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民族主义范文10篇

经济民族主义范文篇1

著名国际政治学者罗伯特·吉尔平正确地指出，“从古至今，经济民族主义对国家权力和独立性的奋斗目标始终是压倒一切的。只要国家体系存在，经济民族主义就会对国际关系施加重要影响。”[1]即使在全球化进程随着信息和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而不断加快的世纪之交，虽然国家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侵蚀和削弱，但经济民族主义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以更加强烈的形式表达着民族国家对全球化的抗争。

分析与把握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民族主义，有助于我们认清所处的国际形势，找准更合适的国家发展战略的基点。

经济民族主义的基本主张

经济民族主义的中心思想就是经济活动要为——而且应该为国家建设的大目标（或国家的整体利益）服务。由于迄今为止，从宏观上看，现代民族国家仍是各种资源和财富分配的基本单位，在资源有限并且紧缺的世界体系中，全球竞争主要还是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竞争，个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企业的收益主要来自于民族国家，国家实力和国家安全则取决于国民经济和民族产业的竞争力，所以个人和团体（公司、利益集团）最大的现实福利单元，起码在相当时期内是仍然是民族国家而不是全球。基于这样的认识，经济民族主义主张每个国家都应该把追求更多的超额利润以满足本民族国家的需求当做最重要的政治目标之一。一般而言，它对激进的全球化观念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认为不应该为抽象的世界福利而牺牲本国利益，相反，这一理念内涵了“此胜彼败”的逻辑，它往往认同一个民族国家经济地位的上升要以牺牲另一个民族国家经济为代价这样的残酷现实。如果经济民族主义偶尔也赞同或直接介入全球化，那是因为它把全球化视为实现本民族国家的手段。即在它看来，全球化不是目标，也不是价值取向，本民族国家福利的最大化才是目标和价值。为了这种价值，既可以保守，也可以进取。

为此，吉尔平把经济民族主义区分为两种：一种是较温和的即防守型的经济民族主义，它试图保护本国经济免遭外来经济及政治力量的影响，它通常出现于不发达国家或经济已走下坡路的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政府执行保护主义政策，以保护其新建的或衰落的工业。较强硬的经济民族主义则是经济战争的产物，它崇尚实力扩张。[2]实际上，经济民族主义是一种在发展阶段上各个国家取得政治独立后必然产生的结果，即一个民族在完成自己取得独立的历史任务后，必须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经济才能使自己真正地站起来。已有学者把包含了经济优先、国家干预与市场经济的巧妙结合、倡导儒家传统文化等要义的东亚发展战略称为东亚经济民族主义，并把它当做东亚经济成功的奥秘所在。[3]对于那些尚未取得现代化或发达地位的国家，它“直接反映了这些国家经常抱怨的那种看法：它们虽然取得了政治主权与独立，但在经济上仍然是殖民地”[4]。而对于发达国家，扩张市场，为本民族国家争取更大福利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近年来愈演愈烈的美日贸易冲突就是显例，而美国对中国在市场准入方面的若干限制也反映了这种情绪。就是被认为一体化程度已经相当高的欧共体内部，经济民族主义倾向仍然十分强烈，欧共体各国在关于英国疯牛肉的进口问题上就一直纠缠不清。随着1997年夏天以来金融危机在全球各地的蔓延，后发展国家开始沉痛反思在金融和资本领域过度开放带来的恶果，关于建立风险防范机制，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取向更加受到人们的重视。

无论是哪种类型，经济民族主义考虑问题的出发点都是民族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相对获益而不是全球的绝对获益，它深切关注民族国家整体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特别是由民族经济竞争力决定的民族的长期发展趋势，而不是世界的共存共荣。

经济民族主义是当前民族主义的主流和常态

冷战结束以后，一度冷寂的民族主义情绪取代了原先的意识形态对抗而成为国际格局变动的主要原因。在这股强大的民族主义浪潮中，经济民族主义的复兴是最为有力却最被忽视的。

有学者把这一次民族主义的新崛起看成是“对全球性国家危机的反应”[5]，是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出发对国际互动的政治反应和政治认知。[6]果我们把它区分为三种不同的形式并放到全球化的大背景中来考察，就会更加清晰地发现所谓民族主义浪潮其实是一个纷繁叠加、各有用心的复杂互动，它至少被用来表达三种不同的追求和抗争：

1、求独立的政治民族主义：其基本目标就是要求建立一个属于本民族的国家和政府，它与“追求国家身份”的政治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两极格局崩塌以后，原先被强硬结合在一起的部分多民族国家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民族自决的呼声高涨。如果说，二战以后的政治民族主义是后发展国家反抗殖民主义的武器，那么90年代的政治民族主义则是弱小民族对大国沙文主义的反抗。由于带有明确的建国目标，这种反抗就带有强烈的分裂和暴力倾向，造成了世界局势的动荡不安。

2、求个性的文化民族主义：它的主要任务是要保持和发展本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主张以民族的文化个性和文化传统为纽带，强化族民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阿帕杜莱睿智地指出，“今天，全球互动的中心问题是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化之间的紧张关系。”[7]面对全球化进程中日益强大的文化同化力量，如何保持个性，避免被文化霸权吞噬，已经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生存的重大问题。连法国这样的发达国家都有被“文化殖民”的深切忧虑，后发展国家更是只能努力挖掘传统文化资源，通过知识精英对文化霸权（极端的如“好莱坞化”和“可口可乐化”）的反抗，来保持或恢复民族自尊心，以获取政治号召力。在这里，“作为主权的‘道德成分’，民族主义象征提供了一个政治话语的核心。”[8]

3、求富强的经济民族主义：根据前面的分析，它事实上是一种国家利己主义。从世界格局的角度看，冷战结束后被意识形态遮掩的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利益对立重新显现出来，世界资源和世界市场成为国家之间争夺的焦点，地缘政治的角逐逐渐让位于“地缘经济”的角逐[9]。从民众的角度考虑，全球化导致的“大规模生产还通过把大批人民从乡村、农场和大家庭中吸引出来，进入城市，从而刺激了经济民族主义��在城市中他们遭遇到政治运动，接触到关于外国的阴谋诡计的消息，看到了国家的各种盛大活动和移民浪潮，从而进一步提醒他们记起自己的国民身份。”各国公民都了解到，“他们个人的福利是同他们国家的经济实力结合在一起的，爱国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是不可分的。”[10]当利益凸显而不均衡的全球化进程又威胁到民族国家的生存和公民的福利时，体现国家自我保护的经济民族主义就拥有了更加强大的吸引力。

当今世界，政治民族主义因为常常变态为宗教原教旨主义和种族分离主义而给世界造成太多的创伤，文化民族主义则因为几乎抵挡不了全球性的消费主义和没有边界的大众传媒而显得有些虚弱和矫情，只有以追逐和保障可见的经济利益为主题的经济民族主义处处可见，并自然地成为民族主义浪潮中的主流和常态。经济民族主义在全球化中复兴的主要原因

考察现代历史，民族主义情绪在多数情况下都是被危险的外界环境或状况“激活”的，并且情况越是危急，民族主义的反响就越是强烈。在这个意义上说，经济民族主义的复兴是全球化进程侵蚀了国家主权[11]、构成了对国家经济安全的极大威胁所导致。

1、全球化的西方化价值取向，使后发展国家选择经济民族主义来摆脱双重困境。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定义，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12]这样一种历史和现实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由于控制了经济贸易规则和制度安排的渠道，进而可以凭借其技术和资金的全面优势，进一步促进资本物品和服务的跨国流动，通过在国际上降低交易成本，达到以自由贸易方式重组全球资源和市场的目的，并获得收益最大化。

所以，全球化的进程实际上是把西方主宰的国际经济秩序通过市场化和政治变革而不断向世界各地扩张、推展的过程，它就是西方占支配和主导地位的经济秩序和体系的国际化。这一进程是以若干后发展国家让渡国家主权和市场来实现的，是以牺牲后发展国家的现实经济利益为代价的。有资料表明，目前全球贫富悬殊状况已经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世界上最富有的3个人拥有的财产超过了48个最不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13]全球化对这一结果脱不了干系。

对于后发展国家而言，双重的困境在于：如果完全不参与全球化进程，闭关自守只能使一国丧失同广阔市场相互交往的一切好处，面临被淘汰的命运；如果不顾经济发展水平过于急切地参与这一不公平的进程，则有被消灭的可能。经济民族主义的复兴表达了他们一种无奈和抗争的复杂心态，既介入全球化进程，又试图保持一定的距离，通过某种程度上的阻挡，赢得宝贵的经济结构调整时间以保护国家经济安全。

2、全球化理念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使集体行动不灵，加剧了各国经济民族主义倾向。

主张全球化的人基于经济自由主义的信念，从世界福利和世界效率出发，主张实行没有国界的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国家和政府除在严格的公共领域活动外，应尽量减少对国际经济活动的干预，以便让市场力量在全球范围合理配置资源，最大限度节约资源，提高经济效率，由此导致世界经济繁荣和各方（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共同获益。这种设想在纯粹的、完全的自由市场状态下大概可以实现，但现实的情况是，“今天没有哪种威胁、哪种意识形态和哪位领袖能强大到足以把现存的世界体系维系在一起”[14]，更别说真正一体化了。我们还是来看始于东南亚、殃及世界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在危机显露之初，各国只管自己，不愿出手援助，接着竞相贬值货币；在危机迅速蔓延开以后，被寄予厚望的大国却不愿承担挽救的责任和义务，例如美国的冷漠甚至欲在此时借IMF控制危机国金融主权的做法，就激起了东南亚政界和民间强烈的反美民族情绪。时至今日，许多新兴国家财富急剧缩水，而美国依靠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美元优势，在国际金融自由化和一体化中通过自由而不平等的竞争攫取了巨额资产。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作为保障，理性的国家为追求自我利益只好独立作出决策，其结果往往是“集体行动不灵”和“世界市场不灵”[15]，集体博弈的交易成本便趋于无穷大。

对于新的全球体制如何构建，现在仍是空谈远多于行动。人们都知道要做些什么，但对于怎么去做一无所知。瑟罗就抱怨过，“人们无法一致同意应当由谁来制定规则，要规范什么，或者应当如何规范。凡是大家能一致同意的，都是些没什么大意思的事。”[16]

既然在全球协调一致开展行动方面还有太多的路要走，既然世界福利的普遍增长还是幻想，那么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显然都不会愿意过快和过于轻易地让渡主权与市场，相反，他们强烈地期望在相互依存中谋求到更多的国家经济利益，以关注国富民强为基本出发点的经济民族主义成为许多民族国家的社会动员口号乃至现实政策选择就不足为奇了。

跨国公司成为经济民族主义的异己

跨国公司做为一种在国际环境中谋求本国经济利益的手段，一度是经济民族主义倡导者和政策安排中最重视和依赖的。在赖克看来，经济民族主义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享有一个共同经济命运的理想，其最终纲领是：公民的福利与国家的经济成功联系在一起，而国家经济的成功又有赖于其大型公司的成功。[17]

遵循这样的思路，经济民族主义把促进跨国公司的成长当作民族国家经济振兴的战略选择。不仅在发达国家，连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后发展国家，都日益卷入到营建庞大跨国公司的积极行动中，推行所谓“大企业战略”。他们把跨国公司视为“国家的经济卫士”（赖克），企图通过它的扩张来实现国家经济利益。最著名的是韩国模式，在政府的支持下，银行资金大量流向大型支柱产业和企业，通过大规模投资和生产能力扩张抢占海外市场分额，进而带动经济增长。国家对跨国公司的强力扶持不仅激发了它追求最大利润的野心，事实上也提供了这样的手段，使跨国公司的膨胀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一道最惹眼的景观。

问题在于，跨国公司真的能够帮助经济民族主义实现其目标吗？

也许恰恰相反。在跨国公司发展之初，它确实能通过资本、商品、技术和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为本国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但随着跨国公司的扩张，它已经逐渐取代国家市场而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象赖克描述的那样，如今，“各地的国家卫士（巨型公司）正在发展成为不同任何一个国家有特别联系的全球网络。本国公司愈来愈多地在国外生产和采购，而外资企业也愈来愈多地在本国生产和采购，这两种全球网络不论其名义上的国籍如何，正在渐渐互相类似。”[18]虽然民族国家还可以通过适当的政策导向来限制或引导跨国公司，但国家试图控制总部设在其国内的企业的全球活动，已经成了一个难题。因为关键的分歧是，“全球性的工商企业和国家政府之间出现了实质性的分离，前者怀有世界眼光，后者则集中注意‘他们的’选民的福利。”[19]跨国公司将越来越向这样一个方向发展，它们“拒不效忠于任何民族国家，而是在全球范围内追求自己的利益和利润，它们既不代表其母国也不代表其东道国，而是仅仅代表公司自身的利益。”[20]德里克用以下精辟的说法作出论断：“生产的跨国化不仅是全球前所未有地统一的根源，也是全球前所未有地分散化的根源。”[21]跨国公司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经济民族主义的异己。

表面上看起来，全球化与经济民族主义的同步推进是一种深刻的悖论，因为前者企图实现的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合理配置和建立增进各国福利的统一大市场；而后者的目光则局限于捍卫本民族国家的经济利益。但事实上，正是全球化的缺陷激活了经济民族主义，而经济民族主义的一些举措则在客观上推动了全球化。也就是说，在这里更深刻的悖论在于，经济民族主义试图依靠跨国公司实现对全球化的反动，却反而推动了全球化。这种纠缠不清的处境正是世纪之交国际经济格局的真实写照。它也对经济民族主义是否真的能够抵抗全球化提出了质疑。

如果我们把闭关自守的政治理念称为孤立主义，把全球真正一体化的构想成为理想主义，那么经济民族主义则是将持续一段时期的现实主义。只要民族国家没有被逼到必须放弃大多数主权的时候，它就会以这样那样的形式继续存在下去。经济民族主义与全球化之间的互动和力量对比将决定世界的未来走向注释：

[1][2]罗伯特·吉尔平著《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4页，第43页。

[3]参见陈峰君：“论东亚成功的综合要素：东亚经济民族主义”，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夏季卷。

[4]S·坦塞著《拉丁美洲的经济民族主义》，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页。

[5]徐迅著《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页。

[6]参见庞中英：“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与经济民族主义”，载《战略与管理》1997第5期。

[7]阿尔君·阿帕杜莱：“全球文化经济中的断裂与差异”，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27页。

[8]安东尼·吉登斯著《民族、国家与暴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65页。

[9]参见E·N·Luttwak，TheEndangeredAmericanDream：HowtoStopUnitedStatesBecomingAThirdCountryandHowtoWintheGeo-economicStruggleforIndustrialSupremacy？SimonandSchuster，1993。

[10][17][18]罗伯特·赖克著《国家的作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29~31页，第33页，第132页。

[11]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已经越来越多。精彩的如苏珊·斯特兰奇：“全球化与国家的销蚀”，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3期。

[1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997年5月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全球化：机遇与挑战》，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

[13]美国《商业日报》，1998年10月16日。转引自《参考消息》，1998年10月19日。

[14][16][19]莱斯特·瑟罗著《资本主义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页，第127页，第9页。

[15]参见刘靖华著《霸权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八章“全球化、集体行动与交易成本”。

经济民族主义范文篇2

著名国际政治学者罗伯特·吉尔平正确地指出，“从古至今，经济民族主义对国家权力和独立性的奋斗目标始终是压倒一切的。只要国家体系存在，经济民族主义就会对国际关系施加重要影响。”[1]即使在全球化进程随着信息和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而不断加快的世纪之交，虽然国家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侵蚀和削弱，但经济民族主义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以更加强烈的形式表达着民族国家对全球化的抗争。

分析与把握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民族主义，有助于我们认清所处的国际形势，找准更合适的国家发展战略的基点。

经济民族主义的基本主张

经济民族主义的中心思想就是经济活动要为——而且应该为国家建设的大目标（或国家的整体利益）服务。由于迄今为止，从宏观上看，现代民族国家仍是各种资源和财富分配的基本单位，在资源有限并且紧缺的世界体系中，全球竞争主要还是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竞争，个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企业的收益主要来自于民族国家，国家实力和国家安全则取决于国民经济和民族产业的竞争力，所以个人和团体（公司、利益集团）最大的现实福利单元，起码在相当时期内是仍然是民族国家而不是全球。基于这样的认识，经济民族主义主张每个国家都应该把追求更多的超额利润以满足本民族国家的需求当做最重要的政治目标之一。一般而言，它对激进的全球化观念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认为不应该为抽象的世界福利而牺牲本国利益，相反，这一理念内涵了“此胜彼败”的逻辑，它往往认同一个民族国家经济地位的上升要以牺牲另一个民族国家经济为代价这样的残酷现实。如果经济民族主义偶尔也赞同或直接介入全球化，那是因为它把全球化视为实现本民族国家的手段。即在它看来，全球化不是目标，也不是价值取向，本民族国家福利的最大化才是目标和价值。为了这种价值，既可以保守，也可以进取。

为此，吉尔平把经济民族主义区分为两种：一种是较温和的即防守型的经济民族主义，它试图保护本国经济免遭外来经济及政治力量的影响，它通常出现于不发达国家或经济已走下坡路的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政府执行保护主义政策，以保护其新建的或衰落的工业。较强硬的经济民族主义则是经济战争的产物，它崇尚实力扩张。[2]实际上，经济民族主义是一种在发展阶段上各个国家取得政治独立后必然产生的结果，即一个民族在完成自己取得独立的历史任务后，必须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经济才能使自己真正地站起来。已有学者把包含了经济优先、国家干预与市场经济的巧妙结合、倡导儒家传统文化等要义的东亚发展战略称为东亚经济民族主义，并把它当做东亚经济成功的奥秘所在。[3]对于那些尚未取得现代化或发达地位的国家，它“直接反映了这些国家经常抱怨的那种看法：它们虽然取得了政治主权与独立，但在经济上仍然是殖民地”[4]。而对于发达国家，扩张市场，为本民族国家争取更大福利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近年来愈演愈烈的美日贸易冲突就是显例，而美国对中国在市场准入方面的若干限制也反映了这种情绪。就是被认为一体化程度已经相当高的欧共体内部，经济民族主义倾向仍然十分强烈，欧共体各国在关于英国疯牛肉的进口问题上就一直纠缠不清。随着1997年夏天以来金融危机在全球各地的蔓延，后发展国家开始沉痛反思在金融和资本领域过度开放带来的恶果，关于建立风险防范机制，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取向更加受到人们的重视。

无论是哪种类型，经济民族主义考虑问题的出发点都是民族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相对获益而不是全球的绝对获益，它深切关注民族国家整体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特别是由民族经济竞争力决定的民族的长期发展趋势，而不是世界的共存共荣。

经济民族主义是当前民族主义的主流和常态

冷战结束以后，一度冷寂的民族主义情绪取代了原先的意识形态对抗而成为国际格局变动的主要原因。在这股强大的民族主义浪潮中，经济民族主义的复兴是最为有力却最被忽视的。

有学者把这一次民族主义的新崛起看成是“对全球性国家危机的反应”[5]，是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出发对国际互动的政治反应和政治认知。[6]果我们把它区分为三种不同的形式并放到全球化的大背景中来考察，就会更加清晰地发现所谓民族主义浪潮其实是一个纷繁叠加、各有用心的复杂互动，它至少被用来表达三种不同的追求和抗争：

1、求独立的政治民族主义：其基本目标就是要求建立一个属于本民族的国家和政府，它与“追求国家身份”的政治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两极格局崩塌以后，原先被强硬结合在一起的部分多民族国家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民族自决的呼声高涨。如果说，二战以后的政治民族主义是后发展国家反抗殖民主义的武器，那么90年代的政治民族主义则是弱小民族对大国沙文主义的反抗。由于带有明确的建国目标，这种反抗就带有强烈的分裂和暴力倾向，造成了世界局势的动荡不安。

2、求个性的文化民族主义：它的主要任务是要保持和发展本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主张以民族的文化个性和文化传统为纽带，强化族民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阿帕杜莱睿智地指出，“今天，全球互动的中心问题是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化之间的紧张关系。”[7]面对全球化进程中日益强大的文化同化力量，如何保持个性，避免被文化霸权吞噬，已经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生存的重大问题。连法国这样的发达国家都有被“文化殖民”的深切忧虑，后发展国家更是只能努力挖掘传统文化资源，通过知识精英对文化霸权（极端的如“好莱坞化”和“可口可乐化”）的反抗，来保持或恢复民族自尊心，以获取政治号召力。在这里，“作为主权的‘道德成分’，民族主义象征提供了一个政治话语的核心。”[8]

3、求富强的经济民族主义：根据前面的分析，它事实上是一种国家利己主义。从世界格局的角度看，冷战结束后被意识形态遮掩的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利益对立重新显现出来，世界资源和世界市场成为国家之间争夺的焦点，地缘政治的角逐逐渐让位于“地缘经济”的角逐[9]。从民众的角度考虑，全球化导致的“大规模生产还通过把大批人民从乡村、农场和大家庭中吸引出来，进入城市，从而刺激了经济民族主义��在城市中他们遭遇到政治运动，接触到关于外国的阴谋诡计的消息，看到了国家的各种盛大活动和移民浪潮，从而进一步提醒他们记起自己的国民身份。”各国公民都了解到，“他们个人的福利是同他们国家的经济实力结合在一起的，爱国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是不可分的。”[10]当利益凸显而不均衡的全球化进程又威胁到民族国家的生存和公民的福利时，体现国家自我保护的经济民族主义就拥有了更加强大的吸引力。

当今世界，政治民族主义因为常常变态为宗教原教旨主义和种族分离主义而给世界造成太多的创伤，文化民族主义则因为几乎抵挡不了全球性的消费主义和没有边界的大众传媒而显得有些虚弱和矫情，只有以追逐和保障可见的经济利益为主题的经济民族主义处处可见，并自然地成为民族主义浪潮中的主流和常态。经济民族主义在全球化中复兴的主要原因

考察现代历史，民族主义情绪在多数情况下都是被危险的外界环境或状况“激活”的，并且情况越是危急，民族主义的反响就越是强烈。在这个意义上说，经济民族主义的复兴是全球化进程侵蚀了国家主权[11]、构成了对国家经济安全的极大威胁所导致。

1、全球化的西方化价值取向，使后发展国家选择经济民族主义来摆脱双重困境。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定义，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12]这样一种历史和现实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由于控制了经济贸易规则和制度安排的渠道，进而可以凭借其技术和资金的全面优势，进一步促进资本物品和服务的跨国流动，通过在国际上降低交易成本，达到以自由贸易方式重组全球资源和市场的目的，并获得收益最大化。

所以，全球化的进程实际上是把西方主宰的国际经济秩序通过市场化和政治变革而不断向世界各地扩张、推展的过程，它就是西方占支配和主导地位的经济秩序和体系的国际化。这一进程是以若干后发展国家让渡国家主权和市场来实现的，是以牺牲后发展国家的现实经济利益为代价的。有资料表明，目前全球贫富悬殊状况已经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世界上最富有的3个人拥有的财产超过了48个最不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13]全球化对这一结果脱不了干系。

对于后发展国家而言，双重的困境在于：如果完全不参与全球化进程，闭关自守只能使一国丧失同广阔市场相互交往的一切好处，面临被淘汰的命运；如果不顾经济发展水平过于急切地参与这一不公平的进程，则有被消灭的可能。经济民族主义的复兴表达了他们一种无奈和抗争的复杂心态，既介入全球化进程，又试图保持一定的距离，通过某种程度上的阻挡，赢得宝贵的经济结构调整时间以保护国家经济安全。

2、全球化理念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使集体行动不灵，加剧了各国经济民族主义倾向。

主张全球化的人基于经济自由主义的信念，从世界福利和世界效率出发，主张实行没有国界的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国家和政府除在严格的公共领域活动外，应尽量减少对国际经济活动的干预，以便让市场力量在全球范围合理配置资源，最大限度节约资源，提高经济效率，由此导致世界经济繁荣和各方（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共同获益。这种设想在纯粹的、完全的自由市场状态下大概可以实现，但现实的情况是，“今天没有哪种威胁、哪种意识形态和哪位领袖能强大到足以把现存的世界体系维系在一起”[14]，更别说真正一体化了。我们还是来看始于东南亚、殃及世界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在危机显露之初，各国只管自己，不愿出手援助，接着竞相贬值货币；在危机迅速蔓延开以后，被寄予厚望的大国却不愿承担挽救的责任和义务，例如美国的冷漠甚至欲在此时借IMF控制危机国金融主权的做法，就激起了东南亚政界和民间强烈的反美民族情绪。时至今日，许多新兴国家财富急剧缩水，而美国依靠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美元优势，在国际金融自由化和一体化中通过自由而不平等的竞争攫取了巨额资产。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作为保障，理性的国家为追求自我利益只好独立作出决策，其结果往往是“集体行动不灵”和“世界市场不灵”[15]，集体博弈的交易成本便趋于无穷大。

对于新的全球体制如何构建，现在仍是空谈远多于行动。人们都知道要做些什么，但对于怎么去做一无所知。瑟罗就抱怨过，“人们无法一致同意应当由谁来制定规则，要规范什么，或者应当如何规范。凡是大家能一致同意的，都是些没什么大意思的事。”[16]

既然在全球协调一致开展行动方面还有太多的路要走，既然世界福利的普遍增长还是幻想，那么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显然都不会愿意过快和过于轻易地让渡主权与市场，相反，他们强烈地期望在相互依存中谋求到更多的国家经济利益，以关注国富民强为基本出发点的经济民族主义成为许多民族国家的社会动员口号乃至现实政策选择就不足为奇了。

跨国公司成为经济民族主义的异己

跨国公司做为一种在国际环境中谋求本国经济利益的手段，一度是经济民族主义倡导者和政策安排中最重视和依赖的。在赖克看来，经济民族主义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享有一个共同经济命运的理想，其最终纲领是：公民的福利与国家的经济成功联系在一起，而国家经济的成功又有赖于其大型公司的成功。[17]

遵循这样的思路，经济民族主义把促进跨国公司的成长当作民族国家经济振兴的战略选择。不仅在发达国家，连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后发展国家，都日益卷入到营建庞大跨国公司的积极行动中，推行所谓“大企业战略”。他们把跨国公司视为“国家的经济卫士”（赖克），企图通过它的扩张来实现国家经济利益。最著名的是韩国模式，在政府的支持下，银行资金大量流向大型支柱产业和企业，通过大规模投资和生产能力扩张抢占海外市场分额，进而带动经济增长。国家对跨国公司的强力扶持不仅激发了它追求最大利润的野心，事实上也提供了这样的手段，使跨国公司的膨胀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一道最惹眼的景观。

问题在于，跨国公司真的能够帮助经济民族主义实现其目标吗？

也许恰恰相反。在跨国公司发展之初，它确实能通过资本、商品、技术和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为本国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但随着跨国公司的扩张，它已经逐渐取代国家市场而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象赖克描述的那样，如今，“各地的国家卫士（巨型公司）正在发展成为不同任何一个国家有特别联系的全球网络。本国公司愈来愈多地在国外生产和采购，而外资企业也愈来愈多地在本国生产和采购，这两种全球网络不论其名义上的国籍如何，正在渐渐互相类似。”[18]虽然民族国家还可以通过适当的政策导向来限制或引导跨国公司，但国家试图控制总部设在其国内的企业的全球活动，已经成了一个难题。因为关键的分歧是，“全球性的工商企业和国家政府之间出现了实质性的分离，前者怀有世界眼光，后者则集中注意‘他们的’选民的福利。”[19]跨国公司将越来越向这样一个方向发展，它们“拒不效忠于任何民族国家，而是在全球范围内追求自己的利益和利润，它们既不代表其母国也不代表其东道国，而是仅仅代表公司自身的利益。”[20]德里克用以下精辟的说法作出论断：“生产的跨国化不仅是全球前所未有地统一的根源，也是全球前所未有地分散化的根源。”[21]跨国公司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经济民族主义的异己。

表面上看起来，全球化与经济民族主义的同步推进是一种深刻的悖论，因为前者企图实现的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合理配置和建立增进各国福利的统一大市场；而后者的目光则局限于捍卫本民族国家的经济利益。但事实上，正是全球化的缺陷激活了经济民族主义，而经济民族主义的一些举措则在客观上推动了全球化。也就是说，在这里更深刻的悖论在于，经济民族主义试图依靠跨国公司实现对全球化的反动，却反而推动了全球化。这种纠缠不清的处境正是世纪之交国际经济格局的真实写照。它也对经济民族主义是否真的能够抵抗全球化提出了质疑。

如果我们把闭关自守的政治理念称为孤立主义，把全球真正一体化的构想成为理想主义，那么经济民族主义则是将持续一段时期的现实主义。只要民族国家没有被逼到必须放弃大多数主权的时候，它就会以这样那样的形式继续存在下去。经济民族主义与全球化之间的互动和力量对比将决定世界的未来走向。注释：

[1][2]罗伯特·吉尔平著《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4页，第43页。

[3]参见陈峰君：“论东亚成功的综合要素：东亚经济民族主义”，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夏季卷。

[4]S·坦塞著《拉丁美洲的经济民族主义》，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页。

[5]徐迅著《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页。

[6]参见庞中英：“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与经济民族主义”，载《战略与管理》1997第5期。

[7]阿尔君·阿帕杜莱：“全球文化经济中的断裂与差异”，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27页。

[8]安东尼·吉登斯著《民族、国家与暴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65页。

[9]参见E·N·Luttwak，TheEndangeredAmericanDream：HowtoStopUnitedStatesBecomingAThirdCountryandHowtoWintheGeo-economicStruggleforIndustrialSupremacy？SimonandSchuster，1993。

[10][17][18]罗伯特·赖克著《国家的作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29~31页，第33页，第132页。

[11]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已经越来越多。精彩的如苏珊·斯特兰奇：“全球化与国家的销蚀”，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3期。

[1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997年5月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全球化：机遇与挑战》，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

[13]美国《商业日报》，1998年10月16日。转引自《参考消息》，1998年10月19日。

[14][16][19]莱斯特·瑟罗著《资本主义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页，第127页，第9页。

[15]参见刘靖华著《霸权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八章“全球化、集体行动与交易成本”。

经济民族主义范文篇3

著名国际政治学者罗伯特·吉尔平正确地指出，“从古至今，经济民族主义对国家权力和独立性的奋斗目标始终是压倒一切的。只要国家体系存在，经济民族主义就会对国际关系施加重要影响。”[1]即使在全球化进程随着信息和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而不断加快的世纪之交，虽然国家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侵蚀和削弱，但经济民族主义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以更加强烈的形式表达着民族国家对全球化的抗争。

分析与把握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民族主义，有助于我们认清所处的国际形势，找准更合适的国家发展战略的基点。

经济民族主义的基本主张

经济民族主义的中心思想就是经济活动要为——而且应该为国家建设的大目标（或国家的整体利益）服务。由于迄今为止，从宏观上看，现代民族国家仍是各种资源和财富分配的基本单位，在资源有限并且紧缺的世界体系中，全球竞争主要还是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竞争，个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企业的收益主要来自于民族国家，国家实力和国家安全则取决于国民经济和民族产业的竞争力，所以个人和团体（公司、利益集团）最大的现实福利单元，起码在相当时期内是仍然是民族国家而不是全球。基于这样的认识，经济民族主义主张每个国家都应该把追求更多的超额利润以满足本民族国家的需求当做最重要的政治目标之一。一般而言，它对激进的全球化观念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认为不应该为抽象的世界福利而牺牲本国利益，相反，这一理念内涵了“此胜彼败”的逻辑，它往往认同一个民族国家经济地位的上升要以牺牲另一个民族国家经济为代价这样的残酷现实。如果经济民族主义偶尔也赞同或直接介入全球化，那是因为它把全球化视为实现本民族国家的手段。即在它看来，全球化不是目标，也不是价值取向，本民族国家福利的最大化才是目标和价值。为了这种价值，既可以保守，也可以进取。

为此，吉尔平把经济民族主义区分为两种：一种是较温和的即防守型的经济民族主义，它试图保护本国经济免遭外来经济及政治力量的影响，它通常出现于不发达国家或经济已走下坡路的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政府执行保护主义政策，以保护其新建的或衰落的工业。较强硬的经济民族主义则是经济战争的产物，它崇尚实力扩张。[2]实际上，经济民族主义是一种在发展阶段上各个国家取得政治独立后必然产生的结果，即一个民族在完成自己取得独立的历史任务后，必须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经济才能使自己真正地站起来。已有学者把包含了经济优先、国家干预与市场经济的巧妙结合、倡导儒家传统文化等要义的东亚发展战略称为东亚经济民族主义，并把它当做东亚经济成功的奥秘所在。[3]对于那些尚未取得现代化或发达地位的国家，它“直接反映了这些国家经常抱怨的那种看法：它们虽然取得了政治主权与独立，但在经济上仍然是殖民地”[4]。而对于发达国家，扩张市场，为本民族国家争取更大福利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近年来愈演愈烈的美日贸易冲突就是显例，而美国对中国在市场准入方面的若干限制也反映了这种情绪。就是被认为一体化程度已经相当高的欧共体内部，经济民族主义倾向仍然十分强烈，欧共体各国在关于英国疯牛肉的进口问题上就一直纠缠不清。随着1997年夏天以来金融危机在全球各地的蔓延，后发展国家开始沉痛反思在金融和资本领域过度开放带来的恶果，关于建立风险防范机制，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取向更加受到人们的重视。

无论是哪种类型，经济民族主义考虑问题的出发点都是民族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相对获益而不是全球的绝对获益，它深切关注民族国家整体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特别是由民族经济竞争力决定的民族的长期发展趋势，而不是世界的共存共荣。

经济民族主义是当前民族主义的主流和常态

冷战结束以后，一度冷寂的民族主义情绪取代了原先的意识形态对抗而成为国际格局变动的主要原因。在这股强大的民族主义浪潮中，经济民族主义的复兴是最为有力却最被忽视的。

有学者把这一次民族主义的新崛起看成是“对全球性国家危机的反应”[5]，是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出发对国际互动的政治反应和政治认知。[6]果我们把它区分为三种不同的形式并放到全球化的大背景中来考察，就会更加清晰地发现所谓民族主义浪潮其实是一个纷繁叠加、各有用心的复杂互动，它至少被用来表达三种不同的追求和抗争：

1、求独立的政治民族主义：其基本目标就是要求建立一个属于本民族的国家和政府，它与“追求国家身份”的政治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两极格局崩塌以后，原先被强硬结合在一起的部分多民族国家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民族自决的呼声高涨。如果说，二战以后的政治民族主义是后发展国家反抗殖民主义的武器，那么90年代的政治民族主义则是弱小民族对大国沙文主义的反抗。由于带有明确的建国目标，这种反抗就带有强烈的分裂和暴力倾向，造成了世界局势的动荡不安。

2、求个性的文化民族主义：它的主要任务是要保持和发展本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主张以民族的文化个性和文化传统为纽带，强化族民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阿帕杜莱睿智地指出，“今天，全球互动的中心问题是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化之间的紧张关系。”[7]面对全球化进程中日益强大的文化同化力量，如何保持个性，避免被文化霸权吞噬，已经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生存的重大问题。连法国这样的发达国家都有被“文化殖民”的深切忧虑，后发展国家更是只能努力挖掘传统文化资源，通过知识精英对文化霸权（极端的如“好莱坞化”和“可口可乐化”）的反抗，来保持或恢复民族自尊心，以获取政治号召力。在这里，“作为主权的‘道德成分’，民族主义象征提供了一个政治话语的核心。”[8]

3、求富强的经济民族主义：根据前面的分析，它事实上是一种国家利己主义。从世界格局的角度看，冷战结束后被意识形态遮掩的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利益对立重新显现出来，世界资源和世界市场成为国家之间争夺的焦点，地缘政治的角逐逐渐让位于“地缘经济”的角逐[9]。从民众的角度考虑，全球化导致的“大规模生产还通过把大批人民从乡村、农场和大家庭中吸引出来，进入城市，从而刺激了经济民族主义��在城市中他们遭遇到政治运动，接触到关于外国的阴谋诡计的消息，看到了国家的各种盛大活动和移民浪潮，从而进一步提醒他们记起自己的国民身份。”各国公民都了解到，“他们个人的福利是同他们国家的经济实力结合在一起的，爱国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是不可分的。”[10]当利益凸显而不均衡的全球化进程又威胁到民族国家的生存和公民的福利时，体现国家自我保护的经济民族主义就拥有了更加强大的吸引力。

当今世界，政治民族主义因为常常变态为宗教原教旨主义和种族分离主义而给世界造成太多的创伤，文化民族主义则因为几乎抵挡不了全球性的消费主义和没有边界的大众传媒而显得有些虚弱和矫情，只有以追逐和保障可见的经济利益为主题的经济民族主义处处可见，并自然地成为民族主义浪潮中的主流和常态。

经济民族主义在全球化中复兴的主要原因

考察现代历史，民族主义情绪在多数情况下都是被危险的外界环境或状况“激活”的，并且情况越是危急，民族主义的反响就越是强烈。在这个意义上说，经济民族主义的复兴是全球化进程侵蚀了国家主权[11]、构成了对国家经济安全的极大威胁所导致。（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1、全球化的西方化价值取向，使后发展国家选择经济民族主义来摆脱双重困境。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定义，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12]这样一种历史和现实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由于控制了经济贸易规则和制度安排的渠道，进而可以凭借其技术和资金的全面优势，进一步促进资本物品和服务的跨国流动，通过在国际上降低交易成本，达到以自由贸易方式重组全球资源和市场的目的，并获得收益最大化。

所以，全球化的进程实际上是把西方主宰的国际经济秩序通过市场化和政治变革而不断向世界各地扩张、推展的过程，它就是西方占支配和主导地位的经济秩序和体系的国际化。这一进程是以若干后发展国家让渡国家主权和市场来实现的，是以牺牲后发展国家的现实经济利益为代价的。有资料表明，目前全球贫富悬殊状况已经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世界上最富有的3个人拥有的财产超过了48个最不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13]全球化对这一结果脱不了干系。

对于后发展国家而言，双重的困境在于：如果完全不参与全球化进程，闭关自守只能使一国丧失同广阔市场相互交往的一切好处，面临被淘汰的命运；如果不顾经济发展水平过于急切地参与这一不公平的进程，则有被消灭的可能。经济民族主义的复兴表达了他们一种无奈和抗争的复杂心态，既介入全球化进程，又试图保持一定的距离，通过某种程度上的阻挡，赢得宝贵的经济结构调整时间以保护国家经济安全。

2、全球化理念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使集体行动不灵，加剧了各国经济民族主义倾向。

主张全球化的人基于经济自由主义的信念，从世界福利和世界效率出发，主张实行没有国界的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国家和政府除在严格的公共领域活动外，应尽量减少对国际经济活动的干预，以便让市场力量在全球范围合理配置资源，最大限度节约资源，提高经济效率，由此导致世界经济繁荣和各方（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共同获益。这种设想在纯粹的、完全的自由市场状态下大概可以实现，但现实的情况是，“今天没有哪种威胁、哪种意识形态和哪位领袖能强大到足以把现存的世界体系维系在一起”[14]，更别说真正一体化了。我们还是来看始于东南亚、殃及世界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在危机显露之初，各国只管自己，不愿出手援助，接着竞相贬值货币；在危机迅速蔓延开以后，被寄予厚望的大国却不愿承担挽救的责任和义务，例如美国的冷漠甚至欲在此时借IMF控制危机国金融主权的做法，就激起了东南亚政界和民间强烈的反美民族情绪。时至今日，许多新兴国家财富急剧缩水，而美国依靠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美元优势，在国际金融自由化和一体化中通过自由而不平等的竞争攫取了巨额资产。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作为保障，理性的国家为追求自我利益只好独立作出决策，其结果往往是“集体行动不灵”和“世界市场不灵”[15]，集体博弈的交易成本便趋于无穷大。

对于新的全球体制如何构建，现在仍是空谈远多于行动。人们都知道要做些什么，但对于怎么去做一无所知。瑟罗就抱怨过，“人们无法一致同意应当由谁来制定规则，要规范什么，或者应当如何规范。凡是大家能一致同意的，都是些没什么大意思的事。”[16]

既然在全球协调一致开展行动方面还有太多的路要走，既然世界福利的普遍增长还是幻想，那么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显然都不会愿意过快和过于轻易地让渡主权与市场，相反，他们强烈地期望在相互依存中谋求到更多的国家经济利益，以关注国富民强为基本出发点的经济民族主义成为许多民族国家的社会动员口号乃至现实政策选择就不足为奇了。

跨国公司成为经济民族主义的异己

跨国公司做为一种在国际环境中谋求本国经济利益的手段，一度是经济民族主义倡导者和政策安排中最重视和依赖的。在赖克看来，经济民族主义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享有一个共同经济命运的理想，其最终纲领是：公民的福利与国家的经济成功联系在一起，而国家经济的成功又有赖于其大型公司的成功。[17]

遵循这样的思路，经济民族主义把促进跨国公司的成长当作民族国家经济振兴的战略选择。不仅在发达国家，连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后发展国家，都日益卷入到营建庞大跨国公司的积极行动中，推行所谓“大企业战略”。他们把跨国公司视为“国家的经济卫士”（赖克），企图通过它的扩张来实现国家经济利益。最著名的是韩国模式，在政府的支持下，银行资金大量流向大型支柱产业和企业，通过大规模投资和生产能力扩张抢占海外市场分额，进而带动经济增长。国家对跨国公司的强力扶持不仅激发了它追求最大利润的野心，事实上也提供了这样的手段，使跨国公司的膨胀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一道最惹眼的景观。

问题在于，跨国公司真的能够帮助经济民族主义实现其目标吗？

也许恰恰相反。在跨国公司发展之初，它确实能通过资本、商品、技术和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为本国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但随着跨国公司的扩张，它已经逐渐取代国家市场而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象赖克描述的那样，如今，“各地的国家卫士（巨型公司）正在发展成为不同任何一个国家有特别联系的全球网络。本国公司愈来愈多地在国外生产和采购，而外资企业也愈来愈多地在本国生产和采购，这两种全球网络不论其名义上的国籍如何，正在渐渐互相类似。”[18]虽然民族国家还可以通过适当的政策导向来限制或引导跨国公司，但国家试图控制总部设在其国内的企业的全球活动，已经成了一个难题。因为关键的分歧是，“全球性的工商企业和国家政府之间出现了实质性的分离，前者怀有世界眼光，后者则集中注意‘他们的’选民的福利。”[19]跨国公司将越来越向这样一个方向发展，它们“拒不效忠于任何民族国家，而是在全球范围内追求自己的利益和利润，它们既不代表其母国也不代表其东道国，而是仅仅代表公司自身的利益。”[20]德里克用以下精辟的说法作出论断：“生产的跨国化不仅是全球前所未有地统一的根源，也是全球前所未有地分散化的根源。”[21]跨国公司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经济民族主义的异己。

表面上看起来，全球化与经济民族主义的同步推进是一种深刻的悖论，因为前者企图实现的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合理配置和建立增进各国福利的统一大市场；而后者的目光则局限于捍卫本民族国家的经济利益。但事实上，正是全球化的缺陷激活了经济民族主义，而经济民族主义的一些举措则在客观上推动了全球化。也就是说，在这里更深刻的悖论在于，经济民族主义试图依靠跨国公司实现对全球化的反动，却反而推动了全球化。这种纠缠不清的处境正是世纪之交国际经济格局的真实写照。它也对经济民族主义是否真的能够抵抗全球化提出了质疑。

如果我们把闭关自守的政治理念称为孤立主义，把全球真正一体化的构想成为理想主义，那么经济民族主义则是将持续一段时期的现实主义。只要民族国家没有被逼到必须放弃大多数主权的时候，它就会以这样那样的形式继续存在下去。经济民族主义与全球化之间的互动和力量对比将决定世界的未来走向。

注释：

[1][2]罗伯特·吉尔平著《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4页，第43页。

[3]参见陈峰君：“论东亚成功的综合要素：东亚经济民族主义”，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夏季卷。

[4]S·坦塞著《拉丁美洲的经济民族主义》，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页。

[5]徐迅著《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页。

[6]参见庞中英：“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与经济民族主义”，载《战略与管理》1997第5期。

[7]阿尔君·阿帕杜莱：“全球文化经济中的断裂与差异”，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27页。

[8]安东尼·吉登斯著《民族、国家与暴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65页。

[9]参见E·N·Luttwak，TheEndangeredAmericanDream：HowtoStopUnitedStatesBecomingAThirdCountryandHowtoWintheGeo-economicStruggleforIndustrialSupremacy？SimonandSchuster，1993。

[10][17][18]罗伯特·赖克著《国家的作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29~31页，第33页，第132页。

[11]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已经越来越多。精彩的如苏珊·斯特兰奇：“全球化与国家的销蚀”，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3期。

[1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997年5月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全球化：机遇与挑战》，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

[13]美国《商业日报》，1998年10月16日。转引自《参考消息》，1998年10月19日。

[14][16][19]莱斯特·瑟罗著《资本主义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页，第127页，第9页。

[15]参见刘靖华著《霸权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八章“全球化、集体行动与交易成本”。

经济民族主义范文篇4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

世纪之交，回顾百年曲折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对国际格局影响最为深远的全球性事件莫过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两极格局的崩溃，有惊人相似的是，两次事件导致了两次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浪潮。前者瓦解了殖民体系，导致一系列新兴民族国家的增生；后者则使一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走向分裂，并在局部地区造成了激烈的动荡与冲突。

现代民族主义起源于17、18世纪的欧洲，已是学界不争的事实。[1]而本世纪两次民族主义浪潮的主体却都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民族主义，还与强大的全球化趋势相逆反。对此，人们自然会生发出这样的疑问：它正常吗？

正如吉登斯洞察的那样：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必定聚集在话语意识和"活生生的经验"之间的交叉地带。[2]那么，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民族主义的话语意识到底是如何吸引了发展中国家？又是怎样一些活生生的经验使发展中国家与民族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呢？

简要考察民族主义的历史发展就可以发现，欧洲的民族主义是在封建社会的母胎中孕育而来，是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发展合乎逻辑的原生物；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则是在反对欧洲和其他殖民大国统治的暴力斗争中产生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前者的影响和派生物。但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民族主义一旦在发展中国家生根，就很容易滋长蔓延，赢得政治、文化精英和大众的普遍认同。

要解释这一现象，首先必须弄清楚民族主义的核心话语，即主导的价值取向。

按照盖尔纳的说法，民族主义最基本的信念是"政治与民族的单元应该同一"[3]，就是国家与民族同一。实现一族一国的理想模式，是民族主义最初在欧洲兴起时最激动人心的主张。

海恩斯写道，民族主义这个词出现在欧洲之后，大致有四种涵义：第一，作为一种历史进程的民族主义，在这一进程中，民族主义成为创建民族国家政治联合体的支持力量；第二，作为一种理论的民族主义，它是提供给实际历史过程的理论、原则和观念；第三，民族主义包含着一种政治行动，如特定的政治党派的行动；第四,民族主义是一种情感，意指一个民族的成员对本民族国家有着超越于其他的忠诚。[4]

可见，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以"民族自决"为核心价值的奇怪的混合物：它既可能是系统的理论，足以为实际的民族成长提供原则和观念，也可能仅是一种强烈甚至狂热的族际情感，吸引着族民个体的忠诚与报效热情；既可能是严密整合的政治运动，也可能仅是运动的口号或象征；既可能是族民团结的真实感受，也可能是制造出来的心理幻觉。

民族主义在核心价值观上的统一性和在表现形式上的多样化，使得它可以被不同的领袖人物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赋予不同的意义内涵而达到不同的政治目标，换言之，单纯而又复杂的民族主义因其宽泛而成为最"有用"的意识形态话语。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原先对立的两大阵营土崩瓦解，不仅是发达国家失去了明确的敌人，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因为对抗张力的消失而使曾经居于主导的政治意识形态衰微败落，导致了文化价值的缺位，民众迫切需要新的思想统帅和生活意义的寄托。在这时，民族主义蕴涵的捍卫本民族利益、争取本民族自决的核心价值取向很容易就迎合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需求，而"民族主义生成的团结精神和集体义务在文化衰退的环境中有着很强的动员能量"[5]，于是，民族主义呼之即出，成为统治的合法性依据和社会动员与控制的工具。

勒纳精辟地分析道，民族主义成为发展中国家主要的凝聚力和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在进入现代化的"门槛"之中时，原先的社会支撑物和社会结构发生崩溃，这使人们充满了压力和痛苦。民族主义做为进入现代化"痛苦门槛"的一种表达，它起到两种功用，一是授予人们尊严与保持社会稳定，二是为现代化提供动力，并最终在实践中解决这种痛苦。[6]

对于先行一步的欧洲民族国家以及紧随其后的美、日等国，尽管也还存在或多或少的民族利己倾向，但总的来说，民族主义已基本实现了古典的终结，正在走向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化潮流。因为，全球化的进程实际上是把西方主宰的国际经济秩序通过市场化和政治变革而不断向世界各地扩张、推展的过程，它就是西方占支配和主导地位的经济秩序和体系的国际化。在这一过程中，发达国家由于控制了经济贸易规则和制度安排的渠道，进而可以凭借其技术和资金的全面优势，进一步促进资本物品和服务的跨国流动，通过在国际上降低交易成本，达到以自由贸易方式重组全球资源和市场的目的，并获得收益最大化。事实也是如此，最热衷推进全球化的美国，也就是在世界体系中最有"霸权"和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所以，努力打开发展中国家的国门，削弱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才是发达国家意识形态的重心所在。为此，他们大力倡导和实践的是全球化。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是对全球化的抗拒与反动。

尽管民族主义被当做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在具体的做为中，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也就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实践。

概括而言，从世界经济体系来看，冷战结束以后，国与国之间被意识形态遮掩的经济利益对立与冲突就鲜明地呈现出来，民族主义被广泛地应用于在不平等的国际秩序中谋求本国的利益，这时它是国家利己主义的代名词，我们称其为经济民族主义；从国家内部来看，由于多民族间的发展不平衡，族民与国民的身份认同时常发生断裂，追求本民族政治独立自主的民族主义就有产生的内在动力，而它的结果则往往表现为统一国家实体的瓦解，这时它是种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名词，我们称其为政治民族主义；而在更深层也更抽象的文化层面，"文明的冲突则是世界范围内的部落冲突"[7]，文化民族主义倾向也在发展中国家以各种方式展开。以下我们分别做一简单的阐述：

1、经济民族主义

经济民族主义的中心思想就是经济活动要为——而且应该为国家建设的大目标（或国家的整体利益）服务，它认为民族国家是个人和团体（公司、利益集团）最大的现实福利单元。因此，经济民族主义把掌握本国经济命运、自主行使经济主权看得至关重要，并认为由此方可达成民族国家的勃兴。

一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民族主义最初突出的表现在拉美国家。拉美地区作为天主教的移民殖民地，各国有共同的语言（巴西除外），共同的宗教信仰，以及无法区别的混血血统。自19世纪"门罗主义"宣称"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直到现在，拉美的民族主义情感主要是针对美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对其内部事务的控制，带有一种自卑又自强的烙印。A·赖丁就曾经论述过，"墨西哥的民族主义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求生存的本能。"[8]那些尚未取得现代化或发达地位的拉美国家，"对于控制本国自然资源和经济命运的企图越来越警觉，并认识到这种必要性。这一现象的特点就是经济民族主义，它直接反映了这些国家经常抱怨的那种看法，他们虽然取得了政治主权与独立，但是在经济上仍然是殖民地。"[9]

这种经济民族主义论调与依附论紧密相关。依附论者认为，在不平等的世界体系之中，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长期难以摆脱贫穷落后的境地，就是因为它们严重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和市场。以至于A·阿明提出了如下著名论断："不应为国际合作与相互依存高唱赞歌。最好还是劝告第三世界国家采取孤立政策。"[10]

实际上，经济民族主义是一种在发展阶段上各个国家取得政治独立后必然产生的结果，即一个民族在完成自己取得独立的历史任务后，必须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经济才能使自己真正地站起来。近来，已经有学者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把包含了经济优先、国家干预与市场经济的巧妙结合、倡导儒家传统文化等要义的东亚发展战略统称为东亚经济民族主义，并把它当做东亚经济成功的奥秘所在。[11]

可以认为，这种强调在经济发展中追求民族利益的经济民族主义包含了发展中国家对现存国际秩序无奈与抗争的双重心态。在遭遇1997年夏季以来不断蔓延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打击之后，发展中国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只有采取自我保护的经济政策，避免过快和过于被动地卷入不公平的国际竞争环境和不均衡的全球化进程，才能免遭灭顶之灾。经济民族主义因此被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所接受和使用。

2、政治民族主义

我们把具有强烈政治目的性（主要是分解或构建新的独立民族国家）为目标的民族主义纳入这一范畴。显而易见，这是民族主义兴起的初衷与出发点。自欧洲体系形成以来的五百年中，民族主义曾持久地服务于"追求国家身份"这一政治实践的目标。

发展中国家由于处于各种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政治民族主义的影响和作用也就不尽相同，但从目前的情况看，争取独立的挽救民族危亡式的应急型政治民族主义在各国都已经基本结束。拿二战后期与90年展中国家的两次政治民族主义浪潮相比，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主要是殖民地国家反抗宗主国争取民族解放，而后者则集中表现为多民族国家内部非主体民族争取主体地位或平等权利的抗争，它使得若干曾经统一甚至强大的多民族国家（如前苏联）从内部裂解。

应该说，存在于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族际冲突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现代化的进程起步较晚，资本主义发展明显不足，严重阻碍着这些国家形成统一的社会体系和社会意识，缺乏强有力的粘合剂将国内各族体凝聚在一起，使民族国家构建与族体发展之间产生尖锐矛盾。[12]这些矛盾尖锐到国家无法调解的地步时，就会产生破坏性很强的民族主义运动。

具体来讲，前苏联、东欧地区的民族主义浪潮既有本国政策失误的原因，也有大国干预或操纵的因素。但从根本上说，是对原有民族中心主义的反动。在战后半个世纪里，苏联、捷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都极力强调主体民族的作用，导致大俄罗斯主义、大捷克主义、大塞尔维亚主义、大罗马尼亚主义的抬头，从不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逐渐滑到同化主义的深渊。显然，在经济发展尚未达到相应水平，片面推行民族同化，是促发民族分离的主要原因。借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可以对此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在一个较大的地区共同体内，某些地区先发展起来，形成"中心"，后发展地带就成为"边缘"。中心与边缘常常发生改变其从属和受剥夺地位的努力。如果"边缘"的处境长期得不到改善，其谋求独立、建立新的"民族国家"的愿望就会不断增强，而在这个过程中，当"边缘"的不满和破坏性力量超过体系的承受力时，就常常表现出民族或国家的裂解。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民族平等互利、共同进步的合理要求，但它的暴力倾向也给世界尤其是当事民族的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只有当居于主体地位的民族充分认识到族际冲突的危险，并致力于政策的调整修正，使这种不平衡有所缓解，从不同走到同，民族间的分裂和对抗才可能被缓和所取代。

在非洲，大多数"民族国家"不是生长出来的，而是殖民主义的产物，其疆界的划定完全是按殖民者的利益来决定的一个个"制图学单位"[13]。在几何线条的边界版图上，纵横交错着跨部族的国家和跨国家的部族。国家对社会与民族的整合能力非常虚弱，起主导作用的是强大的部族。非洲国家的部族化，已到了"把国家这块糕切成片片"的程度[14]。非洲的悲剧在于人们对部族的忠诚远超过对国家的忠诚，没有一种足以把各个部族凝聚起来的民族文化，政治民族主义于是变态为部族或种族主义。近来非洲中部的一些国家（如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安哥拉、利比里亚、索马里）不断发生各种族之间的大规模血腥屠杀，就是这种"人造国家"的后遗症的显现。在国家独立以前，只靠对压迫者的仇恨就足以动员起民众解放的热望，但以此来管理一个独立的国家却显得远远不够。值得注意的是，在非洲国家的政治民族主义中，完全要求建立独立主权国家的并不多，其具体的指向和最终目标究竟是什么，可能连当事者自己也不十分清楚，因此，这类冲突也就愈演愈烈，而问题的解决似乎也就遥遥无期。

在中东，政治民族主义冲突主要是以宗教信仰和石油资源等经济利益等为支撑点。"80年代和90年代，伊斯兰国家的整个趋势是反西方的。这部分地是伊斯兰复兴运动，以及对所谓的西方毒化穆斯林社会作出反应的自然结果。"[15]民族主义与宗教情绪之间，由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实践而显出其深刻的联系。民族主义一旦插上宗教狂热的"翅膀"，其来势就十分猛烈。宗教和种族问题的复杂交错，加上美国等大国的干预和操纵，使中东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制造了不少恐怖主义的事件，并给中东的和平进程营造了障碍。

在中国，自80年代以来，当原有意识形态作为国家与社会共同体的凝聚力功能淡出之后，政治领导人也开始注重从民族主义中汲取更多的国家凝聚力资源。[16]一些排斥和敌视中国的做法，激活了中国人近代以来"自卫-应激型民族主义"的历史情结。但是，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还远未成形，一位美国学者的看法可以作为参考："只要经济发展顺利，只要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未来看上去光明，开放将占主流，反常的民族主义情绪只能在大众娱乐中满足一些情感需要，而在实际生活中无甚吸引力。如果正好相反，当下的经济扩张情况恶化，如果中国人的抱负成为泡影，全套的高度民族主义情绪随时可供做更严肃的考虑。"[17]

3、文化民族主义

文化民族主义的主要任务是要保持和发展本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主张以民族的文化个性和文化传统为纽带，强化族民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有学者给出文化民族的三个特征：①文化民族以文化整合、文化标识而显形；②文化民族是一种非暴力、非军事扩张的民族；③文化民族具有推崇文化的内涵。由此衍生的文化民族主义"反映了一种认为本族文化和历史传统精神高于优于别人的居高临下的态度。"[18]

在当代，主流话语"现代化"其实就是"西化"的代名词，强大的民族也多数是依托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的西方政治民族，因此，文化民族主义的主张与实践，主要出现在发展中国家。阿帕杜莱睿智地指出，"今天，全球互动的中心问题是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化之间的紧张关系。"[19]

面对先进的西方文化的入侵和冲击，面对全球化进程中日益强大的文化同化力量，如何保持个性，避免被文化霸权吞噬，已经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生存的重大问题，连法国这样的发达国家都有被"文化殖民"的深切忧虑。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赶超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是不得不做的必然选择，但在具体的道路上却常常面临或者放弃民族传统文化以跟随潮流，或者固守传统对抗西化的两难处境，文化民族主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复兴，并且表达着东西方文化冲突与抗拒这一持久不衰的主题。

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精英和思想家们试图通过挖掘传统文化的资源，培植起本民族的文化与精神禀赋，来挑战日益嚣张的西方文化扩张和文化霸权（诸如"好莱坞化"和"可口可乐化"），以保持或恢复民族自尊心，获取政治号召力。与经济民族主义反对经济侵略相似，文化民族主义者反对的是"文化殖民"。在这里，"作为主权的''''道德成分''''，民族主义象征提供了一个政治话语的核心。"[20]纠缠了中国人一百多年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命题当然也贯穿了文化民族主义的主线，而90年代以来在东亚掀起了对"新儒家"的重视也可被纳入文化民族主义的范畴。

虽然在缺乏政治、经济吸引力的情况下，首先从文化上确立起民族的认同不失为一种积极的方式。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因为几乎抵挡不了全球性的消费主义和没有边界的大众传媒而显得有些虚弱和矫情。

综上所述，民族主义成为90年展中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价值根源，是发展中国家基于理性做出的选择。但由于当代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本身的缺陷，它更趋向于保守而不是开放，趋向于回顾过去而不是前瞻未来，趋向于破坏而不是建设，趋向于民族自利而不是全球共荣，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显然不能长久地做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价值。

面向新的世纪和新的世界发展趋势，只有积极参与，勇于创新，才能改变发展中国家的命运，最终走上国家繁荣和民族兴旺之路。释：

[1]参见徐迅著《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2][5][20]安东尼·吉登斯著《民族-国家与暴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65、259、265页。

[3]欧内斯特·盖尔纳著《民族与民族主义》，康乃尔大学1983年版，第1－5页。

[4]J·H·海恩斯著《民族主义论文集》，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26年版，第6页。

[6]参见帕尼尔·勒纳著《正在逝去的传统社会》，格林科公司1962年版，前言。

[7][15]塞缪尔·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236页。

[8]A·赖丁著《遥远的邻居：墨西哥人的肖像》，美国诺普尔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8页。

[9]S·坦塞著《拉丁美洲的经济民族主义》，商务印书馆，1980，P8。

[10]G·A·阿明："依附性发展"，载《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页。

[11]参见陈峰君："论东亚成功的综合要素：东亚经济民族主义"，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夏季卷。

[12]宁骚先生把这些矛盾归纳为五个方面，即：国族语言与民族语言、国民文化与民族文化、权力垄断与权力分享、国土开发与利益分配、国家的经济现代化与族体发展要求。参见宁骚："论民族冲突的根源"，载《中国社会科学辑刊》，1995年夏季卷。

[13]三好将夫："没有边界的世界？从殖民主义到跨国主义及民族国家的衰落"，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87页。

[14]阿尔蒙德著《当代比较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736页。

[16]参见萧功秦："民族主义与中国转型时期的意识形态"，载《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4期。

[17]J·安格尔著《中国民族主义》，纽约1996年版，导论。

经济民族主义范文篇5

民族主义又是当代所有意识形态中最不依赖繁琐理论的意识形态，所以它传播地域广、最能抓住普通民众的心。民族主义是一种最简单、然而又是最强大的意识形态，它在理论的系统性上最薄弱，因而最容易被没有受过理论训练的普通人所接受。有人说，不懂民族主义，就根本无法理解近现代的世界。在中国，渐受青睐的民族主义思潮也引起了学术界本身和外部世界的密切关注和不休的争论。面对这种情形，本文拟从比较民族主义的长处和民族主义的隐忧、分析民族主义的性格和民族主义的出路等四个方面谈谈笔者对民族主义的一些看法。

1.民族主义的长处与优势

民族主义的核心是承认并伸张每个民族的自决权，认为每个民族都有权组成一个独立的国家。民族主义的情绪与运动往往发韧于传统与现代、及本土与异域碰撞之际。民族主义核心内容是反对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正是在二十世纪一浪高过一浪的民族主义运动中，众多的弱小民族，摆脱了异族统治和殖民统治，走上了独立自治的道路。追求民族自决，反对异族统治也正是中国近现代一切革命的重要依据和目标。

民族主义是强化民族自尊心、自强心和自信心的最有力的工具，有助于民族独立，唤起人们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民族主义提倡英雄主义、塑造荣誉感和牺牲精神，可以在社会中造就一种向上、奋进、自强、团结一心，甚至是同仇敌忾的民族情感和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义的最强有力的功能之一就是制造民族认同，因而有利于提高成员的归属感和民族凝聚力。

民族主义有利于保存民族的文化传统，丰富一个社会的价值资源和文化生活。民族主义强调每一个民族，或者说强调自己民族在历史、语言、文化甚至物产上的独特性，因而有利于保存多样而丰富的人类文化遗产。对中国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民族主义有助于恢复和保存丰富而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特别是在这一传统由于受到长期的清洗和毁灭而几至失堕之际。这样，长期被强制地与民族文化传统隔离开来的中国人有机会重温、复兴自己的文化传统。民族主义强调对民族特性和民族传统的认同与尊重，这就为政治统治提供了某种合法性基础。在现代社会，每个国家的统治合法性都建立在某种强势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然而，或是由于受到对立的意识形态的挑战，或是由于本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道德文化的变迁，为统治提供合法性的主导意识形态会走向衰败。这时，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填补由于旧的意识形态的衰败而造成的合法性真空，从而可以维持统治秩序的稳定，并用民族主义情绪来抵挡外来意识形态的冲击。民族主义的这方面功能正是其在冷战后的世界大范围崛起的重要原因。

2.民族主义的短处与隐忧

然而，民族主义自身的种种缺陷，其所隐含的种种危险也许就恰恰孕育在民族主义的上述种种长处和优点之中。

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冲突与动荡的滥觞。民族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情绪，而非一套系统的学说。民族主义解决问题的办法主要是诉诸人类放荡不羁的情绪，而不是诉诸人类那点本来就十分有限的理性秉赋。诉诸情绪化的非理性会酿成社会不稳定，极端自卑会导致盲目自大，过分夸大本民族种族在文化传统、价值观方面的优越性。极端的民族主义或压制少数民族，或制造分离运动，促成多民族国家的分裂，易把爱国主义变成军国主义，导致盲目排外和肆意扩张。民族主义是危害国际安全的、最不稳定的、最难以控制的因素，民族主义的情绪极易在不同的民族间挑起仇恨和不和。实际上，据统计，自十九世纪以来到冷战结束以后，绝大多数的国内国际冲突的背后都有民族主义的幽灵。高扬的民族主义战旗下常常是累累白骨、尸横遍野，民族主义成了发动战争、挑起冲突的最佳籍口。为希特勒的行径提供意识形态正当性的正是民族社会主义（NationalSocialism）；甚至连日本拼凑大东亚共荣圈的借口也是为了维护整个东亚的民族利益，免受西方列强的蹂躏。在当今世界的每一堆堆战火旁，几乎都可以发现狂舞的民族主义幽灵。所以，在某种意义上，选择了民族主义就意味着选择了血与剑。“一族一国”的民族主义理想火花在世界各地燃起了一簇簇闪烁着刀光剑影的狼烟。

民族主义的价值基础是文化和价值相对主义。高举民族主义旗帜的弱小民族往往用本民族价值观和文化传统来抵抗大民族的价值观和文化传统；而高举民族主义的强大民族则往往视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价值是唯一可取的，并把他们强加给弱小民族。所以，民族主义反对多元文化、排斥普世价值，导致文化和道德的不宽容，给政治专制铺垫了道德文化基础。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在德国的希特勒和众多的独裁者身上看到的，不讲原则的爱国主义往往蜕变为为专制统治张目的爱领袖主义。

民族主义强调族国的绝对主权，排斥个人自治，从而极可能压制、剥夺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造就对内对外都不受约束的绝对专制的政治主权。在民族主义看来，人类最重要的生存单位是民族（国家）和种族，一切其他的生存单位，特别是个人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只有不计代价的本民族成员的个人牺牲才能换来民族利益的实现，即以割股啖肉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的眼里，个人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都是微不足道的。为了维持民族的生存，无论要个人承担什么样的牺牲都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旺盛的民族主义情绪必然妨碍民主化和改革进程。民族主义并不必然导致专制，但很容易为专制主义所利用，因为它主张权力和资源的集中，鼓吹反普世的价值相对主义，具有很大的感性号召力，而其本身又无系统的理论体系，故极易被随意解释和滥用。它常常要求人民奉献出最高的忠诚，承担最大的牺牲。所以，民族主义的意外后果之一就是追求民族利益的良好愿望，反而造成了本民族成员承担了极大的个人牺牲。民族主义作为弱势民族的飞来器，不仅很难打到别人，反容易伤着自己。一心想杀尽洋人的义和拳“勇士们”反而最后多半却做了自己政府官兵的刀下鬼。

民族主义具有某种复古的倾向。这种复古不仅有继承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面，也更有复活其糟粕的一面。从中国目前的滥修坟墓到塔利班学生武装强制喀布尔的妇女重戴面纱的现象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这种复古主义倾向隐藏的的另一个更重大的隐忧是用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来抵挡外部先进的思想、制度和文化的冲击，对竞争对手实现富强的深层原因闭而不见，把强国富民的法宝视作“敌人”的专利而避之不及。这样的民族主义越多，对手就越强大，自己就弱小。所以，民族主义常常是抬高“敌人”，打击自己的最有力的利器。

3.民族主义的性格

一个民族是一个整体，因为其成员拥有共同的意志、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文化和疆界，追求一个共同的目的。民族主义认为人类天然地分成不同的民族，民族不仅是一个政治单位，而且更是一个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共同体。因此，一个民族是一个活着的有机体，像个人一样有自己的意志和命运，有权用自己的意志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一个民族的政治领袖的首要职责就是维持本民族的统一和认同，领导本民族，实现共同的民族大业。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思想体系是近代的、西方的产物，是自由主义和其他普世主义激进意识形态的副产品，但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对它们的反动。民族主义作为一种非独立性的意识形态，没有经济主张，没有共同的政治经济主张，没有具体地提出一个社会的组织方式。而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首先就应回答一个社会应该如何组织，其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及道德文化体制应该是什么。尽管民族主义主张民族的独立与自决，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却是依附性的，是单腿的跛足意识形态，永远无法自立，只能作为其他意识形态的补充。那些高举民族主义旗帜的人不再要以为自此就和西方的东西一刀两断了，因为他们手中的民族主义武器仍然是在西方发明的泊来品。

民族主义的旺盛景观，常常给人留下深刻的映象。然而，这种旺盛，就像许多疯长的爬蔓植物一样，不是来自于其自身的独立性，而是来自于其寄生性。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大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一种奇妙的伴生关系。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均是普世主义的意识形态，视放之全人类皆准的普世价值绝对高于具体民族的殊别价值。而民族主义则认为本民族的价值才是最高的价值。所以，民族主义与这两种意识形态在灵魂深处是格格不入、水火不容的。在英国、美国这类自由主义传统极其深厚的国家，几乎从未发生过波澜壮阔的民族主义运动；在中国，在意识形态的教条化达到顶峰的时期，民族遗产、民族文化、民族习俗等所有带有民族烙印的东西都被视作通向共产主义道路的障碍须除之务尽。由此可以断言，民族主义与这两种意识形态中任何一种的结盟只能是权宜性的，而且这种结盟只有在后两者处于虚弱状态时才有可能。没有其他意识形态的虚弱，就没有民族主义的旺盛。强大的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都不可能与民族主义共戴一天。

在很大程度上，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分歧大于其与自由主义的分歧。共产主义对民族主义者的告诫是：“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你们失去的只是你们的习俗和传统，但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自由主义则并不要求人们放弃自己的民族个性。而且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以自决为自己的核心原则之一。民族主义侧重民族自决，自由主义侧重个人自决。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只承认民族自决权，不承认个人自决权；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在把个人的自决权摆在最高位置的同时，却有条件地承认民族自决权。这里的前提条件有二：1、任何民族自决都必须建立在个人自决的基础之上；2、尽可能地诉诸法律及和平、理性的手段来实行民族自决。在这两个前提下，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有共处的余地，而且能够在很好地尊重各民族特性的同时化解民族主义的危害。

4.民族主义的出路

尽管民族主义的理论对现实的解释有极大的商榷余地，民族主义情绪的存在却是千真万确的。不承认这种真实情感的存在是没有道理的。不要担心民族主义会被彻底消灭掉，因为我们每个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民族主义者，因为每个人都有浓淡程度不同的民族情怀，都带有一定民族文化传统的烙印。在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国家，民族主义不是有与无的问题，而是一个多与少的问题。换句话说，在中国，民族主义的出路不是要不要民族主义的问题，而是要多少民族主义和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的问题。

在当代，可取的民族主义是开放的、温和的、理性的、尊崇个人自决权的民族主义。它对外其它观念价值开放，并通过相互补充来提供行为准则；对内它也接受多元的价值和文化，在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制度架构内发挥作用，因而不致变成盲目的排外主义。民主国家的民族主义不易走极端，因为民族主义情绪的表达受到了法治的限制。由于民主国家的统治者的权力是受到制衡的，故他们通常不愿意、也不可能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来追求个人的绝对权力。

民族主义被赋予的重要功能就是它能提供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义究竟可以提供多大的不可替代的社会凝聚力呢？民族主义的确能提供某种社会凝聚力，但这种凝聚力往往游离于两个极端，即要么微乎其微，要么过于强大到动员人们去作出愚蠢的举动，或在社会中凝聚成专横的权力。因而，在如何利用民族主义来获得凝聚力时，应非常慎重。

在高扬的民族主义旗帜上，常常写满了“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之类让人不容置疑的字眼，以证明民族主义是服务于这些“神圣”的利益的。然而，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后，民族主义的诉求往往掩盖了国家在政治经济方面的重大制度偏差。它不仅可能不利于维护国家的独立、统一和尊严，不利于实现国家的富强，甚至常常为专制统治作伥，充当抵挡自由、人权、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的盾牌。弱小民族只有求变求通才能改变自己弱者的地位。排外仇外不仅不是爱国，反而可能导致卖国。晚清当局以民意可用的借口纵容义和拳导致进一步的丧权辱国就是明证。那么，出路又何在呢？究竟应该如何维护民族利益、如何维护国家的独立与尊严呢？以下的思路或许为我们提供了某种有益的答案：

在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与竞争中，任何国家都只有勇敢地打开大门，师人之长，弃己之短，摆脱宗法自然经济和专制政治的束缚，才能真正实现富强，捍卫自己的民族尊严。因此，对一个贫弱国家说来，英勇反抗外国侵略固然是爱国，维护与外国的和平相处关系，开放自己的国家，促进与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本国的社会进步，同样体现着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是更为复杂和艰巨的任务。相反，愚蠢地排外，或者有意无意地为文化和经济的交流设置这样那样的障碍，不管其主观动机多么善良，口号多么神圣庄严，客观效果都是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有时甚至因此错过重要机遇而千古留憾。（袁伟时：《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海天出版社，1992，75页）。

经济民族主义范文篇6

民族主义又是当代所有意识形态中最不依赖繁琐理论的意识形态，所以它传播地域广、最能抓住普通民众的心。民族主义是一种最简单、然而又是最强大的意识形态，它在理论的系统性上最薄弱，因而最容易被没有受过理论训练的普通人所接受。有人说，不懂民族主义，就根本无法理解近现代的世界。在中国，渐受青睐的民族主义思潮也引起了学术界本身和外部世界的密切关注和不休的争论。面对这种情形，本文拟从比较民族主义的长处和民族主义的隐忧、分析民族主义的性格和民族主义的出路等四个方面谈谈笔者对民族主义的一些看法。

1.民族主义的长处与优势

民族主义的核心是承认并伸张每个民族的自决权，认为每个民族都有权组成一个独立的国家。民族主义的情绪与运动往往发韧于传统与现代、及本土与异域碰撞之际。民族主义核心内容是反对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正是在二十世纪一浪高过一浪的民族主义运动中，众多的弱小民族，摆脱了异族统治和殖民统治，走上了独立自治的道路。追求民族自决，反对异族统治也正是中国近现代一切革命的重要依据和目标。

民族主义是强化民族自尊心、自强心和自信心的最有力的工具，有助于民族独立，唤起人们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民族主义提倡英雄主义、塑造荣誉感和牺牲精神，可以在社会中造就一种向上、奋进、自强、团结一心，甚至是同仇敌忾的民族情感和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义的最强有力的功能之一就是制造民族认同，因而有利于提高成员的归属感和民族凝聚力。

民族主义有利于保存民族的文化传统，丰富一个社会的价值资源和文化生活。民族主义强调每一个民族，或者说强调自己民族在历史、语言、文化甚至物产上的独特性，因而有利于保存多样而丰富的人类文化遗产。对中国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民族主义有助于恢复和保存丰富而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特别是在这一传统由于受到长期的清洗和毁灭而几至失堕之际。这样，长期被强制地与民族文化传统隔离开来的中国人有机会重温、复兴自己的文化传统。民族主义强调对民族特性和民族传统的认同与尊重，这就为政治统治提供了某种合法性基础。在现代社会，每个国家的统治合法性都建立在某种强势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然而，或是由于受到对立的意识形态的挑战，或是由于本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道德文化的变迁，为统治提供合法性的主导意识形态会走向衰败。这时，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填补由于旧的意识形态的衰败而造成的合法性真空，从而可以维持统治秩序的稳定，并用民族主义情绪来抵挡外来意识形态的冲击。民族主义的这方面功能正是其在冷战后的世界大范围崛起的重要原因。

2.民族主义的短处与隐忧

然而，民族主义自身的种种缺陷，其所隐含的种种危险也许就恰恰孕育在民族主义的上述种种长处和优点之中。

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冲突与动荡的滥觞。民族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情绪，而非一套系统的学说。民族主义解决问题的办法主要是诉诸人类放荡不羁的情绪，而不是诉诸人类那点本来就十分有限的理性秉赋。诉诸情绪化的非理性会酿成社会不稳定，极端自卑会导致盲目自大，过分夸大本民族种族在文化传统、价值观方面的优越性。极端的民族主义或压制少数民族，或制造分离运动，促成多民族国家的分裂，易把爱国主义变成军国主义，导致盲目排外和肆意扩张。民族主义是危害国际安全的、最不稳定的、最难以控制的因素，民族主义的情绪极易在不同的民族间挑起仇恨和不和。实际上，据统计，自十九世纪以来到冷战结束以后，绝大多数的国内国际冲突的背后都有民族主义的幽灵。高扬的民族主义战旗下常常是累累白骨、尸横遍野，民族主义成了发动战争、挑起冲突的最佳籍口。为希特勒的行径提供意识形态正当性的正是民族社会主义（NationalSocialism）；甚至连日本拼凑大东亚共荣圈的借口也是为了维护整个东亚的民族利益，免受西方列强的蹂躏。在当今世界的每一堆堆战火旁，几乎都可以发现狂舞的民族主义幽灵。所以，在某种意义上，选择了民族主义就意味着选择了血与剑。“一族一国”的民族主义理想火花在世界各地燃起了一簇簇闪烁着刀光剑影的狼烟。

民族主义的价值基础是文化和价值相对主义。高举民族主义旗帜的弱小民族往往用本民族价值观和文化传统来抵抗大民族的价值观和文化传统；而高举民族主义的强大民族则往往视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价值是唯一可取的，并把他们强加给弱小民族。所以，民族主义反对多元文化、排斥普世价值，导致文化和道德的不宽容，给政治专制铺垫了道德文化基础。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在德国的希特勒和众多的独裁者身上看到的，不讲原则的爱国主义往往蜕变为为专制统治张目的爱领袖主义。

民族主义强调族国的绝对主权，排斥个人自治，从而极可能压制、剥夺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造就对内对外都不受约束的绝对专制的政治主权。在民族主义看来，人类最重要的生存单位是民族（国家）和种族，一切其他的生存单位，特别是个人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只有不计代价的本民族成员的个人牺牲才能换来民族利益的实现，即以割股啖肉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的眼里，个人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都是微不足道的。为了维持民族的生存，无论要个人承担什么样的牺牲都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旺盛的民族主义情绪必然妨碍民主化和改革进程。民族主义并不必然导致专制，但很容易为专制主义所利用，因为它主张权力和资源的集中，鼓吹反普世的价值相对主义，具有很大的感性号召力，而其本身又无系统的理论体系，故极易被随意解释和滥用。它常常要求人民奉献出最高的忠诚，承担最大的牺牲。所以，民族主义的意外后果之一就是追求民族利益的良好愿望，反而造成了本民族成员承担了极大的个人牺牲。民族主义作为弱势民族的飞来器，不仅很难打到别人，反容易伤着自己。一心想杀尽洋人的义和拳“勇士们”反而最后多半却做了自己政府官兵的刀下鬼。

民族主义具有某种复古的倾向。这种复古不仅有继承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面，也更有复活其糟粕的一面。从中国目前的滥修坟墓到塔利班学生武装强制喀布尔的妇女重戴面纱的现象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这种复古主义倾向隐藏的的另一个更重大的隐忧是用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来抵挡外部先进的思想、制度和文化的冲击，对竞争对手实现富强的深层原因闭而不见，把强国富民的法宝视作“敌人”的专利而避之不及。这样的民族主义越多，对手就越强大，自己就弱小。所以，民族主义常常是抬高“敌人”，打击自己的最有力的利器。

3.民族主义的性格

一个民族是一个整体，因为其成员拥有共同的意志、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文化和疆界，追求一个共同的目的。民族主义认为人类天然地分成不同的民族，民族不仅是一个政治单位，而且更是一个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共同体。因此，一个民族是一个活着的有机体，像个人一样有自己的意志和命运，有权用自己的意志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一个民族的政治领袖的首要职责就是维持本民族的统一和认同，领导本民族，实现共同的民族大业。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思想体系是近代的、西方的产物，是自由主义和其他普世主义激进意识形态的副产品，但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对它们的反动。民族主义作为一种非独立性的意识形态，没有经济主张，没有共同的政治经济主张，没有具体地提出一个社会的组织方式。而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首先就应回答一个社会应该如何组织，其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及道德文化体制应该是什么。尽管民族主义主张民族的独立与自决，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却是依附性的，是单腿的跛足意识形态，永远无法自立，只能作为其他意识形态的补充。那些高举民族主义旗帜的人不再要以为自此就和西方的东西一刀两断了，因为他们手中的民族主义武器仍然是在西方发明的泊来品。

民族主义的旺盛景观，常常给人留下深刻的映象。然而，这种旺盛，就像许多疯长的爬蔓植物一样，不是来自于其自身的独立性，而是来自于其寄生性。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大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一种奇妙的伴生关系。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均是普世主义的意识形态，视放之全人类皆准的普世价值绝对高于具体民族的殊别价值。而民族主义则认为本民族的价值才是最高的价值。所以，民族主义与这两种意识形态在灵魂深处是格格不入、水火不容的。在英国、美国这类自由主义传统极其深厚的国家，几乎从未发生过波澜壮阔的民族主义运动；在中国，在意识形态的教条化达到顶峰的时期，民族遗产、民族文化、民族习俗等所有带有民族烙印的东西都被视作通向共产主义道路的障碍须除之务尽。由此可以断言，民族主义与这两种意识形态中任何一种的结盟只能是权宜性的，而且这种结盟只有在后两者处于虚弱状态时才有可能。没有其他意识形态的虚弱，就没有民族主义的旺盛。强大的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都不可能与民族主义共戴一天。

在很大程度上，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分歧大于其与自由主义的分歧。共产主义对民族主义者的告诫是：“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你们失去的只是你们的习俗和传统，但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自由主义则并不要求人们放弃自己的民族个性。而且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以自决为自己的核心原则之一。民族主义侧重民族自决，自由主义侧重个人自决。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只承认民族自决权，不承认个人自决权；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在把个人的自决权摆在最高位置的同时，却有条件地承认民族自决权。这里的前提条件有二：1、任何民族自决都必须建立在个人自决的基础之上；2、尽可能地诉诸法律及和平、理性的手段来实行民族自决。在这两个前提下，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有共处的余地，而且能够在很好地尊重各民族特性的同时化解民族主义的危害。

4.民族主义的出路

尽管民族主义的理论对现实的解释有极大的商榷余地，民族主义情绪的存在却是千真万确的。不承认这种真实情感的存在是没有道理的。不要担心民族主义会被彻底消灭掉，因为我们每个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民族主义者，因为每个人都有浓淡程度不同的民族情怀，都带有一定民族文化传统的烙印。在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国家，民族主义不是有与无的问题，而是一个多与少的问题。换句话说，在中国，民族主义的出路不是要不要民族主义的问题，而是要多少民族主义和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的问题。

在当代，可取的民族主义是开放的、温和的、理性的、尊崇个人自决权的民族主义。它对外其它观念价值开放，并通过相互补充来提供行为准则；对内它也接受多元的价值和文化，在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制度架构内发挥作用，因而不致变成盲目的排外主义。民主国家的民族主义不易走极端，因为民族主义情绪的表达受到了法治的限制。由于民主国家的统治者的权力是受到制衡的，故他们通常不愿意、也不可能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来追求个人的绝对权力。

民族主义被赋予的重要功能就是它能提供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义究竟可以提供多大的不可替代的社会凝聚力呢？民族主义的确能提供某种社会凝聚力，但这种凝聚力往往游离于两个极端，即要么微乎其微，要么过于强大到动员人们去作出愚蠢的举动，或在社会中凝聚成专横的权力。因而，在如何利用民族主义来获得凝聚力时，应非常慎重。

在高扬的民族主义旗帜上，常常写满了“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之类让人不容置疑的字眼，以证明民族主义是服务于这些“神圣”的利益的。然而，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后，民族主义的诉求往往掩盖了国家在政治经济方面的重大制度偏差。它不仅可能不利于维护国家的独立、统一和尊严，不利于实现国家的富强，甚至常常为专制统治作伥，充当抵挡自由、人权、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的盾牌。弱小民族只有求变求通才能改变自己弱者的地位。排外仇外不仅不是爱国，反而可能导致卖国。晚清当局以民意可用的借口纵容义和拳导致进一步的丧权辱国就是明证。那么，出路又何在呢？究竟应该如何维护民族利益、如何维护国家的独立与尊严呢？以下的思路或许为我们提供了某种有益的答案：

在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与竞争中，任何国家都只有勇敢地打开大门，师人之长，弃己之短，摆脱宗法自然经济和专制政治的束缚，才能真正实现富强，捍卫自己的民族尊严。因此，对一个贫弱国家说来，英勇反抗外国侵略固然是爱国，维护与外国的和平相处关系，开放自己的国家，促进与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本国的社会进步，同样体现着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是更为复杂和艰巨的任务。相反，愚蠢地排外，或者有意无意地为文化和经济的交流设置这样那样的障碍，不管其主观动机多么善良，口号多么神圣庄严，客观效果都是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有时甚至因此错过重要机遇而千古留憾。（袁伟时：《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海天出版社，1992，75页）。

经济民族主义范文篇7

一民族主义的定义与分类

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定义都涉及到极为广泛的层面，民族主义也不例外。在预测民族主义的未来趋势时，回顾对民族主义的性质的争论是十分有益的。

欧内斯特·盖尔纳认为，“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政治原则，它坚持政治与民族的单位必须一致”；并断言，没有现代的国家政权，就没有民族主义问题（注：欧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ErnestGellner,NationsandNationalism)，康乃尔大学1983年版，第1—5页。）。汉斯·科恩则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心理状态，即个人对民族政权的忠诚高于一切。这种心理状态是同生养他的土地、本地的传统以及在这块土地上建立起来的权威等等联系在一起的（注：汉斯·科恩：《民族主义：它的含义与历史》(HansKohn,Nationalism:ItsMeaningandHistory)，纽约1961年版，第1-8页。）。哈维丁·凯却认为，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自上而下创造出来的东西，是现代国家政权在近代初期欧洲西部地区的特殊的环境下长期行使权力而产生的（注：哈维丁·凯：《历史、阶级与民族国家》(HareyKaye,History,Classes&N-ation-state)，伦敦1988年版，第138页。）。汉亭·昂格的看法是，民族的概念就如同自由的概念一样，是一个光辉的字眼，并指出那些不合乎自由原则的所谓民族主义根本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虽然民族主义情绪早就存在，但只是到18-19世纪才发展成为要求每个民族都建立本民族的政权的政治原则（注：伊利·凯多尔：《民族主义》(ElieKedourie,Nationalism)，纽约1961年版，第1、15-18页。）。而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等人的论述，民族主义则是一种狭隘的民族意识，是一种对自己民族的偏爱。民族主义是可以分为进步与反动的两种类型的，但从本质上讲，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民族观的核心，因而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它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逐步消亡（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0页；《列宁全集》第22卷，第319页。）。

可见，民族主义是一个外延和内涵都相当复杂的概念。正因如此，如果对民族主义的含义缺乏基本的共同理解，就无法对民族主义的未来走向进行有意义的预测。事实上，每一个学者都是在从不同的角度剖析民族主义的本质，强调民族主义的某一重要特征，因而，对民族主义的定义客观上已经分为了几个大类，而在研究中，人们总是习惯于将各种含义不同的“民族主义”放在一起进行分析和论述，这就使人很难在一个共同的基点上相互理解对方的观点。为避免这种语焉不详现象的出现，我们可以按各个学者强调的不同重点而将民族主义大致地分为以下几类。

（一）政治民族主义

政治民族主义就是把强调民族主义的政治属性放在第一位，这是民族主义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分类，实际上也是民族主义兴起的最显著的特征，其基本目标就是要求建立一个属于本民族的国家和政府，它与“追求国家身份”的政治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很多学者实际上也是将民族主义的这种政治属性放在第一位来进行论证的。“民族主义并不是简单地指民族情感，而是指旨在促进社会生活的一体化，并通过群众动员来决定现代国家政治发展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注：C.梯利：《欧洲革命(1492-1992)》(C.Tilly,EuropenRevelution1492-1992)，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民族主义是“那种认为民族—国家具有伟大价值的群体意识，这一群体意识保证完全效忠于民族—国家。这一群体赞同民族—国家保持统一、独立和主权，以及追求某种广泛的相互可以接受的目标。”（注：E.B.伯恩斯：《简明拉丁美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50页。）这些观点，都反映了将民族主义的政治属性放在第一位，而将其他的属性放在其次来考虑的倾向。由于政治民族主义追求着具体的建立主权国家的目标，所以很自然地带有分裂和暴力的倾向，在各类民族主义中，政治民族主义也是最有破坏力的一种。（二）经济民族主义

经济民族主义是与政治民族主义相对而言的，一般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是指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在50-60年代倡导的以经济独立为主要内容的民族主义。“那些尚未取得‘现代化’或发达地位的国家，对于控制本国自然资源和经济命运的企图越来越警觉，并认识到这种必要性。这一现象的特点就是经济民族主义，它直接反映了这些国家经常抱怨的那种看法：它们虽然取得了政治主权与独立，但在经济上仍然是殖民地。”（注：S.坦塞：《拉丁美洲的经济民族主义》，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页。）更为偏激的观点则是，经济民族主义是“某一政治制度对其地理疆界范围内的经济资源的开发，实行国家或私人控制的过程。它是国内资源由本国经济控制取代外国或多国经济控制的过程”（注：詹姆斯·帕崔斯：《拉丁美洲从依附到革命》，纽约1973年版，第197页。）。实际上，经济民族主义是一种在发展阶段上各个国家取得政治独立后必然产生的结果，即一个民族在完成自己取得独立的历史任务后，必须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经济才能使自己真正地站起来。由于迄今为止，从宏观上看，现代民族主权国家仍是世界各国公民各种资源和财富分配的基本单位，因此，即便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方面的民族主义也仍然十分强烈。但与政治民族主义略有不同的是，它一般不会引发暴力和战争，而多数以贸易战或经济摩擦之类的形式出现。

（三）文化民族主义

文化民族主义是指民族主义中那些强调要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因素，它主张以同质性的文化传统为纽带，力图建立民族认同的文化空间单位，并进而达到巩固或分解政治实体的结果。一些学者认为文化民族主义有如下三个特征：文化民族以文化整合、文化标志而显形；文化民族是一种非暴力非军事扩张的民族；文化民族具有“推崇文化”的内涵。由此而衍生的文化民族主义“反映了一种认为本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精神高于优于别人的居高临下的态度”（注：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7页。）。文化民族主义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中往往有不同的反映。一般而言，处于发展的低级阶段的文化民族主义，往往带有很强烈的防卫心理，由于在经济和政治等方面无法与更为发达的国家进行比较，只能以一种文化方面的“优越感”来保持或恢复民族自尊心。所以，落后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在脆弱的心理防线后面掩盖着的往往是一种自卑，是一种无法在其他方面与发达国家进行较量的自卑。相反，发达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则是以另一种方式出现，那就是利用自己的经济和政治优势进行各种形式的文化“输出”，即所谓的“文化殖民”。因此，文化民族主义在不同国家的表现形式与前两种类型的民族主义相比，具有很大的区别。但总的来讲，文化民族主义一般也不会引发暴力和战争。只有当它与政治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时，才会具有破坏性的威力。

当然，无论何种民族主义，都具有民族主义最基本的一些特性，但由于所强调的层面不同，因而其产生的社会和政治后果也有很大的不同。也可以这样认为，一个民族的民族主义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重点，而围绕着这些重点，民族主义也就往往强调自己不同的层面。也正因如此，我们在分析和预测民族主义的发展前景时，把握各类民族主义的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特点，就十分必要了。

二各类民族主义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中的不同表现

在对民族主义进行了这样简要的分类后，我们就可以对民族主义在不同国家的不同表现进行归类和分析了。

首先，从政治民族主义的层次分析，它是发展起步阶段所产生的一种主要的社会现象，它所追求的民族国家实体的建立，往往带来剧烈的震荡。按西方学者的观点，民族与国家是两个相互交错但并不相同的概念。民族主要强调种族、心理和文化的特征，而后者则纯粹是一个法律和政治的概念。要使这两者完全吻合，即在一个法律和政治实体的国家中，只能有同一种族、文化、语言乃至宗教都完全一致的国家公民，几乎是不可能的，就是日本这样一个被认为是单一民族的国家，也仍然存在着一些数量极少的少数民族。然而，建立现代独立的民族国家，又是一个民族在迈向现代社会过程中的一个几乎无法回避的问题。于是，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各个民族为了建立自己独立的民族国家而引发了一次次激烈的冲突。最初为欧美各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步地扩展到了整个世界。因而，一些学者认为民族主义与国家增生有着密切的关系（注：时殷弘：《民族主义的国家增生效应和暴力冲突倾向》，载《南京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专题简报》第三号，第9-10页。）。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可以说政治民族主义占据了主要的位置（当然并不排除其他种类的民族主义所起的作用），同时，在世界各地能引发最激烈冲突的事件也几乎都与政治民族主义有关。所以，在谈到民族主义的暴力倾向时，应该说主要是指政治民族主义。实际上，只要民族主义没有发展到要求建立独立的主权国家这一步，矛盾就不会激化到使用暴力的程度。也就是说，引发各地暴力冲突乃至战争，使得国际社会动荡不安的，主要是政治民族主义。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早已完成了民族国家创建的过程，并且其政治经济发展逐渐出现趋同的趋势，所以政治民族主义的色彩已经淡化。与世界其余地区相比，这一地区不仅没有因为民族主义问题引发激烈的冲突，相反倒是开始出现了区域性联合的趋势，如欧共体近年来的发展趋势就证明了这一点。在这里，民族主义并没有消亡，但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文化上的民族主义，也就是说民族主义主要体现为一种文化上的特色与自豪感，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并不过多地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甚至还有利于社会向更高层次上的发展。比如法国近年来为了振兴法语在世界法语区的影响，就大量地投资资助各地举办各类的法语学校。不管其主观用意如何，在客观上促进了世界各民族在文化上的相互沟通和了解。当然，欧共体中的经济民族主义倾向仍然十分强烈，但这也主要体现在贸易和其他纯经济的领域内，如欧共体内部关于对英国疯牛肉的进口问题以及美国与欧共体的贸易争端等等。但总的来讲，这类争端已经不会再以战争的方式出现，这一点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因此，可以说，在发达国家，纯粹的政治民族主义已经退居其次，而文化和经济的民族主义开始占据了中心的位置。也正因如此，民族主义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已不大可能再引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其次，发展中国家由于处于各种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各类民族主义的影响和作用也不尽相同，但从目前的情况看，争取独立的挽救民族危亡式的应急型民族主义在各国都已经基本结束。尽管如此，由于种种历史、种族和地理的因素，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冲突仍很激烈。这其中的原因，第一是由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本身就是殖民主义的产物，如非洲一些国家，其疆界的划定完全是按殖民者的利益来决定的。因此，这些国家本身就缺乏社会的整合性，近来非洲中部的一些国家发生各种族之间的血腥屠杀，就是这种“人造国家”的后遗症的显现。其二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较为落后，而同一国家中地区差别又很大，如果这些差别正好与种族的居住区域相同，就很容易引发冲突。如60年代尼日利亚伊博人与北部落后地区民众所引发的冲突，严重地阻碍了国家的发展（注：维基·兰德尔与罗宾·西奥博尔德：《政治变化与低度发展》(VickyRandellandRobinTheobald,PoliticalChangeandUnderdevelopment)，伦敦1985年版，第47页。）。然而，除极少数国家外，发展中国家各种地区冲突中的民族主义主要为各种经济利益和宗教信仰等问题为支撑点，完全要求建立独立主权国家的冲突却不多，其具体的指向也不是十分明确，比如近年来非洲中部一些国家的大规模种族屠杀，其最终目标究竟是什么，可能连当事者自己也不十分清楚，正因如此，这类冲突也就越加激烈，而问题的解决似乎也就遥遥无期。

再次，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看，民族主义是一种发展阶段上的问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有不同的表现。最先建立民族国家的国家，都先后在世界上建立了自己的某类业绩，由于不同民族都试图建立自己的独立的主权国家而产生了若干民族国家，这种民族国家的建立一般都造成了原有国家的分裂和强烈的暴力。在这一发展阶段上，政治民族主义为先导，同时也混合着文化民族主义，对建立民族主权国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由于这类民族主权国家是资本主义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单位，是现代化的“带步人”，所以，在发展的初期，建立这种类型的民族国家是完全必要的。但总的来看，随着世界经济水平的总体发展，这类民族主义所造成的分裂效应在逐步减弱。不仅发达国家出现了区域性的联合趋势，如欧共体，而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尝试着相互的联合，如北美地区，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就开始了区域性的经济联合，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的逐步起飞后，也开始了区域性的联合，如东盟和拉丁美洲国家，大家都在寻求一种经济合作的有效途径，以前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尽管没有消除，然而在发展经济这样一个共同的目标下，其他的矛盾应该说都退居次要的位置了。从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尽管在世界各地由于发展的程度和阶段不同，但以考虑经济发展利益为主要特征的民族主义已开始在世界各国上升为一种主导型的意识形态，经济民族主义已逐步成为民族主义的主要形式，而政治民族主义则开始退居次要的地位。当然，由于政治与经济的密切关系，各种政治手段也可以调用来为经济目的服务，而这更突出了以经济为中心的特点。21世纪民族主义发展的若干趋势

在对民族主义进行了分类并对其各种分类在发展阶段上的表现作了概括性的分析后，我们就可以对21世纪的民族主义发展作一个较为客观的预测了。

第一，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大体上可以这样认为，政治民族主义已逐渐衰退，所以，以政治民族主义为旗帜而进一步引起一些多民族国家分裂的趋势已不再是世界发展的主流。事实上，一些多民族国家“共同体”（即其疆界内）内部的长期发展能够逐步融合原有民族间的一些裂痕，使其即使要想分离，也十分困难。如前苏联的解体，尽管由于一些地区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而仍在引起一些冲突，但大部分独联体国家由于在过去长期发展中所具有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联系及其利益的一致性而不可能与俄罗斯脱钩，最近，白俄罗斯和中亚一些国家，都开始了与俄罗斯在各方面的紧密合作并主张在某些方面恢复到前苏联的水平。这就证明在一个长期发展的共同体中，政治民族主义情绪所引起的分离行为已经受到了很多方面的制约，而不可能如同19世纪和20世纪中期那样由一些政治领袖人物可以以民族主义为旗帜而轻易地将群众动员起来了。

第二，与此相对应的是经济民族主义会成为民族主义发展的主流。经济发展需要一定的规模，这是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一再证明了的。“一般来说，技术方面的经济效果决定实际生产单位的规律，……在技术的规模经济大的地方，其典型的生产单位的规模也相应在较大。”（注：J.哈维：《现代经济学》，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04页。）随着新技术的发展，规模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制定经济发展政策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甚至一些由于国土原因而影响规模经济的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等，都不得不将自己的大量资金转入跨国公司的发展，以使其形成规模效应。政治民族主义所引起的国家分裂已经使很多原来的较大的国家解体而分成了更小的国家，当其规模已经不适应经济的发展时，其分裂的势头将会受到遏制。从20世纪的实践看，大部分需要分裂并有能量分裂的多民族国家已经分裂到了它的基本底线，也就是说进一步的分裂已经直接危及了人们基本的经济利益，所以，在这些国家和地区，进一步分裂的余地已经很小。相反，由于经济发展的共同利益，一部分国家已经开始了新的组合。

经济民族主义范文篇8

一民族主义的定义与分类

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定义都涉及到极为广泛的层面，民族主义也不例外。在预测民族主义的未来趋势时，回顾对民族主义的性质的争论是十分有益的。

欧内斯特·盖尔纳认为，“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政治原则，它坚持政治与民族的单位必须一致”；并断言，没有现代的国家政权，就没有民族主义问题（注：欧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ErnestGellner,NationsandNationalism)，康乃尔大学1983年版，第1—5页。）。汉斯·科恩则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心理状态，即个人对民族政权的忠诚高于一切。这种心理状态是同生养他的土地、本地的传统以及在这块土地上建立起来的权威等等联系在一起的（注：汉斯·科恩：《民族主义：它的含义与历史》(HansKohn,Nationalism:ItsMeaningandHistory)，纽约1961年版，第1-8页。）。哈维丁·凯却认为，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自上而下创造出来的东西，是现代国家政权在近代初期欧洲西部地区的特殊的环境下长期行使权力而产生的（注：哈维丁·凯：《历史、阶级与民族国家》(HareyKaye,History,Classes&N-ation-state)，伦敦1988年版，第138页。）。汉亭·昂格的看法是，民族的概念就如同自由的概念一样，是一个光辉的字眼，并指出那些不合乎自由原则的所谓民族主义根本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虽然民族主义情绪早就存在，但只是到18-19世纪才发展成为要求每个民族都建立本民族的政权的政治原则（注：伊利·凯多尔：《民族主义》(ElieKedourie,Nationalism)，纽约1961年版，第1、15-18页。）。而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等人的论述，民族主义则是一种狭隘的民族意识，是一种对自己民族的偏爱。民族主义是可以分为进步与反动的两种类型的，但从本质上讲，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民族观的核心，因而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它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逐步消亡（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0页；《列宁全集》第22卷，第319页。）。

可见，民族主义是一个外延和内涵都相当复杂的概念。正因如此，如果对民族主义的含义缺乏基本的共同理解，就无法对民族主义的未来走向进行有意义的预测。事实上，每一个学者都是在从不同的角度剖析民族主义的本质，强调民族主义的某一重要特征，因而，对民族主义的定义客观上已经分为了几个大类，而在研究中，人们总是习惯于将各种含义不同的“民族主义”放在一起进行分析和论述，这就使人很难在一个共同的基点上相互理解对方的观点。为避免这种语焉不详现象的出现，我们可以按各个学者强调的不同重点而将民族主义大致地分为以下几类。

（一）政治民族主义

政治民族主义就是把强调民族主义的政治属性放在第一位，这是民族主义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分类，实际上也是民族主义兴起的最显著的特征，其基本目标就是要求建立一个属于本民族的国家和政府，它与“追求国家身份”的政治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很多学者实际上也是将民族主义的这种政治属性放在第一位来进行论证的。“民族主义并不是简单地指民族情感，而是指旨在促进社会生活的一体化，并通过群众动员来决定现代国家政治发展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注：C.梯利：《欧洲革命(1492-1992)》(C.Tilly,EuropenRevelution1492-1992)，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民族主义是“那种认为民族—国家具有伟大价值的群体意识，这一群体意识保证完全效忠于民族—国家。这一群体赞同民族—国家保持统一、独立和主权，以及追求某种广泛的相互可以接受的目标。”（注：E.B.伯恩斯：《简明拉丁美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50页。）这些观点，都反映了将民族主义的政治属性放在第一位，而将其他的属性放在其次来考虑的倾向。由于政治民族主义追求着具体的建立主权国家的目标，所以很自然地带有分裂和暴力的倾向，在各类民族主义中，政治民族主义也是最有破坏力的一种。

（二）经济民族主义

经济民族主义是与政治民族主义相对而言的，一般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是指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在50-60年代倡导的以经济独立为主要内容的民族主义。“那些尚未取得‘现代化’或发达地位的国家，对于控制本国自然资源和经济命运的企图越来越警觉，并认识到这种必要性。这一现象的特点就是经济民族主义，它直接反映了这些国家经常抱怨的那种看法：它们虽然取得了政治主权与独立，但在经济上仍然是殖民地。”（注：S.坦塞：《拉丁美洲的经济民族主义》，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页。）更为偏激的观点则是，经济民族主义是“某一政治制度对其地理疆界范围内的经济资源的开发，实行国家或私人控制的过程。它是国内资源由本国经济控制取代外国或多国经济控制的过程”（注：詹姆斯·帕崔斯：《拉丁美洲从依附到革命》，纽约1973年版，第197页。）。实际上，经济民族主义是一种在发展阶段上各个国家取得政治独立后必然产生的结果，即一个民族在完成自己取得独立的历史任务后，必须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经济才能使自己真正地站起来。由于迄今为止，从宏观上看，现代民族主权国家仍是世界各国公民各种资源和财富分配的基本单位，因此，即便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方面的民族主义也仍然十分强烈。但与政治民族主义略有不同的是，它一般不会引发暴力和战争，而多数以贸易战或经济摩擦之类的形式出现。

（三）文化民族主义

文化民族主义是指民族主义中那些强调要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因素，它主张以同质性的文化传统为纽带，力图建立民族认同的文化空间单位，并进而达到巩固或分解政治实体的结果。一些学者认为文化民族主义有如下三个特征：文化民族以文化整合、文化标志而显形；文化民族是一种非暴力非军事扩张的民族；文化民族具有“推崇文化”的内涵。由此而衍生的文化民族主义“反映了一种认为本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精神高于优于别人的居高临下的态度”（注：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7页。）。文化民族主义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中往往有不同的反映。一般而言，处于发展的低级阶段的文化民族主义，往往带有很强烈的防卫心理，由于在经济和政治等方面无法与更为发达的国家进行比较，只能以一种文化方面的“优越感”来保持或恢复民族自尊心。所以，落后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在脆弱的心理防线后面掩盖着的往往是一种自卑，是一种无法在其他方面与发达国家进行较量的自卑。相反，发达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则是以另一种方式出现，那就是利用自己的经济和政治优势进行各种形式的文化“输出”，即所谓的“文化殖民”。因此，文化民族主义在不同国家的表现形式与前两种类型的民族主义相比，具有很大的区别。但总的来讲，文化民族主义一般也不会引发暴力和战争。只有当它与政治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时，才会具有破坏性的威力。

当然，无论何种民族主义，都具有民族主义最基本的一些特性，但由于所强调的层面不同，因而其产生的社会和政治后果也有很大的不同。也可以这样认为，一个民族的民族主义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重点，而围绕着这些重点，民族主义也就往往强调自己不同的层面。也正因如此，我们在分析和预测民族主义的发展前景时，把握各类民族主义的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特点，就十分必要了。

二各类民族主义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中的不同表现

在对民族主义进行了这样简要的分类后，我们就可以对民族主义在不同国家的不同表现进行归类和分析了。

首先，从政治民族主义的层次分析，它是发展起步阶段所产生的一种主要的社会现象，它所追求的民族国家实体的建立，往往带来剧烈的震荡。按西方学者的观点，民族与国家是两个相互交错但并不相同的概念。民族主要强调种族、心理和文化的特征，而后者则纯粹是一个法律和政治的概念。要使这两者完全吻合，即在一个法律和政治实体的国家中，只能有同一种族、文化、语言乃至宗教都完全一致的国家公民，几乎是不可能的，就是日本这样一个被认为是单一民族的国家，也仍然存在着一些数量极少的少数民族。然而，建立现代独立的民族国家，又是一个民族在迈向现代社会过程中的一个几乎无法回避的问题。于是，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各个民族为了建立自己独立的民族国家而引发了一次次激烈的冲突。最初为欧美各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步地扩展到了整个世界。因而，一些学者认为民族主义与国家增生有着密切的关系（注：时殷弘：《民族主义的国家增生效应和暴力冲突倾向》，载《南京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专题简报》第三号，第9-10页。）。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可以说政治民族主义占据了主要的位置（当然并不排除其他种类的民族主义所起的作用），同时，在世界各地能引发最激烈冲突的事件也几乎都与政治民族主义有关。所以，在谈到民族主义的暴力倾向时，应该说主要是指政治民族主义。实际上，只要民族主义没有发展到要求建立独立的主权国家这一步，矛盾就不会激化到使用暴力的程度。也就是说，引发各地暴力冲突乃至战争，使得国际社会动荡不安的，主要是政治民族主义。

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早已完成了民族国家创建的过程，并且其政治经济发展逐渐出现趋同的趋势，所以政治民族主义的色彩已经淡化。与世界其余地区相比，这一地区不仅没有因为民族主义问题引发激烈的冲突，相反倒是开始出现了区域性联合的趋势，如欧共体近年来的发展趋势就证明了这一点。在这里，民族主义并没有消亡，但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文化上的民族主义，也就是说民族主义主要体现为一种文化上的特色与自豪感，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并不过多地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甚至还有利于社会向更高层次上的发展。比如法国近年来为了振兴法语在世界法语区的影响，就大量地投资资助各地举办各类的法语学校。不管其主观用意如何，在客观上促进了世界各民族在文化上的相互沟通和了解。当然，欧共体中的经济民族主义倾向仍然十分强烈，但这也主要体现在贸易和其他纯经济的领域内，如欧共体内部关于对英国疯牛肉的进口问题以及美国与欧共体的贸易争端等等。但总的来讲，这类争端已经不会再以战争的方式出现，这一点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因此，可以说，在发达国家，纯粹的政治民族主义已经退居其次，而文化和经济的民族主义开始占据了中心的位置。也正因如此，民族主义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已不大可能再引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其次，发展中国家由于处于各种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各类民族主义的影响和作用也不尽相同，但从目前的情况看，争取独立的挽救民族危亡式的应急型民族主义在各国都已经基本结束。尽管如此，由于种种历史、种族和地理的因素，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冲突仍很激烈。这其中的原因，第一是由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本身就是殖民主义的产物，如非洲一些国家，其疆界的划定完全是按殖民者的利益来决定的。因此，这些国家本身就缺乏社会的整合性，近来非洲中部的一些国家发生各种族之间的血腥屠杀，就是这种“人造国家”的后遗症的显现。其二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较为落后，而同一国家中地区差别又很大，如果这些差别正好与种族的居住区域相同，就很容易引发冲突。如60年代尼日利亚伊博人与北部落后地区民众所引发的冲突，严重地阻碍了国家的发展（注：维基·兰德尔与罗宾·西奥博尔德：《政治变化与低度发展》(VickyRandellandRobinTheobald,PoliticalChangeandUnderdevelopment)，伦敦1985年版，第47页。）。然而，除极少数国家外，发展中国家各种地区冲突中的民族主义主要为各种经济利益和宗教信仰等问题为支撑点，完全要求建立独立主权国家的冲突却不多，其具体的指向也不是十分明确，比如近年来非洲中部一些国家的大规模种族屠杀，其最终目标究竟是什么，可能连当事者自己也不十分清楚，正因如此，这类冲突也就越加激烈，而问题的解决似乎也就遥遥无期。

再次，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看，民族主义是一种发展阶段上的问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有不同的表现。最先建立民族国家的国家，都先后在世界上建立了自己的某类业绩，由于不同民族都试图建立自己的独立的主权国家而产生了若干民族国家，这种民族国家的建立一般都造成了原有国家的分裂和强烈的暴力。在这一发展阶段上，政治民族主义为先导，同时也混合着文化民族主义，对建立民族主权国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由于这类民族主权国家是资本主义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单位，是现代化的“带步人”，所以，在发展的初期，建立这种类型的民族国家是完全必要的。但总的来看，随着世界经济水平的总体发展，这类民族主义所造成的分裂效应在逐步减弱。不仅发达国家出现了区域性的联合趋势，如欧共体，而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尝试着相互的联合，如北美地区，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就开始了区域性的经济联合，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的逐步起飞后，也开始了区域性的联合，如东盟和拉丁美洲国家，大家都在寻求一种经济合作的有效途径，以前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尽管没有消除，然而在发展经济这样一个共同的目标下，其他的矛盾应该说都退居次要的位置了。从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尽管在世界各地由于发展的程度和阶段不同，但以考虑经济发展利益为主要特征的民族主义已开始在世界各国上升为一种主导型的意识形态，经济民族主义已逐步成为民族主义的主要形式，而政治民族主义则开始退居次要的地位。当然，由于政治与经济的密切关系，各种政治手段也可以调用来为经济目的服务，而这更突出了以经济为中心的特点。

三21世纪民族主义发展的若干趋势

在对民族主义进行了分类并对其各种分类在发展阶段上的表现作了概括性的分析后，我们就可以对21世纪的民族主义发展作一个较为客观的预测了。

第一，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大体上可以这样认为，政治民族主义已逐渐衰退，所以，以政治民族主义为旗帜而进一步引起一些多民族国家分裂的趋势已不再是世界发展的主流。事实上，一些多民族国家“共同体”（即其疆界内）内部的长期发展能够逐步融合原有民族间的一些裂痕，使其即使要想分离，也十分困难。如前苏联的解体，尽管由于一些地区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而仍在引起一些冲突，但大部分独联体国家由于在过去长期发展中所具有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联系及其利益的一致性而不可能与俄罗斯脱钩，最近，白俄罗斯和中亚一些国家，都开始了与俄罗斯在各方面的紧密合作并主张在某些方面恢复到前苏联的水平。这就证明在一个长期发展的共同体中，政治民族主义情绪所引起的分离行为已经受到了很多方面的制约，而不可能如同19世纪和20世纪中期那样由一些政治领袖人物可以以民族主义为旗帜而轻易地将群众动员起来了。

第二，与此相对应的是经济民族主义会成为民族主义发展的主流。经济发展需要一定的规模，这是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一再证明了的。“一般来说，技术方面的经济效果决定实际生产单位的规律，……在技术的规模经济大的地方，其典型的生产单位的规模也相应在较大。”（注：J.哈维：《现代经济学》，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04页。）随着新技术的发展，规模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制定经济发展政策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甚至一些由于国土原因而影响规模经济的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等，都不得不将自己的大量资金转入跨国公司的发展，以使其形成规模效应。政治民族主义所引起的国家分裂已经使很多原来的较大的国家解体而分成了更小的国家，当其规模已经不适应经济的发展时，其分裂的势头将会受到遏制。从20世纪的实践看，大部分需要分裂并有能量分裂的多民族国家已经分裂到了它的基本底线，也就是说进一步的分裂已经直接危及了人们基本的经济利益，所以，在这些国家和地区，进一步分裂的余地已经很小。相反，由于经济发展的共同利益，一部分国家已经开始了新的组合。

经济民族主义范文篇9

[关键词]：民族主义世界现代化进程

一、民族君主国与工业革命的开始

我们考察现代化的内容时，按社会形态的领域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部分。而每一个方面又包含三个层面：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其中观念层面是最根本的、最可靠的〔1〕。我们这样认识现代化的话，其开始年代就不应简单地认为是18世纪末（工业革命开始的年代），而应追溯到文艺复兴时代。正是此期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制度和观念基础，如欧洲近代的理性主义、人本主义等都源于此。

文艺复兴之后的16世纪，随着市民阶级的兴起，西欧出现了一批民族君主国家，如英、法等国。这些民族君主国的诞生与文艺复兴有什么关联呢？文艺复兴的一个重大后果就是人本主义思想的兴起，它刺激了人们追求现世幸福，打破了基督教对物欲的禁锢，商业活动因此在西欧活跃起来。从事商业的市民阶层由此兴起后，开始反对大封建主对他们的束缚和压榨，于是他们和企图扩大自己权力、削弱封建主的国王联合起来。这样就产生了民族君主国。如英国国王亨利七世在1505年授权组成“贸易商行”及1600年伊利莎白女王授权组成“东印度公司”。国王依靠商人获得财政上的支持，而商人则攀附国王，获得商业特权，攫取更多的利润。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勾结、互相利用。

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君主国建立初期，国王依靠的并不一定是本国商人。英国国王直到贸易商行建立，仍依靠汉撒同盟，汉撒同盟几乎控制着英国最重要的商业贸易。而这一点与民族主义是相冲突的。由此可见，此时的民族君主国，在政治上是君主专制，在经济上是少数商人垄断贸易，整个社会的本质是官商勾结的“国王家天下”，还不存在“民族主义”。

垄断贸易虽使少数商人暴富，国王财政有所保证，但却并未提高普通人的收入。从长期来看，无论是依赖外国商人，还是依靠本国商人，垄断贸易总会限制更大规模和更有利可图贸易的展开，而这对国王的收入也是个损失。因此，关注普通人利益的反垄断的自由贸易成为时代的要求，也得到国王的同意。

自由贸易兴起后，国王从本国商人那里得到了更多的财政收入，它当然责无旁贷地要保护本国商人们的利益，协调其间的关系。这就是重商主义的由来。一般认为，自由贸易和重商主义是矛盾的，而在民族君主国时期却是一致的：自由贸易是国内政策，在竞争的条件下可以实现国民财富的最大化，利于财政收入的增加；重商主义则主要是指对外政策，鼓励出口、限制进口、保护民族产业、防止黄金外流，也对增加国民财富起了重要作用。英国正是率先实行这种双重政策，才成为第一个民族国家。这样，国王和本国普通商人紧密结合在一起，国家不仅是国王的国家，也是普通商人及其与他们有联系的广大阶层的国家。至此，民族君主国才有“民族主义”的内涵。

民族君主国的“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内涵，即是个政治共同体，而少有种族和文化认同的涵义。福特雷认为，外国人定居于英国并享有和英国人同等特权，英国将受益无穷，而外国人很想成为英国人，因为英格兰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比任何共同体更加美好。〔2〕由此可见，外国人无论何种族、何文化，只要加入英国这个政治共同体，就可成为此民族平等一员。

民族主义最早应该出现在英国，它对经济现代化的意义可以从英、荷兰一兴一衰的比较中得出结论。荷兰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大半个世纪执世界贸易牛耳，其后走向衰落，除了战争失败的因素外，我们还要挖掘深层因素。荷兰摆脱西班牙独立后就成立了共和国，但是这个共和国是一盘散沙。它是由各个独立的城镇的商人们组成的松散的联盟，其中央会议很少开会，而且争吵不休，难以形成统一、有效和连贯的政策。荷兰共和国不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国家和民众在行动和观念上都没有多少联系。这样的政府难道能在战争中获得彻底的胜利吗？能为经济的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吗？它与民众和国家紧密结合的英国有着巨大的差别。一句话，那就是荷兰还没有民族主义，不能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保障和动力。“17世纪和18世纪末的荷兰人没有选择现代化道路。他们没有迷恋于持续的增长，也没有注重定向问题──即成为‘西方理性主义专有的’标记的精神问题。他们却保持着┉┉经纪人的理想。换句话说，他们不是一个民族。”〔3〕

民族君主国诞生后，它们为领土、霸权、经济利益、王位继承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角逐。为此，各国政府都鼓励科技创新、海外探险、发展工业、重商主义等，这些政策都为后来的工业革命准备了必要的条件。由此可见民族君主国对现代化进程的积极意义。

这样看来，民族主义在渊源上是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它循着人本主义→市民阶层兴起→民族君主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路线前进。这条路线是一条现代化的路线，即为观念现代化→制度现代化→物质现代化的一个体现。

二、法国大革命的民族主义与英法工业革命的完成

一般认为，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是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出现的。但是我认为，法国大革命的民族主义与后世的民族主义有质的差别，为了与其后的民族主义相区别，我就称之为法国大革命的民族主义。

在革命中，人们推翻了以前效忠的对象──君主。在欧洲列强的围攻中，法国人产生了新的效忠对象──祖国。这个祖国在人们眼中已不是以前君主的国家，而是每个有责任感的社会成员（即公民）的国家，这是他们在政治上的认同。因此我认为，法国大革命产生的民族主义只有政治内涵，与文化认同、种族认同关系不大。国外也有些学者认为，法国大革命“跟民族感情或民族原则并无多大关系，甚至是相冲突的。”〔4〕

由上可看出，这种政治认同感实质上就是法国大革命所宣扬的“主权在民”。它当然是源于卢梭的思想。西方政治思想史有两条路线，一是源于英国的自由主义，它强调的是“贤者政治”，另一条就是源于法国卢梭的“民族主义”，即主权在民思想，它强调的是全民参政。这两种思想体系是现代化进程中政治观念的核心。前者侧重于机会平等，后者侧重于绝对平等。虽有差异，但都是对个体价值的尊重，在政治实践中两者往往是互补的。如英国19世纪的几次议会改革，实际上就是“主权在民”对“贤者政治”的补充和修改。1871年后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则是“贤者政治”对“主权在民”的修改。

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大革命的民族主义和英国的民族主义有直接的联系，他们有近似的地方，也有所区别。英国民族主义崛起后，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在经济和军事方面，让自负的法国人感受到英国咄咄逼人的气势。七年战争的前夕，即1750年前后，在英国的影响下，民族主义开始在法国崛起。“英格兰是法国引进民族观念的源头，即新的──民族的法国意识形态。”〔5〕

英国的商业兴国对法国人影响很大。法国是一个贵族的国家，贵族们一般来说都鄙视商业，崇尚高贵，即保卫国家才是他们的天职，是最高尚的职业。然而面对英国这个商业帝国，问题不是有没有保卫国家的热情，而是怎样保卫国家。英国的经验就是要他们从事商业。商品经济的大潮不可阻挡，国家的财富已经与从事商业的大众的利益结合在了一起，只有国富才能提供保卫国家的必需手段。这样贵族们的传统价值便遇到了挑战，在法国掀起了一场关于贵族参与商业的争论。

当然，大部分贵族继承了传统的价值观，认为商业和贵族并不相容，商业和贵族的关系只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而目的就是尽快离开商业界。他们还认为从事商业虽然可以使国家更富裕，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没有人来保卫国家免遭侵略，商业在军事和政治上都是没有意义的。显然，这些贵族们无视商业给英国带来的政治和军事上的巨大成功，只是陶醉在贵族们以前的荣耀中，顽守已有的社会地位和利益。阿贝?夸耶则代表了那些识时务者的看法，“商业已经成为国王和人民安居乐业的基础”，商业已成为“政治利益和均势的真谛。商业不再是个私人问题，而是为国家效忠服务”〔6〕受其思想影响的一批贵族投身于商业，成为后来的“新贵族”。

处于第三等级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虽然在经济上很富有，但是他们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还要承担国家大量的赋税义务；而那些没落的旧贵族却享有特权，虽然没落却居高位，也不用纳税。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们对此当然不能容忍，于是掀起了打倒旧贵族的法国大革命。在革命进程中，虽然一派比一派更激进，但其打倒旧贵族的宗旨没有改变。

可见，法国大革命虽然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但同时也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的继续。尤其是在革命受到列强武装干涉后，其民族主义倾向就爆发了。

这样，英、法在19世纪都建立了近代政治制度，而法国的“民族主义”当然功不可没。先进政治制度的建立为经济的顺利发展扫除了障碍。英、法正是在此阶段完成了工业革命。

三、狭隘民族主义与第二、三次科技革命

然而，法国大革命中所产生的“民族主义”却轻易地被转换成另一种民族主义。正如前文所述，“民族最重要的涵义，是它在政治上所彰显的意义”〔7〕。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民族主义被理解为种族认同、语言认同或文化认同，这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越来越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随着19世纪的逝去，民族主义的性质起了变化。它起初是一种人道的、宽容的信条，这种信条不是建立在各种民族主义运动相竞争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手足之情这一概念的基础上。但是，在19世纪后半世纪，它变得愈来愈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8〕。

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兴起于法国革命和德国统一这段时间里，其内容为1821年希腊起义，1830年比利时摆脱荷兰统治，意大利的统一运动，其高潮就是德国统一。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俾斯麦用“铁血”手段统一了德国，这在民族主义的内涵转换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从此，民族主义便彻底转向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这是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必要条件。

以德国为代表的狭隘民族主义几乎主导了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上半期历史发展的整个进程。而德国的民族主义却是受法国影响而产生，“一个外部事件，即法国军队的长驱直入，将浪漫主义精神转变为德国民族主义，并最终将其变成了德国精神。”〔9〕

1806年法国入侵德国之前，一批出身下层社会的有才华的青年，希望通过接受大学教育获得学位来进入上层社会。但是他们被贵族们拒之门外，穷困潦倒。他们将其困境归咎于启蒙的理性，因为理性扼杀了个性即人的个体价值，阻塞了他们通向上层社会的道路。于是他们反其道而鼓吹反理性和个性，形成了一股浪漫主义精神。

然而，这种浪漫主义所鼓吹的个性只是这些知识分子的个性。他们的浪漫主义在本质上是为自己进入上层社会服务的工具。当法国侵入德国时，他们就号召平民支持他们驱逐侵略者，这只不过是利用平民获得与贵族平等的地位，即利用民族主义运动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在他们构筑的国家理想里，他们应该是全民利益的最高代表，因此也应是位居社会上层的最高统治者。在这里，浪漫主义虽然转变成了民族主义，但正因为从浪漫主义转变而来，德国的民族主义才与极权主义融为一体。

在德国民族主义对经济腾飞的贡献中，费里德里希?李斯特功不可没。他的理论“重新确定了经济向国际竞争和增长的方向发展。”在其理论影响下，德国开始大规模的修建铁路，兴办现代企业。而经济的发展又使民族主义在各阶层蔓延，“长久以来局限于大学和知识分子之中及官僚政治内外的民族主义，象野火般传播蔓延，把德国资产阶级传统的谦卑燃烧成灰，并以经济抱负点燃了它的精神”，“海洋不再仅仅是我们商业的公路和国民经济的哺乳母亲，而且还是我们同各民族角斗的战场和新自由的摇篮”。〔11〕

当然，狭隘民族主义除了受到法国民族主义和本国特殊政治环境的影响外，它还有其他原因，如“非国家民族主义运动”、富有民粹精神的文化复兴运动及生物学上的族群性理论的影响等。〔10〕

这样，德国的民族主义与极权主义、种族和文化认同及经济腾飞融为一体，使其极具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

德国的民族主义反过来又影响了英、法的民族主义。德国狭隘民族主义在其1870年战胜法国后的大陆霸权和19世纪末咄咄逼人的经济扩张，改变了英法的较为温和的民族主义，他们也开始向德国的民族主义靠拢。而欧洲的民族主义又刺激了亚、非、拉的民族主义，在这方面最成功的就是日本。

正是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在全球的蔓延，才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如果说18世纪是英国的民族主义领导的世界，19世纪是法国大革命的民族主义领导的世界，那么20世纪则是德国的狭隘民族主义领导的世界。

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民族主义能否认为是现代化的内容呢？对此我们应该辩证地看问题。

狭隘的民族主义无疑应为许多灾难负责，但是不应因此而无视它的积极意义。狭隘民族主义在推动种族平等方面功不可没，日俄战争中日本获胜就是极好一例。此种沙文主义、军国主义化的民族主义破坏了自由主义的传统，使各国政府关注与扶持规模庞大的民族企业，以便于与他国竞争，这使垄断成为可能，正是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第二次科技革命。狭隘民族主义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在二战以后，美苏争霸推动了科技的长足发展，形成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

看来，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它既推动了现代化进程，又带来过不幸。从价值理性来说，我们不能苟同，它不是现代化进程的应有之义；从工具理性来讲，我们又不能否认它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

注释：

〔1〕尹保云：《经济现代化的三个层面》，载《现代化研究》（138─147页），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2〕里亚·格林菲尔德：《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3〕同上，第115页。

〔4〕MauriceBlock,‘Nationalities,principleof’inJ,Lalor(ed.),CyclopediaofPoliticalScience,vol.Ⅱ,p.939.

〔5〕同〔2〕，第182页。

〔6〕同上，第178页。

〔7〕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

〔8〕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56页。

〔9〕同〔2〕，第217页。

经济民族主义范文篇10

[论文内容摘要】冷战以后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复兴是当今国际政治领域的一1、热点问题，它对世界的发展曾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随着和罩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全球一体化的加速，其消极作用显而易见．危害极大。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民族主义必将走向衰落．被保存各民族特色又促使各民族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国际主义所代替。

一、民族主义的历史由来

民族主义的兴起是一个相对现代的现象。在人类文明社会之初，就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而在许多古老文明中也逐渐孕育出了一种对民族历史文化及其中蕴含的精神的认同和归属感，但是这种归属感一是集中于这些社会的上流阶级之中，并没有深人民族群体中;二是在封闭隔绝的传统文明中，没有对外交流和大规模的流动迁徒，就不会培养出真正的民族意识，民族主义也就无从谈起。

民族主义的真正形成是在欧洲，可以追溯到九世纪，随着查理曼帝国的分裂，使得一度以拉丁语为精英层书面语的西欧地区各种不同文化开始自我发现，从九世纪中期开始，随着民族语言形成，民族意识和祖国意识逐渐凸现出来。

欧洲民族主义兴起是和民族国家兴起密不可分的。英王亨利八世摆脱罗马天主教会中央神权的干涉，而建立由国王领导的英国圣公会国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在向神权权威挑战的同时，也使民族主义思想深人人心。民族主义最早采取的是王权对抗神权方式，宣扬民族国家的王权至高无上，不容侵犯。

正像莎士比亚在其名著咤查理二世》中表现的那样:“上帝和亨利国王统治着英格兰”。这一期间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使人们的注意力从天国转移到尘世，追求物质幸福和精神自由，逐渐发现了个人的幸福是和民族国家的兴衰紧密相连的。对国王的忠诚和对祖国的热爱合二为一了。而随着15,16世纪新航路的开辟，地理大发现以及大规模海外殖民活动，国家、民族间交往日益频繁，在这种经济文化政治交流和碰撞中使民族意识觉醒成为可能。

在民族主义发展过程中，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的独立战争将民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从“君权神授”转移到“主权在民”上。在这种根本性变革到来之前，民族国家的国民只是君王的臣仆，而不是一个现代意义的公民，在情感上对国家不甚关注，法国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伴随着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迅速传遍了全世界。引起了追求民族自决和人民主权的世界性的运动，古老的封建帝国纷纷跨台。到20世纪中期时，几乎所有的欧洲乃至西半球国家都变成了民族国家。

民族主义的兴起也是和近代追求民主的思想相伴而行的。民族概念本身就蓄含着其所有成员先验的平等，就像自由主义哲学家托马斯·潘恩在1791年写下的《人的权利》中所说的，在大众统治的民族国家，民族和民主是自然联系在一起的。在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民族主义作为鲜明的政治信条首次提出，意味着人民自治，成为平民和新兴的商人阶级反抗贵族精英统治，争取自己政治权利的武器。拿破仑利用民族热情作为扩张工具，正是依靠了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在革命中的共振作用，所以他才被黑格尔称为“马背上的世界精神”。．

而对于欧洲之外的亚非拉地区来说，民族主义的出现“除了和地方性大众传播有关外，还和这些国家被欧洲统治殖民剥削的历史密不可分”。民族主义在这些地区兴起的最主要原因是为了联合起来反抗外来统治，追求和殖民霸权相对立的独立自决权，后来发展成为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

二、冷战后民族主义的新发展及其对国际主义政治的影响

冷战后，尤其是苏东解体之来，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卷土重来，成为继一战二战以后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和前两次相比，这次民族主义新发展具有以下几种特点：

第一。来势猛。发展迅速。冷战期间由于两个阵营间的战略均势，长期以来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运动并没有多大发展，世界政治格局大体保持稳定。随着西方实行和平演变和前苏东地区的改革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民族主义势头如燎原之火一发而不可收。短短几年间，前苏联分解为15个国家，前南斯拉夫变为五国，捷克一分为二，埃塞俄比亚也分离产生了新生的国家厄立特利亚，发展之快前所未见。

第二。普遍化。国际化。发于苏东的民族主义取得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世界上已有民族主义地区加快民族分离的动作，如英国北爱尔兰的爱尔兰人，西班牙的巴斯克人和加泰罗尼亚人。中亚的库尔德人、菲律宾棉兰老岛的穆斯林。甚至一向比较平静的西方国家内部也出现了民族主义的火花。如法国科西嘉人和布列诺尼人，比利时讲佛莱芒语公民以及加拿大魁北克的讲法语公民，使得民族分离主义反应波及世界。民族主义国际化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全球化使得一国内部民族问题很快会在国际上引起连锁反应，引起别国的警觉和注意。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人权为幌子，借民族问题干预别国内政，使得民族问题更加复杂。

第三，以争取主权的民族分离主义为核心内容。冷战的民族主义发源于前苏东地区．这些地区本是实行联邦制的多民族国家，国内各少数民族依法享有一定的权力。而渴望建立自己民族主权国家的愿望，使它们从母国剥离出来，更为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分离并没有随着这些前联邦共和国的解体而结束，相反有进一步纵深发展的趋势。按照分离主义者所信奉的“民族自决权至上论”和“一国一族论”，对这些新成员民族国家造成进一步分裂的危险，如俄罗斯的车臣问题和格鲁几亚的阿布哈兹分离问题，南斯拉夫的科索沃和黑山问题。

第四，跨国的泛字号民族问题东山再起。民族和国家本身就不是契合的，现代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历史上由于政治经济原因，同源民族分离跨国而居是平常事。如今，经济全球化引起的移民流动情况也使跨国族群现象更为普遍。波黑战争，巴以冲突，归根结底全都是跨国民族问题。随着苏东解体，原先被压制的苏东地区民族矛盾充分暴露出来。而新旧国际政治秩序转换问形成的权力真空使沉寂已久的泛字号民族问题东山再起，比较突出的代表有泛突厥主义、泛斯拉夫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匈牙利主义、泛哈萨克主义、泛蒙古主义等。

第五，民族主义和宗教问题相辅相成。互相影响。这突出体现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主张回到《古兰经》和《圣训》的传统教义基础上来，他们主张以这些传统教义指导人们的工作和生活。

要求其领导人在扮演政治角色时，同时履行宗教职责——带领人们祷告，贯彻伊斯兰教精神，领导圣徒进行圣战等。西亚的以伊朗、沙特阿拉伯作为代表的17国、中东5国及北非、南亚大部分地区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联合在一起使得上述地区成为民族冲突多发和热点地区。

第六。政治民族主义继续存在，但发展空间不大，而经济民族主义Et益成为民族主义问题主体。尽管民族分离主义在冷战后一度兴盛。然而，我们看到许多多民族国家内部仍然是比较巩固稳定的。苏联、南斯拉夫分裂成小的国家主要是因为上述国家社会和意识形态发生巨变的结果，是两大阵营对峙下冷战格局终结的产物。现在仍然进行分离活动的民族主义已没有这样政治变化的背景。西方民族主义分离又不断向纵深化国际化发展，已经引起世界多数多民族国家警觉和反应，进一步大规模民族分离已经成为不可能。而且民族国家生存、发展需要一定的经济规模，过多的分裂会危及其自身生存。相反，经济民族主义得到进一步深化，主要体现在国际贸易领域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增加。这既体现在发展中国家为改变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与发达国家的斗争中，如：石油输出国组织为控制石油产量和定价与发达国家斗争，也体现在发达国家间为争夺世界市场份额而展开的斗争。如美国和日本西欧间的贸易战争。

冷战后的民族主义的重新兴起不仅造成了一些国家的分裂和解体，也对现存的多民族国家构成了潜在威胁，直接影响到国际政治格局及其发展方向。

首先。对民族国家的影响。对于那些深受民族分离主义之苦的国家来说，民族主义导致国内政局动荡不安。严重妨碍国内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人民的安居乐业，车臣独立运动不仅使车臣经济陷入停滞，也使本来捉襟见肘的俄罗斯经济雪上加霜。尤其是新生代民族主义跨界民族主义问题，往往和宗教问题纠缠在一起。共同对民族国家的权威构成挑战，产生和发展了对国家的离心力，危及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完整。

其次。对地缘政治的影响。民族主义尤其是邻国跨界民族的相互声援成丫地缘政治的不稳定因素，在相关国家间造成紧张关系。比如：在非洲发生的武装冲突，使得刚果与乌干达、卢旺达等国间处于紧张状态。土耳其一度进入伊拉克境内围剿库尔德工人武装导致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总的看来，巴尔干地区、中东地区、非洲地区是民族主义活动积极地区，这些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受到的阻碍和破坏也最大。

再次，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冷战过后，原有的两极格局被打破，形成了美国一枝独秀为主要特征的一超多强国际政治形态格局，而多强对一超还不具备真正战略的约束力。这洋，原有的国际力量均衡就被动荡不安所代替。民族主义兴起加重了这种趋势，世界局势变得更加难以预料。在新的国际格局形成前的新旧体制变换带来的混乱中，前苏东地区新兴民族国家，各民族冲突热点地区是实际的牺牲者，因为不断分裂而实力顿减，在新的国际秩序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后者因为民族冲突连续不断，导致经济社会的发展停滞，从而在经济上更有可能沦为强权政治的附庸，为大国干涉别国的内政提供了新的机会。而西方和美国则在这场民族主义烈火中火中取栗，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中，美国和西方国家借民族分离主义分子之手，对以前亲苏疏美民族国家进行报复，控制第三世界战略要地，控制重要战略资源。

如美国对埃塞俄比亚、利比亚、库尔德人反政府力量的援助无不反映了上述战略企图，更为重要的是，民族主义还为西方国家的“人权高于主权…‘人道主义干涉”找到了理想的实验场。美国和北约发动科索沃战争公然违背了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但是并没有遭到真正有力的抵制和制止。此风一开，对今后国际关系准则的确立必将产生十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最后，对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民族主义带来的民族冲突使得冲突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长期停滞乃至倒退，这样就扩大了同发达国家间的贫富差距，增加了它们享受经济全球化利益的困难。不仅如此，极端民族主义带来的恐怖主义、排外主义都使得国际资本和先进技术的引进日益成为不可能。这样，经济全球化所需的各个国家和地区间的合作经济也无法有效地发展起来。

民族主义表现一种强烈的通常已经意识形态化了的族际情感，随着其具体历史条件、环境背景的不同，其发挥的功能也大相径庭。总的来说，具有多重性和可变性。正如教皇保罗：二世在1995年联大会议上发言所说的“应该在教唆对其它民族或文化蔑视的不健康的民族主义形式和对自己国家怀有正常热爱情感下民族主义之间作一本质的区分”。从积极方面看：民族主义不仅是落后、弱小的民族反抗殖民统治和大国政治军事干涉的有力武器。公务员之家

还是增强民族凝聚力，促使本民族经济迅速发展的推进剂。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民族国家无非是民族权力的世俗组织，在这种民族国家中，就像在其他民族国家中一样，经济政策的终极价值标准就是国家自由”。③民族国家一旦建成后，首要任务就是发展民族经济，为本民族人民现实和长远物质生活的提高而奋斗。而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族际情感，往往可以起到极大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作用。民族意识的觉醒和追求民主的进程往往是相伴而行的，民族主义有助于本民族提高参政意识，获得充分的民主政治权利。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入，民族主义还是保持本民族传统文化特色，抵制文化侵略和文化同化，保持文明多样性、丰富性的一个有力手段。但民族主义并不都是天使的化身，它的本性中也有魔鬼的成分，过激的民族主义可以成为民族沙文主义的理论基础。民族沙文主义对外炫耀本民族高人～等。千方百计地打击、压迫自己认为劣等的民族．并为居住在本国外的本民族成员权益而斗争，导致不同民族国家问冲突加剧。而在国内，民族沙文主义则采取压制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为手段，来保护本民族的优先发展和特权，从而引起持久的国内冲突。某些超级大国或地区性强权国家还多次利用民族主义作为谋求自己战略利益的有力工具。对于这些自身已基本上超脱于民族冲突之苦的国家来说，支持利用及制造与自己利益相关国家地区的民族分离，可以收到多重利益：破坏该地区国家的和平与发展使其在经济政治上进一步依附于己或对自己作出让步。削弱敌对国的实力，培植人以扩大实现自己战略利益，而避开自己被卷入对抗带来的危险。尤其是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之争失去吸引力，许多强权国家祭起民主人权这面大旗，利用民族主义明目张胆地干涉别国内政，制造了许多人道主义灾难。民族主义在历史上还多次成为民族国家统治者转移国内主要矛盾，延续统治合法性的惯用伎俩。当民族国家统治者发现由于历史现实中的种种因素，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停滞和倒退时，利用民族主义的煽动性热情，树立假想的民族敌人，便成为统治者转移矛盾、逃避关注的一个常用手段。常见的有：把自己的落后归结为历史上受到相邻民族的侵略和压迫，把当前的经济衰退归结于外来民族或少数民族占据了多数工作机会等。随之而来的往往是大规模的排外活动，统治者甚至不惜以发动战争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因为，在民族生存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内部的种种矛盾往往被掩盖，被～致对外的现实目标所压倒这样，统治者的合法性便得到了维护。公务员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