于军事思想变革研究的主要方式。有关近代军事后勤思想变革的专著尚未出现，有关的论文有：《林则徐军事思想特点初探》、《论林则徐、魏源军事思想》、《试论胡林翼的军事思想》、《曾国藩军事思想初探》、《试论曾国藩的后勤保障思想》、《论曾国藩的军事思想》、《试论曾国藩的军事经济思想》、《左宗棠进军新疆的后勤方略》、《论左宗棠的建军思想》、《论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的军事改革思想》、《袁世凯的军事思想》等。在军事后勤思想方面的变化主要有：在战争后勤观上，普遍认为军队后勤在军事行动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注：皮民勇：《中国古近代军事后勤思想略论》，《军事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113页。）；在战争的物质来源上，主张发展经济、富国强兵，取之于敌、以战养战和开展生产自补；在后勤战备建设上，大力发展武器装备，建立充足的物资储备；重视军事交通运输；建立巩固的后方基地；注意提高后勤效益；进行近代后勤教育，培养近代军事后勤人才；在战略战术上，主张断敌粮道，巩固后方（注：杨庆华、刘仁亮；《中国军事后勤思想述要》，《军事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154页。）。

（三）军事后勤保障的研究中国军事近代化是从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开始的，由于西方先进武器装备的引进，战争手段变得异常复杂，导致了军队后勤保障的相应复杂化。关于近代军事后勤保障研究的主要问题和观点有：

1.军费晚清时期，战争频繁，中国的经济可以说是战时经济、国家财政成了军事财政，军费开支巨大，根本没有余资从事经济和文化建设投资。由于没有经济建设，当然更没有军费来源，这就形成经济上的恶性循环（注：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53页。）。六十年代湘淮军等勇营军队的裁撤，欠饷问题严重也是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注：翁飞：《曾李交替与湘消淮长》，《军事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56页。）。关于清朝军费的来源，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主要靠清廷的农业税收，它占有清廷的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并主要用于军队和战争的开支（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其他收入有漕政、盐政、关税、厘金和捐纳等等，与清前期的变化主要是：盐政和关税的收入和厘金收入在军费收入中的比重增加（注：童超主编；《中国军事制度史•后勤卷》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第325页。）。

解协饷制度是清王朝军费收支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央控制地方军事、经济、政治的主要手段。晚清时期，它的实行虽步履艰难，但在筹集军费的过程中，仍发挥重要作用。解协饷制度在晚清日渐衰落，有人从财政角度分析指出，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清朝的财政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财政权逐渐下落到地方督抚的手上，地方财政日益发展，导致协饷趋于瓦解，这标志着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无可挽回地走向了没落（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页。）。一方面是经济因战争遭到破坏，再就是地方实力的增强及其与中央的抗衡，这一制度的演化，反映出晚清中央与地方权力的此消彼长（注：郭太风：《解协饷制度的演化对清朝统治机制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第29页。）。

厘金制度作为清军军费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在镇压太平军、捻军等晚清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项制度破坏性是显而易见的，它严重地束缚了国内市场的开拓，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品不仅失去了关税的保护，还失去了在国内市场上与外国产品进行公平竞争的可能（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页。）。

2.武器装备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改进主要通过购买和仿制两种途径。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就主张购买和建造西洋武器装备，并采取了实质性的行动（注：何锡荣：《清军水师装备近代化的先声》，《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第75页。）。战后魏源更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于六七十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其目的也是力图改变清军武器装备落后的局面。

关于晚清军工业发展的动力问题有人指出，晚清军工业发展是一种互为条件的“合力运动”，这种“合力运动”具有突发性和被动性。促使它的形成和发展至少有四种互为条件，又相互矛盾着的社会力量，即封建政府、资本列强、民族资本、人民群众。这四种力量是“多方向、多目的”的相互制约（注：牛俊法：《论晚清兵工业发展的动力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112-113页。）。

晚清军工建设是军工现代化建设的开端，它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不能抹杀和低估的（注：刘申宁：《论晚清军工建设》，《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103页。）。但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主要由于工艺落后，中国工业基础差，资金浪费惊人等原因，中国的军工产不但产量少，而且质量低劣、价格昂贵（注：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53页。）。

鉴于此，清王朝还得从国外大量进口武器装备。其积极作用表现在清军的武器装备得到了改善，提高了战斗力，反侵略的能力有所增强。但也不能忽视大量进口武器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表现在，花费巨额金钱；上当受骗；贪污受贿；种类繁杂，极不统一，给训练、作战和后勤保障带来严重困难；在武器的购买和引进上盲目性很大；在武器装备上存在着利益集团倾向；在武器装备的管理上缺乏科学性；（注：李国华：《清末发展武器装备的心理准备》，《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版，第2期，第85页。）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受到外国控制，损害了国家主权（注：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54页。）。

有人指出，中国原本能成为军事强国的，因为中国具有实现装备近代化的经济能力，而且具有领先日本一步的条件，但心理上准备不足，主观上存在着一股排斥力，在内外压力下，表现出很大的被动性。即先是漫不经心，后是急于求成。因此，中国在发展军工方面，要注重心理建设和相关的文化建设，提高掌握与使用武器人员的素质，这是关键性的问题（注：李国华：《清末发展武器装备的心理准备》，《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版，第2期，第89-90页。）。

3.军事交通与通讯轮船、铁路、电报、电话等近代化交通、通讯手段运用于军事领域，是军队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中国军队在改进武器装备的同时，也开始引进近代化的交通、通讯工具。近代以来，传统的运输方式逐步瓦解，而代之以轮船、火车为工具的近代运输方式。关于轮船运输，有人指出，以轮船为主要运输手段是19世纪60年代从洋枪队开始的，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中方都有轮船参加运输，虽然运力很小，但却标志着中国水路军事交通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注：房立中：《试论晚清军事后勤的变革》，《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20页。）。对于铁路运输的重要性，李鸿章、左宗棠、刘铭传等疆臣在七十年代就已认识，并多次上奏清廷修建铁路，但由于守旧势力的反对，终不能实行。中法战争以后，清廷才认识到铁路运输在军事中的重要性，迫于军事上需要，清廷将一些修路计划付诸实施。至1911年，全国完工的铁路有30余条，铁路运输已被列为军事交通的主要手段。在战争中，铁路也成为敌对双方攻击的主要目标。

电报、电话等先进的通讯手段随各国商人的迁入而传入中国，并首先应用于军事。在洋务运动中，清廷在各地设电报局，并设电政大臣，同时还废驿行邮。在中法、甲午战争中，清军已使用电报、电话，作为信息传递的主要手段。虽然晚清的近代军事交通运输还比较落后，但当时这一系列变化是带革命性的（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77页。）。

4.军事医疗晚清时期，中国传统医学出现了倒退的趋势。在新兴科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解剖生理学的传入，使中国在战伤救治方面又增加了一条发展途径，一些介绍西医外科的译著和著作也陆续出现（注：房立中：《试论晚清军事后勤的变革》，《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23页。）。

（四）后勤体制变革的研究晚清后勤制度变化研究，有人作出了具体的总结：后勤管理体系由重皇权转变为重洋务；军费筹措由重赋税转变为重关税和重厘金；军费开支由以发饷为主转变为兼购置西洋军火，武器装备水平由冷兵器和火器并用的时代进入火器时代；交通通讯制度由以驿传为主转变为利用铁路、电报等（注：童超主编：《中国军事制度史•后勤卷》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第359页。）。

关于军事后勤领导权问题，普遍的观点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央皇权强大，牢牢控制着对军队的领导、管理和财政大权，地方上督抚更加有力地节制着后勤要政。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湘淮军兴起后，中央势力衰微，财政拮据，地方督抚逐渐控制着军队的领导、管理和财政大权，对军队后勤的领导权更加集中在地方。这是中国近代中央和地方权利消长的重要体现之一（注：童超主编：《中国军事制度史•后勤卷》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第320页。）。

中国军事近代化开始于武器装备，在“中体西用”思想的影响下，洋务派们对与此相适应的近代后勤体系的变革并不热心。于是，近代武器被绑在了落后的封建军事体制之上，从而无法发挥近代武器装备应有的效能，出现了在中国近代，军事体制的变革落后于武器装备变革的局面。

总体上讲，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军事后勤的变革还处在注重军事器物技艺等层面上。甲午战争中，落后的后勤保障体制是清军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战后，清廷实行军制改革，在新军中建立了完整的后勤指挥系统和后勤保障系统，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基本上完成了由器物技艺层面到军事制度层次上的变革（注：施渡桥：《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史》，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65页。）。

二、清军各军兵种军事后勤的个案研究

晚清的清军既有作为国家正规军的八旗、绿营经制兵，又有独具时代特色的以湘军、淮军为代表的勇营兵，以及后来的防军、练军。还有具有某种近代化意义的近代海军和近代陆军。近代军事后勤的变革主要是在晚清清军后勤建设中体现出来的。学术界对清军各军种、兵种的后勤研究是近代军事后勤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一）八旗、绿营经制兵军事后勤研究罗尔纲的《绿营兵制》在八十年代重新出版，对研究绿营的后勤制度和后勤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学术界对其研究的重点是：

1.武器装备方面，主要在于揭示其落后性八旗和绿营的武器以冷兵器为主，兼使用旧式火器。这些火器有些制法来自西洋，但因清廷对火器的垄断和因循守旧，不图改进，使八旗、绿营的武器装备在鸦片战争时大大落后于西方（注：张玉田、陈崇桥、王献中、王占国编著：《中国近代军事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页。）。

2.军费方面，普遍观点认为是低微和不平等八旗武官俸禄往往比同一级别的绿营武官高出一至四倍，反映了清廷在军队中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兼廉银高出正俸几倍、几十倍，成了实际的重要收入，体现了清军的雇佣军性质。单就俸廉两项法定数额而言，除了旗官最高武职正一品领侍卫内大臣外，绿营武官的岁入反而超出同一品级的八旗武官。其目的一方面为了稳定绿营武官，使其甘心为朝廷效命，一方面鼓励旗官到绿营任职，以控制绿营（注：郭太风：《八旗、绿营俸饷制度初探》，《复旦学报》社科版1982年第4期，第105页。）。就是在八旗军内部，由于种族（八旗还分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驻防地区和出身贵贱的不同，其待遇也不同。对八旗和绿营的军饷实行不同的待遇，表现在绿营低饷，武器装备皆自备，加上武官的盘剥，使得绿营士兵无力养家，军备废弛，兵丁素质低下，官兵矛盾尖锐；而对八旗则待遇优厚，使得八旗养尊处优，不堪战守（注：皮明勇：《试论清朝的绿营低饷制度》，《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第114页。）。这种俸饷制度，一方面有利于清廷对军队的控制，另一方面也是造成八旗、绿营军队战斗力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社会秩序长期安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处于长期停滞、反复重演的状态，八旗和绿营的饷章上百年没有一分一厘的变动（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2页。）。

军费问题的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八旗绿营军的没落和腐败。在八旗方面，由于清军入关二百年，八旗人口日增，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八旗生计”问题。而清廷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扩大八旗兵额，这就使八旗日益失去它作为战斗组织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转为救济机构。对绿营而言，最严重弊端就是吃空额现象极其普遍。由于绿营官兵待遇菲薄，将官就借吃空额明粮来补偿，这是绿营兵制的致使弱点和无法克服的痼疾（注：张玉田、陈崇桥、王献中、王占国编著：《中国近代军事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页。）。这一切，表明八旗、绿营的后勤保障体制已经远远落后于时展的需要，是八旗、绿营在近代反侵略战争和镇压农民起义战争中一触即溃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湘军、淮军等勇营兵的军事后勤研究湘军、淮军等勇营武装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中产生和壮大起来的。在其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中，建立了一整套具有时代特色的军事后勤体制和措施。主要内容和特点表现在：

1.湘军的创始人建立了一套独立了后勤保障体制。其中有俸饷制度，主要特点是：集饷权、兵权于将帅之手，这是与湘军的勇营性质即“兵为将有”的私属性是分不开的；优待营官制度；勇饷从优；定出一营开支极限，对军饷实行包干、定限，限制了“冒领”和不必要的开支，使官兵得到了实惠（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26页。）；对士兵军饷采取“半饷”发放的原则。这种采取“厚饷”和“半饷”发放原则，有利于稳定军心，加强控制和提高战斗力。建立粮台制度，委派专门人员建立粮台，负责饷械筹集和转运。在营中建立长夫制度，直接负责军队的杂役、运输等后勤事务，这种制度为李鸿章引用，对后来的军种配置起了一定的启示作用（注：龙方成：《试论湘军的后勤保障建设》，《求索》1994年第5期，第115页。）。

2.湘军后勤保障的主要特色是自筹饷械在粮饷方面，建立巩固的后方基地，以筹集粮饷；应用各种途径筹集军饷，如捐输、厘金、以盐抵饷、请各省协济等等。前期以盐税为主，后期以厘金为主（注：张田玉：《镇压太平天国之役湘军的后勤体制和保障》，《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37页。）。有人认为，曾国藩以史为鉴，认识到饷糈筹集的重要地位，既对筹饷、开辟饷源等关键问题常抓不懈，对冒领军饷等弊病，严加制止和纠正外，还提倡节俭，较好地解决了湘军的饷糈筹集问题（注：唐兆梅：《论曾国藩对饷糈筹集的重视》，《贵州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第51-52页。）。也有人指出，靠就地筹饷的办法，即主要靠自己搜刮，榨取民脂民膏来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就决定了湘军的掠夺本质，同时也反映出湘军是一支独立的汉族地主武装，它和清王朝既是统一体，又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注：袁首乐：《湘军经费清单的发现及其意义》，《安徽史学》，1987年第3期，第27页。）。

湘军采取购买和自造洋枪洋炮的方法改进军队的武器装备。湘军的船械来源有两个途径：一是从外购买，一是自己制造。如曾国藩从广州购买武器装备湘军水师（注：张田玉：《论湘军的后勤体制和保障》，《军事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133页。）。1861年，攻陷安庆后，曾国藩建立了安庆内军械所，专门生产洋枪洋炮。这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兵器工业的开端（注：秦政奇：《安庆内军械所——中国近代兵器工业的开端》，《安徽史学》，1992年第4期，第26页。）。

3.淮军的营制饷章在继承湘军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淮军的联伍制反映了作战工具的配备、薪水、口粮制、帐棚制，即淮军所需物资的供应制度和方法。其他方面如医疗、军装制造等虽有规定，但多不具体，至于运输、通讯等均无明文规定，可见淮军的后勤保障制度是很简陋的。淮军的后勤保障方面与湘军无多大差别，在军饷的来源上，1867年前，主要依靠捐输和厘金。此后，江海关税遂成为淮军的大宗饷源（注：陆方：《淮军的后勤制度和保障》，《安徽史学》，1992年第2期，第45页。），在武器装备方面，李鸿章在武器的购买和制造方面均比曾国藩有所进步，淮军的武器近代化程度较湘军为高。

（三）练军的军事后勤练军是清朝传统八旗绿营经制兵向全盘西化近代新式军队——新军的过渡军制，是八旗绿营兵的洋式编练。练军的营制饷章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先是直隶总督刘长佑制定了直隶练军的营制饷章，后曾国藩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其余各省的练军军制多依照这个章程，同时又有各自的特点。练军除军事建制上勇营化和装备上比较广泛地采用新式武器外，在后勤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军事后勤管理练军军事后勤建设的实权，掌握在南北洋大臣和各省督抚手中，其后勤机构也主要在地方各省；练军的“军”与“营”仿效勇营有专门的后勤建制（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7页。）。

2.饷章增加将官的薪费和弁兵的饷银，并将管理练饷的后勤权，掌于将官手中。曾国藩在制定练军饷章时，力图恢复勇营营官包干制，在饷制上力图摆脱绿营羁绊，使练军独立于绿营之外，摆脱绿营的积习，减少弊端。总体上考察，练军的薪饷低于防军而高于绿营。随着武器装备的改进，练军中还出现了炮费、衣帽银等杂项费用。可见，清军的近代化和正规化建设有了一定的进步（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9页。）。

这次整军练兵主要着眼于武器装备的改进和试行西法操练，在编制方面没有超越湘军营制的框架，因而只能看成是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初级阶段（注：施渡桥：《晚清首次整军练兵的思想与实践述评》，《军事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94页。）。

（四）晚清近代海军军事后勤研究晚清的近代海军建设可以说是晚清军队近代化建设的一个创举。晚清海军虽有三洋海军之说，但在实际操作中，清廷于80年代作出了重点发展北洋海军的决定。

1.晚清海军的军费60年代后，面对着强敌环绕的形势，清王朝就计划建立一支近代海军。起初，清廷依靠总税务司李泰国向英国购买一支舰队。由于英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阴谋和欺诈，清廷的购买计划破产，并为此白白耗费了近70万两白银（注：史伟《清政府在建立了第一支新式海军舰队中糜费了多少钱？》（《历史教学》，1981年第4期）持此看法，而张玉田、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史》则认为花费了160多万两。）。70年代特别是中法战争以后，清廷决心大力创办新式海军，于1885年成立了海军衙门，专门负责海军军费的筹措。

北洋海军经费主要来源于关税厘金的协拨，即“海防经费”，此后又包括海防捐输、淮军协拨等等。由于连年战争，清廷财政拮据，用于海军建设的投入是相当有限的。而且，在筹集经费的过程中，存在着清朝中央政府和地方军阀之间，各地方洋务集团之间的勾心斗角。清政府派定的海防款项，常被地方督抚以种种理由拖欠截留。据统计，北洋海军经费从未解足分额，每年实际收入在100万两左右，占国库收入的1%左右（注：姜鸣：《北洋海军的经费初探》，《浙江学刊》，1986年第5期，第137-138页。）。

关于北洋海军的军费开支情况，有人研究指出，自光绪元年到光绪二十年，购置船炮军火的总开支达800万两白银，居各项开支之首，军港及防务设施建设共花费240万两白银，这两项开支，占军费开支的一半以上（注：姜鸣：《北洋海军的经费初探》，《浙江学刊》，1986年第5期，第140页。）。在当时的条件下，将有限的经费重点用在武器装备和基地、防务建设上是必要的。

在北洋海军的薪饷上，李鸿章吸取了英德海军的厚饷和恤军精神，同时结合中国“饷力未充，未能援引”的实际，灵活地将海军官弁的岁支俸银分成官俸和船俸两大部分，两者比例为四比六。这种重视带船和实际职务，而不专凭官街的措施，比较科学，有利于激发人的工作热情（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234页。）。此外，还对官弁伤废俸、官兵的赏恤以及各船行船公费、医药费等的集体费用作了明确的规定。

由于清王朝的财政拮据和政治腐败，在这有限的经费中有相当一部分被贪污浪费和以各种名义而被挪作他用了。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清廷挪用海军军费修筑颐和园。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多方考证。有人指出，从1885年海军衙门成立到1895年裁撤的十年中，海军的各种经费收入达2000余万，也有人认为是3000余万（注：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近代中国海军》（海潮出版社1994年，第333页）认为共2000余万两，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认为总数达3000余万两。）。其中用于颐和园工程的在600万到1000万之间（注：张利民：《清廷挪用海军经费修筑颐和园考》，邹兆琦《慈禧挪用海军军费造颐和园考证》认为达1000到1400万两，张玉田、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史》认为总数达2000万之多。）。海军军费被浪费和挪用，严重地破坏了海防建设。北洋海军自1888年成军以后，便再也没有大规模地更新舰船和武器装备。海军军费的拮据和被挪用，不能不说是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关于南洋海军的军费问题，据研究，南洋海军军费来源主要是各省特别是江苏厘金，而海关税则大部拨给北洋。南洋海防军费缺乏系统的资料，但大大低于北洋是肯定的，至多为北洋收入的三分之一（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2页。）。

2.武器装备就当时清朝全国军队而言，北洋海军的武器装备颇具领先性，北洋海军舰只装备的现代化程度及其实力，在当时的亚洲是一流的。北洋海军的舰船和武器装备绝大部分购自国外（注：［德］乔伟、李喜所、刘晓琴：《德国克虏伯与晚清军事工业化》，《南开学报》，1999年第3期，第67-69页。）。关于武器装备是以购买为主还是以自造为主，晚清的军政集团一直存在着争论，这主要体现在对于新式海军的舰船和武器的来源问题上。有人指出，李鸿章起初主张以自制为主，但由于中国经济、工业基础的落后和海防形势的危急，转而主张向西方购买为主。最后，竟发展到排斥和打击左宗棠等武器以自制为主的主张，挪用国内自制经费，来购买洋枪洋炮（注：张家瑞：《李鸿章与晚清舰船装备建设的买与造》，《军事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第108-111页。）。

3.海军基地建设清廷耗费巨额资金（570万两）建设了旅顺、威海卫两大基地和大沽船坞。为海军的给养、训练和舰船维修提供了物质基础。但大沽、旅顺、威海三基地后勤补给困难，三基地远离粮食产区，主要靠海漕运粮，而军舰的燃料也要海运，与内陆腹地交通也不发达，补给线过于漫长。这是基地建设欠妥之处（注：姜鸣：《北洋海军基地建设和晚清国防近代化》，《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第24页。）。

4.后勤体制建设完善的后勤体系，是近代战争提出的要求，北洋海军是一支在武器装备上完全近代化的海军，后勤体制不能不突破旧制，做一些新的开拓，但同时旧的思想和体制对北洋海军的后勤建设仍有着相当严重的消极影响。

北洋海军在三基地建立了复杂的后勤机构，建立了军用仓库、铁路、电报、医院等近代化的后勤保障设施。这中国军队在近代化事业中迈出的十分重要的一步。但后勤体制方面还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表现在：海军提督无权节制后勤，造成了海军内部指挥系统的多元化；各个后勤部门没有一个统一的后勤指挥机构；恤赏兵勇制度过于苛刻，不能激发士兵热情，等等（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242页。）。

（五）新军军事后勤研究对新军后勤建设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北洋新军的军事后勤建设上。甲午战争失败后，清廷被迫实行军制改革。袁世凯、张之洞等地方大员开始仿照西方军事体制编练新军。

1.后勤体制建设袁世凯、张之洞等比较重视新军后勤，将后勤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1896年后，袁世凯在新军中建立了较为系统的近代军队后勤体制，它标志着中国近代军事后勤体制的初步确立。这种后勤体制经过不断完善后，逐步推广到全国新军的编练中去，使全军有了统一的后勤统领机构和原则上统一的后勤制度（注：王其坤：《中国近代军事经济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2.军费的收支清廷通过“征天下之饷，练一省之兵”，使北洋六镇迅速成军。有人指出，北洋军费的78.3%来自辛亥革命后独立的省份。因此，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一手推翻清王朝，一手压迫南方革命党人屈服，军费上的考虑，是其采取如此行动的重要原因之一（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页。）。在官兵的薪饷上，明显的特点是北洋六镇军费充足，比旧军的薪饷有所提高。地方各省新军的军费，除少数镇是由中央的度支和陆军两部协商筹拨外，绝大多数则由地方就地筹款。有些地方督抚在军费筹措上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裁撤旧营，腾出底饷，以增加新军薪饷；借洋款充饷，等等（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280页。）。由于经费的拮据，薪饷多不能足额发放。

3.武器装备北洋六镇皆装备了西洋先进武器，并努力统一武器的口径和规格。对武器的购买、生产和保养都做了明确的规定。这进一步提高了武器装备的近代化程度。对于各省的武器装备，由于经费短缺和购买武器的混乱无章，武器装备中仍是新旧武器并存，新式武器也是口径和规格极不统一，给保养和作战都带来很大困难，限制了新式武器战斗力的发挥。但湖北新军不同，在张之洞的努力下，该军薪饷比较充足，武器装备也较精良（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48-349页。）。

另外，在交通通讯上，近代化的交通通讯设备如铁路、轮船、电话、电报等开始运用于北洋及各省新军中，但旧式落后的骡马运输仍在新军中占很大的比重。在医疗卫生上，建立了近代化的军事医疗保障制度和随军及后方的医疗机构，配备了掌握西方医疗技术的医务人员。在军事后勤教育上，创办了一些专业技术后勤学校，培养近代化的后勤技术人才（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18-332页。）。总体而言，晚清编练新军的实践，虽有局限，但促进了中国军队后期近代化的发展，其明显的进步则体现在北洋新军的建设上。至于其他各省新军的进步，则显得十分缓慢。清庭曾制定了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的计划，但直到清朝灭亡，也没有实现。其中主要原因一是经济基础异常薄弱，旧军虚糜军饷，编练新军的军费异常拮据；二是有些地方督抚蓄意抵制，在编练新军上敷衍了事，却极力加强巡防营等地方部队。这一方面反映了清廷和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旧军队的存在，地方实权人物便可以在军队开支上谎报军费开支和吃空饷，大发其财（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66-367页。）。

三、反清武装力量军事后勤研究

在晚清，与清军对立的国内武装力量就是太平军、捻军、陕甘回民起义军等农民起义军，还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领导的一系列武装起义力量。晚清农民起义总体上还没有摆脱旧式中国农民战争的模式，但它毕竟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在同国内外敌人战斗的过程中，其战略战术、体制编制，武器装备等也在发生着或多或少的的变化。同时，他们的存在，也迫使清军武器装备、后勤保障发生一系列变化，促进了中国军队后勤近代化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党领导的反清力量的后勤建设也有一定的特色。因此，研究农民起义军和革命党起义军的军事后勤建设，对探究中国军队后勤近代化也是有意义的。在农民起义军的研究上，学术界侧重于太平军。其中，太平军的后勤保障建设是主要研究内容。对于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军的军事后勤研究，尚未见专门的论述出现。

（一）太平军后勤保障研究有人把太平天国的失败与后勤建设联系起来研究。得出太平天国领导人忽视后勤建设，缺乏军事经济思想，是其军事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表现在：一是没有大力加强军事经济建设，使得太平军在军费、粮食、兵员、兵器和军事运输等方面得不到有力的支持，使太平军作战不能持久（注：华强：《太平天国军事经济思想检讨》，《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69页。）。二是存在着严重的流寇主义，没有大力加强后方根据地建设；太平军实行“因粮于敌”的后勤方针，饷事依赖兵事，对战争依赖性大，军队无根（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12页。）。三是缺乏知人善任，后勤管理不善（注：王北生：《太平天国的失败与后勤》，《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94页。）。但太平军在后勤建设上具有一定的时代特色，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后勤体制太平天国实行军政一体的制度，在经济上也实行军民合一的战时经济体制，因此，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就是军队的粮饷收入。太平军的后勤体制与整个太平天国的财政体制连是在一起的。有人指出，太平天国在首都天京有一系列的典官建制，这些中央政府所属的典官及其机构，由于职能是大多军事后勤管理和制造方面。因此，他们可以看作是太平军总指挥部的后勤军需机构（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7-99页。）。圣库制度是太平军后勤保障的根本制度。太平军的物资供应都从圣库中获取。定都天京后，设立了总圣库，又设立总圣粮，将粮食从总圣库中分立出来。就其职能而言，总圣库、总圣粮所管的事务，均属后勤保障性质，相当于总后勤部（注：张一文编著：《太平天国军事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6页。）。

对圣库制度的评价有：圣库制度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最大限度地集中了有限的财力、物力，为太平军的军事斗争提供了物质基础，它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注：吴雁南、韩品峥：《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文物》，1976年第1期，第7页。）。圣库制度后来遭到破坏是历史的必然，当时不具备坚持长期实行这种制度的社会历史条件，所以，它在推行过程中，受到了广大市民阶级的反对，受到了太平天国革命者私有思想的冲击，并且存在着管理不善、任意挥霍等问题，从而导致了圣库制度的破坏和最终失败（注：梁义群：《试论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北方丛论》，1983年第3期，第81-83页。）。

太平军在一军中的后勤建制则是明确的。太平军的基本作战单位是军，在军中设有职同监军的各类典官三十五人，其中典圣库、典圣粮等负责后勤工作的官员就有二十七人。并规定从军至两司马各级都应设立圣库负责后勤工作，这属于军的后勤系统，它们受制于军的最高长官——总制（注：张玉田、陈崇桥、王献中、王占国编著：《中国近代军事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说明太平军的后勤保障体制是相当完备的。另外，太平天国还规定了太平军的供给标准，在粮食、菜金、礼拜钱、服装等方面都有规定。在供应的先后次序上，坚持以作战部队优先的原则。其中的礼拜钱是军人的生活津贴，太平天国后期，礼拜钱还有分发。军服方面，初期比较复杂，以后逐渐统一。1855年后，太平军的服装进入统一的制式阶段，标志着太平军正规化的发展（注：张一文编著：《太平天国军事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7页。）。

2.有关后勤的军种建设太平军没有建立专门的后勤部队，但太平军的水营在一段时期内承担了从长江上游向天京和其他地区军队的大部分粮饷、物资的运输工作，在后勤运输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太平军中的女营、土营和童子军也分别承担了相应的后勤工作，对军队后勤上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此外，太平天国在天京建立了通信机构“疏附衙”，通信人员称“疏附”。在占领区各地建立分支机构，在每军的典官中也设立疏附一人，负责文报的传递工作。在占领区，通过水路和陆路，派专人用船或马传递文报，若需要通过敌占区，则派人密藏文书，进行联络（注：张一文编著：《太平天国军事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5页。）。

3.粮饷太平军的粮饷统一取之于圣库，圣库初期来源于拜上帝会者的交纳和战场缴获，同时，还创造了“进贡”和“打先锋”等形式筹措军费。后期，由于军费开支的浩大和圣库制度的破坏，加上定都天京后，天朝田亩制度没能实行，太平天国不能就地取粮，粮饷主要来自长江上游的湖北、安徽、江西等省。太平天国在它的统治区实行了“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同时，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杂税。有人指出，太平天国的粮饷筹集政策存在着失误，即过分集中其统治下的人民，摊派过重，再加上征收过程中用人不当，导致人民的反抗情绪，而没有采取“资于敌”的政策，没有重视开拓江南、江北富源，夺取清廷北运的粮饷为己所用（注：华强：《太平天国军事经济思想检讨》，《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71页。）。另外，太平军解决粮食的办法还有采购，主要的采购对象是粮商和民众，还有外国人（注：张一文编著：《太平天国军事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3页。）。

4.武器装备建设太平天国起义正处于西洋武器装备向中国引进时期，太平军的武器装备也受到了这一趋势的影响。在斗争中，太平军也开始利用西洋武器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关于太平军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建设，主要表现在：太平天国的初兴阶段便开始了由冷兵器向热兵器的过渡，主要表现在火器的普遍铸造和广泛使用上，不过，这时期主要使用的是旧火器；太平天国后期新旧火器更新较快，较大量的使用洋枪洋炮。在西洋武器的来源上，主要有战场缴获、以高价向外国购买和设厂仿造三个方面（注：蓝振露：《试论太平天国的军火进口贸易》，《史学月刊》，1991年第6期，第42页。）。在太平天国后期，还建立了洋炮馆，它是战时军械所，负责维修洋枪洋炮，制造西洋子弹、炮弹。在李秀成的建议下，太平军中也建立了自己的洋枪队，并聘请洋人训练（注：华强：《太平天国军事经济思想检讨》，《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75页。）。所以，有人指出，中国军队的近代化历程，首先是从太平军中开始的。在激烈的战争实践中，太平军不断改善武器装备，从而大大缩小了武器装备近代化历程，甚至势必很快赶上或超过中外反动军队武器装备的近代化程度（注：朱哲芳：《太平军兵器近代化探略》，《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第115页。）。在这种形势下，太平军主要的敌人湘军和淮军也不得不引进洋枪洋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军队的近代化进程。

由于太平天国领导者并不重视军队武器装备的改进，太平天国的武器近代化主要出现在李秀成统帅的太平军。从整体上看，太平军的武器装备改善有限，近代化程度低下，多数太平军将士仍然使用原始的长矛大刀和抬枪抬炮（注：华强：《太平天国军事经济思想检讨》，《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76页。）。

（二）资产阶级革命党起义军的军事后勤研究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主张以暴力革命手段，彻底推翻封建专制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政府。有关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军事后勤的研究，涉及到军事后勤思想、后勤体制和战时后勤保障等。

在对资产阶级军事后勤思想的研究中，孙中山的军事后勤思想是主要内容之一，而且其范围远远超过晚清，包括了孙中山战斗的一生。孙中山批判地吸收了中外后勤建设和后勤保障的理论精华，在组织领导武装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军事后勤思想。主要是：1、科学地认识到军事实力与国家经济之间的关系。认为战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较量，也是经济力量的较量，主张大力开发中国资源，发展中国的实业，建立强大的国家经济，进而“努力实行扩张军备建设”。2、后勤准备是进行武装斗争的先决条件，主张“先筹备大款，然后举事”，要充分准备对前方作战的接济（注：石文年：《孙中山军事后勤思想探讨》，《军事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第151-152页。）。3、注重军队后勤建设，主张统一编制，整顿饷务，裁汰冗兵，以节约军费。4、重视军队的武器装备建设，提出海外援助、“因械于敌”等思想，后来主张加强军工建设，扩大兵工厂，保障军队有充足的武器（注：谢健、毛振发：《孙中山军事思想的几个问题初探》，《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5、认识到军事交通和国防工业对加强国防的重要作用，主张发展军事交通和振兴国防工业（注：毛振发：《孙中山军事思想论述》，《中国军事科学》1996年第4期，第129页。）。

在军事后勤体制建设上，在孙中山制定的“革命方略”中，曾拟订了国民军的后勤体制与章程。另外，辛亥革命期间，各省军政府和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期间，在后勤体制上还有所建树，颁布了一系列军事后勤条令，在军事后勤体制、各军队和军事机构的供应标准都有了明确的规定，但由于辛亥革命的果实迅速被袁世凯篡夺，以及在军费上的困难，基本上没有贯彻实施（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448页。）。

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党人在全国各地连续发动了大小十几次武装起义。由于他们大多借助于会党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组织起义，且力量均比较弱小，持续时间也比较短，因此，这些起义并没有建立正式的编制和后勤保障机构。关于他们的后勤研究，主要体现在对起义经费和军械的筹措上。历次起义的枪支、弹药的购买费，起义士兵的伙食费，绝大部分是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在世界各地的华侨中募捐得到的（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95-417页。）。关于起义的武器，主要是海外购买输入，炸弹多是自己制造的。武器装备的购买、制造与运输，都是非常艰险的。辛亥革命前的历次武装起义多是由于军费和武器的短缺而遭到失败。没有充足的后勤保障，无疑是起义军失败的重要原因。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军的后期工作主要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武器装备方面，与以前从海外购买武器为主不同，革命中主要是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如运动清军反正、战场上缴获、直接占领清军设在各地的军火仓库和军械制造工厂。由于武器来自各个方面，因此革命军队的武器口径和规格极不统一，这给维修和保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422页。）。由于新式武器的短缺，冷兵器和旧式火炮仍大量应用于革命军。

革命军的军费来源，首先是来自国内，有革命党人的会费和捐款、没收敌人的藩库，后一项是军费的主要来源。当地群众和工商各界人士受到辛亥革命的胜利的鼓舞，对革命事业进行了公开的财政支持，也是军费的主要来源之一。其次是来自华侨与港澳同胞的捐助。华侨支持革命的款项绝大部分是义捐。虽然革命组织也发行了一些债券，但持这种债券的华侨并不要求一定兑现。

尽管如此，由于封建势力军事进攻和外国列强的经济遏止，革命军的军费仍然是相当紧张的。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感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军费支出庞大，入不抵出（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435页。）。帝国主义借口关税是清政府所借外债和赔款的担保品，劫夺了各省军政府的一项重要的税收——关税。面对财政危机，南京临时政府和各地的军政府不得不发行纸币、军用券和公债券，而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则主要依赖外债，其购买军火的费用，也多来自外债。据研究，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期间，其财政来源的一半以上来自外国的借款（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436页。）。经济上依靠他人，军事和政治上必然的不能自主。革命政府对革命军后勤保障的诸多困难，导致军队战斗力的减弱，这反过来又导致了革命政府在政治上的软弱，不得不向中外反动势力妥协。

四、晚清军事后勤研究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军费范文篇8

一、晚清军事后勤的总体研究

二十几年来，关于晚清军事后勤的总体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出版了一些专著，如《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为记述中国近代军事后勤的通史性著作，《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资料选编》在搜集、整理近代后勤资料方面成绩卓著，《中国军事制度•后勤制度卷》、《中国军事经济史》也有关于晚清军事后勤体制和实践方面的论述。有关的著述中也涉及到军事后勤，如《中国军事通史》、《中国近代军事史》、《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史》、《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等等。有关学术论文则有《试论晚清军事后勤的变革》、《中国军事后勤思想述要》、《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中国古近代后勤思想略论》、《试论近代军事后勤的发展走向》等。其内容涉及晚清军事后勤演变的性质、地位、中国近代军事后勤思想、军事后勤体制、军事后勤保障等方面。

（一）晚清军事后勤演变的性质和地位近代军事后勤属于中国军事近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其性质、地位和起止时间与整体上的军事近代化是一致的。学术界普遍认为：晚清是中国军事后勤发生根本变革的重要时期，后勤思想、后勤建设及后勤体制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注：房立中：《试论晚清军事后勤的变革》，《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27页。）。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实际上处于一个由旧变新，由农业支援转变为工业支援的大变革时期（注：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46页。）。这充分肯定了晚清军事后勤的重要历史地位。关于中国军事后勤由古代向近代转变的起点和结束问题，学术界一致认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这是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开端，也是军事后勤由古代向近代转变的开始；关于这一转变历程的下限，有着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清朝末年就在新军中确立了中国近代后勤体制。“其后中国的军队基本上延续了袁世凯所建立的后勤体系，不过常有些曾损变通而已。”（注：房立中《试论晚清军事后勤的变革》、奚纪荣《蔡锷军事思想研究》、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均持此观点。）有人认为这一过程要延续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注：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46页。），也有人认为中国军事后勤的近代化要延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注：皮民勇《中国古近代军事后勤思想略论》，王彦、吴信忠、张云《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历史考察》均持此观点。）。

（二）后勤思想变革的研究军事思想是各阶级、政治集团及其军事家关于战争、军队、国防等一系列问题的理性认识，是军事实践的理性升华。军事后勤思想是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后勤经历了由古代军事后勤向近代军事后勤的转变时期，在军事后勤思想领域，传统的后勤思想自然受到了剧烈的冲击。后勤思想的变革集中体现在近代重要军事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言论中，对这些重要人物的后勤思想进行研究，以揭示近代军事后勤思想的发展变化，是二十年来关于军事思想变革研究的主要方式。有关近代军事后勤思想变革的专著尚未出现，有关的论文有：《林则徐军事思想特点初探》、《论林则徐、魏源军事思想》、《试论胡林翼的军事思想》、《曾国藩军事思想初探》、《试论曾国藩的后勤保障思想》、《论曾国藩的军事思想》、《试论曾国藩的军事经济思想》、《左宗棠进军新疆的后勤方略》、《论左宗棠的建军思想》、《论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的军事改革思想》、《袁世凯的军事思想》等。在军事后勤思想方面的变化主要有：在战争后勤观上，普遍认为军队后勤在军事行动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注：皮民勇：《中国古近代军事后勤思想略论》，《军事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113页。）；在战争的物质来源上，主张发展经济、富国强兵，取之于敌、以战养战和开展生产自补；在后勤战备建设上，大力发展武器装备，建立充足的物资储备；重视军事交通运输；建立巩固的后方基地；注意提高后勤效益；进行近代后勤教育，培养近代军事后勤人才；在战略战术上，主张断敌粮道，巩固后方（注：杨庆华、刘仁亮；《中国军事后勤思想述要》，《军事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154页。）。

（三）军事后勤保障的研究中国军事近代化是从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开始的，由于西方先进武器装备的引进，战争手段变得异常复杂，导致了军队后勤保障的相应复杂化。关于近代军事后勤保障研究的主要问题和观点有：

1.军费晚清时期，战争频繁，中国的经济可以说是战时经济、国家财政成了军事财政，军费开支巨大，根本没有余资从事经济和文化建设投资。由于没有经济建设，当然更没有军费来源，这就形成经济上的恶性循环（注：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53页。）。六十年代湘淮军等勇营军队的裁撤，欠饷问题严重也是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注：翁飞：《曾李交替与湘消淮长》，《军事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56页。）。关于清朝军费的来源，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主要靠清廷的农业税收，它占有清廷的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并主要用于军队和战争的开支（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其他收入有漕政、盐政、关税、厘金和捐纳等等，与清前期的变化主要是：盐政和关税的收入和厘金收入在军费收入中的比重增加（注：童超主编；《中国军事制度史•后勤卷》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第325页。）。

解协饷制度是清王朝军费收支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央控制地方军事、经济、政治的主要手段。晚清时期，它的实行虽步履艰难，但在筹集军费的过程中，仍发挥重要作用。解协饷制度在晚清日渐衰落，有人从财政角度分析指出，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清朝的财政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财政权逐渐下落到地方督抚的手上，地方财政日益发展，导致协饷趋于瓦解，这标志着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无可挽回地走向了没落（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页。）。一方面是经济因战争遭到破坏，再就是地方实力的增强及其与中央的抗衡，这一制度的演化，反映出晚清中央与地方权力的此消彼长（注：郭太风：《解协饷制度的演化对清朝统治机制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第29页。）。

厘金制度作为清军军费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在镇压太平军、捻军等晚清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项制度破坏性是显而易见的，它严重地束缚了国内市场的开拓，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品不仅失去了关税的保护，还失去了在国内市场上与外国产品进行公平竞争的可能（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页。）。

2.武器装备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改进主要通过购买和仿制两种途径。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就主张购买和建造西洋武器装备，并采取了实质性的行动（注：何锡荣：《清军水师装备近代化的先声》，《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第75页。）。战后魏源更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于六七十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其目的也是力图改变清军武器装备落后的局面。

关于晚清军工业发展的动力问题有人指出，晚清军工业发展是一种互为条件的“合力运动”，这种“合力运动”具有突发性和被动性。促使它的形成和发展至少有四种互为条件，又相互矛盾着的社会力量，即封建政府、资本列强、民族资本、人民群众。这四种力量是“多方向、多目的”的相互制约（注：牛俊法：《论晚清兵工业发展的动力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112-113页。）。

晚清军工建设是军工现代化建设的开端，它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不能抹杀和低估的（注：刘申宁：《论晚清军工建设》，《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103页。）。但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主要由于工艺落后，中国工业基础差，资金浪费惊人等原因，中国的军工产不但产量少，而且质量低劣、价格昂贵（注：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53页。）。

鉴于此，清王朝还得从国外大量进口武器装备。其积极作用表现在清军的武器装备得到了改善，提高了战斗力，反侵略的能力有所增强。但也不能忽视大量进口武器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表现在，花费巨额金钱；上当受骗；贪污受贿；种类繁杂，极不统一，给训练、作战和后勤保障带来严重困难；在武器的购买和引进上盲目性很大；在武器装备上存在着利益集团倾向；在武器装备的管理上缺乏科学性；（注：李国华：《清末发展武器装备的心理准备》，《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版，第2期，第85页。）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受到外国控制，损害了国家主权（注：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54页。）。

有人指出，中国原本能成为军事强国的，因为中国具有实现装备近代化的经济能力，而且具有领先日本一步的条件，但心理上准备不足，主观上存在着一股排斥力，在内外压力下，表现出很大的被动性。即先是漫不经心，后是急于求成。因此，中国在发展军工方面，要注重心理建设和相关的文化建设，提高掌握与使用武器人员的素质，这是关键性的问题（注：李国华：《清末发展武器装备的心理准备》，《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版，第2期，第89-90页。）。

3.军事交通与通讯轮船、铁路、电报、电话等近代化交通、通讯手段运用于军事领域，是军队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中国军队在改进武器装备的同时，也开始引进近代化的交通、通讯工具。近代以来，传统的运输方式逐步瓦解，而代之以轮船、火车为工具的近代运输方式。关于轮船运输，有人指出，以轮船为主要运输手段是19世纪60年代从洋枪队开始的，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中方都有轮船参加运输，虽然运力很小，但却标志着中国水路军事交通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注：房立中：《试论晚清军事后勤的变革》，《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20页。）。对于铁路运输的重要性，李鸿章、左宗棠、刘铭传等疆臣在七十年代就已认识，并多次上奏清廷修建铁路，但由于守旧势力的反对，终不能实行。中法战争以后，清廷才认识到铁路运输在军事中的重要性，迫于军事上需要，清廷将一些修路计划付诸实施。至1911年，全国完工的铁路有30余条，铁路运输已被列为军事交通的主要手段。在战争中，铁路也成为敌对双方攻击的主要目标。

电报、电话等先进的通讯手段随各国商人的迁入而传入中国，并首先应用于军事。在洋务运动中，清廷在各地设电报局，并设电政大臣，同时还废驿行邮。在中法、甲午战争中，清军已使用电报、电话，作为信息传递的主要手段。虽然晚清的近代军事交通运输还比较落后，但当时这一系列变化是带革命性的（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77页。）。

4.军事医疗晚清时期，中国传统医学出现了倒退的趋势。在新兴科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解剖生理学的传入，使中国在战伤救治方面又增加了一条发展途径，一些介绍西医外科的译著和著作也陆续出现（注：房立中：《试论晚清军事后勤的变革》，《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23页。）。

（四）后勤体制变革的研究晚清后勤制度变化研究，有人作出了具体的总结：后勤管理体系由重皇权转变为重洋务；军费筹措由重赋税转变为重关税和重厘金；军费开支由以发饷为主转变为兼购置西洋军火，武器装备水平由冷兵器和火器并用的时代进入火器时代；交通通讯制度由以驿传为主转变为利用铁路、电报等（注：童超主编：《中国军事制度史•后勤卷》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第359页。）。

关于军事后勤领导权问题，普遍的观点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央皇权强大，牢牢控制着对军队的领导、管理和财政大权，地方上督抚更加有力地节制着后勤要政。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湘淮军兴起后，中央势力衰微，财政拮据，地方督抚逐渐控制着军队的领导、管理和财政大权，对军队后勤的领导权更加集中在地方。这是中国近代中央和地方权利消长的重要体现之一（注：童超主编：《中国军事制度史•后勤卷》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第320页。）。

中国军事近代化开始于武器装备，在“中体西用”思想的影响下，洋务派们对与此相适应的近代后勤体系的变革并不热心。于是，近代武器被绑在了落后的封建军事体制之上，从而无法发挥近代武器装备应有的效能，出现了在中国近代，军事体制的变革落后于武器装备变革的局面。

总体上讲，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军事后勤的变革还处在注重军事器物技艺等层面上。甲午战争中，落后的后勤保障体制是清军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战后，清廷实行军制改革，在新军中建立了完整的后勤指挥系统和后勤保障系统，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基本上完成了由器物技艺层面到军事制度层次上的变革（注：施渡桥：《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史》，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65页。）。

二、清军各军兵种军事后勤的个案研究

晚清的清军既有作为国家正规军的八旗、绿营经制兵，又有独具时代特色的以湘军、淮军为代表的勇营兵，以及后来的防军、练军。还有具有某种近代化意义的近代海军和近代陆军。近代军事后勤的变革主要是在晚清清军后勤建设中体现出来的。学术界对清军各军种、兵种的后勤研究是近代军事后勤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一）八旗、绿营经制兵军事后勤研究罗尔纲的《绿营兵制》在八十年代重新出版，对研究绿营的后勤制度和后勤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学术界对其研究的重点是：

1.武器装备方面，主要在于揭示其落后性八旗和绿营的武器以冷兵器为主，兼使用旧式火器。这些火器有些制法来自西洋，但因清廷对火器的垄断和因循守旧，不图改进，使八旗、绿营的武器装备在鸦片战争时大大落后于西方（注：张玉田、陈崇桥、王献中、王占国编著：《中国近代军事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页。）。

2.军费方面，普遍观点认为是低微和不平等八旗武官俸禄往往比同一级别的绿营武官高出一至四倍，反映了清廷在军队中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兼廉银高出正俸几倍、几十倍，成了实际的重要收入，体现了清军的雇佣军性质。单就俸廉两项法定数额而言，除了旗官最高武职正一品领侍卫内大臣外，绿营武官的岁入反而超出同一品级的八旗武官。其目的一方面为了稳定绿营武官，使其甘心为朝廷效命，一方面鼓励旗官到绿营任职，以控制绿营（注：郭太风：《八旗、绿营俸饷制度初探》，《复旦学报》社科版1982年第4期，第105页。）。就是在八旗军内部，由于种族（八旗还分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驻防地区和出身贵贱的不同，其待遇也不同。对八旗和绿营的军饷实行不同的待遇，表现在绿营低饷，武器装备皆自备，加上武官的盘剥，使得绿营士兵无力养家，军备废弛，兵丁素质低下，官兵矛盾尖锐；而对八旗则待遇优厚，使得八旗养尊处优，不堪战守（注：皮明勇：《试论清朝的绿营低饷制度》，《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第114页。）。这种俸饷制度，一方面有利于清廷对军队的控制，另一方面也是造成八旗、绿营军队战斗力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社会秩序长期安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处于长期停滞、反复重演的状态，八旗和绿营的饷章上百年没有一分一厘的变动（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2页。）。

军费问题的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八旗绿营军的没落和腐败。在八旗方面，由于清军入关二百年，八旗人口日增，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八旗生计”问题。而清廷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扩大八旗兵额，这就使八旗日益失去它作为战斗组织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转为救济机构。对绿营而言，最严重弊端就是吃空额现象极其普遍。由于绿营官兵待遇菲薄，将官就借吃空额明粮来补偿，这是绿营兵制的致使弱点和无法克服的痼疾（注：张玉田、陈崇桥、王献中、王占国编著：《中国近代军事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页。）。这一切，表明八旗、绿营的后勤保障体制已经远远落后于时展的需要，是八旗、绿营在近代反侵略战争和镇压农民起义战争中一触即溃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湘军、淮军等勇营兵的军事后勤研究湘军、淮军等勇营武装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中产生和壮大起来的。在其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中，建立了一整套具有时代特色的军事后勤体制和措施。主要内容和特点表现在：

1.湘军的创始人建立了一套独立了后勤保障体制。其中有俸饷制度，主要特点是：集饷权、兵权于将帅之手，这是与湘军的勇营性质即“兵为将有”的私属性是分不开的；优待营官制度；勇饷从优；定出一营开支极限，对军饷实行包干、定限，限制了“冒领”和不必要的开支，使官兵得到了实惠（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26页。）；对士兵军饷采取“半饷”发放的原则。这种采取“厚饷”和“半饷”发放原则，有利于稳定军心，加强控制和提高战斗力。建立粮台制度，委派专门人员建立粮台，负责饷械筹集和转运。在营中建立长夫制度，直接负责军队的杂役、运输等后勤事务，这种制度为李鸿章引用，对后来的军种配置起了一定的启示作用（注：龙方成：《试论湘军的后勤保障建设》，《求索》1994年第5期，第115页。）。

2.湘军后勤保障的主要特色是自筹饷械在粮饷方面，建立巩固的后方基地，以筹集粮饷；应用各种途径筹集军饷，如捐输、厘金、以盐抵饷、请各省协济等等。前期以盐税为主，后期以厘金为主（注：张田玉：《镇压太平天国之役湘军的后勤体制和保障》，《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37页。）。有人认为，曾国藩以史为鉴，认识到饷糈筹集的重要地位，既对筹饷、开辟饷源等关键问题常抓不懈，对冒领军饷等弊病，严加制止和纠正外，还提倡节俭，较好地解决了湘军的饷糈筹集问题（注：唐兆梅：《论曾国藩对饷糈筹集的重视》，《贵州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第51-52页。）。也有人指出，靠就地筹饷的办法，即主要靠自己搜刮，榨取民脂民膏来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就决定了湘军的掠夺本质，同时也反映出湘军是一支独立的汉族地主武装，它和清王朝既是统一体，又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注：袁首乐：《湘军经费清单的发现及其意义》，《安徽史学》，1987年第3期，第27页。）。

湘军采取购买和自造洋枪洋炮的方法改进军队的武器装备。湘军的船械来源有两个途径：一是从外购买，一是自己制造。如曾国藩从广州购买武器装备湘军水师（注：张田玉：《论湘军的后勤体制和保障》，《军事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133页。）。1861年，攻陷安庆后，曾国藩建立了安庆内军械所，专门生产洋枪洋炮。这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兵器工业的开端（注：秦政奇：《安庆内军械所——中国近代兵器工业的开端》，《安徽史学》，1992年第4期，第26页。）。

3.淮军的营制饷章在继承湘军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淮军的联伍制反映了作战工具的配备、薪水、口粮制、帐棚制，即淮军所需物资的供应制度和方法。其他方面如医疗、军装制造等虽有规定，但多不具体，至于运输、通讯等均无明文规定，可见淮军的后勤保障制度是很简陋的。淮军的后勤保障方面与湘军无多大差别，在军饷的来源上，1867年前，主要依靠捐输和厘金。此后，江海关税遂成为淮军的大宗饷源（注：陆方：《淮军的后勤制度和保障》，《安徽史学》，1992年第2期，第45页。），在武器装备方面，李鸿章在武器的购买和制造方面均比曾国藩有所进步，淮军的武器近代化程度较湘军为高。

（三）练军的军事后勤练军是清朝传统八旗绿营经制兵向全盘西化近代新式军队——新军的过渡军制，是八旗绿营兵的洋式编练。练军的营制饷章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先是直隶总督刘长佑制定了直隶练军的营制饷章，后曾国藩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其余各省的练军军制多依照这个章程，同时又有各自的特点。练军除军事建制上勇营化和装备上比较广泛地采用新式武器外，在后勤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军事后勤管理练军军事后勤建设的实权，掌握在南北洋大臣和各省督抚手中，其后勤机构也主要在地方各省；练军的“军”与“营”仿效勇营有专门的后勤建制（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7页。）。

2.饷章增加将官的薪费和弁兵的饷银，并将管理练饷的后勤权，掌于将官手中。曾国藩在制定练军饷章时，力图恢复勇营营官包干制，在饷制上力图摆脱绿营羁绊，使练军独立于绿营之外，摆脱绿营的积习，减少弊端。总体上考察，练军的薪饷低于防军而高于绿营。随着武器装备的改进，练军中还出现了炮费、衣帽银等杂项费用。可见，清军的近代化和正规化建设有了一定的进步（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9页。）。

这次整军练兵主要着眼于武器装备的改进和试行西法操练，在编制方面没有超越湘军营制的框架，因而只能看成是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初级阶段（注：施渡桥：《晚清首次整军练兵的思想与实践述评》，《军事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94页。）。

（四）晚清近代海军军事后勤研究晚清的近代海军建设可以说是晚清军队近代化建设的一个创举。晚清海军虽有三洋海军之说，但在实际操作中，清廷于80年代作出了重点发展北洋海军的决定。

1.晚清海军的军费60年代后，面对着强敌环绕的形势，清王朝就计划建立一支近代海军。起初，清廷依靠总税务司李泰国向英国购买一支舰队。由于英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阴谋和欺诈，清廷的购买计划破产，并为此白白耗费了近70万两白银（注：史伟《清政府在建立了第一支新式海军舰队中糜费了多少钱？》（《历史教学》，1981年第4期）持此看法，而张玉田、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史》则认为花费了160多万两。）。70年代特别是中法战争以后，清廷决心大力创办新式海军，于1885年成立了海军衙门，专门负责海军军费的筹措。

北洋海军经费主要来源于关税厘金的协拨，即“海防经费”，此后又包括海防捐输、淮军协拨等等。由于连年战争，清廷财政拮据，用于海军建设的投入是相当有限的。而且，在筹集经费的过程中，存在着清朝中央政府和地方军阀之间，各地方洋务集团之间的勾心斗角。清政府派定的海防款项，常被地方督抚以种种理由拖欠截留。据统计，北洋海军经费从未解足分额，每年实际收入在100万两左右，占国库收入的1%左右（注：姜鸣：《北洋海军的经费初探》，《浙江学刊》，1986年第5期，第137-138页。）。

关于北洋海军的军费开支情况，有人研究指出，自光绪元年到光绪二十年，购置船炮军火的总开支达800万两白银，居各项开支之首，军港及防务设施建设共花费240万两白银，这两项开支，占军费开支的一半以上（注：姜鸣：《北洋海军的经费初探》，《浙江学刊》，1986年第5期，第140页。）。在当时的条件下，将有限的经费重点用在武器装备和基地、防务建设上是必要的。

在北洋海军的薪饷上，李鸿章吸取了英德海军的厚饷和恤军精神，同时结合中国“饷力未充，未能援引”的实际，灵活地将海军官弁的岁支俸银分成官俸和船俸两大部分，两者比例为四比六。这种重视带船和实际职务，而不专凭官街的措施，比较科学，有利于激发人的工作热情（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234页。）。此外，还对官弁伤废俸、官兵的赏恤以及各船行船公费、医药费等的集体费用作了明确的规定。

由于清王朝的财政拮据和政治腐败，在这有限的经费中有相当一部分被贪污浪费和以各种名义而被挪作他用了。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清廷挪用海军军费修筑颐和园。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多方考证。有人指出，从1885年海军衙门成立到1895年裁撤的十年中，海军的各种经费收入达2000余万，也有人认为是3000余万（注：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近代中国海军》（海潮出版社1994年，第333页）认为共2000余万两，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认为总数达3000余万两。）。其中用于颐和园工程的在600万到1000万之间（注：张利民：《清廷挪用海军经费修筑颐和园考》，邹兆琦《慈禧挪用海军军费造颐和园考证》认为达1000到1400万两，张玉田、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史》认为总数达2000万之多。）。海军军费被浪费和挪用，严重地破坏了海防建设。北洋海军自1888年成军以后，便再也没有大规模地更新舰船和武器装备。海军军费的拮据和被挪用，不能不说是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关于南洋海军的军费问题，据研究，南洋海军军费来源主要是各省特别是江苏厘金，而海关税则大部拨给北洋。南洋海防军费缺乏系统的资料，但大大低于北洋是肯定的，至多为北洋收入的三分之一（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2页。）。

2.武器装备就当时清朝全国军队而言，北洋海军的武器装备颇具领先性，北洋海军舰只装备的现代化程度及其实力，在当时的亚洲是一流的。北洋海军的舰船和武器装备绝大部分购自国外（注：［德］乔伟、李喜所、刘晓琴：《德国克虏伯与晚清军事工业化》，《南开学报》，1999年第3期，第67-69页。）。关于武器装备是以购买为主还是以自造为主，晚清的军政集团一直存在着争论，这主要体现在对于新式海军的舰船和武器的来源问题上。有人指出，李鸿章起初主张以自制为主，但由于中国经济、工业基础的落后和海防形势的危急，转而主张向西方购买为主。最后，竟发展到排斥和打击左宗棠等武器以自制为主的主张，挪用国内自制经费，来购买洋枪洋炮（注：张家瑞：《李鸿章与晚清舰船装备建设的买与造》，《军事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第108-111页。）。

3.海军基地建设清廷耗费巨额资金（570万两）建设了旅顺、威海卫两大基地和大沽船坞。为海军的给养、训练和舰船维修提供了物质基础。但大沽、旅顺、威海三基地后勤补给困难，三基地远离粮食产区，主要靠海漕运粮，而军舰的燃料也要海运，与内陆腹地交通也不发达，补给线过于漫长。这是基地建设欠妥之处（注：姜鸣：《北洋海军基地建设和晚清国防近代化》，《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第24页。）。

4.后勤体制建设完善的后勤体系，是近代战争提出的要求，北洋海军是一支在武器装备上完全近代化的海军，后勤体制不能不突破旧制，做一些新的开拓，但同时旧的思想和体制对北洋海军的后勤建设仍有着相当严重的消极影响。

北洋海军在三基地建立了复杂的后勤机构，建立了军用仓库、铁路、电报、医院等近代化的后勤保障设施。这中国军队在近代化事业中迈出的十分重要的一步。但后勤体制方面还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表现在：海军提督无权节制后勤，造成了海军内部指挥系统的多元化；各个后勤部门没有一个统一的后勤指挥机构；恤赏兵勇制度过于苛刻，不能激发士兵热情，等等（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242页。）。

（五）新军军事后勤研究对新军后勤建设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北洋新军的军事后勤建设上。甲午战争失败后，清廷被迫实行军制改革。袁世凯、张之洞等地方大员开始仿照西方军事体制编练新军。

1.后勤体制建设袁世凯、张之洞等比较重视新军后勤，将后勤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1896年后，袁世凯在新军中建立了较为系统的近代军队后勤体制，它标志着中国近代军事后勤体制的初步确立。这种后勤体制经过不断完善后，逐步推广到全国新军的编练中去，使全军有了统一的后勤统领机构和原则上统一的后勤制度（注：王其坤：《中国近代军事经济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2.军费的收支清廷通过“征天下之饷，练一省之兵”，使北洋六镇迅速成军。有人指出，北洋军费的78.3%来自辛亥革命后独立的省份。因此，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一手推翻清王朝，一手压迫南方革命党人屈服，军费上的考虑，是其采取如此行动的重要原因之一（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页。）。在官兵的薪饷上，明显的特点是北洋六镇军费充足，比旧军的薪饷有所提高。地方各省新军的军费，除少数镇是由中央的度支和陆军两部协商筹拨外，绝大多数则由地方就地筹款。有些地方督抚在军费筹措上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裁撤旧营，腾出底饷，以增加新军薪饷；借洋款充饷，等等（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280页。）。由于经费的拮据，薪饷多不能足额发放。

3.武器装备北洋六镇皆装备了西洋先进武器，并努力统一武器的口径和规格。对武器的购买、生产和保养都做了明确的规定。这进一步提高了武器装备的近代化程度。对于各省的武器装备，由于经费短缺和购买武器的混乱无章，武器装备中仍是新旧武器并存，新式武器也是口径和规格极不统一，给保养和作战都带来很大困难，限制了新式武器战斗力的发挥。但湖北新军不同，在张之洞的努力下，该军薪饷比较充足，武器装备也较精良（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48-349页。）。

另外，在交通通讯上，近代化的交通通讯设备如铁路、轮船、电话、电报等开始运用于北洋及各省新军中，但旧式落后的骡马运输仍在新军中占很大的比重。在医疗卫生上，建立了近代化的军事医疗保障制度和随军及后方的医疗机构，配备了掌握西方医疗技术的医务人员。在军事后勤教育上，创办了一些专业技术后勤学校，培养近代化的后勤技术人才（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18-332页。）。总体而言，晚清编练新军的实践，虽有局限，但促进了中国军队后期近代化的发展，其明显的进步则体现在北洋新军的建设上。至于其他各省新军的进步，则显得十分缓慢。清庭曾制定了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的计划，但直到清朝灭亡，也没有实现。其中主要原因一是经济基础异常薄弱，旧军虚糜军饷，编练新军的军费异常拮据；二是有些地方督抚蓄意抵制，在编练新军上敷衍了事，却极力加强巡防营等地方部队。这一方面反映了清廷和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旧军队的存在，地方实权人物便可以在军队开支上谎报军费开支和吃空饷，大发其财（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66-367页。）。

三、反清武装力量军事后勤研究

在晚清，与清军对立的国内武装力量就是太平军、捻军、陕甘回民起义军等农民起义军，还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领导的一系列武装起义力量。晚清农民起义总体上还没有摆脱旧式中国农民战争的模式，但它毕竟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在同国内外敌人战斗的过程中，其战略战术、体制编制，武器装备等也在发生着或多或少的的变化。同时，他们的存在，也迫使清军武器装备、后勤保障发生一系列变化，促进了中国军队后勤近代化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党领导的反清力量的后勤建设也有一定的特色。因此，研究农民起义军和革命党起义军的军事后勤建设，对探究中国军队后勤近代化也是有意义的。在农民起义军的研究上，学术界侧重于太平军。其中，太平军的后勤保障建设是主要研究内容。对于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军的军事后勤研究，尚未见专门的论述出现。

（一）太平军后勤保障研究有人把太平天国的失败与后勤建设联系起来研究。得出太平天国领导人忽视后勤建设，缺乏军事经济思想，是其军事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表现在：一是没有大力加强军事经济建设，使得太平军在军费、粮食、兵员、兵器和军事运输等方面得不到有力的支持，使太平军作战不能持久（注：华强：《太平天国军事经济思想检讨》，《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69页。）。二是存在着严重的流寇主义，没有大力加强后方根据地建设；太平军实行“因粮于敌”的后勤方针，饷事依赖兵事，对战争依赖性大，军队无根（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12页。）。三是缺乏知人善任，后勤管理不善（注：王北生：《太平天国的失败与后勤》，《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94页。）。但太平军在后勤建设上具有一定的时代特色，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后勤体制太平天国实行军政一体的制度，在经济上也实行军民合一的战时经济体制，因此，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就是军队的粮饷收入。太平军的后勤体制与整个太平天国的财政体制连是在一起的。有人指出，太平天国在首都天京有一系列的典官建制，这些中央政府所属的典官及其机构，由于职能是大多军事后勤管理和制造方面。因此，他们可以看作是太平军总指挥部的后勤军需机构（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7-99页。）。圣库制度是太平军后勤保障的根本制度。太平军的物资供应都从圣库中获取。定都天京后，设立了总圣库，又设立总圣粮，将粮食从总圣库中分立出来。就其职能而言，总圣库、总圣粮所管的事务，均属后勤保障性质，相当于总后勤部（注：张一文编著：《太平天国军事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6页。）。

对圣库制度的评价有：圣库制度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最大限度地集中了有限的财力、物力，为太平军的军事斗争提供了物质基础，它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注：吴雁南、韩品峥：《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文物》，1976年第1期，第7页。）。圣库制度后来遭到破坏是历史的必然，当时不具备坚持长期实行这种制度的社会历史条件，所以，它在推行过程中，受到了广大市民阶级的反对，受到了太平天国革命者私有思想的冲击，并且存在着管理不善、任意挥霍等问题，从而导致了圣库制度的破坏和最终失败（注：梁义群：《试论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北方丛论》，1983年第3期，第81-83页。）。

太平军在一军中的后勤建制则是明确的。太平军的基本作战单位是军，在军中设有职同监军的各类典官三十五人，其中典圣库、典圣粮等负责后勤工作的官员就有二十七人。并规定从军至两司马各级都应设立圣库负责后勤工作，这属于军的后勤系统，它们受制于军的最高长官——总制（注：张玉田、陈崇桥、王献中、王占国编著：《中国近代军事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说明太平军的后勤保障体制是相当完备的。另外，太平天国还规定了太平军的供给标准，在粮食、菜金、礼拜钱、服装等方面都有规定。在供应的先后次序上，坚持以作战部队优先的原则。其中的礼拜钱是军人的生活津贴，太平天国后期，礼拜钱还有分发。军服方面，初期比较复杂，以后逐渐统一。1855年后，太平军的服装进入统一的制式阶段，标志着太平军正规化的发展（注：张一文编著：《太平天国军事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7页。）。

2.有关后勤的军种建设太平军没有建立专门的后勤部队，但太平军的水营在一段时期内承担了从长江上游向天京和其他地区军队的大部分粮饷、物资的运输工作，在后勤运输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太平军中的女营、土营和童子军也分别承担了相应的后勤工作，对军队后勤上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此外，太平天国在天京建立了通信机构“疏附衙”，通信人员称“疏附”。在占领区各地建立分支机构，在每军的典官中也设立疏附一人，负责文报的传递工作。在占领区，通过水路和陆路，派专人用船或马传递文报，若需要通过敌占区，则派人密藏文书，进行联络（注：张一文编著：《太平天国军事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5页。）。

3.粮饷太平军的粮饷统一取之于圣库，圣库初期来源于拜上帝会者的交纳和战场缴获，同时，还创造了“进贡”和“打先锋”等形式筹措军费。后期，由于军费开支的浩大和圣库制度的破坏，加上定都天京后，天朝田亩制度没能实行，太平天国不能就地取粮，粮饷主要来自长江上游的湖北、安徽、江西等省。太平天国在它的统治区实行了“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同时，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杂税。有人指出，太平天国的粮饷筹集政策存在着失误，即过分集中其统治下的人民，摊派过重，再加上征收过程中用人不当，导致人民的反抗情绪，而没有采取“资于敌”的政策，没有重视开拓江南、江北富源，夺取清廷北运的粮饷为己所用（注：华强：《太平天国军事经济思想检讨》，《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71页。）。另外，太平军解决粮食的办法还有采购，主要的采购对象是粮商和民众，还有外国人（注：张一文编著：《太平天国军事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3页。）。

4.武器装备建设太平天国起义正处于西洋武器装备向中国引进时期，太平军的武器装备也受到了这一趋势的影响。在斗争中，太平军也开始利用西洋武器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关于太平军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建设，主要表现在：太平天国的初兴阶段便开始了由冷兵器向热兵器的过渡，主要表现在火器的普遍铸造和广泛使用上，不过，这时期主要使用的是旧火器；太平天国后期新旧火器更新较快，较大量的使用洋枪洋炮。在西洋武器的来源上，主要有战场缴获、以高价向外国购买和设厂仿造三个方面（注：蓝振露：《试论太平天国的军火进口贸易》，《史学月刊》，1991年第6期，第42页。）。在太平天国后期，还建立了洋炮馆，它是战时军械所，负责维修洋枪洋炮，制造西洋子弹、炮弹。在李秀成的建议下，太平军中也建立了自己的洋枪队，并聘请洋人训练（注：华强：《太平天国军事经济思想检讨》，《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75页。）。所以，有人指出，中国军队的近代化历程，首先是从太平军中开始的。在激烈的战争实践中，太平军不断改善武器装备，从而大大缩小了武器装备近代化历程，甚至势必很快赶上或超过中外反动军队武器装备的近代化程度（注：朱哲芳：《太平军兵器近代化探略》，《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第115页。）。在这种形势下，太平军主要的敌人湘军和淮军也不得不引进洋枪洋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军队的近代化进程。

由于太平天国领导者并不重视军队武器装备的改进，太平天国的武器近代化主要出现在李秀成统帅的太平军。从整体上看，太平军的武器装备改善有限，近代化程度低下，多数太平军将士仍然使用原始的长矛大刀和抬枪抬炮（注：华强：《太平天国军事经济思想检讨》，《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76页。）。

（二）资产阶级革命党起义军的军事后勤研究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主张以暴力革命手段，彻底推翻封建专制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政府。有关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军事后勤的研究，涉及到军事后勤思想、后勤体制和战时后勤保障等。

在对资产阶级军事后勤思想的研究中，孙中山的军事后勤思想是主要内容之一，而且其范围远远超过晚清，包括了孙中山战斗的一生。孙中山批判地吸收了中外后勤建设和后勤保障的理论精华，在组织领导武装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军事后勤思想。主要是：1、科学地认识到军事实力与国家经济之间的关系。认为战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较量，也是经济力量的较量，主张大力开发中国资源，发展中国的实业，建立强大的国家经济，进而“努力实行扩张军备建设”。2、后勤准备是进行武装斗争的先决条件，主张“先筹备大款，然后举事”，要充分准备对前方作战的接济（注：石文年：《孙中山军事后勤思想探讨》，《军事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第151-152页。）。3、注重军队后勤建设，主张统一编制，整顿饷务，裁汰冗兵，以节约军费。4、重视军队的武器装备建设，提出海外援助、“因械于敌”等思想，后来主张加强军工建设，扩大兵工厂，保障军队有充足的武器（注：谢健、毛振发：《孙中山军事思想的几个问题初探》，《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5、认识到军事交通和国防工业对加强国防的重要作用，主张发展军事交通和振兴国防工业（注：毛振发：《孙中山军事思想论述》，《中国军事科学》1996年第4期，第129页。）。

在军事后勤体制建设上，在孙中山制定的“革命方略”中，曾拟订了国民军的后勤体制与章程。另外，辛亥革命期间，各省军政府和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期间，在后勤体制上还有所建树，颁布了一系列军事后勤条令，在军事后勤体制、各军队和军事机构的供应标准都有了明确的规定，但由于辛亥革命的果实迅速被袁世凯篡夺，以及在军费上的困难，基本上没有贯彻实施（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448页。）。

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党人在全国各地连续发动了大小十几次武装起义。由于他们大多借助于会党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组织起义，且力量均比较弱小，持续时间也比较短，因此，这些起义并没有建立正式的编制和后勤保障机构。关于他们的后勤研究，主要体现在对起义经费和军械的筹措上。历次起义的枪支、弹药的购买费，起义士兵的伙食费，绝大部分是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在世界各地的华侨中募捐得到的（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95-417页。）。关于起义的武器，主要是海外购买输入，炸弹多是自己制造的。武器装备的购买、制造与运输，都是非常艰险的。辛亥革命前的历次武装起义多是由于军费和武器的短缺而遭到失败。没有充足的后勤保障，无疑是起义军失败的重要原因。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军的后期工作主要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武器装备方面，与以前从海外购买武器为主不同，革命中主要是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如运动清军反正、战场上缴获、直接占领清军设在各地的军火仓库和军械制造工厂。由于武器来自各个方面，因此革命军队的武器口径和规格极不统一，这给维修和保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422页。）。由于新式武器的短缺，冷兵器和旧式火炮仍大量应用于革命军。

革命军的军费来源，首先是来自国内，有革命党人的会费和捐款、没收敌人的藩库，后一项是军费的主要来源。当地群众和工商各界人士受到辛亥革命的胜利的鼓舞，对革命事业进行了公开的财政支持，也是军费的主要来源之一。其次是来自华侨与港澳同胞的捐助。华侨支持革命的款项绝大部分是义捐。虽然革命组织也发行了一些债券，但持这种债券的华侨并不要求一定兑现。

尽管如此，由于封建势力军事进攻和外国列强的经济遏止，革命军的军费仍然是相当紧张的。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感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军费支出庞大，入不抵出（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435页。）。帝国主义借口关税是清政府所借外债和赔款的担保品，劫夺了各省军政府的一项重要的税收——关税。面对财政危机，南京临时政府和各地的军政府不得不发行纸币、军用券和公债券，而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则主要依赖外债，其购买军火的费用，也多来自外债。据研究，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期间，其财政来源的一半以上来自外国的借款（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436页。）。经济上依靠他人，军事和政治上必然的不能自主。革命政府对革命军后勤保障的诸多困难，导致军队战斗力的减弱，这反过来又导致了革命政府在政治上的软弱，不得不向中外反动势力妥协。

四、晚清军事后勤研究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军费范文篇9

一、晚清军事后勤的总体研究

二十几年来，关于晚清军事后勤的总体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出版了一些专著，如《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为记述中国近代军事后勤的通史性著作，《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资料选编》在搜集、整理近代后勤资料方面成绩卓著，《中国军事制度•后勤制度卷》、《中国军事经济史》也有关于晚清军事后勤体制和实践方面的论述。有关的著述中也涉及到军事后勤，如《中国军事通史》、《中国近代军事史》、《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史》、《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等等。有关学术论文则有《试论晚清军事后勤的变革》、《中国军事后勤思想述要》、《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中国古近代后勤思想略论》、《试论近代军事后勤的发展走向》等。其内容涉及晚清军事后勤演变的性质、地位、中国近代军事后勤思想、军事后勤体制、军事后勤保障等方面。

（一）晚清军事后勤演变的性质和地位近代军事后勤属于中国军事近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其性质、地位和起止时间与整体上的军事近代化是一致的。学术界普遍认为：晚清是中国军事后勤发生根本变革的重要时期，后勤思想、后勤建设及后勤体制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注：房立中：《试论晚清军事后勤的变革》，《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27页。）。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实际上处于一个由旧变新，由农业支援转变为工业支援的大变革时期（注：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46页。）。这充分肯定了晚清军事后勤的重要历史地位。关于中国军事后勤由古代向近代转变的起点和结束问题，学术界一致认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这是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开端，也是军事后勤由古代向近代转变的开始；关于这一转变历程的下限，有着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清朝末年就在新军中确立了中国近代后勤体制。“其后中国的军队基本上延续了袁世凯所建立的后勤体系，不过常有些曾损变通而已。”（注：房立中《试论晚清军事后勤的变革》、奚纪荣《蔡锷军事思想研究》、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均持此观点。）有人认为这一过程要延续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注：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46页。），也有人认为中国军事后勤的近代化要延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注：皮民勇《中国古近代军事后勤思想略论》，王彦、吴信忠、张云《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历史考察》均持此观点。）。

（二）后勤思想变革的研究军事思想是各阶级、政治集团及其军事家关于战争、军队、国防等一系列问题的理性认识，是军事实践的理性升华。军事后勤思想是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后勤经历了由古代军事后勤向近代军事后勤的转变时期，在军事后勤思想领域，传统的后勤思想自然受到了剧烈的冲击。后勤思想的变革集中体现在近代重要军事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言论中，对这些重要人物的后勤思想进行研究，以揭示近代军事后勤思想的发展变化，是二十年来关于军事思想变革研究的主要方式。有关近代军事后勤思想变革的专著尚未出现，有关的论文有：《林则徐军事思想特点初探》、《论林则徐、魏源军事思想》、《试论胡林翼的军事思想》、《曾国藩军事思想初探》、《试论曾国藩的后勤保障思想》、《论曾国藩的军事思想》、《试论曾国藩的军事经济思想》、《左宗棠进军新疆的后勤方略》、《论左宗棠的建军思想》、《论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的军事改革思想》、《袁世凯的军事思想》等。在军事后勤思想方面的变化主要有：在战争后勤观上，普遍认为军队后勤在军事行动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注：皮民勇：《中国古近代军事后勤思想略论》，《军事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113页。）；在战争的物质来源上，主张发展经济、富国强兵，取之于敌、以战养战和开展生产自补；在后勤战备建设上，大力发展武器装备，建立充足的物资储备；重视军事交通运输；建立巩固的后方基地；注意提高后勤效益；进行近代后勤教育，培养近代军事后勤人才；在战略战术上，主张断敌粮道，巩固后方（注：杨庆华、刘仁亮；《中国军事后勤思想述要》，《军事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154页。）。

（三）军事后勤保障的研究中国军事近代化是从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开始的，由于西方先进武器装备的引进，战争手段变得异常复杂，导致了军队后勤保障的相应复杂化。关于近代军事后勤保障研究的主要问题和观点有：

1.军费晚清时期，战争频繁，中国的经济可以说是战时经济、国家财政成了军事财政，军费开支巨大，根本没有余资从事经济和文化建设投资。由于没有经济建设，当然更没有军费来源，这就形成经济上的恶性循环（注：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53页。）。六十年代湘淮军等勇营军队的裁撤，欠饷问题严重也是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注：翁飞：《曾李交替与湘消淮长》，《军事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56页。）。关于清朝军费的来源，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主要靠清廷的农业税收，它占有清廷的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并主要用于军队和战争的开支（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其他收入有漕政、盐政、关税、厘金和捐纳等等，与清前期的变化主要是：盐政和关税的收入和厘金收入在军费收入中的比重增加（注：童超主编；《中国军事制度史•后勤卷》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第325页。）。

解协饷制度是清王朝军费收支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央控制地方军事、经济、政治的主要手段。晚清时期，它的实行虽步履艰难，但在筹集军费的过程中，仍发挥重要作用。解协饷制度在晚清日渐衰落，有人从财政角度分析指出，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清朝的财政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财政权逐渐下落到地方督抚的手上，地方财政日益发展，导致协饷趋于瓦解，这标志着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无可挽回地走向了没落（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页。）。一方面是经济因战争遭到破坏，再就是地方实力的增强及其与中央的抗衡，这一制度的演化，反映出晚清中央与地方权力的此消彼长（注：郭太风：《解协饷制度的演化对清朝统治机制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第29页。）。

厘金制度作为清军军费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在镇压太平军、捻军等晚清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项制度破坏性是显而易见的，它严重地束缚了国内市场的开拓，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品不仅失去了关税的保护，还失去了在国内市场上与外国产品进行公平竞争的可能（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页。）。

2.武器装备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改进主要通过购买和仿制两种途径。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就主张购买和建造西洋武器装备，并采取了实质性的行动（注：何锡荣：《清军水师装备近代化的先声》，《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第75页。）。战后魏源更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于六七十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其目的也是力图改变清军武器装备落后的局面。

关于晚清军工业发展的动力问题有人指出，晚清军工业发展是一种互为条件的“合力运动”，这种“合力运动”具有突发性和被动性。促使它的形成和发展至少有四种互为条件，又相互矛盾着的社会力量，即封建政府、资本列强、民族资本、人民群众。这四种力量是“多方向、多目的”的相互制约（注：牛俊法：《论晚清兵工业发展的动力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112-113页。）。

晚清军工建设是军工现代化建设的开端，它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不能抹杀和低估的（注：刘申宁：《论晚清军工建设》，《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103页。）。但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主要由于工艺落后，中国工业基础差，资金浪费惊人等原因，中国的军工产不但产量少，而且质量低劣、价格昂贵（注：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53页。）。

鉴于此，清王朝还得从国外大量进口武器装备。其积极作用表现在清军的武器装备得到了改善，提高了战斗力，反侵略的能力有所增强。但也不能忽视大量进口武器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表现在，花费巨额金钱；上当受骗；贪污受贿；种类繁杂，极不统一，给训练、作战和后勤保障带来严重困难；在武器的购买和引进上盲目性很大；在武器装备上存在着利益集团倾向；在武器装备的管理上缺乏科学性；（注：李国华：《清末发展武器装备的心理准备》，《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版，第2期，第85页。）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受到外国控制，损害了国家主权（注：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54页。）。

有人指出，中国原本能成为军事强国的，因为中国具有实现装备近代化的经济能力，而且具有领先日本一步的条件，但心理上准备不足，主观上存在着一股排斥力，在内外压力下，表现出很大的被动性。即先是漫不经心，后是急于求成。因此，中国在发展军工方面，要注重心理建设和相关的文化建设，提高掌握与使用武器人员的素质，这是关键性的问题（注：李国华：《清末发展武器装备的心理准备》，《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版，第2期，第89-90页。）。

3.军事交通与通讯轮船、铁路、电报、电话等近代化交通、通讯手段运用于军事领域，是军队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中国军队在改进武器装备的同时，也开始引进近代化的交通、通讯工具。近代以来，传统的运输方式逐步瓦解，而代之以轮船、火车为工具的近代运输方式。关于轮船运输，有人指出，以轮船为主要运输手段是19世纪60年代从洋枪队开始的，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中方都有轮船参加运输，虽然运力很小，但却标志着中国水路军事交通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注：房立中：《试论晚清军事后勤的变革》，《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20页。）。对于铁路运输的重要性，李鸿章、左宗棠、刘铭传等疆臣在七十年代就已认识，并多次上奏清廷修建铁路，但由于守旧势力的反对，终不能实行。中法战争以后，清廷才认识到铁路运输在军事中的重要性，迫于军事上需要，清廷将一些修路计划付诸实施。至1911年，全国完工的铁路有30余条，铁路运输已被列为军事交通的主要手段。在战争中，铁路也成为敌对双方攻击的主要目标。

电报、电话等先进的通讯手段随各国商人的迁入而传入中国，并首先应用于军事。在洋务运动中，清廷在各地设电报局，并设电政大臣，同时还废驿行邮。在中法、甲午战争中，清军已使用电报、电话，作为信息传递的主要手段。虽然晚清的近代军事交通运输还比较落后，但当时这一系列变化是带革命性的（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77页。）。

4.军事医疗晚清时期，中国传统医学出现了倒退的趋势。在新兴科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解剖生理学的传入，使中国在战伤救治方面又增加了一条发展途径，一些介绍西医外科的译著和著作也陆续出现（注：房立中：《试论晚清军事后勤的变革》，《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23页。）。

（四）后勤体制变革的研究晚清后勤制度变化研究，有人作出了具体的总结：后勤管理体系由重皇权转变为重洋务；军费筹措由重赋税转变为重关税和重厘金；军费开支由以发饷为主转变为兼购置西洋军火，武器装备水平由冷兵器和火器并用的时代进入火器时代；交通通讯制度由以驿传为主转变为利用铁路、电报等（注：童超主编：《中国军事制度史•后勤卷》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第359页。）。

关于军事后勤领导权问题，普遍的观点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央皇权强大，牢牢控制着对军队的领导、管理和财政大权，地方上督抚更加有力地节制着后勤要政。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湘淮军兴起后，中央势力衰微，财政拮据，地方督抚逐渐控制着军队的领导、管理和财政大权，对军队后勤的领导权更加集中在地方。这是中国近代中央和地方权利消长的重要体现之一（注：童超主编：《中国军事制度史•后勤卷》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第320页。）。

中国军事近代化开始于武器装备，在“中体西用”思想的影响下，洋务派们对与此相适应的近代后勤体系的变革并不热心。于是，近代武器被绑在了落后的封建军事体制之上，从而无法发挥近代武器装备应有的效能，出现了在中国近代，军事体制的变革落后于武器装备变革的局面。

总体上讲，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军事后勤的变革还处在注重军事器物技艺等层面上。甲午战争中，落后的后勤保障体制是清军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战后，清廷实行军制改革，在新军中建立了完整的后勤指挥系统和后勤保障系统，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基本上完成了由器物技艺层面到军事制度层次上的变革（注：施渡桥：《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史》，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65页。）。

二、清军各军兵种军事后勤的个案研究

晚清的清军既有作为国家正规军的八旗、绿营经制兵，又有独具时代特色的以湘军、淮军为代表的勇营兵，以及后来的防军、练军。还有具有某种近代化意义的近代海军和近代陆军。近代军事后勤的变革主要是在晚清清军后勤建设中体现出来的。学术界对清军各军种、兵种的后勤研究是近代军事后勤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一）八旗、绿营经制兵军事后勤研究罗尔纲的《绿营兵制》在八十年代重新出版，对研究绿营的后勤制度和后勤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学术界对其研究的重点是：

1.武器装备方面，主要在于揭示其落后性八旗和绿营的武器以冷兵器为主，兼使用旧式火器。这些火器有些制法来自西洋，但因清廷对火器的垄断和因循守旧，不图改进，使八旗、绿营的武器装备在鸦片战争时大大落后于西方（注：张玉田、陈崇桥、王献中、王占国编著：《中国近代军事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页。）。

2.军费方面，普遍观点认为是低微和不平等八旗武官俸禄往往比同一级别的绿营武官高出一至四倍，反映了清廷在军队中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兼廉银高出正俸几倍、几十倍，成了实际的重要收入，体现了清军的雇佣军性质。单就俸廉两项法定数额而言，除了旗官最高武职正一品领侍卫内大臣外，绿营武官的岁入反而超出同一品级的八旗武官。其目的一方面为了稳定绿营武官，使其甘心为朝廷效命，一方面鼓励旗官到绿营任职，以控制绿营（注：郭太风：《八旗、绿营俸饷制度初探》，《复旦学报》社科版1982年第4期，第105页。）。就是在八旗军内部，由于种族（八旗还分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驻防地区和出身贵贱的不同，其待遇也不同。对八旗和绿营的军饷实行不同的待遇，表现在绿营低饷，武器装备皆自备，加上武官的盘剥，使得绿营士兵无力养家，军备废弛，兵丁素质低下，官兵矛盾尖锐；而对八旗则待遇优厚，使得八旗养尊处优，不堪战守（注：皮明勇：《试论清朝的绿营低饷制度》，《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第114页。）。这种俸饷制度，一方面有利于清廷对军队的控制，另一方面也是造成八旗、绿营军队战斗力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社会秩序长期安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处于长期停滞、反复重演的状态，八旗和绿营的饷章上百年没有一分一厘的变动（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2页。）。

军费问题的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八旗绿营军的没落和腐败。在八旗方面，由于清军入关二百年，八旗人口日增，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八旗生计”问题。而清廷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扩大八旗兵额，这就使八旗日益失去它作为战斗组织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转为救济机构。对绿营而言，最严重弊端就是吃空额现象极其普遍。由于绿营官兵待遇菲薄，将官就借吃空额明粮来补偿，这是绿营兵制的致使弱点和无法克服的痼疾（注：张玉田、陈崇桥、王献中、王占国编著：《中国近代军事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页。）。这一切，表明八旗、绿营的后勤保障体制已经远远落后于时展的需要，是八旗、绿营在近代反侵略战争和镇压农民起义战争中一触即溃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湘军、淮军等勇营兵的军事后勤研究湘军、淮军等勇营武装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中产生和壮大起来的。在其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中，建立了一整套具有时代特色的军事后勤体制和措施。主要内容和特点表现在：

1.湘军的创始人建立了一套独立了后勤保障体制。其中有俸饷制度，主要特点是：集饷权、兵权于将帅之手，这是与湘军的勇营性质即“兵为将有”的私属性是分不开的；优待营官制度；勇饷从优；定出一营开支极限，对军饷实行包干、定限，限制了“冒领”和不必要的开支，使官兵得到了实惠（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26页。）；对士兵军饷采取“半饷”发放的原则。这种采取“厚饷”和“半饷”发放原则，有利于稳定军心，加强控制和提高战斗力。建立粮台制度，委派专门人员建立粮台，负责饷械筹集和转运。在营中建立长夫制度，直接负责军队的杂役、运输等后勤事务，这种制度为李鸿章引用，对后来的军种配置起了一定的启示作用（注：龙方成：《试论湘军的后勤保障建设》，《求索》1994年第5期，第115页。）。

2.湘军后勤保障的主要特色是自筹饷械在粮饷方面，建立巩固的后方基地，以筹集粮饷；应用各种途径筹集军饷，如捐输、厘金、以盐抵饷、请各省协济等等。前期以盐税为主，后期以厘金为主（注：张田玉：《镇压太平天国之役湘军的后勤体制和保障》，《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37页。）。有人认为，曾国藩以史为鉴，认识到饷糈筹集的重要地位，既对筹饷、开辟饷源等关键问题常抓不懈，对冒领军饷等弊病，严加制止和纠正外，还提倡节俭，较好地解决了湘军的饷糈筹集问题（注：唐兆梅：《论曾国藩对饷糈筹集的重视》，《贵州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第51-52页。）。也有人指出，靠就地筹饷的办法，即主要靠自己搜刮，榨取民脂民膏来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就决定了湘军的掠夺本质，同时也反映出湘军是一支独立的汉族地主武装，它和清王朝既是统一体，又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注：袁首乐：《湘军经费清单的发现及其意义》，《安徽史学》，1987年第3期，第27页。）。

湘军采取购买和自造洋枪洋炮的方法改进军队的武器装备。湘军的船械来源有两个途径：一是从外购买，一是自己制造。如曾国藩从广州购买武器装备湘军水师（注：张田玉：《论湘军的后勤体制和保障》，《军事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133页。）。1861年，攻陷安庆后，曾国藩建立了安庆内军械所，专门生产洋枪洋炮。这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兵器工业的开端（注：秦政奇：《安庆内军械所——中国近代兵器工业的开端》，《安徽史学》，1992年第4期，第26页。）。

3.淮军的营制饷章在继承湘军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淮军的联伍制反映了作战工具的配备、薪水、口粮制、帐棚制，即淮军所需物资的供应制度和方法。其他方面如医疗、军装制造等虽有规定，但多不具体，至于运输、通讯等均无明文规定，可见淮军的后勤保障制度是很简陋的。淮军的后勤保障方面与湘军无多大差别，在军饷的来源上，1867年前，主要依靠捐输和厘金。此后，江海关税遂成为淮军的大宗饷源（注：陆方：《淮军的后勤制度和保障》，《安徽史学》，1992年第2期，第45页。），在武器装备方面，李鸿章在武器的购买和制造方面均比曾国藩有所进步，淮军的武器近代化程度较湘军为高。

（三）练军的军事后勤练军是清朝传统八旗绿营经制兵向全盘西化近代新式军队——新军的过渡军制，是八旗绿营兵的洋式编练。练军的营制饷章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先是直隶总督刘长佑制定了直隶练军的营制饷章，后曾国藩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其余各省的练军军制多依照这个章程，同时又有各自的特点。练军除军事建制上勇营化和装备上比较广泛地采用新式武器外，在后勤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军事后勤管理练军军事后勤建设的实权，掌握在南北洋大臣和各省督抚手中，其后勤机构也主要在地方各省；练军的“军”与“营”仿效勇营有专门的后勤建制（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7页。）。

2.饷章增加将官的薪费和弁兵的饷银，并将管理练饷的后勤权，掌于将官手中。曾国藩在制定练军饷章时，力图恢复勇营营官包干制，在饷制上力图摆脱绿营羁绊，使练军独立于绿营之外，摆脱绿营的积习，减少弊端。总体上考察，练军的薪饷低于防军而高于绿营。随着武器装备的改进，练军中还出现了炮费、衣帽银等杂项费用。可见，清军的近代化和正规化建设有了一定的进步（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9页。）。

这次整军练兵主要着眼于武器装备的改进和试行西法操练，在编制方面没有超越湘军营制的框架，因而只能看成是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初级阶段（注：施渡桥：《晚清首次整军练兵的思想与实践述评》，《军事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94页。）。

（四）晚清近代海军军事后勤研究晚清的近代海军建设可以说是晚清军队近代化建设的一个创举。晚清海军虽有三洋海军之说，但在实际操作中，清廷于80年代作出了重点发展北洋海军的决定。

1.晚清海军的军费60年代后，面对着强敌环绕的形势，清王朝就计划建立一支近代海军。起初，清廷依靠总税务司李泰国向英国购买一支舰队。由于英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阴谋和欺诈，清廷的购买计划破产，并为此白白耗费了近70万两白银（注：史伟《清政府在建立了第一支新式海军舰队中糜费了多少钱？》（《历史教学》，1981年第4期）持此看法，而张玉田、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史》则认为花费了160多万两。）。70年代特别是中法战争以后，清廷决心大力创办新式海军，于1885年成立了海军衙门，专门负责海军军费的筹措。

北洋海军经费主要来源于关税厘金的协拨，即“海防经费”，此后又包括海防捐输、淮军协拨等等。由于连年战争，清廷财政拮据，用于海军建设的投入是相当有限的。而且，在筹集经费的过程中，存在着清朝中央政府和地方军阀之间，各地方洋务集团之间的勾心斗角。清政府派定的海防款项，常被地方督抚以种种理由拖欠截留。据统计，北洋海军经费从未解足分额，每年实际收入在100万两左右，占国库收入的1%左右（注：姜鸣：《北洋海军的经费初探》，《浙江学刊》，1986年第5期，第137-138页。）。

关于北洋海军的军费开支情况，有人研究指出，自光绪元年到光绪二十年，购置船炮军火的总开支达800万两白银，居各项开支之首，军港及防务设施建设共花费240万两白银，这两项开支，占军费开支的一半以上（注：姜鸣：《北洋海军的经费初探》，《浙江学刊》，1986年第5期，第140页。）。在当时的条件下，将有限的经费重点用在武器装备和基地、防务建设上是必要的。

在北洋海军的薪饷上，李鸿章吸取了英德海军的厚饷和恤军精神，同时结合中国“饷力未充，未能援引”的实际，灵活地将海军官弁的岁支俸银分成官俸和船俸两大部分，两者比例为四比六。这种重视带船和实际职务，而不专凭官街的措施，比较科学，有利于激发人的工作热情（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234页。）。此外，还对官弁伤废俸、官兵的赏恤以及各船行船公费、医药费等的集体费用作了明确的规定。

由于清王朝的财政拮据和政治腐败，在这有限的经费中有相当一部分被贪污浪费和以各种名义而被挪作他用了。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清廷挪用海军军费修筑颐和园。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多方考证。有人指出，从1885年海军衙门成立到1895年裁撤的十年中，海军的各种经费收入达2000余万，也有人认为是3000余万（注：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近代中国海军》（海潮出版社1994年，第333页）认为共2000余万两，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认为总数达3000余万两。）。其中用于颐和园工程的在600万到1000万之间（注：张利民：《清廷挪用海军经费修筑颐和园考》，邹兆琦《慈禧挪用海军军费造颐和园考证》认为达1000到1400万两，张玉田、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史》认为总数达2000万之多。）。海军军费被浪费和挪用，严重地破坏了海防建设。北洋海军自1888年成军以后，便再也没有大规模地更新舰船和武器装备。海军军费的拮据和被挪用，不能不说是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关于南洋海军的军费问题，据研究，南洋海军军费来源主要是各省特别是江苏厘金，而海关税则大部拨给北洋。南洋海防军费缺乏系统的资料，但大大低于北洋是肯定的，至多为北洋收入的三分之一（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2页。）。

2.武器装备就当时清朝全国军队而言，北洋海军的武器装备颇具领先性，北洋海军舰只装备的现代化程度及其实力，在当时的亚洲是一流的。北洋海军的舰船和武器装备绝大部分购自国外（注：［德］乔伟、李喜所、刘晓琴：《德国克虏伯与晚清军事工业化》，《南开学报》，1999年第3期，第67-69页。）。关于武器装备是以购买为主还是以自造为主，晚清的军政集团一直存在着争论，这主要体现在对于新式海军的舰船和武器的来源问题上。有人指出，李鸿章起初主张以自制为主，但由于中国经济、工业基础的落后和海防形势的危急，转而主张向西方购买为主。最后，竟发展到排斥和打击左宗棠等武器以自制为主的主张，挪用国内自制经费，来购买洋枪洋炮（注：张家瑞：《李鸿章与晚清舰船装备建设的买与造》，《军事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第108-111页。）。

3.海军基地建设清廷耗费巨额资金（570万两）建设了旅顺、威海卫两大基地和大沽船坞。为海军的给养、训练和舰船维修提供了物质基础。但大沽、旅顺、威海三基地后勤补给困难，三基地远离粮食产区，主要靠海漕运粮，而军舰的燃料也要海运，与内陆腹地交通也不发达，补给线过于漫长。这是基地建设欠妥之处（注：姜鸣：《北洋海军基地建设和晚清国防近代化》，《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第24页。）。

4.后勤体制建设完善的后勤体系，是近代战争提出的要求，北洋海军是一支在武器装备上完全近代化的海军，后勤体制不能不突破旧制，做一些新的开拓，但同时旧的思想和体制对北洋海军的后勤建设仍有着相当严重的消极影响。

北洋海军在三基地建立了复杂的后勤机构，建立了军用仓库、铁路、电报、医院等近代化的后勤保障设施。这中国军队在近代化事业中迈出的十分重要的一步。但后勤体制方面还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表现在：海军提督无权节制后勤，造成了海军内部指挥系统的多元化；各个后勤部门没有一个统一的后勤指挥机构；恤赏兵勇制度过于苛刻，不能激发士兵热情，等等（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242页。）。

（五）新军军事后勤研究对新军后勤建设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北洋新军的军事后勤建设上。甲午战争失败后，清廷被迫实行军制改革。袁世凯、张之洞等地方大员开始仿照西方军事体制编练新军。

1.后勤体制建设袁世凯、张之洞等比较重视新军后勤，将后勤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1896年后，袁世凯在新军中建立了较为系统的近代军队后勤体制，它标志着中国近代军事后勤体制的初步确立。这种后勤体制经过不断完善后，逐步推广到全国新军的编练中去，使全军有了统一的后勤统领机构和原则上统一的后勤制度（注：王其坤：《中国近代军事经济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2.军费的收支清廷通过“征天下之饷，练一省之兵”，使北洋六镇迅速成军。有人指出，北洋军费的78.3%来自辛亥革命后独立的省份。因此，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一手推翻清王朝，一手压迫南方革命党人屈服，军费上的考虑，是其采取如此行动的重要原因之一（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页。）。在官兵的薪饷上，明显的特点是北洋六镇军费充足，比旧军的薪饷有所提高。地方各省新军的军费，除少数镇是由中央的度支和陆军两部协商筹拨外，绝大多数则由地方就地筹款。有些地方督抚在军费筹措上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裁撤旧营，腾出底饷，以增加新军薪饷；借洋款充饷，等等（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280页。）。由于经费的拮据，薪饷多不能足额发放。

3.武器装备北洋六镇皆装备了西洋先进武器，并努力统一武器的口径和规格。对武器的购买、生产和保养都做了明确的规定。这进一步提高了武器装备的近代化程度。对于各省的武器装备，由于经费短缺和购买武器的混乱无章，武器装备中仍是新旧武器并存，新式武器也是口径和规格极不统一，给保养和作战都带来很大困难，限制了新式武器战斗力的发挥。但湖北新军不同，在张之洞的努力下，该军薪饷比较充足，武器装备也较精良（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48-349页。）。

另外，在交通通讯上，近代化的交通通讯设备如铁路、轮船、电话、电报等开始运用于北洋及各省新军中，但旧式落后的骡马运输仍在新军中占很大的比重。在医疗卫生上，建立了近代化的军事医疗保障制度和随军及后方的医疗机构，配备了掌握西方医疗技术的医务人员。在军事后勤教育上，创办了一些专业技术后勤学校，培养近代化的后勤技术人才（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18-332页。）。总体而言，晚清编练新军的实践，虽有局限，但促进了中国军队后期近代化的发展，其明显的进步则体现在北洋新军的建设上。至于其他各省新军的进步，则显得十分缓慢。清庭曾制定了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的计划，但直到清朝灭亡，也没有实现。其中主要原因一是经济基础异常薄弱，旧军虚糜军饷，编练新军的军费异常拮据；二是有些地方督抚蓄意抵制，在编练新军上敷衍了事，却极力加强巡防营等地方部队。这一方面反映了清廷和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旧军队的存在，地方实权人物便可以在军队开支上谎报军费开支和吃空饷，大发其财（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66-367页。）。

三、反清武装力量军事后勤研究

在晚清，与清军对立的国内武装力量就是太平军、捻军、陕甘回民起义军等农民起义军，还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领导的一系列武装起义力量。晚清农民起义总体上还没有摆脱旧式中国农民战争的模式，但它毕竟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在同国内外敌人战斗的过程中，其战略战术、体制编制，武器装备等也在发生着或多或少的的变化。同时，他们的存在，也迫使清军武器装备、后勤保障发生一系列变化，促进了中国军队后勤近代化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党领导的反清力量的后勤建设也有一定的特色。因此，研究农民起义军和革命党起义军的军事后勤建设，对探究中国军队后勤近代化也是有意义的。在农民起义军的研究上，学术界侧重于太平军。其中，太平军的后勤保障建设是主要研究内容。对于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军的军事后勤研究，尚未见专门的论述出现。

（一）太平军后勤保障研究有人把太平天国的失败与后勤建设联系起来研究。得出太平天国领导人忽视后勤建设，缺乏军事经济思想，是其军事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表现在：一是没有大力加强军事经济建设，使得太平军在军费、粮食、兵员、兵器和军事运输等方面得不到有力的支持，使太平军作战不能持久（注：华强：《太平天国军事经济思想检讨》，《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69页。）。二是存在着严重的流寇主义，没有大力加强后方根据地建设；太平军实行“因粮于敌”的后勤方针，饷事依赖兵事，对战争依赖性大，军队无根（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12页。）。三是缺乏知人善任，后勤管理不善（注：王北生：《太平天国的失败与后勤》，《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94页。）。但太平军在后勤建设上具有一定的时代特色，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后勤体制太平天国实行军政一体的制度，在经济上也实行军民合一的战时经济体制，因此，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就是军队的粮饷收入。太平军的后勤体制与整个太平天国的财政体制连是在一起的。有人指出，太平天国在首都天京有一系列的典官建制，这些中央政府所属的典官及其机构，由于职能是大多军事后勤管理和制造方面。因此，他们可以看作是太平军总指挥部的后勤军需机构（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7-99页。）。圣库制度是太平军后勤保障的根本制度。太平军的物资供应都从圣库中获取。定都天京后，设立了总圣库，又设立总圣粮，将粮食从总圣库中分立出来。就其职能而言，总圣库、总圣粮所管的事务，均属后勤保障性质，相当于总后勤部（注：张一文编著：《太平天国军事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6页。）。

对圣库制度的评价有：圣库制度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最大限度地集中了有限的财力、物力，为太平军的军事斗争提供了物质基础，它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注：吴雁南、韩品峥：《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文物》，1976年第1期，第7页。）。圣库制度后来遭到破坏是历史的必然，当时不具备坚持长期实行这种制度的社会历史条件，所以，它在推行过程中，受到了广大市民阶级的反对，受到了太平天国革命者私有思想的冲击，并且存在着管理不善、任意挥霍等问题，从而导致了圣库制度的破坏和最终失败（注：梁义群：《试论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北方丛论》，1983年第3期，第81-83页。）。

太平军在一军中的后勤建制则是明确的。太平军的基本作战单位是军，在军中设有职同监军的各类典官三十五人，其中典圣库、典圣粮等负责后勤工作的官员就有二十七人。并规定从军至两司马各级都应设立圣库负责后勤工作，这属于军的后勤系统，它们受制于军的最高长官——总制（注：张玉田、陈崇桥、王献中、王占国编著：《中国近代军事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说明太平军的后勤保障体制是相当完备的。另外，太平天国还规定了太平军的供给标准，在粮食、菜金、礼拜钱、服装等方面都有规定。在供应的先后次序上，坚持以作战部队优先的原则。其中的礼拜钱是军人的生活津贴，太平天国后期，礼拜钱还有分发。军服方面，初期比较复杂，以后逐渐统一。1855年后，太平军的服装进入统一的制式阶段，标志着太平军正规化的发展（注：张一文编著：《太平天国军事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7页。）。

2.有关后勤的军种建设太平军没有建立专门的后勤部队，但太平军的水营在一段时期内承担了从长江上游向天京和其他地区军队的大部分粮饷、物资的运输工作，在后勤运输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太平军中的女营、土营和童子军也分别承担了相应的后勤工作，对军队后勤上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此外，太平天国在天京建立了通信机构“疏附衙”，通信人员称“疏附”。在占领区各地建立分支机构，在每军的典官中也设立疏附一人，负责文报的传递工作。在占领区，通过水路和陆路，派专人用船或马传递文报，若需要通过敌占区，则派人密藏文书，进行联络（注：张一文编著：《太平天国军事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5页。）。

3.粮饷太平军的粮饷统一取之于圣库，圣库初期来源于拜上帝会者的交纳和战场缴获，同时，还创造了“进贡”和“打先锋”等形式筹措军费。后期，由于军费开支的浩大和圣库制度的破坏，加上定都天京后，天朝田亩制度没能实行，太平天国不能就地取粮，粮饷主要来自长江上游的湖北、安徽、江西等省。太平天国在它的统治区实行了“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同时，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杂税。有人指出，太平天国的粮饷筹集政策存在着失误，即过分集中其统治下的人民，摊派过重，再加上征收过程中用人不当，导致人民的反抗情绪，而没有采取“资于敌”的政策，没有重视开拓江南、江北富源，夺取清廷北运的粮饷为己所用（注：华强：《太平天国军事经济思想检讨》，《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71页。）。另外，太平军解决粮食的办法还有采购，主要的采购对象是粮商和民众，还有外国人（注：张一文编著：《太平天国军事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3页。）。

4.武器装备建设太平天国起义正处于西洋武器装备向中国引进时期，太平军的武器装备也受到了这一趋势的影响。在斗争中，太平军也开始利用西洋武器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关于太平军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建设，主要表现在：太平天国的初兴阶段便开始了由冷兵器向热兵器的过渡，主要表现在火器的普遍铸造和广泛使用上，不过，这时期主要使用的是旧火器；太平天国后期新旧火器更新较快，较大量的使用洋枪洋炮。在西洋武器的来源上，主要有战场缴获、以高价向外国购买和设厂仿造三个方面（注：蓝振露：《试论太平天国的军火进口贸易》，《史学月刊》，1991年第6期，第42页。）。在太平天国后期，还建立了洋炮馆，它是战时军械所，负责维修洋枪洋炮，制造西洋子弹、炮弹。在李秀成的建议下，太平军中也建立了自己的洋枪队，并聘请洋人训练（注：华强：《太平天国军事经济思想检讨》，《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75页。）。所以，有人指出，中国军队的近代化历程，首先是从太平军中开始的。在激烈的战争实践中，太平军不断改善武器装备，从而大大缩小了武器装备近代化历程，甚至势必很快赶上或超过中外反动军队武器装备的近代化程度（注：朱哲芳：《太平军兵器近代化探略》，《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第115页。）。在这种形势下，太平军主要的敌人湘军和淮军也不得不引进洋枪洋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军队的近代化进程。

由于太平天国领导者并不重视军队武器装备的改进，太平天国的武器近代化主要出现在李秀成统帅的太平军。从整体上看，太平军的武器装备改善有限，近代化程度低下，多数太平军将士仍然使用原始的长矛大刀和抬枪抬炮（注：华强：《太平天国军事经济思想检讨》，《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76页。）。

（二）资产阶级革命党起义军的军事后勤研究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主张以暴力革命手段，彻底推翻封建专制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政府。有关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军事后勤的研究，涉及到军事后勤思想、后勤体制和战时后勤保障等。

在对资产阶级军事后勤思想的研究中，孙中山的军事后勤思想是主要内容之一，而且其范围远远超过晚清，包括了孙中山战斗的一生。孙中山批判地吸收了中外后勤建设和后勤保障的理论精华，在组织领导武装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军事后勤思想。主要是：1、科学地认识到军事实力与国家经济之间的关系。认为战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较量，也是经济力量的较量，主张大力开发中国资源，发展中国的实业，建立强大的国家经济，进而“努力实行扩张军备建设”。2、后勤准备是进行武装斗争的先决条件，主张“先筹备大款，然后举事”，要充分准备对前方作战的接济（注：石文年：《孙中山军事后勤思想探讨》，《军事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第151-152页。）。3、注重军队后勤建设，主张统一编制，整顿饷务，裁汰冗兵，以节约军费。4、重视军队的武器装备建设，提出海外援助、“因械于敌”等思想，后来主张加强军工建设，扩大兵工厂，保障军队有充足的武器（注：谢健、毛振发：《孙中山军事思想的几个问题初探》，《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5、认识到军事交通和国防工业对加强国防的重要作用，主张发展军事交通和振兴国防工业（注：毛振发：《孙中山军事思想论述》，《中国军事科学》1996年第4期，第129页。）。

在军事后勤体制建设上，在孙中山制定的“革命方略”中，曾拟订了国民军的后勤体制与章程。另外，辛亥革命期间，各省军政府和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期间，在后勤体制上还有所建树，颁布了一系列军事后勤条令，在军事后勤体制、各军队和军事机构的供应标准都有了明确的规定，但由于辛亥革命的果实迅速被袁世凯篡夺，以及在军费上的困难，基本上没有贯彻实施（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448页。）。

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党人在全国各地连续发动了大小十几次武装起义。由于他们大多借助于会党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组织起义，且力量均比较弱小，持续时间也比较短，因此，这些起义并没有建立正式的编制和后勤保障机构。关于他们的后勤研究，主要体现在对起义经费和军械的筹措上。历次起义的枪支、弹药的购买费，起义士兵的伙食费，绝大部分是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在世界各地的华侨中募捐得到的（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95-417页。）。关于起义的武器，主要是海外购买输入，炸弹多是自己制造的。武器装备的购买、制造与运输，都是非常艰险的。辛亥革命前的历次武装起义多是由于军费和武器的短缺而遭到失败。没有充足的后勤保障，无疑是起义军失败的重要原因。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军的后期工作主要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武器装备方面，与以前从海外购买武器为主不同，革命中主要是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如运动清军反正、战场上缴获、直接占领清军设在各地的军火仓库和军械制造工厂。由于武器来自各个方面，因此革命军队的武器口径和规格极不统一，这给维修和保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422页。）。由于新式武器的短缺，冷兵器和旧式火炮仍大量应用于革命军。

革命军的军费来源，首先是来自国内，有革命党人的会费和捐款、没收敌人的藩库，后一项是军费的主要来源。当地群众和工商各界人士受到辛亥革命的胜利的鼓舞，对革命事业进行了公开的财政支持，也是军费的主要来源之一。其次是来自华侨与港澳同胞的捐助。华侨支持革命的款项绝大部分是义捐。虽然革命组织也发行了一些债券，但持这种债券的华侨并不要求一定兑现。

尽管如此，由于封建势力军事进攻和外国列强的经济遏止，革命军的军费仍然是相当紧张的。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感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军费支出庞大，入不抵出（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435页。）。帝国主义借口关税是清政府所借外债和赔款的担保品，劫夺了各省军政府的一项重要的税收——关税。面对财政危机，南京临时政府和各地的军政府不得不发行纸币、军用券和公债券，而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则主要依赖外债，其购买军火的费用，也多来自外债。据研究，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期间，其财政来源的一半以上来自外国的借款（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436页。）。经济上依靠他人，军事和政治上必然的不能自主。革命政府对革命军后勤保障的诸多困难，导致军队战斗力的减弱，这反过来又导致了革命政府在政治上的软弱，不得不向中外反动势力妥协。

四、晚清军事后勤研究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军费范文篇10

一、晚清军事后勤的总体研究

二十几年来，关于晚清军事后勤的总体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出版了一些专著，如《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为记述中国近代军事后勤的通史性著作，《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资料选编》在搜集、整理近代后勤资料方面成绩卓著，《中国军事制度•后勤制度卷》、《中国军事经济史》也有关于晚清军事后勤体制和实践方面的论述。有关的著述中也涉及到军事后勤，如《中国军事通史》、《中国近代军事史》、《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史》、《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等等。有关学术论文则有《试论晚清军事后勤的变革》、《中国军事后勤思想述要》、《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中国古近代后勤思想略论》、《试论近代军事后勤的发展走向》等。其内容涉及晚清军事后勤演变的性质、地位、中国近代军事后勤思想、军事后勤体制、军事后勤保障等方面。

（一）晚清军事后勤演变的性质和地位近代军事后勤属于中国军事近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其性质、地位和起止时间与整体上的军事近代化是一致的。学术界普遍认为：晚清是中国军事后勤发生根本变革的重要时期，后勤思想、后勤建设及后勤体制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注：房立中：《试论晚清军事后勤的变革》，《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27页。）。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实际上处于一个由旧变新，由农业支援转变为工业支援的大变革时期（注：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46页。）。这充分肯定了晚清军事后勤的重要历史地位。关于中国军事后勤由古代向近代转变的起点和结束问题，学术界一致认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这是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开端，也是军事后勤由古代向近代转变的开始；关于这一转变历程的下限，有着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清朝末年就在新军中确立了中国近代后勤体制。“其后中国的军队基本上延续了袁世凯所建立的后勤体系，不过常有些曾损变通而已。”（注：房立中《试论晚清军事后勤的变革》、奚纪荣《蔡锷军事思想研究》、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均持此观点。）有人认为这一过程要延续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注：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46页。），也有人认为中国军事后勤的近代化要延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注：皮民勇《中国古近代军事后勤思想略论》，王彦、吴信忠、张云《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历史考察》均持此观点。）。

（二）后勤思想变革的研究军事思想是各阶级、政治集团及其军事家关于战争、军队、国防等一系列问题的理性认识，是军事实践的理性升华。军事后勤思想是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后勤经历了由古代军事后勤向近代军事后勤的转变时期，在军事后勤思想领域，传统的后勤思想自然受到了剧烈的冲击。后勤思想的变革集中体现在近代重要军事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言论中，对这些重要人物的后勤思想进行研究，以揭示近代军事后勤思想的发展变化，是二十年来关于军事思想变革研究的主要方式。有关近代军事后勤思想变革的专著尚未出现，有关的论文有：《林则徐军事思想特点初探》、《论林则徐、魏源军事思想》、《试论胡林翼的军事思想》、《曾国藩军事思想初探》、《试论曾国藩的后勤保障思想》、《论曾国藩的军事思想》、《试论曾国藩的军事经济思想》、《左宗棠进军新疆的后勤方略》、《论左宗棠的建军思想》、《论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的军事改革思想》、《袁世凯的军事思想》等。在军事后勤思想方面的变化主要有：在战争后勤观上，普遍认为军队后勤在军事行动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注：皮民勇：《中国古近代军事后勤思想略论》，《军事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113页。）；在战争的物质来源上，主张发展经济、富国强兵，取之于敌、以战养战和开展生产自补；在后勤战备建设上，大力发展武器装备，建立充足的物资储备；重视军事交通运输；建立巩固的后方基地；注意提高后勤效益；进行近代后勤教育，培养近代军事后勤人才；在战略战术上，主张断敌粮道，巩固后方（注：杨庆华、刘仁亮；《中国军事后勤思想述要》，《军事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154页。）。

（三）军事后勤保障的研究中国军事近代化是从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开始的，由于西方先进武器装备的引进，战争手段变得异常复杂，导致了军队后勤保障的相应复杂化。关于近代军事后勤保障研究的主要问题和观点有：

1.军费晚清时期，战争频繁，中国的经济可以说是战时经济、国家财政成了军事财政，军费开支巨大，根本没有余资从事经济和文化建设投资。由于没有经济建设，当然更没有军费来源，这就形成经济上的恶性循环（注：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53页。）。六十年代湘淮军等勇营军队的裁撤，欠饷问题严重也是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注：翁飞：《曾李交替与湘消淮长》，《军事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56页。）。关于清朝军费的来源，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主要靠清廷的农业税收，它占有清廷的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并主要用于军队和战争的开支（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其他收入有漕政、盐政、关税、厘金和捐纳等等，与清前期的变化主要是：盐政和关税的收入和厘金收入在军费收入中的比重增加（注：童超主编；《中国军事制度史•后勤卷》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第325页。）。

解协饷制度是清王朝军费收支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央控制地方军事、经济、政治的主要手段。晚清时期，它的实行虽步履艰难，但在筹集军费的过程中，仍发挥重要作用。解协饷制度在晚清日渐衰落，有人从财政角度分析指出，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清朝的财政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财政权逐渐下落到地方督抚的手上，地方财政日益发展，导致协饷趋于瓦解，这标志着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无可挽回地走向了没落（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页。）。一方面是经济因战争遭到破坏，再就是地方实力的增强及其与中央的抗衡，这一制度的演化，反映出晚清中央与地方权力的此消彼长（注：郭太风：《解协饷制度的演化对清朝统治机制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第29页。）。

厘金制度作为清军军费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在镇压太平军、捻军等晚清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项制度破坏性是显而易见的，它严重地束缚了国内市场的开拓，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品不仅失去了关税的保护，还失去了在国内市场上与外国产品进行公平竞争的可能（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页。）。

2.武器装备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改进主要通过购买和仿制两种途径。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就主张购买和建造西洋武器装备，并采取了实质性的行动（注：何锡荣：《清军水师装备近代化的先声》，《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第75页。）。战后魏源更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于六七十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其目的也是力图改变清军武器装备落后的局面。

关于晚清军工业发展的动力问题有人指出，晚清军工业发展是一种互为条件的“合力运动”，这种“合力运动”具有突发性和被动性。促使它的形成和发展至少有四种互为条件，又相互矛盾着的社会力量，即封建政府、资本列强、民族资本、人民群众。这四种力量是“多方向、多目的”的相互制约（注：牛俊法：《论晚清兵工业发展的动力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112-113页。）。

晚清军工建设是军工现代化建设的开端，它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不能抹杀和低估的（注：刘申宁：《论晚清军工建设》，《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103页。）。但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主要由于工艺落后，中国工业基础差，资金浪费惊人等原因，中国的军工产不但产量少，而且质量低劣、价格昂贵（注：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53页。）。

鉴于此，清王朝还得从国外大量进口武器装备。其积极作用表现在清军的武器装备得到了改善，提高了战斗力，反侵略的能力有所增强。但也不能忽视大量进口武器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表现在，花费巨额金钱；上当受骗；贪污受贿；种类繁杂，极不统一，给训练、作战和后勤保障带来严重困难；在武器的购买和引进上盲目性很大；在武器装备上存在着利益集团倾向；在武器装备的管理上缺乏科学性；（注：李国华：《清末发展武器装备的心理准备》，《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版，第2期，第85页。）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受到外国控制，损害了国家主权（注：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54页。）。

有人指出，中国原本能成为军事强国的，因为中国具有实现装备近代化的经济能力，而且具有领先日本一步的条件，但心理上准备不足，主观上存在着一股排斥力，在内外压力下，表现出很大的被动性。即先是漫不经心，后是急于求成。因此，中国在发展军工方面，要注重心理建设和相关的文化建设，提高掌握与使用武器人员的素质，这是关键性的问题（注：李国华：《清末发展武器装备的心理准备》，《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版，第2期，第89-90页。）。

3.军事交通与通讯轮船、铁路、电报、电话等近代化交通、通讯手段运用于军事领域，是军队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中国军队在改进武器装备的同时，也开始引进近代化的交通、通讯工具。近代以来，传统的运输方式逐步瓦解，而代之以轮船、火车为工具的近代运输方式。关于轮船运输，有人指出，以轮船为主要运输手段是19世纪60年代从洋枪队开始的，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中方都有轮船参加运输，虽然运力很小，但却标志着中国水路军事交通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注：房立中：《试论晚清军事后勤的变革》，《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20页。）。对于铁路运输的重要性，李鸿章、左宗棠、刘铭传等疆臣在七十年代就已认识，并多次上奏清廷修建铁路，但由于守旧势力的反对，终不能实行。中法战争以后，清廷才认识到铁路运输在军事中的重要性，迫于军事上需要，清廷将一些修路计划付诸实施。至1911年，全国完工的铁路有30余条，铁路运输已被列为军事交通的主要手段。在战争中，铁路也成为敌对双方攻击的主要目标。

电报、电话等先进的通讯手段随各国商人的迁入而传入中国，并首先应用于军事。在洋务运动中，清廷在各地设电报局，并设电政大臣，同时还废驿行邮。在中法、甲午战争中，清军已使用电报、电话，作为信息传递的主要手段。虽然晚清的近代军事交通运输还比较落后，但当时这一系列变化是带革命性的（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77页。）。

4.军事医疗晚清时期，中国传统医学出现了倒退的趋势。在新兴科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解剖生理学的传入，使中国在战伤救治方面又增加了一条发展途径，一些介绍西医外科的译著和著作也陆续出现（注：房立中：《试论晚清军事后勤的变革》，《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23页。）。

（四）后勤体制变革的研究晚清后勤制度变化研究，有人作出了具体的总结：后勤管理体系由重皇权转变为重洋务；军费筹措由重赋税转变为重关税和重厘金；军费开支由以发饷为主转变为兼购置西洋军火，武器装备水平由冷兵器和火器并用的时代进入火器时代；交通通讯制度由以驿传为主转变为利用铁路、电报等（注：童超主编：《中国军事制度史•后勤卷》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第359页。）。

关于军事后勤领导权问题，普遍的观点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央皇权强大，牢牢控制着对军队的领导、管理和财政大权，地方上督抚更加有力地节制着后勤要政。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湘淮军兴起后，中央势力衰微，财政拮据，地方督抚逐渐控制着军队的领导、管理和财政大权，对军队后勤的领导权更加集中在地方。这是中国近代中央和地方权利消长的重要体现之一（注：童超主编：《中国军事制度史•后勤卷》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第320页。）。

中国军事近代化开始于武器装备，在“中体西用”思想的影响下，洋务派们对与此相适应的近代后勤体系的变革并不热心。于是，近代武器被绑在了落后的封建军事体制之上，从而无法发挥近代武器装备应有的效能，出现了在中国近代，军事体制的变革落后于武器装备变革的局面。

总体上讲，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军事后勤的变革还处在注重军事器物技艺等层面上。甲午战争中，落后的后勤保障体制是清军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战后，清廷实行军制改革，在新军中建立了完整的后勤指挥系统和后勤保障系统，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基本上完成了由器物技艺层面到军事制度层次上的变革（注：施渡桥：《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史》，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65页。）。

二、清军各军兵种军事后勤的个案研究

晚清的清军既有作为国家正规军的八旗、绿营经制兵，又有独具时代特色的以湘军、淮军为代表的勇营兵，以及后来的防军、练军。还有具有某种近代化意义的近代海军和近代陆军。近代军事后勤的变革主要是在晚清清军后勤建设中体现出来的。学术界对清军各军种、兵种的后勤研究是近代军事后勤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一）八旗、绿营经制兵军事后勤研究罗尔纲的《绿营兵制》在八十年代重新出版，对研究绿营的后勤制度和后勤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学术界对其研究的重点是：

1.武器装备方面，主要在于揭示其落后性八旗和绿营的武器以冷兵器为主，兼使用旧式火器。这些火器有些制法来自西洋，但因清廷对火器的垄断和因循守旧，不图改进，使八旗、绿营的武器装备在鸦片战争时大大落后于西方（注：张玉田、陈崇桥、王献中、王占国编著：《中国近代军事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页。）。

2.军费方面，普遍观点认为是低微和不平等八旗武官俸禄往往比同一级别的绿营武官高出一至四倍，反映了清廷在军队中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兼廉银高出正俸几倍、几十倍，成了实际的重要收入，体现了清军的雇佣军性质。单就俸廉两项法定数额而言，除了旗官最高武职正一品领侍卫内大臣外，绿营武官的岁入反而超出同一品级的八旗武官。其目的一方面为了稳定绿营武官，使其甘心为朝廷效命，一方面鼓励旗官到绿营任职，以控制绿营（注：郭太风：《八旗、绿营俸饷制度初探》，《复旦学报》社科版1982年第4期，第105页。）。就是在八旗军内部，由于种族（八旗还分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驻防地区和出身贵贱的不同，其待遇也不同。对八旗和绿营的军饷实行不同的待遇，表现在绿营低饷，武器装备皆自备，加上武官的盘剥，使得绿营士兵无力养家，军备废弛，兵丁素质低下，官兵矛盾尖锐；而对八旗则待遇优厚，使得八旗养尊处优，不堪战守（注：皮明勇：《试论清朝的绿营低饷制度》，《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第114页。）。这种俸饷制度，一方面有利于清廷对军队的控制，另一方面也是造成八旗、绿营军队战斗力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社会秩序长期安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处于长期停滞、反复重演的状态，八旗和绿营的饷章上百年没有一分一厘的变动（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2页。）。

军费问题的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八旗绿营军的没落和腐败。在八旗方面，由于清军入关二百年，八旗人口日增，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八旗生计”问题。而清廷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扩大八旗兵额，这就使八旗日益失去它作为战斗组织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转为救济机构。对绿营而言，最严重弊端就是吃空额现象极其普遍。由于绿营官兵待遇菲薄，将官就借吃空额明粮来补偿，这是绿营兵制的致使弱点和无法克服的痼疾（注：张玉田、陈崇桥、王献中、王占国编著：《中国近代军事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页。）。这一切，表明八旗、绿营的后勤保障体制已经远远落后于时展的需要，是八旗、绿营在近代反侵略战争和镇压农民起义战争中一触即溃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湘军、淮军等勇营兵的军事后勤研究湘军、淮军等勇营武装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中产生和壮大起来的。在其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中，建立了一整套具有时代特色的军事后勤体制和措施。主要内容和特点表现在：

1.湘军的创始人建立了一套独立了后勤保障体制。其中有俸饷制度，主要特点是：集饷权、兵权于将帅之手，这是与湘军的勇营性质即“兵为将有”的私属性是分不开的；优待营官制度；勇饷从优；定出一营开支极限，对军饷实行包干、定限，限制了“冒领”和不必要的开支，使官兵得到了实惠（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26页。）；对士兵军饷采取“半饷”发放的原则。这种采取“厚饷”和“半饷”发放原则，有利于稳定军心，加强控制和提高战斗力。建立粮台制度，委派专门人员建立粮台，负责饷械筹集和转运。在营中建立长夫制度，直接负责军队的杂役、运输等后勤事务，这种制度为李鸿章引用，对后来的军种配置起了一定的启示作用（注：龙方成：《试论湘军的后勤保障建设》，《求索》1994年第5期，第115页。）。

2.湘军后勤保障的主要特色是自筹饷械在粮饷方面，建立巩固的后方基地，以筹集粮饷；应用各种途径筹集军饷，如捐输、厘金、以盐抵饷、请各省协济等等。前期以盐税为主，后期以厘金为主（注：张田玉：《镇压太平天国之役湘军的后勤体制和保障》，《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37页。）。有人认为，曾国藩以史为鉴，认识到饷糈筹集的重要地位，既对筹饷、开辟饷源等关键问题常抓不懈，对冒领军饷等弊病，严加制止和纠正外，还提倡节俭，较好地解决了湘军的饷糈筹集问题（注：唐兆梅：《论曾国藩对饷糈筹集的重视》，《贵州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第51-52页。）。也有人指出，靠就地筹饷的办法，即主要靠自己搜刮，榨取民脂民膏来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就决定了湘军的掠夺本质，同时也反映出湘军是一支独立的汉族地主武装，它和清王朝既是统一体，又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注：袁首乐：《湘军经费清单的发现及其意义》，《安徽史学》，1987年第3期，第27页。）。

湘军采取购买和自造洋枪洋炮的方法改进军队的武器装备。湘军的船械来源有两个途径：一是从外购买，一是自己制造。如曾国藩从广州购买武器装备湘军水师（注：张田玉：《论湘军的后勤体制和保障》，《军事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133页。）。1861年，攻陷安庆后，曾国藩建立了安庆内军械所，专门生产洋枪洋炮。这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兵器工业的开端（注：秦政奇：《安庆内军械所——中国近代兵器工业的开端》，《安徽史学》，1992年第4期，第26页。）。

3.淮军的营制饷章在继承湘军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淮军的联伍制反映了作战工具的配备、薪水、口粮制、帐棚制，即淮军所需物资的供应制度和方法。其他方面如医疗、军装制造等虽有规定，但多不具体，至于运输、通讯等均无明文规定，可见淮军的后勤保障制度是很简陋的。淮军的后勤保障方面与湘军无多大差别，在军饷的来源上，1867年前，主要依靠捐输和厘金。此后，江海关税遂成为淮军的大宗饷源（注：陆方：《淮军的后勤制度和保障》，《安徽史学》，1992年第2期，第45页。），在武器装备方面，李鸿章在武器的购买和制造方面均比曾国藩有所进步，淮军的武器近代化程度较湘军为高。

（三）练军的军事后勤练军是清朝传统八旗绿营经制兵向全盘西化近代新式军队——新军的过渡军制，是八旗绿营兵的洋式编练。练军的营制饷章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先是直隶总督刘长佑制定了直隶练军的营制饷章，后曾国藩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其余各省的练军军制多依照这个章程，同时又有各自的特点。练军除军事建制上勇营化和装备上比较广泛地采用新式武器外，在后勤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军事后勤管理练军军事后勤建设的实权，掌握在南北洋大臣和各省督抚手中，其后勤机构也主要在地方各省；练军的“军”与“营”仿效勇营有专门的后勤建制（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7页。）。

2.饷章增加将官的薪费和弁兵的饷银，并将管理练饷的后勤权，掌于将官手中。曾国藩在制定练军饷章时，力图恢复勇营营官包干制，在饷制上力图摆脱绿营羁绊，使练军独立于绿营之外，摆脱绿营的积习，减少弊端。总体上考察，练军的薪饷低于防军而高于绿营。随着武器装备的改进，练军中还出现了炮费、衣帽银等杂项费用。可见，清军的近代化和正规化建设有了一定的进步（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9页。）。

这次整军练兵主要着眼于武器装备的改进和试行西法操练，在编制方面没有超越湘军营制的框架，因而只能看成是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初级阶段（注：施渡桥：《晚清首次整军练兵的思想与实践述评》，《军事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94页。）。（四）晚清近代海军军事后勤研究晚清的近代海军建设可以说是晚清军队近代化建设的一个创举。晚清海军虽有三洋海军之说，但在实际操作中，清廷于80年代作出了重点发展北洋海军的决定。

1.晚清海军的军费60年代后，面对着强敌环绕的形势，清王朝就计划建立一支近代海军。起初，清廷依靠总税务司李泰国向英国购买一支舰队。由于英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阴谋和欺诈，清廷的购买计划破产，并为此白白耗费了近70万两白银（注：史伟《清政府在建立了第一支新式海军舰队中糜费了多少钱？》（《历史教学》，1981年第4期）持此看法，而张玉田、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史》则认为花费了160多万两。）。70年代特别是中法战争以后，清廷决心大力创办新式海军，于1885年成立了海军衙门，专门负责海军军费的筹措。

北洋海军经费主要来源于关税厘金的协拨，即“海防经费”，此后又包括海防捐输、淮军协拨等等。由于连年战争，清廷财政拮据，用于海军建设的投入是相当有限的。而且，在筹集经费的过程中，存在着清朝中央政府和地方军阀之间，各地方洋务集团之间的勾心斗角。清政府派定的海防款项，常被地方督抚以种种理由拖欠截留。据统计，北洋海军经费从未解足分额，每年实际收入在100万两左右，占国库收入的1%左右（注：姜鸣：《北洋海军的经费初探》，《浙江学刊》，1986年第5期，第137-138页。）。

关于北洋海军的军费开支情况，有人研究指出，自光绪元年到光绪二十年，购置船炮军火的总开支达800万两白银，居各项开支之首，军港及防务设施建设共花费240万两白银，这两项开支，占军费开支的一半以上（注：姜鸣：《北洋海军的经费初探》，《浙江学刊》，1986年第5期，第140页。）。在当时的条件下，将有限的经费重点用在武器装备和基地、防务建设上是必要的。

在北洋海军的薪饷上，李鸿章吸取了英德海军的厚饷和恤军精神，同时结合中国“饷力未充，未能援引”的实际，灵活地将海军官弁的岁支俸银分成官俸和船俸两大部分，两者比例为四比六。这种重视带船和实际职务，而不专凭官街的措施，比较科学，有利于激发人的工作热情（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234页。）。此外，还对官弁伤废俸、官兵的赏恤以及各船行船公费、医药费等的集体费用作了明确的规定。

由于清王朝的财政拮据和政治腐败，在这有限的经费中有相当一部分被贪污浪费和以各种名义而被挪作他用了。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清廷挪用海军军费修筑颐和园。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多方考证。有人指出，从1885年海军衙门成立到1895年裁撤的十年中，海军的各种经费收入达2000余万，也有人认为是3000余万（注：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近代中国海军》（海潮出版社1994年，第333页）认为共2000余万两，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认为总数达3000余万两。）。其中用于颐和园工程的在600万到1000万之间（注：张利民：《清廷挪用海军经费修筑颐和园考》，邹兆琦《慈禧挪用海军军费造颐和园考证》认为达1000到1400万两，张玉田、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史》认为总数达2000万之多。）。海军军费被浪费和挪用，严重地破坏了海防建设。北洋海军自1888年成军以后，便再也没有大规模地更新舰船和武器装备。海军军费的拮据和被挪用，不能不说是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关于南洋海军的军费问题，据研究，南洋海军军费来源主要是各省特别是江苏厘金，而海关税则大部拨给北洋。南洋海防军费缺乏系统的资料，但大大低于北洋是肯定的，至多为北洋收入的三分之一（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2页。）。

2.武器装备就当时清朝全国军队而言，北洋海军的武器装备颇具领先性，北洋海军舰只装备的现代化程度及其实力，在当时的亚洲是一流的。北洋海军的舰船和武器装备绝大部分购自国外（注：［德］乔伟、李喜所、刘晓琴：《德国克虏伯与晚清军事工业化》，《南开学报》，1999年第3期，第67-69页。）。关于武器装备是以购买为主还是以自造为主，晚清的军政集团一直存在着争论，这主要体现在对于新式海军的舰船和武器的来源问题上。有人指出，李鸿章起初主张以自制为主，但由于中国经济、工业基础的落后和海防形势的危急，转而主张向西方购买为主。最后，竟发展到排斥和打击左宗棠等武器以自制为主的主张，挪用国内自制经费，来购买洋枪洋炮（注：张家瑞：《李鸿章与晚清舰船装备建设的买与造》，《军事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第108-111页。）。

3.海军基地建设清廷耗费巨额资金（570万两）建设了旅顺、威海卫两大基地和大沽船坞。为海军的给养、训练和舰船维修提供了物质基础。但大沽、旅顺、威海三基地后勤补给困难，三基地远离粮食产区，主要靠海漕运粮，而军舰的燃料也要海运，与内陆腹地交通也不发达，补给线过于漫长。这是基地建设欠妥之处（注：姜鸣：《北洋海军基地建设和晚清国防近代化》，《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第24页。）。

4.后勤体制建设完善的后勤体系，是近代战争提出的要求，北洋海军是一支在武器装备上完全近代化的海军，后勤体制不能不突破旧制，做一些新的开拓，但同时旧的思想和体制对北洋海军的后勤建设仍有着相当严重的消极影响。

北洋海军在三基地建立了复杂的后勤机构，建立了军用仓库、铁路、电报、医院等近代化的后勤保障设施。这中国军队在近代化事业中迈出的十分重要的一步。但后勤体制方面还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表现在：海军提督无权节制后勤，造成了海军内部指挥系统的多元化；各个后勤部门没有一个统一的后勤指挥机构；恤赏兵勇制度过于苛刻，不能激发士兵热情，等等（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242页。）。

（五）新军军事后勤研究对新军后勤建设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北洋新军的军事后勤建设上。甲午战争失败后，清廷被迫实行军制改革。袁世凯、张之洞等地方大员开始仿照西方军事体制编练新军。

1.后勤体制建设袁世凯、张之洞等比较重视新军后勤，将后勤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1896年后，袁世凯在新军中建立了较为系统的近代军队后勤体制，它标志着中国近代军事后勤体制的初步确立。这种后勤体制经过不断完善后，逐步推广到全国新军的编练中去，使全军有了统一的后勤统领机构和原则上统一的后勤制度（注：王其坤：《中国近代军事经济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2.军费的收支清廷通过“征天下之饷，练一省之兵”，使北洋六镇迅速成军。有人指出，北洋军费的78.3%来自辛亥革命后独立的省份。因此，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一手推翻清王朝，一手压迫南方革命党人屈服，军费上的考虑，是其采取如此行动的重要原因之一（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页。）。在官兵的薪饷上，明显的特点是北洋六镇军费充足，比旧军的薪饷有所提高。地方各省新军的军费，除少数镇是由中央的度支和陆军两部协商筹拨外，绝大多数则由地方就地筹款。有些地方督抚在军费筹措上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裁撤旧营，腾出底饷，以增加新军薪饷；借洋款充饷，等等（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280页。）。由于经费的拮据，薪饷多不能足额发放。

3.武器装备北洋六镇皆装备了西洋先进武器，并努力统一武器的口径和规格。对武器的购买、生产和保养都做了明确的规定。这进一步提高了武器装备的近代化程度。对于各省的武器装备，由于经费短缺和购买武器的混乱无章，武器装备中仍是新旧武器并存，新式武器也是口径和规格极不统一，给保养和作战都带来很大困难，限制了新式武器战斗力的发挥。但湖北新军不同，在张之洞的努力下，该军薪饷比较充足，武器装备也较精良（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48-349页。）。

另外，在交通通讯上，近代化的交通通讯设备如铁路、轮船、电话、电报等开始运用于北洋及各省新军中，但旧式落后的骡马运输仍在新军中占很大的比重。在医疗卫生上，建立了近代化的军事医疗保障制度和随军及后方的医疗机构，配备了掌握西方医疗技术的医务人员。在军事后勤教育上，创办了一些专业技术后勤学校，培养近代化的后勤技术人才（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18-332页。）。总体而言，晚清编练新军的实践，虽有局限，但促进了中国军队后期近代化的发展，其明显的进步则体现在北洋新军的建设上。至于其他各省新军的进步，则显得十分缓慢。清庭曾制定了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的计划，但直到清朝灭亡，也没有实现。其中主要原因一是经济基础异常薄弱，旧军虚糜军饷，编练新军的军费异常拮据；二是有些地方督抚蓄意抵制，在编练新军上敷衍了事，却极力加强巡防营等地方部队。这一方面反映了清廷和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旧军队的存在，地方实权人物便可以在军队开支上谎报军费开支和吃空饷，大发其财（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66-367页。）。

三、反清武装力量军事后勤研究

在晚清，与清军对立的国内武装力量就是太平军、捻军、陕甘回民起义军等农民起义军，还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领导的一系列武装起义力量。晚清农民起义总体上还没有摆脱旧式中国农民战争的模式，但它毕竟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在同国内外敌人战斗的过程中，其战略战术、体制编制，武器装备等也在发生着或多或少的的变化。同时，他们的存在，也迫使清军武器装备、后勤保障发生一系列变化，促进了中国军队后勤近代化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党领导的反清力量的后勤建设也有一定的特色。因此，研究农民起义军和革命党起义军的军事后勤建设，对探究中国军队后勤近代化也是有意义的。在农民起义军的研究上，学术界侧重于太平军。其中，太平军的后勤保障建设是主要研究内容。对于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军的军事后勤研究，尚未见专门的论述出现。

（一）太平军后勤保障研究有人把太平天国的失败与后勤建设联系起来研究。得出太平天国领导人忽视后勤建设，缺乏军事经济思想，是其军事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表现在：一是没有大力加强军事经济建设，使得太平军在军费、粮食、兵员、兵器和军事运输等方面得不到有力的支持，使太平军作战不能持久（注：华强：《太平天国军事经济思想检讨》，《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69页。）。二是存在着严重的流寇主义，没有大力加强后方根据地建设；太平军实行“因粮于敌”的后勤方针，饷事依赖兵事，对战争依赖性大，军队无根（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12页。）。三是缺乏知人善任，后勤管理不善（注：王北生：《太平天国的失败与后勤》，《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94页。）。但太平军在后勤建设上具有一定的时代特色，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后勤体制太平天国实行军政一体的制度，在经济上也实行军民合一的战时经济体制，因此，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就是军队的粮饷收入。太平军的后勤体制与整个太平天国的财政体制连是在一起的。有人指出，太平天国在首都天京有一系列的典官建制，这些中央政府所属的典官及其机构，由于职能是大多军事后勤管理和制造方面。因此，他们可以看作是太平军总指挥部的后勤军需机构（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7-99页。）。圣库制度是太平军后勤保障的根本制度。太平军的物资供应都从圣库中获取。定都天京后，设立了总圣库，又设立总圣粮，将粮食从总圣库中分立出来。就其职能而言，总圣库、总圣粮所管的事务，均属后勤保障性质，相当于总后勤部（注：张一文编著：《太平天国军事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6页。）。

对圣库制度的评价有：圣库制度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最大限度地集中了有限的财力、物力，为太平军的军事斗争提供了物质基础，它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注：吴雁南、韩品峥：《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文物》，1976年第1期，第7页。）。圣库制度后来遭到破坏是历史的必然，当时不具备坚持长期实行这种制度的社会历史条件，所以，它在推行过程中，受到了广大市民阶级的反对，受到了太平天国革命者私有思想的冲击，并且存在着管理不善、任意挥霍等问题，从而导致了圣库制度的破坏和最终失败（注：梁义群：《试论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北方丛论》，1983年第3期，第81-83页。）。

太平军在一军中的后勤建制则是明确的。太平军的基本作战单位是军，在军中设有职同监军的各类典官三十五人，其中典圣库、典圣粮等负责后勤工作的官员就有二十七人。并规定从军至两司马各级都应设立圣库负责后勤工作，这属于军的后勤系统，它们受制于军的最高长官——总制（注：张玉田、陈崇桥、王献中、王占国编著：《中国近代军事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说明太平军的后勤保障体制是相当完备的。另外，太平天国还规定了太平军的供给标准，在粮食、菜金、礼拜钱、服装等方面都有规定。在供应的先后次序上，坚持以作战部队优先的原则。其中的礼拜钱是军人的生活津贴，太平天国后期，礼拜钱还有分发。军服方面，初期比较复杂，以后逐渐统一。1855年后，太平军的服装进入统一的制式阶段，标志着太平军正规化的发展（注：张一文编著：《太平天国军事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7页。）。

2.有关后勤的军种建设太平军没有建立专门的后勤部队，但太平军的水营在一段时期内承担了从长江上游向天京和其他地区军队的大部分粮饷、物资的运输工作，在后勤运输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太平军中的女营、土营和童子军也分别承担了相应的后勤工作，对军队后勤上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此外，太平天国在天京建立了通信机构“疏附衙”，通信人员称“疏附”。在占领区各地建立分支机构，在每军的典官中也设立疏附一人，负责文报的传递工作。在占领区，通过水路和陆路，派专人用船或马传递文报，若需要通过敌占区，则派人密藏文书，进行联络（注：张一文编著：《太平天国军事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5页。）。

3.粮饷太平军的粮饷统一取之于圣库，圣库初期来源于拜上帝会者的交纳和战场缴获，同时，还创造了“进贡”和“打先锋”等形式筹措军费。后期，由于军费开支的浩大和圣库制度的破坏，加上定都天京后，天朝田亩制度没能实行，太平天国不能就地取粮，粮饷主要来自长江上游的湖北、安徽、江西等省。太平天国在它的统治区实行了“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同时，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杂税。有人指出，太平天国的粮饷筹集政策存在着失误，即过分集中其统治下的人民，摊派过重，再加上征收过程中用人不当，导致人民的反抗情绪，而没有采取“资于敌”的政策，没有重视开拓江南、江北富源，夺取清廷北运的粮饷为己所用（注：华强：《太平天国军事经济思想检讨》，《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71页。）。另外，太平军解决粮食的办法还有采购，主要的采购对象是粮商和民众，还有外国人（注：张一文编著：《太平天国军事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3页。）。

4.武器装备建设太平天国起义正处于西洋武器装备向中国引进时期，太平军的武器装备也受到了这一趋势的影响。在斗争中，太平军也开始利用西洋武器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关于太平军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建设，主要表现在：太平天国的初兴阶段便开始了由冷兵器向热兵器的过渡，主要表现在火器的普遍铸造和广泛使用上，不过，这时期主要使用的是旧火器；太平天国后期新旧火器更新较快，较大量的使用洋枪洋炮。在西洋武器的来源上，主要有战场缴获、以高价向外国购买和设厂仿造三个方面（注：蓝振露：《试论太平天国的军火进口贸易》，《史学月刊》，1991年第6期，第42页。）。在太平天国后期，还建立了洋炮馆，它是战时军械所，负责维修洋枪洋炮，制造西洋子弹、炮弹。在李秀成的建议下，太平军中也建立了自己的洋枪队，并聘请洋人训练（注：华强：《太平天国军事经济思想检讨》，《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75页。）。所以，有人指出，中国军队的近代化历程，首先是从太平军中开始的。在激烈的战争实践中，太平军不断改善武器装备，从而大大缩小了武器装备近代化历程，甚至势必很快赶上或超过中外反动军队武器装备的近代化程度（注：朱哲芳：《太平军兵器近代化探略》，《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第115页。）。在这种形势下，太平军主要的敌人湘军和淮军也不得不引进洋枪洋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军队的近代化进程。

由于太平天国领导者并不重视军队武器装备的改进，太平天国的武器近代化主要出现在李秀成统帅的太平军。从整体上看，太平军的武器装备改善有限，近代化程度低下，多数太平军将士仍然使用原始的长矛大刀和抬枪抬炮（注：华强：《太平天国军事经济思想检讨》，《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76页。）。

（二）资产阶级革命党起义军的军事后勤研究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主张以暴力革命手段，彻底推翻封建专制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政府。有关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军事后勤的研究，涉及到军事后勤思想、后勤体制和战时后勤保障等。

在对资产阶级军事后勤思想的研究中，孙中山的军事后勤思想是主要内容之一，而且其范围远远超过晚清，包括了孙中山战斗的一生。孙中山批判地吸收了中外后勤建设和后勤保障的理论精华，在组织领导武装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军事后勤思想。主要是：1、科学地认识到军事实力与国家经济之间的关系。认为战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较量，也是经济力量的较量，主张大力开发中国资源，发展中国的实业，建立强大的国家经济，进而“努力实行扩张军备建设”。2、后勤准备是进行武装斗争的先决条件，主张“先筹备大款，然后举事”，要充分准备对前方作战的接济（注：石文年：《孙中山军事后勤思想探讨》，《军事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第151-152页。）。3、注重军队后勤建设，主张统一编制，整顿饷务，裁汰冗兵，以节约军费。4、重视军队的武器装备建设，提出海外援助、“因械于敌”等思想，后来主张加强军工建设，扩大兵工厂，保障军队有充足的武器（注：谢健、毛振发：《孙中山军事思想的几个问题初探》，《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5、认识到军事交通和国防工业对加强国防的重要作用，主张发展军事交通和振兴国防工业（注：毛振发：《孙中山军事思想论述》，《中国军事科学》1996年第4期，第129页。）。

在军事后勤体制建设上，在孙中山制定的“革命方略”中，曾拟订了国民军的后勤体制与章程。另外，辛亥革命期间，各省军政府和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期间，在后勤体制上还有所建树，颁布了一系列军事后勤条令，在军事后勤体制、各军队和军事机构的供应标准都有了明确的规定，但由于辛亥革命的果实迅速被袁世凯篡夺，以及在军费上的困难，基本上没有贯彻实施（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448页。）。

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党人在全国各地连续发动了大小十几次武装起义。由于他们大多借助于会党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组织起义，且力量均比较弱小，持续时间也比较短，因此，这些起义并没有建立正式的编制和后勤保障机构。关于他们的后勤研究，主要体现在对起义经费和军械的筹措上。历次起义的枪支、弹药的购买费，起义士兵的伙食费，绝大部分是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在世界各地的华侨中募捐得到的（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95-417页。）。关于起义的武器，主要是海外购买输入，炸弹多是自己制造的。武器装备的购买、制造与运输，都是非常艰险的。辛亥革命前的历次武装起义多是由于军费和武器的短缺而遭到失败。没有充足的后勤保障，无疑是起义军失败的重要原因。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军的后期工作主要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武器装备方面，与以前从海外购买武器为主不同，革命中主要是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如运动清军反正、战场上缴获、直接占领清军设在各地的军火仓库和军械制造工厂。由于武器来自各个方面，因此革命军队的武器口径和规格极不统一，这给维修和保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422页。）。由于新式武器的短缺，冷兵器和旧式火炮仍大量应用于革命军。

革命军的军费来源，首先是来自国内，有革命党人的会费和捐款、没收敌人的藩库，后一项是军费的主要来源。当地群众和工商各界人士受到辛亥革命的胜利的鼓舞，对革命事业进行了公开的财政支持，也是军费的主要来源之一。其次是来自华侨与港澳同胞的捐助。华侨支持革命的款项绝大部分是义捐。虽然革命组织也发行了一些债券，但持这种债券的华侨并不要求一定兑现。

尽管如此，由于封建势力军事进攻和外国列强的经济遏止，革命军的军费仍然是相当紧张的。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感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军费支出庞大，入不抵出（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435页。）。帝国主义借口关税是清政府所借外债和赔款的担保品，劫夺了各省军政府的一项重要的税收——关税。面对财政危机，南京临时政府和各地的军政府不得不发行纸币、军用券和公债券，而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则主要依赖外债，其购买军火的费用，也多来自外债。据研究，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期间，其财政来源的一半以上来自外国的借款（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436页。）。经济上依靠他人，军事和政治上必然的不能自主。革命政府对革命军后勤保障的诸多困难，导致军队战斗力的减弱，这反过来又导致了革命政府在政治上的软弱，不得不向中外反动势力妥协。

四、晚清军事后勤研究的特点及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