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对策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6 10:45:09

建设对策

建设对策范文篇1

关键词:生态林业工程;建设对策途径;分析

由于人类活动影响,环境正在以可预见的速度产生变化,并且作用于人类社会。为了实现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就必须要重视环境问题,并且应用各种方法来解决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生态林建设能够有效解决环境问题,为社会发展与环境破坏二者提供缓冲。但是当前生态林建设工作中也存在问题,需要在工程建设过程中综合考虑到各方面因素予以合理解决。

1生态林建设工程的原则

1.1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原则是建设工作必须要坚持的原则,表现为持续、稳定、调协、与适度发展。通过合理方式实现资源合理利用。同时在资源利用过程中通过管理工作加强,从而使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处于一种平衡与和谐的状态。使已经被打破的自然生态得以逐渐恢复,最终实现社会文明与公正,推动生态环境良性循环。1.2效益一致性。从工程林建设工作实际情况来看,主要是林业具备自然可再生与社会再生产能力,并且在建设过程中要体现出巨大生态效益。要最大程度实现自然资源消耗的程度小于林业资源生长速度。在经济方面主要是实现社会收入要大于支出,从而使林业扩大再生产要求得以满足。

2当前林业工程建设工作现状

2.1林业生态环境处于持续恶化的状态。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部分行业为获得更大利益,无限度利用一切资源,比如对林场大面积砍伐,或者是为了获得建筑用地。而某些企业则为了追求利益,过度利用林业资源,导致林业资源枯竭,从而造成一系列后果。企业在追求利益的同时,还需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但是从现有情况来看,部分企业只是单一获得经济利益,忽略或者是忽视应该承担的责任。2.2天生态林业建设滞后。受到发展理念影响,社会对生态环问题不重视,大众缺乏生态环保保护理念,意识淡薄。在生态环保护工作方面,投入资源与自然资源破坏之间未能达到平衡。关于林业的市场经济体现未能建立,仍然处于经济体制转型阶段,从而导致林业市场发展滞后。2.3法制观念淡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需要从各个方面入手,多项措施落实,但是在法律层面,虽然已经制定了相关法律与法规,但是受到市场需求扩大,经济利益诱惑等方面因素影响,法律法规无法满足当下工作开展需要。而由于法律及法规不健全导致工作开展过程中缺乏依据。林业建设工程中,执法工作存在玩忽职守,执法不严情况,生态林业工程建设工作难度增大。

3生态林工程建设的对策及其途径

3.1对生态林有正确的认识。生态林建设工作中,首先需要对生态林有正确认知,并且林业工程建设需要综合到各方面因素综合考虑,如果采用单一领域的管理理论及方法,工作过程中会遇到诸多问题,并且可能会导致工作失败。已有的实践工作已经证明,林业工程建设需要考虑到生态系统整体与协调性,综合性,才能实现综合效益,在推动生态环境变化过程中,实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从而实现二者协调与可持续发展。3.2加大生态林建设工程的资源投入。生态林建设作为一项复杂的工程,需要多方面为其提供保障,工程投入方面需要提升技术应用比例,稳定并扩大技术人员队伍,并且灵活应用各种方法做好技术培训工作,传递技术信息。从政策方面给予一定扶持,一线人员技能素质直接关系到建设工作效果,鼓励技术人投身于一线,使一线人员技能水平得以提升。从设备方面予以支持,林业工作开展,不能停留在传统的单一依靠人力劳作的模型,应该引进及研究先进设备代替人力劳动,将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利用设备来提升工作效率,并且辅以人力为工作质量提供保障。资金在林业建设工作中十分的重要,国家应该加大对林业建设的投入,同时扩展资金来源渠道,使工程建设有充足的资金保障。在考核与评估工作方面通过建立综合指标对工作开予以指导。3.3完善法律及法规建设。法律及法规建设能够为林业工作开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对市场主体的经济性活动起到一定制约作用。同时管理人员工作也有了明确的依据,对管理工作也能够起到监督与约束作用。对于现有的林业法律法规进行完善,突出责任与目标,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及法规建设过程中要做好宣传及教育工作,使更多的人了解到法律法规内容,从而自觉参考到监督工作中,运用法律武器保护生态环境,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氛围。法律法规制定重点在于后期落实,一旦发现违法行为要严格依据法律规定予以处理,体现法律强制性严肃性,神圣性,使生态林建设工作能够有效开展。3.4全民参与做好生态林建设工作。生态林建设工作与人民群众有密切关系,由于其建设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需要大量人力与物力。工程建设过程中要做好宣传工作,增加社会对于生态林建设的重视程度及认识。制定生态林建设具体措施与相关制度,落实各项政策。管理部门需要协调好各方面工作,为生态林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将建设工作目标进行层层分解。管理部门需要落实主要责任人,负责自己区域内工作,将护林,造林,育林,利用等方面有机的结合到一起,坚持多功能多林种经营方向,使承包者得到真正的实惠。

4结束语

生态环境恶化已经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基于当前环境状况,必须要转变传统的发展方式,将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保护二者统一起来。而生态林建设则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态环境问题,为采用其它措施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争取时间。生态林建设工作要从多个方面予以落实,资金、技术、设备、人才、政策、制度等,任何一个环节缺失都会造成严重后果,管理者需要认识到生态林建设的重要性,同时也要使社会认识到生态林建设的重要性,从而实现全民参与建设工作。

参考文献

[1]陈怀智.生态林业工程建设的对策与途径[J].现代园艺,2015(24).

[2]邢贵江.分析生态林业工程建设的对策与途径[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3(15).

建设对策范文篇2

[关键词]对外协调机制;电网建设;协调领导

1电网建设工作面临的形势和问题

一是国家对工程建设的规范性提出了更高要求。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加快,电网建设对城乡规划、环境保护、土地利用影响的敏感性越来越强,环评、水保、土地利用要求越来越高。二是公司系统对工程依法建设提出新目标。国家电网公司提出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加大工程属地化协调力度,以依法规范管理为保障,以“标准化、规范化、专业化”为主线,以全面提高基建管理能力。三是电网里程碑计划的刚性对传统的一对一的串联沟通模式带来新挑战。四是项目管理部门众多,以往各自为政、各自协调的方式造成人力资源浪费,且政策经多个部门解读,造成标准不能完全统一,给后续工作带来隐患。

2主要管理对策及方法

2.1建立一口对外,三级联动组织体系。选派具有较强政策水平、沟通能力,且与相关部门有一定人脉基础的人员队伍,充实到对外协调办公室。成立地、县、所三级电网建设对外协调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办公室),设立工作标准及考核指标,细化过程管控及考核措施,明确职责分工及工作方式,强化协调责任落实。公司一口对外办公室设在建设部,人员由建设、发策、办公室等部门专责及二级单位发建部主任组成。2.2搭建政企联动协调工作平台。积极促成襄阳市政府办公室出台《加强电网建设工作的通知》,成立“电网建设协调领导小组”,打造政企联动协调工作平台。借助政府力量提高对外协调工作成效。同时,促请县市、乡镇成立对应机构,确保对各级外协调渠道畅通,落实有力。在项目建设阶段,持续开展外部协调工作,借助政府的相关部门优势,协调解决影响工程实施的障碍物拆迁、树障清理、占地青苗补偿等问题,以及相邻且已经存在的天然气、通讯线路等公共设施的保护施工协调等。2.3建立协调工作例会通报机制。各级一口对外办公室定期召开例会,通报协调工作情况。襄阳公司层面,每季度进行一次通报,县公司层面每月通报一次。通报包括前期协调任务完成情况,对进度滞缓较大的分析原因,进行预警,必要时下达督办,同时讨论明确下一解决方案,遇特殊重大协调难题,提请上一级一口对外协调机构解决。2.4建立专题培训机制。采取集中授课、讨论交流的方式提高协调人员素质。邀请省公司基建、发展专家及襄阳市规划、国土等人员授课,组织一口对外协调办公室人员及县市公司相关人员,开展相关政策、法规、相关手续办理流程以及沟通能力的专题培训。2.5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各级一口对外协调办公室,对全年电网建设协调工作成效进行全面评价,并逐级上报。襄阳公司一口对外办公室汇总形成公司的电网协调机制建设情况及取得的成效等工作评价报告。同时,开展工作评价和考核,对协调工作完成优秀的个人给予绩效加分,对单位给予同业对标加分,并进行相应的表彰。

3取得的初步成效及典型案例

自2016年以来,襄阳公司稳步推行“一口对外”电网建设中的协调工作,对内避免了多重交叉协调,节约了人力,提高了效率。对外,促请各级政府成立电网建设领导小组,搭建了平台,畅通了协调工作渠道。2016至2017年所有电网建设项目均完成里程碑计划。案例:2016年7月1日,襄阳襄州供电公司接到任务,在当月20日前完成十堰-卧龙500千伏输电线路工程路径走向意见的支持性回函。支持性意见涉及规划、国土、林业等9家政府职能部门和单位,若按照以前方式,时间至少在20个工作日以上。襄州公司按照襄阳公司统一部署,由一口对外办公室直接与襄州区政府办对接,联合召开相关职能部门领导参加协调会,现场讨论完善,达成共识。5天内,取得所有支持性回函。一口对外的协调机制使得办事效率提高1倍以上。

4工作中中存在的不足

一是一口对外协调工作体系虽已建立,但是由于协调办人员均为兼职,都有自己本职岗位的工作,因此从事专门协调工作的时间和精力相对不够。二是部分一口对外办公室的人员变动较频繁,新兼职人员业务的熟悉和与政府等相关职能部门的感情培养需要一段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协调的力度。

5今后的改进方向或对策

建设对策范文篇3

关键词:全域旅游;郴州市;对策

1全域旅游概述

1.1全域旅游背景和概念分析

2015年,“全域旅游”这个概念被国家旅游局首次提出。2016年,国家首批示范区名单被相继公布,以试点方式推动全域旅游在国内的全面快速发展,各省市的重点发展规划纷纷将全域旅游纳入其中,我国旅游业开启欣欣向荣的新局面。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中均提出了这一重要内容,报告和会议再次强调我国应大力推进全域旅游模式,并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全域旅游是指在特定区域内,以政府部门为协作主导,联合全区域各产业的旅游资源为消费者提供全过程全空间的商品或服务,通过区域内不同产业相互升级转型,促进社会主体协调发展。全域不仅需要突破空间的限制,还要突破时间、资源、市场、产业、主体等各方面的制约[1]。这意味着郴州在发展全域旅游阶段,并非简单为游客实现在郴州整个区域内自由游览,而是从本质上实现郴州旅游资源的配套提供、体制机制的创新转变、生态环境的优化提升、不同产业的整合融合以及全域生产要素的高效配置[2]。

1.2郴州全域旅游建设的意义

郴州作为资源主导型城市,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发展全域旅游是调整产业结构的战略首选,也是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环节,推动具有全域旅游吸引的文化体验、康养度假、体育休闲等“旅游+”融合产品开发势在必行。全域旅游作为一种创新型旅游发展理念,不仅是当前郴州旅游发展的主要路径,更是一种全新的郴州旅游模式,为郴州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引擎和新视角[3]。

2郴州发展全域旅游现状

郴州作为大湘南旅游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湘粤交界区域的门户城市,旅游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美,自古以来就有“林中之城,休闲之都”的美誉。郴州是中国温泉之城、中国矿物晶体之都、国家休闲城市及全国50大“氧吧”城市,2003年被评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2019年荣获全球绿色低碳领域先锋城市蓝天奖。现有国家5A级旅游景区1家、国家4A级旅游景区12家,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1家,国家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3个、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6个。郴州地处珠三角经济圈与华中经济圈交叉腹地,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加上区位优势,使其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及长株潭区域的重要旅游目的地[4]。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郴州市旅游经济发展考核曾连续三年获得全省一等奖,全域旅游发展成功列入湖南省第一方阵中,郴州旅游业进入黄金发展时期[5]。为加强区域旅游合作,郴州以京广高铁、厦蓉高速为交通轴线连通郴(州)广(州)旅游走廊,积极融入珠三角城市群。以东江湖和莽山为核心景区驱动,打造郴州全域旅游基地增长极,构建大湘南旅游发展新格局,凸显出“锦绣潇湘,别样郴州”品牌价值[6]。近几年,郴州坚持以产业主导、全面发展为战略指导,紧紧围绕全域旅游发展理念,改革旅游发展模式和方向,主动推进单一观光型向多元型转变,实现门票经济向综合经济转型,集中力量向全域、全民旅游跨越。依托“一湖一山一泉一岭一城一展”的特色景观,重点打造从郴州市中心城区到东江湖、莽山、汝城温泉、苏仙岭、桂东县城等旅游休闲养生带。按照“一核两极多点”的旅游产业规划布局,重点构建飞天山、王仙岭等城市休闲旅游基地,湘南起义旧址,“半条被子故事发生地”“重走长征路”等红色旅游基地,中国女排训练基地、环东江湖国际自行车赛等运动休闲旅游基地,矿物宝石博览等会展旅游基地。推进汝城热水镇、资兴黄草镇、苏仙区飞天山镇等7个特色旅游小镇建设,实现旅游业、现代农业、文化体育等各产业之间的融合开发和转型升级。目前,郴州市已被列入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的有苏仙、桂东、资兴、宜章、汝城等5个县(市、区),在郴州市11个县市区中占比45.5%,在湖南省31个创建单位中占比16%[7]。从郴州旅游资源统计来看,郴州的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均相当丰富,人文资源比重略大于自然资源。从主类看,八大主类资源齐全,水域风光、建筑与设施类资源所占的比例较大,天象与气候景观类资源及遗址遗迹资源相对缺乏,其他资源比重相差不大,充分体现出郴州资源种类丰富、资源组合度高的特点,详见表1。

3郴州市发展全域旅游存在的问题

3.1管理体制受限

管理体制问题主要包括:思想观念刻板、行业壁垒限制、多头管理混乱等。市场进入和培育机制欠缺,市场主体创造性大打折扣。旅游机制创新比较滞后,旅游产业市场化、社会化程度相对较低,内生动力不足。

3.2产业融合不够

文化、旅游、康养、体育等各个产业之间尚未实现深度融合,专业市场化运作受限。公共服务能力滞后于市场需求,专项资金投入欠缺,缺乏行业核心企业,联动能力不足,以上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郴州市全域旅游的进展。

3.3产品供需错位,开发特色不足

郴州旅游产业发展依然存在供给侧方面的矛盾,仍不能满足人民在文化旅游方面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特色地域文化挖掘不够,科技文化与文旅产业融合不紧密,高层次文化产品和景区服务缺乏地域特色和品牌影响力,品牌赛事也相对缺乏,产品开发不能更好地满足游客多元化、个性化的心理需求。

3.4市场主体弱小,缺乏竞争力

郴州旅游产业培育机制尚未构建,投融资平台、企业引入、发展政策等制度不够规范,缺少产业资金、消费金融和信托基金等市场主体,多元化的地方商业银行也相对缺乏。目前,郴州旅游产业整体发展仍以政府投资为主,市场主体数量和规模都偏小,缺少知名品牌机构和领军企业。加之中小微企业活力不足,产业延伸链短,产品附加值低,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创新力较弱。

3.5产业创新人才紧缺

全市精通文化创意、体育经济、旅游管理等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在数量与层次上仍相对缺乏,而真正能够实现旅游活动与体育赛事、文化创意等融合发展的高端创新型人才更紧缺。

4郴州市发展全域旅游的对策建议

4.1强化“全域”理念,助推郴州旅游新体验

一是构建全新的产业观,将郴州传统的门票经济转为产业经济,着眼于品质更高的、主客共享的生活空间,打造全域旅游景区。二是构建全新的资源观,郴州旅游业发展对资源的消耗依赖性较大。全域旅游在环境保护方面提出全新的要求,郴州发展全域旅游必须遵循可持续发展观,将发展和保护同步进行,实现发展成果共建共享。三是成立旅游部门融合机制,构建多位一体、多级联动工作机制,形成旅游发展的纵向合力。郴州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要牵头探索文旅整合职能,加速推进郴州“新旅游”时代的步伐,“新旅游”是指通过旅游体验与文化塑造的深度融合,形成线上线下的闭环体验[8]。

4.2紧跟政策引领,构建全域旅游保障系统

政策支持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保障。从郴州市政府扶持政策入手,在项目审批、产业规划、设施完善等全域旅游目标推进阶段开辟“绿色通道”。在郴州市旅游招商引资政策方面,政府主导创建旅游投融资平台,通过O2O方式,利用“互联网+”让资本方和资源方进行对接,鼓励涉旅企业成为投资主体进行直接融资。完善相关财政体制,提升全域旅游投入力度。设立郴州市全域旅游发展专项资金,整合与旅游有关联、方向趋同的各类项目资金,集中投入到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过程中的公共服务设施等重大领域[9]。在郴州市政府奖励旅游和优惠政策方面,鼓励民间资本、私营企业与政府进行合作,鼓励休闲庄园、主题民宿、旅游创客基地、自驾车露营地等新兴旅游业态驻郴发展。

4.3坚持统筹管理,完善全域旅游规划体系

郴州市发展全域旅游,应做好市域顶层设计,将全域旅游总体规划作为重要板块纳入郴州市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社会环境和旅游效益的综合提升。明确郴州旅游定位,即将郴州打造成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南岭地区观光休闲度假旅游胜地、湖南省重要地级旅游目的地城市。坚持多规合一,以《郴州市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为依据,贯彻“系统工程”理念,统一调度涉旅产业相关规划。明确全域旅游空间布局、发展战略、实施步骤,提高政府引领能力和监控水平,构建层次清晰的郴州全域旅游发展时空体系[10]。

4.4做好资源整合,构筑全域旅游产品体系

一是整合郴州核心旅游资源构建湖南省全域旅游基地建设新样板。提炼出精致化、全时化、差异化的全域旅游产品体系,挖掘产业融合项目的产品特色,全面提升国民旅游休闲品质,推动国际知名文化休闲度假目的地、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以及全国矿物宝石博览会展中心建设。二是实施“旅游+”或“+旅游”战略,以孵化器的形式促进多产业融合发展:以“旅游+健康”培育疗养旅游基地,例如打造以汝城、龙女为代表的温泉疗养基地以及莽山、九龙江等一批森林康养目的地。以“旅游+三农”促进农旅一体化,形成永兴冰糖橙、桂东玲珑茶、东江湖蜜桔等一批特色产业基地。以“互联网+旅游”创新旅游业在互联网时代下的发展路径,例如和平村、三合村开创出郴州乡村旅游“互联网+绿色建筑”模式。以“旅游+体育”丰富休闲运动产品,例如国家女排训练基地、郴州至宜章90里骡马古道徒步行、环东江湖300公里自行车赛等体育赛事产品。以“文化+旅游”发展郴州本土文化旅游,例如宋代的“三绝碑”、湘昆剧团、苏仙传说、安仁赶分社、汝城香火龙等承载了郴州独有的古老历史和民俗文化。三是依托城乡一体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丰富乡村旅游新业态。以景观廊道建设为纽带,重点发展主题化镇村体系,例如资兴的黄草镇、梧桐村和宜章的莽山瑶族乡、汤湖里村。建立“美丽乡村+乡村旅游”融合机制,发展旅游扶贫,桂东县、汝城县、安仁县和宜章县为郴州旅游扶贫重点县,其中汝城沙洲村、桂东金洞村成为旅游扶贫示范典型。以乡村旅游项目为抓手开展旅游富民工作,打造电商购销平台,例如飞天山镇两江口瑶族村、良田镇菜岭村、栖凤渡镇河头村。以村庄(农庄)合作建设为引领,落实企业帮扶责任,打造北湖小埠生态农业观光园、桂阳奇秀山庄等一批全国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示范点。

4.5集中区域形象营销,打造郴州旅游品牌形象

建设对策范文篇4

苏南地区县域经济发达,农民收入高。2013年,苏州农民人均纯收入21578元;无锡农民人均纯收入20587元;常州农民人均纯收入18643元。公共文化设施投入较多,苏南地区各城市都建成了“四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农村文化服务较为完善。比如,过去5年来,常州逐步形成了市、县(区)、镇(街道)、村(社区)“四级”全覆盖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乡镇(街道)文化站和村级文化室全部达到了省标准,超过2000m2的乡镇(街道)文化站比例为40%。苏南地区城镇化水平较高,工业经济发达,吸引了很多外地人前来就业。因此,外来人口较多,尤其是外来年轻人较多。如苏州的甪直镇本地人口6.5万,外来人口8.5万;千灯古镇本地人口5万,外来人口7万;无锡的硕放镇本地人口4.5万,外来人口约5万;梅村镇辖区内户籍人口只有3.2万人,外来新市民近8万。这些镇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庞大的外来人口已经成为本地经济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从年龄结构来看,这些人员中绝大部分都是“80后”、“90后”。50岁左右的父母辈或爷爷辈的外来务工人员比例不高。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有的已经成为本地新市民,但是绝大部分都是以流动人口的身份存在。他们没有固定住所,也很少能真正融入本地,有些还存在语言上的障碍。同时,这些外来人员中,由于年龄结构的不同、文化程度的高低等原因,妨碍了外来人员享受当地公共文化服务。虽然,公共文化建设投入较多,但实际上,苏南地区的农村人群在享受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和效果上,还是存在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

1.1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城乡差别大

苏南地区各城市市区聚集了一大批文化人才,但是农村文化人才队伍存在数量少、年龄偏大、素质偏低、专业不精和骨干断层等问题,而且定期对人才的培训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如苏州的文化人才,绝大部分都是集中在市区各文化服务单位。据苏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综合信息网介绍:2013年,全市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全系统成功增选省“333”工程第二层次1人、第三层次5人。一批优秀艺术人才获得“梅花奖”、“十艺”节优秀表演奖、戏剧节优秀表演奖、首届江苏省“紫金文化荣誉奖章”等荣誉。全年共引进各类人员21名,其中研究生及以上学历14名,人才总量进一步扩充,人才结构进一步优化。江阴市是农村文化人才队伍建设较好的县市,但是,全市文化队伍建设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难点:一是文化人才队伍结构还不尽合理,存在着年龄偏大、人才断层等问题。二是工作质量还不高。少数单位不同程度存在编不在岗,兼职现象,造成文化工作人员很难集中精力抓本单位的文化建设;三是文化经营管理人才还比较缺乏。常州的情况,更是不容乐观。据“常州市农村文化建设现状的调查报告”提供的情况看,目前常州农村文化服务人才严重不足,有特长的人才十分缺乏,且年龄大、素质低,无法满足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农村文化服务需要。

1.2文化设施的结构存在失衡现象

苏锡常是江苏经济最为发达区域,但是在经济发展快速进行同时,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和服务却没有能够与经济同步发展。由于乡镇合并,原镇政府所在地文化设施建设和维护不够、不被重视。周边农民无法享受到便捷的文化服务,享受公共文化服务的机会少了,不便性增加了,“15分钟文化圈”在农村不能得到保证。2007年,有些专家提出了应高度重视经济发达地区农村文化建设的问题,指出了农村存在着“在农民家庭文化娱乐生活中,电视、麻将唱‘主角’,读书氛围减弱;农民工文化生活贫乏;尤其是符合新型农民文化消费需求的文化产品相对匮乏,公益性的文化设施太少”等方面比较突出的问题。如常州的春江镇(如今的春江镇是2003年10月由原来的圩塘、魏村、百丈、安家4个镇合并设立春江镇,镇政府驻圩塘。),在2012年已经成功创建公共文化服务首批示范乡镇,并在2014年实现人均拥有公共文化体育设施面积达3.14平方米的目标。但是并不能说明农村居民享受服务的均衡性。如镇政府所在地的原圩塘镇,文化设施较为齐全;而在安家、魏村和百丈等地,由于镇政府已经搬离,基础建设几乎停滞,文化设置更是不增反减。虽然在武进召开第23届苏锡常通群众文化信息交流暨理论研讨会上,苏锡常通四市展示了各自创建的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示范项目的先进经验,但是,这与苏锡常地区广大农村群众的整体需求相比,还远远不够。苏锡常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还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其中主要是农村存在的问题较多。有的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的针对性不强,多信息服务处于传统的被动传递状态。如文化活动室的活动方式较为传统,无法吸引青年人。活动次数存在持续性差、影响面小、主动性弱等情况。

1.3外来务工人员享受公共文化服务不足

作为全国经济发达地区的苏锡常来讲,在经济的快速发展过程中,苏南地区吸引了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外来务工人员集聚区域不断出现,生产企业的厂房内、建筑工地的临时房内等都成为新的外来人员集聚地,但是,这些从事私营企业和建筑业的农民工90%以上没有业余文化生活。大多数中小型私营企业缺乏文化活动室、图书阅览室等文化设施。苏州市实施了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共享”工程。全市文化主管部门归口管理的国有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不断丰富免费开放的内容和形式,积极引导外来务工人员走进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站);公益性文化机构有针对性地开展面向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的艺术辅导培训、图书阅读、艺术鉴赏等服务。专门举办“迎新年———新苏州人优秀新节目展演”,精选来自全市的18个作品、近300名外来务工人员参加,为外来务工人员展示艺术风采提供了良好平台。另外,还制订了《苏州市公共文化服务指南》(城区),确定了面向包括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和特殊人群在内的基本文化服务内容和量化指标,并免费向外来务工人员派发等。但是,就整个苏南地区来讲,绝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特别是具有较大的流动性人员来讲,享受的公共文化服务还是很有限。一是因为这些务工人员的文化层次不高,对现代文化服务设施的使用能力有限,二是因为“90后”外来务工人员,对传统文化服务项目不感兴趣,出现了“用不起、不会用和不愿用”的“三不”现象。这就为公共文化设施布局、内容和服务方式、服务效果提出了新的要求。

2苏南地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对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新要求。以“完善体系、提升效能、促进均等”为重点,提高文化治理能力,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公共文化服务,实现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社会化,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完善了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信息时代,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发展迅猛,在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方面,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内容建设,还有传播手段,都是带来了革命性的深刻影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和互联网时代的受众需求,切实转变工作思路,注重服务效果呈现,推进农村公共文化建设。

2.1运用互联网思维,改变传统被动服务模式

开展精准调研,减少盲目投入,推行“菜单式”服务。转变服务思路,变“我给你收”为“你需我送”。在互联网时代,文化服务要变成公众主动参与的一项活动。参与性是互联网时代的特征,没有主动参与,文化服务没有开放思维,让观众参与、体验、分享,任何文化设施要达到服务效果最大化,是不可能的。所谓互联网思维,包含了用户思维、简约思维、极致思维、迭代思维、流量思维、社会化思维、大数据思维、平台思维和跨界思维。成长在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一代,没有符合他们兴趣的文化服务,必将会使服务面越来越窄,影响越来越小。

1)运用互联网思维,首先必须解决网络传播方式与传统方式融合的问题。这种融合,不是简单把原来的公共文化服务内容直接搬到网络服务当中来,而是要带来服务理念、服务手段,包括内容、业务流程方面的变革。这是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需要在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当中重点解决的问题。

2)运用互联网思维,其次要考虑公共文化队伍素质的问题。年龄偏大、观念落后、知识结构陈旧,难以适应网络环境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新的要求。对存量的公共文化队伍,可以考虑培训,想办法优化。对于增量部分,一定要有严格的准入标准,掌握现代信息新技术的人员可以加入到队伍当中来。

3)运用互联网思维,再次是考虑网络文化资源整合的问题。目前,网络文化资源分散在不同的公共服务机构,包括文化系统、教育系统、科技系统等,通过网络进行资源整合是有效的手段。整合的内容,包括政府内部的资源要整合,企业、公共部门、社会组织等的文化资源,也要整合到一个大平台中,共建共享。在这个平台内,企业、公共部门、社会组织都能够发挥各自的社会责任。

4)运用互联网思维,最后还要考虑可及性。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物理上的可及,一个是从成本上、从费用分担上能够可及。要加大公共文化服务形成网络环境下的全覆盖。要加大远程开放力度,让农村居民能够以比较低的成本,甚至免费使用这些网络文化资源。

2.2完善传播链条,注重服务对象的效果反馈

调整考核的指标体系,突出服务效果的考核。文化服务,从设施的建设到文化产品的形成,完成文化传播的一个过程,文化服务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从传播的过程来讲,这只是前半部的过程,缺少被服务对象的反馈,整个过程是不完整的,也不能体现服务效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各地都出台了很多措施,并且有考核体系建设标准。在这些体系中,考核内容一般都集中在“领导重视、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资金人才和技术保障措施以及被各级媒体报道的加分项目”。江苏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标准,也是从“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建设方面、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面、公共文化服务组织支撑方、资金、人才和技术保障措施落实方面和公共文化服务评估方面”来考核,从整个考核体系来看,只有最后少量关于服务效果的考核要求,而且从操作性上来看,比较虚置。没有采用大数据时代的数据分析方式来评价服务效果。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如何体现“现代性”?有人提出,要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创新公共文化服务管理体制机制;完善公共文化服务标准规范,以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促进均等化服务;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和方式的多元化等。构建的视角,还是停留在传统的“建和管”上。虽然也有人提出“还要建立以效能为导向的绩效考核评价机制,完善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建设的制度保障。制定公共文化服务群众满意度指标,建立和完善第三方评估制度,加大群众满意度测评方式的应用,强化群众对公共文化服务的评价监督。”虽然意识到服务的效果问题,但思维方式没有变。只有重视和突出服务效果的考核,才能提升苏锡常地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建设对策范文篇5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乡村品牌化;美丽乡村;美丽经济;千万工程

自菲利普·科特勒等[1]提出“营销地域”概念,凯文·莱恩·凯勒[2]提出“地理位置或某一空间区域也可以成为品牌”论断以来,区域品牌建设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获得了积极回应,大至国家品牌、甚至跨国区域品牌,小至地标景点、小镇村落,都在区域品牌建设的道路上持续探索,不断推进。与国家品牌、城市品牌相比,由于自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乡村弱势地位,从总体上而言,乡村的区域品牌化建设理论和实践探索依然滞后。乡村品牌化指的是基于乡村及区域内相关资源的品牌创建、运营和管理的过程。它以农业、农村、农民为关注对象,聚焦乡村空间区域内各种相关资源如自然、文化、农业等资源的品牌化,因此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乡村品牌化包括突出空间区域特征的县域(甚至跨县域)、乡镇、村等层级的区域公共品牌建设,也包括突出农业产业特征的全产业或单产业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还包括突出人格化特征的乡村新农人群体品牌或个人(网红)品牌建设;狭义上的乡村品牌化指的是以村(自然村、行政村)、镇(行政区划意义上的乡镇以及产业集聚意义上的特色小镇)为主体,包含区域内相关资源的品牌化建设。本研究课题的研究对象是狭义概念上的乡村品牌化。本文以当前国内乡村品牌化探索的前沿省份浙江省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乡村品牌化建设历史沿革的回顾和当前现状的分析,探究其乡村品牌化建设进程中存在的核心问题,并提供相应的改进和提升对策。研究成果对于国内其他省市区的乡村品牌化建设同样具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1浙江省乡村品牌化建设的历史沿革

1.1村民自发建设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在较长时间里不得不采用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乡村分割的二元体制。浙江同全国一样,改革开放前城乡分割特征明显”[3]。乡村长期停留在村民自我投入、自我建设、自我发展的乡村建设阶段。在这一阶段,浙江省与其他省市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基本上是同频共振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早在20世纪50年代,该概念就被用来指当时开展的农村改造运动和农业合作生产组织建设[4]。随后的10a时间,受全国政治形势和政治运动的影响,全国零星地出现了以“政治造星”为特征的乡村品牌,如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依然是党中央重点关注的领域,包括中央一号文件在内的多个国家重要决议和政策文件都关涉这一重大课题[4]。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强调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抓,并提出具体的建设目标为“繁荣富裕文明”,以及后来的“富裕民主文明”。迟至2003年,与其他省市区一样,浙江省乡村建设呈现出缓慢的、以农民自身投入为主、以经济发展为主要目的的特征,这固然与“城市对乡村”“工业对农业”“市民对农民”之间的二元对立和发展不平衡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从市场和消费端来看,特定的历史条件及相应的经济水平还未能催生出与乡村品牌化消费相匹配的社会需求。浙江地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民营经济非常活跃,藏富于民,这使得浙江省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硬件(新房、道路、设施等)上领先一步,为接下来的乡村经营奠定了物质基础。在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浙江产生了一批以工业化生产为特色、为城市消费群体提供轻工产品的乡村品牌,如萧山航民村、东阳花园村、奉化滕头村等。

1.2政府主导建设阶段

2005年10月11日,党的第十六届五次全体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体现出对新农村建设的系统思维和整体把握。浙江在进入21世纪后,大力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方略,着力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两轮驱动,先后制定了《浙江省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纲要》《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关于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决定》等文件。浙江乡村建设开始步入政府财政投入主导建设的新阶段。这一时期,浙江开始将市场的理念导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于2003年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以下简称“千万工程”),提出了“经营村庄”的概念。在启动“千万工程”的第一次会议上,浙江省就提出要树立经营村庄的新理念,把发展特色农业、特色工业、特色观光休闲业与建设特色村庄结合起来。“经营村庄”概念的提出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将之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主要是为了本地村民的宜居和生活转变为同时兼顾本地村民和外来游客的宜居和体验,从而将村落、乡镇和县域的空间、区域和业态商品化,具有显著的消费者导向和营销理念。乡村业态商品化的标志性事件便是2005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在安吉县召开的首次全省农家乐休闲旅游工作现场会,明确提出发展休闲农业和农家乐。在“千万工程”的基础上,2008年发源于浙江安吉的“美丽乡村”建设随后进入浙江省委省政府的视野,于2010年上升为全省“美丽乡村”创建战略。短短两三年的时间,浙江“美丽乡村”创建活动蔚然成风,涌现出“中国魅力乡村”(安吉县)、“中国和美家园”(德清县)、“中国魅力水乡”(长兴县、南浔区)、“南太湖幸福社区”(吴兴区)等一大批“乡村经营”的典型案例[5]。从整体上看,在政府主导建设阶段,浙江省乡村品牌化建设呈现出以下显著特征:(1)建设资金主要来自于政府的财政投入,而且投入的力度越来越大;建设内容依然以硬件(道路、景观、基础设施、房屋外立面等)的提升改造为主,但更加系统化、整体化,推进迅速,效果显著;在乡村经营上,开始探索村委会与外来资本合作的多种经营模式。(2)2011年3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仍沿用“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法。这一时期,虽然已有学者提出“新农村品牌”和“品牌新农村”的概念[6-8],但未有学者明确提出乡村品牌化的概念,然而浙江乡村品牌化的实践已然在路上,在乡村品牌命名、品牌定位及品牌传播上展现出一定的品牌意识,可以认为,这一时期美丽乡村进入了品牌建设的新阶段。(3)受2004年杭州提出的“经营城市”理念的影响,浙江省各县市也开始了一轮城市化经营的风潮。当这波“城市品牌”建设与“乡村经营”热潮相遇时,多个县(市)的乡村品牌化呈现出双重特征,既是县(市)的城市形象,又具有典型的乡村形象,如秀山丽水、潇洒桐庐、自在舟山、阳光温岭等。(4)部分品牌意识较强的乡镇已经开始借助专业机构的专业智慧开展品牌战略规划,从而系统性地开展乡村品牌化建设。2010年与2011年,由笔者团队担纲完成的安吉“自在报福”“浪漫山川”等品牌战略规划,即是浙江省乡村品牌化最早的系统性实践。

1.3乡村品牌化阶段

前述的15a由政府主导的乡村建设,从产业、民宿、餐饮、民俗、景观、交通等多方面为乡村品牌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伴随着近几年来都市消费群体兴起的乡村周边游、农业休闲游热潮,乡村经营开始从单一业态经营走向整合业态经营、从经营产品(包括景观与服务)走向经营品牌,乡村品牌化的时代已然来临。2017年10月18日,在党的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继而成为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的核心议题。在此战略背景下,浙江省进入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阶段,在《浙江乡村振兴发展报告(2018)》中明确提出要“突出品牌经营谋转型”,“以品牌放大‘两山’转化效益,着力改善产品品质、提升主体素质、挖掘乡村特质,塑造产品品牌、企业品牌、村庄品牌、区域公共品牌,推动建设乡村向经营乡村转变”[9]。这一阶段的另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在2018年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和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作协调小组制定的《浙江省新时代美丽乡村达标创建评价表》中,由作者首倡的乡村品牌化正式进入新时代美丽乡村提升指标的评价细则中,具体表述为“开展美丽乡村品牌培育和宣传推介,实施美丽乡村品牌经营,扩大村庄(美丽乡村风景线)品牌效应,根据村庄美丽乡村建设品牌知名度评定优秀、良好、合格等次”。这意味着在浙江省美丽乡村的建设和运营成效考核中,品牌化程度是重要的考核维度。该评价办法是未来几年(最少至2022年)浙江省新时代美丽乡村达标的考核标准,标志着浙江乡村品牌化建设正式进入系统整合的阶段。在当下中国,乡村是一个与城市相对比的区域概念,泛指农村,是居民以农业为经济活动基本内容的一类聚落的总称,包括县域、乡镇、村。因此,乡村品牌化建设将面临3个基本的不同层级的品牌类型:县域、乡镇和村,例如安吉县就已经形成了“优雅竹城、风情小镇、美丽乡村”三级乡村品牌化建设体系。值得一提的是,乡村品牌化建设也可以超越行政区划意义上的地域划分,基于产业集群、地域接近性、未来产业规划等因素打造跨村镇的品牌,浙江杭州余杭永安稻香小镇即是其中一例。“劳作农业是人类最中心、最迫切、最必要的活动之一,人类想要生存下来,就必须发展并扩展劳作农业,未来土地上的工作只会变得更加重要、更加中心化,而不是相反”[10]。英国文化批评学者雷蒙·威廉斯在20世纪70年代反思并批判英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的破坏和乡村生活方式的消逝时,深刻揭示了农业生产之于人类的重要性。同时,他还指出“资本主义赋予城市和工业以绝对优先权”,从而“导致了农业的边缘化”和乡村的衰退,这不正是近40a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乡村遭遇的真实图景吗?但我们不能认同他提出的“城市无法拯救乡村,乡村也拯救不了城市,两者内部一直存在的斗争将会变成一场普遍的斗争”[10]的论断。我们相信,在乡村振兴作为国家战略的宏观背景下,在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全面升级的浙江热土上,城乡融合发展的探索会不断推陈出新,乡村品牌化建设的精彩华章未来可期。

2浙江乡村品牌化前期做法与经验

乡村品牌化是乡村振兴的有效战略选择和抓手。尽管乡村品牌化是最新提出的概念,但2003年启动“千万工程”之初,浙江省就率先提出“要树立经营村庄的新理念”。而在此之前,只有“经营城市”的口号与提法。经营村庄与乡村品牌化实际上是一个事物的2个方面,相互之间紧密关联,难以割裂。因此多年来,浙江尽管没有直接提出“乡村品牌化”的口号与目标,但实际上一直进行着相关探索与实践。梳理分析浙江历年来的政策文件,我们可以发现,品牌化的理念一直贯穿其中。

2.1规划制定强调因地制宜

科学规划是工程建设的龙头,决定着发展的方向和建设的水准。而品牌战略,本身就是通过差异化实现其竞争战略目标,是以物质生产、体验感知创造、符号生产等,创造并形成品牌的“有意义的差异化”价值的战略。一个科学的规划,要求精准定位、布局合理,为品牌的个性化和差异化塑造,打下了坚实基础。2006年,“千万工程”启动不久,浙江省明确提出要因地制宜,根据村庄布局规划定位和不同村的区位条件、经济状况、人文底蕴,分层分类构建乡村规划体系,采取“缩减自然村、拆除空心村、改造‘城中村’、搬迁高山村、保护文化村、培育中心村”的指导理念进行分类施策[11]。为提升村庄规划设计水平,2006年8月,浙江省在全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作现场会上专门指出:针对群众反映的规划成本高、缺乏个性特色等问题,要严格把好规划设计的质量关和费用关;规划设计人员要深入农村搞设计,充分听取农民意见,充分体现每个村庄的区域特点、产业特色和文化特征,规划设计出一批各具特色魅力的精品村庄。如湖州的安吉、长兴、德清三县,就要求规划编制,必须根据产业、文化、生态和村容村貌的不同,合理定位村庄主题特色,做到既融入整体大环境,又体现特色个性,所有项目坚持“不规划不设计,不设计不施工”,且必须做出与整体相适应、相协调的设计。从2015年起,浙江开展了村庄设计和农房设计落地试点工作。富阳、临安、建德等地建成了一大批具有独特韵味的“杭派民居”,具有很好的示范效应。在全省层面,浙江力推“浙派民居”,还专门研究起草了《浙江省乡村地域风貌特色塑造技术指南》等文件。尽管这些规划与设计,基本都是以建设项目落地为主,但在理念上,浙江秉持因地制宜,强调突出特色和个性的做法,为品牌的差异化战略奠定了扎实基础。2018年,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浙江提出“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的目标任务,推出“大花园”建设行动计划,要求形成“一户一处景、一村一幅画、一镇一天地、一城一风光”的全域大美格局,构建现代版的“富春山居图”。从时隐时现的理念到明确提出品牌化经营概念,其间持续了15a之久。2019年,浙江的《浙江乡村振兴发展报告(2018)》指出,浙江将突出品牌经营谋转型,全面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争当乡村振兴排头兵。“乡村品牌化”的命题正式浮出水面。

2.2美丽乡村建设强调标准化

标准化是提高乡村口碑、增强乡村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也是引领美丽乡村健康科学发展的重要保证。一直以来,浙江在强调因地制宜、各具特色,充分体现美丽乡村的多元性、差异性和均衡性特点的同时,高度重视标准化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基础性、引领性作用。作为美丽乡村发祥地,安吉县早在2008年就提出以“村村优美、家家创业、处处和谐、家家幸福”为目标的“中国美丽乡村”行动计划,依照36项创建标准要求,把安吉打造成为生态环境最优美、村容村貌最整洁、产业特色最鲜明、社会服务最健全、乡土文化最繁荣、农民生活最幸福的样板。安吉在美丽乡村建设标准化问题上代表着整个浙江对美丽乡村建设的前瞻性把握。浙江制订了全国首个“美丽乡村建设规范”省级地方标准和“美丽乡村建设指南”国家标准,与此同时,浙江还首次建立了280余项标准、法规、规范性文件组成的标准体系。标准的与实施,让美丽乡村创建流程与管理逐渐规范与清晰,各环节操作渐趋科学合理、简便易行。操作有依据、实施有办法、验收有标准,这一系统性、方向性、框架性的技术指导,让美丽乡村的建设质量得以保障。“万村景区化”行动展开后,浙江计划用5a时间,在全省建成1万个A级村庄,其中1000个达到3A标准,助推美丽乡村向美丽经济的转型。为了给景区村庄提供建设路径和指导规范,浙江制定并下发了景区村庄地方标准———《景区村庄服务与管理指南》,对景区村庄的基本条件、环境卫生、旅游交通、特色项目与活动等六个方面都提出了具体要求。根据这一标准,浙江各个地市结合当地特色,因地制宜,有重点地提出建设重点。如嘉兴市提出“江南小乌镇、田园新生活”理念,确立了“一村一品”的创建定位,突出“十个一”:即一个入口形象、一个停车场、一个游客中心、一个A级厕所、一个乡村景点、一条游览线路、一套解说系统、一个营运主体、一批经营农户、一套管理制度。

2.3产业集聚平台体现特色理念

“产业集群”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波特于1998年明确提出的,之后在学术圈被广泛使用。从品牌经济集约化角度分析,品牌经济在本质上可视为一种产业集群,并且,也只有一定的聚集化以后,使得品牌打造和壮大成为现实可能。浙江历来重视产业集聚平台的打造,并从市场细分、差异化竞争优势等理论出发,一直强调特色化、个性化发展。一大批具有竞争优势和品牌效应的块状特色产业集群在全国享有盛誉,如永康五金、海宁皮革、山下湖珍珠、大唐袜业、义乌小商品、南浔木业、柳市电器等。2015年,针对传统块状经济逐渐呈现出层次低、结构散,以及创新能力、品牌效应弱小的短板,浙江在全国率先提出了特色小镇的创建。截至2020年底,已公布三批114个省级特色小镇的创建名单。特色小镇功能定位清晰,产业特色鲜明,体制机制灵活,人文气息浓厚,生态环境优美、多种功能叠加,突出“小而美”。在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浙江更是十分注重资源集约化、生产集聚化。2010年,浙江开建农业“两区”,即现代农业园区和粮食生产功能区,推进特色化、规模化、标准化和品牌化发展。随后,又在“两区”建设基础上,提出“一区一镇”,即农业产业集聚区和特色农业强镇的建设目标。计划到2022年,在全省范围内培育100个左右主导产业强、生态环境优、农耕文化深、农旅融合紧的特色农业强镇。特色小镇和特色农业强镇强调“镇域”概念,体现的是品牌化理念引领下的一种产业集聚方式。那么,农家乐特色村的打造,则是以村为单位,所进行的乡村品牌化的有益尝试。2005年11月,浙江在安吉召开全省首个农家乐休闲旅游现场会。在鼓励农户投身农家乐经营,形成集聚发展的格局后,及时推出省级农家乐特色村(点)评定,使得一批既具数量,又具质量的集聚村脱颖而出。截至2018年底,全省农家乐特色村累计共有1162个。以上产业集聚平台的打造,无不体现出个性化、特色化发展的要求。而这恰恰正是乡村品牌化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2.4乡村文化保护为品牌化创造条件品牌塑造过程中,文脉植入不可或缺,如果善于挖掘、发现、利用传统文化,将能够为品牌创造有历史感的、鲜活的个性化生命,获得与消费者沟通的特殊语言、特殊故事、特殊情结,共享品牌特殊文化。2003年9月24日,在全省“千万工程”工作座谈会,浙江省专门强调要充分考虑乡村特色,体现山区、丘陵、平原、城郊、水乡、海岛的特点,贯穿以人为本、人与自然相和谐的规划理念,使人居环境与自然环境有机地融为一体,体现区域的经济特色和文化特色,保护好古村落、古建筑、特色民居和历史文化遗迹,使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达到完美的结合。浙江省是全国历史文化(传统)村落保有量较多的省份之一,这些村落分布广、体量大,种类多、价值高,亟待保护。自2003年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以来,浙江省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开展相关村庄的保护、修缮和建设,着力挖掘乡土文化根脉,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每年启动约43个重点村和210多个一般村的保护利用工作。截至目前,全省共有7批304个重点村、1482个一般村的保护利用项目。在保护乡村的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浙江也十分重视民俗、工艺、戏曲等非遗文化的活态保护,以及农耕文化遗产项目。这些都为乡村文化的生命力延续提供了支撑,也为乡村发展前景奠定了基础。尤其是2013年启动建设的“农村文化礼堂”,集思想道德建设、文体娱乐、知识普及于一体。在“一村一品”与文化礼堂建设融合中,注重当地特色文化挖掘、保护、呈现,一个礼堂对应一个主体,或者一个主题对应一个礼堂,注重个性化和差异化。农村文化礼堂在浙江共有1.1万座。每年有3万余场主题文化活动、5万余场文化服务活动在此举行。通过农村文化礼堂以及其他各种载体,一个个乡村的文化内涵得以体现,成为一道道独特而又亮丽的风景线,也形成了每个村落之间重要的差异,让游客找到了乡愁记忆,体会到了独特韵味。

3乡村品牌化的问题

近年来,作为“美丽乡村”向“美丽经济”转换的重要方法和路径,浙江各地已经就乡村经营、乡村品牌化开展争先恐后的探索实践,取得了成绩,积累了经验,为全国美丽乡村建设的新发展做出了引领性的贡献。但其中也难免存在诸多问题,值得引起高度警惕。

3.1乡村品牌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3.1.1缺乏对乡村品牌化重要性的认识基层政府尤其是乡村一级领导干部,对此认识不到位,普遍存在重建设轻品牌化经营的倾向。建设项目是“规定动作”,操作简单,业绩显性,而品牌化经营不仅是个新课题,需要活动策划、市场营销等专业知识,而且需要做大量村民工作,意见多、难度大,因此大家往往有意规避。有心实践者,也因为缺乏专业训练,往往摸着石头过河,对品牌化经营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推进,能够产生什么效应缺乏深刻认识。3.1.2缺乏乡村品牌化理论体系构建改革开放以来的品牌理论体系研究,大多集中在工业、服务业领域。随着农业生产从规模、数量到质量、效益的转型,农业品牌化建设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目前,已经有浙江大学等为数不多的几所高校开展农业品牌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等也开始接受申报相关课题。党的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命题之后,乡村受到了社会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高度关注,但如何将乡村作为一个主体,通过品牌化运营,提高其地位和效益,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乡村品牌化的内涵、概念、范式、路径等一系列问题,都亟待研究探讨。乡村品牌化,也只有在科学的理论体系指导下,才能健康推进。3.1.3缺乏操作层面的政策法规体系和服务指导体系乡村品牌化是个新领域,涉及诸多政策层面的问题,如运营公司应该与哪种主体合作、股份比例如何安排、政府是否可以从资金上支持运营主体等等,各地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因为事实上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实践者不置可否,无法做出判断。担心一旦触碰政策问题,难以承担责任。乡村品牌化综合而且复杂,面临的挑战多,实现的难度大,而另一方面,涉及农业农村政策、文化旅游、宣传等多个部门,却并没有一个具体的职能部门进行管理、服务、指导,以致这一工作处在一种自生自灭的发展状态。旅游部门往往只有一个科室,还要承担大量的其他任务,人员、精力上都难以保证。而且,旅游部门熟悉景区营销,但乡村作为一个产品,有其独特性,旅游部门未必了解。长期的放羊,必将影响到乡村进一步发展。3.1.4缺乏统一的品牌定位与营销传播当前,许多乡村已经陆续展开品牌化探索实践,但因为缺乏专业方法,以致品牌定位模糊,缺乏个性,体现不出与城市的反差。不善于通过挖掘乡村文脉,来树立独特气质和个性,而是相互模仿、照搬照抄、千村一面,千篇一律。在旅游产品设计上,停留在“住农家乐、吃农家饭、干农家活”的层面,同样缺乏创新性,缺乏更丰富的体验感。在品牌营销和传播环节上,缺乏活动的创意,缺乏主动传播,往往把举办节庆活动作为唯一手段。看上去每个地方都在举办活动,热热闹闹、开开心心,但认真看缺乏内涵、缺乏灵魂、缺乏体系。不仅造成资源、财力、人力、物力的浪费,而且拉低了乡村品味,失去了乡村发展的目标动力,缩短了乡村的生命周期。

4加快推进浙江乡村品牌化的对策

4.1切实提高对乡村品牌化重要性的认识

品牌就是个性,就是特色,品牌的背后是文化,是标准,是服务质量,是综合竞争力。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已经提出从美丽乡村向美丽经济转型发展的要求,并设计推出了“万村景区化”的载体和抓手,迫切需要“乡村品牌化”的概念加以引领。品牌化是市场经营的必然产物。乡村品牌化,不仅是浙江美丽乡村从建设向经营转型的必然要求,是浙江美丽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更是美丽乡村发展的终极目标。抓住了乡村品牌化,就抓住了乡村发展的根本,就抓住了村集体和村民增收致富的密钥。对此,各级党委政府要牢固树立品牌化经营的理念,要将乡村品牌化作为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的有效抓手,在各种场合,通过多种途径进行广泛宣传。要在行动上做到以品牌化理念指导美丽乡村建设,以品牌化思路营销美丽乡村、发展乡村,将品牌化建设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根本要求。

4.2加快构建乡村品牌化理论体系

与历史上我国农村展开的集体经营大相径庭,当前的乡村品牌化具有全新特点:是在生态文明新时代的背景下,在政府大量投入资金完善了乡村基础设施的前提下,在城乡融合发展、三产融合发展的新趋势下,在文化消费、旅游消费、体验消费、多元消费大行其道的市场需求下展开的全新的经营,其中经营的条件、主体、内容,经营面向的市场消费环境,经营的规范性和所需要达到的目标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为了超前谋划,避免走弯路,应该由政府出面,以购买服务的方式,组织高校、科研机构等专业团队,由农业农村政策、活动策划、市场营销、品牌传播等专业人员加盟,加快研究进度,争取尽快形成理论体系,以此指导浙江美丽乡村建设进程。

4.3加快形成相关政策法规和服务指导体系

乡村品牌化伴着乡村经营而生,与乡村经营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将乡村作为一个产品推向市场,这在中国乡村发展史上,也是破天荒第一次。势必将碰到许多政策法规方面的制约,我们要加强研究,制订出台系统、规范的政策举措,在体制、机制、人才培养、经费处理等一系列问题上予以明确。比如:明确建设资金中应包含一定比例的经营费用;明确乡村规划中应包含品牌规划的内容;明确乡村品牌化指导服务的具体职能部门;明确将乡村品牌化经营列入考核评估指标体系等。社会层面,针对已经展开或计划展开经营的村镇干部、运营公司人员,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相结合的办法,加快专业培训。利用浙江农民大学覆盖全省的教育资源,设置“乡村品牌化”专训班。

4.4挖掘文脉,提炼价值,强化品牌顶层设计

建设对策范文篇6

1.为“两型”社会建设培养了大批高技能人才据统计,2012年湖南省的67所高职学院,共招生12.6万人,在校生41.8万人,毕业生13.5万人,高职院校数、招生数、在校生数、毕业生数均已占普通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高职教育服务社会最基本、最主要的形式和内容就是为社会提供成千上万合格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1]。湖南省高职教育围绕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办学宗旨、专业设置、培养目标、区域分布等方面与“两型”社会建设的实际需要对接,为“两型”社会建设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2007—2012年,全省高职院校为社会各行各业输送毕业生77.3万人,其中省内就业超过50%。2012年,全省高职院校的平均就业率达到94.99%,铁道、交通、工业等类型院校毕业生供不应求。这些活跃在省内外生产、服务一线的高职院校毕业生,为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提供了人力资源保证。2.形成了与“两型”社会建设相适应的专业结构体系近年来,根据“两型”社会建设对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培训的迫切需求,湖南对职业院校的专业结构进行了战略性调整,共新增高职专业点375个,调减403个。目前全省高职院校开设的高职专业种类包括18个专业大类、414个专业,专业布点达1754(见表1),基本覆盖了湖南优势产业、基础产业、地方特色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要岗位与工种。与此同时,重点对接湖南机械、石化、食品、有色、轻工、冶金、建材、电子信息等八大千亿产业和先进装备制造业、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新生物、信息产业、航天航空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加强省级示范性特色专业和省级特色专业、精品专业建设,着力培育湖南职业教育特色专业品牌,推动职业院校从“对接行业”“服务行业”向“提升行业”“引领行业”发展。3.为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提供了技能型人才培养培训平台为了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2007年以来,湖南省立项建设42所省级示范性(骨干)高职学院、83个生产性实习实训(教师认证培训)基地。目前,全省在建示范性(骨干)高职学院9所、国家“高等职业学校提升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项目校57所、项目专业117个,中央财政支持的实训基地145个。依托这些基地,2007年以来,各高职院校积极开展高新技术人才培训、企业转岗人员培训、新型农民培养培训、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等职业技能培训,累计完成社会培训2314万人次,为湖南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逐步发展成为当地开展行业培训服务、社区培训服务、“三农”培训服务的重要基地。4.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智力和技术支持湖南高职院校通过主动与地方政府、企业联手,加强产学研结合,组织开展应用性技术攻关、产品研发和横向课题研究,开展技术传播、技术推广、技术培训、技术服务,在服务与贡献中获得自身更大的发展[2]。同时,为构建校企合作平台,推动职业教育深度融入产业链,积极推进集团化办学。目前全省已成立29家省级职教集团,基本对接了湖南主要优势产业、支柱产业、特色产业和新兴产业,这些职教集团加盟合作单位共2298家,其中有省内外规模企业1357家。2012年,全省职教集团内校企联合开展生产技术攻关项目2325项,现代物流、轻工、工艺美术等职教集团积极承建全省的行业公共信息平台,其服务产业的能力明显提升。2007年以来,全省职业院校申报专利698个,完成应用技术项目1586个,为湖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湖南高职教育服务“两型”社会建设存在的问题

1.高职院校服务“两型”社会建设的意识不强“两型”社会建设是高职教育发展的一个重大契机,但一些高职院校反应迟缓,学校规划与建设未能及时跟上形势的发展。“两型”社会建设对人才培养、专业建设与科研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而高职院校还在按惯性发展,没有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一些高职院校认为为社会服务只是本科院校的事,缺乏人才和技术上的自信,在为“两型”社会建设服务方面存在思想消极、行动疲软的现象。有些高职院校的部分领导和教师在观念上对高职院校服务“两型”社会建设缺乏必要的认同,主动服务“两型”社会建设的意识不强[3]。这种状况导致高职教育对“两型”社会建设的贡献率不高、“两型”社会建设对高职教育的依赖度不大,使得高职院校在“两型”社会建设中面临被边缘化的境地。2.高职专业结构与“两型”社会建设的产业结构不协调《湖南省高职学院、成人高校2013年招生备案专业点名单》统计显示,按照国家统计局印发的《三次产业划分规定》对三次产业的划分,湖南省独立设置的67所高职院校开办的1772个专业点,按其面向三次产业的专业分布比例分别为2.60%、27.95%和69.45%。而2012年湖南省三次产业GDP分布比例是13.6%、47.4%和39%,三次产业的投资分布比例是3.2%、43.4%和53.4%,三次产业劳动力分布比例是41.5%、23.6%和34.9%。显而易见,湖南高职院校面向三次产业的专业点分布同三大产业在经济与投资增长中的地位以及三大产业的就业结构比例差异很大,说明专业布局结构不适应产业结构的需要。同时,存在着专业设置盲目、同质同构现象严重等问题。全省有50%以上的高职院校开设了计算机应用技术、电子商务、市场营销、计算机网络技术、会计电算化、旅游管理、文秘、物流管理等专业。麦可思研究院的2013年中国大学生就业调查显示,就业预警的高职高专专业(黄牌专业)有5个,就业前景最不看好的高职高专专业(红牌专业)有9个,而湖南高职院校专业点数排名前10的专业中有6个名列其中(见表2)。这些专业的就业率、月收入较低且就业满意度较低,说明开设的专业点及招生数量过多,没有反映湖南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4]。资料来源:根据《湖南省高职学院、成人高校2013年招生备案专业点名单》和麦可思研究院编著的就业蓝皮书《2013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统计整理3.高职院校人才培养难以满足“两型”社会建设的需求随着“两型”社会建设的推进和湖南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加快,需要大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从湖南的情况来看,一方面,产业工人的整体素质不高。抽样调查显示,2012年全省就业人员大专以上学历不到10%,高中及其以下学历的比例高达90%。另一方面,技能型人才供求矛盾突出。目前湖南大多数高职院校在设置专业时忽略了与地方经济的结合,普遍追逐热门专业,导致文史和财经类专业比例偏大,而直接对口生产一线的应用性工科专业比较少。省经信委对企业用工情况的专题调研显示,企业技能型人才用工缺口大,其中焊工、起重工、钳工等人才的供需比为1∶10。湖南高职院校面向新材料、文化创意、生物、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链(集群)的专业及专业点数量尤其是重点建设专业数量较少,反映了湖南高职院校专业建设及人才培养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对接程度不高。近几年,湖南飞速发展的汽车、电子信息等产业亟需大量相关专业的毕业生,但由于培养成本、师资队伍等因素的制约,相关专业的培养规模和质量还难以有效地满足产业发展的需求。4.高职院校服务“两型”社会建设的深度和能力不足目前,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能力主要体现在人才培养和职业培训上,为地方、行业和企业提供技术服务、文化服务、咨询服务的项目不多,缺乏长远的系统规划,仅局限于搞一两个项目或活动,没有形成长期和系统的服务。而且,即便在起着主导作用的人才服务上,湖南的高职院校也存在着服务“两型”社会建设的深度和能力不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高职院校分布不均衡(见表3),湖南高职院校主要分布在长株潭地区,占湖南高职院校总数的67.2%。而包括6个市州的武陵山连片扶贫攻坚开发区高职院校仅占湖南省高职院校总数的9%。二是服务第三产业的院校和专业较多,服务第一、二产业的院校、专业明显不足,无法应对“两型”社会建设中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需求。三是专业“同质化”现象严重(见表2),导致人才市场供需失调,学校间恶性竞争,珍贵的教育资源闲置和浪费。

三、促进湖南高职教育服务“两型”社会建设的对策

建设对策范文篇7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社区

新农村建设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内容,是一种特定农村地域环境,与传统农村结构相比存在一定相同点,但不再以农业生产作为唯一谋生渠道,经济来源愈发多元化,产业结构更加健全,政府关注度明显增强,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显著提升,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农村根深蒂固的问题。本文以辽源市新农村建设为例,展开具体分析。

1浅析农村社区建设现况

农村社区建设能够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的实现,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途径,具有经济性、便民性、利民性基本特征[1]。自新农村建设以来,辽源市将建设美丽乡村作为主要目标,重点发展生产和改善民生,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致力于打造宜居宜业的幸福和谐家园。辽源市属于资源枯竭型城市,随着社会不断发展,面临严峻的转型发展挑战,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召开,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决策,为辽源市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向,自2006年起,辽源市便成立以市委书记和市长为领导的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从产业、基础建设、公共服务、文化等多方着手,全面启动新农村建设工作。以产业发展为例,辽源市深入贯彻“一村一品、一村一特”原则,发展农村特色主导产业,为农村增收创造新渠道,充分发挥当地特色,陆续创建出东北袜业园、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现代生态农示范园、紫花苜蓿种植休耕园等特色产业,仅2020年便实现了农业产业化项目15个。同时,辽源市加快完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功能,不断增设客运路线和营运车辆,改善居民出行环境,并为居民提供更加丰富的文化活动,建设“一站式”服务大厅,逐渐推进农村社区民主规范管理,真正体现了农村社区基本特征。

2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社区建设具体对策

2.1加强思想引领,提高村民自治实践

在传统农村社会环境影响下,各种农村固有现象根深蒂固,新农村社区建设工作面临巨大困难,一度陷入迟滞状态。但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关政策和文件的出台,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政策依据和理论基础[2],并且,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农村社会环境明显改善,人们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农村居民开始认识到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性,开始转变思想,转为农村社区建设积极拥护者,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助力。在此基础之上,“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全面贯彻新农村建设总要求,进一步深化村民自治实践,赋予农村社区村民更多政治权利[3],让村民意识到自治权利的重要性,整体提升村民自治能力,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若想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健全村民自治机制,将选拔村干部、重大村务和日常村务决定权,以及对村干部的评议权交给村民,通过民主协商、民主监督、民主选举等途径,真正实现村民事、村务事村民决的目标。二是,健全村民自治规章制度,完善乡约村约,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村民参与乡村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升村民自我管理和约束能力,进而促进农村社区自治水平提升。三是,强化基层党组织领导,在完善村民自治的基础上,推进农村社会服务组织建立,不断延伸发展组织的公益性、服务性和互助性,为村民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四是,不断创新村民自治形式,将社会治理重心下移,逐渐形成村民理事会、红白议事会、队(组)代表会等新形式,建立乡、村、组联动机制,实现基层管理自治股规范化、制度化开展。

2.2明确指导纲领,健全管理发展机制

“社区”一词最早起源德国,是指共同体生活中构建的和谐人际关系。新农村社区是在传统农村社区基础上衍生、创新而来的,缺乏一个具体明确的概念,也缺少一个健全完善的指导纲领和执行监督,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社区长远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明确发展方向,也完善了相关理论和监督制度,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统一发展方向。以辽源市为例,在确定新农村建设发展重点后,辽源市便确定了市县乡共建,主抓靠县、行动在村、主体农民以及实惠到户的工作思路,还确立了具体建设原则、一三五年阶段性目标、建设标准和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农民主体、社会参与的主要推进机制;辽源市还设计了明确的规划布局和任务目标,将全市共518个行政村按照不同类型、区域和经济发展划分为不同级别,包括强村、中等村和贫困村,针对不同级别设置不同建设纲领和发展规划;建立责任落实机制和督查问效机制,将重点任务落实到各相关部门,明确责任范围、任务时限、阶段性目标和完成标准,并建立激励机制,市政府每年向新农村建设成效显著村给予奖励和资金补助;辽源市还从产业发展、公共服务、文化生活、生态环境等方面着手,全面开花,全面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2.3推动产业发展,建设智慧农村社区

我国现行经济制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农村经济发展也应该遵循市场经济模式,建立城乡一体化市场经济体制,才能更好地改善落后农村经济环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下,统筹城乡发展长效机制、农村经济发展机制、公共事业发展机制获得了长足发展,切实推进农村农业产业市场化发展,并为农村旅游、商贸、服务等领域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真真正正让农民手头宽裕起来,建设良好市场机制,是农村社区建设重要推动力。现如今,我国正处于数字化发展潮流,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为社会治理带来变革性发展,使得治理模式和行为方式都发生剧烈改变,为促进乡村振兴,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实现乡村治理智能化、信息化发展,党和政府致力于推进乡村治理与新兴科技的深度融合,助推农村社区现代化。具体可以从智慧设施、智慧工具、互动方式这三方面着手,(1)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统筹农村社区互联网体系建设,确定智慧农村社区建设阶段性方案、目标及预期成果;(2)充分借助智慧工具建立多方主体治理体系,加强政府、村民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组织的联动,实现多方主体共同治理发展,积极推进“互联网+电子政务”,促进农村社区基层政务服务数字化建设,打造健全农村社区智慧服务平台;(3)充分利用智慧服务平台,建立实时信息交流反馈机制,通过网络监督平台、数字乡村建设监测平台、社区热线等,为村民意见提出和建设反馈提供更多渠道,便于村民对基层治理的全方位监督,不断优化农村社区治理方法。

2.4提高德治水平,推动文明乡风建设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必须在村民自治、纲领明确、智慧管理基础上,坚持提升德治水平,通过德治实现善治,最终推动和弘扬文明乡风。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推进农村移风易俗。”由此可见德治对于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作用。针对这一问题,首先,需要转变传统农村观念,树立正确价值引导,加大宣传力度,利用宣传标语、文明墙、广播、下乡宣传、媒体报道等方式,对当前农村红白事先进做法进行宣传,鼓励丧事简办、婚事新办以及敬老爱老等,在长久的宣传中引导村民建立正确价值观;其次,充分发挥文化浸润作用,丰富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鼓励村民建立舞蹈、音乐、计算机等组织,让村民都参与其中,并加强正确婚丧观和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思想宣传,通过具有地方特色、村民喜闻乐见的形式,熏陶村民思想道德情操;最后,坚持营造文明乡风实践氛围,鼓励更多农村社区村民参与其中,通过各种实践活动改变村民思想观念,建立新时代文明意识,逐渐提高自身思想道德修养和文明素质,为农村社区稳定和谐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3结束语

总而言之,受长期城乡二元结构影响,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和文化都远远落后于城市发展水平,“三农”问题根深蒂固,若想有效解决各种固有问题,就必须进行深入研究,不断摸索、实践,积极投身农村改革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社区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工程,通过适当措施完善建设措施,从加强思想引领,提高村民自治实践,明确指导纲领,健全管理发展机制,推动产业发展,建设智慧农村社区,提高德治水平,推动文明乡风建设等方面着手,有效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进而促进新农村建设和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建.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推进农村社区建设[J].农技服务,2017,01:190.

[2]李森.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推进农村社区建设[J].农家参谋,2018,592(16):19.

建设对策范文篇8

【关键词】民办高校;师德;党建

一、民办高校师德建设问题

(一)缺乏有效的理想理念作为支撑。“教书育人”是人民教师的使命与责任。教师不仅要做好本职知识、技能的教育工作,更应当重视学生的观念与思想教育。但是从目前来看,不少民办高校的教师缺少对学生有关思想与观念的教导,没有认识到这项工作是自身的重要职责,并认为这些工作应该由辅导员与思政课教师来负责,缺乏有效的理想信念作为支撑,导致他们面对学生的违纪、违规现象视而不见,脱离了“育人”的根本,影响了高校形象的建立。(二)民办高校教师缺乏职业认同感。从民办高校教师队伍角度来说,其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返聘的教师,其二是青年教师。这些教师都是民办高校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但是从体制与编制的角度来说,相较于公办高校较为丰富的福利制度,民办高校教师的福利制度缺少良好的保障。尤其是个别青年教师,只是将民办高校当作一种“跳板”。有的教师,会在自己主要职业基础上开拓第二份职业,并以此来弥补生活所需。这些状况,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办高校教师的职业认同感缺乏,其不仅无法有效投入教育教学中,同时也很难保证教学效果,在实际教育中往往照本宣科,未能真正从教师职责的角度去落实工作,影响了民办高校的教学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学生的成长发展。(三)对于高校教师的师德关注较少。现今我国不少民办高校面临着师资引进难、留住难、提高难等状况,导致不少民办高校在教师的选择上大多从“量”的角度出发,很少从教师的“质”也就是师德角度因素进行考虑。同时忽视师德也体现在对于教师的培养、选拔、晋升的过程中。在实际培养教师的过程中,学校大多从教学方法、教学能力上考核,并没有制定系统性较强的师德、师风培养体系。虽然在日常的教师管理中,学校会定期或不定期进行督导,但是有关师德的发展效果不够明显。一些教师因为安于现状,常处于舒适状态中,未对自己提出高要求,从而制约了自身综合素质的提升。

二、民办高校以党建促进师德建设的价值

(一)为教师师德观念树立正确的风向标。从实际角度来说,党建工作以其本身的特殊性导致在强化教师“内在”因素上有着非常强的功效,同时还可以将国家与社会的需求在其中融合,引导教师正确认识自身与社会、国家的联系,并以此为教师良好师德观念树立正确的风向标。民办高校实施党建工作,符合时展需求,使在职教师受到正能量的感染,可以激发其责任意识,有助于综合素质不断提升,从而为提升师资队伍力量奠定良好基础,促使高校树立良好形象。(二)保障民办高校师德建设机制的长效性。从教育实力的角度来说,其实力的提升关键在于师资队伍,而师资队伍的稳固发展核心在于师德建设。在民办高校中,教师师德建设往往没有专职部门管理,导致师德建设工作无法有效落实。而以党建与师德建设融合的机制,可以充分挖掘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通过党员模范作用以及党政齐抓共管,可以有效保障高校师德建设机制的完善与长效性。这对提高民办高校的教学水平有重要意义,能够使民办高校的办学理念与时展相符,可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三、以党建促进民办高校师德建设的对策

(一)以党建为中心构建师德建设管理机制。从上述民办高校师德建设的问题来看,民办高校师德管理工作相对分散,因此想让党建工作推动高校师德建设的有效发展,必须以党建为中心,构建相关管理机制,设立专门师德建设机构。从实际构建的角度来看,民办高校可以考虑由组织部门负责师德建设的总体部署,并延伸其具体的规定制定、检查督促等工作。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协调师德建设管理服务工作,并逐步落实到学校、院系、教研室三个方面,以此全面落实党建工作,使党建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从而促进师德建设,提高学校的竞争力。在建设管理机制的过程中,不能缺少师德建设考核与奖惩的机制。从考核的角度来说,高校不应局限于领导小组对教师的评定,还应当从学生以及教师群体之间的互评来保障考核的准确性。对于学生以及学校认可的优秀教师,给予名誉与物质上的奖励,对于评价结果不理想的教师,则应以教育、警告等形式来进行惩戒,并督促其进行有效的改进。这样可以更全面地了解教师的工作状态,能够更完善地对教师进行考核,可以使各位教师产生积极上进心,避免有的教师怠慢工作,有助于推动高校师德建设。民办高校可以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设立考核与奖惩机制,遵循实事求是原则,以切实有效提升师德整体水平。同时,为了提高学校对于师德建设工作的重视,学校还应当将师德考核纳入对教师的年度综合考核、职称评聘、职位晋升等工作中,以保障教师对自身师德建设的重视程度。此外在机制的构建中,学校还应当加强监督与问责的力度。学校党委应当就师德师风日常建设情况进行有效督查,并明确各级党组织在师德建设方面的责任,一旦在师德建设中出现不利或是失误,应第一时间启动问责机制,以及时纠正错误,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保障师德建设工作有效进行,从而逐渐提高学校的教学力量,为高效的教学工作奠定基础,使学生接受良好的素质教育,从而促进学生综合发展,提升学校对外形象。(二)以教师党支部为基础,落实师德教育建设工作。首先,教师党支部应当重视教师的学习与反思,从思想层面促进师德建设。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党支部不仅要加强自身的教育能力,面对基层教师应有序开展学习教育活动。通过交流讨论、集体备课、集体教研等形式,帮助教师树立良好的职业理想与道德,引导教师有效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和参与度,争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教师,以提升在职教师的思想素质,推动民办高校师德建设。教师党支部要做好领头羊,用先进的思想来引领教师队伍,给教师队伍传输正能量,以发挥出党建的作用,提升学校师德水平,从而促进民办高校办学竞争力提升。其次,为教师群体树立先锋模范,发挥榜样作用,促进师德建设。在教师党支部推进师德建设的工作中,不能忽视榜样的力量。要抓好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育工程,引导教师党支部书记发挥好在团队建设中的“领头羊”作用,在促进党建和教学科研工作双促进双提高的过程中,内化师德培育建设。教师党支部应当积极开展党建工作,通过党建工作促进学校师德的建立,以推动学校可持续发展。(三)重视教职工的需求,发挥基层教师的潜在能动性。群众路线,是以党建促进师德建设工作的关键,学校应发挥党员与基层教职工潜在的能动性。在这个过程中,应当重视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党委应当发动基层教职工,通过多种途径了解教职工的意见,帮助解决教职工的困难,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合理提升薪资水平,帮助教师做好职业发展规划,给教职工一份安全感与归属感,以便教职工发挥主人翁精神真正投身到学校的建设发展当中去。学校应当给予教职工合理的酬劳,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保证教职工的福利,以使其产生积极的工作动力,从而促进学校师德水平不断提升。二是将师德师风建设与党风廉政建设相结合,呼吁号召全体教职工参与到师德建设中去,开展自评自纠活动。教师要对自己的教学态度和教学方式进行自我评价和自我完善,管理人员要对自己的服务态度、服务质量进行自查自纠。发挥基层教师的潜在能动性,能够有效实现师德建设,有助于民办高校树立良好的形象,推动民办高校可持续发展。

四、结语

总的来说,师德建设工作对于民办高校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过程中,高校应当重视党建工作与师德建设工作的有效融合,完善学校的师德建设机制,优化师德考核与奖惩机制,强化师德师风的培养培育工程,让教师通过师德师风建设,不断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增强学校的师资力量,推动学校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文举.新时期民办高校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创新研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20,19(03):271-272.

[2]段曹钢,张中新.民办高校“工会+师德建设”路径探析[J].山东工会论坛,2019,25(06):68-73.

[3]关英辉.关于推进民办高校立德树人建设的对策与建议[J].中外企业家,2019(33):205.

[4]邱续荣.新时代民办高校辅导员师德师风建设的对策研究[J].科教导刊(下旬),2019(07):78-79.

建设对策范文篇9

当前,巴彦淖尔是亚洲最大的一首制自流灌区,包含1000多万亩的水浇地,全市粮食产量70亿斤,农畜产品出口位居内蒙古第一。截止到2018年末,巴彦淖尔市已经成功注册“天赋河套”公用品牌。经过一系列推广活动,“天赋河套”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大增,荣登2018中国区域农业形象品牌影响力排行榜亚军。相比于其他农产品品牌来说,“天赋河套”品牌创立较晚,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现阶段,巴彦淖尔市已经建立起了多个标准化、规模化的示范园区,推动了当期农业产业的发展。同时,在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核心区内,规划巴彦淖尔农高区核心区300平方公里,不断完善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内容,最终将巴彦淖尔农高区建设成自主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辐射带动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提升、且以现代农牧业为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二、巴彦淖尔市农产品品牌建设的问题分析

第一,农产品的科技含量相对较低。就当前巴彦淖尔市农产品品牌建设的情况来看,虽然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是依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其中,农产品的科技含量相对较低就是一项十分重要的问题,必须重点解决。在巴彦淖尔市农产品品牌中,多数品牌集中于原料产品或是经过初级加工的产品,相应产品的附加值并不高,无法形成较高的附加值效应。对于多数农产品企业来说,其尚不具备深加工的技术与能力,只能依靠原料产品或初级加工产品打入市场。在这样的情况下,巴彦淖尔市农产品品牌的市场占有率以及竞争力都相对较低。第二,品牌的宣传力度有待提升。当某一品牌具有较高的知名度时,该品牌的产品能够顺利销售,其价值就得以体现。因此,在进行品牌建设的过程中,宣传、推广以及知名度的提升十分关键。当前,在巴彦淖尔市农产品品牌建设中,对于宣传与推广品牌的重视程度逐步提升,但是仍旧有发展的空间。宣传内容单一、方法老套等等,都阻碍了巴彦淖尔市农产品品牌知名度的提升。第三,区域品牌的经营不够集中。在巴彦淖尔市中,很多知名的农产品是由农户进行分散经营的,这就导致区域品牌的经营不够集中,制约了巴彦淖尔市农产品品牌的发展。由此,必须要实施具规模化的特色农产品经营理念,推动巴彦淖尔市农产品品牌的建立及更好发展。

三、巴彦淖尔市农产品品牌建设的具体策略探究

(一)树立品牌意识。为了提升竞争力,在市场中占据更大的份额,巴彦淖尔市必须要树立起农产品品牌意识,制定出品牌的发展规划。首先,相关政府部门要加大对农产品品牌建立的宣传,尽可能让所有的农户以及相关经营人员都树立起品牌意识。第二,要加大对具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及相应品牌的扶持力度,可以将巴彦淖尔市的特色农产品作为品牌建立的核心,例如番茄、面粉、葵花籽等等,并促使其形成产业,利用企业的形式实现对农产品品牌的创建。第三,要制定品牌的发展战略。要结合巴彦淖尔市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可行性高、针对性强的发展战略,例如,将精品、名品、新品作为切入点,积极建设国家驰名商标、内蒙古驰名商标等,形成具有巴彦淖尔市特色的农产品品牌,提升品牌的竞争力。(二)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在实际的农产品品牌建设中,巴彦淖尔市还可以积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并进行本土化发展,形成具有巴彦淖尔市特色的农产品品牌建立与发展战略。例如,在美国,农产品品牌的建设主要依托于以下几项工作:科技创新、广告宣传、构建高效的流通渠道、产业化经营;在欧盟,农产品品牌的建设主要依托于以下几项工作:以文化作为品牌的建设基础、规模化运营、产业化生产;在日本,农产品品牌的建设主要依托于以下几项工作:实施差异化战略、塑造农产品及企业形象、标准化生产、本地农产品保护。结合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品牌建设经验,巴彦淖尔市可以在保证农产品质量以及标准化、产业化生产的基础上,积极引入先进技术,提升农产品的技术含量。要重视农产品及其品牌的推广与宣传工作,提升品牌知名度。另外,还要重视差异性的体现,重点发展具有巴彦淖尔市特色的农产品,提升巴彦淖尔市农产品品牌的核心竞争力。(三)提升农产品的技术含量及质量。要更好的建立起巴彦淖尔市农产品品牌,就必须要提升农产品的技术含量以及质量,实现农产品综合品质的增强。在提升巴彦淖尔市农产品技术含量的工作中,可以从农产品培育以及生产两方面入手:第一,在农产品培养的过程中,政府、企业等要加大对农产品研发的投资力度,可以建立起专项研究机构,并引入高质量人才。要将农产品研发的重点放在培育适合巴彦淖尔市环境条件的、高抗灾能力、高产、抗旱的品种;第二,在生产的过程中,要重点推广与发展农业机械化,实现生产效率的提升。结合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相关技术等,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除了从研发与生产方面提升农产品的技术含量以及质量之外,还要在监管方面保障巴彦淖尔市农产品品牌的优质,塑造并维护良好的品牌形象。可以通过提升对巴彦淖尔市农产品品牌商标的跟踪维权力度,开通品牌打假的“绿色通道”,最大程度的保障巴彦淖尔市农产品的安全及质量,维护品牌的良好形象。(四)强化品牌的宣传。品牌知名度与相应产品的销售情况有着直接的关联,所以,在进行巴彦淖尔市农产品品牌建设中,要强化对品牌的推广与宣传。除了要关注相关品牌在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中的宣传程度之外,还要重点关注农产品品牌在互联网等新媒体平台上的宣传情况。当前,我国信息技术水平显著提升,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逐渐由传统媒体转向了新媒体。如今,新媒体在信息传播、推广等方面的效果远大于传统媒体,所以,巴彦淖尔市农产品品牌的宣传要将重点放在对新媒体平台的利用上。例如,可以通过与知名的美食公众号、旅行公众号等进行合作,巴彦淖尔市农产品以及品牌的相关信息,包括如何制作、与其他同类农产品的差异性等等。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进一步提升巴彦淖尔市农产品品牌的知名程度,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解巴彦淖尔市农产品的特点,为后续的销售环节奠定更好的基础。在巴彦淖尔市农产品品牌的建立与推广工作中,还要深度关注我国推出的“国家品牌计划”。依照相关标准对现有品牌进行建设与完善,积极参与品牌选拔,提升巴彦淖尔市农产品质量的同时,也增强了相关品牌的知名度。(五)发展特色农产品。为了进一步提升巴彦淖尔市农产品品牌的市场竞争力,必须要重点发展巴彦淖尔市的特色农产品,利用“差异化”的发展战略,区别其他同质农产品,提升市场份额。例如,可以在品牌建设中,重点围绕番茄、葵花籽、油葵、西甜瓜等农产品进行,积极培育与引进优良品种,培育出具有独创性的优质农产品。为了避免分散经营对巴彦淖尔市农产品品牌建设的影响,可以建立起特色农业基地,实现特色产业的聚拢发展、销售,推动品牌的建立。

综上所述,就当前巴彦淖尔市农产品品牌建设的情况来看,虽然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是依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通过树立品牌意识、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提升农产品的技术含量及质量、强化品牌的宣传、发展特色农产品,可以推动巴彦淖尔市农产品品牌的建设与发展,提升巴彦淖尔市农产品品牌的市场竞争力。

参考文献:

[1]高紫恒.巴彦淖尔市农产品营销模式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

[2]郭媚佳.电子商务介入特色农产品流通模式的分析[D].内蒙古农业大学,2017.

建设对策范文篇10

一、强化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中的责任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涉及范围极其广泛的领域,包括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推广、农村公共卫生、农村义务教育、环境保护、文化娱乐、公共安全等诸多方面。从财政支持的角度讲,主要是为农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一是明确农村公共服务财政直接投入的范围,对于那些市场无法提供、私人无力承担或不愿投入的农村社会服务,以及基本的农村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应由政府直接投入,承担起提供服务和公共产品的责任。主要包括农业基础设施,农村公共卫生,农村义务教育,环境保护,公共安全,贫困人口的救助等应由政府直接投入。二是对那些市场和社会具备一定条件,可以界入的农村公共服务,可以由财政投入部分资金,提供部分公共产品和服务,并通过政府公共服务政策的制定和监督机制的完善,为市场和社会介入公共服务创造条件和提供公平的环境。在政府制定具体政策、确定公共服务人员资格(如农村医务人员、代课教师、各种农业技术人员等)、并监督农村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市场和社会可以界入部分农村公共服务,提供部分准公共产品,可以由民间组织承担部分公共服务职能,以弥补政府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投入的不足。如农村道路建设、中小学校舍建设、具体的医疗服务、文化娱乐、荒山改造、慈善事业等,以充分调动社会资源投入农村公共服务建设,扩大农村公共服务的保障范围。

二、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为不发达地区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为农村提供公共服务,需要政府通过财政投入保证社会成员获得均等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体现社会公平原则。中西部地区由于财力有限,不能完全保证农村地区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其缺口部分应由中央政府承担,通过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来解决中西部农村地区公共服务的缺口。中央应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农村地区人口数量、地区财政收入水平等有关数据,制定地区财政收支平衡指标,确定地区财政应承担的公共服务支出水平,然后,中央财政根据全国公共服务平均水平,确定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数额。同样一省区域内,由于同样存在经济基础、地理条件、资源情况的差异,因而也存在财政收入水平和支出水平的不同,存在着本地区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的不同,需要省市级财政通过本省市范围内的财政转移支付来弥补财政收支缺口以及农村地区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投入的不足,使本地区农村人口获得均等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改善本地区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基础设施,提高落后地区教育水平和医疗水平,从而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

三、引导社会资金投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弥补政府资金的不足

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公共服务发展的需要,通过国家、社会和个人多渠道共同投资,可以拓宽投资渠道和服务范围,促进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速度和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首先,引导社会和个人投入农村公共服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积累了大量的乡镇企业和个人财富,有能力为农村公共服务投入资金,政府可以通过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乡镇集体和民营经济投资农村公共服务,如可鼓励社会资金投入到农村道路、文化娱乐设施、农村中小学校舍改造和乡镇卫生院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以扩大投资渠道,弥补政府资金的不足。其次,合理利用国债资金和外国政府贷款,近年来,我国利用外资和发行国债的力度都很大,有力的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基础设施的改善,但由于对农村地区的投入力度不大,出现了城乡差别扩大的局面,因此,在目前地方财政困难,用于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方面的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应从外资和国债转贷资金中拿出一部分,用于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农村中小学校舍改造、农村乡镇卫生院基础设施改造,以及农村教师、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农业技术人员的技术培训,以改善农村教学、医疗、科技服务和基础设施条件,提高农村公共服务的质量。再次,鼓励社会团体和个人的福利赞助和捐赠,在国外,社会团体和私人赞助及捐赠是社会公共服务发展的重要筹资渠道之一,国外一些有名的公司和企业家,对社会公共福利和慈善机构有数量可观的捐赠,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公共福利的服务发展。近年来,我国也接受了一些国外和国内社会团体及个人对教育、卫生、社会救助的捐赠,但由于这项工作起步晚,各种配套政策、管理措施和宣传力度都比较滞后,需要根据新的形势及时制定有关政策和完善管理制度,规范捐赠、接收使用行为,并加大宣传力度,使我国的公司和企业家增加社会责任,积极参预各种公益活动,提高我国企业家和公司对社会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的支持力度。

四、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改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环境

一是大力加强农业重大工程的建设,搞好农田水利、中低产田改造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对一些重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要实行中央和地方共同负责制,逐步扩大中央和省级小型农田水利补助专项资金规模,要继续搞好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山区综合开发等生态建设工程,改善农业发展的生态环境。二是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交通条件,解决贫困地区人畜吃水困难,推进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建设速度。三是要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大力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居环境治理,山西省在“十一五”期间,分期分批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四化”和“四改”工程,改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环境。

五、加大农业科技和社会化服务体系支持力度,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一是提高农业科技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保证农业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每年要安排一定比例的国债资金用于农业科技投入,用于农业重大科技工程和重点农业科研基地的建设。二是要利用财政贴息、财政补贴和税收政策来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农业科技。三是要发挥农业科技推广和社会化服务组织对农业产业化的促进作用,通过社会化服务组织联系科研机构和农业生产环节的桥梁作用,调动社会资源用于科技成果转化,支持农业科研单位和企业的多种形式的结合,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根据市场需要搞科研,培养“公司+农户”、“科研+基地+农户”等多种科技推广和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培养农业科技龙头企业,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四是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化合作经济组织,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山西省于2004年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意见》,各地根据地理位置和传统产业以及各类技术人员情况,依靠农村基层部门和农村能人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使农民经济合作组织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因此,要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鼓励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集团化、产业化发展,将分散的农户和企业联合起来,形成多种形式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和专业协会,提高农村的社会公共服务能力。

六、加大农村公共卫生投入,改善农村医疗条件

一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提高卫生投入比重,保证各级政府卫生预算支出不低于同期财政经常性支出增长的速度,并保证各级政府卫生投入向农村公共卫生倾斜。二是加强农村公共卫生经费管理,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山西省已经制定了实施全省公共卫生体系和医疗救助体系规划,中央和省财政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于加强县、乡、村三级医疗服务网络的建设。财政部门要加强经费的监督管理,保证项目资的安全和有效使用。三是加快推进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建设步伐,加大对医疗救助资金的支持力度,扩大救助范围,提高救助水平,重点解决好农村五保户等贫困家庭的医疗救助问题。四是严格合作医疗资金管理,建立稳定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机制。认真总结试点工作以来一些有效的做法,积极探索形式多样、简便有效、农民认可的筹资办法。同时要加强资金管理,将提高补助标准所增加的资金最大程度地用到农民身上,以要避免出现基金透支,防范基金支出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