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集聚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6 08:15:41

经济集聚

经济集聚范文篇1

关键词:经济集聚;经济增长;空间计量模型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纵观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经济的空间集聚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正如克鲁格曼所言:“经济活动最突出的地理特征是什么?一个简短的回答肯定是集中”。与经济的空间集聚相伴而生的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非均衡化以及地区差距的扩大。作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快、最具活力的省区之一,江苏省内部表现出很强的经济集聚趋势,同时一直受到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困扰,地区间差距在最近20年迅速扩大。集聚是否是导致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因素?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研究。

长久以来,经济增长与经济集聚的研究几乎互不相关。然而,现实表明,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与经济增长是很难被分割的两个过程。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些新经济地理学领域内的学者开始尝试整合新经济地理学与新增长理论,在统一的理论框架下探讨集聚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其中开创性的工作包括Martin和Ottaviano(1999)、Baldwin(1999)、Baldwin和Forslid(2000)以及Baldwin等(2001)。他们通过强调技术外溢和空间集聚的相互作用,为解释经济集聚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和简明的理论分析框架。Fujita和Thisse(2003)在此基础上通过改进研发部门的生产函数和熟练工人的动态迁移过程,给出了一个数学分析更加容易、分析结果更加具体的整合模型。Dupont(2007)也在集聚与内生增长的框架下,分析了经济一体化过程对区域差异和不平等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集聚对于整体的经济增长是有利的,地理位置会影响到经济增长。

伴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经济学家开始针对经济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展开实证研究。许多研究验证了集聚的增长促进效应。如Ciccone(2002)使用5个欧洲国家NUTS第3级地区的数据分析了就业密度对于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制造业与服务业活动的集聚的确对区域经济的增长具有正面效应。Henderson(2003)使用70个国家1960-1990年的面板数据,发现城市首位度(一国最大城市份额)在低收入国家有利于经济增长。[SlCrozet和Koenig(2007)使用EU地区1980-2000年的数据,探讨了区域内经济活动空间集中对增长绩效的影响,发现生产活动的内部空间分布越不平衡的地区增长越快。但也有部分研究得出了与理论预测相反的结论,如Sbergami(2002)使用6个欧盟成员国1984~1995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对经济增长率和经济集聚相互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高技术行业、中等技术和低技术行业的集聚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影响都是负面的。㈣更为复杂的是,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在发展的早期阶段,集聚促进增长;但当达到某个收入水平后,集聚对经济增长就没有作用,甚至有害于经济增长。这一假说得到了Brulhart和Sbergami(2009)的验证,他们利用跨部门OLS和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研究了一国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对国家层面增长的影响,发现只在经济发展的某一水平集聚才能推动GDP增长,关键水平约为人均10000美元。

针对中国的经济集聚与经济增长问题,范剑勇(2004)认为,中国现阶段仍处于“产业高集聚、地区低专业化”的状况,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总体上仍较低,且滞后于对外的一体化水平,这一现状使得制造业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无法向中部地区转移,进而推动地区差距不断扩大。㈣张艳、刘亮(2007)运用工具变量法,基于中国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经济集聚对于城市人均实际GDP的影响,结果发现,经济集聚具有内生性,它对于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张卉、詹宇波、周凯(2007)构造了产业间集聚指数和产业内集聚指数,并以此作为解释变量实证检验了中国产业集聚与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他们的研究发现,产业内集聚和产业间集聚都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显著影响。吴利学、傅晓霞(2008)以规模报酬递增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包含集聚经济的生产函数,分析了城市化和市场化对中国各地区集聚经济效应的影响,他们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各地区集聚经济效应显著,且集聚经济效应在地区经济增长中作用明显。马君潞、郭威(2007)通过对我国分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提升一个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地区的集聚经济环境,因此,积累集聚经济优势是吸引外资、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途径之一。

在这些实证分析中,虽然有的研究也考虑到了不同地区差异的影响并以地区虚拟变量来衡量,但从本质上看,区域总是被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进行分析,区域间潜在的相互影响往往被忽略。事实上,任何一个地区的经济都不可能独立存在,它总是与其他经济体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多数研究中,这一观点都还没有被正式引入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空间计量经济学是在横截面或面板数据中研究经济单位的空间相互作用,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一些学者开始运用空间计量方法,明确将地理空间因素考虑到经济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中去。Ying(2003)采用1978~1998年的省级横截面数据,从空间经济学的视角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问题,并指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来源主要是非农业劳动力增长率、制造业产出、资本积累和实际的外商直接投资。林光平、龙志和及吴梅(2005)采用空间计量经济方法,研究我国28个省(市、区)1978~2002年间人均GDP的卢收敛情况,认为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地区间的空间相关性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大,我国地区间经济存在收敛性,但是它的估计值表现出增大的趋势。”吴玉鸣(2007)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对2000年中国2030个县域的增长集聚与差异进行了空间计量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县域经济增长不仅与人力资本、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等因素密切相关,而且与相邻县域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依赖性。㈣符淼(2009)采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对技术传播的空间模式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技术和经济活动都存在局部集聚,技术集聚度高于经济集聚,且两者的集聚度随时间增强,地理分布高度一致。随地理距离快速下降的技术溢出效应是导致局部集聚和东西部发展不均衡问题的原因之一。

针对江苏经济表现出来的空间集聚现象与地区差距问题,本文拟采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对江苏省县域经济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二、江苏省县域经济活动的空间相关性

首先,画出江苏省2007年县域人均GDP的空间分布四分图(图1)。按照人均GDP的大小,65个县域被平均分为4组,以颜色的深浅代表相应县域的人均GDP的大小。由图1可见,江苏省县域层次的经济活动在地理分布上是极不均衡的,呈现出苏南一苏中一苏北梯度递减模式。并且邻近区域的经济指标水平基本相近,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

接着,通过计算县域人均GDP的MoransI指数对其空间相关性进行检验。Moran’sI是最常用的检验空间自相关性的统计指标。利用GeoDa0.9.5软件,得出Moran’sI=0.7445,在0.1%的概率上显著,表明江苏省县域经济的分布的确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论文

进一步,作出江苏省2007年县域人均GDP空间自相关聚类图(图2),图中HigllHigh部分表示人均GDP高的地区被人均GDP高的地区所包围,Low-Low部分表示人均GDP低的地区被人均GDP低的地区所包围。这种分布显示出江苏省县域经济之间存在着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形成了某种空间“俱乐部”现象。人均GDP水平较高的县域(H-H地区)集中分布在苏南地区,而人均GDP水平较低的县域(L-L地区)则分布在苏北地区,地区之间经济增长差异显著。

由此可见,我们观测到的截面区域之间在地理上是一些明显具有空间依赖性的经济实体,误差项独立的假设在统计上被拒绝了,也就是说,OLS估计的结果是不可信的。因此,这里将地理空间维度引入研究中来,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来估计经济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十分有必要的。

三、变量选取、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关心的问题是经济集聚是否会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在进行实证检验时,需要对经济增长和经济集聚分别进行度量。本文选取人均GDP的自然对数来衡量县域经济的增长。由于各地区在人口和面积方面相差很大,因此选取人均GDP为测度指标来衡量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关于经济集聚,本文选取第二产业区位熵、第三产业区位熵和城市化三个指标来衡量经济集聚的程度。i地区i产业的区位熵定义如下:其中:Eij表示j地区i产业的产值,∑iEij表示i产业在整个区域的总产值,∑jEij表示j地区的总产值,∑i∑jEij表示整个区域的总产值。因此,该指标的分子是j地区的i产业占整个区域该产业总产值的份额,分母是j地区的总产值占整个区域总产值的份额,通过两者的比来评价i产业在j地区的集聚程度。区位熵小于1说明该产业的集聚化水平比较低,区位熵等于或大于1说明该产业的集聚化水平较高。区位熵越大,说明该地区的这一产业在整个区域范围内的集聚程度越高。

本文中令i=1,2,3,分别表示三次产业;j=1,2,…,65,分别表示江苏省65个县域。因此,LQ1、LQ2和LQ3(这里省略了下标)分别表示江苏省每个县域第一、二、三产业的区位熵,度量了三次产业在该地区的集聚程度。由于经济的集聚主要体现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所以选择第二产业区位熵和第三产业区位熵作为衡量经济集聚程度的两个解释变量。

此外,城市的出现也是经济集聚的一种表现。经济学家长久以来一直强调城市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更准确地讲,城市己被看成一种主要的社会制度。城市化是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尺度的体现,城市化不但表现为人口向城镇聚集和非农人口上升,还表现为人们生产与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价值观念由农村向城市文明升级转化的过程。因此,本文希望就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这里用非乡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来衡量各地区城市化的程度。本文采用2007年江苏省65个县级行政区域的横截面数据,所有统计资料均来自《江苏统计年鉴(2008)》。

(二)模型设定

1经典线性回归模型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首先构建经典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lnPGDP=β0+β1LQ2β2LQ3+β3URBAN+ε(1)

其中,PGDP表示县域人均GDP水平,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LQ2和LQ3分别表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区位熵指标,URBAⅣ是城市化指标,三者用来表示经济集聚,是本文关心的解释变量。

2空间计量经济模型

针对经典线性回归模型(1),可以通过两种不同方式引入空间依赖性。相应地,空间计量模型有两种设定形式:

第一,空间滞后模型(SLM),在解释变量中增加一个空间滞后变量,模型的形式为:

InPGDP=β0+ρW_PGDP+β1LQ2+P2LQ3+β3URBAN+ε(2)其中:W是空间权重矩阵;W_PGDP是空间滞后变量,定义为W_PGDG=WlnPGDP;P是空间自回归系数;ε是误差项;其他变量的含义与原来相同。

第二,空间误差模型(SEM),通过误差项引入空间相关性,即假设误差项是空间相关的。如果误差项是一个空间自回归过程,则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lnPGDP=β0+β1LQ2+β2LQ3+β3URBAN+ε,ε=AWε+u(3)其中:λ是空间误差自回归系数,Wε是空间滞后误差项。

3空间计量模型的选择

Anselin(2005)提出,可以根据拉格朗日乘子LM-Iag和LM-Error,以及相应的稳健性拉格朗日乘子RobustLM-Lag和RobustLM-Error,在两种空间计量模型之间进行选择。首先判断LM-Lag和LM-Error的显著性,如果两者中只有一个是显著的,那么就选择相对应的模型,即如果LM-Lag显著就用空间滞后模型,LM-Error显著就用空间误差模型。如果两者都显著,则需进一步比较RobustLM-Lag和RobustLM-Error的显著性,选择Robust指标中更显著的那一种模型。是选择空间滞后模型还是空间误差模型,下文中根据判别指标的具体情况而定。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为了进行比较,首先给出经典线性回归模型的OLS估计结果,见表1。由表1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OLS估计的F统计量达到117.193,模型整体上非常显著。拟合优度为0,8521,说明拟合程度一般,可能与忽略了空间依赖性有关。LQ2、LQ3和URBAN系数的符号都与预期一致,均为正;LQ2、LQ3在1%的水平上显著,URBAN在5%的水平上显著。自然对数似然函数值(Loglikelihood)、赤池信息准则(AIC)和施瓦茨准则(SC)作为衡量模型拟合优度的指标,在下文中与空间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进行比较。

接下来,采用GeoDa0.9.5软件对OLS估计的残差进行空间依赖性检验。这里使用的江苏省县域地图数据来自中国分县行政区划界线数字化地图,①空间权重矩阵采用的是一阶Rook邻接矩阵。检验结果见表2。表2显示,Moran’sI指数在1%的概率上显著,说明OLS估计的残差存在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经典线性回归模型可能存在模型设定不恰当的问题。因此,这里采用OLS估计是不合适的,需要将截面单元之间的空间相关性引入模型中。具体是采用空间滞后模型还是空间误差模型,可以根据拉格朗日乘子检验的结果来决定。由于LM-Lag和LM-Error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因此需要进一步比较RobustLM-Lag和RobustLM-Error。RobustLM-Lag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RobustLM-Error在10%的水平上显著,相比之下,RobustLM-Lag的显著性更强。因此,根据上文中提到的标准,选择空间滞后模型(2)更为合适。空间计量模型如果仍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系数估计值会有偏或者无效。这里用极大似然法(ML)进行估计。结果见表3。

首先,通过似然比检验比较原模型(不考虑空间因素的经典回归模型)与各择模型(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自相关系数的渐进显著性。表3中SLM模型的LR值为25.4468,在1%的水平上显著,再次证明该模型中空间依赖性的存在。进一步,三个经典检验是渐进一致的,但在有限样本中,应该满足Wald>LR>LM。本文中,Wald值为28.4089,LR值为25.4468,LM-lag值为24.3492,与预期的顺序一致,说明SLM模型符合ML估计的渐进性质,模型的设定是比较合理的。

其次,根据Loglikelihood、AIC和SC比较SLM模型和经典线性模型OLS估计的拟合优度。Loglikelihood越大,模型的拟合效果越好。而AIC和SC则相反,值越小,表示拟合效果越好。由表3可见,SLM模型的Loglikelihood值为-1.3229,大于OLS估计的Loglikelihood值-14.0463,SLM模型的Akaike值和Sehwarz值都小于OLS估计的相应值,说明SLM模型的拟合程度优于原经典回归模型,引入空间效应使模型的解释力有了明显增强。

最后,对SLM模型估计的系数进行分析。空间滞后变量WLNPGDP的空间自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县域人均GDP增长在地理空间的邻接上表现出了较强的溢出效应。县域经济增长集聚的空间相互作用或影响的途径可以通过邻接地区而相互传递。三个衡量经济集聚的解释变量LQ2、LQ3和URBAN的符号均为正,与我们的预期一致,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支持了经济集聚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的结论。具体而言,LQ2的回归系数为2.3931,说明第二产业的区位熵增加1,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将使县域人均GDP增加约2.39%;LQ3的回归系数为1.7357,说明第三产业的区位熵增加1,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将使县域人均GDP增加约1.74%。LQ2和LQ3的系数比OLS估计中两者的系数均有所降低,说明OLS的估计结果可能存在向上偏误。URBAN的回归系数为0.0105,说明非乡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增加1%,则县域人均GDP可以增加约0.01%。与OLS估计结果相比,城市化指标的显著性有了明显提高(P值由0.0439降低到了0.0031)。总体看来,第二产业的集聚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最为明显。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一)主要结论

1江苏省县域经济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邻近区域的经济增长相互影响,但这种影响以回浪效应为主,扩散效应不足,因此导致苏南苏北地区经济差距加大。由于地理区位、经济基础、经济结构、发展政策等方面所具有的优势,苏南地区集聚了大量资本、技术和人才,具有规模经济效益,自身增长迅速,成为江苏地区的“增长极”。政府希望通过增长极地区的优先增长带动周边更多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增长极的扩散效应。然而事实上,至少到目前为止,该增长极体现出的回浪效应——即吸引其他地方的资本、人才和技术,削弱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实力——远大于其扩散效应,从而导致发达区域更发达,落后区域更落后。因此,为了防止在这种累积循环因果作用下区域间差距的无限扩大。需要政府创造条件,引导回浪效应向扩散效应的转化。

2以产业集聚和城市化为特征的经济集聚对于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但这种影响是地方性的,随空间距离的增加而衰减。根据内生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知识溢出是解释集聚和区域增长关系的重要概念之一。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会有效地促进知识溢出,推动技术进步,实现经济增长。在产业活动空间集中的区域或人口密度多样化的城市中,知识、人才在不同企业和区域的流动以及与不同群体的互动交流,促进了知识的传播扩散,进而促进技术进步。同时,企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邻近不仅为面对面的交流提供了便利,而且有利于企业间前向后向的市场联系,更有利于劳动力的进一步集聚以及知识溢出。但是,知识空间溢出具有局域性特征,其影响随地理距离的增加而迅速衰减。陋瑚因此,苏南地区通过知识溢出产生的正外部性难以扩散到更远的苏北地区,导致南北差距加大。可见,如果希望通过集聚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需要充分考虑到地理空间的因素。

(二)政策建议

1促进要素向苏北地区的流动,使回浪效应过渡为扩散效应。可以通过加强苏南地区与苏北地区间的统筹规划,打破地方壁垒,改善苏北地区的投资环境、贸易条件、市场条件,创造良好的人才吸引机制,鼓励资本、人才等生产要素不断由苏南向苏北地区流动,充分发挥增长极的扩散效应。

经济集聚范文篇2

[关键词]金融集聚;区域经济发展;固定效应模型

一、引言

在金融改革的不断推进深化中,金融产业发展越来越繁荣,金融集聚成为金融产业基本形式的基础之上,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是不坚固的。在金融改革的同时应该兼顾实体经济发展特征,是金融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形态,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为金融业发展提供了空间,为金融集聚提供了良好的支撑。金融集聚主要体现银行业集聚、保险业集聚和证券行业集聚。截至2021年三月底,我国金融行业总资产达364.62万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9.5%,其中银行、证券和保险三大行业同比增速都实现了新的突破,其中保险业增长势头强劲,银行业仍然是我国金融行业最大的贡献者。目前我国拥有较为完善的金融市场和服务体系,然而,金融行业的发展应该建立在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不能脱实向虚。自十九世纪起,由伦敦金融中心的诞生到现在,可以看出金融集聚现象大多出现一些国家的首都,如北京、东京、纽约等城市。目前我国金融行业发展迅速,金融集聚现象也层出不穷,如北京的金融街集聚地、上海浦东的金融机构集聚等。同时在我国沿海地区也呈现出金融集聚的状态,例如我国的深圳。本文就金融集聚这一现象为出发点,来研究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而金融市场结构也由一开始的集聚到分散,再到目前金融市场呈现出的集聚状态。因此,在金融行业取得飞速发展的同时,金融集聚能否对实体经济起到促进作用值得深入探究。

二、金融聚集与区域经济发展

对于金融集聚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大多数学者都做了相关研究表明金融集聚对经济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郭华(2021)认为金融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呈现出以上海为中心发散向全国的空间格局,且金融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质量各维度变动的贡献度存在长短期差异[1]。李红(2014)等从全国维度出发,实证分析了金融集聚规模能促进城市经济增长,也是影响城市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原因[2]。有关金融集聚的研究最早出现于上世纪70年代,Cozen提出了金融地理学的概念,研究发现金融发展的特征具有明显的空间结构特点[3]。再有早期实体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大量的财富积累,吸引了大量的公司和工厂自发形成集聚,形成了早期的区位优势,而这种区位优势的形成则会进一步加剧金融集聚地形成。金融集聚显示出明显的区域差别,而且金融是有层次的,且与城市层级体系是正向匹配的[4]。综上,大多文献都集中在金融集聚的成因和金融空间结构的影响作用上。对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甚少。本文就金融集聚是否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进行验证,并通过建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三、模型设定和数据

(一)模型设定:金融集聚和区域经济增长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本文设定了如下的固定效应模型检验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使用基于时间—省份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研究: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时间,lngdp为各个省市人均GDP取对数所代表的区域经济增长水平。α1是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对象,ɑ1的符号和显著性衡量了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净效应。lntech、exp、lnout、lngov、lntra、lnfdi、lnlab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二)变量和数据

1.被解释变量。区域经济增长(lngdp),本文选择区域人均GDP作为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指标。2.核心解释变量。金融集聚(lnfin),本文选择区域金融行业增加值对数值衡量区域金融发展水平指标。3.控制变量。为了控制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本文引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保证结果的稳健性。具体为:技术创新(lntech),消费水平(exp)出口规模(lnout),政策影响(lngov),交通水平(lntra),对外开放程度(lnfdi),人力资源水平(lnlab)。本文所有各省份指标均来自国家统计局官网,具体时间跨度为2012-2019年。在剔除了港澳台地区后,本文共有279个观测值。表1为各个变量的选取和定义,为了回归的稳健性,对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以及控制变量(除消费水平外)进行取对数的处理。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金融集聚和区域经济发展

观察表3结果可以发现,在先后加入控制变量过程中,显著性无明显变化,因此实证结果检验了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显著。表明金融集聚优化了资本配置,为地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和动力,有效地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提高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主要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具体为改变面板区间长度,改变样本选择的地区,结果均通过了1%的稳健性检验,故本文的主回归结果可靠。

(三)异质性分析

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有着很大的差异,地区之间的资源禀赋条件和金融集聚程度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因此,为了研究不同地区间经济发展程度和资源禀赋条件的差异的影响,对地区进行划分,研究不同地区的金融集聚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程度,能够更加立体的了解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不同,从而检验金融集聚对经济发展的异质性,具体结果如表4。根据表4异质性分析的结果显示,金融集聚推动了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对于东部地区经济影响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各金融产业发展程度较高,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完备,金融市场完整,因此金融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用较小。中西部地区经济不发达,地区金融产业发展程度低,而金融集聚能够极大地弥补不发达地区金融产业缺陷,因此金融集聚能够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在东部和中西部呈现出的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因此,尽管我国整体金融集聚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但在不同的地区呈现出差异性,东部地区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并不显著,而经济不发达地区金融集聚显著促进了经济发展,说明经济不发达地区更能够获得金融集聚带来的红利,这一结论也表明了金融集聚能够缓解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五、结论

经济集聚范文篇3

要素集聚与要素集聚力

(一)要素集聚的内涵

要素集聚是劳动力、资本、知识、技术、制度、政策等经济要素在一个国家或某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过程,是要素合作的过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要素集聚就是各种要素的国际流动,是一些国家或地区的资本、技术、管理、品牌、专利、跨国经营网络等要素集聚到另一些国家或地区,使这些国家或地区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主要生产者。通常所说的要素在地理上直接从一个地方流向另一个地方,这是狭义的要素集聚。本文所指的要素集聚是一种广义的要素集聚,是要素的相互联系和作用的过程。

(二)要素集聚的特征

要素集聚是一个动态过程。要素集聚实际是要素的移动过程。开放经济和封闭经济的基本区别在于,开放经济体系可以突破国内资源的约束,在国内资源不足时,从外部输入,国内资源充裕时向外输出,通过资源的国际流动实现资源的跨期最优配置。

要素集聚不是简单堆积。要素集聚不是简单把外部要素聚拢过来,或拥有或占有,而是让各种要素协同作用,进行要素合作,实现要素的价值。经济全球化解决了一个国家或企业仅仅依赖单一国家资源的问题。

要素集聚是不均衡的。要素集聚状况无论是国际上还是在一个经济体内部都是不均衡的。实际上,之所以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很大程度上是要素集聚不均衡造成的。

要素集聚模式决定了产业发展模式。发达国家集聚了科技创新、资本、知识等高级生产要素,往往成为新技术、新产业的发源地,当这些产品标准化及产业成为夕阳产业以后,就会被转移到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所以,发展中国家只好成为发达国家全球价值链上的生产者或者组装者,生产和加工最低端环节的产品。

要素集聚模式决定分工模式。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标准、品牌、优秀人才和跨国经营网络等高级生产要素,向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大量集聚,世界主要的跨国公司纷纷把生产基地、地区总部甚至研发中心向该地区转移。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成为了世界要素的主要集聚地,由此也成为了世界工业品的主要生产基地和出口基地。

(三)要素集聚的途径

要素集聚主要有四种途径:自然集聚、人为集聚、近程集聚、远程集聚。不同国家在这些途径的应用比例有所不同。自然集聚是指一个经济体由于具备初始的资源禀赋,从而拥有吸引资源的能力。人为集聚的主体是各国政府、企业和其他相关组织,包括主动挖掘、吸引、管理、配置优势资源,以及对退化资源的处理。近程集聚指的是区域经济体积极的挖掘、利用和整合积累内部及邻近区域资源,而远程集聚则是破除地理的限制,积极从较远的国家或外部地区集聚优势资源。通过这些手段,可以实现国家集聚环境的补缺和扩展,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的激励。

单纯的要素流动比商品流动要困难一些,有时候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要素流动的背后会涉及军事、政治问题,比如移民限制是很普遍的现象。即使在一体化程度很高的欧盟内部,包括资本在内,人口的流动也受到很大的控制。所以,要素集聚过程更多地表现为以企业、产业为载体的要素流动过程,主要表现为:

1.进出口贸易。国际贸易本身就是一种要素集聚过程。现实中,贸易的确是要素流动的替代品。中国向美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意味着美国利用了中国的劳动力;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向中国出口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即表明中国利用了国外的技术、资本要素。国际贸易作为间接的要素交换,美国集聚了中国的劳动力,是要素的“远程集聚”。外包就是一种典型的远程要素集聚。

2.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是带动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移动的最主要的推动力,因为其本身就是资本跨国集聚的结果,并且随着跨国公司业务的开展,它会带动技术、人才、管理等其他生产要素向东道国集聚,以及跨国公司内部的交易活动也带动了中间产品和资金的流动和交易。

3.外包。外包是指作为生产经营者的业主将服务流程以商业形式发包给本企业以外的服务提供者的经济活动,是企业的外部寻源。国际(离岸)服务外包是指服务外包企业向境外客户提供服务外包业务。近年来,中国承接了大量的国际外包业务,使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日本等国远程集聚了中国的劳动力要素。

(四)影响要素集聚的因素

影响要素集聚的因素,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地变换。要素流动会受到种种限制,“国界”是不可避免的影响因素,即便没有正式的贸易壁垒,国界就是实际的贸易壁垒。因此,要素集聚需要一定的环境因素:

安全因素。保证生产要素的安全是一切要素目标的前提条件,这在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方面体现得最明显。

自由的市场环境。要素集聚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增值机会,提高要素收益,而流动性是保持要素获得盈利机会的前提,自由的市场环境则是要素流动的保障。所以,互通有无是要素的根本。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都与外部要素流入有关。

开放程度。较高的开放状态虽不是要素集聚的充分条件,但却是要素流动的重要基础。因为,高度开放的条件下,要素能够较自由的流动,提高了要素流动的效率和社会收益。经济全球化下,价值链分工的形成与发展,增加了要素之间合作的机会和要素配置效益。

完善的基础设施。包括地理位置、交通及通讯等条件,甚至还有良好的环境。

政策、法规。政策要素能人为地或有意识地创造要素集聚环境,法规则是要素集聚的法律保障。

其他条件。宜人的气候、清洁的空气会成为要素集聚的理由。全世界的对冲基金经理都集聚在一些有特色的地方,如美国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尼治和英国伦敦的梅费尔,但近几年来不断向新加坡集聚,因为该国宜人的气候、良好的国际环境以及优越的生活方式,还有人才、法律环境和免税政策等要素环境。

经济全球化与要素集聚的相互关系

要素集聚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和基础。一方面,要素集聚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为要素集聚提供了制度保障。

(一)要素集聚推动了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涵就是要素的跨国流动不断增强。众多国际组织和专家学者对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进行了分析。如罗肇鸿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的一种运动状态,主要是讲生产资源的配置已经超出民族国家的范围,在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余永定也指出:“全球化的本质是生产要素跨国界的自由流动。在世界处于一种理想状态的情况下,全球化作为这一流动过程的终点,意味着资源的最优配置已经达到了它的空间极限,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帕累托优化”。从根本上说,“经济全球化是一系列导致要素、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以及服务产品市场的经济活动跨越地理界限形成统一整体,并使跨国界价值链在国际循环中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

战后,国际贸易和金融活动将世界各国和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要素的国际流动把各国独立的生产过程变为真正的世界性生产过程,并促进了跨国公司这一全球化企业组织形式的发展。因此,要素的国际流动才是经济全球化区别于世界经济以前发展阶段的本质。

(二)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要素集聚机制

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中,要素的国际交流将世界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世界经济体系就是在这种联系和交流中形成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制度安排、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等机制促进了要素交流。要素的交流能力既反映一个经济体的硬实力,又反映其软实力。

全球经济多边规则与制度安排,规范了商品、资本、技术、人力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马丁•舒曼在《全球化陷阶》中指出,“这些组织框架和制度的出现,本身就是特定时期国家之间经济实力博弈的暂时均衡的结果”。由于经济实力和相应的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影响力大不相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全球化经济运行规则,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接受。发达国家具有全球化的国际制度优势,不断利用其主导的国际经济组织推行本国意志,保护本国利益。

要素集聚机制就是引领要素顺利集聚的法律规制,它影响乃至决定要素集聚方式和效率。一个地区资源配置与经济发展水平受到制度效率的约束。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地区要素集聚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加快体制转轨。经济发展的经验事实显示,一个好的、有效的要素集聚机制可以顺利实现要素的自由交流与配置,降低要素交流成本。

在当今世界,国际机制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形成多层次、多领域、高效率的会晤、协商机制和多边合作机制及其载体,世界各国在一个制度化的框架内,可以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磋商、决策、执行和监督,从而使一国无能为力的问题以较低的成本得到妥善的管理和解决,从而大大提高了全球要素集聚能力和集聚效率。

在国际要素集聚机制框架内,除了上文提到的国际组织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和发展趋势,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要素集聚,在一定范围内实现了要素的有效集聚,提高了要素配置效率。欧盟是一体化程度最高的经济体,1993年统一大市场的建立,以及1999年启动的单一货币欧元,部分实现了要素的无障碍集聚。

要素集聚与比较优势的关系

(一)要素集聚能力决定国际分工地位

全球化经济要素流动的本质与基础性特征决定了开放经济通过要素的流入(或流出,但当前中国主要是流入)实现了各种生产要素在本国的组合。由于这种组合,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分工概念。上世纪后半期以产业的国民差异为基本特征的国际分工深化为以产品的国民差异为基本特征的分工,9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形成了以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国际分工——不同国家所有的生产要素在一个国家中进行组合,形成某一产业,生产出某类产品并出口。在这个意义上,分工可称为“要素分工”,即各国以某一种或几种特定生产要素参与全球化经济下的国际化生产。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更深层次上的国际分工,即要素供给的国家专业化,可称为“要素合作”型的国际分工。

尽管经济全球化实现了要素集聚的全球化,但是,国际分工的利益分配仍由要素的稀缺性决定。发达国家拥有资本、技术、管理、国际营销网络等稀缺要素,发展中国家则拥有劳动力、土地等低级要素,发达国家支配了国际分工模式和利益分配机制。

(二)要素集聚与区位优势

硅谷、新竹、剑桥、深圳、浦东等很多地区的发展经验都证实了要素集聚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在企业、区域经济、宏观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旦某个区域、某企业成为整个经济国际当中的经济极和经济场,往往就会有资源集聚而来,创造出更高经济效益。并且,通过努力,将其拓展为发展优势,形成全面的增长态势。英、美、日之所以成为大国,是因为有利的要素集聚环境,包括:安定的社会环境,政府与民众互信,文化、制度、人文精神,以及由此形成的凝聚力。世界银行曾经对世界192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过分类测算,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占64%,远远高出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本和工厂道路等人造资本。劳动力与教育相结合就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积累越多,吸纳外商直接投资能力就越强。吸纳外商直接投资能力越强,也越能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因此,要形成良性要素集聚机制,就要抓好基础教育,提高未来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充分调动现有人才资源,并通过“筑巢引凤”,集聚各种外部生产要素。

(三)要素集聚与比较优势

城市集聚了过多的社会经济要素,农村则被边缘化。反过来,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越容易集聚各种要素。城市具有较强的要素集聚力和完善的分工体系。城市本身就是一个产业带,教育、科技、人才、资本大量集聚此地。中国经济的增长极就源自城市集聚的经济效应。同时,要素集聚的不均衡性严重影响了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在中国,制度和政策是最好的要素。市场化改革并不是收入差距恶化的根源,它只不过是把本来一直隐蔽存在、更深层的制度机制问题以更夸张的形式表露出来。换句话说,市场化改革是问题的表象,权力制约机制缺乏才是收入差距恶化的本质。而权力制约机制最根本的是支配要素的权利。因此,要素的不均衡集聚是造成地区经济差距的重要原因。

在国际分工中,比较优势的实质就是发达国家发挥高层面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发挥低层面的比较优势。发达国家主要生产高技术含量、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发展中国家生产初级的、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产品。原因就是:发达国家集聚了高级要素,发展中国家集聚了低级生产要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自主创新的能力和水平,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它集聚创新要素的规模与层次。

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资源要素流动不断加快,这为我国集聚国内外要素提供了有利条件。人才是自主创新最根本、最关键的要素。有了人才,自然就有科研成果、科技信息等创新要素。集聚人才,一靠培养,二靠引进。

国家拥有丰裕的科技资源和自由的社会环境,以及资本、人才,从而拥有产品研发阶段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拥有大量廉价的普通工人和相对较低的环境标准,或教育程度,因而拥有产品装配阶段的比较优势。要素集聚能力决定发展潜力。在中国,东部地区率先对外开放,集聚了大量的外部要素,经济率先发展,这里的人也率先富裕起来。反过来,人均收入不断提高,对资金、资源、劳动力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相反,人均收入低的内陆地区,在招商引资、吸引人才等方面处于不利位置,影响了经济增长,结果人均收入的改善速度不快。区域间人均享有的公共服务差距也较大。因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还要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促进人口与生产要素、经济布局在区域上的均衡,可以有效缩小不同区域民众的人均收入水平和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

从要素集聚看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改善贸易与投资环境,减少了要素流动的障碍,为要素提供了广阔的增值空间。外部要素的大规模流入带动了中国制造业的扩张和以加工为特色的对外贸易的发展,加快了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进程。除了外部要素的流入,中国内地的各种要素(如人才)也集聚东南沿海,形成了像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产业集聚区,成为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生产中间产品的重要基地。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中国的加工能力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低端,零部件和原材料过度依赖进口,增值率低,处在加工工业“微笑曲线”的底部。中国劳动力与发达国家技术交换时的相对价格(即交易条件)处于不利境地,造成规模经济下的贸易条件恶化。在中国的出口创汇中,外国人拿走了92%的利润,中国最多拿到8%的微薄加工费,换来的却是环境严重污染、劳动力条件恶化的不良后果。

造成这种国际分工格局主要是由于要素集聚模式造成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引了大量的资本和技术,解决了经济发展过程的资金短缺问题,扩大了就业,提高了国民收入,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在要素集聚过程中,国外的资本、技术、标准、品牌、优秀人才、跨国生产经营网络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相结合,形成偏向性产业扩张,即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生产与出口。在优惠政策和外资推动下的对外贸易模式,在国际贸易中具有价格比较优势。但是,仅仅依靠廉价劳动力资源参与国际分工的路是走不远的。因为劳动力成本会不断上涨,且还有比我国更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如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国等国家和地区都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因此,必须集聚更多更高级的生产要素,才能形成真正的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要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实现贸易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就要改变要素结构,通过培育、集聚等各种方式获得自己的稀缺要素,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创造要素优势,改变国际分工地位。在现代知识经济条件下,不仅要集聚外部要素,而且要考虑对稀缺要素的创造。在集聚内部要素的时候,要对本国劳动力要素进行投资培养,提高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形成“动态要素富裕”,改变要素弱势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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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集聚范文篇4

关键词:经济集聚;经济增长;空间计量模型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纵观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经济的空间集聚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正如克鲁格曼所言:“经济活动最突出的地理特征是什么?一个简短的回答肯定是集中”。与经济的空间集聚相伴而生的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非均衡化以及地区差距的扩大。作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快、最具活力的省区之一,江苏省内部表现出很强的经济集聚趋势,同时一直受到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困扰,地区间差距在最近20年迅速扩大。集聚是否是导致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因素?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研究。

长久以来,经济增长与经济集聚的研究几乎互不相关。然而,现实表明,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与经济增长是很难被分割的两个过程。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些新经济地理学领域内的学者开始尝试整合新经济地理学与新增长理论,在统一的理论框架下探讨集聚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其中开创性的工作包括Martin和Ottaviano(1999)、Baldwin(1999)、Baldwin和Forslid(2000)以及Baldwin等(2001)。他们通过强调技术外溢和空间集聚的相互作用,为解释经济集聚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和简明的理论分析框架。Fujita和Thisse(2003)在此基础上通过改进研发部门的生产函数和熟练工人的动态迁移过程,给出了一个数学分析更加容易、分析结果更加具体的整合模型。Dupont(2007)也在集聚与内生增长的框架下,分析了经济一体化过程对区域差异和不平等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集聚对于整体的经济增长是有利的,地理位置会影响到经济增长。

伴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经济学家开始针对经济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展开实证研究。许多研究验证了集聚的增长促进效应。如Ciccone(2002)使用5个欧洲国家NUTS第3级地区的数据分析了就业密度对于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制造业与服务业活动的集聚的确对区域经济的增长具有正面效应。Henderson(2003)使用70个国家1960-1990年的面板数据,发现城市首位度(一国最大城市份额)在低收入国家有利于经济增长。[SlCrozet和Koenig(2007)使用EU地区1980-2000年的数据,探讨了区域内经济活动空间集中对增长绩效的影响,发现生产活动的内部空间分布越不平衡的地区增长越快。但也有部分研究得出了与理论预测相反的结论,如Sbergami(2002)使用6个欧盟成员国1984~1995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对经济增长率和经济集聚相互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高技术行业、中等技术和低技术行业的集聚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影响都是负面的。㈣更为复杂的是,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在发展的早期阶段,集聚促进增长;但当达到某个收入水平后,集聚对经济增长就没有作用,甚至有害于经济增长。这一假说得到了Brulhart和Sbergami(2009)的验证,他们利用跨部门OLS和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研究了一国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对国家层面增长的影响,发现只在经济发展的某一水平集聚才能推动GDP增长,关键水平约为人均10000美元。

针对中国的经济集聚与经济增长问题,范剑勇(2004)认为,中国现阶段仍处于“产业高集聚、地区低专业化”的状况,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总体上仍较低,且滞后于对外的一体化水平,这一现状使得制造业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无法向中部地区转移,进而推动地区差距不断扩大。㈣张艳、刘亮(2007)运用工具变量法,基于中国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经济集聚对于城市人均实际GDP的影响,结果发现,经济集聚具有内生性,它对于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张卉、詹宇波、周凯(2007)构造了产业间集聚指数和产业内集聚指数,并以此作为解释变量实证检验了中国产业集聚与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他们的研究发现,产业内集聚和产业间集聚都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显著影响。吴利学、傅晓霞(2008)以规模报酬递增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包含集聚经济的生产函数,分析了城市化和市场化对中国各地区集聚经济效应的影响,他们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各地区集聚经济效应显著,且集聚经济效应在地区经济增长中作用明显。马君潞、郭威(2007)通过对我国分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提升一个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地区的集聚经济环境,因此,积累集聚经济优势是吸引外资、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途径之一。

在这些实证分析中,虽然有的研究也考虑到了不同地区差异的影响并以地区虚拟变量来衡量,但从本质上看,区域总是被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进行分析,区域间潜在的相互影响往往被忽略。事实上,任何一个地区的经济都不可能独立存在,它总是与其他经济体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多数研究中,这一观点都还没有被正式引入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空间计量经济学是在横截面或面板数据中研究经济单位的空间相互作用,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一些学者开始运用空间计量方法,明确将地理空间因素考虑到经济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中去。Ying(2003)采用1978~1998年的省级横截面数据,从空间经济学的视角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问题,并指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来源主要是非农业劳动力增长率、制造业产出、资本积累和实际的外商直接投资。林光平、龙志和及吴梅(2005)采用空间计量经济方法,研究我国28个省(市、区)1978~2002年间人均GDP的卢收敛情况,认为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地区间的空间相关性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大,我国地区间经济存在收敛性,但是它的估计值表现出增大的趋势。”吴玉鸣(2007)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对2000年中国2030个县域的增长集聚与差异进行了空间计量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县域经济增长不仅与人力资本、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等因素密切相关,而且与相邻县域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依赖性。㈣符淼(2009)采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对技术传播的空间模式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技术和经济活动都存在局部集聚,技术集聚度高于经济集聚,且两者的集聚度随时间增强,地理分布高度一致。随地理距离快速下降的技术溢出效应是导致局部集聚和东西部发展不均衡问题的原因之一。

针对江苏经济表现出来的空间集聚现象与地区差距问题,本文拟采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对江苏省县域经济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二、江苏省县域经济活动的空间相关性

首先,画出江苏省2007年县域人均GDP的空间分布四分图(图1)。按照人均GDP的大小,65个县域被平均分为4组,以颜色的深浅代表相应县域的人均GDP的大小。由图1可见,江苏省县域层次的经济活动在地理分布上是极不均衡的,呈现出苏南一苏中一苏北梯度递减模式。并且邻近区域的经济指标水平基本相近,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

接着,通过计算县域人均GDP的MoransI指数对其空间相关性进行检验。Moran''''sI是最常用的检验空间自相关性的统计指标。利用GeoDa0.9.5软件,得出Moran''''sI=0.7445,在0.1%的概率上显著,表明江苏省县域经济的分布的确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

进一步,作出江苏省2007年县域人均GDP空间自相关聚类图(图2),图中HigllHigh部分表示人均GDP高的地区被人均GDP高的地区所包围,Low-Low部分表示人均GDP低的地区被人均GDP低的地区所包围。这种分布显示出江苏省县域经济之间存在着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形成了某种空间“俱乐部”现象。人均GDP水平较高的县域(H-H地区)集中分布在苏南地区,而人均GDP水平较低的县域(L-L地区)则分布在苏北地区,地区之间经济增长差异显著。

由此可见,我们观测到的截面区域之间在地理上是一些明显具有空间依赖性的经济实体,误差项独立的假设在统计上被拒绝了,也就是说,OLS估计的结果是不可信的。因此,这里将地理空间维度引入研究中来,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来估计经济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十分有必要的。

三、变量选取、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关心的问题是经济集聚是否会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在进行实证检验时,需要对经济增长和经济集聚分别进行度量。本文选取人均GDP的自然对数来衡量县域经济的增长。由于各地区在人口和面积方面相差很大,因此选取人均GDP为测度指标来衡量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关于经济集聚,本文选取第二产业区位熵、第三产业区位熵和城市化三个指标来衡量经济集聚的程度。i地区i产业的区位熵定义如下:其中:Eij表示j地区i产业的产值,∑iEij表示i产业在整个区域的总产值,∑jEij表示j地区的总产值,∑i∑jEij表示整个区域的总产值。因此,该指标的分子是j地区的i产业占整个区域该产业总产值的份额,分母是j地区的总产值占整个区域总产值的份额,通过两者的比来评价i产业在j地区的集聚程度。区位熵小于1说明该产业的集聚化水平比较低,区位熵等于或大于1说明该产业的集聚化水平较高。区位熵越大,说明该地区的这一产业在整个区域范围内的集聚程度越高。

本文中令i=1,2,3,分别表示三次产业;j=1,2,…,65,分别表示江苏省65个县域。因此,LQ1、LQ2和LQ3(这里省略了下标)分别表示江苏省每个县域第一、二、三产业的区位熵,度量了三次产业在该地区的集聚程度。由于经济的集聚主要体现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所以选择第二产业区位熵和第三产业区位熵作为衡量经济集聚程度的两个解释变量。

此外,城市的出现也是经济集聚的一种表现。经济学家长久以来一直强调城市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更准确地讲,城市己被看成一种主要的社会制度。城市化是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尺度的体现,城市化不但表现为人口向城镇聚集和非农人口上升,还表现为人们生产与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价值观念由农村向城市文明升级转化的过程。因此,本文希望就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这里用非乡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来衡量各地区城市化的程度。本文采用2007年江苏省65个县级行政区域的横截面数据,所有统计资料均来自《江苏统计年鉴(2008)》。

(二)模型设定

1经典线性回归模型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首先构建经典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lnPGDP=β0+β1LQ2β2LQ3+β3URBAN+ε(1)

其中,PGDP表示县域人均GDP水平,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LQ2和LQ3分别表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区位熵指标,URBAⅣ是城市化指标,三者用来表示经济集聚,是本文关心的解释变量。

2空间计量经济模型

针对经典线性回归模型(1),可以通过两种不同方式引入空间依赖性。相应地,空间计量模型有两种设定形式:

第一,空间滞后模型(SLM),在解释变量中增加一个空间滞后变量,模型的形式为:

InPGDP=β0+ρW_PGDP+β1LQ2+P2LQ3+β3URBAN+ε(2)其中:W是空间权重矩阵;W_PGDP是空间滞后变量,定义为W_PGDG=WlnPGDP;P是空间自回归系数;ε是误差项;其他变量的含义与原来相同。

第二,空间误差模型(SEM),通过误差项引入空间相关性,即假设误差项是空间相关的。如果误差项是一个空间自回归过程,则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lnPGDP=β0+β1LQ2+β2LQ3+β3URBAN+ε,ε=AWε+u(3)其中:λ是空间误差自回归系数,Wε是空间滞后误差项。

3空间计量模型的选择

Anselin(2005)提出,可以根据拉格朗日乘子LM-Iag和LM-Error,以及相应的稳健性拉格朗日乘子RobustLM-Lag和RobustLM-Error,在两种空间计量模型之间进行选择。首先判断LM-Lag和LM-Error的显著性,如果两者中只有一个是显著的,那么就选择相对应的模型,即如果LM-Lag显著就用空间滞后模型,LM-Error显著就用空间误差模型。如果两者都显著,则需进一步比较RobustLM-Lag和RobustLM-Error的显著性,选择Robust指标中更显著的那一种模型。是选择空间滞后模型还是空间误差模型,下文中根据判别指标的具体情况而定。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为了进行比较,首先给出经典线性回归模型的OLS估计结果,见表1。由表1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OLS估计的F统计量达到117.193,模型整体上非常显著。拟合优度为0,8521,说明拟合程度一般,可能与忽略了空间依赖性有关。LQ2、LQ3和URBAN系数的符号都与预期一致,均为正;LQ2、LQ3在1%的水平上显著,URBAN在5%的水平上显著。自然对数似然函数值(Loglikelihood)、赤池信息准则(AIC)和施瓦茨准则(SC)作为衡量模型拟合优度的指标,在下文中与空间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进行比较。

接下来,采用GeoDa0.9.5软件对OLS估计的残差进行空间依赖性检验。这里使用的江苏省县域地图数据来自中国分县行政区划界线数字化地图,①空间权重矩阵采用的是一阶Rook邻接矩阵。检验结果见表2。表2显示,Moran''''sI指数在1%的概率上显著,说明OLS估计的残差存在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经典线性回归模型可能存在模型设定不恰当的问题。因此,这里采用OLS估计是不合适的,需要将截面单元之间的空间相关性引入模型中。具体是采用空间滞后模型还是空间误差模型,可以根据拉格朗日乘子检验的结果来决定。由于LM-Lag和LM-Error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因此需要进一步比较RobustLM-Lag和RobustLM-Error。RobustLM-Lag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RobustLM-Error在10%的水平上显著,相比之下,RobustLM-Lag的显著性更强。因此,根据上文中提到的标准,选择空间滞后模型(2)更为合适。空间计量模型如果仍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系数估计值会有偏或者无效。这里用极大似然法(ML)进行估计。结果见表3。

首先,通过似然比检验比较原模型(不考虑空间因素的经典回归模型)与各择模型(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自相关系数的渐进显著性。表3中SLM模型的LR值为25.4468,在1%的水平上显著,再次证明该模型中空间依赖性的存在。进一步,三个经典检验是渐进一致的,但在有限样本中,应该满足Wald>LR>LM。本文中,Wald值为28.4089,LR值为25.4468,LM-lag值为24.3492,与预期的顺序一致,说明SLM模型符合ML估计的渐进性质,模型的设定是比较合理的。

其次,根据Loglikelihood、AIC和SC比较SLM模型和经典线性模型OLS估计的拟合优度。Loglikelihood越大,模型的拟合效果越好。而AIC和SC则相反,值越小,表示拟合效果越好。由表3可见,SLM模型的Loglikelihood值为-1.3229,大于OLS估计的Loglikelihood值-14.0463,SLM模型的Akaike值和Sehwarz值都小于OLS估计的相应值,说明SLM模型的拟合程度优于原经典回归模型,引入空间效应使模型的解释力有了明显增强。

最后,对SLM模型估计的系数进行分析。空间滞后变量WLNPGDP的空间自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县域人均GDP增长在地理空间的邻接上表现出了较强的溢出效应。县域经济增长集聚的空间相互作用或影响的途径可以通过邻接地区而相互传递。三个衡量经济集聚的解释变量LQ2、LQ3和URBAN的符号均为正,与我们的预期一致,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支持了经济集聚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的结论。具体而言,LQ2的回归系数为2.3931,说明第二产业的区位熵增加1,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将使县域人均GDP增加约2.39%;LQ3的回归系数为1.7357,说明第三产业的区位熵增加1,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将使县域人均GDP增加约1.74%。LQ2和LQ3的系数比OLS估计中两者的系数均有所降低,说明OLS的估计结果可能存在向上偏误。URBAN的回归系数为0.0105,说明非乡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增加1%,则县域人均GDP可以增加约0.01%。与OLS估计结果相比,城市化指标的显著性有了明显提高(P值由0.0439降低到了0.0031)。总体看来,第二产业的集聚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最为明显。公务员之家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一)主要结论

1江苏省县域经济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邻近区域的经济增长相互影响,但这种影响以回浪效应为主,扩散效应不足,因此导致苏南苏北地区经济差距加大。由于地理区位、经济基础、经济结构、发展政策等方面所具有的优势,苏南地区集聚了大量资本、技术和人才,具有规模经济效益,自身增长迅速,成为江苏地区的“增长极”。政府希望通过增长极地区的优先增长带动周边更多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增长极的扩散效应。然而事实上,至少到目前为止,该增长极体现出的回浪效应——即吸引其他地方的资本、人才和技术,削弱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实力——远大于其扩散效应,从而导致发达区域更发达,落后区域更落后。因此,为了防止在这种累积循环因果作用下区域间差距的无限扩大。需要政府创造条件,引导回浪效应向扩散效应的转化。

2以产业集聚和城市化为特征的经济集聚对于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但这种影响是地方性的,随空间距离的增加而衰减。根据内生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知识溢出是解释集聚和区域增长关系的重要概念之一。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会有效地促进知识溢出,推动技术进步,实现经济增长。在产业活动空间集中的区域或人口密度多样化的城市中,知识、人才在不同企业和区域的流动以及与不同群体的互动交流,促进了知识的传播扩散,进而促进技术进步。同时,企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邻近不仅为面对面的交流提供了便利,而且有利于企业间前向后向的市场联系,更有利于劳动力的进一步集聚以及知识溢出。但是,知识空间溢出具有局域性特征,其影响随地理距离的增加而迅速衰减。陋瑚因此,苏南地区通过知识溢出产生的正外部性难以扩散到更远的苏北地区,导致南北差距加大。可见,如果希望通过集聚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需要充分考虑到地理空间的因素。

(二)政策建议

1促进要素向苏北地区的流动,使回浪效应过渡为扩散效应。可以通过加强苏南地区与苏北地区间的统筹规划,打破地方壁垒,改善苏北地区的投资环境、贸易条件、市场条件,创造良好的人才吸引机制,鼓励资本、人才等生产要素不断由苏南向苏北地区流动,充分发挥增长极的扩散效应。

经济集聚范文篇5

一、概念和现象

所谓产业集聚,简单地说,就是就是在一个适当大的区域范围内,生产某种产品的若干个同类企业,为这些企业配套的上下游企业,以及相关的服务业,高密度地聚集在一起。与此相对应的英文是cluster也有叫产业集群的,含义大体相同。从我们调研的情况看,产业集聚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一是产业集聚区内生产和销售的规模很大,在全国同类产品中占有较大份额。产销量往往以“亿”为单位,令人惊异。比如浙江诸暨大唐镇的袜业市场,年交易量达60亿双;嵊县的领带市场,年交易量达到2.5亿条;绍兴的一个新建的织布厂,年产量达上亿米布。在浙江,这类产业集聚被称为“块状经济”。据统计,浙江有52个“块状经济”的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达到30%以上;在全国532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浙江有56种以“块状经济”方式形成的产品居全国第一。在珠江三角洲,彩电、计算机等产品的产量也占到全国的较大份额。例如,目前全国最大的四家彩电企业的生产基地、最大的几家计算机企业的生产基地都设在珠江三角洲。

二是产业集聚使专业化分工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获得了空前发展。通常以“大而全”、“小而全”的方式存在于一个企业内部的生产环节,在这里大量地分布在不同企业之间,每个企业只做一个部件,甚至一个部件的某个环节。企业分工的特点是,对技术含量较高、零部件较多、价值量较大的产品,如彩电、复印机等,不是一个主机厂(总装厂),而是几个厂在同一区域,为其配套的零部件供应商也不是一家,而是若干家。正所谓“不是冤家不聚头”。这样,一个零部件厂可以同时给多个主机厂配套,容易到达规模经济要求,从而降低成本;而对主机厂来说,有多个供货商可供选择,有利于通过供货商的竞争改进质量、降低成本。对技术含量和价值量不高的产品,如袜子、领带等,则有大量成品生产企业集聚在一起。在其前道生产环节也有细致的分工。在高度专业化分工基础上形成的配套体系,是这些产业集聚区最重要的优势。在珠江三角洲地区,IT、家电等产业的聚集已经形成。在这一地区一百公里左右的范围内,90%以上的计算机零部件、80%以上的手机部件、将近100%的彩电部件都可以采购得到。

三是分工深化大大降低了生产和交易成本。据介绍,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彩电、计算机、手机等产品零部件的采购成本比其他地区低30%。而浙江“块状经济”的产品成本和价格,也可以说低到了极致,比如在北京市场上卖五六十元的布料,在当地不到十元;在外地市场上卖五六元的袜子,在当地仅几角钱。

二、形成机制与优势

这种区域性的产业集聚的过程和机制更是意味深长。在浙江,基本上是市场与产业互动的方式。先是在某个地方出现某个产品的集中生产,往往以一家一户为基本生产单位,几十家、几百家乃至更多家这样的生产单位集中在不大的区域内,所谓“一乡一品”、“一镇一品”。为了给这些产品找销路,便出现自发性的市场。市场出现和扩大后,促进了市场背后的生产发展,然后进一步推动市场的扩展。地摊式的市场形态发展到如此大的规模,在国际上是罕见的,但在中国特定的环境中,以一种非常自然的形式出现了。市场一旦形成并逐步成熟后,便会促成自己的合理秩序。在浙江绍兴的“中国轻纺城”,形成了高效率的通达全国各地的物流系统,其他地方的客户,经常宁愿绕路也要到“中国轻纺城”发货,因为这样才能更加快捷、可靠、便宜。义乌小商品市场也有这个特点。

而在珠江三角洲,产业集聚有着多种机制。

一种是加工贸易带动。以东莞的美能达打印机、复印机为例,先是来料加工,以后发现成本很低,总装厂也进来,并带来了更多的配套厂家。美能达在东莞的生产成本比在日本至少低30%,人工成本仅为日本的十三分之一。在竞争压力下,美能达的主要竞争对手佳能、理光也陆续进入这一地区。

另一种是内源型品牌企业带动。顺德的科龙、美的、格兰仕等名牌产品带动了一大批配套厂家的发展。科龙的冰箱、空调等的外部采购率达到70%以上。

还有一种类型是OEM、ODM产品带动。顺德勒流镇的东菱公司,专为欧洲市场做小家电的贴牌生产,80%以上的零部件就近采购。仅在勒流镇,与小家电相关的生产企业有四千多家。

最重要的是,不论在广东,还是在浙江,产业集聚事先都没有政府的计划和规划,没有事先的宏大设想,基本上是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形成的。不仅政府部门没有这种预见,就是当事人本身也没有这种主观意识,只是经过多年的发展后,回头一看发现出现了产业集聚现象。政府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顺势而为,创造好的外部环境。浙江几个成功的大市场,都是先有自发性市场出现,并达到相当规模,然后政府引导,加以规范和提高。政府作用除了积极一面外,也有“不积极”、“消极”的一面,在有些市场自发出现的初期,当地政府部门认为“乱来”、“不规范”,曾经驱散、关闭,但总是关不了,以后被迫默认,再以后态度转为积极,承认、扶持、提高。在市场经济发育和发展过程中产业集聚形成的机制,是理解产业集聚现象的关键所在。

那么,产业集聚主要有哪些优势呢?可以有如下初步的概括。

一是,零部件供货商向多个主机厂供货,可以扩大规模,降低成本,如有的日本厂商认为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采购成本可以降低30%。这是向单个主机厂供货时所达不到的。同时,分工深化,不仅主机厂,而且零部件厂,以及为其配套的次一级零部件厂,都有较高外部采购率,整个供应链上的企业更加集中于自己擅长的领域,有利于提高产品质量,提升技术和管理水平。综合来看,这种分工模式可以带来规模经济和分工细化双重好处。

二是,零部件和总装厂之间减少了由于资产专用性强而带来的合作风险。以某手机生产厂为例,其重要部件至少有三个供货商,各占70%、20%和10%的份额。主机厂在零部件供应商之间引入竞争,依据供货质量、及时性、价格等调整不同厂家的供货比例。而在单一供货商的情景下,则可能出现由于经济学上所说的机会主义倾向而引致的“要挟”行为。

三是,区域内的大量采购和销售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例如,宁波的服装业,吸引了国内外众多的纺织面料供货商到宁波设点销售,由于供货的批量大,成本相应降低。

四是,有利于技术、管理知识的交流和人力资源的培养与利用。类似硅谷“酒馆谈话中的技术转移”现象,在产业集聚区也普遍存在。一家企业采用了新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其他企业易于就近模仿。专业人才和熟练工人,不在某一家企业干了,可以方便地进入同类的另一家企业,存在着人才供给上的“外部性”。

五是,有利于专业性外部服务业和配套设施的发展。产业集聚所形成的规模经济性,使这些服务业或配套设施具备了经济上的合理性。例如,宁波"L"型的十公里左右的地域内,集中了一两千家服装企业,一年一度的服装节,受益面宽,等于做了一个集体大广告,积累了众多企业都可分享的无形资产;同时,如此多的企业也可以在经济上支持这种大型活动。又如,绍兴的生产力促进中心面向众多的纺织企业开展技术开发和服务,产生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形成了“金昌现象”。地方政府也反映,当地形成产业集聚后,政府部门也积累了许多专业性的管理知识和技能,如绍兴市政府认为在为纺织面料特别是化纤面料生产企业服务方面,情况熟悉,得心应手。宁波市政府促进服装业发展方面亦有同样感受。

三、关于产业集聚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几点政策性考虑

产业集聚现象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政策研究素材。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将可能产生一些很有意义的成果。这里着重提出几个从政策层面需要考虑的问题。

第一,我国已经进入产业集聚与产业竞争力密切关联的阶段。产业集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化进行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产物,是现阶段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和集中体现。从国际范围看,产业集聚是工业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在工业发达国家,竞争力强的产业通常采取集聚的方式,某类产品与某个城市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如在美国,底特律的汽车,西雅图的飞机,硅谷的电子产品,等等。欧洲、日本也大体如此。美国哈佛大学以研究竞争战略而著名的迈克尔.波特教授,在《国家竞争战略》一书中,通过对十个工业化国家的考察,提出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集中表现在这个国家内以集聚形态出现的产业上;成功的产业集聚区需要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发展出坚实稳固的竞争优势。从国内一些产业集聚区的历史看,在起步阶段也曾经历过“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到一定阶段后,才向特定区域集中,分工协作体系逐步深化。目前已经可以观察到这样的趋势:就同类产品而言,采取产业集聚方式的那些地方的竞争力,显著地强于没有采取这种方式的地方,而且出现了其他地区的企业向产业集聚地区转移的势头。如果说以前产业集聚与产业竞争力相关度还不高的话,现在和今后一个时期,这种关联度已经并将进一步增强。对大多数产业特别是制造业而言,在具有产业竞争力的地方,总是存在着一定形态的产业集聚;而没有形成产业集聚的地方,或者没有产业竞争力,或者曾经有过也会衰落下来。由此可以考虑引出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我国已经进入产业集聚与产业竞争力密切关联的阶段,而且这种关联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加强。

第二,讲产业发展一定要有产业集聚概念。这是上一个判断的逻辑推论,但实践含义要更强一些。不论全国还是某个地区,产业发展都不是抽象概念,而是要具体地落实在某个具体区域。当产业集聚与产业竞争力有了密切关联后,如果某区域并不具备某个产业集聚的条件,强行要上这种产业,失败的概率将大大增加。也就是说,当产业竞争力对产业集聚形成依赖后,区域产业发展中出现一种新的盲目性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了。一些年来,已经出现了一些产业蓬勃发展,而产业中心随之转移的现象。以纺织工业为例,过去的长时期内以“上青天”(上海、青岛、天津)为生产中心,改革开放以来,这些地方以及内地的诸多纺织工业基地以国有企业为主的纺织企业普遍衰落,不少已经破产关门。与此同时,中国的纺织工业发展迅速,并成为世界上纺织品出口最多的国家。那么,这种增长来源在哪里呢?看看浙江绍兴等地的纺织业,答案就清楚了。中国总体上仍处在经济的较快增长时期,相当多的产业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但这种增长机会是否属于某个特定区域,尤其是那些历史上和目前具有一定生产基础的区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较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这些区域是否具备相关产业集聚的条件,集聚的进程是否开始,已经达到了何种水平等。对此,不少地方和企业目前还缺少足够的认识。一些地区在规划产业发展时,往往提出“大而全”的计划,在一个不大的区域(如一个县)范围,要三次产业均衡发展,要发展一系列热门产业,如汽车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而在高新技术产业中,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新材料等样样齐全。这种状况表明对新形势下产业发展的规律性缺少基本认识,特别是缺少产业集聚的概念。而在产业集聚发展迅速的地区,地方政府负责人则是另外一种思路,他们能够明确地强调发展哪一类产业,甚至是某一类产业中的某个环节,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通过产业集聚增强产业竞争力的逻辑。

第三,老工业基地振兴要与产业集聚结合起来探寻新思路。老工业基地基本上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企业内部大而全、小而全,企业之间条块分割,形式上看一个区域内集中着大批企业,但专业化分工程度很低。这种形态只能说是一种企业集中区,与上面述及的产业集聚有着实质性区别。多年来,我们一直试图通过发展装备工业来振兴老工业基地。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较高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制造业的发展,装备工业有很大可能迎来重要的发展机遇。但这种机遇是否就一定属于老工业基地,恐怕还很难说。如果老工业基地不能通过企业改革、市场发育,形成新的专业化分工体系,实现由传统工业区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产业集聚的转变,将会与这一机遇失之交臂。在人们的印象中,浙江工业的特点是“轻”,但在宁波,已经出现了由一千多家塑料机械企业构成的产业集聚区,其中有目前国内最好、国际上竞争力相当强的注塑机生产企业。中国的装备工业有希望得到大发展,但装备制造中心,至少是部分生产基地,很可能发生区域性转移。对老工业基地来说,一方面要创造条件,利用好机遇,另一方面,也不一定把宝都押在装备工业上,因为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生产基地往往无法全面反映当地的优势,特别是这些年来新形成的优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形成产业集聚并且有竞争力的,也会有其他一些产业。在这方面,部分老工业基地已有了成功案例。

第四,产业集聚对流行的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形成重要挑战。过去我们讲东南沿海地区的优势,主要是区位优势、政策优势等,随着交通信息条件的改善、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些优势已不再明显,或者不复存在。可以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优惠政策的重要性明显下降的阶段。产业集聚使东南沿海地区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后天优势”,即高度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产业配套条件。这一条件一旦形成并趋于成熟后,再转向其他地区的成本就大大提高了。事实上,外来投资者(外商和内商)选择投资地点时,在地区和城市之间竞争日趋激烈,其他方面的条件差距缩小的情况下,产业配套条件的重要性日渐突出。产业集聚形成后,显著加强了东南沿海地区的优势地位。这种状况对流行的产业“梯度转移”理论提出了重要挑战。原来我们所期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轻工、纺织等产业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会随着经济成长逐次向中西部转移,很值得重新研究。这里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劳动力的流动问题。发达国家和地区之所以向我国进行制造业转移,主要目的是分享我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优势,其前提是我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之间无法进行大规模的自然人流动(不难想象,如果允许这种流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一些产业就不会转移到中国大陆)。而在我国内部,中西部向东南沿海地区的劳动力流动自由度是较大的。这意味着,东南沿海地区可以分享中西部地区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而东南沿海地区一些产业集聚条件形成后,中西部地区要获得这些条件的难度就大大增加。在低成本劳动力与产业配套条件的组合中,中西部处于明显不利的地位。这并不意味着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没有出路了,而是说,中西部地区应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创造条件逐步形成能够体现和发挥自己优势的产业集聚,而不要把希望过多地寄托在东南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上。这方面,中西部的有些地区已经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例如,在西安市,民办高等教育的产业集聚已初成气候,全国最大的前十名民办高校,西安就占了一半左右。

经济集聚范文篇6

关键词:经济集聚;经济增长;空间计量模型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纵观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经济的空间集聚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正如克鲁格曼所言:“经济活动最突出的地理特征是什么?一个简短的回答肯定是集中”。与经济的空间集聚相伴而生的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非均衡化以及地区差距的扩大。作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快、最具活力的省区之一,江苏省内部表现出很强的经济集聚趋势,同时一直受到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困扰,地区间差距在最近20年迅速扩大。集聚是否是导致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因素?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研究。

长久以来,经济增长与经济集聚的研究几乎互不相关。然而,现实表明,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与经济增长是很难被分割的两个过程。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些新经济地理学领域内的学者开始尝试整合新经济地理学与新增长理论,在统一的理论框架下探讨集聚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其中开创性的工作包括Martin和Ottaviano(1999)、Baldwin(1999)、Baldwin和Forslid(2000)以及Baldwin等(2001)。他们通过强调技术外溢和空间集聚的相互作用,为解释经济集聚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和简明的理论分析框架。Fujita和Thisse(2003)在此基础上通过改进研发部门的生产函数和熟练工人的动态迁移过程,给出了一个数学分析更加容易、分析结果更加具体的整合模型。Dupont(2007)也在集聚与内生增长的框架下,分析了经济一体化过程对区域差异和不平等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集聚对于整体的经济增长是有利的,地理位置会影响到经济增长。

伴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经济学家开始针对经济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展开实证研究。许多研究验证了集聚的增长促进效应。如Ciccone(2002)使用5个欧洲国家NUTS第3级地区的数据分析了就业密度对于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制造业与服务业活动的集聚的确对区域经济的增长具有正面效应。Henderson(2003)使用70个国家1960-1990年的面板数据,发现城市首位度(一国最大城市份额)在低收入国家有利于经济增长。[SlCrozet和Koenig(2007)使用EU地区1980-2000年的数据,探讨了区域内经济活动空间集中对增长绩效的影响,发现生产活动的内部空间分布越不平衡的地区增长越快。但也有部分研究得出了与理论预测相反的结论,如Sbergami(2002)使用6个欧盟成员国1984~1995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对经济增长率和经济集聚相互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高技术行业、中等技术和低技术行业的集聚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影响都是负面的。㈣更为复杂的是,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在发展的早期阶段,集聚促进增长;但当达到某个收入水平后,集聚对经济增长就没有作用,甚至有害于经济增长。这一假说得到了Brulhart和Sbergami(2009)的验证,他们利用跨部门OLS和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研究了一国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对国家层面增长的影响,发现只在经济发展的某一水平集聚才能推动GDP增长,关键水平约为人均10000美元。

针对中国的经济集聚与经济增长问题,范剑勇(2004)认为,中国现阶段仍处于“产业高集聚、地区低专业化”的状况,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总体上仍较低,且滞后于对外的一体化水平,这一现状使得制造业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无法向中部地区转移,进而推动地区差距不断扩大。㈣张艳、刘亮(2007)运用工具变量法,基于中国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经济集聚对于城市人均实际GDP的影响,结果发现,经济集聚具有内生性,它对于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张卉、詹宇波、周凯(2007)构造了产业间集聚指数和产业内集聚指数,并以此作为解释变量实证检验了中国产业集聚与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他们的研究发现,产业内集聚和产业间集聚都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显著影响。吴利学、傅晓霞(2008)以规模报酬递增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包含集聚经济的生产函数,分析了城市化和市场化对中国各地区集聚经济效应的影响,他们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各地区集聚经济效应显著,且集聚经济效应在地区经济增长中作用明显。马君潞、郭威(2007)通过对我国分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提升一个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地区的集聚经济环境,因此,积累集聚经济优势是吸引外资、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途径之一。

在这些实证分析中,虽然有的研究也考虑到了不同地区差异的影响并以地区虚拟变量来衡量,但从本质上看,区域总是被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进行分析,区域间潜在的相互影响往往被忽略。事实上,任何一个地区的经济都不可能独立存在,它总是与其他经济体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多数研究中,这一观点都还没有被正式引入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空间计量经济学是在横截面或面板数据中研究经济单位的空间相互作用,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一些学者开始运用空间计量方法,明确将地理空间因素考虑到经济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中去。Ying(2003)采用1978~1998年的省级横截面数据,从空间经济学的视角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问题,并指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来源主要是非农业劳动力增长率、制造业产出、资本积累和实际的外商直接投资。林光平、龙志和及吴梅(2005)采用空间计量经济方法,研究我国28个省(市、区)1978~2002年间人均GDP的卢收敛情况,认为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地区间的空间相关性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大,我国地区间经济存在收敛性,但是它的估计值表现出增大的趋势。”吴玉鸣(2007)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对2000年中国2030个县域的增长集聚与差异进行了空间计量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县域经济增长不仅与人力资本、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等因素密切相关,而且与相邻县域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依赖性。㈣符淼(2009)采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对技术传播的空间模式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技术和经济活动都存在局部集聚,技术集聚度高于经济集聚,且两者的集聚度随时间增强,地理分布高度一致。随地理距离快速下降的技术溢出效应是导致局部集聚和东西部发展不均衡问题的原因之一。

针对江苏经济表现出来的空间集聚现象与地区差距问题,本文拟采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对江苏省县域经济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二、江苏省县域经济活动的空间相关性

首先,画出江苏省2007年县域人均GDP的空间分布四分图(图1)。按照人均GDP的大小,65个县域被平均分为4组,以颜色的深浅代表相应县域的人均GDP的大小。由图1可见,江苏省县域层次的经济活动在地理分布上是极不均衡的,呈现出苏南一苏中一苏北梯度递减模式。并且邻近区域的经济指标水平基本相近,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

接着,通过计算县域人均GDP的MoransI指数对其空间相关性进行检验。Moran’sI是最常用的检验空间自相关性的统计指标。利用GeoDa0.9.5软件,得出Moran’sI=0.7445,在0.1%的概率上显著,表明江苏省县域经济的分布的确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

进一步,作出江苏省2007年县域人均GDP空间自相关聚类图(图2),图中HigllHigh部分表示人均GDP高的地区被人均GDP高的地区所包围,Low-Low部分表示人均GDP低的地区被人均GDP低的地区所包围。这种分布显示出江苏省县域经济之间存在着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形成了某种空间“俱乐部”现象。人均GDP水平较高的县域(H-H地区)集中分布在苏南地区,而人均GDP水平较低的县域(L-L地区)则分布在苏北地区,地区之间经济增长差异显著。

由此可见,我们观测到的截面区域之间在地理上是一些明显具有空间依赖性的经济实体,误差项独立的假设在统计上被拒绝了,也就是说,OLS估计的结果是不可信的。因此,这里将地理空间维度引入研究中来,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来估计经济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十分有必要的。

三、变量选取、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关心的问题是经济集聚是否会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在进行实证检验时,需要对经济增长和经济集聚分别进行度量。本文选取人均GDP的自然对数来衡量县域经济的增长。由于各地区在人口和面积方面相差很大,因此选取人均GDP为测度指标来衡量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关于经济集聚,本文选取第二产业区位熵、第三产业区位熵和城市化三个指标来衡量经济集聚的程度。i地区i产业的区位熵定义如下:其中:Eij表示j地区i产业的产值,∑iEij表示i产业在整个区域的总产值,∑jEij表示j地区的总产值,∑i∑jEij表示整个区域的总产值。因此,该指标的分子是j地区的i产业占整个区域该产业总产值的份额,分母是j地区的总产值占整个区域总产值的份额,通过两者的比来评价i产业在j地区的集聚程度。区位熵小于1说明该产业的集聚化水平比较低,区位熵等于或大于1说明该产业的集聚化水平较高。区位熵越大,说明该地区的这一产业在整个区域范围内的集聚程度越高。

本文中令i=1,2,3,分别表示三次产业;j=1,2,…,65,分别表示江苏省65个县域。因此,LQ1、LQ2和LQ3(这里省略了下标)分别表示江苏省每个县域第一、二、三产业的区位熵,度量了三次产业在该地区的集聚程度。由于经济的集聚主要体现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所以选择第二产业区位熵和第三产业区位熵作为衡量经济集聚程度的两个解释变量。

此外,城市的出现也是经济集聚的一种表现。经济学家长久以来一直强调城市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更准确地讲,城市己被看成一种主要的社会制度。城市化是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尺度的体现,城市化不但表现为人口向城镇聚集和非农人口上升,还表现为人们生产与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价值观念由农村向城市文明升级转化的过程。因此,本文希望就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这里用非乡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来衡量各地区城市化的程度。本文采用2007年江苏省65个县级行政区域的横截面数据,所有统计资料均来自《江苏统计年鉴(2008)》。

(二)模型设定

1经典线性回归模型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首先构建经典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lnPGDP=β0+β1LQ2β2LQ3+β3URBAN+ε(1)

其中,PGDP表示县域人均GDP水平,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LQ2和LQ3分别表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区位熵指标,URBAⅣ是城市化指标,三者用来表示经济集聚,是本文关心的解释变量。

2空间计量经济模型

针对经典线性回归模型(1),可以通过两种不同方式引入空间依赖性。相应地,空间计量模型有两种设定形式:

第一,空间滞后模型(SLM),在解释变量中增加一个空间滞后变量,模型的形式为:

InPGDP=β0+ρW_PGDP+β1LQ2+P2LQ3+β3URBAN+ε(2)其中:W是空间权重矩阵;W_PGDP是空间滞后变量,定义为W_PGDG=WlnPGDP;P是空间自回归系数;ε是误差项;其他变量的含义与原来相同。

第二,空间误差模型(SEM),通过误差项引入空间相关性,即假设误差项是空间相关的。如果误差项是一个空间自回归过程,则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lnPGDP=β0+β1LQ2+β2LQ3+β3URBAN+ε,ε=AWε+u(3)其中:λ是空间误差自回归系数,Wε是空间滞后误差项。

3空间计量模型的选择

Anselin(2005)提出,可以根据拉格朗日乘子LM-Iag和LM-Error,以及相应的稳健性拉格朗日乘子RobustLM-Lag和RobustLM-Error,在两种空间计量模型之间进行选择。首先判断LM-Lag和LM-Error的显著性,如果两者中只有一个是显著的,那么就选择相对应的模型,即如果LM-Lag显著就用空间滞后模型,LM-Error显著就用空间误差模型。如果两者都显著,则需进一步比较RobustLM-Lag和RobustLM-Error的显著性,选择Robust指标中更显著的那一种模型。是选择空间滞后模型还是空间误差模型,下文中根据判别指标的具体情况而定。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为了进行比较,首先给出经典线性回归模型的OLS估计结果,见表1。由表1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OLS估计的F统计量达到117.193,模型整体上非常显著。拟合优度为0,8521,说明拟合程度一般,可能与忽略了空间依赖性有关。LQ2、LQ3和URBAN系数的符号都与预期一致,均为正;LQ2、LQ3在1%的水平上显著,URBAN在5%的水平上显著。自然对数似然函数值(Loglikelihood)、赤池信息准则(AIC)和施瓦茨准则(SC)作为衡量模型拟合优度的指标,在下文中与空间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进行比较。

接下来,采用GeoDa0.9.5软件对OLS估计的残差进行空间依赖性检验。这里使用的江苏省县域地图数据来自中国分县行政区划界线数字化地图,①空间权重矩阵采用的是一阶Rook邻接矩阵。检验结果见表2。表2显示,Moran’sI指数在1%的概率上显著,说明OLS估计的残差存在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经典线性回归模型可能存在模型设定不恰当的问题。因此,这里采用OLS估计是不合适的,需要将截面单元之间的空间相关性引入模型中。具体是采用空间滞后模型还是空间误差模型,可以根据拉格朗日乘子检验的结果来决定。由于LM-Lag和LM-Error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因此需要进一步比较RobustLM-Lag和RobustLM-Error。RobustLM-Lag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RobustLM-Error在10%的水平上显著,相比之下,RobustLM-Lag的显著性更强。因此,根据上文中提到的标准,选择空间滞后模型(2)更为合适。空间计量模型如果仍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系数估计值会有偏或者无效。这里用极大似然法(ML)进行估计。结果见表3。

首先,通过似然比检验比较原模型(不考虑空间因素的经典回归模型)与各择模型(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自相关系数的渐进显著性。表3中SLM模型的LR值为25.4468,在1%的水平上显著,再次证明该模型中空间依赖性的存在。进一步,三个经典检验是渐进一致的,但在有限样本中,应该满足Wald>LR>LM。本文中,Wald值为28.4089,LR值为25.4468,LM-lag值为24.3492,与预期的顺序一致,说明SLM模型符合ML估计的渐进性质,模型的设定是比较合理的。公务员之家

其次,根据Loglikelihood、AIC和SC比较SLM模型和经典线性模型OLS估计的拟合优度。Loglikelihood越大,模型的拟合效果越好。而AIC和SC则相反,值越小,表示拟合效果越好。由表3可见,SLM模型的Loglikelihood值为-1.3229,大于OLS估计的Loglikelihood值-14.0463,SLM模型的Akaike值和Sehwarz值都小于OLS估计的相应值,说明SLM模型的拟合程度优于原经典回归模型,引入空间效应使模型的解释力有了明显增强。

最后,对SLM模型估计的系数进行分析。空间滞后变量WLNPGDP的空间自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县域人均GDP增长在地理空间的邻接上表现出了较强的溢出效应。县域经济增长集聚的空间相互作用或影响的途径可以通过邻接地区而相互传递。三个衡量经济集聚的解释变量LQ2、LQ3和URBAN的符号均为正,与我们的预期一致,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支持了经济集聚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的结论。具体而言,LQ2的回归系数为2.3931,说明第二产业的区位熵增加1,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将使县域人均GDP增加约2.39%;LQ3的回归系数为1.7357,说明第三产业的区位熵增加1,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将使县域人均GDP增加约1.74%。LQ2和LQ3的系数比OLS估计中两者的系数均有所降低,说明OLS的估计结果可能存在向上偏误。URBAN的回归系数为0.0105,说明非乡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增加1%,则县域人均GDP可以增加约0.01%。与OLS估计结果相比,城市化指标的显著性有了明显提高(P值由0.0439降低到了0.0031)。总体看来,第二产业的集聚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最为明显。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一)主要结论

1江苏省县域经济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邻近区域的经济增长相互影响,但这种影响以回浪效应为主,扩散效应不足,因此导致苏南苏北地区经济差距加大。由于地理区位、经济基础、经济结构、发展政策等方面所具有的优势,苏南地区集聚了大量资本、技术和人才,具有规模经济效益,自身增长迅速,成为江苏地区的“增长极”。政府希望通过增长极地区的优先增长带动周边更多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增长极的扩散效应。然而事实上,至少到目前为止,该增长极体现出的回浪效应——即吸引其他地方的资本、人才和技术,削弱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实力——远大于其扩散效应,从而导致发达区域更发达,落后区域更落后。因此,为了防止在这种累积循环因果作用下区域间差距的无限扩大。需要政府创造条件,引导回浪效应向扩散效应的转化。

2以产业集聚和城市化为特征的经济集聚对于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但这种影响是地方性的,随空间距离的增加而衰减。根据内生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知识溢出是解释集聚和区域增长关系的重要概念之一。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会有效地促进知识溢出,推动技术进步,实现经济增长。在产业活动空间集中的区域或人口密度多样化的城市中,知识、人才在不同企业和区域的流动以及与不同群体的互动交流,促进了知识的传播扩散,进而促进技术进步。同时,企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邻近不仅为面对面的交流提供了便利,而且有利于企业间前向后向的市场联系,更有利于劳动力的进一步集聚以及知识溢出。但是,知识空间溢出具有局域性特征,其影响随地理距离的增加而迅速衰减。陋瑚因此,苏南地区通过知识溢出产生的正外部性难以扩散到更远的苏北地区,导致南北差距加大。可见,如果希望通过集聚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需要充分考虑到地理空间的因素。

(二)政策建议

1促进要素向苏北地区的流动,使回浪效应过渡为扩散效应。可以通过加强苏南地区与苏北地区间的统筹规划,打破地方壁垒,改善苏北地区的投资环境、贸易条件、市场条件,创造良好的人才吸引机制,鼓励资本、人才等生产要素不断由苏南向苏北地区流动,充分发挥增长极的扩散效应。

经济集聚范文篇7

2集聚经济与区域性产业竞争优势集聚经济是指企业向某一特定地区聚集而产生的利益,是城市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和动力.城市是企业比较集中的地区,聚集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属于同一产业,或性质相近的许多企业的集中.在一个地区内同类企业数目的增大,必然带来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总量的增加,分工协作的加强,辅助产业的发展,其结果不仅创造大规模的外部经济,而且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费用和成本.这样就便于形成本区域内的主导优势产业.第二种类型:属于不同产业,或不同性质的企业的集中,这样也会产生巨大的外部经济效应,这样便会产生集聚经济效益,有助于区域性产业竞争优势的培养和发展,这样便有利于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的合理化和最优化.

2.1产业聚集能提高区域性主导产业的生产能力①产业聚集加强了生产要素供应商的专业化,产业聚集区内的厂商能接近优质元件、专业化员工和准确快捷的信息;同时,多元化当地需求的存在,减少了专业要素供应商经营的风险;专业要素供给配置效率不断的提高,进一步增强了区域性主导产业的生产能力.

②产业聚集有利于信息的获得和传递.大量厂商的聚集,使市场、技术和其他专业化信息集中在产业聚集区内,厂商邻近形成的员工正式和非正式联系,使信息的传播和获得更加容易.

③产业聚集使各个产业或企业的互补性增强,从而使产业聚集区内的产品整体质量和配置效率得以提高.

④产业聚集有利于各企业接近所需要的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产业的发展除了需要政府部门和交通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外,还离不开教育培训、信息、商展、金融、法律服务等专业化基础设施,这些准公共产品是产业发展的必要前提条件.产业聚集使得这些准公共产品能被充分的利用,减少了企业对准公共产品的投资,节约了大量的生产成本.

⑤产业聚集有利于企业绩效的评估.产业聚集使企业绩效的评估有了比较对象,企业更容易比较内部成本;员工的声誉约束机制更容易发挥作用,节约了员工的监督成本.

2.2产业聚集能增强区域性主导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产业聚集有利于企业的创新,这是因为在产业聚集区内,企业能迅速有效地察觉到客户的新需求及其变化趋势,有很强的满足客户需要的创新动机;企业与产业聚集区内其他实体的持续联系、互访的便利性和面对面的接触,有利于厂商在"互动中学习",企业能及早且持续地学习到发展变化中的生产技术和营销知识,产业聚集区内企业对新观念和创新的需要的高度敏感,有利于创新的产生;同时,产业聚集会产生创新的压力,如市场竞争、同行的持续比较等,企业必须迫使自己以有创意的方式与其他企业区分开来.

2.3产业聚集有利于成长性新兴产业的产生和产业聚集规模的扩大产业聚集区内新企业的出现更容易,这是因为产业聚集会产生更多更佳的商业机会,所需资产、技能、元件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很容易在当地获得,对发展新事业带来很大的便利;当地投资者和金融机构由于对产业聚集区的情况相当熟悉,投资机构因投资资金风险溢价较小而更愿意投资;产业聚集所形成的当地人才库更容易提供企业家,而且对外地企业家也有较大的吸引力,这为成长性新兴企业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大量基础性条件和优势;而且新兴企业在生产深化和专业化方面的成长,可进一步提高产业聚集的优势,进一步强化了产业在当地的聚集,并可能进一步形成具有规模和市场潜力的朝阳产业.总之,产业聚集在强化当地竞争优势的同时,也为产业在当地的进一步聚集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诱因.

3我国产业布局优化的思路及对策建议3.1产业布局优化思路近年来,尽管国家加大了对西部地区投资和政策支持力度,西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获得迅速增长,但由于西部地区原有基础差,且政府新增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东部与中西部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仍在继续扩大.1979~2001年,东部对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57.8%、中部为27.9%、西部为14-3%.2006年,东部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64.24%、中部为22.65%、西部为13.11%.再加上由于一些地区虽然有主导产业,但是去没有充分发展和培养,导致大量资源的闲置和浪费现象出现,例如河南省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省,应该将农产品加工制造作为本地区的主导产业,并以此形成一系列相关的产业链,包括加工制造业,食品包装设计业,运输业,服务业等.因此,就必须在充分了解信息的基础上,大力培养主导产业和增长极,尤其是在现在,更应该抓住技术创新这条主线,培养多元化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强地区产业竞争优势,促使三次产业比重趋于合理化,从而取得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

高新技术的空间集聚形成了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随着我国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的产业空间.一种是近年来开发建设的高新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园区、高新技术产业区等形成了经济的创新空间组织;另一种是在原有的高新技术园区的基础上发展的高新技术"族群".尤其是少数中西部地区依托当地的基础和优势:使高新技术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也有了较快的发展,逐步成为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亮点,并在支撑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内蒙古在稀土高新技术产业方面,拥有国内最大的科研机构,自治区政府的大力扶持稀土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目前其产量分别占全国的60%和世界的40%;部级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产业实力、经济规模、体制创新和成果转化等方面走在全国53个部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前列,尤其是在推动技术创新、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产品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2001年西安高新区实现技工贸易收入358.2亿元,工业总产值252.6亿元,工业增加值79.4亿元,利税35.9亿元,国内生产总值104.6亿元,拉动西安经济增长4.03个百分点.这充分说明了科技创新的显着作用.

3.2对策建议①以强大的要素禀赋优势为依托,迅速扶植和培养本地区独具特色的主导优势产业.应该充分了解本地区的区位优势的情况下,培植一些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并且可以充分利用这次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与国内产业重组的机遇,扩大产业集聚规模,形成集聚效益,并作为本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国际市场竞争愈演愈烈的形势下,更应该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资源培植新的利益主体,扩大市场规模和产业规模,以本产业的竞争优势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增强区域性产业竞争优势.

经济集聚范文篇8

新的一年,我们要抓住国家宏观形势仍然向好,各级加大对县域经济扶持力度的有利时机,趁势而上,努力争取一个更快的发展速度,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一、要把握原则,促进健康发展。一是因势利导的原则。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离不开当地的资源条件、产业基础、人口素质、民情习俗等因素。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一级政府抓经济工作,就是要在综合考虑各种潜能,特别是企业和社会发展积极性的前提上,加之政策导向和扶持,顺水推舟,因势利导,迅速把诸如纺织、林竹等优势产业做强做大。二是持续增长的原则。在推进发展的过程中,要兼顾当前发展和长远发展,立足当前,面向长远,统筹区域产业发展和布局,以当前的发展为长远的发展打下基础。要严禁以牺牲长远发展为代价的急功近利行为。三是统筹兼顾的原则。要按照中央提出的“五个统筹”的要求推进区域经济发展。当前,要重点统筹城乡发展,更加重视“三农”问题,加大各级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采取积极措施消除去年旱情对农业生产的滞后影响,努力增加农民收入。要重点统筹区域经济发展,大力支持驻永中央、省、三明市属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在征地、协调与周边关系等方面尽力支持驻永大中型企业上技改项目和合资、合作项目,在做大企业的同时增强地方经济实力。要重点统筹速度、效益和就业,坚持就业优先,按照就业、税收、产值的顺序选择发展项目,重视发展具有发展前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二、要突出重点,实现越跨式发展。一要紧抓产业聚集。继续按照“培育特色资源—凸显产业特色—形成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思路,构建纺织、林竹、旅游三大产业集群。纺织方面,要依托工业园区,大力推进宝华林无纺布、英汉染整、川龙纺织、锦辉服装、侨成短纤等上规模纺织项目建设,促进整个产业的成龙配套,形成产业内部的互动发展。林竹方面,要以落实林权改革措施为新的契机,加大林、竹资源培育力度,带动后续加工发展,扎实推进“两个百万亩”、“两个中心”建设即争取用五年时间,基本建成100万亩以桉树为主的速生丰产林基地和100万亩以毛竹为主的竹林基地,以及全省以高品质中密度纤维板为主的木材人造板生产中心和以竹集成材为主的竹材高效利用生产中心)。旅游方面,要继续完善石林、安贞堡、天宝岩等旅游景点和配套设施,着重抓好旅游国债项目项目建设,争取五洲大酒店升级为三明市第一家四星级酒店,加大促销力度,着力打响“福建石林”品牌。二要紧抓重大项目。其一是重大基础工程项目。重点抓好三大交通项目、三大电力项目前期及建设工作。争取三泉高速公路永安段控制性工程开工,永龙高速公路完成预可研编制并通过审查,长永铁路前期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力争永安火电厂60万千瓦机组扩建、安砂水电厂18万千瓦机组扩容、新建10万千瓦资源综合利用电厂开工建设,五年内使全市电力装机总规模达到150万千瓦。此外,要在去年完成109公里乡村道路建设任务的基础上,今年争取新建、改造乡村道路150公里。其二是生产性骨干项目。加快推进年产各100万吨的谋成和金银湖、年产200万吨的安砂等三大旋窑水泥项目建设,争取1—2年形成400万吨的旋窑水泥生产能力。同时,加快推进福建汽车厂破产重组,深化智胜公司与中化的合作,依托现有企业的重大技改项目建设,做大机械、化工产业。其三是城建项目。继续推进南区开发,计划完成投资1.4亿元开工建设文体休闲中心,建设上档次的三馆一院(即图书馆、文化馆、体育综合训练馆和影剧院)。同时,加快建设城区第三水源。三要紧抓园区经济。着手对尼葛高新工业区及内部小区、水东和大兴等乡镇工业小区进行统一管理、规范操作、提升档次,重点抓好尼葛高新工业区二期800亩工业用地和水东工业区3000亩用地的开发建设。重点发展具有产业特色和功能特色的“区中园”、“园中园”等新型园区,着手林竹工业园区的规划、政策制定等前期工作。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三、要强化措施,支撑可持续发展。一要强化项目抓手。要继续全力实施项目带动战略,进一步强化项目工作作为经济工作抓手的功能和作用。干部要围绕项目干。重新组合成立电力、交通、重点工业、纺织产业、林竹产业、旅游开发、工业园区建设、重点农牧业、招商引资等10类专项项目工作组,采取双向选择办法,抽调干部充实各类项目组。党委要围绕项目找干部。对在项目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干部,给予提拔使用。还要进一步改进、完善项目工作考评办法,发挥激励作用。二要强化发展意识。要在全面发展中突出经济发展重点;要在可持续发展中追求一定的速度,确保必要的数量增长;要把发展作为全市各级各部门、全社会的共同任务,不论是经济部门,还是党群部门、政法部门,都要围绕发展大局,做好服务工作;要多方筹措资金,以大投入促进大发展,主要依靠盘活资产、城市经营,走市场化运作的路子推进城建设施和社会事业项目建设。三要强化平台建设。一方面要加强园区建设,构建硬平台。要对入园企业实行优惠的地价、水电汽价和税收等政策,营造投资低洼地带,增强园区的吸引力,发挥园区作为招商的主阵地作用。另一方面要加强环境建设,构建软平台。要持之民恒地推进机关效能建设,促进政务服务的提速、增效,加大对欺行霸市等不法行为的打击查处力度,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四要强化责任落实。要教育广大干部树立强烈的责任感;要从市级领导干部做起,带动各级领导干部身体力行,当好抓落实的带头人;要分解责任,明确每一项决策部署、重要工作的责任人,把责任落实到人头;要对各项工作进展情况进行定期检查,并兑现奖惩。

经济集聚范文篇9

新的一年,我们要抓住国家宏观形势仍然向好,各级加大对县域经济扶持力度的有利时机,趁势而上,努力争取一个更快的发展速度,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一、要把握原则,促进健康发展。一是因势利导的原则。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离不开当地的资源条件、产业基础、人口素质、民情习俗等因素。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一级政府抓经济工作,就是要在综合考虑各种潜能,特别是企业和社会发展积极性的前提上,加之政策导向和扶持,顺水推舟,因势利导,迅速把诸如纺织、林竹等优势产业做强做大。二是持续增长的原则。在推进发展的过程中,要兼顾当前发展和长远发展,立足当前,面向长远,统筹区域产业发展和布局,以当前的发展为长远的发展打下基础。要严禁以牺牲长远发展为代价的急功近利行为。三是统筹兼顾的原则。要按照中央提出的“五个统筹”的要求推进区域经济发展。当前,要重点统筹城乡发展,更加重视“三农”问题,加大各级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采取积极措施消除去年旱情对农业生产的滞后影响,努力增加农民收入。要重点统筹区域经济发展,大力支持驻永中央、省、三明市属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在征地、协调与周边关系等方面尽力支持驻永大中型企业上技改项目和合资、合作项目,在做大企业的同时增强地方经济实力。要重点统筹速度、效益和就业,坚持就业优先,按照就业、税收、产值的顺序选择发展项目,重视发展具有发展前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二、要突出重点,实现越跨式发展。一要紧抓产业聚集。继续按照“培育特色资源—凸显产业特色—形成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思路,构建纺织、林竹、旅游三大产业集群。纺织方面,要依托工业园区,大力推进宝华林无纺布、英汉染整、川龙纺织、锦辉服装、侨成短纤等上规模纺织项目建设,促进整个产业的成龙配套,形成产业内部的互动发展。林竹方面,要以落实林权改革措施为新的契机,加大林、竹资源培育力度,带动后续加工发展,扎实推进“两个百万亩”、“两个中心”建设即争取用五年时间,基本建成100万亩以桉树为主的速生丰产林基地和100万亩以毛竹为主的竹林基地,以及全省以高品质中密度纤维板为主的木材人造板生产中心和以竹集成材为主的竹材高效利用生产中心)。旅游方面,要继续完善石林、安贞堡、天宝岩等旅游景点和配套设施,着重抓好旅游国债项目项目建设,争取五洲大酒店升级为三明市第一家四星级酒店,加大促销力度,着力打响“福建石林”品牌。二要紧抓重大项目。其一是重大基础工程项目。重点抓好三大交通项目、三大电力项目前期及建设工作。争取三泉高速公路永安段控制性工程开工,永龙高速公路完成预可研编制并通过审查,长永铁路前期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力争永安火电厂60万千瓦机组扩建、安砂水电厂18万千瓦机组扩容、新建10万千瓦资源综合利用电厂开工建设,五年内使全市电力装机总规模达到150万千瓦。此外,要在去年完成109公里乡村道路建设任务的基础上,今年争取新建、改造乡村道路150公里。其二是生产性骨干项目。加快推进年产各100万吨的谋成和金银湖、年产200万吨的安砂等三大旋窑水泥项目建设,争取1—2年形成400万吨的旋窑水泥生产能力。同时,加快推进福建汽车厂破产重组,深化智胜公司与中化的合作,依托现有企业的重大技改项目建设,做大机械、化工产业。其三是城建项目。继续推进南区开发,计划完成投资1.4亿元开工建设文体休闲中心,建设上档次的三馆一院(即图书馆、文化馆、体育综合训练馆和影剧院)。同时,加快建设城区第三水源。三要紧抓园区经济。着手对尼葛高新工业区及内部小区、水东和大兴等乡镇工业小区进行统一管理、规范操作、提升档次,重点抓好尼葛高新工业区二期800亩工业用地和水东工业区3000亩用地的开发建设。重点发展具有产业特色和功能特色的“区中园”、“园中园”等新型园区,着手林竹工业园区的规划、政策制定等前期工作。

三、要强化措施,支撑可持续发展。一要强化项目抓手。要继续全力实施项目带动战略,进一步强化项目工作作为经济工作抓手的功能和作用。干部要围绕项目干。重新组合成立电力、交通、重点工业、纺织产业、林竹产业、旅游开发、工业园区建设、重点农牧业、招商引资等10类专项项目工作组,采取双向选择办法,抽调干部充实各类项目组。党委要围绕项目找干部。对在项目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干部,给予提拔使用。还要进一步改进、完善项目工作考评办法,发挥激励作用。二要强化发展意识。要在全面发展中突出经济发展重点;要在可持续发展中追求一定的速度,确保必要的数量增长;要把发展作为全市各级各部门、全社会的共同任务,不论是经济部门,还是党群部门、政法部门,都要围绕发展大局,做好服务工作;要多方筹措资金,以大投入促进大发展,主要依靠盘活资产、城市经营,走市场化运作的路子推进城建设施和社会事业项目建设。三要强化平台建设。一方面要加强园区建设,构建硬平台。要对入园企业实行优惠的地价、水电汽价和税收等政策,营造投资低洼地带,增强园区的吸引力,发挥园区作为招商的主阵地作用。另一方面要加强环境建设,构建软平台。要持之民恒地推进机关效能建设,促进政务服务的提速、增效,加大对欺行霸市等不法行为的打击查处力度,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四要强化责任落实。要教育广大干部树立强烈的责任感;要从市级领导干部做起,带动各级领导干部身体力行,当好抓落实的带头人;要分解责任,明确每一项决策部署、重要工作的责任人,把责任落实到人头;要对各项工作进展情况进行定期检查,并兑现奖惩。

经济集聚范文篇10

关键词:产业集聚;地理集中指数;镖靶模型

产业集聚具有“嵌入性”、“地理集中”、“弹性专精”、“集体学习”等特征,是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之一。自马歇尔提出著名的产业空间集聚三个原因后,经济学者对产业集聚不断进行深入探索,从不同的视角对产业集聚理论进行了研究。国内关于产业集聚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还主要集中在产业集聚方式、性质、成因及其优势等方面,从量化角度研究产业集聚的文献更少。张威(2002)、梁琦(2003)、吴学花(2004)利用产业基尼系数对我国制造业的集中现象进行了研究;范剑勇(2004)利用Bluhar关于欧盟产业分布的计算公式计算了全国六大区域1980年和2001年的地区产业集中率;罗勇等(2005)、王子龙等(2006)利用产业空间集聚指数和行业集中度指标对中国部分制造业集聚水平进行测度。但由于数据和方法的限制,国内现有产业集聚水平测度基本只研究部分制造业的产业集聚水平,未能全面反映我国制造业总体集聚情况,且对产业地理集中程度进行精确测度的研究成果更不多见。鉴此,本文系统总结并分析了当前国内外有关产业集聚度量方法,并利用Ellision和Glaeser(1997)以镖靶模型为基础的测度方法对2003~2005年我国制造业产业空间集聚进行测度,实证研究我国制造业产业集聚总体情况、发展趋势和产业类型情况。

一、产业集聚程度测度方法

(一)产业基尼系数

通过某一产业在区域上的分布相对于整体经济活动的偏离程度来界定该产业的区域集中状况。

由于该系数没有考虑到企业规模差异,因此系数大并不一定表明存在产业集聚现象,而且在比较不同产业的集聚程度时,会由于各产业中企业规模或区域大小的差异而造成误差。

(二)区域规模优势指数

区域规模优势指数也称为区位商,是分析区域产业集聚的规模指标,衡量某一产业的某一方面在某一特定区域内的相对集中度。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i表示第i个产业;j表示第j个地区;Xij表示第j个地区的第i产业的产值指标。区域规模优势指数表示该地区某行业的规模在全国的位置。指数越大意味着该地区该产业的地方专业化程度越高,比较优势越明显,集聚能力越强。相对于基尼系数,该指数能更好的从区域角度分析产业地方专业化程度,以反映产业集聚能力。

(三)H指数

H指数指赫芬达尔指数(Herfindahlindex是衡量产业集聚程度的重要指标。

其中,x代表产业市场总规模,Xj代表j企业的规模,sj,=Xj/X代表第j个企业的市场占有率,Ⅳ代表该产业内部的企业数。日指数实质是赋予每个企业的市场份额sj的一个权重,通常对大企业给予的权重大。H指数在测度产业集聚水平时具有三个优点:一是能准确反映产业或企业市场集中程度,因为它考虑了企业的总数和企业规模两个因素的影响;二是能及时反映市场垄断与竞争程度的变化。由于日指数是用市场相对规模的平方之和测定产业集聚状态,所以H值对市场占有率较大企业的份额变化特别敏感,而对市场占有率很小的企业份额变化反映相对迟钝;三是对产业内企业的合并与分解反应灵敏且计算方法相对容易。H指数的缺点是对数据的要求较高,而且含义不直观。

(四)产业地理集中指数

为解决产业基尼系数失真的问题,Ellision和Glaeser利用源于企业定位选择概率模型的镖靶模型,构造产业地理集中指数来测定产业空间集聚程度。

假设某经济体某一产业内有N个企业将该经济体划分为M个地理区域,这N个企业分布于M个区域之中。Ellision和Glasser建立的产业地理集中指数计算公式为:

Ellision和Glaeser产业地理集中指数弥补了空间基尼系数的缺陷,充分考虑了企业规模及区域差异带来的影响,能够进行跨产业、跨时间的比较,是目前最常被经济学者和经济地理学者所采用的测度方法。二、中国制造业产业集聚实证分析

(一)样本数据和计算说明

尽管产业集聚现象已呈现从工业向第三产业扩展的趋势,但工业仍是集聚特征最为明显的产业。工业的核心是制造业,2000、2001、2005年中国工业产值中制造业所占比例分别高达83.90%、84.36%和86.15%,因此以制造业为对象研究中国产业集聚水平变化趋势具有代表性。由于2004版《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开始采用新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体系对行业进行分类,为保持统计口径的一致,我们选择的研究时段为2003~2005年,研究对象为我国GB/T4754-2002《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代码》中c门类制造业中的30个大类(即2-SIC)行业。本文的样本数据源于2004~2006各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鉴于Ellision和Glaeser产业集聚γ指数的优越性,本文将采用该指数来测度中国制造业的集聚程度,并通过时间序列数据对其变动趋势进行比较分析。

(二)计算结果及数据分析

根据产业集聚γ指数计算公式,计算出我国制造业2003~2005年间的产业集聚γ指数。

参照Ellision和Glaeser关于产业空间集聚指标的三个划分区间:(1)r<0.02,表示该产业不存在区域集聚现象;(2)0.02≤r≤0.05,表示该产业在区域分布相对较为均匀;(3)r>0.05,表示该产业在区域分布的集聚程度较高,我们将2005年制造业行业集聚程度按照指数进行分类排序。

综合分析发现:

第一,从不同行业的产业集聚γ指数变化情况看,2003~2005年30个制造业行业中有23个行业的γ指数增长,这说明我国大部分制造业集聚趋势加强。增长幅度较大的行业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烟草制品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食品制造业、食品加工业等,增幅均超过150%。这些行业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属于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存在较强的规模效益,且产品的需求弹性较高;食品制造业、食品加工业是成熟型产业,增幅较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老的行业过去较分散,起点基数小,因此集中指数稍有增长便显得增幅较大。γ指数下降的行业有橡胶制品业、印刷业、医药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普通机械制造业等7个行业,这些行业中橡胶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属于资源密集型产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普通机械制造业等属于目前各地发展经济大力扶持的行业,这两种类型的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下降可能是因为各地重复建设严重。

我国大部分制造业产业集聚趋势增强与经济发展趋势相符合。一方面,是因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逐步由粗放模式转为集约模式,区域的发展也强调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注重产业链的延伸,并以主导产业带动整个地区产业的升级调整,产业内集聚度的提高是必然趋势;另一方面,是由于生产社会化水平的提高,尤其是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国际产业转移、跨国公司价值链的全球布点、外包等分工协作深化、虚拟生产组织形式的创新,供应链的全球最优配置,使得各国和地区在自身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不断延伸产业链,促使集聚程度不断增强。

第二,比较30个制造行业2005年产业集聚γ指数可以发现,产业集聚程度较高的制造业大致分为三类:一是与资源相关产业集聚在原料所在地。如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化工及炼焦业等;二是由于地方生产传统形成的集聚地,如家具制造业等;三是一些中高技术产业,如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机械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此外,产业集聚程度由高到低的变化过程实际上也是产业从技术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再向劳动密集型转移的过程,如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产业集聚γ指数在3年的计算结果中一直都处于领先地位。这可能是因为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更易集聚,其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相对突出。

第三,通过30个制造行业2005年产业集聚γ指数可知,30个制造业中有9个制造业行业产业集聚明显,12个制造业行业产业分布处于均匀状态,9个制造业产业集聚不明显,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尽管我国制造业空间集聚普遍存在,但制造业总体空间集聚程度一般,制造业发展的区域特色有待进一步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