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刑制度范文10篇

减刑制度范文篇1

关键词：罪犯；减刑；监狱；法院

减刑是刑罚执行过程中一项刑事司法活动，是我国刑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充分体现了我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是实现刑罚目的的重要手段。《监狱法》的颁布、《刑法》的修订让减刑制度步入了法制化、规范化的发展轨道，所涉及的法律体系已日趋完善。笔者在监狱工作多年，对减刑制度有较为直观的认识，发现其中存在一些问题，不但不利于实现减刑的真正目的，同时也极易导致司法不公。本文试图通过对我国现行减刑制度进行粗浅的分析，探究有关问题，并提出若干建议，以期减刑制度更加完善。

一、我国现行减刑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一）对减刑权的性质存在模糊认识

有人认为减刑就是对原判刑罚的减轻，即对于判处一定刑罚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期间，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依法减轻其原判刑罚的制度，是对宣告刑的减轻。有人认为减刑是对罪犯服刑表现的一种奖励，当对罪犯执行刑罚经过一定的期间，罪犯有了一定的悔改表现，适当减少部分刑罚，这样既符合行刑经济性原则，也符合我国一贯倡导的教育刑目的，以缩短服刑时间作为对罪犯改造成绩的肯定，并以此促使罪犯在希望中改造。而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有不当之处，减刑应是减轻刑罚的执行刑期。原判决是审判机关根据行为人的罪行、法律规定及其应承担的刑事责任而决定行为人应承担的刑罚种类和轻重，是不可更改的。在刑罚执行阶段，现实存在的是执行刑，所谓执行刑是指刑罚进入执行阶段后，行刑机关对罪犯需要执行的刑期。如宣告刑为10年，已羁押1年，则执行刑期是9年，减刑是对这9年的减轻，而10年宣告刑是不能减轻的。减刑只是根据罪犯在服刑期间的良好表现在法定的限度内缩短其尚需执行的刑期，刑罚执行开始前，执行完毕后，不可能发生减刑问题。与审判机关适用刑罚“惩罚犯罪”之目的不同，减刑发生在刑罚执行期间，对罪犯的改造起着调控功能，并服务于刑罚执行“把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之目的。

与此相对应，理论界对减刑权有审判权、行刑权之争。笔者认为，减刑权属于行刑权的范畴，因为减刑的实质是对刑罚的变通执行方式，它仅仅是减少对原判刑罚的执行期限，而不是对原判决的改变。是行刑调控的手段，是对表现良好的罪犯的肯定与激励，是根据改造过程中罪犯的客观表现和人身危险性向良性方向发展而实施的，属于行刑权。

（二）减刑权的归属不合理

我国刑法明文规定，减刑由法院决定，这也就是说减刑权归法院行使。纵观世界，减刑权的归属有两种模式：一是由审判机关决定减刑，二是由行刑机关决定减刑。我国和前苏联、意大利、法国等国家都采取第一种模式。除此之外，当今世界上多数的国家和地区采用第二种模式。

讨论减刑权的归属应当作如下分析。首先应更有利于实现改造罪犯的目的。减刑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激励罪犯真诚悔过认真改造，早日回归社会成为守法公民。减刑权的行使并非只是判断行为人的行为表现是否符合法定条件那么简单，而是一项融刑法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科学为一体的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关系到罪犯是否把减刑看作是对一个阶段积极改造的奖励，并把它作为继续努力的驱动力。那么行使减刑权就应该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着专业的改造（矫正）知识；二是全面了解罪犯的改造情况。监狱是国家专门的行刑机关，对于改造工作有着长期的经验积累、丰富的专业知识，他们掌握罪犯改造的规律和特点，能够根据罪犯的综合改造表现判断其是否真正具有悔改的决心，并可以随时监控罪犯的行为，及时根据其行为做出奖惩决定，激励罪犯积极改造。而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对于改造工作较为生疏，对罪犯的了解只停留在书面材料之上，所掌握的信息都是片面的、僵化的。只能根据文字材料决定罪犯减刑与否，这种做法及其后果给行刑工作带来了种种弊端。近年来，部分法院做出减刑裁定的依据侧重罪犯的犯罪恶习、是否累惯犯等早期因素，而淡化了罪犯在刑罚期间的改造表现，这歪曲了国家设立减刑制度的初衷。

其次，应当注重司法效率。心理学及实践经验表明，及时的评价比延迟的评价效果要好，奖励越是迅速及时就越能激励罪犯的改造信心和决心。从监狱整理材料提出意见后上报到法院再由法院作出最终决定，往往需要一到两个月，各监狱要准备大量的文书材料连罪犯档案报送到法院，法院审查裁定后又要到监狱去宣读，前后大量的诉讼资源被耗费掉了。而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各类经济、民事、刑事审判案件己不堪重负，难以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处理减刑事务。每一个中级人民法院所辖的监狱都不止一个，有的有六七个之多，算上公安机关中的刑罚执行单位就更多。在实践当中，大多数地区规定一年只集中办理两次减刑，这虽然缓解了法院方面的工作压力，却给减刑工作的及时开展带来了困难。积极认罪悔过的罪犯在其取得改造成绩时，处于急需激励的关键阶段得不到及时减刑肯定，而减刑裁定送达时改造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甚至可能已不适宜减刑，这就使减刑工作的效率性大打折扣。

加之前面探讨的减刑权属于行刑权之本质，笔者认为我国目前由法院行使减刑权的体制应予纠正，只有将减刑权赋予刑罚执行机关，才能更好地改造罪犯，才能提高行刑效率，实现刑罚之目的。

（三）减刑条件设置不合理

对减刑对象的限制性规定过多。依我国刑法第78条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只要具备法定的条件都可以减刑，而实践中并非如此。1997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对罪犯减刑的幅度、起始时间、间隔时间等都作了严格的限制。其中第三条规定：“有期徒刑罪犯的减刑起始时间和间隔时间为：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一般在执行一年半以上方可减刑；两次减刑之间一般应当间隔一年以上。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一次减二年至三年有期徒刑之后，再减刑时，其间隔时间一般不得少于二年。被判处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罪犯，可以比照上述规定，适当缩短起始和时隔时间。”依照这个规定，有的罪犯因原判刑期短在看守所羁押时间长，到执行单位余刑在两年以内基本上已无减刑的可能。有的罪犯又因为上次减刑后所余刑期短而无法再次得到减刑，从而使罪犯在实践中能适用减刑的比例缩小。罪犯看到自己没有减刑机会，就会在改造中失去目标．，缺少动力，日常行政奖励对他们已经失去意义，已经生效的减刑裁定又不能撤销，因而不思进取、自由散漫甚至抗拒改造。也有的罪犯由于减刑间隔期限限制在近期没有减刑机会，或者担心减刑幅度过大而失去再次减刑的机会，因而放松改造，消极服刑。

实际工作中，监狱执法倾向于罪犯的劳动改造，即劳动任务的完成情况，而轻视了罪犯思想、行为方面的进步。对老弱病残罪犯来讲，会因身体条件劳动表现不突出而限制了减刑的机会。有些行刑机关硬性规定，“三课”（政治、文化、技术）考试成绩不达标不考虑减刑，这对文化素质较低的罪犯来讲无疑是在法律条件之外又设置了另一条难以逾越的硬杆杆。

减刑的实质条件过于模糊。我国刑法78条规定罪犯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下列重大立功表现之一的，应当减刑……”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对“确有悔改表现”、“立功表现”有明文规定。但这些条件在工作中由于规定模糊而难以执行。部分监狱探索将罪犯的日常改造予以量化考核，定期给出考核分，减刑按奖分结果决定，司法部在1990年制定了《司法部关于计分考核奖惩罪犯的规定》。现在全国各地监狱对罪犯减刑的报请都依据罪犯的奖分，但各监狱的奖分条件不同，甚至奖分方法都不同，这就造成了各地减刑的实际条件不统一。减刑实际条件不统一造成执法的随意性增强，容易导致司法不公，使金钱减刑、权力减刑等不正常的事情滋生，使减刑工作难以做到公正化、平等化，严重破坏了法律的严肃性并直接挫伤罪犯的改造积极性。

（四）减刑程序方面有不足之处

我国刑法第79条规定了减刑的程序：“对于犯罪分子的减刑，由执行机关向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出减刑建议书。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对确有悔改或者立功事实的，裁定予以减刑。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减刑。”明确规定减刑的程序，主要是为了保证减刑的合法性与严肃性，确保减刑的质量，但这些程序性的规定在司法适用中存在着诸多问题。

减刑的管辖规定过于僵化。我国刑法第79条明确地将减刑的案件管辖权赋予中级以上人民法院，主要是为了避免出现基层法院对减刑把关不严减刑权被滥用导致司法不公的情况发生。但是，全部的减刑案件都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管辖，甚至包括被判处拘役的罪犯的减刑案件，这不但增加了司法成本也削弱了可操作性。其实大部分案件的判决裁定是由基层人民法院作出的，如果仅仅因为怕基层法院在减刑时把关不严搞不正之风，那么一审判决的正确性和公正性是不是也要受到怀疑？有的行刑机关距中级人民法院驻地较远，一些短刑期罪犯的减刑也要上报中级人民法院，考虑到人民法院对减刑案件裁定的结果常常与监狱提请减刑的建议一致（笔者所在监狱每次上报法院的减刑建议只有不到10％有变化，不足0.5％的减刑建议被驳回），如此繁琐而僵化的报减程序，在客观上不利于行刑机关积极而稳妥地引导犯罪努力改造，也会使刑罚目的的实现过程变得更为曲折。

减刑制度监督乏力。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2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减刑、假释的裁定不当，应当在收到裁定书副本后二十日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纠正意见后一个月以内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作出最终裁定。”这一法律规定无疑对防止和及时纠正减刑裁定不当的案件发生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但除了这样的笼统规定之外，再也找不到检察机关对减刑工作进行监督的法律法规，造成了实际工作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减刑监督仅限于对减刑裁定不当的案件提出纠正意见，至于服刑罪犯为获取减刑在改造过程中有无投机钻营弄虚作假的行为，以及刑罚执行机关在呈报减刑过程中是否秉公执法有无拘私舞弊的现象，均无法发挥作用。检察机关对于在减刑中发现的大部分问题只能提出检察建议，没有对实体问题的的处分权，监督的效果也大打折扣。法制日报消息，2005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开展减刑专项检查活动以来，发现违法减刑13961人，纠正4331人，从中可见一斑。

（五）罪犯在减刑中的权利无制度保障

首先，《刑法》、《监狱法》等法律都没有规定罪犯对于减刑的知情权。监狱在操作减刑中实行的是“三公开、两公示’，即公开考核结果、减刑指标和有关政策规定，监区、监狱推荐结果都要公示。但罪犯从行刑部门对自己的评价、法院如何审理自己的减刑案件，乃至为什么未被提请减刑，详细情况不得而知。这样的体制使得减刑工作实际上变成了暗箱操作，不但不利于刑罚执行的公正和公平，甚至极易产生司法腐败，会严重打击罪犯的改造积极性。

其次，法律没有规定罪犯在减刑审理中的辩护权。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既然面临审判的犯罪嫌疑人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那么面临减刑的罪犯为什么不能有同等的权利呢？大多数的罪犯的法律知识是欠缺的，如果有专业人士的法律咨询和帮助，就会更好地使罪犯理解减刑制度，使之明确改造的方向，对于使其从“要我改造”转变为“我要改造”是大有好处的。另外，法律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有自行辩护的权利，但罪犯在减刑过程中却没有这样的权利。个别地区的法院和监狱在减刑中试行了开庭审理的形式，但只占办理减刑案件数量的九牛一毛。

另外，法律没有规定罪犯对于减刑的上诉权和申诉权、对于犯罪人的所有处理都应当留有救济途径，这是维护公正、保障人权的基本要求。被告人对法院的判决不服的可以通过上诉的形式对自己进行救济，行为人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不服也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申请复议，而服刑的罪犯对减刑状况不服却未规定相应的救济程序。法院只是在审阅了执行机关单方面出具的书面材料后就凭主观臆断对罪犯进行裁定，而这种轻易作出的裁定却不允许罪犯提出异议或上诉。罪犯对自身及同犯的改造表现会有自已的认识，既使这种认识与执行机关或是法院的认识有差异，也应该允许罪犯陈述自己的观点，如果是司法部门的裁定确实错了，就应该予以纠正，这样才能有效地保障罪犯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

（六）在减刑工作中强制规定减刑比例有失公正

减刑是对改造表现好的罪犯的一种奖励，获得减刑是确有悔改表现和立功表现的罪犯的权利，任意规定减刑的比例势必造成许多够条件减刑的罪犯得不到减刑，严重打击了他们改造的积极性。笔者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将每个监狱每年的罪犯减刑率控制在25％以内。这实际上隐含了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无论有多少人改恶从善，在法律上只认为也只允许25％以下的罪犯改造好。这违背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规定比例的做法由来已久，然而仔细推究并无可以适用的法律、法规或其它法律依据，根源来自于一次最高法院领导的讲话。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最高法院拥有对法律条文的司法解释权，但规定减刑比例却是在无任何法律依据、无正式文件的情形下，仅仅凭借一次领导的讲话，就将其当作拥有法律效力而又脱离实际的硬性规定在全国执行，违背了宪法、刑法、刑诉法、监狱法等国家法律的基本原则和本义，这既是对法律资源的滥用，又令我们看到了人治的残影。另外，各个省，乃至省内不同地区的减刑比例相差很大，也就是说同样积极改造的罪犯在不同地区获得减刑的可能性也是有差别的，这无疑是极不严肃的事情。

二、解决我国减刑制度中存在问题的建议

（一）大力推进政法体制改革，赋予行刑机关以减刑权

正如前文所述，我国目前实行的减刑权归审判机关所有的做法非但不合法理也在司法实践中给行刑工作造成了许多困难，只有理顺减刑权的归属，将之赋予刑罚执行机关，才会使减刑制度顺应立法本义，在实际工作中达到最大的司法效益。行刑权的改革涉及国家权力的再分配，应纳入司法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范畴。当务之急要完善法律体系，制定一部一《刑事执行法》，规格上与《刑法》、《刑事诉讼法》相同，既调整所有刑罚执行，也调整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发生的各种刑事执行关系，使实体性的《刑法》、程序性的《刑事诉讼法》与执行性的《刑事执行法》三位一体，互相衔接，彼此配套，共同构成完整的刑事法律体系，实现刑事立法与司法的统一。

（二）在行刑机关内部设立专司减刑的机构

将减刑权赋予刑罚执行机关，并不能简单地一给了之，必须形成分工负责制约有效的合理体制。在我国，最主要的刑罚执行机关是监狱，其上级机关是省级监狱管理局，再上级机关是司法部监狱管理局。笔者建议，可在三级机关内分别设立刑罚执行委员会，各级行政首长任委员会主任，由委员会行使减刑权及其他重大执法权。监狱刑罚执行委员会对有期徒刑罪犯进行减刑，并在作出决定后将减刑的情况报省级刑罚执行委员会备案审核；省级刑罚执行委员会在认为减刑不当时可以对其进行适当的调整甚至撤销原来的减刑决定，并掌握对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进行减刑的权力，并将后两类减刑的情况报司法部刑罚执行委员会备案审核；司法部监狱管理局刑罚执行委员会负责审核第二级刑罚执行委员会作出的减刑决定，在认为减刑不当时可以对其进行适当的调整乃至撤销原来的减刑决定。这样将减刑权分为三级，各级的刑罚执行委员会各司其职，既解决了减刑案件过于集中导致司法资源不足的问题又避免了权力过于集中难以制约而产生司法腐败的弊端。

（三）借鉴国外有益做法，创立新型减刑制度

在《刑事执行法》中要明确规定，减刑应按月进行自刑事判决生效之日起，罪犯只要遵守监规，认真接受劳动改造和教育改造，没有因违反监规而受到处罚，即有资格获得当次减刑，减刑幅度由法律根据刑期长短确定。比如，可以规定刑期五年以下的，每月减刑5-7天；刑期五年以上十年以一下，每月减刑6-8天；刑期十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每月减刑7-9天；刑期十五年以上的，每月减刑8-12天。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其刑期减为有期徒刑后，按上述规定减刑。按照这种设想，第一，罪犯获得减刑的条件简单、明了，更有益于实际操作。减刑活动就发生罪犯身边，不再神不可测，也有利于调动他。们接受改造的积极性，保护其合法权益。第二，每名收押罪犯都有获得减，刑的可能，关键在于自身的努力，减刑也不再有比例限制，保证了减刑的公平性。第三，减刑活动实现了经常化，这有利于使罪犯的改造积极性长期保持在被激励的状态之下，同时也可以有效避免减刑后罪犯改造表现回落的弊病。对于有重大立功等非常突出改造表现的罪犯，还应当规定“特别减刑”，特事特办。

（四）保障罪犯在减刑中的应有权利

首先，要保障罪犯对减刑的知情权。我们制定的有关减刑的法律法规应该让每名罪犯都知晓，包括减刑的条件、程序等等，减刑的运作一定要公开透明，从对每一名罪犯的考核，到各个罪犯的减刑情况，以及减刑被调整或撤销的结果和原因，这一切都应该为罪犯所知晓，让更多的罪犯参与到这些执法活动中来。只有公开才能保证公平和公正，暗箱操作只会打击罪犯改造的积极性并导致司法腐败。

其次，要设立罪犯对减刑的辩护权和申诉权。罪犯在对有关法律法规有模糊不清的认识时，应当有条件取得律师等专业人士的帮助。罪犯在改造中受到刑罚执行机关的处罚时，应该允许罪犯或其人对罪犯的行为进行辩解。罪犯对减刑的结果有异议的时候，必须保证有救济的渠道。在对刑罚执行机关的减刑决定不满时，罪犯可以向上一级刑罚执行机关或负责监督的检察机关提出申诉。这样做，不但保护了罪犯的基本人权，还会发现和解决减刑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错误，有益于保证减刑的公正性，实现减刑的最终目的。

（五）改革监督方式，加大对减刑的监督力度

尽快填补立法空白，在《刑事执行法》中要具体规定检察机关享有诸如侦查监督权、审判监督权一样的减刑监督权。改革方式，变单一的静态的监督为多方位的动态的监督，从日常量化考核到罪犯行政奖励都要纳入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依靠信息技术，将刑罚执行机关的自动化办公系统与检察机关的计算机系统联网；实现现场监督与网上监督的同步。必须加大监督的力度，使应该减刑的罪犯务必得到减刑不应该减刑的罪犯难以混水摸鱼从而保证减刑的效果。同时应考虑减刑监督的社会化，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媒体以及有关社会人士都可进入减刑监督机制，确保减刑权的正确行使。

参考文献

⑴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⑵金鉴，监狱学总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⑶杜菊，关于减刑制度的理性思考，中国监狱学刊，2002年第六期。

减刑制度范文篇2

关键词：罪犯；减刑；监狱；法院

减刑是刑罚执行过程中一项刑事司法活动，是我国刑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充分体现了我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是实现刑罚目的的重要手段。《监狱法》的颁布、《刑法》的修订让减刑制度步入了法制化、规范化的发展轨道，所涉及的法律体系已日趋完善。笔者在监狱工作多年，对减刑制度有较为直观的认识，发现其中存在一些问题，不但不利于实现减刑的真正目的，同时也极易导致司法不公。本文试图通过对我国现行减刑制度进行粗浅的分析，探究有关问题，并提出若干建议，以期减刑制度更加完善。

一、我国现行减刑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一）对减刑权的性质存在模糊认识

有人认为减刑就是对原判刑罚的减轻，即对于判处一定刑罚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期间，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依法减轻其原判刑罚的制度，是对宣告刑的减轻。有人认为减刑是对罪犯服刑表现的一种奖励，当对罪犯执行刑罚经过一定的期间，罪犯有了一定的悔改表现，适当减少部分刑罚，这样既符合行刑经济性原则，也符合我国一贯倡导的教育刑目的，以缩短服刑时间作为对罪犯改造成绩的肯定，并以此促使罪犯在希望中改造。而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有不当之处，减刑应是减轻刑罚的执行刑期。原判决是审判机关根据行为人的罪行、法律规定及其应承担的刑事责任而决定行为人应承担的刑罚种类和轻重，是不可更改的。在刑罚执行阶段，现实存在的是执行刑，所谓执行刑是指刑罚进入执行阶段后，行刑机关对罪犯需要执行的刑期。如宣告刑为10年，已羁押1年，则执行刑期是9年，减刑是对这9年的减轻，而10年宣告刑是不能减轻的。减刑只是根据罪犯在服刑期间的良好表现在法定的限度内缩短其尚需执行的刑期，刑罚执行开始前，执行完毕后，不可能发生减刑问题。与审判机关适用刑罚“惩罚犯罪”之目的不同，减刑发生在刑罚执行期间，对罪犯的改造起着调控功能，并服务于刑罚执行“把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之目的。

与此相对应，理论界对减刑权有审判权、行刑权之争。笔者认为，减刑权属于行刑权的范畴，因为减刑的实质是对刑罚的变通执行方式，它仅仅是减少对原判刑罚的执行期限，而不是对原判决的改变。是行刑调控的手段，是对表现良好的罪犯的肯定与激励，是根据改造过程中罪犯的客观表现和人身危险性向良性方向发展而实施的，属于行刑权。

（二）减刑权的归属不合理

我国刑法明文规定，减刑由法院决定，这也就是说减刑权归法院行使。纵观世界，减刑权的归属有两种模式：一是由审判机关决定减刑，二是由行刑机关决定减刑。我国和前苏联、意大利、法国等国家都采取第一种模式。除此之外，当今世界上多数的国家和地区采用第二种模式。

讨论减刑权的归属应当作如下分析。首先应更有利于实现改造罪犯的目的。减刑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激励罪犯真诚悔过认真改造，早日回归社会成为守法公民。减刑权的行使并非只是判断行为人的行为表现是否符合法定条件那么简单，而是一项融刑法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科学为一体的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关系到罪犯是否把减刑看作是对一个阶段积极改造的奖励，并把它作为继续努力的驱动力。那么行使减刑权就应该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着专业的改造（矫正）知识；二是全面了解罪犯的改造情况。监狱是国家专门的行刑机关，对于改造工作有着长期的经验积累、丰富的专业知识，他们掌握罪犯改造的规律和特点，能够根据罪犯的综合改造表现判断其是否真正具有悔改的决心，并可以随时监控罪犯的行为，及时根据其行为做出奖惩决定，激励罪犯积极改造。而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对于改造工作较为生疏，对罪犯的了解只停留在书面材料之上，所掌握的信息都是片面的、僵化的。只能根据文字材料决定罪犯减刑与否，这种做法及其后果给行刑工作带来了种种弊端。近年来，部分法院做出减刑裁定的依据侧重罪犯的犯罪恶习、是否累惯犯等早期因素，而淡化了罪犯在刑罚期间的改造表现，这歪曲了国家设立减刑制度的初衷。

其次，应当注重司法效率。心理学及实践经验表明，及时的评价比延迟的评价效果要好，奖励越是迅速及时就越能激励罪犯的改造信心和决心。从监狱整理材料提出意见后上报到法院再由法院作出最终决定，往往需要一到两个月，各监狱要准备大量的文书材料连罪犯档案报送到法院，法院审查裁定后又要到监狱去宣读，前后大量的诉讼资源被耗费掉了。而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各类经济、民事、刑事审判案件己不堪重负，难以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处理减刑事务。每一个中级人民法院所辖的监狱都不止一个，有的有六七个之多，算上公安机关中的刑罚执行单位就更多。在实践当中，大多数地区规定一年只集中办理两次减刑，这虽然缓解了法院方面的工作压力，却给减刑工作的及时开展带来了困难。积极认罪悔过的罪犯在其取得改造成绩时，处于急需激励的关键阶段得不到及时减刑肯定，而减刑裁定送达时改造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甚至可能已不适宜减刑，这就使减刑工作的效率性大打折扣。

加之前面探讨的减刑权属于行刑权之本质，笔者认为我国目前由法院行使减刑权的体制应予纠正，只有将减刑权赋予刑罚执行机关，才能更好地改造罪犯，才能提高行刑效率，实现刑罚之目的。

（三）减刑条件设置不合理

对减刑对象的限制性规定过多。依我国刑法第78条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只要具备法定的条件都可以减刑，而实践中并非如此。1997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对罪犯减刑的幅度、起始时间、间隔时间等都作了严格的限制。其中第三条规定：“有期徒刑罪犯的减刑起始时间和间隔时间为：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一般在执行一年半以上方可减刑；两次减刑之间一般应当间隔一年以上。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一次减二年至三年有期徒刑之后，再减刑时，其间隔时间一般不得少于二年。被判处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罪犯，可以比照上述规定，适当缩短起始和时隔时间。”依照这个规定，有的罪犯因原判刑期短在看守所羁押时间长，到执行单位余刑在两年以内基本上已无减刑的可能。有的罪犯又因为上次减刑后所余刑期短而无法再次得到减刑，从而使罪犯在实践中能适用减刑的比例缩小。罪犯看到自己没有减刑机会，就会在改造中失去目标．，缺少动力，日常行政奖励对他们已经失去意义，已经生效的减刑裁定又不能撤销，因而不思进取、自由散漫甚至抗拒改造。也有的罪犯由于减刑间隔期限限制在近期没有减刑机会，或者担心减刑幅度过大而失去再次减刑的机会，因而放松改造，消极服刑。

实际工作中，监狱执法倾向于罪犯的劳动改造，即劳动任务的完成情况，而轻视了罪犯思想、行为方面的进步。对老弱病残罪犯来讲，会因身体条件劳动表现不突出而限制了减刑的机会。有些行刑机关硬性规定，“三课”（政治、文化、技术）考试成绩不达标不考虑减刑，这对文化素质较低的罪犯来讲无疑是在法律条件之外又设置了另一条难以逾越的硬杆杆。

减刑的实质条件过于模糊。我国刑法78条规定罪犯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下列重大立功表现之一的，应当减刑……”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对“确有悔改表现”、“立功表现”有明文规定。但这些条件在工作中由于规定模糊而难以执行。部分监狱探索将罪犯的日常改造予以量化考核，定期给出考核分，减刑按奖分结果决定，司法部在1990年制定了《司法部关于计分考核奖惩罪犯的规定》。现在全国各地监狱对罪犯减刑的报请都依据罪犯的奖分，但各监狱的奖分条件不同，甚至奖分方法都不同，这就造成了各地减刑的实际条件不统一。减刑实际条件不统一造成执法的随意性增强，容易导致司法不公，使金钱减刑、权力减刑等不正常的事情滋生，使减刑工作难以做到公正化、平等化，严重破坏了法律的严肃性并直接挫伤罪犯的改造积极性。

（四）减刑程序方面有不足之处

我国刑法第79条规定了减刑的程序：“对于犯罪分子的减刑，由执行机关向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出减刑建议书。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对确有悔改或者立功事实的，裁定予以减刑。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减刑。”明确规定减刑的程序，主要是为了保证减刑的合法性与严肃性，确保减刑的质量，但这些程序性的规定在司法适用中存在着诸多问题。

减刑的管辖规定过于僵化。我国刑法第79条明确地将减刑的案件管辖权赋予中级以上人民法院，主要是为了避免出现基层法院对减刑把关不严减刑权被滥用导致司法不公的情况发生。但是，全部的减刑案件都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管辖，甚至包括被判处拘役的罪犯的减刑案件，这不但增加了司法成本也削弱了可操作性。其实大部分案件的判决裁定是由基层人民法院作出的，如果仅仅因为怕基层法院在减刑时把关不严搞不正之风，那么一审判决的正确性和公正性是不是也要受到怀疑？有的行刑机关距中级人民法院驻地较远，一些短刑期罪犯的减刑也要上报中级人民法院，考虑到人民法院对减刑案件裁定的结果常常与监狱提请减刑的建议一致（笔者所在监狱每次上报法院的减刑建议只有不到10％有变化，不足0.5％的减刑建议被驳回），如此繁琐而僵化的报减程序，在客观上不利于行刑机关积极而稳妥地引导犯罪努力改造，也会使刑罚目的的实现过程变得更为曲折。

减刑制度监督乏力。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2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减刑、假释的裁定不当，应当在收到裁定书副本后二十日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纠正意见后一个月以内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作出最终裁定。”这一法律规定无疑对防止和及时纠正减刑裁定不当的案件发生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但除了这样的笼统规定之外，再也找不到检察机关对减刑工作进行监督的法律法规，造成了实际工作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减刑监督仅限于对减刑裁定不当的案件提出纠正意见，至于服刑罪犯为获取减刑在改造过程中有无投机钻营弄虚作假的行为，以及刑罚执行机关在呈报减刑过程中是否秉公执法有无拘私舞弊的现象，均无法发挥作用。检察机关对于在减刑中发现的大部分问题只能提出检察建议，没有对实体问题的的处分权，监督的效果也大打折扣。法制日报消息，2005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开展减刑专项检查活动以来，发现违法减刑13961人，纠正4331人，从中可见一斑。

（五）罪犯在减刑中的权利无制度保障

首先，《刑法》、《监狱法》等法律都没有规定罪犯对于减刑的知情权。监狱在操作减刑中实行的是“三公开、两公示’，即公开考核结果、减刑指标和有关政策规定，监区、监狱推荐结果都要公示。但罪犯从行刑部门对自己的评价、法院如何审理自己的减刑案件，乃至为什么未被提请减刑，详细情况不得而知。这样的体制使得减刑工作实际上变成了暗箱操作，不但不利于刑罚执行的公正和公平，甚至极易产生司法腐败，会严重打击罪犯的改造积极性。

其次，法律没有规定罪犯在减刑审理中的辩护权。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既然面临审判的犯罪嫌疑人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那么面临减刑的罪犯为什么不能有同等的权利呢？大多数的罪犯的法律知识是欠缺的，如果有专业人士的法律咨询和帮助，就会更好地使罪犯理解减刑制度，使之明确改造的方向，对于使其从“要我改造”转变为“我要改造”是大有好处的。另外，法律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有自行辩护的权利，但罪犯在减刑过程中却没有这样的权利。个别地区的法院和监狱在减刑中试行了开庭审理的形式，但只占办理减刑案件数量的九牛一毛。

另外，法律没有规定罪犯对于减刑的上诉权和申诉权、对于犯罪人的所有处理都应当留有救济途径，这是维护公正、保障人权的基本要求。被告人对法院的判决不服的可以通过上诉的形式对自己进行救济，行为人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不服也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申请复议，而服刑的罪犯对减刑状况不服却未规定相应的救济程序。法院只是在审阅了执行机关单方面出具的书面材料后就凭主观臆断对罪犯进行裁定，而这种轻易作出的裁定却不允许罪犯提出异议或上诉。罪犯对自身及同犯的改造表现会有自已的认识，既使这种认识与执行机关或是法院的认识有差异，也应该允许罪犯陈述自己的观点，如果是司法部门的裁定确实错了，就应该予以纠正，这样才能有效地保障罪犯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

（六）在减刑工作中强制规定减刑比例有失公正

减刑是对改造表现好的罪犯的一种奖励，获得减刑是确有悔改表现和立功表现的罪犯的权利，任意规定减刑的比例势必造成许多够条件减刑的罪犯得不到减刑，严重打击了他们改造的积极性。笔者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将每个监狱每年的罪犯减刑率控制在25％以内。这实际上隐含了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无论有多少人改恶从善，在法律上只认为也只允许25％以下的罪犯改造好。这违背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规定比例的做法由来已久，然而仔细推究并无可以适用的法律、法规或其它法律依据，根源来自于一次最高法院领导的讲话。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最高法院拥有对法律条文的司法解释权，但规定减刑比例却是在无任何法律依据、无正式文件的情形下，仅仅凭借一次领导的讲话，就将其当作拥有法律效力而又脱离实际的硬性规定在全国执行，违背了宪法、刑法、刑诉法、监狱法等国家法律的基本原则和本义，这既是对法律资源的滥用，又令我们看到了人治的残影。另外，各个省，乃至省内不同地区的减刑比例相差很大，也就是说同样积极改造的罪犯在不同地区获得减刑的可能性也是有差别的，这无疑是极不严肃的事情。

二、解决我国减刑制度中存在问题的建议

（一）大力推进政法体制改革，赋予行刑机关以减刑权

正如前文所述，我国目前实行的减刑权归审判机关所有的做法非但不合法理也在司法实践中给行刑工作造成了许多困难，只有理顺减刑权的归属，将之赋予刑罚执行机关，才会使减刑制度顺应立法本义，在实际工作中达到最大的司法效益。行刑权的改革涉及国家权力的再分配，应纳入司法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范畴。当务之急要完善法律体系，制定一部一《刑事执行法》，规格上与《刑法》、《刑事诉讼法》相同，既调整所有刑罚执行，也调整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发生的各种刑事执行关系，使实体性的《刑法》、程序性的《刑事诉讼法》与执行性的《刑事执行法》三位一体，互相衔接，彼此配套，共同构成完整的刑事法律体系，实现刑事立法与司法的统一。

（二）在行刑机关内部设立专司减刑的机构

将减刑权赋予刑罚执行机关，并不能简单地一给了之，必须形成分工负责制约有效的合理体制。在我国，最主要的刑罚执行机关是监狱，其上级机关是省级监狱管理局，再上级机关是司法部监狱管理局。笔者建议，可在三级机关内分别设立刑罚执行委员会，各级行政首长任委员会主任，由委员会行使减刑权及其他重大执法权。监狱刑罚执行委员会对有期徒刑罪犯进行减刑，并在作出决定后将减刑的情况报省级刑罚执行委员会备案审核；省级刑罚执行委员会在认为减刑不当时可以对其进行适当的调整甚至撤销原来的减刑决定，并掌握对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进行减刑的权力，并将后两类减刑的情况报司法部刑罚执行委员会备案审核；司法部监狱管理局刑罚执行委员会负责审核第二级刑罚执行委员会作出的减刑决定，在认为减刑不当时可以对其进行适当的调整乃至撤销原来的减刑决定。这样将减刑权分为三级，各级的刑罚执行委员会各司其职，既解决了减刑案件过于集中导致司法资源不足的问题又避免了权力过于集中难以制约而产生司法腐败的弊端。

（三）借鉴国外有益做法，创立新型减刑制度

在《刑事执行法》中要明确规定，减刑应按月进行自刑事判决生效之日起，罪犯只要遵守监规，认真接受劳动改造和教育改造，没有因违反监规而受到处罚，即有资格获得当次减刑，减刑幅度由法律根据刑期长短确定。比如，可以规定刑期五年以下的，每月减刑5-7天；刑期五年以上十年以一下，每月减刑6-8天；刑期十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每月减刑7-9天；刑期十五年以上的，每月减刑8-12天。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其刑期减为有期徒刑后，按上述规定减刑。按照这种设想，第一，罪犯获得减刑的条件简单、明了，更有益于实际操作。减刑活动就发生罪犯身边，不再神不可测，也有利于调动他。们接受改造的积极性，保护其合法权益。第二，每名收押罪犯都有获得减，刑的可能，关键在于自身的努力，减刑也不再有比例限制，保证了减刑的公平性。第三，减刑活动实现了经常化，这有利于使罪犯的改造积极性长期保持在被激励的状态之下，同时也可以有效避免减刑后罪犯改造表现回落的弊病。对于有重大立功等非常突出改造表现的罪犯，还应当规定“特别减刑”，特事特办。

（四）保障罪犯在减刑中的应有权利

首先，要保障罪犯对减刑的知情权。我们制定的有关减刑的法律法规应该让每名罪犯都知晓，包括减刑的条件、程序等等，减刑的运作一定要公开透明，从对每一名罪犯的考核，到各个罪犯的减刑情况，以及减刑被调整或撤销的结果和原因，这一切都应该为罪犯所知晓，让更多的罪犯参与到这些执法活动中来。只有公开才能保证公平和公正，暗箱操作只会打击罪犯改造的积极性并导致司法腐败。

其次，要设立罪犯对减刑的辩护权和申诉权。罪犯在对有关法律法规有模糊不清的认识时，应当有条件取得律师等专业人士的帮助。罪犯在改造中受到刑罚执行机关的处罚时，应该允许罪犯或其人对罪犯的行为进行辩解。罪犯对减刑的结果有异议的时候，必须保证有救济的渠道。在对刑罚执行机关的减刑决定不满时，罪犯可以向上一级刑罚执行机关或负责监督的检察机关提出申诉。这样做，不但保护了罪犯的基本人权，还会发现和解决减刑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错误，有益于保证减刑的公正性，实现减刑的最终目的。

（五）改革监督方式，加大对减刑的监督力度

尽快填补立法空白，在《刑事执行法》中要具体规定检察机关享有诸如侦查监督权、审判监督权一样的减刑监督权。改革方式，变单一的静态的监督为多方位的动态的监督，从日常量化考核到罪犯行政奖励都要纳入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依靠信息技术，将刑罚执行机关的自动化办公系统与检察机关的计算机系统联网；实现现场监督与网上监督的同步。必须加大监督的力度，使应该减刑的罪犯务必得到减刑不应该减刑的罪犯难以混水摸鱼从而保证减刑的效果。同时应考虑减刑监督的社会化，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媒体以及有关社会人士都可进入减刑监督机制，确保减刑权的正确行使。参考文献

⑴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⑵金鉴，监狱学总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⑶杜菊，关于减刑制度的理性思考，中国监狱学刊，2002年第六期。

减刑制度范文篇3

关键词：减刑制度刑事政策监狱执法

我国的减刑制度始创于建国初期，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做过一些调整，但整个减刑体制并无根本的变化。随着我国监狱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监狱刑罚执行模式的不断变化。作为国家刑事司法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减刑制度，近年来在改造罪犯，维护监管秩序以及实现公平正义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与我国现行减刑制度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有着绝对的关系。

一、目前我国减刑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减刑条件不具体

首先，减刑的实质条件模糊不清。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虽已明确规定了减刑的条件，但这都是十分笼统的，比如什么是“确有悔改表现”、怎么才算“认罪服法，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等等，而且这些标准都非常难以量化。现在在全国各地监狱对罪犯减刑的报请都依据罪犯的有效奖分，但各监狱的奖分条件不同，甚至于奖分方法都不同，这就造成了各地减刑的实际条件也不统一。

其次，没有针对不同种类的罪犯设置不同的减刑标准。我们认为，减刑制度应当在主要考虑刑罚的矫正目的时，对报应公正和一般预防给予适度考量，并通过对不同罪犯设置不同的减刑标准来保证减刑目的和刑罚其他目的都能够得以实现，以保证各种刑罚价值目标的均衡实现。

(二)减刑程序存在诸多不合理

罪犯与减刑程序的结果有着最密切利害关系，缺乏法定的程序来保障罪犯的权利，显然有违正当程序的最基本要求。

1.减刑的程序过于僵化

尽管监狱机关不能直接决定减刑，但服刑罪犯仍寄希望于自己的改造成绩能首先被监狱认可，一但符合减刑条件，更加渴望材料能被及时报送人民法院裁定。但是，由于法院对监狱报送减刑材料有统一的时间要求，人民法院对减刑案件的审理又存在法定的时限上的弹性空间，加之人民法院对减刑案件裁定的结果常常与监狱提请减刑的建议不一致，在客观上不利于监狱机关积极而稳妥地引导犯罪努力改造，也会使刑罚目的的实现过程变得更为曲折。

2.罪犯在减刑中的权利保障机制不完善

法律没有规定罪犯对于减刑的知情权。按照法律规定，执行机关对罪犯的改造情况进行考核，然后向法院提出减刑意见，法院组成合议庭审理后作出减刑裁定，在这一过程中，作为被减刑的罪犯始终无法得知减刑的实际情况。另外，法律没有规定在减刑案件中罪犯的辩护权。大多数的罪犯的法律知识欠缺，对于减刑制度的理解更是贫乏，如果有专业人士的法律咨询和帮助，就会更好地使罪犯理解减刑制度，对于其真心悔罪认真改造是大有好处的。

3.减刑制度缺乏监督机制

减刑虽然没有改变对罪犯判决时认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但减刑却改变了罪犯的实际服刑刑期。因而，为了有效防止不正当减刑和避免违法减刑造成不良后果的发生，减刑制度必须建立起一种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

第一，对减刑监督的法律规定过于抽象，缺乏具体操作性。除了《刑事诉诉法》第222条的简单而笼统的规定之外，再也找不到检察机关对减刑工作进行监督的法律法规，这就造成检察机关在实际行使监督职能时无法可依。

第二，对减刑监督约束的层次过于单一，只规定了事后监督，而事中监督空缺。由于减刑是刑罚执行机关对服刑罪犯采取并由人民法院裁定的一项刑事奖励措施，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理应对此工作进行监督。但是，这种监督的层次较为单一，仅限于对减刑裁定不当的案件提出纠正意见，至于服刑罪犯为获取减刑在改造过程中有无投机钻营弄虚作假的行为，以及刑罚执行机关在呈报减刑过程中是否秉公执法有无徇私舞弊的现象，该机制显然无法发挥作用。

(三)法院的减刑裁定机制欠科学

1.人民法院的减刑裁量程序不完善，无法保证公正性

一些学者指出，法官根据执行机关的建议书与报送的罪犯表现材料在办公室里研究决定是否减刑，也不询问被申请减刑者，他们不具体了解核实实际表现。单纯的逻辑分析、书面推理很难判定事实情况，特别是这种服刑中的改造表现具有很大的观念性和人为性，凭书面材料很难真正说明实际情况。在这种书面审理方式下，对证据客观真实性、关联性以及取证行为合法性的判断都是间接进行的，这种判断的正确性是建立在对执行机关移送的材料是真实合法、无怀疑的前提下的，可这个前提往往会因各种法外因素的介入而不真实③。

2.减刑的管辖规定不合理

我国《刑法》第79条明确地将减刑的案件管辖权赋予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只有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才有减刑的裁定权。我国现行刑法之所以将减刑案件的管辖权赋予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管辖，主要是为了避免出现基层法院对减刑把关不严减刑被滥用导致使不该被减刑的罪犯也被减刑的情况发生。但是，在每年规定的较短的时间内将数量巨大的减刑案件都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管辖，这不但增加了司法成本，也削弱了可操作性。

(四)减刑制度无法约束罪犯减刑后的行为

我国现阶段对减刑是否可以撤销的问题是持否定态度的，多数学者认为减刑既然是对良好行为的奖励，就不能因为其他行为而撤销，否则就变更了减刑的奖励性质。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考虑得不够全面。在实际工作中经常有罪犯通过弄虚作假等违纪甚至贿赂司法人员等违法手段获得了减刑，还有的罪犯为了得到减刑伪装积极改造骗取信任，一但得到减刑后就放弃改造甚至抗拒改造，他们自诩“大毛病不犯小毛病不断”，司法机关对类似问题束手无策，对这样的罪犯是否可以撤销其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减刑裁定呢?

二、我国减刑制度的改革思路

为了更好地实现减刑的目的，我们必须对现行的减刑制度进行改革，以使之更适应时代的发展和新时期刑罚执行工作的需要。在此，笔者对解决我国减刑制度中存在的问题的对策提出一些设想，以期为我国减刑制度的改良提供一些借鉴。

(一)通过立法科学界定对罪犯减刑的条件

首先，要科学设定罪犯减刑的标准，该标准不仅要能准确反映罪犯在服刑期间的矫正效果。而且要对每个标准要设定可操作性的量化条款。对全国监狱的罪犯考核工作进行规范和统一，逐步消除罪犯减刑的随意性，特别是不同监狱之间的巨大差别，从而实现减刑制度的规范化、科学化和标准化。

其次，要将减刑和罪犯的社会危险性挂勾，针对不同类型的罪犯的不同危险程度，设定不同的减刑标准和条件。如对主观恶性较浅、社会危险性较低的过失犯、初偶犯及未成年犯可设定较宽的减刑标准和条件。对危害国家安全、涉黑、涉枪等恶性案件的罪犯，在减刑上应设定较为严格的标准和条件。特别是对这类罪犯中余刑不长的人实施减刑时，更要以其释放后的社会危险性作为条件。

(二)重新设计减刑的程序

首先，减刑作为一种刑事奖励，要达到激励的效果，就要实施及时的奖励。这就要求我们改变以前每年定时办理减刑裁定的作法。将减刑作为院的日常业务，罪犯什么时间达到减刑的标准，监狱就及时按程序审查提请，法院按规定的程序及时作出裁定，以提高对罪犯的激励效果。

其次，作为减刑制度最大受益者的罪犯应充分参与到减刑的程序中来，以保障罪犯的权利。其一，要保障罪犯的知情权，包括减刑的条件、程序等等。其二，要保障罪犯的辩护权，如在罪犯因某种行为或原因被取消减刑资格时，应赋予罪犯本人或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其三，要保障罪犯的异议权和申诉权，罪犯对减刑的结果有异议的时候，必须保证有自我救济的渠道。公务员之家

最后，完善监督程序。监督需要一定的权力做保证，没有权力的监督只能是空谈。在此，处分权十分重要，在国外多数的检察机关具有对减刑的处分权，比如美国的检察官就有取消罪犯减刑资格和撤销减刑决定或恢复减刑决定的权力。

(三)构建科学的减刑裁定机制

对于减刑的决定权应当行政化还是司法化，目前学术界有很大的争议。笔者认为，在我国当前行政权力的监督机制还很不完善的情况下，由法院对减刑享有裁定权较为合理。但法院应改变目前“书面审”的工作方式，法院收到监狱减刑建议书以及其他相关材料后，应当及时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减刑案件。法院审理减刑案件应当通知原犯罪行为被害人或者其家属开庭时间，允许被害人到庭并发表对减刑犯的意见，合议庭应当认真听取。法院审理减刑案件应当要求拟减刑犯到庭，并听取其陈述意见，应当允许拟减刑犯聘任律师或人到场给予法律帮助。法院审理减刑案件应通知罪犯所在监区罪犯改造积极分子委员会，由积委会提出意见或让其他罪犯通过积委会提出异议。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同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派员到庭发表意见。对于案情复杂或有疑点的减刑案件，法院应深入监狱基层进行实地调查。以上措施大大的增加了法院的工作量，甚至中级人民法院无法负担。针对这种情况，可将部分减刑案件分流到基层法院，如对拘役、管制和缓刑的罪犯的减刑完全可由基层法院实施。

(四)创建合理的减刑撤销制度

和假释相比，由于减刑没有事后约束力，造成了减刑致命的弱点。这就造成了部分罪犯先伪装积极，获得减刑后原形毕露；或有的罪犯经过减刑后发现由于刑期限制自己再没有判刑的可能时，就消极改造，甚至抗改，导致以前的改造成果也逐步丧失。因此，在减刑制度的改革中，我们有必要借鉴假释的考验期制度，给减刑也设定一定的考验期，即将现行的绝对减刑改为附条件的减刑。法院在裁定减刑的同时设定一定的条件和期限，在该期限内若违反条件，法院可根据监狱或公安机关的建议撤销减刑。

参考文献：

[1]唐新礼，张伟.罪犯管理技术.法律出版社.2008.

[2]刘强.刑罚观念变迁——美英社区矫正惩罚机制.检察风云.2008.

[3]廖天虎，曾新民.论我国刑罚轻刑化发展趋势.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

减刑制度范文篇4

关键词：减刑制度刑事政策监狱执法

我国的减刑制度始创于建国初期,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做过一些调整,但整个减刑体制并无根本的变化。随着我国监狱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监狱刑罚执行模式的不断变化。作为国家刑事司法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减刑制度,近年来在改造罪犯,维护监管秩序以及实现公平正义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与我国现行减刑制度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有着绝对的关系。

一、目前我国减刑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减刑条件不具体

首先,减刑的实质条件模糊不清。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虽已明确规定了减刑的条件,但这都是十分笼统的,比如什么是“确有悔改表现”、怎么才算“认罪服法,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等等,而且这些标准都非常难以量化。现在在全国各地监狱对罪犯减刑的报请都依据罪犯的有效奖分,但各监狱的奖分条件不同,甚至于奖分方法都不同,这就造成了各地减刑的实际条件也不统一。

其次,没有针对不同种类的罪犯设置不同的减刑标准。我们认为,减刑制度应当在主要考虑刑罚的矫正目的时,对报应公正和一般预防给予适度考量,并通过对不同罪犯设置不同的减刑标准来保证减刑目的和刑罚其他目的都能够得以实现,以保证各种刑罚价值目标的均衡实现①。

(二)减刑程序存在诸多不合理

罪犯与减刑程序的结果有着最密切利害关系,缺乏法定的程序来保障罪犯的权利,显然有违正当程序的最基本要求②。

1.减刑的程序过于僵化

尽管监狱机关不能直接决定减刑,但服刑罪犯仍寄希望于自己的改造成绩能首先被监狱认可,一但符合减刑条件,更加渴望材料能被及时报送人民法院裁定。但是,由于法院对监狱报送减刑材料有统一的时间要求,人民法院对减刑案件的审理又存在法定的时限上的弹性空间,加之人民法院对减刑案件裁定的结果常常与监狱提请减刑的建议不一致,在客观上不利于监狱机关积极而稳妥地引导犯罪努力改造,也会使刑罚目的的实现过程变得更为曲折。

2.罪犯在减刑中的权利保障机制不完善

法律没有规定罪犯对于减刑的知情权。按照法律规定,执行机关对罪犯的改造情况进行考核,然后向法院提出减刑意见,法院组成合议庭审理后作出减刑裁定,在这一过程中,作为被减刑的罪犯始终无法得知减刑的实际情况。另外,法律没有规定在减刑案件中罪犯的辩护权。大多数的罪犯的法律知识欠缺,对于减刑制度的理解更是贫乏,如果有专业人士的法律咨询和帮助,就会更好地使罪犯理解减刑制度,对于其真心悔罪认真改造是大有好处的。

3.减刑制度缺乏监督机制

减刑虽然没有改变对罪犯判决时认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但减刑却改变了罪犯的实际服刑刑期。因而,为了有效防止不正当减刑和避免违法减刑造成不良后果的发生,减刑制度必须建立起一种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

第一,对减刑监督的法律规定过于抽象,缺乏具体操作性。除了《刑事诉诉法》第222条的简单而笼统的规定之外,再也找不到检察机关对减刑工作进行监督的法律法规,这就造成检察机关在实际行使监督职能时无法可依。

第二,对减刑监督约束的层次过于单一,只规定了事后监督,而事中监督空缺。由于减刑是刑罚执行机关对服刑罪犯采取并由人民法院裁定的一项刑事奖励措施,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理应对此工作进行监督。但是,这种监督的层次较为单一,仅限于对减刑裁定不当的案件提出纠正意见,至于服刑罪犯为获取减刑在改造过程中有无投机钻营弄虚作假的行为,以及刑罚执行机关在呈报减刑过程中是否秉公执法有无徇私舞弊的现象,该机制显然无法发挥作用。

(三)法院的减刑裁定机制欠科学

1.人民法院的减刑裁量程序不完善,无法保证公正性

一些学者指出,法官根据执行机关的建议书与报送的罪犯表现材料在办公室里研究决定是否减刑,也不询问被申请减刑者,他们不具体了解核实实际表现。单纯的逻辑分析、书面推理很难判定事实情况,特别是这种服刑中的改造表现具有很大的观念性和人为性,凭书面材料很难真正说明实际情况。在这种书面审理方式下,对证据客观真实性、关联性以及取证行为合法性的判断都是间接进行的,这种判断的正确性是建立在对执行机关移送的材料是真实合法、无怀疑的前提下的,可这个前提往往会因各种法外因素的介入而不真实③。

2.减刑的管辖规定不合理

我国《刑法》第79条明确地将减刑的案件管辖权赋予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只有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才有减刑的裁定权。我国现行刑法之所以将减刑案件的管辖权赋予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管辖,主要是为了避免出现基层法院对减刑把关不严减刑被滥用导致使不该被减刑的罪犯也被减刑的情况发生。但是,在每年规定的较短的时间内将数量巨大的减刑案件都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管辖,这不但增加了司法成本,也削弱了可操作性。

(四)减刑制度无法约束罪犯减刑后的行为

我国现阶段对减刑是否可以撤销的问题是持否定态度的,多数学者认为减刑既然是对良好行为的奖励,就不能因为其他行为而撤销,否则就变更了减刑的奖励性质。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考虑得不够全面。在实际工作中经常有罪犯通过弄虚作假等违纪甚至贿赂司法人员等违法手段获得了减刑,还有的罪犯为了得到减刑伪装积极改造骗取信任,一但得到减刑后就放弃改造甚至抗拒改造,他们自诩“大毛病不犯小毛病不断”,司法机关对类似问题束手无策,对这样的罪犯是否可以撤销其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减刑裁定呢?

二、我国减刑制度的改革思路

为了更好地实现减刑的目的,我们必须对现行的减刑制度进行改革,以使之更适应时代的发展和新时期刑罚执行工作的需要。在此,笔者对解决我国减刑制度中存在的问题的对策提出一些设想,以期为我国减刑制度的改良提供一些借鉴。

(一)通过立法科学界定对罪犯减刑的条件

首先,要科学设定罪犯减刑的标准,该标准不仅要能准确反映罪犯在服刑期间的矫正效果。而且要对每个标准要设定可操作性的量化条款。对全国监狱的罪犯考核工作进行规范和统一,逐步消除罪犯减刑的随意性,特别是不同监狱之间的巨大差别,从而实现减刑制度的规范化、科学化和标准化。

其次,要将减刑

和罪犯的社会危险性挂勾,针对不同类型的罪犯的不同危险程度,设定不同的减刑标准和条件。如对主观恶性较浅、社会危险性较低的过失犯、初偶犯及未成年犯可设定较宽的减刑标准和条件。对危害国家安全、涉黑、涉枪等恶性案件的罪犯,在减刑上应设定较为严格的标准和条件。特别是对这类罪犯中余刑不长的人实施减刑时,更要以其释放后的社会危险性作为条件。

(二)重新设计减刑的程序

首先,减刑作为一种刑事奖励,要达到激励的效果,就要实施及时的奖励。这就要求我们改变以前每年定时办理减刑裁定的作法。将减刑作为院的日常业务,罪犯什么时间达到减刑的标准,监狱就及时按程序审查提请,法院按规定的程序及时作出裁定,以提高对罪犯的激励效果。

其次,作为减刑制度最大受益者的罪犯应充分参与到减刑的程序中来,以保障罪犯的权利。其一,要保障罪犯的知情权,包括减刑的条件、程序等等。其二,要保障罪犯的辩护权,如在罪犯因某种行为或原因被取消减刑资格时,应赋予罪犯本人或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其三,要保障罪犯的异议权和申诉权,罪犯对减刑的结果有异议的时候,必须保证有自我救济的渠道。

最后,完善监督程序。监督需要一定的权力做保证,没有权力的监督只能是空谈。在此,处分权十分重要,在国外多数的检察机关具有对减刑的处分权,比如美国的检察官就有取消罪犯减刑资格和撤销减刑决定或恢复减刑决定的权力④。

(三)构建科学的减刑裁定机制

对于减刑的决定权应当行政化还是司法化,目前学术界有很大的争议。笔者认为,在我国当前行政权力的监督机制还很不完善的情况下,由法院对减刑享有裁定权较为合理。但法院应改变目前“书面审”的工作方式,法院收到监狱减刑建议书以及其他相关材料后,应当及时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减刑案件。法院审理减刑案件应当通知原犯罪行为被害人或者其家属开庭时间,允许被害人到庭并发表对减刑犯的意见,合议庭应当认真听取。法院审理减刑案件应当要求拟减刑犯到庭,并听取其陈述意见,应当允许拟减刑犯聘任律师或人到场给予法律帮助。法院审理减刑案件应通知罪犯所在监区罪犯改造积极分子委员会,由积委会提出意见或让其他罪犯通过积委会提出异议。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同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派员到庭发表意见。对于案情复杂或有疑点的减刑案件,法院应深入监狱基层进行实地调查。以上措施大大的增加了法院的工作量,甚至中级人民法院无法负担。针对这种情况,可将部分减刑案件分流到基层法院,如对拘役、管制和缓刑的罪犯的减刑完全可由基层法院实施。

(四)创建合理的减刑撤销制度

和假释相比,由于减刑没有事后约束力,造成了减刑致命的弱点。这就造成了部分罪犯先伪装积极,获得减刑后原形毕露;或有的罪犯经过减刑后发现由于刑期限制自己再没有判刑的可能时,就消极改造,甚至抗改,导致以前的改造成果也逐步丧失。因此,在减刑制度的改革中,我们有必要借鉴假释的考验期制度,给减刑也设定一定的考验期,即将现行的绝对减刑改为附条件的减刑。法院在裁定减刑的同时设定一定的条件和期限,在该期限内若违反条件,法院可根据监狱或公安机关的建议撤销减刑。

注释::

王平,何显兵.减刑制度的价值分析及改革思路.中国司法.2007(3).29.

王祥磊,金瑞方.减刑和假释过程中的程序缺位和补正.新疆社科论坛.2008(3).

胡俊文.罪犯改造难的原因分析与对策初探.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四卷12期.31.

王健.计分减刑,罪犯权益“阳光工程”.法律与生活.2008(12).25.

参考文献:

[1]唐新礼,张伟.罪犯管理技术.法律出版社.2008.

[2]刘强.刑罚观念变迁——美英社区矫正惩罚机制.检察风云.2008.

[3]廖天虎,曾新民.论我国刑罚轻刑化发展趋势.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

减刑制度范文篇5

关键词：减刑制度刑事政策监狱执法

我国的减刑制度始创于建国初期,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做过一些调整,但整个减刑体制并无根本的变化。随着我国监狱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监狱刑罚执行模式的不断变化。作为国家刑事司法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减刑制度,近年来在改造罪犯,维护监管秩序以及实现公平正义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与我国现行减刑制度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有着绝对的关系。

一、目前我国减刑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减刑条件不具体

首先,减刑的实质条件模糊不清。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虽已明确规定了减刑的条件,但这都是十分笼统的,比如什么是“确有悔改表现”、怎么才算“认罪服法,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等等,而且这些标准都非常难以量化。现在在全国各地监狱对罪犯减刑的报请都依据罪犯的有效奖分,但各监狱的奖分条件不同,甚至于奖分方法都不同,这就造成了各地减刑的实际条件也不统一。

其次,没有针对不同种类的罪犯设置不同的减刑标准。我们认为,减刑制度应当在主要考虑刑罚的矫正目的时,对报应公正和一般预防给予适度考量,并通过对不同罪犯设置不同的减刑标准来保证减刑目的和刑罚其他目的都能够得以实现,以保证各种刑罚价值目标的均衡实现①。

(二)减刑程序存在诸多不合理

罪犯与减刑程序的结果有着最密切利害关系,缺乏法定的程序来保障罪犯的权利,显然有违正当程序的最基本要求②。

1.减刑的程序过于僵化

尽管监狱机关不能直接决定减刑,但服刑罪犯仍寄希望于自己的改造成绩能首先被监狱认可,一但符合减刑条件,更加渴望材料能被及时报送人民法院裁定。但是,由于法院对监狱报送减刑材料有统一的时间要求,人民法院对减刑案件的审理又存在法定的时限上的弹性空间,加之人民法院对减刑案件裁定的结果常常与监狱提请减刑的建议不一致,在客观上不利于监狱机关积极而稳妥地引导犯罪努力改造,也会使刑罚目的的实现过程变得更为曲折。

2.罪犯在减刑中的权利保障机制不完善

法律没有规定罪犯对于减刑的知情权。按照法律规定,执行机关对罪犯的改造情况进行考核,然后向法院提出减刑意见,法院组成合议庭审理后作出减刑裁定,在这一过程中,作为被减刑的罪犯始终无法得知减刑的实际情况。另外,法律没有规定在减刑案件中罪犯的辩护权。大多数的罪犯的法律知识欠缺,对于减刑制度的理解更是贫乏,如果有专业人士的法律咨询和帮助,就会更好地使罪犯理解减刑制度,对于其真心悔罪认真改造是大有好处的。

3.减刑制度缺乏监督机制

减刑虽然没有改变对罪犯判决时认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但减刑却改变了罪犯的实际服刑刑期。因而,为了有效防止不正当减刑和避免违法减刑造成不良后果的发生,减刑制度必须建立起一种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

第一,对减刑监督的法律规定过于抽象,缺乏具体操作性。除了《刑事诉诉法》第222条的简单而笼统的规定之外,再也找不到检察机关对减刑工作进行监督的法律法规,这就造成检察机关在实际行使监督职能时无法可依。

第二,对减刑监督约束的层次过于单一,只规定了事后监督,而事中监督空缺。由于减刑是刑罚执行机关对服刑罪犯采取并由人民法院裁定的一项刑事奖励措施,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理应对此工作进行监督。但是,这种监督的层次较为单一,仅限于对减刑裁定不当的案件提出纠正意见,至于服刑罪犯为获取减刑在改造过程中有无投机钻营弄虚作假的行为,以及刑罚执行机关在呈报减刑过程中是否秉公执法有无徇私舞弊的现象,该机制显然无法发挥作用。

(三)法院的减刑裁定机制欠科学

1.人民法院的减刑裁量程序不完善,无法保证公正性

一些学者指出,法官根据执行机关的建议书与报送的罪犯表现材料在办公室里研究决定是否减刑,也不询问被申请减刑者,他们不具体了解核实实际表现。单纯的逻辑分析、书面推理很难判定事实情况,特别是这种服刑中的改造表现具有很大的观念性和人为性,凭书面材料很难真正说明实际情况。在这种书面审理方式下,对证据客观真实性、关联性以及取证行为合法性的判断都是间接进行的,这种判断的正确性是建立在对执行机关移送的材料是真实合法、无怀疑的前提下的,可这个前提往往会因各种法外因素的介入而不真实③。

2.减刑的管辖规定不合理

我国《刑法》第79条明确地将减刑的案件管辖权赋予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只有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才有减刑的裁定权。我国现行刑法之所以将减刑案件的管辖权赋予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管辖,主要是为了避免出现基层法院对减刑把关不严减刑被滥用导致使不该被减刑的罪犯也被减刑的情况发生。但是,在每年规定的较短的时间内将数量巨大的减刑案件都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管辖,这不但增加了司法成本,也削弱了可操作性。

(四)减刑制度无法约束罪犯减刑后的行为

我国现阶段对减刑是否可以撤销的问题是持否定态度的,多数学者认为减刑既然是对良好行为的奖励,就不能因为其他行为而撤销,否则就变更了减刑的奖励性质。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考虑得不够全面。在实际工作中经常有罪犯通过弄虚作假等违纪甚至贿赂司法人员等违法手段获得了减刑,还有的罪犯为了得到减刑伪装积极改造骗取信任,一但得到减刑后就放弃改造甚至抗拒改造,他们自诩“大毛病不犯小毛病不断”,司法机关对类似问题束手无策,对这样的罪犯是否可以撤销其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减刑裁定呢?

二、我国减刑制度的改革思路

为了更好地实现减刑的目的,我们必须对现行的减刑制度进行改革,以使之更适应时代的发展和新时期刑罚执行工作的需要。在此,笔者对解决我国减刑制度中存在的问题的对策提出一些设想,以期为我国减刑制度的改良提供一些借鉴。

(一)通过立法科学界定对罪犯减刑的条件

首先,要科学设定罪犯减刑的标准,该标准不仅要能准确反映罪犯在服刑期间的矫正效果。而且要对每个标准要设定可操作性的量化条款。对全国监狱的罪犯考核工作进行规范和统一,逐步消除罪犯减刑的随意性,特别是不同监狱之间的巨大差别,从而实现减刑制度的规范化、科学化和标准化。

其次,要将减刑和罪犯的社会危险性挂勾,针对不同类型的罪犯的不同危险程度,设定不同的减刑标准和条件。如对主观恶性较浅、社会危险性较低的过失犯、初偶犯及未成年犯可设定较宽的减刑标准和条件。对危害国家安全、涉黑、涉枪等恶性案件的罪犯,在减刑上应设定较为严格的标准和条件。特别是对这类罪犯中余刑不长的人实施减刑时,更要以其释放后的社会危险性作为条件。

(二)重新设计减刑的程序

首先,减刑作为一种刑事奖励,要达到激励的效果,就要实施及时的奖励。这就要求我们改变以前每年定时办理减刑裁定的作法。将减刑作为院的日常业务,罪犯什么时间达到减刑的标准,监狱就及时按程序审查提请,法院按规定的程序及时作出裁定,以提高对罪犯的激励效果。

其次,作为减刑制度最大受益者的罪犯应充分参与到减刑的程序中来,以保障罪犯的权利。其一,要保障罪犯的知情权,包括减刑的条件、程序等等。其二,要保障罪犯的辩护权,如在罪犯因某种行为或原因被取消减刑资格时,应赋予罪犯本人或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其三,要保障罪犯的异议权和申诉权,罪犯对减刑的结果有异议的时候,必须保证有自我救济的渠道。

最后,完善监督程序。监督需要一定的权力做保证,没有权力的监督只能是空谈。在此,处分权十分重要,在国外多数的检察机关具有对减刑的处分权,比如美国的检察官就有取消罪犯减刑资格和撤销减刑决定或恢复减刑决定的权力④。

(三)构建科学的减刑裁定机制

对于减刑的决定权应当行政化还是司法化,目前学术界有很大的争议。笔者认为,在我国当前行政权力的监督机制还很不完善的情况下,由法院对减刑享有裁定权较为合理。但法院应改变目前“书面审”的工作方式,法院收到监狱减刑建议书以及其他相关材料后,应当及时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减刑案件。法院审理减刑案件应当通知原犯罪行为被害人或者其家属开庭时间,允许被害人到庭并发表对减刑犯的意见,合议庭应当认真听取。法院审理减刑案件应当要求拟减刑犯到庭,并听取其陈述意见,应当允许拟减刑犯聘任律师或人到场给予法律帮助。法院审理减刑案件应通知罪犯所在监区罪犯改造积极分子委员会,由积委会提出意见或让其他罪犯通过积委会提出异议。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同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派员到庭发表意见。对于案情复杂或有疑点的减刑案件,法院应深入监狱基层进行实地调查。以上措施大大的增加了法院的工作量,甚至中级人民法院无法负担。针对这种情况,可将部分减刑案件分流到基层法院,如对拘役、管制和缓刑的罪犯的减刑完全可由基层法院实施。

(四)创建合理的减刑撤销制度

和假释相比,由于减刑没有事后约束力,造成了减刑致命的弱点。这就造成了部分罪犯先伪装积极,获得减刑后原形毕露;或有的罪犯经过减刑后发现由于刑期限制自己再没有判刑的可能时,就消极改造,甚至抗改,导致以前的改造成果也逐步丧失。因此,在减刑制度的改革中,我们有必要借鉴假释的考验期制度,给减刑也设定一定的考验期,即将现行的绝对减刑改为附条件的减刑。法院在裁定减刑的同时设定一定的条件和期限,在该期限内若违反条件,法院可根据监狱或公安机关的建议撤销减刑。

注释::

王平,何显兵.减刑制度的价值分析及改革思路.中国司法.2007(3).29.

王祥磊,金瑞方.减刑和假释过程中的程序缺位和补正.新疆社科论坛.2008(3).

胡俊文.罪犯改造难的原因分析与对策初探.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四卷12期.31.

王健.计分减刑,罪犯权益“阳光工程”.法律与生活.2008(12).25.

参考文献:

[1]唐新礼,张伟.罪犯管理技术.法律出版社.2008.

[2]刘强.刑罚观念变迁——美英社区矫正惩罚机制.检察风云.2008.

[3]廖天虎,曾新民.论我国刑罚轻刑化发展趋势.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

减刑制度范文篇6

关键词：减刑制度刑事政策监狱执法

我国的减刑制度始创于建国初期,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做过一些调整,但整个减刑体制并无根本的变化。随着我国监狱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监狱刑罚执行模式的不断变化。作为国家刑事司法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减刑制度,近年来在改造罪犯,维护监管秩序以及实现公平正义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与我国现行减刑制度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有着绝对的关系。

一、目前我国减刑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减刑条件不具体

首先,减刑的实质条件模糊不清。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虽已明确规定了减刑的条件,但这都是十分笼统的,比如什么是“确有悔改表现”、怎么才算“认罪服法,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等等,而且这些标准都非常难以量化。现在在全国各地监狱对罪犯减刑的报请都依据罪犯的有效奖分,但各监狱的奖分条件不同,甚至于奖分方法都不同,这就造成了各地减刑的实际条件也不统一。

其次,没有针对不同种类的罪犯设置不同的减刑标准。我们认为,减刑制度应当在主要考虑刑罚的矫正目的时,对报应公正和一般预防给予适度考量,并通过对不同罪犯设置不同的减刑标准来保证减刑目的和刑罚其他目的都能够得以实现,以保证各种刑罚价值目标的均衡实现①。

(二)减刑程序存在诸多不合理

罪犯与减刑程序的结果有着最密切利害关系,缺乏法定的程序来保障罪犯的权利,显然有违正当程序的最基本要求②。

1.减刑的程序过于僵化

尽管监狱机关不能直接决定减刑,但服刑罪犯仍寄希望于自己的改造成绩能首先被监狱认可,一但符合减刑条件,更加渴望材料能被及时报送人民法院裁定。但是,由于法院对监狱报送减刑材料有统一的时间要求,人民法院对减刑案件的审理又存在法定的时限上的弹性空间,加之人民法院对减刑案件裁定的结果常常与监狱提请减刑的建议不一致,在客观上不利于监狱机关积极而稳妥地引导犯罪努力改造,也会使刑罚目的的实现过程变得更为曲折。

2.罪犯在减刑中的权利保障机制不完善

法律没有规定罪犯对于减刑的知情权。按照法律规定,执行机关对罪犯的改造情况进行考核,然后向法院提出减刑意见,法院组成合议庭审理后作出减刑裁定,在这一过程中,作为被减刑的罪犯始终无法得知减刑的实际情况。另外,法律没有规定在减刑案件中罪犯的辩护权。大多数的罪犯的法律知识欠缺,对于减刑制度的理解更是贫乏,如果有专业人士的法律咨询和帮助,就会更好地使罪犯理解减刑制度,对于其真心悔罪认真改造是大有好处的。

3.减刑制度缺乏监督机制

减刑虽然没有改变对罪犯判决时认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但减刑却改变了罪犯的实际服刑刑期。因而,为了有效防止不正当减刑和避免违法减刑造成不良后果的发生,减刑制度必须建立起一种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

第一,对减刑监督的法律规定过于抽象,缺乏具体操作性。除了《刑事诉诉法》第222条的简单而笼统的规定之外,再也找不到检察机关对减刑工作进行监督的法律法规,这就造成检察机关在实际行使监督职能时无法可依。

第二,对减刑监督约束的层次过于单一,只规定了事后监督,而事中监督空缺。由于减刑是刑罚执行机关对服刑罪犯采取并由人民法院裁定的一项刑事奖励措施,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理应对此工作进行监督。但是,这种监督的层次较为单一,仅限于对减刑裁定不当的案件提出纠正意见,至于服刑罪犯为获取减刑在改造过程中有无投机钻营弄虚作假的行为,以及刑罚执行机关在呈报减刑过程中是否秉公执法有无徇私舞弊的现象,该机制显然无法发挥作用。

(三)法院的减刑裁定机制欠科学

1.人民法院的减刑裁量程序不完善,无法保证公正性

一些学者指出,法官根据执行机关的建议书与报送的罪犯表现材料在办公室里研究决定是否减刑,也不询问被申请减刑者,他们不具体了解核实实际表现。单纯的逻辑分析、书面推理很难判定事实情况,特别是这种服刑中的改造表现具有很大的观念性和人为性,凭书面材料很难真正说明实际情况。在这种书面审理方式下,对证据客观真实性、关联性以及取证行为合法性的判断都是间接进行的,这种判断的正确性是建立在对执行机关移送的材料是真实合法、无怀疑的前提下的,可这个前提往往会因各种法外因素的介入而不真实③。

2.减刑的管辖规定不合理

我国《刑法》第79条明确地将减刑的案件管辖权赋予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只有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才有减刑的裁定权。我国现行刑法之所以将减刑案件的管辖权赋予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管辖,主要是为了避免出现基层法院对减刑把关不严减刑被滥用导致使不该被减刑的罪犯也被减刑的情况发生。但是,在每年规定的较短的时间内将数量巨大的减刑案件都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管辖,这不但增加了司法成本,也削弱了可操作性。

(四)减刑制度无法约束罪犯减刑后的行为

我国现阶段对减刑是否可以撤销的问题是持否定态度的,多数学者认为减刑既然是对良好行为的奖励,就不能因为其他行为而撤销,否则就变更了减刑的奖励性质。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考虑得不够全面。在实际工作中经常有罪犯通过弄虚作假等违纪甚至贿赂司法人员等违法手段获得了减刑,还有的罪犯为了得到减刑伪装积极改造骗取信任,一但得到减刑后就放弃改造甚至抗拒改造,他们自诩“大毛病不犯小毛病不断”,司法机关对类似问题束手无策,对这样的罪犯是否可以撤销其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减刑裁定呢?

二、我国减刑制度的改革思路

为了更好地实现减刑的目的,我们必须对现行的减刑制度进行改革,以使之更适应时代的发展和新时期刑罚执行工作的需要。在此,笔者对解决我国减刑制度中存在的问题的对策提出一些设想,以期为我国减刑制度的改良提供一些借鉴。

(一)通过立法科学界定对罪犯减刑的条件

首先,要科学设定罪犯减刑的标准,该标准不仅要能准确反映罪犯在服刑期间的矫正效果。而且要对每个标准要设定可操作性的量化条款。对全国监狱的罪犯考核工作进行规范和统一,逐步消除罪犯减刑的随意性,特别是不同监狱之间的巨大差别,从而实现减刑制度的规范化、科学化和标准化。

其次,要将减刑和罪犯的社会危险性挂勾,针对不同类型的罪犯的不同危险程度,设定不同的减刑标准和条件。如对主观恶性较浅、社会危险性较低的过失犯、初偶犯及未成年犯可设定较宽的减刑标准和条件。对危害国家安全、涉黑、涉枪等恶性案件的罪犯,在减刑上应设定较为严格的标准和条件。特别是对这类罪犯中余刑不长的人实施减刑时,更要以其释放后的社会危险性作为条件。

(二)重新设计减刑的程序

首先,减刑作为一种刑事奖励,要达到激励的效果,就要实施及时的奖励。这就要求我们改变以前每年定时办理减刑裁定的作法。将减刑作为院的日常业务,罪犯什么时间达到减刑的标准,监狱就及时按程序审查提请,法院按规定的程序及时作出裁定,以提高对罪犯的激励效果。

其次,作为减刑制度最大受益者的罪犯应充分参与到减刑的程序中来,以保障罪犯的权利。其一,要保障罪犯的知情权,包括减刑的条件、程序等等。其二,要保障罪犯的辩护权,如在罪犯因某种行为或原因被取消减刑资格时,应赋予罪犯本人或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其三,要保障罪犯的异议权和申诉权,罪犯对减刑的结果有异议的时候,必须保证有自我救济的渠道。

最后,完善监督程序。监督需要一定的权力做保证,没有权力的监督只能是空谈。在此,处分权十分重要,在国外多数的检察机关具有对减刑的处分权,比如美国的检察官就有取消罪犯减刑资格和撤销减刑决定或恢复减刑决定的权力④。

(三)构建科学的减刑裁定机制

对于减刑的决定权应当行政化还是司法化,目前学术界有很大的争议。笔者认为,在我国当前行政权力的监督机制还很不完善的情况下,由法院对减刑享有裁定权较为合理。但法院应改变目前“书面审”的工作方式,法院收到监狱减刑建议书以及其他相关材料后,应当及时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减刑案件。法院审理减刑案件应当通知原犯罪行为被害人或者其家属开庭时间,允许被害人到庭并发表对减刑犯的意见,合议庭应当认真听取。法院审理减刑案件应当要求拟减刑犯到庭,并听取其陈述意见,应当允许拟减刑犯聘任律师或人到场给予法律帮助。法院审理减刑案件应通知罪犯所在监区罪犯改造积极分子委员会,由积委会提出意见或让其他罪犯通过积委会提出异议。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同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派员到庭发表意见。对于案情复杂或有疑点的减刑案件,法院应深入监狱基层进行实地调查。以上措施大大的增加了法院的工作量,甚至中级人民法院无法负担。针对这种情况,可将部分减刑案件分流到基层法院,如对拘役、管制和缓刑的罪犯的减刑完全可由基层法院实施。

(四)创建合理的减刑撤销制度

和假释相比,由于减刑没有事后约束力,造成了减刑致命的弱点。这就造成了部分罪犯先伪装积极,获得减刑后原形毕露;或有的罪犯经过减刑后发现由于刑期限制自己再没有判刑的可能时,就消极改造,甚至抗改,导致以前的改造成果也逐步丧失。因此,在减刑制度的改革中,我们有必要借鉴假释的考验期制度,给减刑也设定一定的考验期,即将现行的绝对减刑改为附条件的减刑。法院在裁定减刑的同时设定一定的条件和期限,在该期限内若违反条件,法院可根据监狱或公安机关的建议撤销减刑。

注释:

王平,何显兵.减刑制度的价值分析及改革思路.中国司法.2007(3).29.

王祥磊,金瑞方.减刑和假释过程中的程序缺位和补正.新疆社科论坛.2008(3).

胡俊文.罪犯改造难的原因分析与对策初探.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四卷12期.31.

王健.计分减刑,罪犯权益“阳光工程”.法律与生活.2008(12).25.

参考文献:

[1]唐新礼,张伟.罪犯管理技术.法律出版社.2008.

[2]刘强.刑罚观念变迁——美英社区矫正惩罚机制.检察风云.2008.

[3]廖天虎,曾新民.论我国刑罚轻刑化发展趋势.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

减刑制度范文篇7

关键词：死缓制度改革；《刑法修正案（八）》；死缓限制减刑制度；限制死刑

立即执行《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了死缓限制减刑制度。该制度大幅缩小了死缓与死刑立即执行之间的差异，加大了死缓与无期徒刑之间的差异。值得研究的是，死缓限制减刑制度的价值到底如何定位？是着重在于限制死刑立即执行，还是着重在于加大对犯罪的惩处力度，笔者拟在厘清上述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死缓限制减刑制度的具体适用。

一某省死缓限制减刑制度的司法统计资料分析

因为死刑案件的某些数据涉及保密问题，笔者所搜集的数据①，只有死缓限制减刑的司法统计数据与死刑立即执行改判死缓限制减刑的司法统计数据，没有关于死刑立即执行的数据，因而也就没有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执行比例的数据，从而也就无法探讨死缓限制减刑制度诞生以后死刑与死缓适用比例的变化。（一）死缓限制减刑的案件总数与适用理由从上表可以作出如下分析：（1）人民法院对死缓限制减刑的适用非常重视，《刑法修正案》（八）生效后当年对死缓限制减刑还有些拿捏不准，适用总数不高，但2012、2013年的适用总数大幅度提高，说明人民法院已经形成了一套成体系的适用标准；（2）人民法院掌握的死缓限制减刑的适用标准，主要考虑坦白与认罪、自首、赔偿谅解、情感纠纷、婚姻家庭纠纷、邻里纠纷、被害人过错，其中最重视坦白、自首、赔偿谅解三种情节；（3）其他量刑情节，是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灵活掌握的标准，是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尽量做到公平正义并尽可能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综合情节。（二）二审死刑立即执行改判死刑缓期执行的案件总数与适用理由从上表可以作出如下分析：（1）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刚刚生效，高级法院尚未形成死缓限制减刑的明确适用标准，因此将死刑立即执行改判死缓限制减刑的案件数为零；（2）从2012年开始，高级法院逐渐形成死缓限制减刑的适用标准，并且能够勇于将死刑立即执行改判死缓限制减刑，体现了严格限制死刑的刑事政策；（3）高级法院掌握的死缓限制减刑适用标准，最为重视坦白认罪与赔偿谅解。（三）某省法院某刑庭死缓限制减刑适用罪名及适用理由②从上表可以作出如下分析：（1）人民法院坚持了严格限制死刑政策，死刑适用基本上限制在故意杀人罪与贩卖罪，抢劫罪适用死刑是因为中国的刑事立法将抢劫过程中的故意杀人通常仅定抢劫罪一罪；（2）人民法院能够尽快领会刑事立法的精神，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掌握了死缓限制减刑的适用标准，只要被告人有一点可以怜悯、宽容的情节，人民法院都尽可能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人民法院适用死缓限制减刑的标准，与普通死缓的标准并无实质差异，几乎完全相同。笔者曾对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部分刑事法官访谈，均感觉死缓限制减刑的适用标准与死缓适用标准之间的差异不明显，更多是审判委员会委员在讨论时依据法感情、法直觉得出的盖然性结论。遗憾的是，笔者不能得到死刑立即执行、普通死缓、死缓限制减刑的全部司法统计数据，否则将对司法实践的把握更加充分，研究也就更加具有实证基础。

二《刑法修正案》（八）之前死缓制度改革的学术方案评析

《刑法修正案》（八）通过之前大约七八年，就有学者提出改革死缓的减刑制度，增加死缓的实际服刑期限。卢建平教授提出，建议修改现行刑法第五十条中将“故意犯罪”作为唯一决定执行死刑的条件的规定，根据法定刑大致将“故意犯罪”分为三档：应当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严重故意犯罪；应当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比较严重的故意犯罪；应当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较轻的故意犯罪。如果犯罪人在死缓期间犯有前两档故意犯罪，原则上考虑对其执行死刑；如果犯罪人犯有第三档故意犯罪，一般不对其执行死刑，而在缓刑期满时改判无期徒刑或者25年或30年有期徒刑（为此需要加长有期徒刑的刑期）［1］101。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刑罚结构的完善和协调问题。不少学者提出，废除死刑，代之以最长30年的有期徒刑，典型的代表是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的张军博士。2005年1月，在“当代刑法与人权保障”全国杰出青年刑法学家论坛上，邱兴隆博士提出我国应当尽快全面废除死刑的观点。对此观点，张军博士认为，在实践层面全面废止死刑在中国现阶段难以做到，也并不现实，中国的刑法要考虑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统一，更加可行的办法是改革中国的刑罚制度，增设20年、30年的长期刑；他介绍，司法部最近对刑罚执行效果进行了统计，发现很多判处无期徒刑的严重暴力犯罪，大多都只关押十五六年就释放出去了；为此，他建议，今后涉及人身权利的犯罪，法院判处无期徒刑的，至少应当关押25年以上，因为当罪犯55岁左右释放出来后，犯罪激情就没有了；设立长期刑后，死刑在审判机关自然就会减少适用，今后在修改刑法时，立法机关也会考虑逐步减少死刑罪名③。这种观点此后在学界流传开来，得到不少学者包括陈兴良教授的认同，似乎也成为了限制死刑的替代措施。一直以来，学界都对中国刑罚的梯度设置存在疑问，不少学者认为死刑、死缓、无期徒刑、有期徒刑之间的衔接不到位，由于死缓实际上很少被执行死刑，而多数都被改判为无期徒刑，通过减刑、假释，一般十多年就可以出狱。于是，学者认为对此应当提高有期徒刑的上限，使得死缓减为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的实际执行刑期达到20甚至30年。对上述建议，笔者表达了不同的看法。1．提升监禁刑的刑期，容易导致非常严重的恶果。（1）监禁刑本身并非没有缺陷。对自由的长期剥夺，尤其是关押罪犯几十年，将导致罪犯彻底丧失对未来生活的希望。本质上讲，这是一种抛弃的策略，与死刑的实质并无差别。这不仅对罪犯来说同样是一种极其严重的不人道（借用死刑批评者的思维），而且将导致监狱的安全压力急剧上升，监狱暴力事件必然大幅度上升。（2）我国监狱人口必然大量增加，而且由于对这些犯人的安全级别必须提到最高程度，为此监狱的财政支出必然大幅上升，成为社会的严重负担。同时，把犯罪人关押到“55岁左右”，必然导致监狱出现大量老年人口，更进一步加剧这种状况。（3）这些老年罪犯在丧失犯罪能力的同时，也基本上丧失了劳动能力。很难想象，那些曾经杀人放火的老年罪犯，出狱后受到社会群众的敌视、憎恨，自身又无劳动能力，如何生存？完全依靠社会救助生活，更将导致一系列严重的社会负面效应。2．在保留死刑的前提下，大幅度提高监禁刑的刑期，可能会产生制度设计者意料不到的反面效果。本来，论者的意思是要降低我国刑罚总的严厉程度。但是，死刑这个问题在美国已经被证明是一个社会大众严重关切的社会问题，在中国民众报应思想如此浓烈的情况下，笔者担心：监禁刑的刑期设置提升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死刑却可能并不会因此大规模减少，如此一来，整个刑罚量反而加重，殊为不妥。更为重要的是，这将为日后逐步废除死刑设置障碍———死刑保留论者将以此为论据辩论死刑存在的最低限度合理性。

三《刑法修正案》（八）对死缓制度的改革方案

2011年3月，《刑法修正案》（八）正式通过，并且对刑罚结构做了重大调整。（1）提升了数罪并罚有期徒刑的刑期，从20年提高到25年；（2）规定了死缓限制减刑制度，被限制减刑的死缓减为无期徒刑的，实际执行刑期不能少于25年，减为有期徒刑的实际执行刑期不能少于20年；（3）将无期徒刑减刑后实际执行的最低刑期提高到13年；（4）被判处无期徒刑后假释的，执行原判刑期不能少于13年。研读立法，可知立法者实际上较大幅度地提升了死刑以外的重罪犯的监禁刑期。《刑法修正案》（八）采取了比较折中的立场，仅对重罪犯延长了刑期，而对于轻罪犯则保持原有规定，这也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同时，重罪犯的刑期虽然延长，但是延长的幅度并不太大。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立法要严格死缓、无期徒刑的实际执行刑期，甚至规定了死缓限制减刑制度？黄太云对此进行了解释：“由于法律规定的无期徒刑的最低服刑期限过低，导致实践中无期徒刑和死缓没有切实发挥应有的严厉性，造成刑罚结构的动态性缺陷。死缓犯、无期徒刑罪犯实际服刑时间过短就返回社会，不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原则，还会对社会治安构成威胁，也会引起人民群众的严重不满和不安。”［2］从黄太云的解读来看，上述修正主要是将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缓拉开差距，严格对严重罪犯刑罚的适用。死缓限制减刑制度要求实际执行刑期不低于25年（死缓减为无期徒刑的情况下）或者20年（死缓减为有期徒刑的情况下），加上二年的考验期，再加上判决执行前的先行羁押期限不能折抵，基本上被限制减刑的死缓犯将被剥夺自由30年以上。这意味着一个罪犯如果25岁被判处死缓，出监狱的时候都55岁了，这个时候的人生危险性大大降低。

四死缓限制减刑制度应当定位于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

死缓限制减刑制度诞生以后，可以从两种完全不同的立场去理解它。一方面，将它作为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制度。原来被适用死缓的罪犯，不得被适用死缓限制减刑；原来被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罪犯，尽可能适用死缓限制减刑，这样就可以较大幅度地削减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同时又通过死缓限制减刑，有效避免公众的情绪性过激反应。另一方面，将它单纯作为强化惩罚力度的制度，即将原本判处死缓的部分案件改为死缓限制减刑。《刑法修正案》（八）从整体上说，提升了无期徒刑、死缓的实际执行期限。如果确实存在一以贯之的立法态度，根据黄太云的解读，死缓限制减刑制度的目的主要是提升死缓的惩罚强度，缩小“生刑”与“死刑”之间的差距。笔者认为，应当旗帜鲜明地支持第一种观点而反对第二种观点，即死缓限制减刑制度应当定位于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一）限制死刑的大背景死缓与死刑立即执行，虽然同属于死刑，但死缓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的比例，根据对部分监狱的调研结果，大致在2％以内，可以认为死缓实际上是比无期徒刑更长的自由刑。目前，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务界，近乎一致地认为，死刑应当受到尽可能的限制。但是，限制死刑虽然合乎道德理性，却常常受到公众的质疑和反对，药家鑫案就是典型的例子［3］。死缓限制减刑制度，通过提升死缓的实际执行刑期④，可以在尽可能满足公众报应情感的基础上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获得社会多元价值的协调与认同。如果将死缓限制减刑定位于强化对死缓的惩罚力度，不仅不能实现限制死刑的最终目的，反而给社会公众增加误导，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反而可能因为扛不住各种社会舆论的压力而无端加大对传统死缓犯的惩罚。在英美法系中，陪审团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民主主义与法治主义的冲突［4］，但在中国现代司法体系中，人民司法有时候会因群体性事件、上访、缠访、闹访等异化为民粹司法，法治过分让位于以被害人为核心的利益诉求，进而导致死缓限制减刑制度可能出现与限制死刑立场不符的司法异化。（二）监狱职能的定位我国监狱的传统职能，是惩罚与改造，而且是以改造为主。死缓限制减刑如果不从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立场出发去定位，将对监狱职能造成重大冲击。一个30岁左右心智成熟的罪犯，如果要在监狱中度过将近30年，除非该罪犯深感罪有应得，他必然产生绝望的监狱服刑心理。对于监狱来说，改造的职能将不复存在：改造既不可能，绝望的服刑心理将导致改造不可能；改造也没必要，出狱时都是老年人了，几乎丧失了人身危险性。对于监狱来说，惩罚的职能也将受到重大冲击：绝望的罪犯很难服从管教。最终，死缓限制减刑的罪犯在监狱中唯一可能的就是静悄悄的度过余生，监狱的职能注定将从惩罚与改造变成福利设施：丧失自由的养老院或者社会收容所。同时，监狱的安全压力将大大增加：绝望的罪犯很可能铤而走险。要确保监狱的服刑管理秩序，就必须将死缓限制减刑的对象定位于那些本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罪犯。只有这样，罪犯从内心里才会产生出侥幸活着的感激之情，才不会产生对抗、对立情绪，才有可能心甘情愿地接受改造，实现监狱的改造目的。

五死缓限制减刑制度的司法适用

刑法只是笼统的规定：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对这一规定，还有如下问题值得研究。

（一）适用对象

1．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是罪名还是行为有人认为，“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应当是指行为而非罪名，其根据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2002年7月24日《关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问题的答复意见》。该答复意见认为：“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8种犯罪，是指具体犯罪行为而不是具体罪名。”［5］笔者不同意上述意见，理由有下述几个方面。（1）全国人大法工委的答复，是针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实施了所谓8种犯罪但因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而存在是否定罪的困惑这个问题，而在死缓限制减刑制度中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未满18周岁的人不得适用死刑，包括死缓。（2）死缓限制减刑定位于限制死刑立即执行，如果将上述8种罪名扩大理解为犯罪行为，实际上将使得死缓过多地适用死缓限制减刑，将对监狱造成巨大的压力，造成不必要的司法资源浪费。监狱需要很高的成本投入，关押绝望罪犯的成本则更高，必须从刑事一体化的立场来理解死缓限制减刑制度。（3）有的学者举例认为，被告人在拐卖妇女儿童的过程中，奸淫被拐卖妇女的，或者以出卖为目的绑架妇女儿童的，构成拐卖妇女儿童罪，不能适用死缓限制减刑制度，以此证明扩大解释的必要性［6］。我们认为上述例证并不妥当：如果奸淫被拐卖的妇女没有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没必要适用死缓限制减刑，如果杀害被拐卖的妇女，直接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即可。何况，犯罪人的目的是拐卖，一般并不存在强奸罪、绑架罪中所谓杀人或撕票的情形。2．如何理解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关于如何理解“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理论界有不同的见解。（1）将“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理解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恐怖主义组织、邪教组织犯罪”以及“恶势力团伙实施的暴力性犯罪”［7］。（2）将“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理解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恐怖活动组织和邪教组织之成员实施除了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之外的其他暴力性犯罪，比如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以暴力方式劫持航空器、非法拐卖妇女等”［5］。（3）将“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理解为“首要分子组织他人实施的必要共同犯罪形式，就是有组织犯罪”。我们认为，上述三种观点都存在疑问。首先，应当把“有组织犯罪”与“有组织的犯罪”区别开来。什么叫“有组织犯罪”呢？《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第2条（a）规定：“有组织犯罪集团系指由三人或多人所组成的、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的、为了实施一项或多项严重犯罪或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以直接或间接获得金钱或其他物质利益而一致行动的有组织结构的集团。广义的有组织犯罪，就是指犯罪集团所实施的犯罪；狭义的有组织犯罪，就是指黑社会组织犯罪。”“有组织的犯罪”则不同，是指经过严密组织、精心准备而实施的犯罪。从外延来看，“有组织的犯罪”比“有组织犯罪”宽；从内涵上看，“有组织的犯罪”泛指一切经过严密组织而实施的犯罪，而“有组织犯罪”是指犯罪组织（犯罪集团）所实施的犯罪。其次，对“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做字面解释还是限制解释呢？如果站在提升对死缓犯惩罚强度的立场，应当做字面解释，即“有组织的犯罪”泛指一切经过严密组织而实施的犯罪，包括但不限于犯罪集团所实施的犯罪；如果站在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立场，则应当做限制解释，将“有组织的犯罪”解释为“有组织犯罪”，即限于犯罪集团所实施的犯罪。我们认为，应当站在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立场，对“有组织的犯罪”进行限制解释，避免将死缓限制减刑的对象界定为《刑法修正案》（八）之前的死缓犯。

（二）实质条件

死缓限制减刑的实质条件，刑法规定十分简单，即“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死刑缓期执行限制减刑案件审理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稍微细化，确定为“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人身危险性等情况”，相比之下，增加了“人身危险性”的标准。理解死缓限制减刑的实质条件，应当首先确定对死缓限制减刑制度的定位。目前人们提出的意见，均沿袭以往探讨死刑适用标准、死刑立即执行适用标准的老路，即所谓犯罪的主客观情况，如犯罪动机、犯罪目的、犯罪手段、被害对象、自首坦白立功等量刑情节。在死缓与死刑立即执行、死缓与无期徒刑之间的量刑标准仍然比较模糊的情况下，在模糊的基础上继续探讨模糊的标准，无助于建构相对明确的死缓限制减刑制度的适用标准。

1．死缓限制减刑的对象，应当是《刑法修正案》（八）生效之前本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对象

站在限制死刑立即执行适用的立场，死缓限制减刑的对象应当是《刑法修正案》（八）生效之前本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对象，而不是《刑法修正案》（八）生效之前本应判处死缓的对象。有的法官认为，下列对象可以适用死缓限制减刑：论罪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具有自首、立功、坦白主要罪行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被告人一人犯数罪或者多次实施同种罪行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仅次于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主犯，且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因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等案件，犯罪情节恶劣，后果特别严重，限制减刑有利于化解矛盾的；留有余地判处死缓的；等等［7］。本来，该法官也同意死缓限制减刑的对象，应当是针对原来本可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对象，但在探讨具体适用时，却不自觉地走到了原来的死缓适用对象的老路上去。在笔者看来，刑罚的基本价值取向乃在于正义与人道。基于正义价值观，死刑是国家理性地、冷静地对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罪犯判处的剥夺其生命的刑罚。因此，基于等量报应原则，只有被害人无过错（法律上的过错而非仅仅是道德意义上的过错），罪犯是有预谋的故意杀人罪，适用死刑才符合绝对的等量报应原则。基于人道价值观，死刑乃是对罪犯人格的彻底否定，只有当罪犯不具有任何一丝儿值得怜悯、同情、宽容之处，对罪犯适用死刑才是人道的。站在限制死刑立即执行适用的立场上看，死缓限制减刑制度是人道价值的体现，是对以往过分严苛的正义观的修正、浸润、软化。基于此，在我们看来，死缓限制减刑的适用对象，应该是基于正义观本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基于人道价值还没达到对罪犯人格彻底否定的程度［8］。

2．死缓限制减刑的具体适用标准

（1）单纯基于正义观应当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罪犯，但基于人道价值观具有值得怜悯、同情、宽容的情节而适用死缓限制减刑。如果犯罪人是有预谋的在实施故意杀人、抢劫、强奸、绑架、放火、投放危险物质、爆炸罪的过程中或者在实施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的过程中，杀害毫无过错的被害人，则应当对罪犯适用死刑立即执行。这里就有三个要求：有预谋的犯罪、被害人毫无过错、刑法规定的7种罪名和一种犯罪类型。因此，由于被害人有过错，或者因为邻里纠纷等酿发血案的，不符合上述标准，对于此类犯罪，不应适用死刑立即执行，自然就更不应适用死缓限制减刑。（2）对于有自首情节的罪犯，原则上不符合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标准，自然也不应该适用死缓限制减刑。（送）犯罪分子自首的动机比较复杂，但是其目的无非有二：要么出于悔罪，表示认罪服法；要么仅仅是出于功利目的，希望得到“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一般来说，自首应当给予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理由在于：犯罪分子犯罪（尤其是所谓的死罪）以后，如果不选择自首，而是选择继续犯罪、逃避侦查，公安机关有可能长期难以破案，犯罪分子有可能继续严重危害社会。因此，犯罪分子选择自首的道路，一般来说阻断了社会危害行为的继续，无论其出于什么目的，从社会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衡量，都应当通过给予犯罪分子“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鼓励犯罪分子自首。但是，犯罪行为千差万别，犯罪分子自首的动机也十分复杂。如果有些犯罪分子恶意利用自首条款，在实施重大恐怖犯罪活动以后自首，如果对此也一律给予“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则可能成为犯罪分子的避风港，也令犯罪分子认为社会正义全部都可以退让。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自己坚持的原则底线，在这个底线以内，不能对犯罪行为有任何退让。这个底线是什么呢？笔者认为：除非给予犯罪分子“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诱发新的严重犯罪，否则，一律应当给予自首的犯罪分子“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也即：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除非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诱发新的严重犯罪，应当一律在无期徒刑或者以下刑种量刑，而不能判处死缓。但是，在和平时期，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时期，一个犯罪人再强大，也很难因为一个人的犯罪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诱发新的严重犯罪，因此，最终的结论就是：凡是犯罪后自首的，一律不适用死刑，包括死缓。可能出现的例外情形只有：极其严重的恐怖主义犯罪以及作案手段极其残忍的杀人狂。即使上述两种犯罪，如果犯罪人主动选择自首，终止其犯罪生涯，也可以考虑死缓的适用，而非必须适用死刑立即执行。（3）犯罪人具有立功情节的，原则上不符合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标准，因此一般也不应适用死缓限制减刑。犯罪人具有立功情节与具有自首情节相似，都是犯罪后的表现。之所以给予立功的犯罪人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不仅是因为“戴罪立功”的刑罚传统，更是因为犯罪分子通过自己的立功表现来抵消了自己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从社会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虽然不会因立功表现而减少，但是从价值衡量的角度观察，立功表现增进了社会福利，因而犯罪人的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应可以抵消。但是，社会应当有自己的道德和原则底线，在这个底线范围内，必须坚持纯粹的正义观———任何社会都应当有自己不能用于交换的原则。不能因为一个作恶多端、泯灭人性、对社会造成极其严重的伤害的残忍的罪犯揭发了一个犯罪行为、有突出的发明创造，就绝对地免除其死刑的执行。如果这样，那些天才的科学家、神奇的侦探高手岂不是预先就获得了一份“杀人的合法执照”？虽然学界经常将自首与立功相提并论，司法实践中甚至出现重视立功、轻视自首的现象，但是笔者坚持认为：自首与立功存在显著差异，两者的人身危险性也有明显不同，自首的量刑情节的效用应当明显大于立功表现的效用。理由在于：自首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犯罪人主动放弃犯罪生涯、犯罪历程，表明犯罪人不再选择与社会公开对抗的道路；立功表现则并非如此，其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因此，立功表现应当与确有悔改表现结合起来使用，才能表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降低。因此，同犯罪分子具有自首情节类似，如果犯罪分子犯罪以后具有立功表现，除非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诱发新的严重犯罪，法律应当在无期徒刑或者以下刑种量刑，而不能判处死缓。当然，在和平时期，一个犯罪人的力量还不足以能够与整个国家、社会相对抗，因此除非是极其严重的恐怖主义犯罪、手段极其残忍的杀人狂，只要犯罪人具有立功表现，都不应适用死刑，包括死缓。这里还必须研究一个问题，由于立功表现的从轻效用主要是基于社会福利的考量，因此还必须考察立功表现是否足以抵消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例如，连续杀害3名被害人的犯罪人，揭发了一件杀人案的犯罪人，该杀人案中只有1名被害人被杀，此时基于等量正义观的考量，立功表现尚不足以抵消死刑的适用，则此时对犯罪人适用死刑仍然符合等量正义观。总之，对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必须严格考察，严格贯彻等量正义观、等价正义观。综上所述，不论是站在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立场，还是站在提升死缓犯惩罚强度的立场，对于理解死缓限制减刑适用对象、适用条件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站在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立场，死缓限制减刑的适用对象应当是《刑法修正案》（八）生效之前原本应当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罪犯，而不是《刑法修正案》（八）生效之前原本就应当适用死缓的罪犯。基于此，具有被害人有过错的犯罪，不宜适用死缓限制减刑，而应适用普通的死缓或者无期徒刑；犯罪人有自首、立功情形的，原则上不宜适用死缓限制减刑，而应适用无期徒刑，除非是极其严重的恐怖主义犯罪和作案手段极其残忍的杀人狂。

作者:甘露 何显兵 单位:四川师范大学 西南科技大学

注释：

①由于死刑本身的特殊性，其数据多属于保密性质，因此，本文不便明确标引数据出处，但笔者保证数据属亲力搜集，真实可靠。

②本表所统计数据包括二审死刑立即执行改判死刑缓期执行的数据。同时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每个庭分工的差异，该庭在2013年以前不办理贩毒案件。

③《司法部考虑逐步减少死刑张军副部长表示：增设20年或30年的长期刑更为可行》，青岛新闻网，2005年1月18日。

④判决生效前羁押期限不能折抵死缓的执行刑期、加上缓期执行2年的考验期，死缓最长实际执行刑期可以达到30年左右，比原来增加了一倍。

参考文献：

［1］卢建平．死缓制度的刑事政策意义及其扩张［C］／／赵秉志．死刑制度之现实考察与完善建言．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

［2］黄太云．《刑法修正案（八）》解读（一）［J］．人民检察，2011，（6）．

［3］何显兵．再论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标准———以药家鑫案与李昌奎案为例［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

［4］张志伟．刑事陪审制度价值的再思考［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

［5］姜涛．诠释与完善刑法修正案（八）的限制减刑规定［J］．人民司法，2012，（11）．

［6］刘德法．论我国刑法中的限制减刑［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12，（1）．

减刑制度范文篇8

作为国家刑事司法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减刑制度,近年来在改造罪犯,维护监管秩序以及实现公平正义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与我国现行减刑制度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有着绝对的关系。

一、目前我国减刑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减刑条件不具体

首先,减刑的实质条件模糊不清。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虽已明确规定了减刑的条件,但这都是十分笼统的,比如什么是“确有悔改表现”、怎么才算“认罪服法,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等等,而且这些标准都非常难以量化。现在在全国各地监狱对罪犯减刑的报请都依据罪犯的有效奖分,但各监狱的奖分条件不同,甚至于奖分方法都不同,这就造成了各地减刑的实际条件也不统一。

其次,没有针对不同种类的罪犯设置不同的减刑标准。我们认为,减刑制度应当在主要考虑刑罚的矫正目的时,对报应公正和一般预防给予适度考量,并通过对不同罪犯设置不同的减刑标准来保证减刑目的和刑罚其他目的都能够得以实现,以保证各种刑罚价值目标的均衡实现①。

(二)减刑程序存在诸多不合理

罪犯与减刑程序的结果有着最密切利害关系,缺乏法定的程序来保障罪犯的权利,显然有违正当程序的最基本要求②。

1.减刑的程序过于僵化

尽管监狱机关不能直接决定减刑,但服刑罪犯仍寄希望于自己的改造成绩能首先被监狱认可,一但符合减刑条件,更加渴望材料能被及时报送人民法院裁定。但是,由于法院对监狱报送减刑材料有统一的时间要求,人民法院对减刑案件的审理又存在法定的时限上的弹性空间,加之人民法院对减刑案件裁定的结果常常与监狱提请减刑的建议不一致,在客观上不利于监狱机关积极而稳妥地引导犯罪努力改造,也会使刑罚目的的实现过程变得更为曲折。

2.罪犯在减刑中的权利保障机制不完善

法律没有规定罪犯对于减刑的知情权。按照法律规定,执行机关对罪犯的改造情况进行考核,然后向法院提出减刑意见,法院组成合议庭审理后作出减刑裁定,在这一过程中,作为被减刑的罪犯始终无法得知减刑的实际情况。另外,法律没有规定在减刑案件中罪犯的辩护权。大多数的罪犯的法律知识欠缺,对于减刑制度的理解更是贫乏,如果有专业人士的法律咨询和帮助,就会更好地使罪犯理解减刑制度,对于其真心悔罪认真改造是大有好处的。

3.减刑制度缺乏监督机制

减刑虽然没有改变对罪犯判决时认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但减刑却改变了罪犯的实际服刑刑期。因而,为了有效防止不正当减刑和避免违法减刑造成不良后果的发生,减刑制度必须建立起一种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

第一,对减刑监督的法律规定过于抽象,缺乏具体操作性。除了《刑事诉诉法》第222条的简单而笼统的规定之外,再也找不到检察机关对减刑工作进行监督的法律法规,这就造成检察机关在实际行使监督职能时无法可依。

第二,对减刑监督约束的层次过于单一,只规定了事后监督,而事中监督空缺。由于减刑是刑罚执行机关对服刑罪犯采取并由人民法院裁定的一项刑事奖励措施,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理应对此工作进行监督。但是,这种监督的层次较为单一,仅限于对减刑裁定不当的案件提出纠正意见,至于服刑罪犯为获取减刑在改造过程中有无投机钻营弄虚作假的行为,以及刑罚执行机关在呈报减刑过程中是否秉公执法有无徇私舞弊的现象,该机制显然无法发挥作用。

(三)法院的减刑裁定机制欠科学

1.人民法院的减刑裁量程序不完善,无法保证公正性

一些学者指出,法官根据执行机关的建议书与报送的罪犯表现材料在办公室里研究决定是否减刑,也不询问被申请减刑者,他们不具体了解核实实际表现。单纯的逻辑分析、书面推理很难判定事实情况,特别是这种服刑中的改造表现具有很大的观念性和人为性,凭书面材料很难真正说明实际情况。在这种书面审理方式下,对证据客观真实性、关联性以及取证行为合法性的判断都是间接进行的,这种判断的正确性是建立在对执行机关移送的材料是真实合法、无怀疑的前提下的,可这个前提往往会因各种法外因素的介入而不真实③。

2.减刑的管辖规定不合理

我国《刑法》第79条明确地将减刑的案件管辖权赋予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只有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才有减刑的裁定权。我国现行刑法之所以将减刑案件的管辖权赋予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管辖,主要是为了避免出现基层法院对减刑把关不严减刑被滥用导致使不该被减刑的罪犯也被减刑的情况发生。但是,在每年规定的较短的时间内将数量巨大的减刑案件都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管辖,这不但增加了司法成本,也削弱了可操作性。

(四)减刑制度无法约束罪犯减刑后的行为

我国现阶段对减刑是否可以撤销的问题是持否定态度的,多数学者认为减刑既然是对良好行为的奖励,就不能因为其他行为而撤销,否则就变更了减刑的奖励性质。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考虑得不够全面。在实际工作中经常有罪犯通过弄虚作假等违纪甚至贿赂司法人员等违法手段获得了减刑,还有的罪犯为了得到减刑伪装积极改造骗取信任,一但得到减刑后就放弃改造甚至抗拒改造,他们自诩“大毛病不犯小毛病不断”,司法机关对类似问题束手无策,对这样的罪犯是否可以撤销其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减刑裁定呢?

二、我国减刑制度的改革思路

为了更好地实现减刑的目的,我们必须对现行的减刑制度进行改革,以使之更适应时代的发展和新时期刑罚执行工作的需要。在此,笔者对解决我国减刑制度中存在的问题的对策提出一些设想,以期为我国减刑制度的改良提供一些借鉴。

(一)通过立法科学界定对罪犯减刑的条件

首先,要科学设定罪犯减刑的标准,该标准不仅要能准确反映罪犯在服刑期间的矫正效果。而且要对每个标准要设定可操作性的量化条款。对全国监狱的罪犯考核工作进行规范和统一,逐步消除罪犯减刑的随意性,特别是不同监狱之间的巨大差别,从而实现减刑制度的规范化、科学化和标准化。

其次,要将减刑和罪犯的社会危险性挂勾,针对不同类型的罪犯的不同危险程度,设定不同的减刑标准和条件。如对主观恶性较浅、社会危险性较低的过失犯、初偶犯及未成年犯可设定较宽的减刑标准和条件。对危害国家安全、涉黑、涉枪等恶性案件的罪犯,在减刑上应设定较为严格的标准和条件。特别是对这类罪犯中余刑不长的人实施减刑时,更要以其释放后的社会危险性作为条件。

(二)重新设计减刑的程序

首先,减刑作为一种刑事奖励,要达到激励的效果,就要实施及时的奖励。这就要求我们改变以前每年定时办理减刑裁定的作法。将减刑作为院的日常业务,罪犯什么时间达到减刑的标准,监狱就及时按程序审查提请,法院按规定的程序及时作出裁定,以提高对罪犯的激励效果。

其次,作为减刑制度最大受益者的罪犯应充分参与到减刑的程序中来,以保障罪犯的权利。其一,要保障罪犯的知情权,包括减刑的条件、程序等等。其二,要保障罪犯的辩护权,如在罪犯因某种行为或原因被取消减刑资格时,应赋予罪犯本人或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其三,要保障罪犯的异议权和申诉权,罪犯对减刑的结果有异议的时候,必须保证有自我救济的渠道。

最后,完善监督程序。监督需要一定的权力做保证,没有权力的监督只能是空谈。在此,处分权十分重要,在国外多数的检察机关具有对减刑的处分权,比如美国的检察官就有取消罪犯减刑资格和撤销减刑决定或恢复减刑决定的权力④。

(三)构建科学的减刑裁定机制

对于减刑的决定权应当行政化还是司法化,目前学术界有很大的争议。笔者认为,在我国当前行政权力的监督机制还很不完善的情况下,由法院对减刑享有裁定权较为合理。但法院应改变目前“书面审”的工作方式,法院收到监狱减刑建议书以及其他相关材料后,应当及时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减刑案件。法院审理减刑案件应当通知原犯罪行为被害人或者其家属开庭时间,允许被害人到庭并发表对减刑犯的意见,合议庭应当认真听取。法院审理减刑案件应当要求拟减刑犯到庭,并听取其陈述意见,应当允许拟减刑犯聘任律师或人到场给予法律帮助。法院审理减刑案件应通知罪犯所在监区罪犯改造积极分子委员会,由积委会提出意见或让其他罪犯通过积委会提出异议。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同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派员到庭发表意见。对于案情复杂或有疑点的减刑案件,法院应深入监狱基层进行实地调查。以上措施大大的增加了法院的工作量,甚至中级人民法院无法负担。针对这种情况,可将部分减刑案件分流到基层法院,如对拘役、管制和缓刑的罪犯的减刑完全可由基层法院实施。

减刑制度范文篇9

程序的正当化是指改革现有程序中的非正当化因素，构建合乎程序正义要求的正当程序。按照学界的一般理解，正当程序具有以下“最低限度的要求”：（1）受到裁判直接影响的人应充分而有意义地参与裁判制作过程；（2）裁判者应在控辩双方之间保持中立；（3）控辩双方应受到平等对待；（4）审判程序的运作应符合理性的要求；（5）法官的裁判应在法庭审判过程中形成；（6）裁判过程以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看得见的方式进行；（7）程序应及时地产生终极裁判结果等。

如果深入考察我国现行减刑制度，就会发现其程序的设置与正当程序的上述要求相去甚远。根据司法部《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工作程序规定》，减刑案件的办理程序大致如下：分监区在每年的十二月份制定第2年分监区的年度罪犯减刑计划，干警集体讨论通过后报监区。监区制定第2年度的监区年度罪犯减刑计划，经集体讨论通过后，报监狱备案。第2年开始后，分监区按减刑计划，逐批填写《对罪犯依法处理集体讨论记录》，制作减刑材料，报狱政科（处）初审。狱政科（处）初审通过后，交监狱减刑会议讨论，填写《监狱会议记录》，通过后，由狱政科（处）制作《提请减刑建议书》，并将全部减刑材料上报中级以上人民法院。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经过书面审理后作出减刑裁定。

由于刑法、刑事诉讼法对减刑制度的规定十分简单、粗疏，在减刑的上述程序中，监狱方面拥有巨大的“自主”空间，它可以通过自行制定一系列诸如计分考核、分级管理等奖惩制度，来考量罪犯是否“认罪服法，确有悔改表现”，以此决定能否给予减刑。罪犯在不服行政考核、奖惩时，对于保障罪犯申请复核、复议及行政诉讼的权利监狱法没有规定，罪犯对于监狱的行政考核与奖惩无论公允与否，必须接受，否则就可能被以“不服管教”、“对抗改造”而受到教育、批评、处理，也就不会获得减刑。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罪犯不能或不敢发表真实的意见，这是监狱多年来形成的不良习惯和风气。这样，当一名罪犯被纳入减刑计划后，不管该犯表现如何，只要该罪犯“牌子不做得很大”，监狱收到的就只有“好的意见”。这一现状，使减刑客观上难以确实做到真实、公允。在具体实践中，减刑往往还受到监狱的指令性计划控制，而减刑计划一般是不公开的，罪犯不知道谁被纳入计划和谁将被减刑。可以说，“从制定减刑计划到减刑集体讨论，从制作减刑材料到呈报给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每一个环节都由监狱包办，这种包办，体现出的是一种思想，一种声音，一种行政命令的意志。”①

当罪犯的减刑材料被报送至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由于缺乏相关程序和机制的制约，再加上主观上重视不够，承办减刑案件的人民法院及法官，基本上不会到监狱进行复核，一般也很少对监狱方面呈报的减刑材料之真伪提出质疑，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是“照章办事”，依法履行减刑裁定完事。在一些法院，甚至还存在书记员代行减刑裁判权的情况，虽然名义上是由审判法官办理，但实际上却由书记员具体操刀。所以，实践中，监狱上报的减刑案件被法院否决的微乎其微，减刑案件的审理质量也普遍不高。在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联合开展减刑、假释案件大评查期间，笔者曾参与审查某中级人民法院近几年所办理的减刑案件，发现其裁判文书上不规范及出现差错的比率明显高于其他刑事裁判。究其原因，主要还在于承办法院及法官对监狱所报减刑材料的审查及其裁判流于形式。

减刑的上述程序设置不可避免地会存在诸多有悖于正当程序要求的现实问题：

首先，减刑改变了罪犯所受刑罚的具体执行。其中利益受到影响最大的是罪犯本人以及被害人，但在现行制度中，这一矛盾的双方都是缺位的，他们对减刑程序的启动及其运行不具有任何实质影响。虽然依据监狱法的规定，获得减刑是罪犯的重要权利之一，但是，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罪犯只有接受调查的义务，而不能主张任何权利。并且，在减刑的全过程中，没有相关机制和程序保障罪犯发表个人意见，无论减刑公允与否，任何人提出质疑都有“对抗改造”之嫌。所以，从整体上讲，我国的减刑程序不具备诉讼的典型特征，在具体运作上表现出明显的行政命令和行政审批色彩，程序的参与性无从谈起。

其次，罪犯的减刑申请尚可由监狱代劳，其利益直接受犯罪侵害的被害人则被现行程序粗暴地排除在外，成为不折不扣的“局外人”，对减刑程序的运作一无所知，这显然也违背了正当程序对参与主体的对等性要求。可以说，目前的减刑制度是专门为犯罪人设立的，而完全没有考虑被害人的利益和要求，其消极后果是，从程序正义的角度，无论法院如何裁判，对被害人来说都可能是不公正的，至少过程不公正。所以，实践中经常可以听到被害人针对法院减刑裁定的公正性提出的质疑声。

再次，在现行减刑程序的操作过程中，法官所接触的完全是监狱方面提供的各项材料，反对者的意见基本不存在，法官在审理之前往往已从这些材料中形成了对案件的认识，产生了预断性的意见。“法院在审理减刑案件中中立性的消失是参与机制缺失的必然后果，没有相对一方的参与，法官也只能接触到其中一方的意见。”②而法院及法官中立性的缺失就容易引发社会公众对减刑裁判的正当性的怀疑。

第四，法院对减刑案件采取单方面的、秘密的书面审理，仅通过审核监狱方面提交的书面材料便直接作出减刑裁定。由于不开庭审理，法官无法亲自听取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的陈述，难以在内心中形成直观的庭审印象，而完全依赖于监狱部门的书面材料，减刑案件的审理不经意中流于“走过场”，法院的减刑裁判结论根本不是在庭审过程中对各方程序参与者的主张和证据形成理性认识的基础上作出的。这不仅有违刑事审判的直接、言词原则，也与正当程序的公开性、自治性要求背道而驰。

第五，审理减刑案件只能由法官组成合议庭，社会公众不能参与陪审。事实上，对罪犯裁决是否减刑不是简单的法律推理，而是“一项融刑法学、矫正学、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精神病学等学科为一体的十分复杂、专门化程度极高的系统工程”③，理应吸纳多学科的专业人士参与审理。由于法官缺乏相关专业知识，使其只能忽略对罪犯主观改造成果的审查，仅就刑罚执行机关所报的减刑材料进行形式化审理，正当程序所具有的理性特质在其中难以体现。

第六，我国减刑案件的审理机关为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这些法院不仅承办减刑案件，还要审理大量的一、二审案件，审判力量相对不足。实践中，不少承办法院基于便利，考虑往往将减刑案件积压到一定量后进行一次性处理，加上刑事诉讼法对审理减刑案件没有设置简易程序。减刑案件审理效率普遍较低的现状与正当程序的及时终结性原则明显不相协调，以至于出现法院减刑裁定尚未作出，而等待减刑的罪犯刑期已经届满的尴尬现象。

最后，对减刑程序，罪犯和被害人既不能加以选择，也不能有效参与，对法院裁判不服亦没有法定的救济渠道。减刑决定权实际上掌握在监狱管理者手中，而罪犯又是在监狱的严格监控之下，由于整个减刑过程始终是不公开的，也就形成不了有效监督。检察机关虽具有监督职权，但也是在事后提出监督意见，且没有任何法律后果，亦很难起到实际制约作用，暗箱操作之流弊自然无法避免。近年来全国范围内屡屡曝光的监狱系统腐败案件即是例证。

可以说，目前的减刑程序实际上由监狱部门主导，虽然其中有审判机关的参与，并且在形式上需要经过其终极裁定，但是，我国减刑程序的诉讼特质并不充分，而表现出鲜明的行政色彩，乃至最终沦为实质上的一种行政处理方式，而作为相对方的罪犯，却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寻求不到任何可以展开有效防御和救济的方式和途径。所以说，在我国现行减刑程序中，罪犯和被害人的法律地位都比较尴尬，法律没有赋予他们作为诉讼主体应当获得的尊重，这是有违程序正义的突出问题。

二

构建科学、合理和正当化的减刑程序，首先必须解决长期以来一直困扰法律界的一个理论问题，即减刑权到底是属于何种性质的一种权力，理应由哪一个机关行使。

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减刑属于对刑罚的实质修改，减刑权属于审判权的一部分，必须由人民法院行使。如有学者指出：“减刑的实施，是一项审判上的司法行为，它与西方国家相似赦免性质的善时制度不同。后者是总统依行政权减免执行中的刑罚，是司法上的行政行为。”④但不少司法实务界人士和学者则对此提出不同看法，如有学者认为，减刑的实质是对刑罚变通执行方式，并非减少原判刑期，也不是对原刑事判决的更改，而是减少了原判决的执行，因此，减刑不是审判的组成部分，而完全是一种刑罚执行方式。⑤还有学者认为，减刑权是司法权中的行刑权，将减刑的决定权归属于行刑机关是合乎理论和实践要求的。刑事诉讼过程分为侦查、起诉、审判、执行四个阶段，侦查权属于公安机关，起诉权属于检察院，审判权属于法院，行刑权属于行刑机关。监狱作为我国的的行刑机关，承担执行刑罚的任务，负责行刑的各项事务，正是刑事诉讼本身的要求。现行刑法规定减刑权由法院行使，打乱了四个阶段各部门之间的分工，造成刑罚执行机关与决定机关的分离，使减刑活动的正常运行遇到障碍，⑥等等。

在笔者看来，学界对减刑权性质的定位出现不同声音，根本原因在于各自所持刑罚目的观的差异。认为减刑权属于司法权是报应刑思想的体现，此观点基于刑罚绝对报应的需要，把法院的宣告判决看成是确定的、不可变更的，具有绝对的权威，如果出于刑事政策的需要而变更刑罚执行，其决定权只能由法院行使。而持教育刑论者的观点则完全不同，认为刑罚以特殊预防为目标，宣告刑并非绝对的确定不变，可以根据犯罪人的具体情况而变更，行刑机关可行使这种变更权力。刑罚的变更执行正是“把监狱大门的钥匙交在犯罪人手中”，“如果把钥匙交到犯人手中，他们很快就会把它插进锁里”。

在笔者看来，在刑罚执行领域，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力活动：一是监狱部门对罪犯实施具体的刑罚执行，包括狱政管理、教育改造、劳动改造等等。这些活动构成监禁刑罚执行的主要内容，从其权力运行的规律和特征看，它属于典型的行政管理活动，理应被纳入行政权范畴，这也是世界各国将监狱等刑罚执行机关作为国家行政体系组成部分的根本原因；二是执行过程中刑罚变更事项的裁决活动。对刑罚变更的裁决，直接涉及到罪犯的自由等重大权利的处置，故在法治国家里无不把司法审查机制引入其中，以法院的裁判作为刑罚变更与否的依据。“司法审查机制的存在，是防止其他国家权力出现滥用和专横的特殊保障，也是法治秩序赖以维系的关键制度设计之一。”⑦监狱中的服刑罪犯丧失人身自由，其行为完全处于监狱方面的监控之下，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很低，在此前提之下，再将刑罚执行变更权交由监狱掌管，这对服刑罪犯是不公正的，也是危险的。其实质上是让监狱方面充当自己案件的法官，这显然是违背现代法治基本原则和正当程序基本要求的。刑罚执行权与刑罚执行变更权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权力，刑罚执行权属于行政权，包含了大量的狱政自由裁量权因素，而刑罚执行变更权却是司法权，必须由中立的第三方作出。故有学者指出：“在刑事执行程序的制度设计上，至关重要的问题是确定刑罚执行权的行政权属性，以及执行过程中刑罚变更事项的司法裁判权性质。”⑧

从性质上讲，减刑属于对刑罚的变更，是对法院终审判决的改变，并直接关涉罪犯和被害人的重大切身利益，因而应被纳入司法裁判的范围。

首先，减刑是对刑罚的变更。对于刑罚来说，其质的规定性就是刑种，量的规定性对于自由刑而言就是其刑期长度即刑度。所以，自由刑的刑种和刑度一起构成了自由刑的实质内容，是自由刑的两大实质性组成要素。我国刑法中的减刑，是指对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因其在刑罚执行期间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而适当减轻其原判刑罚的制度。“所谓减轻原判刑罚，包括将原判刑期减短和将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⑨由此可知，减刑的适用不仅会直接缩短犯罪人所服刑罚的刑期长度，而且，在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的情况下，它还会带来对刑种的变更。原判决给犯罪人确定了一定的刑罚，而适用减刑却改变了原判刑期，甚至刑种。所以，减刑属于对自由刑实质性组成要素的根本性变更，而绝不仅仅是对一定刑罚的执行方式的改变；刑罚执行方式的改变只能是在不改变原判刑罚内容的前提之下，变更其具体的执行手段和方法。减刑是对刑罚的变更而不是对刑罚执行方式的变更，这是减刑的法律属性的核心内容。

其次，减刑是对法院终审判决的改变。减刑性质的核心内容是对原判决确定的刑罚的变更，由此可以得出减刑在性质上也是对原生效判决即终审判决的改变。法院对犯罪人作出的有罪判决，主要由两部分内容构成：一是对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认定，即定罪；二是确定对被告人适用的刑罚，即量刑。不论是对判决定罪部分的改变还是对量刑部分的改变，都将构成对原生效判决内容的实质性变更。减刑是在不改变原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问题的前提下，根据犯罪分子的悔改或立功表现，将原判决所确定的刑罚予以适当地减轻。所以，减刑的适用虽然没有改变终审判决对事实问题的认定即没有改变终审判决的定罪，但是，通过对犯罪人适用的刑罚进行变更，直接构成了对原生效判决量刑部分的根本变更，从而部分地改变了终审判决的实质性内容。

再次，减刑直接影响到犯罪人和被害人的重大切身利益。适用减刑就意味着犯罪人将被豁免一定期限的刑罚，可以提前获得人身自由；反之，犯罪人就必须服满原判决所确定的刑罚，两种情况下对犯罪人的人身自由的剥夺或限制程度是不同的。就对公民人身自由权的处置而言，减刑与审判阶段对被告人的量刑活动并无本质的区别，都直接涉及到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受剥夺或限制的期限。对此只能通过司法裁判的方式和途径加以确定。而罪犯服刑期的长短，又将直接关系到被害人的切身利益，即影响到被害人遭受犯罪侵害而产生的报复情感能否获得满足以及满足程度。因为，被害人对犯罪人的报复心理的满足是通过刑罚的完全执行而得以实现的，对犯罪人适用减刑会使被害人的本能的报复心理受到打击，并会因此怀疑刑罚的正义性。所以，在此意义上，减刑活动也必须受到正当程序的规制，并保障被害人作为程序参与主体的相关诉讼权利。

在现代法治国家中，“司法权范围的确定必须紧紧围绕是否有个人基本权益需要司法救济和司法保障，以及是否有某种国家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力）需要司法审查和控制这两项标准来进行。”⑩所以，笔者甚至认为，在刑罚执行过程中，不仅减刑、假释、缓刑等行刑制度的适用需要以法院的裁判作为唯一依据，以下具体刑罚执行制度和措施的运用，亦应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刑期的折抵、刑罚的易科、监外执行等行刑变通措施的运用，对患有精神病、性病、酒精中毒等病症被判刑人进行的强制性医疗措施的运用，监狱行刑警戒类别的确定和变更等。(11)此外，罪犯及其他被执行人对刑罚执行机构及其人员的行政性执法行为不满而提出控诉的，法院亦应有权审议，给予被判刑人司法救济的机会等，这是构建刑罚执行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也是在刑罚执行领域贯彻法治原则的具体体现。

三

有鉴于此，围绕司法权这一核心，构建符合程序正义要求的正当程序，由罪犯本人启动，律师介入，被害人参与，监狱提供罪犯能否予以减刑的证据，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人民法院居中裁判的诉讼机制，便成为必然的选择。按照笔者的设想，可将减刑程序改造成完全意义上的庭审程序，罪犯可通过监狱向法院提出减刑申请，检察院和被害方作为监督方出庭，监狱管理人员和相关罪犯作为证人出庭，法官亲自参与庭审，平等对待各方当事人，并在充分考虑各方参与者意见的基础上居中裁决。

当然，以上仅是宏观上的构想，其运行还有赖于以下具体程序和机制的构建：

1.监狱对罪犯的考核必须是真实的，罪犯对考核不服有权提出异议，可申请复议、复核，乃至提起行政诉讼，将罪犯行使异议权、申辩权、申请复议或复核权等作为考核的必要的救济程序。为此，监狱机关应对减刑情节以及罪犯的分级处遇、计分考核、等级工制度等作出统一、明确、详细的规定，并公示使全体干警和全体罪犯知悉。同时，减刑计划启动、制作减刑材料完成后，监狱方面亦应当在分监区向全体罪犯公布拟呈报法庭作为证据使用的有关减刑事实和理由的书面材料，并规定有不同意见者，在规定的期限内有权提出异议。实际上，能否公布详细的减刑事实和理由材料是检验监狱减刑是否公正以及能否真正做到“狱务公开”的重要标志。

2.建立一整套罪犯减刑的权利保障制度，明确罪犯有知情权、申请减刑权、申辩权、提出异议权、申请复核或复议权、质证权、质疑权、请求听证权、申诉权、获得公正减刑权、要求公开审判权、申请回避权、参与法庭调查权、最后陈述权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程序性权利均具有救济性质，旨在保障罪犯能够有效参与减刑程序，并在其中体现其作为诉讼主体应有的地位和尊严，从而落实减刑裁判的程序正义。

3.法院对减刑案件实行开庭审理，在罪犯、被害人、监狱管理人员、检察员、证人等各方到庭的情况下，以开庭的形式审查罪犯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的事实及证据，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减刑裁定。对此国外立法有类似规定，例如，蒙古刑事诉讼法典第436条规定：“对于假释的申请，由法院自收到申请书之日起一个月内审理；审理时应当传唤检察长、被判刑人、提起申请的人和机关的代表、被判刑人执行刑罚所在的机关的首长或代表人到庭。”(12)减刑与假释在处理程序上具有同质性，外国立法有关假释的程序规定对我国减刑程序的构建具有借鉴意义。

4.允许律师介入减刑程序，以保障罪犯能够获取法律帮助的权利。应通过立法规定罪犯有权聘请律师或其他人为其提供法律帮助，代为办理减刑的有关法律事宜；对于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的罪犯，国家有必要建立法律援助制度。律师在接受罪犯及其亲属的委托后，有权查阅监狱提交的减刑材料，同在押的罪犯会见和通信，收集和调取罪犯确有悔罪或立功表现的证据，有权参加法庭调查和辩论并提交意见，在征得罪犯同意的情况下代为提起上诉等，同时依照刑诉法的有关规定履行诉讼义务。

5.对于有明确被害人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将拟减刑罪犯情况告知被害人，并把征求被害人的意见作为减刑的必经程序。实际上，伴随着恢复性司法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运用，现代西方各国多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被害人在刑罚执行阶段的参与权利。如英国1991年的缓刑法（probationcircular）落实了1990年的被害人法（victimscharter）有关被害人权利的规定，即在准备提交释放罪犯的报告时，将被害人及其家人的意见考虑进去。1994年，英国内政部监狱负责人联系处（HomeOfficeInstructiontoGovernors）建立了被害人帮助热线，联系处进一步要求监狱负责人向警官了解被害人及其家人对允许释放罪犯的意见，如果被害人强烈反对释放罪犯，那么，罪犯则不能释放。(13)美国模范刑法典第305条附10条规定，假释委员会在决定假释时，应考虑受刑人、辩护人、被害人等的意见。(14)根据此规定，美国有45个州在假释程序中引入被害人影响陈述，即由被害人提出关于犯罪和被害对被害人及家庭所造成的后果的意见和观点，以供假释委员会决定假释参考。(15)

借鉴国外经验，可对被害人参与减刑程序作如下具体设计：符合条件的罪犯提出减刑申请，承办法院经初步审查决定立案的，应在3日内通知检察院、被害人，并告知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有权委托诉讼人；在正式开庭前10日应书面通知检察院、被害人到庭参加诉讼，通知内容除了开庭时间外，还应告知被害人相关诉讼权利，包括委托人出庭权、获得法律援助权、知情权、申请回避权、参与法庭调查和辩论权等。在法庭审理时，对监狱以及罪犯律师提交的有关罪犯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的事实材料，被害人有权发表意见，包括提出对罪犯悔改或立功表现的看法、阐明罪犯的犯罪行为给其本人及家庭造成的危害后果等。被害人发表意见时，应注意区分“应当减刑”和“可以减刑”的情节。对于“可以减刑”的情节，法院要根据具体情况并确实考虑被害人的意见，作出是否适用减刑及如何适用减刑的裁定；对于被害人强烈反对适用减刑的，法院要慎重对罪犯适用减刑。法院减刑裁定作出后，被害人及其法定人不服，自收到裁定书5日以内，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对此检察院应当立即对请求人的资格、请求的时间和理由进行审查，并自收到请求后5日内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答复请求人。对于确有错误的生效减刑裁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有权在减刑裁定生效后的1年内，申请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撤销对罪犯的减刑裁定等。

6.吸纳专业人士作为陪审员参与减刑案件的审理。以意大利的行刑制度为例，其专门负责处理行刑事务的监察法庭是由监察法官、从事心理学、社会服务学、教育学、精神病学、临床犯罪学的专家组成，其中合议庭由法庭庭长、一名监察法官和二名专家组成。(16)借鉴国外经验，可考虑吸收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犯罪学、矫正学等方面专家作为人民陪审员和法官共同组成合议庭，参与审理减刑案件，以此提高减刑的程序理性和裁判质量。

7.赋予基层法院对部分减刑案件的管辖权。可考虑将被判处管制、拘役的罪犯减刑案件，交由基层法院审理，并针对此类案件案犯罪行轻，社会潜在危害小的特点，适用更为简便的审理方式以实现程序繁简分流。

8.进一步明确审理期限，督促法院及时审结减刑案件。对于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减刑案件，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应在1个月内审结；对于被判处拘役、管制的罪犯减刑案件，基层人民法院应在15日内审结。此外，由于减刑案件有一定的专业性，可考虑在法院内部设立专门机构和专业法官负责审理，并针对减刑案件的特点构建不同于普通审理程序的简易程序。

9.赋予罪犯对减刑裁定的上诉权，在减刑裁定书中应当增列罪犯不服此裁定的上诉途径、方式和期限。规定罪犯对于人民法院减刑裁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裁定书后10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上诉。只有罪犯上诉的，上级人民法院不得作出不利于罪犯的裁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减刑裁定确有错误的，可以在收到裁定书10日内依法提起抗诉。对此国外立法有类似规定，例如土耳其共和国刑罚执行法第19条第6款规定，对于法院假释裁决，犯人、犯人人、律师或检察官可以提出上诉。(17)由于减刑案件与一般诉讼案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对其也应实行两审终审制。

10.规范减刑的申请次数和时间间隔。既要给予罪犯多次提出减刑申请的权利，又要对其申请次数和时间间隔进行规范。一般情况下，罪犯第一次减刑申请未获批准，一年内不得再次提出减刑申请。对此国外立法也有类似规定，例如，俄罗斯联邦刑事执行法典第175条第11款规定：“当法院驳回假释或将未服满部分的刑罚改判较轻刑罚的请求，依据上述任何一种根据再次向法院提交报告，应在法院做出驳回裁定之日起至少六个月以后进行。”(18)

保全罪犯的人格尊严和诉讼主体地位，是实现其再社会化的基础和条件，通过上述一系列保障程序的构建，让罪犯和被害人都能参与到减刑活动中来，倾听他们的意见，保障他们的人格尊严和自主意志，不仅有助于法庭作出公正的裁判，也有利于化解罪犯和被害人的矛盾，修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为罪犯顺利回归社会打下基础，并会对罪犯思想改造产生积极促进作用，同时也有利于在社会上确立法院减刑裁判的权威性和公信力。目前一些法院试行减刑的听证审理方式，这是有益的探索，但距离合乎正当程序要求的诉讼程序还有很大差距。笔者认为，只有坚持以司法裁判权为中心，采取规范的庭审模式，各方当事人参与，充分表达意见，法院在此基础之上居中作出权威裁判，才能形成科学合理的减刑机制和制度，并在程序正义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实现裁判结果的公正。

关键词:减刑/程序正义/权利保障/正当程序

注释:

①孙延宏：“监狱在押罪犯减刑权利的程序保障”，载《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②王伟：“对减刑性质和程序的理论思考及对策建议”，载《新疆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③陈敏著：《减刑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版，第133页。

④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40页。

⑤参见李豫黔：“我国减刑制度司法实践的反思和探讨”，载《中国监狱学刊》2003年第3期。

⑥参见陈敏著：《减刑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版，第136页。

⑦陈瑞华：“司法权的性质——以刑事司法为范例的分析”，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5期。

⑧陈瑞华著：《问题与主义之间——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页。

⑨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上），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608页。

⑩陈瑞华：“司法权的性质——以刑事司法为范例的分析”，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5期。

(11)参见于同志：“俄罗斯的刑事执行法律”，载《犯罪与改造研究》2004年第8期。

(1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二庭编：《减刑、假释工作必备——中外减刑、假释法律法规选编》，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24—325页。

(13)杨正万著：《刑事被害人问题研究——从诉讼角度的考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14)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二庭编：《减刑、假释工作必备——中外减刑、假释法律法规选编》，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39页。

(15)郭建安主编：《被害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版，第221—222页。

(16)王利荣：“论行刑权构建的两种走势”，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律评论》（第9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版，第701—702页。

减刑制度范文篇10

【关键词】减刑假释、权利保障、程序

94年监狱法，七章七十八条，没有规定减刑、假释会议的监督制度。近年，一些监狱狱务公开的经验在一些刊物上时有介绍。主要做法大同小异，基本上可以概括为：罪犯减刑、假释公示制度、监狱减刑、假释会议邀请部分罪犯家属、罪犯、社会执法监督员等参加监督的监督制度，设立狱务公开信箱及监督电话等。这一尝试，从监狱行刑的发展方向和趋势方面，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监狱执法的透明度，是监狱执法向公开、公正、公平和文明的方向发展的步骤之一，是监狱法治的可喜的进步。

家司法体制上，我国目前尚没有专门的减刑、假释委员会或非监禁执行局，对罪犯的减刑、假释，仍然是由人民法院裁定的。监狱对罪犯的减刑、假释，行使的是“建议权”。即“由监狱提出减刑（假释）建议，报中级或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审核裁定”。这一做法，在监狱的具体司法实践中，有一个通俗的提法叫做“搞减刑（假释）材料”或“做材料”。监狱把一批“材料”做好后，一般提前一个月报给中级或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至于报哪些材料，94年监狱法没有任何规定，完全由监狱操作，这是监狱法存在的一个重要缺陷。

（一）立法方面

1.减刑假释条文设置过于简陋。我国刑法对于罪犯定罪量刑的规定篇幅大、内容多、规定细化、设计合理，而有关减刑假释的规定则显得过于单薄和笼统，操作性不强。

2.现有减刑规定造成执法不统一。根据我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减刑分为两种情形：一是确有悔改表现或者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二是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刑。“应当减刑”的情形，法律规定明确具体，实践中易于操作。而“可以减刑”是授权性规范，属于自由裁量权范畴。由于认识不同，会导致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出现偏差。

3.减刑制度缺乏减刑后的制约机制。我国法律目前对假释的罪犯设立了一定期限的考验期，在考验期内重新犯罪或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假释的监督管理规定的行为，就要撤销假释。这一规定设计较为合理，防止了部分罪犯重新犯罪。而从减刑来看，法律只是对减刑作出了具体规定，而对减刑是否能够予以撤销以及如何撤销未作出明确的规定。

4.减刑假释程序规定过于简单原则。关于减刑假释案件的办理程序，一是减刑案件的管辖权属于中级以上人民法院；二是由刑罚执行机关对罪犯进行考察并提出减刑的建议；三是由法院经法定程序裁定减刑。法律虽然确立了减刑假释工作的基本构架，但不够具体明确，如对减刑假释的提出、呈报条件、时间、比例、程序、减刑假释的审理程序、机构设置、工作机制如何规范、罪犯的程序性权利等等均未规定，这样就造成了实务中减刑假释呈报的随意性、审理程序的集中书面化、裁定的不透明性，有悖于程序的公开和正义性要求，容易形成暗箱操作。

（二）司法方面

1.减刑适用扩张，有滥用的趋势。我国刑法规定的减刑有“可以减刑”和“应当减刑”两种。但在刑罚执行实践中，“可以减刑”已经逐步演变为“应当减刑”，呈现减刑扩张之势。

2.没有法律和科学依据。目前，各地在适用减刑假释时，普遍对减刑人数占在押罪犯人数的比例规定了限制。这一做法明显具有负面效应。（1）放弃法律标准。（2）减刑比例的规定，没有科学的统计分析论证。（3）规定的减刑比例一般是“一刀切”，往往忽视罪犯的具体情况。

3.减刑比例、减刑幅度与罪犯的罪行轻重不对称。罪犯刑期越长，获得减刑的几率越高，减刑比例越高，而且，刑期长的罪犯得到的减刑的幅度一般要大于刑期较短的罪犯，导致重罪的犯罪人比轻罪的犯罪人得到了更多的减刑优惠待遇，为数不少的五年以下短期自由刑罪犯享受不到减刑优惠。减刑幅度与罪犯罪行轻重不相称，以至于重罪犯比轻罪犯能获得更多减刑优惠的结果，不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也有悖于刑罚的报应性和公正性，不利于罪犯的改造。

4.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缺乏公开，影响公正性。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减刑假释案件的裁定权，属于审判权范畴，但对审理减刑假释案件的程序设定过于简单，缺乏明确性和可操作性，严重困扰着司法实践。当前人民法院审理减刑假释案件的特点是：（1）集中批量化办理。（2）书面审理。（3）形式审查。

二、解决执行监督问题的对策

1．完善相关立法内容，增强执行监督的权威性和科学性。

取消“可以减刑”的表述。为解决因自由裁量权行使引起的执法不统一，修改我国刑法第七十八条，取消“可以减刑”的表述，将“可以减刑”和“应当减刑”的两种情形设计，归为“应当减刑”一种情形。

完善“确有悔改表现”的规定。对罪犯纯粹主观思想状态的考察，缺乏可操作性，建议修改为“有证据证明确有悔改表现”。至于可以证明罪犯确有悔改表现的证据，司法解释可以做出细化的规定。具体到证据范围，课题组建议应注重外在客观行为表现：（1）主动接受教育改造；（2）遵守监规狱纪；（3）积极参加劳动；（4）履行罚金、附带民事赔偿；（5）不进行无理申诉等等。

设立减刑考验期和减刑撤销制度。减刑可以参照假释制度确定一个考验期，在减刑考验期内，表现好的，减刑就有效；如果发生违法乱纪的行为，甚至犯罪的，减刑予以撤销。建议在现行刑法中增加规定：（1）有期徒刑的减刑考验期限，为所减刑期，剩余刑期少于所减刑期的，考验期限为剩余刑期；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的减刑考验期限为二年。减刑考验期限，从减刑之日起计算。（2）被减刑的犯罪分子，在减刑考验期限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刑罚执行机关管理规定的，应当依照法定程序撤销减刑。被减刑的犯罪分子，在减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应当撤销减刑，依照刑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实行数罪并罚。建立减刑考验期和减刑撤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弥补对罪犯主观思想改造情况无法予以具体量化从而无法考核的缺陷。

在审理减刑假释案件的程序上规定诉讼机制。在立法层面上，减刑假释案件的审理应逐渐引入诉讼机制。监狱依法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提出减刑建议，报送人民法院同时将副本送达监狱住所地检察机关，检察机关收到减刑建议书后，通过提审罪犯等形式对罪犯的改造情况进行实质考察，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开庭审理，监狱就减刑假释建议进行说明，罪犯陈述其改造情况，经过检察机关的对抗，最终由法院作出裁定，条件许可的也可以吸收被害人同时参与进来。

2.减刑假释制度的司法完善

逐步取消减刑比例限制。鉴于目前减刑适用呈扩张趋势，在实践中确定一个适当的比例对减刑进行宏观上控制还是需要的，这个比例应根据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执法环境、社会治安、犯罪形势等因素确定，而且，宜作为一个参考数对待，符合法律标准的，应当依法减刑，不能因为怕超过限定比例，该减刑不予减刑，也不能因为总体比例还比较低，不该减刑的降低标准减刑。

依法扩大假释的适用，发挥假释功能。

（1）正确理解假释条件。假释条件最为核心的是“不致再危害社会”。衡量服刑罪犯是否“不致再危害社会”时，不仅要考虑罪犯的改造表现，而且要综合考虑罪犯原判犯罪性质，犯罪原因、主观恶性、身体条件，假释后的居住、生活环境、家庭背景和就业情况等因素。

（2）正确选择假释对象。为扩大假释在实践中的适用比例，我们认为，重点要放在假释对象选择上，以下几类犯罪人群可以作为假释的对象优先予以考虑适用：①被判处五年以下短期自由刑罪犯。②未成年罪犯。③老病残犯。④女子罪犯。但在假释对象选择上，还要避免矫枉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