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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崛起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1 13:06:41

经济崛起

经济崛起范文篇1

四大支柱产业构成县域经济基础

年以来，会昌县有重点地扶持了一批有技术优势、有规模优势、有发展优势的工业企业和特色产业，形成了以矿产品加工业、食品工业、机械制造业、医药工业四大支柱产业为主的工业体系。年，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工业产值万元，工业增加值万元，实现销售收入万元，利税万元。

⒈立足资源优势的矿产品加工业。会昌是个矿产资源大县。现已探明开发的矿藏有锡、盐、萤石、石灰石、稀土等余种，其中锡金属储量万吨，列亚洲第一，岩盐储量亿吨，居江西第二。目前，金龙锡业公司已形成日处理矿石吨、年产销金属吨的规模；石磊、鹰鹏两家公司形成年产万吨萤粉的能力，取得了产品自营出口权；华昌水泥厂具备年产万吨的能力；九二盐矿达到年产万吨碘盐规模，是全国家碘盐生产单位之一。年，矿产型企业产值突破亿元。

⒉依托特色农业的食品工业。会昌作为农业大县，有万亩耕地，盛产稻米、大豆、辣椒等作物。五丰、华达昌公司形成了年产万吨米粉的能力，目前开发研制了四大系列个品种的米粉，其中通心米粉被国家科技部列入年农业成果科技转化基金项目；制糖厂具备日处理吨工业蔗的能力，产糖率达到％，兴昌、家家丽两家企业年产辣椒制品吨；传统食品酱干已形成年产吨的能力，其中“倡寿”牌酱干列入东方航空公司顾客消费产品。年，食品工业出口创汇万元。⒊市场看好的机械制造业。年，原会昌制革转鼓厂进入全国轻工机械百强企业行列，产品畅销国内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泰国、越南、港澳等国家和地区。改制后的裕同转鼓公司研制开发了高档程控转鼓，具备年产台转鼓的能力；金马蓄电池隔板厂跻身产值万元以上的规模工业企业。

⒋锐意创新的医药工业。侨兴制药公司开发了种片剂、种丸剂、种散剂、种口服液的产品，形成了年产亿片片剂、亿粒丸剂、万支散剂和万支口服液的生产线。其中“通脉降脂片”、“八宝惊风散”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为国家二级中药保护品种，“通脉降脂片”、“清火片”分别列入江西公费医疗用药和上海市政府药品采购品种。

实现工业崛起的关键措施

充满活力的工业经济，不仅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就业，而且催生出红红火火的第三产业。目前，会昌县工业规模总量偏小、经济实力不强、工业运行综合质量不高等问题比较突出。实现工业三年翻番目标，工业占的比重要由年的％提高到××年的％，工业增加值达到万元。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抓住六方面的关键措施：

一、帮扶优强企业，大力培植支柱产业。除在信贷、税费、产品销售、政策服务等方面做好协调工作外，还要完善委派管理人员帮扶优强企业制度。按照经济效益、市场潜力、地方特色、“领头羊”产业、高新技术“五个优先”的原则，结合企业的人才需求，委派一些长期在经济部门工作的机关干部到企业任职，从人才智力上扶持企业把产业做大，加快优势企业上特色、上档次、上规模。扶持的重点企业有：五丰、华达昌两家公司开发面式、保鲜、功能性米粉，三年内米粉产量达到万吨，销售收入达到亿元，利税达到万元；金龙锡业公司与中国五矿集团公司实行股份制合作，新上一条生产线，锡金属年产销量达到吨，销售收入万元、利税达到万元；石磊、鹰鹏公司年出口萤粉达到万吨，鹰鹏公司建好吨氢氟酸生产线，两家企业销售收入达到万元、利税万元以上；县糖厂建好万亩甘蔗生产基地；九二盐矿加入省盐业公司；裕同转鼓公司开发高档转鼓，企业销售收入达到亿元，利税万元以上；引进外资新上万吨旋窑水泥生产线，年销售收入达到万元，利税万元。今年全县纳税万元，工业企业上缴税收提高个百分点以上，占地方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

二、抓住招商引资切入点，增加工业发展投入。随着国道、赣龙铁路近年内改建或修建通车，会昌的区位优势更加凸显，但四大传统工业产业仍然是县域经济的主体。因此，会昌县要始终把引进外资作为主攻工业的切入点，为发展壮大优势产业注入源源不断的资金活力。一方面，要坚持“四个倾斜”抓好招商引资工作，重点引进一批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企业，三年实际利用外资要达到亿元人民币、万美元以上。第一，坚持领导力量向招商引资工作倾斜。今年起安排名县级领导各带一个招商小分队，常年住在闽粤、江浙发达地区开展招商；第二，资金向招商引资工作倾斜。县财政安排万元建立专项基金，各个小分队每年完成实际进资万元；第三，人员向招商引资工作倾斜。乡镇、县直单位抽调精干力量组成招商引资专业队，与原单位工作脱钩，全力以赴招商引资；第四，宣传舆论向招商引资工作倾斜。县有线电视台每天在新闻栏目滚动播出小分队招商引资工作进度，县委、县政府两大院设置招商引资公开栏，将带队领导、小分队成员、签约项目、实际进资进行公开。另一方面，结合招商引资，在原有亩食品工业园区的基础上，从规划高起点、施工高质量、建设快进度、企业快进园“两高两快”入手，依托县城建好亩燕子窝工业园区，三年内确保家投资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进园，使之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带动区，体制和科技创新的试验区，城市发展的新区。

三、深化企业改革，优化资本结构。从会昌工业企业的实际来看，优化资本结构，应从三个方面抓好企业改革，使各类要素顺畅地流动起来。一是进一步改制、放活，加大国有企业的退出力度。该退的要坚决退出，而且要退够。对目前还有效益，发展前景好的制糖厂、九二盐矿等企业，要通过置换职工身份等方式进行改革，解除企业的后顾之忧，使企业今后发展得更好。二是拓宽企业改革领域。在工矿企业基本实行改制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商业、供销、外贸、物资、交通运输、林业等单位企业的改革。宜股则股，宜租则租，宜售则售，宜破则破，以革促进发展。三是搞好企业内部改革。已经改制的企业，要不断适应市场变化和企业发展的需要，深化企业内部改革，形成资本经营有法人、工业增值有责任人、企业监督有制度的符合国际惯例的新机制，加快工业资本产权、区位、形态、功能置换的速度，让死资本变活资本，活资本更加活跃起来。

四、调优产业结构，实施工业名牌战略。目前，会昌米粉集团和鹰鹏公司建立了质量认证体系，五丰公司“汉仙”米粉连续三届被评为江西省著名商标，“云戈利”服装、“倡寿”牌酱干被评为赣州市知名商标。今后调整工业产业结构，就是要突出扶持名牌企业和名牌产品，帮助支持企业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跨所有制强强联合，实行资产流动与重组，精心打造米粉、酱干、保鲜辣椒、服装、医药、转鼓等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产品，促进优势企业和优势产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并以这些产品为“龙头”，发挥名牌的集聚作用，形成一批对县域经济带动力强的拳头产品、支柱产业。同时，结合企业的行业特点，创建既融合革命老区精神和客家文化意蕴，又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文化，丰富产品内质，提高品牌的文化含金量。

经济崛起范文篇2

关键词：中国经济；快速崛起；底层逻辑；分析

1978年中国的GDP为1495.41亿美元，2018年中国的GDP为136081.52亿美元，年均增速为11.94%。相比而言，美国1978年的GDP为23515.99亿美元，2018年的GDP为204941.00亿美元，年均增速为5.56%。1978至2018的四十年，中国经济快速崛起，本文对其底层逻辑做一简要分析。中国经济快速崛起的底层逻辑如下。

一、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运行的良好开端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改革开放，是指中国开始实行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改革首先在农村开始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城市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企业承包制入手，进行了综合和专项改革试点，激发了工人的生产热情。试办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四个经济特区，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等14个港口城市，中国的对外开放已从沿海向内地发展，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发表，标志着改革开放起步阶段的结束。1988年9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决议》，改革开放由经济领域扩展到其他领域。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已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俗话讲得好“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1979年中国的GDP达到1782.81亿美元，比1978年增加287.4亿美元。

二、和平稳定是中国经济运行的必要条件

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和平稳定的环境，即国家没有战争、人民安居乐业，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国家经济快速发展。1978年起，除了1979年的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外，我国与周边国家没有大的战争冲突，与周边国家做到了和睦相处。同时，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推行，我国人民丰衣足食，国内环境稳定，有利于经济发展。如果国家处在战乱之中，人民食不果腹，那么国家经济的发展就会停滞不前，甚至陷入经济倒退的窘境。如，从2011年开始持续到现在的叙利亚内战，人民民不聊生，国家经济发展陷入瘫痪。据叙利亚政策研究中心提供的数据，2013年叙利亚经济总共损失484亿美元，数额达到叙利亚2010年GDP的81.7%。2017年2月，叙利亚已有46.5万人丧生，四分之三的叙利亚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500万叙利亚人出逃沦为难民，进而引发了欧洲的难民危机。由此可见，和平稳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

三、党的领导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可靠保障

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继往开来，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党及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集中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形成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制定了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确定了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做出了指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整套方针政策，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中国的经济建设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经济建设的指路明灯，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可靠保障。

四、制造业外包为中国经济的崛起提供了机会

传统经济时代，人类经济的一大特征是大部分人还处在基本需求尚未被满足的阶段。在基本需求还没有被满足的时候，能最有效占据市场的产品，一定是流水线上生产的均质化、物美价廉的大众化产品。但创新经济时代，人们的需求变了，制造业的生产形态也跟着变。过去二十年来手机行业的发展，就能看到这种变化。在传统经济时代，诺基亚在流水线上的生产效率远比西门子、摩托罗拉都要好，因而成为当时的王者。在智能手机刚出现时，诺基亚是当时所有手机厂商中，唯一一家有自己完整生产线的厂商。但诺基亚没想到，它在满足基本需求上做得越好，就越快地走向了终点。这是因为其手机既廉价又耐用，功能简单易懂，更新换代低。因此，手机还要想卖得出去的话，就需增加新的功能，即手机开始进入创新经济时代。由于诺基亚的生产线是按老产品设计的，要创新的话，调整成本极高，故短短几年便倒闭。而苹果公司只负责创新和品牌、渠道的维护，生产流程全部外包出去，所以其手机成为创新经济时代的王者。制造业外包给哪个国家？中国。因为中国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解决了生产的效率和生产的弹性彼此矛盾的问题。

五、土地财政为中国承接外包创造了可能

供应链网络，是指数量足够多的、分工足够细的小企业，在同一时间成长起来，形成一个联动的关系网。高度专业化的单个小企业，确保了生产的效率；而这些小企业组成的不断动态重组的网络，又确保了生产的弹性。中国之所以能形成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关键在于这一时期中国已建成很多规模宏大的工业开发区，而这些开发区的建成有赖于中国的土地财政。我们知道，1994年之前中国的财政制度实行包干制，包干制虽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但同时削弱了中央对地方的调控能力。于是，1994推行分税制，把不同税种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划分，投资决策权收归中央。营业税、增值税等划归地方，地方政府就开始鼓励建筑业的发展，这构成最初意义的土地财政。随后，地方政府通过拍卖土地使用权，或用土地做担保，进行融资贷款，建设工业开发区。至此，中国便有了大量开发区，土地财政在21世纪初，初见成效。土地财政与大规模外包的需求，在时间上刚好重合，中国经济于是发生了令人目眩的增长。

六、经贸双循环为中国经济腾飞夯实了基础

经济崛起范文篇3

1.印度人口数量庞大，人口素质相对较低。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与人口数量有着重要的关系，只有具备相应的人口才能形成一定的经济规模。但是如果人口数量过于庞大，超过本国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就会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目前印度人口约11亿，并将于2050年达到16亿，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印度人口的爆炸性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其经济增长的成果，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人口数量相比，人口素质则更是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印度人口素质相对较低，据2001年人口普查结果，男性与女性的识字率分别为75.85%和54.16%，总识字率为65.38%，有近四成人口是文盲，适龄人口进入高校的比例为10%。这些低文化、低级技能的劳动力不但不能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而且将成为制约其经济崛起的关键因素。

2.贫困问题严重。印度的经济改革并没有使穷人的生活水平得到多少改善，就业增长缓慢，失业人数增加。据2001年人口普查，全国10.27亿人中劳动力有4.234亿人，就业人数为4.164亿，失业率为7%。据联合国《2001年人文发展报告》，按购买力平价，每人每天生活费1美元为贫困线，印度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为44%。印度总理辛格在60周年独立日演讲中毫不掩饰地说：“尽管我们实现了强劲的经济增长，但贫困和失业并没有消除。印度的真正独立在于消除目前的贫困。”严重的失业和贫困问题不仅削弱了印度的社会凝聚力，而且成为社会动乱的主要根源，进而影响到经济的发展。

二、民族矛盾与宗教矛盾

印度民族众多，宗教复杂。印度有13个大民族和上百个小民族，这些民族的语言、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方面有许多不同之处，甚至相互对立。印度是极富宗教传统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宗教和教派最多的国家，几乎拥有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民族与宗教矛盾等因素不仅严重阻碍了印度经济的发展，而且很大程度上威胁着社会的稳定。印度独立后，民族宗教的暴力冲突造成的人员死亡人数，大大超过了三次印巴战争的死亡人数。印度民族问题中最严重的是民族分裂主义的倾向，有些民族中的激进势力还展开了不同规模的武装斗争或暴力恐怖活动。

独立半个多世纪以来，教派冲突持续不断。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是侵害印度社会肌体的痼疾。圣雄甘地和尼赫鲁总理早就认识到教派主义的严重危害，多次谴责教派主义，认为教派主义是“威胁印度生存的最大危险之一”，提倡世俗主义以化解教派冲突。然而，教派冲突的毒汁已经渗透到印度社会的血液中，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积怨太深，一点火星即可引发熊熊大火。独立以后，教派冲突导致无数无辜平民丧生，造成社会动乱，威胁着印度的统一和国家安定，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影响印度与巴基斯坦等伊斯兰国家的关系，损害印度的国际形象。

三、种姓制度

印度社会有别于其他社会的主要特征是它的种姓制度。这种制度将全部人口划分为相互排斥、界定明确、可继承的社会职能的不同群体。马克思早在100年前就指出：“种姓制度是印度进步和强盛道路上的基本障碍。”种姓制度对印度经济增长产生极为消极的影响：第一，它会削弱人们开展经济活动的动力。因为在种姓制度下，当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也没有机会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以及对财富的占有，那么就会失去工作动力而走向宿命论；第二，它会削弱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基于同样的原因，那些在种姓制度中处在底层的阶级、特别是那些无法进入种姓系列的贱民阶级，就根本不会有动力对自己和家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因为在阶层划分呈现刚性，职业完全是自然继承的制度下，人们投资于教育的结果并不能产生任何收益，所以任何具有经济理性的下层居民都不会对没有任何收获的教育进行投资。种姓制度既会导致普通劳动者缺乏财富创造的动力，又会使得大部分底层劳动者缺乏财富创造的能力。

种姓制度在现代印度的延续，使社会分割成一个个互相排斥、彼此对立的社会集团，印度社会从根基处即处于分裂状态，这不仅造成社会凝聚力的严重缺失，而且使政府的政策在决策时首鼠两端，如走钢丝，在执行时阻力重重，不易贯彻。种姓制度不但过去是，而且现在也是印度实现经济崛起的基本障碍。

四、基础设施薄弱

印度经济现在面临的最大制约因素是基础设施严重滞后，而且效率低下，赢利性差，尤其表现在铁路，公路，港湾等领域。

1.铁路。印度的铁路运输已经处于饱和状态，在运输能力和运输安全性方面都存在问题，其铁路轨道至今还分为宽轨线、米轨线和窄轨线三种，给铁路运输带来了不便，而且也会因转轨提高成本和造成货物的损坏。

2.公路。公路已取代铁路成为印度运输的主力，占货物运输的70%和旅客运输的85%。总体上看，印度的公路运输状况的极其恶劣，城市的交通堵塞已达到极限。由于缺乏全天候的公路，雨季期间发生物流不畅的地区不在少数，根据印度社会基础设施委员会公布的推测数字，在2012年以前，光高速公路建设就得耗费17200亿卢比的投资。

3.港湾。印度的港口基础设施不足，效率低。平均船滞期为3.5天（2003/04年的数字），和新加坡的6-8小时比有很大的差距。

五、能源短缺

1.电力短缺。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印度的电力需求不断扩大，电力短缺问题日益表面化，停电、电力供应不稳定等问题经常发生，许多工厂和事务所都不得不自己配置发电设施，甚至有些家庭也自己设置发电设备。

2.石油短缺。印度目前饱受石油短缺困扰。印度总理辛格曾多次表示，“能源安全是目前仅次于食品安全的突出问题”。有统计显示，印度境内石油储量很小，可开采量不足8亿吨，按照目前的开采速度仅能维持20年左右。同时，印度已是世界第七大原油消费国和世界能源需求增长第二快的国家。美国能源部在一份报告中甚至预测，印度的能源需求到2025年将在目前基础上增长一倍，达到每天740万桶。在这种情况下，从海外进口便成为解决能源缺口的唯一途径。据印度官方统计，目前印度每年需要大约1.2亿吨原油，其中70%靠进口，预计到2020年，仅原油进口量就将达到1.5亿吨。国际石油价格的猛涨对印度经济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六、地区安全形势严峻

稳定的周边环境是一个国家经济崛起的重要条件，印度周边地区的不稳定性因素是其经济崛起的一大障碍。从综合国力来看印度当之无愧是南亚地区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印度并没有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在该地区取得主宰地位。在目前情况下，不论在意识形态、文化以及经济方面，印度还不具备控制周边中小国家的能力。在经济上，印度与南亚其它国家经济同质化或同构性的产业模式不但不利于南亚区域合作的深化而且增加了各国间的经济竞争性。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对抗和冲突是事关南亚地区乃至整个亚洲安全的最突出的问题。印巴对抗从1947年印巴分治就开始了，在冷战时曾引发三次印巴战争。三次兵戎相见的旧恨未除又不断增添新仇。目前，两国间的军备竞赛还在不断的升级，两国都拥有了核武器，印巴的核竞赛无疑增加了两国核失控的危险性。一旦爆发核战争，对任何一国来说都是一种自我毁灭。这也更是影响印度经济崛起的重要原因。

作为一个历尽沧桑的古国，印度近年来实现了经济的迅猛发展，但上述制约因素却限制了印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步伐，决定了印度的经济崛起将是一个崎岖而漫长的过程。

参考文献：

［1］杨文武.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经济发展模式的特性分析[J].南亚研究季刊，2007，(4).

［2］唐鹏琪.制约印度经济发展的因素[J].南亚研究季刊，2003，(4).

［3］赵建军.印度经济发展的现状与面临的挑战[J].湖南广波电视大学学报[J].2007，(2).

［4］孙士海.印度的崛起:潜力与制约因素[J].当代亚太，1998，(8).

［5］华民.中印经济发展模式比较:相似的原理与不同的方法[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

［6］［日］小岛真.印度的经济发展与存在的问题[J].世界经济评论，2006，(3).

经济崛起范文篇4

二、民族矛盾与宗教矛盾

三、种姓制度

四、基础设施薄弱

印度经济现在面临的最大制约因素是基础设施严重滞后，而且效率低下，赢利性差，尤其表现在铁路，公路，港湾等领域。

3.港湾。印度的港口基础设施不足，效率低。平均船滞期为3.5天（2003/04年的数字），和新加坡的6-8小时比有很大的差距。

五、能源短缺

六、地区安全形势严峻

参考文献：

［1］杨文武.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经济发展模式的特性分析[J].南亚研究季刊，2007，(4).

［2］唐鹏琪.制约印度经济发展的因素[J].南亚研究季刊，2003，(4).

［3］赵建军.印度经济发展的现状与面临的挑战[J].湖南广波电视大学学报[J].2007，(2).

［4］孙士海.印度的崛起:潜力与制约因素[J].当代亚太，1998，(8).

［5］华民.中印经济发展模式比较:相似的原理与不同的方法[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

［6］［日］小岛真.印度的经济发展与存在的问题[J].世界经济评论，2006，(3).

经济崛起范文篇5

关键词:产业集群;生态化发展;中部崛起

中部,包括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西、山西六个相邻省份。然而,目前中部发展相对过于缓慢而出现“中部塌陷”困境。波特曾指出,产业集群是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基本因素,并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竞争力,关键取决于其产业集群的竞争力。本文尝试在循环经济理念指导下,针对中部产业集群的发展现状,借鉴国内外产业集群发展经验,提出中部产业集群进行生态化发展这一课题,以期提升中部竞争力、保障中部有序协调发展、实现中部崛起战略和中部经济、环境和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同时也为其他区域的产业集群发展提供借鉴。

中部产业集群发展现状及对中部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一)中部产业集群发展现状

河南、湖北、湖南产业集群发展相对较好,其余三省发展相对较弱。到2007年底,河南省年工业总产值过亿元的产业集群共有388个,集群内集聚了14.5万家企业,占全省中小企业总数的50.3%,年实现总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36.35%,吸纳从业人员320万人,占全省中小企业从业人员的38.13%,但集群规模还是以中小规模为主。湖北产业集群在近年来发展速度很快,有些乡镇拥有了两个产业集群。有的产业集群优势初步显现。但是湖北产业集群的产业关联度明显偏低,专门化程度偏低、整体集约化程度较低,技术含量相对不高,产业集群缺乏创新平台,集群内大多存在低端过度竞争。湖南形成了四大类产业集群: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雏形;传承历史文化、地方特色浓郁的产业集群;依托区位优势,承接产业转移的产业集群;是“十大标志性工程”企业带动的当地产业集聚而形成的产业集群,但是湖南的产业集群的发展层次较低,具有优势且较完整的产业链少;骨干企业数量少,单体规模小;产业的本地配套性差、配套成本高,尚未有竞争优势。安徽省产业集群目前尚处在初级阶段,集群的规模小,产业的附加值较低。江西省近年来出现了产业集聚的趋势,形成了一些产业集群的雏形,但规模小,档次低,多以低层次企业为基础。山西产业集群产业结构单一,煤炭开采、焦化和电力产业为主,其它产业集群规模普遍较小,多元化、互补性产业未能形成。

(二)对中部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中部这种以资源型为主的产业集群的发展,对资源与原材料的需求和依赖性极大,又因很少对资源进行循环再利用,随着产业集群的不断发展,资源逐渐贫乏。同时中部产业集群不仅发展不平衡、多层次,且各省为了各自独立的利益,对主导战略选择也各自为政,经济割据,缺乏合作战略思想,没有有效地整合资源的理念和动机,缺乏横向联系,彼此形成市场壁垒,这种产业集群的发展不利于中部产业集群整体的发展。中部很多集群在发展过程中仍是沿袭数量型、粗放式的增长方式,导致了集群内对环境的集中叠加污染,往往超出产业集群所在地区的生态承载能力。且集群内企业间分工协作和关联度较低,内部的产业结构只是简单的供应链式,供应链短且附加值较低,专业人才和专业技术匮乏,创新能力与竞争能力不强,不少产业还停留在模仿、低价竞争阶段,对原材料的使用过多,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过于严重。

中部产业集群生态化发展与中部崛起的互动作用

(一)中部产业集群生态化发展对中部崛起的积极作用

1.中部产业集群生态化发展要引导中部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向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是一种落后的、初级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而生态化发展则是强调经济建设必须重视生态资本的投入效益,认为生态环境不仅是经济活动的载体,还是重要的生产要素,所以必须由“两高一低”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向“两低一高”的集约型增长模式转变,实现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的和谐共存。

2.中部产业集群生态化发展引导中部由污染型经济生产模式向清洁型经济生产模式转变。中部产业集群在传统经济指导下,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废弃物大多是直接排放,这不仅是一种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对环境造成了很大的污染,影响了人类的健康和生态的平衡。而生态化发展就是要尽量把这种放错地方的废弃物通过重复、循环利用变成再生资源,不仅可以节约资源,减少对原材料的使用,而且还可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向清洁型生产模式转变。

3.中部产业集群生态化发展要引导中部产业结构的提升和优化,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和效率。第一产业主要发展生态农业,应以绿色食品及农业的生态效益为开发重点,并逐步向规模化、安全化和观光化发展;第二产业主要发展生态工业,通过建立生态工业链及高新技术的开发运用,实现资源和能量的多层次分级充分利用,从而推动物质的有效转换及再生;第三产业不仅本身要生态化而且要为生态农业和生态工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生产环境。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和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了资源的最佳配置和效率。公务员之家

4.中部产业集群生态化发展是化解中部生态资源与经济发展二元结构矛盾,快速推动中部经济发展,实现中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它要求按照物质能量层级利用的原理和自然界的生态循环原则,把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与其依托的生态环境作为一个统一体,立足于生态,着眼于经济,把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有机结合起来,综合考虑和协调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多种组成要素,合理规划和调整整个系统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整体最优目标。这就必然要走更加理性的强调“社会—经济—自然”三位一体的复合生态系统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相互协调的生态化发展道路,最终实现经济发展、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相互协调、有机统一。

(二)中部崛起对中部产业集群生态化发展的促进作用

产业集群虽起到了加速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以及我国已经存在的现状,一般在经济发展初期,集群一般很难自发形成生态化路径。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延伸演进,生态环境问题会慢慢得到改善。可以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见图1)来解释。

1993年Panayotou借用1955年库兹涅茨界定的人均收入与收入不均等之间的倒U型曲线,首次将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间的关系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EKC认为环境质量开始随着收入增加而退化,收入水平上升到一定程度后(如图1所示的超过曲线的最高点后),随收入增加而改善,即环境质量与收入为倒U型关系。EKC是通过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环境质量需求、环境规制、市场机制、减污投资等方面来加以诠释这种关系的。总的来说,在收入提高的过程中,随着产业结构向信息化和服务业的演变、清洁技术的应用、人类环保意识和环保需求的加强、环境规制的实施以及市场机制的作用等,生态问题会成为一个首先考虑的问题,环境也会在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后不断向生态方向发展。所以随着经济的发展,中部会走出困境逐步实现中部崛起,中部产业集群也会朝着生态化的方向发展,这是中部的产业集群发展的一个总的方向,也是中部崛起对中部产业集群发展的要求。

参考文献:

1.王丽敏.区域特色产业集群的培育和发展.企业活力,2007(11)

2.孙祖荣,施萍.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生产力研究,2006(7)

经济崛起范文篇6

【关键词】数字经济；经济学；高质量发展

1引言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基于5G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实践证明，数字经济的崛起与发展对社会经济产生诸多影响，因此，立足于经济学视角详细分析我国数字经济的崛起与发展，以此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而提供支撑。

2数字经济的概述

2.1数字经济的模式

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学概念的数字经济是人类通过大数据（数字化的知识与信息）的识别、选择、过滤、存储、使用，引导、实现资源的快速优化配置与再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形态。其中网红经济是数字经济的一种类型。根据调查，我国网络经济发展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其主要是以网络为主。按照数字经济的变现方式，数字经济可以分为：一是线上数字经济，其主要是通过线上交易完成商品流通；二是线下经济，其主要是利用网红效应实施的系列经济活动。

2.2数字经济的发展优势

发展数字经济具有较高的优势：首先，数字经济是带动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发展的重要战略。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推进，推动产业结构性转型升级成为当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而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带动产业结构的快速转型，带动一批新兴产业的发展，从而有效地推动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其次，数字经济成为巩固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以陕西省为例，陕西省通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电商扶贫和消费扶贫成效明显，通过组织系列扶贫活动及大力发展农村电商产业，有效带动4万多个贫困户增加收入。积极推广“名校+”“名师+”远程教育帮扶模式和“互联网+健康扶贫”模式，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不断促进优质服务资源下沉，向农村地区延伸覆盖。推进网络扶贫与数字乡村发展有机衔接，积极实施数字乡村发展“六大行动”，促进乡村全面发展。河南省大荔、柞水、佛坪和杨凌4县区被确定为国家首批数字乡村建设试点县。

2.3数字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任何经济发展模式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结合调查，数字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一是技术快速革新导致部分人群摩擦性失业。技术带动产业升级，数字经济依托于互联网技术而发展，技术的进步创造一些新的岗位，同时数字化推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有可能导致大面积“技术性失业”，对就业市场、民众生活与广大社会造成的影响是痛苦的。数字经济对劳动者的数字技能和数字素养提出很高的要求，不具有数字素养的人将面临失业和边缘化危险。二是线上平台强势压低线下实体收入。线上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典型模式。线上经济的便捷性塑造了一批具有极高粘性的消费者，加之没有店租等实体成本的负担，线上平台相较于线下从业者往往有更强的竞争力。在线上平台的竞争压力下，大量线下实体从业者被迫降低利润目标，甚至面临破产。三是巨头垄断挤压中小企业生存空间。数据是一种边际成本递减的生产资料，数据一旦形成规模就具有天然的扩张性，不受规制的扩张必将走向垄断，垄断的后果是行业资源集中与行业内部分化加剧。在这样的竞争格局下，行业资源高度集中，互联网巨头与小微企业差距悬殊，并且差距还在渐渐扩大。

3数字经济崛起的原因

数字经济是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式，也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手段。根据调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例如，2016-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呈现增长态势，从623亿元增长至3419亿元，增长了2796亿元，如图1所示。其中，直播带货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尤其是2020年肺炎疫情发生后，我国直播带货成为拉动国民消费的重要方式。2020年直播电商占GDP比重达27.8%，年增速高达227.7%。图12016-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产业市场规模情况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整理。通过深入分析，我国数字经济之所以取得巨大成效，主要决定因素有以下方面。

3.1数字经济和新媒体的迅速发展

我国进入数字化经济时代，数字经济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基于5G技术的发展为数字经济发展注入了稳定的发展动力。5G技术能够为网络直播提供稳定的信号，为直播带货提供更为便捷的服务。例如，基于5G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的平台形式更加丰富，为市场消费者提供了多元化的观看平台，有效地刺激了粉丝的消费欲望。尤其是2020年肺炎疫情发生后，基于“居家隔离”政策的实施，网络购物成为满足人们消费的重要方式，提高了人们对网络的依赖性，进而扩大了数字经济的粉丝量。据统计，2020年我国移动用户占比达互联网用户数量整体的99%，手机流量时代全面来临。可以说庞大的网络群体为数字经济发展注入了大力的潜在客户。网红利用营销手段，猎取消费者心理，通过高粘度、高互动的方式拉近与粉丝的距离，并且通过精准的营销手段引导粉丝消费，形成价值回报。

3.2国家高质量发展政策的支持

基于“双创”战略的实施，推动经济产业结构调整，拉动国内消费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数字经济的发展已经上升到国家政策，例如，总书记在全国经济发展会议中多次强调要大力发展民营企业，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数字经济是民营经济、“双创”战略实施的具体体现。为支持数字经济的发展，国家层面、地方省市出台了诸多优惠政策，如表1所示。陕西省加强数字领域标准制定，探索推进数字经济领域地方立法，完善数字经济政策体系。围绕“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2条路线，打造“一带一路”数字经济核心区。目前陕西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位列全国第12位，数字经济产业蓬勃发展的西安，助力陕西加速步入“数字时代”。

3.3人们生活方式与消费观念的转变

我国进入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主要目标。2020年我国实现绝对全面脱贫攻坚战役的胜利，我国进入全面小康社会，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个性化消费成为当前90后、00后消费的主要方式。相比80后消费群体而言，新一代消费群体具有更强的包容性与创意性。所以数字经济的发展迎合了当下消费主体的个性化消费理念：一是基于数字化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线支付方式的转变为数字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发展契机。例如，消费者在消费的过程中，由于支付方式实现了自动化操作，因此一定程度会刺激消费者消费欲望，产生诸多“不必要消费”。二是新一代消费群体的“懒惰性”催生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实现了居家消费的方式，大大节省了新一代消费群体的时间。

3.4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持续夯实

数字经济发展依赖于完善的基础配套体系。一是我国物流产业快速发展。根据调查，目前我国物流产业体系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尤其是近些年我国物流产业技术不断创新。冷供应链物流技术不断发展，有效地保护了新鲜食品的质量。例如，根据调查，基于冷供应链技术的发展，生鲜农副产品的网络销售额不断扩大。大力发展物流产业成为国家政策，道路、网络成为物流发展的重要支撑。近些年国家加大了对上述产业的支持。二是网络建设力度不断增加。在5G通讯方面，截至2020年5月底，陕西5G基站已累计开通7621个，力争打造中西部地区5G网络建设先行区，为后续5G产业发展与应用奠定基础。

4数字经济的经济学效用分析

效用是指对于消费者通过消费或者享受闲暇等使自己的需求、欲望等得到满足的一个度量。数字经济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形式，本文利用效用工具分析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

4.1经济增长效用分析

经济模式存在的本质就是促进经济发展，为消费者提供更大的消费满意感。数字经济是一种新型经济模式，是数字化经济发展的产物。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有效带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一是数字经济带动了经济产业转型升级。通过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改变传统的粗放型、高能源消耗型产业的发展，从而引导地方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例如，陕西省是全国有名的网红城市，通过互联网传播有效带动了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二是数字经济催生了诸多新职业，助力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数字经济有效带动了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例如，通过助农直播带货可以将诸多农副产品推广到全国，以此提升农副产品的市场价值，形成品牌效应。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也有效地丰富了就业岗位，拓宽了就业渠道。以网络直播为例，网红直播带货不仅需要大量的后台客服岗位，而且还需要大量的物流配送人员，因此，数字经济的发展有效提高了我国的就业率。

4.2营销效用分析

数字经济不仅带动了产业转型升级，而且为消费者提供了便捷的生活方式，尤其是线上购物模式的发展改变了消费者的消费方式。一是数字经济模式下的营销方式实现了全员营销模式，营销人员面对的是所有的受众，需要了解消费者在态度与行为上的改变，因此迫使电商企业要从过去的营销局部视角升华为用户、文化、生意、经济、民生的大局观。二是细化市场。市场细分和目标定位都是确定品牌营销策略的关键要素。在数字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互通互联性不断提高。因此，企业通过大数据洞察了解目标用户，以精品内容与品牌用户创造共鸣，以优质产品和资源矩阵搭建更贴近用户的营销场景，全面助力品牌实现营销突围。

4.3数字经济文化效用分析

文化效用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数字经济发展背后是当地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陕西是网红城市，例如，基于数字经济的发展，西安加入GDP万亿俱乐部，2020年西安市GDP增速5.2%，总量10020亿元左右。根据调查，当前我国网红更多采取的MCN批量生产的模式，导致缺乏内涵文化。而依托区域独特文化可以有效带动经济的发展。例如，陕西老乔是一名美食博主，在抖音上的粉丝为1200万，其认为自己走红的原因归功于陕西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可见，数字经济的发展有效地宣传了当地的特色文化，弘扬了当地传统文化。另外，数字经济变现速度快，网红一夜成名现象助长了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加剧了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等错误思想的传播，对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产生冲击。

5结语

总之，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是时代变迁和市场变化共同作用下的产物。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更加符合当代社会心态与社会价值的变化，更好地满足了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也发挥了其经济学的本质，促进了“双创”发展及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但是同时数字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小觑，其归根结底是缺乏正确引导和有力监管以及其自身缺陷的产物，我国应积极消除数字经济的负面影响，通过政府完善数字经济相关管理制度、数字经济主体自觉维护数字经济生态环境、社会公众共同监督等方式引导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以放大数字经济对经济的积极贡献，规避克服其负面影响，促进其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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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姜佳奇.数字经济下直播对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D].北京:北京邮电大学,2019.

经济崛起范文篇7

1998年我去台湾的时候，有台湾的学者告诉我，在60、70年代，民商法在台湾很盛行，但到了70、80年代公法变得非常热（当然现在民商法还是很热），但是公法-宪法与行政法已经发展得和私法差不多了。台湾的大法庭要审查宪法行政法争议，有十五个大法官，其中大多数都是研究公法的，也就是说它由“冷学”变成了“显学”。1999年底《法制日报》开了个座谈会，请专家们谈谈《法制日报》的宣传，应该重视那些方面的问题？我给他们提了个建议，说要抓住公法这个核心、这个环节，占领公法这个最高层，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呢？即为什么公法现在国家会很重视呢？马克思曾经讲过：“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就是发展经济，就是发展民主。而发展经济、发展民主，都离不开公法，公法处于非常关键的地位。

一、公法为何会在21世纪的中国崛起，我认为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经济的市场化

公、私法的划分是从古罗马开始的，古罗马法学家查士丁尼在《学说会纂》的前言中提出：关于罗马国家的法是公法，关于私人的法是私法，首先提出了公私法的划分。但古罗马的公法并没有发展起来，或者说发展得很不充分。而私法则发展得很充分，即所谓的“市民法”、“万民法”发展得很充分，是以后《法国民法典》直接学习的样板，直接影响了近代现代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到了资产阶级改革以后，古罗马公、私法的划分主要是影响了大陆法系国家，在英美法系国家并不承认公私法的划分（实际上也存在着公私法的问题，实际上也存在着不同的法律部门，但基于观念和传统的原因，英美法系不大承认公、私法的划分，当然也有个别学者如培根，是承认这个划分的）。

为什么说经济市场化会要求公法的崛起呢？美国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获奖者诺斯提出一个“诺斯悖论”认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但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类典型的例子是很多的，比如在中国古代有许多所谓的盛世，有清朝的“康乾盛世”、有唐朝的“贞观之治”有汉朝的“文景之治”，当然这其中最兴盛的是清朝的“康乾盛世”，其时间是1750年，当时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点世界的33%，人口有4亿（当时欧洲只有几千万人口），我们的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但到了1949年，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只占世界的0.3%，这200年间降了100倍，这200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使中国衰退的这么厉害？那就是腐败的制度，腐败的封建制度，扼杀了资本主义的产生，极大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去年是1万1千多亿美元，今年大概是1万2千多亿美元，美国是10万亿美元，世界的总GDP，大约是30万亿美元，我们现在占百分之几点几。“十六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要翻两番，即要达到接近5万亿美元，再提出到2040年再翻两番，如果按7%增长速度，到2040年可能达到20万亿美元。那美国又怎么增长呢？美国的增长速度一般认为20年翻0.5番，到2020年是15万亿，到2040年大概是22万亿。如果按照这一速度，到2040年我国的GDP总值将与美国的比较接近，当然这只是一种算法。

在“康乾盛世”我们很强大，但由于权力不受制约，中国封建社会就在治乱当中生存。一个年代刚开始很兴盛，励精图治，把土地分给农民，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发展。但过了一段时间，权力不受制约就腐败，土地兼并、民不聊生，最后导致农民起义。明朝的时候郑和下西洋，舰海业非常发达，李光耀讲郑和下西洋已到了好望角，去年美国一位教授研究了郑和舰海日志，认为郑和下西洋已到达了北美和南非。但到了明朝中期，我们全国封海，把船全部销毁，到了康熙时期虽然有所恢复，但仍然闭关锁国，明朝修长城修得就很厉害。

当时，利马窦带来了一些相当先进的科学技术，虽然康熙也很重视，但主要是把它作为器玩、器皿来对待，没有看到科技对一个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巨大力量，这样就使得资本主义制度没有在中国产生，整个生产力受到了极大束缚。而这个时期在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的两个人出现了，一个是发明了蒸气机的瓦特，一个是亚当？斯密，写了《国富论》，奠定了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西方国家技术发展很快，技术比较先进，通过舰海技术的发展把殖民地的资本运到国内，又把国内的商品运到了殖民地，这样就迅速发展起来了。而我们闭关锁国、制度落后，市场经济没有发展，具体反映在-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世界第一，但是被英国人的几艘炮舰、几千军人就打开了国门，什么原因？制度极端腐败！

现在有人讲，制度是第一生产力，我们说按马克思主义原理来讲，这不对！制度是上层建筑，最多也就是生产关系，决定社会发展的是生产力，不是生产关系。但现在来说，它又是对的，又很重要，因为制度不解放，生产力不可能发展，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发展？换句话说，我个人认为就是放松了制度的束缚，最大限度发挥了个人的作用，安徽凤阳农民大包干把土地包给农民，然后从凤阳到安徽，从安徽到全国发展起来的，企业的租赁制、承包制、“利改税”到现在的公司制，都是把经济利益与个人挂钩，没有这一条经济就不可能发展，本来农村改革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就是把土地从公社手里交给农民，就是这一条，就对生产力起了这么巨大的作用。

我们中国的科学技术的总量是世界第一，有几百万人在研究，美国是几十万人，但我们没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原创性技术发明很少，什么原因？制度束缚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比如说，科技部和国有资产者管理局一直争论：技术发明是职务发明，还是个人拥有一定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呢？国有资产者和管理局认为是职务发明，个人不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科技部则认为应该有。争论持续到今年，达成了妥协，个人拥有部分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论当然是可以的，但为什么发明总是出不来呢？国外科技人员也不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但科技发明却出得来。

所以制度非常重要，我们国家的经济问题从来就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它与国家政府是密切联系的，自然经济状态下，它必然是一种专制经济，这种小生产方式不可能是民主经济，也不可能是法治经济；计划经济必然是权力经济，产、销、财、物都是调配的；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所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怎么处理这个关系，怎么使政府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来保障经济发展？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从资本主义早期就受到了极大的重视，从亚当？斯密开始就提倡政府绝对不干涉经济，“越小政府、越好政府”，“越少干预，越好政府”，这就在行政法上产生了严格的依法行政理论，政府绝对不要介入经济领域。例如，英国早期资产阶级的公民，除了偶尔同邮局和警察打交道外，他们不知道政府的存在，可见当时政府存在得非常小。美国刚建国时只有三个部门：陆军部、外交部、财政部，公务员也就六、七千人，所以当时的政府是很小的。亚当？斯密这个理论统治了资本主义世界150多年之久，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规模越来越大，绝对靠市场来调节已不可能。所以当时的行政法虽然严格控制行政权不得介入经济领域，但到了这个时候已住不行了，资本主义经济规模的扩大要求政府来驾驭和调节，这时候要求政府干预。20世纪20、30年代就产生了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罗斯福1932年上台之后，就是美国经济大危机的时候-从1929年开始的，他采取了一系列政府干预措施，保障充分就业、保障企业利益、扩大了行政权，这时候是所谓“越大政府，越好政府”，政府全面干预，政府的行政权全面扩大。但到了20世纪70、80年代以后，人们认识到市场会失灵，政府也会失误，政府行政也不是最好的模式，要求政府收缩，要求发挥市场的作用。

因此，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展来看，它与行政法发展密切相关，在今天的情况下，市场主体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已经充分具备，政府要在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的经济改革是靠行政权来推动的，但行政权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推动改革，又可产生极大的腐败，如果不制约，会给经济带来极大的损害。我们现在已经提出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政府的职能是有限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除了不能生孩子什么都可以做。今天我们的政府做什么事，朱基总理去年6月10日在接见国家行政学院“省部长依法行政班”第一期学员时，提出政府职能就是三项：依法行政、加强监管、提供服务，他把依法行政落到实处作为各级政府的首要职责。今年朱总理在政府作报告中将政府的职能进一步细化，讲政府职能是四次，一是经济调节，二是市场监管，三是社会管理，四是公共服务，即教育、交通、信息等各种服务，李岚清同志又加了一条国家安全。这四项或五项职能的划分已经跟西方政府差不多，已经与国际惯例接轨，贯彻其中的都是依法行政的问题，都是公法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的政府一定要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从管制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变，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就是要把市场管住，但是极大地损害了效率，今天必须要向服务政府转变。比如现在的审批改革，《行政许可法》正在制定，它的改革应该是市场取向的。我们在上海浦东进行了调查，他们创造了一个新的方法，叫“告知承诺制”，比如一个工厂-假设是一个药厂-原来苏州大学有位教授写文章讲，办一个企业要盖100多个章，非常慢，盖一两年，现在的IT企业，一个企业从建成到赚钱，半年建不起来就赚不了钱了。浦东的办法是，企业与政府签订一个合同，企业知道许可条件并承诺能够达到，10天左右营业执照、许可证就能拿到手，但3个月后政府再进行核查，如果没有达到合同约定的条件则可以调销许可证，效率大大提高。

当时，我们许多研究法学的都不赞成这种做法，认为如果药厂的药不合格，造成公民生命健康权损害怎么办，而社会管理机构要承担责任，但通过进一步了解与考证，发现这个办法是符合实际的。再例如当初办超市、自助餐、自动投币，这些东西刚出现的时候，我们都有些担心，但实践证明它们是可行的，虽然还有很多问题，但极大地方便了购买者和乘客。因此我们的观念更转变，可以让企业先承诺，然后让其开业，当然以后这种办法也要完善，比如对企业信誉要进行审查，如果发生了责任可以考虑采取保险，对于涉及到社会安全、百姓安全的可以从严控制。但总体上要坚持市场取向的行政审批改革，所以讲要从管制行政向服务政府转变，苏州工业园提出对外商绝不能说“不”，当然是不是完全说不得还是个问题，但确实要降低门槛。在经济市场的潮流下，公法必须要崛起，来限制政府的权力，来严格控制政府，促进政府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这是宪法的问题，也是行政法的问题。

（二）政治民主化

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求政治的民主化，英国著名学家博登海默说得非常好：“法律是人类最大的发明，其它发明使人类学会了如何驾驭自然，法律使人类学会如何驾驭自己”。这句话讲得非常深刻，我原来觉得把法律的作用讲得最好的是韩非，“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则国强，不奉法者则国弱”，他讲的也同样得好。美国建国200多年来为什么发展得那么快，我觉得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在于制定了一部符合法治规律、顺应美国国情的宪法，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市场经济制度、民主法律制度，所以整个国家发展得非常平稳，没有大的衰退，没有大的波折。

人类怎么驾驭自已呢？前面讲公法是规范国家权力的法，这是从简单意义上讲，其实关于什么是公法争议非常大，有几种说法：“权力说”认为公法是规范国家权力power的，私法是规范公民权利right的；还有“利益说”认为公法是规范公共利益的法律，私法是规定私人利益的法律；还有“主体说”也不完全对，认为公法是规定国家机关的法律，私法是规定公民、企业的法律，这几种学说可能都有失偏频，但大体上的意思和范围是这样的。人类到底怎么驾驭自己呢？平等主体之间如何驾驭相地容易，最难是对国家机构和国家权力如何驾驭，这是自古至今法治的核心问题。其模式无非有两种，一种是人治，一种是法治，柏拉图最早提倡人治，提出除非哲学家当国王，否则人类无法避免实难，但到了晚年他也认为人治不行，因为找不到这样最有能力、最有道德的人来治理国家。后来亚里士多德认为要靠法治，中国古代法家也这样认为，尧、舜这样的人一千年才出现一个，这一千年之间国家就不治理了吗？还是要治理啊！所以要靠法治，核心问题是如保配置权力-权力的来源、权力的控制和权力的运行。

关于权力来源的问题，中国政府与外国政府，古代政府与现代政府差别非常大，无论是中国古代政府还是外国古代政府都有个共同的看法：第一句语叫“君权神授”，第二句语叫“主权在君”，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也要依托天命，从一条鱼的肚子剖出一块布，上面写着“陈胜王、大楚兴”。资本主义政权建立之初则提出了“天赋人权”、“主权在民”，这就是卢棱在《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洛克在《政府论》当中讲的一些观点，即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之本，是政府权力之源。为什么是资产阶有启蒙思想家、法学家提出来的呢？原因主要是在于革命的行动先要有革命的理论，就是为了推翻封建政权，所以要推翻“君权神授”、“主权在君”，就像我们1977年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样，就是为了打倒“两个凡是”，如果凡是说过的都不能说，那哪能有改革开放的局面呢？所以理论是革命的先导。我国的宪法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代议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定法律，因此要从法治上解决权力的来源、权力的运行、权力的制约问题，中国古代都是在治乱中循环，有过三大盛世，约四、五百年历史，然而乱世比盛事长得多，有一千多年，《三国演义》开宗明义：“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孟子也讲过“五百年王者兴”，他们讲的都是历史规律的总结。20世纪40年代，民主人士黄炎培曾问同志“中国共产党怎么带领中国人民跳出历史兴衰的周期律”，同志讲“我们找到了最好的办法，这就是民主”，只有人人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懈怠，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954年起草宪法很重视，在杭州西湖亲自起草，但是到了1956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际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国内发生了反右派斗争，到了1958年的注意力发生了变化。在北戴河会议上讲过一番话，说我们不能靠法律治理多数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让记得住，宪法是我起草的，我也记不得了，法律主要是国务院司法局搞的，他们有他们的一套，我们有我们的一套，我们主要是开会搞决议，一年四次。刘少奇同志有一次也讲：“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我看主要还是靠人治，法律只能做为办事参考，所以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主要还是以政策治国，不是以法律治国。

我个人认为，三代领导集体产生了三次重大转变，第一代以为代表的第一次重大转变，就是从俄国革命的城市中心暴动转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采取政权，这样才有中会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但是没有解决法治问题，直至发生了“”。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有了第二次重大转变，即把党和国家的重心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开辟了一条富国强民之路，这样才有二十多年发展的大好局面，意义非常重大。同时，邓小平同志也非常重视民主法制建设，1978年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词《解决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说：“我们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不以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以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中讲得更为深刻，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领导者作风有关，但是制度问题更具有根本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没办法做坏事，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邓小平同志讲：同志说过，斯大林践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在英美发达国家不可能发生。有材料显示斯大林在二、三十年代肃反，杀死了二、三十千人，苏联红军的大部分元帅，将军都被抓、被杀。最近找着一个材料说，同志讲过，斯大林的统治手段，其黑暗的程度不亚于任何一个朝代的黑暗程度。也讲，虽然我们痛恨美帝国主义，但是它能发展到这样的程度，我们还是应该研究它的政治制度中可取的地方。邓小平同志讲到，虽然同志认识到这些，但仍然没有避免悲剧的发生，以致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巨大的悲剧，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人民就会讲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能做到的事，社会主义国家做不到？所以他最后总结说，制度问题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关系到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小平同志到1989年通讲”要解决人治、法治的问题“，把党和国家的安危寄托在一两个人的身上是非常危险的，但也没有来得及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契机应该是1992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在主体上要平等、要自由，否则就无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以同志为代表，在1996年中共中央政治届常委第二次讲座当中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个人认为，前两次转变都是已经被承认的，这是第三次重大转折，就是中国共产党从主要政策治国转到依法治国，三代领导集体从”开元建国“到”致富强国“到”依法治国“是一脉相承的。没有制度文明、没有政治文明，不可能建设现代化，即使建成了也会毁掉，就跳不出治乱循环。

1996年提出法制国家，是个“刀”制，法律的制度的简称，是个工具，即可以在人治之下，又可在法治之下，中国古代法家主张的“法治”就是给帝王三个手段：权、术、势-包揽一切的权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权术，“势”则是高高在上，神秘莫测，所以法家的法治帝王之下的法论治。到了1997年，在“十五大”报告中确立了“法治”，转成了“水”治，1998年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了宪法修正案，到了2000年底2001年初，在“十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就是说，法治不再是个工具，而是目标。在“七一”讲话和“十六大”报告中提出非常重要的思想，即中国共产怎样从领导人民夺了政权的党变为领导人民进行建设的党，从封闭状态下的党转为开放状态下的党？我们党也面临着现代化的问题，面临着执政方式重大转变的问题，执政方式转变中第一位的转变就是依法治国，即主要由政策治国转到主要依法律治国，“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政治文明，即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辨证统一。我觉得政治制度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依法治国的框架里来举行，整个对权力的制约，整个的政治民主化，必然要求公法的崛起，法治问题主要这个公法问题。民商法、私法当然也重要，它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制度，但是什么是法治？什么是依法治国，什么是依法行政，就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官，依法治理国家机器，法治的本质就是治理国家权力。国家权力治不住，又有谁能治住，把960万平方公里都贴上法也治不住，所以关键是治权，治国家权，依法行政也是这样，“权”治不住，就既不能依法治国，也不能依法行政。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你想使一个人变坏，使一个机制变坏，就给他非常大的权力，又不监督和制约他，他很快就变坏了，海关折了几十个关长就是这个问题，我们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在“”当中，我们的干部一批倒下了，那是因为阶级斗争整下去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大量的干部一批批倒下去，则是在贪污腐败中到下去。看起来原因完全不一样，根据都是一样的-我们的制度不健全，我们的公法制度不健全，即不能有效地束缚住政权，所以我们现在更多地要从制度上、从源头上治理腐败。

中国治理腐败，历史上最厉害的时期时朱元璋时期，他对贪官要剥皮。朱元璋非常勤政，每个县官出任都要找来谈一谈，县官上任前两年还比较勤政，但朱元璋渐渐发现，贪官像韭菜一样，割了匝长一匝，根本杀不完，他就不理解其中的原因。我们的官场上除了一套冠冕堂皇的规则即法律之外，还有一套规则在支配官员的行为，《红楼梦》中的贾雨村开始也想当个好官，一遇到薛蟠的案子也当不了了，《万历十五年》中讲的也是这样。这些规则实际上深层次地制约着官员，想做一个清官很难，在政治民主化中，急需对权力的制约，要求公法一定要完善、一定要发展，否则我们的经济就可能停止、甚至毁灭。随着经济的发展，老百姓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很高，面对公权力，其自我保护意识越来越强烈，我们要实现公民由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的转变，政府则要从权力本位向责任本位转变，去年我们学院办了两期“省部长依法行政班”，我们给总理交了一个咨询报告叫“建设责任政府，推进依法治国”，即政府的核心是责任，不是权力，这篇报告发在《国务院参议文件》第一期，在全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上海市原市长陈良宇了这篇文章后在就任市长的就职演说上讲要把上海市政府建成责任政府，建成法治政府，所以政府民主化要求公法的崛起。

（三）加入WTO要求公法的崛起

去年12月11日，我国成为WTO第143个成员，我们对WTO开始是有所误解的，认为WTO主要是经济的事，就由外贸和懂外语的人去谈判，等到要加入的时候，我们认识到WTO主要是法律规则，这样就由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去当谈判代表团副团长，再等到加入WTO的时候，我们又发现WTO主要是个公法问题，主要不是民商法制度问题，主要是行政法问题。

什么叫WTO？有三层涵义：一是政府间的国际组织，更是一个规范各国政府行为的规则体系和法律体系，同时也是一个谈判平台。WTO主要不是规范企业的行为，主要是规范政府的行为-政府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等有关的行政立法行为、执法行为、行政裁决行为、行政复议行为，同时也包括立法机关关于经济活动和行政活动的立法行为，也包括司法机关于审理行政诉讼中经济诉讼的司法行为，所以最高法院在中国加入WTO以后的第一个司法解释便是关于加强行政司法审查的一个解释，说明它首先与行政法联系最密切。中国的政府行为（大的政府，包括立法与司法）如此大范围地、长时期地受到一个国际协定的制约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必将引起我们国家从体制到职能、到观念、到方式的全面变革和革命，这句话讲得并不过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明显，中国的入世首先是政府入世，重点是转变政府职能，关键是坚持依法行政。入世后，我国政府要承担三大职能，第一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要保证WTO规则的法一实施，第二是政府的行为必须公开、透明，第三是政府侵犯了公民、法人合法权益，公民、法人可以越听政府，要让公民去告。

WTO最直接的影响是规范各级政府行为规则体系和法律体系，其核心是贸易自由化，即是为了促进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这与我们建立市场经济制度是一致的，就要确立放松各国政府管制，直接影响到了各国外贸行政法制，放松许可、放松审批、降低门槛、降低关税，通过影响外贸行政法进而影响整个经济行政法，通过影响经济行政法影响整个行政法的理念、框架、制度。就是说中国行政法在加入WTO以后，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下，要与世界各国行政法有一种趋同。当然我们认为，经济全球化并不能导致法律全球化，特别是公法的全球化，因为它与国家主权，国家安全紧密相联，不可能导致全球化，但影响会非常大，导致一定程度的趋同，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这三点理由，经济市场化、政府民主化与加入WTO都意味着我们国家的公法在21世纪从“冷学”变成“显学”，“春江水暖鸭先知”大家学行政法的已经感觉出来了，这是公法发展最好的时机，行政法先行一步，宪法还要有一个进程。

二、行政法的发展

行政法主要有三大块：行政主体法，行政行为法，行政救济法，这三块都会有个很快的发展，事实也是这样。

（一）行政主体法

1、首先是行政机关组织法，行政机关组织法停滞了很长时间，现行的《国务院组织法》是1982年颁布的，关于国务院的机构设置只有几条，只有一千一百多字，《地方政府组织法》是1979年颁布的，关于政府部分的内容只有15条，三千多字，组织法非常不完善，政府决策体制实更不完备。我们的各级政府根据组织法的规定是首首长负责制，即从理论上讲，由行政首长一个说了算，一个人做决定。国家机构的改革，政府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没有效率的政府再公正也不能存在，所以政府承担责任要快，由一个人承担责任。议会和法院都是公正优先、兼顾效率，因为它是合议制，是委员公制。既然政府是首长负责制，我们的组织法有一条规定，国务院重大问题由常务会义或全体会议决定，问题就在于重大问题到底是总理决定，还是常委会全体会议决定-由多数人说了算，如果总理和多数人不同，到底听谁的呢？这是法律上的一个漏洞，当然现在世界各国政府也比较复杂，例如议会内阁制国家-有一次我看电视，沙龙在以色列内阁讲要不要占领加沙地带，由议会投票-我就搞不懂是少数服从多数，还是总理一个说了算，这里看来还不太清楚。

但总体上讲法律不能留下漏洞，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进行了三、四次机构改革，82年第一次、88年第二次、93年第三次、97年第四次，明年估计还要搞。所以每隔几年就要进行一次，带有运动式的色彩，当然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必须要搞，我们本来想在1998年完善组织法，但由于政革没有完成。“十六大”报告中说要实现政府职能的综合化，西方国家政府组成部门原则上没有超过20个的，日本现在有12个（原为22个），美国大概是14、15个，德国只有13个，英国有15、16个。我们现在国务院组成部门，包括国务院办公厅有29个，正部级直属机构10个，副部级属机构7、8个，我们机构改革的目标是要由细致的、职能很细的政府，从大政府向宽职能的小政府转变，我们原来部门分得非常细，重视一次事情就设一个部门，设立了7个机械工业部。原来重视原子能，就设了原子能工业部，当然它有贡献，把我们的氢弹、原子弹发展上去了，但经济的发展就像种树一样，不能摇，一摇村就死了，重视一个部门开始看来有用，但一个部门会生事，会不断地管理，这样就把经济搞死了。也就是说，一开始它有用，时间长了阻力就越来越大，所以来朱鎔基总理讲原来七个机械工业部没有把机械工业搞好，我们改革把所有的机械工业部都撤了，机械工业发展得很好。西方国家管理经济的部门，美国就是一个商业部，日本就是一个通产省，我们要综合化、大布局才行，交通我们有关铁道部、交通部、民航总局，管经济的有计委、经贸、对外经贸委，管文化的有文化部、新闻出版署、广电总局，这些都要一步步地走向一个部。所以现在的立法时间还不成熟，同时也涉及到要修改宪法，但我们的行政组织法应该有很大的发展，国务院各委要“三定方案”-原来保密，现在不保密了-老百姓办事都不知道要去找谁。

2、关于公务员法，我们国家有500万公务员，所以我国的立法也很有意思，制约权力的法很难出台，律师只有十来万人，早就有《律师法》了，公务员五百万人，93年有了《公务员暂行条例》，制定公务员法很困难，当然现在中组部和人事部在制定，在“十六大”可能出台。世界各国的国公务员制度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专业化，二是常任化。但是再西方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公务员太常任化了，缺乏活力。比如英国，英国的公务员制度从保守党到工党，从梅杰到布莱尔的转变，24小时的转变，这就要求有一支非常中立的公务员队伍，这支队伍起了很大作用，它是中立的，没有政党之见，但太常任了，没有活力，缺乏竞争力，所以现在也在考虑如何以外部吸引人才，给公务员队全注入一些活力，这对它的常任化就有一些冲击。专业化也要从外部吸引一些计算机人才、律师人才、金融人才等等，我国面临着两个问题的挑战：我们要常任化，现在公务员太多了，要精简；要专业化；腐败比较严重，互相交流又影响常任化，所以改革和法治会产生一些矛盾，在改革的过程当中怎么按照规律往前走值得研究。

3、关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中介组织等（国外叫公法人，香港叫法定机构）。行政法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有人说政府权力越来越小，行政法（公法）怎么会越来越受到重视，越来越扩大呢？行政权力要制约，所以要重视公法，同时对权力的有些范围要缩小，有些强度要弱化，但是有些权力是转移出去的，有些权力转移到中介组织，转移到事业单位，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比如说证监会是个事业单位，何来管理权？《证券法》授予它的。去年，有一系列关于证监会的案子，前年海南的凯丽公司告证监会，北京一中院不敢受理，说如果告证监会，股市乱了怎么办？请专家论证，我也去参加了论证，专家讲：告证监会，中国股市就乱了，告公安局，中国治安就乱了，告工商，我们的市场秩序就乱了，那么，我们的行政诉讼法，要废除啊！我们的法院行政审判庭要撤销了！事实并不是这样，你去告，就强化了外部监督，这样才会引起内部震动，告证券会，证监会败诉了，引发去年年底股市是不是要加强监督的大讨论，形式、手段各方面的监管都加强了。中国股市有这么多问题，不监管还得了！所以一定要从外部强化监督。

比如说足协是一个中介组织，怎么有够让下面的俱乐部停赛，今年上半年让亚泰俱乐部停赛两年，这等于是责令停产停业，一个俱乐部资产都是几千万，上亿，又不允许去告，怎么能行呢？是哪来的这个权力呢？《体育法》授权的-授权其可以制定内部章程，章程可以设定处罚，但亚泰俱乐部到北京二中院告，二中院不敢受理，认为全国有着四亿球迷，发生社会骚动怎么办？到北京高院也还没有受理，现在我们告一个国务院部委都很正常，但去告一个中介组织就这么困难，既然给中介组织权力，不去制约怎么行？中国的中介组织不像美国那样是市场机制自发生长起来的，美国有几百万个中介组织，承担着各种市场秩序的管理。我们的中介组织是从政府中剥离出来的，所以有人说它是“二政府”，既要培育，又要控制，所以对中介组织的立法要非常重视，现在国家经贸委正在立法。

（二）行政行为法

行政行为法是行政法的核心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1、行政立法，政府本来在早期是没有立法权的，依法行政就是依据法律行使行政权力，到了行政权力扩大以后，特别是罗斯福时期，行政立法权得到了非常大的发展，叫委任立法，我们现在行政立法既要使之发挥作用又要严格控制。但现在法律效力不如行政法规，行政法规效力不如地方性法规，地方性法规不如规章，规章不如红头文件，所以实践部门的人讲：“红头不如白头，白头号不如笔头，笔头不如口头”，现在的“白色腐败”，即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中问题很多，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很严重，“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法律化”，立法要严格约束，除了《立法法》以外，还有国务院制定的法规、规章和条例，但我们最大的问题在于立法不能司法审查，“白色腐败”问题严重。

2、行政执法，执法是关键，法治有三块，大的是立法，普遍性适用。其次是执法，即依法行政，立法主要是个民主、科学的问题，执法主要是个公正、严格的问题，司法主要是公正、经济的问题，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和关键。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的法律、法规和规章，80%是由行政机关制定的，现在全国人大及常务委员会通过的法律和法律性文件有430部左右，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有800部左右，地方性法规有8000部左右，规章有30000部左右，这些80%由行政机关制定。所以，执法不抓好，靠法院来救济，靠事后救济，代价太大了，所以要抓执法。我们听说的执法，不是单行的各个部门的法律、法规，主要是各个部门都适用的、综合性的执法法律制度。

第一部是1996年颁布的《行政处罚法》，它是实体与程度相统一、主要规范程序的法律，有人有误解，认为行政处罚法是不是授予行政机关处罚权的法律，错了！它是制约、规范处罚权的法，就像依法行政，有的行政机关说：讲依法行政是保障、扩大了行政权，这些都是错误的。

第二是《行政许可法》，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已经通过了，现在全国人大正在调研，明年6月份有望通过，许可法主要是一个规范程序的法律，其中有三个大的原则。第一是合法合理原则，什么是合法合理原则？合理原则就是凡是市场能解决的不设定许可，市场不解决但中介组织能解决的也不设定行政许可，市场与中介都解决不了但事后监管能解决的，也不得设定许可，所以，不到不得已，不应当有审批，这就是合理原则。合法原则就是除了法律有规定的可以设定行政许可，否则不得设立许可。现在草案将“法律规定”初步规定在“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不行，争议较大的问题是，国务院非行政法规的规范性文件能否设立许可。第二个原则是便民与效率的原则，方便老百姓，现在多头审批、多部门审批、多层次审批都改掉了，人们可以上网审批，规定了多种措施。第三个是监督与责任原则，即谁审批谁负责，应当说整个的取向是不错的，是市场的取向。

第三部是现在正在制定的行政强制法，《强制法》本来今年有望通过，但到全国人大以后还有很大的分歧。强制主要是三块，第一是强制措施，对违法物品的查封、扣押、冻结等，第二是强制执行，行政机关做出决定后，当事人既不履行也不起诉，到底是由法院强制执行，还是由行政机关强制执行为主，现在还有争议。我们原来的规定是以法院强制执行为主，只有法律明确授权，行政机关才能强制执行，例如税收、治安处罚由行政机关强制执行，大部分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但现在有争议，行政机关认为效率太差，这部法争议比较大，可能明年不一定能出台。

我们要制订《行政程序法》，现在看来，我们这个《行政程序法》原来过度寄希望于事后救济，但事后救济代价太大，打个官司往往需要一两年，赔偿也很困难，我们就要在执法过程中来加以救济，怎么救济呢？靠程序，让老百姓在执法当中有个说理的机会，让行政机关有一个自己纠正自己错误的机会，要制约权力，这样的代价就比较小。现在程序法大伙也比较重视，李鹏委员长讲了几次，也有专家开始搞，研究也很多，但是这个东西要出来，从世界各国来看，都非常困难。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也是搞了很多年，1946年出来，日本年也搞了很多年，一开始搞得很复杂，后来搞得很简单，台湾也是这样，都很难，为什么难呢？关键是制约行政权比较难，还有行政监督，比如审计法、监察法、统计法，这都是行政机关自我监督，但非常困难，这几年审计力度比较大，但统计实际不起作用。今年统计局要搞执法大检查，不论是谁违法都是要一查到底，当时我就在省部长班上讲，这个不可能做到，为什么呢？去年我们办省部长班，要他们写一个东西，国家统计局就写了一个东西，说全国的GDP增长了7.8%，但是全国报的好像只有一个省低于7.8%，都在虚报，要严格执法这些人都应该撤职，实际上做不到。我们这个统计数字的可靠性有很大问题，我们这个民族比较容易浮夸-讲得有点过分了-但要讲比较，刮浮夸风时，我们现在总么讲怎么都不会理解，讲1958年的时候，一亩稻子能打几万斤，人站在稻子上都掉不下去，其实是在底下放了一个凳子。大家都不能理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当然，讲到了这个程度，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我们今天们依然具备这个空气、土壤，当然今天我们政府比较清醒，严格加以控制，即使这样，如果浮夸能得到好处，能升官，那怎么制止得了呢？我们的政绩工程把经济作为考虑查干部的指标，有很大的问题，我们以后要把实行法治统一，把执法作为考核领导干部的主要指标，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法律都有了，像有了计划生育法，有了经济方面的法律，社会治安方面的法津，为什么还要得把经济作为主要指标，各地条件差别太大了，我们讲不能允许浮夸存在，实际上这个情况大量存在。

3、行政救济法。我们的行政主体法是让行政主体对社会行使权力，但要是侵犯了相对人的权利怎么办？要有救济！所以英国有个著名的原则-自然公正原则，它有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点是有损害必有救济，社会就像锅炉，如果不断加温，又没有汽孔，就会爆炸，社会不断发生纠纷是正常的，如果没有解决纠纷的机制，就会发生动机甚至造反，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就在治乱当中循环呢？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公正解决纠纷的机制，没有制约权力的机制，所以必然从兴盛走向衰退，所以讲只有靠民主、靠法治。第二个要点是必然让每一个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第三个是任何人不得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否则肯定官官相护，政府与老百姓有纠纷，不能说有行政复议说行了，要有行政诉讼，要有司法审查，所以我们讲要有救济制度。

行政救济有三项制度：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国家赔偿。行政诉讼法是1989年颁布，1990年实施的，是我们国家民主法治建设的里程牌，为什么是里程牌？在此之前，西方认为中国没有法治，法律都是治老百姓的，这个诉讼法规定了民可以告官，还是第一次，西方认为你就有法治了，所以行政诉讼成为我们国家同西方进行人权斗争的重要工具。一个是最主要的人权保障法，一个是依法行政，起码是非常重要的法律，因为依法行政就是治官、治权啊，公民启动司法权来监督行政。所以该法生效以后，每年的行政案件以百分之十几的速度增长，到去年已经突破十万件，老百姓的胜诉案近4万件左右，更大量的行政诉讼由于这部法的存在而被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了。

但我们讲行政诉讼在有巨大贡献的同时又有巨大的局限性。一个是在受案范围上，现在规定只是具体行政行为才能审查，不能审查抽象行政行为。我们前面讲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存在的问题很多，靠备案审查形同虚设。加入WTO的的议定书，外经贸部说我们维护了国家主权，为什么？西方国家说抽象行政行为要审查，但我们写了一条，说行政诉讼就是审查行政机关实施的行为，但行政法规、规章等文件的制定就是实施法律的行为，留下了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从市场经济发展、民主法治发展的角度，也应当对这一块进行司法审查。现在专家还在研究修改《行政诉讼法》，我倾向于起码是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法院可以审查。

第二个是权利保护的范围，现在只限于人身权、财产权，复议法扩大到教育权，我们还有劳动法、政治权利，游行、示威、出版权、言论自由等等，随着民主法制的建立，还有大量的规则不完善，《行政诉讼法》写了七、八十条，司法解释第一次115条，现在又搞98条，最高人民法院又搞行政诉讼的证据规则，那么肯定行政诉讼法要面临着完善的任务。

还有行政复议法，它的最大的好处是效率比较高，但它面临的最大问题便是公正性，它是行政机关自已做自己的法官，能否保证其公正性呢？从实践中看还面临着考验。行政复议法其本身也有问题，比如在受案范围有所扩大，因为它可有一定限制、有条件地受理抽象行政行为，如果老百姓不服具体行政作为，如果这个具体行政行为是根据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做出的，可以一并对规范性文件提出司法审查，但仅限于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同时必须以具体行政行为作中介，如果没有具体行为，就不得对这类抽象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司法审查，所以还比较有限。同时对复议的裁定，要逐步搞复议委员会，由专家学者来搞，要保证相对公正，现在受行政首长干预过大。

还有国家赔偿法，1995年实施，本来专家学者都对赔偿法寄与希望很高，认为不光可以告行政机关，赢了以后还可以获得赔偿。但实放以后很多人认为这是个画饼充饼的法律，效果不好，既有法律本身的问题也有实施当中的问题。我们讲其本身的问题就是国家赔偿的数额太小，没有精神损害的物质赔偿，没有主观恶意的惩罚性赔偿。比如陕西咸阳的案子，麻某某被关了一天，强制搜身，硬说人家是，后来麻某某到法院要赔500万，法院给了76块8毛，为什么判得这很能少啊？回答是判得多了！不是判错了，而是国家赔偿法不好，限制人身自由一天按照去年度平均工资赔，去年平均工资大概是一天38块钱，只关了一天，赔了两天的钱，那不是赔多了吗？所以标准太低了。

同时我们讲没有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赔偿有了，但是国家赔偿没有精神损害赔偿，我们还没有主观恶意的惩罚性赔偿，同时实践中有很多问题，发达地区如深圳，前几年部搞国家赔偿预算，要赔偿5000万，但到了年底一分钱没赔出去，为什么现在老百姓提起行政诉讼很难打赢，打赢了很难执行，法院有时不让先告国家赔偿，打赢了行政诉讼再告国家赔偿，老百姓一般就不打了，打了法院出不会较易判，赔的也是凤毛麟角，就是赔了也是行政机关自已赔了。有个惯例就是行政机关先赔，并让政府核销，有的爱面子的行政机关就不到财政部门报了，有的地方还连工资都发不下来，还赔什么钱呢？所以说实施中有许多问题，所以国家赔偿法要修改，我们专家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公法发展很快、任务很艰巨，大家大有用武之地，这是我从行政主体法、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行政救济法，简要地给大家介绍的有关情况。

三、我国实现法治的道路

我们国家法治的现状是什么现状？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乐观主义，认为法治发展得很好，努力几年就可实现法治。说现在是法治最好的时期，的确是这样的，“十五大”讲了很多，“十六大”讲得最多，对法治讲得很重，但认为努力几年就可以实现法治，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抗战年代提“论持久战”，驳斥了速胜论与亡国论，这就是速胜论。另一个讲得很悲观，讲腐败非常严重，认为没有法治的希望，这两种观点我认为都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个人认为现在讲法治有五个并存：

一是成绩与问题并存，二是有利条件与困难并存，中央拥护、人民支持、经济发展、国际潮流，这都是有利条件，贫穷是不可能实现法治的，“仓廪实而后知荣辱”啊！最近看了一个材料，很有感触，说拿破仑侵略俄国，五十万大军非常厉害，本来认为没有问题，但结果是一塌糊涂，什么问题呢？拿破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在兵临莫斯科城下时，他以会俄罗斯会投降，会与他签订城下之盟，就一直在等。俄罗斯人很狡猾，他把莫斯科变成一座空城，人都撤走了，根本留不下任何东西，等拿破仑醒过来的时候，冬天已经逼近，没有过冬的衣服、没有粮食，最后撤退了。大雪封路，整个军队一败涂地，不是被打败的，是被冬天、被没有东西吃、被没衣服穿打败的，开始人吃马，后来人吃人，那么有秩序的军队没得无秩序，所以说贫穷不可能实现法治，必须要经济富强，这是有利条件。但困难也很多，最主要的还是观念问题，有人讲精英层学会了如何规避法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一个社会如果违法能获得重大的好处，谁还会守法呢？所以我们要厉行法治，要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司法。

第三个是把法治作为价值目标与将法治作为实用工具并存，我们讲法治首先是个价值目标，他首先不是实用工具，但我们的领导，即使是很重视法治的，也只把它当作实用工具，好用的就用，不好用的就不用。有人讲是“说越来重要，做起来不要”，有句话说“经常的事情突击做，突出的事经常做”，比如打假是经常的事情却突击做，社会治安也是运动式的执法，都是实用工具主义。

第四个是法治的动力与阻力并存，既有动力也有阻力，有的地方认为搞法治，地方经济吃亏，“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有的地方说扫黄打非的，什么都没有了，经济便受影响了，这在早期是有道理的，比如温州先走私、后造假，这样发展起来了，沿海有很多这样的。八十年代讲温州的鞋，有的讲穿一周，有的讲穿一天，后来只能穿着走过一条街，有个经典笑话说浙江省长出国，一个喷嚏把温州产的皮带打断了，提着裤子去买皮带。现在看来，一个地方法治环境不好，经济上就没有后劲，比如厦门远华案，广东汕头假税案，导致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根本不敢与它做生意，不敢要它的发票，还有些地方也是这样，有人讲“全国都在假冒骗，中心就在驻马店”。

第五个叫紧迫性与长期性并存，法治很紧迫，加入WTO之后就更重要了，但又是长期性的，有人讲要换几代人，列宁讲了“千百万人的习惯是最可怕的”，行为习惯、观念很难改变，但应当说我们的观念改变起来也是很快的，这二十多年来变化很快，所以要有信心。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的依法治国面临着深层次的矛盾，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讲要实现法治，国家法治与地方法治的动力不一致，甚至相矛盾、相冲突。国家法治动力比较强，但地方法治、部门法治动力不强，领导人重视就做一下，领导人不重视就不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

第二个矛盾，法治需要量全方位的推动，现在主要依靠地方局部摸索法治道路。我们讲政法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不同，经济改革有自发的动因，1976年安徽凤阳小岗村为什么冒着杀头的危险把土地产包出去？因为不这样就没饭吃，要饿死，所以有自发的动因，从凤阳到安徽，从安徽到全国，从农村到城市。但政治体制改革光靠自发是不行的，要靠自觉，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都要注入动力。当第三代领导集体做出转变时面临着重大的困难，面临更大的挫折，受到更大深刻的教训，历史已经证明如果1956年确立“八大”路线，如果一直二十年不变，中国可能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为什么做不到呢？权力没有制约，同志最后注意力转变了，没法制约，所以小平同志讲，对于“”那种局面客观上没法解决的错误，只以靠自然规律等到逝世才能解决，所以教训很深刻。比如康乾盛世时，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可能今天比美国、英国都不不在话下，但历史不是这么发展的，所以我们讲依法治国是对权力的剥夺，是对既得利益的剥夺，非常困难，仅靠自发是不行的。

第三个深层矛盾是依法治国的长期性、渐进程与急功近利的矛盾，我们为官一方，造福一方就是五年，经济上不去不仅升不成，官都当不成，法治是软的，看不见摸不着，所以他们不太在意。

第四个矛盾是法治需要整体性动，需要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和单向促进、菱形治理之间的矛盾。我们经常，普法现在正进行“四五”普法，好几亿人参与，功效不大！懂法的人越来越多，但懂法的越来越多，违法的也越来越多，当然这里面有客观性，因为法越来越多，市场经济法越来越复杂，所以违法的也多。有更深的原因，为什么懂法的人不法？比如老百姓到法庭打官司，第一次战战兢兢，打完了以后对法庭的敬仰荡然无存-有些夸张了-但事实上他们知道靠关系、靠钱就能打赢官司，从此不再相信法院，尽管你讲得天花乱坠，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他觉得你讲的没有用，找到关系就可以打赢官司了，所以一百次普法不如一次公正的执法。英国思想家培根讲，一次不公正的裁决比数次违法为害更烈，因为不公正的执法败坏了水源，水整个就坏了，违法只败坏了水流，所以司法的公信力受到严重损害，一个社会就没有良心，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门槛就没有了。固然第一方面的治理很重要，比如社会治安、打假，普法很重要，但整体性推进更重要，它是个经常性、持续性的事情，立法要规范、司法要公正、执法要严格、老百姓都要守法，还要普法。

这是四个深层次的矛盾，更进一步讲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矛盾：

比如法治与党的领导的矛盾。两者应当没有矛盾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统一，就是把依法治国变成我党主要的执政方式，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我党的执政目标，但现实中这是有矛盾的，一个县委书记讲的话就是法，这种现象还是比较多的。再比如法治与改革开放的矛盾，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要求改革不合理的制度，但法治要求确立现有制度的权威，否则法律没有稳定性、权威性怎么办，这就需要改革与法治之间有个空间，有试验的空间，在任何重大的改革措施出台以前，一面要尽量有权力机关的授权，第二个要在局部试点，比如深圳、比如浦东，大规模推广需要立法手段，这样既保持改革的推进，又保持法治的权威性，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我讲法治的道路，对于我们国家实现法治的道路也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法治要全盘西化，“水”治的法治是西方的观点，我们国家没有“水”治，只有“刀”制，要全盘引进西方的；另一种讲法治是上层建筑，它有阶级性，我们要搞中国特色，要全盘本土化，我们讲这两种观点，都是不对的，我个人认为，法治要将法治规律和特定国情相结合。

“法治规律”是我创造的名词，我经常讲课来鼓吹这个事情，我讲经济发展有规律，法治也有规律，其实比较简单，并不复杂，就是任何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都要在民主的基础上制订良法，都要确立法律的最高权威，都要依法治理国家的政治事务、经济事务、社会事务，这就是法治规律。那么什么叫具体国情，我们都知道，是这个国家的历史传统、文化水平、经济发展状况、它的政治制度。

我们讲为什么要把法治的普通规律与国家的具体国情结合？我们说法就是规范人的行为的，特定国家的人去遵守法律，不以这个国家人民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制定规范怎么能实现法治呢？那只是法学家的空中楼阁，那只是政治家的海市蜃楼，所以一定要结合社会实践，我们讲世界各国的法治都是这样的。英国第一个实现法治，在16、17世纪的时候，为什么英国光荣革命能不流血地实现法治呢？因为英国中世纪就有法治传统、有分权传统，英国在13世纪就有大宪章限制国王权力，以后有人权法案、有人权传统，到那时国王就能接受这个事情，君主立宪、议会内阁就能够实行，到现在英国首相由执政党产生都没有成文宪法的规定，当作惯例来实施，但法治接得很好。

但法国革命就不行，法国是在非常暴烈的革命中实现法治的，在1789年之后。因为法国封建行政权非常强大，英国的王权从来没有那么强大，法国路易十四讲“朕即国家”，封建行政权和中国差不多，国王、王后被推翻，关押到巴士底狱，逃出后找雇佣军反扑，第二次又抓住了才把他处死。所以法国大革命非常爆烈，宪法不断修改，现在是第五部宪法了。

美国道路呢？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主要是英国的清教徒，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移民，所以有法治传统。首先移民在社区内搞法治，然后在州搞法治，1787年13州签订了美利坚合众国家法宪法。

新加坡有人讲是人治推进法治，李光耀搞精英政治，优先发展经济，但是他的国家很小啊，领导集体也比较自律，这个模式上在韩国、在印尼、在菲律宾部都来了很大的问题，腐败很严重。

日本有人讲是美国刺刀下制定的法治，1946年制定日本宪法，但仍然保留了日本的传统，当时有许多人要审判日本天皇，麦克阿瑟坚决不同意，认为日本天皇精神的危机对于日本超过儒教对中国人的危机，日本从公元前6世纪到现在就是一个天皇家族，不像中国不断地改朝换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天皇不亲自执政，主要由幕府将军执政，唯有两次执政，一是明治维新，在19世纪60年代对日本有功，第二次是在“二战”。麦克阿瑟认为废除了日本天皇，日本将陷入崩溃，所以在日本宪法中保留了天皇，也照顾了日本的民族传统，但灌输了美国的法律精神。

所以我们敬爱你跟中国也只能走适合中国国情的法治道路，普遍的法治规律要遵循，但要以中国人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实现统治，所以我也赞成讲依法治省、治县，因为中国要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实现法治。我们讲清政府在晚期风雨飘摇，搞个君主立宪它们不愿接受，当时他有很大权力，结果被辛亥革命推翻。当时还有清室优待条例，让他们住在故宫如果遵守他们还好，他们不愿意遵守，搞张勋复辟，结果被赶到英租界，如果遵守是不会被赶出去的。在英租界还不甘寂寞，又到伪满州国当“儿皇帝”，成了战犯，世界各国的皇帝做到这一步是很少的，当然法国君主被绞死了，但欧洲大革命大部分君主都保留住了。

中国的封建统治者都没有妥协传统，讲一切反动势力，扫帚不到就不会自己跑掉，为什么？在中国这块土地就有这么一种情况。中国第一任总统是袁世凯，美国第一任总统是华盛顿，为什么中国就产生袁世凯，美国就出现华盛顿？从根本讲是文化传统所决定的，一个国家领导人的选择从根本上讲是人民的选择，你产生了他、容忍了他，当然最后还是把他推翻了。当时孙中山虽然当临时大总统，但没有军权，只好让给袁世凯，但对他不放心，就搞了一部宪法来制约他，制订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让袁世凯宣示效忠，袁世凯宣誓了但根本没有效忠，他要当终身总统、要当皇帝。以后的曹锟贿选等等，有一系列的闹剧，这个封建传统决定了必然要走这个过程。而美国呢？当时很多人劝华盛顿当终身总统，当皇帝，他坚决不同意，原因很多，当时美国精英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对制约权力各方面的观念还是比较深入人心的，所以美国宪法才能制订成那个样子，并深得到真正的遵守，同时群众的意也比较强，就像中国袁世凯要做皇帝-那也做不下去。

尼克松“水门事件”最紧张的时候，众议院已经通过了，尼克松找到黑格将军，黑格劝他调空军一师来保卫白宫，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尼克松也心动了，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就问基辛格的意思，基辛格讲没有一个美国总统可以在刺刀的保护之下当总统，尼克松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最近我看一个资料，说尼克松若辞职便要当时的副总统福特答应赦免了他，福特当时没答应，认为这有损于他的声誉，过后想赦免他，福特夫人不答应，最后尼克松没等到他答应就辞职了，最后还是把他赦免了。尼克松在美国历史上是非常能干的总统，但地位并不高，为什么？就在接班这样大的问题上不诚信，这件事主要原因也是在于他不诚信。总统、政治家诚信很重要，所以一个国家的法治道路是普遍理念同这个国家国情的结合，世界各国既有自上而下的，如英国、新加坡，也有自下而上的如美国、法国，既有和平式的像英国，也有暴力革命式的像法国，模式很多很多。

经济崛起范文篇8

1实证分析模型及数据处理

1.1实证分析模型

为了验证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对于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增长有无作用及其在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差距缩小方面的有效性，本文借鉴学者们估计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地区差距时经常使用的β收敛方程，该方程是基于由新古典增长模型所得到的Barro式回归方程。同时，借鉴邦德、霍弗（Ho-effler）与坦普尔（Temple）对索洛增长模型进行的动态面板分析模型［1］，本文采取的实证模型其形式如下：△yit=Υt+α△yi,t-1+βyi,t-1+Χitλ+ηi+εit（1）其中，被解释变量△yit为对数差分形式的劳均GDP①；△yi,t-1为滞后的被解释变量；yi,t-1是对数形式的初始的劳均GDP；xit表示t时期的其他变量；yt是时间虚拟变量；ηi是个体效应；εit为干扰项；下标i与t分别表示地区和时间。该模型兼有动态增长及条件β收敛模型的特征，这一模型也是刘生龙、王亚华、胡鞍钢（2009对西部大开发效应进行实证检验时使用的基本模型［2］。为了检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有效性，我们对（1）式进行修改，最终使用的回归模型形式如下：△yit=Υt+α△yi,t-1+βyi,t-1+Χitλ+δ1dmid+*d2006+ηi+εit（2）式（2）中变量含义与（1）式中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式中增加了区域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叉项dmid*d2006，其中当dmid=1时，代表中部地区；当dmid=0，则代表除中部地区以外的其他地区；时间虚拟变量d2006代表促进中部崛起战略实施时间，2006年以前d2006=0，2006年及以后年份d2006=1。此处的参数值δ1即表明了在促进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前后中部地区增长速度的变化与其他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之差，从中可以看出前者是否明显高于后者，以此可以对中部崛起战略实施效果进行评估。

1.2变量选择

丹尼•罗德里克（DaniRodrik）曾将影响增长的因素划分为直接因素和基本因素两大类［3］。直接因素主要包括：要素禀赋（劳动、资本、自然资源）、生产率（技术、分配效率）；基本因素主要包括地理环境、一体化和制度。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研究。同时，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区域政策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区域政策的主要目标确定为缩小区域收入水平与就业水平差距。因此，本文依据丹尼•罗德里克的增长决定因素的分析框架，借鉴学者们在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及收敛过程中的研究成果［4-7］，考虑到中国区域经济政策的现实，本文选取的变量主要涉及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产业结构转换等几个方面。同时，由于中国目前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在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还发挥着主导作用，因此，在实证分析时我们也选用政府规模作为重要的解释变量。物质资本投入我们选用各地区资本存量进行度量；人力资本投入我们选用劳均受教育年限进行度量；基础设施状况我们主要选用交通基础设施方面的指标进行反映。同时，为了分析产业结构转换效应，我们增加了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总产值占GDP比重作为变量。对于政府规模的度量，我们采用樊纲、王小鲁、朱恒鹏（2007）［8］的方法，用国家机关、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年底职工人数占当地总人口的比例进行度量。

1.3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的数据来源为：1997-2008年数据主要来自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部分缺失数据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进行补充。2009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0》。交通基础设施数据来源于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交通年鉴》。劳均GDP使用劳均实际GDP进行度量，计算方法是先将各地区GDP根据地区生产总值指数折算为1978年价格，然后再以实际GDP除以年平均就业人数总数（即：以上年年底数与本年年底数之和除以2）得到；各地区的资本存量数据计算主要依据张军等（2004）［9］提供的方法计算；分三次产业资本存量依据徐现祥、周吉梅、舒元（2007）［10］方法进行推算。并以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将资本存量折算为1978年价格，个别省份、个别年份缺少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以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进行替代。同时，在实证计量分析时用对数形式的劳均固定资本存量作为替代指标；劳均受教育年限的计算方法使用陈钊、陆铭、金煜［11］及多数学者曾使用的方法，本文对劳均受教育水平指标的计算方法是，首先将每一种受教育水平按一定的受教育年限进行折算，然后乘以该教育水平的人数，再加总，最后除以相应的总人口。为了增加可比性，我们在度量交通基础设施综合能力时依据运输能力，依据二级公路为标准把不同等级的公路、铁路里程折算为准道路里程。并采用其与人口的比率来度量交通便利程度。各变量的描述见表1。

2实证结果及分析

2.1中部崛起战略与中国区域经济

整体差距实证模型估计结果分析为了克服动态方程中滞后因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YSGMM）对回归方程进行估计。为了判断残差项是否存在序列相关，本文进行了自回归（AR）检验，并报告了AR（1）、AR（2）检验的P值。为了检验SYSGMM的工具变量是否有效，我们对模型进行了萨甘（sar-gan）检验，并报告了萨甘（sargan）检验的P值。中部崛起战略实施效应实证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首先，我们在解释变量中使用了劳均受教育年限、劳均资本存量、人均标准道路里程及政府规模变量，估计结果报告于表2的第（1）列。从各参数估计结果来看，滞后一期的被解释变量前面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表明了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滞后效应；初始劳均GDP前系数为负，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表明在控制了一定变量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存在着明显的条件β收敛趋势；劳均受教育年限前系数为正，且通过了10%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劳均受教育年限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经济增长，同时表明了教育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劳均资本存量前系数显著为正，且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劳均资本存量水平对于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交通基础设施与政府规模变量前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令人困惑的是，我们关心的区域与时间虚拟变量交叉项dmid*d2006前的系数显著为负，通过了10%显著性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后，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没有起到促进增速作用，反而是降低了其应有的增长速度。dmid*d2006前的系数表明，2006年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后，中部地区的增长速度比应有的速度降低了约2.2个百分点。2006-2009年，中部地区应有的劳均GDP的年均增长速度应为14.5个百分点，而实际增长速度为仅达到了12.3%，比预期的降低了2.2个百分点。究其原因，本文认为可能是由于中部崛起战略实施较晚，既晚于沿海优先发展战略，又晚于西部大开发战略，也晚于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崛起战略，使得“中部塌陷”形势严峻。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于2006年，而各种政策从制定、实施到起到一定的效果，都有一定的滞后期。也就是说，从本文所涉及的时间序列来看，可能中部崛起战略效应并未完全显现。同时，中国目前的许多区域政策仍然停留在战略层次，政策的可操作性不足（张可云，2009）［12］，这也制约了中部崛起战略各项政策效应的发挥。如果考虑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等市场环境的变化，可能均会影响到中部崛起战略政策效应的发挥，影响到中部地区经济的增长。既然中部崛起战略在短期内并未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那么在长期内是否也如此呢？为此，我们对被解释变量的2年期平均增长率进行估计分析，估计结果列于表2第（2）列，其结果与第（1）列相似。所不同的是，政府规模变量前系数具有了显著性，而区域与时间虚拟变量交叉项dmid*d2006前的系数依然为负，且显著性水平有所提高，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即使考虑滞后二期时，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也没有预期的增长效应。为了进一步检验在控制中部崛起战略实施时间以后，究竟是三次产业中哪一次产业的投资更为有效、哪一类交通基础设施促进了经济增长与中国区域经济的收敛，以及产业结构转换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分别将资本存量分解为分三次产业资本存量，并以劳均水平作为其变量；将交通基础设施细分为国家铁路营业里程、内河航道里程、高速公路里程、等级公路里程、等外路等五种类型，并以其与人口比值作为替代指标，以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作为产业结构转换效应变量。我们将这些分解后的变量纳入实证方程，其估计结果见表2的第（3）列。与第（1）列的估计结果相同，当细分了各类解释变量之后，交叉项dmid*d2006前的系数依然显著为负，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从细分后的各类解释变量来看，就分三次产业资本的有效性来看，一产资本存量前系数虽然为正，但不具有显著性；三产资本存量前系数甚至为负，同样不具有显著性；而只有第二产业劳均资本存量前的系数为正，且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与一产、三产相比，二产的物质资本使用效率较高；就交通基础设施估计结果来看，等级公路、高速公路对于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有利于区域经济的收敛。相比之下，等外路则与经济发展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前估计系数虽然为正，但均不具有显著性，表明产业结构转换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明显。

2.2解释变量二次差分估计结果分析

二次差分方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DD）是进行政策效应评价的有效方法，其思想就是对处理组的简单差分与控制组简单差分的差值（王志刚，2008）［13］。为进一步检验中部崛起战略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本文使用二次差分法估计了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前后影响中部地区及其他地区经济增长的解释变量的变化及影响。各变量二次差分估计结果列于表3。总体来看，与其他地区相比，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中部地区在物质资本存量、公路基础设施的某些方面得到较快发展，而在其他方面相比于其他地区的发展并不具有优势，甚至明显滞后。在人力资本的教育方面，中部地区劳均受教育水平的变化略好于其他地区，但这是主要由于其他地区这一指标的增长也处于下滑趋势，只是中部地区增长的下滑速度较慢。在物质资本投资方面，不论是总体水平，还是分三次产业形成的物质资本水平，中部地区均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尤其是第二产业劳均资本存量水平增长率在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后比该战略实施前提高了8.4个百分点，其变化均值高于其他地区4个百分点。而前面的实证分析表明，物质资本存量水平的提高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比较显著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劳均资本存量方面的优势，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在交通基础设施方面，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以来，虽然中部地区的铁路、内河航道、高速公路、等级公路以及等外公路的里程均得到一定程度的拓展与提高，但相比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以前，增长速度优势整体不明显。虽然等级公路增长速度提高了16.6个百分点、等外公路增长速度提高了49.1个百分点，但高速公路增长却降低了26.9个百分点；铁路营运里程增速略有提高，而内河航道里程增速略有下降。与其他地区相比，中部地区在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前后仅有等级公路、等外路的增长变动幅度超过其他地区的增长变动幅度，铁路运营里程、高速公路增长速度的增加幅度均小于其他地区。而从实证模型估计来看，高速公路、等级公路里程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等外路里程水平则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因此，加强中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积极提升公路等级，加强高等级公路建设是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从产业结构转换方面来看，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前后，中部地区第二产业占比增速平均提高了1.7个百分点，略高于其他地区的增速提高水平；而第三产业比重增速则有所下降，并且下降速度的幅度超过其他地区。表明中部地区产业结构方面的效应主要体现在第二产业上。从政府规模的改变来看，中部地区的政府规模在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后比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以前的平均增长速度增加了3.9个百分点，而其他地区则仅增加了2.5个百分点，前者高于后者1.4个百分点，而政府规模的扩大并没有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甚至还起着抑制作用。因此，有效控制政府的合理规模，提高政府办事效率有助于中部地区及中国经济的增长。

经济崛起范文篇9

关键词：中部崛起中小企业湖北

我国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后的一年里，“中部崛起”成为中部地区各省规划经济蓝图时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著名经济学家邹恒甫说：“中部将是中国经济未来最重要的增长极，它的崛起不仅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国家战略，更是中国能否真正实现复兴的关键所在。”面对当前中部崛起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依托中小企业是实现中部崛起的必然要求

中小企业发展是实现中部崛起的决定性因素

从反映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人均gdp来看，1999年湖北人均gdp为6514元人民币，低于全国人均水平的6534元，而浙江、山东两省的人均gdp分别为12037和8673元，分别是湖北的1.85倍和1.33倍。2003年，湖北省人均gdp排名再次从1999年的全国12位降到第13位。与此同时，从中小企业的工业总产值来看，2001年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各省的中小企业总产值分别是8365亿元、7567亿元、6181亿元、4629亿元，分别是湖北的4.95倍、4.41倍、3.66倍和2.74倍。

通过比较中小企业的发展状况可以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状况，中小企业的发展与地区的发展是成正比例的。广东、江苏等沿海发达省份的中小企业发展如火如荼，如“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而中部中小企业则表现出品牌少，特色少，科技含量低，经营水平低的弱势。所以东西部的差距有多大，东西部中小企业的差距就有多大。

中小企业发展是中部崛起的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小企业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仅成为中部地区市场化改革的重大突破口，也日益成为推动中部崛起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小企业是企业大军的主体，是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是竞争力实体因素的源泉，中小企业是中部崛起的主要载体。

依托中小企业是实现中部崛起的现实选择

三农问题

中部地区处于中国内陆腹地，起着承东启西、接南进北、吸引四面、辐射八方的作用，是著名的“粮仓”或“鱼米之乡”。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更是肩负着全国大部分地区“吃饭”的重任。挑着“吃饭”重担的中部地区“三农”问题尤为严重。以至于有人说，解决了中部“三农”问题就实现了中部崛起，而“三农”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解决农民收入低的难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扩宽农民劳动力就业空间。

中小企业对于解决这一历史性难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小企业具有量大面广、企业组织结构灵活、进入和退出壁垒较低、可塑性强等特点，这决定了各国吸纳就业主要依靠中小企业的格局。我国的情况也是这样，根据全国工商联的统计，在1000万下岗职工中，找到工作的有600万人，其中有330万人在非公有制中小企业中就业。这个成绩是在我们没有自觉采取政策措施扶植中小企业发展的情况下取得的。如果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还能吸收更多的人就业。综上所述，对于解决中部崛起顽疾之一的“三农”问题，中小企业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工业化、城市化问题

如果说农业是生存的基础，工业就是发展的基础，中部崛起的核心是工业化，工业化是中部崛起的产业支撑，工业化是贯穿中部崛起的一条主线。

对于城市而言，工业化的发展水平也是一个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而就中部六省情况来看，除山西工业化水平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以外，其它五省均低于该水平。另一方面，与工业化相辅相成的城市化也是中部崛起的瓶颈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列茨认为，新世纪的中国面临三大挑战，城市化进程居首。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署长说，城市化的成功就是国家的成功。同样，城市化的成功也就是地区的成功，城市化已成为衡量一个地区先进与落后的重要标尺，所以，城市化水平低也是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中小企业的发展可以较为充分地改观中部地区工业化、城市化水平较低的现状，完善城市体系结构，消除特大城市直接面对中等城市甚至小城市的窘境，避免相互脱节现象发生。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中小企业面向城市、农村两个领域。上联城市，下靠农村，是城乡之间的纽带，作为“乡村之首”它是村乡区域经济的“发展极”和“增长点”，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作为“城市之尾”它受城市市场变化的影响和辐射，将城市先进的技术、信息等向农村传递，承上启下，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带动小城市、小城镇的发展，从而完善中部地区的城市体系。

市场化问题

2004年《中国各省区市场化程度最新报告》对全国各省市场化程度总体进行了排序。前10位全部都是东部沿海地区：1.广东2.浙江3.福建4.上海5.江苏6.北京7.山东8.天津9.辽宁10.河北，中部六省中安徽名列第14位，而湖南、湖北、河南、江西、山西分列16、17、18、19和22位，由此不难看出中部市场化水平低对于中部崛起是存在负面影响的。

中部地区作为封闭经济时代全国经济的重心，计划经济体制的时代烙印显得尤为深重，市场化程度不够已成为中部经济发展的又一制约因素。市场化的高程度对经济主体多元化有着很高的要求，占企业总数99.5%以上的中小企业在优化市场结构中作用明显。中小企业数量的增加，即通过“量”使市场主体多元化，市场结构优化，通过“质”赋予市场活力。另一方面，中小企业不仅可以协作大企业进行生产活动，同样可以实现大企业、中小企业、大企业之间联动。既丰富了市场主体又增强了市场内部的有机性，使得中部市场化的程度和质量都得到提高。

实现中部崛起的中小企业发展战略方向

发展地区优势，培养特色产业

特色就是优势，专长就是市场竞争力。特色经济和产业差异性是中小企业的生命力所在，发展特色经济是实现地区资源优势向市场竞争优势、经济发展优势转化的重要途径。随着市场分工日益细化，特色经济的优势也将日趋明显，其结果就是形成自身优势突出的特色产业带。在中小企业的发展中，要避免各中小企业“各自为战，自成一系”片面追求“小而全”，产业结构严重趋同的现象。而应充分利用其以特色创品牌构造具有区域特色的竞争优势，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小企业的发展要结合地域特色和历史人文，“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游则游”，以“拳头”产品的培育为突破口，用特色来谋求发展，突出重点产业。

企业集群对经济增长有巨大贡献，企业集群有利于技能、信息、技术、新思想在集群内企业产生传播与应用，对竞争优势是至关重要的。结合中小企业的实际，发展产业集群有三种模式可选择，一是以特色产业为依托，形成各平行﹑互补企业共同发展的特色产业群。二是大力发展与大工业配套协作型企业集群，以大工业为龙头，带动配套中小企业的发展。三是依托名牌产品集群，使中小企业能有精力和能力的、在某一单一产品上下大功夫，做到“小而专、小而精、小而优”，良好的质量水平给品牌的树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经济崛起范文篇10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和平崛起大国关系

依据国际政治学现实主义理论，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就意味着世界权力的重新分配，必然导致国际体系的剧烈变革，战争则一直是其变革的主要机制。[1]所以，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过快总会引起世界的疑虑与不安。虽然中国近十几年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但她与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有着明显的不同，其根本区别是中国走的是一条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与本国国情和时代背景相适应的和平崛起道路。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平崛起则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全方位战略，因此科学发展观与和平崛起有着密切的关系，科学发展观是和平崛起的指导思想和核心理念，本质上决定了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路，而和平崛起道路则是中国人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必然选择。

一、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为和平崛起提供精神保证

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一种正确的发展理念来指导，对内要保证发展的方向性，对外要保证发展手段选择的正确性。复旦大学林尚立教授在考察战前日本国家发展时指出，军国主义把日本变得强大的时候，也把它引向了失败，进而总结出：一个宏大目标如果没有正确的精神和合理的价值，那么这个目标带来的不一定是希望和憧憬，也不一定是光明和幸福。[2]西方国家崛起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形形色色的侵略理论，如“陆权论”、“海权论”、“地缘政治学”，这些理论都为其侵略行为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科学理论，它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发展理念，和平崛起战略正是建立在科学发展观这一科学理念基础之上，是其在对外政策上的延伸和具体体现。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其核心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高价值，以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为最高理想，最终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发展，[3]其内容包含两方面：对内实现“天人合一”的自然境界；对外追求“协和万邦”的大同理想”，这在外交思想上则表现为追求公正、正义、和睦相处。这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特征和我们党的政治本色。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和平崛起正是构筑在国内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之上，没有国内的科学发展理论为指导，就不会有对外的和平崛起。回顾德国、日本的历史，我们会看到，德国以“复仇”情绪作为国家崛起的精神动力，而日本则以“布国威于四方”作为崛起理念，最终导致战争和自己的失败。与之相比较，其区别在于德日缺乏正确的发展理论，而我们则重视构建一个和平崛起的思想基础。

二、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科学的发展方式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和平崛起提供物质保证

大国的崛起必须有充裕的物质保证，所以它应首先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只有经济的发展方能为其提供充裕的物质保证。上海社会科学院黄仁伟研究员认为，大国的崛起必须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能力，中国的和平崛起首先要全面提升综合国力。[4]因此，和平崛起首先要求的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效解决经济增长、市场扩展和资源短缺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只能依靠科学的发展方式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德、日法西斯以战争为手段掠夺资源，扩展市场导致了崛起过程的中断，苏联由于发展缓慢而在崛起中失败，这些都是源于非科学的发展方式。这是我们必须借鉴的历史教训。

科学发展观主张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科学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来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改变近代以来实现国家崛起的传统方式和手段。针对目前发展中面临的资源短缺、能源匮乏问题，中国坚持以科技进步而非“战争扩张”的方式作为解决手段，正确处理各种国内、国际矛盾，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现实性与长远性的可持续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中国勇敢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充分把自己的优势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通过国际贸易、国际投资、跨国生产等和平方式从国际市场引进资源、能源，以科学的理念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促进全球资源流动加快，促进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性增强，走向市场化、开放化，从根本上避免历史上以战争为手段解决上述问题的现象。

三、科学发展观是全面的发展观，为和平崛起提供全方位保证

大国崛起不仅是政治、军事的崛起，也包括经济、文化在内的全方面发展。任何一种不均衡的社会发展都将制约该国的崛起进程，甚至导致其中断。因此，中国的和平发展不能只重视硬实力的增长而忽视软实力的建设，必须立足于社会全面发展的基础之上。

国内制度弊端是国际冲突的根源，和平崛起必须是全面、协调发展，这既需要全面、系统的制度建设和能力建设，也需要国民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因此，和平崛起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协调的原则,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实现三个文明建设互相协调、互相促进、全面推进。[5]必须依据本国国情和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改革，推进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同时，文化建设也是必不可少的，它是大国崛起的重要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于沛研究员认为：“独立的、繁荣的民族文化，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同物质力量一样，也是民族国家崛起的不可或缺的基础和前提之一，而且在特定的、具体的大国崛起必须有文化上的保证”，[6]国家在崛起过程中，如果不加强民族的文化建设、如果不相应地提高全民族素质，容易引发狂热的民族主义思潮，每当遇到重大挫折时，极易把国家导向战争轨道，历史上，德日都是因为本国存在着浓厚的封建残余而使民主政治体制建设中断，走向法西斯专政。这种制度上的不足在狂热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推动下，国家把战争作为实现国家崛起的唯一手段，进而引发了灾难性后果。因此，必须注重国家软实力建设和国民素质的提高。

科学发展观是全面的发展观，全面发展是它的一个基本特征，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全方位协调发展。指导经济发展的同时，致力于国家软实力建设。软实力建设是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国家政治体制的完善和国民素质的全面提高。科学发展观不仅以科技为手段，为经济发展提供物质动力和智力支持，而且要求我们以科学的眼光立足发展，完善各项体制机制，促进社会和谐。同时，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大力实施素质教育，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养民众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宽广的世界眼光；促进政治制度民主化建设，确保人民当家作主，充分调动人民参与发展的积极性，形成良好舆论环境，建立有效的国内危机处理机制和舆论导向机制，从而避免极端民族思潮的泛滥引起的国家战略畸形发展。由此可见，科学发展观强调民主建设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既为和平崛起指明的方向，也为和平崛起提供软实力上的保证。

四、和平崛起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必然选择，坚持科学发展观是大国负责任的表现

“大国”不仅意味着能力，也意味着责任。因为任何大国在崛起过程中，必然对世界产生深刻影响，这就要求崛起中的大国不仅要妥善处理国内发展问题，而且还要正确处理对外政治、经济关系。德国、日本、苏联都以挑战霸权的方式崛起，结果引发了一战、二战和冷战，使自己陷入“零和”博弈的困境中，导致了自身崛起进程的中断，其影响扩及全球，贯穿百年。中国已经及时地发现了自身庞大的经济规模及高速增长对世界的影响，尤其是自身经济增长方式与世界资源和能源需求压力的密切关系，因此对国际社会的高度负责是“和平崛起”的重要内容。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发展，而中国的发展也必将深刻影响世界，针对近年盛行的“中国威胁论”，中国政府多次声明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地发展”而非战争地崛起；中国政府在加入WTO时也庄严地承诺遵守国际规则；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国以实际行动表明了对国际社会的高度责任感。这充分证明发展的中国也是负责的大国。因此，我国把和平崛起既作为发展目标，也作为发展方式，为此把科学发展观提到战略高度，以科学的发展理念和方式实现和谐、可持续发展，不以扩张作为发展的手段，不以他国的牺牲作为发展的基础，并以自身的发展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发展观是和平崛起的全面保证。因此，科学发展观就是和平的发展观，坚持科学发展观是大国负责任的表现。

国家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取决于国家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自身发展模式的主观选择。我国的和平崛起首先充分利用了全球化这一良好的外部环，在自身发展模式上，我国摈弃了以往的战争崛起之路，提出以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思想，探索新型的和平发展之路。和平崛起道路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全新道路，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郑重选择和庄严承诺。科学发展观以其科学的理论、深刻的内涵对中国的和平崛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它要求中国的发展必须体现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中国的发展必须体现出“以人为本”的关怀理念，以人的发展为核心价值。其次，中国的发展必须体现出“和谐发展”的核心目标，中国的发展将促进国内稳定，利于世界和平。第三，中国的发展必须体现出“可持续性”的特征，中国的发展不是建立在牺牲他国利益的基础之上，而是基于自身内敛式发展和与世界的同步发展。由此可见，科学发展观既决定了中国的和平崛起，也为和平崛起提供了有力保障。

[1][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武军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13页

[2]林尚立：《政党政治与现代化：日本的历史与现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45页。

[3]冷溶：《科学发展观的政治意义》，《政治学研究》，2005年第3期。

[4]黄仁伟：《大国兴衰的历史比较》，《世界史》（人大复印资料），2004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