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正范文10篇

矫正范文篇1

一、社区矫正工作的指导思想

社区矫正工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提高社区服刑人员矫正质量为核心，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要求，在区委、区政府统一领导下，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整合利用社会资源和力量，积极探索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监督管理和教育改造的有效方式，提高教育改造质量，依法规范矫正行为，为加快“平安四方”建设，促进社会文明进步，推动全区经济和社会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创造更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和任务

（一）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

社区矫正适用下列五种罪犯：

l、被判处管制的；

2、被宣告缓刑的；

3、被暂予监外执行的，具体包括：

（1）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

（2）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3）生活不能自理，适用暂予监外执行不致危害社会的；

4、被裁定假释的；

5、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

符合上述条件，罪行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犯、老病残犯，以及罪行较轻的初犯、过失犯等，应当作为社区矫正的重点对象。

（二）社区矫正的主要任务

1、依法对矫正对象进行管理和监督，确保刑罚的有效实施。

2、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对矫正对象的思想教育、法制教育、社会公德教育，矫正其不良心理和行为，使他们悔过自新，弃恶从善，成为守法公民。

3、依法组织矫正对象参加适当的社会公益劳动。

4、帮助矫正对象解决就业、生活、法律、心理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三、社区矫正工作管理

社区矫正工作由区司法局负责具体实施，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

（一）社区矫正组织及其主要职责

成立四方区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职责是：负责全区社区矫正的组织工作，协调理顺关系，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司法局。办公室由区综治办、区人民法院刑庭、区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科、公安四方分局户政科、区司法局安置帮教科负责人组成。

各街道成立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组织领导本街道的社区矫正工作，街道党工委书记任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司法所，由街道综治办、司法所、派出所、社建科、劳动保障中心等部门负责人参加，司法所所长具体负责日常各项工作。

（二）社区矫正工作队伍

建立专业矫正力量与社会矫正力量相结合的，由社区矫正工作者和社会志愿者组成的社区矫正工作队伍。

社区矫正工作者应是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司法所工作人员、各级社区矫正组织中的专门工作人员和公安派出所民警等国家公职人员。

司法所干警对矫正对象进行教育矫正，组织社会志愿者对矫正对象进行帮教，协调有关部门解决矫正对象在矫正过程中遇到的相关问题。

公安干警开展对矫正对象的教育矫正工作，宣布矫正对象进入矫正期和解除矫正，对矫正对象的认罪、学习等情况进行考核，提出奖惩建议。

社会矫正力量主要是社会志愿者。主要包括专家学者、知名人士、离退休干部、社区居委会成员、高等院校的高年级学生、矫正对象的近亲属和原所在单位人员等。

社区矫正工作者志愿者须热心于社区矫正工作，政治合格，有一定的政策理论水平；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或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法学等方面的知识。

社区矫正工作志愿者由街道社区矫正组织聘请并颁发聘书，报区社区矫正办公室备案。

四、社区矫正相关各部门职责

区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制定全区社区矫正工作方案和工作规划；制定全区社区矫正工作的相关政策、制度；协调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之间的工作，解决社区矫正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督促、检查、指导全区的社区矫正工作。

区人民法院：要严格准确地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依法使用非监禁刑刑罚措施、鼓励服刑人员改造、自新的刑罚执行措施。在判处非监禁刑和裁定假释过程中，可以征求有关社区矫正组织的意见，并在判决、裁定后向服刑人员发《接受社区矫正告知书》。并及时将判决书、裁定书抄送区社区矫正办公室。

区人民检察院：要根据刑罚执行程序，加强法律监督；对社区矫正工作中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提出检察建议，保证社区矫正工作依法、公正实施。

公安四方分局：要履行有关法定职能，配合区司法局依法加强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管理、监督和考察工作；对违反社区矫正监督、考察规定的社区矫正对象，根据具体情况依法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对重新犯罪的矫正对象，依法及时处理。

区司法局：要牵头组织有关单位和社区基层组织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会同四方公安分局搞好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和考察，组织对矫正对象的教育改造和帮助工作。街道司法所具体承担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

区民政局：要把社区矫正工作纳入社区建设工作之中，保障矫正对象的基本生活。矫正期在三个月以上的矫正对象，凡符合低保条件的，经民政部门审核后，必须纳入低保范围，按现行规定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区财政局：要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并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区人事局：要会同司法局通过有效途径和方法，加强司法所和社区矫正组织建设和队伍建设。

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要积极为生活有困难或有就业需求的矫正对象提供职业培训和就业机会。

各部门应根据试点工作要求和实际工作需要，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部门工作制度和工作流程。

五、社区矫正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区各有关部门及各街道办事处，要把社区矫正工作列入议事日程，结合工作实际，根据职责要求，进行专门研究，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务求取得成效。

（二）搞好协调配合。各有关职能部门要从大局出发，认真履行职责，加强协调，密切配合，相互支持；加强信息交流与沟通，建立配合协作、情况通报、信息交流等长效工作机制，及时研究解决社区矫正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要在依照现有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大胆探索，创新工作思路，共同推进社区矫正工作健康发展。

（三）建立健全制度。各级社区矫正组织要完善工作例会、联席会议、请示报告、信息报送、监督检查、统计档案、社会宣传等工作制度，严格按规定办事，确保社区矫正工作依法规范，有章可循，有序进行。

矫正范文篇2

一、社区矫正的“瓶颈”

社区矫正是社会文明进步、刑事政策日趋理性化的重要标志，它隶属于刑事司法体系，是非监禁或暂缓监禁的刑罚执行方式。将那些罪行轻微或者经过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于再危害社会的罪犯置于社区，在国家机关的指导下，充分利用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社会志愿者等社会资源以及社会力量，在判决、载定或确定决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是社区矫正的本质目的。

1．社区矫正的问题症结

社区矫正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在现行法律框架内，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开展产生了一定的束缚和影响：从社区矫正的实践情况看，民众对社区矫正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差，司法部门在对执法主体的责权利的研究定位点、适应性上还有待于进一步明确和完善；从完善法律制度的践行上看，社区矫正的法制化程度还不高；从维护司法人权的作用上看，对犯罪人的法定权利意识仍有不足或缺漏；从管理模式的形式上看，现代化的管理手段运用欠缺，科技含量还较低。因此，为了顺利组织社区矫正工作，加强对社区矫正人员的监督管理，确保社区矫正的有序进行，提高社区矫正的高质有效，国家司法部门应制定一部社区矫正工作的专项法律，设置专项机构、落实人员编制，提供经费保障，配套相关条例和措施，明确社区矫正的性质、形式、内容和流程，规定矫正对象的权利义务等。同时，修改刑法、刑诉法、监狱法等现行法律，为社区矫正提供完备的法律依据，为实现社区矫正各个工作环节的规范化、法制化提供技术支撑。

2．社区矫正的矛盾焦点

“纲要”中指出“司法机关应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公正司法、严格执法，形成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可条文粗疏、笼统；虽然在我国的现行法律中也有社区矫正的若十规定，但在实际工作流程中缺乏可操作性、针对性。同时，在市场经济特殊的转型期阶段，社会经济成份、组织形式、就业模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日益多元化，社区对罪犯监督管理的“瓶颈”日趋凸显。一是随着市场经济形式发展的不断变化，社会综治形势总体趋于稳定的同时，大案、要案、恶性案件时有发生，刑事案发总量居高不下，公安武警严打防控任务日益繁重，现有警力超负荷运转，从而在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上难以投入更多的精力、警力，使得监控的威慑力与督导的领导上产生矛盾；二是随着城市现代化的日益发展，卫星城镇的不断崛起和旧城改造，人户分离现象愈演愈重；无当地城市常驻户籍而滞留在城市进行务工、经商、探访、旅游观光、中转和路过等活动人员的不断增加，社区的监控压力日益增大；某些社区居住人群混杂，地处城乡接合部真空地带，使部分非监禁或暂缓监禁的服刑人员，脱离户藉所在地，另辟居所，逃脱监控，群众监督与社区防控基本流于形式，使得因缺乏矫正条件而被判自由刑的犯罪分子与社区正在矫正的对象相比，在矫正尺度与法律的公平、公正处理方式上产生矛盾。三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下岗职工、社会失业人数的增多，社区服刑人员自身在就业、生活、医疗、子女入学等保障方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在需要社会相应的组织给予协调、指导和帮助时，而恰恰现行的法律没有这个方面的职责要求，使得社区矫正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与法律的支撑上产生质量效率的矛盾。因此，只有行之有效地解决社区矫正的“瓶颈”问题，才能促使矫正对象成功地回归社会。

二、社区矫正的着力点

社区矫正的本质属性是对部分非监禁或暂缓监禁的服刑人员在社区进行“修理、剪枝”和重新“修复”，为犯罪人建立再社会化的桥梁。因而，矫正是否高质有效，事关公共社会安全和司法改革的成果。

1．重视“小社区、大社会”的矫正理念

社区矫正的关键在于使犯罪人回归社会，形成社会再生资源，其核心是矫正质量，形成可资资源。为此，“小社区、大社会”的矫正理念，是指在省或市司法机关的宏观领导下，以区（县）司法局、街道司法所为基本矫正组织，统一领导或指挥辖区中的派出所、矫正工作者、矫正志愿者、各种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厂矿企业、学校、社会服务保障组织融为一体，并以社区为单位划分矫正执法区域。各社区矫正执法区域，应编组多支功能不同的区域矫正执行小组，实行既有重点，又有较大覆盖面的多层、多道监督防控部署，采取积极有效的矫正措施，对在社区服刑的犯罪分子在现行法律制度的框架内，依法矫正。通过矫正领导管理机构积极组织社会力量，充分利用社会资源的同时，司法机关协调社会的相关部门，指导和帮助社区服刑人员解决就业、生活保障以及其它社会等问题，保证社区服刑人员从思想上得到彻底改造，顺利完成人格的重新社会化，回归社会和融入社会。

2．重视矫正的监控能力

社区矫正并不是一把万能钥匙，防止因社会和人为因素的变化而导致部分社区服刑人员思想出现反复而重新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因此，依法打击暴力犯罪、犯罪、黑社会性质的刑事犯罪等各种犯罪活动，层层落实治安防范责任制，构建预防社区服刑人员重新犯罪工作机制，加强对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是构建和谐社区的重要保障。一是精心构筑群防群治网络，全面推行定点哨、流动哨、义务哨的“三哨联动”机制，形成交叉、立体、全方位的治安防控网络；二是各类群防群治队伍纳入派出所管制，由管段民警管理、指导、考核和组织沿街巡逻、干道卡口、定点设伏、区域警戒的监控机制，形成相互配合、相互督导的协防矫正态势，提高社区矫正的监控能力和水平。

3．重视矫正的方法手段

社区矫正应依法组织“矫正”，加强责任意识、使命意识、服务意识、危机意识和安全意识，对矫正对重塑改造意识、回归社会意识。着重在提升破解难题上下功夫，在提高矫正工作本领上下功夫，在实施矫正的方法手段上下功夫。一是重视教育矫正。通过“听法制讲座、看法制园地、办法制知识竞赛、读法制报刊、唱文明歌曲、做文明事、干文明活”等多种教育形式，引导矫正对象熟悉法律法规、掌握政策形势、知晓道德规范、掌握行为准则，使其在思想上真真切切反思悔过，行动上老老实实地服刑认罪，顺利地完成回归社会、融入社会地改造任务。二是重视心理矫正。根据矫正对象的心理需求，结合其犯罪历史、犯罪原因、心理类型、心理特点、现实表现等制定心理矫正个体档案，研究心理矫正执行预案，进行心理分析，适时心理咨询，实施心理矫正，帮助其树立正常的心态，增大其心理的承受能力、排除其犯罪的诱惑力、加强其外界的抗干扰力，增强其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信心，促使其开始重新生活、重新做人的能力。三是社会公益劳动矫正。根据矫正对象的年龄和身体状况，灵活采取多种公益劳动形式；根据矫正对象的职业状况，具体确定公益劳动的时间、程度和方式；根据矫正对象的技能状况，合理安排公益劳动的性质、类型和强度。通过组织其矫正对象参加社会公益劳动，既增强了其公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也使社会和受害人在心理和精神上得到了一定的补偿，同时也较好地维护了其矫正对象的自尊。四是制度矫正。建立和完善与矫正践行相适应的工作制度，是现行法律的有效补充，更是矫正质量的重要保证。社区矫正组织应根据“五种服刑人员”的服刑情况，建立和完善登记、走访制度，每日见面考勤制度、问责制度、考核评议制度、联系会议制度，思想教育制度、公益劳动制度，根据犯罪人服刑、认罪和改造的现状，适时制定或下发矫正工作的系列规定、措施和通知等，使社区的矫正对象在制度的约束和束缚下，朝着社区矫正工作的流程有序、规范地进行。

三、社区矫正的“节点”因子

社区矫正工作头绪繁琐，组织复杂，复归活动任重道远，社区矫正的工作环节很多，抓住主要的关键节点，能促使矫正工作事半功效。

1．核查社区矫正对象数量

社区矫正是一项系统工程。矫正对象数量核查的准确与否直接涉及到社会各个行业部门、法律服务、刑罚制度、社区管理、劳动就业、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等各个层面的相互配合问题。核查内容主要包括：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载定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以及被剥夺政治权利并正在社会服刑的“五种人”的数量；被暂予监外执行的但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怀孕或者正在处于哺乳期、生活不能自理对社会构不成危害的人数；职务犯罪、技术犯罪、参加团体犯罪、个人因素主体犯罪以及故意伤害、放火、强奸等暴力刑犯罪的人数；罪行较轻、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犯、老病残犯、女犯以及罪行较轻的初犯、过失犯罪的人数。核查矫正对象的数量是社区矫正的一项基础工作。为此，区（县）司法局、街道司法所应下发“矫正对象核查”的通知，内容主要包括：核点、核查方法与要求、统计与上报等。

2．合理确定矫正比例

矫正比例特指实际矫正对象的人数与社区人口总数之比。确定矫正比例是社区矫正的一项关键工作，比例的确定应根据社区在区域中的战略地位，以及社区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及人口数量等有关资源条件。具体确定多少，应根据社区的矫正承受能力或者帮教能力而定。矫正能力是指在3至5年内或可以矫正对象的人数。它是确定向社区输送矫正对象的数量以及选择帮教社区的基本依据。矫正能力的指标为矫正比。一般经济发达的地区，矫正比较高，相反要低一些。矫正比的适宜度可根据本社区的经济状况、社区的各项建设程度，以及社区的人文文化和通往社区交通状况。矫正比原则上可确定为1：100或者1：50，但这是一个不确定的比值，具体比例，应根据本各社区的矫正能力确定。

3．灵活选择矫正形式

目前对矫正对象在矫正的形式上，美国的社区矫正，主要根据不同的犯罪类型采用家中软禁、电子监控、中途训练所、连续的报告中心、罚款、赔偿、社区服务等不同的社区矫正形式。根据我国司法改革的实践，以及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需要，依据核查矫正对象的数据和犯罪类型统计，有针对性地设置社区服务、公益劳动、电子监控和中途训练所等一些轻重不同的惩罚矫正形式，从而使社区的矫正功能发挥至极效。

4．及时组织科技矫正

经验表明，社区矫正的质量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技的进步和高新技术的应用。因此，组织科技矫正主要包括建立“一个平台、一个数据库、一个无线集结群网络、一套管理维护机制”的矫正基础工程。“一个平台”，即在本社区地理信息系统上，叠加矫正行动需求的信息而建立的基于GPS的覆盖全地区的矫正应急指挥的网络平台。“一个数据库”，即建立社区矫正应急处置预案数据库。数据库主要用来储备总预案、分预案以及可能发生的突发性犯罪的应急指挥处置方案，还有各种有关需求的矫正信息，并根据情况进行等级划分。“一个无线集结群网络”，即各块、条、行业或企事业部门、省、市、区（县）、街道四级矫正组织及相关的业务部门或服务单位、社会保障组织等，应建立大功率电台以上的应急联动系统。“一套管理维护机制”，即建立一整套章程和管理办法，包括信息的维护、动态更新等，为了检验其系统在应急时刻能否起到关键作用，可结合治安防控演习，完善其功能。

矫正范文篇3

论文摘要：随着社会发展，电子产品的普及，近视问题日渐严重，在我国的青少年中近视发病率已达50%-60%。近视不仅导致眼球突出，影响美观；视物不清导致反应及判断能力差容易出现差错与事故，也往往影响学习、升学、参军、与择业，影响我们的生活，并且会引起系列并发症，危害健康。探究近视的成因及及矫正对于近视的预防和治疗十分有必要。本文将结合在山东省眼科医院所做调查采访做具体分析。

近视是屈光不正的一种。在屈光静止的前提下，远处的物体不能在视网膜汇聚，而在视网膜之前形成焦点,因而造成视觉变形,导致远方的物体模糊不清。近视的分类有多重标准。按照近视的程度：3.00D以内者，称为轻度近视眼；3.00D～6.00D者为中度近视眼；6.00D以上者为高度近视眼，双称病理性近视。按照屈光成分：轴性近视眼（由于眼球前后轴过度所致），弯曲度性近视眼（角膜或晶体表面弯曲度过强所致）屈光率性近视眼（屈光间质屈光率过高所致）。假性近视眼：是由看远时调节未放松所致，与屈光成分改变的真性近视眼有本质上的不同。

近视的产生原因至今依然不是十分明确，近年来许多证据表明环境和遗传因素共同参与了近视的发生。研究认为高度近视眼的双亲家庭，下一代近视的发病率较高，近视眼具有一定的遗传倾向已被公认，对高度近视更是如此。近视眼的发生和发展与近距离用眼的关系非常密切。青少年的眼球正处在生长发育阶段，调节能力很强，眼球壁的伸展性也比较大，阅读、书写等近距离工作时，不仅需要眼的调节作用的发挥，双眼球还要内聚，这样眼外肌对眼球施加一定的压力，久而久之，眼球的前后轴就可能变长。每增长1毫米近视就达-3.00屈光度（也就是普通说的300度），当然这种近视绝大多数为单纯性近视，一般度数都比较低，都在6屈光度以下，发病多在青春期前后，进展也比较缓慢，有人把这种近视称之为真性近视，以示与假性近视相区别。另外近视还与营养不良有关。眼睛在生长发育期间缺乏某种或某些重要的营养物质，使眼球组织变得比较脆弱，在环境因素的作用下，眼球壁的巩膜容易扩张，从而使眼睛的前后轴伸长而发生近视。多数近视儿童有爱吃零食、挑食、偏食的习惯。他们吃的多是精粮和快餐食品，这些食品中缺乏营养物质或营养物质破坏较多。同时他们的膳食中缺乏乳、蛋、奶、鱼、肉、鸡等优质蛋白食品和粗粮食品。缺乏的食物种类越多，总量越大，近视的发生率越高，近视的程度也越高。

一般青少年的近视眼，多数属于“假性近视”，由于用眼过度，调节紧张而引起的一种功能性近视。如果不及时进行解痉矫治日久后就发展成真性近视。因此，必须从小培养儿童良好的卫生习惯。一般来说，要培养他们正确的写字、读书姿势，不要趴在桌子上或扭着身体，书本和眼睛应保持一市尺，学校课桌椅应适合学生身材，尤其中小学阶段，青少年生长发育旺盛，课桌高度应作出适当调整。看书写字时间不宜过久，持续1~1.5小时后要有一个短时间的休息眼睛向远眺，做眼保健操。写字读书要有适当的光线，光线最好从左边照射过来。不要在太暗或者太亮的光线下看书、写字，减轻学生负担，保证课间10分钟休息，减轻视力疲劳。积极开展体育锻炼保证每天有一小时体育活动。看电视或电脑时要注意高度应与视线相平；眼与荧光屏的距离不应小于荧光屏对角线长度的5倍；看电视时室内应开一盏支光小的电灯，有利于保护视力；在持续看电视1～1.5小时后要有一个短时间的休息眼睛向远眺，做眼保健操。

关于近视的矫正，大致有以下几种方法：

一、常规配镜矫正法。大多数人出现近视后的第一选择是戴眼镜。眼镜的确常让佩戴者感到不便，但值得肯定的是，到目前为止眼镜依然是对付近视最简单可靠办法。众所周知，近视眼的特点是，由于角膜屈光度的改变，进入眼内的光线没有会聚到有成像作用的视网膜，而是会聚到视网膜的前面，所以近视眼患者看远处是模糊的。近视眼镜其实是一种凹透镜，它能矫正眼睛的屈光过度，使物像聚集在视网膜上。有的人由于害怕眼镜会越戴越近视，而拒绝本来应该佩戴的眼镜，其结果是加重了眼睛的负担，只能眯着眼睛看周围的事物，而眯眼所牵动的眼轮匝肌力量作用在眼球上，增加眼内压力，反而促使近视加深。至于近视戴眼镜后反而变深的情况，除了用眼习惯不好，还可能与佩戴过高度数眼镜有关。所以近视患者配眼镜一定要通过正规验光获得准确度数，即不能深也不能浅，否则就不能达到矫正视力的目的。至于眼镜质量，并非和价格成正比，一些眼镜行业的人士表示，眼镜质量主要取决于镜片，而价格主要取决于镜架。而选择眼镜的时候，要注意镜片表面是否光洁，有无划痕、条纹、气泡和颗粒，镜片的色泽、质地、透明度是否均匀。当你手持镜片放在眼前25厘米处观察远方景物，若景物清晰、无变形，上下左右缓慢移动时景物无跳动，说明镜片透明性及光均匀性良好。如可见景物跳动或变形，则说明质量有问题。而镜架以牢固、对称、平衡、佩戴舒适为宜。

二、隐形眼镜矫正法。摘除眼镜曾经是很多“眼镜一族”的梦想，而隐形眼镜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爱美的“眼镜一族”实现了这个梦想。但是视光学专家则认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佩戴隐形眼镜，甚至一些被认为适合佩戴的人在佩戴一段时间之后会出现不适。而发生在近年内一些有关隐形眼镜质量问题更让不少人对其产生了疑虑。另一方面，市场上的隐形眼镜品牌价格千差万别，有时也会令消费者无所适从。隐形眼镜对材料制作工艺及佩戴的健康安全性都有较高的要求。在佩戴者方面，隐形眼镜者应排除干眼症、糖尿病、癫痫、过敏体质等上述任何一种病症，同时也不能是角膜炎和砂眼患者。而在允许佩戴隐形眼镜前提下，长期佩戴隐形眼镜的最大问题在于容易引起角膜感染和缺氧。人眼角膜，即眼睛表面一层如挡风玻璃的物质，和人体大多数部位一样会被病菌感染，而隐形眼镜作为紧贴角膜表面的外来物，尤其需要注意卫生，勤清洗更换；另一方面，角膜也需要呼吸氧气，而氧气必须溶解在泪液中才能被角膜吸收。戴上隐形眼镜后，角膜就像戴上口罩一样呼吸困难，时间一长便出现缺氧情况，这时候，需要取下隐形眼镜使眼睛休息透气。虽然一些企业声称所生产的隐形眼镜百分百透气，但透气性再好的隐形眼镜也无法和始终完全满足眼睛对氧气的需要。所以必须定期和普通眼镜交替使用，尤其要杜绝长戴不取的情况

三、近视治疗仪器。针对少年儿童近视，市场上出现各种名目繁多的保健器具、中医药疗法、眼部按摩、近视治疗仪等，许多家长都觉得，对于孩子的近视情况，能挽回多少都是好的。但很多家长反应，在买了眼罩、按摩器等近视治疗器具后，发现对孩子的帮助并不明显。理疗、药物、仪器等，对于假性近视的孩子可以适当尝试，但也并非百分百有效。而除了各种仪器药物以外，注意用眼习惯，以及多远眺等方法，同样可帮助恢复正常。

四、除了常规的预防手段外，准分子治疗近视也日渐走入我们的视野。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由于担心患者的长期安全，政府医疗监督部门正在阻止国家医疗服务系统进行眼部激光手术”。而美国的《眼科学》杂志也指出“此类眼部手术的失败率是1/10，而不是大多数广告上所说的1/1000。”“手术还可能引起并发症，致使病人必须做眼角膜移植手术”。这些消息在我国也引起一片哗然，引发了关于“眼科激光手术安全性”的火热讨论。近视眼激光手术到底是怎么回事？其成功率和安全性如何？远期效果怎样？到底还该不该做这种手术？

在山东省眼科中心我们了解到，该中心每年都要实施该类手术7000-8000例，且以大中学生为主，手术成功率达到99%。而人们一般说的“准分子激光手术”，其全称应该是“准分子激光屈光性角膜手术”，主要包括三种术式：准分子激光角膜表面切削术（简称PRK），是最早用于临床的方法。目前认为PRK治疗中低度近视、远视及散光安全有效，但因其术后疼痛、屈光回退等并发症，现较少使用。准分子激光原位角膜磨镶术（LASIK），这是目前主流术式。它在角膜瓣下的基质层切削，保持了角膜上皮及前弹力层的完整，可避免PRK的大多数并发症。特点是拓宽了近视度数的矫治范围，术中术后无疼痛，视力恢复快，角膜不遗留斑翳。手术时，先用一种微型刀在角膜上切出一个带蒂的薄层角膜瓣，掀开此瓣，在瓣下行激光切削，然后将瓣复于原位。此可用于低、中、高度近视。LASIK也有角膜瓣带来的缺陷，即角膜瓣皱褶、移位、角膜瓣下上皮植入、散光以及过度切削，造成角膜扩张、圆锥角膜等。对于角膜相对近视度数高而比较薄的患者，使用LASIK也受到限制，但对于角膜瓣足够厚的高度近视患者，还是首选LASIK好。准分子激光上皮下原位角膜磨镶术（LASEK），是PRK手术的改良术式。用激光或低浓度酒精浸泡角膜手术区，做成一个角膜上皮瓣，激光切削上皮瓣下组织，当角膜上皮瓣复位后，依然要在其表面盖上一片隐形眼镜。LASEK手术后疼痛较PRK明显减轻，加上瓣薄，可以用于角膜厚度相对较薄、瞳孔较大的患者。

LASEK无LASIK做角膜瓣的并发症，缩短了PRK手术后角膜上皮愈合时间，减轻了疼痛反应及角膜混浊（haze）的程度，但手术中角膜上皮瓣破损和水肿与PRK同，而且手术后视力恢复及屈光稳定速度比LASIK慢。因此主要适用于角膜较薄、职业特点容易发生眼外伤导致角膜瓣移位或其他不宜进行LASIK的患者。

但是，并非所有近视眼患者都适合做这种手术。一般只有符合以下条件才可考虑做眼准分子激光手术：年满18岁以上，有健康心理状态，有摘掉眼镜的愿望；眼部没有活动性眼病；最近两年近视度数比较稳定，每年加深不超过50度；如果配戴隐形眼镜，软性镜应摘去2周，硬性镜应摘去4周以上（可以换戴框架眼镜，才能做手术前检查）；经过医生检查，眼部各项指标符合手术要求；假如是第二次手术，LASIK要间隔3～6个月，PRK要间隔1年；穿透性角膜移植手术后有远、近视和散光的，也要间隔1年以上；全身无手术限制的疾病。而下列情况则不适宜做准分子激光手术：患有眼的急性、活动性炎症，干眼症，眼睑闭合不全，青光眼，白内障，色素膜炎，视网膜脱离，缺血性眼病，单纯疱疹等病毒性眼病，及下列全身病如：糖尿病，胶原性疾病（红斑狼疮等），风湿性关节炎，痛风，精神病服药者，艾滋病，有某些疾病影响伤口愈合者或虽符合手术条件但对手术有顾虑或期望值过高的人，以及妊娠和哺乳期妇女。

客观地说，目前的准分子激光手术的安全性是比较高的，历经10多年大量临床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可以说激光治疗近视手术在我国至今已经比较成熟。但任何手术的成功率都不可能是100％，就像隐形眼镜容易感染危害视力，而框架眼镜镜片破裂引起的外伤，也是失明的原因之一。对美国《眼科学》杂志文章指出的：此类眼部手术的失败率是1/10，国内多数屈光手术专家持不同意见。当然，良好的手术设备，手术者熟练的操作和丰富的经验，还有患者良好的配合，是手术高安全性的基础。

任何手术都有风险，近视眼激光手术也不能完全避免并发症。最常见的并发症就是过度矫正或矫正不足，这些要经过一定时间观察，酌情二次手术；部分人可出现眩光，即夜间将一个光点看成光团、光晕，这可因术后角膜组织间轻微水肿反应或夜间瞳孔较大、其边缘与手术缘靠近有关，随手术后时间推移而逐渐减轻；圆锥角膜在有这种潜质或者手术后角膜过薄的人身上出现；因为注视目标不良，可能出现偏心切削，或因角膜表面水气漩的作用出现中心岛；PRK和LASEK手术后可能有角膜的混浊（Haze）以及长期点用对抗Haze的药物带来的激素性高眼压。LASIK则有与角膜瓣相关的并发症，如瓣下异物、角膜瓣移位、溶解，散光有所增加，自觉眼睛干燥等。最严重的是手术眼角膜伤口的感染，虽然极少发生，却是可以致盲的直接原因，所以严格的手术消毒制度和患者良好的卫生习惯至关重要。手术后也应定期检查眼睛，特别注意眼底黄斑区和周边视网膜的变化，做到未雨绸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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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法律制度基础与矫正理念

（一）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法律制度基础——少年司法制度。要理解美国的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就必须先理解美国的少年司法制度。1899年，美国伊利诺伊州通过了《无人照管、疏于管教及罪错少年的矫治与监管法案》（AnActfortheTreatmentandControlofDependent,NeglectedandDelinquentChildren），即广为人知的《少年法院法》。这标志着美国，也是世界上首次建立了独立的少年法院，意味着美国的少年司法体系首次与传统刑事司法体系实现分离。同时，这也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司法理念的分离。建立在“国家亲权”（ParensPatriae）基础上的美国少年司法体系，旨在维护少年的最大利益，把罪错少年从传统刑事司法体系的严刑中转移出来，在独立的保护与福利型的司法体系中，给予罪错少年个体化的矫治康复措施，促使他们复归社会。这与传统刑事司法中的惩罚、报应、维护社会正义等理念有根本区别，也是美国少年司法体系得以独立的前提与基础。[4]国家亲权理念，是美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得以建立的哲学基础。在英国的影响下，美国自殖民地时代就秉承国家亲权理念。这一理念的内涵主要包括三点：首先，国家是儿童最后的父母，对儿童负有责任；其次，国家亲权高于父母亲权，如果父母不能适当的履行其监护权时，国家有权剥夺父母的这种权利；最后，国家在履行亲权时，要以儿童为本，维护其最大利益。国家亲权的理念根本性地改变了国家与儿童的关系。在19世纪后，这一理念被少年司法领域广泛引用，奠定了美国福利型少年司法的基础。[5]美国少年司法体系保持着其独立性，在理念、程序与处置上，皆与成人刑事司法体系不尽相同，少年法庭甚至在用词的选择上也非常慎重，以避免对罪错少年的“标签化”。例如，用“罪错少年”（delinquent）的称谓代替“罪犯”（criminal），用“处置”（disposition）代替“量刑”（sentencing）等。（二）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理念——康复主义。在美国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背景下，康复主义的矫正理念在美国罪错少年的社区矫正中占据主流。康复主义矫正理念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主张对罪错少年施以康复和矫治的措施，而非惩罚，其最终目的是促使罪错少年重归社会。“医疗模式”是康复主义矫正理念的主要表现形式。康复主义的潜在假设是，罪错行为并不是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而是由各种内外因素所引起的，因而罪错行为就像“疾病”，而矫正就是“医生诊病”，是识别导致犯罪的风险因素并“对症”消除它们的过程。因此，美国罪错少年的矫正过程借鉴了许多医疗上的方法和词汇，如犯罪病理学（Pathology）、交叉感染（Infection）、诊断（diagnosis）和矫治等。[6]在医疗模式的指导下，美国非常注重对少年罪错的风险因素研究，识别了大量与少年罪错行为相关的风险因素。同时，为保证教育矫正的有效性，美国在社区矫正中广泛地运用个案调查评估等方法，以便如“诊病”一样确定罪错行为的“症结”所在，并聘请心理学、精神病学和社会工作等方面的专业人士参与矫正，为罪错少年设计个体化的专业矫治方案和项目。康复主义的矫正理念是美国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实践基础，直接促使美国产生了大量针对风险因素的、专业化的社区教育矫正项目及其相关研究，促进了美国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实践的个体化、科学化与专业化发展，也促进了个案社会调查、循证教育矫正、恢复性矫正等矫正模式与方法的兴起与运用。20世纪80年代，由于矫正效果不尽如人意，美国民众开始质疑康复主义矫正理念，并普遍地倾向于更加强硬、严厉的惩罚措施，有学者开始质疑美国对罪错少年的社区教育矫正理念，在“康复”与“惩罚”之间摇摆不定。[7]但康复主义矫正理念目前仍是美国少年司法矫正的主流，因为康复主义更加符合美国少年司法的根本价值取向与公众的期待。[8]

二、美国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实践特征

美国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和康复主义的矫正理念，决定了美国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体现出一些实践特征。（一）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对象与体系的连续性。美国少年司法体系具有独立性，学者们普遍认为其司法程序是民事的而非刑事的。[9]正因如此，比起严格的刑罚执行活动，美国的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更像某种“帮助”或“服务”。而突破了刑罚的框架后，美国的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具有更广泛的矫正对象与完整连续的体系。美国的社区教育矫正不仅针对违犯刑法的罪错少年，更针对普通违法少年和未触犯法律的越轨少年等群体。相关机构根据矫正对象罪错行为的严重与危害程度，给予不同强度与针对性的社区教育矫正。例如，未触犯法律的越轨少年可以自愿或通过父母、老师的转介进入社区教育矫正机构，如青少年服务局（YouthServiceAgency）或家庭服务局（familyServiceAgency），接受预防型的教育矫正。美国非常鼓励这一方式，这是有行为问题但未达到违法犯罪程度的青少年，以及有特殊需要的家庭获得帮助与服务的重要途径。而犯有轻罪或非暴力犯罪的少年，则可以通过转处制度（diversion）提前离开正式的少年司法程序，直接进入社区教育矫正机构进行矫正，以避免正式的司法程序所留下的记录和产生的不良“标签”，这是美国少年司法中的“非正式”社区教育矫正。美国许多州都设置了初犯项目（Firstoffenderprogram），初犯项目并不只针对“初犯”的少年，概括来讲是针对需监管少年、轻罪少年和非暴力犯罪少年的转处项目。初犯项目往往包括多种类型的教育矫正措施，包括对受害者赔偿、社区服务、职业训练、教育和咨询等。（二）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处置的灵活性。美国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处置的灵活性有赖于美国少年司法体系的特点。相比于刑事司法的“量刑”，美国对少年案件的裁量是个体化的、模糊的和灵活的。“罪刑相适”原则能执行社会正义，却并不能反映少年独特的个体境况和需求，这不符合美国少年司法的目的。因此，美国的少年法官在案件裁量时，会依据个案情况，附加个体化的社区矫正“特殊条件”，为每个罪错少年“量身定制”最适合的社区教育矫正规划。美国的少年法官与社区矫正官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discretion）。少年法官在进行少年案件的裁量时，个体化原则（Individualization）是最重要原则之一。例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法律规定，每个少年、每个家庭、每个受害者都是独特的，因此对少年案件的处置必须最适合于罪错少年的矫治、监管、康复和福利。[10]此外，罪错少年的社区矫正官在矫正过程中也有重要的话语权。少年法庭在判处罪错少年社区矫正时，经常附加“模糊”的条件，如“遵循社区矫正官的建议”等，这事实上给予了社区矫正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而社区矫正官也会依据他们所了解的罪错少年个案的具体情况，为他们安排适当的、个体化的社区教育矫正措施。这种灵活性使美国的社区教育矫正一方面能够最大化地满足罪错少年的个体需要，另一方面却也造成了美国社区矫正的混乱状态。美国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中，少年法官、社区矫正官的司法权限重叠不清，造成了教育矫正的“碎片化”问题。[11]此外，由于美国的少年法官和社区矫正官掌握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对罪错少年的社区矫正过于依赖于少年法官和社区矫正官的个人判断。有研究指出，由于缺乏客观的社区矫正标准，美国的社区矫正存在非公正情况，有些社区矫正官甚至具有“种族主义”倾向，在对非洲裔美国少年进行矫正时，倾向于选择更严厉的惩罚性措施而非教育矫正。[12]（三）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非强制性。正因为美国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服务”性质，因此，许多情况下社区教育矫正的参与是不具有强制性的。罪错少年的社区矫正官会以“建议”的形式向罪错少年及其家庭推荐某种适当的教育矫正课程或服务，罪错少年可以自愿参加，不具有强制性。有时，罪错少年可以通过自愿参与一些社区教育矫正课程等，争取少年法庭和少年社区矫正官的“从轻处置”。美国社区教育矫正的环境更加宽松，这不易引起矫正对象的逆反与对抗，使教育矫正更易于被矫正对象接受而发挥真实效果，但是罪错少年身心发展并不成熟，且大多是具有心理、行为问题的特殊群体，将社区教育矫正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矫正环境过于宽松，很可能造成社区教育矫正的实施困难与效果低下。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美国罪错少年的社区教育矫正是完全自愿的。美国的少年法官和少年社区矫正官具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如果他们认为必要，可以强制性地要求罪错少年，甚至包括其家长一同参加某种特定内容的教育矫正，如心理辅导和情绪控制课程等，如果罪错少年拒绝或未按要求参加，则可能要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但这种强制性的社区教育矫正又与美国社区教育矫正“服务”“康复”的初衷产生了矛盾。（四）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运行的市场化。美国的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是一种“服务”，遵循“市场化”的运行模式，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服务”是有偿的，矫正对象需要缴纳一定费用。以美国得克萨斯州为例，得克萨斯州的少年社区矫正部门将其下45%的教育矫正项目通过合同外包的方式，外包给专业的矫正服务机构负责，它们绝大部分是私立或半私立的机构。[13]美国的付费社区教育矫正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财政的压力，更重要的是使专业机构承担专业服务，提高了教育矫正的效果，但这种模式也广受诟病。目前，美国有21个州的少年社区矫正部门向罪错少年收取“监管费”（SupervisionFee），根据其社区矫正时间的不同，监管费从10美元到2000美元不等，平均每人每月的监管费为50美元左右，这些费用还不包括咨询、药物测试与治疗等专业化矫正所产生的更高额收费。[14]事实上，收取费用与少年社区矫正的初衷相悖。首先，卷入少年司法系统的少年往往来自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社区矫正的费用会给他们的家庭造成债务或沉重的压力。而一旦这些罪错少年不能按时缴纳费用，他们就可能被认为违犯了社区矫正条件，从而面临监禁或社区矫正的延期，这与促使他们顺利回归社会的目的相背离。其次，教育矫正费用所带来的压力，使罪错少年无法专注于行为的改变和自身的发展。而一旦他们对收费的公平性产生质疑，这种质疑很容易转变为对少年司法制度本身的质疑，这会极大影响罪错少年对社区教育矫正的服从性，也必然会影响教育矫正的效果。

三、美国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实践方法

在美国康复主义矫正理念的指导下，美国罪错少年的社区教育矫正体现出个体化、专业化、发展性等潜在要求，这也直接促进了美国社区教育矫正中个案社会调查、循证教育矫正，以及恢复性矫正等方法的发展。（一）个案社会调查法在社区教育矫正中的运用。对每个卷入司法程序的罪错少年进行个案社会调查并出具相应的社会调查报告，是保证社区教育矫正个体化和针对性的前提和基础。在美国的少年司法中，对每个卷入少年司法程序的罪错少年进行个案社会调查，并出具社会调查报告（socialinvestigationreport）或社会研究（socialstudy），是每个少年案件必不可少的程序，也是社区矫正官制订个体化教育矫正计划最重要的依据。美国的社会调查报告，之所以也被称为“社会研究”，是因为社会调查报告中，不仅包含罪错少年个人、家庭及社会关系等客观背景信息，还包括在客观信息基础上对其进行的标准化评估结果，以及专业人士给出的教育矫正建议等。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少年法官委员会指出，在一份标准的社会调查报告中，至少应包括[15]：少年的罪错行为及严重性；少年在家庭、学校和社区的行为模式；少年目前身体、智力、情绪和社会化的发展程度，并且基于这些信息理解少年目前的行为和预测未来可能会出现的行为问题；少年家庭、学校和社区的态度，以及他们的态度会对罪错少年重新适应社会造成的影响；必要的心理学、精神病学和医学报告及评估；就业情况和就业机会；基于社会调查事实基础上的社区矫正官对其的评估结果，以及建议性的处置措施等。这些信息层层递进，较为全面地描述出罪错少年的背景、现状、需求，社区矫正官往往以此为基础和参考，开始专业化、个体化、有针对性的社区教育矫正。伴随着社区教育矫正的进程，社区矫正官会不断补充罪错少年社会调查报告中的内容，使其尽可能详尽和专业。社会调查报告就像罪错少年的“个人档案”一样，跟随他们历经整个少年司法的过程。而正是由于社会调查报告在美国社区教育矫正，乃至整个少年司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美国许多州法律规定必须要分配足够人力和专业资源，按时高质量地完成社会调查报告。例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就规定要优先划拨足够的人手和资源完成罪错少年的社会调查报告，如果少年个案被羁押，则限时10个工作日内完成社会调查报告，其他个案的社会调查报告完成时限则是3周。[16]（二）循证方法在社区教育矫正中的运用。1997年，美国马里兰大学的研究者谢尔曼（L.Sherman）和同事发表了长达600页的研究报告《预防犯罪：什么有效，什么没效，什么有前景》（PreventingCrime:WhatWorks,WhatDoesn’t,What’sPromising），分析了500多个犯罪预防研究，最终识别出了有效犯罪预防实践，被认为将循证方法应用于司法领域的先驱。谢尔曼认为，过去的矫正实践中所欠缺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运用研究评估的结果去指导矫正决策。[17]因此，循证矫正最根本的原则就是用研究得出的“最佳证据”指导决策，从而采用“最佳实践”。2002年，美国重新修订《少年司法与犯罪预防法》（JuvenileJusticeandDelinquencyPreventionAct），在其中加入了要求州政府优先给予循证教育矫正项目拨款资助的内容。而依据这一法案而建立的美国少年司法与犯罪预防办公室（OfficeofJuvenileJusticeandDelinquencyPrevention,OJJDP）隶属于美国联邦司法部，该部门通过研究、资助、宣传和政策建议等，支持和促进美国少年司法循证教育矫正实践的运行，成为美国罪错少年循证矫正实施的指导与核心部门。循证矫正首先要确保研究证据的有效性，因此，美国进行了大量含有随机对照试验的实证研究来评估社区教育矫正项目的有效性。并采取元分析（meta-analysis）和系统评价（systematicreview）等研究方法，提升研究证据效力，旨在评价教育矫正项目的真实效果。可以说，美国的社区教育矫正是以大量实证研究结论为基础的，这基本保证了美国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效率和效果。（三）恢复性矫正法在社区教育矫正中的运用。美国少年司法及康复主义的矫正理念，由于过度关注罪错少年的最大利益，甚至有时忽视社会整体利益，一直备受诟病。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一部分学者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司法范式——平衡与恢复性司法（BalancedandRestorativeJustice）。为平衡罪错少年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平衡与恢复性司法要求少年司法要关注赔偿和修复被罪错行为损害的受害者、社区纽带，提高罪错少年的综合能力以减少罪错行为并保护公共安全。平衡与恢复性司法模式特别强调，对罪错少年的矫正应具有更长远的眼光，关注罪错少年的能力发展。[18]在平衡与恢复性司法范式指导下的教育矫正方法，被称作恢复性矫正。恢复性矫正法，立足于更长远的“能力发展观”。与传统矫正关注罪错少年的缺点与问题的视角不同，恢复性矫正认为首先要发现和识别少年本身、其家庭以及所处社区的优势和资源并加以运用。因此，相比于一些“污名化”的处罚措施，判处罪错少年对受害者和社区作出相应的补偿，如社区服务等，是更明智的，因为在矫正过程中，罪错少年更可能形成社会责任感，并真正地悔罪。恢复性矫正项目，如赔偿社会、修复与被害人关系等观点，非常符合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因此在美国有较为稳固的社区和民众基础，许多社区和受害人愿意参与到恢复性司法项目中去。必须看到的是，恢复性的社区教育矫正以罪错少年的能力发展为核心，注重社会纽带的修复，关注改变社会对罪错少年消极看法，帮助其回归社会，是一种根本性的教育矫正方法。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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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全省社区矫正工作2009年1月起由司法行政机关组织实施，××县社区矫正工作于2009年1月开展前期各项准备工作，6月份正式启动。目前，全县设立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21个(其中县级1个、乡镇20个)，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司法局和各基层司法所。至2009年11月，全县累计接收各类矫正对象50人。其中缓刑26人;假释16人;暂予监外执行4人;管制4人。男性45人，女性5人。城镇7人，农村43人。18岁以下的3人，18岁至45岁的38人，46岁至60岁的9人。现已经解矫2人。分布在16个乡镇，其中勐朗镇15人，其余15个乡镇7人、3人、2人、1人不等。

二、主要做法

(一)领导全力重视，组织机构健全。为加强社区矫正工作的组织领导，我们积极向县委、县政府分管领导汇报情况，成立了以县委副书记为组长，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为副组长的××县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成员单位有县政法委、县政府办、县法院、县检察院、县公安局、县司法局、县人事局、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县民政局、县财政局、县总工会、县妇联、团县委等部门;召开了社区矫正领导小组会议;人事部门本着急事急办的原则，批准成立了社区矫正工作股;财政部门按照需求，落实社区矫正工作启动经费;公、检、法三部门协助配合，为确保社区矫正的顺利运行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各乡镇也成立了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各司法所落实了相对专一的工作人员，全面负责社区矫正工作的日常管理。

(二)认真摸底调查、理清可行思路。结合我县实际，制定了《××县社区矫正工作计划提纲》，以此来开展前期调查摸底等工作。由局机关进行调查摸底的同时，指导各乡镇对辖区内五类矫正对象进行深入细致地排查。与此同时，局机关工作人员多次走访我县勐朗镇等乡镇，以及公、检、法等相关部门，进行交流，听取意见，积极取得各单位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支持。并在思想认识、工作经费、人员配备、办公场所的落实等方面形成共识，初步理清工作思路，为社区矫正工作的全面推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做好建章立制，规范工作运行。一是为了规范我县社区矫正工作，制定了《××县社区矫正工作实施方案》，报请县委同意并以县委办公室文件形式进行下发，明确了各成员单位的工作职责、工作原则、工作范围及任务;明确了实施步骤、工作内容、工作制度及工作流程;明确了档案管理、教育培训和奖惩考核等管理制度。二是在档案建设上下功夫，统一印制各类登记表、社区矫正人员登记名册及社区矫正志愿者名册。三是统一制作《社区矫正工作流程图》、《社区矫正工作示意图》来上墙。确保社区矫正工作规范运行。

(四)加强集中教育，注重教育实效。对社区矫正对象的学习教育，是提高思想认识，改变思想观念，矫正其不良行为，提升道德品行的良好手段。各基层司法所制定方案并实施了形式多样的集中教育和其他教育学习活动，有效地帮助矫正对象克服自卑、消极、敏感心理，改变不良行为，充实其精神生活并提醒他们吸取以往的深刻教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上级的要求，为确保国庆60周年期间社会和谐稳定，勐朗司法所于9月24日对辖区内的13名矫正对象进行集中教育，学习了《云南省社区矫正对象考核奖惩办法》和《普洱市社区矫正工作实施意见》等相关规定，要求矫正对象要认真接受司法所的管理和教育，按时到司法所报到，自觉汇报思想动态，平时加强对法律知识的学习，服从监督，遵守矫正规定，争取早日解除矫正，做一名遵纪守法的公民;勐朗镇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十分重视，到会帮教;县矫正领导小组负责人到会并作了社区矫正对象要做到明确三个认识、实现二个转变、达到一个目标的讲话。其他司法所也开展了此项工作，全县近50名矫正对象受到了教育。

(五)严格日常管理，做好走访工作。司法所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按我县社区矫正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下发的《××县社区矫正工作2009年工作要点》、《关于使用接受社区矫正保证书的规定》、《关于做好统计报表的要求》等文件要求开展工作。司法所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和30名以村(居)委会主任或支书为主的社区矫正工作志愿者特别注重对矫正对象的走访，及时了解他们的家庭状况和思想表现，做到思想教育从严，生活关心到位。每月至少到每个矫正对象家中走访一次，还不定期地进行电话联系。如县司法局和勐朗镇组成社区矫正工作组，于9月23日深入勐朗镇温泉社区、罗八村、勐滨村、富本村对社区矫正对象开展帮教工作，同时向矫正对象发放了节日物品，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果。日常管理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注重档案的建立，做到了一人一档，将日常表现、考核、奖惩及时收入个人档案中。

(六)加强宣传培训，努力营造氛围。我县在推行社区矫正工作中，对基层司法所全体人员进行了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性及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律、法规、社区矫正工作流程、考核、档案建立等知识的培训。同时，各乡镇也分别集中组织社区矫正工作志愿者进行相关知识培训，提高了队伍的整体素质。

购买并发放了《社区矫正工作手册》共50本，确保各司法所人员人手1本。同时，充分利用我县广播电视台这一新闻阵地，社区矫正工作报道，对社区矫正工作的重大活动及时予于宣传。各乡镇充分利用宣传厨窗、板报栏和横幅等广泛宣传。从而动员社会各界理解、关心、支持和参与社区矫正工作。

2009年7月10日，在各乡镇党委书记、县属各党委书记、党总支书记，县综治成员单位主要领导参加的××县创建平安先进县动员大会上，采取以会代训的形式培训了社区矫正知识。会上县委副书记、县委政法委书记祁海同志提出了充分认识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做好社区矫正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狠抓各项制度的落实;认真实施社区矫正工作，提高社区矫正质量等方面的要求。

8月25日、26日在××县举办的法制宣传教育和人民调解业务培训班上，给来参加培训的全县158个村(居)调委会的230名主任、副主任和全县20个乡(镇)分管政法工作的领导、综治专干、司法所长，共计289人印发了社区矫正培训材料300份。同时发放了《社区矫正工作手册》20本。

(七)考察汲取经验，促进工作发展。为了避免在工作中走弯路，局领导亲自带领基层司法所所长、社区矫正工作专门负责人、志愿者，到我市社区矫正工作试点单位思茅区学习参观，进行座谈，听取经验，翻阅档案，观摩上墙的制度等。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三、存在的困难和不足

我县社区矫正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已初步形成理解、支持社区矫正工作的群众基础和社会氛围，初步形成了管理制度，初步建立起一支社区矫正队伍，为和谐边疆××作出了贡献。同时，社区矫正工作还存在一些困难和不足：

一是对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由于长期受重刑观念的影响，过分依赖监禁刑，忽视非监禁刑，部分群众对社区矫正的认识还很不够，对矫正概念、内容、意义知之很少。所以，必须进一步提高认识，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性。在推进社区矫正工作过程中，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深刻领会此项工作的重要意义。要正确理解社区矫正的性质和目的，认识其法定性、长期性、权威性和严肃性。要准确把握社区矫正的关键环节，坚持以人为本，突出“重在矫正”，把切实提高矫正质量、增进社会稳定作为工作的首要任务。

二是职能部门之间的配合、衔接工作需进一步加强。司法行政机关是具体组织实施部门，法院、检察院、公安、民政等部门分工负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社区矫正工作。但实际操作中衔接、配合的不够。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公安机关仍然是社区矫正的执法主体，只有协调好与公安机关的关系，我们的工作才能获得有力的支撑。公、检、法也需要结合自己的职责制定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实施意见，明确工作目标，细化工作职责，部署工作任务，规范实施，依法履行职能。

三是必须建设好社区矫正队伍和基础设施。社区矫正工作主要依托基层司法所来进行，但基层司法所建设总体上还很薄弱，许多司法所人员编制不足，办公条件较差。

四是需要经费保障到位。社区矫正涉及多方面的工作，需要一定的经费予以保障。现基层司法所经费不足，影响工作的开展。随着工作的深入开展，需增加社区矫正工作经费。对每个社区矫正对象的经费保障款项、使用条件、使用时间、申请及使用的主体和程序等需要明文规定。

五是需要分类管理、个性化矫正。社区矫正对象的管理教育应当与监狱罪犯有所不同，社区矫正对象在犯罪类别、自身性格、文化水平、主观恶性、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在分类管理、个性化矫治上需要进一步实践、探索、研究和总结，以形成有针对性的、系统科学的教育管理和矫正模式。

六是必须加大社区矫正工作宣传力度。要通过多种形式，广泛的宣传，使全社会认识到，社区矫正是国家刑罚执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行刑方式文明化、人道化的重要表现，对于提高罪犯教育改造质量，使其顺利回归和融入社会，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动员社会各界理解、关心、支持和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同时，要注意和重视将社区矫正对象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工作，使他们在生活、医疗、保险、就业等方面享受应有的待遇。

四、2010年度社区矫正工作重点

2010年将着重抓实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进一步形成“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实施，相关部门密切配合，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工作格局。

(一)继续加强组织领导与监督，确保各项工作依法规范进行。在进一步加强县、乡(镇)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大、政协、新闻媒体等部门对社区矫正日常管理教育工作进行监督的作用，确保社区矫正工作取得实效。

(二)进一步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形成有效的工作机制。按国家、省、市关于社区矫正工作意见、会议精神和相关规定，以及我县的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等部门在社区矫正具体工作中的职责和任务，做到分工协作、密切配合，并在实践中与各司法所、公安派出所形成合力。

(三)加强业务指导与培训，提高社区矫正工作质量。开展一至二次社区矫正工作业务培训，有计划地对司法所工作人员、村(居)委会干部和社区矫正工作志愿者，进行社区矫正工作业务、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的培训，提高整个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的政治业务素质，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保证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改造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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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火焰矫正焊接变形施工方法

目前，钢结构已在厂房建筑中得到广泛的应用。而钢结构厂房的主要构件是焊接H型钢柱、梁、撑。这些构件在制作过程中都存在焊接变形问题，如果焊接变形不予以矫正，则不仅影响结构整体安装，还会降低工程的安全可靠性。

焊接钢结构产生的变形超过技术设计允许变形范围，应设法进行矫正，使其达到符合产品质量要求。实践证明，多数变形的构件是可以矫正的。矫正的方法都是设法造成新的变形来达到抵消已经发生的变形。

在生产过程中普遍应用的矫正方法，主要有机械矫正、火焰矫正和综合矫正。但火焰矫正是一门较难操作的工作，方法掌握、温度控制不当还会造成构件新的更大变形。因此，火焰矫正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本文对钢结构焊接变形的种类、矫正方法作了一个粗略的分析。

1钢结构焊接变形的种类与火焰矫正

钢结构的主要构件是焊接H型钢柱、梁、撑。焊接变形经常采用以下三种火焰矫正方法：（1）线状加热法；(2)点状加热法；（3）三角形加热法。下面介绍解决不同部位的施工方法。

以下为火焰矫正时的加热温度（材质为低碳钢）

低温矫正500度～600度冷却方式：水

中温矫正600度～700度冷却方式：空气和水

高温矫正700度～800度冷却方式：空气

注意事项：火焰矫正时加热温度不宜过高，过高会引起金属变脆、影响冲击韧性。16Mn在高温矫正时不可用水冷却，包括厚度或淬硬倾向较大的钢材。

1.1翼缘板的角变形

矫正H型钢柱、梁、撑角变形。在翼缘板上面（对准焊缝外）纵向线状加热（加热温度控制在650度以下），注意加热范围不超过两焊脚所控制的范围，所以不用水冷却。线状加热时要注意：（1）不应在同一位置反复加热；（2）加热过程中不要进行浇水。这两点是火焰矫正一般原则。

1.2柱、梁、撑的上拱与下挠及弯曲

一、在翼缘板上，对着纵长焊缝，由中间向两端作线状加热，即可矫正弯曲变形。为避免产生弯曲和扭曲变形，两条加热带要同步进行。可采取低温矫正或中温矫正法。这种方法有利于减少焊接内应力，但这种方法在纵向收缩的同时有较大的横向收缩，较难掌握。

二、翼缘板上作线状加热，在腹板上作三角形加热。用这种方法矫正柱、梁、撑的弯曲变形，效果显著，横向线状加热宽度一般取20—90mm，板厚小时，加热宽度要窄一些，加热过程应由宽度中间向两边扩展。线状加热最好由两人同时操作进行，再分别加热三角形三角形的宽度不应超过板厚的2倍，三角形的底与对应的翼板上线状加热宽度相等。加热三角形从顶部开始，然后从中心向两侧扩展，一层层加热直到三角形的底为止。加热腹板时温度不能太高，否则造成凹陷变形，很难修复。

注：以上三角形加热方法同样适用于构件的旁弯矫正。加热时应采用中温矫正，浇水要少。

1.3柱、梁、撑腹板的波浪变形

矫正波浪变形首先要找出凸起的波峰，用圆点加热法配合手锤矫正。加热圆点的直径一般为50～90mm，当钢板厚度或波浪形面积较大时直径也应放大，可按d＝（4δ＋10）mm（d为加热点直径；δ为板厚）计算得出值加热。烤嘴从波峰起作螺旋形移动，采用中温矫正。当温度达到600～700度时，将手锤放在加热区边缘处，再用大锤击手锤，使加热区金属受挤压，冷却收缩后被拉平。矫正时应避免产生过大的收缩应力。矫完一个圆点后再进行加热第二个波峰点，方法同上。为加快冷却速度，可对Q235钢材进行加水冷却。这种矫正方法属于点状加热法，加热点的分布可呈梅花形或链式密点形。注意温度不要超过750度。

2结语

火焰矫正引起的应力与焊接内应力一样都是内应力。不恰当的矫正产生的内应力与焊接内应力和负载应力迭加，会使柱、梁、撑的纵应力超过允许应力，从而导致承载安全系数的降低。因此在钢结构制造中一定要慎重，尽量采用合理的工艺措施以减少变形，矫正时尽量可能采用机械矫正。当不得不采用火焰矫正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烤火位置不得在主梁最大应力截面附近；

2、矫正处烤火面积在一个截面上不得过大，要多选几个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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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上海社区矫正发展历程优点问题

社区矫正是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社会不断进步、刑事政策日趋理性化的重要标志。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在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等省市开展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在此之前，上海市社区矫正工作已于2002年8月在市委政法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开来，经过四年多的探索与实践，逐步形成了符合上海实际、具有上海特色的社区矫正运作模式，此模式已成为当前各省、市效仿与学习的典范，同时也为理论界与学术界研究与探讨我国社区矫正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了新的实践操作空间和理论思考空间。

一、社区矫正概念界定

社区矫正（communitycorrection或community-basedcorrection）亦称社区矫治，起源于十九世纪，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改造罪犯的方式，是所有在社区环境中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总称。目前关于社区矫正的含义，还没有统一的界定，学术界与实践界都存在一定的争论。但可以肯定的是社区矫正具有双重属性，既是一个刑罚执行过程，也是一个专业社会服务过程。2003年7月，两部两高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对我国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做了基本规定，确定五种罪犯可适用社区矫正：“被判处管制的、被宣告缓刑的、被暂与监外执行的、被裁定假释的、被剥夺政治权力并在社会上服刑的。”另外，社区矫正除了具有这种刑罚执行的功能外，它还是一个通过解决矫正对象的心理、社会适应困难等问题，恢复矫正对象的社会功能，促进矫正对象顺利回归社会的社会工作过程。

二、上海模式的发展历程

建国后，虽然我国的刑事法律已确立了“社区矫正”的制度，但由于国内外多种复杂原因，致使我国的社区矫正进展缓慢。二十世纪末，上海市监狱学会专家组的老同志根据他们长期的执法经验、借鉴世界行刑的发展趋势以及上海位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客观需要，提出了扩大社区矫正的建议和方案，引起了市委、市政法委的重视和支持。2000年9月，上海市女子监狱试行了对罪犯半监禁刑处遇的探索，对于符合条件的罪犯，允许从周一到周五回社会参加劳动，周末回监狱服刑。同时，上海市少年管教所对关押对象实行了“试工试读”的制度。

在我国加入了WTO后，进一步促进了上海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步伐，为了社会的稳定，为适应国际行刑现代化的趋势，刑罚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上海于2002年8月开始了在徐汇区斜土路、普陀区曹杨新村和闸北区宝山路三个街道扩大社区矫正的试点，试点的管理对象包括缓刑、假释、管制、保外就医和剥权人员。到2003年1月在这个三个区的31个街道(镇)进行全面开展工作，再到2003年8月又扩大到浦东、卢湾两个区，在全市的5区的59个街道(镇)试点，试点工作走过了3年艰苦探索的不凡历程。2003年初，上海市委政法委经过半年的调研，提出在全市构建预防犯罪工作体系的思路，即按照“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作、社会各方参与”的方式，由政府出钱购买服务，引入社团和社工帮助吸毒者、社区青少年、社区矫正人员三类特殊人群树立生活的信心和能力，从源头上预防犯罪。2004年2月，在肯定前一阶段工作成效的基础上，上海市按照前一阶段提出的“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行、社会多方参与”的总体思路组建了的三个民办非企业性质社团组织，即上海市自强社会服务总社、上海市新航社区服务总站和上海市阳光青少年事务中心，标志着社团自主运行的实质性启动。2004年8月起，在试点工作的基础上，体系建设在全市各区县范围内全面推进，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各司其职、协同管理的综合治理新格局。

三、上海社区矫正模式的评析

（一）上海模式的优点分析

1、上海模式的有利社会经济条件，上海位于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经济实力雄厚。良好的社区环境不断培育形成，基层组织和文明建设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市民的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教育水平和民主法制观念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初步形成了一支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的志愿者队伍。另外，市委、市政法委对上海市法制建设的改革和创新非常重视和支持，也为扩大上海的社区矫正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上海模式具有专业工作理念，在整个模式的构建与发展完善中，设计者与实施者超越了传统依靠行政方法的实施专政的理念，而采用了社会工作关于平等、尊严、接纳、诚信等方面的理念，以及发挥社会工作康复、预防功能的理念。因此，从一开始就强调了将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运用到社区矫正的过程，通过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方式推动民间社团的自主运作，实行专门化机关管理和社会化管理相结合。

3、上海模式的独特的体制建设，上海市成立了以市委政法委牵头协调，公、检、法、司等相关部门参加的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设立了禁毒委员会办公室、社区矫正办公室、青少年事务办公室，作为政府主导推动机构负责统筹规划三项工作。在政府的主导与推动下，分别从事禁毒、社区矫正、青少年事务三项工作的民办非营利社团——上海市自强服务社、上海市新航服务总社、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成立并良好运作，标志着“社团自主运行”的顺利开展。这三个社团获得政府购买服务的费用，承担政府指定的服务项目，主要职能为人事招聘、培训与考核以及制定统一的工作要求等日常管理。在区级层面，对应三个社团各区相应有三个社工站，各个街道都设有社工点。

4、上海模式的矫正队伍构建，通过政法选聘与社会招聘两种方式建构，社会招聘的工作人员按1：50的比例配置，招聘的人员大约12%左右的专业为社会工作与法律。具有本科学历的人员每月工资待遇是2000元，大专学历的只有1500元（另外每年具有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福利待遇）。而选聘的人员指导、帮助招聘人员熟悉工作，并以每年25％的比例退出社区矫正工作；选聘人员除原先单位的工资福利待遇外，适当给予电话补助、交通费用补助和餐饮补助。社区矫正工作者在正式上岗进行社区矫正前，进行120个课时的集中封闭式培训，授课老师为高校社会工作专业与法学专业的专家与教授，分别进行法律知识、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矫正业务与流程等课程培训。另外，每人每年至少要进行48小时的再培训，主要包括新的政策规定的学习、具体工作中的一些方法、技巧，如谈话技巧等。

5、在矫正内容方面，通过建章立制，初步形成了社区服刑人员日常管理、学习教育、公益劳动、帮困解难、社区矫正志愿者队伍建设五大工作内容。同时建立了五大基地：政治思想教育基地、法制教育基地、爱国教育基地、公益劳动基地和推荐就业基地。

6、在考核评估方面，由市社区矫正办分别对矫正工作站、社工点进行考核，其标准包括司法所承担社区矫正日常管理职能；重新犯罪率的大小；法律文书是否齐全；矫正方案是否规范；台帐是否完善等方面。对于社工的考核，制定了“台帐建立率、案主见面率、重点案主谈话率、个案涉及率”为主要内容的目标考核制度，而不是一味强调总结报告与重新犯罪率的多少。

另外，他们与上海大学法学院、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在理念的设计、制度的建设、人员培训以及其它具体矫正工作开展的各环节都展开了密切的合作，为上海社区矫正的顺利进行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二）上海社区矫正模式存在的问题

尽管上海的社区矫正工作在矫正理念、具体运作方式、矫正方法等方面都走在全国的前列，但由于上海的社区矫正工作仍处于探索中，不免有许多的不成熟与有待完善之处。

1、执行主体的执法权威不够，上海社区矫正执法主体是公安机关，而实际执行的工作主体是司法行政部门。街道司法所承担着社区矫正的一线工作，责任重大，但法律政策又没有赋予司法行政机关相关的执法权。导致了司法所工作缺乏法理和政策依据，也无法保证矫正措施的实施到位。对于不配合矫正的对象由于矫正人员缺少法理权威，又不能直接采取强制性措施，导致矫正的执行出现困难。而一旦矫正对象重新犯罪，工作责任的主要考核对象则是司法行政部门，这种执法主体与工作主体相分离的格局，不利于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开展。

2、上海的社区矫正管理体制有待完善，“多头管理”、职责不明现象明显。就社区矫正本身，出现公安的执法主体、司法的执行主体以及社团的运作并存局面，另外对于政府主导下的独立社团的管理上，人员、资金和业务由不同的职能部门在主导，从而影响了矫正工作开展的质量与效率。

3、上海模式强调了将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运用到社区矫正的过程，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推动民间社团的自主运作，实行专门化机构管理和社会化管理相结合。但在整个社团运作中，行政干预色彩依然较强，政府并未把社团看成是独立运作的机构，在资金调配、人员招聘、社团及社工的考核评估等方面依然主导社团的运行。

4、当前上海社工网络的建立是行政建制的简单复制，不够精简科学，工作效率也有待提高。同时，社工配置不够科学，上海市要求社区矫正的配置比例是1：50，但在实际工作中，每一街道的矫正对象的数量不均无法真正按此要求配置，造成资源的分配不均与浪费。

5、在社工的管理考核方面，上海制定了以“台长建立率、案主见面率、重点案主谈话率、各案设计率”为主要内容的目标管理考核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能督促矫正工作者主动与服务对象接触，但在实际与矫正工作者的访谈中发现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现象：做得好不如做得多，做得多不如讲得多，讲得多不如写得多。许多工作光看数量与台帐，不能真正起到考核的作用。

6、社会工作者的专业素质与要求不相适应，在社会招聘时对人员的专业无任何要求，最终招聘的人员大约只有12%左右的专业为社会工作与法律，影响了专业矫正工作的开展，而且许多招聘来的社会工作者经过专业培训后，工作内容主要是非专业性的文书工作，自身的专职与特长没能很好的发挥。另外，社工的待遇与激励机制也及待完善。

四、上海社区矫正模式发展的未来

从上海社区矫正现行模式我们可以看出执法主体与工作主体相分离的格局所造成的工作中的矫正措施的实施不到位、矫正的执行过程困难重重等重大问题，严重影响了矫正效果的发挥，以至于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属性在某种程度上的缺失而导致社区矫正偏离正确的轨道。因而，笔者认为社区矫正的将来发展方向应该是克服执法主体与工作主体相分离的格局，尽快建立以司法行政主体为主导，以社会力量参与为基础，着力于扩大与稳定专业的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队伍，使矫正程序不断规范化、法制化的新格局。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司法[2003]12号）

[2]上海市司法局.上海市社区矫正工作培训教材[Z].2004年修订本

[3]李增禄.《什么叫社区矫正工作》[J].上海，《社区》，2003.5

[4]张煜.《社区矫正的理念》[J].《法制论丛》，2005.1

[5]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6]吴亦明.《现代社区工作》[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7]张煜,费梅萍.《社区矫正实务过程》[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

ThepracticeandtheponderingoftheShanghaicommunityrectifies

WANGLi-na

（SchoolofSocialdevelopment,NanjingNormalUniversity）

Abstract:ThepatternoftheShanghaicommunityrectifiesisamaturerpatterninourcountry.Thearticlefirsthasmadethebrieflimitstothecommunityrectifies,thenfromtheShanghaicommunityrectifies''''developmentcourseobtainingandintheauthoron-the-spotinvestigationfoundation,hasanalyzedthespecialmeritandtheexistencequestionwithemphasis,finallytheauthorhasmadetheforecasttoitsdevelopmentdirection.

矫正范文篇8

按照中、省、市、区病毒疫情防控相关会议及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强特殊人群疫情防控和社区矫正工作安全稳定工作，市区司法局将加强社区矫正对象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工作重中之重，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和应急处置等工作。

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全力做好防控工作。疫情防控落实工作是重要的政治任务，局党组从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充分认识当前疫情的严峻形式，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积极部署安排全区司法行政系统疫情防控工作，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区司法局应对病毒感染疫情工作方案》，班子领导主动取消休假，并要求全体干部职工遵守纪律，服从安排，听从指挥，随时待命。

二是加强宣传引导，稳定社区矫正对象。通过电子通讯向社区矫正对象发送《市区司法局致社区矫正对象的一封信》，告知社区矫正对象要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勤消毒，不到通风不畅和人流密集场所活动，减少走亲访友，不参加聚会聚餐，出门时佩戴口罩，不参加集中培训学习，集中公益劳动，及时报告本人和亲友是否有从武汉返乡人员，引导社区矫正对象辨别网络信息真假，不谣传、不散播不实消息。如有不适，及时就诊。

三是加强组织领导，积极开展疫情排查。社矫大队同司法所首先自我排查春节期间外出情况，亲友是否有武汉返乡人员，有无接触等情况，其次通过电话、短信、微信等网络通讯方式开展全面排查在册社区矫正对象及家属疑似、确诊为病毒感染情况，被隔离观察等情况，以及近期往返武汉或接触武汉归来人员情况。针对排查出的情况，区司法局及时通报了当地党委政府，同时分别制定了应对新型肺炎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目前，排查出的人员都在居家隔离，镇（街道）派专人每日监测体温，没有发现疑似病例。

四是强化监督管理，全力确保安全稳定。一是从严社区矫正对象请假外出审批程序。从1月23日起，非因特殊原因，对于请假社区矫正对象，一律不予准假，并认真做好思想教育工作，落实好各项监管措施。二是加强电子监管力度，做到基本情况清、现实表现清、行为去向清、确保不发生问题。三是充分利用微信视频、远程教育app等手段，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分类教育和个别化矫正，及时推送官方疫情防控信息、疫情防控知识、涉及公共卫生安全的相关法律法规，严防社区矫正对象脱管失控和发生严重刑事案件。四是健全完善社区矫正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明确责任分工、处置程序和应对措施，做到防范有力，处置迅速。五是开展社区矫正疫情零报告制度。改变春节前部署的社区矫正日报告时间，在疫情期内，每日15时前报送社区矫正安全稳定情况及社区矫正对象被疑似、确诊为病毒感染情况，以及被隔离观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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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光眼概括地说是由于在眼球的经线出现具有不同屈光力使得眼睛不能焦合外界入眼的光线到一个焦点上的一种屈光状态.详细说是眼睛的屈光间质(主要是角膜)无法形成一个理想的球面即各方向的弯曲度不相同造成了散光,多数病例一般是先天性的,当然有些是角膜的病变造成的散光.有些患者有一些不良习惯喜欢看东西眯眼等多种因素,使角膜经常受到上下眼睑的压迫,影响了角膜垂直方向的弯曲度导致散光.散光出现在人眼中,对患者的正常生活有很大的影响,不但导致视物变形影响视力,还能使人眼视觉疲劳引发头晕头痛甚至造成心情烦躁.通过患者动用调节,轻度近视远视可以得到很好的改善,而散光很难通过患者动用调节来改变视力,所以我们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是如何检查和治疗矫正散光眼.

2散光眼成因分析

2.1先天成疾

散光眼作为一种眼球不协调病症具有一定的遗传特征.在基因位对上表现为显性基因.模糊研究可以标记为A基因.当患者基因中拥有A基因时则表现为散光眼的显性特征.基于如上理论,父母为AA基因型时,二代为100%散光眼;父母为AA与Aa混合型基因型时,二代为100%散光眼;父母同为Aa基因型时,二代为75%散光眼;父母同为aa型基因型时,二代不会出现散光眼.

2.2后天形成

后天形成是目前散光眼的主要成因.主要的原因有如下四个方面:

①由于不良的用眼习惯造成:如躺着看书,造成眼睛受外力压迫.

②由于本身有近视等屈光不正未矫正或矫正不良造成视力差,使患者长期眯眼看物体长期下去,由于上下眼睑的压力造成垂直曲率大所以形成散光,一般近视散光轴多在水平(180度)左右,远视散光都在垂直(90度)左右.

③由于工作环境造成:比如焊接工人,在长期高用眼强度的作业下造成眼睛垂直方向压力较大,形成散光.

④外伤因素:由于角膜或眼球受撞击造成的外伤,使其光学曲面曲率不通而形成散光.

2.3基于不同成因的散光眼分类

通常散光可以分成规则散光和不规则散光两种.规则散光是能够被镜片矫正的散光,,它的特点是两个主径互能够形成直角.同理,不能用当镜片矫正的散光称为不规则散光,它的原理是由于一条子午线的弯曲度不规则导致物象在视网膜上无法形成.当两主轴斜向交叉而不能形成直角的情况,叫做双散光.

3散光眼的检查与矫正

这两种散光的症状只要出现一种,都要引起患者的足够的重视,即使散光度是非常小,都需要进行及时和积极的治疗,尤其当发生视觉干扰的情况.当然有些轻度的散光是不需要矫正,只要是视力正常,而且没有出现无视觉疲劳和视觉干扰症状的状况,.

3.1散光眼的检查

3.1.1检查的基本原则

①先客观(电脑,检影得出初验光带),后主观.

②可借助散光表,裂隙片,得出初验结果.

③最后应用交叉柱镜进行检查.

3.1.2裂隙片检查

①检查被检者是否散光,以及矫正柱镜的轴位和力量的设定.

②裂隙片:被检眼是通过是在黑片的中心一条宽度只有毫米的裂隙观察物体来检查.裂隙的较窄限定了被检眼通过裂隙片时只有某一方向的视力能被检测.旋转裂隙检测各方向视力都一样,说明是无散光者;可以通过旋转裂隙能找出最好和最差视力的方向的,就是有散光的患者,通过这种检测也可以设定应戴矫正柱镜的轴位和力量.

3.1.3有效检测方法

①视力测试方法采用先右后左的顺序,在测试眼前戴上专业裂隙片,另一只眼采用黑片遮盖,进行单眼测试.

②调整试镜架,使被检眼通过裂隙观察外界物体或视力表.

③旋转裂隙片,找出被检眼视力最好和最差视力的位置并观察眼睛视力的变化.

④使用正球或负球的镜片在最差位置上,达到和最好方位的视力一致,记下此时的屈光度.

⑤通过c和d两个步骤可以设定此被检眼应戴矫正柱镜的轴位和力量.

⑥在可以去掉裂隙片之后,选择戴测定过后的柱镜,也可以选择利用交叉镜再对治疗效果进行进一步的巩固以帮助确定轴位.

⑦再用两色法实验或插片法确定被检者是否存在近视和远视,以便确定球镜.

3.2散光眼的矫正

3.2.1眼镜矫正

我们通常都利用眼镜矫正规则散光,对于没有出现视力下降的情况轻度的散光,可以不需要任何的措施.当然也可以利用泪液透镜可以弥补角膜上的缺陷的原理使用普通的隐型眼镜来矫正轻微的散光.但是要是高度散光,那就必须需要特殊的治疗手段比如柱镜.目前是利用光学镜片和两种方法来矫正高度散光,针对近视性散光就采用凹柱镜片,而用凸柱镜片来矫正远视性散光.使用散光隐型眼镜会遇到一些使用上的不方便,而且隐型眼镜戴在泪液上会导致散光轴可能一定程度的偏离,从而矫正效果不佳,因此,用光学镜片矫正散光比隐型眼镜矫正散光,对于视力效果来,光学镜片可能更胜一筹.

矫正范文篇10

(一)相关刑事法律梳理。《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以前，我国刑法对于公安机关作为社区矫正执行机关有着明确表述:第38条第2款、第76条、第84条规定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的三类犯罪分子由公安机关执行。对于此三类犯罪分子应当遵守的规定，在第39、75、84条中分别将社区刑罚执行机关表述为“执行机关”、“考察机关”、“监督机关”。后在社区刑罚执行工作中，公安机关屡现精力不足、工作开展不顺。作为《刑法》所规定的执法主体，与2003年“两高两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司法行政机关牵头”的规定相矛盾，造成了长期存在对社区刑罚执行的工作、执法“双主体”(公安是执法主体、司法行政是工作主体)的诟病。最终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通过删去具体的社区刑罚执行机关、修改为“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的方式，规避了“双主体”问题，同时也回避了执行机关的具体所指。另外，缓刑、假释的犯罪分子在考验期间应当遵守哪一机关的相关规定，也能体现对其执行刑罚的机关是哪一具体机关。因此相应地，《刑法修正案(八)》将第77条第2款、第86条第3款中“公安机关”的规定改为“国务院有关部门”，意即回避了公安机关原本作为执法主体的身份。紧接着2012年《刑事诉讼法》也就社区矫正执法主体问题做出了相对实体法规定的适应性修改，将原有的“公安机关予以考察、监督”的内容改为第258条中的“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2016年12月，在提供具体工作法律依据的《征求意见稿》中，规定了“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主管全国社区矫正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负责其行政区域内的社区矫正工作。须知当前司法实践中主管社区矫正的是司法部社区矫正管理局这一职能机构，地方政府的司法行政部门则是包含社区矫正在内的多项职能工作的综合性机构，《征求意见稿》中的机构设置未能将社区矫正同其他司法行政工作区分开来，相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中对于“监狱”这一行刑机构明确的表述，社区矫正的机构、场所在法律规定中还是相当笼统的，不利于执法工作的开展。(二)现有条文凸显机构模糊之局限。首先，刑法规定笼统导致指导不畅。值得肯定的是《刑法修正案(八)》为社区矫正在我国作为刑罚执行方式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对于何为社区矫正执法机关、如何运作的具体要求并未作出规定。刑法对于社区矫正的规定较为笼统、缺乏实际操作性，谁来接替公安机关“只‘破’不‘立’”〔3〕，造成司法行政机关作为社区矫正执法主体的法律地位不受保障，其无执法权，执法严肃性、威慑力不高，工作的开展受到了各种挑战，社区矫正工作仍依赖于《实施办法》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法律进步有限。《征求意见稿》中“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的规定，似是为弥补这一不足，但也不免失之于宽，可见刑法的规定将直接制约即将出台的《社区矫正法》关于机构问题的规定。其次，机构表述不一导致指向不明。《刑法》修改应当十分慎重，特别针对某一立法目的所做的修改应当思虑全面，意指明确。《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以前公安机关作为社区矫正执行主体的地位明确，第39、75、84条中的“执行机关”、“考察机关”、“监督机关”均可对应第38、76、85条理解为公安机关，而《刑法修正案(八)》直接删去了对于社区矫正执行机关的规定，导致这三种表述所指不明，刑法作为法律规范的明确性受到了破坏。再次，程序法保障有限。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58条虽然补充了《刑法》未予明确的机构问题，但其表述停留在“社区矫正机构”，虽然间接承认了规定执行机关的必要，但却仍未给负责社区矫正的司法行政机关正名。程序法对于实体法的具体执行有着保障作用，而这次修改中却没能解决实务问题，对刑法规定进一步完善的要求仍有必要。(三)现有刑事法律局限之原因。研究社区矫正机构的相关刑事法律，需在立法原意和限制的范围内考量。首先，对于现行刑法中社区矫正机构规定笼统的问题，应当考虑到《刑法》作为部门法，直接影响到下位法的制定，不可朝令夕改，需兼顾法律的前瞻性。鉴于在社区矫正试点试行中，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之间发生过执法主体的变更，但社区矫正机构又尚未产生成熟经验的情况下，《刑法》修改直接由“公安机关”改为“司法行政机关”执行社区刑罚的做法显然草率。在《社区矫正法》尚未出台，社区矫正机构未成定局的情况下，将社区矫正执行机关规定为较为宽泛的“国务院有关部门”是一个保守之举，但也是可以理解的，以防对社区矫正制度发展预估狭隘、对社区矫正法的制定起到限制作用。其次，对于“社区矫正机构”表述不清、指向不明的问题，其本质在于立法的滞后性，因为立法及修改都会受到社会物质条件和实践发展水平的限制，法律修正案也是积极适应实践发展的进程及需求的产物。现行刑法很难将试点中的执法机关作为社区矫正机构写入刑法，这是由于我国尚未形成完善的社区矫正机构体系。在实践中虽经历了执法主体转换，司法行政机关不断通过建设县级执行机构(社区矫正中心等)、强化司法所力量等途径完善社区矫正机构，但仍面临一些质疑，一些地方进行了不同于现状的社区矫正机构创新探索，是对现行机构设置的挑战。如果现行机构设置仍不能很好适应社区矫正工作、不能产生好的经验，则立法难以对其作出确认。(四)域外刑事法律对我国的借鉴。许多国家(地区)刑事法律中对于缓刑、假释等执行机关均有着具体的条文规定，有的通过“定义”的方式在刑法典之首对相关主体、机构进行明确，如美国《阿拉巴马州法典》第14－8－1条“……州矫正机构。这个词意味并包括以下机构:阿而墨和德雷珀矫正中心、弗兰克林青年中心……”〔4〕，另有加拿大、我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也多采用这种立法方式，使得法典中对于执法机构的类型和设置一目了然，通过法律条文的明确强化了执法主体的法律地位和效力。有的与我国相似，将相关条文编于刑罚篇，同时规定职能和执行机关，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在第三编刑罚的第十章处刑中第73条第6款规定:“对被判缓刑人行为的监督由授权的国家机关进行，而对军人，则由部队或机关的指挥人员进行。”在第四编免除刑事责任与免除刑罚的第十二章“免除刑罚”中第79条“假释”第6款规定:“对被假释人员行为的监督由授权的专门国家机关执行，而对军人，则由部队和机关的指导人员进行。”〔5〕另外，在《俄罗斯联邦刑事执行法典》中，第八编“对被判缓刑人员的监督”第二十四章第187条规定:“对被判缓刑人员的行为由其住所地的刑事执行检查处进行监督，对被判缓刑军人由其所在部队指挥机关进行监督。”〔6〕俄罗斯刑事法律对于缓刑犯监督管理的规定，同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有着极其相似的情况，因此更加值得进行比较借鉴。可见，《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对于缓刑犯的具体执行机关并未做具体规定，但明确了“由授权的国家机关进行”，而在《俄罗斯联邦刑事执行法典》中具体指出了“由其住所地的刑事执行检查处进行监督”。对于执行机关如何在法律条文中体现，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规定方式，但均指明了由何种机构承担，可见刑事立法中对于刑罚执行机关的规定是必不可少的部分。因此，在我国，“机构”入刑具有必要性:第一，《刑法》对于管制、缓刑、假释犯的刑罚执行不能在执行主体上进行模糊处理。《立法法》第6条第2款规定“法律规范应当明确、具体，具有针对性和可执行性”。在刑法中要体现法律规范的明确性、具体性，不仅需要对具体入罪门槛和法定刑界限加以明确，更不能遗漏对刑罚具体执行的明确。刑法规范的明确性要求应当包括对刑罚执行机关的具体明确。第二，执行主体改变后遗留的条文漏洞应及时修补。对《刑法》的有效执行，有赖于立法条文的针对性强、操作性高，《刑法修正案(八)》顾此失彼地删去了原有执法主体的内容却未对原有条文的逻辑链条一并完善，因此对于执行主体表述不规范、意指不明的刑法条文应一并统一修改。第三，《刑法》对于社区矫正机构的规定直接影响后续的《社区矫正法》作出相应规定，有利于明确社区矫正机构的执法权。

二、相关刑法条文修改内容之争议及思考

(一)司法行政机关作为社区矫正执行主体的争议。第一，应确立司法行政机关为执行主体。有观点提出应由刑法确认司法行政机关的社区矫正执行主体身份。〔7〕认为司法行政机关管理刑罚执行工作符合刑事司法职能分配的要求，司法所在与监狱衔接、掌握和利用基层社会资源方面存在优势〔8〕;认为社区刑罚执行与监禁刑罚执行同归司法行政机关管理，有利于实现刑事执行一体化，应尽快于刑法中明确执行机关。〔9〕第二，司法行政机关不宜作为执行主体。当前，司法行政机关作为执行主体实际上是由司法所承担。但在硬件上，司法所基础设施落后于社区矫正规范化专业化要求;软件上，工作队伍也呈现专业性不足、执法能力不强、稳定性不高的问题〔10〕;地域上，司法所分散和独立的特征无法保障矫正资源的整合，按照行政区划划分的管辖范围太小，也不能基本适应社区服刑人员流动性较大的现实;管理上，司法所属于多头管理，受地方政府、司法局等多部门的管理〔11〕，需要配合乡镇工作，各项任务存在性质差异。(二)执行机构独立还是多元的争议。首先，应尽快建立独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一方面，工作多元化不符合刑事执行专门化、统一化要求，由身兼多任的司法所管理社区罪犯容易造成职责冲突，既不利于提高刑罚执行效率，也不利于自身其他职责的履行。另一方面，从长远考虑，社区矫正应由专门机构统一管理，这是由社区矫正性质决定的，是与其相应的权力属性相符的职能机构。〔12〕社区矫正在我国刑事执行领域展现出了优势及发展潜力，其规范化专业化发展必然要求提供多学科融合、高素质的服务，而当前执法主体及工作队伍是难以胜任的。其次，认为社区矫正机构设置应多元。有学者认为缓刑犯、假释犯、管制犯三者性质不同，应当区分管理、设置不同的矫正项目，因此所对应的矫正机构也应不同。〔13〕(三)宜建立独立专门机构管理社区矫正之辨析。首先，“司法行政机关”不宜规定为社区矫正执行机关。在观点争议中，支持者主张确立司法行政机关作为执法主体，反对者提出司法所不适合管理社区矫正，呼吁建立独立专门的机构。但实际上这些讨论中并没有明确反对“司法行政机关”作为社区矫正执行机关入刑的观点。笔者认为，《刑法》中不应将“司法行政机关”作为社区矫正的执行机关，理由有三:其一，《刑法》中规定了“监禁刑由监狱执行”的条文，而“司法行政机关”的级别要高于“监狱”，更是包含了监狱机关，使得社区矫正与监禁刑刑罚执行在地位上并不对等。其二，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职能和任务包括刑罚执行和非刑罚执行，因此，写入“司法行政机关”涵盖范围过宽，在一定程度上会淡化刑罚执行的本质属性。其三，虽然《实施办法》出台后扭转了“双主体”的局面，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等作为社区矫正工作的参与者，仍然发挥着毋庸置疑的作用。特别是公安机关在司法所缺乏执法权处置权的情况下，对违反社区矫正相关规定、禁止令等的社区服刑人员予以处罚、收监等，是学者提出应将公安机关列为辅助机关的观点的重要原因，认为应利用好公安机关过去积累的行刑经验和掌握的户籍等信息库。〔14〕因此，将司法行政机关作为执法主体写入刑法，有可能导致其他机关推诿工作、回避参与的理由。其次，司法所不宜作为社区矫正执行场所。社区矫正执行主体经历了两次变化，第一次变化是由公安机关负责转向司法行政机关与公安机关共同负责，即将原来由公安机关监管的社区罪犯纳入到社区矫正的管辖范围，但公安机关仍作为执法主体参与配合监管;第二次变化是《实施办法》出台后，规定社区矫正机构为司法行政机关，公安机关不再作为执法主体，仅对社区罪犯重犯收监等工作配合协助。第一次变化的问题在于双主体模式虽然强调了配合，却忽视了这样不仅容易导致沟通不畅、管理推诿，也影响了工作的专业化和规范化。社区矫正机构的第二次变化是司法所独立管理，但由于基层司法所有九项职能，力不从心，只能通过借调监狱、戒毒人民警察、聘用社会工作者、协管员等方式充实力量，希望以此来强化执法能力，但实践证明，司法所作为社区矫正机构并不是最佳选择。司法所不宜作为社区矫正机构的原因:一是司法所是各区县司法局在乡镇(街道)的派出机构，在社区矫正之前，它并没有刑罚执行的功能，社区矫正对司法所来说是个新事物。司法所虽然承担了罪犯管理职责，却并没有处罚权，无法及时对社区罪犯采取强制措施。与监狱相比，尚不具备刑罚执行的法定职权，对此，有一些地方初步尝试了以组建执法中队的方式将社区矫正工作与司法所剥离，以解决司法所的现实困境。〔15〕这反映了基层工作者通过实践认识到做好社区矫正工作需要建立专门的刑罚执行机构。二是社区矫正作为国家刑罚执行权的行使，应当严肃严格、公平公正。而各地司法所的建设和条件仍然存在着地区差异，在机构设施、队伍建设、管理体系、执法水平、严格程度等方面尚不能达到统一规范的标准，一些地方脱管漏管虚管问题严重。这些问题在身兼数职、编制不足的司法所中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改变。因此，将社区矫正从司法所职能工作中剥离出来由专门的机构承担具有紧迫性。再次，应建立社区刑罚执行机关管理社区矫正。目前在刑法条文中明确的社区矫正实施对象有管制犯、缓刑犯和假释犯，除却管制刑是刑法规定的主刑以外，另两种则为具体应用中根据一定条件给予罪犯的宽缓的执行方式，其中缓刑与假释又具有着行刑过程中是否存在监禁刑部分等显著区别。不同类型的社区服刑人员，其人身危险性、行刑方式、考验方式及后果都是有所区别的，但这些区别在行刑过程中所体现的是具有针对性、个别化的矫正手段，强调不同类型社区服刑人员在监管方式、强度、矫正项目等方面的对症下药，是能够在矫正类型化、个别化的管理原则下得以实现的。而将以上三类罪犯在行刑阶段严格划分，虽然具有合理的理论解读，却很难适应当下社区矫正在我国的制度发展条件。同时，不同于英美国家具有成熟的矫正制度和机构框架，我国在推动社区矫正本土化发展的进程中，仍同步进行着对于管制、缓刑、假释制度及其运用的调整和推动，相较于针对各类实施对象建设对应的执行管理机构，首先建立起一个成熟、独立的社区刑罚执行机构应当更为重要，其体现的刑罚执行系统的发展方向，也将是有别于英美国家的。总之，通过刑法来规定社区矫正机构，是确认社区矫正机构执法地位的立法行为，社区矫正工作的运行离不开一个明确、独立且完备的执行机构。“司法行政机关”作为社区刑罚执行主体具备合理性，但不宜在《刑法》中直接规定，由司法所作为基层社区矫正机构的做法亦不可取。确立和保障司法行政机关对非监禁刑的刑罚执行主体身份、构建合理的社区矫正机构体系的正确做法，应当有两个步骤:(1)在司法行政机关系统之内确立一个与监狱机关相对的社区刑罚执行机关，专门执行社区矫正，完善上下级相应的纵向体系、各级管辖区域的横向划分;(2)通过刑事法律的完善赋予这一机关执法权及处罚权，与提高工作队伍的刑罚执行素质水平相结合，保障其能够较为有效地完成社区矫正中惩罚性、恢复性职能。

三、对《刑法》中“社区矫正机构”表述修改的建议

社区矫正相关法律体系的建立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而完善的顺序必然是从上位法对基本问题的解答和确认，到下位法对如何具体执行和保障的规定。《社区矫正法》尚未出台，其《征求意见稿》已引发了学界和实务单位的诸多讨论，对于基本问题的意见不合仍然是讨论的核心。在《刑法》中尚未明确社区矫正机构问题，甚至条文呈现空白，必然造成无休止的争论，《社区矫正法》从效力等级上也无法超越基本法《刑法》去确认社区矫正机构问题，否则将造成法律冲突。因此，通过制定刑法修正案对社区矫正机构问题进行完善，是解决这一冲突发生的必要先行之策。刑法的修改，对社区矫正法的制定也将有所借鉴。(一)对“社区矫正机构”表述的修改方式。主要有:一是将《刑法》中的“社区矫正机构”改为“社区刑罚执行机关”。二是在第38条、第76条、第85条“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的表述前增加“由社区刑罚执行机关”。三是将第39条、第40条、第75条、第84条中“执行机关、考察机关、监督机关”的表述统一替换为“社区刑罚执行机关”。(二)修改理由。1．改为“社区刑罚执行机关”的表述是否准确确定社区矫正机构需要明确社区矫正性质。有观点认为社区矫正是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与矫正恶习助其回归社会的双重性质〔16〕;有观点认为社区矫正具有刑罚执行和社会福利双重性质。〔17〕也有观点认为，社区矫正既不是刑罚执行活动也不是刑种，而是我国的刑事政策。〔18〕还有观点指出“社区矫正”的翻译有误，管理社区服刑人员的本质属性是刑罚执行、惩罚是其基本任务，应改为“社区刑罚执行”〔19〕;《刑法修正案(八)》为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性质正名后，社区矫正的惩罚性得到了强调，促使实务部门进一步正视执法工作的严肃性和规范化。笔者认为，影响刑事立法对“社区矫正机构”明确表述的重要因素是对社区矫正的性质缺乏共识。之所以产生如此情况，需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学者对于社区矫正性质的讨论，是基于对这一制度展开的理论研究，是对于社区矫正制度本身的一种定性，或者说是对社区矫正应当以何种功能、价值扎根于我国的讨论。这种讨论，需将我国犯罪与社会问题现实、法律实施环境等，同这一制度在国外起源时的功能目标、国际运用和实践中所发展出来的多种形式和经验相结合来展开。可以说，这些争议仍然在尝试解决这一制度引入后如何进行选择和重构的基础性问题。第二，在实务中，社区矫正是国家刑罚执行制度的一大创新，因此社区矫正的性质对于刑事法律来说很容易回答。相比监禁刑执行，社区刑罚执行的价值、功能的体现有赖于社会力量的参与、教育手段的重视，但这不影响社区矫正刑罚执行方式的定性。因此，从刑法规范的角度来说，过去、当下、未来都是将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刑罚执行方式来定性，那么，其执行机关自然应当是刑罚执行机关。社区矫正工作同时包含惩罚性和恢复性两方面属性，两者并不矛盾，因为社区服刑人员既是罪犯，又是具有矫正可能性、有限人身自由、接受矫正再教育的特殊预防对象。但正是这种双重属性，容易导致实务工作中有失平衡。由于各地队伍设置、资源配置情况不同，矛盾倾向也各有不同，一旦形成力量单一、力量倾斜的情况，很容易引起社区矫正的功能倾斜与变味，违背其刑罚设置的惩罚性与恢复性初衷。其中，特别是“轻惩罚”的倾向最具潜在危机:过分强调社会力量参与、利用社会资源、配置矫正社工帮助社区服刑人员，有利于提升矫正活动的多样化和矫正资源的丰富性，但却容易使社区服刑人员对社区矫正产生“帮困扶助”的印象，弱化接受惩罚的意识。因此，对于社区矫正惩罚性的复归具有必要性，有助于正本清源、正视社区矫正根本的刑罚执行性质。出于对社区矫正性质的把握，将社区矫正机构表述为“社区刑罚执行机关”符合刑法所规定的社区矫正性质，也符合我国国情下社区矫正所主要发挥的刑罚执行作用，而对恢复性、社会性、福利性的重视是社区矫正与严格自由刑、监禁刑进行区分的特性，是社区矫正发挥其特殊功能和优势的方法和手段，不能掩盖其本质属性。2．修改为“社区刑罚执行机关”的积极作用(1)如果《刑法》将“社区矫正机构”修改为“社区刑罚执行机关”，首先可解决《实施办法》中规定的由司法行政机关承担社区矫正工作但缺乏上位法依据的紧迫问题。(2)“社区刑罚执行机关”的表述相对明确、涵义清楚。以监禁刑罚为例，刑法第46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监狱或者其他执行场所执行……”并未对监禁刑罚的执行机构进行单一的划定，实际的执行机构包括监狱、看守所、少管所、拘役所等。因此“社区矫正机构”也无需明确划定为具体的、单一的机构，例如在《实施办法》中规定的司法所。(3)即将出台的《社区矫正法》与《监狱法》属同一法律层级，监禁刑罚执行与社区刑罚执行相对应，采用“社区刑罚执行机关”的提法不仅符合其性质，也有利于清楚界定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4)回顾《刑法修正案(八)》，采用“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的说法实际上是为社区矫正法正式出台预留空间、做好准备。刑法对于社区矫正的规定应当按照刑法体例做出方向性的确认，再由社区矫正法来具体规定，对刑法起到援引补充的功能。〔20〕“社区刑罚执行机关”简明扼要，是相对于监禁刑罚执行机关而言的，利于刑法与社区矫正法做好法律规范间的衔接配合。从发展的角度来说，这两个刑罚执行机关的划分既是有区别的，又包含着刑罚执行的共性，“社区刑罚执行机关”的名称符合刑事执行一体化的发展趋向。3．“社区刑罚执行机关”替换“执行机关、考察机关、监督机关”从刑法条文的明确性和衔接性来考虑，在《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之前采用“执法机关”、“考察机关”、“监督机关”的提法是适当的，因为当时的《刑法》规定管制、缓刑、假释由公安机关执行，考察、监督的执行主体明确，故不同表述并不影响对于这三类罪犯执行机关的理解。而《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社区矫正机构”的表述却模糊了执法主体，在这种背景下，造成了对原有的“执行机关”、“考察机关”、“监督机关”的规定指向不明的感觉，必须结合《刑事诉讼法》和《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等来理解，但实际上《实施办法》的制定者与刑事立法者在认识上也存在差异，这样就导致社区矫正执法机构长期以来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从社区刑罚执行的功能而言，不宜采用“考察机关”和“监督机关”。缓刑和假释的执行均是对于法院刑事裁决的执行，“考察”突出了对缓刑犯在考验期限内的考察，“监督”突出了对假释犯的附条件释放监督，这样的表述虽然能体现出缓刑、假释的差异和特征，但是却限制了社区矫正作为刑罚执行多元功能的发挥。在社区矫正中，对缓刑犯不仅要考察，而且要监督，同时要教育矫正;对假释犯不仅要监督，而且要教育矫正，同时，“考察”和“监督”之间难以进行质的区别。因此，刑法中仍然保留的对不同类型罪犯有不同机关表述的提法已是一种过时的提法。容易导致“考察机关”只考察、“监督机关”只监督而不进行教育矫正的误读。刑法中之所以有三种机关的差异表述，在于管制是我国的主刑之一，而缓刑、假释是“刑罚的具体运用”，是刑罚处罚的另一种有条件的处置、执行方式。有观点认为，在缓刑与假释之间，缓刑替代短期自由刑，而假释替代中长期自由刑，因此立法以“监督机关”说明对于假释犯的管理应比缓刑犯(“考察机关”)严格。〔21〕高铭暄教授也提出了应当区别管理、区分管理机构的观点。〔22〕应当看到，在国际范围内，一些发达国家在对社区罪犯的管理中注意到区别管理和区别管理机构的倾向，例如在美国的许多州中，分别设有缓刑办公室和假释办公室，对未成年犯有专门的未成年管理机构，以体现出在管理机构上的区别。但是在我国，由于对社区服刑人员的适用率比较低，在我国1979年第一部刑法中虽然列举了对社区罪犯管理不同名称的三种机构，但在事实上只有一个管理机构承担管理，这就是公安机关的派出所，但派出所由于工作繁忙，只能是兼职管理社区罪犯。在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后，逐步将执法主体从派出所转到司法所，不仅没有考虑到用不同的机构管理不同的罪犯，甚至没有考虑到用专门的机构来管理社区罪犯。所以，从现实的国情出发，在刑法中列出三种不同的管理机构，只是理想和纸上谈兵，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建立专门的专业化的社区矫正机构，随着社区服刑人员适用比例的扩大和人数的增加，再进一步考虑设立不同的管理机构，在刑法中目前的三种机构表述的规定是脱离实际的。而用“社区刑罚执行机关”替代则是一个适当的选择。

四、对刑法中机构表述修改后的实务构想

建议将刑法中的“社区矫正机构”修改为“社区刑罚执行机关”，势必涉及该机关的体系设计问题。笔者的初步构想:一是横向与监禁刑罚执行的区分与衔接。我国司法部、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已分别设置了与监狱管理机构相对应的社区矫正管理机构，体现了监内与监外刑罚执行的区别。根据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统一刑罚执行体制”的要求，有必要在国家和省级层面将两个机构合并为刑罚执行机关，从法经济学角度而言，这样有利于共享行政资源与设施，有利于共享刑罚执行经验与社会参与资源，减少刑罚执行成本;也有利于推动监狱与社区矫正在执行变更中更好衔接以及扩大假释。二是纵向实现垂直管理、管辖划分合理。社区刑罚执行机关与监狱机关之间存在差异，监狱分布一般较为分散、数量少，而社区刑罚执行遵循居住地原则、分布较密集、数量多。为提升管理效率，有观点认为社区矫正机构设置的发展方向应是在省级以下实行垂直管理、直辖市的区县司法局不必设置社区矫正科。〔23〕对此，笔者认为应当结合社区服刑人员数量、分布情况，有选择地设置专门独立的社区刑罚执行机关，有区别地划分管辖范围。垂直管理有利于避免与其他非刑罚执行工作产生交集和干扰、提升刑罚执行的严肃性和专业性，省级以下可根据行政区划大小和社区服刑人员分布情况，选择社区刑罚执行机关独立运行或与县市级司法局合署办公的形式，灵活整合人力及资源。结合选调当地司法所、派出所人员和招收社区刑罚执行公务员组成执法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