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费理论范文10篇

军费理论范文篇1

工业革命的深入推动了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军费理论的产生准备了社会经济条件。19世纪4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迅猛发展，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大工业，以大工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起了社会结构的重大变革。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封建生产方式的取代，它的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出来，最终导致了经济危机的发生。经济危机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给广大工人阶级带来深重的灾难。这样，两大阶级的矛盾围绕经济利益而直接展开。随着这一矛盾的日益激化，革命开始在世界各地频繁爆发，并取得节节胜利，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无产阶级独立运动和革命斗争的发展迫切需要革命理论加以指导和一支武装力量来捍卫革命的胜利果实，这为马克思主义军费理论的产生准备了社会阶级条件。由此，建设一支强有力的人民军队成为无产阶级面临的首要问题，而这当中，筹集经费用以制造和改善武器装备，提高部队战斗力成为搞好军队建设的关键。这一问题是无产阶级在革命实践中所遇到的新问题，也是历史对无产阶级所提出的新挑战。与此同时，众多学者开始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广泛研究，威廉•配第、亚当•斯密等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的军事经济观点得到了广泛传播，特别是他们的军费经济理论观点，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军费理论准备了理论条件。

二、马克思、恩格斯军费理论的重要观点

1.军费主要源自于国民收入

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认为，社会总产品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所生产的全部物质资料总和，其实物形态为该国在一年内所产生的全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其价值形态是社会总产品的价值构成，即C＋V＋M。在这三部分价值中C为已消耗物质资料的价值，它的实现是补偿已耗费的物质资料，以维持社会简单再生产。而V＋M，又称国民收入，是国民经济生产部门所创造的社会产品的货币表现，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集中标志，这部分价值的实现不仅可以扩大社会再生产，而且也为社会非物质生产部门（例如军队）提供物质基础。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只有国民收入才是改善人民生活、扩大军品生产和增加军费的真正财力源泉。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考察军费形成的基本出发点。

2.军费问题是国防建设中的关键问题，但是军费的投入不能过大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经济关系是产生暴力的根源，社会经济条件是暴力的物质基础，为从事战争及军事活动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和发展动力。恩格斯在他的军事评论文章中指出，经济条件是影响军事作战进程和胜利的重要因素。因此，投资国防建设，必须解决经费问题，能否筹集到足够的经费，决定着国防建设的成败。经费问题是国防建设中的关键问题，特别是在战争时期，面临着更多的困难。一方面，战争的巨大消耗需要及时进行补充，需要加强军工建设；另一方面，战时国家经济比较困难。这时，革命政府必须采取财政贷款措施，为国防建设提供必要资金。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军费的投入不宜过大，国防经费投入过大必将对国民经济产生不良影响。据马克思和恩格斯考察，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欧洲各国，军费开支极大，不仅战时举债，就是在和平时期，为适应对外扩张的需要，维持庞大军队，也举债弥补军费之不足。当时，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在起义开始以前，军费开支占全部普通收入的60％，在起义初期，为养活这一庞大军队，“军费开支比原来的数目增加一倍”，年开支达到2000万英镑，“这同总共才有2400万英镑的印度纯收入极其不相容”，印度政府“虽然实行新税收而使收人强行增加，但收人仍旧赶不上开支”，每年新增固定赤字至少有700万英镑。为此，一方面：“公共工程和民用的公共建筑几乎完全暂停”，另一方面，不得不在英国发行700万英镑公债和500万英镑印度公债，以弥补军费之需。

三、马克思、恩格斯军费理论观点的启示

1.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增加国民收入，是加大军费投入，加强国防建设的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国民收入（V＋M），是国民经济生产部门所创造的社会产品的货币表现，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集中标志，这部分价值的实现不仅可以扩大社会再生产，而且也为社会非物质生产部门（例如军队）提供物质基础。可见，国民收入是一国军费的重要来源，经济实力是影响一国国防支出总量变化的直接财力基础，是国防经济得以运行的润滑剂。从当今世界范围来看，一国经济实力越强，就越有可能动用较多的财力发展国防；反之，其用于发展国防力量的财力就越少。从我国的实际来看，建国以来至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经济实力十分薄弱，国民收入水平处在世界后列，1978年的GDP仅为3645亿人民币，军费为168亿人民币。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2008年我国GDP达到了300670亿人民币，军费开支达4178亿人民币，国民收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新世纪新阶段，必须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纲，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方针，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增加国民收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加大国防经费投入，推进国防现代化建设。

2.军费在保持适度增长的基础上，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搞好统筹兼顾

（1）保障重点，确保我军信息化建设稳步推进

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深刻地改变着战斗力的生成模式。当前，我军信息化建设处在起步阶段，要实现由机械化半机械化向信息化的跨越式发展，必须集中财力，保障重点，经费投入需向信息基础工程、指挥信息系统和武器装备信息化等方面聚焦，通过重点跃升，带动全局发展。

（2）加强新型军事人才队伍建设

军队现代化，人才是第一资源。人才队伍建设是我军建设的根本大计，从财力上保障人才战略工程的顺利实施，是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新型军事人才队伍的物质保证。要加大依托地方高校培养军队人才的投入，同时，尽可能多地把地方优秀人才吸引到军队中来。

（3）加强经费投入，搞好部队军事训练

坚持面向部队、服务基层的原则，努力提高教育训练、人员生活等经费标准，改善部队训练保障条件，促进人与武器装备的结合，大抓军事训练，营造浓厚练兵氛围，推动军事训练不断深入发展，促进部队凝聚力、战斗力的提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

[3]顾海良，梅荣政.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湖北人民出版社.

军费理论范文篇2

工业革命的深入推动了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军费理论的产生准备了社会经济条件。19世纪4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迅猛发展，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大工业，以大工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起了社会结构的重大变革。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封建生产方式的取代，它的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出来，最终导致了经济危机的发生。经济危机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给广大工人阶级带来深重的灾难。这样，两大阶级的矛盾围绕经济利益而直接展开。随着这一矛盾的日益激化，革命开始在世界各地频繁爆发，并取得节节胜利，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无产阶级独立运动和革命斗争的发展迫切需要革命理论加以指导和一支武装力量来捍卫革命的胜利果实，这为马克思主义军费理论的产生准备了社会阶级条件。由此，建设一支强有力的人民军队成为无产阶级面临的首要问题，而这当中，筹集经费用以制造和改善武器装备，提高部队战斗力成为搞好军队建设的关键。这一问题是无产阶级在革命实践中所遇到的新问题，也是历史对无产阶级所提出的新挑战。与此同时，众多学者开始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广泛研究，威廉•配第、亚当•斯密等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的军事经济观点得到了广泛传播，特别是他们的军费经济理论观点，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军费理论准备了理论条件。

二、马克思、恩格斯军费理论的重要观点

1.军费主要源自于国民收入

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认为，社会总产品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所生产的全部物质资料总和，其实物形态为该国在一年内所产生的全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其价值形态是社会总产品的价值构成，即C＋V＋M。在这三部分价值中C为已消耗物质资料的价值，它的实现是补偿已耗费的物质资料，以维持社会简单再生产。而V＋M，又称国民收入，是国民经济生产部门所创造的社会产品的货币表现，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集中标志，这部分价值的实现不仅可以扩大社会再生产，而且也为社会非物质生产部门（例如军队）提供物质基础。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只有国民收入才是改善人民生活、扩大军品生产和增加军费的真正财力源泉。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考察军费形成的基本出发点。

2.军费问题是国防建设中的关键问题，但是军费的投入不能过大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经济关系是产生暴力的根源，社会经济条件是暴力的物质基础，为从事战争及军事活动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和发展动力。恩格斯在他的军事评论文章中指出，经济条件是影响军事作战进程和胜利的重要因素。因此，投资国防建设，必须解决经费问题，能否筹集到足够的经费，决定着国防建设的成败。经费问题是国防建设中的关键问题，特别是在战争时期，面临着更多的困难。一方面，战争的巨大消耗需要及时进行补充，需要加强军工建设；另一方面，战时国家经济比较困难。这时，革命政府必须采取财政贷款措施，为国防建设提供必要资金。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军费的投入不宜过大，国防经费投入过大必将对国民经济产生不良影响。据马克思和恩格斯考察，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欧洲各国，军费开支极大，不仅战时举债，就是在和平时期，为适应对外扩张的需要，维持庞大军队，也举债弥补军费之不足。当时，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在起义开始以前，军费开支占全部普通收入的60％，在起义初期，为养活这一庞大军队，“军费开支比原来的数目增加一倍”，年开支达到2000万英镑，“这同总共才有2400万英镑的印度纯收入极其不相容”，印度政府“虽然实行新税收而使收人强行增加，但收人仍旧赶不上开支”，每年新增固定赤字至少有700万英镑。为此，一方面：“公共工程和民用的公共建筑几乎完全暂停”，另一方面，不得不在英国发行700万英镑公债和500万英镑印度公债，以弥补军费之需。三、马克思、恩格斯军费理论观点的启示

1.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增加国民收入，是加大军费投入，加强国防建设的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国民收入（V＋M），是国民经济生产部门所创造的社会产品的货币表现，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集中标志，这部分价值的实现不仅可以扩大社会再生产，而且也为社会非物质生产部门（例如军队）提供物质基础。可见，国民收入是一国军费的重要来源，经济实力是影响一国国防支出总量变化的直接财力基础，是国防经济得以运行的润滑剂。从当今世界范围来看，一国经济实力越强，就越有可能动用较多的财力发展国防；反之，其用于发展国防力量的财力就越少。从我国的实际来看，建国以来至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经济实力十分薄弱，国民收入水平处在世界后列，1978年的GDP仅为3645亿人民币，军费为168亿人民币。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2008年我国GDP达到了300670亿人民币，军费开支达4178亿人民币，国民收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新世纪新阶段，必须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纲，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方针，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增加国民收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加大国防经费投入，推进国防现代化建设。

2.军费在保持适度增长的基础上，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搞好统筹兼顾

（1）保障重点，确保我军信息化建设稳步推进

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深刻地改变着战斗力的生成模式。当前，我军信息化建设处在起步阶段，要实现由机械化半机械化向信息化的跨越式发展，必须集中财力，保障重点，经费投入需向信息基础工程、指挥信息系统和武器装备信息化等方面聚焦，通过重点跃升，带动全局发展。

（2）加强新型军事人才队伍建设

军队现代化，人才是第一资源。人才队伍建设是我军建设的根本大计，从财力上保障人才战略工程的顺利实施，是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新型军事人才队伍的物质保证。要加大依托地方高校培养军队人才的投入，同时，尽可能多地把地方优秀人才吸引到军队中来。

（3）加强经费投入，搞好部队军事训练

坚持面向部队、服务基层的原则，努力提高教育训练、人员生活等经费标准，改善部队训练保障条件，促进人与武器装备的结合，大抓军事训练，营造浓厚练兵氛围，推动军事训练不断深入发展，促进部队凝聚力、战斗力的提高。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的军费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投身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大量阅读前人军事、经济著作的基础上，结合理论研究和实践总结，所得出的科学理论，是关于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相互关系问题的科学认识。新形势下，研究探讨马克思、恩格斯在军费理论中的重要立场、观点，对于新世纪新阶段我国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价值。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军费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

军费理论范文篇3

一、晚清军事后勤的总体研究

二十几年来，关于晚清军事后勤的总体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出版了一些专著，如《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为记述中国近代军事后勤的通史性著作，《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资料选编》在搜集、整理近代后勤资料方面成绩卓著，《中国军事制度•后勤制度卷》、《中国军事经济史》也有关于晚清军事后勤体制和实践方面的论述。有关的著述中也涉及到军事后勤，如《中国军事通史》、《中国近代军事史》、《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史》、《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等等。有关学术论文则有《试论晚清军事后勤的变革》、《中国军事后勤思想述要》、《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中国古近代后勤思想略论》、《试论近代军事后勤的发展走向》等。其内容涉及晚清军事后勤演变的性质、地位、中国近代军事后勤思想、军事后勤体制、军事后勤保障等方面。

（一）晚清军事后勤演变的性质和地位近代军事后勤属于中国军事近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其性质、地位和起止时间与整体上的军事近代化是一致的。学术界普遍认为：晚清是中国军事后勤发生根本变革的重要时期，后勤思想、后勤建设及后勤体制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注：房立中：《试论晚清军事后勤的变革》，《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27页。）。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实际上处于一个由旧变新，由农业支援转变为工业支援的大变革时期（注：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46页。）。这充分肯定了晚清军事后勤的重要历史地位。关于中国军事后勤由古代向近代转变的起点和结束问题，学术界一致认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这是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开端，也是军事后勤由古代向近代转变的开始；关于这一转变历程的下限，有着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清朝末年就在新军中确立了中国近代后勤体制。“其后中国的军队基本上延续了袁世凯所建立的后勤体系，不过常有些曾损变通而已。”（注：房立中《试论晚清军事后勤的变革》、奚纪荣《蔡锷军事思想研究》、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均持此观点。）有人认为这一过程要延续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注：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46页。），也有人认为中国军事后勤的近代化要延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注：皮民勇《中国古近代军事后勤思想略论》，王彦、吴信忠、张云《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历史考察》均持此观点。）。

（二）后勤思想变革的研究军事思想是各阶级、政治集团及其军事家关于战争、军队、国防等一系列问题的理性认识，是军事实践的理性升华。军事后勤思想是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后勤经历了由古代军事后勤向近代军事后勤的转变时期，在军事后勤思想领域，传统的后勤思想自然受到了剧烈的冲击。后勤思想的变革集中体现在近代重要军事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言论中，对这些重要人物的后勤思想进行研究，以揭示近代军事后勤思想的发展变化，是二十年来关于军事思想变革研究的主要方式。有关近代军事后勤思想变革的专著尚未出现，有关的论文有：《林则徐军事思想特点初探》、《论林则徐、魏源军事思想》、《试论胡林翼的军事思想》、《曾国藩军事思想初探》、《试论曾国藩的后勤保障思想》、《论曾国藩的军事思想》、《试论曾国藩的军事经济思想》、《左宗棠进军新疆的后勤方略》、《论左宗棠的建军思想》、《论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的军事改革思想》、《袁世凯的军事思想》等。在军事后勤思想方面的变化主要有：在战争后勤观上，普遍认为军队后勤在军事行动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注：皮民勇：《中国古近代军事后勤思想略论》，《军事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113页。）；在战争的物质来源上，主张发展经济、富国强兵，取之于敌、以战养战和开展生产自补；在后勤战备建设上，大力发展武器装备，建立充足的物资储备；重视军事交通运输；建立巩固的后方基地；注意提高后勤效益；进行近代后勤教育，培养近代军事后勤人才；在战略战术上，主张断敌粮道，巩固后方（注：杨庆华、刘仁亮；《中国军事后勤思想述要》，《军事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154页。）。

（三）军事后勤保障的研究中国军事近代化是从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开始的，由于西方先进武器装备的引进，战争手段变得异常复杂，导致了军队后勤保障的相应复杂化。关于近代军事后勤保障研究的主要问题和观点有：

1.军费晚清时期，战争频繁，中国的经济可以说是战时经济、国家财政成了军事财政，军费开支巨大，根本没有余资从事经济和文化建设投资。由于没有经济建设，当然更没有军费来源，这就形成经济上的恶性循环（注：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53页。）。六十年代湘淮军等勇营军队的裁撤，欠饷问题严重也是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注：翁飞：《曾李交替与湘消淮长》，《军事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56页。）。关于清朝军费的来源，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主要靠清廷的农业税收，它占有清廷的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并主要用于军队和战争的开支（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其他收入有漕政、盐政、关税、厘金和捐纳等等，与清前期的变化主要是：盐政和关税的收入和厘金收入在军费收入中的比重增加（注：童超主编；《中国军事制度史•后勤卷》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第325页。）。

解协饷制度是清王朝军费收支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央控制地方军事、经济、政治的主要手段。晚清时期，它的实行虽步履艰难，但在筹集军费的过程中，仍发挥重要作用。解协饷制度在晚清日渐衰落，有人从财政角度分析指出，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清朝的财政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财政权逐渐下落到地方督抚的手上，地方财政日益发展，导致协饷趋于瓦解，这标志着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无可挽回地走向了没落（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页。）。一方面是经济因战争遭到破坏，再就是地方实力的增强及其与中央的抗衡，这一制度的演化，反映出晚清中央与地方权力的此消彼长（注：郭太风：《解协饷制度的演化对清朝统治机制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第29页。）。

厘金制度作为清军军费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在镇压太平军、捻军等晚清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项制度破坏性是显而易见的，它严重地束缚了国内市场的开拓，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品不仅失去了关税的保护，还失去了在国内市场上与外国产品进行公平竞争的可能（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页。）。

2.武器装备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改进主要通过购买和仿制两种途径。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就主张购买和建造西洋武器装备，并采取了实质性的行动（注：何锡荣：《清军水师装备近代化的先声》，《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第75页。）。战后魏源更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于六七十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其目的也是力图改变清军武器装备落后的局面。

关于晚清军工业发展的动力问题有人指出，晚清军工业发展是一种互为条件的“合力运动”，这种“合力运动”具有突发性和被动性。促使它的形成和发展至少有四种互为条件，又相互矛盾着的社会力量，即封建政府、资本列强、民族资本、人民群众。这四种力量是“多方向、多目的”的相互制约（注：牛俊法：《论晚清兵工业发展的动力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112-113页。）。

晚清军工建设是军工现代化建设的开端，它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不能抹杀和低估的（注：刘申宁：《论晚清军工建设》，《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103页。）。但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主要由于工艺落后，中国工业基础差，资金浪费惊人等原因，中国的军工产不但产量少，而且质量低劣、价格昂贵（注：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53页。）。

鉴于此，清王朝还得从国外大量进口武器装备。其积极作用表现在清军的武器装备得到了改善，提高了战斗力，反侵略的能力有所增强。但也不能忽视大量进口武器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表现在，花费巨额金钱；上当受骗；贪污受贿；种类繁杂，极不统一，给训练、作战和后勤保障带来严重困难；在武器的购买和引进上盲目性很大；在武器装备上存在着利益集团倾向；在武器装备的管理上缺乏科学性；（注：李国华：《清末发展武器装备的心理准备》，《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版，第2期，第85页。）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受到外国控制，损害了国家主权（注：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54页。）。

有人指出，中国原本能成为军事强国的，因为中国具有实现装备近代化的经济能力，而且具有领先日本一步的条件，但心理上准备不足，主观上存在着一股排斥力，在内外压力下，表现出很大的被动性。即先是漫不经心，后是急于求成。因此，中国在发展军工方面，要注重心理建设和相关的文化建设，提高掌握与使用武器人员的素质，这是关键性的问题（注：李国华：《清末发展武器装备的心理准备》，《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版，第2期，第89-90页。）。

3.军事交通与通讯轮船、铁路、电报、电话等近代化交通、通讯手段运用于军事领域，是军队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中国军队在改进武器装备的同时，也开始引进近代化的交通、通讯工具。近代以来，传统的运输方式逐步瓦解，而代之以轮船、火车为工具的近代运输方式。关于轮船运输，有人指出，以轮船为主要运输手段是19世纪60年代从洋枪队开始的，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中方都有轮船参加运输，虽然运力很小，但却标志着中国水路军事交通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注：房立中：《试论晚清军事后勤的变革》，《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20页。）。对于铁路运输的重要性，李鸿章、左宗棠、刘铭传等疆臣在七十年代就已认识，并多次上奏清廷修建铁路，但由于守旧势力的反对，终不能实行。中法战争以后，清廷才认识到铁路运输在军事中的重要性，迫于军事上需要，清廷将一些修路计划付诸实施。至1911年，全国完工的铁路有30余条，铁路运输已被列为军事交通的主要手段。在战争中，铁路也成为敌对双方攻击的主要目标。

电报、电话等先进的通讯手段随各国商人的迁入而传入中国，并首先应用于军事。在洋务运动中，清廷在各地设电报局，并设电政大臣，同时还废驿行邮。在中法、甲午战争中，清军已使用电报、电话，作为信息传递的主要手段。虽然晚清的近代军事交通运输还比较落后，但当时这一系列变化是带革命性的（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77页。）。

4.军事医疗晚清时期，中国传统医学出现了倒退的趋势。在新兴科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解剖生理学的传入，使中国在战伤救治方面又增加了一条发展途径，一些介绍西医外科的译著和著作也陆续出现（注：房立中：《试论晚清军事后勤的变革》，《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23页。）。

（四）后勤体制变革的研究晚清后勤制度变化研究，有人作出了具体的总结：后勤管理体系由重皇权转变为重洋务；军费筹措由重赋税转变为重关税和重厘金；军费开支由以发饷为主转变为兼购置西洋军火，武器装备水平由冷兵器和火器并用的时代进入火器时代；交通通讯制度由以驿传为主转变为利用铁路、电报等（注：童超主编：《中国军事制度史•后勤卷》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第359页。）。

关于军事后勤领导权问题，普遍的观点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央皇权强大，牢牢控制着对军队的领导、管理和财政大权，地方上督抚更加有力地节制着后勤要政。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湘淮军兴起后，中央势力衰微，财政拮据，地方督抚逐渐控制着军队的领导、管理和财政大权，对军队后勤的领导权更加集中在地方。这是中国近代中央和地方权利消长的重要体现之一（注：童超主编：《中国军事制度史•后勤卷》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第320页。）。

中国军事近代化开始于武器装备，在“中体西用”思想的影响下，洋务派们对与此相适应的近代后勤体系的变革并不热心。于是，近代武器被绑在了落后的封建军事体制之上，从而无法发挥近代武器装备应有的效能，出现了在中国近代，军事体制的变革落后于武器装备变革的局面。

总体上讲，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军事后勤的变革还处在注重军事器物技艺等层面上。甲午战争中，落后的后勤保障体制是清军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战后，清廷实行军制改革，在新军中建立了完整的后勤指挥系统和后勤保障系统，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基本上完成了由器物技艺层面到军事制度层次上的变革（注：施渡桥：《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史》，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65页。）。

二、清军各军兵种军事后勤的个案研究

晚清的清军既有作为国家正规军的八旗、绿营经制兵，又有独具时代特色的以湘军、淮军为代表的勇营兵，以及后来的防军、练军。还有具有某种近代化意义的近代海军和近代陆军。近代军事后勤的变革主要是在晚清清军后勤建设中体现出来的。学术界对清军各军种、兵种的后勤研究是近代军事后勤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一）八旗、绿营经制兵军事后勤研究罗尔纲的《绿营兵制》在八十年代重新出版，对研究绿营的后勤制度和后勤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学术界对其研究的重点是：

1.武器装备方面，主要在于揭示其落后性八旗和绿营的武器以冷兵器为主，兼使用旧式火器。这些火器有些制法来自西洋，但因清廷对火器的垄断和因循守旧，不图改进，使八旗、绿营的武器装备在鸦片战争时大大落后于西方（注：张玉田、陈崇桥、王献中、王占国编著：《中国近代军事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页。）。

2.军费方面，普遍观点认为是低微和不平等八旗武官俸禄往往比同一级别的绿营武官高出一至四倍，反映了清廷在军队中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兼廉银高出正俸几倍、几十倍，成了实际的重要收入，体现了清军的雇佣军性质。单就俸廉两项法定数额而言，除了旗官最高武职正一品领侍卫内大臣外，绿营武官的岁入反而超出同一品级的八旗武官。其目的一方面为了稳定绿营武官，使其甘心为朝廷效命，一方面鼓励旗官到绿营任职，以控制绿营（注：郭太风：《八旗、绿营俸饷制度初探》，《复旦学报》社科版1982年第4期，第105页。）。就是在八旗军内部，由于种族（八旗还分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驻防地区和出身贵贱的不同，其待遇也不同。对八旗和绿营的军饷实行不同的待遇，表现在绿营低饷，武器装备皆自备，加上武官的盘剥，使得绿营士兵无力养家，军备废弛，兵丁素质低下，官兵矛盾尖锐；而对八旗则待遇优厚，使得八旗养尊处优，不堪战守（注：皮明勇：《试论清朝的绿营低饷制度》，《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第114页。）。这种俸饷制度，一方面有利于清廷对军队的控制，另一方面也是造成八旗、绿营军队战斗力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社会秩序长期安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处于长期停滞、反复重演的状态，八旗和绿营的饷章上百年没有一分一厘的变动（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2页。）。

军费问题的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八旗绿营军的没落和腐败。在八旗方面，由于清军入关二百年，八旗人口日增，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八旗生计”问题。而清廷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扩大八旗兵额，这就使八旗日益失去它作为战斗组织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转为救济机构。对绿营而言，最严重弊端就是吃空额现象极其普遍。由于绿营官兵待遇菲薄，将官就借吃空额明粮来补偿，这是绿营兵制的致使弱点和无法克服的痼疾（注：张玉田、陈崇桥、王献中、王占国编著：《中国近代军事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页。）。这一切，表明八旗、绿营的后勤保障体制已经远远落后于时展的需要，是八旗、绿营在近代反侵略战争和镇压农民起义战争中一触即溃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湘军、淮军等勇营兵的军事后勤研究湘军、淮军等勇营武装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中产生和壮大起来的。在其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中，建立了一整套具有时代特色的军事后勤体制和措施。主要内容和特点表现在：

1.湘军的创始人建立了一套独立了后勤保障体制。其中有俸饷制度，主要特点是：集饷权、兵权于将帅之手，这是与湘军的勇营性质即“兵为将有”的私属性是分不开的；优待营官制度；勇饷从优；定出一营开支极限，对军饷实行包干、定限，限制了“冒领”和不必要的开支，使官兵得到了实惠（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26页。）；对士兵军饷采取“半饷”发放的原则。这种采取“厚饷”和“半饷”发放原则，有利于稳定军心，加强控制和提高战斗力。建立粮台制度，委派专门人员建立粮台，负责饷械筹集和转运。在营中建立长夫制度，直接负责军队的杂役、运输等后勤事务，这种制度为李鸿章引用，对后来的军种配置起了一定的启示作用（注：龙方成：《试论湘军的后勤保障建设》，《求索》1994年第5期，第115页。）。

2.湘军后勤保障的主要特色是自筹饷械在粮饷方面，建立巩固的后方基地，以筹集粮饷；应用各种途径筹集军饷，如捐输、厘金、以盐抵饷、请各省协济等等。前期以盐税为主，后期以厘金为主（注：张田玉：《镇压太平天国之役湘军的后勤体制和保障》，《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37页。）。有人认为，曾国藩以史为鉴，认识到饷糈筹集的重要地位，既对筹饷、开辟饷源等关键问题常抓不懈，对冒领军饷等弊病，严加制止和纠正外，还提倡节俭，较好地解决了湘军的饷糈筹集问题（注：唐兆梅：《论曾国藩对饷糈筹集的重视》，《贵州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第51-52页。）。也有人指出，靠就地筹饷的办法，即主要靠自己搜刮，榨取民脂民膏来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就决定了湘军的掠夺本质，同时也反映出湘军是一支独立的汉族地主武装，它和清王朝既是统一体，又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注：袁首乐：《湘军经费清单的发现及其意义》，《安徽史学》，1987年第3期，第27页。）。

湘军采取购买和自造洋枪洋炮的方法改进军队的武器装备。湘军的船械来源有两个途径：一是从外购买，一是自己制造。如曾国藩从广州购买武器装备湘军水师（注：张田玉：《论湘军的后勤体制和保障》，《军事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133页。）。1861年，攻陷安庆后，曾国藩建立了安庆内军械所，专门生产洋枪洋炮。这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兵器工业的开端（注：秦政奇：《安庆内军械所——中国近代兵器工业的开端》，《安徽史学》，1992年第4期，第26页。）。

3.淮军的营制饷章在继承湘军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淮军的联伍制反映了作战工具的配备、薪水、口粮制、帐棚制，即淮军所需物资的供应制度和方法。其他方面如医疗、军装制造等虽有规定，但多不具体，至于运输、通讯等均无明文规定，可见淮军的后勤保障制度是很简陋的。淮军的后勤保障方面与湘军无多大差别，在军饷的来源上，1867年前，主要依靠捐输和厘金。此后，江海关税遂成为淮军的大宗饷源（注：陆方：《淮军的后勤制度和保障》，《安徽史学》，1992年第2期，第45页。），在武器装备方面，李鸿章在武器的购买和制造方面均比曾国藩有所进步，淮军的武器近代化程度较湘军为高。

（三）练军的军事后勤练军是清朝传统八旗绿营经制兵向全盘西化近代新式军队——新军的过渡军制，是八旗绿营兵的洋式编练。练军的营制饷章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先是直隶总督刘长佑制定了直隶练军的营制饷章，后曾国藩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其余各省的练军军制多依照这个章程，同时又有各自的特点。练军除军事建制上勇营化和装备上比较广泛地采用新式武器外，在后勤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军事后勤管理练军军事后勤建设的实权，掌握在南北洋大臣和各省督抚手中，其后勤机构也主要在地方各省；练军的“军”与“营”仿效勇营有专门的后勤建制（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7页。）。

2.饷章增加将官的薪费和弁兵的饷银，并将管理练饷的后勤权，掌于将官手中。曾国藩在制定练军饷章时，力图恢复勇营营官包干制，在饷制上力图摆脱绿营羁绊，使练军独立于绿营之外，摆脱绿营的积习，减少弊端。总体上考察，练军的薪饷低于防军而高于绿营。随着武器装备的改进，练军中还出现了炮费、衣帽银等杂项费用。可见，清军的近代化和正规化建设有了一定的进步（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9页。）。

这次整军练兵主要着眼于武器装备的改进和试行西法操练，在编制方面没有超越湘军营制的框架，因而只能看成是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初级阶段（注：施渡桥：《晚清首次整军练兵的思想与实践述评》，《军事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94页。）。

（四）晚清近代海军军事后勤研究晚清的近代海军建设可以说是晚清军队近代化建设的一个创举。晚清海军虽有三洋海军之说，但在实际操作中，清廷于80年代作出了重点发展北洋海军的决定。

1.晚清海军的军费60年代后，面对着强敌环绕的形势，清王朝就计划建立一支近代海军。起初，清廷依靠总税务司李泰国向英国购买一支舰队。由于英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阴谋和欺诈，清廷的购买计划破产，并为此白白耗费了近70万两白银（注：史伟《清政府在建立了第一支新式海军舰队中糜费了多少钱？》（《历史教学》，1981年第4期）持此看法，而张玉田、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史》则认为花费了160多万两。）。70年代特别是中法战争以后，清廷决心大力创办新式海军，于1885年成立了海军衙门，专门负责海军军费的筹措。

北洋海军经费主要来源于关税厘金的协拨，即“海防经费”，此后又包括海防捐输、淮军协拨等等。由于连年战争，清廷财政拮据，用于海军建设的投入是相当有限的。而且，在筹集经费的过程中，存在着清朝中央政府和地方军阀之间，各地方洋务集团之间的勾心斗角。清政府派定的海防款项，常被地方督抚以种种理由拖欠截留。据统计，北洋海军经费从未解足分额，每年实际收入在100万两左右，占国库收入的1%左右（注：姜鸣：《北洋海军的经费初探》，《浙江学刊》，1986年第5期，第137-138页。）。

关于北洋海军的军费开支情况，有人研究指出，自光绪元年到光绪二十年，购置船炮军火的总开支达800万两白银，居各项开支之首，军港及防务设施建设共花费240万两白银，这两项开支，占军费开支的一半以上（注：姜鸣：《北洋海军的经费初探》，《浙江学刊》，1986年第5期，第140页。）。在当时的条件下，将有限的经费重点用在武器装备和基地、防务建设上是必要的。

在北洋海军的薪饷上，李鸿章吸取了英德海军的厚饷和恤军精神，同时结合中国“饷力未充，未能援引”的实际，灵活地将海军官弁的岁支俸银分成官俸和船俸两大部分，两者比例为四比六。这种重视带船和实际职务，而不专凭官街的措施，比较科学，有利于激发人的工作热情（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234页。）。此外，还对官弁伤废俸、官兵的赏恤以及各船行船公费、医药费等的集体费用作了明确的规定。

由于清王朝的财政拮据和政治腐败，在这有限的经费中有相当一部分被贪污浪费和以各种名义而被挪作他用了。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清廷挪用海军军费修筑颐和园。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多方考证。有人指出，从1885年海军衙门成立到1895年裁撤的十年中，海军的各种经费收入达2000余万，也有人认为是3000余万（注：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近代中国海军》（海潮出版社1994年，第333页）认为共2000余万两，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认为总数达3000余万两。）。其中用于颐和园工程的在600万到1000万之间（注：张利民：《清廷挪用海军经费修筑颐和园考》，邹兆琦《慈禧挪用海军军费造颐和园考证》认为达1000到1400万两，张玉田、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史》认为总数达2000万之多。）。海军军费被浪费和挪用，严重地破坏了海防建设。北洋海军自1888年成军以后，便再也没有大规模地更新舰船和武器装备。海军军费的拮据和被挪用，不能不说是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关于南洋海军的军费问题，据研究，南洋海军军费来源主要是各省特别是江苏厘金，而海关税则大部拨给北洋。南洋海防军费缺乏系统的资料，但大大低于北洋是肯定的，至多为北洋收入的三分之一（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2页。）。

2.武器装备就当时清朝全国军队而言，北洋海军的武器装备颇具领先性，北洋海军舰只装备的现代化程度及其实力，在当时的亚洲是一流的。北洋海军的舰船和武器装备绝大部分购自国外（注：［德］乔伟、李喜所、刘晓琴：《德国克虏伯与晚清军事工业化》，《南开学报》，1999年第3期，第67-69页。）。关于武器装备是以购买为主还是以自造为主，晚清的军政集团一直存在着争论，这主要体现在对于新式海军的舰船和武器的来源问题上。有人指出，李鸿章起初主张以自制为主，但由于中国经济、工业基础的落后和海防形势的危急，转而主张向西方购买为主。最后，竟发展到排斥和打击左宗棠等武器以自制为主的主张，挪用国内自制经费，来购买洋枪洋炮（注：张家瑞：《李鸿章与晚清舰船装备建设的买与造》，《军事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第108-111页。）。

3.海军基地建设清廷耗费巨额资金（570万两）建设了旅顺、威海卫两大基地和大沽船坞。为海军的给养、训练和舰船维修提供了物质基础。但大沽、旅顺、威海三基地后勤补给困难，三基地远离粮食产区，主要靠海漕运粮，而军舰的燃料也要海运，与内陆腹地交通也不发达，补给线过于漫长。这是基地建设欠妥之处（注：姜鸣：《北洋海军基地建设和晚清国防近代化》，《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第24页。）。

4.后勤体制建设完善的后勤体系，是近代战争提出的要求，北洋海军是一支在武器装备上完全近代化的海军，后勤体制不能不突破旧制，做一些新的开拓，但同时旧的思想和体制对北洋海军的后勤建设仍有着相当严重的消极影响。

北洋海军在三基地建立了复杂的后勤机构，建立了军用仓库、铁路、电报、医院等近代化的后勤保障设施。这中国军队在近代化事业中迈出的十分重要的一步。但后勤体制方面还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表现在：海军提督无权节制后勤，造成了海军内部指挥系统的多元化；各个后勤部门没有一个统一的后勤指挥机构；恤赏兵勇制度过于苛刻，不能激发士兵热情，等等（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242页。）。

（五）新军军事后勤研究对新军后勤建设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北洋新军的军事后勤建设上。甲午战争失败后，清廷被迫实行军制改革。袁世凯、张之洞等地方大员开始仿照西方军事体制编练新军。

1.后勤体制建设袁世凯、张之洞等比较重视新军后勤，将后勤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1896年后，袁世凯在新军中建立了较为系统的近代军队后勤体制，它标志着中国近代军事后勤体制的初步确立。这种后勤体制经过不断完善后，逐步推广到全国新军的编练中去，使全军有了统一的后勤统领机构和原则上统一的后勤制度（注：王其坤：《中国近代军事经济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2.军费的收支清廷通过“征天下之饷，练一省之兵”，使北洋六镇迅速成军。有人指出，北洋军费的78.3%来自辛亥革命后独立的省份。因此，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一手推翻清王朝，一手压迫南方革命党人屈服，军费上的考虑，是其采取如此行动的重要原因之一（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页。）。在官兵的薪饷上，明显的特点是北洋六镇军费充足，比旧军的薪饷有所提高。地方各省新军的军费，除少数镇是由中央的度支和陆军两部协商筹拨外，绝大多数则由地方就地筹款。有些地方督抚在军费筹措上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裁撤旧营，腾出底饷，以增加新军薪饷；借洋款充饷，等等（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280页。）。由于经费的拮据，薪饷多不能足额发放。

3.武器装备北洋六镇皆装备了西洋先进武器，并努力统一武器的口径和规格。对武器的购买、生产和保养都做了明确的规定。这进一步提高了武器装备的近代化程度。对于各省的武器装备，由于经费短缺和购买武器的混乱无章，武器装备中仍是新旧武器并存，新式武器也是口径和规格极不统一，给保养和作战都带来很大困难，限制了新式武器战斗力的发挥。但湖北新军不同，在张之洞的努力下，该军薪饷比较充足，武器装备也较精良（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48-349页。）。

另外，在交通通讯上，近代化的交通通讯设备如铁路、轮船、电话、电报等开始运用于北洋及各省新军中，但旧式落后的骡马运输仍在新军中占很大的比重。在医疗卫生上，建立了近代化的军事医疗保障制度和随军及后方的医疗机构，配备了掌握西方医疗技术的医务人员。在军事后勤教育上，创办了一些专业技术后勤学校，培养近代化的后勤技术人才（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18-332页。）。总体而言，晚清编练新军的实践，虽有局限，但促进了中国军队后期近代化的发展，其明显的进步则体现在北洋新军的建设上。至于其他各省新军的进步，则显得十分缓慢。清庭曾制定了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的计划，但直到清朝灭亡，也没有实现。其中主要原因一是经济基础异常薄弱，旧军虚糜军饷，编练新军的军费异常拮据；二是有些地方督抚蓄意抵制，在编练新军上敷衍了事，却极力加强巡防营等地方部队。这一方面反映了清廷和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旧军队的存在，地方实权人物便可以在军队开支上谎报军费开支和吃空饷，大发其财（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66-367页。）。

三、反清武装力量军事后勤研究

在晚清，与清军对立的国内武装力量就是太平军、捻军、陕甘回民起义军等农民起义军，还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领导的一系列武装起义力量。晚清农民起义总体上还没有摆脱旧式中国农民战争的模式，但它毕竟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在同国内外敌人战斗的过程中，其战略战术、体制编制，武器装备等也在发生着或多或少的的变化。同时，他们的存在，也迫使清军武器装备、后勤保障发生一系列变化，促进了中国军队后勤近代化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党领导的反清力量的后勤建设也有一定的特色。因此，研究农民起义军和革命党起义军的军事后勤建设，对探究中国军队后勤近代化也是有意义的。在农民起义军的研究上，学术界侧重于太平军。其中，太平军的后勤保障建设是主要研究内容。对于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军的军事后勤研究，尚未见专门的论述出现。

（一）太平军后勤保障研究有人把太平天国的失败与后勤建设联系起来研究。得出太平天国领导人忽视后勤建设，缺乏军事经济思想，是其军事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表现在：一是没有大力加强军事经济建设，使得太平军在军费、粮食、兵员、兵器和军事运输等方面得不到有力的支持，使太平军作战不能持久（注：华强：《太平天国军事经济思想检讨》，《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69页。）。二是存在着严重的流寇主义，没有大力加强后方根据地建设；太平军实行“因粮于敌”的后勤方针，饷事依赖兵事，对战争依赖性大，军队无根（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12页。）。三是缺乏知人善任，后勤管理不善（注：王北生：《太平天国的失败与后勤》，《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94页。）。但太平军在后勤建设上具有一定的时代特色，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后勤体制太平天国实行军政一体的制度，在经济上也实行军民合一的战时经济体制，因此，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就是军队的粮饷收入。太平军的后勤体制与整个太平天国的财政体制连是在一起的。有人指出，太平天国在首都天京有一系列的典官建制，这些中央政府所属的典官及其机构，由于职能是大多军事后勤管理和制造方面。因此，他们可以看作是太平军总指挥部的后勤军需机构（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7-99页。）。圣库制度是太平军后勤保障的根本制度。太平军的物资供应都从圣库中获取。定都天京后，设立了总圣库，又设立总圣粮，将粮食从总圣库中分立出来。就其职能而言，总圣库、总圣粮所管的事务，均属后勤保障性质，相当于总后勤部（注：张一文编著：《太平天国军事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6页。）。

对圣库制度的评价有：圣库制度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最大限度地集中了有限的财力、物力，为太平军的军事斗争提供了物质基础，它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注：吴雁南、韩品峥：《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文物》，1976年第1期，第7页。）。圣库制度后来遭到破坏是历史的必然，当时不具备坚持长期实行这种制度的社会历史条件，所以，它在推行过程中，受到了广大市民阶级的反对，受到了太平天国革命者私有思想的冲击，并且存在着管理不善、任意挥霍等问题，从而导致了圣库制度的破坏和最终失败（注：梁义群：《试论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北方丛论》，1983年第3期，第81-83页。）。

太平军在一军中的后勤建制则是明确的。太平军的基本作战单位是军，在军中设有职同监军的各类典官三十五人，其中典圣库、典圣粮等负责后勤工作的官员就有二十七人。并规定从军至两司马各级都应设立圣库负责后勤工作，这属于军的后勤系统，它们受制于军的最高长官——总制（注：张玉田、陈崇桥、王献中、王占国编著：《中国近代军事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说明太平军的后勤保障体制是相当完备的。另外，太平天国还规定了太平军的供给标准，在粮食、菜金、礼拜钱、服装等方面都有规定。在供应的先后次序上，坚持以作战部队优先的原则。其中的礼拜钱是军人的生活津贴，太平天国后期，礼拜钱还有分发。军服方面，初期比较复杂，以后逐渐统一。1855年后，太平军的服装进入统一的制式阶段，标志着太平军正规化的发展（注：张一文编著：《太平天国军事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7页。）。

2.有关后勤的军种建设太平军没有建立专门的后勤部队，但太平军的水营在一段时期内承担了从长江上游向天京和其他地区军队的大部分粮饷、物资的运输工作，在后勤运输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太平军中的女营、土营和童子军也分别承担了相应的后勤工作，对军队后勤上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此外，太平天国在天京建立了通信机构“疏附衙”，通信人员称“疏附”。在占领区各地建立分支机构，在每军的典官中也设立疏附一人，负责文报的传递工作。在占领区，通过水路和陆路，派专人用船或马传递文报，若需要通过敌占区，则派人密藏文书，进行联络（注：张一文编著：《太平天国军事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5页。）。

3.粮饷太平军的粮饷统一取之于圣库，圣库初期来源于拜上帝会者的交纳和战场缴获，同时，还创造了“进贡”和“打先锋”等形式筹措军费。后期，由于军费开支的浩大和圣库制度的破坏，加上定都天京后，天朝田亩制度没能实行，太平天国不能就地取粮，粮饷主要来自长江上游的湖北、安徽、江西等省。太平天国在它的统治区实行了“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同时，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杂税。有人指出，太平天国的粮饷筹集政策存在着失误，即过分集中其统治下的人民，摊派过重，再加上征收过程中用人不当，导致人民的反抗情绪，而没有采取“资于敌”的政策，没有重视开拓江南、江北富源，夺取清廷北运的粮饷为己所用（注：华强：《太平天国军事经济思想检讨》，《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71页。）。另外，太平军解决粮食的办法还有采购，主要的采购对象是粮商和民众，还有外国人（注：张一文编著：《太平天国军事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3页。）。

4.武器装备建设太平天国起义正处于西洋武器装备向中国引进时期，太平军的武器装备也受到了这一趋势的影响。在斗争中，太平军也开始利用西洋武器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关于太平军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建设，主要表现在：太平天国的初兴阶段便开始了由冷兵器向热兵器的过渡，主要表现在火器的普遍铸造和广泛使用上，不过，这时期主要使用的是旧火器；太平天国后期新旧火器更新较快，较大量的使用洋枪洋炮。在西洋武器的来源上，主要有战场缴获、以高价向外国购买和设厂仿造三个方面（注：蓝振露：《试论太平天国的军火进口贸易》，《史学月刊》，1991年第6期，第42页。）。在太平天国后期，还建立了洋炮馆，它是战时军械所，负责维修洋枪洋炮，制造西洋子弹、炮弹。在李秀成的建议下，太平军中也建立了自己的洋枪队，并聘请洋人训练（注：华强：《太平天国军事经济思想检讨》，《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75页。）。所以，有人指出，中国军队的近代化历程，首先是从太平军中开始的。在激烈的战争实践中，太平军不断改善武器装备，从而大大缩小了武器装备近代化历程，甚至势必很快赶上或超过中外反动军队武器装备的近代化程度（注：朱哲芳：《太平军兵器近代化探略》，《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第115页。）。在这种形势下，太平军主要的敌人湘军和淮军也不得不引进洋枪洋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军队的近代化进程。

由于太平天国领导者并不重视军队武器装备的改进，太平天国的武器近代化主要出现在李秀成统帅的太平军。从整体上看，太平军的武器装备改善有限，近代化程度低下，多数太平军将士仍然使用原始的长矛大刀和抬枪抬炮（注：华强：《太平天国军事经济思想检讨》，《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76页。）。

（二）资产阶级革命党起义军的军事后勤研究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主张以暴力革命手段，彻底推翻封建专制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政府。有关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军事后勤的研究，涉及到军事后勤思想、后勤体制和战时后勤保障等。

在对资产阶级军事后勤思想的研究中，孙中山的军事后勤思想是主要内容之一，而且其范围远远超过晚清，包括了孙中山战斗的一生。孙中山批判地吸收了中外后勤建设和后勤保障的理论精华，在组织领导武装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军事后勤思想。主要是：1、科学地认识到军事实力与国家经济之间的关系。认为战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较量，也是经济力量的较量，主张大力开发中国资源，发展中国的实业，建立强大的国家经济，进而“努力实行扩张军备建设”。2、后勤准备是进行武装斗争的先决条件，主张“先筹备大款，然后举事”，要充分准备对前方作战的接济（注：石文年：《孙中山军事后勤思想探讨》，《军事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第151-152页。）。3、注重军队后勤建设，主张统一编制，整顿饷务，裁汰冗兵，以节约军费。4、重视军队的武器装备建设，提出海外援助、“因械于敌”等思想，后来主张加强军工建设，扩大兵工厂，保障军队有充足的武器（注：谢健、毛振发：《孙中山军事思想的几个问题初探》，《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5、认识到军事交通和国防工业对加强国防的重要作用，主张发展军事交通和振兴国防工业（注：毛振发：《孙中山军事思想论述》，《中国军事科学》1996年第4期，第129页。）。

在军事后勤体制建设上，在孙中山制定的“革命方略”中，曾拟订了国民军的后勤体制与章程。另外，辛亥革命期间，各省军政府和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期间，在后勤体制上还有所建树，颁布了一系列军事后勤条令，在军事后勤体制、各军队和军事机构的供应标准都有了明确的规定，但由于辛亥革命的果实迅速被袁世凯篡夺，以及在军费上的困难，基本上没有贯彻实施（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448页。）。

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党人在全国各地连续发动了大小十几次武装起义。由于他们大多借助于会党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组织起义，且力量均比较弱小，持续时间也比较短，因此，这些起义并没有建立正式的编制和后勤保障机构。关于他们的后勤研究，主要体现在对起义经费和军械的筹措上。历次起义的枪支、弹药的购买费，起义士兵的伙食费，绝大部分是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在世界各地的华侨中募捐得到的（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95-417页。）。关于起义的武器，主要是海外购买输入，炸弹多是自己制造的。武器装备的购买、制造与运输，都是非常艰险的。辛亥革命前的历次武装起义多是由于军费和武器的短缺而遭到失败。没有充足的后勤保障，无疑是起义军失败的重要原因。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军的后期工作主要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武器装备方面，与以前从海外购买武器为主不同，革命中主要是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如运动清军反正、战场上缴获、直接占领清军设在各地的军火仓库和军械制造工厂。由于武器来自各个方面，因此革命军队的武器口径和规格极不统一，这给维修和保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422页。）。由于新式武器的短缺，冷兵器和旧式火炮仍大量应用于革命军。

革命军的军费来源，首先是来自国内，有革命党人的会费和捐款、没收敌人的藩库，后一项是军费的主要来源。当地群众和工商各界人士受到辛亥革命的胜利的鼓舞，对革命事业进行了公开的财政支持，也是军费的主要来源之一。其次是来自华侨与港澳同胞的捐助。华侨支持革命的款项绝大部分是义捐。虽然革命组织也发行了一些债券，但持这种债券的华侨并不要求一定兑现。

尽管如此，由于封建势力军事进攻和外国列强的经济遏止，革命军的军费仍然是相当紧张的。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感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军费支出庞大，入不抵出（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435页。）。帝国主义借口关税是清政府所借外债和赔款的担保品，劫夺了各省军政府的一项重要的税收——关税。面对财政危机，南京临时政府和各地的军政府不得不发行纸币、军用券和公债券，而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则主要依赖外债，其购买军火的费用，也多来自外债。据研究，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期间，其财政来源的一半以上来自外国的借款（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436页。）。经济上依靠他人，军事和政治上必然的不能自主。革命政府对革命军后勤保障的诸多困难，导致军队战斗力的减弱，这反过来又导致了革命政府在政治上的软弱，不得不向中外反动势力妥协。

四、晚清军事后勤研究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军费理论范文篇4

二十几年来，关于晚清军事后勤的总体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出版了一些专著，如《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为记述中国近代军事后勤的通史性著作，《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资料选编》在搜集、整理近代后勤资料方面成绩卓著，《中国军事制度•后勤制度卷》、《中国军事经济史》也有关于晚清军事后勤体制和实践方面的论述。有关的著述中也涉及到军事后勤，如《中国军事通史》、《中国近代军事史》、《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史》、《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等等。有关学术论文则有《试论晚清军事后勤的变革》、《中国军事后勤思想述要》、《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中国古近代后勤思想略论》、《试论近代军事后勤的发展走向》等。其内容涉及晚清军事后勤演变的性质、地位、中国近代军事后勤思想、军事后勤体制、军事后勤保障等方面。

（一）晚清军事后勤演变的性质和地位近代军事后勤属于中国军事近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其性质、地位和起止时间与整体上的军事近代化是一致的。学术界普遍认为：晚清是中国军事后勤发生根本变革的重要时期，后勤思想、后勤建设及后勤体制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注：房立中：《试论晚清军事后勤的变革》，《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27页。）。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实际上处于一个由旧变新，由农业支援转变为工业支援的大变革时期（注：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46页。）。这充分肯定了晚清军事后勤的重要历史地位。关于中国军事后勤由古代向近代转变的起点和结束问题，学术界一致认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这是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开端，也是军事后勤由古代向近代转变的开始；关于这一转变历程的下限，有着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清朝末年就在新军中确立了中国近代后勤体制。“其后中国的军队基本上延续了袁世凯所建立的后勤体系，不过常有些曾损变通而已。”（注：房立中《试论晚清军事后勤的变革》、奚纪荣《蔡锷军事思想研究》、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均持此观点。）有人认为这一过程要延续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注：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46页。），也有人认为中国军事后勤的近代化要延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注：皮民勇《中国古近代军事后勤思想略论》，王彦、吴信忠、张云《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历史考察》均持此观点。）。

（二）后勤思想变革的研究军事思想是各阶级、政治集团及其军事家关于战争、军队、国防等一系列问题的理性认识，是军事实践的理性升华。军事后勤思想是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后勤经历了由古代军事后勤向近代军事后勤的转变时期，在军事后勤思想领域，传统的后勤思想自然受到了剧烈的冲击。后勤思想的变革集中体现在近代重要军事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言论中，对这些重要人物的后勤思想进行研究，以揭示近代军事后勤思想的发展变化，是二十年来关于军事思想变革研究的主要方式。有关近代军事后勤思想变革的专著尚未出现，有关的论文有：《林则徐军事思想特点初探》、《论林则徐、魏源军事思想》、《试论胡林翼的军事思想》、《曾国藩军事思想初探》、《试论曾国藩的后勤保障思想》、《论曾国藩的军事思想》、《试论曾国藩的军事经济思想》、《左宗棠进军新疆的后勤方略》、《论左宗棠的建军思想》、《论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的军事改革思想》、《袁世凯的军事思想》等。在军事后勤思想方面的变化主要有：在战争后勤观上，普遍认为军队后勤在军事行动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注：皮民勇：《中国古近代军事后勤思想略论》，《军事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113页。）；在战争的物质来源上，主张发展经济、富国强兵，取之于敌、以战养战和开展生产自补；在后勤战备建设上，大力发展武器装备，建立充足的物资储备；重视军事交通运输；建立巩固的后方基地；注意提高后勤效益；进行近代后勤教育，培养近代军事后勤人才；在战略战术上，主张断敌粮道，巩固后方（注：杨庆华、刘仁亮；《中国军事后勤思想述要》，《军事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154页。）。

（三）军事后勤保障的研究中国军事近代化是从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开始的，由于西方先进武器装备的引进，战争手段变得异常复杂，导致了军队后勤保障的相应复杂化。关于近代军事后勤保障研究的主要问题和观点有：

1.军费晚清时期，战争频繁，中国的经济可以说是战时经济、国家财政成了军事财政，军费开支巨大，根本没有余资从事经济和文化建设投资。由于没有经济建设，当然更没有军费来源，这就形成经济上的恶性循环（注：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53页。）。六十年代湘淮军等勇营军队的裁撤，欠饷问题严重也是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注：翁飞：《曾李交替与湘消淮长》，《军事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56页。）。关于清朝军费的来源，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主要靠清廷的农业税收，它占有清廷的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并主要用于军队和战争的开支（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其他收入有漕政、盐政、关税、厘金和捐纳等等，与清前期的变化主要是：盐政和关税的收入和厘金收入在军费收入中的比重增加（注：童超主编；《中国军事制度史•后勤卷》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第325页。）。

解协饷制度是清王朝军费收支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央控制地方军事、经济、政治的主要手段。晚清时期，它的实行虽步履艰难，但在筹集军费的过程中，仍发挥重要作用。解协饷制度在晚清日渐衰落，有人从财政角度分析指出，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清朝的财政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财政权逐渐下落到地方督抚的手上，地方财政日益发展，导致协饷趋于瓦解，这标志着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无可挽回地走向了没落（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页。）。一方面是经济因战争遭到破坏，再就是地方实力的增强及其与中央的抗衡，这一制度的演化，反映出晚清中央与地方权力的此消彼长（注：郭太风：《解协饷制度的演化对清朝统治机制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第29页。）。

厘金制度作为清军军费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在镇压太平军、捻军等晚清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项制度破坏性是显而易见的，它严重地束缚了国内市场的开拓，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品不仅失去了关税的保护，还失去了在国内市场上与外国产品进行公平竞争的可能（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页。）。

2.武器装备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改进主要通过购买和仿制两种途径。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就主张购买和建造西洋武器装备，并采取了实质性的行动（注：何锡荣：《清军水师装备近代化的先声》，《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第75页。）。战后魏源更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于六七十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其目的也是力图改变清军武器装备落后的局面。

关于晚清军工业发展的动力问题有人指出，晚清军工业发展是一种互为条件的“合力运动”，这种“合力运动”具有突发性和被动性。促使它的形成和发展至少有四种互为条件，又相互矛盾着的社会力量，即封建政府、资本列强、民族资本、人民群众。这四种力量是“多方向、多目的”的相互制约（注：牛俊法：《论晚清兵工业发展的动力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112-113页。）。

晚清军工建设是军工现代化建设的开端，它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不能抹杀和低估的（注：刘申宁：《论晚清军工建设》，《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103页。）。但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主要由于工艺落后，中国工业基础差，资金浪费惊人等原因，中国的军工产不但产量少，而且质量低劣、价格昂贵（注：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53页。）。

鉴于此，清王朝还得从国外大量进口武器装备。其积极作用表现在清军的武器装备得到了改善，提高了战斗力，反侵略的能力有所增强。但也不能忽视大量进口武器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表现在，花费巨额金钱；上当受骗；贪污受贿；种类繁杂，极不统一，给训练、作战和后勤保障带来严重困难；在武器的购买和引进上盲目性很大；在武器装备上存在着利益集团倾向；在武器装备的管理上缺乏科学性；（注：李国华：《清末发展武器装备的心理准备》，《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版，第2期，第85页。）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受到外国控制，损害了国家主权（注：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54页。）。

有人指出，中国原本能成为军事强国的，因为中国具有实现装备近代化的经济能力，而且具有领先日本一步的条件，但心理上准备不足，主观上存在着一股排斥力，在内外压力下，表现出很大的被动性。即先是漫不经心，后是急于求成。因此，中国在发展军工方面，要注重心理建设和相关的文化建设，提高掌握与使用武器人员的素质，这是关键性的问题（注：李国华：《清末发展武器装备的心理准备》，《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版，第2期，第89-90页。）。

3.军事交通与通讯轮船、铁路、电报、电话等近代化交通、通讯手段运用于军事领域，是军队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中国军队在改进武器装备的同时，也开始引进近代化的交通、通讯工具。近代以来，传统的运输方式逐步瓦解，而代之以轮船、火车为工具的近代运输方式。关于轮船运输，有人指出，以轮船为主要运输手段是19世纪60年代从洋枪队开始的，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中方都有轮船参加运输，虽然运力很小，但却标志着中国水路军事交通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注：房立中：《试论晚清军事后勤的变革》，《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20页。）。对于铁路运输的重要性，李鸿章、左宗棠、刘铭传等疆臣在七十年代就已认识，并多次上奏清廷修建铁路，但由于守旧势力的反对，终不能实行。中法战争以后，清廷才认识到铁路运输在军事中的重要性，迫于军事上需要，清廷将一些修路计划付诸实施。至1911年，全国完工的铁路有30余条，铁路运输已被列为军事交通的主要手段。在战争中，铁路也成为敌对双方攻击的主要目标。

电报、电话等先进的通讯手段随各国商人的迁入而传入中国，并首先应用于军事。在洋务运动中，清廷在各地设电报局，并设电政大臣，同时还废驿行邮。在中法、甲午战争中，清军已使用电报、电话，作为信息传递的主要手段。虽然晚清的近代军事交通运输还比较落后，但当时这一系列变化是带革命性的（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77页。）。

4.军事医疗晚清时期，中国传统医学出现了倒退的趋势。在新兴科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解剖生理学的传入，使中国在战伤救治方面又增加了一条发展途径，一些介绍西医外科的译著和著作也陆续出现（注：房立中：《试论晚清军事后勤的变革》，《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23页。）。

（四）后勤体制变革的研究晚清后勤制度变化研究，有人作出了具体的总结：后勤管理体系由重皇权转变为重洋务；军费筹措由重赋税转变为重关税和重厘金；军费开支由以发饷为主转变为兼购置西洋军火，武器装备水平由冷兵器和火器并用的时代进入火器时代；交通通讯制度由以驿传为主转变为利用铁路、电报等（注：童超主编：《中国军事制度史•后勤卷》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第359页。）。

关于军事后勤领导权问题，普遍的观点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央皇权强大，牢牢控制着对军队的领导、管理和财政大权，地方上督抚更加有力地节制着后勤要政。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湘淮军兴起后，中央势力衰微，财政拮据，地方督抚逐渐控制着军队的领导、管理和财政大权，对军队后勤的领导权更加集中在地方。这是中国近代中央和地方权利消长的重要体现之一（注：童超主编：《中国军事制度史•后勤卷》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第320页。）。

中国军事近代化开始于武器装备，在“中体西用”思想的影响下，洋务派们对与此相适应的近代后勤体系的变革并不热心。于是，近代武器被绑在了落后的封建军事体制之上，从而无法发挥近代武器装备应有的效能，出现了在中国近代，军事体制的变革落后于武器装备变革的局面。

总体上讲，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军事后勤的变革还处在注重军事器物技艺等层面上。甲午战争中，落后的后勤保障体制是清军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战后，清廷实行军制改革，在新军中建立了完整的后勤指挥系统和后勤保障系统，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基本上完成了由器物技艺层面到军事制度层次上的变革（注：施渡桥：《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史》，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65页。）。

二、清军各军兵种军事后勤的个案研究

晚清的清军既有作为国家正规军的八旗、绿营经制兵，又有独具时代特色的以湘军、淮军为代表的勇营兵，以及后来的防军、练军。还有具有某种近代化意义的近代海军和近代陆军。近代军事后勤的变革主要是在晚清清军后勤建设中体现出来的。学术界对清军各军种、兵种的后勤研究是近代军事后勤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一）八旗、绿营经制兵军事后勤研究罗尔纲的《绿营兵制》在八十年代重新出版，对研究绿营的后勤制度和后勤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学术界对其研究的重点是：

1.武器装备方面，主要在于揭示其落后性八旗和绿营的武器以冷兵器为主，兼使用旧式火器。这些火器有些制法来自西洋，但因清廷对火器的垄断和因循守旧，不图改进，使八旗、绿营的武器装备在鸦片战争时大大落后于西方（注：张玉田、陈崇桥、王献中、王占国编著：《中国近代军事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页。）。

2.军费方面，普遍观点认为是低微和不平等八旗武官俸禄往往比同一级别的绿营武官高出一至四倍，反映了清廷在军队中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兼廉银高出正俸几倍、几十倍，成了实际的重要收入，体现了清军的雇佣军性质。单就俸廉两项法定数额而言，除了旗官最高武职正一品领侍卫内大臣外，绿营武官的岁入反而超出同一品级的八旗武官。其目的一方面为了稳定绿营武官，使其甘心为朝廷效命，一方面鼓励旗官到绿营任职，以控制绿营（注：郭太风：《八旗、绿营俸饷制度初探》，《复旦学报》社科版1982年第4期，第105页。）。就是在八旗军内部，由于种族（八旗还分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驻防地区和出身贵贱的不同，其待遇也不同。对八旗和绿营的军饷实行不同的待遇，表现在绿营低饷，武器装备皆自备，加上武官的盘剥，使得绿营士兵无力养家，军备废弛，兵丁素质低下，官兵矛盾尖锐；而对八旗则待遇优厚，使得八旗养尊处优，不堪战守（注：皮明勇：《试论清朝的绿营低饷制度》，《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第114页。）。这种俸饷制度，一方面有利于清廷对军队的控制，另一方面也是造成八旗、绿营军队战斗力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社会秩序长期安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处于长期停滞、反复重演的状态，八旗和绿营的饷章上百年没有一分一厘的变动（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2页。）。

军费问题的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八旗绿营军的没落和腐败。在八旗方面，由于清军入关二百年，八旗人口日增，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八旗生计”问题。而清廷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扩大八旗兵额，这就使八旗日益失去它作为战斗组织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转为救济机构。对绿营而言，最严重弊端就是吃空额现象极其普遍。由于绿营官兵待遇菲薄，将官就借吃空额明粮来补偿，这是绿营兵制的致使弱点和无法克服的痼疾（注：张玉田、陈崇桥、王献中、王占国编著：《中国近代军事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页。）。这一切，表明八旗、绿营的后勤保障体制已经远远落后于时展的需要，是八旗、绿营在近代反侵略战争和镇压农民起义战争中一触即溃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湘军、淮军等勇营兵的军事后勤研究湘军、淮军等勇营武装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中产生和壮大起来的。在其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中，建立了一整套具有时代特色的军事后勤体制和措施。主要内容和特点表现在：

1.湘军的创始人建立了一套独立了后勤保障体制。其中有俸饷制度，主要特点是：集饷权、兵权于将帅之手，这是与湘军的勇营性质即“兵为将有”的私属性是分不开的；优待营官制度；勇饷从优；定出一营开支极限，对军饷实行包干、定限，限制了“冒领”和不必要的开支，使官兵得到了实惠（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26页。）；对士兵军饷采取“半饷”发放的原则。这种采取“厚饷”和“半饷”发放原则，有利于稳定军心，加强控制和提高战斗力。建立粮台制度，委派专门人员建立粮台，负责饷械筹集和转运。在营中建立长夫制度，直接负责军队的杂役、运输等后勤事务，这种制度为李鸿章引用，对后来的军种配置起了一定的启示作用（注：龙方成：《试论湘军的后勤保障建设》，《求索》1994年第5期，第115页。）。

2.湘军后勤保障的主要特色是自筹饷械在粮饷方面，建立巩固的后方基地，以筹集粮饷；应用各种途径筹集军饷，如捐输、厘金、以盐抵饷、请各省协济等等。前期以盐税为主，后期以厘金为主（注：张田玉：《镇压太平天国之役湘军的后勤体制和保障》，《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37页。）。有人认为，曾国藩以史为鉴，认识到饷糈筹集的重要地位，既对筹饷、开辟饷源等关键问题常抓不懈，对冒领军饷等弊病，严加制止和纠正外，还提倡节俭，较好地解决了湘军的饷糈筹集问题（注：唐兆梅：《论曾国藩对饷糈筹集的重视》，《贵州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第51-52页。）。也有人指出，靠就地筹饷的办法，即主要靠自己搜刮，榨取民脂民膏来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就决定了湘军的掠夺本质，同时也反映出湘军是一支独立的汉族地主武装，它和清王朝既是统一体，又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注：袁首乐：《湘军经费清单的发现及其意义》，《安徽史学》，1987年第3期，第27页。）。

湘军采取购买和自造洋枪洋炮的方法改进军队的武器装备。湘军的船械来源有两个途径：一是从外购买，一是自己制造。如曾国藩从广州购买武器装备湘军水师（注：张田玉：《论湘军的后勤体制和保障》，《军事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133页。）。1861年，攻陷安庆后，曾国藩建立了安庆内军械所，专门生产洋枪洋炮。这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兵器工业的开端（注：秦政奇：《安庆内军械所——中国近代兵器工业的开端》，《安徽史学》，1992年第4期，第26页。）。

3.淮军的营制饷章在继承湘军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淮军的联伍制反映了作战工具的配备、薪水、口粮制、帐棚制，即淮军所需物资的供应制度和方法。其他方面如医疗、军装制造等虽有规定，但多不具体，至于运输、通讯等均无明文规定，可见淮军的后勤保障制度是很简陋的。淮军的后勤保障方面与湘军无多大差别，在军饷的来源上，1867年前，主要依靠捐输和厘金。此后，江海关税遂成为淮军的大宗饷源（注：陆方：《淮军的后勤制度和保障》，《安徽史学》，1992年第2期，第45页。），在武器装备方面，李鸿章在武器的购买和制造方面均比曾国藩有所进步，淮军的武器近代化程度较湘军为高。

（三）练军的军事后勤练军是清朝传统八旗绿营经制兵向全盘西化近代新式军队——新军的过渡军制，是八旗绿营兵的洋式编练。练军的营制饷章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先是直隶总督刘长佑制定了直隶练军的营制饷章，后曾国藩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其余各省的练军军制多依照这个章程，同时又有各自的特点。练军除军事建制上勇营化和装备上比较广泛地采用新式武器外，在后勤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军事后勤管理练军军事后勤建设的实权，掌握在南北洋大臣和各省督抚手中，其后勤机构也主要在地方各省；练军的“军”与“营”仿效勇营有专门的后勤建制（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7页。）。

2.饷章增加将官的薪费和弁兵的饷银，并将管理练饷的后勤权，掌于将官手中。曾国藩在制定练军饷章时，力图恢复勇营营官包干制，在饷制上力图摆脱绿营羁绊，使练军独立于绿营之外，摆脱绿营的积习，减少弊端。总体上考察，练军的薪饷低于防军而高于绿营。随着武器装备的改进，练军中还出现了炮费、衣帽银等杂项费用。可见，清军的近代化和正规化建设有了一定的进步（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9页。）。

这次整军练兵主要着眼于武器装备的改进和试行西法操练，在编制方面没有超越湘军营制的框架，因而只能看成是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初级阶段（注：施渡桥：《晚清首次整军练兵的思想与实践述评》，《军事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94页。）。

（四）晚清近代海军军事后勤研究晚清的近代海军建设可以说是晚清军队近代化建设的一个创举。晚清海军虽有三洋海军之说，但在实际操作中，清廷于80年代作出了重点发展北洋海军的决定。

1.晚清海军的军费60年代后，面对着强敌环绕的形势，清王朝就计划建立一支近代海军。起初，清廷依靠总税务司李泰国向英国购买一支舰队。由于英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阴谋和欺诈，清廷的购买计划破产，并为此白白耗费了近70万两白银（注：史伟《清政府在建立了第一支新式海军舰队中糜费了多少钱？》（《历史教学》，1981年第4期）持此看法，而张玉田、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史》则认为花费了160多万两。）。70年代特别是中法战争以后，清廷决心大力创办新式海军，于1885年成立了海军衙门，专门负责海军军费的筹措。

北洋海军经费主要来源于关税厘金的协拨，即“海防经费”，此后又包括海防捐输、淮军协拨等等。由于连年战争，清廷财政拮据，用于海军建设的投入是相当有限的。而且，在筹集经费的过程中，存在着清朝中央政府和地方军阀之间，各地方洋务集团之间的勾心斗角。清政府派定的海防款项，常被地方督抚以种种理由拖欠截留。据统计，北洋海军经费从未解足分额，每年实际收入在100万两左右，占国库收入的1%左右（注：姜鸣：《北洋海军的经费初探》，《浙江学刊》，1986年第5期，第137-138页。）。

关于北洋海军的军费开支情况，有人研究指出，自光绪元年到光绪二十年，购置船炮军火的总开支达800万两白银，居各项开支之首，军港及防务设施建设共花费240万两白银，这两项开支，占军费开支的一半以上（注：姜鸣：《北洋海军的经费初探》，《浙江学刊》，1986年第5期，第140页。）。在当时的条件下，将有限的经费重点用在武器装备和基地、防务建设上是必要的。

在北洋海军的薪饷上，李鸿章吸取了英德海军的厚饷和恤军精神，同时结合中国“饷力未充，未能援引”的实际，灵活地将海军官弁的岁支俸银分成官俸和船俸两大部分，两者比例为四比六。这种重视带船和实际职务，而不专凭官街的措施，比较科学，有利于激发人的工作热情（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234页。）。此外，还对官弁伤废俸、官兵的赏恤以及各船行船公费、医药费等的集体费用作了明确的规定。

由于清王朝的财政拮据和政治腐败，在这有限的经费中有相当一部分被贪污浪费和以各种名义而被挪作他用了。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清廷挪用海军军费修筑颐和园。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多方考证。有人指出，从1885年海军衙门成立到1895年裁撤的十年中，海军的各种经费收入达2000余万，也有人认为是3000余万（注：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近代中国海军》（海潮出版社1994年，第333页）认为共2000余万两，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认为总数达3000余万两。）。其中用于颐和园工程的在600万到1000万之间（注：张利民：《清廷挪用海军经费修筑颐和园考》，邹兆琦《慈禧挪用海军军费造颐和园考证》认为达1000到1400万两，张玉田、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史》认为总数达2000万之多。）。海军军费被浪费和挪用，严重地破坏了海防建设。北洋海军自1888年成军以后，便再也没有大规模地更新舰船和武器装备。海军军费的拮据和被挪用，不能不说是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关于南洋海军的军费问题，据研究，南洋海军军费来源主要是各省特别是江苏厘金，而海关税则大部拨给北洋。南洋海防军费缺乏系统的资料，但大大低于北洋是肯定的，至多为北洋收入的三分之一（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2页。）。

2.武器装备就当时清朝全国军队而言，北洋海军的武器装备颇具领先性，北洋海军舰只装备的现代化程度及其实力，在当时的亚洲是一流的。北洋海军的舰船和武器装备绝大部分购自国外（注：［德］乔伟、李喜所、刘晓琴：《德国克虏伯与晚清军事工业化》，《南开学报》，1999年第3期，第67-69页。）。关于武器装备是以购买为主还是以自造为主，晚清的军政集团一直存在着争论，这主要体现在对于新式海军的舰船和武器的来源问题上。有人指出，李鸿章起初主张以自制为主，但由于中国经济、工业基础的落后和海防形势的危急，转而主张向西方购买为主。最后，竟发展到排斥和打击左宗棠等武器以自制为主的主张，挪用国内自制经费，来购买洋枪洋炮（注：张家瑞：《李鸿章与晚清舰船装备建设的买与造》，《军事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第108-111页。）。

3.海军基地建设清廷耗费巨额资金（570万两）建设了旅顺、威海卫两大基地和大沽船坞。为海军的给养、训练和舰船维修提供了物质基础。但大沽、旅顺、威海三基地后勤补给困难，三基地远离粮食产区，主要靠海漕运粮，而军舰的燃料也要海运，与内陆腹地交通也不发达，补给线过于漫长。这是基地建设欠妥之处（注：姜鸣：《北洋海军基地建设和晚清国防近代化》，《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第24页。）。

4.后勤体制建设完善的后勤体系，是近代战争提出的要求，北洋海军是一支在武器装备上完全近代化的海军，后勤体制不能不突破旧制，做一些新的开拓，但同时旧的思想和体制对北洋海军的后勤建设仍有着相当严重的消极影响。

北洋海军在三基地建立了复杂的后勤机构，建立了军用仓库、铁路、电报、医院等近代化的后勤保障设施。这中国军队在近代化事业中迈出的十分重要的一步。但后勤体制方面还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表现在：海军提督无权节制后勤，造成了海军内部指挥系统的多元化；各个后勤部门没有一个统一的后勤指挥机构；恤赏兵勇制度过于苛刻，不能激发士兵热情，等等（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242页。）。

（五）新军军事后勤研究对新军后勤建设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北洋新军的军事后勤建设上。甲午战争失败后，清廷被迫实行军制改革。袁世凯、张之洞等地方大员开始仿照西方军事体制编练新军。

1.后勤体制建设袁世凯、张之洞等比较重视新军后勤，将后勤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1896年后，袁世凯在新军中建立了较为系统的近代军队后勤体制，它标志着中国近代军事后勤体制的初步确立。这种后勤体制经过不断完善后，逐步推广到全国新军的编练中去，使全军有了统一的后勤统领机构和原则上统一的后勤制度（注：王其坤：《中国近代军事经济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2.军费的收支清廷通过“征天下之饷，练一省之兵”，使北洋六镇迅速成军。有人指出，北洋军费的78.3%来自辛亥革命后独立的省份。因此，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一手推翻清王朝，一手压迫南方革命党人屈服，军费上的考虑，是其采取如此行动的重要原因之一（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页。）。在官兵的薪饷上，明显的特点是北洋六镇军费充足，比旧军的薪饷有所提高。地方各省新军的军费，除少数镇是由中央的度支和陆军两部协商筹拨外，绝大多数则由地方就地筹款。有些地方督抚在军费筹措上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裁撤旧营，腾出底饷，以增加新军薪饷；借洋款充饷，等等（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280页。）。由于经费的拮据，薪饷多不能足额发放。

3.武器装备北洋六镇皆装备了西洋先进武器，并努力统一武器的口径和规格。对武器的购买、生产和保养都做了明确的规定。这进一步提高了武器装备的近代化程度。对于各省的武器装备，由于经费短缺和购买武器的混乱无章，武器装备中仍是新旧武器并存，新式武器也是口径和规格极不统一，给保养和作战都带来很大困难，限制了新式武器战斗力的发挥。但湖北新军不同，在张之洞的努力下，该军薪饷比较充足，武器装备也较精良（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48-349页。）。

另外，在交通通讯上，近代化的交通通讯设备如铁路、轮船、电话、电报等开始运用于北洋及各省新军中，但旧式落后的骡马运输仍在新军中占很大的比重。在医疗卫生上，建立了近代化的军事医疗保障制度和随军及后方的医疗机构，配备了掌握西方医疗技术的医务人员。在军事后勤教育上，创办了一些专业技术后勤学校，培养近代化的后勤技术人才（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18-332页。）。总体而言，晚清编练新军的实践，虽有局限，但促进了中国军队后期近代化的发展，其明显的进步则体现在北洋新军的建设上。至于其他各省新军的进步，则显得十分缓慢。清庭曾制定了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的计划，但直到清朝灭亡，也没有实现。其中主要原因一是经济基础异常薄弱，旧军虚糜军饷，编练新军的军费异常拮据；二是有些地方督抚蓄意抵制，在编练新军上敷衍了事，却极力加强巡防营等地方部队。这一方面反映了清廷和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旧军队的存在，地方实权人物便可以在军队开支上谎报军费开支和吃空饷，大发其财（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66-367页。）。

三、反清武装力量军事后勤研究

在晚清，与清军对立的国内武装力量就是太平军、捻军、陕甘回民起义军等农民起义军，还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领导的一系列武装起义力量。晚清农民起义总体上还没有摆脱旧式中国农民战争的模式，但它毕竟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在同国内外敌人战斗的过程中，其战略战术、体制编制，武器装备等也在发生着或多或少的的变化。同时，他们的存在，也迫使清军武器装备、后勤保障发生一系列变化，促进了中国军队后勤近代化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党领导的反清力量的后勤建设也有一定的特色。因此，研究农民起义军和革命党起义军的军事后勤建设，对探究中国军队后勤近代化也是有意义的。在农民起义军的研究上，学术界侧重于太平军。其中，太平军的后勤保障建设是主要研究内容。对于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军的军事后勤研究，尚未见专门的论述出现。

（一）太平军后勤保障研究有人把太平天国的失败与后勤建设联系起来研究。得出太平天国领导人忽视后勤建设，缺乏军事经济思想，是其军事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表现在：一是没有大力加强军事经济建设，使得太平军在军费、粮食、兵员、兵器和军事运输等方面得不到有力的支持，使太平军作战不能持久（注：华强：《太平天国军事经济思想检讨》，《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69页。）。二是存在着严重的流寇主义，没有大力加强后方根据地建设；太平军实行“因粮于敌”的后勤方针，饷事依赖兵事，对战争依赖性大，军队无根（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12页。）。三是缺乏知人善任，后勤管理不善（注：王北生：《太平天国的失败与后勤》，《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94页。）。但太平军在后勤建设上具有一定的时代特色，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后勤体制太平天国实行军政一体的制度，在经济上也实行军民合一的战时经济体制，因此，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就是军队的粮饷收入。太平军的后勤体制与整个太平天国的财政体制连是在一起的。有人指出，太平天国在首都天京有一系列的典官建制，这些中央政府所属的典官及其机构，由于职能是大多军事后勤管理和制造方面。因此，他们可以看作是太平军总指挥部的后勤军需机构（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7-99页。）。圣库制度是太平军后勤保障的根本制度。太平军的物资供应都从圣库中获取。定都天京后，设立了总圣库，又设立总圣粮，将粮食从总圣库中分立出来。就其职能而言，总圣库、总圣粮所管的事务，均属后勤保障性质，相当于总后勤部（注：张一文编著：《太平天国军事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6页。）。

对圣库制度的评价有：圣库制度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最大限度地集中了有限的财力、物力，为太平军的军事斗争提供了物质基础，它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注：吴雁南、韩品峥：《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文物》，1976年第1期，第7页。）。圣库制度后来遭到破坏是历史的必然，当时不具备坚持长期实行这种制度的社会历史条件，所以，它在推行过程中，受到了广大市民阶级的反对，受到了太平天国革命者私有思想的冲击，并且存在着管理不善、任意挥霍等问题，从而导致了圣库制度的破坏和最终失败（注：梁义群：《试论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北方丛论》，1983年第3期，第81-83页。）。

太平军在一军中的后勤建制则是明确的。太平军的基本作战单位是军，在军中设有职同监军的各类典官三十五人，其中典圣库、典圣粮等负责后勤工作的官员就有二十七人。并规定从军至两司马各级都应设立圣库负责后勤工作，这属于军的后勤系统，它们受制于军的最高长官——总制（注：张玉田、陈崇桥、王献中、王占国编著：《中国近代军事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说明太平军的后勤保障体制是相当完备的。另外，太平天国还规定了太平军的供给标准，在粮食、菜金、礼拜钱、服装等方面都有规定。在供应的先后次序上，坚持以作战部队优先的原则。其中的礼拜钱是军人的生活津贴，太平天国后期，礼拜钱还有分发。军服方面，初期比较复杂，以后逐渐统一。1855年后，太平军的服装进入统一的制式阶段，标志着太平军正规化的发展（注：张一文编著：《太平天国军事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7页。）。

2.有关后勤的军种建设太平军没有建立专门的后勤部队，但太平军的水营在一段时期内承担了从长江上游向天京和其他地区军队的大部分粮饷、物资的运输工作，在后勤运输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太平军中的女营、土营和童子军也分别承担了相应的后勤工作，对军队后勤上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此外，太平天国在天京建立了通信机构“疏附衙”，通信人员称“疏附”。在占领区各地建立分支机构，在每军的典官中也设立疏附一人，负责文报的传递工作。在占领区，通过水路和陆路，派专人用船或马传递文报，若需要通过敌占区，则派人密藏文书，进行联络（注：张一文编著：《太平天国军事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5页。）。

3.粮饷太平军的粮饷统一取之于圣库，圣库初期来源于拜上帝会者的交纳和战场缴获，同时，还创造了“进贡”和“打先锋”等形式筹措军费。后期，由于军费开支的浩大和圣库制度的破坏，加上定都天京后，天朝田亩制度没能实行，太平天国不能就地取粮，粮饷主要来自长江上游的湖北、安徽、江西等省。太平天国在它的统治区实行了“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同时，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杂税。有人指出，太平天国的粮饷筹集政策存在着失误，即过分集中其统治下的人民，摊派过重，再加上征收过程中用人不当，导致人民的反抗情绪，而没有采取“资于敌”的政策，没有重视开拓江南、江北富源，夺取清廷北运的粮饷为己所用（注：华强：《太平天国军事经济思想检讨》，《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71页。）。另外，太平军解决粮食的办法还有采购，主要的采购对象是粮商和民众，还有外国人（注：张一文编著：《太平天国军事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3页。）。

4.武器装备建设太平天国起义正处于西洋武器装备向中国引进时期，太平军的武器装备也受到了这一趋势的影响。在斗争中，太平军也开始利用西洋武器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关于太平军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建设，主要表现在：太平天国的初兴阶段便开始了由冷兵器向热兵器的过渡，主要表现在火器的普遍铸造和广泛使用上，不过，这时期主要使用的是旧火器；太平天国后期新旧火器更新较快，较大量的使用洋枪洋炮。在西洋武器的来源上，主要有战场缴获、以高价向外国购买和设厂仿造三个方面（注：蓝振露：《试论太平天国的军火进口贸易》，《史学月刊》，1991年第6期，第42页。）。在太平天国后期，还建立了洋炮馆，它是战时军械所，负责维修洋枪洋炮，制造西洋子弹、炮弹。在李秀成的建议下，太平军中也建立了自己的洋枪队，并聘请洋人训练（注：华强：《太平天国军事经济思想检讨》，《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75页。）。所以，有人指出，中国军队的近代化历程，首先是从太平军中开始的。在激烈的战争实践中，太平军不断改善武器装备，从而大大缩小了武器装备近代化历程，甚至势必很快赶上或超过中外反动军队武器装备的近代化程度（注：朱哲芳：《太平军兵器近代化探略》，《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第115页。）。在这种形势下，太平军主要的敌人湘军和淮军也不得不引进洋枪洋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军队的近代化进程。

由于太平天国领导者并不重视军队武器装备的改进，太平天国的武器近代化主要出现在李秀成统帅的太平军。从整体上看，太平军的武器装备改善有限，近代化程度低下，多数太平军将士仍然使用原始的长矛大刀和抬枪抬炮（注：华强：《太平天国军事经济思想检讨》，《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76页。）。

（二）资产阶级革命党起义军的军事后勤研究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主张以暴力革命手段，彻底推翻封建专制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政府。有关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军事后勤的研究，涉及到军事后勤思想、后勤体制和战时后勤保障等。

在对资产阶级军事后勤思想的研究中，孙中山的军事后勤思想是主要内容之一，而且其范围远远超过晚清，包括了孙中山战斗的一生。孙中山批判地吸收了中外后勤建设和后勤保障的理论精华，在组织领导武装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军事后勤思想。主要是：1、科学地认识到军事实力与国家经济之间的关系。认为战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较量，也是经济力量的较量，主张大力开发中国资源，发展中国的实业，建立强大的国家经济，进而“努力实行扩张军备建设”。2、后勤准备是进行武装斗争的先决条件，主张“先筹备大款，然后举事”，要充分准备对前方作战的接济（注：石文年：《孙中山军事后勤思想探讨》，《军事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第151-152页。）。3、注重军队后勤建设，主张统一编制，整顿饷务，裁汰冗兵，以节约军费。4、重视军队的武器装备建设，提出海外援助、“因械于敌”等思想，后来主张加强军工建设，扩大兵工厂，保障军队有充足的武器（注：谢健、毛振发：《孙中山军事思想的几个问题初探》，《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5、认识到军事交通和国防工业对加强国防的重要作用，主张发展军事交通和振兴国防工业（注：毛振发：《孙中山军事思想论述》，《中国军事科学》1996年第4期，第129页。）。

在军事后勤体制建设上，在孙中山制定的“革命方略”中，曾拟订了国民军的后勤体制与章程。另外，辛亥革命期间，各省军政府和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期间，在后勤体制上还有所建树，颁布了一系列军事后勤条令，在军事后勤体制、各军队和军事机构的供应标准都有了明确的规定，但由于辛亥革命的果实迅速被袁世凯篡夺，以及在军费上的困难，基本上没有贯彻实施（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448页。）。

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党人在全国各地连续发动了大小十几次武装起义。由于他们大多借助于会党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组织起义，且力量均比较弱小，持续时间也比较短，因此，这些起义并没有建立正式的编制和后勤保障机构。关于他们的后勤研究，主要体现在对起义经费和军械的筹措上。历次起义的枪支、弹药的购买费，起义士兵的伙食费，绝大部分是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在世界各地的华侨中募捐得到的（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95-417页。）。关于起义的武器，主要是海外购买输入，炸弹多是自己制造的。武器装备的购买、制造与运输，都是非常艰险的。辛亥革命前的历次武装起义多是由于军费和武器的短缺而遭到失败。没有充足的后勤保障，无疑是起义军失败的重要原因。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军的后期工作主要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武器装备方面，与以前从海外购买武器为主不同，革命中主要是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如运动清军反正、战场上缴获、直接占领清军设在各地的军火仓库和军械制造工厂。由于武器来自各个方面，因此革命军队的武器口径和规格极不统一，这给维修和保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422页。）。由于新式武器的短缺，冷兵器和旧式火炮仍大量应用于革命军。

革命军的军费来源，首先是来自国内，有革命党人的会费和捐款、没收敌人的藩库，后一项是军费的主要来源。当地群众和工商各界人士受到辛亥革命的胜利的鼓舞，对革命事业进行了公开的财政支持，也是军费的主要来源之一。其次是来自华侨与港澳同胞的捐助。华侨支持革命的款项绝大部分是义捐。虽然革命组织也发行了一些债券，但持这种债券的华侨并不要求一定兑现。

尽管如此，由于封建势力军事进攻和外国列强的经济遏止，革命军的军费仍然是相当紧张的。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感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军费支出庞大，入不抵出（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435页。）。帝国主义借口关税是清政府所借外债和赔款的担保品，劫夺了各省军政府的一项重要的税收——关税。面对财政危机，南京临时政府和各地的军政府不得不发行纸币、军用券和公债券，而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则主要依赖外债，其购买军火的费用，也多来自外债。据研究，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期间，其财政来源的一半以上来自外国的借款（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436页。）。经济上依靠他人，军事和政治上必然的不能自主。革命政府对革命军后勤保障的诸多困难，导致军队战斗力的减弱，这反过来又导致了革命政府在政治上的软弱，不得不向中外反动势力妥协。

四、晚清军事后勤研究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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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晚清军事后勤的总体研究

二十几年来，关于晚清军事后勤的总体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出版了一些专著，如《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为记述中国近代军事后勤的通史性著作，《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资料选编》在搜集、整理近代后勤资料方面成绩卓著，《中国军事制度•后勤制度卷》、《中国军事经济史》也有关于晚清军事后勤体制和实践方面的论述。有关的著述中也涉及到军事后勤，如《中国军事通史》、《中国近代军事史》、《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史》、《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等等。有关学术论文则有《试论晚清军事后勤的变革》、《中国军事后勤思想述要》、《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中国古近代后勤思想略论》、《试论近代军事后勤的发展走向》等。其内容涉及晚清军事后勤演变的性质、地位、中国近代军事后勤思想、军事后勤体制、军事后勤保障等方面。

（一）晚清军事后勤演变的性质和地位近代军事后勤属于中国军事近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其性质、地位和起止时间与整体上的军事近代化是一致的。学术界普遍认为：晚清是中国军事后勤发生根本变革的重要时期，后勤思想、后勤建设及后勤体制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注：房立中：《试论晚清军事后勤的变革》，《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27页。）。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实际上处于一个由旧变新，由农业支援转变为工业支援的大变革时期（注：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46页。）。这充分肯定了晚清军事后勤的重要历史地位。关于中国军事后勤由古代向近代转变的起点和结束问题，学术界一致认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这是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开端，也是军事后勤由古代向近代转变的开始；关于这一转变历程的下限，有着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清朝末年就在新军中确立了中国近代后勤体制。“其后中国的军队基本上延续了袁世凯所建立的后勤体系，不过常有些曾损变通而已。”（注：房立中《试论晚清军事后勤的变革》、奚纪荣《蔡锷军事思想研究》、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均持此观点。）有人认为这一过程要延续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注：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46页。），也有人认为中国军事后勤的近代化要延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注：皮民勇《中国古近代军事后勤思想略论》，王彦、吴信忠、张云《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历史考察》均持此观点。）。

（二）后勤思想变革的研究军事思想是各阶级、政治集团及其军事家关于战争、军队、国防等一系列问题的理性认识，是军事实践的理性升华。军事后勤思想是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后勤经历了由古代军事后勤向近代军事后勤的转变时期，在军事后勤思想领域，传统的后勤思想自然受到了剧烈的冲击。后勤思想的变革集中体现在近代重要军事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言论中，对这些重要人物的后勤思想进行研究，以揭示近代军事后勤思想的发展变化，是二十年来关于军事思想变革研究的主要方式。有关近代军事后勤思想变革的专著尚未出现，有关的论文有：《林则徐军事思想特点初探》、《论林则徐、魏源军事思想》、《试论胡林翼的军事思想》、《曾国藩军事思想初探》、《试论曾国藩的后勤保障思想》、《论曾国藩的军事思想》、《试论曾国藩的军事经济思想》、《左宗棠进军新疆的后勤方略》、《论左宗棠的建军思想》、《论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的军事改革思想》、《袁世凯的军事思想》等。在军事后勤思想方面的变化主要有：在战争后勤观上，普遍认为军队后勤在军事行动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注：皮民勇：《中国古近代军事后勤思想略论》，《军事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113页。）；在战争的物质来源上，主张发展经济、富国强兵，取之于敌、以战养战和开展生产自补；在后勤战备建设上，大力发展武器装备，建立充足的物资储备；重视军事交通运输；建立巩固的后方基地；注意提高后勤效益；进行近代后勤教育，培养近代军事后勤人才；在战略战术上，主张断敌粮道，巩固后方（注：杨庆华、刘仁亮；《中国军事后勤思想述要》，《军事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154页。）。

（三）军事后勤保障的研究中国军事近代化是从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开始的，由于西方先进武器装备的引进，战争手段变得异常复杂，导致了军队后勤保障的相应复杂化。关于近代军事后勤保障研究的主要问题和观点有：

1.军费晚清时期，战争频繁，中国的经济可以说是战时经济、国家财政成了军事财政，军费开支巨大，根本没有余资从事经济和文化建设投资。由于没有经济建设，当然更没有军费来源，这就形成经济上的恶性循环（注：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53页。）。六十年代湘淮军等勇营军队的裁撤，欠饷问题严重也是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注：翁飞：《曾李交替与湘消淮长》，《军事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56页。）。关于清朝军费的来源，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主要靠清廷的农业税收，它占有清廷的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并主要用于军队和战争的开支（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其他收入有漕政、盐政、关税、厘金和捐纳等等，与清前期的变化主要是：盐政和关税的收入和厘金收入在军费收入中的比重增加（注：童超主编；《中国军事制度史•后勤卷》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第325页。）。

解协饷制度是清王朝军费收支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央控制地方军事、经济、政治的主要手段。晚清时期，它的实行虽步履艰难，但在筹集军费的过程中，仍发挥重要作用。解协饷制度在晚清日渐衰落，有人从财政角度分析指出，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清朝的财政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财政权逐渐下落到地方督抚的手上，地方财政日益发展，导致协饷趋于瓦解，这标志着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无可挽回地走向了没落（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页。）。一方面是经济因战争遭到破坏，再就是地方实力的增强及其与中央的抗衡，这一制度的演化，反映出晚清中央与地方权力的此消彼长（注：郭太风：《解协饷制度的演化对清朝统治机制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第29页。）。

厘金制度作为清军军费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在镇压太平军、捻军等晚清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项制度破坏性是显而易见的，它严重地束缚了国内市场的开拓，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品不仅失去了关税的保护，还失去了在国内市场上与外国产品进行公平竞争的可能（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页。）。

2.武器装备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改进主要通过购买和仿制两种途径。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就主张购买和建造西洋武器装备，并采取了实质性的行动（注：何锡荣：《清军水师装备近代化的先声》，《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第75页。）。战后魏源更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于六七十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其目的也是力图改变清军武器装备落后的局面。

关于晚清军工业发展的动力问题有人指出，晚清军工业发展是一种互为条件的“合力运动”，这种“合力运动”具有突发性和被动性。促使它的形成和发展至少有四种互为条件，又相互矛盾着的社会力量，即封建政府、资本列强、民族资本、人民群众。这四种力量是“多方向、多目的”的相互制约（注：牛俊法：《论晚清兵工业发展的动力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112-113页。）。

晚清军工建设是军工现代化建设的开端，它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不能抹杀和低估的（注：刘申宁：《论晚清军工建设》，《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103页。）。但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主要由于工艺落后，中国工业基础差，资金浪费惊人等原因，中国的军工产不但产量少，而且质量低劣、价格昂贵（注：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53页。）。

鉴于此，清王朝还得从国外大量进口武器装备。其积极作用表现在清军的武器装备得到了改善，提高了战斗力，反侵略的能力有所增强。但也不能忽视大量进口武器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表现在，花费巨额金钱；上当受骗；贪污受贿；种类繁杂，极不统一，给训练、作战和后勤保障带来严重困难；在武器的购买和引进上盲目性很大；在武器装备上存在着利益集团倾向；在武器装备的管理上缺乏科学性；（注：李国华：《清末发展武器装备的心理准备》，《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版，第2期，第85页。）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受到外国控制，损害了国家主权（注：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54页。）。

有人指出，中国原本能成为军事强国的，因为中国具有实现装备近代化的经济能力，而且具有领先日本一步的条件，但心理上准备不足，主观上存在着一股排斥力，在内外压力下，表现出很大的被动性。即先是漫不经心，后是急于求成。因此，中国在发展军工方面，要注重心理建设和相关的文化建设，提高掌握与使用武器人员的素质，这是关键性的问题（注：李国华：《清末发展武器装备的心理准备》，《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版，第2期，第89-90页。）。

3.军事交通与通讯轮船、铁路、电报、电话等近代化交通、通讯手段运用于军事领域，是军队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中国军队在改进武器装备的同时，也开始引进近代化的交通、通讯工具。近代以来，传统的运输方式逐步瓦解，而代之以轮船、火车为工具的近代运输方式。关于轮船运输，有人指出，以轮船为主要运输手段是19世纪60年代从洋枪队开始的，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中方都有轮船参加运输，虽然运力很小，但却标志着中国水路军事交通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注：房立中：《试论晚清军事后勤的变革》，《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20页。）。对于铁路运输的重要性，李鸿章、左宗棠、刘铭传等疆臣在七十年代就已认识，并多次上奏清廷修建铁路，但由于守旧势力的反对，终不能实行。中法战争以后，清廷才认识到铁路运输在军事中的重要性，迫于军事上需要，清廷将一些修路计划付诸实施。至1911年，全国完工的铁路有30余条，铁路运输已被列为军事交通的主要手段。在战争中，铁路也成为敌对双方攻击的主要目标。

电报、电话等先进的通讯手段随各国商人的迁入而传入中国，并首先应用于军事。在洋务运动中，清廷在各地设电报局，并设电政大臣，同时还废驿行邮。在中法、甲午战争中，清军已使用电报、电话，作为信息传递的主要手段。虽然晚清的近代军事交通运输还比较落后，但当时这一系列变化是带革命性的（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77页。）。

4.军事医疗晚清时期，中国传统医学出现了倒退的趋势。在新兴科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解剖生理学的传入，使中国在战伤救治方面又增加了一条发展途径，一些介绍西医外科的译著和著作也陆续出现（注：房立中：《试论晚清军事后勤的变革》，《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23页。）。

（四）后勤体制变革的研究晚清后勤制度变化研究，有人作出了具体的总结：后勤管理体系由重皇权转变为重洋务；军费筹措由重赋税转变为重关税和重厘金；军费开支由以发饷为主转变为兼购置西洋军火，武器装备水平由冷兵器和火器并用的时代进入火器时代；交通通讯制度由以驿传为主转变为利用铁路、电报等（注：童超主编：《中国军事制度史•后勤卷》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第359页。）。

关于军事后勤领导权问题，普遍的观点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央皇权强大，牢牢控制着对军队的领导、管理和财政大权，地方上督抚更加有力地节制着后勤要政。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湘淮军兴起后，中央势力衰微，财政拮据，地方督抚逐渐控制着军队的领导、管理和财政大权，对军队后勤的领导权更加集中在地方。这是中国近代中央和地方权利消长的重要体现之一（注：童超主编：《中国军事制度史•后勤卷》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第320页。）。

中国军事近代化开始于武器装备，在“中体西用”思想的影响下，洋务派们对与此相适应的近代后勤体系的变革并不热心。于是，近代武器被绑在了落后的封建军事体制之上，从而无法发挥近代武器装备应有的效能，出现了在中国近代，军事体制的变革落后于武器装备变革的局面。

总体上讲，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军事后勤的变革还处在注重军事器物技艺等层面上。甲午战争中，落后的后勤保障体制是清军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战后，清廷实行军制改革，在新军中建立了完整的后勤指挥系统和后勤保障系统，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基本上完成了由器物技艺层面到军事制度层次上的变革（注：施渡桥：《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史》，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65页。）。

二、清军各军兵种军事后勤的个案研究

晚清的清军既有作为国家正规军的八旗、绿营经制兵，又有独具时代特色的以湘军、淮军为代表的勇营兵，以及后来的防军、练军。还有具有某种近代化意义的近代海军和近代陆军。近代军事后勤的变革主要是在晚清清军后勤建设中体现出来的。学术界对清军各军种、兵种的后勤研究是近代军事后勤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一）八旗、绿营经制兵军事后勤研究罗尔纲的《绿营兵制》在八十年代重新出版，对研究绿营的后勤制度和后勤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学术界对其研究的重点是：

1.武器装备方面，主要在于揭示其落后性八旗和绿营的武器以冷兵器为主，兼使用旧式火器。这些火器有些制法来自西洋，但因清廷对火器的垄断和因循守旧，不图改进，使八旗、绿营的武器装备在鸦片战争时大大落后于西方（注：张玉田、陈崇桥、王献中、王占国编著：《中国近代军事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页。）。

2.军费方面，普遍观点认为是低微和不平等八旗武官俸禄往往比同一级别的绿营武官高出一至四倍，反映了清廷在军队中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兼廉银高出正俸几倍、几十倍，成了实际的重要收入，体现了清军的雇佣军性质。单就俸廉两项法定数额而言，除了旗官最高武职正一品领侍卫内大臣外，绿营武官的岁入反而超出同一品级的八旗武官。其目的一方面为了稳定绿营武官，使其甘心为朝廷效命，一方面鼓励旗官到绿营任职，以控制绿营（注：郭太风：《八旗、绿营俸饷制度初探》，《复旦学报》社科版1982年第4期，第105页。）。就是在八旗军内部，由于种族（八旗还分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驻防地区和出身贵贱的不同，其待遇也不同。对八旗和绿营的军饷实行不同的待遇，表现在绿营低饷，武器装备皆自备，加上武官的盘剥，使得绿营士兵无力养家，军备废弛，兵丁素质低下，官兵矛盾尖锐；而对八旗则待遇优厚，使得八旗养尊处优，不堪战守（注：皮明勇：《试论清朝的绿营低饷制度》，《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第114页。）。这种俸饷制度，一方面有利于清廷对军队的控制，另一方面也是造成八旗、绿营军队战斗力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社会秩序长期安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处于长期停滞、反复重演的状态，八旗和绿营的饷章上百年没有一分一厘的变动（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2页。）。

军费问题的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八旗绿营军的没落和腐败。在八旗方面，由于清军入关二百年，八旗人口日增，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八旗生计”问题。而清廷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扩大八旗兵额，这就使八旗日益失去它作为战斗组织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转为救济机构。对绿营而言，最严重弊端就是吃空额现象极其普遍。由于绿营官兵待遇菲薄，将官就借吃空额明粮来补偿，这是绿营兵制的致使弱点和无法克服的痼疾（注：张玉田、陈崇桥、王献中、王占国编著：《中国近代军事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页。）。这一切，表明八旗、绿营的后勤保障体制已经远远落后于时展的需要，是八旗、绿营在近代反侵略战争和镇压农民起义战争中一触即溃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湘军、淮军等勇营兵的军事后勤研究湘军、淮军等勇营武装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中产生和壮大起来的。在其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中，建立了一整套具有时代特色的军事后勤体制和措施。主要内容和特点表现在：

1.湘军的创始人建立了一套独立了后勤保障体制。其中有俸饷制度，主要特点是：集饷权、兵权于将帅之手，这是与湘军的勇营性质即“兵为将有”的私属性是分不开的；优待营官制度；勇饷从优；定出一营开支极限，对军饷实行包干、定限，限制了“冒领”和不必要的开支，使官兵得到了实惠（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26页。）；对士兵军饷采取“半饷”发放的原则。这种采取“厚饷”和“半饷”发放原则，有利于稳定军心，加强控制和提高战斗力。建立粮台制度，委派专门人员建立粮台，负责饷械筹集和转运。在营中建立长夫制度，直接负责军队的杂役、运输等后勤事务，这种制度为李鸿章引用，对后来的军种配置起了一定的启示作用（注：龙方成：《试论湘军的后勤保障建设》，《求索》1994年第5期，第115页。）。

2.湘军后勤保障的主要特色是自筹饷械在粮饷方面，建立巩固的后方基地，以筹集粮饷；应用各种途径筹集军饷，如捐输、厘金、以盐抵饷、请各省协济等等。前期以盐税为主，后期以厘金为主（注：张田玉：《镇压太平天国之役湘军的后勤体制和保障》，《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37页。）。有人认为，曾国藩以史为鉴，认识到饷糈筹集的重要地位，既对筹饷、开辟饷源等关键问题常抓不懈，对冒领军饷等弊病，严加制止和纠正外，还提倡节俭，较好地解决了湘军的饷糈筹集问题（注：唐兆梅：《论曾国藩对饷糈筹集的重视》，《贵州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第51-52页。）。也有人指出，靠就地筹饷的办法，即主要靠自己搜刮，榨取民脂民膏来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就决定了湘军的掠夺本质，同时也反映出湘军是一支独立的汉族地主武装，它和清王朝既是统一体，又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注：袁首乐：《湘军经费清单的发现及其意义》，《安徽史学》，1987年第3期，第27页。）。

湘军采取购买和自造洋枪洋炮的方法改进军队的武器装备。湘军的船械来源有两个途径：一是从外购买，一是自己制造。如曾国藩从广州购买武器装备湘军水师（注：张田玉：《论湘军的后勤体制和保障》，《军事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133页。）。1861年，攻陷安庆后，曾国藩建立了安庆内军械所，专门生产洋枪洋炮。这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兵器工业的开端（注：秦政奇：《安庆内军械所——中国近代兵器工业的开端》，《安徽史学》，1992年第4期，第26页。）。

3.淮军的营制饷章在继承湘军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淮军的联伍制反映了作战工具的配备、薪水、口粮制、帐棚制，即淮军所需物资的供应制度和方法。其他方面如医疗、军装制造等虽有规定，但多不具体，至于运输、通讯等均无明文规定，可见淮军的后勤保障制度是很简陋的。淮军的后勤保障方面与湘军无多大差别，在军饷的来源上，1867年前，主要依靠捐输和厘金。此后，江海关税遂成为淮军的大宗饷源（注：陆方：《淮军的后勤制度和保障》，《安徽史学》，1992年第2期，第45页。），在武器装备方面，李鸿章在武器的购买和制造方面均比曾国藩有所进步，淮军的武器近代化程度较湘军为高。

（三）练军的军事后勤练军是清朝传统八旗绿营经制兵向全盘西化近代新式军队——新军的过渡军制，是八旗绿营兵的洋式编练。练军的营制饷章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先是直隶总督刘长佑制定了直隶练军的营制饷章，后曾国藩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其余各省的练军军制多依照这个章程，同时又有各自的特点。练军除军事建制上勇营化和装备上比较广泛地采用新式武器外，在后勤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军事后勤管理练军军事后勤建设的实权，掌握在南北洋大臣和各省督抚手中，其后勤机构也主要在地方各省；练军的“军”与“营”仿效勇营有专门的后勤建制（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7页。）。

2.饷章增加将官的薪费和弁兵的饷银，并将管理练饷的后勤权，掌于将官手中。曾国藩在制定练军饷章时，力图恢复勇营营官包干制，在饷制上力图摆脱绿营羁绊，使练军独立于绿营之外，摆脱绿营的积习，减少弊端。总体上考察，练军的薪饷低于防军而高于绿营。随着武器装备的改进，练军中还出现了炮费、衣帽银等杂项费用。可见，清军的近代化和正规化建设有了一定的进步（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9页。）。

这次整军练兵主要着眼于武器装备的改进和试行西法操练，在编制方面没有超越湘军营制的框架，因而只能看成是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初级阶段（注：施渡桥：《晚清首次整军练兵的思想与实践述评》，《军事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94页。）。

（四）晚清近代海军军事后勤研究晚清的近代海军建设可以说是晚清军队近代化建设的一个创举。晚清海军虽有三洋海军之说，但在实际操作中，清廷于80年代作出了重点发展北洋海军的决定。

1.晚清海军的军费60年代后，面对着强敌环绕的形势，清王朝就计划建立一支近代海军。起初，清廷依靠总税务司李泰国向英国购买一支舰队。由于英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阴谋和欺诈，清廷的购买计划破产，并为此白白耗费了近70万两白银（注：史伟《清政府在建立了第一支新式海军舰队中糜费了多少钱？》（《历史教学》，1981年第4期）持此看法，而张玉田、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史》则认为花费了160多万两。）。70年代特别是中法战争以后，清廷决心大力创办新式海军，于1885年成立了海军衙门，专门负责海军军费的筹措。

北洋海军经费主要来源于关税厘金的协拨，即“海防经费”，此后又包括海防捐输、淮军协拨等等。由于连年战争，清廷财政拮据，用于海军建设的投入是相当有限的。而且，在筹集经费的过程中，存在着清朝中央政府和地方军阀之间，各地方洋务集团之间的勾心斗角。清政府派定的海防款项，常被地方督抚以种种理由拖欠截留。据统计，北洋海军经费从未解足分额，每年实际收入在100万两左右，占国库收入的1%左右（注：姜鸣：《北洋海军的经费初探》，《浙江学刊》，1986年第5期，第137-138页。）。

关于北洋海军的军费开支情况，有人研究指出，自光绪元年到光绪二十年，购置船炮军火的总开支达800万两白银，居各项开支之首，军港及防务设施建设共花费240万两白银，这两项开支，占军费开支的一半以上（注：姜鸣：《北洋海军的经费初探》，《浙江学刊》，1986年第5期，第140页。）。在当时的条件下，将有限的经费重点用在武器装备和基地、防务建设上是必要的。

在北洋海军的薪饷上，李鸿章吸取了英德海军的厚饷和恤军精神，同时结合中国“饷力未充，未能援引”的实际，灵活地将海军官弁的岁支俸银分成官俸和船俸两大部分，两者比例为四比六。这种重视带船和实际职务，而不专凭官街的措施，比较科学，有利于激发人的工作热情（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234页。）。此外，还对官弁伤废俸、官兵的赏恤以及各船行船公费、医药费等的集体费用作了明确的规定。

由于清王朝的财政拮据和政治腐败，在这有限的经费中有相当一部分被贪污浪费和以各种名义而被挪作他用了。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清廷挪用海军军费修筑颐和园。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多方考证。有人指出，从1885年海军衙门成立到1895年裁撤的十年中，海军的各种经费收入达2000余万，也有人认为是3000余万（注：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近代中国海军》（海潮出版社1994年，第333页）认为共2000余万两，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认为总数达3000余万两。）。其中用于颐和园工程的在600万到1000万之间（注：张利民：《清廷挪用海军经费修筑颐和园考》，邹兆琦《慈禧挪用海军军费造颐和园考证》认为达1000到1400万两，张玉田、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史》认为总数达2000万之多。）。海军军费被浪费和挪用，严重地破坏了海防建设。北洋海军自1888年成军以后，便再也没有大规模地更新舰船和武器装备。海军军费的拮据和被挪用，不能不说是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关于南洋海军的军费问题，据研究，南洋海军军费来源主要是各省特别是江苏厘金，而海关税则大部拨给北洋。南洋海防军费缺乏系统的资料，但大大低于北洋是肯定的，至多为北洋收入的三分之一（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2页。）。

2.武器装备就当时清朝全国军队而言，北洋海军的武器装备颇具领先性，北洋海军舰只装备的现代化程度及其实力，在当时的亚洲是一流的。北洋海军的舰船和武器装备绝大部分购自国外（注：［德］乔伟、李喜所、刘晓琴：《德国克虏伯与晚清军事工业化》，《南开学报》，1999年第3期，第67-69页。）。关于武器装备是以购买为主还是以自造为主，晚清的军政集团一直存在着争论，这主要体现在对于新式海军的舰船和武器的来源问题上。有人指出，李鸿章起初主张以自制为主，但由于中国经济、工业基础的落后和海防形势的危急，转而主张向西方购买为主。最后，竟发展到排斥和打击左宗棠等武器以自制为主的主张，挪用国内自制经费，来购买洋枪洋炮（注：张家瑞：《李鸿章与晚清舰船装备建设的买与造》，《军事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第108-111页。）。

3.海军基地建设清廷耗费巨额资金（570万两）建设了旅顺、威海卫两大基地和大沽船坞。为海军的给养、训练和舰船维修提供了物质基础。但大沽、旅顺、威海三基地后勤补给困难，三基地远离粮食产区，主要靠海漕运粮，而军舰的燃料也要海运，与内陆腹地交通也不发达，补给线过于漫长。这是基地建设欠妥之处（注：姜鸣：《北洋海军基地建设和晚清国防近代化》，《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第24页。）。

4.后勤体制建设完善的后勤体系，是近代战争提出的要求，北洋海军是一支在武器装备上完全近代化的海军，后勤体制不能不突破旧制，做一些新的开拓，但同时旧的思想和体制对北洋海军的后勤建设仍有着相当严重的消极影响。

北洋海军在三基地建立了复杂的后勤机构，建立了军用仓库、铁路、电报、医院等近代化的后勤保障设施。这中国军队在近代化事业中迈出的十分重要的一步。但后勤体制方面还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表现在：海军提督无权节制后勤，造成了海军内部指挥系统的多元化；各个后勤部门没有一个统一的后勤指挥机构；恤赏兵勇制度过于苛刻，不能激发士兵热情，等等（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242页。）。

（五）新军军事后勤研究对新军后勤建设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北洋新军的军事后勤建设上。甲午战争失败后，清廷被迫实行军制改革。袁世凯、张之洞等地方大员开始仿照西方军事体制编练新军。

1.后勤体制建设袁世凯、张之洞等比较重视新军后勤，将后勤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1896年后，袁世凯在新军中建立了较为系统的近代军队后勤体制，它标志着中国近代军事后勤体制的初步确立。这种后勤体制经过不断完善后，逐步推广到全国新军的编练中去，使全军有了统一的后勤统领机构和原则上统一的后勤制度（注：王其坤：《中国近代军事经济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2.军费的收支清廷通过“征天下之饷，练一省之兵”，使北洋六镇迅速成军。有人指出，北洋军费的78.3%来自辛亥革命后独立的省份。因此，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一手推翻清王朝，一手压迫南方革命党人屈服，军费上的考虑，是其采取如此行动的重要原因之一（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页。）。在官兵的薪饷上，明显的特点是北洋六镇军费充足，比旧军的薪饷有所提高。地方各省新军的军费，除少数镇是由中央的度支和陆军两部协商筹拨外，绝大多数则由地方就地筹款。有些地方督抚在军费筹措上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裁撤旧营，腾出底饷，以增加新军薪饷；借洋款充饷，等等（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280页。）。由于经费的拮据，薪饷多不能足额发放。

3.武器装备北洋六镇皆装备了西洋先进武器，并努力统一武器的口径和规格。对武器的购买、生产和保养都做了明确的规定。这进一步提高了武器装备的近代化程度。对于各省的武器装备，由于经费短缺和购买武器的混乱无章，武器装备中仍是新旧武器并存，新式武器也是口径和规格极不统一，给保养和作战都带来很大困难，限制了新式武器战斗力的发挥。但湖北新军不同，在张之洞的努力下，该军薪饷比较充足，武器装备也较精良（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48-349页。）。

另外，在交通通讯上，近代化的交通通讯设备如铁路、轮船、电话、电报等开始运用于北洋及各省新军中，但旧式落后的骡马运输仍在新军中占很大的比重。在医疗卫生上，建立了近代化的军事医疗保障制度和随军及后方的医疗机构，配备了掌握西方医疗技术的医务人员。在军事后勤教育上，创办了一些专业技术后勤学校，培养近代化的后勤技术人才（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18-332页。）。总体而言，晚清编练新军的实践，虽有局限，但促进了中国军队后期近代化的发展，其明显的进步则体现在北洋新军的建设上。至于其他各省新军的进步，则显得十分缓慢。清庭曾制定了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的计划，但直到清朝灭亡，也没有实现。其中主要原因一是经济基础异常薄弱，旧军虚糜军饷，编练新军的军费异常拮据；二是有些地方督抚蓄意抵制，在编练新军上敷衍了事，却极力加强巡防营等地方部队。这一方面反映了清廷和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旧军队的存在，地方实权人物便可以在军队开支上谎报军费开支和吃空饷，大发其财（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66-367页。）。

三、反清武装力量军事后勤研究

在晚清，与清军对立的国内武装力量就是太平军、捻军、陕甘回民起义军等农民起义军，还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领导的一系列武装起义力量。晚清农民起义总体上还没有摆脱旧式中国农民战争的模式，但它毕竟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在同国内外敌人战斗的过程中，其战略战术、体制编制，武器装备等也在发生着或多或少的的变化。同时，他们的存在，也迫使清军武器装备、后勤保障发生一系列变化，促进了中国军队后勤近代化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党领导的反清力量的后勤建设也有一定的特色。因此，研究农民起义军和革命党起义军的军事后勤建设，对探究中国军队后勤近代化也是有意义的。在农民起义军的研究上，学术界侧重于太平军。其中，太平军的后勤保障建设是主要研究内容。对于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军的军事后勤研究，尚未见专门的论述出现。

（一）太平军后勤保障研究有人把太平天国的失败与后勤建设联系起来研究。得出太平天国领导人忽视后勤建设，缺乏军事经济思想，是其军事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表现在：一是没有大力加强军事经济建设，使得太平军在军费、粮食、兵员、兵器和军事运输等方面得不到有力的支持，使太平军作战不能持久（注：华强：《太平天国军事经济思想检讨》，《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69页。）。二是存在着严重的流寇主义，没有大力加强后方根据地建设；太平军实行“因粮于敌”的后勤方针，饷事依赖兵事，对战争依赖性大，军队无根（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12页。）。三是缺乏知人善任，后勤管理不善（注：王北生：《太平天国的失败与后勤》，《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94页。）。但太平军在后勤建设上具有一定的时代特色，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后勤体制太平天国实行军政一体的制度，在经济上也实行军民合一的战时经济体制，因此，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就是军队的粮饷收入。太平军的后勤体制与整个太平天国的财政体制连是在一起的。有人指出，太平天国在首都天京有一系列的典官建制，这些中央政府所属的典官及其机构，由于职能是大多军事后勤管理和制造方面。因此，他们可以看作是太平军总指挥部的后勤军需机构（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7-99页。）。圣库制度是太平军后勤保障的根本制度。太平军的物资供应都从圣库中获取。定都天京后，设立了总圣库，又设立总圣粮，将粮食从总圣库中分立出来。就其职能而言，总圣库、总圣粮所管的事务，均属后勤保障性质，相当于总后勤部（注：张一文编著：《太平天国军事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6页。）。

对圣库制度的评价有：圣库制度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最大限度地集中了有限的财力、物力，为太平军的军事斗争提供了物质基础，它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注：吴雁南、韩品峥：《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文物》，1976年第1期，第7页。）。圣库制度后来遭到破坏是历史的必然，当时不具备坚持长期实行这种制度的社会历史条件，所以，它在推行过程中，受到了广大市民阶级的反对，受到了太平天国革命者私有思想的冲击，并且存在着管理不善、任意挥霍等问题，从而导致了圣库制度的破坏和最终失败（注：梁义群：《试论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北方丛论》，1983年第3期，第81-83页。）。

太平军在一军中的后勤建制则是明确的。太平军的基本作战单位是军，在军中设有职同监军的各类典官三十五人，其中典圣库、典圣粮等负责后勤工作的官员就有二十七人。并规定从军至两司马各级都应设立圣库负责后勤工作，这属于军的后勤系统，它们受制于军的最高长官——总制（注：张玉田、陈崇桥、王献中、王占国编著：《中国近代军事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说明太平军的后勤保障体制是相当完备的。另外，太平天国还规定了太平军的供给标准，在粮食、菜金、礼拜钱、服装等方面都有规定。在供应的先后次序上，坚持以作战部队优先的原则。其中的礼拜钱是军人的生活津贴，太平天国后期，礼拜钱还有分发。军服方面，初期比较复杂，以后逐渐统一。1855年后，太平军的服装进入统一的制式阶段，标志着太平军正规化的发展（注：张一文编著：《太平天国军事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7页。）。

2.有关后勤的军种建设太平军没有建立专门的后勤部队，但太平军的水营在一段时期内承担了从长江上游向天京和其他地区军队的大部分粮饷、物资的运输工作，在后勤运输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太平军中的女营、土营和童子军也分别承担了相应的后勤工作，对军队后勤上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此外，太平天国在天京建立了通信机构“疏附衙”，通信人员称“疏附”。在占领区各地建立分支机构，在每军的典官中也设立疏附一人，负责文报的传递工作。在占领区，通过水路和陆路，派专人用船或马传递文报，若需要通过敌占区，则派人密藏文书，进行联络（注：张一文编著：《太平天国军事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5页。）。

3.粮饷太平军的粮饷统一取之于圣库，圣库初期来源于拜上帝会者的交纳和战场缴获，同时，还创造了“进贡”和“打先锋”等形式筹措军费。后期，由于军费开支的浩大和圣库制度的破坏，加上定都天京后，天朝田亩制度没能实行，太平天国不能就地取粮，粮饷主要来自长江上游的湖北、安徽、江西等省。太平天国在它的统治区实行了“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同时，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杂税。有人指出，太平天国的粮饷筹集政策存在着失误，即过分集中其统治下的人民，摊派过重，再加上征收过程中用人不当，导致人民的反抗情绪，而没有采取“资于敌”的政策，没有重视开拓江南、江北富源，夺取清廷北运的粮饷为己所用（注：华强：《太平天国军事经济思想检讨》，《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71页。）。另外，太平军解决粮食的办法还有采购，主要的采购对象是粮商和民众，还有外国人（注：张一文编著：《太平天国军事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3页。）。

4.武器装备建设太平天国起义正处于西洋武器装备向中国引进时期，太平军的武器装备也受到了这一趋势的影响。在斗争中，太平军也开始利用西洋武器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关于太平军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建设，主要表现在：太平天国的初兴阶段便开始了由冷兵器向热兵器的过渡，主要表现在火器的普遍铸造和广泛使用上，不过，这时期主要使用的是旧火器；太平天国后期新旧火器更新较快，较大量的使用洋枪洋炮。在西洋武器的来源上，主要有战场缴获、以高价向外国购买和设厂仿造三个方面（注：蓝振露：《试论太平天国的军火进口贸易》，《史学月刊》，1991年第6期，第42页。）。在太平天国后期，还建立了洋炮馆，它是战时军械所，负责维修洋枪洋炮，制造西洋子弹、炮弹。在李秀成的建议下，太平军中也建立了自己的洋枪队，并聘请洋人训练（注：华强：《太平天国军事经济思想检讨》，《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75页。）。所以，有人指出，中国军队的近代化历程，首先是从太平军中开始的。在激烈的战争实践中，太平军不断改善武器装备，从而大大缩小了武器装备近代化历程，甚至势必很快赶上或超过中外反动军队武器装备的近代化程度（注：朱哲芳：《太平军兵器近代化探略》，《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第115页。）。在这种形势下，太平军主要的敌人湘军和淮军也不得不引进洋枪洋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军队的近代化进程。

由于太平天国领导者并不重视军队武器装备的改进，太平天国的武器近代化主要出现在李秀成统帅的太平军。从整体上看，太平军的武器装备改善有限，近代化程度低下，多数太平军将士仍然使用原始的长矛大刀和抬枪抬炮（注：华强：《太平天国军事经济思想检讨》，《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76页。）。

（二）资产阶级革命党起义军的军事后勤研究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主张以暴力革命手段，彻底推翻封建专制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政府。有关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军事后勤的研究，涉及到军事后勤思想、后勤体制和战时后勤保障等。

在对资产阶级军事后勤思想的研究中，孙中山的军事后勤思想是主要内容之一，而且其范围远远超过晚清，包括了孙中山战斗的一生。孙中山批判地吸收了中外后勤建设和后勤保障的理论精华，在组织领导武装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军事后勤思想。主要是：1、科学地认识到军事实力与国家经济之间的关系。认为战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较量，也是经济力量的较量，主张大力开发中国资源，发展中国的实业，建立强大的国家经济，进而“努力实行扩张军备建设”。2、后勤准备是进行武装斗争的先决条件，主张“先筹备大款，然后举事”，要充分准备对前方作战的接济（注：石文年：《孙中山军事后勤思想探讨》，《军事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第151-152页。）。3、注重军队后勤建设，主张统一编制，整顿饷务，裁汰冗兵，以节约军费。4、重视军队的武器装备建设，提出海外援助、“因械于敌”等思想，后来主张加强军工建设，扩大兵工厂，保障军队有充足的武器（注：谢健、毛振发：《孙中山军事思想的几个问题初探》，《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5、认识到军事交通和国防工业对加强国防的重要作用，主张发展军事交通和振兴国防工业（注：毛振发：《孙中山军事思想论述》，《中国军事科学》1996年第4期，第129页。）。

在军事后勤体制建设上，在孙中山制定的“革命方略”中，曾拟订了国民军的后勤体制与章程。另外，辛亥革命期间，各省军政府和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期间，在后勤体制上还有所建树，颁布了一系列军事后勤条令，在军事后勤体制、各军队和军事机构的供应标准都有了明确的规定，但由于辛亥革命的果实迅速被袁世凯篡夺，以及在军费上的困难，基本上没有贯彻实施（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448页。）。

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党人在全国各地连续发动了大小十几次武装起义。由于他们大多借助于会党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组织起义，且力量均比较弱小，持续时间也比较短，因此，这些起义并没有建立正式的编制和后勤保障机构。关于他们的后勤研究，主要体现在对起义经费和军械的筹措上。历次起义的枪支、弹药的购买费，起义士兵的伙食费，绝大部分是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在世界各地的华侨中募捐得到的（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95-417页。）。关于起义的武器，主要是海外购买输入，炸弹多是自己制造的。武器装备的购买、制造与运输，都是非常艰险的。辛亥革命前的历次武装起义多是由于军费和武器的短缺而遭到失败。没有充足的后勤保障，无疑是起义军失败的重要原因。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军的后期工作主要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武器装备方面，与以前从海外购买武器为主不同，革命中主要是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如运动清军反正、战场上缴获、直接占领清军设在各地的军火仓库和军械制造工厂。由于武器来自各个方面，因此革命军队的武器口径和规格极不统一，这给维修和保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422页。）。由于新式武器的短缺，冷兵器和旧式火炮仍大量应用于革命军。

革命军的军费来源，首先是来自国内，有革命党人的会费和捐款、没收敌人的藩库，后一项是军费的主要来源。当地群众和工商各界人士受到辛亥革命的胜利的鼓舞，对革命事业进行了公开的财政支持，也是军费的主要来源之一。其次是来自华侨与港澳同胞的捐助。华侨支持革命的款项绝大部分是义捐。虽然革命组织也发行了一些债券，但持这种债券的华侨并不要求一定兑现。

尽管如此，由于封建势力军事进攻和外国列强的经济遏止，革命军的军费仍然是相当紧张的。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感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军费支出庞大，入不抵出（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435页。）。帝国主义借口关税是清政府所借外债和赔款的担保品，劫夺了各省军政府的一项重要的税收——关税。面对财政危机，南京临时政府和各地的军政府不得不发行纸币、军用券和公债券，而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则主要依赖外债，其购买军火的费用，也多来自外债。据研究，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期间，其财政来源的一半以上来自外国的借款（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436页。）。经济上依靠他人，军事和政治上必然的不能自主。革命政府对革命军后勤保障的诸多困难，导致军队战斗力的减弱，这反过来又导致了革命政府在政治上的软弱，不得不向中外反动势力妥协。

四、晚清军事后勤研究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军费理论范文篇6

一、晚清军事后勤的总体研究

二十几年来，关于晚清军事后勤的总体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出版了一些专著，如《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为记述中国近代军事后勤的通史性著作，《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资料选编》在搜集、整理近代后勤资料方面成绩卓著，《中国军事制度•后勤制度卷》、《中国军事经济史》也有关于晚清军事后勤体制和实践方面的论述。有关的著述中也涉及到军事后勤，如《中国军事通史》、《中国近代军事史》、《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史》、《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等等。有关学术论文则有《试论晚清军事后勤的变革》、《中国军事后勤思想述要》、《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中国古近代后勤思想略论》、《试论近代军事后勤的发展走向》等。其内容涉及晚清军事后勤演变的性质、地位、中国近代军事后勤思想、军事后勤体制、军事后勤保障等方面。

（一）晚清军事后勤演变的性质和地位近代军事后勤属于中国军事近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其性质、地位和起止时间与整体上的军事近代化是一致的。学术界普遍认为：晚清是中国军事后勤发生根本变革的重要时期，后勤思想、后勤建设及后勤体制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注：房立中：《试论晚清军事后勤的变革》，《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27页。）。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实际上处于一个由旧变新，由农业支援转变为工业支援的大变革时期（注：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46页。）。这充分肯定了晚清军事后勤的重要历史地位。关于中国军事后勤由古代向近代转变的起点和结束问题，学术界一致认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这是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开端，也是军事后勤由古代向近代转变的开始；关于这一转变历程的下限，有着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清朝末年就在新军中确立了中国近代后勤体制。“其后中国的军队基本上延续了袁世凯所建立的后勤体系，不过常有些曾损变通而已。”（注：房立中《试论晚清军事后勤的变革》、奚纪荣《蔡锷军事思想研究》、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均持此观点。）有人认为这一过程要延续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注：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46页。），也有人认为中国军事后勤的近代化要延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注：皮民勇《中国古近代军事后勤思想略论》，王彦、吴信忠、张云《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历史考察》均持此观点。）。

（二）后勤思想变革的研究军事思想是各阶级、政治集团及其军事家关于战争、军队、国防等一系列问题的理性认识，是军事实践的理性升华。军事后勤思想是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后勤经历了由古代军事后勤向近代军事后勤的转变时期，在军事后勤思想领域，传统的后勤思想自然受到了剧烈的冲击。后勤思想的变革集中体现在近代重要军事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言论中，对这些重要人物的后勤思想进行研究，以揭示近代军事后勤思想的发展变化，是二十年来关于军事思想变革研究的主要方式。有关近代军事后勤思想变革的专著尚未出现，有关的论文有：《林则徐军事思想特点初探》、《论林则徐、魏源军事思想》、《试论胡林翼的军事思想》、《曾国藩军事思想初探》、《试论曾国藩的后勤保障思想》、《论曾国藩的军事思想》、《试论曾国藩的军事经济思想》、《左宗棠进军新疆的后勤方略》、《论左宗棠的建军思想》、《论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的军事改革思想》、《袁世凯的军事思想》等。在军事后勤思想方面的变化主要有：在战争后勤观上，普遍认为军队后勤在军事行动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注：皮民勇：《中国古近代军事后勤思想略论》，《军事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113页。）；在战争的物质来源上，主张发展经济、富国强兵，取之于敌、以战养战和开展生产自补；在后勤战备建设上，大力发展武器装备，建立充足的物资储备；重视军事交通运输；建立巩固的后方基地；注意提高后勤效益；进行近代后勤教育，培养近代军事后勤人才；在战略战术上，主张断敌粮道，巩固后方（注：杨庆华、刘仁亮；《中国军事后勤思想述要》，《军事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154页。）。

（三）军事后勤保障的研究中国军事近代化是从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开始的，由于西方先进武器装备的引进，战争手段变得异常复杂，导致了军队后勤保障的相应复杂化。关于近代军事后勤保障研究的主要问题和观点有：

1.军费晚清时期，战争频繁，中国的经济可以说是战时经济、国家财政成了军事财政，军费开支巨大，根本没有余资从事经济和文化建设投资。由于没有经济建设，当然更没有军费来源，这就形成经济上的恶性循环（注：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53页。）。六十年代湘淮军等勇营军队的裁撤，欠饷问题严重也是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注：翁飞：《曾李交替与湘消淮长》，《军事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56页。）。关于清朝军费的来源，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主要靠清廷的农业税收，它占有清廷的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并主要用于军队和战争的开支（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其他收入有漕政、盐政、关税、厘金和捐纳等等，与清前期的变化主要是：盐政和关税的收入和厘金收入在军费收入中的比重增加（注：童超主编；《中国军事制度史•后勤卷》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第325页。）。

解协饷制度是清王朝军费收支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央控制地方军事、经济、政治的主要手段。晚清时期，它的实行虽步履艰难，但在筹集军费的过程中，仍发挥重要作用。解协饷制度在晚清日渐衰落，有人从财政角度分析指出，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清朝的财政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财政权逐渐下落到地方督抚的手上，地方财政日益发展，导致协饷趋于瓦解，这标志着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无可挽回地走向了没落（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页。）。一方面是经济因战争遭到破坏，再就是地方实力的增强及其与中央的抗衡，这一制度的演化，反映出晚清中央与地方权力的此消彼长（注：郭太风：《解协饷制度的演化对清朝统治机制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第29页。）。

厘金制度作为清军军费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在镇压太平军、捻军等晚清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项制度破坏性是显而易见的，它严重地束缚了国内市场的开拓，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品不仅失去了关税的保护，还失去了在国内市场上与外国产品进行公平竞争的可能（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页。）。

2.武器装备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改进主要通过购买和仿制两种途径。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就主张购买和建造西洋武器装备，并采取了实质性的行动（注：何锡荣：《清军水师装备近代化的先声》，《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第75页。）。战后魏源更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于六七十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其目的也是力图改变清军武器装备落后的局面。

关于晚清军工业发展的动力问题有人指出，晚清军工业发展是一种互为条件的“合力运动”，这种“合力运动”具有突发性和被动性。促使它的形成和发展至少有四种互为条件，又相互矛盾着的社会力量，即封建政府、资本列强、民族资本、人民群众。这四种力量是“多方向、多目的”的相互制约（注：牛俊法：《论晚清兵工业发展的动力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112-113页。）。

晚清军工建设是军工现代化建设的开端，它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不能抹杀和低估的（注：刘申宁：《论晚清军工建设》，《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103页。）。但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主要由于工艺落后，中国工业基础差，资金浪费惊人等原因，中国的军工产不但产量少，而且质量低劣、价格昂贵（注：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53页。）。

鉴于此，清王朝还得从国外大量进口武器装备。其积极作用表现在清军的武器装备得到了改善，提高了战斗力，反侵略的能力有所增强。但也不能忽视大量进口武器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表现在，花费巨额金钱；上当受骗；贪污受贿；种类繁杂，极不统一，给训练、作战和后勤保障带来严重困难；在武器的购买和引进上盲目性很大；在武器装备上存在着利益集团倾向；在武器装备的管理上缺乏科学性；（注：李国华：《清末发展武器装备的心理准备》，《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版，第2期，第85页。）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受到外国控制，损害了国家主权（注：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54页。）。

有人指出，中国原本能成为军事强国的，因为中国具有实现装备近代化的经济能力，而且具有领先日本一步的条件，但心理上准备不足，主观上存在着一股排斥力，在内外压力下，表现出很大的被动性。即先是漫不经心，后是急于求成。因此，中国在发展军工方面，要注重心理建设和相关的文化建设，提高掌握与使用武器人员的素质，这是关键性的问题（注：李国华：《清末发展武器装备的心理准备》，《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版，第2期，第89-90页。）。

3.军事交通与通讯轮船、铁路、电报、电话等近代化交通、通讯手段运用于军事领域，是军队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中国军队在改进武器装备的同时，也开始引进近代化的交通、通讯工具。近代以来，传统的运输方式逐步瓦解，而代之以轮船、火车为工具的近代运输方式。关于轮船运输，有人指出，以轮船为主要运输手段是19世纪60年代从洋枪队开始的，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中方都有轮船参加运输，虽然运力很小，但却标志着中国水路军事交通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注：房立中：《试论晚清军事后勤的变革》，《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20页。）。对于铁路运输的重要性，李鸿章、左宗棠、刘铭传等疆臣在七十年代就已认识，并多次上奏清廷修建铁路，但由于守旧势力的反对，终不能实行。中法战争以后，清廷才认识到铁路运输在军事中的重要性，迫于军事上需要，清廷将一些修路计划付诸实施。至1911年，全国完工的铁路有30余条，铁路运输已被列为军事交通的主要手段。在战争中，铁路也成为敌对双方攻击的主要目标。

电报、电话等先进的通讯手段随各国商人的迁入而传入中国，并首先应用于军事。在洋务运动中，清廷在各地设电报局，并设电政大臣，同时还废驿行邮。在中法、甲午战争中，清军已使用电报、电话，作为信息传递的主要手段。虽然晚清的近代军事交通运输还比较落后，但当时这一系列变化是带革命性的（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77页。）。

4.军事医疗晚清时期，中国传统医学出现了倒退的趋势。在新兴科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解剖生理学的传入，使中国在战伤救治方面又增加了一条发展途径，一些介绍西医外科的译著和著作也陆续出现（注：房立中：《试论晚清军事后勤的变革》，《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23页。）。

（四）后勤体制变革的研究晚清后勤制度变化研究，有人作出了具体的总结：后勤管理体系由重皇权转变为重洋务；军费筹措由重赋税转变为重关税和重厘金；军费开支由以发饷为主转变为兼购置西洋军火，武器装备水平由冷兵器和火器并用的时代进入火器时代；交通通讯制度由以驿传为主转变为利用铁路、电报等（注：童超主编：《中国军事制度史•后勤卷》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第359页。）。

关于军事后勤领导权问题，普遍的观点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央皇权强大，牢牢控制着对军队的领导、管理和财政大权，地方上督抚更加有力地节制着后勤要政。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湘淮军兴起后，中央势力衰微，财政拮据，地方督抚逐渐控制着军队的领导、管理和财政大权，对军队后勤的领导权更加集中在地方。这是中国近代中央和地方权利消长的重要体现之一（注：童超主编：《中国军事制度史•后勤卷》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第320页。）。

中国军事近代化开始于武器装备，在“中体西用”思想的影响下，洋务派们对与此相适应的近代后勤体系的变革并不热心。于是，近代武器被绑在了落后的封建军事体制之上，从而无法发挥近代武器装备应有的效能，出现了在中国近代，军事体制的变革落后于武器装备变革的局面。

总体上讲，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军事后勤的变革还处在注重军事器物技艺等层面上。甲午战争中，落后的后勤保障体制是清军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战后，清廷实行军制改革，在新军中建立了完整的后勤指挥系统和后勤保障系统，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基本上完成了由器物技艺层面到军事制度层次上的变革（注：施渡桥：《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史》，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65页。）。

二、清军各军兵种军事后勤的个案研究

晚清的清军既有作为国家正规军的八旗、绿营经制兵，又有独具时代特色的以湘军、淮军为代表的勇营兵，以及后来的防军、练军。还有具有某种近代化意义的近代海军和近代陆军。近代军事后勤的变革主要是在晚清清军后勤建设中体现出来的。学术界对清军各军种、兵种的后勤研究是近代军事后勤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一）八旗、绿营经制兵军事后勤研究罗尔纲的《绿营兵制》在八十年代重新出版，对研究绿营的后勤制度和后勤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学术界对其研究的重点是：

1.武器装备方面，主要在于揭示其落后性八旗和绿营的武器以冷兵器为主，兼使用旧式火器。这些火器有些制法来自西洋，但因清廷对火器的垄断和因循守旧，不图改进，使八旗、绿营的武器装备在鸦片战争时大大落后于西方（注：张玉田、陈崇桥、王献中、王占国编著：《中国近代军事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页。）。

2.军费方面，普遍观点认为是低微和不平等八旗武官俸禄往往比同一级别的绿营武官高出一至四倍，反映了清廷在军队中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兼廉银高出正俸几倍、几十倍，成了实际的重要收入，体现了清军的雇佣军性质。单就俸廉两项法定数额而言，除了旗官最高武职正一品领侍卫内大臣外，绿营武官的岁入反而超出同一品级的八旗武官。其目的一方面为了稳定绿营武官，使其甘心为朝廷效命，一方面鼓励旗官到绿营任职，以控制绿营（注：郭太风：《八旗、绿营俸饷制度初探》，《复旦学报》社科版1982年第4期，第105页。）。就是在八旗军内部，由于种族（八旗还分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驻防地区和出身贵贱的不同，其待遇也不同。对八旗和绿营的军饷实行不同的待遇，表现在绿营低饷，武器装备皆自备，加上武官的盘剥，使得绿营士兵无力养家，军备废弛，兵丁素质低下，官兵矛盾尖锐；而对八旗则待遇优厚，使得八旗养尊处优，不堪战守（注：皮明勇：《试论清朝的绿营低饷制度》，《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第114页。）。这种俸饷制度，一方面有利于清廷对军队的控制，另一方面也是造成八旗、绿营军队战斗力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社会秩序长期安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处于长期停滞、反复重演的状态，八旗和绿营的饷章上百年没有一分一厘的变动（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2页。）。

军费问题的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八旗绿营军的没落和腐败。在八旗方面，由于清军入关二百年，八旗人口日增，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八旗生计”问题。而清廷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扩大八旗兵额，这就使八旗日益失去它作为战斗组织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转为救济机构。对绿营而言，最严重弊端就是吃空额现象极其普遍。由于绿营官兵待遇菲薄，将官就借吃空额明粮来补偿，这是绿营兵制的致使弱点和无法克服的痼疾（注：张玉田、陈崇桥、王献中、王占国编著：《中国近代军事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页。）。这一切，表明八旗、绿营的后勤保障体制已经远远落后于时展的需要，是八旗、绿营在近代反侵略战争和镇压农民起义战争中一触即溃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湘军、淮军等勇营兵的军事后勤研究湘军、淮军等勇营武装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中产生和壮大起来的。在其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中，建立了一整套具有时代特色的军事后勤体制和措施。主要内容和特点表现在：

1.湘军的创始人建立了一套独立了后勤保障体制。其中有俸饷制度，主要特点是：集饷权、兵权于将帅之手，这是与湘军的勇营性质即“兵为将有”的私属性是分不开的；优待营官制度；勇饷从优；定出一营开支极限，对军饷实行包干、定限，限制了“冒领”和不必要的开支，使官兵得到了实惠（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26页。）；对士兵军饷采取“半饷”发放的原则。这种采取“厚饷”和“半饷”发放原则，有利于稳定军心，加强控制和提高战斗力。建立粮台制度，委派专门人员建立粮台，负责饷械筹集和转运。在营中建立长夫制度，直接负责军队的杂役、运输等后勤事务，这种制度为李鸿章引用，对后来的军种配置起了一定的启示作用（注：龙方成：《试论湘军的后勤保障建设》，《求索》1994年第5期，第115页。）。

2.湘军后勤保障的主要特色是自筹饷械在粮饷方面，建立巩固的后方基地，以筹集粮饷；应用各种途径筹集军饷，如捐输、厘金、以盐抵饷、请各省协济等等。前期以盐税为主，后期以厘金为主（注：张田玉：《镇压太平天国之役湘军的后勤体制和保障》，《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37页。）。有人认为，曾国藩以史为鉴，认识到饷糈筹集的重要地位，既对筹饷、开辟饷源等关键问题常抓不懈，对冒领军饷等弊病，严加制止和纠正外，还提倡节俭，较好地解决了湘军的饷糈筹集问题（注：唐兆梅：《论曾国藩对饷糈筹集的重视》，《贵州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第51-52页。）。也有人指出，靠就地筹饷的办法，即主要靠自己搜刮，榨取民脂民膏来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就决定了湘军的掠夺本质，同时也反映出湘军是一支独立的汉族地主武装，它和清王朝既是统一体，又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注：袁首乐：《湘军经费清单的发现及其意义》，《安徽史学》，1987年第3期，第27页。）。

湘军采取购买和自造洋枪洋炮的方法改进军队的武器装备。湘军的船械来源有两个途径：一是从外购买，一是自己制造。如曾国藩从广州购买武器装备湘军水师（注：张田玉：《论湘军的后勤体制和保障》，《军事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133页。）。1861年，攻陷安庆后，曾国藩建立了安庆内军械所，专门生产洋枪洋炮。这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兵器工业的开端（注：秦政奇：《安庆内军械所——中国近代兵器工业的开端》，《安徽史学》，1992年第4期，第26页。）。

3.淮军的营制饷章在继承湘军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淮军的联伍制反映了作战工具的配备、薪水、口粮制、帐棚制，即淮军所需物资的供应制度和方法。其他方面如医疗、军装制造等虽有规定，但多不具体，至于运输、通讯等均无明文规定，可见淮军的后勤保障制度是很简陋的。淮军的后勤保障方面与湘军无多大差别，在军饷的来源上，1867年前，主要依靠捐输和厘金。此后，江海关税遂成为淮军的大宗饷源（注：陆方：《淮军的后勤制度和保障》，《安徽史学》，1992年第2期，第45页。），在武器装备方面，李鸿章在武器的购买和制造方面均比曾国藩有所进步，淮军的武器近代化程度较湘军为高。

（三）练军的军事后勤练军是清朝传统八旗绿营经制兵向全盘西化近代新式军队——新军的过渡军制，是八旗绿营兵的洋式编练。练军的营制饷章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先是直隶总督刘长佑制定了直隶练军的营制饷章，后曾国藩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其余各省的练军军制多依照这个章程，同时又有各自的特点。练军除军事建制上勇营化和装备上比较广泛地采用新式武器外，在后勤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军事后勤管理练军军事后勤建设的实权，掌握在南北洋大臣和各省督抚手中，其后勤机构也主要在地方各省；练军的“军”与“营”仿效勇营有专门的后勤建制（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7页。）。

2.饷章增加将官的薪费和弁兵的饷银，并将管理练饷的后勤权，掌于将官手中。曾国藩在制定练军饷章时，力图恢复勇营营官包干制，在饷制上力图摆脱绿营羁绊，使练军独立于绿营之外，摆脱绿营的积习，减少弊端。总体上考察，练军的薪饷低于防军而高于绿营。随着武器装备的改进，练军中还出现了炮费、衣帽银等杂项费用。可见，清军的近代化和正规化建设有了一定的进步（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9页。）。

这次整军练兵主要着眼于武器装备的改进和试行西法操练，在编制方面没有超越湘军营制的框架，因而只能看成是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初级阶段（注：施渡桥：《晚清首次整军练兵的思想与实践述评》，《军事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94页。）。（四）晚清近代海军军事后勤研究晚清的近代海军建设可以说是晚清军队近代化建设的一个创举。晚清海军虽有三洋海军之说，但在实际操作中，清廷于80年代作出了重点发展北洋海军的决定。

1.晚清海军的军费60年代后，面对着强敌环绕的形势，清王朝就计划建立一支近代海军。起初，清廷依靠总税务司李泰国向英国购买一支舰队。由于英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阴谋和欺诈，清廷的购买计划破产，并为此白白耗费了近70万两白银（注：史伟《清政府在建立了第一支新式海军舰队中糜费了多少钱？》（《历史教学》，1981年第4期）持此看法，而张玉田、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史》则认为花费了160多万两。）。70年代特别是中法战争以后，清廷决心大力创办新式海军，于1885年成立了海军衙门，专门负责海军军费的筹措。

北洋海军经费主要来源于关税厘金的协拨，即“海防经费”，此后又包括海防捐输、淮军协拨等等。由于连年战争，清廷财政拮据，用于海军建设的投入是相当有限的。而且，在筹集经费的过程中，存在着清朝中央政府和地方军阀之间，各地方洋务集团之间的勾心斗角。清政府派定的海防款项，常被地方督抚以种种理由拖欠截留。据统计，北洋海军经费从未解足分额，每年实际收入在100万两左右，占国库收入的1%左右（注：姜鸣：《北洋海军的经费初探》，《浙江学刊》，1986年第5期，第137-138页。）。

关于北洋海军的军费开支情况，有人研究指出，自光绪元年到光绪二十年，购置船炮军火的总开支达800万两白银，居各项开支之首，军港及防务设施建设共花费240万两白银，这两项开支，占军费开支的一半以上（注：姜鸣：《北洋海军的经费初探》，《浙江学刊》，1986年第5期，第140页。）。在当时的条件下，将有限的经费重点用在武器装备和基地、防务建设上是必要的。

在北洋海军的薪饷上，李鸿章吸取了英德海军的厚饷和恤军精神，同时结合中国“饷力未充，未能援引”的实际，灵活地将海军官弁的岁支俸银分成官俸和船俸两大部分，两者比例为四比六。这种重视带船和实际职务，而不专凭官街的措施，比较科学，有利于激发人的工作热情（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234页。）。此外，还对官弁伤废俸、官兵的赏恤以及各船行船公费、医药费等的集体费用作了明确的规定。

由于清王朝的财政拮据和政治腐败，在这有限的经费中有相当一部分被贪污浪费和以各种名义而被挪作他用了。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清廷挪用海军军费修筑颐和园。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多方考证。有人指出，从1885年海军衙门成立到1895年裁撤的十年中，海军的各种经费收入达2000余万，也有人认为是3000余万（注：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近代中国海军》（海潮出版社1994年，第333页）认为共2000余万两，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认为总数达3000余万两。）。其中用于颐和园工程的在600万到1000万之间（注：张利民：《清廷挪用海军经费修筑颐和园考》，邹兆琦《慈禧挪用海军军费造颐和园考证》认为达1000到1400万两，张玉田、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史》认为总数达2000万之多。）。海军军费被浪费和挪用，严重地破坏了海防建设。北洋海军自1888年成军以后，便再也没有大规模地更新舰船和武器装备。海军军费的拮据和被挪用，不能不说是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关于南洋海军的军费问题，据研究，南洋海军军费来源主要是各省特别是江苏厘金，而海关税则大部拨给北洋。南洋海防军费缺乏系统的资料，但大大低于北洋是肯定的，至多为北洋收入的三分之一（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2页。）。

2.武器装备就当时清朝全国军队而言，北洋海军的武器装备颇具领先性，北洋海军舰只装备的现代化程度及其实力，在当时的亚洲是一流的。北洋海军的舰船和武器装备绝大部分购自国外（注：［德］乔伟、李喜所、刘晓琴：《德国克虏伯与晚清军事工业化》，《南开学报》，1999年第3期，第67-69页。）。关于武器装备是以购买为主还是以自造为主，晚清的军政集团一直存在着争论，这主要体现在对于新式海军的舰船和武器的来源问题上。有人指出，李鸿章起初主张以自制为主，但由于中国经济、工业基础的落后和海防形势的危急，转而主张向西方购买为主。最后，竟发展到排斥和打击左宗棠等武器以自制为主的主张，挪用国内自制经费，来购买洋枪洋炮（注：张家瑞：《李鸿章与晚清舰船装备建设的买与造》，《军事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第108-111页。）。

3.海军基地建设清廷耗费巨额资金（570万两）建设了旅顺、威海卫两大基地和大沽船坞。为海军的给养、训练和舰船维修提供了物质基础。但大沽、旅顺、威海三基地后勤补给困难，三基地远离粮食产区，主要靠海漕运粮，而军舰的燃料也要海运，与内陆腹地交通也不发达，补给线过于漫长。这是基地建设欠妥之处（注：姜鸣：《北洋海军基地建设和晚清国防近代化》，《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第24页。）。

4.后勤体制建设完善的后勤体系，是近代战争提出的要求，北洋海军是一支在武器装备上完全近代化的海军，后勤体制不能不突破旧制，做一些新的开拓，但同时旧的思想和体制对北洋海军的后勤建设仍有着相当严重的消极影响。

北洋海军在三基地建立了复杂的后勤机构，建立了军用仓库、铁路、电报、医院等近代化的后勤保障设施。这中国军队在近代化事业中迈出的十分重要的一步。但后勤体制方面还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表现在：海军提督无权节制后勤，造成了海军内部指挥系统的多元化；各个后勤部门没有一个统一的后勤指挥机构；恤赏兵勇制度过于苛刻，不能激发士兵热情，等等（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242页。）。

（五）新军军事后勤研究对新军后勤建设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北洋新军的军事后勤建设上。甲午战争失败后，清廷被迫实行军制改革。袁世凯、张之洞等地方大员开始仿照西方军事体制编练新军。

1.后勤体制建设袁世凯、张之洞等比较重视新军后勤，将后勤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1896年后，袁世凯在新军中建立了较为系统的近代军队后勤体制，它标志着中国近代军事后勤体制的初步确立。这种后勤体制经过不断完善后，逐步推广到全国新军的编练中去，使全军有了统一的后勤统领机构和原则上统一的后勤制度（注：王其坤：《中国近代军事经济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2.军费的收支清廷通过“征天下之饷，练一省之兵”，使北洋六镇迅速成军。有人指出，北洋军费的78.3%来自辛亥革命后独立的省份。因此，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一手推翻清王朝，一手压迫南方革命党人屈服，军费上的考虑，是其采取如此行动的重要原因之一（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页。）。在官兵的薪饷上，明显的特点是北洋六镇军费充足，比旧军的薪饷有所提高。地方各省新军的军费，除少数镇是由中央的度支和陆军两部协商筹拨外，绝大多数则由地方就地筹款。有些地方督抚在军费筹措上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裁撤旧营，腾出底饷，以增加新军薪饷；借洋款充饷，等等（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280页。）。由于经费的拮据，薪饷多不能足额发放。

3.武器装备北洋六镇皆装备了西洋先进武器，并努力统一武器的口径和规格。对武器的购买、生产和保养都做了明确的规定。这进一步提高了武器装备的近代化程度。对于各省的武器装备，由于经费短缺和购买武器的混乱无章，武器装备中仍是新旧武器并存，新式武器也是口径和规格极不统一，给保养和作战都带来很大困难，限制了新式武器战斗力的发挥。但湖北新军不同，在张之洞的努力下，该军薪饷比较充足，武器装备也较精良（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48-349页。）。

另外，在交通通讯上，近代化的交通通讯设备如铁路、轮船、电话、电报等开始运用于北洋及各省新军中，但旧式落后的骡马运输仍在新军中占很大的比重。在医疗卫生上，建立了近代化的军事医疗保障制度和随军及后方的医疗机构，配备了掌握西方医疗技术的医务人员。在军事后勤教育上，创办了一些专业技术后勤学校，培养近代化的后勤技术人才（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18-332页。）。总体而言，晚清编练新军的实践，虽有局限，但促进了中国军队后期近代化的发展，其明显的进步则体现在北洋新军的建设上。至于其他各省新军的进步，则显得十分缓慢。清庭曾制定了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的计划，但直到清朝灭亡，也没有实现。其中主要原因一是经济基础异常薄弱，旧军虚糜军饷，编练新军的军费异常拮据；二是有些地方督抚蓄意抵制，在编练新军上敷衍了事，却极力加强巡防营等地方部队。这一方面反映了清廷和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旧军队的存在，地方实权人物便可以在军队开支上谎报军费开支和吃空饷，大发其财（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66-367页。）。

三、反清武装力量军事后勤研究

在晚清，与清军对立的国内武装力量就是太平军、捻军、陕甘回民起义军等农民起义军，还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领导的一系列武装起义力量。晚清农民起义总体上还没有摆脱旧式中国农民战争的模式，但它毕竟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在同国内外敌人战斗的过程中，其战略战术、体制编制，武器装备等也在发生着或多或少的的变化。同时，他们的存在，也迫使清军武器装备、后勤保障发生一系列变化，促进了中国军队后勤近代化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党领导的反清力量的后勤建设也有一定的特色。因此，研究农民起义军和革命党起义军的军事后勤建设，对探究中国军队后勤近代化也是有意义的。在农民起义军的研究上，学术界侧重于太平军。其中，太平军的后勤保障建设是主要研究内容。对于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军的军事后勤研究，尚未见专门的论述出现。

（一）太平军后勤保障研究有人把太平天国的失败与后勤建设联系起来研究。得出太平天国领导人忽视后勤建设，缺乏军事经济思想，是其军事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表现在：一是没有大力加强军事经济建设，使得太平军在军费、粮食、兵员、兵器和军事运输等方面得不到有力的支持，使太平军作战不能持久（注：华强：《太平天国军事经济思想检讨》，《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69页。）。二是存在着严重的流寇主义，没有大力加强后方根据地建设；太平军实行“因粮于敌”的后勤方针，饷事依赖兵事，对战争依赖性大，军队无根（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12页。）。三是缺乏知人善任，后勤管理不善（注：王北生：《太平天国的失败与后勤》，《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94页。）。但太平军在后勤建设上具有一定的时代特色，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后勤体制太平天国实行军政一体的制度，在经济上也实行军民合一的战时经济体制，因此，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就是军队的粮饷收入。太平军的后勤体制与整个太平天国的财政体制连是在一起的。有人指出，太平天国在首都天京有一系列的典官建制，这些中央政府所属的典官及其机构，由于职能是大多军事后勤管理和制造方面。因此，他们可以看作是太平军总指挥部的后勤军需机构（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7-99页。）。圣库制度是太平军后勤保障的根本制度。太平军的物资供应都从圣库中获取。定都天京后，设立了总圣库，又设立总圣粮，将粮食从总圣库中分立出来。就其职能而言，总圣库、总圣粮所管的事务，均属后勤保障性质，相当于总后勤部（注：张一文编著：《太平天国军事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6页。）。

对圣库制度的评价有：圣库制度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最大限度地集中了有限的财力、物力，为太平军的军事斗争提供了物质基础，它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注：吴雁南、韩品峥：《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文物》，1976年第1期，第7页。）。圣库制度后来遭到破坏是历史的必然，当时不具备坚持长期实行这种制度的社会历史条件，所以，它在推行过程中，受到了广大市民阶级的反对，受到了太平天国革命者私有思想的冲击，并且存在着管理不善、任意挥霍等问题，从而导致了圣库制度的破坏和最终失败（注：梁义群：《试论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北方丛论》，1983年第3期，第81-83页。）。

太平军在一军中的后勤建制则是明确的。太平军的基本作战单位是军，在军中设有职同监军的各类典官三十五人，其中典圣库、典圣粮等负责后勤工作的官员就有二十七人。并规定从军至两司马各级都应设立圣库负责后勤工作，这属于军的后勤系统，它们受制于军的最高长官——总制（注：张玉田、陈崇桥、王献中、王占国编著：《中国近代军事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说明太平军的后勤保障体制是相当完备的。另外，太平天国还规定了太平军的供给标准，在粮食、菜金、礼拜钱、服装等方面都有规定。在供应的先后次序上，坚持以作战部队优先的原则。其中的礼拜钱是军人的生活津贴，太平天国后期，礼拜钱还有分发。军服方面，初期比较复杂，以后逐渐统一。1855年后，太平军的服装进入统一的制式阶段，标志着太平军正规化的发展（注：张一文编著：《太平天国军事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7页。）。

2.有关后勤的军种建设太平军没有建立专门的后勤部队，但太平军的水营在一段时期内承担了从长江上游向天京和其他地区军队的大部分粮饷、物资的运输工作，在后勤运输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太平军中的女营、土营和童子军也分别承担了相应的后勤工作，对军队后勤上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此外，太平天国在天京建立了通信机构“疏附衙”，通信人员称“疏附”。在占领区各地建立分支机构，在每军的典官中也设立疏附一人，负责文报的传递工作。在占领区，通过水路和陆路，派专人用船或马传递文报，若需要通过敌占区，则派人密藏文书，进行联络（注：张一文编著：《太平天国军事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5页。）。

3.粮饷太平军的粮饷统一取之于圣库，圣库初期来源于拜上帝会者的交纳和战场缴获，同时，还创造了“进贡”和“打先锋”等形式筹措军费。后期，由于军费开支的浩大和圣库制度的破坏，加上定都天京后，天朝田亩制度没能实行，太平天国不能就地取粮，粮饷主要来自长江上游的湖北、安徽、江西等省。太平天国在它的统治区实行了“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同时，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杂税。有人指出，太平天国的粮饷筹集政策存在着失误，即过分集中其统治下的人民，摊派过重，再加上征收过程中用人不当，导致人民的反抗情绪，而没有采取“资于敌”的政策，没有重视开拓江南、江北富源，夺取清廷北运的粮饷为己所用（注：华强：《太平天国军事经济思想检讨》，《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71页。）。另外，太平军解决粮食的办法还有采购，主要的采购对象是粮商和民众，还有外国人（注：张一文编著：《太平天国军事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3页。）。

4.武器装备建设太平天国起义正处于西洋武器装备向中国引进时期，太平军的武器装备也受到了这一趋势的影响。在斗争中，太平军也开始利用西洋武器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关于太平军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建设，主要表现在：太平天国的初兴阶段便开始了由冷兵器向热兵器的过渡，主要表现在火器的普遍铸造和广泛使用上，不过，这时期主要使用的是旧火器；太平天国后期新旧火器更新较快，较大量的使用洋枪洋炮。在西洋武器的来源上，主要有战场缴获、以高价向外国购买和设厂仿造三个方面（注：蓝振露：《试论太平天国的军火进口贸易》，《史学月刊》，1991年第6期，第42页。）。在太平天国后期，还建立了洋炮馆，它是战时军械所，负责维修洋枪洋炮，制造西洋子弹、炮弹。在李秀成的建议下，太平军中也建立了自己的洋枪队，并聘请洋人训练（注：华强：《太平天国军事经济思想检讨》，《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75页。）。所以，有人指出，中国军队的近代化历程，首先是从太平军中开始的。在激烈的战争实践中，太平军不断改善武器装备，从而大大缩小了武器装备近代化历程，甚至势必很快赶上或超过中外反动军队武器装备的近代化程度（注：朱哲芳：《太平军兵器近代化探略》，《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第115页。）。在这种形势下，太平军主要的敌人湘军和淮军也不得不引进洋枪洋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军队的近代化进程。

由于太平天国领导者并不重视军队武器装备的改进，太平天国的武器近代化主要出现在李秀成统帅的太平军。从整体上看，太平军的武器装备改善有限，近代化程度低下，多数太平军将士仍然使用原始的长矛大刀和抬枪抬炮（注：华强：《太平天国军事经济思想检讨》，《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76页。）。

（二）资产阶级革命党起义军的军事后勤研究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主张以暴力革命手段，彻底推翻封建专制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政府。有关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军事后勤的研究，涉及到军事后勤思想、后勤体制和战时后勤保障等。

在对资产阶级军事后勤思想的研究中，孙中山的军事后勤思想是主要内容之一，而且其范围远远超过晚清，包括了孙中山战斗的一生。孙中山批判地吸收了中外后勤建设和后勤保障的理论精华，在组织领导武装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军事后勤思想。主要是：1、科学地认识到军事实力与国家经济之间的关系。认为战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较量，也是经济力量的较量，主张大力开发中国资源，发展中国的实业，建立强大的国家经济，进而“努力实行扩张军备建设”。2、后勤准备是进行武装斗争的先决条件，主张“先筹备大款，然后举事”，要充分准备对前方作战的接济（注：石文年：《孙中山军事后勤思想探讨》，《军事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第151-152页。）。3、注重军队后勤建设，主张统一编制，整顿饷务，裁汰冗兵，以节约军费。4、重视军队的武器装备建设，提出海外援助、“因械于敌”等思想，后来主张加强军工建设，扩大兵工厂，保障军队有充足的武器（注：谢健、毛振发：《孙中山军事思想的几个问题初探》，《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5、认识到军事交通和国防工业对加强国防的重要作用，主张发展军事交通和振兴国防工业（注：毛振发：《孙中山军事思想论述》，《中国军事科学》1996年第4期，第129页。）。

在军事后勤体制建设上，在孙中山制定的“革命方略”中，曾拟订了国民军的后勤体制与章程。另外，辛亥革命期间，各省军政府和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期间，在后勤体制上还有所建树，颁布了一系列军事后勤条令，在军事后勤体制、各军队和军事机构的供应标准都有了明确的规定，但由于辛亥革命的果实迅速被袁世凯篡夺，以及在军费上的困难，基本上没有贯彻实施（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448页。）。

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党人在全国各地连续发动了大小十几次武装起义。由于他们大多借助于会党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组织起义，且力量均比较弱小，持续时间也比较短，因此，这些起义并没有建立正式的编制和后勤保障机构。关于他们的后勤研究，主要体现在对起义经费和军械的筹措上。历次起义的枪支、弹药的购买费，起义士兵的伙食费，绝大部分是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在世界各地的华侨中募捐得到的（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95-417页。）。关于起义的武器，主要是海外购买输入，炸弹多是自己制造的。武器装备的购买、制造与运输，都是非常艰险的。辛亥革命前的历次武装起义多是由于军费和武器的短缺而遭到失败。没有充足的后勤保障，无疑是起义军失败的重要原因。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军的后期工作主要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武器装备方面，与以前从海外购买武器为主不同，革命中主要是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如运动清军反正、战场上缴获、直接占领清军设在各地的军火仓库和军械制造工厂。由于武器来自各个方面，因此革命军队的武器口径和规格极不统一，这给维修和保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422页。）。由于新式武器的短缺，冷兵器和旧式火炮仍大量应用于革命军。

革命军的军费来源，首先是来自国内，有革命党人的会费和捐款、没收敌人的藩库，后一项是军费的主要来源。当地群众和工商各界人士受到辛亥革命的胜利的鼓舞，对革命事业进行了公开的财政支持，也是军费的主要来源之一。其次是来自华侨与港澳同胞的捐助。华侨支持革命的款项绝大部分是义捐。虽然革命组织也发行了一些债券，但持这种债券的华侨并不要求一定兑现。

尽管如此，由于封建势力军事进攻和外国列强的经济遏止，革命军的军费仍然是相当紧张的。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感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军费支出庞大，入不抵出（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435页。）。帝国主义借口关税是清政府所借外债和赔款的担保品，劫夺了各省军政府的一项重要的税收——关税。面对财政危机，南京临时政府和各地的军政府不得不发行纸币、军用券和公债券，而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则主要依赖外债，其购买军火的费用，也多来自外债。据研究，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期间，其财政来源的一半以上来自外国的借款（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436页。）。经济上依靠他人，军事和政治上必然的不能自主。革命政府对革命军后勤保障的诸多困难，导致军队战斗力的减弱，这反过来又导致了革命政府在政治上的软弱，不得不向中外反动势力妥协。

四、晚清军事后勤研究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军费理论范文篇7

在美国参与的重大海外战争中，除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使其元气大伤外，无论一战、二战，还是冷战之后的几次战争，美国在经济、政治和战略上都大有斩获，实力得到了增强。所以，许多分析家认为，美国此次对伊战争不会亏本。1991年的海湾战争，国际社会公认美国赚了钱。美国官方称，海湾战争总费用为610亿美元(换算成目前的币值约是800多亿美元)。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由34个国家组成，美国之外的国家派出的作战部队约占总兵力的24%，但它们支付了战争总费用的88%。仅沙特阿拉伯、科威特、日本3国就承担了其中的484亿美元。美国实际在海湾战争中只花了70亿美元，不足全部战争费用的12%。

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使用高科技武器的战争，美国和北约至少出动了700架战机和20艘战舰。英国《金融时报》引述金融分析员的话说，持续了78天的空袭行动，估计耗费70多亿美元，每天大约耗资1亿美元。该报说，美、英、法承担了大部分的军事开支。当然，美国出“大头”，在3/4以上。

美国对阿富汗发动的反恐战争，两个月就告结束。这是一场代价昂贵的战争，单是军费，美国就花了100多亿美元。国防部没有公布官方版的战争经费，但它告诉国会，战争前3个月就支付了38亿美元。目前美军在阿富汗保留了8000名美军，继续搜捕恐怖分子和协助卡尔扎伊政府，每月需要数亿美元的经费。出兵阿富汗的国家还有英、法、德、土耳其、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约旦等。在开战之前，美国并未承诺替这些国家提供军费。这些国家只好“AA制”自掏腰包。

那么，这一次美国攻打伊拉克会付出多少经济成本、又获得多少政治利润和战略利益呢?

美国的战争费用知多少?

由于计算者角色身份和计算方式不同，目前存在不同的战争费用版本。

一种是美国官方的计算。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米切尔·丹尼尔斯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称，他估计伊拉克战争所需费用大概在500亿至600亿美元之间，这远远低于此前白宫官员的估算。这一数字，比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时的军费开支要少一些。如果按目前美元可比价格，当年的军费开支大约是800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不超过600亿美元的军费开支预算是建立在能够速战速决的预测基础之上的。如果战争拖延长达一年，战争军费开支可能将增加到1400亿美元。不过，这也仅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5%。

根据美国国防部预算部门的估计，美军计划从攻打伊拉克，打败伊拉克，占领伊拉克，重建伊拉克，以及从攻入伊拉克第一天起就必须开始的人道援助，总共将花费高达950亿美元之巨。这还不包括萨达姆在做“困兽之斗”时，对伊拉克经济基础建设所进行破坏的复原经费。

美国国会所进行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如果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军费及相关支出将令美国纳税人在今后数年间每年承担约200亿美元费用。对战争的直接军费开支的预测只是预测军事冲突代价的一部分，事实上，冲突后的各项花费可能更惊人。据美国国会预算局的一份报告表明，维和士兵的人数将在7.5万到20万之间，维持和平的时间在5年到10年之间。如果按照目前在科索沃的美国维和士兵的花费——每人每年20万到25万美元，总额最少是750亿美元，最多是5000亿美元。

另一种是来自学界的计算。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诺德豪斯，在《对伊拉克战争：费用、后果和选择》报告中强调，对伊拉克开战的开销非常庞大。

首先是占领伊拉克和维和部队所需的庞大费用。占领伊拉克平均每年要花费170—450亿美元。如果战后的局势和阿富汗战后的局势一样敌对，这一数字可能还要更高。这还只是一年的费用，而战争可能“至少需要5年，甚至可能延长到20年。因此最保守的估计可达750～5000亿美元”。

根据诺德霍斯的估计，用于国家重建的费用可能达到300亿美元。如果马歇尔式的计划(又称欧洲复兴计划，二战后在德日推行的“西式民主”)在伊拉克实行，各种费用还要大幅增加。诺德霍斯估计，如果要使伊拉克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伊朗或埃及持平，且伊的半片江山都有待重建(考虑到伊10年来所受的制裁和空袭的可能)。如果按照联合国为黎巴嫩、东帝汶和波斯尼亚等地重建所作的估算标准，每个伊拉克人1年应该得到不低于1000美元左右的补贴，这样算来，重建投入应该在250亿美元一年，因为伊拉克人口大约是2500万。但伊拉克重建不仅缺少资金和基础设施，也缺少社会基础，因此应该至少将时间延长到6年，这将至少增加750亿美元。这样一来，伊拉克重建将从一般性重建所需的250亿扩张到近1000亿美元。

接着是对伊拉克甚至可能是其邻国的伤病员和难民的人道主义援助费用。考虑到其中的变量，这一数字很难确定，诺德霍斯估计有100—500万人将需要援助，按照1到4年的时间计算，这笔费用可能在10—100亿美元之间。

最后是这场战争对全球造成的损失。最重要的是它给石油市场带来的巨大冲击。最坏的局面是：石油产量减少25%，而油价攀升到75美元/桶，天然气价格也将随之上升到3美元/加仑。美国每年用于石油进口的费用将增加到2000亿美元，由此带来的震动和通货膨胀可能导致美国出现经济萧条。诺德霍斯相信，如果不考虑给石油市场带来的震动或生化武器的使用，战争的损失也可能达到16000亿美元。

诺德霍斯总结说，布什上台以来已花光了美国本年度3600亿美元的联邦财政盈余，现在美国正再次面临财政赤字。令人担心的是，庞大的军费支出将扩大布什政府财政赤字，影响教育、卫生、就业培训以及其它多项社会福利支出；这仗一打下去，美国虽然赢得胜利，但实际的经济以及政治付出将难以估计。

在战争中亏本还是发财?

战争对美国经济间接的影响——一种普遍的看法是：世界经济连同美国经济一并会遭到重创。

分析家认为，美国消费者信心会因为对伊战争不断下跌，消费者开支是美国经济活动的重要部分，占了大约2/3，如果消费者不花钱，美国经济就迟滞不进，而美国企业因担心恐怖袭击而用于加强安全防范的费用大幅度增加，势必影响美国的生产力和经济增长。

目前美国利息水平是40年以来的最低点，但是随着战争可能发生，经济势将受到更大打击。但经济学家担心，利息长期处于低水准，长久下去容易造成部分泡沫化现象。美国十分具权威的经济评议会最近对5000个美国家庭所做的调查发现，消费者对经济前景的担忧正在加重。就业市场不佳和金融市场起不来，油价只升不降，以及战争不安情绪不断升高，与可能再出现的恐怖攻击威胁，令民众无心消费。

摩根斯坦利的首席经济学家洛奇认为，对伊拉克的战争可能会引起新的油价上涨，而对处于缓慢增长中的美国经济来说，这种石油冲击足以让它重陷衰退。如果油价从现在的每桶30美元涨到45美元，则企业和消费者的成本都要增加，对非能源类的商品和服务的支出也会减少。企业可能更加不愿意去投资，而投资和消费的信心都会降低。

石油产量上的减少会导致石油价格的猛升，在美国甚至世界范围内造成很高的通货膨胀率。在“比较糟糕的情况”下，经济学家估计石油价格将会上涨3倍，高达每桶75美元(2002年平均每桶25美元多一点)，每加仑汽油的价格因此将上涨至3美元。这样一来，美国进口石油的费用每年将上涨2000亿美元。石油价格的冲击和通货膨胀将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持续两年半的时间，因此总额就成了5000亿美元。

一些分析家认为，这场战争带来的经济衰退可能让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下降2%～5%，大约是2000亿美元到5000亿美元(按现在的美元价格)。

美国一家研究机构认为，如果对伊战争旷日持久，美国经济将再次陷入衰退，今后10年的经济损失将高达1.9万亿美元。预计本财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将高达3040亿美元，创历史最高纪录，下财年的赤字更将高达3070亿美元。对伊动武所花费用，就算以最保守的400亿美元计算，对政府财政来说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但是，一些经济学家不认为对伊战争会让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因为“倒萨”行动成功后，伊拉克的石油产量会增加。达拉斯的经济学家考斯格罗夫称，如果伊拉克的石油生产能够放开，那么短期内油价会降到每桶15至20美元，这对世界经济是个利好。德意志银行伦敦分行的石油市场分析家谢明斯说得更加明确：美国正与英国、日本就石油储备问题进行协调，一旦对伊开战，以美国目前近6亿桶贮存总量的战略储备，每天可以向世界石油市场投放420万桶原油，这不仅足以弥补由于开战造成的中东石油缺口，而且还可以大赚一笔。

事实上，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虽然沙特和科威特分别在战争中损失了600亿和400亿美元，但是由于海湾战争后的每桶原油比战前高出20多美元的价格持续了一年，这又使得它们从出口石油的利润中得到了补偿。照此分析，这次布什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完全可以一边打仗一边让全世界石油消费者替美国支付战争经费。也就是说，美国可以做到让军火和石油为战争埋单。再考虑到战后美国还可以从伊拉克获得巨大的战略与石油利益，几乎可以肯定地说，美国在此次“买卖”中绝不会亏本。

军火买卖也会在战后成为美国经济亮点。据专家估算，一架售价5000万美元的F—16战斗机，其利润在50%以上。近年来，借助实战展示新式武器的性能越来越成为美国推销新型武器的新方式。1991年的海湾战争，就是先进武器的展示平台。战争中大发神威的美国主战坦克、飞机、精确制导武器等，成为战后各国追逐的对象。在这次海湾战争中，美国将使用最新的适合信息化时代战争的武器。例如，最新型的主战坦克M1A2，其数字化电子设备的比重达到90%。这些高科技新型武器，往往是其他国家的科研水平所达不到的，要想拥有就得找美国买。所以，一旦仗打完了，就会引来大批订单，美国只需要做好收钱的准备就行了，美国的军火商们又要大发一笔了。

战争费用不等于经济成本

伊拉克仍将存在，虽然萨达姆政权、萨达姆时代行将结束。美国“改造伊拉克”的基础就是仿照阿富汗的方式重新安排伊拉克的权力格局。这就是美国不惜血本要推翻萨达姆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军费理论范文篇8

当代世界生产力飞速发展，各国间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中国生产力发展相对落后的局面，向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的新要求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二是国际上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有时甚至肆无忌惮。苏联解体后，原有的国际战略平衡被打破，美国利用它超强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不断加快对其他国家进行武装干涉的频率，并发动了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据美国国防部统计，自1989年“柏林墙”倒塌以来，美国对外动用军事力量已达40多次，平均每年对外用兵5次以上，大大超过其在冷战时期对外用兵年均2．8次的纪录。三是各国间以科技与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其核心是谁能占据科学技术水平的制高点，更快地发展生产力，更有效地增强本国的综合国力。引起上述诸方面变化的重要原因，是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美国之所以能够在和苏联的冷战中获胜，在国际上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的生产力水平与其他国家相比保持着较大的相对优势。2000年美国经济总量占世界GDP总和的28．6％，超过欧盟15国所占比重，相当于俄罗斯的25倍；军费开支达2890亿美元，占世界军费开支的41．5％；研究与开发投资达2640亿美元，占世界研究与开发投资的45％。是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使美国得以保持着巨大经济总量、高额军费开支、超强军事实力和在世界各地的“前沿存在”。热衷于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国家认为，只要掌握了先进生产力，就掌握了强权，就可以垄断国际事务的发言权、支配权，并按照自己的意志“领导”甚至主宰世界；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主张社会正义、爱好世界和平、深受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之害的国家来说，只有掌握了先进生产力，才能赢得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才有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在国际事务中才能享有平等的发言权。

当代世界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生产力也有较快发展，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01年，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6位。中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国际影响显著扩大，民族凝聚力极大增强，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生产力虽然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先进生产力无论在质还是在量上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虽然经济总量迅速扩大，已经跻身于经济大国行列，但总体质量不高，还不是经济强国；虽然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但与拥有近13亿人口、5000多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的要求还不相称；虽然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但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这一切就决定了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必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大力发展生产力，重点要加快发展先进生产力。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和激烈的国际竞争，对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来说，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仅反映了实现综合国力再度跃升，国际影响继续扩大，民族凝聚力更加增强，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而且反映了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共产党执政地位持久巩固、祖国统一早日实现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

文化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间文化的相互融合与渗透、矛盾与冲突，中国文化建设面临新的问题，向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大力发展先进文化的新要求

当代世界的重大发展变化之一，是文化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正在成为各国相互关系的重要内容，文化的矛盾和冲突也趋于成为国际竞争和国际冲突的一个方面。综合国力不仅包括经济、军事、人口和国土等物质“硬件”，而且包括国家的战略意志、国民精神、民族文化力、对政府的支持力以及社会凝聚力等精神“软件”；一个国家强大与否，不仅取决于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同时也取决于文化实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现代科学，没有先进技术，就会被动挨打，而如果没有优秀历史传统，没有民族精神，没有社会政治制度认同，则会不打自垮。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因为文化作为人文素质，制约着人力资源的质量；作为价值观念，制约着人们的价值追求和行为方式；作为社会心态和社会环境，制约着人际关系和道德准则；作为知识信息和思维方式，制约着国家的教育水平和民族的创造能力；作为历史传统，制约着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自信心；作为稳定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制约着特定社会经济、政治秩序的建立、巩固与传承。文化的力量是巨大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发展，世界文化的交流更加深入，竞争和碰撞也更加激烈。在当前世界不同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中，不仅西方文化以自己为中心建立文化霸权，进而主导世界文化发展趋势，借此“西化”、“分化”非西方国家的意图越来越明显，而且西方文化与其他文化相比，因为借助了先进科技手段而传播速度更快，影响范围更广，对其他文化的消解功能更强，也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因此，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无论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还是维护国家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使中华民族永远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也无论是继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传统，还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精神、政治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党和国家工作都必须把文化建设放在重要地位。我们不仅要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在经济上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而且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大力发展先进文化，巩固自己的文化阵地，在积极吸收先进文化的同时坚决抵制和挫败敌对势力在文化上对我“西化”、“分化”的图谋。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们的国家才会长治久安。

一些长期执政的政党先后丢掉政权的教训，党群、干群关系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向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改善党群、干群关系中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新要求

军费理论范文篇9

军事租赁具有以下法律特征：一是出租人的广泛性。出租人是租赁物的所有权人或合法使用权人。具体包括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集体组织、军事部门、个人等以民事主体身份参与契约的一切主体。二是承租人的特定性。在军事租赁中，承租人仅为军事部门、军事单位及其代表它们的单位或个人。至于什么级别的军事部门、军事单位和个人才有缔约权，需要法律加以明确。三是客体具有军事价值性。军事租赁的客体必须具备一定的军事价值，也即可以为军队建设和军事行动所用，不具有军事价值的物件是不可能成为军事租赁客体的。四是军方的优先契约性。军方的优先契约性是军事租赁具有军事属性的体现，也是保障紧急状态下国防利益的现实需要。五是等价有偿性。等价有偿是租赁的基本特征，军事租赁也不例外，军方在优先契约权下取得的合同利益，也需要付出对价。比如在抗洪抢险中，村民甲拥有的一艘冲锋舟同时被连队乙和村民丙看中，则乙连队只能在同等价位下优先租得该冲锋舟。

二、建立多样化军事任务中军事租赁法律制度的现实意义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各类物品产权关系的日益明晰，公开平等交易制度的逐步确立，给军队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时的资源筹供带来巨大影响。发展军事租赁是开辟资源配置的新渠道、新思路，即以很低的资金代价获得对一定军事资源的使用权，从而有效解决我军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时的资源短缺问题。实践呼唤制度，制度保障实践，只有对军事租赁立法，才能从制度上保障军事租赁的健康发展。

（一）军事租赁立法有利于保障多样化军事任务资源需求

近年来，我国自然灾害频发，军队在南方雪灾、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等大灾大难中发挥的应急救灾作用，成为新时期我军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伟大实践。随着我军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常态化、规范化，受军内外因素的影响，军事租赁实践不断涌现。从内因上看，军队内部寻求解决军费短缺与军事资源需求量大这一矛盾的有效手段，自然促进了军事租赁的发展。军队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中对物资需求的临时性、突发性特点，决定了采用租赁形式将大大提高军费使用效益。从外因上看，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民用租赁市场的完善、生产和资本流动频繁等因素，极大刺激了军事租赁的需求。然而，在缺乏法律制度保障的情况下，军事租赁的顺利发展客观上受到阻碍。其原因在于：军队是一个高度集权的组织，下级严格服从上级意图，任何另辟蹊径的做法都有可能不受鼓励。在军事租赁领域，如果没有明确授权，军事人员将不会轻易尝试这一资源筹供方式。更为重要的是，军事单位不是自负盈亏的经营性组织，没有独立的财务收支能力，有关人员主动采用租赁方式的可能性很小。

（二）军事租赁立法是国民经济动员制度的必要补充

不可否认，军队在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中，作为国民经济动员制度的军事采购、军事征收、军事征用在资源筹供中各自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这些行政性、命令性色彩较浓的制度，远不能满足市场经济条件下军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需求，这就需要充分发挥军事租赁制度的补充功能。军事租赁弥补军事采购的动员缺陷。军事采购与军事租赁相比而言，

首先，二者物权变动形式不同。前者是永久性转移资源的所有权，后者则是临时性获得资源的使用权，期满即还。物权选择上的根本性差异，使得二者在制度安排、实践操作、支付对价和风险转移上都大相径庭。

其次，军费使用上的不同。通过分批次交纳租金，可以有效缓解军方资金紧缺的压力，运用融资手段达到“融物”的目的，有利于有限军费的周转。

再次，合同契约灵活性不同。从我国现行军事采购制度来看，其具有很强的计划性，供给主体相对确定，客体主要是军队所需的永久性物资，但灵活性远不及军事租赁。另外，在军事租赁中，当事人的地位基本上是平等的，出租方的义务仅在紧急状态下有所加强。军事租赁以上优势，有利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保障民间资源投入到多样化军事任务中来，大大增强国民经济动员潜力，很大程度上弥补军事采购的不足。军事租赁弥补军事征用的动员缺陷。从区别上看，首先，两者强制性不同。军事征用跨越公权与私权两大领域，是典型的公权对私权的限制和干预，对民间资源采取“拿来主义”。而军事租赁更多的是关注互利，追求等价有偿。其次，两者性质不同。军事租赁是一种契约关系，交易主体双方处于平等地位。军事征用则是纯粹的国家行为，是国家利用自身权威实行的一种强制性制度安排。

第三，两者的作用范围、层次不同。军事租赁一般是军民两方的直接交易，属于微观领域内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而军事征用须由军方向国防动员机构提出需求，国防动员机构再利用国家权威与相对方进行交易，其有严格的程序性要求。

第四，两者支付原则不同。军事租赁的租金是按照市场行情确定的，而军事征用补偿的多少要根据国家财政状况、当时市场行情、征用相对人的具体情况等来确定。军事租赁弥补军事征收的动员缺陷。军事征用与军事征收有着本质区别，军事征收剥夺了物主的所有权。与军事租赁相比，军事征收无市场品质可言，谈不上主体双方的平等自愿，物主大多处于被动的地位。而军事租赁在充分尊重各市场主体的前提下，更富有关注民生的情怀，能够不断激励军民资源的融合，是实现寓军于民的重要途径。在微观经济层面，军事租赁的市场交易品质必然刺激出租方积极追求缔约行为，便于更多外部资源参与到多样化军事任务中来。可见，在多样化军事任务突发性强、紧迫性高的现实环境下，军队平时战备物资不可能满足多样化军事任务需要，靠临时大量采购也不现实，靠征收征用又必须遵守相关繁琐程序，靠发动群众捐献又十分有限，这就为建立军事租赁法律制度创造了必要条件。

三、建立多样化军事任务中军事租赁法律制度的构想

结合我国军事立法实际，应着眼于完善军队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法规体系这一目标，与其他经济动员制度一道，建立层次鲜明、可操作性强的军事租赁法律制度。

（一）军事租赁立法的基本原则

保障军事利益原则。军事租赁的国防义务性要求它服从和服务于军事行动，并以追求军事效益最大化为目标。但作为承租人的军方不能利用缔约权或发包权从事营利活动。确立这一原则，是军方在紧急状态下行使优先缔约权的正当性基础。尊重市场规律原则。军方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以平等主体身份参与到租赁合同缔约中来。在赋予军方优先缔约权的同时，要约束其特定权利的行使，尽可能降低租赁成本。军方按级赋权原则。不同级别的军事单位或部门要量力而行，能履行多大的义务，就享受多大的权利。立法应将租赁决策权和执行权赋予相应的军事单位或部门，保障军事租赁实务的可操作性。区分平时状态与紧急状态原则。军事行动与其他政府行为的显著区别之一，就在于它平时状态的相对封闭性和紧急状态的紧迫性。立法一方面要对紧急状态界定，另一方面要明确军方在该状态下享有的优先缔约权。

（二）明确平时状态下军事租赁主体的权利义务

军队在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过程中，并非时时处处都面临紧急状态。在非紧急状态也就是平时状态下，军事租赁合同与民事租赁合同没有本质区别，此时应重在规范承租人（军方）的权利义务。承租人（军方）行为规范。基本设想：一是权限划分。军委掌握事关全军建设大局的军事租赁决策权，以及大规模租借外军武器装备的决定权；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掌握与自身职责相一致的租赁决策权；军级以下单位主要在后勤物资保障方面拥有租赁决策权，最小单位可至连队及旅团机关各部。二是决策机构。为保障基层单位一定灵活性，可规定由各级党委支部决策、军政主官决定、军人委员会决议、军人大会表决等，目的是保证决策的正确性、适时性。三是决策程序。物资租赁需求可由有关单位、部门或人员根据军事行动需要提出议案，或者直接召开决策会议，必要时采取论证、听证、表决等形式通过。四是执行机构。由决策机构指派，受决策机构领导并向其报告工作，事关重大的事项应有财务部门负责人参加。五是财务保障。应由财务部门统一负责，采取实时支付、划拨、报销等方式予以保障。六是签订合同。军方代表应本着负责、严谨的态度与出租人缔结租赁合同。七是履行合同。军方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恪守诚实信用原则，维护良好的国家和军队信用。八是检查监督。可由纪委或财务部门进行监督，纳入各级审计、监督范围。

（三）明确紧急状态下军事租赁主体的权利义务

出租方义务的加强。为维护国防利益，出租方在紧急状态下的义务有所加强。表现在同等条件下出租方有让度与第三方缔结合同、保障军方优先缔约的义务。这种义务对出租方而言并没有经济上的损失，而是有可能波及第三方经济和其他利益。当然，这种义务仅限在国内军事租赁有约束力。承租方权利和义务。权利方面：应注意的是军方在对待优先缔约权时，不可随便加强这种公权力，要么严格平等缔约，要么转化为其他动员方式，比如军事征收、军事征用、军事采购。义务方面：由于紧急状态下的诸多复杂因素，租赁物在使用过程中极有可能发生毁损灭失，导致军方不能完全履行归还义务，此时应按合同约定处理或按市场行情给予赔偿。

（四）建立军事租赁租金评估与风险预测机制

军方代表对租金正确评估和对风险的合理预测，是开展军事租赁业务的基本要求，也是谨慎使用军费的具体体现。军事租赁租金评估。租金与租赁物构成军事租赁的两个最核心的要素，是缔约谈判的主题。一般情形下，军事租赁的租金构成主要包括：租赁物购置成本、缔约手续费、利润。这就要求军方熟悉租赁市场，从“双赢”的角度进行评估。军事租赁风险预测。与其他经济动员方式相比，军事租赁的风险持续时间长、不确定性高，军方加强租赁风险预测更为必要。一是经济风险。在签订具有国防意义的双边或多边租赁合同时，我方要做好相关国家经济风险的预测，重点关注其产业走向、债务限额、汇率利率、贸易壁垒等因素，防止经济风险出现造成我方吃亏。二是政治风险。主要是在与他国缔结军事租赁合同时，评估其政局态势、内阁倾向、民意基础、执政周期等要素，防止因其政局突变而无法履约造成我方重大损失。三是信用风险。主要指出租方未能按合同约定向军方交付租赁物所带来的风险。对此承租方应该选择那些实力雄厚、诚信良好的出租人。四是技术淘汰风险。关键在于对租赁物技术性能的可行性研究和对未来科技进步、战争样式等因素的评估，尤其对技术更新快的租赁设备，租期应确定在合理期限内。

（五）建立军事租赁权利救济制度

军费理论范文篇10

1、“美梦路径图”的由来

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年代，美国因为庞大的军事开支和国外贸易竞争的日益激烈，就已经面临了贸易赤字的问题。然而，当时毕竟美元与黄金挂钩，使得美国在面临黄金储备流失的问题上不得不考虑其贸易逆差的问题，经常性地通过提高关税、实施贸易配额和美元贬值等方式来改善贸易条件。但是，由于美国不愿意削减其消费效用和庞大的军费开资，仍然不能从根本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在尼克松的时代，他宣布了黄金禁运，并脱离了美元金本位，进一步让美元贬值，以减少美元外债价值。

似乎在这个时候，美国人意识到可能已经发现了一条可以不劳而获地安享他人财富的路径，那就是对贸易逆差不必过于在意，通过增发美元，贸易顺差国家将不得已将美元外汇投资到美国，美国人可以安享财富而不必削减消费效用和军费开支。

到了第二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时代，以东亚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国家和地区让本国货币紧盯住美元，形成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从而赚取大量美元外汇。由于没有了美元与黄金的挂钩，美国在货币发行量上得以以其贸易状况为标准过量发行美元。美国之所以能够无视长期巨额逆差甚至故意制造逆差，原因在于他们相信：由于长期经济发展的依存关系，贸易顺差国家对于这些美元外汇的处理上没有太多的选择权，只能将赚取的外汇重新投放美国，购买美国的各种证券及金融衍生品，把钱借给美国人消费，从而形成一种美元回流的状态。故而，本文将该过程称为美国人之梦路径图，简称“美梦路径图”。

2、“美梦路径图”的全过程

对于美国的赤字借贷循环，贸易顺差国家在处理美元外汇时面临的三条选择，如图1所示。其中，对于贸易顺差国而言，第一条选择路径显然是不可取的，美国的战略家们显然也以这一点为假设而进行了下面博弈的设想。

第二条购买美国企业的选择也许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危机爆发之前，美国不会允许的确也没有允许贸易顺差国购买其关系未来经济制高点的相关企业。比如，中海油购买美国的优尼卡石油公司的遭遇就是典型，优尼卡在美国石油公司中仅排在第七名，所掌握的资源也不太多。但是，这件事就遭到美国新闻界大肆渲染，引起美朝野震动和不安，一些议员以国家安全为理由的反对，最后使这桩收购案流产。在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前提下，美国绝没有对产业安全问题掉以轻心，美国显然会采取经济手段之外的方式进行干预。因此，在图中我们说购买美国的关系经济制高点企业的行为实际上被禁止。

剩下的选择只有第三条路径，把依赖低端产业靠辛苦积攒挣来的美元外汇回流美国，为美国的消费和经济发展融资，这样做的后果抬高了资产价格同时也压低了美国的利率水平，进一步加剧了流动性过剩。

最终，如图1所示的博弈过程，美国在已知贸易顺差诸国只能将美元外汇投放美国的前提下，本可以选择紧缩开支和节约消费来逐步长期赤字的贸易状况，但是美国似乎选择了另一条途径，通过扩张美元货币使美元通货膨胀，并在适当的时机使美元贬值，从而使得美元外债实际价值缩水。美元在历史上曾多次进行过贬值，以改善贸易条件并使外债缩水。1985年的“广场协定”，降低美元对日元与马克的比价，协议生效后的两年时间里，美元对日元的汇率降低了51％。最近几年也频频向中国施压，意欲迫使人民币升值都是这一路线的经典反映。

这样精湛的逻辑推演出的似乎是一条稳定的路径，该路径跳出了以债权人为导向的经济思维，是在长期的国际经济借贷关系角逐之中美国人摸索出的超出经典经济学理解之外的一条安然享用财富的办法。因而，相当能够掩人耳目。通过该路径美国人建立了一种灵活的新型全球剥削，达到了任一早期的帝国体系都没有取得的成就。

3、内在不稳定性

由债权国将过剩的美元投资于美国的这种美元环流的过程，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盘绝妙的棋局，但是从其内部流程细看，这种过程是具有其内在的不稳定性的。“美梦路径”能够稳定的关键在于需使外债实际价值不断缩水，而不能是超出其未来偿付能力的持续增加。由于近些年美国对外战争不断，军费开支不减反增，国内消费水平又不肯节俭，只是依赖或者说故意依赖这种不稳定的剥削体系。如果外在的环境不是按照美国预先的设想所运行的话，或者说债权国不允许其本国货币对美元升值，或者即使美元一定程度的贬值仍不足以改善贸易条件，美国对外债务实际上是在不断增加。那么，其结果势必要以剧烈的变动来改变目前的这种格局，也就是说此处埋下了危机的祸根。

如下图2所示，在美国贸易逆差的情况下，美国扩张其美元货币供应量，这些美元以贸易支出的形式流转到顺差国手中，并最终以购买美元资产的方式回流到美国。在此过程中，不但顺差诸国因美元外汇不断的增长而兴奋，美国国民也同样会陶醉在资产财富增加的假象之中。随之而来的是消费的继续攀升及储蓄率的下降，要维持这种较高的效用水平是必须继续依赖这种借贷关系的，从而使得外债继续增加及本国资产价格过度的膨胀，“非理性的繁荣”时期的到来预示着一场金融危机就在眼前。

美国如此债务过度循环的后果是吹大了资产价格的泡沫，金融资产价格泡沫越聚越大，金融风险相应增加，虚拟资本膨胀的程度严重超出了实体经济的支撑能力，来自外部的微小的冲击就能使得本已积累很大系统风险的整个金融体系轰然倒塌，也必然葬送“美梦路径图”。金融危机的后果不但给美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同时也必然给全世界尤其是近年来对美贸易顺差较大的东亚新兴经济体带来巨额财富损失和严重的经济冲击。

二、债务循环积累的扭曲借贷关系引发经济先膨胀后紧缩

如图3所示，美国对外贸易经常项目逆差总体上呈逐年扩大趋势，外国在美资产亦是显著增加，表明美元环流的现象在危机爆发前是愈演愈烈的。

我们可以把过剩美元回到源头的过程看成外国债权人借贷资金给美国人消费的过程，因此可以应用消费的跨期替代模型来研究美国的借贷消费问题。

1、合理的借贷关系与扭曲的借贷关系

则消费主体1与2的跨期替代消费选择问题归结为如下的模型：

为简便起见，我们以只有两期的跨期替代消费模型来研究这一问题。无需求解，用图4可以清楚地描述两主体不同的选择，Ii表示主体i面临的两期消费选择的无差异曲线。

假如开始时资本市场之间存在流动性约束，也就是消费主体1不能正常地从消费主体2那里借贷到资金进行消费，那么消费主体1的选择只能在点p。当不存在资本的流动性约束时，主体2可以通过从主体1那里借贷资金，使得自己的效用曲线从移动到，从而可以维持在点的较高的消费水平。因此，通过资本市场的借贷关系的确可以使消费者的当期效用水平提高。但是，到了第二期的时候，消费者2由于必须偿还第一期的借贷而使得消费效用水平降低，而消费者1则因为收回了借贷而提高自己的消费效用水平。

这种情况是正常的跨期消费选择，确保其运转的前提是借贷关系能够正确理清。美国与其债权国之间的关系显然也是应该符合此模型的。但是，事实情况是美国依赖借贷享受了第一期的消费水平之后，但却并没有考虑在第二期削减自己的支出以偿还债务，或者说没有考虑到自己在第二期的偿债能力，而是继续维持开支在高位运行，以新债还旧债，形成了一种扭曲的债务过度循环。

2、对外债务过度循环积累是金融危机的重要诱因

我们认为费雪提出的“债务一紧缩理论”不但可以解释一国国内经济的波动，而且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可以应用于符合“国家经济人”假设的国家之间。“债务一紧缩理论”理论中的债务是指主要银行的信贷，而债权国借贷资金给美国的方式基本上是在资本市场上购买美国的国债、地方政府债券、股票和其他一些机构的债券，其本质上是一致的。我们拓展“债务—紧缩理论”，将其理论应用于当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资本市场十分发达的了国际间债务循环，来解释扭曲的债务何以最终成为了经济从繁荣到紧缩的一个重要原因。

债权国将巨额贸易顺差资金循环借贷与美国的这一过程，在短期的表面上会引起美国的资产价格上扬，比如美国房地产和各种债券的价格上升，形成对经济的乐观积极的预期，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新时代心理”。一种预期刺激另一种预期，在过度乐观的预期心理下，过度开支，债务积累越来越大。这一阶段特征的表面现象看似价格极度膨胀，其本质特征含有对债权国“过度负债”的因素，这种情况显然难以持久。在实体经济无法支撑泡沫膨胀的极点处，“意外的冲击”便导致了资产价格暴跌。此处的“意外的冲击”可以看作是在美国房地产价格上升早已超出了购买力的水平，而是依赖发行债券过度借贷资金给低收入者使其具备购买房屋的虚假消费能力的时候，而引起的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的不能支撑。消费与供给的矛盾已经超越了可以调和的阶段，再加上货币政策稍一紧缩，便引发了以房地产为抵押的一系列债券及其衍生品价值的下跌。再加上，由于资本循环过量停留在金融体系内部，以房地产为抵押的次级债券在美国内部及其债权国涉及面甚广，从而使得次贷危机引发为更为严重的金融危机。

整个预期资产价格与消费关系的过程如图5所示，预期资产价格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先是同步上升的关系，而后在经过“意外冲击”之后，预期资产价格将下跌的背景下，投资者信心崩溃，资产价格暴跌，投资者争相抛售其资产。各大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基金公司及保险等金融机构亏损累累，乃至破产、倒闭。而同时净资产减少，整个经济体系收缩信贷，经济活动水平下降，消费水平明显减少，物价下跌，企业盈利减少，产出水平由于需求能力的下降而下降。此时的情况如图6所示，在AD-AS模型中，总需求曲线向左移动，物价水平下跌，产出随需求的下降而减少，经济的萧条已成定局。

三、结论、教训与建议

对债权国循环借贷，不失时机地使外债缩水，是美国人以其雄厚的科技、经济及军事实力为依托，经过长期的借贷经验积累而发现的一条可以不劳而获的聪明的路径，但是这条路径内在的不稳定性是金融危机的重要诱因之一。当今的对外债务过度循环积累和费雪理论中的过度负债其本质都是一种债务且都是超出合理范围的扭曲的债务。因而先是铸就了经济的繁荣，之后因其扭曲性而把经济拖入了衰退。

对美贸易顺差的国家骤然发现本国多年来积攒的美元外汇面临两难的窘境。是继续投资已经缩水并且风险很大的美元资产，还是抛售手中的美元资产任其再行下跌?显然，可能的选择是不得不继续投资美元，支持美国经济复苏，因为后者损失可能更大。长期以来，由于债权国拥有大量的资产在美国，爆发一场经济危机反而成了美国恐吓世界的一种新的手段。美国把全世界与其捆绑在了一起，如果危机真的爆发，那么债权国将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资金帮助美国走出困境。现在看来，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等新兴经济体可能正在面临这样的窘境。

世界各国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地区新兴经济体在经历此次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从中获得经验与教训的确值得认真地反思。在仍未走出危机的今天，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参考建议：

1、从长期看应摆脱美元本位制、实行多元储备。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美元本位制，在这一体制下，美元具有主权货币与国际货币的双重身份，其国际供给直接决定于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给了美国利用该制度不劳而获的空间，同时也使债权国处于被动的地位。因此，摆脱美元本位制、实行多元储备势在必行。

2、从长期来看，我国经济发展驱动模式从出口导向型转向消费驱动型是必然的选择。由于中国经济过于依赖对美出口，因此爆发于美国的危机很快波及中国，给中国经济带来很大的压力。依赖出口的经济体只是在转型期的过渡性发展模式，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要为本国人民谋福利。因此，采取一整套的包括政治、经济和法律等在内的全方位的措施促进国内人民的消费升级是必然选择。

3、提高当前的投资效率。由于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美经济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短时间内是无法完成瞬间转型的。美国的金融危机使得中国的出口及投资面临很大挑战，作为从出口导向型驱动发展模式向国内消费驱动型发展模式的过渡阶段，在将顺差美元外汇投资美国资产的过程中应注意规避风险，尽可能地选择收益率较高而风险又可以控制的资产进行投资。

4、投资形式及区域多样化。可以考虑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而不是单单在美国购买能源、原材料及企业等实体资产，从而摆脱用大量美元外汇单纯地购买美国的债券资产这一下狭隘的思路。这样既可以分散投资风险，同时也可以为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获取稀缺的能源、金属等战略资源，并进一步积极争取获取关系未来经济制高点的实体产业。如此就是在实践经济发展的长远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