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范文10篇

吉登斯范文篇1

[论文关键词]现代性风险全球化后现代性

女东尼·吉l斯(AnthonyGiddens)是当代英国著名的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学家.在现代性力一而.他否定了‘，而现代性社会’的来临.认定当今社会处于一种‘高度现代,h}"AJc"},期现代性叮内状态.并把现代性视为当今社会学研究的个基本问题.他深刻闻述了现代性的本质.追溯了现代性产生的动力机制.并考察了现代性的四个重要的制度性维度.从某种意义讲.吉f斯的现代性理论让我们重新发现和认识了现代性.在研究现代性的诸多理论流派中‘吉斑斯的现代性理论司谓是独树一帜的。

一、现代性的性质与动力机制

与那些从"}}!}h}".“自山”.理性’来解释现代性的学者小同.作为社会学家吉斑斯主要是从自己专业的角度来看待现代性的.囚此.他总体上把现代性看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在((}J}}代性与自我认同》中他是这样定义现代性的:“已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起来的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向的行为制度与模式”.而后.他在一次访谈中.进-步将这个现代性的概念细化。他是这样回答自己关于现代性的理解这个问题."}+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与工业文明的缩略语。比较详细的描述涉及:(1)对世界的一系列态度.关于世界向人类十预所造成的转变开放的想法二(2)复杂的经济制度.特别是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3)一系列政治制度.包括民族国家和民主。’既然吉"r斯把现代性大体看作是一种政治经济制度.那么.这种制度与传统有什么小同呢?现代性与传统区别币」在?毫小夸张地说.这个问题是任币」致力于现代性研究的学者必须回答和而对的问题.吉"r斯的回答是:现代性是一种‘反思性"I内制度.在传统社会中.‘反思’因受到时问地域的限制小得小与社卜_的时空组织融为一体.而在现代性社会中.山于信息传播手段和交通工具的革命性变革.使这种反思能够从传统中分离出来.对社会行为与实践进行新的认识.并在此基础建构整个社会系统。

在对现代性的性质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吉斑斯明确提出了现代性的动力机制问题.某种意义上说.他关于现代性的反思性也是以现代性的动力机制为基础的。这个动力机制一是时空的分离.二是‘脱域”L制。吉斑斯敏锐地捕捉到了现代性所带来的人类时空背景的革命性变革.他谈到.时空的分离使人们小丙受‘旅场"I内限制.而这无疑为人们拓展实践活动领域提供了可能.小仅如此.时空分离还为现代生活的独特特征及其介理化组织提供了运行的机制。现代社会可以在此基础上以以祠人们难以想像的力一式.将各种囚索连接起来。在时空分离的基础上，现代性的另一个动力机制—‘脱域’得以形成.所谓`脱域”.就是‘`}1会关系从彼此匀_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小确定的时问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吉}i斯把脱域机制区分为两种小同类刑.其一为符号标志(symbolictokens).其二为专家系统(experrssystems).二者统称为抽象系统(abstractsystems)。这些机制都内在地包含于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之中。在符号标志中.吉"r斯以货币为例子.讨沦了符号标志在脱域机制中的角色和作用。他采纳凯恩斯和森西尼的观点.将货币与时问紧密联系在-起.认为货币是卖力一和买力一川以共同给子信任的符号.囚而是一种延迟的力一式.在产品小川能H.接交换的情况下.将债权和债务连接起来.成为将交易从具体交换环境中抽脱出来的手段.进而成为重构买卖关联的工具。在专家系统中.吉"r斯举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场景.描述了人们怎样被各种专业知识所包围.而同时又怎样与之相分离:走出家门.无论是乘坐公共汽车.还是自己驾车.抑或是乘坐飞机.在该场景下的时问和空问中.人们被诸如机械知识、道路知识、飞行原理等专业知识所承载.但是作为具体当事人.并小了解这些分门别类的知识。

二、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及全球化

吉l斯把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归结为四个力一而.即蕴含于生产过程中的物质力和机械的广泛应用所体现的社会关系的工业主义、包涵竞争性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商品化过程中的商品生产体系的资本主义、体现控制信息以及对社会成员的社会性监控制度的监控系统、高度工业化技术条件下对暴力工具进行控制的军事力量。

资本主义是现代性制度维度的第一个力一而。所谓资本主义.吉l斯认为是“一个商品生产的体系.‘已以对资本的私人占有和无产者的雇佣劳动之问的关系为中心，这种关系构成了阶级体系的主轴线。资本主义依赖于而向市场竞争的生产.在这里.价格成了对投资者、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说颇具意义的信号”。工业主义是现代性制度维度的第二个力一而。工业主义的主要特征.则是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对物质世界的」卜生命资源的利用.这种利用体现了生产过程中机械化的作用。‘监控机制’>s与现代性兴起相关的第二个制度牲维度。监督在这里指的是:‘旅政治领域中.对被管辖人日的行为的指导.尽管作为行政权力的基础.监督的重要性决小只限于政治领域。监督川以是H.接的.但史重要的特征是监督是问接的.并日_是建立在对信息的控制的基础上的。’现代性制度维度的第四个力一而是对暴力工具的控制。军事力量小仅是前现代文明的特征，同样也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特征.但军事力量在前现代文明中的状况和现代文期中的状况是小一致的。在前现代文明中.政治中心有时对军事力量的控制是力小从心的.相反有时候经常受到军事力量的威胁.军事力量反倒成为社会小稳定力量的重要囚索之一。但在现代文明中.子工币」一个民族国家都可以在自己确定的边界领域内对暴力工具进行有效的控制。

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性维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受现代性二大动力机制的推动.逐渐成为一种全球性维度.囚此.吉斑斯提出了‘现代性的全球化’认一命题.这也是吉斑斯现代性理论引人注口的一个力一而。吉斑斯把全球化看作是现代性的一个呀本性后果”.认为现代性眼下正经历全球化的过程.而日_‘已的影}}向力在小断增强。在对‘现代性的全球化"I内探讨中.吉斑斯重点关注了二个力一而.首先是全球化下的匡}家主权。总体上讲.他反对那种认为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家问的介作与结b}关系导致的政治一体化倾向将使民族国家逐渐丧失对自己内部事务的主权的说法.他把全球化与民族匡}家主权的关系形容为一种‘推一拉’炭系.认为民族国家问的权力联介在另一力一而也使这些成员匡}在匡}家体系中增强了自己的影}}向力:其次是商业公司尤其是跨匡}公司在全球化中的角色和作用。吉"r斯认为.商业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正是‘已们影}}向的扩大导致了商品市场和货市市场的全球性扩张:最后是文化全球化的现象。这也是全球化的一个史为深层、史为重要的一力一而。他很关注通讯技术和媒体所产生的全球化影}}向.认为信息传播是现代性制度全球扩张的根本囚索。同时.吉"r斯把全球化视为一种普世性的命运.从宏观的制度层而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没有哪个民族国家和个体能够逃脱山现代性所带来的社会转刑

三、现代性的‘风险”

吉"r斯的现代性理论的一个独特力一而.是把现代性视为一个‘`)x}险社会”.在吉"r斯看来.‘风险指的是在与将来可能性关系中被评价的危险程度。··…少七险暗示着一个企图主动与‘已的过去亦即现代工业文明的主要特征进行决裂的社会。’也就是说.风险具有两个属性.一是小确定性.二是思维的前瞻性而」卜回顾性.风险在这里被认为是控制将来和规范将来的一种力一式。

吉斑斯关于‘`)x}险社会’的论述一力一而强调了‘已的制度性特征.另一力一而.他也指出了yx}险社会’对个人日常生活的影}}向。从其制度性特征来讲.吉斑斯把现代}h}的风险与他关于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性维度结介起来.将现代性的‘`)x}险’也归结为四个力一而，而单个风险就隐藏在当下西力一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具体来说.资本主义的维度及其全球化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会出现经济增长机制的崩溃:工业主义的维度如果小加以有效的控制和引导.将会导致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监控机制的小介理运用川能导致极权主义的滋长: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军事力量的滥用将有川能导致核冲突和大规模战争。吉l斯的忧虑小无道理.现在全球的军费开支每年都在上升.技术创新在武器生产力一而经久小衰.向战争工具消亡的世界过渡的机会似乎还是微乎其微的.囚此.核冲突和大规模战争也是被吉l斯视为现今全球所有的危险中最H.接也是最川怕的潜在威胁。从现代性的风险对个体的影}}向来讲.吉"r斯认为.现代性将带来个人价值观力一而的‘火生无意义"I内威胁.现代性使小确定性泛化.这种小确定性使个体时刻感受到各种各样的压力和紧张.每一个个体都被暴露在某种程度的危机情境中.导致个体的焦虚无助.乃至感到生活的空虚和无意义。在此基础上吉斑斯进一步将风险划分为‘沙「部风险(externalrisk)”和“被制造出来I为风险(manufac-turedrisk)"。外部风险就是来自外部的、囚为传统或者自然的小变性和固定性带来的风险.是传统文化、工业社会中以及H.到今天人类所担心的.比如瘟疫,啸等: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是指山我们小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向所产生的风险.比如核战争对世界的威胁.‘已逐步在现代社会中占居主导地位。

吉"r斯列举了现代性的多种风险景象:高强度意义上风险的全球化.包括核战争和生态危机:突发事件小断增长意义上的风险全球化.比如丫[油价格的波动:来自人化环境的风险.比如.山核电站的事故所引起的辐射危害:全球化所带来的制度化风险.比如投资市场的风险:对专业知识局限的风险.即采用专家原则的后果风险.这种风险与知识的小确定以及相关的小川预测性相关。这些风险景象的存在促使吉"r斯思考当代资本丰义的限度问题.他把这种限度分为两类一是‘环境限度”.即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关注地球资源的川承受力.二是‘现代性的限度”.在这里.吉"r斯提出了一个问题:现代性的反思性及以这种反思为基础的对社会生活和自然的十预在多大程度上是川ii=的?在现代性的社会里.随着科学技术水平提高.抽象的专家系统日益控制着社会.人类反思与知识本身的局限性决定了这种控制充满了小确定性和风险。在这两种风险中.‘现代}h}的限度’被吉斑斯认为是史重要的.囚为所谓的生态危机小是纯粹意义上的‘天灾”.而是‘火祸”.事实上.‘件态危胁是社会组织起来的结果”.是通过工业化对物质世界的影}}向而产生的。

四、现代性的超越一后现代性

吉J斯对西力一社会所处的状态和时期的判断.是‘已仍然处于现代性的阶段.小过这个阶段是高度的现代性或晚期的现代性阶段。他指出.对于现代社会特征的研究.仅仅提出几个如‘，而现代时期”、‘，而工业时期nl内新名词是小足以描述现代社会的特征的.而日_这样做也略显肤浅。但吉l斯并小拒斥使用‘，而现代性”一词.他指出.我们能够指认出一种后现代的轮廓.而日_.的确存在着种种重要的制度性倾向.‘已表明后现代的秩序是能够实现的。但他所使用的‘，而现代性”一词的意指与利奥塔等人的‘，而现代性”一词的意指是大相径庭的。吉l斯认为后现代体系在制度上将是复杂的.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一种超越。这种超越小仅是川能的而日_也能够成为一种现实。作为一种末来导向的各种社会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这种超越的媒介或者是手段。在这种种蓬勃兴起的各种社会运动当中.我们能够}5,}}5,地看到一种末来的曙光.即一种‘，而现代秩序’的出现。

吉}i斯把对于这种‘，而现代秩序"I内展架与他关于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性维度结介起来.这种‘，而现代秩序”主要涵盖四个力一而.首先是‘超越C乏刑体系”。所谓僵乏’是指‘除了保证肉体存在的基本需要之外.是相对于社会地界定的需求和特殊的生活力一式而言的，pp[I7}P145)。而实现这种超越的手段之一便是劳工运动的发展。劳工运动作为社会运动的一种形式.吉l斯认为.资本主义仍然是一种阶级体系.在这种阶级体系当中.市场小仅在复杂的交换体系中发挥着信号的作用而日_维持着一种主要的剥夺形式。囚此.超越C乏刑秩序的努力将包含对社会生活力一式的改造.对经济持续增长进行重新调整以及对全球财富进行重新分配。在这种秩序当中市场所起的作用将只是信号的作用而小丙是维系随处川见的剥夺机制。其次是“多层次的民主参与”。监督机制作为现代性的制度维度之一有利于对暴力工具的成功垄断.然而监督的极端化则是极权主义的增长.极权主义与现代性的关联并小是偶然的.然而正在蓬勃发展的争取言论自山和民主的社会运动将有利于克服监督的极端化.借此多层次的民主参与将逐步形成。丙次是‘技术的人道化”。持续小断的技术革命是从资本积累和军事规划中获得原动力的.但是‘已们-旦开始运转.便有了自己的推动力。持续小断的技术创新在给人类带来损社的同时也造成了环境的严重破坏.这是当代生态运动极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即现代社会中的技术主要是作为一种‘压具理性’而运作。在后现代秩序中.人们将小得小考虑无限制科技发展的逻辑.技术的人道化将会逐步被引入人化环境的问题中来;最后是‘`1r军事化”。尽管向战争工具消亡的世界的过渡的机会似乎还是微乎其微的.川是也存在着现实主义的囚素.包括:战争的工业化使得军事强国川能悬置战争:和‘!近运动的呼声越来越高.将小得小引起各个国家的反思.囚此.吉f斯认为‘，而现代秩序’中.川能会出现一个无战争的世界。吉斑斯是在(C}J}}代性的后果》中对超越现代性以及后现代性社会进行理论构想的.这一思想后来也成为吉斑斯‘第二条道路’的理论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吉斑斯对于从‘解放政治’，向‘味活政治’的转变寄子厚架.并将这种转变看作是超越传统‘大’，与‘佑”、构建空球世界主义秩序"I内一个关键囚素.作为一种政治思维力一式.‘件活政治;s一种‘件活力-式’fA}味活决策))内政治.生活政治的口标指向是在晚期现代性的系统中.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达到选择生活力-式和自我实现的口的.囚此.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生育问题、全球化带来的作为整体的人的存在与介作的问题.以及现代性条件下的自我认同问题.这些问题成为吉f斯生活政治理论关注的几个焦点.而这几力一而无小涉及‘火的存在与道德’的深层问题.彰显了吉f斯‘味活政治牲贝论的伦理底蕴。

五、对吉f斯现代性理论的简要述评

从内容体系上看.吉f斯从社会学角度提出的现代性理论为我们展现了现代性问题的现实的一而。在工业主义、监控机制及军事力量已经成为当代民族国家的制度选择的背景下.吉f斯关于现代性的制度性分析发人深省.这也是小同国家的社会学者都对吉f斯的现代}h}理论给子足够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囚。吉斑斯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考虑现代性问题的.并把‘现代性的全球化’，与‘现代性的风险’结介起来.这使他的现代性理有着浓厚的时代感。吉斑斯与贝克是西力一风险社会理论的开创者.他们的研究使风险开始成为西力一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在理论特色上.吉斑斯主要把风险与现代性及其全球化联系在一起.进而将‘降低风险’作为’`l驭现代性这一‘猛兽’的良策。吉斑斯关于现代性风险的探讨，无疑为我们正确认识现代性的双重性、构建现代性风险的预警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小仅如此.吉l斯关于，军放政治’，与‘味活政治’的探讨已经触及到哲学层而的‘政治’，与‘火’的关系问题.虽然‘件活政治’能否概括人类社会末来的政治图景值得探讨.但‘味活政治’中所传达的‘败治向人和人的生活世界的回归”.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人类政治设计的末来走向。

吉登斯范文篇2

论文关键词:安东尼·吉登斯“双重解释学”结构化理论针对性局限性

英国当代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可以说是一位划时代的社会学理论家。他提出的结构化理论，启发人们从新的视角来审视个人与社会、能动与结构之关系，在社会学研究中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在社会学发展史上，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两种相互对立的取向，即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吉登斯不满于传统社会学流派对上述关系的割裂，认为在生活世界中社会系统与个体行动是非常自然地结合在一起并形成互动，在社会学理论中不应将它们割裂开来。

一、结构化理论的针对性

要认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必须首先了解他的“双重解释学”。“双重解释学”是吉登斯关于社会学元理论问题的一种表述，其基本涵义是:社会科学观察者必须从解释学角度掌握生活的各种描述，然后将这些描述转化成社会科学的话语范畴，这些话语范畴同时也为普通的行动者解释与掌握，并重新纳人到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

吉登斯深刻地探讨了作为结构化理论前提的社会学元理论的核心问题，即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性，批判了社会学中从孔德到涂尔干等人形成的“自然主义”和“功能主义”倾向，在解决生活世界与社会科学专业性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科学的基本性质与任务等问题上，提出了“双重解释学”。以此为出发点，通过广泛的批判、借鉴其他社会学流派以及心理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双重解释学”划清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差异，指明了社会科学的实践内涵及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紧密的互动关系。

与自然科学的“技术性”应用比较起来，社会科学的发现似乎只具有较少的原创性。但吉登斯认为，这并不能说明社会科学较之于自然科学不重要，相反，正是因为社会科学具有本质上的实践性品格，所以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某种持续不断的过程，因为它参与到了社会生活的反复不断的建构过程中。比如没有社会科学“主权”、“民主”等现代概念，现代国家是无法想象的。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针对社会学传统中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努力实现二者的统一。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或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是传统社会学理论中两个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研究取向。秉承孔德“社会物理学”研究理路，迪尔凯姆认为，社会学应当而且能够像自然科学那样研究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他称这样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为“社会事实”(socialfact)。在迪尔凯姆看来，“社会事实”具有客观性、强制性以及社会性。而在吉登斯看来，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及其理论传统，对社会学来说本身就是错误的，它们仅仅是哲学二元论思维方式在社会学领域里的一种深层反映。因此，这样的社会学方法论必然无法解释、说明和把握社会的真实结构，必须用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去超越上述方法论的对立。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也是针对帕森斯、墨顿等人的功能主义社会学方法论的。他试图努力打破功能主义神话，在关注社会宏观结构中实现宏观与微观的有机整合。其实，针对社会学方法论中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二元论研究倾向，很多社会学家表示出越来越多的不满，试图用一种新的理论统一社会学二元论。同时，社会变迁的现实也需要对传统社会学方法论进行变革。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也针对“二战”以后欧美各国社会变迁的实际。他试图超越“左”和“右”，寻求社会变迁的“第三条道路”，以真正实现现代性的自我认同。与哲学方法论所追求的形而上学不同，社会学始终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注重“经世致用”。因此，社会发展道路、社会发展模式以及社会发展动力等社会发展问题也就成了社会学关注的对象。

二、概念建构和理论批判的结果

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将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等领域的成果融合起来，构建了一些具有一定解释力的概念，并在对社会学理论内部的各派理论进行大清理的基础上形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这一过程与他的“双重解释学”思想是有内在呼应的。

吉登斯提出了结构的二重性，进一步阐明了结构和人的能动之间的互相生成的关系。结构，一方面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行动的中介。在这种社会实践之中，结构实现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结构化。因此，结构并不是对人的行动的一种制约，它更多的表现为某种使动性。可以看出，吉登斯是试图重新界定结构的概念，以“二元化”来代替“二元对立”，以实现社会学方法论中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统一。

吉登斯认为，个人所生活的社会本身是丰富多彩的，其中既有社会从宏观结构层面上对个体的制约，也有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这两者相互统一于社会有机体中。她主张抛弃个体与社会的二元论，因此行动就必定是一个核心概念。更重要的是，行动不仅仅是个体的特性，也是社会组织或集体生活的要素。吉登斯认为:“在社会研究里，结构指的是使社会系统中的时空‘束集’在一起的那些结构化特性，正是这些特性，使得千差万别的时空跨度中存在着相当类似的社会实践，并赋予创门以‘系统性’的形式。”这样一来，吉登斯就将这样两对关系化约为一对关系—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的关系，并试图在这二者之间实现架通。他主张用结构二重性代替二元论。认为行动者和结构二者的构成过程并不是彼此独立的两个既定现象系列，即某种二元论，而是体现着一种二重性。由此，吉登斯逐渐开始撩起他结构化理论的神秘面纱。他承认结构在整体上对作为个人存在的社会行动者及其行动具有某种“强制性”和某种意义上的不可选择性，但却不像涂尔干那样，强调前者对后者具有决定性的制约作用;他承认无论思考多么宏观复杂的社会问题，都要对主体以及主体的能动性有精微确切的理解，但却不像许多解释社会学家一样，一味强调个人是社会的惟一构成要素，埋头于人的具体行为、动机而不顾整个社会系统的反应。他坚持认为在社会理论中“结构”是一个必须的概念，但他关于这个概念的观点与英美功能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中的结构概念不同。英美功能主义中的“结构”概念是作为一个“描述性”术语出现的，法国结构主义是以还原的方式来使用这个概念的。他认为“结构”概念的这两种使用方法将导致从概念上模糊能动的主体。

吉登斯认为，不应该将行动看作是分散的实体。理性、动机和意图等，不是互不联系的单个行为的总和，而是一种不间断的行动流，一个我们不断地加以监控和理性化的过程。反思性指“持续发生的社会流受到监控的特征”，反思性展示了实践将能动者与结构、主体与客体联结起来的过程。人的行动是有意图的，但结果却并非是完全可以预期的，意外后果也是行动的结果。而正是存在着意外后果，才使得社会的再生产与系统的再生产有了存在的意义，保证了社会与系统生产的非复制性，同时也可以解释人类历史不断演进与社会的变迁。因此“能动行为”和“行动”的问题就在吉登斯的整个分析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所谓社会再生产，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系统再生产则是群体和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吉登斯希望用这两者来化解微观和宏观的对立。系统整合的机制是以社会整合的机制为前提的，时空的伸延与扩展将二者联结起来。

在吉登斯看来，社会整合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也就是面对面的互动，而系统整合则是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行动者具有反思能力，社会整合就是建立在行动者的反思性监控与互动的例行化、区域化的基础上的，行动的例行化与区域化保证了跨越时空条件下社会互动的有序完成。吉登斯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中，由于时空的有机统一以及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统一，使得系统整合从属于社会整合;而在现代性社会中，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社会交往活动的扩大化，产生了时空分离以及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民族国家的兴起。在吉登斯看来，宏观社会结构的力量使得系统整合成为可能。

总之，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是吉登斯结构化理论所要给出的最终答案之一，他的结构化理论的形成是他的“双重解释学”的具体运用，即用“敏感的”概念框架来解释社会世界，而不是寻找永不褪色的规则和定律。

吉登斯范文篇3

[论文关键词]吉登斯；结构化理论；反思性

吉登斯的理论主要是两方面的，即前期对西方社会学各种思想的批判、总结和对现代性理论的创造。到现在，现代化理论和他所倡导的“第三条道路”已经得到了相当高的关注和重视。但是他的现代化理论是建立结构化理论的基础上．对于这部分的研究有助于更好的理解其现代化理论。《社会的构成》一书是吉登斯的转折，该书是建立在对前人理论批判的继承基础上，提出吉登斯自己的理论观点。在此。阶级论、冲突论和趋同论注意到社会发展的某个方面，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然而，在吉登斯看来，这些理论观点并没有紧紧抓住当前社会变迁的实质。他认为，社会变迁以及社会发展的道路应当既不是“左”也不是“右”，而是超越“左”和“右”，走一条所谓的“第三条道路”．从而实现现代性的自我认同。并且，这种政治路线可以从结构化理论中找到理论依据。因此在《社会的构成》中，吉登斯试图改变社会学的传统。建立另一种思路，即结构二重性：社会系统的结构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

一、时空观

尽管前人对时空观已有论述，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对时空在社会建构过程中的地位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批判性地吸收了赫格斯特兰德的时间地理学。赫格斯特兰德时间地理学的主要思想是．分析在发生活动的情境中身体与物理环境的哪些性质是对人类活动产生制约的源泉，他以时间地理学来把握个人的生活路径或生平经历的序列性。

赫格斯特兰德认为身体和物理的环境是制约人类活动的主要原因时空是人们活动的结果，是外在于人们行为的，时空的边界也就是人们行动的边界。吉登斯在此提出了对他的批判，认为不仅仅要考虑其物理意义上的时间和空间，更要考虑到人类活动的特殊性，即人是有意识的进行活动的。因此他认为．考虑互动场景的情境性至关重要。即使是在固定的空间领域和时间领域，也会因为主体的不同，目的的不同而有不同的互动。吉登斯的场所是具有多样性并和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

在此基础上吉登斯提出了区域化的概念，他认为，区域化不仅仅是空间的局部化，还涉及了与例行化发生关系的时空分区例如现代社会的住宅分区不仅涉及了空间上的区别，也涉及了时间上的差异。客厅一般是在白天使用，而到了晚上才到了卧室，这样时间的区分也是空间区分的根本区域化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前台区域和后台区域的划分。在戈夫曼戏剧理论的基础上，吉登斯发展了前台区域和后台区域。区域化提供了一个时空闭合的区域，人们通常在前台区域进行“表演”，就像舞台戏剧的台上表演一样，前台区域并不是人们真实的自我，而是为了给在场观众留一个自己期望的印象才进行的，也是在具体情境中才进行的，是个人为了维持自己的本体性安全。而后台区域是完全属于自己的．是个人真实闩我的展示．在这里个人可以完全放松，而不用在意在别人眼里的自己。同时后台区域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在后台人们可以不断反思。

吉登斯同时将他的时空观用来解释现代社会的“不在场”因此产生了两个概念：“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吉登斯认为“社会理论的根本问题，即社会秩序问题。也就是要解释清楚．人们是如阿借助社会关系跨越时空、超越个体在场的局限性。”为此，吉登斯将_卒十会结构分成“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社会整合．就是个人与社会环境实现相互统一他认为，具有独立人格的行动者，因为具有行为动机、行动意义和话语意识，从而使得行动者实现了与社会环境的整合。而科学技术打破人们“在场”的束缚，从而产生了“系统整合”。吉登斯所谓的“系统整合”。系统整合是指“不在场”的情境下．各个社会环境之间的整合。吉登斯认为，T业社会以前．由于时空的统一，无法实现“不在场”的环境整合，而丁业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超越了时空统一的束缚．时空的分离使得系统整合成为可能。

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也是吉臀斯结构化理论的重要概念．吉登斯以此来阐释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的不同，说明了现代社会时空分离的可能性，从而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迁。

二、反思性

吉登斯的理论也深受戈夫曼理论的影响．他认为对手势、身体和姿态的反思性自我监控是人们日常交往的基础。戈夫曼认为正常人普遍具有监控身体的能力，而“神经不正常”的人则不具备。

在戈夫曼的基础上，古登斯认为，“正常人”控制自己的身体和行为的首要基础就是公共性。即他们必须是懂得和遵守人们共有的规则和认识。而“精神不正常”的人却不知道这些，也不会遵从了。例如，在一次晚宴上，人们都会特别注重穿着打扮，个人可以根据自己所要参加宴会的内容、性质及档次来选择自己的着装，在宴会上的行为表现也要根据上述情况进行调整。人们穿着晚礼服参加宴会，而不是休闲的牛仔装．在宴会上的举止优稚、有礼貌就会赢得大家的欢迎和赞赏．反之．则会让人感觉讨厌。这一系列的表现都说明人们在控制自己身体和姿态的时候是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基础的，即在这个场合下，穿晚礼服，举止优雅是被大家都认可的，只有个人知道了这些共有的规则才能在这些场合下做出与之相一致的行为：

除此之外，人们对语的应用也建立在共有认识的基础上．而且语占的理解还要根据说话的具体情景进行理解。吉登斯以“失声喊叫”为例，同样一个词，用在不同的情景下就有不同的意义。有时候，“哎哟”一声是向别人表明自己已经在关注这件事情，有时候义足对别人的一种警示，还有一种是既警示他人又提醒自己。所以在不同的情境下，虽然都是同样的失声喊叫，但意义却完全不同，只有明白了其中的内涵，才能准确在日常活动中使用。

上述两方面就是讲实践意识与话语意识。人们的大量活动是受实践意识支配的．即，行动者对行为虽然不能给出言语上的明确表述，但能领会到行动的内涵和意义，知道怎么去做。话语意识是指行动者可以明确的知道行动的理由，并且可以用语形式表达出来。吉登斯认为话语意识和实践意识是行动者具有主性的主要标志，所以统称为反思性。反思性使得人类的行为一方面具有创造性和能动性，人们会根据现有的共同意识和“共同知识”去进行有意义的行动另一方面也会让人类的行为充满不确定性，因为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不能将所有的事情都能纳入有效的计划当中．因此人类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认识能力的限制的和无法预知的。

三、能动作用

与前人不同的是吉登斯认为人的能动性是一种“所做”而不是“所欲”，所以吉登斯也强烈的反对解释学派将“有意义的举动”等同于“有意图的后果”。吉登斯认为行动者具有一定的能动作用，但这种能动性是受到限制的，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能完全的认识事物。所以吉登斯认为“能动作用不仅仅指人们做事情时所具有的意图．而是首先指他们做这些事情的能力”。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并不是很清楚正在发生的事情，但人们却知道自己正在做的事．或者知道如何解决面临的问题。虽然有些事情的发生不是人们的有意作为，但如果实际上造成了某种后果，就是能动作用在发挥。

吉登斯范文篇4

[论文关键词]社会资本党群治理生活政治非正式网络非正式规范

一、社会资本理论的缘起与滥觞

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资本最初是用以描述与土地和劳动相对应的一种物质的生产要素。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Schultz)和加里·贝克尔(G．Becker)通过将人力资本这一概念引入经济学，将资本的外延扩展为可以带来增值的所有资源。¨最早系统表述社会资本概念的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Bourdieu)。布尔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一个社会或群体所具有的现实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主要由确定社会或群体成员身份的关系网络所构成。布尔迪厄的主要贡献在于区分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并分析了它们之间的相互转化问题。

最早对社会资本进行系统理论分析的是詹姆斯·科尔曼(JamesS．Coleman)。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其表现形式是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和有效惩罚、权威关系。科尔曼还界定了影响社会资本创造和保持的因素，如社会网络的封闭性、社会结构的稳定性、意识形态和官方认可的富裕及需要的满足等。将社会资本理论推向讨论高潮的是美国社会学教授罗伯特·帕特南(Rob—errPutnam)。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帕特南将公民社会、社会资本与民主联系起来。他的结论是，关心民主和发展问题的人，应该通过促进地方组织的转型而不是依靠国家制度来加强公民社会。

“建立社会资本并非易事，它却是使民主得以运转的关键因素”。在社会资本概念成为讨论的热点之后，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亚历詹德罗·波茨(Al~androPortes)、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和美籍华裔学者林南(NanKn)等也纷纷加入讨论。波茨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资格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短缺资源的能力。获取能力不是个人固有的，而是个人与他人关系中包含着的一种资产”。波茨的贡献主要在于首次对积极的和消极的社会资本进行了区别，并指出群体结构的封闭性是消极社会资本产生的原因。福山更多把社会资本理解为促进社会信任的社会规范，“社会资本是一种有助于两个或更多的个体之间相互合作、可用事例说明的非正式规范”otSJ林南则认为，“社会资本——作为在市场中期望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可以定义为在目的性行动中获取的，或被动员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根据学者们的已有定义，我们可以对社会资本做出更加清晰的界定，社会资本是一种以解决集体行动问题为目的、以关系网络和文化规范形式存在的社会资源。这一定义包括四个要素：(1)社会资源。社会资本的外在表现是一种可获取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2)集体行动。社会资本的价值是创造人们的集体行动，并通过集体行动解决问题；(3)关系网络。社会资本的存在形式是社会关系网络；(4)文化规范。社会资本的本质是信任和互惠的文化规范。

二、党群管理到党群治理的转型

党群关系正在经历一个新型的理念变迁，即从传统党群管理到新型党群治理的模式转型。传统的党群关系处理模式是党群管理。党群管理是指政党通过对支持其活动的群众以及资源进行整合以实现政党夺取、参与或执掌国家政权的政治目标的过程。其核心涵义是管理，而管理“强调由强有力的中心机构通过制定预算和购买规则的办法来实施对资源的预先控制。管理主要是中心机构的职能，其他机构和人员必须遵循中心机构的指令行事”。ll。。党群管理的特征也就更多体现为政党的领导和指令以及群众的服从和执行，带有强烈的权威色彩和等级观念。党群管理更多注重效率，较少关注民主。

而党群治理则是一种新型的党群关系处理模式。这一概念的提出得益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理论在中西方学术界的勃兴和滥觞。治理是相对于传统的管理或统治而言的。根据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总结，治理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

根据治理的内涵，我们可以给出党群治理的概念。党群治理是政党与群众为参与政治而合作、协商并逐步确立认同的集体行动过程。党群治理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1．治理主体的多中心。党群治理的主体并非一定是政党，也可以是群众个体或群众社团。2．权力运作的双向度。党群管理的权力运行方向总是自上而下，政党依据其权威制定政策和发号施令，对群众实行单向度的管理。而党群治理的权力运作方向则是上下互动的，政党和群众通过合作和协商的方式双向度地对党群事务进行处理。3．行动结果的认同性。政党与群众的集体行动结果并非是政党用强制或压力的方式施加给群众的，而是政党与群众自觉自愿地通过讨论认同性地确定下来。要实践新型的党群治理，则需要遵循以下原则：1．透明性。党群治理的过程要公开和透明。群众了解党组织在领导和决策过程中的情况，才能更加理解、接受和认可党的政策决定，同时透明性也可以增加群众对治理过程和结果的可预期程度。2．参与性。群众要充分参与党群治理的过程，通过参与才能更加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参与的过程也是加深理解和构建认同的过程。3．程序性。程序可以用工具理性约束人的非理性。党群之间要形成相对固定的互动程序，这样可以避免政党对群众利益的侵犯，也可以保证群众在参与时的有序性。4．平等性。尽管政党在党群治理中仍然处于主导地位，但是政党要用更加平等的态度来看待群众和群众组织，同时也要为群众和群众组织的话语诉求和利益表达创造机会和资源上的平等。5．包容性。这包括政党对一些异质性或独立性的草根群众社团的包容，也包括不同群众社团之间的相互包容和理解。多元存在和承认差异是党群和谐的基础。6．责任性。这意味着一方面政党要明确其在治理过程中的责任，可适当地推行党领导问责制，另一方面作为治理多中心主体之一的群众及其社团也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以更加建设性的态度去参与政党治理。7．有效性。多中心治理和权力双向运作容易导致治理效率的下降，这样治理有效性的价值就凸显出来。这一点要求在扩大群众参与的同时也要考虑治理结果和治理方式的成本。稳定性。扩大群众参与的同时也隐含着动员失控的问题，所以保持参与过程的有序性和治理状态的稳定性也是党群治理要强调的问题。前六点原则是新型党群治理模式中内含的逻辑，后两点原则是对新型治理模式中潜在不足的平衡。

三、社会资本与党群治理的内在契合

粗略看来，社会资本是一种资源，而党群治理是一种过程，两者并无太多关联。但深入考察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实质，社会资本与党群治理却存在诸多契合与相通之处。

首先，社会资本强调的集体行动和党群治理中强调的权力双向运作是一致的。人类的集体行动一直存在困境，即完全理性的个人会做出对集体非理性的行为，经典的公共事务困境模型就是哈丁的“公地悲剧”、“囚徒困境”以及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社会资本试图在合作互利的基础上致力于这一问题的解决。上下互动的权力运作方式是一种更为现代的集体行动模式。在这种行动模式中，行动各方是相对平等的，这样认同性的合作更容易实现。实际上，集体行动的内涵中也更多包含了平等协商的成分。而传统管理模式中的自上而下的权威模式与其说是一种集体行动，倒不如说是一种领导行动。

其次，社会资本中强调的非正式网络与党群治理中强调的多中心是一致的。根据肯尼斯·纽顿的理解，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体现在那些将朋友、家庭、社区、工作以及公私生活联系起来的人格性网络。¨这些非正式网络的特征是松散建构、经常变动和非组织化。与那些正式组织明显不同，这些非正式网络往往不存在稳定的单～中心，而这一点恰恰同党群治理中的多中心主体相一致。传统的党群管理是以政党为单一主体的管理过程，通过政党的正式组织和与其紧密联系的附属社会组织将群众集聚在政党周围。而党群治理则在某种程度上吸收了吉登斯的能动性政治成分，¨将群众的被动动员转变为主动参与，给予群众和群众社团更大的自治性和独立性。

再次，作为社会资本构件之一的信任与党群治理中的透明性、包容性和责任性原则紧密相关。根据福山的定义，“所谓信任，是在一个社团中，成员对彼此常态、诚实、合作行为的期待，基础是社团成员共同拥有的规范以及个体隶属于那个社团的角色”。“对合作行为的期待”与合作过程的透明性紧密联系。合作双方之间的信息交换越频繁，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越弱，双方对合作未来的结果越有确定性。“彼此常态”则更多意味着合作双方的相互包容，而且在包容和理解的基础上才能建立“共同拥有的规范”。福山所言的“个体隶属于那个社团的角色”则体现了一种基于成员身份和认同的责任性。在党群治理中，政党只有保持治理过程的公开和透明，对独立性强的群众社团进行包容和理解，明确自己在治理中的责任并鼓励群众社团以更为负责任的态度参与政党治理，党群之间的信任关系才能巩固。

继而．社会资本的互惠规范与党群治理中的参与性、程序性和平等性原则相互契合。互惠规范的形成与治理网络中成员参与的密集程度有关。一次性囚徒困境博弈不会产生合作解，因为背信使博弈双方形成一个纳什均衡。而多次重复博弈则使得博弈双方采取“一报还一报”战略。如果个体之间反复地进行互动，“短期利他、长期利己”的互惠规范就会产生。在互动的早期阶段，程序特别是制度化的契约，可以保证互动的顺利进行。交易双方的地位平等则是任何交易过程的一个基本原则。在党群互动的过程中，一定的制度化规则可以帮助党群之间的经常性互动可以持续。通过党群之间平等且频繁的长期互动，互惠规范逐渐沉淀为双方的互动法则。

最后，社会资本中的资源属性与党群治理中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又紧密联系。从前面的定义梳理可以发现，布尔迪厄和林南尤其强调社会资本的资源属性，都把社会资本看作具有一定功能、可被获取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既然是一种可获取的社会资源，那么有效性便是衡量社会资本在解决问题时绩效的标准之一。而社会资本也不同于其他资源，它是一种结构性的资源，这类资源的产生需要社会的重复多次博弈才能形成，也很难再生和复制，这就意味着稳定的社会环境是维持社会资本的重要外部生态。在党群治理中，要把党群联结网络作为一种社会资源来看待。一方面要尊重和合理利用党群联结的网络，另一方面要对党群联结网络进行投资和可持续开发。

总之，社会资本与党群治理并非是两个孤立的概念，两种理论都是对现代性和整体主义的一种解构和重构。社会资本强调公民联系等非正式网络和信任互惠等非正式规范的作用，这本身是对现代性中的整体主义架构诸如国家政治结构中的正式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一种解构性努力。当然，社会资本理论也并非仅仅是一种反叛和批判，帕特南和福山的分析则反映了其试图建构社会资本、民主发展与经济绩效三者相关性的努力。党群治理强调多中心主体、双向权力运作和认同性接受，这也都是对传统现代性中的单一权威主体、单向权力运作和强制性接受的批评和反制。党群治理也并非完全是一种反叛式的乌托邦理想，在整合了程序性、责任性、有效性、稳定性等现代性的规则之后，试图重塑一种更具包容性的理论框架。这两种理论的原初涵义是一种后现代的解构，但并未止于解构，而是又在保留批判特征的基础上结合了现代性的某些特质，重构为一种在当代生活中更具解释力的理论范式。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两者理论都可以划归吉登斯的反思现代性理论的范畴。

四、社会资本对于党群治理的意义

社会资本强调非正式网络的联结作用，这一点与传统的党群管理中对正式组织的强调有所不同。非正式网络可以成为党群治理中的一个新领域。从宽泛的范畴来看，非正式网络与正式网络都属于社会资本。譬如，美国学者克里希纳将正式网络定义为制度性社会资本，其形式为规则、程序和组织。但正式网络更多是一种垂直的、科层制的、金字塔式的等级联系，而这种垂直联系并非是社会资本概念中的内核，如帕特南所言，“密集但是彼此分离的垂直网络仅会维持每一个集团内部的合作，”而不利于形成全社会的信任与合作。帕特南所希望强调的是一种呈现出开放性特点的水平联系。用肯尼斯·纽顿的描述是，“这些人偶尔随便聚到一起来玩掷飞镖，谈论一部小说，探讨宗教，提高觉悟，组织一个街道晚会或邻里监护机构，组织保姆圈或汽车队，组织一个资助组或简单地在酒吧中喝酒”。这种非正式网络并非排斥组织，譬如在帕特南语境中的邻里组织、合唱队、合作社和体育俱乐部也是非正式网络中的一部分，只是组织是相对松散和开放的。参与者之间的联系是内生的和自发的。联系者的地位和权力分配也是相对平等的。

在现代社会中，公民容易对正式的整体主义参与机制产生厌倦和疲劳，因此，生活化的、非正式的、自发的参与网络越来越成为公民集体行动的重要方式。在党群治理领域，要开发党群联结的非正式网络。党要充分利用那些将朋友、家庭、社区、工作以及公私生活联系起来的人格关系网络。在这种非正式网络中，党需要采取形式多样且生活化的沟通方式，譬如将公共娱乐或餐饮场所作为党群沟通的地点。也可以将一些同民生密切相关的问题，诸如商品价格、食品安全、医疗卫生、子女教育、环境治理等作为非正式网络中交流的内容。在当前信息化的背景下，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非正式网络，譬如网上论坛、个人博客、电子邮件和QQ或MSN群等，也应该成为党群沟通的新领域。非正式网络的党群沟通要突出人本精神。人与组织的沟通往往是缺乏温度和热情的，人与人的沟通才会凝结为深厚的友谊和同志般的信任，所以党员干部要用个人的精神气质和诚恳态度去打动群众。

传统的党群管理强调政党意识形态的动员作用。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整体主义的架构，以某种核心观念为中心，将同社会联系的各个方面都整合进这一观念的秩序之中。意识形态的动员在革命时期是最为有力的。对于致力于夺取政权或赢得竞选胜利的政党而言，意识形态在社会群众中的传播和放大往往是非常有效的策略。但由于意识形态是一种极化的表达，所以其缺点是容易制造社会分裂。意识形态可以快速和稳固地制造信任，但这一信任是基于某一群体内部的，其本质特征是一种特殊主义的信任，很难扩散到全体社会。特殊主义信任在某些情境下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但其缺点是明显的。特殊主义的信任削弱了群体成员与非群体成员进行合作的能力，而且常常给后者带来负的外部性。如福山所描述的，“在东亚的中国和拉美的许多地区，社会资本主要存在于家族和一个相当狭小的私人朋友圈里……

这为腐败铺设了文化的温床”。社会资本所强调的互惠和信任等非正式规范，更多是一种普遍主义的观念。这种非正式规范可以扩大信任的范围。这类规范的实质是社会道德规范和行为习惯，它是民众参与社会活动过程中自下而上形成并演进的，是一种自发秩序。这种规范更多是在上面谈及的非正式网络的社会互动中逐步生长出来的。公共参与的经验、相互联结的网络、社会成员间的相互信任以及集体行动的成功，可以逐步拓展参与者的自我意识，将自我意识发展为群我意识，培育参与者的对公共利益的观念和兴趣如奥斯特罗姆指出的，对于小规模的公共资源，“当人们在那里生活了多年以后，会形成许多共同的互惠规范和模式，这就是他们的社会资本，利用这一资本，他们能够建立起制度难以解决公共资源使用中出现的困境”。¨虽然规范社会资本的形成很难通过外力来创造，但国家和执政党可以做一些积极的事情，譬如加强公民教育和推动公民社团发展。公民教育能够以社会规则和规范的方式传输社会资本，而提供水平联系的公民社团则是非正式规范产生的最佳场域。

吉登斯范文篇5

【论文摘要】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既不同于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也不同于作为一般哲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它是在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其核心是具体的社会实践观)为基础，通过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中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建构而成的。

作为总体上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在19世纪中期已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而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则至今尚未被系统地建构起来。尽管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多，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看法所存在的严重偏差无疑是主要原因。人们习惯认为，既然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研究社会历史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那么就没有必要研究和建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诚然，历史唯物主义是迄今以来人类认识和研究社会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但它只是一种一般的哲学方法论，而不是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具体的方法论，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问是一种一般和个别、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两种方法论，它们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但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只具有总体而间接的指导作用，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则具有直接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联结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因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直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是偏颇的。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很有必要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一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笔者认为，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

一、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随着作为学科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在19世纪中期的正式形成，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系统而全面地展开。在100多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温奇、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系统创建的两对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种种有益的综合研究。就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后一种研究的积极成果意义更大，因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则是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尽管韦伯将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作为其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但他也试图同时综合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作为其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补充。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的社会学定义就体现了他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倾向。他说：“社会学……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简言之，社会学或理解社会学就是一门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的科学。也就是说，理解社会学除了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之外，还要对社会行为进行因果性说明，即将对社会行为的解释性理解通过与具体的事件进程相比较而证实主观的理解。因为在韦伯看来，社会行为需要理解，但仅有理解还不够。因为无论理解有多高的明确性，它终究是一种主观形式，只能作为一种特定的假设。因此，理解社会学就是要将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相结合。很显然，韦伯将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视为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结合，其中，解释性理解就是一种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而因果性说明则是一种自然科学方法论。因此，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就是一种由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结合的方法论。

温奇对于韦伯的这种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尝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一步在其名著《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中集中探讨了韦伯有关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即“获得对一个行为的意义的‘阐释性理解’，与提供了导致这个行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然而．温奇对韦伯综合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统计学方案”，即“理解是一种在逻辑上不完全的东西，它需要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来补充，即统计学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态度的。在温奇看来，“如果一种给定的阐释是错的，那么统计学——尽管能指出它是错的——也决不像韦伯所说的那样是评判社会学阐释之有效性的决定性的、终极的法庭。这时需要的是一种更好的阐释，而不是在类型上不同的东西。”网(P123)尽管如此，温奇仍然沿着韦伯的思路，尝试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只不过他不像韦伯那样仅仅局限于以方法论来谈方法论，而是上升到哲学高度，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基础探讨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互综合的方案。

首先，他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做了“内”和“外”的区分。认为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是一种外部观察的方法论，而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则是一种内部的方法论，因而理解必须在内部关系中进行。其次，论述了说明和理解之间的紧密关系。认为理解是说明的目标和成功的说明的最终产物，但不能认为理解只有在已经存在说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种不是说明的结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则说明之类的东西就是不可能的。说明之所以被称之为说明，仅当存在着，或至少被认为存在着理解中的缺陷，而这样的标准只能是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进而，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是表达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构成了我们所关心的题材的形式。另一方面，这些概念也表达了应用它们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总之，尽管温奇主张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即社会科学研究既要“说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温奇的此种‘说明’和‘理解’的结合仍然强调因果说明(逻辑)空间与理解(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存在边界，因此，在关于因果空间与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关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

吉登斯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释学立场也尝试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研究。吉登斯同意温奇对韦伯的质疑，即认为韦伯“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可以采取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特征相同的因果关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内容上)”，并进一步以他称之为“能动者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他说：“因果关系并非以永恒联系的‘规律’为前提(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间的必然联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观念为前提。行动是由能动者对他或她的意图的反思性监控所引发，这种意图不仅与需要有关，而且与对‘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评价有关，这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个行动者自由的充足解释；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对因果关系，但更愿以‘能动者因果关系’反对‘事件因果关系’。由此，在社会科学中，‘决定论’涉及任何将人类行动完全还原为‘事件因果关系’的理论方案。”很显然，在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之间关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温奇，因为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无边界的。公务员之家

吉登斯又通过建构“结构二重性”理论来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认为，“结构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指的是“结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为，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为的生产与再生产。”因而“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这一点当然不妨碍社会系统的结构化特征在时空向度上延伸开去，超出任何个体行为者的控制范围。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为者自己有关社会系统的理论会使这些系统物化，而这些社会系统的反复构成却正是得益于这些行为者自身的活动。”很显然，吉登斯将“行动者和结构”这一“二元论”化为“二重性”，尝试在具有反思性和连续性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中解决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可以具体化为“个人行为的自主性或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制约性”之间的对立。这一具体的对立关系在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中得到了统一，其统一基础就是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

韦伯、温奇以及吉登斯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研究。韦伯强调综合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来开展社会学研究，但他认为因果性说明只是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因为他所主张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文科学方法论。温奇从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出发深刻阐释了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但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还是有边界的。温奇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没有找到综合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的现实基础。吉登斯从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立场出发来综合或统一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并最终将它们的综合或统一建立在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论的漩涡里打转。总体而言，他们的努力都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综合它们的基础的理解。这无疑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观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或哲学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或哲学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人们对于社会所形成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观点就是所谓的社会哲学，以这一社会哲学指导去观察、研究、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现象就是所谓研究社会的方法论，即社会科学方法论。因此，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以社会哲学为基础的。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要包括两对相互对立的科学方法论，即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它们分别以两对对立的社会哲学为基础。首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社会独特论”和“社会类似论”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独特论”认为社会虽然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社会一旦产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从而与自然区别开来。社会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种人文或文化现象，是人的主观活动的结果。因此，在“社会独特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独特的人文或文化现象。那么不应照搬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实证的方法)，而应运用人文科学方法(理解的方法)来研究这种独特的社会现象。“社会类似论”认为社会是自然长期发展的产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会是一种“类自然现象”，具有类似于自然的客观特点和规律。因此，在“社会类似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与自然相类似的现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即实证的方法)对于研究社会现象也应是十分有效的。其次，“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唯实论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唯名论认为个人对社会具有先在性，个人是先于社会的，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离开个人及其行为，社会团体和社会活动便不复存在，社会或集体仅是“个人的聚集”。因此，从社会唯名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个人主义”，即认为只有从个人行为角度，以个人为分析基点，才能对于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社会唯实论认为尽管个人是社会的主体，个人生活形成社会，但社会不是“个人的聚集”，而是“自成一类”的，它一旦形成便会产生新的特征，这些特征反过来塑造个人意识与个人行为。因而社会并不源于个人选择，相反，个人选择假定了社会的先在。因此，从社会唯实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整体主义”，即认为只有从社会环境角度，以群体、制度和社会为5J-"析基点，才能对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然而，无论是“社会独特论”、“社会类似论”，还是“社会唯名论”、“社会唯实论”，它们都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片面认识，因而都是一种片面的社会哲学。“社会独特论”只看到了社会不同于自然的独特性，即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人文科学方法论而忽视自然科学方法论。与之相反，“社会类似论”则看到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而忽视了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自然科学方法论而忽视人文科学方法论。“社会唯名论”只看到了社会中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及其客观性、物质性、整体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个人主义”而忽视“方法论整体主义”。“社会唯实论”则看到了社会及其客观性、整体性、物质性，而忽视了社会由以构成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整体主义”而忽视“方法论个人主义”。

吉登斯范文篇6

1、正文两页左右，建议用五号字、宋体、单倍行距。摘要、参考文献、附图等不计算在两页限制之内。

2、打印版论文上交的最后期限是期末考试开考前，即2009年1月3日19点前。电子版论文最后上交期限为2009年1月3日23点59分前。论文过期不收，按零分处理。

3、论文要同时提交电子版和打印版，电子版提交地址是lunwen1@，电子版以提交后24小时内收到助教回复为提交成功的标志，如果没收到回复，请联系助教。打印版建议在2009年1月3日上午答疑时提交（答疑具体时间另行通知），可以交给任何一个助教。

4、论文要运用原理课所学相关知识、原理、分析框架对某一问题、现象等进行分析，要有自己的分析、立论等。

5、论文要按照经济学论文的格式撰写，具体见第二点。

二、经济学论文的基本格式

1、经济学论文有一定的格式要求，这种要求不是为了一种“形式”，而是为了通过规范格式帮助作者组织好自己的思路、论述，也让阅读论文的人能更有效地理解论文要表达的思想、论文的逻辑。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可以参考经济中心“《经济学》（季刊）”的论文格式的要求，，大家可以去参考下（但不要试图抄里面的内容）。

2、下面是我节选的几个要点。

1）

论文的第一页应该包括以下信息（这条原理论文不做要求，自己愿意可以制作第一页，不制作第一页也不影响成绩）：（1）文章标题；（2）所有作者姓名、单位、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并指明通讯作者及其通讯地址；（3）感谢语（如有的话）。

2）

论文的第二页应提供以下信息：（1）文章标题；（2）最多二百字的中文摘要；（3）三个中文关键词。

3）

论文章正文的标题、表格、图、等式以及脚注必须分别连续编号。一级标题用一、二、三等编号，二级标题用（一）、（二）、（三）等，三级标题用1.、2.、3.等，四级标题(1)、(2)、(3)等。一级标题居中，二级及以下标题左对齐。前三级独占一行，不用标点符号，四级及以下与正文连排。

图表格式可以参加本帖的附图。

4）

所有参考文献必须出现在文章的末尾，并按作者姓名首位字母顺序编号排列（中英文混排或中英文分开排列）。混排的体例如下：

[1]布伦纳,“中国农村财产分配的重新考察”,载赵人伟、李实、李思勤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

[2]Ehtisham,A.,andY.Wang,“InequalityandPovertyinChina：InstitutionalChangeandPublicPolicy,1978to1988”，TheWorldBankEconomicReview,1991,5(2),231-257.

[3]Riskin,C.,R.Zhao,andS.Li,China’sRetreatfromEquality:IncomeDistributionandEconomicTransition.NewYork:M.E.Sharpe,2001.

[4]王今美、张松，“中国新股弱势问题研究”，《经济研究》，2000年第9期，第49－56页。

5）

论文中对文献的引用采用如“根据Black(1948：pp.66)的结论……”、“单峰偏好……(Black,1948)”、或“正如吉登斯所言：‘……’（吉登斯，2000：第53页）”的形式。”

吉登斯范文篇7

论文关键词：结构化；农民工；返乡创业

研究农民工的返乡创业问题离不开中国特殊的时空结构，“时空特性是研究社会发展的重要维度。从研究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时空特性是一个基本的因素，或者说，也是研究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农民工的返乡创业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传统的社会身份体系的变动，农民工适应新的社会结构变化而产生了社会角色转换的一种必然现象。关注社会变迁中的农民工就业与创业问题是社会学研究的必然。文章分析了农民工返乡创业行动的结构性因素和支持创业的策略。

一、结构化

安东尼·吉登斯(A．Giddens)在1973年提出了结构化(Structuration)这一术语，运用结构化理论对于主体与结构的关系进行了解释。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表明：人们的行为是被结构化的，行动具有结构的属性，结构性背景限定了人们可能的行为领域；结构具有约制人类行动和促成人类行动的双重效果。

结构是指社会再生产过程里反复涉及到的规则与资源，规则和资源实际上就是指人们所处的社会结构。“社会行动者既不是由外部起因决定的物质的粒子，也不是执行一种完全理性的内部行动计划的、只受内部原因引导的单子。社会行动是历史的产物，是整个社会场的历史的产物，是特别的次场内某条通道中积累的体验的历史的产物。”吉登斯引入了时间、空间、转换规则、结构化方式、结构性特征等概念，他用结构二重性原则取代主客二元论。吉登斯的观点是：客体主义者强调社会中的结构、制度、制约性，主观主义者强调人的主观性、能动性、创造性，这两类因素在社会生活都是实际存在的。社会结构具有客观制约性和主观创造性两种品格，吉登斯在社会实践或社会生产的不断展开和持续过程中动态地理解结构。

显然，行动者又可以利用结构预先赋予的资源，行动者微观层面的活动，带来了行动者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交互作用，也同时再造了宏观的社会结构。

吉登斯也认识到结构与行动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写道：“作为人，我们可以选择，而不是简单地对周围的事件做出被动的反映。跨越‘结构’与‘行动’取向之间的鸿沟的方法是要认识到在日常活动过程中，我们能积极地作用和反作用于社会结构。”正如乔纳森·特纳指出：“结构可以概念化为行动者在跨越‘空间’和‘时间’的‘互动情景’(context)中利用的规则(rules)和资源(resources)，正是使用这些规则和资源，行动者在空间和时间中维持和生产了结构。”农民工的流动既要受到结构的制约，但又并不完全为“结构”所左右，他们的流动行为也促进了国家、市场和社会的结构性变化。

从结构化理论来看，任何一个社会主体的行动都是在特定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下进行的。结构化理论综合了社会学整体论和个体论的视角，说明了主体与结构的关系。根据结构化理论，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国家政策和农民工自身在特有的时空条件下相互作用的结果。结构性因素和条件提供农民工外出的可能和条件，当然，农民工流动并不是单纯的制度安排的结果，也不是简单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而体现的是主体与结构二重化的过程。

作为主体与结构互动的返乡创业行动，既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制约，也反映了个人对发展性资源的需求，同时又再造了新的社会结构。

二、返乡创业：一个结构化解释

“返乡创业”是指农民外出打工或经商半年以上，积累了一定的资金、掌握了一定的技术和信息，了解到家乡的社会经济环境而返乡创办工、商等企业。返乡创业体现了农民这一行为主体与所处的社会结构双向互动的过程，这一过程既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制约，又成为社会发展过程中新的结构性要素。农民工的返乡创业是社会结构变化中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农民工在一定社会结构中动态建构的过程，具体体现在：

(1)获得机会的过程。有的农民工出去打工前就有创业的想法，有的是在打工一个阶段后，才意识到求发展是更好的出路，他们在捕捉、把握市场机会后，利用家乡的资源，优惠政策以及在外面建立的网络而返乡创业；

(2)积累的过程。农民工创业机会的获得不是以“备用”的形式出现的，他们通过接近、了解市场，而后再发展到利用市场。实际上，他们走向创业的过程是一个扩大社会资本、提高人力资本的过程；

(3)实现资源整合的过程。创业并不是单方面的行为，而是多方面起作用的结果，是整合与拓展资源的过程。如政府行为、银行、社会组织在创业中作用发挥的程度都构成了影响创业的因素；

(4)定位的过程。农民工由打工到创业发生了职业角色的多重变换，他们的职业、身份发生了变化。农民工这一群体的变化是农村社会结构变化的必然。

农民工返乡创业这一行动的产生，应该从主观和客观因素来分析。返乡创业并不只是简单的行为选择的过程，而是受到结构性因素制约的行动。诚如美国社会学家布劳所说：“社会学的中心任务不是解释个体行为，而是解释社会环境结构怎样影响人们的生活变迁。”我们可以看出农民工在就业与创业过程中结构性因素所起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工由流动到创业成为普遍现象。返乡创业涉及到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这其中所隐含的行动逻辑，只有在特定的制度框架、社会结构背景下才能理解。

同时要看到，农民工的流动与创业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新的结构性要素。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工不断寻求新的发展性资源，改变了原有的人力资源状况，其直接效果是实现了自身的结构化。如果我们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可以看出流动农民工发展的轨迹。第一种情况是两栖生活。只要政策、形势不变，多数是两栖人口，极少数农民工发生身份、地位的转变。第二种情况是一部分转为正式工人，从事的产业、行业比较固定，成为熟练工人。第三种情况是一般的回流。第四种情况是创业，由农民工转为老板，包括从事个体经营或者创办企业，其创业有三种形式：在就业地创业；吸引回来创业；外地打工、异地创业。返乡创业行动受到他们对自身的资本认知、城市认知、乡村认知的影响，制度安排、社会支持也起了“拉力”作用。农民工逆向的返乡创业有利于激发农村经济运行的活力，提高农村资源与剩余劳动力的利用效率，在以城带乡、以工促农中发挥积极作用。特别是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农村来说，以劳务输出和返乡创业良性互动机制为目标，坚持“输出劳务，引回人才；输出劳动力，引回创业者”的思路，是“打工经济”转化为“创业经济”的路径。

以上分析表明，社会因素是返乡创业的结构性背景，个体也在这一背景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返乡创业群体回到家乡创业，意味着农村投资主体增多，使农村经济的发展有了“内发性动力”，农村经济社会也由“导人式”向“内发式”发展，这种形式的创业必须纳入再结构化的视野。

三、返乡创业群体的再结构化策略

返乡创业群体的再结构化，是指促进这一群体成功创业，使他们真正完成职业身份的转变，实现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显然，创业是由不同要素组成的连续的过程，是多部门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从深层次来看，创业反映的是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关系。返乡创业群体能否顺利完成再结构化的过程，需要政策的扶持、社会合力的支持，尤其是需要创业者自身人力资本的提升。

1．政策的扶持

返乡创业是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但往往经历的是“创业、崛起、衰败”的怪圈。返乡创业面临以下困境：一是基础设施不配套；二是贷款难，缺乏金融服务，只有从民间高利息借款；三是存在员工短缺、内地劳动力素质差的问题。这需要政府、银行和企业三方面认识的提高，以建立有利于创业的融资系统、信息服务机构、政策保护系统。政府应该从政策上、体制上给予优惠政策，营造较好的创业环境。返乡创业要真正成功，需要一定的硬环境(地理环境与基础设施)和软环境(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其中人才、资金、市场、技术、信息、制度等都是影响创业的因素。政府要放宽制度管制、规范执法、清理各部门的乱收费和罚款，改变不利于创业的政策与体制环境，从对创业的管理转向服务，从单一的行政审批、收费、监管转向多方面的支持与服务。各级政府应以结构调整为主线，引导有条件的农民工返乡创业。

2．社会合力的支持

返乡创业的成功与否还需要社会组织建设的加强。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的社会组织，应该在宏观制度不完善时起补充作用。我国管理体制的改革需要社会支持系统发生变化，但目前社会支持系统并没有随着社会大环境的发展而相应改变，人们所获得的社会支持存在从“单位”回归家庭、家族和私人关系网的状况。社会组织建设还跟不上发展的需要，在创业的支持方面，仍然存在明显的“个人化”趋势。

3．创业者人力资本的提升

返乡创业是“草根型”的，是从农村内部、从农民工的流动中发展而来，是农村工业化的“内生型”发展的形式。可以说，这是由农村普通劳动力提升为农村高级人力资本的结果。这种形式的创业是否成功与行动者在创业中表现出来的个人特质有很大关系。对于创业者来说，创业要成功，除了要有技术、资金、市场、管理的理念外，还要有创业精神和意识。通过创业者管理、技术水平的提升，可以改变产品的技术档次低、创业层次低的局面。

农民工返乡创办了多种形式的“草根”工业，它们起了承接城乡之间产业链的作用。要改变不利于创业的政策与体制环境，政府就不能“退出”，而是要培育创业的社会环境。陆学艺研究员在早期的研究中就提出：“要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光讲发展多种经营还不够，还必须鼓励、支持农村办工业，办商业，办服务业等等。”农民工比较强烈的创业意识是一种宝贵的财富，必须重视他们的创业需求，重视农民工的回归工程建设。

四、小结

吉登斯范文篇8

本文从当代反思社会学与传播理论研究的结合角度，论述了反思性的社会实践与信息传播的关系，特别指出在现代性境况中这一关系所具有的尖锐的根本的性质。本文评述了受反思社会学影响的传播循环理论，重点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交往形式的唯物史观以及关于大众传播与人民自我意识的观点，分析了从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各种基于批判立场的理论学派对于传播和人的反思性问题的关切和解释，以及当代传播境况的新特点。本文认为人的活动是在实践行动结构、认知结构和传播（交流、交往）结构中展开的。传播结构具有反身的和外拓的两种存在方式。其反身存在方式将传播导向内在交流活动，形成同主体的认知结构的张力运动，形成反思性循环；外拓存在方式寻求主体际，与其他主体建构交往共同体。人的传播结构受制于人的环境，特别是同客观化的媒介结构形成了近似于同构的关系。实践、认知、传播三个结构互为影响作用、互为渗透转化，呈现为不断的循环。驱动这些结构发生循环的是主体的意向性、反思性和能动性。传播技术的进步并非必然带来传播体制和传播秩序的合理化，也并非必然带来人的反思性的提升。对于健全的社会发展和人类解放的目标来说，利用传播技术的成果，捍卫并提升人的反思性的实践自觉，应当是当代传播理论的进步的主张。

关键词：传播理论反思性现代性交往形式

Abstract

Fromtheperspectiveofcombiningthereflexivesociologyandthecommunicationtheories,thepresentpaperexpoundstherelationshipbetweensocialpracticeofreflexivityandinformationcommunication,andpointsoutparticularlythesharpandfundamentalnatureofthisrelationshipinthecontextofmodernity.ThepaperreviewstherecursivecommunicationtheoryintheinfluencedbythereflexivesociologyanddwellsonemphaticallyCarlMarx’sandFriedrichEngels’historicalmaterialismon“verkehsform”andtheirviewsonmasscommunicationandpeople’sself-consciousness,analysestheconcernandexplanationoncommunicationandhumanreflexivityofallthetheoreticalschoolsonthebasisofvariouscriticalstandpointsexistingaftertheestablishmentofMarxismaswellasthenewdistinguishingfeaturesofthecommunicationcontexts.Thispaperholdsthathumanactivitieshavebeenconductedinthestructureofpracticalactions,structureofcognitionandstructureofcommunication(interchanging/contacts).Thestructureofcommunicationhassuchtwoformsofexistenceasofreflexivesandoutward-expansion.Theformofreflexiveexistencehasthecommunicationorientedtowardsintrapersonalcommunicationsoastoformatensionstructureofcognitivestructureofthesamesubjectandalsoformsacirculationcycleofreflexivity.Theformofoutwardexpansionseeksintersubjectivitysoastoestablishacommunityofcontacts.People’sstructureofcommunicationissubjecttotheirenvironmentsandparticularlyformsarelationshipakintoasynthesistogetherwiththeobjectivestructureofmedia.Thethreestructuresofpractice,cognitionandcommunicationinfluenceandinfiltrateeachotherandreacttoandturntoeachothersothatanunbrokencycleisformed.Whatenablesuchstructurestoresultinacycleofcirculationarethesubject’sintention,reflexivityandactivity.Theprogressofcommunicationtechnologydoesnotnecessarilybringforththerationalizationofthecommunicationinstitutionandcommunicationsequence.Nordoesitbringforwardtheenhancementofhumanreflexivity.Intermsofthegoalsofsoundsocialdevelopmentandhumanemancipation,theutilizationofthecommunicationtechnology’sachievements,thedefenseandenhancementofthepracticeconsciousnessofhumanreflexivityaretobeaprogressivepropositionofthecontemporarycommunicationtheories.

Keywords:communicationtheory,reflexivity,modernity,and“verkehrsform”

一、现代性境况中的人的反思性

在最近十几年的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文献中，围绕现代性问题的讨论十分热烈。与此同时，在社会学、经济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等关系密切的相关学科领域，学者们都把大众传播及多种新媒体构成的全球化信息交流网络作为现代社会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情境予以高度关注。传播境况的深刻而广泛的变化正是现代性问题的焦点之一。

社会学家A·吉登斯(AnthonyGiddens)对于“现代性”(modernity)的解释有三层含义。首先指在后封建时代的欧洲所建立的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这大略地等同于“工业化”的概念。工业化不仅指物质生产的特点，尤其是指蕴含于生产过程中由于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所体现出的社会制度与社会关系。其次，现代性指的是资本主义体系，日趋全球化的商品生产体系。1其三是组织化权力的大量增长，即利用信息对社会实行整体性监控的制度。现代民族-国家里，组织化的权力控制机制，渗透在个体成长的全过程和个体日常行为的各个不同场域。对社会实行整体性监控主要利用信息传播的复杂系统来实现。因此，吉登斯修正了马克斯·韦伯(MaxWeber)将现代组织的特征归结为科层制度的论断，认为其现代的主要性质不在于规模或科层制，而在于集中式的反思性监控(reflexivemonitoring)。2

任何组织和社会活动都可以说是反思性(reflexivity)调控的构成。人们通过对信息的收集、解释、整理、存储来影响社会物质资源再生产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就是建立在反思性基础上的活动。在前资本主义的传统社会里，社会成员的沟通合作，都是以共同在场的情境条件完成互动交流。社会整体的运行，并不依存于个体反思水平，国家更无可能也无必要对全社会实施反思性监控。我们回顾资本主义发展史，就会清楚看到，为了使商品生产、货物和货币流通更灵敏地适应市场变化，行为主体对社会情境及自我行为的反思性监控加强了。在西方兴起的资本主义，通过印刷术的普及、大众识字率的提高，进而是电子传媒的日新月异的发明，使原先建构社会的共同在场的沟通方式产生异化，时空分离。“现代性的反思性指的是多数社会活动以及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依据新的知识信息而对之作出的阶段性修正的那种敏感性。”[3]

后工业时代的来临使原本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包含的社会反思性问题突显出来。市场经济体系愈是走向全球化，科学技术的影响力愈是深刻而广泛，民族-国家与世界的共存关系愈是紧密，生活的世界就愈是充满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或潜在危机。全球贸易金融体系，与全球政治秩序远非稳固，缺少自动监测修复的机能，甚至某一企业的生产环节的疏漏，或者某个电脑病毒制造者的恶作剧都可能造成全球范围的极大的恐慌和损失。这说明现代性也意味着从个体生存到民族-国家的前所未见的脆弱性。迫于现代性生存的压力，利用信息传播媒介进行社会反思性监控就是必然的选择。

实施社会反思性监控便于更有效地控制和配置物质资源和生产权力性资源。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物质资源迅速流动、转换和组合，其配置过程需经过信息优化和信息控制。信息是影响到物质生产和分配效率及其合理性调整的灵敏程度的最重要的资源。控制和配置物质资源的方式就是社会体制的基本性质。社会体制，体现为这些体制内部及各个体制之间的分享信息的方式。W·梅洛蒂(WilliamMelody)在讨论体制与传播的内在联系时写道：“体制是从分享信息的需求和渴望的发展中创造出来的，所以，互动的培养模式，也就是传播或信息交换的模式。以特定的方式取得所需的信息流量促成了体制结构的形成。不论何种原因，当传播进程和信息流量改变之时，体制的结构也发生改变。而当最初保持畅通的信息传播线路阻塞之时，体制就会死亡。体制可以根据其信息传播的性质予以描述。”[4]梅洛蒂肯定了体制、效率和传播的一体化，具备高度的反思性监控效能。但他也提出疑问，为什么有些最成熟最复杂的决策系统，采用了大量信息，却未见作出更正确更灵敏的决策？大量信息汇集如海，而体制依然盲目，其修正和预见能力被淹没了。可见信息传播技术并不能最终决定反思性监控的效能。新的信息传播技术究竟是有助于增进人们理解，还是会造成信息泛滥令社会更加复杂和不稳定？更进一步，在资源的配置方面，信息传播技术不仅剌激了竞争，也同时加强了形成垄断的力量。根据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和华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的看法，资本主义就是从市场经济里生长出的追求垄断、窒息自由竞争的力量。这就是说，信息传播技术在加速市场发展的同时未必使社会资源配置更加合理，更加有利于自由竞争。正如R·杜波夫(RichardDuBoff)在分析19世纪中下叶电报对于美国市场体制的影响时指出的，电报改进了市场的功能，加强了竞争，但是也刺激了垄断的形成。大规模的商业运作、保密效能、空间控制的集中都作为电报传播的结果产生出来。借助于电报技术，资本帝国攫取垄断利润才有可能。[5]当今的情形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不同的是信息传播技术极大地提高，而垄断程度则早已突破了空间的限制，垄断利润也更为惊人。

事实上有两个不同层面的反思性。一个是行动主体为占有或控制资源的目标，利用信息传播，对于阶段性行为实践的效能作反思监控；另一个是行动主体对社会整体的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作价值评估。效能性反思和价值性反思即是基于工具理性的反思和基于价值理性的反思。现象学家M·梅洛-庞蒂（M·Merleau-Ponty）曾经提出两个层面的现象学反思。他的第一现象学反思就在于企图观察、描述被感知的现象世界，或称生活世界，不加任何科学认知的解释或哲学上的先入之见；第二现象学反思就是试图说明我们与现象的联系，使这种反思指向现象世界与主体之间的关系。[6]如果应用这种方法来看传播现象，第一层反思就是观察、描述被感知的信息传播现象，即由纯粹技术运用所形成的传播的范围、规模、频密度、持续时间、冗余度、保真度等等。第二层反思就是指向信息传播的世界与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上面所述的基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反思似都应归纳于第二现象学反思。应当说，传播学的经验主义学派比较注重传播流程现象的研究和效能性反思；批判学派却注重于揭示传播流程的价值性反思。在近10年的传播学研究的整合趋势中，这两个方面开始辩证地联系起来了。

二、从个体反思性到社会反思性

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基于人类作为能动主体所具有的反思性能力。社会实践的发展，是以连续的反思性监控、校正和调适作为前提条件。社会实践在既定时空领域里的延展，同时也是连续的阶段性的反思调控过程。反思性是行动-认知主体的意识间离，即自我的认知与自我的行为的间离。这使主体能够用审视他者的眼光审视自我，从而实现对行动的持续监控。反思性监控是以理性化为基础的。

在梅洛蒂提出的疑问中，包含着传播本质的深刻的悖论。社会实践主体即吉登斯所称的“能动者”(agent)，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地对实践行为作反思性监控，必须依赖信息传播的条件。然而信息流量也会干扰障蔽主体的反思能力。这一矛盾在第一代控制论的传播理论中，被区分为有效信息和噪音来加以解释。如果说这一模式适用于研究物理信号的传输规律，那么，用于解释人类传播现象就显得过于简单。信息的真确程度和价值水平乃是由主体的认知结构来决定的。人类传播过程中的“噪音”相对于主体的实践-认知判断和价值判断，因而是相对的。

80年代初期美国传播学者从韦伯（Weber）的解释社会学、舒茨（Schuiz）的现象学、卡芬柯（Garfinkel）的人类学方法论、克利（Kelly）的个体心理学的理论中吸取有关反思性的观点，将其融入对意义和传播的分析。[7]90年代K·克雷宾多夫（KlausKrippendorff）作为第二代媒介理论的原创性理论家，提出了传播的多重循环模式。他的理论框架跨越了第一代信息控制论，摒弃了媒介中心主义和形式主义，将行动主体的反思性监控和社会实践的概念引入传播控制过程。他是信息理论家和内容分析方法论学者，而他的传播理论有着广阔的视野。他吸取了M·米德（MargaretMead）反身控制的角色意识理论[8]、H·R·马特雷纳（HumbertoR.Maturana）的认知理论以及吉登斯的反思社会学。米德在文化研究中创用“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后喻文化”和“第一意识、第二意识、第三意识”的概念，描述文化人格形成的复杂过程中的反身控制的意识活动。[9]马特雷纳认为，一切所言皆为观察者所言。人既是言说者又是观察者。[10]克雷宾多夫指出人们总是在其认知能力的连续性中控制其理解的。从接受传播信息到知识理解的建构便在一个反思性的循环中进行。进入反思循环的东西并非是物理性传播的刺激，而是对于主体的理解结构的挑战或者附合。按第一代信息传播理论，理解是对于文本的正确解释或者对于编码信息的正确解码。克雷宾多夫认为，“理解”不是关于某一事物的理解（of），而是说理解就是事物本身（is）。整个认知理解是在反思环之中运演主体的认知结构，而同时又借助外在于反思环的客观化的媒介，与他人发生双向缠绕的交流实践。因此信息传播理论的重心，从对信息的正确编码－解码，转向由主体反思性牵引的动态的认知结构。

克雷宾多夫并不否定信息的实在性和传播的客观性，他的主要贡献是描述出传播与反思性相结合的循环，强调理解的中心性。他提出传播的客观化，不是主体自我的外化，而是指是在主体的理解视界之外，为主体提供了反思性监控背景条件的媒介。克雷宾多夫的传播循环理论至少是对传播本质的悖论的一个自圆其说的解释。由于传播媒介外在于主体的反思循环，媒介的技术进步只是为人们的交流实践提供了更充足的条件，却并不能直接影响反思性的水平。同样，信息的极大丰富只能说是对主体的理解压力和认知结构的挑战，从而导致反思性循环的内在张力的加剧，也不能直接决定主体的反思性水平。克雷宾多夫提出了人类传播的基本的循环概念：“人类传播乃是在一种传播建构的循环的非闭合方式中自动形成的。这一结构乃是由参与者（包括他人在内）来掌控的，并使参与者进入双向的实践，参与者以其交流存在的方式认识并作出解释。”[11]这一概念将人的反思性和传播实践之间的联系和转化作了清晰的逻辑说明。

在人所处的环境中，存在着宇宙生命时空结构、自然资源结构、实践工具结构、媒介结构和社会关系结构。这些成为人的活动的客观基础。人的活动是在实践行动结构、认知结构和传播（交流、交往）结构中展开的。这三个结构都是人与环境互动的结果。实践行动结构是主体生命的物质性能量的转化形式。社会实践是意识自我和身体自我的共同在场，今日自我、昨日自我和明日自我的共同在场，是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共同在场。社会实践的广度和深度体现着个体生活史的广度和深度。认知结构包括了无意识、实践意识、话语意识，也包括先验认知能力和认知逻辑框架。[12]传播（交流、交往）结构应当具有反身的和外拓的两种存在方式。其反身存在方式将传播导向内在交流活动，这就形成同主体的认知结构的张力运动，形成反思性循环；而外拓存在方式则寻求主体际（intersubjectivity），即与其他主体建构交往共同体。人的传播（交流、交往）结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制于人的环境，特别是同媒介结构形成了近似于同构的关系。[13]实践、认知、传播三个结构不仅互为影响作用、互为渗透转化，而且呈现为不断上升或沉降、扩张或收敛的循环。驱动这些结构发生循环的是主体的意向性、反思性和能动性。[14]主体在环境压力和内在动力的双向作用下进入实践-认知-传播的全方位、多维度的动态过程。

传播更进一步地涉及到主体际的交流。个体话语何以可能是共在主体或一般主体的话语？人的意向如何能超越自我而达至他人？个体的反思性监控何以可能成为社会的反思性监控？或者说，个体的反思性监控是经由权力支配机制而扩张为社会的反思性，还是经由交流中介建构主体共同体而形成社会整体的反思性？这个问题对于传播理论来说，是最根本的问题；而它又是同20世纪哲学的最大难题联系在一起，即“主体际的困境”。[15]胡塞尔曾经试图借助“移情作用”的审美心理学理论解释主体际。后来他又放弃了心理学策略，转求于类似康德的绝对先验自我，认为绝对先验自我当中即包含了一切主体的先验本性，因而主体际就是先验自我在经验空间的展开。先验主体共同体是传播交流的基础。海德格尔从个体的“此在”出发，经过主体际而转化为“共在”。从索绪尔到列维-斯特劳斯、乔姆斯基结构主义语言学，强调语言能指的深层结构的共同性，以此作为沟通可能性的基本前提设定。阿佩尔提出以“先验语言游戏”建构交往共同体。后期的维特根斯坦转而求助于日常生活的语用学，认为语言的意义不再仅仅取决于语言的逻辑，而在于语言的用法，即在生活实践中自我的意义转变为公共的意义。但是他仍旧困惑于可传达的和不可传达的边界。对于不可传达的，他主张保持沉默。伽达默尔从文本解释学的路径上开出“解释的循环”和“视界融合”的设定。哈贝马斯则认为合理的主体际结构只能通过交往性行为来达到。[16]困扰着20世纪哲学的问题，即主体际何以可能成立？人与人何以可能交流？人与人何以可能通过交流建立多极主体共在的共同体？几十年来在人类传播的经验层面进行探索的传播学界，不能不注意到哲学的困惑对于建构传播学基础理论的意义。

从语言研究转向交往行动研究也是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路线。G·米德说：“我们所称的‘交流’的重要性就在于，事实上它提供一种行为形式，使得有机体或个体可以成为他自己的对象。”从而他将自我分解为主我和客我。这中间已经含有了某种反思性的意义。而对于交流过程如何成为社会共同体建构的基础问题，他使用了参与、投射之类的说法。自我向社会的投射和他人对自我的参与。[17]迪尔凯姆十分注重社会联合的有组织形式、价值认同和共同规范，认为这“既是集体的，又是累世创造的，”“不只是在表达所有参与的个人情感之中共有的东西，而是来源于公共生活之中，是个人意识之间交互影响的作用和反作用的产物。”[18]帕森斯则以“社会交往”定义生活世界。人们通过运用“广义交换符号媒介”而进行交往互动，以达成适应、整合，形成相对稳定的模式即“制度化”。然而上述社会思想家在探讨社会共同体的建构时采取的仍是“主体-客体”、“个体-群体”的两极思维模式，把社会共同体的构成作为矛盾运动的稳态、和谐状态或目标状态来描述。因此传播（交往、交流）活动是为了（for）达至社会共同体，而不是说这一活动本身就是（is）社会共同体。“主体-客体”、“个体-群体”的两极思维模式，在布尔迪厄、吉登斯和哈贝马斯等人的理论中被取代为“多极主体”模式，双向交往转为多维交往，交往共同体被描述为充满矛盾张力的“场域”（field----布尔迪厄[19]）、开放的“公共领域”（publicsphere——哈贝马斯[20]）、“结构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情境性”（contextuality）、“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socialintegration/systemintegration——以上为吉登斯概念）。这些观念的共同点在于肯定社会制度、结构、文化系统和共同体等等都不是外在于人的超然之物，也不是扬弃了个体性的团块式的群体，它们是多极主体连续的反思性行为和交性行为的中介和结果。当然，在哈贝马斯和吉登斯的思想中，仍含有对交往共同体的价值肯定的意思。哈贝马斯主张“交往性行为的合理化”，他将人的社会互动区分为以达成互动双方理解为指向的交往性行为、在互动中谋求功利的战略性行为和非真实性的符号性行为。他试图通过交往性行为的媒介传播作用，调解冲突，建构世界观的同一性和新的社会一体化的形式。[21]

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原理是其社会结构化理论的关键。行动者和结构二者的构成过程体现着二重性。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既是实践的中介，又是实践的结果。对于行动的个人来说，结构并不是如迪尔凯姆所理解的外在之物，而是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的，内在于人的活动。“结构二重性始终是社会再生产跨越时空的连续性的主要根基；反过来，它又是行动者身处并构成日常社会活动绵延的反思性监控过程的前提。”“组织和社会运动是对突出体现在日常实践活动连续过程中的系统再生产条件进行反思性调控的集合体”。[22]吉登斯认为人的反思性是知识能动性的反思性。他将可以进入交流的知识分为：1、共同的知识（A知X，B也知X）；2、互相的知识（A知B及他自己，B也知A及他自己）；3、社会成员分享的知识储备（A、B和共享知识X的所有人及其他们自已）。因而在反思性的互动交往中，需要共同知识前提，并且应可寻求共同的标准和知识的边界，通过传播以拓展其边界。吉登斯提出了知识状态的无反思性的模式和反思性的模式。在无反思性的模式中，知识是凭借着人们共居其中的社会整体而互补式地构成；在反思性的模式中，知识仅仅处在个体的反思循环之中，人们面对其环境，从认知需要出发自动地造成这种循环。克雷宾多夫则认为传播现象是互动的缠绕，而不是共享共同知识的问题。他说：“知识不是分享的，因而也不是互补的，它的实践的社会结果是‘互绕intertwine’”。[23]克雷宾多夫注意到吉登斯的两个传播的概念。一个是传统社会里不同社会成员的全部交往。无论他们相距多远，都必须包含一个共同在场的情境。另一个是现代传播使共同在场不再成为社会互动的必要条件，而代之以传输技术、共同在场的替代品，按照统一编码程序，意义系统相互转换。但是，以共同知识作为传播的前提和归结可能导致三个后果：一是掩盖了在人们屈从于共同知识规则之前业己发生的充满选择和兼容的传播过程；二是会导致产生知识权威或权威知识；三是划定了人们建构知识和人际关系的范围。[24]这个批评相当敏锐，提出了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这就是当现代传播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之后，如何在各个反思性的实践主体之间通过传播交流达成社会的共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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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往形式、传播境况与反思性

早在一百五十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预见到资本主义的出现开辟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这是以世界范围的资源、市场划分、劳动分工为内容的新时代。这一切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革命。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深刻阐述了对人类生产-交往方式发展的唯物史观。[25]马恩所用的“Verkehr交往”一词，含义广泛，有交往、交通、流通、运输、往来等意思，“交往形式”概念中包括了人与人的交往、信息与文明的传播、资本财产所有制、商品和货币流通体系以及语言交流、思想交流等等，可以说以“生产关系”的内涵为主，但指涉义域更广。按照马恩的观点，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之上，人们建立了物质交往、语言交往和精神交往的方式。任何个人之间的交往，都不是纯粹个人之间的交往，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交往。交往是历史地积累起来的形式。马恩指出：生产和交往是互为决定作用的，生产以一定的交往形式为前提，而一定的交往形式又决定了生产和需求。“它们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己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变成桎梏并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他们天才地预见到，“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26]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就意味着全球范围的新的交往形式的产生。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的今天，我们更可看到交往（特别是信息交流、知识创新的交往）己经成为生产力的主导性的因素。

马恩还深刻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的交往特征：一、由于强制的分工，人们丧失了自主的活动而被动交往，交往形式成为异己的力量。二、交往的实质物欲化、功利化、偶然化。“货币使任何交往形式和交往本身成为对个人来说是某种偶然的东西。”“在现代，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然性对个性的压抑，己具有最尖锐最普遍的形式”。[27]三、人们被迫进入的交往范围越是广阔，他们越是不能够以完整的全面发展的个人自由地交往。四、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特殊集团或统治集团利益与被统治的人民的利益形成尖锐的矛盾，这一矛盾无法在资本主义的交往形式内解决。五、由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国家权力表现为虚构的交往共同体。六、因此资本主义的交往形式本质上仍然是异己的权力统治形式。“这种力量现在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以人们的意志和行为为转移的，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28]

在马恩作出上述论断之后一个半世纪中，资本主义的交往形式增加了新的特点。首先现代交往形式因为信息传播技术的广泛应用，呈现出时空分离的状态。物质交往、语言交往和精神交往毋需依赖共同在场的情境。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跨度改变了人们的时空意识，加深了人们对于历史传统和亲历生活世界的疏离，偶然性、平面感、当下性、直观式成为现时交往方式的切身经验。时空分离导致的另一个影响就是异域参与感的提升，生活的拼贴画效应，历史感和思维深度模式的消解，以及反思能力的退化。某种程度上说是空间对时间的占领，偶然对必然的占领。其次，主要的交往实践集中于对权力性资源的占有和利用。权力性资源指生成支配他人行动的权力所需要的信息、知识、体制、人缘、话语符号、媒介、身份形象等资源。权力性资源较之物质资源来说，更加敏感而深刻地依存于传播和交往方式。在今天的社会中，权力不只是体现为国家法权、暴力机器，还体现为在不同场域里建构运作机制的知识能力，对他人行动和情感的控制影响力，以及在权力的生成-维系-扩充的过程中的监控力。随着生产的发展，个体的生活行为的自由度似乎是扩大了，然而社会通过不断生成权力资源、划分新的权力场域并使权力多元化、支配形式隐蔽化而加强了对个体行为的监控。其三，在社会制度的建构方面更依赖于符号权力。符号权力是通过占有符号资本而取得支配社会资源和他人行为的权力。符号权力一般为国家和合法化的知识专家所垄断。20世纪的激烈动荡的不同社会制度的实验，反映了人们寻求合理的新的交往形式的痛苦过程。诚如马恩所说，“现存制度只不过是个人之间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的产物。”[29]在民族-国家内部，当选择建构“总体性制度”时，[30]国家便以社会整体利益面目出现，以总体性的承诺取得对社会实施总体监控的合法性，以总体性的认同规范和行为纪律，压抑社会成员个体的自由的反思性。当选择建构“自由开放制度”时，权力便转化为形形色色的专家建议、权威统计、推广诉求，淹没或迷惑社会成员个体的自由的反思性。当涉及建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时，新的交往形式充满了支配与反支配、依附与反依附的矛盾斗争。

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批判的。这是20世纪社会反思性力量的思想泉源。青年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为反对普鲁士国家的书报检查令而进行的斗争，揭露了统治阶级总是千方百计使其垄断媒介资源，谋求符号暴力的行为合法化。人民总是努力争取更多的传播空间，建立自由的公共领域。马克思认为，自由报刊本质上就是人民的社会反思的方式。他写道：“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的纽带”。“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在自已面前的公开忏悔，……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而自我认识又是聪明的首要条件。……它是从真正的现实中不断涌出而又以累增的精神财富汹涌澎湃地流回现实去的思想世界。”[31]人民通过自由报刊而获得的自我意识和社会反思性是经由多元信息渠道、多种声音最终汇合而成。他揭露普鲁士国家的书报检查官以“保护公民的最高利益”为名，“一直在进行非法的活动”，“因为它不仅调整个别公民的行为，而且调整社会精神的行为。”马恩坚定认为，资产阶级法权中关于言论和出版自由的规定是生产和交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对于无产阶级和人民来说，“毫无疑问能够要求资产阶级彻底实行自己的原则，”借助它争得自己的政治权益。[32]马克思也主张报刊的多元化，“在人民报刊正常发展的情况下，总合起来构成人民报刊实质的各个分子，都应当（起初是单个地）表现出自已的特征。这样人民报刊的整个机体便分裂成许多各不相同的报纸，它们具有各种不同而又相互补充的特征，……只有在人民报刊的各个分子都有可能毫无阻碍、独立自主地各向一面发展并各成一行的条件下，真正‘好的’人民报刊，即和谐地融合了人民精神的一切真正要素的人民报刊才能形成。……但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不应该从外部施加任何压力，……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种规律它不能而且也不应该由于专横暴戾而丧失掉。”[33]毫无疑问，自由报刊应当是无产阶级和人民从资产阶级社会里继承的文明成果，而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的原则应当由无产阶级和人民予以彻底实现。无产阶级和人民通过这一自由完成自我教育和对社会的反思批判。

马恩是在印刷媒介和电报通讯的传播技术背景下作出上述分析和论述的，其革命人道主义、阶级启蒙和社会批判意识成为留给后世的伟大的思想遗产。但是他们所预言的“人民自由报刊”与“人民自我意识”似乎仍是人类交往的理想。随着由科技进步给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根本变化，革命时期的人民自我意识和阶级觉悟的命题转化为日常生活中个人和社会的反思性命题。当代的传播理论学者通过追索那些摧毁社会反思性力量的根源，以寻求建全的富于人文关怀的社会理性。

传播技术决定论认为社会反思性存在与否的根源在媒介技术本身。早年的英尼斯（H.Innis）、麦克卢汉(M.McLuhan)、奥尔特·昂（WalterOng）和查特（H.L.Chayror），提出过“媒介的时空偏向”、“媒介的凉、热”、口传文字抄写印刷文化对社会的不同形塑功能。近年来以梅洛维茨（J.Meyrowitz）为代表的新媒介文化观将个体反思性的觉醒，归结为现代印刷文化。[34]他说由于印刷提供的是视觉的空间世界，人便不再如口语传播情境中居于经验的中心位置，而是站在边缘。这样人就有时间来反思。他使用“群体认同、社会化和权力等级”三个测量标准，分析媒介的社会角色，指出印刷媒介在造就个体反思性的同时也造就出知识权威；而电子传媒造成了非在场的共同参与情境、跨域的知识分享、线性思维方式的消解、知识权威的削弱，将边缘化的反思情境重新恢复为直接性的参与，使传播成为一项生活事件（event），而不是指涉到客观对象（object）。电子传媒改变了由印刷文化造成的“孤立空间”，使所有社会空间更具互渗性，但这并未有助于建立社会认同，反而混淆了群体认同，混淆了社会化的成长阶段和权力次序。因为异质因素的互渗，造成了个体反思性的内在障碍。[35]

文本分析理论将社会反思性面临的危胁归于主要来自新的文本、语言行为结构和信息编码方式。后期的罗兰·巴特(R.Barthes)的本文阅读理论把本文看作开放的无穷无尽的象征空间，意义在本文中随着不同的读解流转、扩散、转换和增值。德里达(J.Derrida)提出消解中心和移置中心的解构的策略。在本文里不存在理论意义的中心，只存在着意义链。文本不是一个既定的“在场”，而是二元对立不断转化的不在场的共在。符号的意义有不确定的特征。符号在不断的区分和延搁中产生新的意义，暗示了意义的无限性。意义的传达不是指向一个中心，也不是直线性的，而是呈弥散、零乱和不完整的样态，本文与本文之间形成了“互为本文性”。波斯特(M.Poster)认为德里达的文本解构理论非常适合于数码电子文本的写作、编导、传播和阅读情形。现代电子传播的文本在两个方面均是过往的传播方式无可企及的。这就是重构现实和分解认知结构。“电子信息文本不是培育出自主的、理性稳定的个体，而是游戏的、耽于幻想的、多面的自我”。这导致了知识传达系统和存储系统的解构。[36]

权力话语分析认为大众传播和新的电子信息媒体隐含着权力体制，并与个体的反思相敌对。采取这一视角的学者主要根据福科（M.Foucault）的理论，将当代数据库比拟为类似于Panopticon(圆形监狱)的权力监视系统，对社会全体成员实施持续的、全方位的、隐蔽的监控。多伦多学派史迈斯（D.W.Smythe）将其研究的焦点放在引导和管理媒介技术的机构和体制方面。他努力揭示出传播技术如何引起权力体制的改变，如何适应了权力不断增长的要求。[37]

文化研究认为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所制造出来的大众文化、商业文化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渗透到核心家庭、个体生涯规划和行为偶像之中，直至通过全球文化市场扩张于全世界。从本杰明（W.Benjamin）、阿多诺(T.Adorno)直到伯明翰学派的威廉斯(R.Williams)、莫雷(D.Morley)、霍尔(S.Hall)等人的研究揭示出被文化工业笼罩的现代社会的个体身居于一个使他们自说自话的符号结构中。在控制之下的身体并非从属于自己。在趋向于未知的短暂过程里，他们可能发现深层的自我，既不能成为可以自由选择风格、策略和规约的自我，也不能成为由外在场域和话语所定位的自我。[38]英·安(IenAng)将文化研究理论与依附理论结合，分析了全球化电视文艺文本对个体反思性的压抑直至对世界多元文化的排挤，以及由此导致的文化认同危机。[39]

面对即将跨入的21世纪，在日新月异的科技发明的推进下，新的生产-交往方式将为人类开启新的生活世界。人们面临机遇和风险、自由和束缚、认同和疏离的矛盾将表现出新的形式。传播学科一方面追求对人类传播经验有更加客观的丰富的科学的认识，另一方面也在批判中对于传播环境有更深的洞察，便能更自觉、更有勇气地利用、矫正和发展它来拓展人类的自由。弘扬人本关怀和社会合理性，必须持久地揭露和反抗来自物质的、权力的和迷信的精神奴役。传播技术的进步并不等于传播体制、传播秩序和传播实践的合理性。我们只能利用这种迅速发展的客观力量来培育人类精神的成长，提升反思性的实践自觉，而不是瓦解这一人类借以自救的智慧能力。

[1]如果更确切地理解资本主义，可以再参照当代历史思想家F·布罗代尔和I·华勒斯坦的概念，将资本主义看作是在市场经济中生长出的趋于垄断的因素，而且是与自由竞争相对立的因素。参看F·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杨起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1--103页。

[2]A·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方、方文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页。

[3]同上书。第22页。

[4]W·Melody：《ElectronicNetworks,SocialRelationshipsandtheChangingStructureofKnowledge》，载于DavidCrowley和DavidMitchell所编论文集《ContemporaryCommunicationTheory》，PolityPress，1994年版，第256页。关于传播与体制的关系的分析，还见于以下文献：G·Newman：《AnInstitutionalPerspectiveandInformation》，InternationalSocialScienceJournal，28（1976），pp466-92；W·H·Melody：《Information：anemergingdimensionofinstitutionalanalysis》，JournalofEconomicissues，SpecialParadigmSeries，XXI（1987）Vol.3

[5]R·DuBoff：《ThetelegraphandthestructureofmarketintheUnitedStates1845--1890》，ResearchinEconomicHistory，8（1983）pp.253-77

[6]H·施皮格伯格：《现象学的运动》，王炳文、张金言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760页。

[7]J.W.Lannamann：《ReflexivityinCulturalSystemsofMeaning》，载于SariThomas编《CommunicationTheoryandInterpersonalInteraction》，Ablex，1984

[8]M·Mead：《CyberneticsofCybernetics》，载于HeinzvonFoerster编《PurposiveSystems》，SpartanBooks，1968

[9]见M·米德：《文化与承诺》，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0]HumbertoR.Maturana：《NeurophysiologyofCognition》，载于P.Garvin编《Cognition：AMultipleView》，SpartanBooks，1970

[11]K·Krippendorff：《ARecursiveTheoryofCommunication》，载于DavidCrowley和DavidMitchell编《ContemporaryCommunicationTheory》，p85。

[12]在这里，无意识指人的超出理性之外的深层心理动力；实践意识是人在日常行动中不言自明的思想判断；话语意识是人们借助符号作用证明其实践合理性的意识。

[13]关于主体的传播（交流、交往）结构、认知结构和实践行动结构与媒介结构之间的近似同构的关系，传播学者作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比较著名的如议程设置模式（agenda-setting）、沉默螺旋模式（spiralofsilence）、教化分析模式（cultivateanalysis）等等。

[14]有两种不同的意向性，一是具有实践目的意义上的意向性，另一种是现象学意义上的意向性，指意识指向对象的活动的性质。反思性，在吉登斯、布尔迪厄等人的社会学中指主体对自我社会实践阶段性行为的自省式监控。在现象学哲学的意义上，反思性指意识借以转向内心的活动，故而与意向性构成为主体意识活动的不同趋向。能动性是就实践论范畴而言的，指主体以身体、工具和媒介为中介对于环境实施意志行为，使主体结构适于外在环境结构，或使环境结构适于主体结构。

[15]Intersubjectivity，主体间性，也可译为或表述为主观间性、主观际性、主体际、主体际性等。

[16]参看任平：《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第53—67页。本人关于西方交流和交往共同体的思想发展脉络的论述，见拙著：《美学与现代性》第1、2、3章，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7]G·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赵月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23、223页。

[18]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18--119页。

[19]P.布尔迪厄等：《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20]J.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21]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23页。

[22]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91页、301页。

[23]同注11，第97页。

[24]同注11，第98--99页。

[25]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所用的词是Verkehr，在德语中指交往、交通、运输、流通、往来等意思。马恩全集第3卷中文版的注释4：“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Verkehr（交往）这个术语的含义很广。它包括个人、社会团体、许多国家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指出：物质交往----首先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交往，乃是任何另一种交往的基础。‘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用的这些术语：Verkehrsform，Verkehrsweise，Verkehrsverhältnisse（‘交往形式’，‘交往方法’，‘交往关系’）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所形成的生产关系的概念。”哈贝马斯后来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等著作中交替使用Verkehr（交往）、kammunikation，öffentliche（交往、交流）、öffentlichkeit（公共领域）。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1、39页。

[27]同上书，第74、515页。

[28]同上书，第37—38、39页。

[29]同上书，第79页。

[30]“总体性制度”由戈夫曼（ErvingGoffman）提出，泛指高度集权、封闭的社会控制制度，其特往包括：对社会成员时间序列的严格规定、个体生活的全面公开、讯问程序侵入个人私秘信息存储，被迫同他人发生关系。在“总体性制度”下，人们返回到孩童般依赖状态。

[31]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4、75页。

[32]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第83--87页。

[33]马克思：《“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89--190页。

[34]见J.Meyrowitz：《NoSenseofPlace：TheImpactofElectron’sMediaonSocialBehavior》，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85

[35]J.Meyrowitz：《MediumTheory》，载于《ContemporaryCommunicationTheory》，pp50--77。

36M.Poster：《TheModeofInformationandPostmodernity》,同上书，pp184---187。

[37]D.W.Smythe：《DependencyRoad：Communications，Capitalism，ConsciousnessandCanada》，Norwood，NJ：Ablex1981

吉登斯范文篇9

一、中国现代性的特征问题

识别现代性可以有若干不同途径，而相对来说最简要的方法之一就是寻找并抓住它的便于指认的特征。而中国现代性就有这种独特的特征。关于中国现代性，要说的方面很多。单说这个概念的来龙去脉及其丰富而又复杂的含义，就够学者们写好多部专著[2]。这里不妨来直接追问一个看似简单然而具有基本意义的问题：对于一个时时刻刻在体验现实生存境遇的中国人来说，现代性意味着生活中哪些新东西？也就是说，在个人的体验中，与古典性相对，现代性能带来怎样的生活新“特征”？他可能无法用准确的学术语言去阐述现代性的含义，但是却可以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现代性带给他的生活的种种实际影响。什么样的文化特征才足以被称为与占典性不同的现代性？这确实值得认真追究。我以为现代性的特征正是中国现代学的焦点性问题之一。

1．陈独秀论“近代文明之特征”。其实，早在1915年陈独秀就对中国现代性的“特征”作了探讨，为今天的讨论提供了借鉴和历史资源。尽管他用的术语是“近代文明之特征”，但实际上与我所指现代性的特征应是相通的，因为他关心的就是当时中国区别于古代中国的现代特征问题。按照他的看法，现代性的特征应当是那些“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即最能够转变古典规范而使人心与社会都焕然一新的那些要素。这确实有道理。对于这种特征，他提出了“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3]（P10）。这“三事”都涉及有关人类个人与社会发展的新观念，确实是现代性题中应有之义。但如果从现代性的整体状况来看，显然还过于偏狭，未能就其他方面如宇宙模式、制度变革等提供更加全面的观察。

2．吉登斯论“现代性三要素”。可供参考的最近一个观点，来自英国当代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Giddens）。他的《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odernityandSelf-Identity,1991年）讨论了构成“现代性”的三个主要“动力品质”或“因素”：时空分离、抽离化机制和反思性。首先是“时空分离”（separationoftimeandspace）。按他的分析，在“前现代”社会，尽管每种文化都有其特定的时间计算和空间定位模式，但其共同点在于：时间和空间往往“通过空间的定位而联结在一起”，换言之，“通过地点联结在一起”。而在现代性条件下，时间与空间的分离首先表现在，时间的“虚空”维度发展了。机械时钟的发明和扩散是这一过程的最初标志：“机械计时工具的广泛使用不仅促进而且预设了日常生活组织会发生深刻的结构变迁，这种变迁不仅是区域性的，而且，它无疑也是全球化的过程。……世界地图，作为一种全球规划，其上面再也没有禁地，它在空间的‘虚空’上是与钟表一样的符号。它不仅仅是描绘‘那有什么’或作为地球地理学的模型，而且更是社会关系中基本转型的建构性要素。[4]（P18）吉登斯相信，现代性“时空分离”机制有助于世界的积极的“转型”，“它为不同场合协调社会活动提供了时空重组的坚实基础”[4]（P18-19）。时空分离导致了“时空重组”，世界获得了重新组织或构造的机遇。由此，时空分离的“深入发展”对社会进步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使得现代社会生活逐渐脱离开传统的束缚”[4]（P19）。按照吉登斯的乐观设想，当全球各种原来相对封闭和自主的文化，都消除了各自的时空模式而在同一种机械计时方式之下统一起来时，世界的时间和空间必然地获得了重新组合或转型。

由于时空的分离导致时空的虚空化，就有了现代性的第二种基本要素：社会制度的抽离化机制（disembeddingmerchanism）。抽离化，是说“社会关系从地方性的场景中‘挖出来’（liftingout）并使社会关系在无限的时空地带中‘再联结’”。吉登斯认为抽离化机制由“抽象系统”（abstractsystems）构成，包括“象征标志”（symbolictokens）和“专家系统”（expertsystem）两种类型。“象征标志”指的是那种具有一定“价值标准”的能在“多元场景”中相互交换的“交换媒介”，如货币。而“专家系统”是指那种“通过专业知识的调度对时空加以分类的”机制，这些专业知识包括食品、药物、住房、交通、科学、技术、工程、心理咨询或治疗等。重要的是，无论是“象征标志”还是“专家系统”都往往独立于使用它们的具体从业者和当事人，依靠“信任”（trust）关系而发挥其作用[4]（P19-20）。例如，当我们用货币去商场购物，或是到邮局寄信时，不必靠熟人关系，只要“信任”货币这一象征标志或邮电系统就行了。正是这些为全球社会变革提供了有利条件。

现代性包含的第三个基本因素是“现代性的反思性”（reflexivity）。它不是指通常那种对于外在行动的内在反思监控过程，而是一种社会制度化了的社会生活本身的内在机制，具体说是指“多数社会活动以及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依据新的知识信息而对之作出的阶段性修正的那种敏感性”。即这种社会制度已内在地规定了例行化或定期地把专门知识应用到社会生活情境中，并对这种社会生活加以重组、建构或转型。所以他又使用“现代性制度反思性”（institutionalreflexivity）一词。这表明，在现代性条件下，运用专门知识系统去反思社会生活状况并导致其重组、建构或转型，已成为一种必要的经常性“制度，[4]（P22）。吉登斯的现代性三要素理论确实有助于思考世界范围内文化现代性的普遍特征。

3．中国现代性的五个特征。中国现代性是全球现代性的一部分，不可能超离这个整体而另搞一套。在此，单纯强调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而忽略普遍性现代性问题，难免会走向死胡同。但从另一方面说，还必须要看到，巾国现代性毕竟有自身的具体呈现方式：第一，它不是西欧那种先发性或原生性现代性文化，而属后发的现代性，因而就有一个模仿与反模仿、影响与过滤等问题；第二，进一步看，中国还是一种拥有数千年辉煌历史传统以及负重的文化，这种文化具有一整套独特而完整的宇宙模式、社会制度、价值系统等，它们会“过滤”任何一种新介入的现代J性因子，因而必然地会在现代性进程中发生特定的有力作用，正面的或负面的、积极的或消极的、显著的或隐蔽的，等等。例如，陈独秀首先标举“人权说”，无论其是否准确，本身就反映了中国现代性问题的一种特殊性：中国人总是根据自身的现代性境遇去提问并且尝试解决的，他觉得中国的“人权”问题是现代性的根本所在，所以必然会加以突出。这无论如何都与西方学者的主张有所不同。

所以，探讨中国现代性的特征，需要顾及普遍的全球现代性状况，并由此深入到中国自身的具体的现代性问题境遇中。从中国现代性的具体问题境遇来看，对此的分析可以涉及很多方面：第一是宇宙模式的改变。这是中国人的最深厚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基本范型的变化，它的变化不能不引起一连串的连锁效应。与吉登斯所谓“时空分离”相比，中国人的宇宙模式的变化要剧烈得多，同时伴随着更深的民族苦痛。第二是民族观念的变化。这涉及中国人对地球上其他民族（他者）的新看法，从而也回头涉及中国人对自我的新看法。当他者从弱小或蛮荒的“西域”变成强大而陌生的“泰西”时，中华民族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自恋幻觉。这一点是吉登斯难以真切地体察的。第三是社会制度的变化。这合乎吉登斯的三要素之第二要素—“社会制度的抽离化机制”。一系列现代政治、法律、伦理、教育、学术、新闻、艺术等制度的建立及其合理化、合法化，意味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方式发生整体性的巨大变化。第四是价值系统的变化。这一点在中国现代性进程中呈现出独特的历史具体性：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一系列重大变化，无不可以溯源到道与器之间的等级观念的变迁。重新认识并调节现代器物与道的关系，不能不是中国现代性的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基本问题。正是在这种重新认识与调节过程中，中国人的固有人生价值尺度发生了改变。第五是人的观念的变化。这一点没有被吉登斯强调，但在中国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二因为，中国人在现代性进程中痛切地感受到，新型的人的观念既是现代性成功的基本前提，也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没有人的觉醒和个体人格的确立，现代性注定是虚幻的允诺。这就涉及中国固有的人的学说、规范、主张的重大转变。陈独秀标举的作为“三事”之首的“人权说”，正集中凝聚了这方面的需求。由这些方面可以见出构成中国现代性的特征的五要素：地球模式、民族协同观、制度转型论、道器互动说和人权说。

二、现代性的特征1：地球模式

一种文化总是与一定的地点相联系，总是在特定的地点上来生长。而这种文化对这一地点的自我理解，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种文化的状态本身。这一点并非出于简单的地理决定论，而是看到如下事实：对自身所处特定地点状况的自我理解，正是文化本身的关键性组成部分之一。中国处在怎样的宇宙环境中？它在这个宇宙中的地位、形象、权力如何？与此相连的是，中国与其他文化的关系又怎样？这正是中国文化建构的重大问题之一。

在期间，一位叫作皮嘉佑的人写过首《醒世歌》：“若把地球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圆物，谁居中央谁四旁？”这首诗歌里描述的地球图景，对今大的中国人，即便是不到十岁的孩子，也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常识了：我们是中国人，中国在圆圆的地球上，地球是太阳系的一颗星，太阳系不过是远为浩瀚的天体的一小部分而已。在过去二十多年里，无论在中国大陆还是在世界上其他华人社区，许多中国人都不约而同地先后喜欢上两首流行歌曲：“河山只在我梦萦，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亲！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卜中国印。……”（《中国心》）“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家里盘着两条龙是长江与黄河呀，还有珠穆朗玛峰儿是最高的山坡。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看那一条长城万里在云中穿梭呀，看那青藏高原比那天空还辽阔。我们的大中国呀，啊，好大的一个家！……”（《大中国》）尽管可以说《中国心》曲调庄重而富于深情，《大中国》则诙谐而轻快，但它们都共同地表达了中国人的一种现代性体验：我们是由众多“兄弟姐妹”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族，拥有同样的“中国心”和“中国印”；“中国”是我们共同的“家”，它拥有长江、长城、黄山、黄河、青藏高原和珠穆朗玛峰；中国是地球上的一个国家，而且是地球上一个独具特性和魅力的国家，我们为做一个中国人而无比自豪；即便是身在异国他乡，我们也会感受到“中国”的无限力量！这样的激情歌唱，包含了现代中国人的一种十分自然而又基本的世界体验或知识：我们所生活的国家叫中国，中国是位于地球东半球的一个多民族国家。可以说，今天没有任何人会对这样起码的世界体验或知识发出疑问。它们太常识了，也太令人熟悉了！

但很少有人想到，这样的宇宙模式并非古已有之或古往今来一直延续下来，而仅仅是现代性的产物，是中国人经历了顽强的抗争以后才慢慢明白的事实。确实，直到明代末年利玛窦向中国人描绘地球图式之前，古典中国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天地之中”的宇宙图式，处在这个图式中央的是“中国”；“中国”正是“天地之中”或“天下之中央”的意思。北宋的石介写了一篇《中国论》，其描述颇有代表性，完全可与《醒世歌》对比起来阅读：“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5]（卷10）在这一宇宙图式中，处在天地中心的是中国，而处在天地边缘的是四夷；四夷在天地的外缘，而中国在天地的内缘。这里呈现出一种明确的“同心圆”宇宙模式：中国处在宇宙的圆心，而四夷散落在圆心周围，围绕着这个圆心旋转。这样一种宇宙图式植根在中国人心中，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和知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在明代万历年问进人中国，向明神宗进呈自鸣钟等西方器物，并讲解《万国图志》等，在中国人面前展示了崭新的地球图式。他广交中国士大夫，广泛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技知识，并翻译科学著作及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等。从此，地球论开始挑战古典中国固有的宇宙模式。

当然，变化是缓慢的。偏安于东方的中国人那时还不相信，大多对此只当异端邪说笑看，使得利玛窦带来的奇异的地球图式未能迅速动摇中国古典“天地之中”模式的权威。除了徐光启等少数人热情地吸纳以外，“骤闻而骇之者甚众”[6]（P240），或“诞之莫信”[7]（P498），或加贬低，或予批驳。到了清康熙时钦天监承杨光先还如此批驳“地球”说：“若然则四大部州万国之山河大地，总是一大圆球矣。……所以球上国土之人脚心与球下国土之人脚心相对……竟不思在下之国土人之倒悬。……有识者以理推之，不觉喷饭满案矣。夫人顶天立地，未闻有横立倒立之人也。……此可以见大地之非圆也。[8）这位全然不懂现代科学知识的人，仍然按照中国古典地理学模式去批驳西方“地球”说，竟然显得振振有词，其势咄咄逼人。即使像王韬、李圭和薛福成一类亲自“开眼看世界”的文人，最初也是坚守传统地理学模式的，对西方传入的“地球”说持怀疑或排斥态度。他们只是要等到亲身体验了西方以后，才逐渐地转变了以往的信念。李圭在评论19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主流观点时还说：“地形如球，环日而行……我中华明此理者固不乏人，而不信是说者十常八九。”这一说法确实能反映当时中国人的普遍心态。他也是在1876年游历美国后，才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的。他自述最初对“地球”说“亦颇疑之。今奉差出洋，得环球而游焉，乃信”[9]（P312）。出使欧洲的薛福成在19世纪90年代初的见解似乎是一种总结：“天圆而地方，天动而地静，此中国圣人之旧说也。今自西人人中国，而人始知地球之圆。凡乘轮舟浮海，不满七十日即可绕地球一周，其形之圆也，不待言矣。”[10]（P499）他已经宣告了“中国圣人旧说”的衰败和“地球”说在中国人心目中的新生命。

可以说，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及至此后几十年，当“泰西”不断在中国显示其强大的军事、科技、政治与文化力量，而固守古典宇宙模式的中国一败再败终于一败涂地，到了置之死地而求新生的时候，地球模式才逐渐地、越来越有力地介入中国人的体验，成为现代性体验的组成部分，并在“庚子事变”期间终于彻底击败和取代了古典的“天地之中”模式。从此，对于每位中国个人来说，一个明白的日常体验事实出现了：眼中所见所感的天地变了，“自我”也必然发生改变。那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数千年的“天地之中”模式，已经让位于新的“地球”模式。皮嘉佑的《醒世歌》恰逢其时地呈现了新模式取代旧模式的必要性以及艰难性：“若把地球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圆物，谁居中央谁四旁？”当人们走出“天地之中”模式而面对地球仪这一“浑圆物”，就会做出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发现：“中国并不在中央”；同时，既然地球是圆的，那么处于地球表面的全球各民族国家，就无所谓“中央”与“四旁”了，“谁居中央谁四旁？”这就有力地消解了古典“天地之中”模式，而建构起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处一体的地球模式。

地球模式作为中国现代性的内涵之一，意味着如下新的体验：中国不再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不过是世界民族国家之一。这样，古老的“天地之中”摇身一变而为地球之一国。这一变化的后果是惊人地严重：作为“天地之中”，中国是唯一强盛的存在；而作为地球之一国，中国与其他“他者”相比没有了什么特权。地球模式的生成，明明白白地告诉中国人：你只有尊重地球现实，才能重新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郭沫若的《地球，我的母亲》（1920）这样写道：“地球，我的母亲！／天已黎明了，／你把你怀中的儿来摇醒，／我现在正在你背卜甸行。／／地球，我的母亲！／我背负着我在这乐园中逍遥。／你还在那海洋里面，／奏出些音乐来，安慰我的灵魂。／／地球，我的母亲！／我过去，现在，未来，／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报答你的深恩？／／地球，我的母亲！／从今后我不愿常在家中居处，／我要常在这开旷的空气里面，／对于你，表示我的孝心。／／地球，我的母亲！／我羡慕的是你的孝子，那田地里的农人，／他们是全人类的保姆，你是时常地爱顾他们。／／地球，我的母亲！／我羡慕的是你的宠子，那炭坑里的工人，／他们是全人类的Prometheus,／你是时常地怀抱着他们。／／地球，我的母亲！／我想除了农工而外，／一切的人都是不肖的儿孙，／我也是你不肖的子孙。／／地球，我的母亲！／我羡慕那一切的草木，我的同胞，你的儿孙，／他们自由地，自主地，随分地，健康地，／享受着他们的赋生。刀地球，我的母亲！／我羡慕那一切的动物，／尤其是蚯蚓——／我只不羡慕那空中的飞鸟：／他们离了你要在空中飞行。／／地球，我的母亲！／我不愿在空中飞行，／我也不愿坐车，乘马，着袜，穿鞋，／我只愿赤裸着我的双脚，永远和你相亲。……”

诗人已经彻底地承认了地球模式，并为这种承认而欢欣鼓舞。承认地球模式，并非远离中国固有的宇宙观，而是一种新的返回：正像在道家那里常见的复归“自然”的主张一样，诗人宣告：“我不愿在空中飞行，／我也不愿坐车，乘马，着袜，穿鞋，／我只愿赤裸着我的双脚，永远和你相亲。”承认地球也就是意味着回归古典道家的自然境界。

三、现代性的特征2：民族协同观

一旦摇撼掉“天下之中央”旧图式而建构地球之一国新图景，就必然会波及中华民族与地球上其他民族的固有的民族关系。因为，在一个自以为位居天地中心的民族看来，自己对四周民族拥有超常的权威是天经地义的；而当它被甩出中心位置时，这种超常权威就自觉衰落了。于是，中国人不得不发现自己不过是地球上民族之林的一部分，不得不放下“天下之中央”的幻觉与自恋，承认与其他民族“协同生长”[11]（第1卷，P307）。这样，中华民族与地球上其他民族之间协同生长的观念，成为现代性的固有内涵及显著标志之。

自居“天朝上国”的华夏民族，由于置身“天地之中”，向来拥有中优外劣的民族优越感：中华民族是最上等的民族，而四周民族则是次等民族。在鸦片战争以前，华夏民族处于一种自我与“他者”关系的相对充足或完满状态，享受着作为世界中心民族或强盛民族的古典性荣耀。华夏对自己作为“天地之中”的中心地位和绝对权威深信不疑，从而自信地把自己形容为“夏”或“华夏”；同时，在这位自我看来，作为外来客人的边缘“他者”总是野蛮、弱小和低级的少数民族，即属于“夷”或“夷狄”。由于这种明显的自我与“他者”的权力差异，“华夏”自我才可以具有足够的自主和自信，可以“虚怀若谷”地向外来其他民族即“夷狄”开放。其实，也正是由于有了四周“夷狄”这面“镜象”，这位自我的位置和权威才得以确证。无论如何，在古典中国的民族关系图景中，中华民族是优等民族，而四周民族是劣等民族。于是，古典性中国形象形成了：“中国”如“夏”，位于宇宙模式的“中心”，享有号令天下的最高权威；而周围各国如“夷”，位于这个模式的边缘，必须向“中国”主子臣服。与这种“中国”形象相近的，还有“万方之主”、“百鸟来朝”等经典形象。这种中国形象可以用汉代贾谊在《过秦论》中的描绘来形容：“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而王维的“九天阎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蔬,，则令人想起这个“天朝上国”的赫赫威仪。

在今天看来，中优外劣心态不过反映了那时特定状况下中华民族的一种自我迷恋或自我幻觉而已。黄遵宪辩护说，中国人自称“中华”或“中国”在当时是并无现在所以为的“自尊卑人”之意的，因为那是由中国其时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所致。“天下万国，声名文物莫中国先，欧人名为亚细亚，译义为朝，谓如朝日之始升也。”中国在古代属文化发达国度，而四周“他者”（邻居）却欠发达。“其时环中国而居者，多蛮夷戎狄，未足以称邻国。中国之云，本以对中国之荒服边檄言之。因袭日久，施之于今日，外国亦无足怪。……余考我国古来一统，故无国名。国名者，对邻国之言也。然征之经籍，凡对他族则曰华夏。”[12]（《邻郊志》上一）“中国”（天下之中央）这一名称是由中国与当时四周不发达的邻居“蛮夷戎狄”相比较而言的，它们由于文化上的弱小和未开化，“未足以称邻国”，所以只能称“夷”。黄遵宪的这一辩护虽然难免有缅怀“中国中心”幻觉之意，但显然有其历史合理性。这样的看法后来引起杨度、梁启超、汪康年和章太炎等人的反响[6]（P297-299）。杨度就根据这种历史环境制约之说，探讨了古代中国人缺乏全球性或世界性视野的原因：“故夫中国之在世界也，自开国以至如今，亦既数千年矣。然此数千年中，所遇者无非东洋各民族，其文化之美，历史之长，皆无一而可与中国相抗，实无一而有建立国家之资格，于是有中国之国家，为东方唯一之国家。中国之名称，不能求一国名与之对待，即有之非终为其并吞之领土，即其臣服朝贡之属国，亦决无与之相领顽者。故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无国际之名词，而中国之人民，亦唯有世界观念，而无国家观念。此无他，以为中国以外，无所谓世界，亦无所谓国家。盖中国即世界，世界即中国，一而二，二而一者也。”[13]（P214）在中国古代环境条件下，“中国”就是“世界”，“世界”就是“中国”，因而那时的中国人并不需要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只是由于西方的崛起及全球性扩张，“中国即世界”的既成关系格局才被打破：“自近数十百年以来，经西洋科学之发明，于水则有涉大海破巨浪之轮船，于陆则有越大山迈广原驰骋万里之汽车，于空则有飞山驾海瞬息全球之电线，西人利用之，奋其探险之精神，率其殖民之手段，由欧而美而非而澳，乃忽然群集于东亚大陆，使我数千年闭关自守、以世界自命者，乃不得不瞿然而惊，膛然而视。仰瞩遥天之风云，俯视大海之波涛，始自觉其向之所谓世界者非世界也，不过在世界之中为一部分而已。此世界之中，除吾中国以外，固大有国在也。于是群起而抗之，仍欲屏之吾国以外。然诅知其处心积虑以图我者，不仅不可屏也，乃与之交涉一次，即被其深入一次。……自吾政府之军国重事，以至人民之一衣一食，皆与之有密切关系焉。”[13]（P214-215〕中国“人民”就是这样被迫抛弃“中国即世界”的固有信念而接受中国“在世界之中为一部分而已”的事实。如此，由于现代生存环境的根本改变，即前面所谓地球模式确立，尤其是中国自我与西方“他者”的具体实力对比发生决定性大逆转，新的地球模式和民族协同观念才得以产生。

直到20世纪末，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还在《极端的年代》（1994）里这样评论中华民族的自我优越感及其难以动摇性：“中国民族的同一性不但远超过其他许多国家——94%的人口为汉族——并且作为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虽然其间或有分裂中断），至少可能已有两千年历史之久。更重要的是，在两千年中华帝国岁月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并在绝大多数关心天下事的中国人心目当中，中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与典范。”[14〕尽管不少西方人轻视中国，把它视为愚昧和贫穷的边缘国度，“但是中国可不这样想”。“它认为——相当正确的看法——自己的古典文明、艺术和文字，以及社会价值系统，是其他国家公认的精神鼓舞及模仿对象，对日本尤其恩深泽重。像这样一个文化大国，不论由集体角度看，或从个人地位与其他任何民族相比，自然毫无半点知识文化不如人的自卑感觉。而中国周围的邻近国家，也没有一国能对它造成丝毫的威胁；再加上中国发明了火药，更可高枕无优，轻而易举将犯境的野蛮人拒之边外。于是中国人的优越感，更获得进一步的肯定，虽然这种心态，曾使得它在面对西方帝国的扩张时，一时措手不及。19世纪时，中国在科技上的落后，变得再也明显不过—因为科技不如人，直接便表现为军事上的不如人。但是这种落后现象，事实上并非由于中国人在技术或教育方面无能，寻根究底，正出在传统中国文明的自足感与自信心。因此中国人迟疑不愿动手，不肯像当年日本在1868年进行明治维新一样，一下子跳人全面欧化的‘现代化’大海之中。因为这一切，只有在那占文明的捍卫者——古老的中华帝国——成为废墟之上才能实现；只有经由社会革命，在同时也是打倒孔老夫子系统的文化革命中，才能真正展开。”[14]（P688）霍布斯鲍姆冷静地看到，正是“中国人的优越感”或“传统中国文明的自足感与自信心”，导致了中国人在现代巨变时刻的一再“迟疑”，阻碍着他们像日本人那样迅速变法以便适应“现代化”转型。

确实，只是当“古老的中华帝国”沦落为“废墟”后，中华民族才不得不忍痛丢弃根深蒂固的自足感和自信心，获得新的身份认同：中华民族不再是地球上唯我独尊的高等民族，而不过是地球上彼此平等与协调的多民族的一员；生存在地球上的各民族之间无所谓高低优劣，都应当彼此平等和协调。而这种民族平等观念一旦产生，一种令中国人痛苦的否定性图景就赫然显现了：在20世纪初西方列强环伺的特定情形下，中华民族已经沦落为低一等的被侵略与被压迫民族了。

正是在这种哀痛和缅怀的体验中，人们纷纷起来重新思索中国人及其与地球上其他民族的关系。与古典性体验认定中国优越于外国（“华我夷人”）不同，在现代性体验中，中国人既有人类普遍性或普遍人性，又有自身的独特民族性或民族特异性。一方面，中国人挣脱了古代“夷夏”、“家国”、“三纲五常”等传统观念的束缚，承认自己并不优越于全球其他民族，而是同他们在许多方面一样，并且接受了凡人类无论种族或民族均平等相待、协同生长等观念，相信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普遍性价值尺度。当然，应当看到，这种承认在“庚子事变”至民国初年曾经伴随着一种极端倾向—就是悲观地认定“中国人”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上先进民族，甚至要“国亡种灭”[11]（第1卷,P301），从而对中华民族的现代命运充满了“大恐惧”[11]（第1卷,P307）。确实，自从“庚子事变”和《辛丑条约》之后，外国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已经具有了强大而不可一世的地位。李伯元的《文明小史》（1903一1905年连载）描写洋瓷碗事件，正显示了这种民族心态的演变。永顺府柳知府作为朝廷命官，深知洋人是不能惹的，否则要出“大乱子”，所以，仅仅因为店小二不慎打碎了洋人的瓷碗就把他关押起来。区区洋瓷碗事件被知府小心翼翼地对待，正是由于它代表着外国人，是外国人的权威地位的表征，不能冒犯。柳知府的话透彻地显示了清朝官员对外国人的低三下四的态度：“他们外国人最是反面无情的，究竟打掉一个碗，不是什么要紧东西，也值得拖累多少人，叫人家败家荡产吗？不过现在他们外国人正在兴旺头上，不能不让他三分。可怜这些人那一个不是皇上家的百姓，我们做官的不能庇护他们，已经说不过去，如今反帮着别人折磨他们，真正枉吃朝廷傣禄，说起来真叫人惭愧得很！然而也叫作没法罢了。”外国人的“兴旺”正反衬出中国人的地位的衰落。柳知府不“庇护”百姓却“反帮着别人折磨他们”，内心是感到“惭愧”的，直叹息舍此而“没法”。这种复杂的心理过程表明了中国人的体验模式的演变。也就是说，从这位一心讨好和巴结外国人的知府的话及其表露的心态演变，可以见出中优外劣心态的解体和相反的外优中劣心态的形成。上述洋瓷碗事件的处置方式，典型地透露出以中优外劣心态为标志的中国古典性体验的终结和以相反的外优中劣为表征的现代性体验的形成。

一方面，是民族协同观的发生；另一方面，是中华民族在地球上的生存危机的凸显，这正构成中国现代性在民族关系上的一种特殊景观。因为，民族协同观的提出依赖于古典中优外劣心态的幻灭，而这种幻灭恰恰是由民族危机所致。《文明小史》第二十回借“新派”魏榜贤的演说，勾勒出那时人们眼中的中国及中华民族的危机形象：“诸公，诸公！大祸就在眼前，诸公还不晓得吗？现在中国，譬如我这一个人，天下十八省，就譬如我的脑袋及两手两脚，现在日本人据了我的头，德国人据了我的左膀子，法国人据了我的右膀子，俄罗斯据了我的背，英国人据了我的肚皮，还有什么意大利骑了我的左腿，美利坚跨越了我的右腿，哇呀呀，你看我一个人身上，现在被这些人分占了去还了得！你想我这个日子怎么过呢？诸公，诸公！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想结团体吗？团体一结，然后日本人也不敢据我的头了，德国人、法国人，也不能夺我的膀子，美国人、意大利人，也不能占我的腿了，俄国人，也不敢挖我的背，英国人，也不敢抠我的肚皮了。能结团体，就不瓜分，不结团体，立刻就要瓜分。诸公想想看，还是结团体的好，还是不结团体的好？”这里以譬喻的方式以“人”喻“国”，显示了“中国”被列强瓜分的贫弱者形象。可以说，这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那时的仁人志士对现代性中华民族形象的普遍体验。

鲁迅对清末民初的“大恐惧”也有独到的分析。他在《热风·随感录三十六》中通过透视这种民族“大恐惧”，提出了独特的民族“协同”观：

现在许多人有大恐惧；我也有大恐惧。

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

我以为“中国人”这名目，决不会消灭；只要人种还在，总是中国人。譬如埃及犹太人，无论他们还有“国粹”没有，现在总叫他埃及犹太人，未尝改了称呼。可见保存名目，全不必劳力费心。

但是想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即须有相当的进步的智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够站得住脚：这事极须劳力费心。而“国粹”多的国民，尤为劳力费心，因为他的“粹”太多。粹太多，便太特别。太特别，便难与种种人协同生长，挣得地位。

有人说：“我们要特别生长；不然，何以为中国人！”于是乎要从“世界人”中挤出。

于是乎中国人失了世界，却暂时仍要在这世界上住！—这便是我的大恐惧：[11]（第1卷，P307）。

鲁迅所极大地“恐惧”的，不是中华民族作为“中国人”的民族身份的“消灭”，因为他相信，“只要人种还在，总是中国人”，“保存名目，全不必劳力费心”；与当时许多人（如“国粹”派）的恐俱内涵不同，他所恐惧的恰恰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即中华民族的“世界人”这一新身份的得而复失。按鲁迅的看法，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的焦点不在于自身的“中国人”身份而在于其“世界人”身份，也就是如何从世界各民族生而平等的新观念出发，努力寻求民族的普遍的价值尺度，如自由、平等、人性或人道等。中华民族要想在地球上做合格的“中国人”，首先必须丢掉顽固的中优外劣心态而养成民族平等与协调的新习惯：自觉地“与种种人协同生长”，即与地球上其他民族的前进主流协调一致。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为自己在地球上“挣得地位”。鲁迅在这里使用“挣得”二字表明，他相信中华民族在地球上的新地位或身份不是既定的，不是靠中国文化古典性慷慨地赐予的，而只能来自新的民族间“协同生长”这一生存实践。这种新地位的标准或条件，包括“相当的进步的智识，道德，品格，思想”。鲁迅还充分地估计到，要实现中华民族与地球上其他民族的真正的“协同生长”并非易事，“这事极须劳力费心。”

郁达夫《沉沦》（1921）写一位身患“忧郁症”的留日中国学生，他的“忧郁”及多愁善感处处都与中华民族的民族身份失落相关。“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都是我的仇敌，我总有一天来复仇，我总要复他们的仇。”“我何苦要到日本来，我何苦要求学问。既然到了日本，那自然不得不被他们日本人轻侮的。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小说写“他”渴望异性的爱，在孤独中进了一家酒楼。面对自己内心极度渴望的日本侍女，这位富于青春活力的年轻大学生本应自信地冲锋向前的，但他却先自“卑怯”起来，“愈想同她说话，但愈觉得讲不出话来”。来自侍女的一句平常的问话，也能掀起他心海深处的惊涛骇浪：“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贱贼’还更难听。”正是在脆弱的民族自尊心的驱使下，这位留学生时时处处都能激发起内心强烈的民族认同冲动。“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越是痛感自身的贫弱和卑微，越是急切地盼望民族国家的“强大”。而正是从这种盼望祖国富强的焦渴中，不难见出个人内心的民族自卑情结。

当然，鲁迅的设想是有远见的：中华民族要走向真正的“强大”，首先需要彻底消除中优外劣心态而承认各民族“协同生长”的必要性，即不是唯我独尊地继续维护“中国中心”观，而是冷静地承认地球上各民族的平等与“协同生长”。只有与其他民族协同生长，承认“世界人”现实，中国人才能真正重新做回“中国人”本身。而此时的“中国人”，显然已经具有了与古典性中国人颇为不同的内涵了：他不再是“天地之中”的“中国人”，而是“世界人”之中的“中国人”。以民族协同观取代中优外劣心态，确实是中国现代性的一种经常性特征。

四、现代性的特征3：制度转型论

现代性远远不只是一种新思想转型，而是与新制度转型相连的社会总体转型。随着地球模式、民族协同观的建立，现代性必然地要求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新制度，制度转型论从而发生。这里的制度是指现代中国所兴起的与地球模式和民族协同观相应的新型社会制度，包括民族国家政体、法律制度、社会关系制度、教育制度、宗教制度、学术制度及艺术制度等。制度转型论是包含上述所有制度在内的整个社会制度的根本性观念转变。前引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里讨论了构成“现代性”的三个主要“动力品质”或“因素”：“时空分离”、“社会制度的抽离化机制”和“现代性的反思性”。对中国现代性来说，这三点其实都涉及制度转型。

首先，就“时空分离”来看，中国人历来有自己的计时、纪年、土地丈量等各种各样的时空制度，如十二时辰、四时、二十四节气、农历等，它们构成中国文化古典性的一部分。但随着现代性的进程，原有的时间与空间关系被肢解了。“机械计时工具的广泛使用不仅促进而且预设了日常生活组织会发生深刻的结构变迁，这种变迁不仅是区域性的，而且，它无疑也是全球化的过程。[14]（P18）吉登斯深相信，全球化语境下的“时空分离”机制有助于世界的积极的“转型”，“它为不同场合协调社会活动提供了时空重组的坚实基础”[14]（P18-19）。按照这种乐观设想，当全球各种原来相对封闭和自主的文化，都消除了各自的时空模式而在同一种机械计时方式之下统一起来时，世界的时间和空间必然地获得了重新组合或转型。对中国来说，时空分离导致新的时空制度转型是必然的，但是，这种转型给中国人带来的影响程度却是异常深刻的：它远不只是一种时空分离，而完全可以视为一种更剧烈而更深刻的时空裂变。

仅拿“离别”这类中国人关心的日常话题来说，离别体验实际上与特定的时空制度紧密关联，而时空制度如果发生转型，则势必给予离别体验以微妙而深刻的影响。“多情自古伤离别”。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离别历来是一种常见的生存体验，涉及人的悲欢离合、生老病死等既日常而又重大的问题。正是由于这种重要性，离别往往成为一种因时空分离而发生的日常生活仪式，一种在特定时空制度中展开并与时空变化及时空预期紧密相连的日常生活方式，一种与时空关系密不可分的生活滋味。离别与团聚相反。如果说，团聚是指同一时间与空间中的人际共在，即实现时空同一的人际共在或人际交往的时空同一体，那么，离别则意味着时间同一而空间疏隔的孤立存在，这正是时空分离的存在。苏东坡所谓“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当然说的只是一种月光下的想象性团聚：尽管在时间同一中品味空间上的千里阻隔，但却可以在同一月光下在想象中跨越空间距离而实现团聚。不过，这恰恰正道出了实际生活中的离别状况及对团聚的呼唤。

在古代，离别仪式总是发生在特定时空情境中，并与某些象征物件形成稳定的关系，除上面提及的月光外，还有杨柳、雨雪和饮酒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小雅·采薇》）在这一离别仪式中，出现了离别的时间变化（“昔”与“今”）、空间景物变化（“杨柳依依”与“雨雪霏霏”）以及连接这种时空关系的行动变化（“往”与“来”），而“杨柳”和“雨雪”则成为离别及与之相连的人际情感的典范象征物件。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泡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渭城旧址在今陕西咸阳以东窑店镇一带，丝绸古道的起点。唐代从长安送人西行，多在此折柳赠别（而东行则在长安东郊的溺桥送别）。阳关位于今甘肃省敦煌县西南，为古人出塞的要道。咸阳距西安市约三十公里，西渭桥是唐时西送行人必经之路，王维当年送别元二的地点想必应在这里。这里出现“柳色”和“朝雨”形象，显然可以溯源到“杨柳依依”与“雨雪霏霏”，显示了与离别相关的早期象征物件传统的延续；“渭城”和“西出阳关”的对立，道出了在时间的未来维度上发生空间位置疏隔的必然性；“一杯酒”与“无故人”，通过饮酒送别仪式与孤独预期的对比，想象出未来的人际疏隔前景，由此透露出自己作为“故人”而对朋友的深厚的思念之情。

如果说现代性转型意味着时空制度的转型，那么，问题就在于，在现代性情境中，与离别相连的时空制度会发生怎样的转型？而这种转型又会对个人的离别体验产生怎样的影响？黄遵宪的《今别离》正是一个合适的个案。“今别离”题目来自《乐府诗集·杂曲歌辞》，其中录有崔国辅的《今别离》。从题目选择看，黄遵宪是有意与《古别离》相对举。唐代诗人孟郊有《古别离》：“欲别牵郎衣，郎今到何处？不恨归来迟，莫向临邓去！”诗写妻子在丈夫远行前难舍难分的惜别情形：“临别时拽住你的衣裳：你今个又去什么地方？不论你哪年哪月回来，可别去了卓文君的家乡！[15]（P305）这里在时空关联中写出了两种离别：一种是即将开始的夫妻之间的空间阻隔（欲别牵郎衣，郎今到何处），这属于通常的夫妻离别；另一种则是夫妻之间的情感疏离（不恨归来迟，莫向临邓去），这是与时空分离相连的别一种离别方式——空间疏隔有可能进一步导致夫妻情感断裂。而黄遵宪则想写出现代时空情境中的新的离别体验。所谓“今别离”，实际上可以视为与古代别离（古别离）相对的现代别离，即是一种现代性离别体验。黄遵宪的《今别离》四首之一：“别肠转如轮，一刻既万周；眼见双轮驰，益增心中忧。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车舟；车舟载离别，行止犹自由。今日舟与车，并力生离愁；别知须臾景，不许稍绸缪。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虽有万钧舵，动如绕指柔。岂无打头风，亦不畏石尤。送者未及返，君在天尽头。望风倏不见，烟波杳悠悠；去矣一何速，归定留滞不；所愿君归时，快乘轻气球。”诗的抒情焦点集中在供人远行的交通工具——舟与车及其速度上。诗明显地脱胎于唐代诗人孟郊的《车遥遥》：“路喜到江边，江上又通舟。舟车两无阻，何处不得游。丈夫四方志，女子安可留。郎自别日言，无令生远愁。旅雁既叫月，断猿寒啼秋。此夕梦君梦，君在百城楼。寒泪无因波，寄恨无因粉。愿为驭者手，与郎回马头。”两诗同样是写舟车载人远别，但在黄遵宪这里，古代的“舟车”被现代“舟车”即轮船和火车所取代。黄遵宪的兴趣似乎在于叩问：同为远行的“舟车”，它们同样是离愁别绪的伴随物，那么，古别离与今别离在体验模式上仍然是同一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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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斯范文篇10

近十年西方许多企业在组织设计、复杂环境、信息技术方面面临着比较广泛的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引起了对管理会计变化的需求，许多经验研究的证据表明了这种变化。如传统的管理会计技术（如预算）尽管仍很普遍但通常与新的会计技术一同使用；新信息技术在许多组织中使常规的会计任务中心化（或从外面取得），管理会计由原来在组织内部由一小部分专家所拥有变成组织内部分散化的知识；管理会计师转向为企业持续经营提供直接的支持或内部经营咨询。管理会计的变化当然通常被推断为好的现象-将现实变得更好，但是人们发现，变化也可能与负面的发展相联系。如带来大量的问题、引起倒退、甚至迅疾的大破坏。而且，尽管经营环境的重大变化对管理会计系统的变化施加了强大的压力，管理会计系统的变化还是比较困难和缓慢（Granlund，2001）。

管理会计变化的这些特点，引起一些西方学者的关注，管理会计变化研究因此成为管理会计研究的一个重点。

根据Macintosh和Scapens（1991）的观点，现代管理会计变化研究的三个主要方向是经验案例研究、基于经济学理论的实地研究和专注于社会制度的研究。专注于社会制度的研究认为，管理会计变化与环境和围绕它的更加广阔的社会和制度力量有关，管理会计可以视为个别组织中的制度，在特定的组织中管理会计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巩固思维和行动中的理所当然的方式。专注于社会制度的研究关注概念体系、转变条件和原因，涉及制度和行为方式、制度行为如何在不同时期持续等问题。Macintosh和Scapens（2000）认为，会计文献所使用的社会学制度理论有三种：新制度经济学（或交易成本经济学）、旧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社会学（newinstitutionalsociology）。新制度经济学对于会计的研究，基本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由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基于合理性和均衡的核心经济学假设，因而更为关心预测合理的或“最优的”结果，而不是解释从一种均衡走向另一种均衡所呈现的过程也即变化过程。新制度社会学对会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会计实践的外部组织制度（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一般影响。旧制度经济学则将视角集中在组织的常规和常规的制度化，认为管理会计系统和实践能够产生组织的规则和常规，因而研究管理会计的变化同时也是研究组织常规的变化。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将重点介绍和研究Macintosh和Scapens（1991）的管理会计变化的结构理论和Burns和Scapens（2000）的基于旧制度经济学的管理会计变化制度理论。

二、管理会计变化的结构理论

Macintosh和Scapens1991年在《管理会计研究杂志》上发表“管理会计与控制系统：结构化理论的分析”一文，提出将：Roberts和Scapens（1985）、Macintosh和Scapens（1990）以及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theory）运用到管理会计系统的研究中。认为结构理论包容了AdamSmith的古典经济学和KarlMarx的经济决定论（Macintosh和Scapens，1991），对理解管理会计的性质很重要，是解释管理会计系统在组织社会秩序的产生、调节和转变中的作用，理解推动该系统的不太明显的动力的有价值的手段；管理会计系统在组织中可以形成和复制含义、权力和道义。

（一）结构性及其三个方面

结构性理论由英美传统的领先社会理论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1938）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发。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既能解释社会制度又能包含理解其转变条件的概念体系。

其最终的目的是一种Spencer，Weber，Parsons和Marx传统下的一般社会理论（grandsocialtheory）。

其基本假设是任何完整的社会理论，必须包括行为（agency，有自我意识的人的主观行动）和结构（来自行为和相互作用个人和团体的社会结构的结构资产）两部分。结构是在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形成和安排社会行为和为社会活动提供约束的规范、样板、蓝图、准则和规则，是社会相互作用和活动的“DNA”。行为将社会生活描述成由主动的个人所组成。这些个人在社会环境中主观地产生引导他们的共同理解。行为是个人在社会环境中一种有目的性的、自我监督和相互监督的能力。吉登斯认为，结构和行为间存在递归的关系，它称其为结构性（structuration）。其基本假设是任何完整的社会理论必须既包括个人在其中相互作用（结构）的社会结构，又包括有自主意识的人的行为。结构性表达了个人和社会结构间的双重或相互依存。

结构性和结构的双重性是行为过程所形成的行为方式的社会模式常规的持续复制，是理解社会繁衍和持续性的一个关键概念。结构性同时发生在三个方面：含义（signification）、支配（domination）和合法化（legitimation），有时也被称作含义、权力和道义。含义结构是用作产生意思的语义规则；支配结构是用作产生权力的资源；合法化结构是产生道德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社会系统的这三方面紧密交织难以拆分，它们一起在组织与制度中影响社会活动和行为人间的相互作用，它们限制和强制行为人获得为维护社会秩序所需的合作。下面对结构性的这三个方面作进一步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