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尼系数范文10篇

基尼系数范文篇1

[关键词]和谐社会；收入分配；人均GDP；基尼系数；未来走势

一、引言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在人们整体收入水平显著提高的同时，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目前，中国正处于从人均收入1000美元到3000美元这样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根据国际经验，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进入1000美元到3000美元这一时期，这个国家会进入矛盾凸显期。对于各种社会矛盾，若处理得好，经济就能顺利地度过这一关键的发展阶段，进入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的轨道；若处理不好，经济将停滞不前或倒退。

目前，在中国各种社会矛盾中，收入分配不平等是一个很突出的矛盾。国际上通常用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22年提出的基尼系数(GiniCoefficient)这一指标来定量测定一个社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其经济含义为：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所占的百分比，可知基尼系数的实际值介于0-1之间，且基尼系数越大，表示收入分配差异程度越大。现在经济领域内的专业人士(无论官方或非官方)大多都认为中国基尼系数已到高位，这表示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已到了不能再置之不理的程度。所幸的是这已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开始采取措施以努力降低中国基尼系数(即努力降低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那么中国基尼系数的未来走势如何?它能够在短期内明显下降吗?本文将对这些问题做初步分析。

二、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人均GDP的不断提高，基尼系数也迅速走高，这并不奇怪。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在1984年就指出：中国将来也会像其他国家那样，在从低收入转入中等收人的过程中，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现象会加剧。这一情况可用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来说明。

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原名invertedUcurve，它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Kuznets)在1955年提出来的反映收入分配状况随经济发展过程而变化的曲线。该曲线表明了收入差距变动的长期基本规律：在一个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在其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尤其是在人均收入从最低上升到中等水平时，收入分配状况会趋于恶化(即人均GDP与基尼系数有正相关的关系)，但随着经济继续发展，当人均收入上升到中等水平以后，收入分配状况会逐步改善(即这时人均GDP与基尼系数又有负相关的关系)，最后会达到比较公平的收入分配状况(即基尼系数下降并回到合理的水平)。若用几何方法来说明，就是随着一国人均GDP的增长，该国基尼系数的长期变化轨迹呈倒U形状，如图1所示。

图1中，以人均收入(人均GDP)为横坐标，以收入差异(基尼系数)为纵坐标，在人均收入较低时，随着人均收入增加，收入差距便会逐渐增大(基尼系数上升)；当差异达到临界最大值之后，再随着人均收入增长，则收入差异逐渐下降(基尼系数下降)。所以，在一个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随着一国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该国基尼系数的整个变化过程呈现倒U型曲线的特征，该曲线揭示了人均收入与社会收入分配之间内在的基本规律，也显示了人均收入给社会分配机制带来的内在冲击与影响。

库兹涅茨本人以美、英等发达国家的统计资料为基础，得出发达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经历了先恶化后改善的过程(即随着人均收入增加，基尼系数先上升后下降)。同时，他又横向对比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收入分配情况，发现发达国家收入分配公平程度优于发展中国家，这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低是对应的，也恰好符合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

三、中国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及其分析

要了解中国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大致情况，就需要了解在这一时期中国人均GDP和基尼系数的变化情况。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在1980年至2005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和基尼系数的数据显示在下表中。

虽然表中数据的时间间隔为5年，但也清楚地显示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均GDP的增长趋势(以美元表示的中国人均GDP在1985年略低于1980年，是由于当时人民币对美元贬值过快造成的)。与此同时，中国基尼系数也不断走高并在2005年达到0.47，可知在这一时期两者确实存在正相关的关系。

根据国际通用标准，当基尼系数小于0.2，表示收入分配程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比较平均；0.3-0.4之间表示基本合理；0.4-0.5之间表示差距较大；0.5以上表示差距悬殊。2006和2007两年的中国基尼系数都略高于0.47，可知中国基尼系数现已逼近0.5了，若再任其发展，中国的收入分配就将进入差距悬殊的阶段。令人欣慰的是政府已对此高度重视，并开始采取措施以努力降低基尼系数，那么基尼系数能够在短期内明显下降吗?根据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基尼系数上升到最高点后才开始下降，且各国基尼系数的最高点不同，下降速度也不同。根据以往国际经验，基尼系数的最高点对应人均GDP约为3000美元，这时还要同时参考另一重要指标，对应的农业人口比例应接近30%。下面分别讨论中国的这两个指标。

首先，讨论中国人均GDP。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05年中国人均GDP仅为1703美元，而2006年已达到了2042美元，但与3000美元尚有较大差距，这表明中国还处在其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左侧。也就是说，若对中国基尼系数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它还会继续上升。那么中国人均GDP何时才能上升到约3000美元的水平呢?十七大报告已正式提出要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为此，政府宣布要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平均年增长率不低于5%，并表示这是有把握实现的。据此推算，中国人均GDP在2015年左右才能上升到约3000美元的水平。换言之，从2006年至2015年这9年内，随着中国人均GDP继续上升，若不采取有效措施，中国基尼系数还会继续攀升，并很有可能超过0.6。

其次，再看中国农业人口比例。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1980年中国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80.61%，到2005年这一比例下降到57.00%。这表明从1980年到2005年，中国用25年时间将中国农业人口比例降低了约24%，这的确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但2005年中国农业人口比例为57.00%，与30%的水平相差还很大。在我国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战略的实施中，不可否认在进入21世纪后，中国城镇化的速度(即农业人口转为城镇人口的速度)明显高于其在20世纪最后20年内的速度。所以可以断言，中国农业人口比例在2005年的基础上肯定能继续下降到接近30%，并且不需要用25年，不过即使做最乐观的估计，至少也需要10年时间。所以，根据中国农业人口比例的变化情况，可得出类似推测：在2005年至2015这10年内，随着中国农业人口比例继续下降，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基尼系数仍会继续上升。由于2005年基尼系数已达0.47，2006和2007这两年基尼系数都略高于0.47，即中国基尼系数已逼近0.5了。根据国际通用标准，超过0.5就表示中国收入分配进入了差距悬殊的阶段，这不利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更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更为严重的是这明显背离了政府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所以，政府不会容忍中国基尼系数继续上升。我们欣喜地看到，政府已开始采取一些有效措施(今后一定还会采取更多相关措施)，以努力降低中国基尼系数。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目前中国人均GDP和农业人口比例都远未达到让基尼系数下降的水平，随着前者继续上升和后者继续下降，在客观上都会对基尼系数产生向上的推力。在经济学中，效率与平等是一个永恒的矛盾。由此推测，在不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前提下，政府所能采取的改善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各项措施很可能只能起到抵消基尼系数向上的推力，而不大可能降低基尼系数，即净结果很可能是中国基尼系数在2008年至2015年这8年内维持在接近0.5的水平。在2015年，当中国人均GDP增长到3000美元，中国农业人口比例也下降到接近30%，中国基尼系数才开始下降，且下降的速度会很慢，很可能要到接近2040年时，中国基尼系数才会下降到0.3-0.4这个基本合理的区间内。本文推测的中国基尼系数的未来走势可参考图2中的虚线部分。

图2展示了中国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实线部分表示在1980年到2007年这段时间内，伴随人均GDP的增长，基尼系数总体走势是快速上升，至2007年已逼近0.5。虚线部分表示的是推测的中国基尼系数未来走势，它分为平台部分和缓慢下降部分。平台部分表示从2007年以后，在未来约8年时间内，伴随人均GDP的增长，基尼系数维持在接近0.5的水平，原因是政府在保证人均GDP增长率不低于5%的前提下，会采取各项有力措施抵消由人均GDP增长而引起的基尼系数上升的推力；缓慢下降部分表示约在2015年人均GDP达到约3000美元，此后伴随人均GDP的增长，基尼系数总体走势是缓慢下降，但很可能要到接近2040年时才会下降到约0.35(合理区间内的中间值)。

在图2中，在表示推测的中国基尼系数未来走势的虚线上方，还展示了一条点划线。如果我们假定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对基尼系数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还假定国民(特别是低收入阶层)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有惊人的忍耐力，那么这条点划线就表示在这两个假定成立之下中国基尼系数的未来走势：最高值会超过0.6，并且(约在2015年后)在明显更高的水平上缓慢下降。这意味着国民(特别是低收入阶层)为经济发展要付出明显更大的代价，即中国社会中会出现更多更不平等的现象。当然，基尼系数的未来走势肯定不会是这条点划线的情况，但它清楚地表示了政府针对收入分配不平等而采取措施的必要性和应给予充分肯定的正面效果。

四、结束语

本文用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并结合中国国情分析了基尼系数的未来走势，得出如下结论：基尼系数在2008年至2015年这8年内维持在接近0.5的水平，在2015年左右，当人均GDP增长到3000美元，农业人口比例也下降到接近30%时，中国基尼系数才开始下降，且下降的速度会很慢，很可能要到接近2040年时，中国基尼系数才会下降到基本合理的水平。

这一推测结论告诉人们，在建设中国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在经济方面我们正处在关键阶段，政府和国民对此应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同时，这一推测结论也是比较切合实际的，因为所推测的基尼系数这一未来走势表明，政府和国民都会以大局为重，即会确保中国GDP和人均GDP都保持在较高增长率上，以利于国家的长期发展。也就是说，在未来约8年内，政府会采取各项措施防止基尼系数继续上升(即防止收入分配不平等进一步恶化)，国民也能够在高位基尼系数下继续生活和工作，这种状况要持续到2015年左右，等到人均GDP增长到约3000美元时，中国基尼系数开始下降。那时我们就可以自豪地向世界宣称：中国政府和国民在建立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在经济发展的最关键阶段取得了巨大成功，并为今后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Kuznets.EconomicGrowthandIncomeInequality[J].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45，No.1(Mar，1955)，P1-28.

[2]余英杰.基尼系数：和谐社会不容忽视的指标

[EB/OL].http：///focus/content-3694

957.htm，2005-10-28.

[3]魏杰.基尼系数理论与中国现实的碰撞[EB/OL].新浪财经，2006-07-12.

基尼系数范文篇2

关键词:公平;公平性指标;基尼系数;收入满足度;收入满足度差距

在经济学领域中,人们一直把基尼系数作为收入分配公平性的指标来运用。但经济发展到今天,可分配的财富已不仅仅是货币,也不仅仅是物质财富。在财富内容多样化的条件下,如果仍然用基尼系数作为分配公平性指标,则不免有失偏颇。公平是公众认为合理的、愿意接受的规范与准则,公平的结果是公众满意和社会的和谐。因此,能否作为公平性指标,其实质就是指标能否测定公众满意的程度和社会和谐的程度。本文试图建立能反映公众满意程度与社会和谐程度的公平性指标论文。

一、基尼系数作为公平性指标的缺陷分析

(一)基尼系数不能全面反映国民收入分配和社会整体福利分配的差距

基尼系数是按照居民货币收入多少累计计算的百分比,计算的结果是货币收入差距,反映货币收入差距的程度。国民收入分配和社会整体福利分配是整个社会财富的分配,除了货币收入分配以外,社会财富分配还有许多非货币收入的分配。例如,福利分配、公共产品分配、资本分配、政策分配等,这些非货币收入因素直接影响着人们拥有的实际财富数量。可见,基尼系数反映的货币收入差距仅仅是国民收入分配和社会整体福利分配差距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二)基尼系数不能准确反映居民实际生活水平的差距

基尼系数可以反映货币收入差距,但货币收入差距不能体现居民实际的经济生活水平差距。当国民收入分配和社会整体福利分配(财富分配)一定时,实际经济生活水平差距还与生活方式和物价水平有关。如果一个国家各地区以及各地区城乡之间的生活方式和物价水平完全一致,那么,基尼系数所反映的收入差距与实际生活水平的差距就相一致。但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生活方式和物价水平通常是有差异的。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物价水平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实际生活水平,不考虑生活方式和物价水平等因素的基尼系数,要反映真实的生活水平差异是困难的。

(三)基尼系数的有效性会随货币边际效用的递减而下降

随着货币收入量的绝对增长,货币边际效用递减,基尼系数的有效性下降。货币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生活的差别,尤其在经济发展水平低,财富形式仅为货币时,货币收入的差距几乎就决定了人们的经济生活差距。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货币收入绝对量的增加,货币的边际效用递减,货币收入的增量对经济生活水平的决定作用减弱,反映货币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的有效性也会随着货币收入量的增加而下降。

(四)基尼系数不能反映居民生活质量的差距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也更加富裕。物质生活富裕是为了幸福和快乐,但物质生活富裕并不等于幸福和快乐。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评价并不是完全取决于经济因素,还包括其它非经济因素,如精神上的满足、心理上的需要、个性化的发展等。

人们追求幸福与快乐,这才是生活质量的标准,而幸福与快乐并不一定与货币收入量相联系。所以,生活质量差距,或者说幸福与快乐差距,不是由单一的货币收入差距所决定的。

(五)基尼系数构造本身的缺陷基尼系数构造的局限性主要是基尼系数所对应的洛伦兹曲线的非惟一性,即不同的洛伦兹曲线可能有着相同的基尼系数(见图1)。

ba线b线a图1洛伦兹曲线

图1中有两条不同的洛伦兹曲线a和b,对应着相同的基尼系数。如果利用基尼系数比较两种分配结构的差异程度,得出的结论是两种分配结构的收入差异程度相同。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线a与线b对应的分配结构是不同的,线a对应的低收入群体相对贫困程度要大于线b对应的低收入群体。如果仅依据基尼系数所反映的结果,两种收入分配结构相同,因而就不能发现其中的差异,政策制定者也就无法依据基尼系数作出最合理的决策。[1]

综合上述因素,一国财富分配差距、生活方式和价格水平的差距、货币边际效用递减和评价生活质量标准的不同,以及基尼系数的构造本身的缺陷,都可能降低货币收入差距的有效性。

二、构建反映社会公平与和谐程度的指标———收入满足度差距

在经济社会里,人们追求货币,并用于换取物质财富。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加有效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富裕让人感到幸福和快乐,因此,财富是提高幸福程度的手段。物质财富成为人类一切活动的目的,追求财富增长最大化,从而使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成为经济人的行为准则。当货币收入是一切活动的目的时,规范和衡量社会财富分配的尺度与标准自然是货币数量,社会公平与否也主要表现为货币分配公平与否,货币收入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也就成为分配公平与否的重要指标。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和个人的财富都在增加,当积累到一定程度时,财富初期带来的幸福效应下降,财富与幸福之间没有必然的正相关关系。在基本的物质生活满足后,人们往往会引发其他方面的需求,如文化教育、社会保障、自然环境、诚信、公平、廉洁等物质与非物质的需求,这些需求与对财富的需求一起共同构成影响生活满意或幸福的因素。当人们对满意与幸福评价的因素由财富的唯一性转化为多元性时,再用货币收入数量作为规范和衡量分配的计量单位,用货币收入差距作为分配公平性指标就太狭窄了,因而必须构建新的公平性指标。

(一)从萨缪尔森幸福公式到收入满足度由于对生活满意或幸福的评价因素包含了物质与非物质因素,评价指标一定是一个包含多种因素的复合指标。在这个复合指标中,既有客观的物质因素,也有主观的心理因素。能否建立带有主观性因素的指标呢?2002年,经济学诺贝尔奖颁给了行为经济学家卡尼曼,其核心思想是:人的经济行为不仅受人的理性因素影响,而且受心理因素影响。这种观点得到经济学界认同。这标志着当今经济学主流由理性人研究转为行为人研究的变化趋势,以及社会价值观念由以物为本的财富观转为以人为本的幸福观的变化趋势。[2]这就为主观性指标的存在和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著名的萨缪尔森幸福公式:幸福=效用/欲望。在这个公式中,幸福与效用成正比,与欲望成反比。当欲望既定时,效用越大,越幸福;当效用既定时,欲望越大,越不幸福。虽然公式涉及的所有变量都是用于主观判断的概念,既不能量化又不能计量,但它揭示了与幸福相关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相互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思路。

依据萨缪尔森的幸福公式,笔者建立了收入满足度的测算公式:收入满足度=实际收入/希望收入。用收入满足度测定国民幸福实现程度,其详细建立过程可参见笔者2004年11月发表在《管理世界》上的论文《上海居民收入满足度测试与分析》。[3]显然,收入满足度指标使萨缪尔森的幸福公式(幸福=效用/欲望)数量化,采用可以计量的实际收入替代了不可计量的效用,并用可以计量的希望收入替代了不可计量的欲望,使幸福程度可以用精确的数量来计算和比较。

(二)收入满足度差距指标的建立

收入满足度可以反映居民生活满意或幸福实现的程度,但是,该指标是一个均值。均值反映的是社会整体的满意或幸福水平,既不能反映个体居民的实现水平,又不能反映个体居民的水平在整个社会中的分布和结构。为此,笔者将建立收入满足度差距指标来反映个体居民生活满意或幸福水平在整个社会中的分布和结构,而收入满足度与收入满足度差距的关系犹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基尼系数的关系。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或低,代表的是社会总体的收入水平高或低,但它既不能反映个人实际收入水平的高低,又不能反映个人收入水平在整个社会中的分布和结构。所以,要反映个体收入在整个社会中的分布与结构,就需要用基尼数来表达。同理,收入满足度高或低,可以认为是整个社会平均的生活满意或幸福实现程度的高或低,但要反映个体居民的实现水平和个体在整个社会中的分布和结构,就需要有类似表现货币收入差距———基尼系数这样的指标,笔者把这个指标定义为收入满足度差距指标,并用它来反映个体居民生活满意程度和幸福水平在整个社会中的分布和结构。

一般说,收入满足度差距小,说明全社会居民个体的生活满意和幸福实现程度差距小,都比较接近收入满足度的均值,社会各阶层、各利益团体、各社会成员对自身生活状态的评价比较一致。这表明在社会经济关系中,社会成员之间没有重大的矛盾与冲突,社会比较和谐。相反,收入满足度差距大,说明社会成员个体对自身生活状态的评价相差很大,完全偏离了收入满足度的均值。这表明社会各阶层、各利益团体、各社会成员之间有较大的分歧,他们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社会不和谐。

下面运用计算货币收入差距建立基尼系数的方法来计算收入满足度差距。将洛伦茨曲线(见图2)坐标系中的横轴OP设定为按收入满足度从低到高分组的人口累计百分比,纵轴OI表示收入满足度的累计百分比,ObY曲线即为收入满足度差距曲线。收入满足度差距曲线ObY将OYP所包围的面积分成A与B两块,A表示不平等面积,A+B表示完全不平等面积。与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一样,收入满足度差距的计算公式为:收入满足度差距=AA+B收入满足度差距是大于0,且小于1的数值。数值越接近于0,则收入满足度差距越小,代表大多数居民个体收入满足度与社会总体的收入满足度均值相接近,社会比较公平与和谐;收入满足度差距数值越接近于1,代表大多数居民个体收入满足度与社会总体的收入满足度均值偏离越大,社会比较混乱与动荡。IYABba100%80%60%40%20%020%40%60%80%100%P人口累计百分比收入满足度累计百分比O图2收入满足度差距曲线(三)两个指标组合的社会经济意义有了收入满足度差距指标,结合收入满足度,可以解读多种社会状态:高的收入满足度,高的收入满足度差距;高的收入满足度,低的收入满足度差距;低的收入满足度,高的收入满足度差距;低的收入满足度,低的收入满足度差距。对于具体的社会状态,就可以作出具体的分析。

第一种组合,高的收入满足度,高的收入满足度差距。社会整体的生活满意和幸福实现程度高,但社会成员之间有很大的差距,对生活满意和幸福程度的感受极不一致。这表明尽管社会总体精神物质高度文明,但社会各阶层、各利益集团、各社会成员之间有较大的分歧和矛盾,社会各种关系不够和谐。

第二种组合,高的收入满足度,低的收入满足度差距。社会整体的生活满意和幸福实现程度高,社会成员之间的实现程度基本相同,对生活满意和幸福程度的感受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大家都觉得自己很满意、很幸福。这表明社会精神物质高度文明,社会各阶层、各利益集团、各社会成员之间又没有突出的矛盾和问题,社会各种关系高度的和谐。高的收入满足度,低的收入满足度差距,将是和谐社会追求的最理想的组合指标。

第三种组合,低的收入满足度,高的收入满足度差距。社会整体的生活满意和幸福程度低,社会成员之间有很大的的差距,对生活满意和幸福程度的感受极不一致,这表明不但社会整体的精神物质文明程度低,而且社会各阶层、各利益集团、各社会成员之间又有突出的矛盾和问题,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极其紧张,社会非常不和谐。低的收入满足度,高的收入满足度差距,应是最不理想的组合指标。

第四种组合,低的收入满足度,低的收入满足度差距。社会整体的生活满意和幸福程度低,大家感受比较一致,都觉得不满意、不幸福,这表明社会存在一些比较集中且是公认的社会问题,社会不够和谐。再结合基尼系数,收入满足度差距还可以对货币收入差距作进一步的分析。一般认为,基尼系数以0.4为警戒线,在0.4以下为安全区域,超过0.4意味着社会面临动荡的威胁。但由于基尼系数存在缺陷,加入收入满足度差距指标后,就可以全面地评价基尼系数:基尼系数超过0.4,如果收入满足度差距小,意味着综合各种经济和非经济因素后,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感受到的真正生活水平差距没有货币收入差距大,因此,不一定会引起社会动荡;反之,基尼系数小,但是收入满足度差距很大。就是说,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感受到的真正差距比货币收入差距要大得多,即使基尼系数很小,同样会引起社会动荡。

三、基尼系数与收入满足度差距相关性检验由于国内没有相关的统计数据,我们选择使用德国经济研究院(GSOEP)关于居民生活状况调查的数据库资料,作为实证分析的依据。由此,我们获得了连续19年的收入满足度数据。

(一)相关性系数的计算和分析运用GSOEP数据,我们计算了1984-2002年德国抽样人群的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收入满足度和收入满足度差距,如表1所示。然后,再计算同期的收入满足度、收入满足度差距和基尼系数的相关系数,如表2所示。1984年至2002年德国抽样人群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收入满足度差距和收入满足度的线性几何关系,如图3所示。

从表2可以看到,基尼系数与收入满足度的相关系数为0.19,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两者不存在相关性。收入满足度差距和基尼系数的相关系数为-0.34,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两者不存在相关性。收入满足度与收入满足度差距的相关系数为-0.61,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两者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即收入满足度差距缩小,则收入满足度提高;收入满足度差距扩大,则收入满足度下降。这些结果证实了我们在理论上的推导:基尼系数只反映货币收入数量差距,货币收入数量不是决定人们生活满意和幸福的程度以及生活满意和幸福程度差距的唯一因素,货币收入差距与人们生活满意和幸福程度以及生活满意和幸福程度差距不具有绝对正相关关系,收入满足度差距与生活满意和幸福程度明显负相关。表11984年—2002年德国基尼系数、收入满足度及其差距年份基尼系数收入满足度收入满足度差距19840.300.640.2319850.300.640.2119860.310.650.2019870.310.650.1919880.310.650.2019890.310.650.1919900.310.660.1819910.350.620.2219920.320.610.2119930.310.620.2119940.310.610.2219950.310.610.2119960.310.620.2019970.310.600.2119980.320.610.2119990.330.620.2020000.350.640.2020010.350.650.1920020.410.650.19资料来源:根据德国经济研究院GSOEP(1984-2002)年数据库数据计算。

表21984-2002年德国基尼系数、收入满足度及其差距的相关系数基尼系数收入满足度收入满足度差距基尼系数1收入满足度0.191收入满足度差距-0.34-0.611基尼系数收入满足度的差距收入满足度198419851986198719881989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年份0.70.60.50.40.30.20.10差距值及满足度图31984-2002年德国基尼系数、收入满足度和收入满足度差距比较结合表1,可作进一步分析,并可得到以下结论:1.基尼系数与收入满足度,即生活满意和幸福实现程度不相关。当货币收入差距扩大,即基尼系数从1984年的0.30上升至1988年的0.31,从1992年的0.32上升至2002年的0.41时,收入满足度却逐渐提高,即从1984年的0.64上升至1988年的0.65,再从1992年的0.61上升至2002年的0.65。基尼系数上升时,收入满足度不降反升,这说明居民对生活的满意程度没有因为货币收入差距扩大而下降,反而有所提高,即居民主观认定生活满意和幸福实现程度没有因为货币收入差距扩大而下降。

2.基尼系数与收入满足度差距不相关。当货币收入差距扩大,即基尼系数从1984年的0.30上升至1988年的0.31,再从1992年的0.32上升至2002年的0.41时,同期收入满足度差距却在缩小,收入满足度差距分别从1984年的0.23下降到1988年0.20,再从1992年的0.21下降到2002年的0.19。收入满足度差距的数值始终小于基尼系数数值,这表明德国居民生活满足度差距要比货币收入差距小。这也说明,基尼系数与收入满足度差距不相关,当基尼系数上升时,收入满足度差距不升反降,即货币收入差距扩大,收入满足度差距缩小,居民满足度差距没有因为货币收入差距的扩大而扩大,反而缩小。

3.收入满足度与收入满足度差距数值关系负相关,社会经济意义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当收入满足度差距逐渐缩小,即从1984年的0.23下降到1988年0.20,再从1992年的0.21下降到2002年的0.19时,收入满足度却逐渐提高,即从1984年的0.64上升至1988年的0.65,再从1992年的0.61上升至2002年的0.65;当收入满足度差距扩大,从1990年的0.18上升至1991年0.22时,收入满足度却下降,即从1990年的0.66下降到1991年的0.62。收入满足度反映生活满意程度和居民幸福实现程度,收入满足度差距反映社会和谐程度。当收入满足度差距缩小,社会比较和谐时,则收入满足度高,居民的生活满意和幸福实现程度就高;当收入满足度差距扩大,社会不太和谐时,则收入满足度低,居民的生活满意和幸福实现程度低。

(二)德国社会经济实际情况与数据含义相吻合德国社会经济的实际情况也印证了数据的正确性。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德国居民的货币收入在不断增加的同时,居民货币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基尼系数从1984年的0.30上升到2002年的0.41。但是,在货币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政府完成了使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相接近的社会福利制度,政府用于社会福利的支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社会福利水平高,福利差距小,物价稳定,社会安定,这些因素弱化了居民的货币收入差距,居民实际生活水平的差距或感觉的生活水平差距要比货币收入差距小。所以,德国居民收入满足程度依然较高,生活满意和幸福实现程度也较高。

从图3可以直观地看到,19年来德国的基尼系数、收入满足度和收入满足度差距数据的具体特征可以分成四个不同阶段。

第一阶段:1984-1989年,在基尼系数较稳定的情况下,收入满足度差距逐步下降,同期的收入满足度逐步上升。20世纪80年代联邦德国已经是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经济实力居欧洲首位,属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人们生活富裕、社会安定、福利保障水平较高,这时期虽然可支配收入的分配格局没有很大变化,但人们的生活幸福程度得到了提高。

第二阶段:1990-1991年,基尼系数与收入满足度差距走势一致,呈现出货币收入差距和收入满足度差距同时突然扩大,尤其是1990年到1991年,基尼系数从0.31上升到0.35,收入满足度差距从0.18上升到0.22,表现出高度的相关性,同时收入满足度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与19个计算样本总结论相反,这是突发事件的结果。1990年10月3日,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合并,德国实现统一。1991年,GSOEP加入了原民主德国居民的样本,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巨大的经济实力差异,居民生活水平的差异,以及合并后种种社会矛盾造成问卷数据上的变化,这些都是两国合并后社会经济矛盾在统计数据上的反映。

第三阶段:1992-1996年,基尼系数与收入满足度差距和收入满足度基本上恢复到第一阶段的态势。在德国统一后,随着东部经济计划的实施,l992年后原民主德国地区经济开始走出谷底,逐步回升。经济稳定,社会经济矛盾解决后,社会和谐程度提高,居民生活满意和幸福程度提高。

第四阶段:1997-2002年,基尼系数与收入满足度差距呈显著的负相关态势,基尼系数从1997年的0.31持续上升至2002年的0.41,是19年来的最高水平;收入满足度差距却持续下降,一直到2002年的0.19,是19年来的较低水平;收入满足度也持续上升至2002年的0.65,达到19年来的次高水平。这一时期,德国的失业率较高,失业者增加是货币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之一,但在德国强大的社会保障制度下,失业没有造成社会的动荡,也没有影响居民的幸福感,社会和谐指标和生活满意、幸福实现程度指标都较好。

四、结语

基尼系数只反映货币收入数量差距,货币收入数量不是决定财富多少的唯一因素,货币数量差距也不是决定财富分配差距的唯一因素。随着经济的发展,财富形式的多样化,货币收入差距与财富分配差距的相关性下降。因此,基尼系数不能成为分配公平性的指标,或者说,不能作为分配公平性唯一的指标。

分配公平的结果是公众满意,公众满意的结果是社会和谐。让公众满意的分配因素有物质性的,也有非物质性的。用包含多种因素的收入满足度指标反映公众的满意程度,用收入满足度差距表现公众满意的结果———社会和谐。当人们的价值理念由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变时,追求生活满意和幸福就成为人类所有活动的最终目标,提高收入满足度就是一切工作的核心。提高收入满足度的方案有很多,不同的方案对不同的社会阶层将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收入满足度差距就是选择和评价方案的指标。

综合基尼系数、收入满足度和收入满足度差距指标,可以正确地评价和调整各种经济关系,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安定。

参考文献:[1]封建强.基尼系数与满意度曲线[J].统计研究,2000,(11).

基尼系数范文篇3

关键词：基尼系数收入分配机制

一、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现状

在当前大多数有关收入分配的实证分析中，均采用了基尼系数这个分析工具，并以此来描述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并具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据测算，我国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1996年为0.424，1998年为0.457，2000年继续上升为0.458。根据国际标准，基尼系数在0.4以上表示绝对不平均。按此标准来判断，我国早就进入绝对不平等区间。而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贫富悬殊差距已越来越严重，最高和最低收入相差33倍。

二、中国收入分配不公表现及原因

一是劳动力流动中的体制性歧视。劳动力流动的体制性歧视，源于计划经济早期的城乡分割体制。在城乡经济一体化或城市化逐步形成的趋势下，原有体制中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身份性歧视并没有根本改变，农村劳动力在向城市转移过程中，农民的身份在就业、收入分配以及公共品分享方面，仍然受到相当程度的歧视待遇。

二是缺乏有效的劳资协调机制，中下阶层缺乏表达诉求权。我国在转型经济体制中，虽然按劳分配依然被强调为主体地位，但相应的体制设计还很不完善，甚至有些方面存在严重“缺位”现象。特别是劳动集体谈判的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使得劳动要素在参与分配过程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

三是垄断行业对分配关系的扭曲。行政性垄断实际上是从计划经济时期的部分行业归口管理演变而来。这是目前我国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也是对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关系的重大扭曲。

四是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的影响。相对于经济市场化进程而言，政府职能转变还仅仅是初步的，集中表现为政府职能的缺位、错位和越位。目前社会反映强烈的教育、医疗、住房以及社会保障等问题，是一些突出的表现。

三、完善收入分配机制的基本思路及对策措施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针对以上原因，提出选择和设计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的基本思路，并采取积极的对策措施显得刻不容缓。

(一)基本思路：收入分配差距的结构性调整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进一步完善，以及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带来的二元结构程度减弱，将对收入分配产生两种同时存在的效应：一方面，市场化不足的收入分配将进一步发展到位，从而对收入分配差距呈扩大化影响；另一方面，非市场化和非法收入分配将逐步缩减，从而收入分配差距呈缩小化影响。从发展前景来看，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变动将呈现结构性调整趋势。

因此，当前完善收入分配并不是简单地调整收入分配差距，而是要在完善和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方式的基础上结构性地调整收入分配差距。在这当中，首要的任务是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方式。在这一调整过程中，市场化导向的收入分配要加以遏制，尽可能缩小其差距。

但对于各种非市场化导向的收入分配方式，则要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运行机制和健全法制环境的基础上使其尽快消亡。因此，要全面解决市场秩序混乱及分配过程中的不公平问题。分配秩序混乱是当前社会不满的主要根源，也是导致收入悬殊的重要原因。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只能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及规则，积极营造公平、规范的竞争环境，最大限度地体现收入与贡献的对等。为此，要利用加入WTO的契机，引进竞争机制和竞争主题，打破行业垄断，规范社会分配秩序，加强对某些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管理，以整顿市场经济秩序为抓手，严厉惩治各种假冒伪劣和价格欺诈行为，保护知识产权和各种合法权益；同时，规范各种收入来源，全面实现收入货币化，增加收入的透明度，保护合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在上述收入分配差距机构性调整的基础上，我们也要看到，市场化导向驱动的收入分配在更有效地提高货币（实物）资本的效率、激励人力资本开发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负面影响。由于不同人群和地区的货币（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等要素的自然禀赋差异所带来的贡献率不同，势必产生收入分配差距。而且，在动态过程中还具有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马太效应”。因此，在一次分配中，城乡、地区以及不同社会阶层的收入分配差距将进一步扩大。这就要求政府强化国家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当前，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与可支配收入的洛伦茨曲线基本重叠，表明政府通过个人所得税手段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几乎没有体现。为此，要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法，开征遗产税，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同时，健全法律法规，加强民主监督和制度监督，减少和杜绝贪污腐败现象。

通过收入分配差距的结构性调整及增强国家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最终要解决当前收入分配问题中不同收入群体分布结构不合理的首要矛盾，以形成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

（二）完善收入分配机制的对策措施

在上述完善收入分配基本思路的框架下，要积极采取各种强有力的措施，特别是完善收入分配机制的对策措施，以保证形成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合理分配制度和有效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实现。

1.大力营造收入分配的激励机制。在坚持市场化导向驱动的收入分配方向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机制，最大限度地体现收入与贡献的对等。特别是要适应人才争夺国际化的客观要求，推动知识产权的货币化和资本化，强化股权、期权激励，逐步使人力资本价格与国际接轨，提升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竞争力。

2.构建以就业政策为积极手段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调节，不仅仅是二次分配的问题，首先应该在一次分配上就予以调节，主要是增加就业。如果不能实现更多的就业，在二次分配中实行的收入差距调节作用是极其有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就业政策应该成为调节收入分配的最有效的工具。

3.在调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要形成有序渠道的城市进入机制。在我国目前情况下，依靠农业收益来改善其收入水平的潜力也不大，惟一的现实途径是通过城市化的大规模转移，改变农民的身份，进入城市的非农业产业部门。因此，加大城市化力度（其中有可能包括土地政策调整），打破人口流动壁垒，实现大规模的农业过剩劳动力的转移，是控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最有效途径。

4.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及其功能。一是建立法制化的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把反贫困纳入法制的轨道。二是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随着经济的发展，保障的范围应该逐渐扩大，由公有经济部门向非公有经济部门延伸，由城镇向农村延伸。三是加大社会保障的力度，特别要加强对贫困群体的直接救助与扶持力度，切实解决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四是积极稳妥地推进基本医疗及教育援助。基础教育和卫生保障是最重要的公共服务，既可以提高贫困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准，又可以提高劳动力的素质。

基尼系数范文篇4

基尼系数最早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提出，在国际上被广泛的应用于对居民收入水平分配差异状况的综合考察，其取值范围介于0－1之间，基尼系数越接近于1就说明收入分配越不公平，反之则说明收入分配较为公平［1－2］。教育基尼系数即用考察收入分配基尼系数的方式对教育分布的离散程度从“相对”角度进行衡量，当教育基尼系数为1时则说明教育分配绝对不平衡，当教育基尼系数为0时则说明教育分配绝对平衡。与其它度量教育平等的指标相比，教育基尼系数更能够体现出稳定性和有效性，能够更好地反应教育结果在总人口分布中的平衡程度［3］。与其他度量方式相比，国内外学者更加青睐于采用基尼系数对各国教育分配的平等程度进行度量，比如VinodThomas曾根据受教育年限对印度、韩国、中国等11个国家进行评估［4］、国内学者张长征等也曾运用基尼系数对中国不同时期的教育平等程度进行评估［5－7］，但目前在国内还未见采用基尼系数对特殊教育经费投入分配公平性进行研究的相关报道。

(1)变量选择。生均经费是公认的衡量教育投入水平最具可比性和说服力的指标之一［8］，本文通过国家对特殊教育学校所投入的教育性事业经费以及学生规模这两项数据的综合处理来获取生均经费。主要基于以下几个理由:①特殊教育主要包含两种教育形式:对鉴定为特殊教育对象的学生设置统一教育场所，即各类特殊教育学校;让被鉴定为特殊教育对象的学生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从经费投入的方向来看，特殊教育学校和特殊教育班由于存在着较为明确的实体，成为了我国特殊教育投入的主要方向。而普通学校随班形式因为其复杂性，并没有形成较为明确的投入方式和比例;②从经费的来源来看，政府的财政投入已经成为特殊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在长期的操作中也基本形成了地方投入为主、中央参与为辅的特殊教育财政体制。相对于这两种较为稳定的经费来源，社会资助、企业捐献等形式有着明显的不稳定性，且各项数据表明，近几年来社会及企业对特殊教育的投入增长量呈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由此可见，影响特殊教育发展的最主要因素来自于各级政府的财政拨款，同时用于发展特殊教育事业的预算内经费能够直观、准确地反映出财政资金对特殊教育的支持程度，所以本文采用预算内特殊教育经费反映特殊教育的公平状况是切实可行的;③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师资队伍建设直接反应了一个学校的教学质量水平，而教育经费的投入则为基础设施建设及师资队伍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障，因此本文选取了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为研究目标。

(2)比较区域。对于我国现阶段的特殊教育现状而言，特殊教育的投入主要依靠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入，中央财政在具体地区投入的特殊教育经费相对较少。受限于不同地区不同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较为发达的省市对特殊教育投入的力度必然要大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省市，在投入总量上也差异巨大，这也就造成了各省市特殊教育投入不平衡的必然性。因此，在探究特殊教育投入公平性这一课题时既要考虑到各区域政府的主观投入力度，又要考虑到各地区客观条件的制约，对区域的划分要遵循既符合区域经济发展一般规律、又方便区域发展问题研究和政策分析这一原则。我们以省为单位，进而将全国划分为除去港、澳、台、西藏以外包含30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四大区域:一类地区是北京、天津、上海;二类地区是辽宁、江苏、浙江、广东、山东;三类地区为黑龙江、吉林、安徽、福建、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西、四川、重庆、江西、陕西;四类地区是内蒙、宁夏、新疆、贵州、云南、海南、甘肃、广西、青海。

(3)数据时序。在分析1996年到2007年之间特殊教育生均经费差异的同时兼顾1996年到2007年每一年生均经费的差异，从时间点与时间段都可以发映出特殊教育投入生均经费的差距情况，同时获取生均经费差距的历史变化情况。

(4)数据来源。特殊教育生均财政预算内教育事业性经费总量及相应的特殊教育学校和特殊教育班在读学生人数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以及《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21996—2007年我国特殊教育的发展状况

近年以来，我国针对特殊教育事业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各项相关经费都得到了快速的增长，为残疾人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稳定的作用，使更多的残疾人接受特殊教育成为可能。在各级政府的投入经费中，地方政府所占比例远远大于中央政府，同时由于各地区之间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等客观条件的制约，各省市特殊教育投入也必然会产生不平衡的状况，且投入力度较大的省份与投入力度较小的省份相比，投入经费总量差距巨大。也正是因为如此，东部沿海等经济发展迅速且能够为特殊教育事业投入更多经费的地区的特殊教育事业发展速度要远远走在全国其他地区的前列。本部分根据1996—2007年相应年份的《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以及《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来计算全国特殊教育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性支出的基尼系数，虽然教育基尼系数为收入分配基尼系数在分析教育分配公平方面的应用，但教育基尼系数集体计算公式与收入分配基尼系数并不完全一样。为了更加清晰地展示教育基尼系数的计算过程，现以计算1996年当年全国特殊教育生财政预算内教育事业经费支出的基尼系数计算为例来进行演示说明。数据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从1996年到2007年我国特殊事业教育经费支出总量呈现上升的趋势，但特殊教育基尼系数则大致分布于0．57－0．67之间，表明我国地区间义务教育经费配置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性。从基尼系数的变化趋势来看，这12年间教育基尼系数也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说明我国义务教育配置不平衡的现象正在逐步改善，但改善力度较不明显，个别年份甚至出现了反弹的情况。根据以上计算义务教育全国分区域特殊教育生均财政预算内教育事业性经费支出基尼系数的方法，可以计算出1997－2007年全国分区域特殊教育生均财政预算内教育事业性经费支出的基尼系数。分区域后，我国各地区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支出的基尼系数与全国教育基尼系数相比或高或低:一类地区的基尼系数最接近于0，在大多数的时期都低于0．4，该数据表明一类区域的教育平均程度相当高;二类地区的教育基尼系数从1996年到2007年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具体数据由1996年的0．55下降到了2007年的0．35，这样的趋势表明在1996到2007年间，二类地区的教育公平性正在逐步的改善，当前平均程度较为合理;三类地区的基尼系数主要在0．6左右徘徊，并保持了相当长的时间，说明从1996年到2007年，该类区域的教育公平程度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观，平均程度较低;四类地区的基尼系数在12年间取得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从1996年的0．86下降到了2007年的0．58，表明国家各项促进教育公平性政策的出台对该地区教育公平程度起到了明显的改善作用，但该地区的教育公平性仍需要进行大力的改善。以上结论表明，区域与区域之间由于经济发展速度、经济发展水平等相关客观条件的制约，教育配置存在较大的失衡性，且公平程度相差较大。同时也能够充分说明，对教育事业的经济投入力度直接关系各地区教育事业的公平程度，一、二类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迅速、经济实力雄厚，各地方政府能够为特殊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更加强有力的物质保障，所以教育资源的配置相对公平，教育基尼系数较低，而三、四类地区由于受到经济发展速度及经济实力的影响，各地方政府对特殊教育事业的投入力度必然没有一、二地区的大，且资源配置相对失衡。总体来说，一、二类地区的教育公平程度要高于三、四类地区。

3结论与建议

3.1主要结论

(1)从全国范围来看，各地区的特殊教育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支出的差距较大。尽管从1996年到2007年这12年间各级地方政府对特殊教育事业的拨款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相关费用支付也由46261万元增加到226795．5万元，但各类地区间的教育投入差距却没有出现明显缩小的趋势，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特殊教育经费配置公平性依旧差距较大。

(2)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同该地区的教育水平呈现正比例关系。经济发展越迅速、经济实力越雄厚的区域的教育发展水平越高，对特殊教育经费的投入分配也较为平均，反之亦然。因此，三、四类经济不发达地区如需改善特殊教育配置及不公平的现状需要政府投入更大的专项经费。

(3)经济发展水平与教育公平之间的正比例关系不存在必然性。在一些特定时段，经济发展水平要高于前期水平，而教育基尼系数则呈现了增长的趋势，从基尼系数的趋势图来看，基尼系数一直展示出不稳定的情况，一方面能够体现出政府针对特殊教育配置不公平的现状正在进行积极的政策性调整与改善，另一方面也能够说明，对特殊教育事业经费的投入应当有计划、有目的的稳步进行。

3.2政策建议

(1)特殊教育属于国民教育的一部分，国家应当重视特殊教育事业的发展，并为其提供更为优先的政策环境。进一步完善包括学前教育、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等涵盖正常教育内容的特殊教育体系，使得不同身体状况、不同年龄阶段的所有特殊教育对象都能够充分享受到接受教育的权利。

(2)完善特殊教育经费投入相关制度。在保证特殊教育经费投入有所增加前提下更加注重该类教育资源的配置公平性。鼓励、引导各地方龙头企业以及各种社会力量参与特殊教育事业，吸纳更多的非政府资金来扩充特殊教育事业专项经费，为特殊教育事业经费寻找更加全面的资金来源渠道，保证特殊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时，对同一区域的特殊教育经费分配应当以需接受特殊教育学生总数为依据实行均等化分配。

(3)充分考虑全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现状。缩小对经济发达地区特殊教育经费投入，加大对中西部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地区的经费投入力度，建设并形成新的特殊教育资源配置体系，同时，将残疾人分布范围作为教育经费配置依据，增加对残疾人口数量较大地区的特殊教育经费投入，改善特殊教育资源不合理配置的现状。

(4)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促进特殊教育事业的发展纳入法制化，借鉴发达国家与周边国家相关经验，对现有相关法律进行补充和完善，并逐步提高相关条例的可操作性、可执行性。同时，相关行政部门及相关行政人员应当切实贯彻国家相关政策，严格自律、依法行政，切实将特殊教育事业经费用到本地区的特殊教育事业上。

基尼系数范文篇5

关键词：产业集聚；区位基尼系数；分析工具

1区位基尼系数的应用

1.1产业集聚理论的发展

早在上世纪20年代，韦伯（A·Weber）和马歇尔（A·Marshall）就对产业集聚的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由此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空间经济。进入20世纪80年代，世界范围内产业集聚明显加快，各种形式的产业集聚现象大量涌现，一大批著名的经济学家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趋势，开始介入到产业集聚的空间或区域问题的研究，并希望将其引入到主流经济学的范畴。在这些工作中，首推以保罗·克鲁格曼(Krugram，Paul)等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的贡献。克鲁格曼甚至认为“新经济地理学”是继新产业组织理论、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之后的最新经济理论前沿。随着产业集聚理论的不断发展成熟,现在该理论已经成为经济学、管理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热点。

1.2区位基尼系数的计算

深入地研究集聚理论，不仅要探索产业集聚的形成机理以及动力机制等定性因素，而且要求产业集聚度量等定量分析，以便更好地检验或者完善产业集聚理论。在这一要求下，一系列衡量产业集聚度的指标应运而生，如标准差系数、集中率、集中指数、区位基尼系数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应该是区位基尼系数。区位基尼系数的产生要追溯到洛伦茨，洛伦兹（M·Lorenz）在研究居民收入分配时，发现将居民家庭户数累积百分比与居民收入百分比联系在一起，可以揭示收入分配的均衡性。这种揭示社会分配公平程度的曲线即为洛伦兹曲线，虽然洛伦兹曲线以图示的方法直观形象地反映了社会分配的均衡程度，但却不能达到精确计量的要求，为此，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基尼（Gini，1912）根据洛伦兹曲线，创造性地提出了精确计算收入分配均衡程度的统计指标，即基尼系数。

既然基尼系数可以用来计算居民的收入分配均衡程度，那么，同样道理，如果我们将个体与个体的收入替换成地理单元与地理单元上的经济活动（可以用就业人数，也可以用产值等其它指标），也可以用来计算产业在地区分布的均衡程度。用公式表示即为：

其中，Gj为区位基尼系数；Sim为地区j产业i所占的份额；Sim为地区m产业i所占的份额；n为地区的数量；i为全国产业i的平价份额。区位基尼系数值在0——1之间变化。洛伦兹曲线下凹的程度越小，由此得出的区位基尼系数就越接近零，说明产业i的空间与整个工业的空间分布是一致的，产业相当平均地分布在各地区；反之，下凹的程度越大，则区位基尼系数就越接近于1，说明产业i的空间分布与整个工业分布不相一致，产业可能集中分布在一个或几个地区，而在大部分地区分布很少，从而说明产业的集聚程度很高。因此，区位基尼系数越大，产业集聚度越高。

2区位基尼系数的实证研究

基布尔等人（Keeble等，1986）最先作出了实证上的尝试，之后，又有不少学者采用该指标来研究产业地理集聚问题。克鲁格曼计算了美国1991年106个制造业的基尼系数；Amitti计算了西欧等十个国家的工业区位基尼系数；我国学者文玫（2004）利用第二次、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计算了1980年、1985年、1995年中国两位数工业的区位基尼系数，梁琦计算了中国24个采掘业与制造业二位数行业的基尼系数，并对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以上这些实证研究基本反映了各国产业集聚的实际水平，并印证了有关产业集聚理论的正确性。

以下是根据区位基尼系数公式计算的6个中国典型制造业（分别是资源禀赋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区位基尼系数（如表1所示）：

从以上计算的区位基尼系数来看，我国的资源禀赋型行业，如烟草加工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等行业集聚程度最高；其次是普通机械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等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它们的集聚程度也较高；最后是食品加工业、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其集聚程度最低。这是因为资源禀赋型行业的生产条件受到自然资源的强烈约束，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需求弹性较高，规模经济效应与范围经济效应相对突出，而劳动密集型行业相对较高因其技术含量低，本身就具有广布性特征。除去资源型行业，产业集聚程度由高到低的行业分布基本上是与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的路径一致，这说明集聚度由高到低的变化过程，实质上也是由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向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变过程。另外，我国资源型行业的集聚程度最高的事实，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产业集聚整体上依然是一种依靠生产要素自然分布自发形成的低端水平集聚。

3区位基尼系数相对于其他分析工具的优点

衡量产业地理集中与集聚的指标很多，较之于其它的方法指标，区位基尼系数主要有三个优点：（1）区位基尼系数可以采用多种指标来计算，适用性强。一般来讲，区位基尼系数的计算采用两种指标，一种是产业产值，另一种是产业人口就业，具体使用哪种取决于地区经济差异等一系列因素。另外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使用产值的增加值、贸易额等指标来代替就业人口与产值。几种指标的应用，增强了研究中数据的可得性，如果将几种计算方法进行综合分析，更能对经济现象进行真实的反映。早期的研究如Hoover（1936）、Krugman（1991）使用的都是就业水平的数据。目前关于中国的实证研究主要是采用产值，如梁琦（2003，2004）以及白重恩、杜颖娟、陶志刚和仝月婷（2004），或采用增加值，如张同升、梁进社和宋金平（2005）。（2）区位基尼系数可以用来衡量产业集聚的不同层次。产业集聚一般属于中宏观层面上的经济现象，它包括中观宏观两个层次：中观层次是企业外部、产业内部的集聚经济，也被称为“区位经济”；宏观层次是多个行业向城市地理集中形成的集聚经济，也称为“城市化经济”。区位基尼系数可以对两个层次都作出很好的解释。例如，国际上计算区位基尼系数一般采用两位数行业分类标准，采用这种行业标准计算的区位基尼系数反映出不同行业的集聚趋势，属于中观层次的研究。如果将相同年份的不同产业区位基尼系数相加，再取其均值，或者直接取相同年份不同产业的区位基尼系数中值，那么也可以据此对宏观层次上的产业集聚趋势作出判断。（3）区位基尼系数有多种计算方法。尽管用几何方法计算区位基尼系数最为方便直观，但也较为复杂，为此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们在基尼工作的基础上，相继发展了平均差方法、协方差方法以及矩阵方法，使得我们可以在各种情况下方便地计算区位基尼系数。

4运用区位基尼系数应当注意的问题

（1）区位基尼系数是一种经济集聚趋势的反映。区位基尼系数只是产业集聚与扩散趋势的测度，它本身没有一个决对的数值来评判其优劣，我们可以从区位基尼系数大小来看行业分布的区域均衡程度，但究竟区位基尼系数多大属于均衡，以及均衡还是非均衡对经济发展更有利，还是一个经验判断的问题。另外，区位基尼系数只是对产业集聚程度的相对度量，并不能反映绝对的产业集聚水平。如某产业的区位基尼系数很小，我们也不能得出结论，说这个产业的集聚程度很低，因为这个产业在某一个特定地区所占的比重可能很大，而在其他地区均匀分布。为了弥补区位基尼系数的这种缺陷，最好将其与反映产业绝对量的指标结合起来使用，计算出行业产值（就业）所占份额最大的几个地区的比重，然后再进行综合分析。下表即是相对于表一计算的产值最大的五省市所占比例（如表2所示）。从对表二绝对量指标的分析来看，基本也能得出与上文分析我国区位基尼系数时相一致的结论。占行业产值最高的五省市的资源禀赋型行业产值，几乎都占了全国总产值的一半以上（虽然这种绝对量在下降）；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如普通机械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产量最高的五省市所占比例全国总量也较高；而食品制造业和饮料制造业这两个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占全国的比例最低。

（2）区位基尼系数的产业适用问题。区位基尼系数是随着产业集聚理论的产生、发展而发展起来的，而产业集聚只是一个相对普遍的经济现象，并非所有的产业都具有集聚的特征，这也是现实经济生活中并非所有的二三产业都集中在大城市的原因。适合应用区位基尼系数的产业应是那些具有良好规模经济效应，能产生集聚效益的产业，而一般规模经济效应弱，集聚效益小的广布产业，由于分散本身就是它的特征，也就不适合用此工具来探索其集聚程度。比如农业，由于其必须依靠无法产生位置变动的生产要素——土地，也就无所谓集聚与否了。

（3）区位基尼系数因地域或行业选取标准差异而不同。所谓区位选取差异，主要是指在计算区位基尼系数时，选取的区位大小等级单位。如果把研究的整体只分成一个区位，那么区位基尼系数肯定为1；如果把研究的整体区域无限地分割下去，以至于一个企业所在的地方就是一个区位，那么区位基尼系数将逐渐接近于0。现实中研究都不可能采取这两种极端的划分方法，而是在两者之间进行适当划分。区位选取单位的大小，必须依据具体的研究内容，依据研究地区的经济情况而定。一般情况下，应该将经济研究的整体区域划分成若干个同质的经济区位，再进行区位基尼系数的计算。因为产业集聚具有地域性的特点，客观上不同产业有向不同区域集聚的趋势，同质区域的划分更适宜于区位基尼系数的应用。我国学者在计算区位基尼系数时，往往基于行政地理单元，但是人为行政界线确立的各个地理单元显然是不同质的，因此，也影响了对产业集聚的精确度量。

行业选取标准差异，指产业选取时采用的分类标准差别问题。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计算出的区位基尼系数差异是较大的，一般来讲，采用行业分类标准的位数越低，得出的区位基尼系数就越大，反之，得出的区位基尼系数就越小。同样，产业选取时采用的分类标准也要根据所研究的具体情况来定。另外，在进行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产业集聚度比较时，一定要注意各自行业选取的分类标准问题，如我国的行业划分标准同美国的是有差异的，美国具有的某些行业中国就没有。不同的划分标准得出的结果是不同的，比较口径不一致也就失去了比较的科学性。

（4）区位基尼系数的缺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的艾利森（Ellison）和格莱赛（Glaeser）在《美国制造业的地理集》中一文中指出基尼系数大于零并不一定表明有集聚现象存在，因为它没有考虑到企业的规模差异。因为当在一个地区产值一定时，存在着一些规模大的企业，其基尼系数和存在一百个小企业的基尼系数是一样的，但实际上并无明显的集聚现象。利用空间基尼系数来比较不同产业的集聚程度时，会由于各产业中企业规模或地理区域大小的差异而造成跨产业比较上的误差。空间基尼系数没有考虑到具体的产业组织状况及区域差异，因此在表示产业的集聚程度时往往含有虚假成分，这就要求对区位基尼系数进行改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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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Fujita,M.andThisse,J.E,1996,“EconomicsofAgglomeration”JournaloftheJapaneseandInternationalEconomics,Vol.10.

基尼系数范文篇6

内容摘要：切实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是当前尽快形成河南省城乡一体化新格局的重中之重。本文采用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对河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行了时间序列和空间层面的综合分析，结果表明：河南省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变动较大，是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波动的主要原因；农村居民纯收入基尼系数大于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是河南省城乡空间差距产生的主要原因；泰尔指数也显示农村居民收入内部差距大于城镇居民收入内部差距。

以城乡居民收入比考察河南省的城乡收入差距变动情况，从图1可以看出：1992年以来，河南省的城乡居民收入比与全国的走势大体一致，均呈现出波浪式增大的趋势，1994年以前河南的城乡收入差距较全国大，之后均低于全国的城乡差距。1992～2007年全国平均的城乡收入比是2.89，比河南的平均收入比2.71高出0.18，可见1992年以来河南的城乡收入比全国总体差距要小。2007年全国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785.8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4140.4元，城乡收入比为3.33；而河南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477.0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3851.60元，城乡收入比为2.98，城乡居民收入均不及全国平均水平，但差距小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较而言，河南的农村居民较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比全国差距要小。

研究方法

（一）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对洛伦兹曲线进行求解而用来反映居民收入差异程度的分析指标，能以一个数值反映总体差异，考虑了全部居民的收入状况。但是，由于基尼系数计算中的分组情况不同会得出不同的计算结果，因此在实际中计算基尼系数有多种不同的方法（陈宗胜，1991），比如曲线回归法、等分法（李颖，2005）。使用不同的计算方法，会得出不完全相同的基尼系数。鉴于此，本文采用的基尼系数的计算公式为（李红，黄应绘，2007）：

（1）

（2）

式中，G为基尼系数，xi为第i个地市或区县的城市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按从低到高的顺序排列（x1＜x2＜…＜xn），n为研究区域个数。

（二）泰尔指数

一个优良的收入分配不均度量指标要满足Pigou-Dalton转移原则、对称原则、总体原则、收入刻度独立性、可分解性等五个评价标准。泰尔指数是唯一一个满足所有五个标准的指标（谢洪芳，赖淑銮，2004），可以用来分析区域差异总体变化过程、区域差异和区内差异变化对区域总体差异变化的影响（张惠，2008）。泰尔指数是由泰尔（Theil，1967）利用信息理论中的熵概念来计算收入不平等而得名的。泰尔指数越大，居民收入差距越大。用泰尔指数衡量不平等的一个最大优点是，它可以衡量组内差距对总差距的贡献。可以表示为：T=Tω+Tb=Tω1+Tω2+Tb，即不存在交叉项的问题，同时组内差距还可以被分解为各组内部差距之和。泰尔指数的另一个优点是充分考虑到人口的作用。泰尔指数的原始公式仅适用于样本数据，目前国际上通用的分组数据计算公式如下（苑林娅，2008）：

（3）

（4）

（5）

（6）

这几个公式适用于进行了两次分组的数据，即每一基本收入单元中又分为了若干亚收入单元，其中公式（3）计算的是整体泰尔指数，公式（4）计算的是组内泰尔指数，公式（5）计算的是组间泰尔指数，公式（6）计算的是每一个基本收入单元内泰尔指数。Y、N代表整体的总收入和总人口，Yi、Ni代表第i个基本收入单元的总收入和总人口，Yij、Nij代表基本收入单元中的亚收入单元的收入和人口。

由于公式（3）中给出的是总体和各组的总收入，而统计资料中给出的多是平均收入，因本文对该公式进行简单变形，即为：

（7）

其中是各市农村或城镇的平均收入，其中城镇用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农村用人均纯收入计算。Nij是各市农村或城镇的人口数，是全省的人均收入，N是全省人口数。

河南省城乡居民收入时空特征分析

（一）河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动态演变

应用基尼系数计算方法分别对河南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人均GDP分别进行了1995～2007及2000～2007的基尼系数计算，结果见表1和图2。

从时间序列来看，2000～2007年间河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基本稳定在0.06的水平，稍有波动，2007年达到七年来最小差距，总体而言均小于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1995～2007年间河南省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波动扩大的趋势，但与重庆市收入的基尼系数比较，均小于其差距，2003年之后进入一个比较稳定的阶段。相比较而言，河南省农村内部居民收入差距有扩大趋势，是构成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二）河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空间差异

对河南省城乡居民收入空间差异的分析思路是首先运用基尼系数对河南省各地市下辖县分别计算各地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人均GDP基尼系数；在此基础上，采用可分解的泰尔指数计算方法对河南省17地市的城乡居民收入数据分别计算了2007年河南省城乡居民收入间差距及城市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以进一步剖析造成河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根源，计算结果见表2。

空间数据是对各地市所辖县数据计算所得，由于济源是省单列市而无下辖县，故仅计算17个地市的基尼系数，其中由于市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缺失，只计算了9个地市的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空间上来看：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均远大于城镇居民基尼系数，一定程度上表明农村收入差距大于城市；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大于平均值的地市分别为安阳、新乡、濮阳、南阳、平顶山、洛阳、三门峡、漯河；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大于平均值的有鹤壁、周口、安阳、南阳、洛阳；主要原因是这些地市大多为人口大市，下辖县较多，收入差距较大。同时也说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完全正相关，只是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增长极对区域经济的扩散效应会大于集聚效应。

参考文献：

1.陈宗胜.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M].上海三联书店，1991

2.李颖，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研究[M].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

3.李红，黄应绘.重庆市区县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灰色预测[J].统计与决策，2007（24）

4.谢洪芳，赖淑銮.收入分配不均衡度量方法探讨[J].统计与决策，2004（1）

基尼系数范文篇7

这种算法根据的是基尼系数与洛伦茨曲线的相关性，利用收入分组五分法数据，得出基尼系数的计算公式，即

该公式即收入五分法下的基尼系数计算公式。

所谓的五分法，即将收入组分为最低收入组、较低收入组、中等收入组、较高收入组和最高收入组，利用各收入组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来计算基尼系数。现假定五大组占总收入的5个比重呈近似等差数列（记公差为D），有：

上式中s是比较小的数（small），B是比较大的数（big），m是比s略大的介于s与B中间的数（middle）。根据收入五分法公式可得：

由于公差D的设定，使得B与2m相差并不大，再被分母5除后相差更小，所以可以被谨慎的忽略，则有。其意义是：基尼系数近似等于五分法收入最高的那组人的收入百分比与收入最低的那组人的收入百分比之差。

二、计算基尼系数

从我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看，农村、城镇是分别统计的，而且各自的分组不一致，因此需要对分组数据进行加工。根据历年统计年鉴，将中国农村最低收入组的人均年纯收入与城镇困难户（城镇最低收入组的5%）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相比较，可以发现，中国最低收入的20%的人群在农村；同理可以发现，中国最高收入的20%的人群在城镇。结合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我们可通过计算目标累积比重，来确定相对应的收入分组值。

通过查阅累积比重对应的收入分组值，可以计算该收入分组值中的人均年纯收入M（或城镇相关组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N）；另外，全国城乡居民的人均年收入Q可以通过统计年鉴计算得出[1]，则有：

下面以2005年为例加以说明。

根据统计年鉴，可查得2005年的城镇人口为56212万人，农村人口为74544万人，全国总人口为130756万人，则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42.99%，农村人口为57.01%，城镇的目标累积比重为46.52%（20%÷42.99%），农村的为35.08%（20%÷57.01%）。

通过农村的目标累积比重为35.08%，可以查得该目标累积比重对应的收入情况，如表1。

由上表可知，2005年全国“最低收入组”分布于0-2250元这一收入分组中，通过取中值的方法，可以计算该组的人均年纯收入M=1489.88元。

同理，通过城镇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分组情况，可计算出全国“最高收入组”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N=17814.72元。

另外，通过统计年鉴数据可以算出全国城乡居民的人均年收入Q=6366.58。

则G==51.28。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计算方法虽然比较简单，但由于将不同收入分组假定为近似等差数列，因此，算出的结果是有误差的，从理论上讲，这种方法计算的基尼系数，比实际的基尼系数要略高。表2是根据五分法计算的历年基尼系数。

参考资料：

1.王祖祥，《分组数据条件下基尼系数的有效估算方法》，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1年第8期。

2.雍红月等，《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与实证分析》，载《内蒙古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3.习明等，《基尼系数的一种简便计算方法》，载《统计与决策》，2007年第21期。

4.胡祖光，《基尼系数理论最佳值及其简易计算公式研究》，载《经济学研究》，2004年第9期。

5.胡祖光，《基尼系数和统计数据——以浙江省为例》，载《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基尼系数范文篇8

为了恢复恶化的生态环境，1998年以来，我国陆续启动了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工程、“三北”及长江流域等防护林建设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重点地区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建设工程等6项林业重点工程。针对不同林业重点工程，政府部门采取了补贴、禁止或者限制使用等多种不同经济手段，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农民收入。在现有的研究中，主要开展了对农民收入及其收入结构的影响研究，但它们对农民收入不平等所产生影响的研究尚不多见，因此需要开展分析林业重点工程对农民收入不平等所产生的影响。

本文拟采用笔者收集到的6个省区15个案例县、3375个样本农户的数据进行收入不平等分解研究。首先进行第二类样本农户收入不平等分解，然后采用泰尔熵对样本农户的县内与县间的收入不平等进行分解，以了解县内收入不平等和县间收入不平等程度对总样本农户的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程度。样本农户收入分解为以土地为基础的收入、非农收入和林业重点工程补贴收入3个类型，以反映林业重点工程的实施对样本农户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程度。与已有的研究相比，本文具有几个明显特点：第一，利用1995-2006年的6个省区15个案例县的3096个样本农户的包络数据，从多个视角对样本农户收入不平等进行分解，较为可靠地实证分析影响样本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因素。第二，本文研究所利用的样本农户有参加一项或多项林业重点工程的，也有没有参加林业重点工程的，样本农户具有更好的代表性。

二、数据与方法

采取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抽取样本。考虑样本农户数据的有效性，选取了3096个样本农户。采用国家统计局的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把样本农户的收入及其分项收入折算成1994年不变价。

（一）不平等的水平分解

利用离散收入数据，采用下式计算基尼系数：

三、经验性结果

利用所获得样本农户的数据资料，对收入不平等进行水平、变化、县间与县内分解，以期更好地分析实施林业重点工程对样本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一）水平分解

利用式(1)和式(2)计算出样本农户的基尼系数、收入结构与收入集中系数（见表1）。ckl，ck2和ck3分别为样本农户以土地为基础的收入、林业重点工程和非农收入的集中度；sk1，sk2和sk3分别为样本农户以土地为基础的收入、林业重点工程补贴收入和非农收入的结构。

样本农户收入的基尼系数呈现出下降态势，从1995年的0.3663下降到2006年的0.3004，与全国农民收入基尼系数的趋势有一定的差距，但差距不大（见表1），这与选取的样本农户分布在贫困地区有关。1995-2006年，样本农户以土地为基础的收入所占比重呈现出逐年下降态势，从1995年的68.56%下降至1998年的64.46%。林业重点工程启动以后，其比重下降态势呈现出加速态势，2000年、2005年和2006年样本农户的以土地为基础的收入占农户收入的比重分别为57.65%，40.79%和41.65%，2006年较2005年的该比重有小幅回升。非农收入占样本农户收入比重呈现出明显上升态势，从1995年的31.13%提高到2006午的50.01%。林业重点工程补贴收入占样本农户的收入比重从1995年的0.30%逐步提高，2005年达到最高点，为8.90%;2006年有所下降，与2005年相比，下降了0.56个百分点。

根据式(3)计算出以土地为基础的收入、林业重点工程补贴收入和非农收入对基尼系数的贡献结果见表1。以土地为基础的收入对基尼系数的贡献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下降态势，1995年其对基尼系数的贡献为49.2462%;1998年其对基尼系数的贡献为42.3465%，年均下降了2.2999个百分点。林业重点工程启动以后，以土地为基础的收入对基尼系数的贡献亦呈现出下降趋势，2006年较1998年下降了13.5823个百分点，年均下降了1.6977个百分点，与林业重点工程启动以前相比，该比重下降有所减缓。表1的结果表明：非农收入对基尼系数的贡献一直高于50%，2005年达到最高点，为69.723026;2006年较2005年下降了2.2813个百分点。

（二）变化分解

利用式(7)，1995-2006年样本农户收入的基尼系数以及分解为收入结构效应、收入集中效应和综合效应的经验性结果见表3。除2000-2001年样本农户收入的基尼系数出现0.0002的增加以外，其余连续2个年度的基尼系数呈现出下降态势。

表3中的结果显示，除2003-2004年和2005-2006年以外，收入结构效应与样本农户收入基尼系数呈现出逆向变化，一般情况下，收入结构效应的增加能够降低样本农户收入的不平等程度。除2005-2006年以外，以土地为基础收入占样本农户收入比重的变化与样本农户基尼系数变化呈现出同向变化，表明以土地为基础收入占样本收入的提高增加了样本农户收入不平等程度。林业重点工程补贴收入占样本农户收入比重以及非农收入占样本农户收入比重的变化与样本农户收入基尼系数的变化基本上呈现出逆向变化，且林业重点工程补贴收入占样本农户收入比重的变化对样本农户收入基尼系数变化的影响呈现出增强态势。收入集中效应与样本农户收入不平等变化基本上呈现出同向变化，收入集中效应对样本农户收入基尼系数变化的贡献基本上为正向变化，收入集中效应的增长导致样本农户收入基尼系数的增加，导致样本农户收入不平等的拉大。林业重点工程补贴收入集中效应基本上与样本农户收入基尼系数变化呈现同向变化（除1999-2000年、2002-2003年和2003-2004年以外），表明样本农户林业重点工程补贴收入集中效应对样本农户收入基尼系数的变化是正向的，样本农户林业重点工程补贴收入集中效应的提高，会导致样本农户收入基尼系数增加；反之亦然。与收入集中效应和结构效应相比，综合效应对样本农户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影响比较小且呈现出混合效应。综合效应与样本农户收入基尼系数变化呈现出同向变化的有3个年度，而呈现出逆向变化的有8个年度。

（三）县内与县间收入不平等的分解

利用式(10)～式(12)计算出样本农户1995-2006年平均对数离差、县内、县间收入不平等及其对平均对数离差的贡献，计算结果见表4。

1995-2006年样本农户的平均对数离差基本上呈现出下降态势，与样本农户基尼系数变化态势基本一致。样本农户的收入差距以县内差距为主，县间的差距为辅。样本农户县内差距对平均对数离差的贡献均在85.00%以上，最高为1995年的90.52%;最低为2003年的85.64%。样本农户县间收入差距在8%以上，最低的为1995年的8.86%，最高的为2003年的14.57%（见表4）。

案例县间基尼系数及分项收入对案例县基尼系数的贡献情况见表5。

表5的结果表明，从样本农户县级平均收入来看，与按照样本农户层次上的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相比，县间基尼系数显著下降，1995-2006年均低于0.20。表5与表4中的结果是吻合的，样本农户收入差异主要是县内差异所造成的，县间收入差异对样本农户收入差距的贡献属于次要方面。

从分项收入对县间基尼系数的贡献来看，以土地为基础的收入、林业重点工程补贴收入和非农收入，与表3按照样本农户层级的计算相比，上述三分项收入对县间基尼系数的贡献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上述三分项收入对县间基尼系数的贡献呈现较大的波动性，造成分项收入对县间基尼系数贡献主要是分项收入集中度所致，如林业重点工程补贴收入的集中度最高为0.4767，最低为0.0050。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县内与县间收入差距、样本农户收入不平等水平及其变化等视角对样本农户收入不平等进行了分解，分解结果表明，林业重点工程补贴收入对样本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样本农户收入差距的县内收入差距较高，县间收入差距较低。林业重点工程补贴收入对样本农户收入的基尼系数的贡献呈现出上升态势，从1995年的0.3307%上升到2006年的3.7941%。样本农户收入结构效应对样本农户基尼系数变化呈现逆向变化，林业重点工程补贴收入的结构效应对样本农户基尼系数变化基本上呈现逆向变化，提高林业重点工程补贴收入在样本农户收入中的比重可以降低样本农户的基尼系数变化，能够缩小样本农户的收入差距。样本农户收入集中效应以及林业重点工程补贴收入集中效应基本上与基尼系数变化呈现同向变化，降低样本农户林业重点工程补贴收入集中效应可以缩小样本农户收入差距。综合效应对样本农户的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混合效应，因此，可以忽略此方面的影响。

与以土地为基础的收入和非农收入相比，林业重点工程补贴收入对样本农户收入不平等的贡献是比较小的；林业重点工程补贴收入对样本农户基尼系数变化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同时亦使县间样本农户收入差距的贡献呈现出波动，需要关注林业重点工程补贴收入对样本农户收入和区域间收入差距所造成的影响。

把样本农户按照人均收入从高到低进行五等分，图1列出了不同阶层的样本农户获得的林业重点工程补贴收入。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等样本农户获得的林业重点工程补贴收入依次提高，低收入的样本农户获得的林业重点工程补贴收入最低；高收入阶层的样本农户从林业重点工程实施过程中获得的补贴收入最高。虽然林业重点工程补贴收入增加了所有样本农户的收入，但是不同收入阶层从林业重点工程实施中获得的补贴收入不同，高收入样本农户获得较高的林业重点工程补贴收入；低收入的样本农户获得较低的林业重点工程补贴收入，因此，林业重点工程的实施拉大了样本农户的收入差距，林业重点工程补贴收入对样本农户收入的基尼系数的贡献呈现出增长态势。一些案例县采取了大户承包等形式，大户承包使高收入阶层样本农户获得高林业重点工程补贴收入成为可能，从缩减样本农户收入差距的角度出发，应当考虑适度减少大户承包实施退耕还林工程的政策选择；或者选择考虑大户与其所租赁退耕地的农户之间林业重点工程补贴收入分配比例，适度缩减大户获得林业重点工程补贴收入的比例，相应地增加出租退耕地的农户收入比重。

不同阶层样本农户从林业重点工程获得的补贴收入占其收入的比重呈现出与图1完全不同的结果，林业重点工程补贴收入占样本农户收入比重与收入高低呈现逆向变化，低收入阶层样本农户的林业重点工程补贴收入占其收入比重最高；高收入阶层样本农户的林业重点工程补贴收入占其收入比重最低。若采取增加较低收入阶层样本农户的林业重点工程补贴收入能够有效地增加其收入水平，进而有效地缩减收入差距和促进缓解贫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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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澳合作项目课题组，退耕还林效益显现——来自西北地区的调查报告[J]．绿色中国，2005，(3)．

基尼系数范文篇9

关键词：大型国有建筑企业；基本养老保险金；地区差别；基尼系数；泰尔指数

1997年，为了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国家制定和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建立了兼顾不同类型退休人员的养老保险待遇确定机制，以保障企业职工退休后的基本生活需要。社会保障制度作为收入再分配手段之一，必须兼顾“公平与效率”。然而，由于地区自然资源、经济发展程度、人口结构差异以及政策偏好差异等原因，实际存在因参保地域不同以及企业性质不同、行业不同、退休时间不同，造成的养老金待遇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问题[1]。例如，2002—2011年，中国第90分位数的户均养老金收入是第10分位数的户均养老金收入的7倍左右[2]。过大的养老金收入差距以及部门、城乡之间的不平等严重影响退休职工的幸福感。当前，就中国养老金收入宏观不平等问题，尤其是区域之间、性别之间的问题探讨较多，实际上，退休职工养老金差距问题不仅存在于不同行业和地区之间，即使同一行业、同一地区之间也存在类似问题。本文立足某企业内部退休职工的微观视角，就基本养老金实际差距进行研究。由于同一企业内部退休职工工作内容、工作年限和工作经历比较相似，且相互认识和了解，更容易相互比较，养老金差距过大更容易引起收入不公平感，而且有悖于社会公平基本原则和不利于企业内部管理。因此，对企业基本养老金差距及其成因进行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一、当前国内企业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差距现状

当前，就国民收入分配与居民收入差距的研究较为深入，针对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差距方面研究则相对较少。李实等[2]调查分析2002年、2013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收入数据表明，2002—2018年我国家庭个人养老金收入以及家庭人均养老金收入的差距均呈持续扩大态势。例如，2002年个人养老金收入基尼系数为0.4241，2013年达0.4639，2018年达到0.5237，其主要原因是低收入组收入份额下降和高收入组收入份额上升，最低收入组的份额从2002年的4.04%下降到2018年的2.01%，而最高收入组的份额从2002年的17.64%上升到2018年的21.09%。同样，家庭人均养老金收入也表现出类似的情况。李实等研究表明，养老金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受教育程度、人口年龄结构、地区和性别等，同时，中国城镇居民养老金收入不仅存在纵向失衡也存在横向失衡[3]，不仅离退休人员之间养老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同时不同特征离退休人员组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样不可忽视。当前，我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地区差距非常突出。苏宗敏[4]将我国大陆地区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等经济区域，对2002—2012年人均养老金水平和地区差异进行比较，显示国内人均养老金分配基尼系数均低于0.2，但区域内分配差距相对较大。其中，东北地区历年人均养老金分配基尼系数在0.5以上，已超过公认的0.4收入分配警戒线，属于差距悬殊地区；中部地区历年人均养老金分配基尼系数在0.4—0.5之间，属于差距较大区域；东部和西部地区基尼系数在0.2左右。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差距的另一显著特征是性别差距。詹鹏[5]基于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对引起性别差距的主要来源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男性老年人养老金收入约为女性的1.9倍，其中，养老金制度和退休前工资是引起性别差距的最主要因素，贡献率分别为53%和19%，养老金制度差距主要表现在养老金制度参与分布差异和养老金受益程度差异。刘淑娜[6]基于2013年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计算的养老金总体基尼系数为0.199，其中性别基尼系数为0.108，性别差距贡献54.3%。同时，认为养老金如果按照收入分配差距的判断标准来衡量，基尼系数低于0.2，说明当前养老制度内的养老金分配差距很小。但养老金属于收入再分配范畴，养老金分配差距本质上就要求保持在较低水平，养老金基尼系数的判断标准应该更加严格。养老金制度具有调节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客观职能和内在要求。国内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推进，扩大了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的覆盖面。但是，不同人群间的制度差别明显，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农民工养老保险、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以及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制度等，分层化的养老金制度起到逆向再分配效应[7]。刘渝琳等[8]通过2001—2007年我国人均社会保障基金支出额，计算得出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基尼系数为基本上维持在0.36的水平，2007年小幅降至0.3211，认为我国社会保障基尼系数值较高，但呈不断缩小趋势。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主要集中在城市，农村发展相对滞后。在完善基于城镇居民群体社会保险制度的同时，需加强针对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工作，加大政府对社会保障金的投入。

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差距的测度

目前，测量国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方法主要有基尼系数、变异系数、泰尔指数、十等分组等[9，10]，其中采用比较多的主要有两类，一是以洛伦兹曲线为基础的基尼系数法；二是以等分法为基础的方法，如泰尔指数。基尼系数能从总体上反映总体收入分配的差异程度，但无法测度群体之间收入差异程度以及绝对数额，如果要全面了解收入分配状况，就必须结合收入分配各组内部的平均数以及收入分配的次数分布数列等指标。为此，本文采用十等分组法和泰尔指数法。十等分组法可以了解不同收入组之间代际代内再分配效应，而泰尔指数在测量不同组群时不仅能够测度组内差距，还能够测度组间差距。基尼系数表达式为：式中，Wi和Pi是将基本养老金由低到高排序，计算第i组养老金占总收入的比重和第i组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重。十等分组法是将职工基本养老金按从低到高顺序排队，按照人口数划分为十等分，然后分别计算各组基本养老金的累加值和平均值。该方法能够简单明了地反映居民收入分配两极化的状况，且可从数量上表明高收入组和低收入者的差距大小。式中，TI为基于人口分布的基本养老金总体泰尔指数，n是总企业职工数，Si为职工基本养老金占，S为企业职工总养老金，Pi为企业职工占全体职工数比例；P为企业统计的总退休职工数。式中，TIj为某地区泰尔指数，Sj与Pj为企业在某地区的职工养老金总额和该地区退休职工总数，Sji和Pji为某地区内某职工养老金与养老金总数比值以及职工与地区职工总数的比值，j=1，2，3为参与统计的地区。

三、企业内部职工基本养老金差距及成因分析

以下就国内某大型建筑施工企业内部职工基本养老金差距情况进行分析。该企业总部位于中部地区洛阳市，在广东省和北京市有下属分支单位。以2017年该企业实际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作为分析对象。从图1可见，（1）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尼系数为0.9，低于0.1，说明总体而言国有大型企业当前退休职工养老保险差距要低于全国和所属地区水平；同时说明，如果采用统一政策，在养老金再分配效应作用下，可以较好抑制养老金差距。（2）即使企业总体基尼系数较小，但与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尼系数分布类似，企业内部也存在地区差别问题，且趋势基本一致，即发达地区的养老金差距更小，中部地区养老金差距更大。从图2可见，企业养老金高收入组是低收入组的1.8倍，平均每月每人相差2017元。尽管总体基尼系数较小，但高收入组比低收入组的基本养老金差距偏大。三地养老金差距比较如图3—图5所示。三地养老金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的比例分别是，洛阳地区是1.92倍，人均2140元，北京地区是1.55和1665元，广东地区是1.50和1295元。洛阳市退休职工的养老金人均差距工资比广东地区高30%。这个现象显然是不合理的。为定量评价地区之间差别以及地区内部差别对企业养老金差距的影响，采用泰尔指数进行评价，计算得到的企业基本养老金总体泰尔指数为0.018，其构成情况如图6所示。洛阳地区泰尔指数为0.008219，广东地区泰尔指数为0.002444，北京地区泰尔指数为0.001565，地区内部差距的贡献率为69.76%，地区之间差距泰尔指数为0.0053，地区之间差距贡献率为30.24%。可见，对于该大型建筑企业而言，与国内总体养老金差距分布不同，企业地区内部养老金差距是企业养老金差距的主要原因，其中，洛阳地区的养老金差距贡献率最大。以下重点就洛阳地区养老金差距原因进行分析。洛阳地区基本养老保险差距较大的主要原因是近年来新退休职工之间的养老金差距逐渐拉大。将2017年在洛阳地区退休职工按照退休年份分别进行基尼系数计算，得出2000年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基尼系数为0.069，2005年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基尼系数为0.127，2010年为0.130，2015年为0.218，2016年为0.215。如前所述，与公认的收入基尼系数警戒值0.4不同，退休金基尼系数达到0.2实际是比较高的，而且从趋势看，未来退休职工养老金的差距会越来越大，退休时间对养老金差距的影响如图7所示。

四、结论

本文对某大型国有建筑企业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差距以及成因进行分析和评价，主要结论如下。1.总体而言，企业内部养老金差距要小于地区城镇职工养老金差距总体水平，同一企业的职工无论如何选择退休时待遇领取地，其工作时的工资执行的均为企业内部标准，即收入差距不大，退休后养老金差异主要是受待遇领取地的社平工资及历年缴费基数的影响。2.企业内部养老金差距主要受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之间差异影响。与地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总体统计水平不同，对于企业而言，局部地区之间的养老金差距贡献率更大，这可能与不同地区的人员构成有关。就该企业而言，因总部位于洛阳市，而河南省参保人员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占比高，在职时收入远高于工人，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缴费基数均接近或达到缴费基数上限，是造成河南省养老金差距高于其他省市的主要原因。3.当前，大型国有企业内部养老金差距较小实际上受历史原因影响较大，未来养老金差距将逐渐扩大，应引起足够重视。河南省养老金计发办法中过渡性养老金所占比重较大，早期退休人员由于视同缴费年限长，同一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差距较小；随着视同缴费年限的逐渐减少，过渡性养老金占比随之减少，未来退休人员养老金差距将逐渐增大。4.对于中部地区低收入家庭而言，养老金是主要收入来源，低收入人群对养老金收入更为敏感。当前养老金收入差距偏大，应适当增加低收入人群的养老金收入。

参考文献：

[1]陈国义，沈继红.我省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待遇差距拉大的原因与对策[J].山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2014，（5）：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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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苏宗敏.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分配区域差异的量化分析[J].经济师，2016，（3）：21-23.

[5]詹鹏.我国老年人养老金收入的性别差距[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5（1）：90-104.

[6]刘淑娜.城镇企业职工养老金性别基尼系数研究[D].沈阳：辽宁大学，2018.

[7]汪华，汪润泉.体系分立的养老保障制度如何扩大了收入差距？[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98-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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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辛冲冲，陈志勇.中国省域民生性财政支出非均衡性测度及评价[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7，39（10）：1-18.

基尼系数范文篇10

关键词:政府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地区差异；基尼系数

一、引言

社会保障制度是中央政府和国家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化解社会矛盾以及确保国民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一种社会福利制度体系。党的五中全会也将工作重点指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同时，针对地区间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的问题，国家坚持完善社会经济发展体制，使得社会保障得到了迅速发展。充分了解我国社会保障支出的地区差异性并探讨出导致社会保障发展不公平性的问题所在，对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着巨大的意义。本文以2009年～2018年具有代表性的八个省(市、自治区)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数据为依据，利用基尼系数，分析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地区差异的现状和趋势，并提出缩小差距的具体意见和建议。关于社会保障支出的差异性，国内学者很早就展开了一系列的理论探索和研究，如宛亚琴通过对2008年～2016年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分析，提出完善财政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措施[1]。徐倩和李放则利用1998年～2009年财政支出的数据指出应该优化财政社会保障支出项目结构以确保其顺利展开[2]。李凤月和张忠任使用泰尔指数的方法针对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地方差异的贡献指数，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进行系统的研究，得到总体差异主要受制于区域差异影响的结论[3]。同时，一些学者从外部供求视角出发，采用动态面板数据GMM估计方法得到政府对于社会保障支出有着推动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作用[4]。基于四中全会精神，李宏和张向达通过对地区社会保障支出对覆盖率水平影响的计量检验得出政策保障的重要性[5]。除了针对国内现状的研究，林治芬和雨晨将国外的做法与国内进行比较，对中央和地方社会保障支出责任进行划分，探求更好的改进措施[6]。侯晓艳和刘双艳基于山西省11个地市的统计数据对灰色关联现象进行分析，认为各因素对于社会保障支出的影响程度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7]。纵观以上研究，大多数学者通过利用动态面板或是变量分析研究地区间的差异性，总结出促进均衡性的相关措施，然而动态面板数据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省份之间的空间问题，假设的因素有限，所以本文通过利用2009年～2018年八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均社会保障支出，采用了基尼系数计算模型，通过计算各地区人均政府社会保障支出，结合基尼系数的测算标准，进一步分析地区性社会保障支出差异性的原因。

二、基于基尼系数的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均衡性计算

(一)社会保障支出基尼系数计算方法

基尼系数是衡量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如下图所示，常用的基尼系数的算法是通过面积比A/(A+B)表示不平等程度。本文将以基尼系数作为研究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差异问题的测度手段，基于离散型基尼系数的计算更能具体明确地反映经济状况，因此选择该方法对我国2009年～2018年各省的政府社会保障支出进行差异化的度量研究，其具体公式如下。其中G代表基尼系数，Xi代表第i年各省社会保障支出占全部社会保障支出的比例，Yi代表第i年人口数占全部人口总数的比重，(Yi)′表示累计到第i年的人口总数占全部人口总数的比重。

(二)社会保障支出均衡性评价标准

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均衡性的评价也即反映在基尼系数的测算结果中，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等于“0”，基尼系数越接近0表明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分配越是趋向平等。因此当把基尼系数应用于均衡性研究时，其评价标准为：0.2以下视为分配绝对平均，0.2～0.3视为分配比较平均；0.3～0.4视为分配相对合理；0.4～0.5视为分配差距较大，当基尼系数处于0.5以上时，则表示分配悬殊。而0.4通常作为分配差距的警戒线，大于这一数值便会出现消极的社会不公平现象。

(三)社会保障支出基尼系数(2009年～2018年)

通过查阅2009年～2018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的国家统计公报，统计出2009年～2018年江苏省、北京市、广东省、四川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湖南省、山西省、甘肃省这八个具有代表性的地区政府人均社会保障支出数据表，为了更好地反映地区间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差异性，使测量结果更具可比性与分析性，计算基尼系数时主要选取2009年～2018年各省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分配指标进行测度，将我国所有省市按照地域及经济水平的相对差异进行划分，本文在计算基尼系数的时候之所以选取这八个省(市、自治区)原因在于它们涵盖了我国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以湖南省、四川省为例；同时以北京市、宁夏回族自治区和甘肃省作为横向对比代表着同为北部但经济发展有着明显差异的地区；而江苏省、山西省则代表着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东部地区；以及近年来发展迅猛的南部地区，以广东省为例。本文以这八个具有完整代表性地区的省(市、自治区)为例，将地方人口总数考虑在内，通过统计各地区近十年的人均社会保障支出计算相应的基尼系数，再由地区间的横向对比和时间线的纵向对比，分析数据走势的代表意义，具体数据如表1所示。通过整理计算2009年～2018年所选取省的人均政府社会保障支出额指标，根据基尼系数相对平均差离散型计算公式，计算江苏省、北京市、广东省、四川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湖南省、山西省、甘肃省的基尼系数值得到我国对应年份的人均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基尼系数表，见表2。

三、社会保障支出均衡性分析

(一)社会保障支出基尼系数趋势

从表2结果可以看出，2009年～2011年，我国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基尼系数值较高，均在0.4以上处于高差异水平，而随后的三年里，截止到2014年基尼系数趋于降低，中间虽然有起伏但相较于之前的几年有明显的下降，这说明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以及相应政策的出台，我国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差异化程度正在不断缩小，逐渐趋于稳定的态势。更为明显的是，从2016年开始，我国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基尼系数便基本稳定于0.3左右，甚至在2018年达到了0.28，尽管各地区仍存在着差异，但基尼系数所反映的现状仍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说明较以往差异化得到了很好的控制。这些都表明在经济大发展背景下，尽管地区不均衡现状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国家政府一直都在努力完善地方体系，以促进地区间的公平发展。

(二)地区间社会保障支出现状分析

总体上看，我国各地区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差异化仍然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从近10年的基尼系数表可知，各个地区鉴于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加之政府相关政策的落实强度不同，相应的社会保障支出波动比较大，其离散程度更是说明了各地区之间的绝对差异的存在[8][9]，尽管社会保障总支出西部地区占了很大的比例，这也正是从侧面反映出国家对于偏远地区的投资力度正在加大。而相比较之下，东部沿海省市基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的落实，其相对公平性得到了保障，间接拉低了整个国家的社会保障支出差异性指数。基尼系数的减小从客观上来说，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社会保障相关制度的不断完善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保障强度。另一方面，西部地区人们一直以来紧跟时代的脚步，积极落实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从而提高人均社会福利，提高人均社会保障支出，立志于减小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性。

(三)原因分析

对于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地区差异过于明显的现象，不论是与过去相比，抑或是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在经济发展大背景下出现这样的现状，亟待深思其背后原因。以下便是可能会导致该种长期不均衡性发展的缘由：1.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限制了政府对于农村的救助保障水平。综上几个图表分析可知，诸如宁夏、甘肃等地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之所以低于同年度其他地区的支出，很大原因是这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落后，政府财政给予能力不够。干旱的自然环境，位居内陆的地理位置甚至是自然灾害的影响都使得这些省的经济发展比较缓慢，后劲不足，而当地居民也没能极大融入外界环境，没有掌握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发展本地经济，这些不利因素也正是政府减少对其融资和分配资金的原因。2.政府和当地居民对于财政社会保障体系认知不足。相较于江苏省、上海市这些沿海发达地区，政府的认知先进，公共基础设施完善，出台的相关政策也符合当地居民的经济能力，大家对于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体系也较内陆地区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所以偏远地区的认知的滞后性成为了不可否认的事实，极大地阻碍了社会保障体系在这些地区的推广和建立，这些认知上的顽固性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当地谋求发展，谋求新出路，谋求新思想的动力和信念，限制了国家对其投入的积极性，这种认知水平是导致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效率低，分配不公而又得不到改善的最大原因。3.农村地区法律制度保障措施不完善，工作缺乏规范性引导性。依法行政是政策实施规范化、法制化的根本条件，运用有效的法律手段，消除政策执行以人治代替法治的行为，有助于政策的顺利执行，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从一定意义上说属于公共政策的范畴，因此也必须要有具体的法律法规进行监管。而当前，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体系制度方面的法律法规制度的缺失使得宣传人员在执行的过程中重重受阻，个人主观色彩浓重，工作缺乏规范性，“一言堂”的局面甚是严重，使得大家齐心协力改变这种局面的热情递减，很多人对于政策持漠不关心的态度。自己的不作为，奈何政府施加权威也无济于事，最终只是形成“推”的局面，而不是主动“拉”的心态。而相对比之下，沿海地区接二连三出台的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和运用又势必会更快地拉大彼此之间的差距。

四、对策以及建议

社会保障作为一种转移性支出，对于财富的再分配、社会成员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经由以上的分析，不难发现，我国目前的财政社会保障不论从执行力度还是实施效果来说都呈现出一种“本末倒置”的现状，民生问题，社会保障发展的根本问题，理应提上日程。报告特别提到，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毋庸讳言，长期坚持下来的经济建设带来社会财富迅速增长的同时也导致了地区经济发展失衡，区域、城乡、群体之间差距扩大，衍生出了一系列不良“后遗症”。财政社会保障制度主体性和目的性的迷失，导致了我国长期以来有关民生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地区差异的现状一直没有得到良好的改善。所以，鉴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大中央财政对于落后地区的投入力度，实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中央财政作为各省社会保障资金的重要来源，其对一个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有着很大的影响。实行财政转移支付将中央财政弥补力量悬殊地区的财力欠缺[10]，由地方政府统筹安排补助支出，均衡地区间的财力差距，最大可能地实现地区之间财政水平的均等化。地方政府应当积极主动向中央提出申请发放资金，根据事权划分承担相应的责任，互相监督，适当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对于上述甘肃、宁夏这样的偏远地区，国家应该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社会保障支出，“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民为本”。同时，协调城乡区域发展、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作为“十四五”规划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加大中央财政对落后地区的投入力度，既契合了五中全会致力于人民共享社会保障支出、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的精神，也是实现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必要前提。

(二)努力缩小城乡差距，建立相关社会保障机制

对于不同地区的社会服务来说，中央通过转移支付承担一部分地方事权支出责任，而这些亟需政府建立相关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对于西部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促进共同发展。与此同时，加快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绝非易事，政府需要通过大数据、互联网等新型产业技术深入及时了解他们的收入情况，建立相关社会保障机制，高效率地实施更为公平的保障政策，使得财政社会保障普惠于民。另外，政府在分配资金时要有意识地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战略布局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的[11]，坚持公平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城乡社会保障上要一视同仁，竭力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使“无形的鸿沟”逐渐消失。

(三)提高创新意识，创新财政社会保障体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