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辛传记范文10篇

胡辛传记范文篇1

胡辛的三部长篇传记文学作品《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最后的贵族张爱玲传》、《陈香梅传奇》都是以中国现代三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女性的跌宕坎坷的人生际遇和丰富复杂的感情经历为对象，生动而深刻地展现她们高度的人格魅力和丰富的精神世界。作者写出了章亚若与蒋经国在抗战烽火中的生死恋，写出了章亚若的温柔与倔强，美丽与悲怆，幸福与哀伤。她写出了上海的最后一个贵族、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的坎坷遭遇和才华，也写出了她生命的繁华和灵魂的寂寞；而张爱玲传出版之时，恰是张爱玲辞世之日，由此，作者深深感叹：“想当年张爱玲肉摘要:本文论述了南昌大学教授胡辛女士的女性传记文学作品《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最后的贵族张爱玲传》《、陈香梅传奇》身处于繁华之中，灵魂却寂寞荒凉；张爱玲辞世之时，肉身极至荒凉，灵魂却无法拒绝热闹。也许，荒凉与热闹的种种碰撞才生出形形色色的传奇？”她写出了陈香梅同陈纳德的轰动一时的跨国婚姻，突出了陈香梅对陈纳德的生死不渝的爱，更写出了在失去丈夫之后，以独立不羁的人格和公正、热情的品质，进入美国政界，为美国、中国和中国台湾之间的交流及了解，做出了重大贡献。以传奇女性为传主，表现其人生际遇与精神世界，这可以看作是胡辛传记文学创作的第一个特点。

其次，作者最能、也最善于和敢于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感情世界，揭示和展示人物的婚姻、爱情。《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本身就是专写蒋经国与章亚若的婚外之恋，婚外之情。即便写陈香梅，作者也写了陈香梅与毕尔的初恋，甚至还写了陈纳德去世后，陈香梅与几位朋友美国的感情经历。作者大胆地写出这些，不仅没有贬低和丑化陈香梅的人格和形象，反而写出了陈香梅丰富的性格，写活了有情有义，有血有肉的奇女子形象。

第三，作为一个充满生命活力和思想智慧的学者型作家，胡辛在创作这三位女性的长篇传记文学作品时，始终以她独立的女性意识、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富于激情的艺术顿悟，从大量材料中提炼出最精萃的成分，经过自己思想感情的熔炼，经过想象、联想和生发、升华，再用优美的语言，刻画出传主的形象、心灵和情感来。

作者写《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着力描绘了章亚若的性格：作为一个南昌女子，她有着南昌女子的性格和气质的共性：“这方地理封闭严实，却也受兵家必争的撞击和南北东西的交融，这方女子的身与心似乎也融汇着北国的豪放与南方的婉丽，矛盾着温柔妩媚与倔强耿直。”作者在时代的风云雷电中，生动细腻地描写了这位南昌女子同蒋经国的短暂的、刻骨铭心的爱恋，写出了她为蒋经国生了一双儿子却因得不到认可而突然暴病死亡的人生悲剧。作者也写出了蒋经国对章亚若的深情和无奈：得知他与章亚若的婚外恋后，坚决地说：“感情，你的身份不容许存在这两个字。婚姻得服从政治，况且这婚外的拈花惹草之事，更得服从政治，要抛却，要埋葬什么虚无缥缈的感情！”虽说在宋美龄干预下，也认可了章亚若生的孩子，可是坚决不承认章亚若的身份，这就直接导致了章亚若的暴死。在蒋经国得知章亚若的死讯时：“他的双手颤抖不已，他的脸膛充血，他的目光空空洞洞，他的声音像是呻吟：‘快快备车我要去桂林’他抓起公文包，冲动地就要出门。门却已关紧，黄中美冷冷地守候在门前，冷冷地拦住他：‘你不能去’。”他骂黄中美，他打黄中美，他甚至想掐死黄中美，但是，这一切都没有用！他最终只能选择沉默，把一腔的悲愤藏在了心底。他咀嚼出了长恨歌的苦涩断肠味“:他还能小瞧唐玄宗吗？他同样不能主宰自己的爱情，不能护卫心爱的情人！”、“她却不是杨玉环！她没有过杨贵妃的骄奢淫逸，却有着杨玉环的悲惨结局。这是怎么样的千古不变的残酷？”

在创作《陈香梅传奇》时，作者在广袤深邃的历史背景中，在丰富的再造想象之中，以深情的笔触，勾勒出了陈香梅寻寻觅觅的人生轨迹和起伏不已的情感波澜：她在香港战乱中的初恋；她边读书边照料重病的母亲；她与陈纳德的爱情；陈纳德去世后她在美国政界的奋斗；她为中国与美国、为大陆与台湾的交流而往来奔走；她对文学事业的热爱；她对祖国教育事业的支持和奉献在这些描写中，作者突出了陈香梅的性格：独立、坚强、智慧、博爱；一个由中国传统文化智慧和西方当代文化观念哺育出的美籍华人，一个有着永恒魅力的，爱美国更爱中国的政治活动家、学者和作家。

胡辛的传记文学创作的第四个特点是运用小说的笔法，运用传奇般的情节，运用再造想象和细节的适度虚构，塑造鲜活的形象。比如《陈香梅传奇》，作者以史诗般的笔法，在波澜壮阔的时代风云中，把陈香梅、陈纳德的出生、身世和经历乃至于与史迪威、宋美龄的经历挽结在一起来写，大大增加了作品的吸引力和历史的纵深感。写陈纳德向陈香梅求婚，陈纳德要把婚恋当一场战争来打，而陈香梅则心甘情愿帮助陈纳德打赢这场婚恋之战。她对陈纳德说：“将军，你在打一场奇妙的战争。你已冲进了城堡，俘虏了城堡的女儿。眼下，你得带着她出城堡。是一路冲杀出去？还是让城堡的人欢送你呢？我希望是后者，因为女儿舍不得割断与娘家的脐带。”陈纳德侧耳诉说：“香梅，在这场战争中，你是将军，我只是委命于你的士兵，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于是，陈香梅教他：“这一仗你得独个儿亲自去打，你得丢掉将军、英雄这些耀眼的光环，真正像个晚辈那样，去爱他们，让他们接受你。”于是，陈纳德按照陈香梅的战略战术，打赢了这场“战争”。这里显然有适度的虚构，但它却突出了陈香梅的性格。

在《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一书中，作者凭借传说中的蒋经国与章亚若的爱情，在两位当事人均已作古、无法采访的情况下，却发挥再造想象，结撰出那么波澜壮阔、坎坷曲折、缠绵悱恻、美丽悲怆的爱情故事，足见作者的智慧和才华。如写由章亚若引起的老蒋与小蒋的矛盾：

重庆林园官邸。老头子阴沉着脸，当着宋美龄的面将这摞材料抛掷在他的足前：“你干的好事,你自己看去”

“哦，父亲，她的经历并不是她的过错，她的不幸并不等于她的不洁啊！我也早已说过，责任在我！”热血燃烧着这个不忘责任感的男子，他奋不顾身护卫着无辜的心爱的女子。

老头子被这顿抢白噎住了，好一会才拍案而起：“强辩！强辩！你明明知道一切还往泥坑里钻，你不是糊涂，而是愚蠢！国事危艰，你还给我添乱！你自己会把自己毁掉的！哦，还留下蒋家的血脉，简直是荒谬！你的作为，超过了我最大的容忍范围，告诉你，我们蒋家绝对不能接纳这样一个女子”

蒋经国不寒而栗，父亲的性格脾气为人手段他不是没有领教过。他的眼前闪烁着亚若执着又哀切的眼光，一对儿子天真无邪的目光，他决不能没有他们！为了他们，他“扑通”跪倒在父亲的膝前：“父亲，一切过错全在我！父亲，我理当承担一切责任，我愿接受任何惩罚”

经过宋美龄的劝解，的愤懑便转化为无可奈何的叹息：

“我早说过，又不是东西，可以东掖西藏；又不是小狗小猫，到时好打发。怎么能严守秘密而不透风声？听说章女子在桂林似不太安分，非分之想是绝对不能有的，要不，看你今后怎么办？”

站立起来却仍垂手的蒋经国便化着了一支点着的蜡烛，徒然地燃烧着自己，淌着蜡泪，却无法照亮哪怕稍远点的前路。他能怎么办呢？

胡辛传记范文篇2

胡辛的三部长篇传记文学作品《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最后的贵族张爱玲传》、《陈香梅传奇》都是以中国现代三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女性的跌宕坎坷的人生际遇和丰富复杂的感情经历为对象，生动而深刻地展现她们高度的人格魅力和丰富的精神世界。作者写出了章亚若与蒋经国在抗战烽火中的生死恋，写出了章亚若的温柔与倔强，美丽与悲怆，幸福与哀伤。她写出了上海的最后一个贵族、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的坎坷遭遇和才华，也写出了她生命的繁华和灵魂的寂寞；而张爱玲传出版之时，恰是张爱玲辞世之日，由此，作者深深感叹：“想当年张爱玲肉摘要:本文论述了南昌大学教授胡辛女士的女性传记文学作品《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最后的贵族张爱玲传》《、陈香梅传奇》身处于繁华之中，灵魂却寂寞荒凉；张爱玲辞世之时，肉身极至荒凉，灵魂却无法拒绝热闹。也许，荒凉与热闹的种种碰撞才生出形形色色的传奇？”她写出了陈香梅同陈纳德的轰动一时的跨国婚姻，突出了陈香梅对陈纳德的生死不渝的爱，更写出了在失去丈夫之后，以独立不羁的人格和公正、热情的品质，进入美国政界，为美国、中国和中国台湾之间的交流及了解，做出了重大贡献。以传奇女性为传主，表现其人生际遇与精神世界，这可以看作是胡辛传记文学创作的第一个特点。

其次，作者最能、也最善于和敢于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感情世界，揭示和展示人物的婚姻、爱情。《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本身就是专写蒋经国与章亚若的婚外之恋，婚外之情。即便写陈香梅，作者也写了陈香梅与毕尔的初恋，甚至还写了陈纳德去世后，陈香梅与几位朋友美国的感情经历。作者大胆地写出这些，不仅没有贬低和丑化陈香梅的人格和形象，反而写出了陈香梅丰富的性格，写活了有情有义，有血有肉的奇女子形象。

第三，作为一个充满生命活力和思想智慧的学者型作家，胡辛在创作这三位女性的长篇传记文学作品时，始终以她独立的女性意识、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富于激情的艺术顿悟，从大量材料中提炼出最精萃的成分，经过自己思想感情的熔炼，经过想象、联想和生发、升华，再用优美的语言，刻画出传主的形象、心灵和情感来。

作者写《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着力描绘了章亚若的性格：作为一个南昌女子，她有着南昌女子的性格和气质的共性：“这方地理封闭严实，却也受兵家必争的撞击和南北东西的交融，这方女子的身与心似乎也融汇着北国的豪放与南方的婉丽，矛盾着温柔妩媚与倔强耿直。”作者在时代的风云雷电中，生动细腻地描写了这位南昌女子同蒋经国的短暂的、刻骨铭心的爱恋，写出了她为蒋经国生了一双儿子却因得不到认可而突然暴病死亡的人生悲剧。作者也写出了蒋经国对章亚若的深情和无奈：得知他与章亚若的婚外恋后，坚决地说：“感情，你的身份不容许存在这两个字。婚姻得服从政治，况且这婚外的拈花惹草之事，更得服从政治，要抛却，要埋葬什么虚无缥缈的感情！”虽说在宋美龄干预下，也认可了章亚若生的孩子，可是坚决不承认章亚若的身份，这就直接导致了章亚若的暴死。在蒋经国得知章亚若的死讯时：“他的双手颤抖不已，他的脸膛充血，他的目光空空洞洞，他的声音像是呻吟：‘快快备车我要去桂林’他抓起公文包，冲动地就要出门。门却已关紧，黄中美冷冷地守候在门前，冷冷地拦住他：‘你不能去’。”他骂黄中美，他打黄中美，他甚至想掐死黄中美，但是，这一切都没有用！他最终只能选择沉默，把一腔的悲愤藏在了心底。他咀嚼出了长恨歌的苦涩断肠味“:他还能小瞧唐玄宗吗？他同样不能主宰自己的爱情，不能护卫心爱的情人！”、“她却不是杨玉环！她没有过杨贵妃的骄奢淫逸，却有着杨玉环的悲惨结局。这是怎么样的千古不变的残酷？”

在创作《陈香梅传奇》时，作者在广袤深邃的历史背景中，在丰富的再造想象之中，以深情的笔触，勾勒出了陈香梅寻寻觅觅的人生轨迹和起伏不已的情感波澜：她在香港战乱中的初恋；她边读书边照料重病的母亲；她与陈纳德的爱情；陈纳德去世后她在美国政界的奋斗；她为中国与美国、为大陆与台湾的交流而往来奔走；她对文学事业的热爱；她对祖国教育事业的支持和奉献在这些描写中，作者突出了陈香梅的性格：独立、坚强、智慧、博爱；一个由中国传统文化智慧和西方当代文化观念哺育出的美籍华人，一个有着永恒魅力的，爱美国更爱中国的政治活动家、学者和作家。

胡辛的传记文学创作的第四个特点是运用小说的笔法，运用传奇般的情节，运用再造想象和细节的适度虚构，塑造鲜活的形象。比如《陈香梅传奇》，作者以史诗般的笔法，在波澜壮阔的时代风云中，把陈香梅、陈纳德的出生、身世和经历乃至于与史迪威、宋美龄的经历挽结在一起来写，大大增加了作品的吸引力和历史的纵深感。写陈纳德向陈香梅求婚，陈纳德要把婚恋当一场战争来打，而陈香梅则心甘情愿帮助陈纳德打赢这场婚恋之战。她对陈纳德说：“将军，你在打一场奇妙的战争。你已冲进了城堡，俘虏了城堡的女儿。眼下，你得带着她出城堡。是一路冲杀出去？还是让城堡的人欢送你呢？我希望是后者，因为女儿舍不得割断与娘家的脐带。”陈纳德侧耳诉说：“香梅，在这场战争中，你是将军，我只是委命于你的士兵，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于是，陈香梅教他：“这一仗你得独个儿亲自去打，你得丢掉将军、英雄这些耀眼的光环，真正像个晚辈那样，去爱他们，让他们接受你。”于是，陈纳德按照陈香梅的战略战术，打赢了这场“战争”。这里显然有适度的虚构，但它却突出了陈香梅的性格。

在《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一书中，作者凭借传说中的蒋经国与章亚若的爱情，在两位当事人均已作古、无法采访的情况下，却发挥再造想象，结撰出那么波澜壮阔、坎坷曲折、缠绵悱恻、美丽悲怆的爱情故事，足见作者的智慧和才华。如写由章亚若引起的老蒋与小蒋的矛盾：

重庆林园官邸。老头子阴沉着脸，当着宋美龄的面将这摞材料抛掷在他的足前：“你干的好事,你自己看去”

“哦，父亲，她的经历并不是她的过错，她的不幸并不等于她的不洁啊！我也早已说过，责任在我！”热血燃烧着这个不忘责任感的男子，他奋不顾身护卫着无辜的心爱的女子。

老头子被这顿抢白噎住了，好一会才拍案而起：“强辩！强辩！你明明知道一切还往泥坑里钻，你不是糊涂，而是愚蠢！国事危艰，你还给我添乱！你自己会把自己毁掉的！哦，还留下蒋家的血脉，简直是荒谬！你的作为，超过了我最大的容忍范围，告诉你，我们蒋家绝对不能接纳这样一个女子”

蒋经国不寒而栗，父亲的性格脾气为人手段他不是没有领教过。他的眼前闪烁着亚若执着又哀切的眼光，一对儿子天真无邪的目光，他决不能没有他们！为了他们，他“扑通”跪倒在父亲的膝前：“父亲，一切过错全在我！父亲，我理当承担一切责任，我愿接受任何惩罚”

经过宋美龄的劝解，的愤懑便转化为无可奈何的叹息：

“我早说过，又不是东西，可以东掖西藏；又不是小狗小猫，到时好打发。怎么能严守秘密而不透风声？听说章女子在桂林似不太安分，非分之想是绝对不能有的，要不，看你今后怎么办？”

站立起来却仍垂手的蒋经国便化着了一支点着的蜡烛，徒然地燃烧着自己，淌着蜡泪，却无法照亮哪怕稍远点的前路。他能怎么办呢？

胡辛传记范文篇3

一、1913—1931:文明戏和鸳鸯蝴蝶派影响下的电影文学［1］

20世纪初叶，中国电影还处于草创时期的摸索阶段。1913年，郑正秋编剧的《难夫难妻》(又名《洞房花烛》)，成为中国故事片的开端。这部专为拍摄而编写的电影“剧本”，尽管它还比较简略，是“本事”、“幕表”式的，但中国电影剧作正由此发轫。所谓“本事”，是用一种概述的方式说明剧情，有情节，有动作，并具有一定的可视性。所谓“幕表”，是模仿戏剧创作中流行的“幕表法”创作出来的电影剧本形式。它将电影故事梗概按照1、幕数(即场数)，2、场景(内外景)，3、登场人数，4、主要情节这四项进行细化加工而成。虽然比较简单粗陋，但却在中国电影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我国初期影片的制作除表现出与戏曲的浓重情缘外(中国第一部电影就是1905年拍摄的戏曲片断《定军山》)，它还和文明戏结下了深交。“文明戏”，又叫文明新戏。早期的演出剧目多半以赞美江湖豪侠、自由婚姻或针砭时弊、惩恶扬善等为内容，“文明”二字则是热情的观众赠予的美称，表示“进步或先进”的意思。当时著名剧团有春秋社、新民社、民鸣社等，后两家的主要成员如郑正秋、张石川等都是中国早期电影的开拓者，而电影演员也几乎全部来自于文明戏舞台。中国电影剧作的最初形态，便受到文明戏的培植，承袭了文明新戏的艺术特质。如《难夫难妻》所表现的针砭潮州婚俗的故事、舞台记录式的创作方法;《黑籍冤魂》直接改编自当时红极一时、盛演不衰的同名时事文明戏。至1917和1918两年，文明戏已趋于衰败。

对中国早期电影剧作的基本面貌，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曾做过统计分析:“从1921年到1931年这一时期内，中国各影片公司拍摄了共约650部故事片，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由鸳鸯蝴蝶派文人参加制作的，影片的内容也多为鸳鸯蝴蝶派文学的翻版。”［2］(P56)鸳鸯蝴蝶派是20世纪初叶出现于上海的文学流派，初以言情小说为主，后来还发表黑幕、武侠、侦探小说。其主要作者参与电影创作，当然首先是编写电影剧本。这些通常以“本事”加“字幕”形式出现的“电影剧本”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属于原创，如《可怜的闺女》、《多情的女伶》;另一类改编自鸳鸯蝴蝶派作家自己的小说，如《玉梨魂》、《啼笑因缘》;还有一类则是对外国文学作品的改编，如《空谷兰》、《梅花落》。擅于讲故事的鸳鸯蝴蝶派文人电影迅速得到了广大观众的接受和认同，并成为20年代中国电影剧作的主流。1913—1920年间，中国电影以短片为主，其剧作大多取材于文明戏或深受文明戏影响。1921—1931年间，电影剧作较多受到鸳鸯蝴蝶派影响，且以长片为主。后10年中国电影迎来了最初的商业浪潮，各类专业创作者的加入令电影作品充满了中国式的情怀，特别是洪深等海归文人进入电影界，也使得电影剧作带有了全新的特质。

20年代还形成了电影剧作“旧派”与“新派”不同风格的两大流派，呈现出一个多姿多彩又良莠混杂的局面。郑正秋的《劳工之爱情》和《孤儿救祖记》、洪深的《申屠氏》、包天笑的《空谷兰》、欧阳予倩的《天涯歌女》，无疑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之作。电影的题材和类型也大大丰富起来，“先后出现过趣剧片、家庭伦理片、时装言情片、古装传奇片、武侠神怪片等等热门题材的次第更替。”探索与盲从交织，商业与良心相持，电影剧作以进两步退一步的蹒跚脚步来到了时代风云突变的十字路口。［3］(P178)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1925年之后的电影文学也还是在发展之中。鲁勒、程景楷、伍铁林曾这样概括其“发展的特点:一是故事情节更加完整;二是描绘动作更加具体化;三是对白本自己成为电影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四是将以景划分镜头变为若干镜头组成的场景;五是描写具有较强的文学性。”［4］

二、1932—1949:苏联蒙太奇电影和美国好莱坞类型片影响下的电影文学

中国电影剧本作为文学被认同，是在20世纪30年代，那时电影剧本已成为文学上的一种新的体裁。这里面有两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一是苏联蒙太奇电影，一是美国好莱坞类型片。十月革命(1917)胜利不久，苏联电影艺术家便开始用电影担负起宣传、教育和组织人民的责任。他们通过不断的实践，以蒙太奇手段为主，拍摄了一大批反映革命斗争的影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电影大师普多夫金的《母亲》、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号》是蒙太奇电影的翘楚之作。1925年，当时由田汉负责的“南国电影剧社”就放映过《战舰波将金号》。苏联蒙太奇电影思维对中国电影形成了强烈的冲击。1932年中共文委电影小组正式建立，一批服膺苏联革命文艺理论的左翼作家，特别是左翼剧作家，相继进入电影界。他们带来的不仅是新的题材和生活内容，也有新艺术观和叙事风格，因而推动了中国电影文学的健康进步。夏衍、郑伯奇等人先后翻译了普多夫金的《电影导演论》、《电影脚本论》等专著和文章，还翻译介绍了苏联影片《生路》的台本等。抗战时期，苏联电影输华增多，其电影文学剧本的中译本也相继在中国刊行，无疑推动着中国电影文学的发展。至40年代后半期，电影文学剧作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品类，已成规模地出现于中国文坛上。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对中国电影的发展影响最大的还是好莱坞。2005年发表的萧知纬、尹鸿的《好莱坞在中国:1897—1950年》一文，通过大量的资料收集、分析、统计，获得了可能从来没有被公布过的一些重要数据。结合好莱坞电影特别是30—40年代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的分析，作者认为:“中国本土电影的叙事策略、影像风格以及主题倾向，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好莱坞的影响或者是应对好莱坞的强势而发展出来的。”［5］事实上，好莱坞类型片中的西部片、歌舞片、犯罪片、喜剧片、战争片、伦理片、儿童片、恐怖片等等，都给这一时段电影工作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们不断在批判中学习、借鉴，因而30—40年代的左翼电影创作、抗日战争时期的电影创作以及战后新潮电影创作，无疑都带有苏联蒙太奇电影和美国好莱坞类型片的印迹。一方面，创作者们要学习苏联影片在主题、题材和人物形象塑造等内容方面的编剧技巧、蒙太奇的电影思维方法;另一方面，也要学习美国好莱坞叙事方法、影片镜头语言的运用、通俗情节剧的创作模式。其目的是创造出中国观众喜闻乐见的民族风格特色。

在苏联蒙太奇电影和美国好莱坞类型片的双重影响下，中国三四十年代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电影剧作家和电影剧作，其中以1932—1937年间的左翼电影运动最具有代表性。需要提及的是，苏联在1934年第一次作代会上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这一创作方法一经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便形成了一种新的创作潮流，那就是“革命现实主义电影”或曰“批判现实主义电影”。1932年下半年，夏衍(化名丁一之)创作电影文学剧本《狂流》，揭示了农民与富绅的尖锐斗争，由此拉开了左翼电影运动序幕;1933年他又化名蔡叔声改编了茅盾的《春蚕》，创作了反映当时都市生活的贫富悬殊、阶级关系针锋相对的《上海二十四小时》等电影文学剧本。《上海二十四小时》把蒙太奇的方法运用到电影剧作的整体构思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左翼电影创作观的影响下，进步电影工作者展开了与“软性电影”的大论战，其创作思想、电影叙事风格的探索都表现出多样化的开阔思路。郑正秋的《姊妹花》、蔡楚生的《渔光曲》、吴永刚的《神女》、孙瑜的《大路》、袁牧之的《桃李劫》和田汉的《风云儿女》等一大批中国电影经典之作纷纷诞生。这些电影剧作以娴熟的通俗情节剧编剧方法和蒙太奇思维技巧表现了新的题材，给中国电影带来了清新的风气。

抗战时期的电影文学创作，也大多呈现了现实主义的特色。《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忠魂》、《八百壮士》、《塞上风云》、《中华儿女》等剧作，折射出保家卫国的鲜明色彩。《马路天使》、《十字街头》、《夜半歌声》、《木兰从军》等，则曲折地反映抗战意愿，鼓舞了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斗争。战后进步电影的创作，洋溢着强烈的时代精神，批判现实的力度与深度大大超过以往。《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小城之春》、《万家灯火》、《三毛流浪记》、《乌鸦与麻雀》等一批电影剧作，“均程度不等地涉及‘由希望变失望’的社会性主题，分别以正剧、悲剧或讽刺喜剧的形式，描绘了蒋家王朝崩溃前夕的人心世态，引起各阶层观众的广泛共鸣。”［3］(P182)至40年代末期，中国电影文学创作整体水准已进入成熟期。

三、1949—1966:新中国十七年“工农兵”为主导的电影文学

新中国成立以后，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电影创作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也随之发生了改变。1949年7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确定了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作为新中国文艺的总方向和今后的行动纲领。随之中央电影局局长袁牧之提出两个“必须”，强调“保证以工人阶级思想领导的‘工农兵电影’为主导”。这就十分清楚地说明，电影创作从叙事到影像语言两个层面都必须与旧的电影决裂，建立自己的独立创作体系。东北和上海两大国营电影制片厂率先推出故事片《桥》和《农家乐》，一工一农，一北一南，昭示着新中国电影和电影文学创作的未来走向。十七年间先后出现四次电影文学的创作高潮:第一次高潮出现在1949—1952年左右。反映工人生活的剧本有《光芒万丈》、《红旗歌》、《高歌猛进》、《团结起来到明天》、《六号门》等;反映农民生活的剧本有《白毛女》、《吕梁英雄》、《儿女亲事》、《农家乐》、《陕北牧歌》等;反映战争时期部队军人与民兵生活以及英雄事迹的剧本有《中华女儿》、《赵一曼》、《刘胡兰》、《钢铁战士》、《翠岗红旗》、《南征北战》等。新中国电影文学的起点很高。正如电影评论家钟惦棐所说:它“为中国自有电影以来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新人、新事、新天地、新思想”。“其最大特征就是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中国人民大众，第一次以它本来的面貌，真实地再现在银幕上。……这是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党在国统区领导的进步电影所难以设想的非凡情景。”［6］(P307)第二次高潮为1956年前后。1953年3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电影剧本创作会议，大力提倡“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1956年4月，主席代表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作出了“关于加强电影文学剧本创作的决议”，文化部、中国作协了“联合征求电影文学剧本启事”。一时间，电影文学的创作出现了全新的繁荣局面。题材方面由表现工农兵这一中心内容逐渐全面展开，呈现了以知识分子题材、爱情题材、讽刺喜剧的兴起为标志的多样化创作走向。有的剧作更是勇闯禁区，《》大胆突破塑造英雄人物概念化的误区，《柳堡的故事》大胆描写了新四军战士与房东姑娘的爱情。在名著改编方面，夏衍编剧的《祝福》形象地再现了祥林嫂这个被封建势力活活扼杀的悲剧典型。第三次高潮出现在“难忘的1959年”。全年共生产98部影片，电影文学创作更是空前繁荣，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其中，夏衍的《林家铺子》，吕宕、叶元的《林则徐》，杨沫的《青春之歌》，于伶、孟波、郑君里的《聂耳》，赵季康、王公浦的《五朵金花》，陆柱国、王炎的《战火中的青春》等创作或改编的电影文学剧本，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显示出了它们前进的步伐，其共同特征在于艺术质量的整体提高与成熟，给中国电影人物画廊留下了林老板、林则徐、林道静、聂耳、高山、雷振林等一系列性格鲜明的典型形象。第四次高潮为1962—1964年。出现了李准的《李双双》，希侬、叶楠等人的《甲午风云》，谢铁骊的《早春二月》，徐光耀的《小兵张嘎》，李英儒、李天、严寄洲的《野火春风斗古城》、乌•白辛的《冰山上的来客》，黄宗江的《农奴》，毛烽、武兆堤的《英雄儿女》和阳翰笙的《北国江南》等一大批优秀剧作。这些电影文学剧本有了进一步的变革与发展，它们突出地表现在逐渐摆脱了美国和苏联电影及电影文学的影响，而显示出了更加浓厚的中国民族特色。新中国十七年的电影文学，一方面沐浴着新中国的阳光雨露，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努力吸收三四十年代电影文学创作的宝贵经验的营养，并且不同程度地受到好莱坞电影、苏联电影、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影响，而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另一方面又蒙受极“左”思潮的干扰，经历了几起几落的波折，而步履维艰地波浪式前行。

这是辉煌而又惨淡的十七年。建国初期，在北京和上海曾经成立了包括夏衍、柯灵、于敏、林杉、李天济、杨沫、孙谦、胡苏、海默、羽山等多位著名电影剧作家在内的电影剧本创作所，这“两所”集中三四十名专职编剧，承担着向各电影制片厂输送电影剧本的任务，创作了大量的优秀电影文学剧本。而这“两所”建立的背景却是在批判影片《武训传》的风暴之后。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社会批判，以政治运动的形式，严重冲击了新生的人民电影事业。接下来当作重点批判的还有《我们夫妻之间》、《关连长》等。这一系列的事件，使创作主体意识受到压抑，致使电影文学表现的题材、主题和手法日趋片面、狭窄和单一，助长了公式化和概念化的创作现象。“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创作者只好小心谨慎地按照意识形态权威话语的要求来编剧，直到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剧本创作才又呈现短暂的活跃。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给电影界带来巨大灾难;1958年的“”和“拔白旗”运动，又对电影创作带来冲击。就在中国电影处于某种困惑的关头，一向关心电影工作的总理出面排除干扰，亲自指导1959年国庆十周年献礼片的投产，由此形成电影文学创作的异峰突起，经过数十年历史风云的冲洗后，大部分影片和电影剧作仍然闪耀着艺术光泽。1962年以阶级斗争为纲又重新成为社会主潮，接下来是愈演愈烈的极左批判浪潮，使本已处境艰难的电影文学创作更是雪上加霜。在接下来的“”的政治浩劫中，包括电影文学创作在内的中国电影事业面临灭顶之灾。

四、1966—1976:十年的电影文学

十年“”动乱摧残甚至毁灭了电影艺术人才的精神和肉体，对中国电影事业造成极为严重的破坏。和两个反革命野心家相互勾结，大肆推行形“左”实右的反动文化专制主义，使得故事片的创作整整停止了七年，一片荒漠，濒于绝境，取而代之的是“样板戏”电影。《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八个样板戏电影的创作，必须遵循的基本精神就是用“三突出”的原则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形象。所谓“三突出”原则，就是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在创作过程中，虽然创作人员与“”进行了各种方式的周旋和斗争，但样板戏电影不可避免地被烙上了一种特殊的时代印迹。八亿人民只看八部“样板戏”电影的状况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日理万机的总理顺乎民意，于1973年接见部分电影工作者，指示尽快恢复故事片生产。从1973年拍摄第一部故事片开始，到1976年10月粉碎“”为止，整个“”期间拍摄的故事影片约60部。除了少数“中性影片”，艺术质量较好的影片，极大多数影片与当时的政治紧密相联。按其与政治的关联程度，章柏青、贾磊磊主编的《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大体归类为三:［7］(P47－61)一是继续描写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的影片，如《艳阳天》(1973)、《青松岭》(1973)、《战洪图》(1973)、《火红的年代》(1974)等，其剧本皆非原创。由于创作人员经“”暴风雨，胆小谨慎，如履薄冰，选择的剧本几乎都是改编之作。这些影片都有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但在电影节目极其匮乏的年代，的确为广大观众带来了精神上的娱乐，也为电影界带来了一线生机。二是紧密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影片，如《春苗》(1974—1975)，被“”一伙直接插手、反复修改;《决裂》(1975)作品完成后被“”一伙直接利用。它们在配合“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发挥了“炮弹”的威力作用。三是“阴谋电影”，直接为“”篡党夺权效劳的作品，如《反击》(1976)、《欢腾的小凉河》(1976)、《千秋业》(1976)、《盛大的节日》(1976)等“电影艺术的怪胎”。

1974—1975年还出现了一些艺术质量较好的影片，《闪闪的红星》(1974)、《创业》(1974)、《海霞》(1975)等都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但《创业》和《海霞》因突破了规定的“三突出”原则，又引来了新的责难，横遭“”的蓄意“围剿”。这两个事件最后都惊动了。1975年7月25日，他对《创业》作了亲笔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7月29日，他又对《海霞》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海霞》所受的压制，也是由邓小平主持政治局集体审看后方有定论。随着1976年10月6日“”被一举粉碎，对《海霞》的最后“围剿”也化作了泡影。五、1977—1989:现实主义复苏与拓展中的电影文学“”结束，中国电影文学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从政治上、思想上、艺术上获得了解放的剧作家们立即振奋起来，以高昂的热情投入到了新的创作活动中。揭批“”成为新时期之初电影文学创作的主潮，五六年的时间里就涌现出这方面的电影50多部。主要剧作有《十月的风云》、《泪痕》、《苦恼人的笑》、《于无声处》、《生活的颤音》、《神圣的使命》、《丹心谱》等。1979年，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发表了纲领性文献《祝辞》，他说:“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这一年是中国电影创作大获丰收并取得长足进步的一年，生产故事片65部，发表电影文学剧本80多个。《小花》、《归心似箭》、《泪痕》等所进行的艺术探索，大多模仿和借鉴苏联五六十年代“解冻电影”的表现风格，极大地丰富了电影的内容和表现手段，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上了一个台阶。电影文学的创作至此才真正面临一个新的复兴时期。改革开放以来的80年代电影文学，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拓展时期。其重要标志有三:

一是电影文学有关研讨、评奖等活动频频展开，进入常规化。1980年，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召开了“剧本创作座谈会”，文化部电影局召开了“革命历史与革命战争题材剧本创作座谈会”;1982年，文化部电影局又召开了全国故事片厂电影文学编辑会议，同年颁布了《关于故事片厂电影文学工作的若干规定》;1983年，中国电影文学学会成立，次年即举办电影文学剧本评奖活动;1984年起，每年都举行“中日电影文学研讨会”，进一步开阔了国际视野……所有这些活动，都体现了“电影繁荣、剧本领先”的主旨，对于推动和促进创作的繁荣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80年代初中国电影的三大奖，在贯彻二为方向、双百方针、繁荣电影创作方面功不可没。文化部设立了“中国电影优秀影片奖”，《大众电影》恢复了“百花奖”，中国电影家协会又设立了中国电影“金鸡奖”。三个奖各有特点，又相互补充，明确了正确的创作导向，从而激励剧作家不断创作出精品力作。

二是电影本体理论研究空前活跃、深入。关于电影与戏剧的关系、电影语言现代化、电影与文学的关系、电影新观念、电影民族化和谢晋电影模式等问题的多次讨论，学界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促进了创作;对外国电影理论(巴赞和克拉考尔、蒙太奇学派，以及西方现代电影理论)的引进和借鉴，促进了电影本体意识的觉醒和深化，为形成剧本自身鲜明的艺术个性和创作的繁荣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动力。

三是剧本创作成果喜人，佳作纷呈。由于有了一个思想解放的创作环境，老、中、青三代编剧发挥各自的优势，形成了既竞争又并驾齐驱的态势，使得电影文学创作在回归现实主义航道、反映真实生活、审视历史的文化反思和表现人性主题的深度和广度上，在题材、体裁、类型、风格、样式的多样性上，以及发掘电影语言和形式创新方面，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天地，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品。紧随着“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兴起，电影文学创作相继出现了一大批以“”和“反右”运动为反思对象的作品。代表作有《天云山传奇》、《巴山夜雨》、《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人到中年》、《牧马人》和《芙蓉镇》。作者的视野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不仅表现出人们命运中的创痛与悲愤，更延伸出社会生活、政治风云的复杂性。剧本因强化了对极“左”政治的反思和批判力度，而获得思想深度和警世力度;同时，它们又能纯熟地运用观众喜闻乐见的叙事风格和影像语言，使得剧情的展开通俗易懂，老少咸宜。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和传记片电影文学，不仅作品数量可观，在艺术质量上也屡有新的突破。《西安事变》、《南昌起义》、《孙中山》、《谭嗣同》、《开国大典》等代表剧作，内容广博丰富，既富有历史的文献性，又各有独特的题材选择与开掘的不同深度，人物性格都很有典型性，特别是风格样式的多样性，较之以前同类电影剧作有了明显的提高。

应和着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的时代潮流，80年代的电影文学持续不断地进行着多样化的艺术探索和实践，创作出了《邻居》、《沙鸥》、《喜盈门》、《城南旧事》、《黄土地》、《一个和八个》、《黑炮事件》、《野山》、《老井》、《人•鬼•情》、《红高粱》和《顽主》等一大批记录一个时代精神蜕变历程的作品。尽管作品未能脱离都市、农村、工业、军事、体育、改革等司空见惯的题材轨道，但在艺术风格、表现手法和电影语言创新上都显得独树一帜，获得了新鲜的艺术质感和个性显著的创作风格，最充分地显现出剧作家空前活跃的思维和可贵的创新能力。六、1990—2000:国家意志与市场需求双重影响下的多元化电影文学90年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都处于转型期。为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电影体制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任殷不无忧虑地指出:“经济的压力迫使电影制片厂撤销文学部，一些编剧、编辑改行。提供发表电影剧本的刊物也纷纷改刊或停刊，电影文学创作的活力与原创性远不如20世纪80年代，电影文学创作经历着低谷和阵痛的转型阶段。”［8］为了应对和改变这种状况，中央和政府主管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和改善电影文学方面的工作。1991年，广电部电影局召开了全国故事片厂文学工作暨文学部主任联席会议，集中讨论加强电影文学工作和开展电影剧本有奖征集活动。1994年，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总书记又对文艺界提出“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创作方针，电影局把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为强化主旋律电影创作的重点，并以此为龙头，带动整个电影创作的发展和质量的提高。

1995年年初，中央提出要抓好电影、长篇小说和少儿文艺“三大件”的要求;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和西安电影制片厂6月联合主办了“电影文学创作研讨会”;9月中国夏衍电影学会经民政部批准登记成立。1996年3月，党中央在长沙召开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电影工作会议，提出了实施精品战略的“九五五○”工程;6月广电部电影局、夏衍电影学会联合举行“夏衍电影文学奖”全国优秀电影剧本征集评选活动，以不断开拓稿源，提高剧本质量，振兴电影文学工作。该项活动每年举办一次，至2000年举办了四届，共收到应征剧本1946部，评选奖励了《西南凯歌》、《离开雷锋的日子》、《马兰草》、《我的1919》等55部电影剧本。1997年，广电部又成立了电影剧本规划策划中心。凡此种种，均表明党和政府的意识和决心。90年代的电影文学，呈现出国家意志与市场需求双重影响下的多元化创作格局，基本形成了主旋律电影剧作、娱乐片电影剧作、艺术片电影剧作的三分天下。

主旋律电影创作，是塑造国家形象、追求崇高精神的主流意识形态作品，也是在一定范围内考虑市场因素，并追求一定人文情怀的电影作品。大多得到政府主管部门的政策和经济扶持。传记片剧作《焦裕禄》、《蒋筑英》、《孔繁森》、《》等，向人们展示的不仅仅是传主的业绩，而更重在刻画心灵，挖掘出人性、人情中最崇高、最美好的特质。剧作力避一些观念化的东西，以情带戏，以戏带情，在人物的情感世界中或揭示其高尚的情怀，或刻画领袖的人格力量和精神风范。战争片《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三大系列创作的出现，气势磅礴，风姿各异，视野开阔，提供的全景式、史诗式的叙事很有气魄。它们不仅以形象化的情节记录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进程，而且以宏大历史叙事进入到历史回眸，进而增强对历史的审视意味。时政片剧作《离开雷锋的日子》，寻求既平凡又崇高的境界，在是非善恶的尖锐冲突中，高扬了“雷锋”那永不过时的时代精神。而《横空出世》和《我的1919》作为国庆50周年献礼剧作，则传达出强烈的民族感情和国家意志。

娱乐片电影剧作中，杨争光、何平的《双旗镇刀客》(1990)别具一格。2008年被中国电影家协会授予“改革开放30年优秀电影剧本”称号。这部娱乐片剧作，也融合了艺术片剧作的许多因素。作为一部武侠电影文学，编导对传统武侠电影的人物谱系、剧情结构，包括武打程式进行了全方位的“改编”。过去武侠片中那种因果相依的剧情结构，那种善恶有报的双重结局，那种临危不惧、处变不惊的英雄豪侠，在“双旗镇”里全都纷然解体!冯小刚与人合作的贺岁片《甲方乙方》、《不见不散》，使当下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在通俗喜剧中得到释放，为本土娱乐片提供了可贵的经验。此后王朔等人的贺岁片剧本《没完没了》、《一声叹息》等，则进一步在观赏性上下足了功夫。冯小宁的《黄河绝恋》是抗战题材剧作，意在传达“反战、和平和民族精神”。它较为新颖地选取一个外国人视角，从第三方的角度来叙述历史事件，有利于更客观地认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运用了大量现代商业电影的技巧，表现出与以前的“”题材剧作完全不同的思想内核和外部电影形态。

胡辛传记范文篇4

一

河西走廊地区在西汉政府力量进入以前，长期是西戎和月氏、乌孙、匈奴等族人生活栖息的场所。战国秦汉时，雄据漠北的匈奴，"随畜牧而转移，……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1〕，力量强大，受其威胁的秦、赵、燕诸国，只好筑长城以资防守。随着匈奴势力的西渐，"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万"，"居敦煌，祁连间"的大月氏被匈奴单于打败，大众远徙，"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2〕。乌孙也是"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后汉书·西羌传》云："汉兴，匈奴冒顿兵强，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匈奴顺利进据河西，并迅速控制了西域。

后世地志综述了河西在汉朝前后的政治形势：肃州（酒泉），"古西戎地，六国时，月氏居焉。后为匈奴所逐，奔逃西徙，匈奴得其地，使休屠、昆邪王分守之。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来降，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以隔绝胡与羌通之路。"凉州（武威），"自六国至秦，戎狄及月氏居焉。后匈奴破月氏，……月氏乃远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匈奴使休屠王及浑邪王居其地，汉武帝之讨北边，……得其地，遂置张掖、酒泉、敦煌、武威四郡，昭帝又置金城郡，谓之河西五郡。"甘州（张掖），"自六国至秦，戎狄月氏居焉。汉初为匈奴右地。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断匈奴之右臂"〔3〕。沙州（敦煌），"西戎所居，古流沙之地，……其后子孙为羌戎代有其地，……按’十三州志’云：瓜州之戎为月氏所逐。秦并六国，筑长城，西不过临洮，则秦未有此地，汉武帝后元六年（？）分酒泉之地置敦煌郡，徙郡人以实之"〔4〕。这些简略记述表明，河西原为月氏、乌孙人居地，受匈奴逼迫而西迁。汉武帝时，几次发兵打击匈奴，霍去病领兵，"济居延（水），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扬武乎＠①得（张掖），得单于……及相国、都尉以众降下者二千五百人"〔5〕。打败了匈奴，汉朝在河西分设四郡。有关四郡设置年限，《汉书·武帝纪》和《地理志》的系年互异，众多学者如张维华、劳干、严耕望、陈梦家、黄文弼、周振鹤、日比野大夫等人已分别作了不少考辨，意见虽互有异同，大都认为《地理志》系年误。大致说，张掖、敦煌、酒泉三郡是武帝时建制，武威郡很可能迟至宣帝时才设置。经过汉军对匈奴的一再打击，诚如《霍去病传》所云："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旋越居延，过小月氏，至祁连山，杀死及俘虏共三万余人。唐初《括地志》云："焉支山，一名删丹山，在甘州删丹县东南五十里"，《西河旧事》云："山东西二百余里，南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匈奴失二山，乃歌云：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6〕由此可见，匈奴占领河西时，以祁连山为主体的高山草甸草原是良好天然牧场，西戎、月氏、乌孙、匈奴，在河西长期盛行游牧，有否农作，则未见诸史籍。

汉朝与匈奴争夺河西伊始，汉中人张骞受命西行，联络月氏共攻匈奴。当他经历艰苦曲折到达时，月氏人生活已安定。又离汉远，不再抱怨匈奴，骞不得要领而归。他想到被赶走的乌孙人，"蛮夷恋故地，又贪汉物"，"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则是断匈奴右臂"，武帝派他出使。"乌孙远汉，未知其大小，又近匈奴，服属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7〕。招引目的又没有达到。"乌孙王既不肯东还，汉乃于浑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发徙民以充实之"。也就是说："北却匈奴，西逐诸羌"，"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实之"〔8〕。河西地空，既是月氏与乌孙人的西徙，又是匈奴与西羌人的离去，某些没有西去的月氏人"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遂共与婚姻"。霍去病进军湟中时，"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虽依附县官，而首鼠两端，其从汉兵战斗，随势强弱"，他们并不忠实依附于汉。其时，众多羌人主要聚居于黄土高原所属的陇右，不在河西四郡境内。《汉书·地理志》云："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隔绝南羌匈奴。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②逆亡道，家属徙焉。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建置河西四郡时，境内地广民稀，汉政府从外地迁入的人，包括了关东的贫苦大众和某些犯法臣僚的家属。河西走廊地势高，又深处内陆，雨水少，草地宜牧，有利畜群繁殖饲养。酒泉太守辛武贤说，匈奴人"以畜产为命"〔9〕，凉州饶畜产，良有以也。

徙入河西的关东下贫自是一般务农的贫苦大众。《汉书·武帝纪》所说"徙民以实之"，正是指的这类人。通过他们勤奋力作，河西大地上，创造出"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地理志》）的良好局面。

河西四郡建制也和内地一样，是以郡统县，但诸县建置年限，史书多失记。《地理志》称敦煌郡"冥安县，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泽，溉民田"。效谷县，师古注引"桑饮说，孝武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济南崔不意为鱼泽尉，教力田，以勤效得谷，因立为县名"。"龙勒县，氐置水出南羌中，东北入泽，溉民田"。从居延简牍所见，诸县级政权下设大量乡里机构，正与内地郡县相同。

上述敦煌郡县的"民田"自是百姓们的田地。居延简记：

三＠③＠④长居延西道里公乘徐宗年五十宅一区…田五十亩…〔10〕

候长＠①得广昌里公乘礼忠年卅…宅一区…田五顷…〔11〕

徐宗和礼忠乃是低爵位的戍守官员，居延＠①得都是属于张掖郡。两户的田宅自是其家的私有家产，据日本学者研究，二简均为汉宣帝时事〔12〕。汉置河西四郡未久，张掖、敦煌等地的私有田产已在迅速发展。东汉初年，任延为武威郡守，北有匈奴、南邻羌人。"民畏寇抄，多废田业"，他派兵征讨，使之有所畏惧，不敢进犯，同样是表明武威郡境内私田已是广泛存在。从众多新、旧居延简中，不难看到有关更赋、兵役、徭役的种种记事，正是河西民众承担赋役的写照。官府对大批从外地移居河西的贫民必定要分别给予田地和住宅，贷借耕牛农具种子，才能启动他们从事农作。赵过推行代田法时，"又教边郡及居延城"〔13〕。在居延等边地推行代田法，即是以个体生产者为对象的。

汉武帝以来，"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史记》卷二九《河渠书》），很概括地说明了河西酒泉等地引河水灌溉。《汉书·地理志》比较具体地介绍了诸郡河川的溉田。居延简127·6云〔14〕：

第十三＠③长贤□井水五十步深二丈五立泉二尺五上可治田度给吏卒＠⑤

这是张掖郡居延地区开井修渠，下泉流涌出或是深达2.5丈的立泉，开渠自是用于灌溉。

汉宣帝时，"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一万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dī＠⑥侯井以西，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孟康注卑dī＠⑥侯井云："大井六通渠也。下泉流涌出，在白龙堆东土山下"〔15〕，说明西汉政府想通过河渠运粮以讨乌孙。井渠在白龙堆以东，是归属于河西敦煌地区的。地下通流的井渠在内地罕见，因河西雨量少，很难满足农作物所需水分。所幸地势高峻，高山终年积雪，夏日融化，水聚以成井渠，或流行于地面，或通流于地下，成为山麓地区农田灌溉的主要水源。汉光武帝时，武威郡守任延，以"河西旧少雨泽，乃为置水官吏，修理沟渠，皆蒙其利"〔16〕。正是依赖水源灌溉，严重缺水的河西绿洲才能生意盎然，建成丰收良田。

采用屯田方式是汉代在河西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途径。军屯初创于西汉，历代大多沿袭，它曾有效地维持了边军的粮食供应，开拓了边防的耕地。应劭说："武帝始开三边，徙民屯田，皆与犁牛。"〔17〕居延简513·23，303·29云〔18〕：

延寿乃大初三年中父以负马田敦煌，延寿与父俱来田事已。

延寿父子在敦煌田作，可能即是徙民屯作的成员，官府供应耕作者使用牲口。

《武帝纪》载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秋，马生渥洼水中"。注引李斐言："南阳新野有暴利长，当武帝时遭刑，屯田敦煌界，数于北水旁见群野马中有奇者与凡马异，来饮此水。"非常清楚，南阳新野人暴利长是以弛刑徒身分屯田敦煌。联想史书屡见因罪徙敦煌的官员如解万年、陈汤、薛况、李寻、解光等等，很可能是与田事有关。居延简常见"田卒"、"戍卒"〔19〕，农时耕耘，战事打仗，有闲负责戍守，例由官府支付衣食，是为军屯。武帝时，"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20〕。塞卒即是既戍且耕。《昭帝纪》载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冬，"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征调故吏为屯田官，使领兵屯田张掖。居延新简E.P.T52·105云〔21〕：

……□□酒泉、张掖农官田卒＠⑤

居延简303·15，513·17云〔22〕：

……谨案居延始元二年戍田卒千五百人为xīng＠⑦马田官穿泾渠……

还有敦煌郡疏勒河流域的屯田简文，限于篇幅，不再引用。

可见酒泉、张掖等地的农官是以田卒屯作。以戍田卒千多人在居延兴修水利，从事集体劳动。居延新简云〔23〕：

第四长安亲，正月乙卯初作，尽八月戊戌，积三□□日，用积卒二万七千一百＠⑧三人，率百廿一人，奇卅九人，垦田＠⑧一顷＠⑧四亩百廿四步，率人田卅四亩，得谷二千九百一十三石一斗一升，率人得廿四石，奇九石。

此简为卒作簿，它纪录从正月乙卯日开始耕作，至八月戊戌日止，每人作了二百□□日（原件作三□□日，疑有误），共计27143个人工，平均合121人，剩余39个人工，共垦田41顷44亩124步，人均垦田34亩，共得谷2913石1斗1升，人均得谷24石，剩余9石。按简文所记，可知汉代以戍卒耕作的劳动生产率仍比较低。

垦田已广泛使用铁工具。居延新简E.P.T52·15及E.P.T52·488分别记〔24〕：

＠⑨田以铁器为本，北边郡毋铁官，＠⑩（仰）器内郡，令郡以时博卖予细民，毋令豪富吏民得多取，贩卖细民。

甲渠候官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十月旦见铁器簿。

铁器例由官府统一专卖，禁止豪富贩卖以害民，屯田处所的官员将铁器一一登记入簿，以供人们使用。

农作广泛使用耕牛，牛在河西各地养育不少，李广利受命远征大宛，"岁余而出敦煌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匹，驴橐驼以万数赍粮"〔25〕。居延简中多处记录了牛，甚至牛的毛色、年齿、性别等等，都有清晰记录。内有一简云〔26〕：

＠⑤十五日，令史宫移牛籍大守府求乐不得，乐吏毋告劾亡满三日五日以上

为牛设籍，表明官府很重视对耕牛的登记。60年代，已有人为居延简中的牛籍作过考释〔27〕，为牛设籍，显示河西屯田使用耕牛的极端重要性。

耕牛、铁农器与劳动者在河西地区的结合方式，我尚未看到具体资料，可能与陕西榆林东汉壁画一人扶犁二牛拉犁的牛耕方式相近，因为直至唐宋之际敦煌壁画仍是一人二牛耕地。

河西地区经过两汉时的大力垦殖，特别是军事屯田的开拓，初步改变了过去单一的游牧经济面貌。两汉之际，"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河西殷富"，颇为有名。光武帝赐授窦融凉州牧玺书云："五郡（四郡外，加金城郡）兵马精强，仓库有蓄，民庶殷富，外则折挫羌胡，内则百姓蒙福。"〔28〕民富仓储，正是河西农作丰收景象。随着当地农牧经济的发展，培育出了一批豪族。前述敦煌令狐氏、索氏而外，陇右豪族梁统先后出任酒泉、武威太守，辛彤为敦煌太守，梁腾为酒泉农都尉。众所周知，农都尉乃是主管屯田殖谷的。

出土简牍所见河西田作以粟为主，麦、麋、黍、豆、＠①①＠①②也占一定比重。＠①①＠①②尤难见于史书，居延简云："入谷六十三石三斗三升少，其卅三石三斗三升＠①①＠①②，卅石粟。"当代字书也明示＠①①＠①②为谷类〔29〕。《居延新简》第197页云："……马食＠①①＠①②六石＠⑤"，显示以它为马饲料。

总之，自西汉在河西设郡以迄东汉末的百多年中，河西社会由戎夷诸族人长期从事游牧为生，在统一帝国的军屯启动下，官私农作迅速发展。从畜牧转向田作，开垦耕田，兴修水利，铸造农具，农业管理的变革，如此等等，使河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受自然地貌的制约，在沙、砾、草原、绿洲相错其间的高原山原地带，不可能尽变为农田。因地制宜，且照应河西长期是民族杂居的传统，农牧兼作便成为汉代以及后世在河西进行农业经营的重大特色。

二

伴随统一汉帝国的瓦解，河西地区或归属中原政权，或由占领当地的统治者独立建国，呈现出十分错综复杂的景况。

汉魏之际，华北大乱，河西地方豪强"驱略羌胡"追随张掖人张进作乱，酒泉人黄华自称太守，武威三种胡人并起钞掠，武威太守向中原告急。曹魏任命金城太守护羌校尉苏则出兵救援，胡人降服，进而围攻张掖，杀了张进，平定河西，社会秩序初步得到安定。

因为"河右少雨，常苦乏谷"。魏明帝时，徐邈为凉州刺史持节领护羌校尉，大力修整武威、酒泉的盐池，以换取羌人的粮食。由此看来，河西羌人当时已在从事农作。徐邈在凉州，"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30〕。少雨的河西居然开辟出了少量水田耕作，取得了良好成绩。保证百姓日食，供应当地驻军外，有盈余换取钱财，以供通商费用。他进而在境内兴办学校，禁断淫祀，羌胡人犯小过错一律不咎，犯了大罪的，先通报他们的部帅，然后才量刑处理，以此很受羌胡信任，彼此和平相处。

汉末大乱时，敦煌有二三十年没有郡级官，"大姓雄张，遂以为俗"。仓慈在曹魏时出任太守，面对贫富差异的现实，采取扶贫和抑挫权豪的政策，按人口占地多少分等交税，以使负担相对合理。又从宽处理属县的狱讼案件以纾民困。西域胡商常受豪族阻隔与欺负，积怨甚深，他大力推行改革，胡人如果愿去内地洛阳，主动协助办理过所，自内地回西域路经敦煌的，平价收购所带货物，并以当地物品与他们交易，然后派吏民护送他们上路。这些举措很受胡汉人们的拥戴。皇甫隆任敦煌太守，注意到当地人的田作技巧不娴熟，引水浸泡土块很烂，然后才进行田作，以致耗水过多。早在西汉时，中原内地已用耧犁播种，敦煌却迟至曹魏时尚不知道，"不晓作耧犁，用水及种，人牛功力既费，而收谷更少"。皇甫隆上任，推荐以耧犁播种，且行且摇，种乃随下，省力又省粮种。他还教育人们节约用水，实行衍溉。如此办理，年终一结帐，"其年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31〕。

晋初，段灼表陈时政云："昔伐蜀，募取凉州兵马，羌胡健儿，许以重报，五千余人随（邓）艾讨贼，功皆第一。"曹魏出兵灭蜀，从凉州召募勇敢善战的羌胡，表明汉代关西出将的尚武风习至魏晋时仍在沿袭。

魏晋之际，河西混乱，地方豪族和羌戎的矛盾错综复杂。鲜卑树机能乘机起兵，泰始七年（公元271年）和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先后杀死凉州刺史牵弘和杨欣。在朝廷鼎力支助下，武威太守马隆出兵，削平了叛乱，河西获得了初步安定。西晋中年，国内政局日趋不稳。汉人张轨目睹凉州地位重要，请求出任护羌校尉凉州刺史。他注意安定境内，发展实力。"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轨）分武威置武兴郡以居之"。派参军杜勋向朝廷献马五百匹，dié＠①③布三万匹。及西晋大乱，派步骑与胡骑各二万声援朝廷。"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嘉麦-茎九穗生姑臧"〔32〕。《西河旧事》云："河西牛羊肥，酪过精好。"〔33〕张天锡谈到西土所出是，"桑葚甜甘，鸱xiāo＠①④革响，乳酪养性，人无dù＠①⑤心"。这一切显示凉州的畜牧与农作并存，畜牧优胜。前凉晚年谷贵，"出仓谷与百姓，秋收三倍征之"。剥削很重，也正是凉州田作不旺的曲折反映。

前凉立国七十余年亡于前秦，苻坚盛世，"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畴不辟者亦徙七千余户"，以利促进河西农作。不久，前秦丧败，河西地区为后凉、南凉、北凉、西凉所分割，大致形势是后凉据姑臧，南凉据乐都，北凉据张掖，西凉据敦煌、酒泉。

氐人吕光受苻坚命出征西域。回归东土时，得知苻坚已死，便自称凉州牧、酒泉公。其时"谷价yǒng＠①⑥贵，斗直五百。人相食，死者大半"。此后十余年内，南凉、北凉常来攻伐，"河西之民不得农植，谷价yǒng＠①⑥贵。斗直钱五千文，人相食，饿死者千余口（？），姑臧城门昼闭，樵cǎi＠①⑦路断，民请出城乞为夷虏奴婢者日有数百，……于是积尸盈于衢路，户绝者十有九焉"〔34〕。自汉代以来，姑臧长期是河西的重要城市，十六国荒乱，使它破败若此。

后凉为了对抗北凉攻袭，主动向南凉求援。南凉秃发氏原是河西鲜卑，乌孤在位，"务农桑"，很想据守姑臧，迫于形势，只好迁于乐都，称河西王。为适应形势，强化统治，"置晋人于诸城，劝课农桑，以供军国之用，我则习战法以诛未宾"，即是让汉人务农，鲜卑人作战。和敌军交战时，"命诸郡县悉驱牛羊于野"。一次向后秦姚兴献马3000匹，羊30000口。凉州主簿胡威为此对姚兴说，"若军国须马，直烦尚书一符，臣州三千余户各输一马，朝下夕办，何难之有"，表明凉州依旧盛产马匹。南凉所部乙弗不听命，秃发＠①⑧檀率骑出征，"获牛马羊四十余万"〔35〕。这都很足以说明河西鲜卑及其属部对牧事的依赖。另一方面，大臣孟恺为劝阻出征谈到了国内形势是"连年不收，上下饥弊，……百姓骚动，下不安业"。秃发＠①⑧檀承认"今不种多年，内外俱窘，事宜西行，以拯此弊"。面对同一困境，君臣谋求解脱的方式很不相同。联系到南凉指责北凉，"掠我边疆，残我禾稼"。沮渠氏确曾"遣其将运粮于湟河"〔36〕。这一切表明，南凉国内并未彻底废弃田作。

匈奴在东汉衰败后，某些称为"赀虏"的匈奴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东西，畜牧逐水草，钞盗凉州，部落稍多，有数万"，这些人长期存在。十六国时，沮渠蒙逊的从兄男成"逃奔赀虏，扇动诸夷，众至数千，进攻福禄（酒泉）建安"〔37〕，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否仍旧逐水草为生，史籍没有证明。我们知道建立北凉的卢水胡沮渠氏是以张掖为其主要根据地。早在东汉章帝时，居于武威、张掖间的卢水胡曾进行反叛〔38〕。张掖是汉代屯田重点区。魏晋以来，当地农作基本态势未变。久居其地的卢水胡估计已逐渐参与农作。后凉与沮渠氏交争。"烧氐池，张掖谷麦"。南北凉相攻，秃发＠①⑧檀率兵"次于氐池，蒙逊婴城固守，芟其禾苗，至于赤泉而还"，氐池位于张掖东南，现今民乐县地，赤泉在氐池县北。由此看来，北凉所在张掖附近的田作仍较兴旺。尝因春旱，蒙逊下诏自责云："顷自春炎旱，害及时苗，碧原青野，倏为枯壤。将刑政失中，下有冤狱乎？役繁赋重，上天所谴乎！"此后，其子兴国为西秦所擒，他派人送谷30万斛求赎〔39〕。《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第39页收北凉玄始十二年（公元423年）翟定辞为雇人耕＠①⑨事，凡此种种，约略可见北凉境内的农作是比相邻诸国较盛。

汉人李hào＠②⑩原为敦煌郡守，进称凉公。"遂屯玉门、阳关，广田积谷，为东伐之资"。改元建初，迁都酒泉。他将前秦时徙自内地的民众，"分南人五千户置会稽郡，中州人五千户置广夏郡，余万三千户分置武威、武兴、张掖三郡"〔40〕。他注意到敦煌郡大众殷，制御西域，使其子李让为郡守，"自余诸子，皆在戎间，率先士伍"。斯113号建初十二年（公元416年）正月籍，记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11户56行残籍，约略可以察知西凉兵户的役事实况。

西凉国留意"敦劝稼穑"，曾经"年谷频登"，但"国狭民稀"。力量甚弱，北凉侵袭，"大芟秋稼而还"。强敌当前，汜称建议"罢宫室之务，止游畋之娱，后宫嫔妃，诸夷子女，躬受分田，身劝蚕绩，……百姓租税，专拟军国"。国主李歆没有采纳。沮渠蒙逊亲自率兵二万进攻敦煌，"三面起dī＠②①，以水灌城"〔41〕。西凉遂被灭亡。

鲜卑拓跋氏所建代国为前秦所灭。苻坚败亡，拓跋氏复建魏国。北魏太武帝曾在短短八年内（公元431-439年），派李顺出使北凉八次，了解敌情，其后，采纳崔浩、伊馥等人计谋，进攻北凉。太武帝看到河西"姑臧城外，水草丰饶"〔42〕，认定为发展牲畜的好场所。

随着北凉覆灭，吏民三万余户被迁往平城，不少河西文士也受吸引而去。北魏留兵镇守河西。良好的畜牧环境适应了拓跋族人的游牧爱好，"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至孝文帝时，"河西之牧弥滋"〔43〕。总的说来，北魏太武帝以后的七八十年间，官府在河西的地方行政，不论是设军镇戍，或是置郡县，长期都没有对农作给予应有的注意。

魏孝明帝时，凉州刺史袁翻议论边防军事涉及所在农事云：

河西捍御强敌，惟凉州、敦煌而已。凉州土广民稀，粮仗素缺。敦煌酒泉，空虚尤甚。……西海郡本属凉州，今在酒泉直北，张掖西北千二百里，……正是北虏往来之冲要，汉家行军之旧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即可永为重戍，镇防西北。……凡诸州镇应徙之兵，随宜割配，且田且戍，……一二年后，足食足兵。斯固安边保塞之长计也，……入春，西海之间即令播种，至秋，收一年之食，使不复劳转输之功也。且西海北垂即是大碛，野兽所聚千百为群，正是蠕蠕射猎之处，殖田以自供，籍兽以自给，彼此相资，足以自固。〔44〕

显而易见，直至北魏后期，凉州、敦煌、酒泉等地，并无一片完土与乐园。河西自西汉中叶以来，田作原已日趋发展，西海即汉代居延地区，屯田成绩卓著，经历五百年后，虽然仍是土沃可耕，面前却是一片荒凉景色。努力且田且戍，方可免予转运，聊供边防军用。北魏统治者对田作的长期不重视，致使河西今不如昔，农作处于艰难低下的水准。

北魏末年，王室衰微，河西扰乱，魏孝武帝西迁，开始了西魏北周的统治。大统十二年（公元546年），凉州刺史宇文仲和据州独立，西魏实权人物宇文泰派独孤信出兵，活捉宇文仲和，迁凉州民六千户去长安。回首南凉时凉州仅三千户，不难看出此时的凉州居民有了较大增多。平定凉州，史宁起了积极配合作用，他两任凉州刺史，战败"抄掠河右"的柔然，"前后获数万人"，他听任突厥可汗"假道凉州"袭击吐谷浑。突厥与吐谷浑都是随水草畜牧为生，凉州居民多杂戎夷。周明帝时，吐谷浑入侵凉州，杀刺史是云宝，贺兰祥出征檄文称，吐浑"入我姑臧，俘我河县，芟夷我菽麦，虔刘我苍生"〔45〕。这些事实说明，凉州地区的游牧经济相当突出，和东汉时的经济状况相比较，确已出现了明显的差异。

"大统十二年，分凉州以居张掖之地为西凉州"。韩褒任刺史六年，"羌胡之俗，轻贫弱，尚豪富。……褒乃悉募贫人以充兵士，优复其家，蠲免徭赋，又调富人财物以振给之，每西域商货至，又先尽贫者市之，于是贫富渐均，户口殷实"。其时，原州刺史李贤曾随独孤信平凉州，"又抚慰张掖等五郡"〔46〕。张掖曾是汉魏间河西农作发达地区，经历五凉以来的社会大动乱，民族杂居，羌胡日趋汉化，贫富差异增大。

瓜州是敦煌镇的改置，它是西域通往内地的首站，在中西交通地位上享有盛名。北朝后期，涌现出了一批瓜州"首望"、"义首"、"豪右"。西魏末年，"三辅著姓"韦zhèn＠②②出任瓜州刺史，"雅性清俭，兼有武略，蕃夷赠遗，一无所受，胡人畏威，不敢为寇，公私安静，夷夏怀之"，任期届满，仍很受吏民恋慕。（《周书》卷三九）

敦煌出土斯613号文书，经日本学者山本达郎考定为西魏大统十三年（公元547年）的计帐文书。他的意见迅速获得众多学者的广泛赞许和支持。文书残卷是迄今发现北朝均田税役制的唯一出土文献。值得注意的是，此件文书问世前一年，瓜州（敦煌）城民张保杀害刺史成庆，响应凉州刺史宇文仲和公开对抗西魏朝廷。晋昌人吕兴又杀郡守郭肆以声援张保。明显看出西魏政府当时并未稳固地统治河西地区。号称"西土冠冕"的敦煌令孤整伪装依附，乘机集众诛杀吕兴，张保也被迫出奔吐浑。西魏使臣申徽参与平叛有功，因被任命为瓜州刺史。"徽在州五稔（公元546-551年），俭约率下，边人乐而安之"〔47〕。显而易见，瓜州敦煌地区大统十三年的均田税役计帐正是在他的任期内制订，并获得了边民广泛支持的。

鉴于残文书所记有关受田、赋役、户等、台资等等内容，已有不少学者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且与本题关涉不大。毋需赘述。这里，只简单提示尚少讨论的几项特色。

其一，残卷所记诸户主与妻室姓名以及各户四至的主人名字，可以看出，敦煌地区广泛存在汉胡杂居，户主刘文成、候老生与少数族户主共天婆罗门等等便是明显的事例。

其二，少数族人家庭，如户主王皮乱，妻阿雷处姬，还有两个女儿分别出嫁给受（寿）昌郡民泣陵申安和xiào＠②③谷县斛斯已奴党王叔子，其家成员和亲戚都是少数族人，他们和汉人同等受田，同样交纳税役，说明他们业已脱离游牧，从事田作。

其三，河西地区虽是地广人稀，但所在可耕荒田并不多，加以豪族们的霸占。因而很难按田令依法授足。

其四，按各户受田状况，说明它不是按北魏大和均田令实施，同样也不符合北周的田令规定，而是在西魏新统治区内按当地实际情况所采取的权宜措施，以利促进社会安定和加强统治。

总之，在魏晋南北朝几百年乱世里，如果说，西晋灭亡以前，河西地区有魏晋政权控制，乱事影响较小，田作仍在持续进行。此后，五凉分裂统治一百多年间，河西经受了长期无休止的战乱与多民族的交叉统治，农业生产受到了极大破坏，畜牧经济也蒙受了重大创伤。北魏占领河西后，有意让当地发展畜牧业，河西畜牧业由是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田作则是萎缩不振。其后，西魏北周的统治者比较关心农事，田作是稍有复苏，但处境维艰，很难说达到了汉魏时期的生产水平。

三

隋唐是统一中央集权的大国，河西作为与西方商贸的枢纽，发挥了重大作用。

隋代，河西常受吐谷浑与突厥的侵扰。先后任命贺娄子干与乞伏慧为凉州总管，便与"边塞未安"密切攸关。文帝让凉州总管"勒民为堡，营田积谷以备不虞"。贺娄子干上书云："陇西河右，土旷民稀，边境未宁，不可广为田种。比见屯田之所获少费多，虚役人功，卒逢践暴。屯田疏远者请皆废省，但陇右之民以畜牧为事，若更屯聚，弥不获安，只可严谨斥候，岂容集人聚畜，请要路之所，加其防守，但使镇戍相接，烽候相望，民虽散居，必谓无虑。"〔48〕由此可知，隋初在河西营田，得不偿失，除了自然条件制约外，还有社会环境不宁的影响。宇文弼谈到突厥侵扰，"黠虏之势，来如激矢，去若绝xáan＠②④，若欲追蹑，良为难及"。因此，优先安定社会环境乃是田作的重要前提。其后，炀帝在政局纷扰时，《隋书·炀帝纪》称，"盛兴屯田于玉门、柳城之外"，这种短暂行为，肯定不会有积极成果。

隋唐之际，"家富于财"的武威姑臧人李轨乘乱起兵，很快占有五郡，与吐谷浑、突厥交结，嚣张一时，但被"凉州奕世豪望"的安兴贵兄弟"引诸胡众"迅速击败了，由此可知，凉州境内社会矛盾极为错综复杂。唐太宗贞观初，凉州都督李大亮说："河西氓庶，积御蕃夷，州县萧条，户口鲜少，加因隋乱，减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业，匈奴微弱以来始就农亩，"〔49〕充分展示了社会安定对农事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唐平定高昌后，每年要调发千余人去那里防守。褚遂良疏谏称，"王师初发之＠②⑤，河西供役之年，飞刍wǎn＠②⑥粟十室九空。……设令张掖尘飞，酒泉烽举，陛下岂能得高昌一人菽粟而及事乎？"自长安至西州五千多里，其中半数以上里程要跨越河西地区，运粮应役，困累无穷，如果在途中发生乱事，则将前功尽弃。玄宗开元时，韦凑反对四镇经略安抚使郭虔guàn＠②⑦募兵五万人出征安西，他严肃地说："一行万人诣六千余里，咸给递＠②⑧，并供熟食，道次州县，将何以供？秦陇之西，人户渐少，凉州已去，沙碛悠然。……纵令必克，其获几何？"〔50〕举此二例，可知河西地区对长安与西域间的交往承担了很繁重的负荷。

玄奘西行求法，目睹"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51〕。所称凉州自然是就城区而言，并不涉及凉州所辖广大地区。其后，陈子昂在武则天执政时说："顷至凉州，问其仓储惟有六万余石，以支兵防，才周今岁。虽云屯田收者犹在此外，略问其数，得亦不多。"〔52〕可见经历了六七十年发展，凉州农作仍不够发展。

唐代河西仍是多民族聚居地。吐谷浑、吐蕃、回纥、突厥等族不时在此交争，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契bì＠②⑨族酋长何力率部落六千余家降唐，被安置于甘、凉之间，经历了八九十年，至开元八年（公元719年）十一月，突厥战败了唐河西节度使杨敬述，才被迁往他处〔53〕。

唐高宗时，吐蕃与吐谷浑连年交战，吐谷浑失败，"走投凉州，请徙居内地"。不久，突厥势力复兴，攻占铁勒在漠北的故地，迫使回纥、契bì＠②⑨、思结、浑部，徙居甘、凉之间。玄宗"开元中，回鹘渐盛，杀凉州都督王君＠③⑩"，切断了安西通往长安的通路〔54〕。《旧唐书·地理志》记吐浑、兴昔等"八州府，并无县，皆吐浑，契bì＠②⑨、思结等部，寄在凉州界内"。说明众多少数族人确是聚居于凉州。开元时，河西节度使崔希逸镇守凉州，"时吐蕃与汉树栅为界，置守捉使"。他建议双方"各去守备"，撤除守备后，"吐蕃畜牧被野"。（《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可知彼此大设关防，是很不利于生产发展。

随着唐朝国力增强，包括河西在内的整个边疆局势迅速发生了重大变化。武则天有句名言："王师外镇，必藉边境营田。""恭勤不怠"的娄师德，在河陇等地检校营田长达四十多年，"民夷安之"〔55〕。由是，自武周以至玄宗盛世。唐代河西屯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

武周垂拱二年（公元686年），陈子昂纵论河西形势说："河西诸州，地居边远"，"比者国家所以制其（指吐蕃）不得东侵，实由甘、凉素有蓄积，士马强盛，以扼其喉，故其力屈，势不能动。"而目前却是凉州地广，存粮甚少，"凉府虽曰雄藩，其实已甚虚竭"，"今国家欲制河西，定戎虏，此州不足，未可速图。又至甘州，责其粮数，称现在所zhù＠③①积者四十余万石，今年屯收犹不入计。……甘州地广粮多，左右受敌，其所管户不满三千，屯田广远，仓蓄狼籍。……今瓜肃镇防御仰食甘州，一旬不给，便至饥馁，然则河西之命今并悬于甘州矣。……得甘州状称，今年屯收用为善熟，为兵防数少，百姓不多，屯田广远，收获难遍，时节既过，遂有凋固，所以三分收不过二，人力又少，未入仓储，纵已收刈，尚多在野"〔56〕。他如此具体地揭示了凉甘地区发展农作的不平衡，甘州地区自西汉以来农作已有较大发展，随着唐代的屯田经营，生产是继续有了新的长进。

凉州地区的田作，此后也有了迅速发展。武则天晚年，郭元振任凉州都督，突厥、吐蕃不敢侵扰，"夷夏畏慕"，使"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尽其水陆之利。旧凉州粟麦斛至数千，及汉通收率之后，数年丰稔，乃至一匹绢籴数十斛，积军粮支数十年"〔57〕。说明凉州都督区内屯作已有发展。《唐六典》卷七记开元盛世的河西屯田数，赤水36屯，大斗16屯，建康15屯，甘州19屯，肃州7屯，玉门5屯。其中赤水、大斗、建康均在凉州境内，按《通典》卷二记开元廿五年（公元737年）令，"隶州镇诸军者，每五十顷为一屯"。显而易见，凉州屯田在唐代盛世是有了重大进展。陈子昂说武则天时，甘州有40余屯，开元时仅存19屯，说明屯田规模是在不断发生变化。沙州仅玉门5屯，陈鸿《东城老父传》记"河州敦煌道，＠②⑤屯田，实边食，余粟转输灵州，漕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所言显有夸大，但敦煌有屯田大致不会虚假。唐代屯田收入，《通典》卷二记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全国岁收一百九十一万多石，河西屯收二十六万多石，约占全国的14％。

需要顺便说明，唐前期所置十道或十五道中，并无河西道。它是景云二年（公元711年）五月，自陇右道分置。在此之前，元年十二月，"置河西节度、支度、营田等使，领凉、甘、肃、伊、瓜、沙、西七州，治凉州"〔58〕。天宝盛世，"河西节度断隔吐蕃、突厥，统赤水、大斗、建康、宁寇、玉门、墨离、豆卢、新泉八军，张掖、交城、白亭三守捉，屯凉、肃、瓜、沙、会五州之境，治凉州，兵七万三千人"。（《资治通鉴》卷二一五）

官府屯田而外，河西还有更多的民间田作。《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第342-343页引大谷2835号文书，记武周时，沙州逃户在甘、凉、瓜、肃等刑，"例被招携安置，常遣守庄农作，抚恤类若家僮"。河西诸州招怀沙州的逃户参加田作。说明诸州民间都在努力发展农业生产。

沙州敦煌出土武周、唐玄宗与代宗时的众多户籍残卷，分别记录了当地各户受田的具体情况，诸如口分田、永业田的差异，已受田、未受田的不同。在田地各段的四至中，可以看到诸如买田、自田、官田、勋田、观田、墓田、退田等等田名。斯2593号《沙州志》云："沙州者，古瓜州地。其地平川多沙＠③②，人以耕稼为业，草木略与东华夏同。"〔59〕沙州民户广泛田作，那是一目了然的。

玄宗开元中，瓜州刺史张守guī＠③③打败了入侵的吐蕃，"瓜州地多沙碛，不宜稼穑，每年少雨，以雪水溉田，至是渠堰尽为贼所毁，既地少林木，难为修葺，守guī＠③③设祭祈祷，终宿而山水暴至。大漂材木，塞涧而流，直至城下，守guī＠③③使取充堰。于是水道复旧，州人刻石以纪其事"〔60〕。它很形象地说明了河西少雨，修渠的迫切性和使用雪水在内灌溉的重要性。

敦煌出土户籍残卷记各户每一地段所在位置以及它的四至，广泛与水渠密切相关。如天宝六载（公元747年）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程什住户，"一段伍亩永业，城西七里平渠。东渠，西渠，南河，北渠"。又如大历四年（公元769年）沙州敦煌县悬泉乡宜禾里手实索思礼户，"一段玖亩口分，城西十五里瓜渠。东渠，西渠，南路，北渠"。如此等等，突出说明了当地田亩依赖水渠灌溉。

敦煌出土伯2005号《沙州都督府图经》记甘泉水（今党河）"分水以灌田园，荷锸成云，决渠降雨，其腴如泾，其浊如河，加以节气少雨，山谷多雪，立夏之后，山暖雪消，雪水入河，朝减夕涨"。"（州城）西北又分一渠，北名都乡渠，又从马圈口分一渠，于州西北流，名宜秋渠。……五谷皆饶，唯无稻黍，其水溉田即尽，更无流派"。"宜秋渠，……在州西南廿五里，……其渠下地宜晚禾，因号为宜秋渠"〔61〕。将沙州水渠对农事的作用言之凿凿。敦煌出土伯2507号《开元水部式》残卷云："河西诸州用水溉田，其州县府镇官人公廨田及职田，计营顷亩，共百姓均出人功，同修渠堰。若田多水少，亦准百姓量减少营"，"沙州用水浇田，令县官检校，仍置前官四人，三月以后九月以前行水时，前官各借官马一匹"〔62〕，这是将河西用水溉田加以法制化了。早在武周时，陈子昂已指出，甘州诸屯，"皆因水利，浊河溉灌，良沃不待天时，四十余屯，并为奥壤"。水是农业的命脉，河西水流更有其特殊性。敦煌因地制宜，大修水渠，使点滴水流都能得到充分使用。

唐代盛世，河西官私田作都获得了重大发展，屯田收入以外，官府仓储也大为丰满。《通典》卷一二记河西正仓粮70万石，和籴粮37万石，义仓粮38万石，都大大超过了陇右道的收入。可以推知，河西的粮食生产实是盛况空前。

与此同时，安定的社会环境对河西畜牧生产也很有利。《资治通鉴》卷二○七记风阁舍人崔融言："江南食鱼，河西食肉，一日不可无"，"一朝禁止，百姓劳弊"。（《文苑英华》卷七六八《断屠议》）一日不可缺的肉食习俗，正是以大量牲畜的繁殖为前提的。郭元振为凉州都督五年，"牛羊被野，路不拾遗"。开元时，突厥出兵"掠凉州羊马"，唐代凉州产马仍很负盛名〔63〕。

《元和郡县志》卷四○甘州张掖县祁连山，"张掖酒泉二界上，美水茂草，山中冬温夏凉，宜放牧，牛羊充肥，乳酪浓好，……作酥特好"。山丹县焉支山，"水草茂美，与祁连山同"。甘州张掖人赵武孟"以驰骋佃猎为事"。（《旧唐书》卷九二）瓜州普昌县，"冥水，自吐谷浑界流入大泽，东西二百六十里，南北六十里，丰水草，宜畜牧"。《唐六典》卷三记"甘、肃、瓜、凉等州（贡）野马皮"。宋人程大昌云，野马皮制靴，骑而越水，水不透里，极为可贵。

玄宗天宝末，安史叛乱发生，边防兵内调，吐蕃乘机迅速攻没河西诸地。法人戴密微撰《吐蕃僧诤记》第二章历叙吐蕃在占领区推行蕃化统治以及所在居民进行反抗诸事实。唐文宗时，遣使至西域，"见甘、凉、瓜、沙等州城邑如故，陷吐蕃之人见唐使者旌节，夹道欢呼，涕泣曰：皇帝犹念陷蕃生灵否？其人皆天宝中陷吐蕃者子孙，其言语小讹，而衣服未改"〔64〕。很可概见陷蕃百姓强烈的反抗政治意识。宣宗时，"张掖人张义潮募兵击走吐蕃"，"奉瓜、沙、伊、肃、甘等十一州地图"进献，"缮甲兵，耕且战，悉复余州"。唐授予张义潮归义军节度使，由是开启了前后相继的张氏和曹氏的归义军时代。

吐蕃占领河西后，气势一度很盛，但其内部社会矛盾也在迅速增涨，鄯州都督尚婢婢与其宰相论恐热的交争很激烈，下层奴婢＠③④末的反抗也是方兴未艾。吐蕃贵族统治正在迅速走向没落。原先被吐蕃安置在甘州一带的回鹘也是日趋衰弱。吐蕃人与回鹘人的畜牧生活固然仍在进行，敦煌文书中所见"牧羊人"例为胡姓，正是他们从事畜牧的良好例证。另一方面，吐蕃人与回鹘人也确有一些在从事农作。王建所述凉州吐蕃人，"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男为汉语，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回鹘人在甘州，"其地宜白麦、青＠③⑤麦、黄麻、葱韭、胡荽，以橐驼耕而种"〔65〕。以驼耕地，种植春麦等粮食作物。

《敦煌资料第一集》比较集中收录了吐蕃占领时期的多件贷麦（粟）契，借者或"无种子"，或"缺粮用"，借贷利息极高，若不按时交纳，"仍任掣夺家资牛畜，用充麦直"。契约通常注明使用汉斗。借贷人既有汉人、少数族人，还有出家的和尚。"敦煌大蕃、久陷戎垒"。但他们仍在继续广泛种麦。

五代后唐时，"凉州郭外数十里尚有汉民陷没者耕作"。后晋时，高居诲出使西域，"自凉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甘州，回鹘牙也。……自甘州西始沙碛，碛无水，载水以行。……西至瓜州、沙州，二州多中国人，闻晋使者来，其刺史曹元深等郊迎，问使者天子起居"。由于雨少，"地无水而尝寒多雪，每天暖雪消乃得水"。北宋太宗时，"殿直丁惟清往凉州市马，惟清至，而境大丰稔"〔66〕。这些都说明归义军时代的河西仍有相当发达的农业。

元朝人马端临曾经综合评论说，河西"自东汉以来，民物富庶与中州不殊"〔67〕，所言大致属实。自汉至唐的统一安定时期，全国范围内一派生产兴旺景象，唐前期的天宝盛世，自长安西尽唐境，"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所言虽有夸张，但有一定事实为基础。包括屯田在内的官私农作促进了河西的欣欣向荣。如果以一百多年盛世的唐前期和同样是一百多年的五凉混乱时期相比较，更可以清晰看出社会安定与否对河西社会的严重影响。有了良好生产基础，吐蕃占领时期的暴力未能彻底摧毁农事，田作畜牧均在低调进行。至北宋真宗以后，河西地区相继为西夏所占。《西夏书事》卷二七记宋神宗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西夏银夏等地大旱，"运甘、凉诸州粟济之"。《契丹国志》卷二一记西夏贡马、＠③⑥、狐、兔等物。表明党项羌统治河西期间，它既是畜牧区，更有相当发达的农业，已不复是过去那种单纯畜牧经济，且比晚唐五代进步，成为比较发展的农牧兼作区了。

注释：

〔1〕《史记》卷一一○《匈奴传》，第2879页；《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第3734页。中华书局点校本，以下所引诸正史均同。

〔2〕《史记》卷一二三《大宛传》，第3161页；《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第3890-3891页。

〔3〕《元和郡县图志》卷四○《陇右道》，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第1017-1018、1022页。

〔4〕《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三《陇右道》，清光绪八年金陵书局刻本，第1页下。"后元六年"误，史无其年。《汉书》卷六作元鼎六年，又卷二八下《地理志》作后元年。何者为是，待考。

〔5〕《汉书》卷五五《霍去病传》，第2479-2480页。

〔6〕《史记》卷一一○《匈奴传》，第2909页，司马贞《索隐》引《西河旧事》，而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记为《西河故事》；《太平御览》卷五○《地部》引《西河旧事》，又引《凉州记》文字都相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版，第244页。

〔7〕《汉书》卷六一《张骞传》，第2692页，又卷九六下《西域传》，第3902页。

〔8〕《资治通鉴》卷二○元鼎二年，中华书局点校本，第658页；《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第2876-2877页。

〔9〕《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第2977页。

〔10〕〔11〕〔14〕〔18〕〔26〕谢桂华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34、61、208、623、57页。

〔12〕〔日〕永田英正：《论礼忠简与徐宗简》，《简牍研究译丛》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5-57页。

〔13〕《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第1139页。

〔15〕《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第3907页。

〔16〕《后汉书》卷七六《任延传》，第2463页。

〔17〕《汉书》卷七《昭帝纪》元风三年条注引，第229页。

〔19〕〔日〕尾形勇：《汉代屯田制的几个问题》，《简牍研究译丛》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62-296页；参看《中国屯垦史》上册，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第221页。

〔20〕《史记》卷三○《平准书》，第1439页，又卷一二三《大宛传》，第3176页；《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及师古注，第173页，又卷六一《李广利传》，第2700页。

〔21〕〔24〕《居延新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235、228、260页。

〔22〕谢桂华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第497页；参看〔日〕吉村昌之《汉代边郡的田官组织》，《简帛研究译丛》第一辑，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184-205页。

〔23〕转引赵俪生《汉屯田劳动者所受剥削之性质与数额上之差异》，《西北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又见同氏《中国土地制度史》，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76页，赵先生说是1972年出土新简，我通读《居延新简》而未见，心存疑惑，持此请教谢桂华先生，确知未收入。"卒作簿"名，采用谢先生意见。

〔25〕《汉书》卷六一《李广利传》，第2700页，又卷九六下《西域传》，第3913页。

〔27〕沈元：《居延汉简牛籍校释》，《考古》1962年第8期，第426-428页。

〔28〕《后汉书》卷三一《孔奋传》，第1098页，又卷二三《窦融传》，第799页。

〔29〕谢桂华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第499页，按许慎《说文》七上禾部，"＠①①＠①②，谷名"，中华书局1963年版；《宋本玉篇》卷一五禾部，"＠①①＠①②，jì＠③⑦名"，中国书店1983年版，第288页。

〔30〕《三国志》卷二七《徐邈传》，第740页；《晋书》卷二六《食货志》，第784页。

〔31〕《三国志》卷一六《仓慈传》注引《魏略》，第513页；《晋书》卷二六《食货志》，第785页。

〔32〕《晋书》卷八六《张轨传》，第2225页；《太平御览》卷八三八《百谷部》引《前凉录》，第3744页。

〔33〕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卷上《言语》注引《西河旧事》，中华书局点校本1983年版，第146-147页。

〔34〕《魏书》卷九五《吕光传》，第2087页。所称"饿死千余口"，据《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第3071页；《资治通鉴》卷一一二，第3536页，均记为"饿死十余万口"，疑近真实。

〔35〕《晋书》卷一二六《秃发＠①⑧檀载记》，第3152-3155页，又《秃发利鹿孤载记》，第3145页；《资治通鉴》卷一一四义熙二年四月，第3590页，又卷一一六义熙四年五月，第3666页。

〔36〕《晋书》卷一二六《秃发＠①⑧檀载记》，第3152-3155页，又卷一二九《沮渠蒙逊载记》，第3196页。

〔37〕《三国志》卷三○《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第859页；《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第3061页。

〔38〕《后汉书》卷一六《邓训传》，"元和三年，卢水胡反畔"，第609页。

〔39〕《晋书》卷一二六《秃发乌孤载记》，第3143页；又《秃发＠①⑧檀载记》，第3149页；又卷一二九《沮渠蒙逊载记》，第3197-3198页；《资治通鉴》卷一二一元嘉六年夏，第3812页。

〔40〕《晋书》卷八七《李hào＠②⑩传》，第2259、2263-2265页。

〔41〕《资治通鉴》卷一一九永初元年七月，第3736-3737页；《晋书》卷八七《李歆传》，第2268-2271页。

〔42〕《资治通鉴》卷一二三元嘉十六年八月，第3874页；《魏书》卷三五《崔浩传》，第822-823页。

〔43〕《魏书》卷一一○《食货志》，第857页，记"马二百余万匹"；《通典》卷二五《太仆卿》作"马三百余万匹"，中华书局点校本1988年版，第706页。

〔44〕《魏书》卷六九《袁翻传》，第1542-1543页；《北史》卷四七，第1715-1716页，文字全同。

〔45〕《周书》卷一九《宇文贵传》，第314页，又卷二○《贺兰祥传》，第338页。

〔46〕《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二《陇右道》，第8页上；《周书》卷三七《韩褒传》，第661页，又卷二五《李贤传》，第416页。

〔47〕《周书》卷三二《申徽传》，第556页，又卷三九《韦zhèn＠②②传》，第694页。

〔48〕《隋书》卷五三《贺娄子干传》，第1352页，又卷四○《王世积传》，第1173页，亦言"凉州士旷人稀"。

〔49〕《旧唐书》卷六二《李大亮传》，第2388页。

〔50〕《旧唐书》卷八○《褚遂良传》，第2736-2737页，又卷一○三《郭虔guàn＠②⑦传》第3188-3189页。

〔51〕惠立、彦cóng＠③⑧：《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中华书局点校本1983年版，第11页。

〔52〕〔56〕《陈子昂集》卷八《上西蕃边州安危事》，上海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93-195页。

〔53〕《资治通鉴》卷一九四贞观六年，第6099页，又卷二一二开元八年，第6742页。关于"六千余家"，《旧唐书》卷一○九《契bì＠②⑨何力传》作"千余家"，第3291页。

〔54〕《资治通鉴》卷二○一龙朔三年五月，第6335-6336页；《旧唐书》卷一九九《铁勒传》，第5349页，又卷一九五《回纥传》，第5198页；《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传》，第6114页。

〔55〕《旧唐书》卷一八五上《王方翼传》，第4802页，又卷九三《娄师德传》，第2976页。

〔57〕《旧唐书》卷九七《郭元振传》，第3044页；《新唐书》卷一二二本传记稻收丰衍，似在甘州种稻，第4362页。

〔58〕《唐会要》卷七○《州县分望道》，丛书集成本，1936年，第1213页；《资治通鉴》卷二一○景云二年五月，第6666页；《新唐书》卷六七《方镇表》，第1861-1862页。

〔59〕斯2593号，转引王仲荦《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版，第143页。

〔60〕《旧唐书》卷一○三《张守guī＠③③传》，第3194页；《新唐书》卷一三三本传作"耕者如旧"，第4548-4549页。

〔61〕伯2005号，转引王仲荦《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第110-114页。

〔62〕伯2507号，转引刘俊文《敦煌吐蕃唐代法制文书考释》，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28-329页。

〔63〕《资治通鉴》卷二一○开元八年十月，第6743页；《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作开元九年秋，第5175页；《新五代史》卷七四《吐蕃》，第913页。

〔64〕《旧五代史》卷一三八《吐蕃》，第1839页；《新五代史》卷七四，第914页；《五代会要》卷三○《吐蕃》，第357页。

〔65〕《全唐诗》卷二九八王建《凉州行》，中华书局1979年版；《新五代史》卷七四《回鹘》，第916页。

〔66〕《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第14152-14154页；《新五代史》卷七四《于田》，第917-918页；《宋会要辑稿·方域》二一之一四至一五《西凉府》，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年版，第7668页。

〔67〕《文献通考》卷三三二《舆地考》，中华书局影印十通本1986年版，第2537页。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角右加乐

＠②左字为讠右加孛

＠③原字为土右加焦

＠④原字为阝右加隧右半部下加火

＠⑤原字为□内加／

＠⑥原字为革右加是

＠⑦原字为马右加辛

＠⑧原字为一横四竖

＠⑨原字为豕右加艮

＠⑩原字为仰右半部

＠①①原字为禾右加旁

＠①②原字为禾右加皇

＠①③原字为叠右加毛

＠①④原字为号右加鸟

＠①⑤原字为女右加石

＠①⑥原字为氵右加勇

＠①⑦原字为扌右加采

＠①⑧原字为亻右加辱

＠①⑨原字为广下加禾

＠②⑩原字为日下加高

＠②①原字为阝右加是

＠②②原字为王右加真

＠②③原字为交右加力

＠②④原字为纟右加玄

＠②⑤原字为止下加夕

＠②⑥原字为车右加免

＠②⑦原字为王右加灌右半部

＠②⑧原字为马右加犬

＠②⑨原字为艹下加必

＠③⑩原字为龟上半部下加罕上半部下加比下加大

＠③①原字为贝右加宁

＠③②原字为氵右加卤

＠③③原字为王右加圭

＠③④原字为口右加温右半部

＠③⑤原字为走右加累

＠③⑥原字为马右加拖右半部

胡辛传记范文篇5

论文摘要：悖论式思维是钱氏把握世界与人生的整体意义的一种思维方式，钱氏运用它来揭示悖论，探索人生真相。还原生活本真。钱氏在文学创作中运用悖论式思维进行解构写作，呈现在文本语言运用、主旨建构及人物创设等诸方面。

巴赫金曾指出，每位作家对于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感受方式，都有自己特殊的采撷语言的手段和范围。然而更重要的是，一个作家的语言表达方式是根源于他所独特的思考和感受方式，他观察和理解自己和周围世界的方式。维特根斯坦曾把语言看作是在每一点上与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的活动相互渗透的东西。因此，当我们研究语言时，实际上是在研究一个作家主体的经验结构口]3。。所以，从作家主体的经验结构的角度审视钱钟书文学创作，一方面，我们能深切感受到钱氏对现实的极其强烈的怀疑和批判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他以一种特殊的的思维方式来审视人生与世界，即从生活中诸多尤其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中看出矛盾和悖论。在通过对它们内部联系的揭示中解构与颠覆传统理念，呈现或还原生活本真。这一具有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可称之为悖论式思维。另一方面，我们还能感受到，钱氏文学创作显示了钱氏在抗战期间及其前后一段时期内的一次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文学要求，即在现实的种种境遇中，钱氏感受到生存的荒诞与悖反，于是，他试图通过写作的方式和一种价值认同来排遣内在心灵的一种不可克服、排遣的矛盾性，而这种不可克服与排遣的矛盾性，在其该时期创作的小说和《写在人生边上》等大多数随笔散文作品中，便突出地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思维语境，即悖论式思维语境。钱氏将悖论式思维拓展为把握世界与人生的整体意义上的思维方式，并将其广泛运用到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之中来。钱氏《管锥编》以“易之三名”开篇，抓住了中国语言“一字多意且可同时并用”的基本特征，并将“一字多义”的现象归纳为两类：“一日并行分训。二日背出或歧出分训”。对于“背出或歧出分训”，钱氏论述道：“古人所谓‘反训’，两义相违而亦相仇……使相反者互成，，[]2。这一“反训”之法即是悖论式思维的一种表现，体现了钱氏对世界本质的辩证把握和辩证思维。针对这一“反训”之法，钱氏在《管锥编》中还特阐述了其合理性及其在美学上的意义：“世间事理，每具双边两柄，正反仇合；倘求意赅词达，对仗攸宜。……又称‘反对为优’，以其‘理殊趣合’，亦蕴斯旨。’，[。J1‘双边两柄”、“正反仇合”即体现了悖论式思维，而“反对为优”则正是钱氏善于且乐于进行的悖论式思维的艺术审美标准，也是其进行文学创作的审美出发点。

就其小说和《写在人生边上》等大多数随笔散文来说，钱氏文学创作正是一个包含着无数组经过艺术化处理的对立又统一的悖论的象征，悖论式思维方式的运用在这些文本中极为普遍，既有语义上的，也有作品意义、主题及文本形式上的。主要来说，呈现在悖论式语言的运用、文本的主旨建构以及人物创设等方面。

一、语言的悖论形态

语言是思维反映的存在形式，悖论式思维在文本语言上的运用是钱氏文学创作中颇为常见与普遍的思维形态。这一语言形态可称之为悖论式语言。在学术研究中，钱氏惯常以悖论式思维对具有特殊高位的传统文化现象进行解析，并呈列出与传统理念“相违而亦相仇”的对立语意，致使其处于对立拆解或颠覆状态。在文学创作中，钱氏同样运用悖论式思维，从语言人手，利用语言的多义性、表达的隐喻性和意义的可增生性，以及理解和阐释的多重可能性特质，运用“反训”之法，解构用语言构建起来的传统文本的权威以及神圣的理念。

可以说，颇具创造力的钱氏常在表述一些事物时，运用悖论式思维方式创制两两并存和同时起作用的相反物或对立物，从而在表述上产生了完整的概念、印象和创造，“以其‘理殊趣合’，亦蕴斯旨”。换言之，在对现象的审视中，钱氏常热衷于对之作正反对立两两并举的思维，常用“反过来说”这一逆向思维方式来对问题进行思考，得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思维结果，即展示其与原有寓意相悖反的新的见解，甚至解构和颠覆了原有的寓意这一思维与表达方式，钱氏早在其随笔散文中便已发挥得淋漓尽致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写在人生边上)eP是其悖论式思维的结晶。因此这种两两相对的悖论式语言表达在《写在人生边上》一书中触目皆是，举不胜举，诸如《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文中：

“为别人做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不妨加入自己的主见，借别人为题目来发挥自己。反过来说，作le传的人往往并无自己可传，就传述别人的轶事。所以，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得看他为别人做的传；你要知道别人，你倒看他为自己做的传。自传就是男传。”

在此段话中，钱氏通过一番思维游戏，指出别传其实存在自传的因素，即借传别人来传自己，而自传呢事实上却是在传述别人的事，因此说自传就是别传!钱氏通过对作传这一现象作正反对立的思考，展示出其存在的悖论状态，并得出了对立而全新的见解。

《读伊索寓言》一文是最典型的运用悖论式思维进行思考和写作的结晶。在对《伊索寓言》中的九则寓言进行解读的过程中，钱氏作出了与前人相悖反的全新见解，而这个认知结果颠覆了前人对这九则寓言的认知。也正是在此基础上，钱氏在对待小孩子阅读寓言的看法上，最终作出了与卢梭相反的见解：

“卢梭认为寓言会把纯朴的小孩教得复杂了，失去了天真，所以要不得。我认为寓言要不得，因为它把纯朴的小孩教得愈简单了，愈幼稚了，以为人事里是非的分别、善恶的果报，也象在禽兽中间一样的公平清楚，长大了就处处碰壁上当。”

卢梭认为寓言要不得，是因为它会把小孩子教得狡猾可恶}钱氏也认为寓言要不得，但他却对立地“反过来说”，认为寓言会把孩子教得幼稚甚至愚昧!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钱氏在对前人“浅薄的见解”加以纠正的同时，还顺带表达了他的看法：是非的分别、善恶的果报，也只有在禽兽中间才公平清楚。真是人不及禽兽!这一见解令人震憾。

悖论式语言形态也被钱氏称为“翻案语”。他在《管锥编》中说：“世人皆以为其意相违相反，……翻案语中则违者谐而反者合矣”。[2]4“钱氏正是惯常运用“反”的辨析进行“翻案”之思来作“翻案”之语。比如“上帝”之与“魔鬼”，世人当以为其意相违相反，但钱氏却在《上帝的梦》中对之进行具体而形象的“翻案”阐述，得出“上帝就是发善心时的魔鬼，魔鬼就是使坏心时的上帝”[43¨之骇世之论，致使“相违相反”的“上帝”与“魔鬼相谐相合”。也许是为了强调这一观点，钱氏在其另一篇小说《灵感》中干脆借地狱“司长”之口将“神”直接表述为：“神者，鬼之灵者也”，r43∞从而在神与鬼之间彻底划上了等号。再比如他对“革命”所作的精辟的“翻案”思辨：

“所以要‘革’人家的‘命’，就因为人家不肯‘遵’自己的‘命’。‘革命尚未成功，，乃须继续革命；等到革命成功了，便要人家遵命……革命在事实上的成功便是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1∞

在高妙的思辨与分析中，“革命”与“遵命”在翻案语中竞呈现出了“违者谐而反者合”的谐合状态，同时，“革命”所固有的要天下人“遵命”的思想本质被揭示出来。

钱氏文学创作中悖论形态的语言形式的普遍存在，体现出一种作家对世界和人的存在的苦涩和无奈的荒诞感，这是钱氏运用悖论式思维对世界和人的存在形态所作的一种解构。当我们把钱氏写于抗战前一段时期及抗战期间的随笔散文和小说文本串接起来，按创作时间先后顺序排列起来进行连续性解读时，可以发现，其文本中悖论思想及悖论形态在不断地强化，到了其出版的最后一个小说文本《围城》，语言的悖论形态则达到极至，悖论思维与语言从头到尾包围着主人公方鸿渐，并且表现出一种毫不掩饰的夸张，以至于使方鸿渐将“围城”这一人类的悖论形态的存在困境上升到人生万事，最终使他在无法突围与超越的困境下对人生彻底感到幻灭。

如在《围城》的最后两章，类似于下列悖论形态的语言层出不穷，其所揭示出来的人生的怪诞与荒谬等悖论存在令人触目惊心!

“天下只有两种人。譬如一串葡萄到手，一种人挑最好的先吃，另一种人把最好的留在最后吃。照例第一种人应该乐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好的；第二种人应该悲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坏的。不过事实上适得其反，缘故是第二种人还有希望，第一种人只有回忆。从恋爱到白头偕老，好比一串葡萄，总有最好的一颗，最好的只有一颗，留着做希望，多么好?”[6]。。

这是作者在小说中借主人公方鸿渐之口对回忆与希望所作的“翻案”思辩：在呈现两种人生态度的悖论形态之后，作者最终提出了一种世人难以接受而又不得不承认其确有道理的人生方式，即搁置对美好理想的追求，留着它做“西洋人拉磨的驴头前挂的那串胡萝b’，[6]。∞，从而代替人生的希望，以引领人不断前行，而不是在“结婚以后你总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的人”之时，只剩下如同追求肉骨头的狗一样的反应——“狗为着追求水里的肉骨头的影子，丧失了到嘴的肉骨头!跟爱人如愿以偿结了婚，恐怕那时候肉骨头下肚，倒要对水怅惜这不可再见的影子了。，’[6]H。成功追获或实现的美好理想竟成了一串坏葡萄，成了狗到嘴的肉骨头，美好的理想被粗鄙庸俗的物质欲求所征代与消解。

再看：

“鸿渐发议论道：‘譬如咱们这次同船的许多人，没有一个认识的。不知道他们的来头，为什么不先不后也乘这条船，以为这次和他们聚在一起是出于偶然。假使咱们熟悉了他们的情形和目的，就知道他们乘这只船并非偶然，和咱们一样有非乘不可的理由……我们彼此往来也如此。

这是作者借主人公之口对偶然与必然所作的悖论式思考。作者强调：“我们彼此往来也如此。”即是说，人生中人与人之间的一切邂逅都是一种偶然，但同时又是一种必然，因此人类的生存处境又何偿不是一种悖论状态呢?纵然他人即地狱，他人即“围城”，人又如何能够规避一切“围城”的形成呢。正是在此基础上，《围城》中引用《神曲》中的话：“撇下一切希望罢，你们这些进来的人!

再看：

“现在想想结婚以前把恋爱看得那样郑重，真是幼稚。老实说，不管你跟谁结婚，结婚以后，你总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的人，换了另一个。早知道这样，结婚以前那种追求，恋爱等等，全可以省掉。相识相爱的时候，双方本相全收敛起来，到结婚还没有彼此认清，倒是老式婚姻干脆，索性结婚以前，谁也不认得谁。”

这仍还是借主人公方鸿渐之口对恋爱与结婚所作的悖论式思考。恋爱是一个相互了解与认知的过程，待相互认知对方可作为终生伴侣之时才决定结婚。可荒唐的却是结婚后你才发现自己并不了解已恋爱一场的对方，而真正的认知也许必得从结婚后才开始，既然如此，恋爱过程也就并不必要了。作者解析出了恋爱与结婚所存在的悖论状态，在这种怪诞与荒唐的悖论现实面前恋爱的神圣光环被抹去，因此围城》中展示了一些无爱的爱情逐求故事，这种展示消解了恋爱的崇高与神圣。

在钱氏文学作品中，类似于上述悖论形态的语言经常是在同一语境中大量出现，或者相互结合、交叉、重叠，从而组成更大型的悖论，表现出更活跃的活动能力、变化能力、渗透能力与解构能力，它们共同创造了钱氏文学语言的独特风格和韵味，并处处闪耀着解构的锋芒与智慧的光芒。

二、主旨的悖论状态与人物的悖论存在

由于作家的心灵在存在世界的荒诞与虚无感的包围下，语言层面上的悖论不断强化至深层，悖论式语言形态的运用也达到了极至，悖论思想及悖论类型和方式在不断地强化和变化，这一切因此使得钱氏在随笔散文的创作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进而采用小说形式，使其悖论式思维的运用上升至文本主旨建构与人物创设等诸多方面。

从其文本主旨来说，通过悖论式思维将旧有思想理念置于一种悖论式的处境里，使其呈现出某种悖论状态，致使其被消、被颠覆、被戏谑。“围城”这一概念本身便是悖论式思维的绝妙体现：笼里的鸟想飞出去，笼外的鸟则想住进来；城外的人欲冲进来，围在城里的人则欲逃出去。因此包括婚姻在内的人生万事都不能给予人永恒的自由与满足。钱氏通过这一对婚姻的悖论状态的思考，不仅颠覆了“自由、美满、幸福”的婚恋神话，同时揭示了人生普遍的困境与尴尬。不仅于此，《围城》中“那只祖传的老钟”——每小时走慢七分钟的“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正是悖论式思维的产物，这一怪诞且悖反的意象，其象征意义超越了一切，可以说，它是文本承载整个主旨建构的平台。《上帝的梦》，作者根据“进化的定律是后来者居上”的逻辑，得出“至高无上的上帝该是进化最后的产物”的结论，“所以当天演的力量，经过数不清的年头，创化出一位上帝时，人类已在这世界绝迹了’，【I]。。既然上帝是“进化最后的产物”，上帝所存在的世界就不应是一种末世图景，然而小说一开始所描绘的世界却是人类已绝迹的末世景象，因此这本身就是一种悖论!而在后文中，钱氏通过对末世相与创世相的悖论状态的描述，展现了他对令人崇敬的东、西方关于上帝创世和造人的伟大神圣的传说的嘲谑。有趣的一点是，钱氏《上帝的梦》相对于鲁迅的《补天》来说，可谓一种悖论式呈列的反讽书写。在《补天》中，创造人类并拯救天下苍生的伟大的救世主女娲被自己所创造的子民们所亵渎；而在《上帝的梦》中，创世的上帝的造人运动并非出于救世而是出于虚荣心、权势欲与我感，上帝的言行亵渎了他自己。可以说，在《上帝的梦》与《补天》二文本间，存在着某种反讽。

《纪念》中女主人公曼倩的丈夫才叔不知妻子所怀的孩子乃自己表弟天健偷留下的种，在天健架机战死后，才叔声明要将未出世的孩子取名为“天健”以作“纪念”。才叔所要纪念的，恰是曼倩急于要忘却的，这是一种悖反的情怀!不仅于此，天健在强迫了曼倩的身体后因顿感尴尬无趣急于淡化和忘却与表嫂的偷情事，然而即便是他的意外死亡却也不能抹除残留在阳世的一切难堪；而活着的曼倩本以为天健的死终于将两人之间的偷情丑事彻底一笔勾销，但出乎二人意料的却是一个遗腹子硬生生地作了他们永久的“纪念”。当“纪念”是以一个一天天大起来的胚胎且终将面世来呈现时，“忘却”也就永难实现了。作者似乎是要告诉世人，这种悖反的生活和命运是人们永远难以规避的。

在钱氏小说中，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也被引申并运用到与主旨建构紧相关联的人物创设上来了，钱氏在其文本中进行了创设悖论式人物的解构书写。在作品主旨的建构中，钱氏依循其“背出分训”、“双边两柄，正反仇合”、“对仗攸宜”等理念，在《围城》中创设了这样的两个人物——他们以相互对立的生存状态完整而又相谐相合地展现了“无毛两足动物”在“围城”世界中的两种基本人生形态，此二人即是方鸿渐和赵辛楣!“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围城》中，同属于“无毛两足动物”、同处于“围城”中的方鸿渐和赵辛楣二人，面对“围城”却表现为一正一反的“反对”角色：方鸿渐呈现的是深陷“围城”困境不能振作自拔的一种生存处境，而赵辛楣呈现的则是在“围城”世界中更能积极振作地对待“围城人生”的另一种生存之道。这是“围城”中截然不同相互对立的两种人生形态，前者是作者对现实“围城”人生困境的描述，而后者则可能是作者为“围城”困境中的人们指出的一条理想的超越困境的生存之路。也就是说，小说本包蕴了一“柄”——被作者否定和批判的方鸿渐的“围城人生”，作者又设置了与之相违的另一“柄”——受作者喜欢与赞赏的赵辛楣的“围城人生”，来作对照，因成“两柄”。“两柄”所蕴之两义虽相违而亦相仇，但在钱氏思维的统筹中却使二者相反相成。正可谓理殊趣合，蕴旨于斯。作者创制这两两并存和同时起作用的对立人物，在解构的同时也进行了新理念的建构。公务员之家

此外，钱氏针对“五?四”以来众多作家创造知识精英式的“海归”留学生的形象及理念，对立创设了同样是“海归”留学生但却“一无用处”的方鸿渐这一反知识精英神话的人物!这是个“既没有愿望、更没有行动实践用西方文化改造中国的事业”的“无用之人’，[引。这也是钱氏“背出分训”的思维形态在人物创设上的又一呈现。

值得一提的是，《纪念》里的才叔与天健，同样是一对相当典型的“正反仇合”却“对仗攸宜”的“反对”角色，当然，作者在这两个角色问寓含了更多的反讽。这样的两个男人，才叔是曼倩的丈夫，天健是曼倩的情人。才叔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胡辛传记范文篇6

一

河西走廊地区在西汉政府力量进入以前，长期是西戎和月氏、乌孙、匈奴等族人生活栖息的场所。战国秦汉时，雄据漠北的匈奴，"随畜牧而转移，……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1〕，力量强大，受其威胁的秦、赵、燕诸国，只好筑长城以资防守。随着匈奴势力的西渐，"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万"，"居敦煌，祁连间"的大月氏被匈奴单于打败，大众远徙，"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2〕。乌孙也是"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后汉书·西羌传》云："汉兴，匈奴冒顿兵强，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匈奴顺利进据河西，并迅速控制了西域。

后世地志综述了河西在汉朝前后的政治形势：肃州（酒泉），"古西戎地，六国时，月氏居焉。后为匈奴所逐，奔逃西徙，匈奴得其地，使休屠、昆邪王分守之。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来降，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以隔绝胡与羌通之路。"凉州（武威），"自六国至秦，戎狄及月氏居焉。后匈奴破月氏，……月氏乃远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匈奴使休屠王及浑邪王居其地，汉武帝之讨北边，……得其地，遂置张掖、酒泉、敦煌、武威四郡，昭帝又置金城郡，谓之河西五郡。"甘州（张掖），"自六国至秦，戎狄月氏居焉。汉初为匈奴右地。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断匈奴之右臂"〔3〕。沙州（敦煌），"西戎所居，古流沙之地，……其后子孙为羌戎代有其地，……按’十三州志’云：瓜州之戎为月氏所逐。秦并六国，筑长城，西不过临洮，则秦未有此地，汉武帝后元六年（？）分酒泉之地置敦煌郡，徙郡人以实之"〔4〕。这些简略记述表明，河西原为月氏、乌孙人居地，受匈奴逼迫而西迁。汉武帝时，几次发兵打击匈奴，霍去病领兵，"济居延（水），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扬武乎＠①得（张掖），得单于……及相国、都尉以众降下者二千五百人"〔5〕。打败了匈奴，汉朝在河西分设四郡。有关四郡设置年限，《汉书·武帝纪》和《地理志》的系年互异，众多学者如张维华、劳干、严耕望、陈梦家、黄文弼、周振鹤、日比野大夫等人已分别作了不少考辨，意见虽互有异同，大都认为《地理志》系年误。大致说，张掖、敦煌、酒泉三郡是武帝时建制，武威郡很可能迟至宣帝时才设置。经过汉军对匈奴的一再打击，诚如《霍去病传》所云："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旋越居延，过小月氏，至祁连山，杀死及俘虏共三万余人。唐初《括地志》云："焉支山，一名删丹山，在甘州删丹县东南五十里"，《西河旧事》云："山东西二百余里，南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匈奴失二山，乃歌云：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6〕由此可见，匈奴占领河西时，以祁连山为主体的高山草甸草原是良好天然牧场，西戎、月氏、乌孙、匈奴，在河西长期盛行游牧，有否农作，则未见诸史籍。

汉朝与匈奴争夺河西伊始，汉中人张骞受命西行，联络月氏共攻匈奴。当他经历艰苦曲折到达时，月氏人生活已安定。又离汉远，不再抱怨匈奴，骞不得要领而归。他想到被赶走的乌孙人，"蛮夷恋故地，又贪汉物"，"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则是断匈奴右臂"，武帝派他出使。"乌孙远汉，未知其大小，又近匈奴，服属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7〕。招引目的又没有达到。"乌孙王既不肯东还，汉乃于浑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发徙民以充实之"。也就是说："北却匈奴，西逐诸羌"，"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实之"〔8〕。河西地空，既是月氏与乌孙人的西徙，又是匈奴与西羌人的离去，某些没有西去的月氏人"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遂共与婚姻"。霍去病进军湟中时，"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虽依附县官，而首鼠两端，其从汉兵战斗，随势强弱"，他们并不忠实依附于汉。其时，众多羌人主要聚居于黄土高原所属的陇右，不在河西四郡境内。《汉书·地理志》云："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隔绝南羌匈奴。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②逆亡道，家属徙焉。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建置河西四郡时，境内地广民稀，汉政府从外地迁入的人，包括了关东的贫苦大众和某些犯法臣僚的家属。河西走廊地势高，又深处内陆，雨水少，草地宜牧，有利畜群繁殖饲养。酒泉太守辛武贤说，匈奴人"以畜产为命"〔9〕，凉州饶畜产，良有以也。

徙入河西的关东下贫自是一般务农的贫苦大众。《汉书·武帝纪》所说"徙民以实之"，正是指的这类人。通过他们勤奋力作，河西大地上，创造出"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地理志》）的良好局面。

河西四郡建制也和内地一样，是以郡统县，但诸县建置年限，史书多失记。《地理志》称敦煌郡"冥安县，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泽，溉民田"。效谷县，师古注引"桑饮说，孝武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济南崔不意为鱼泽尉，教力田，以勤效得谷，因立为县名"。"龙勒县，氐置水出南羌中，东北入泽，溉民田"。从居延简牍所见，诸县级政权下设大量乡里机构，正与内地郡县相同。

上述敦煌郡县的"民田"自是百姓们的田地。居延简记：

三＠③＠④长居延西道里公乘徐宗年五十宅一区…田五十亩…〔10〕

候长＠①得广昌里公乘礼忠年卅…宅一区…田五顷…〔11〕

徐宗和礼忠乃是低爵位的戍守官员，居延＠①得都是属于张掖郡。两户的田宅自是其家的私有家产，据日本学者研究，二简均为汉宣帝时事〔12〕。汉置河西四郡未久，张掖、敦煌等地的私有田产已在迅速发展。东汉初年，任延为武威郡守，北有匈奴、南邻羌人。"民畏寇抄，多废田业"，他派兵征讨，使之有所畏惧，不敢进犯，同样是表明武威郡境内私田已是广泛存在。从众多新、旧居延简中，不难看到有关更赋、兵役、徭役的种种记事，正是河西民众承担赋役的写照。官府对大批从外地移居河西的贫民必定要分别给予田地和住宅，贷借耕牛农具种子，才能启动他们从事农作。赵过推行代田法时，"又教边郡及居延城"〔13〕。在居延等边地推行代田法，即是以个体生产者为对象的。

汉武帝以来，"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史记》卷二九《河渠书》），很概括地说明了河西酒泉等地引河水灌溉。《汉书·地理志》比较具体地介绍了诸郡河川的溉田。居延简127·6云〔14〕：

第十三＠③长贤□井水五十步深二丈五立泉二尺五上可治田度给吏卒＠⑤

这是张掖郡居延地区开井修渠，下泉流涌出或是深达2.5丈的立泉，开渠自是用于灌溉。

汉宣帝时，"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一万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dī＠⑥侯井以西，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孟康注卑dī＠⑥侯井云："大井六通渠也。下泉流涌出，在白龙堆东土山下"〔15〕，说明西汉政府想通过河渠运粮以讨乌孙。井渠在白龙堆以东，是归属于河西敦煌地区的。地下通流的井渠在内地罕见，因河西雨量少，很难满足农作物所需水分。所幸地势高峻，高山终年积雪，夏日融化，水聚以成井渠，或流行于地面，或通流于地下，成为山麓地区农田灌溉的主要水源。汉光武帝时，武威郡守任延，以"河西旧少雨泽，乃为置水官吏，修理沟渠，皆蒙其利"〔16〕。正是依赖水源灌溉，严重缺水的河西绿洲才能生意盎然，建成丰收良田。

采用屯田方式是汉代在河西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途径。军屯初创于西汉，历代大多沿袭，它曾有效地维持了边军的粮食供应，开拓了边防的耕地。应劭说："武帝始开三边，徙民屯田，皆与犁牛。"〔17〕居延简513·23，303·29云〔18〕：

延寿乃大初三年中父以负马田敦煌，延寿与父俱来田事已。

延寿父子在敦煌田作，可能即是徙民屯作的成员，官府供应耕作者使用牲口。

《武帝纪》载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秋，马生渥洼水中"。注引李斐言："南阳新野有暴利长，当武帝时遭刑，屯田敦煌界，数于北水旁见群野马中有奇者与凡马异，来饮此水。"非常清楚，南阳新野人暴利长是以弛刑徒身分屯田敦煌。联想史书屡见因罪徙敦煌的官员如解万年、陈汤、薛况、李寻、解光等等，很可能是与田事有关。居延简常见"田卒"、"戍卒"〔19〕，农时耕耘，战事打仗，有闲负责戍守，例由官府支付衣食，是为军屯。武帝时，"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20〕。塞卒即是既戍且耕。《昭帝纪》载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冬，"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征调故吏为屯田官，使领兵屯田张掖。居延新简E.P.T52·105云〔21〕：

……□□酒泉、张掖农官田卒＠⑤

居延简303·15，513·17云〔22〕：

……谨案居延始元二年戍田卒千五百人为xīng＠⑦马田官穿泾渠……

还有敦煌郡疏勒河流域的屯田简文，限于篇幅，不再引用。

可见酒泉、张掖等地的农官是以田卒屯作。以戍田卒千多人在居延兴修水利，从事集体劳动。居延新简云〔23〕：

第四长安亲，正月乙卯初作，尽八月戊戌，积三□□日，用积卒二万七千一百＠⑧三人，率百廿一人，奇卅九人，垦田＠⑧一顷＠⑧四亩百廿四步，率人田卅四亩，得谷二千九百一十三石一斗一升，率人得廿四石，奇九石。

此简为卒作簿，它纪录从正月乙卯日开始耕作，至八月戊戌日止，每人作了二百□□日（原件作三□□日，疑有误），共计27143个人工，平均合121人，剩余39个人工，共垦田41顷44亩124步，人均垦田34亩，共得谷2913石1斗1升，人均得谷24石，剩余9石。按简文所记，可知汉代以戍卒耕作的劳动生产率仍比较低。

垦田已广泛使用铁工具。居延新简E.P.T52·15及E.P.T52·488分别记〔24〕：

＠⑨田以铁器为本，北边郡毋铁官，＠⑩（仰）器内郡，令郡以时博卖予细民，毋令豪富吏民得多取，贩卖细民。

甲渠候官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十月旦见铁器簿。

铁器例由官府统一专卖，禁止豪富贩卖以害民，屯田处所的官员将铁器一一登记入簿，以供人们使用。

农作广泛使用耕牛，牛在河西各地养育不少，李广利受命远征大宛，"岁余而出敦煌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匹，驴橐驼以万数赍粮"〔25〕。居延简中多处记录了牛，甚至牛的毛色、年齿、性别等等，都有清晰记录。内有一简云〔26〕：

＠⑤十五日，令史宫移牛籍大守府求乐不得，乐吏毋告劾亡满三日五日以上

为牛设籍，表明官府很重视对耕牛的登记。60年代，已有人为居延简中的牛籍作过考释〔27〕，为牛设籍，显示河西屯田使用耕牛的极端重要性。

耕牛、铁农器与劳动者在河西地区的结合方式，我尚未看到具体资料，可能与陕西榆林东汉壁画一人扶犁二牛拉犁的牛耕方式相近，因为直至唐宋之际敦煌壁画仍是一人二牛耕地。

河西地区经过两汉时的大力垦殖，特别是军事屯田的开拓，初步改变了过去单一的游牧经济面貌。两汉之际，"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河西殷富"，颇为有名。光武帝赐授窦融凉州牧玺书云："五郡（四郡外，加金城郡）兵马精强，仓库有蓄，民庶殷富，外则折挫羌胡，内则百姓蒙福。"〔28〕民富仓储，正是河西农作丰收景象。随着当地农牧经济的发展，培育出了一批豪族。前述敦煌令狐氏、索氏而外，陇右豪族梁统先后出任酒泉、武威太守，辛彤为敦煌太守，梁腾为酒泉农都尉。众所周知，农都尉乃是主管屯田殖谷的。

出土简牍所见河西田作以粟为主，麦、麋、黍、豆、＠①①＠①②也占一定比重。＠①①＠①②尤难见于史书，居延简云："入谷六十三石三斗三升少，其卅三石三斗三升＠①①＠①②，卅石粟。"当代字书也明示＠①①＠①②为谷类〔29〕。《居延新简》第197页云："……马食＠①①＠①②六石＠⑤"，显示以它为马饲料。

总之，自西汉在河西设郡以迄东汉末的百多年中，河西社会由戎夷诸族人长期从事游牧为生，在统一帝国的军屯启动下，官私农作迅速发展。从畜牧转向田作，开垦耕田，兴修水利，铸造农具，农业管理的变革，如此等等，使河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受自然地貌的制约，在沙、砾、草原、绿洲相错其间的高原山原地带，不可能尽变为农田。因地制宜，且照应河西长期是民族杂居的传统，农牧兼作便成为汉代以及后世在河西进行农业经营的重大特色。

二

伴随统一汉帝国的瓦解，河西地区或归属中原政权，或由占领当地的统治者独立建国，呈现出十分错综复杂的景况。

汉魏之际，华北大乱，河西地方豪强"驱略羌胡"追随张掖人张进作乱，酒泉人黄华自称太守，武威三种胡人并起钞掠，武威太守向中原告急。曹魏任命金城太守护羌校尉苏则出兵救援，胡人降服，进而围攻张掖，杀了张进，平定河西，社会秩序初步得到安定。

因为"河右少雨，常苦乏谷"。魏明帝时，徐邈为凉州刺史持节领护羌校尉，大力修整武威、酒泉的盐池，以换取羌人的粮食。由此看来，河西羌人当时已在从事农作。徐邈在凉州，"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30〕。少雨的河西居然开辟出了少量水田耕作，取得了良好成绩。保证百姓日食，供应当地驻军外，有盈余换取钱财，以供通商费用。他进而在境内兴办学校，禁断淫祀，羌胡人犯小过错一律不咎，犯了大罪的，先通报他们的部帅，然后才量刑处理，以此很受羌胡信任，彼此和平相处。

汉末大乱时，敦煌有二三十年没有郡级官，"大姓雄张，遂以为俗"。仓慈在曹魏时出任太守，面对贫富差异的现实，采取扶贫和抑挫权豪的政策，按人口占地多少分等交税，以使负担相对合理。又从宽处理属县的狱讼案件以纾民困。西域胡商常受豪族阻隔与欺负，积怨甚深，他大力推行改革，胡人如果愿去内地洛阳，主动协助办理过所，自内地回西域路经敦煌的，平价收购所带货物，并以当地物品与他们交易，然后派吏民护送他们上路。这些举措很受胡汉人们的拥戴。皇甫隆任敦煌太守，注意到当地人的田作技巧不娴熟，引水浸泡土块很烂，然后才进行田作，以致耗水过多。早在西汉时，中原内地已用耧犁播种，敦煌却迟至曹魏时尚不知道，"不晓作耧犁，用水及种，人牛功力既费，而收谷更少"。皇甫隆上任，推荐以耧犁播种，且行且摇，种乃随下，省力又省粮种。他还教育人们节约用水，实行衍溉。如此办理，年终一结帐，"其年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31〕。

晋初，段灼表陈时政云："昔伐蜀，募取凉州兵马，羌胡健儿，许以重报，五千余人随（邓）艾讨贼，功皆第一。"曹魏出兵灭蜀，从凉州召募勇敢善战的羌胡，表明汉代关西出将的尚武风习至魏晋时仍在沿袭。

魏晋之际，河西混乱，地方豪族和羌戎的矛盾错综复杂。鲜卑树机能乘机起兵，泰始七年（公元271年）和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先后杀死凉州刺史牵弘和杨欣。在朝廷鼎力支助下，武威太守马隆出兵，削平了叛乱，河西获得了初步安定。西晋中年，国内政局日趋不稳。汉人张轨目睹凉州地位重要，请求出任护羌校尉凉州刺史。他注意安定境内，发展实力。"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轨）分武威置武兴郡以居之"。派参军杜勋向朝廷献马五百匹，dié＠①③布三万匹。及西晋大乱，派步骑与胡骑各二万声援朝廷。"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嘉麦-茎九穗生姑臧"〔32〕。《西河旧事》云："河西牛羊肥，酪过精好。"〔33〕张天锡谈到西土所出是，"桑葚甜甘，鸱xiāo＠①④革响，乳酪养性，人无dù＠①⑤心"。这一切显示凉州的畜牧与农作并存，畜牧优胜。前凉晚年谷贵，"出仓谷与百姓，秋收三倍征之"。剥削很重，也正是凉州田作不旺的曲折反映。

前凉立国七十余年亡于前秦，苻坚盛世，"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畴不辟者亦徙七千余户"，以利促进河西农作。不久，前秦丧败，河西地区为后凉、南凉、北凉、西凉所分割，大致形势是后凉据姑臧，南凉据乐都，北凉据张掖，西凉据敦煌、酒泉。

氐人吕光受苻坚命出征西域。回归东土时，得知苻坚已死，便自称凉州牧、酒泉公。其时"谷价yǒng＠①⑥贵，斗直五百。人相食，死者大半"。此后十余年内，南凉、北凉常来攻伐，"河西之民不得农植，谷价yǒng＠①⑥贵。斗直钱五千文，人相食，饿死者千余口（？），姑臧城门昼闭，樵cǎi＠①⑦路断，民请出城乞为夷虏奴婢者日有数百，……于是积尸盈于衢路，户绝者十有九焉"〔34〕。自汉代以来，姑臧长期是河西的重要城市，十六国荒乱，使它破败若此。

后凉为了对抗北凉攻袭，主动向南凉求援。南凉秃发氏原是河西鲜卑，乌孤在位，"务农桑"，很想据守姑臧，迫于形势，只好迁于乐都，称河西王。为适应形势，强化统治，"置晋人于诸城，劝课农桑，以供军国之用，我则习战法以诛未宾"，即是让汉人务农，鲜卑人作战。和敌军交战时，"命诸郡县悉驱牛羊于野"。一次向后秦姚兴献马3000匹，羊30000口。凉州主簿胡威为此对姚兴说，"若军国须马，直烦尚书一符，臣州三千余户各输一马，朝下夕办，何难之有"，表明凉州依旧盛产马匹。南凉所部乙弗不听命，秃发＠①⑧檀率骑出征，"获牛马羊四十余万"〔35〕。这都很足以说明河西鲜卑及其属部对牧事的依赖。另一方面，大臣孟恺为劝阻出征谈到了国内形势是"连年不收，上下饥弊，……百姓骚动，下不安业"。秃发＠①⑧檀承认"今不种多年，内外俱窘，事宜西行，以拯此弊"。面对同一困境，君臣谋求解脱的方式很不相同。联系到南凉指责北凉，"掠我边疆，残我禾稼"。沮渠氏确曾"遣其将运粮于湟河"〔36〕。这一切表明，南凉国内并未彻底废弃田作。

匈奴在东汉衰败后，某些称为"赀虏"的匈奴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东西，畜牧逐水草，钞盗凉州，部落稍多，有数万"，这些人长期存在。十六国时，沮渠蒙逊的从兄男成"逃奔赀虏，扇动诸夷，众至数千，进攻福禄（酒泉）建安"〔37〕，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否仍旧逐水草为生，史籍没有证明。我们知道建立北凉的卢水胡沮渠氏是以张掖为其主要根据地。早在东汉章帝时，居于武威、张掖间的卢水胡曾进行反叛〔38〕。张掖是汉代屯田重点区。魏晋以来，当地农作基本态势未变。久居其地的卢水胡估计已逐渐参与农作。后凉与沮渠氏交争。"烧氐池，张掖谷麦"。南北凉相攻，秃发＠①⑧檀率兵"次于氐池，蒙逊婴城固守，芟其禾苗，至于赤泉而还"，氐池位于张掖东南，现今民乐县地，赤泉在氐池县北。由此看来，北凉所在张掖附近的田作仍较兴旺。尝因春旱，蒙逊下诏自责云："顷自春炎旱，害及时苗，碧原青野，倏为枯壤。将刑政失中，下有冤狱乎？役繁赋重，上天所谴乎！"此后，其子兴国为西秦所擒，他派人送谷30万斛求赎〔39〕。《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第39页收北凉玄始十二年（公元423年）翟定辞为雇人耕＠①⑨事，凡此种种，约略可见北凉境内的农作是比相邻诸国较盛。

汉人李hào＠②⑩原为敦煌郡守，进称凉公。"遂屯玉门、阳关，广田积谷，为东伐之资"。改元建初，迁都酒泉。他将前秦时徙自内地的民众，"分南人五千户置会稽郡，中州人五千户置广夏郡，余万三千户分置武威、武兴、张掖三郡"〔40〕。他注意到敦煌郡大众殷，制御西域，使其子李让为郡守，"自余诸子，皆在戎间，率先士伍"。斯113号建初十二年（公元416年）正月籍，记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11户56行残籍，约略可以察知西凉兵户的役事实况。

西凉国留意"敦劝稼穑"，曾经"年谷频登"，但"国狭民稀"。力量甚弱，北凉侵袭，"大芟秋稼而还"。强敌当前，汜称建议"罢宫室之务，止游畋之娱，后宫嫔妃，诸夷子女，躬受分田，身劝蚕绩，……百姓租税，专拟军国"。国主李歆没有采纳。沮渠蒙逊亲自率兵二万进攻敦煌，"三面起dī＠②①，以水灌城"〔41〕。西凉遂被灭亡。

鲜卑拓跋氏所建代国为前秦所灭。苻坚败亡，拓跋氏复建魏国。北魏太武帝曾在短短八年内（公元431-439年），派李顺出使北凉八次，了解敌情，其后，采纳崔浩、伊馥等人计谋，进攻北凉。太武帝看到河西"姑臧城外，水草丰饶"〔42〕，认定为发展牲畜的好场所。

随着北凉覆灭，吏民三万余户被迁往平城，不少河西文士也受吸引而去。北魏留兵镇守河西。良好的畜牧环境适应了拓跋族人的游牧爱好，"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至孝文帝时，"河西之牧弥滋"〔43〕。总的说来，北魏太武帝以后的七八十年间，官府在河西的地方行政，不论是设军镇戍，或是置郡县，长期都没有对农作给予应有的注意。

魏孝明帝时，凉州刺史袁翻议论边防军事涉及所在农事云：

河西捍御强敌，惟凉州、敦煌而已。凉州土广民稀，粮仗素缺。敦煌酒泉，空虚尤甚。……西海郡本属凉州，今在酒泉直北，张掖西北千二百里，……正是北虏往来之冲要，汉家行军之旧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即可永为重戍，镇防西北。……凡诸州镇应徙之兵，随宜割配，且田且戍，……一二年后，足食足兵。斯固安边保塞之长计也，……入春，西海之间即令播种，至秋，收一年之食，使不复劳转输之功也。且西海北垂即是大碛，野兽所聚千百为群，正是蠕蠕射猎之处，殖田以自供，籍兽以自给，彼此相资，足以自固。〔44〕

显而易见，直至北魏后期，凉州、敦煌、酒泉等地，并无一片完土与乐园。河西自西汉中叶以来，田作原已日趋发展，西海即汉代居延地区，屯田成绩卓著，经历五百年后，虽然仍是土沃可耕，面前却是一片荒凉景色。努力且田且戍，方可免予转运，聊供边防军用。北魏统治者对田作的长期不重视，致使河西今不如昔，农作处于艰难低下的水准。

北魏末年，王室衰微，河西扰乱，魏孝武帝西迁，开始了西魏北周的统治。大统十二年（公元546年），凉州刺史宇文仲和据州独立，西魏实权人物宇文泰派独孤信出兵，活捉宇文仲和，迁凉州民六千户去长安。回首南凉时凉州仅三千户，不难看出此时的凉州居民有了较大增多。平定凉州，史宁起了积极配合作用，他两任凉州刺史，战败"抄掠河右"的柔然，"前后获数万人"，他听任突厥可汗"假道凉州"袭击吐谷浑。突厥与吐谷浑都是随水草畜牧为生，凉州居民多杂戎夷。周明帝时，吐谷浑入侵凉州，杀刺史是云宝，贺兰祥出征檄文称，吐浑"入我姑臧，俘我河县，芟夷我菽麦，虔刘我苍生"〔45〕。这些事实说明，凉州地区的游牧经济相当突出，和东汉时的经济状况相比较，确已出现了明显的差异。

"大统十二年，分凉州以居张掖之地为西凉州"。韩褒任刺史六年，"羌胡之俗，轻贫弱，尚豪富。……褒乃悉募贫人以充兵士，优复其家，蠲免徭赋，又调富人财物以振给之，每西域商货至，又先尽贫者市之，于是贫富渐均，户口殷实"。其时，原州刺史李贤曾随独孤信平凉州，"又抚慰张掖等五郡"〔46〕。张掖曾是汉魏间河西农作发达地区，经历五凉以来的社会大动乱，民族杂居，羌胡日趋汉化，贫富差异增大。

瓜州是敦煌镇的改置，它是西域通往内地的首站，在中西交通地位上享有盛名。北朝后期，涌现出了一批瓜州"首望"、"义首"、"豪右"。西魏末年，"三辅著姓"韦zhèn＠②②出任瓜州刺史，"雅性清俭，兼有武略，蕃夷赠遗，一无所受，胡人畏威，不敢为寇，公私安静，夷夏怀之"，任期届满，仍很受吏民恋慕。（《周书》卷三九）

敦煌出土斯613号文书，经日本学者山本达郎考定为西魏大统十三年（公元547年）的计帐文书。他的意见迅速获得众多学者的广泛赞许和支持。文书残卷是迄今发现北朝均田税役制的唯一出土文献。值得注意的是，此件文书问世前一年，瓜州（敦煌）城民张保杀害刺史成庆，响应凉州刺史宇文仲和公开对抗西魏朝廷。晋昌人吕兴又杀郡守郭肆以声援张保。明显看出西魏政府当时并未稳固地统治河西地区。号称"西土冠冕"的敦煌令孤整伪装依附，乘机集众诛杀吕兴，张保也被迫出奔吐浑。西魏使臣申徽参与平叛有功，因被任命为瓜州刺史。"徽在州五稔（公元546-551年），俭约率下，边人乐而安之"〔47〕。显而易见，瓜州敦煌地区大统十三年的均田税役计帐正是在他的任期内制订，并获得了边民广泛支持的。

鉴于残文书所记有关受田、赋役、户等、台资等等内容，已有不少学者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且与本题关涉不大。毋需赘述。这里，只简单提示尚少讨论的几项特色。

其一，残卷所记诸户主与妻室姓名以及各户四至的主人名字，可以看出，敦煌地区广泛存在汉胡杂居，户主刘文成、候老生与少数族户主共天婆罗门等等便是明显的事例。

其二，少数族人家庭，如户主王皮乱，妻阿雷处姬，还有两个女儿分别出嫁给受（寿）昌郡民泣陵申安和xiào＠②③谷县斛斯已奴党王叔子，其家成员和亲戚都是少数族人，他们和汉人同等受田，同样交纳税役，说明他们业已脱离游牧，从事田作。

其三，河西地区虽是地广人稀，但所在可耕荒田并不多，加以豪族们的霸占。因而很难按田令依法授足。

其四，按各户受田状况，说明它不是按北魏大和均田令实施，同样也不符合北周的田令规定，而是在西魏新统治区内按当地实际情况所采取的权宜措施，以利促进社会安定和加强统治。

总之，在魏晋南北朝几百年乱世里，如果说，西晋灭亡以前，河西地区有魏晋政权控制，乱事影响较小，田作仍在持续进行。此后，五凉分裂统治一百多年间，河西经受了长期无休止的战乱与多民族的交叉统治，农业生产受到了极大破坏，畜牧经济也蒙受了重大创伤。北魏占领河西后，有意让当地发展畜牧业，河西畜牧业由是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田作则是萎缩不振。其后，西魏北周的统治者比较关心农事，田作是稍有复苏，但处境维艰，很难说达到了汉魏时期的生产水平。

三

隋唐是统一中央集权的大国，河西作为与西方商贸的枢纽，发挥了重大作用。

隋代，河西常受吐谷浑与突厥的侵扰。先后任命贺娄子干与乞伏慧为凉州总管，便与"边塞未安"密切攸关。文帝让凉州总管"勒民为堡，营田积谷以备不虞"。贺娄子干上书云："陇西河右，土旷民稀，边境未宁，不可广为田种。比见屯田之所获少费多，虚役人功，卒逢践暴。屯田疏远者请皆废省，但陇右之民以畜牧为事，若更屯聚，弥不获安，只可严谨斥候，岂容集人聚畜，请要路之所，加其防守，但使镇戍相接，烽候相望，民虽散居，必谓无虑。"〔48〕由此可知，隋初在河西营田，得不偿失，除了自然条件制约外，还有社会环境不宁的影响。宇文弼谈到突厥侵扰，"黠虏之势，来如激矢，去若绝xáan＠②④，若欲追蹑，良为难及"。因此，优先安定社会环境乃是田作的重要前提。其后，炀帝在政局纷扰时，《隋书·炀帝纪》称，"盛兴屯田于玉门、柳城之外"，这种短暂行为，肯定不会有积极成果。

隋唐之际，"家富于财"的武威姑臧人李轨乘乱起兵，很快占有五郡，与吐谷浑、突厥交结，嚣张一时，但被"凉州奕世豪望"的安兴贵兄弟"引诸胡众"迅速击败了，由此可知，凉州境内社会矛盾极为错综复杂。唐太宗贞观初，凉州都督李大亮说："河西氓庶，积御蕃夷，州县萧条，户口鲜少，加因隋乱，减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业，匈奴微弱以来始就农亩，"〔49〕充分展示了社会安定对农事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唐平定高昌后，每年要调发千余人去那里防守。褚遂良疏谏称，"王师初发之＠②⑤，河西供役之年，飞刍wǎn＠②⑥粟十室九空。……设令张掖尘飞，酒泉烽举，陛下岂能得高昌一人菽粟而及事乎？"自长安至西州五千多里，其中半数以上里程要跨越河西地区，运粮应役，困累无穷，如果在途中发生乱事，则将前功尽弃。玄宗开元时，韦凑反对四镇经略安抚使郭虔guàn＠②⑦募兵五万人出征安西，他严肃地说："一行万人诣六千余里，咸给递＠②⑧，并供熟食，道次州县，将何以供？秦陇之西，人户渐少，凉州已去，沙碛悠然。……纵令必克，其获几何？"〔50〕举此二例，可知河西地区对长安与西域间的交往承担了很繁重的负荷。

玄奘西行求法，目睹"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51〕。所称凉州自然是就城区而言，并不涉及凉州所辖广大地区。其后，陈子昂在武则天执政时说："顷至凉州，问其仓储惟有六万余石，以支兵防，才周今岁。虽云屯田收者犹在此外，略问其数，得亦不多。"〔52〕可见经历了六七十年发展，凉州农作仍不够发展。

唐代河西仍是多民族聚居地。吐谷浑、吐蕃、回纥、突厥等族不时在此交争，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契bì＠②⑨族酋长何力率部落六千余家降唐，被安置于甘、凉之间，经历了八九十年，至开元八年（公元719年）十一月，突厥战败了唐河西节度使杨敬述，才被迁往他处〔53〕。

唐高宗时，吐蕃与吐谷浑连年交战，吐谷浑失败，"走投凉州，请徙居内地"。不久，突厥势力复兴，攻占铁勒在漠北的故地，迫使回纥、契bì＠②⑨、思结、浑部，徙居甘、凉之间。玄宗"开元中，回鹘渐盛，杀凉州都督王君＠③⑩"，切断了安西通往长安的通路〔54〕。《旧唐书·地理志》记吐浑、兴昔等"八州府，并无县，皆吐浑，契bì＠②⑨、思结等部，寄在凉州界内"。说明众多少数族人确是聚居于凉州。开元时，河西节度使崔希逸镇守凉州，"时吐蕃与汉树栅为界，置守捉使"。他建议双方"各去守备"，撤除守备后，"吐蕃畜牧被野"。（《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可知彼此大设关防，是很不利于生产发展。

随着唐朝国力增强，包括河西在内的整个边疆局势迅速发生了重大变化。武则天有句名言："王师外镇，必藉边境营田。""恭勤不怠"的娄师德，在河陇等地检校营田长达四十多年，"民夷安之"〔55〕。由是，自武周以至玄宗盛世。唐代河西屯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

武周垂拱二年（公元686年），陈子昂纵论河西形势说："河西诸州，地居边远"，"比者国家所以制其（指吐蕃）不得东侵，实由甘、凉素有蓄积，士马强盛，以扼其喉，故其力屈，势不能动。"而目前却是凉州地广，存粮甚少，"凉府虽曰雄藩，其实已甚虚竭"，"今国家欲制河西，定戎虏，此州不足，未可速图。又至甘州，责其粮数，称现在所zhù＠③①积者四十余万石，今年屯收犹不入计。……甘州地广粮多，左右受敌，其所管户不满三千，屯田广远，仓蓄狼籍。……今瓜肃镇防御仰食甘州，一旬不给，便至饥馁，然则河西之命今并悬于甘州矣。……得甘州状称，今年屯收用为善熟，为兵防数少，百姓不多，屯田广远，收获难遍，时节既过，遂有凋固，所以三分收不过二，人力又少，未入仓储，纵已收刈，尚多在野"〔56〕。他如此具体地揭示了凉甘地区发展农作的不平衡，甘州地区自西汉以来农作已有较大发展，随着唐代的屯田经营，生产是继续有了新的长进。

凉州地区的田作，此后也有了迅速发展。武则天晚年，郭元振任凉州都督，突厥、吐蕃不敢侵扰，"夷夏畏慕"，使"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尽其水陆之利。旧凉州粟麦斛至数千，及汉通收率之后，数年丰稔，乃至一匹绢籴数十斛，积军粮支数十年"〔57〕。说明凉州都督区内屯作已有发展。《唐六典》卷七记开元盛世的河西屯田数，赤水36屯，大斗16屯，建康15屯，甘州19屯，肃州7屯，玉门5屯。其中赤水、大斗、建康均在凉州境内，按《通典》卷二记开元廿五年（公元737年）令，"隶州镇诸军者，每五十顷为一屯"。显而易见，凉州屯田在唐代盛世是有了重大进展。陈子昂说武则天时，甘州有40余屯，开元时仅存19屯，说明屯田规模是在不断发生变化。沙州仅玉门5屯，陈鸿《东城老父传》记"河州敦煌道，＠②⑤屯田，实边食，余粟转输灵州，漕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所言显有夸大，但敦煌有屯田大致不会虚假。唐代屯田收入，《通典》卷二记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全国岁收一百九十一万多石，河西屯收二十六万多石，约占全国的14％。

需要顺便说明，唐前期所置十道或十五道中，并无河西道。它是景云二年（公元711年）五月，自陇右道分置。在此之前，元年十二月，"置河西节度、支度、营田等使，领凉、甘、肃、伊、瓜、沙、西七州，治凉州"〔58〕。天宝盛世，"河西节度断隔吐蕃、突厥，统赤水、大斗、建康、宁寇、玉门、墨离、豆卢、新泉八军，张掖、交城、白亭三守捉，屯凉、肃、瓜、沙、会五州之境，治凉州，兵七万三千人"。（《资治通鉴》卷二一五）

官府屯田而外，河西还有更多的民间田作。《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第342-343页引大谷2835号文书，记武周时，沙州逃户在甘、凉、瓜、肃等刑，"例被招携安置，常遣守庄农作，抚恤类若家僮"。河西诸州招怀沙州的逃户参加田作。说明诸州民间都在努力发展农业生产。

沙州敦煌出土武周、唐玄宗与代宗时的众多户籍残卷，分别记录了当地各户受田的具体情况，诸如口分田、永业田的差异，已受田、未受田的不同。在田地各段的四至中，可以看到诸如买田、自田、官田、勋田、观田、墓田、退田等等田名。斯2593号《沙州志》云："沙州者，古瓜州地。其地平川多沙＠③②，人以耕稼为业，草木略与东华夏同。"〔59〕沙州民户广泛田作，那是一目了然的。

玄宗开元中，瓜州刺史张守guī＠③③打败了入侵的吐蕃，"瓜州地多沙碛，不宜稼穑，每年少雨，以雪水溉田，至是渠堰尽为贼所毁，既地少林木，难为修葺，守guī＠③③设祭祈祷，终宿而山水暴至。大漂材木，塞涧而流，直至城下，守guī＠③③使取充堰。于是水道复旧，州人刻石以纪其事"〔60〕。它很形象地说明了河西少雨，修渠的迫切性和使用雪水在内灌溉的重要性。

敦煌出土户籍残卷记各户每一地段所在位置以及它的四至，广泛与水渠密切相关。如天宝六载（公元747年）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程什住户，"一段伍亩永业，城西七里平渠。东渠，西渠，南河，北渠"。又如大历四年（公元769年）沙州敦煌县悬泉乡宜禾里手实索思礼户，"一段玖亩口分，城西十五里瓜渠。东渠，西渠，南路，北渠"。如此等等，突出说明了当地田亩依赖水渠灌溉。

敦煌出土伯2005号《沙州都督府图经》记甘泉水（今党河）"分水以灌田园，荷锸成云，决渠降雨，其腴如泾，其浊如河，加以节气少雨，山谷多雪，立夏之后，山暖雪消，雪水入河，朝减夕涨"。"（州城）西北又分一渠，北名都乡渠，又从马圈口分一渠，于州西北流，名宜秋渠。……五谷皆饶，唯无稻黍，其水溉田即尽，更无流派"。"宜秋渠，……在州西南廿五里，……其渠下地宜晚禾，因号为宜秋渠"〔61〕。将沙州水渠对农事的作用言之凿凿。敦煌出土伯2507号《开元水部式》残卷云："河西诸州用水溉田，其州县府镇官人公廨田及职田，计营顷亩，共百姓均出人功，同修渠堰。若田多水少，亦准百姓量减少营"，"沙州用水浇田，令县官检校，仍置前官四人，三月以后九月以前行水时，前官各借官马一匹"〔62〕，这是将河西用水溉田加以法制化了。早在武周时，陈子昂已指出，甘州诸屯，"皆因水利，浊河溉灌，良沃不待天时，四十余屯，并为奥壤"。水是农业的命脉，河西水流更有其特殊性。敦煌因地制宜，大修水渠，使点滴水流都能得到充分使用。

唐代盛世，河西官私田作都获得了重大发展，屯田收入以外，官府仓储也大为丰满。《通典》卷一二记河西正仓粮70万石，和籴粮37万石，义仓粮38万石，都大大超过了陇右道的收入。可以推知，河西的粮食生产实是盛况空前。

与此同时，安定的社会环境对河西畜牧生产也很有利。《资治通鉴》卷二○七记风阁舍人崔融言："江南食鱼，河西食肉，一日不可无"，"一朝禁止，百姓劳弊"。（《文苑英华》卷七六八《断屠议》）一日不可缺的肉食习俗，正是以大量牲畜的繁殖为前提的。郭元振为凉州都督五年，"牛羊被野，路不拾遗"。开元时，突厥出兵"掠凉州羊马"，唐代凉州产马仍很负盛名〔63〕。

《元和郡县志》卷四○甘州张掖县祁连山，"张掖酒泉二界上，美水茂草，山中冬温夏凉，宜放牧，牛羊充肥，乳酪浓好，……作酥特好"。山丹县焉支山，"水草茂美，与祁连山同"。甘州张掖人赵武孟"以驰骋佃猎为事"。（《旧唐书》卷九二）瓜州普昌县，"冥水，自吐谷浑界流入大泽，东西二百六十里，南北六十里，丰水草，宜畜牧"。《唐六典》卷三记"甘、肃、瓜、凉等州（贡）野马皮"。宋人程大昌云，野马皮制靴，骑而越水，水不透里，极为可贵。

玄宗天宝末，安史叛乱发生，边防兵内调，吐蕃乘机迅速攻没河西诸地。法人戴密微撰《吐蕃僧诤记》第二章历叙吐蕃在占领区推行蕃化统治以及所在居民进行反抗诸事实。唐文宗时，遣使至西域，"见甘、凉、瓜、沙等州城邑如故，陷吐蕃之人见唐使者旌节，夹道欢呼，涕泣曰：皇帝犹念陷蕃生灵否？其人皆天宝中陷吐蕃者子孙，其言语小讹，而衣服未改"〔64〕。很可概见陷蕃百姓强烈的反抗政治意识。宣宗时，"张掖人张义潮募兵击走吐蕃"，"奉瓜、沙、伊、肃、甘等十一州地图"进献，"缮甲兵，耕且战，悉复余州"。唐授予张义潮归义军节度使，由是开启了前后相继的张氏和曹氏的归义军时代。

吐蕃占领河西后，气势一度很盛，但其内部社会矛盾也在迅速增涨，鄯州都督尚婢婢与其宰相论恐热的交争很激烈，下层奴婢＠③④末的反抗也是方兴未艾。吐蕃贵族统治正在迅速走向没落。原先被吐蕃安置在甘州一带的回鹘也是日趋衰弱。吐蕃人与回鹘人的畜牧生活固然仍在进行，敦煌文书中所见"牧羊人"例为胡姓，正是他们从事畜牧的良好例证。另一方面，吐蕃人与回鹘人也确有一些在从事农作。王建所述凉州吐蕃人，"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男为汉语，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回鹘人在甘州，"其地宜白麦、青＠③⑤麦、黄麻、葱韭、胡荽，以橐驼耕而种"〔65〕。以驼耕地，种植春麦等粮食作物。

《敦煌资料第一集》比较集中收录了吐蕃占领时期的多件贷麦（粟）契，借者或"无种子"，或"缺粮用"，借贷利息极高，若不按时交纳，"仍任掣夺家资牛畜，用充麦直"。契约通常注明使用汉斗。借贷人既有汉人、少数族人，还有出家的和尚。"敦煌大蕃、久陷戎垒"。但他们仍在继续广泛种麦。

五代后唐时，"凉州郭外数十里尚有汉民陷没者耕作"。后晋时，高居诲出使西域，"自凉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甘州，回鹘牙也。……自甘州西始沙碛，碛无水，载水以行。……西至瓜州、沙州，二州多中国人，闻晋使者来，其刺史曹元深等郊迎，问使者天子起居"。由于雨少，"地无水而尝寒多雪，每天暖雪消乃得水"。北宋太宗时，"殿直丁惟清往凉州市马，惟清至，而境大丰稔"〔66〕。这些都说明归义军时代的河西仍有相当发达的农业。

元朝人马端临曾经综合评论说，河西"自东汉以来，民物富庶与中州不殊"〔67〕，所言大致属实。自汉至唐的统一安定时期，全国范围内一派生产兴旺景象，唐前期的天宝盛世，自长安西尽唐境，"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所言虽有夸张，但有一定事实为基础。包括屯田在内的官私农作促进了河西的欣欣向荣。如果以一百多年盛世的唐前期和同样是一百多年的五凉混乱时期相比较，更可以清晰看出社会安定与否对河西社会的严重影响。有了良好生产基础，吐蕃占领时期的暴力未能彻底摧毁农事，田作畜牧均在低调进行。至北宋真宗以后，河西地区相继为西夏所占。《西夏书事》卷二七记宋神宗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西夏银夏等地大旱，"运甘、凉诸州粟济之"。《契丹国志》卷二一记西夏贡马、＠③⑥、狐、兔等物。表明党项羌统治河西期间，它既是畜牧区，更有相当发达的农业，已不复是过去那种单纯畜牧经济，且比晚唐五代进步，成为比较发展的农牧兼作区了。

注释：

〔1〕《史记》卷一一○《匈奴传》，第2879页；《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第3734页。中华书局点校本，以下所引诸正史均同。

〔2〕《史记》卷一二三《大宛传》，第3161页；《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第3890-3891页。

〔3〕《元和郡县图志》卷四○《陇右道》，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第1017-1018、1022页。

〔4〕《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三《陇右道》，清光绪八年金陵书局刻本，第1页下。"后元六年"误，史无其年。《汉书》卷六作元鼎六年，又卷二八下《地理志》作后元年。何者为是，待考。

〔5〕《汉书》卷五五《霍去病传》，第2479-2480页。

〔6〕《史记》卷一一○《匈奴传》，第2909页，司马贞《索隐》引《西河旧事》，而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记为《西河故事》；《太平御览》卷五○《地部》引《西河旧事》，又引《凉州记》文字都相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版，第244页。

〔7〕《汉书》卷六一《张骞传》，第2692页，又卷九六下《西域传》，第3902页。

〔8〕《资治通鉴》卷二○元鼎二年，中华书局点校本，第658页；《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第2876-2877页。

〔9〕《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第2977页。

〔10〕〔11〕〔14〕〔18〕〔26〕谢桂华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34、61、208、623、57页。

〔12〕〔日〕永田英正：《论礼忠简与徐宗简》，《简牍研究译丛》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5-57页。

〔13〕《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第1139页。

〔15〕《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第3907页。

〔16〕《后汉书》卷七六《任延传》，第2463页。

〔17〕《汉书》卷七《昭帝纪》元风三年条注引，第229页。

〔19〕〔日〕尾形勇：《汉代屯田制的几个问题》，《简牍研究译丛》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62-296页；参看《中国屯垦史》上册，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第221页。

〔20〕《史记》卷三○《平准书》，第1439页，又卷一二三《大宛传》，第3176页；《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及师古注，第173页，又卷六一《李广利传》，第2700页。

〔21〕〔24〕《居延新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235、228、260页。

〔22〕谢桂华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第497页；参看〔日〕吉村昌之《汉代边郡的田官组织》，《简帛研究译丛》第一辑，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184-205页。

〔23〕转引赵俪生《汉屯田劳动者所受剥削之性质与数额上之差异》，《西北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又见同氏《中国土地制度史》，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76页，赵先生说是1972年出土新简，我通读《居延新简》而未见，心存疑惑，持此请教谢桂华先生，确知未收入。"卒作簿"名，采用谢先生意见。

〔25〕《汉书》卷六一《李广利传》，第2700页，又卷九六下《西域传》，第3913页。

〔27〕沈元：《居延汉简牛籍校释》，《考古》1962年第8期，第426-428页。

〔28〕《后汉书》卷三一《孔奋传》，第1098页，又卷二三《窦融传》，第799页。

〔29〕谢桂华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第499页，按许慎《说文》七上禾部，"＠①①＠①②，谷名"，中华书局1963年版；《宋本玉篇》卷一五禾部，"＠①①＠①②，jì＠③⑦名"，中国书店1983年版，第288页。

〔30〕《三国志》卷二七《徐邈传》，第740页；《晋书》卷二六《食货志》，第784页。

〔31〕《三国志》卷一六《仓慈传》注引《魏略》，第513页；《晋书》卷二六《食货志》，第785页。

〔32〕《晋书》卷八六《张轨传》，第2225页；《太平御览》卷八三八《百谷部》引《前凉录》，第3744页。

〔33〕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卷上《言语》注引《西河旧事》，中华书局点校本1983年版，第146-147页。

〔34〕《魏书》卷九五《吕光传》，第2087页。所称"饿死千余口"，据《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第3071页；《资治通鉴》卷一一二，第3536页，均记为"饿死十余万口"，疑近真实。

〔35〕《晋书》卷一二六《秃发＠①⑧檀载记》，第3152-3155页，又《秃发利鹿孤载记》，第3145页；《资治通鉴》卷一一四义熙二年四月，第3590页，又卷一一六义熙四年五月，第3666页。

〔36〕《晋书》卷一二六《秃发＠①⑧檀载记》，第3152-3155页，又卷一二九《沮渠蒙逊载记》，第3196页。

〔37〕《三国志》卷三○《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第859页；《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第3061页。

〔38〕《后汉书》卷一六《邓训传》，"元和三年，卢水胡反畔"，第609页。

〔39〕《晋书》卷一二六《秃发乌孤载记》，第3143页；又《秃发＠①⑧檀载记》，第3149页；又卷一二九《沮渠蒙逊载记》，第3197-3198页；《资治通鉴》卷一二一元嘉六年夏，第3812页。

〔40〕《晋书》卷八七《李hào＠②⑩传》，第2259、2263-2265页。

〔41〕《资治通鉴》卷一一九永初元年七月，第3736-3737页；《晋书》卷八七《李歆传》，第2268-2271页。

〔42〕《资治通鉴》卷一二三元嘉十六年八月，第3874页；《魏书》卷三五《崔浩传》，第822-823页。

〔43〕《魏书》卷一一○《食货志》，第857页，记"马二百余万匹"；《通典》卷二五《太仆卿》作"马三百余万匹"，中华书局点校本1988年版，第706页。

〔44〕《魏书》卷六九《袁翻传》，第1542-1543页；《北史》卷四七，第1715-1716页，文字全同。

〔45〕《周书》卷一九《宇文贵传》，第314页，又卷二○《贺兰祥传》，第338页。

〔46〕《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二《陇右道》，第8页上；《周书》卷三七《韩褒传》，第661页，又卷二五《李贤传》，第416页。

〔47〕《周书》卷三二《申徽传》，第556页，又卷三九《韦zhèn＠②②传》，第694页。

〔48〕《隋书》卷五三《贺娄子干传》，第1352页，又卷四○《王世积传》，第1173页，亦言"凉州士旷人稀"。

〔49〕《旧唐书》卷六二《李大亮传》，第2388页。

〔50〕《旧唐书》卷八○《褚遂良传》，第2736-2737页，又卷一○三《郭虔guàn＠②⑦传》第3188-3189页。

〔51〕惠立、彦cóng＠③⑧：《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中华书局点校本1983年版，第11页。

〔52〕〔56〕《陈子昂集》卷八《上西蕃边州安危事》，上海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93-195页。

〔53〕《资治通鉴》卷一九四贞观六年，第6099页，又卷二一二开元八年，第6742页。关于"六千余家"，《旧唐书》卷一○九《契bì＠②⑨何力传》作"千余家"，第3291页。

〔54〕《资治通鉴》卷二○一龙朔三年五月，第6335-6336页；《旧唐书》卷一九九《铁勒传》，第5349页，又卷一九五《回纥传》，第5198页；《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传》，第6114页。

〔55〕《旧唐书》卷一八五上《王方翼传》，第4802页，又卷九三《娄师德传》，第2976页。

〔57〕《旧唐书》卷九七《郭元振传》，第3044页；《新唐书》卷一二二本传记稻收丰衍，似在甘州种稻，第4362页。

〔58〕《唐会要》卷七○《州县分望道》，丛书集成本，1936年，第1213页；《资治通鉴》卷二一○景云二年五月，第6666页；《新唐书》卷六七《方镇表》，第1861-1862页。

〔59〕斯2593号，转引王仲荦《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版，第143页。

〔60〕《旧唐书》卷一○三《张守guī＠③③传》，第3194页；《新唐书》卷一三三本传作"耕者如旧"，第4548-4549页。

〔61〕伯2005号，转引王仲荦《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第110-114页。

胡辛传记范文篇7

【关键词〗南北朝官阶

一、南朝散官"阶官化"的迟缓

官阶制度是官僚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同形式的等级规划体现了不同的政治取向。汉代禄秩等级是从属于职位的，官员若无职位则无等级可言，这属于重效率的“职位分等”类型。[1]魏晋南北朝时官阶制却开始向另一种“品位分等”类型过渡了，最终在唐代形成了文武散阶之制。散阶又称"本品"，减小了因职位变动而造成的地位变动，从而赋予了官员更多的安全感，保障了其权益的稳定性。

魏晋以降士族政治、门阀特权扭曲了官僚政治，“分官设职”更多地基于“优惠考虑”而非“效率考虑”，职事官之外委积繁衍出了五光十色的名号、散职，一人拥有多种头衔屡见不鲜。由此而导致的职、官、名号的分离，应该说是官阶制向“品位分等”演化的一个基本原因。不过仅以士族政治来解释中古散阶制的发达，那仍然是不惬人意的，因为在此就要面对这一事实：南朝政权本来更富"文治"色彩，文官重于武职；然而北朝文散官的阶官化，反而比南朝更具深度、广度和速度。

与此期阶官化进程相涉的文散官，主要是诸大夫和东省散官。"阶官"已是脱离职位的位阶了，它们并无员限、可以随机加授和迁黜；“散官”则是冗散无事之官，仍有员限，未能摆脱“职位”性质。文散官阶官化的骤然加速是在北魏后期，这时候四方云扰、战火连绵，朝廷为笼络之计而向将士们广授散职，毫无吝惜之意。尔朱氏掌权之时，"欲收军人之意，加泛除授，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督将兵吏无虚号者。自此五等大夫遂致猥滥，又无员限，天下贱之"[2]。这些散官不但被普授、滥授，而且还是与将军号成双成对儿地"双授"的，即所谓"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由此，这些散官迅速虚衔化了，成了普遍拥有、且不断升迁的"阶"了。比如裴良：起家奉朝请，宣武初为中散大夫；后为太中大夫，孝庄末为光禄大夫；节闵帝时除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加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转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3]他一为东省散官，六为大夫，这些官号都非实职，仅仅标志着他的阶级变动。又如赵刚："累迁镇东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历大行台郎中、征东将军，加金紫阶。"[4]金紫以及银青光禄大夫，在时人眼中已明明是"阶"，而不仅仅是"职"了。进至北周，开府仪同三司、仪同三司、诸大夫以及由东西省散官变化而来的34种散官，演化为一个首尾完备的位阶序列。这个序列，便是通往唐代散阶制的重要环节。[5]

然而当把目光转向南朝的时候，却没能看到类似的发展。冗官散职的委积滥觞于魏晋，东晋以下的制度发展，南北两系分道扬镳。同是承袭魏晋而来的那些文散官，在直承魏晋的南朝，其散阶化进程却迟滞不前、步履蹒跚。

南朝的诸大夫几乎始终都仅仅是崇礼、优老或安置闲冗之职，比魏晋没有太大变化。《南齐书》卷十六《百官志》仍把左右光禄大夫、光禄大夫、太中大夫、中散大夫列于光禄勋属官之下──较之汉魏旧制，依然故我；且谓："诸大夫官，皆处旧齿老年"。《南齐书》卷三《武帝纪》永明七年(489年)正月诏："诸大夫年秩隆重，禄力殊薄，岂所谓下车惟旧，趋桥敬老。可增俸，详给见役。"可见诸大夫依然用以“敬老”、安置“年秩隆重者”而已。又《隋书》卷二六《百官上》记梁制："又有光禄、金紫光禄、太中、中散等大夫，并无员，以养老疾。"用作闲散之位的散官，与用以标志等级的"本阶"，自然还有相当距离。

诸大夫中之以“光禄”为名者位望较高，常用于优宠德高望重者，或用于死后赠官。左右光禄大夫如加“开府”之衔则可置官属[6]。南朝史传中的官僚衔位，常有“光禄大夫某某”的记法，以此为其代表性官衔。所以其时有“求金紫(金紫光禄大夫)”、“乞一片金”之事。至如中散大夫、太中大夫阶级较低，就往往用以安置闲冗、甚至政坛失意者了。请看《南史》：

萧惠训：梁武起兵时以郡相抗，归降后梁武宥之，以为太中大夫。(《南史》卷十八《萧琛传》)

王籍，以公事免，“及为中散大夫，弥忽忽不乐”。(《南史》卷二一《王籍传》)

王楷，人才凡劣，宋时为太中大夫。(《南史》卷二三《王蕴传》)

王弘之，宋明帝初同逆，战败被宥，终于中散大夫。(《南史》卷二四《王弘之传》)

垣护之，宋明帝时因聚敛贿货下狱免官，后起为太中大夫，未拜，以愤卒。(《南史》卷二五《垣护之传》)

殷道矜，幼而不慧，位太中大夫。(《南史》卷二七《殷景仁传》)

何求，性行诡僻，逃官隐居，后为太中大夫。(《南史》卷三十《何求传》)

徐广，忠于前朝不附新主，宋初除中散大夫。(《南史》卷三三《徐广传》)

顾琛，宋明帝时同逆，兵败归降，为中散大夫。(《南史》卷三五《顾琛传》)

这样，太中大夫、中散大夫对士大夫的吸引力，想来就不会太大。

江左的诸大夫也具有维系资位的作用，不过它们在普授范围上，以及虚衔化、序列化程度上，终归是远逊于西魏北周的进化水平。同样，南朝作为加官或起家官的东西省散官如给事中、奉朝请等，也没有像北朝那样，在诸大夫的带动下而被纳入散阶。至于在职事官外加授侍中、散骑常侍的情况，南朝与北朝一样屡见不鲜。不过这种加官具有临时性。例如《南史》卷十五《徐湛之传》："再迁散骑常侍，寻加侍中，……后迁丹阳尹，加散骑常侍。"《南史》卷三十《何戢传》："迁散骑常侍、太子詹事。寻改侍中，詹事如故。上欲转戢领选，问尚书令褚彦回，以戢资重，欲加散骑常侍。"这显然不同于阶官的应具性质。

北朝文散官"阶官化"，得益于它们向将士们的普授和滥授；而在南朝，由武将而获文授则颇不容易。不少战功卓著的将领是到年老而须优崇之时，方才得到大夫之号的：

张兴世：宋废帝元徽五年(477年)，以疾病徙光禄大夫，常侍如故。顺帝升明二年(478年)卒，时年五十九。(《宋书》卷五十《张兴世传》)

朱修之：后坠车折脚，辞尚书，领崇宪太仆，仍加特进、金紫光禄大夫，以脚疾不堪独行，特给扶侍。卒。(《宋书》卷七六《朱修之传》)

宗悫：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年)，从猎堕马，脚折不堪朝直，以为光禄大夫，加金紫。(《宋书》卷七六《宗悫传》)

周盘龙：齐武帝永明中，以疾为光禄大夫。寻出……盘龙表年老才弱，不可镇边，求解职，见许，还为散骑常侍、光禄大夫。世祖戏之曰："卿著貂蝉，何如兜鍪？"盘龙曰："此貂蝉从兜鍪中出耳。"十一年(493年)，病卒，年七十九。(《南齐书》卷二九《周盘龙传》)

武将周盘龙年老解职时方得常侍、大夫，其时齐武帝还以“貂蝉”、“兜鍪”为戏，其时对文号、武号之别君臣颇为敏感，很当一回事儿的。《南齐书》卷二九《吕安国传》：

(永明四年，486年)有疾，征为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安国欣有文授，谓其子曰："汝后勿作袴褶驱使，单衣犹恨不称，当为朱衣官也！"

“以将领见任”的吕安国以终得“文授”为殊宠，可见获得大夫、常侍，对武将往往是“意外的惊喜”。他殷殷告诫其子勿作“袴褶驱使”[7]，要努力以文职进身，明不以武职为荣。在北朝魏、周之际，军号与散官的"双授"一度成为"时尚"。而同期的南朝虽然也有些零散例子，例如萧子良为光禄大夫、左将军，到仲举为贞毅将军、金紫光禄大夫，褚彦回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等等，但这不过是随机现象而已，远不能同北朝的规模数量相比，而且不像北朝，军号、散官的作为位阶而不断同时迁升。

散官普授毕竟是一种名号猥滥，散官与将军号的"双授"更混淆了文武职类，从制度上说都不正规，都非"常态"。北齐统治者基于这种考虑，曾对"双授"现象力加整饬。[8]南朝政权比北齐更富"文治"色彩，其与汉晋制度一脉相承的连续性，我想就造成了维系"正规"与"常态"的更大惯性。江左更为厚重的文官政治传统，应该认为是抵制散官滥授及"双授"、阻碍散官阶官化的因素之一。

二、南北"清浊"观念之异同

但以上解释，仍未穷尽南朝散阶化缓慢的全部因素。南朝的诸大夫不轻易授予武人，并不仅仅出自维系文官政治的"正规"和"常态"的考虑，还在于此期浓厚的"清浊"观念，在"文武"之间划开了一道深深鸿沟。下面便就这一线索，进一步分析南朝文散官的阶官化为何进展缓慢的问题。

学界对中古选官的浓厚"清浊"观念已论述颇多，人们耳熟能详。由于士族门阀政治的繁荣，王朝选官开始发生变态。一些士族所习惯迁转的官职，逐渐被视为“清官”而为其独占。诸如"旧事东宫官属通为清选，洗马掌文翰，尤其清者"[9]、“黄散之职，故须人门兼美”[10]、“秘书丞天下清官”[11]之类，已经形成了相当凝固的格局。哪些官职是“清官”来自积习，不但不是行政当局的刻意规划，而且君主的"革选"往往也无能为力。散骑常侍的沉浮即是一例[12]。

哪些官儿能成为“清官”，当然是有规律可寻的。首先是要"清贵"，所以相当于君主近侍的黄门郎、散骑郎等很早即成“清选”，以表明门阀身份崇高、位踞切要。其次是要"清闲"，如此才能适应纨绔贵游们尸位素餐、安享荣乐的需要。东宫的太子庶子、太子洗马、太子舍人等等，便曾以"职闲廪重"而为其分外瞩目。其三，许多“清官”都是文翰性的官职，例如秘书郎、著作郎之类。因为中古门阀从本质上是文化士族，雄厚的经史诗文知识是他们"平流进取"的凭藉。士族"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恪勤匪懈，终滞鄙俗"[13]，文法吏职是不合名流口味的，因此尚书郎初称清显，但"自过江，尚书郎正用第二人"[14]；侍御史虽负监察重任，然而“甲族由来多不居宪台”[15]。重文轻武，尤其是五朝冠冕根深蒂固的偏见；以军士武人起家者，被蔑称为“将种”、“兵家”。因此除了少数禁卫军校之职，一般说来武职官不在“清官”之列。

当然寒人军士也可能因战功卓著而获文职、甚至跻身“清官”。但是南朝特重"起家官"，自幼"平流进取"、初仕便入清途，那才是门望高华的标志；出身卑微者即令苦苦奋斗、因缘时会而猎得清位，但那与贵游们起家即是"清选"，仍不得相提并论。有些“清官”寒人就很难染指，例如秘书郎、著作郎；另一些“清官”如被寒人染指，则其"清华"光晕往往随即减色。士族名流还曾发出"若吏姓寒人，听极其门品，不当因军，遂滥清级"的呼吁[16]，力图堵住武人混入清途的缺口。周一良先生指出："大抵南朝甲族著姓起家文职，而兵户将家寒门子弟往往出身武位。但仕宦既进之后，又不论出身，文武官位可更互为之。"不过这时依然"文"高于"武"，并体现在官僚结衔时以文官居前之上。[17]

不难看到，江左的"清浊"选例更多地体现了士族的偏好：重清闲而轻吏职，重文翰而轻文法，重文官而轻武号。这"清浊"并不符合行政规律，实际也不是君主的法律规定。它甚至超越了王朝的法定官品。《隋书》卷二六《百官上》："陈依梁制，……多更改迁官，未必即进班秩。其官唯论清浊，从浊官得微清，则胜于转。"在士族眼中，"清浊"的区分比班品高下更富于含金量。

相形之下，北朝的情况就很不相同。十六国北朝的政治体制"胡汉杂糅"，这反倒淡化了"正规"、"常态"观念，为制度的各种变异提供了众多契机。进一步说，江左政权是文化士族盘踞朝廷，北方政权则由军功贵族构成了统治中坚，后一形态更接近于专制官僚政治。[18]由此就造成了南北政治文化的重大差异。军功贵族因其异族征服者身份和尚武传统，他们对"文武""清浊"之辨很不敏感。北魏的名位自初就比南朝猥滥，同样的官位随随便便就授给了地位低微者，或同样身份的人在北魏得到了更显赫的名号，甚至武人、恩倖、蕃胡、宦官之流都能占有"黄散"、大夫之号，并不算什么希罕事儿。例如皮豹子以有武略而为散骑常侍、王洛儿以善骑射为散骑常侍，乞伏居以高车部人为散骑常侍，娥清以"累著战功，稍迁给事黄门侍郎"，斛律那瓌以朔州敕勒部人而得为光禄大夫，等等[19]。稍稍翻检《魏书》卷九三《恩倖传》、卷九四《阉官传》，则恩倖、宦官之任常侍、大夫者便历历可见、俯拾即得。这在江左华胄看来要大惊小怪、愤愤不平的现象，北魏朝廷却安之若素，当事人亦居之不疑。又如秘书省官，在南朝最为甲族起家之选；而在北朝就不是那么清贵了，并非文化士族的独占禁脔。例如秘书监伊香犮：“代人也，少勇健，走及奔马，善射，力曳牛却行。……(太武)帝贤之，遂拜秘书监。”[20]又如贺若统，“其先居漠北，世为部落大人”，“勇健不好文学，以祖荫为秘书郎”[21]，而这已在汉化颇深的孝明帝之朝了。可见北魏的"清浊"区分、文武界限，经常淡薄如纸。当然，北朝并不是没有清官、清显、清华之类观念。但如加细绎，则北朝“清官”层次其实有三：第一层次是所谓“九流”。自从孝文帝创造了流内、流外之制，中正品的第二品以下别为"流外七等"，流内九品便都是“二品清宦”了。第二层次所谓是“三清”，同在九品之内，诸官仍有"第一清"、"第二清"、"第三清"之异，也有些官职在"九流"之列而不属“三清”。[22]第三层次，便是某些官职因其特殊的位望而为君臣瞩目，由此形成的观念性、习惯性的“清官”了。

通过这三个层次，便能发现北朝有异江左的地方。例如北魏为九卿分出了"三清"，这并不是江左五朝旧例，江左并不在九卿这些行政性官职上纠缠"清浊"。进一步说，尽管北朝的"三清九流"之制仍被说成是“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在职官制度中的深刻表现”[23]，但北朝“清官”出自法令一点，学者依然指为北魏独有："魏晋以来，人分士庶，官有清浊，但是均为习惯使然，未曾见官府以法令的形式规定哪些官是清官"[24]，"以皇权的威力和法令的形式硬性规定(清官)"，“这是魏晋南朝皆不曾见而北魏独有的现象”[25]。不过从后代看，北魏“清官”之制就并非“独有”了，它看上去更近于唐帝国的“清资官”、“清望官”、“清官”、“清流”制度[26]。而唐朝“清官”，想已不会被错认为“门阀制度”的一部分，它是朝廷立法者对官职资望的正式认定。相对于南朝的"官以人而清"，不妨说这已是"人以官而清"：士人因居其职才获得了荣耀，而不是他个人门第为这个职位增添了“清华”。进而可以推论，北魏的"三清九流"出自皇权、出自法令一点，已与江左那种最典型的士族门阀制度，拉开了相当距离；在“清官”变迁史上，北魏之制已显示为江左到唐制的过渡形态。

至于那些因其特殊位望而为君臣瞩目的那类“清官”，北朝仍与南朝不同。考察魏、齐、周各朝"清显"、"清华"等语用法，便可知它们每每是指台省要职。《北齐书》卷四二《崔劼传》：“何为不在省府之中、清华之所，而并出外藩，有损家代？”是省府要职即是"清华"。袁聿修"以名家子历任清华"。检其仕历，他九岁为州主簿，释褐太保西閤祭酒，本州中正、尚书度支郎、五兵左民郎中、太子中舍人、太子庶子、博陵太守、太府少卿、大司农少卿、吏部郎中、司徒左长史、本州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都官尚书、吏部尚书、太常少卿等。[27]

又许惇"久处朝行，历官清显"。检其仕历，则为司徒主簿、殿中尚书、司农卿、大理卿、度支尚书、太子少保、少师、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特进等。[28]二人所居不乏省府要职，可以窥知魏齐所谓"清华"虽有同于南朝者，但比较而言，却更看重其是否权尊责重、职事切要。

众所周知，南朝贵游不乐台郎，把担任侍御史视作"南奔"，甚至御史中丞这样的要职都不得青目，所谓"江左中丞虽亦一时髦彦，然膏粱名士犹不乐"[29]。可是尚书台郎和侍御史，在北朝都在"清华"、"高选"之列。《魏书》卷十四《元子思传》：“谨案尚书郎中臣裴献伯、王元旭等，望班士流，早参清宦。”又《魏书》卷六九《袁翻传》：“加以尚书清要，位遇通显。”《北齐书》卷四七《酷吏宋游道传》："出州入省，历忝清资。"按宋游道原为司州从事，文襄帝高澄使为尚书左丞。《北史》卷三六《薛慎传》：西魏“六官建，拜膳部下大夫，慎兄善又任工部，并居清显，时人荣之。”[30]膳部、工部，前后代均属尚书省职。可见北朝的尚书台官不乏清望。

北魏的御史号称"高选"，不仅取人精慎，而且采取考试录用之法。孝明帝时，御史中尉元匡曾"博召辞人以充御史，同时射策者八百余人"。[31]又"御史中尉元匡高选御史"，高道穆以"欲厕影髦徒，班名俊伍"为言，希求"身隶绣衣，名充直指"。在高道穆官至御史中尉时他仍其旧贯，"选用御史皆当世名辈，李希宗、李绘、阳休之、阳斐、封君义、邢子明、苏淑、宋世良等四十人"，还曾为此踌躇满志："自今以后，当得精选御史矣！"[33]东魏"中尉崔暹精选御史，皆是世胄，广独以才学兼御史，修国史。"[32]所以史称："后魏御史甚重，必以对策高第者补之。"[35]学者因而指出，北朝没有像南朝那样出现御史台位望下降，御史官遭门阀歧视的情况。[34]北魏孝文帝定起家“清官”："上则散骑、秘、著，下逮御史、长兼。"[36]可见御史正在"省府之中、清华之所"范畴之内。与御史相类，廷尉也号称“清官”。元雍曾打算任用三公曹令史朱晖担任廷尉评，元顺云："朱晖小子，身为省吏，何合为廷尉清官！"[37]推知廷尉正监平及廷尉均为“清官”，并未因其是"法职"而失其"清"。以上与南朝判然有别的情况，都显示了北朝对政务、法制的重视，进而显示了对"清浊"的不同理解。《魏书》卷八八《良吏明亮传》：

延昌中，世宗临朝堂，亲自黜陟，授亮勇武将军。亮进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号至浊。且文武又殊，请更改授。"世宗曰："今依劳行赏，不论清浊，卿何得乃复以清浊为辞！"亮曰："圣明在上，清浊故分。臣既属圣明，是以敢启。"世宗曰："九流之内，人咸君子，虽文武号殊，佐治一也。卿何得独欲乖众，妄相清浊！所请未可，但依前授。"……亮曰："请改授平远将军。"世宗曰："运筹用武，然后远人始平，卿但用武平之，何患不得平远也！"亮乃陈谢而退。

学人往往引证上文，以证明北魏选官"文清武浊"。不过明亮不乐武号，实在与北魏的传统和现实格格不入。宣武帝驳斥他"独欲乖众，妄相清浊"，一点儿也没有委屈他。我颇疑明亮的真意是嫌"勇武将军"太低，便搬出"清浊"作"请更改授"借口。宣武帝明确宣布"九流之内，人咸君子，虽文武号殊，佐治一也"，否定"文清武浊"之论，这不过是以现实相告而已。北朝勋贵传记，每有"武艺绝伦，有将帅之略"、"性雄豪，工骑射"、"膂力过人，便习弓马"语，这与魏晋史传叙人多"风神夷简"、"雅有远韵"，南朝史传叙人多"词采遒艳"、"善为文章"，大相径庭。在北朝还常能看到这样的说法："欲求宦达，当资干世之务"，"文章之事，不足流于后世，经邦致治，庶及古人"，"男儿当提剑汗马以取公侯，何能如先生为博士也"，"书足记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笔砚、为腐儒业乎！"甚至北朝的汉族士族也难免世风熏染，而把"以武达"和"以文通"同等地视为振兴家门之途。

北魏孝文帝时，工商皂隶"或染清流"一类事情已时时发生。宣武帝时，"法开清浊，而清浊不平，申滞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怀怨"，"中正卖望于下里，主按舞笔于上台。"[38]"蕃落庸鄙"也得以"操铨核之权"[39]，宦官、恩倖居然滥厕中正之位，承担起了"清定门胄，品藻高卑"的庄严职责[40]。北周制度，便已“选无清浊”。[41]"士庶"界限日益含糊不清，"清浊"、"文武"更不足以阻止官位、名号向武人普授。北魏"以军功为给事中"、"以军功除员外散骑常侍"、"以功授员外散骑侍郎"、"讨盖吴诸贼皆有功，拜散骑常侍"、"以军功累至书侍御史、通直散骑常侍"，"累以战功进至左光禄大夫"、"征伐有功，稍迁中散大夫"、"以军功累迁金紫光禄大夫"、"以军功至太中大夫"[42]等现象，史不绝书；进而到魏末五等大夫、东西省散官向"督将兵吏"们普授、滥授和"双授"，不过是百尺竿头、再进一步而已。

三、“门品秩序”和“官品秩序”

以上辨析显示，南朝的“清浊”观念阻碍了文散官向武人的普授、滥授，进而阻碍了文散官的阶官化；下面我们再从“双授”入手，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魏末、北周之时，以将军号与五等大夫的"双授"成了普遍做法。我认为这个事实，对于文散官的阶官化曾构成重大推动，并把这种作用名之为“拉动”。魏晋以来，将军号的“散阶化”要早得多，其序列化程度也高得多，而文散官的"散阶化"则相对迟缓。不过由于魏末的“双授”泛滥，诸文散官便与军号建立了密切的对应关系，令军阶得以把其序列化形式和位阶性质传递给了与之“双授”的文散官，将之"拉"入了散阶序列的境界。这在北周军号、散官两个序列的一一对应关系之中，明白无误地体现出来了。正是魏末泛滥于时的“双授”，使军号得以发挥强劲的“拉动”之功，北周才得以完成了一次文散阶制度的飞跃。[43]

进一步说，军号序列先于文散官实现了"散阶化"，这一事实本身就值得深论。秦汉的将军本是将领之职，但在汉末它们已有虚衔化的趋势。世入魏晋，将军号迅速增殖，不久就演化成了独立于军职的军衔阶梯。攻战杀伐离不开将士们效死用命，论功行赏方能令士气和战力常盛不衰；瞬息万变的战争时分，也经常需要迁黜其品秩而不致变动事任，或变动事任而仍其品秩。这时候更便于灵活处理功过、权责矛盾的"品位分等"，就更显示了更大可行性：不必赋予更大权责，迁其军号即足以褒功；而在须加责罚、同时又要借重其才略之时，贬其军号是为良法。现代军队依然实行军衔制一点，也为此提供了有力证明。军号不仅演化为军阶，而且应用范围在迅速扩展，还成了地方牧守、领兵都督的位阶，中央官僚加军号者的情况也日益普遍。

由此便可看到，军号之发展为位阶，在很大程度上遵循着功绩制的原则，它并不是一种保障士族权益的品位制度。陈苏镇先生对梁武帝军号改革的有关考察揭示，南朝的军号面向宗室诸王，更多情况则是武人依赖军号而发身迁转；梁武帝大通年间的军号改制，在官品第三至四品之间加置了十六班共160号军号，其目的就是拉长寒人武将的仕进之途。[44]日人高桥彻后来也表达了类似看法。[45]

士族的高贵地位和特权标志，主要体现于对文职高官和"清华"诸官的独占，即令他们占有了军职和军号，那也只是占有“清官”的"延伸"。

魏晋南北朝是官职日趋分离、“品位分等”分外发达的时代。不过由上所论，对此期的官僚等级制，还可进而辨析出两种不同性质的"品位"：一种由中正品、清途、清官、清浊观念和士族门第等等构成，另一种则是由将军号构成的军阶序列。尽管它们都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特色，但不妨借助引喻以示区分：前者是以人的"门品"为中心的，后者则是以人的"官品"为中心。这里的"官品"一词不是指九品官品，而是特指因供职服勤而被君主授予的禄位。如前所述，军阶具有更多功绩制色彩，要更多地服从于军政考虑，它正是一种由君主操纵而依功加授的禄位，由此就蕴含着使之整齐划一、形成序列的更大动力，以便利于中央权威的高效管理和依功加授。所以军阶的阶次清晰、严整有序的外在形式，与唐代的文武散阶已非常接近了。

至如"门品"，当然是指士族门阀的传统门第了，它来自士族积久不衰的政治文化权势。门第、中正品、文武、清浊与官品、官职间错综交织的等级对应，乃是一种基于传习的秩序。由于它并非出自刻意规划，所以只是"散乱"于不同等级、不同机构、不同职类之中，而非一个外在的、整齐的位阶序列。从"分官设职"的行政规律观之，门品与官职的关系是杂乱无章、不成系统的；可在士族眼中就不同了：这个局面秩序井然，在其中他们如鱼得水、冷暖自知，闭着眼睛也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对何等门第(如高门、吏门、役门之类)应获何等中正品级，对文官与武官、实官与散官、朝官与外官、命官与府官等等何"清"何"浊"，该由何起家迁转才算"人门兼美"、"才地俱允"，士族了如指掌而轻车熟路。质言之，在士族政治之下，士族不但在居官之时，而且甚至在居官之先，事实上就已拥有一种与官职分离的"品位"了，这便是"门品秩序"的本质所在。不过对士族门阀来说，他们并无意图把这种"门品"化为一种"外在"的整齐序列，因为这种更革只能求助于专制权威才能完成，而且将造成既定权益格局的重大变动。

在对"门品秩序"和"官品秩序"加以区分之后，对篇首所揭疑问──为什么在更富"文治"色彩的江左政权下，文散官的"散阶化"反而比北朝缓慢──就可以有深刻的理解。如前所述，北朝文散官的阶官化，直接得益于军号的强劲"拉动"。正是在这个时候，军阶序列的功绩制意味和官僚政治色彩，便通过“拉动”关系传递给了文散官了。确实，魏末以降的文散官普授、滥授以至"双授"，都出于对浴血沙场的将士的褒奖之需。因此北朝文散官的阶官化，出于与军号阶官化相近的原因，也具有相近的功绩制性质。

与之相对，南朝"文清武浊"的鸿沟，既限制着文散官向将士普授与滥授，也限制着文武名号的"双授"。南朝官僚结衔，文官例在武职之前；而魏末及北周之"双授"的结衔形式，均以"将军"居"大夫"之前，暗示着武号优于文号的情况，从而构成对比。南朝的文散官，事实上已被组织为"门品秩序"的内在部分，与各种清浊、品位的复杂关系搅成了一团儿，军号想"拉动"这个盘根错节的局面来，确是力不从心、太过沉重了。假设江左居然发展一种类似北周、隋唐那种散阶序列的话，它反倒可能是个与士族政治分道扬镳的东西。北周、隋唐的文武散阶，较之汉代的禄秩等级，已浸染了浓重的“品位”色彩；但较之江左"门品秩序"，它却呈现为一个依序晋升的开放性阶梯。这些散阶每每被用于"泛阶"，但"泛阶"毕竟排除了门第尺度，对文武士庶一视同仁。尤其在依劳、依功而授阶的时候，这个序列就已超越了士族政治的束缚，明白无误地显现出了官僚政治性质。

至此我们已可做一总结、收束全文了。比较南北朝双方文散官的阶官化，我们看到南朝一方文散官的阶官化相对迟缓。究其原因，首先是南朝政权直承汉晋，因而保持着较大的制度惯性与惰性，以及维系行政“常态”和正规化的更大要求。但另一个至少同样重要的原因则与士族政治相关。对于魏晋南朝“品位分等”的发达，士族政治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士族政治导致了官僚政治的扭曲变态，并无或较少实际职掌、却更多地用于维系官僚位望权益的名号、禄位，在职事官之外与日俱增，这就构成了“品位分等”得以发达的温床和沃土。但另一方面，士族政治直接造成的"品位分等"体现于"门品秩序"，它"散漫"地存在于门第、中正品、"清浊"观念与各种官职、班品的复杂关系之中，却并未服从行政需要，“外化”为清晰整齐的散阶序列；其所造成的“文武”间的深深鸿沟，使北朝向将士普授、滥授以及与军号"双授"的情况，在南朝不易泛滥开来。

魏晋以降由将军号演化而来的军阶，则构成了另一种有异于"门品秩序"的"官品秩序"，它具有更多功绩制性质。魏周之际，是在军号的"拉动"之下文散官才得以进入阶官境界的，由此途径而形成的文散阶也具有了崭新的意义。尽管被纳入散阶序列的一些文散官昔日也曾是“职闲廪重"的“清官”，但值此时，名位的机柄已掌于专制君主，其予取予夺不再受制于“冢中枯骨”；为有效管理和依功加授之需，它们不久就获得了阶次清晰、严整有序的形式。唐代的文武散阶，正是继承北朝这个发展而来的。此时散阶虽然“一切以门荫结品”，但却依劳考进叙，显已超越了中古士族政治，回归于官僚政治范畴之内了。作为一个平行对比，唐王朝“清官”概念也上承北朝，从而与江左“清官”大相径庭。[46]

五朝社会中文化士族占尽要津，十六国北朝则由军功贵族构成政权的主干。由于部落的尚武传统，北朝少数族政权中军人具有更高地位，军政得到了更大重视。军队的组织原则与专制官僚制度具有天然的亲和性，在对集权制、等级制、法制和功绩制的寻求上，二者息息相通。先秦的秦国正是通过军国主义道路，而成功实现了专制化和官僚制化的。就是在现代世界，由军人把持的政权一般也都是独裁专制政权。东晋皇权低落、门阀与皇权“共天下”的局面，由武装性的次等士族为其终结者[47]；但南朝文化士族盘根错节，次等士族重振专制皇权和官僚政治的动量，远不如北朝军功贵族集团之大。理解了如上事实，文散官的阶官化在南朝停滞不前，在北朝却因军号"拉动"而突飞猛进，发展为官僚政治性质的散阶制度，就不足为怪了。

2000年1月10日于北大七甲公寓

[1]参看拙作：《论汉代禄秩之从属于职位》，《北京大学学报》1998第6期。

[2]《魏书》卷七五《尔朱世隆传》。

[3]《魏书》卷六九《裴良传》。

[4]《周书》卷三三《赵刚传》。

[5]参看拙作：《西魏北周军号散官双授制度述论》，《学人》第13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6]《隋书》卷二六《百官上》："开府仪同三司位次三公，诸将军、左右光禄大夫优者则加之，同三公置官属。"左右光禄大夫如加"开府"便置官属。《南史》卷十五《傅亮传》2/443有"左光禄大夫府"，《南史》卷十九《谢几卿传》有"左光禄长史"，皆是。

[7]"袴褶"即军装，参见《晋书·舆服志》、王国维《观堂集林》二二《胡服考》，及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南齐书札记·单衣"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6页。

[8]参看拙作：《周齐军号散阶制度异同论》，《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

[9]《梁书》卷四九《庾於陵传》。

[10]《陈书》卷三四《文学蔡凝传》。

[11]《南史》卷三一《张裕传附曾孙张率传》。

[12]《宋书》卷八四《孔觊传》："初，晋世散骑常侍选望甚重，与侍中不异，其后职任闲散，用人渐轻。孝建三年，世祖欲重其选，诏曰：散骑职为近侍，事居规纳，置任之本，实惟亲要，而顷选常侍，陵迟未允，宜简授时良，永置清辙。……既而常侍之选复卑。"又《梁书》卷二一《江蒨传》："初，天监诏以侍中、常侍并侍帷幄，分门下二局入集书，其官品视侍中，而非华胄所悦。"

[13]《梁书》卷三七《谢举·何敬荣传论》。

[14]《太平御览》卷二一五引何法盛《中兴书·太原王录》。

[15]《南齐书》卷三二《王僧虔传》。

[16]《梁书》卷四九《锺嵘传》，梁天监初年锺嵘语。

[17]周一良：《〈南齐书·丘灵鞠传〉试释兼论南朝文武官位及清浊》，《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8]在此可以参考黄惠贤先生的一个观点：北魏初期建立了鲜卑拓跋军事贵族专政，孝文帝结合胡汉门阀联合专政，但任何胡汉大族都不能与皇权分庭抗礼，因此这不是什么真正的"贵族政治"，而只不过是君主政体下变相的"官僚政治"。黄惠贤：《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4卷(魏晋南北朝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本文所谓"军功贵族政治"，是就"贵族政治现象"而言的，并不认为北朝政体是"贵族政体"。

[19]分见《北史》卷三七《皮豹子传》，《魏书》卷三四《王洛儿传》，《北史》卷八四《孝行乞伏保传》，《北史》卷二五《娥清传》，《北史》卷五四《斛律金传》。

[20]《北史》卷二五《伊香犮传》。

[21]《北史》卷六八《贺若敦传》。

[22]《魏书》卷十九中《任城王元澄传》：元雍拷杀奉朝请韩元昭、前门下录事姚敬贤，元澄申言"不宜以三清九流之官杖下便死"。按奉朝请从七品下，门下录事从八品上，二官品位并不算高，但因其列在九品之内，便被视为"清流"。同时"九流"之内又有"三清"和非"三清"之别。《魏书》卷七七《辛雄传》，魏孝明帝时辛雄"请上等郡县为第一清，中等为第二清，下等为第三清"，是北魏"三清"此前不涉郡守县令。但《魏书》卷四一《源贺传》却说：“其诸州守宰，职任清流。”刺史、郡守及县令均在“九流”之内，所以都可以视为“清流”。

[23]张旭华：《从孝文帝清定流品看北魏官职之清浊》，《北朝研究》1992年第1期。

[24]黄惠贤、聂早英：《〈魏书·官氏志〉载太和三令初探》，武汉大学历史系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辑。

[25]张旭华：《从孝文帝清定流品看北魏官职之清浊》。

[26]参看《唐六典》卷二：“凡出身非清流者，不注清资之官。谓从流外及视品出身者”；“清望官：谓内外三品已上官，及中书黄门侍郎、尚书左右丞、诸司侍郎，并太常少卿、秘书少监、太子少詹事、左右庶子、左右率及国子司业”；“四品已下八品以上清官：四品谓太子左右谕德……。”又《旧唐书》卷四二《职官一》：“职事官资，则清浊区分，以次授补。又以三品已上官，及门下中书侍郎、尚书左右尚书左右丞、主司侍郎、太常少卿、太子少詹事、左右庶子、秘书少监、国子司业为清望官。太子左右谕德……为清官。”

[27]《北齐书》卷四二《袁聿修传》。

[28]《北齐书》卷四三《许惇传》。

[29]《通典》卷二四《职官六》。

[30]北周小膳部下大夫，相当唐代尚书礼部之膳部郎中。《通典》卷二三《职官五·膳部郎中》：“后周曰膳部大夫一人，亦掌饮食，属大冢宰。”又北周冬官工部有中大夫、上士、中士及旅下士，相当隋唐工部诸职。《通典》卷二三《职官五·工部》谓北周工部“掌百工之籍而理其禁令”，“隋乃有工部尚书，统工部、屯田二曹，盖因后周工部之名，兼前代起部之职。”

[31]《魏书》卷八五《文苑温子升传》。

[32]参看《魏书》卷七七《高道穆传》。

[33]《北齐书》卷四五《文苑李广传》。

[34]《通典》卷二四《职官六·侍御史》。

[35]陈琳国：《北魏北齐监察制度的变迁》，《北朝研究》1990年总第3期；邱永明：《中国监察制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199页。

[36]《通典》卷十六《选举四》孝明帝时清河王元怿有言：“孝文帝制出身之人，本以门品高下有恒，若准资荫，自公卿令仆之子，甲乙丙丁之族，上则散骑、秘、著，下逮御史、长兼，皆条例昭然，文无亏没。”按《魏书》卷二二《清河王元怿传》中华书局本校勘记认为，《通典》此文应出《魏书》原文，而今本《魏书》脱失。又“长兼”所指不明。按“长兼”为北魏常用任用方式，各种官职都有“长兼”，上至太尉、下至行参军。《魏书》卷六七《崔鸿传》：“二汉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须此人，人称此职，或超腾升陟，数岁而至公卿，或长兼、试守称允而迁进者，披卷则人人而是，举目则朝贵皆然。”《魏书》卷二一上《献文六王传》：“长兼之职，位亚正员。”《魏书》卷五十《尉元传附尉羽传》：“高祖亲考百司，以羽怠惰，降常侍为长兼。”由正员降长兼属降位一等。

[37]《魏书》卷十九中《元顺传》。

[38]《魏书》卷七八《孙绍传》。

[39]《通典》卷十四《选举二》。

[40]参看《魏书》卷九三《恩倖传》、卷九四《阉官传》。

[41]《北史》卷三十《卢恺传》：“自周氏以降，选无清浊。及恺摄吏部，与薛道衡、陆彦师等甄别士流，故涉党锢之谮，遂及于此。”《隋书》卷七二《孝义陆彦师传》：“隋承周制，官无清浊。”

[42]分见《魏书》卷七二《路雄传》，《魏书》卷三八《刁雍传附刁整传》，《北史》卷二七《寇儁传》，《北史》卷二八《源贺传》，《北史》卷三六《薛辩传附薛英集传》，《北史》卷三五《郑道邕传》，《北史》卷四九《斛斯椿传》，《北史》卷四九《贾显度传》，《北史》卷五三《金祚传》。

[43]参看拙作：《西魏北周军号散官双授制度述论》。

[44]陈苏镇：《南朝散号将军制度考辨》，《史学月刊》1989年第3期。

[45]高桥彻：《南北朝の将军号と唐代武散官》，《山形大史学论集》第15号，1995年2月。

胡辛传记范文篇8

【关键词〗南北朝官阶

一、南朝散官"阶官化"的迟缓

官阶制度是官僚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同形式的等级规划体现了不同的政治取向。汉代禄秩等级是从属于职位的，官员若无职位则无等级可言，这属于重效率的“职位分等”类型。[1]魏晋南北朝时官阶制却开始向另一种“品位分等”类型过渡了，最终在唐代形成了文武散阶之制。散阶又称"本品"，减小了因职位变动而造成的地位变动，从而赋予了官员更多的安全感，保障了其权益的稳定性。

魏晋以降士族政治、门阀特权扭曲了官僚政治，“分官设职”更多地基于“优惠考虑”而非“效率考虑”，职事官之外委积繁衍出了五光十色的名号、散职，一人拥有多种头衔屡见不鲜。由此而导致的职、官、名号的分离，应该说是官阶制向“品位分等”演化的一个基本原因。不过仅以士族政治来解释中古散阶制的发达，那仍然是不惬人意的，因为在此就要面对这一事实：南朝政权本来更富"文治"色彩，文官重于武职；然而北朝文散官的阶官化，反而比南朝更具深度、广度和速度。

与此期阶官化进程相涉的文散官，主要是诸大夫和东省散官。"阶官"已是脱离职位的位阶了，它们并无员限、可以随机加授和迁黜；“散官”则是冗散无事之官，仍有员限，未能摆脱“职位”性质。文散官阶官化的骤然加速是在北魏后期，这时候四方云扰、战火连绵，朝廷为笼络之计而向将士们广授散职，毫无吝惜之意。尔朱氏掌权之时，"欲收军人之意，加泛除授，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督将兵吏无虚号者。自此五等大夫遂致猥滥，又无员限，天下贱之"[2]。这些散官不但被普授、滥授，而且还是与将军号成双成对儿地"双授"的，即所谓"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由此，这些散官迅速虚衔化了，成了普遍拥有、且不断升迁的"阶"了。比如裴良：起家奉朝请，宣武初为中散大夫；后为太中大夫，孝庄末为光禄大夫；节闵帝时除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加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转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3]他一为东省散官，六为大夫，这些官号都非实职，仅仅标志着他的阶级变动。又如赵刚："累迁镇东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历大行台郎中、征东将军，加金紫阶。"[4]金紫以及银青光禄大夫，在时人眼中已明明是"阶"，而不仅仅是"职"了。进至北周，开府仪同三司、仪同三司、诸大夫以及由东西省散官变化而来的34种散官，演化为一个首尾完备的位阶序列。这个序列，便是通往唐代散阶制的重要环节。[5]

然而当把目光转向南朝的时候，却没能看到类似的发展。冗官散职的委积滥觞于魏晋，东晋以下的制度发展，南北两系分道扬镳。同是承袭魏晋而来的那些文散官，在直承魏晋的南朝，其散阶化进程却迟滞不前、步履蹒跚。

南朝的诸大夫几乎始终都仅仅是崇礼、优老或安置闲冗之职，比魏晋没有太大变化。《南齐书》卷十六《百官志》仍把左右光禄大夫、光禄大夫、太中大夫、中散大夫列于光禄勋属官之下──较之汉魏旧制，依然故我；且谓："诸大夫官，皆处旧齿老年"。《南齐书》卷三《武帝纪》永明七年(489年)正月诏："诸大夫年秩隆重，禄力殊薄，岂所谓下车惟旧，趋桥敬老。可增俸，详给见役。"可见诸大夫依然用以“敬老”、安置“年秩隆重者”而已。又《隋书》卷二六《百官上》记梁制："又有光禄、金紫光禄、太中、中散等大夫，并无员，以养老疾。"用作闲散之位的散官，与用以标志等级的"本阶"，自然还有相当距离。

诸大夫中之以“光禄”为名者位望较高，常用于优宠德高望重者，或用于死后赠官。左右光禄大夫如加“开府”之衔则可置官属[6]。南朝史传中的官僚衔位，常有“光禄大夫某某”的记法，以此为其代表性官衔。所以其时有“求金紫(金紫光禄大夫)”、“乞一片金”之事。至如中散大夫、太中大夫阶级较低，就往往用以安置闲冗、甚至政坛失意者了。请看《南史》：

萧惠训：梁武起兵时以郡相抗，归降后梁武宥之，以为太中大夫。(《南史》卷十八《萧琛传》)

王籍，以公事免，“及为中散大夫，弥忽忽不乐”。(《南史》卷二一《王籍传》)

王楷，人才凡劣，宋时为太中大夫。(《南史》卷二三《王蕴传》)

王弘之，宋明帝初同逆，战败被宥，终于中散大夫。(《南史》卷二四《王弘之传》)

垣护之，宋明帝时因聚敛贿货下狱免官，后起为太中大夫，未拜，以愤卒。(《南史》卷二五《垣护之传》)

殷道矜，幼而不慧，位太中大夫。(《南史》卷二七《殷景仁传》)

何求，性行诡僻，逃官隐居，后为太中大夫。(《南史》卷三十《何求传》)

徐广，忠于前朝不附新主，宋初除中散大夫。(《南史》卷三三《徐广传》)

顾琛，宋明帝时同逆，兵败归降，为中散大夫。(《南史》卷三五《顾琛传》)

这样，太中大夫、中散大夫对士大夫的吸引力，想来就不会太大。

江左的诸大夫也具有维系资位的作用，不过它们在普授范围上，以及虚衔化、序列化程度上，终归是远逊于西魏北周的进化水平。同样，南朝作为加官或起家官的东西省散官如给事中、奉朝请等，也没有像北朝那样，在诸大夫的带动下而被纳入散阶。至于在职事官外加授侍中、散骑常侍的情况，南朝与北朝一样屡见不鲜。不过这种加官具有临时性。例如《南史》卷十五《徐湛之传》："再迁散骑常侍，寻加侍中，……后迁丹阳尹，加散骑常侍。"《南史》卷三十《何戢传》："迁散骑常侍、太子詹事。寻改侍中，詹事如故。上欲转戢领选，问尚书令褚彦回，以戢资重，欲加散骑常侍。"这显然不同于阶官的应具性质。

北朝文散官"阶官化"，得益于它们向将士们的普授和滥授；而在南朝，由武将而获文授则颇不容易。不少战功卓著的将领是到年老而须优崇之时，方才得到大夫之号的：

张兴世：宋废帝元徽五年(477年)，以疾病徙光禄大夫，常侍如故。顺帝升明二年(478年)卒，时年五十九。(《宋书》卷五十《张兴世传》)

朱修之：后坠车折脚，辞尚书，领崇宪太仆，仍加特进、金紫光禄大夫，以脚疾不堪独行，特给扶侍。卒。(《宋书》卷七六《朱修之传》)

宗悫：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年)，从猎堕马，脚折不堪朝直，以为光禄大夫，加金紫。(《宋书》卷七六《宗悫传》)

周盘龙：齐武帝永明中，以疾为光禄大夫。寻出……盘龙表年老才弱，不可镇边，求解职，见许，还为散骑常侍、光禄大夫。世祖戏之曰："卿著貂蝉，何如兜鍪？"盘龙曰："此貂蝉从兜鍪中出耳。"十一年(493年)，病卒，年七十九。(《南齐书》卷二九《周盘龙传》)

武将周盘龙年老解职时方得常侍、大夫，其时齐武帝还以“貂蝉”、“兜鍪”为戏，其时对文号、武号之别君臣颇为敏感，很当一回事儿的。《南齐书》卷二九《吕安国传》：

(永明四年，486年)有疾，征为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安国欣有文授，谓其子曰："汝后勿作袴褶驱使，单衣犹恨不称，当为朱衣官也！"

“以将领见任”的吕安国以终得“文授”为殊宠，可见获得大夫、常侍，对武将往往是“意外的惊喜”。他殷殷告诫其子勿作“袴褶驱使”[7]，要努力以文职进身，明不以武职为荣。在北朝魏、周之际，军号与散官的"双授"一度成为"时尚"。而同期的南朝虽然也有些零散例子，例如萧子良为光禄大夫、左将军，到仲举为贞毅将军、金紫光禄大夫，褚彦回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等等，但这不过是随机现象而已，远不能同北朝的规模数量相比，而且不像北朝，军号、散官的作为位阶而不断同时迁升。

散官普授毕竟是一种名号猥滥，散官与将军号的"双授"更混淆了文武职类，从制度上说都不正规，都非"常态"。北齐统治者基于这种考虑，曾对"双授"现象力加整饬。[8]南朝政权比北齐更富"文治"色彩，其与汉晋制度一脉相承的连续性，我想就造成了维系"正规"与"常态"的更大惯性。江左更为厚重的文官政治传统，应该认为是抵制散官滥授及"双授"、阻碍散官阶官化的因素之一。

二、南北"清浊"观念之异同

但以上解释，仍未穷尽南朝散阶化缓慢的全部因素。南朝的诸大夫不轻易授予武人，并不仅仅出自维系文官政治的"正规"和"常态"的考虑，还在于此期浓厚的"清浊"观念，在"文武"之间划开了一道深深鸿沟。下面便就这一线索，进一步分析南朝文散官的阶官化为何进展缓慢的问题。

学界对中古选官的浓厚"清浊"观念已论述颇多，人们耳熟能详。由于士族门阀政治的繁荣，王朝选官开始发生变态。一些士族所习惯迁转的官职，逐渐被视为“清官”而为其独占。诸如"旧事东宫官属通为清选，洗马掌文翰，尤其清者"[9]、“黄散之职，故须人门兼美”[10]、“秘书丞天下清官”[11]之类，已经形成了相当凝固的格局。哪些官职是“清官”来自积习，不但不是行政当局的刻意规划，而且君主的"革选"往往也无能为力。散骑常侍的沉浮即是一例[12]。

哪些官儿能成为“清官”，当然是有规律可寻的。首先是要"清贵"，所以相当于君主近侍的黄门郎、散骑郎等很早即成“清选”，以表明门阀身份崇高、位踞切要。其次是要"清闲"，如此才能适应纨绔贵游们尸位素餐、安享荣乐的需要。东宫的太子庶子、太子洗马、太子舍人等等，便曾以"职闲廪重"而为其分外瞩目。其三，许多“清官”都是文翰性的官职，例如秘书郎、著作郎之类。因为中古门阀从本质上是文化士族，雄厚的经史诗文知识是他们"平流进取"的凭藉。士族"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恪勤匪懈，终滞鄙俗"[13]，文法吏职是不合名流口味的，因此尚书郎初称清显，但"自过江，尚书郎正用第二人"[14]；侍御史虽负监察重任，然而“甲族由来多不居宪台”[15]。重文轻武，尤其是五朝冠冕根深蒂固的偏见；以军士武人起家者，被蔑称为“将种”、“兵家”。因此除了少数禁卫军校之职，一般说来武职官不在“清官”之列。

当然寒人军士也可能因战功卓著而获文职、甚至跻身“清官”。但是南朝特重"起家官"，自幼"平流进取"、初仕便入清途，那才是门望高华的标志；出身卑微者即令苦苦奋斗、因缘时会而猎得清位，但那与贵游们起家即是"清选"，仍不得相提并论。有些“清官”寒人就很难染指，例如秘书郎、著作郎；另一些“清官”如被寒人染指，则其"清华"光晕往往随即减色。士族名流还曾发出"若吏姓寒人，听极其门品，不当因军，遂滥清级"的呼吁[16]，力图堵住武人混入清途的缺口。周一良先生指出："大抵南朝甲族著姓起家文职，而兵户将家寒门子弟往往出身武位。但仕宦既进之后，又不论出身，文武官位可更互为之。"不过这时依然"文"高于"武"，并体现在官僚结衔时以文官居前之上。[17]

不难看到，江左的"清浊"选例更多地体现了士族的偏好：重清闲而轻吏职，重文翰而轻文法，重文官而轻武号。这"清浊"并不符合行政规律，实际也不是君主的法律规定。它甚至超越了王朝的法定官品。《隋书》卷二六《百官上》："陈依梁制，……多更改迁官，未必即进班秩。其官唯论清浊，从浊官得微清，则胜于转。"在士族眼中，"清浊"的区分比班品高下更富于含金量。

相形之下，北朝的情况就很不相同。十六国北朝的政治体制"胡汉杂糅"，这反倒淡化了"正规"、"常态"观念，为制度的各种变异提供了众多契机。进一步说，江左政权是文化士族盘踞朝廷，北方政权则由军功贵族构成了统治中坚，后一形态更接近于专制官僚政治。[18]由此就造成了南北政治文化的重大差异。军功贵族因其异族征服者身份和尚武传统，他们对"文武""清浊"之辨很不敏感。北魏的名位自初就比南朝猥滥，同样的官位随随便便就授给了地位低微者，或同样身份的人在北魏得到了更显赫的名号，甚至武人、恩倖、蕃胡、宦官之流都能占有"黄散"、大夫之号，并不算什么希罕事儿。例如皮豹子以有武略而为散骑常侍、王洛儿以善骑射为散骑常侍，乞伏居以高车部人为散骑常侍，娥清以"累著战功，稍迁给事黄门侍郎"，斛律那瓌以朔州敕勒部人而得为光禄大夫，等等[19]。稍稍翻检《魏书》卷九三《恩倖传》、卷九四《阉官传》，则恩倖、宦官之任常侍、大夫者便历历可见、俯拾即得。这在江左华胄看来要大惊小怪、愤愤不平的现象，北魏朝廷却安之若素，当事人亦居之不疑。又如秘书省官，在南朝最为甲族起家之选；而在北朝就不是那么清贵了，并非文化士族的独占禁脔。例如秘书监伊香犮：“代人也，少勇健，走及奔马，善射，力曳牛却行。……(太武)帝贤之，遂拜秘书监。”[20]又如贺若统，“其先居漠北，世为部落大人”，“勇健不好文学，以祖荫为秘书郎”[21]，而这已在汉化颇深的孝明帝之朝了。可见北魏的"清浊"区分、文武界限，经常淡薄如纸。当然，北朝并不是没有清官、清显、清华之类观念。但如加细绎，则北朝“清官”层次其实有三：第一层次是所谓“九流”。自从孝文帝创造了流内、流外之制，中正品的第二品以下别为"流外七等"，流内九品便都是“二品清宦”了。第二层次所谓是“三清”，同在九品之内，诸官仍有"第一清"、"第二清"、"第三清"之异，也有些官职在"九流"之列而不属“三清”。[22]第三层次，便是某些官职因其特殊的位望而为君臣瞩目，由此形成的观念性、习惯性的“清官”了。

通过这三个层次，便能发现北朝有异江左的地方。例如北魏为九卿分出了"三清"，这并不是江左五朝旧例，江左并不在九卿这些行政性官职上纠缠"清浊"。进一步说，尽管北朝的"三清九流"之制仍被说成是“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在职官制度中的深刻表现”[23]，但北朝“清官”出自法令一点，学者依然指为北魏独有："魏晋以来，人分士庶，官有清浊，但是均为习惯使然，未曾见官府以法令的形式规定哪些官是清官"[24]，"以皇权的威力和法令的形式硬性规定(清官)"，“这是魏晋南朝皆不曾见而北魏独有的现象”[25]。不过从后代看，北魏“清官”之制就并非“独有”了，它看上去更近于唐帝国的“清资官”、“清望官”、“清官”、“清流”制度[26]。而唐朝“清官”，想已不会被错认为“门阀制度”的一部分，它是朝廷立法者对官职资望的正式认定。相对于南朝的"官以人而清"，不妨说这已是"人以官而清"：士人因居其职才获得了荣耀，而不是他个人门第为这个职位增添了“清华”。进而可以推论，北魏的"三清九流"出自皇权、出自法令一点，已与江左那种最典型的士族门阀制度，拉开了相当距离；在“清官”变迁史上，北魏之制已显示为江左到唐制的过渡形态。

至于那些因其特殊位望而为君臣瞩目的那类“清官”，北朝仍与南朝不同。考察魏、齐、周各朝"清显"、"清华"等语用法，便可知它们每每是指台省要职。《北齐书》卷四二《崔劼传》：“何为不在省府之中、清华之所，而并出外藩，有损家代？”是省府要职即是"清华"。袁聿修"以名家子历任清华"。检其仕历，他九岁为州主簿，释褐太保西閤祭酒，本州中正、尚书度支郎、五兵左民郎中、太子中舍人、太子庶子、博陵太守、太府少卿、大司农少卿、吏部郎中、司徒左长史、本州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都官尚书、吏部尚书、太常少卿等。[27]

又许惇"久处朝行，历官清显"。检其仕历，则为司徒主簿、殿中尚书、司农卿、大理卿、度支尚书、太子少保、少师、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特进等。[28]二人所居不乏省府要职，可以窥知魏齐所谓"清华"虽有同于南朝者，但比较而言，却更看重其是否权尊责重、职事切要。

众所周知，南朝贵游不乐台郎，把担任侍御史视作"南奔"，甚至御史中丞这样的要职都不得青目，所谓"江左中丞虽亦一时髦彦，然膏粱名士犹不乐"[29]。可是尚书台郎和侍御史，在北朝都在"清华"、"高选"之列。《魏书》卷十四《元子思传》：“谨案尚书郎中臣裴献伯、王元旭等，望班士流，早参清宦。”又《魏书》卷六九《袁翻传》：“加以尚书清要，位遇通显。”《北齐书》卷四七《酷吏宋游道传》："出州入省，历忝清资。"按宋游道原为司州从事，文襄帝高澄使为尚书左丞。《北史》卷三六《薛慎传》：西魏“六官建，拜膳部下大夫，慎兄善又任工部，并居清显，时人荣之。”[30]膳部、工部，前后代均属尚书省职。可见北朝的尚书台官不乏清望。

北魏的御史号称"高选"，不仅取人精慎，而且采取考试录用之法。孝明帝时，御史中尉元匡曾"博召辞人以充御史，同时射策者八百余人"。[31]又"御史中尉元匡高选御史"，高道穆以"欲厕影髦徒，班名俊伍"为言，希求"身隶绣衣，名充直指"。在高道穆官至御史中尉时他仍其旧贯，"选用御史皆当世名辈，李希宗、李绘、阳休之、阳斐、封君义、邢子明、苏淑、宋世良等四十人"，还曾为此踌躇满志："自今以后，当得精选御史矣！"[33]东魏"中尉崔暹精选御史，皆是世胄，广独以才学兼御史，修国史。"[32]所以史称："后魏御史甚重，必以对策高第者补之。"[35]学者因而指出，北朝没有像南朝那样出现御史台位望下降，御史官遭门阀歧视的情况。[34]北魏孝文帝定起家“清官”："上则散骑、秘、著，下逮御史、长兼。"[36]可见御史正在"省府之中、清华之所"范畴之内。与御史相类，廷尉也号称“清官”。元雍曾打算任用三公曹令史朱晖担任廷尉评，元顺云："朱晖小子，身为省吏，何合为廷尉清官！"[37]推知廷尉正监平及廷尉均为“清官”，并未因其是"法职"而失其"清"。以上与南朝判然有别的情况，都显示了北朝对政务、法制的重视，进而显示了对"清浊"的不同理解。《魏书》卷八八《良吏明亮传》：

延昌中，世宗临朝堂，亲自黜陟，授亮勇武将军。亮进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号至浊。且文武又殊，请更改授。"世宗曰："今依劳行赏，不论清浊，卿何得乃复以清浊为辞！"亮曰："圣明在上，清浊故分。臣既属圣明，是以敢启。"世宗曰："九流之内，人咸君子，虽文武号殊，佐治一也。卿何得独欲乖众，妄相清浊！所请未可，但依前授。"……亮曰："请改授平远将军。"世宗曰："运筹用武，然后远人始平，卿但用武平之，何患不得平远也！"亮乃陈谢而退。

学人往往引证上文，以证明北魏选官"文清武浊"。不过明亮不乐武号，实在与北魏的传统和现实格格不入。宣武帝驳斥他"独欲乖众，妄相清浊"，一点儿也没有委屈他。我颇疑明亮的真意是嫌"勇武将军"太低，便搬出"清浊"作"请更改授"借口。宣武帝明确宣布"九流之内，人咸君子，虽文武号殊，佐治一也"，否定"文清武浊"之论，这不过是以现实相告而已。北朝勋贵传记，每有"武艺绝伦，有将帅之略"、"性雄豪，工骑射"、"膂力过人，便习弓马"语，这与魏晋史传叙人多"风神夷简"、"雅有远韵"，南朝史传叙人多"词采遒艳"、"善为文章"，大相径庭。在北朝还常能看到这样的说法："欲求宦达，当资干世之务"，"文章之事，不足流于后世，经邦致治，庶及古人"，"男儿当提剑汗马以取公侯，何能如先生为博士也"，"书足记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笔砚、为腐儒业乎！"甚至北朝的汉族士族也难免世风熏染，而把"以武达"和"以文通"同等地视为振兴家门之途。

北魏孝文帝时，工商皂隶"或染清流"一类事情已时时发生。宣武帝时，"法开清浊，而清浊不平，申滞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怀怨"，"中正卖望于下里，主按舞笔于上台。"[38]"蕃落庸鄙"也得以"操铨核之权"[39]，宦官、恩倖居然滥厕中正之位，承担起了"清定门胄，品藻高卑"的庄严职责[40]。北周制度，便已“选无清浊”。[41]"士庶"界限日益含糊不清，"清浊"、"文武"更不足以阻止官位、名号向武人普授。北魏"以军功为给事中"、"以军功除员外散骑常侍"、"以功授员外散骑侍郎"、"讨盖吴诸贼皆有功，拜散骑常侍"、"以军功累至书侍御史、通直散骑常侍"，"累以战功进至左光禄大夫"、"征伐有功，稍迁中散大夫"、"以军功累迁金紫光禄大夫"、"以军功至太中大夫"[42]等现象，史不绝书；进而到魏末五等大夫、东西省散官向"督将兵吏"们普授、滥授和"双授"，不过是百尺竿头、再进一步而已。

三、“门品秩序”和“官品秩序”

以上辨析显示，南朝的“清浊”观念阻碍了文散官向武人的普授、滥授，进而阻碍了文散官的阶官化；下面我们再从“双授”入手，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魏末、北周之时，以将军号与五等大夫的"双授"成了普遍做法。我认为这个事实，对于文散官的阶官化曾构成重大推动，并把这种作用名之为“拉动”。魏晋以来，将军号的“散阶化”要早得多，其序列化程度也高得多，而文散官的"散阶化"则相对迟缓。不过由于魏末的“双授”泛滥，诸文散官便与军号建立了密切的对应关系，令军阶得以把其序列化形式和位阶性质传递给了与之“双授”的文散官，将之"拉"入了散阶序列的境界。这在北周军号、散官两个序列的一一对应关系之中，明白无误地体现出来了。正是魏末泛滥于时的“双授”，使军号得以发挥强劲的“拉动”之功，北周才得以完成了一次文散阶制度的飞跃。[43]

进一步说，军号序列先于文散官实现了"散阶化"，这一事实本身就值得深论。秦汉的将军本是将领之职，但在汉末它们已有虚衔化的趋势。世入魏晋，将军号迅速增殖，不久就演化成了独立于军职的军衔阶梯。攻战杀伐离不开将士们效死用命，论功行赏方能令士气和战力常盛不衰；瞬息万变的战争时分，也经常需要迁黜其品秩而不致变动事任，或变动事任而仍其品秩。这时候更便于灵活处理功过、权责矛盾的"品位分等"，就更显示了更大可行性：不必赋予更大权责，迁其军号即足以褒功；而在须加责罚、同时又要借重其才略之时，贬其军号是为良法。现代军队依然实行军衔制一点，也为此提供了有力证明。军号不仅演化为军阶，而且应用范围在迅速扩展，还成了地方牧守、领兵都督的位阶，中央官僚加军号者的情况也日益普遍。

由此便可看到，军号之发展为位阶，在很大程度上遵循着功绩制的原则，它并不是一种保障士族权益的品位制度。陈苏镇先生对梁武帝军号改革的有关考察揭示，南朝的军号面向宗室诸王，更多情况则是武人依赖军号而发身迁转；梁武帝大通年间的军号改制，在官品第三至四品之间加置了十六班共160号军号，其目的就是拉长寒人武将的仕进之途。[44]日人高桥彻后来也表达了类似看法。[45]

士族的高贵地位和特权标志，主要体现于对文职高官和"清华"诸官的独占，即令他们占有了军职和军号，那也只是占有“清官”的"延伸"。

魏晋南北朝是官职日趋分离、“品位分等”分外发达的时代。不过由上所论，对此期的官僚等级制，还可进而辨析出两种不同性质的"品位"：一种由中正品、清途、清官、清浊观念和士族门第等等构成，另一种则是由将军号构成的军阶序列。尽管它们都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特色，但不妨借助引喻以示区分：前者是以人的"门品"为中心的，后者则是以人的"官品"为中心。这里的"官品"一词不是指九品官品，而是特指因供职服勤而被君主授予的禄位。如前所述，军阶具有更多功绩制色彩，要更多地服从于军政考虑，它正是一种由君主操纵而依功加授的禄位，由此就蕴含着使之整齐划一、形成序列的更大动力，以便利于中央权威的高效管理和依功加授。所以军阶的阶次清晰、严整有序的外在形式，与唐代的文武散阶已非常接近了。

至如"门品"，当然是指士族门阀的传统门第了，它来自士族积久不衰的政治文化权势。门第、中正品、文武、清浊与官品、官职间错综交织的等级对应，乃是一种基于传习的秩序。由于它并非出自刻意规划，所以只是"散乱"于不同等级、不同机构、不同职类之中，而非一个外在的、整齐的位阶序列。从"分官设职"的行政规律观之，门品与官职的关系是杂乱无章、不成系统的；可在士族眼中就不同了：这个局面秩序井然，在其中他们如鱼得水、冷暖自知，闭着眼睛也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对何等门第(如高门、吏门、役门之类)应获何等中正品级，对文官与武官、实官与散官、朝官与外官、命官与府官等等何"清"何"浊"，该由何起家迁转才算"人门兼美"、"才地俱允"，士族了如指掌而轻车熟路。质言之，在士族政治之下，士族不但在居官之时，而且甚至在居官之先，事实上就已拥有一种与官职分离的"品位"了，这便是"门品秩序"的本质所在。不过对士族门阀来说，他们并无意图把这种"门品"化为一种"外在"的整齐序列，因为这种更革只能求助于专制权威才能完成，而且将造成既定权益格局的重大变动。

在对"门品秩序"和"官品秩序"加以区分之后，对篇首所揭疑问──为什么在更富"文治"色彩的江左政权下，文散官的"散阶化"反而比北朝缓慢──就可以有深刻的理解。如前所述，北朝文散官的阶官化，直接得益于军号的强劲"拉动"。正是在这个时候，军阶序列的功绩制意味和官僚政治色彩，便通过“拉动”关系传递给了文散官了。确实，魏末以降的文散官普授、滥授以至"双授"，都出于对浴血沙场的将士的褒奖之需。因此北朝文散官的阶官化，出于与军号阶官化相近的原因，也具有相近的功绩制性质。

与之相对，南朝"文清武浊"的鸿沟，既限制着文散官向将士普授与滥授，也限制着文武名号的"双授"。南朝官僚结衔，文官例在武职之前；而魏末及北周之"双授"的结衔形式，均以"将军"居"大夫"之前，暗示着武号优于文号的情况，从而构成对比。南朝的文散官，事实上已被组织为"门品秩序"的内在部分，与各种清浊、品位的复杂关系搅成了一团儿，军号想"拉动"这个盘根错节的局面来，确是力不从心、太过沉重了。假设江左居然发展一种类似北周、隋唐那种散阶序列的话，它反倒可能是个与士族政治分道扬镳的东西。北周、隋唐的文武散阶，较之汉代的禄秩等级，已浸染了浓重的“品位”色彩；但较之江左"门品秩序"，它却呈现为一个依序晋升的开放性阶梯。这些散阶每每被用于"泛阶"，但"泛阶"毕竟排除了门第尺度，对文武士庶一视同仁。尤其在依劳、依功而授阶的时候，这个序列就已超越了士族政治的束缚，明白无误地显现出了官僚政治性质。

至此我们已可做一总结、收束全文了。比较南北朝双方文散官的阶官化，我们看到南朝一方文散官的阶官化相对迟缓。究其原因，首先是南朝政权直承汉晋，因而保持着较大的制度惯性与惰性，以及维系行政“常态”和正规化的更大要求。但另一个至少同样重要的原因则与士族政治相关。对于魏晋南朝“品位分等”的发达，士族政治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士族政治导致了官僚政治的扭曲变态，并无或较少实际职掌、却更多地用于维系官僚位望权益的名号、禄位，在职事官之外与日俱增，这就构成了“品位分等”得以发达的温床和沃土。但另一方面，士族政治直接造成的"品位分等"体现于"门品秩序"，它"散漫"地存在于门第、中正品、"清浊"观念与各种官职、班品的复杂关系之中，却并未服从行政需要，“外化”为清晰整齐的散阶序列；其所造成的“文武”间的深深鸿沟，使北朝向将士普授、滥授以及与军号"双授"的情况，在南朝不易泛滥开来。

魏晋以降由将军号演化而来的军阶，则构成了另一种有异于"门品秩序"的"官品秩序"，它具有更多功绩制性质。魏周之际，是在军号的"拉动"之下文散官才得以进入阶官境界的，由此途径而形成的文散阶也具有了崭新的意义。尽管被纳入散阶序列的一些文散官昔日也曾是“职闲廪重"的“清官”，但值此时，名位的机柄已掌于专制君主，其予取予夺不再受制于“冢中枯骨”；为有效管理和依功加授之需，它们不久就获得了阶次清晰、严整有序的形式。唐代的文武散阶，正是继承北朝这个发展而来的。此时散阶虽然“一切以门荫结品”，但却依劳考进叙，显已超越了中古士族政治，回归于官僚政治范畴之内了。作为一个平行对比，唐王朝“清官”概念也上承北朝，从而与江左“清官”大相径庭。[46]

五朝社会中文化士族占尽要津，十六国北朝则由军功贵族构成政权的主干。由于部落的尚武传统，北朝少数族政权中军人具有更高地位，军政得到了更大重视。军队的组织原则与专制官僚制度具有天然的亲和性，在对集权制、等级制、法制和功绩制的寻求上，二者息息相通。先秦的秦国正是通过军国主义道路，而成功实现了专制化和官僚制化的。就是在现代世界，由军人把持的政权一般也都是独裁专制政权。东晋皇权低落、门阀与皇权“共天下”的局面，由武装性的次等士族为其终结者[47]；但南朝文化士族盘根错节，次等士族重振专制皇权和官僚政治的动量，远不如北朝军功贵族集团之大。理解了如上事实，文散官的阶官化在南朝停滞不前，在北朝却因军号"拉动"而突飞猛进，发展为官僚政治性质的散阶制度，就不足为怪了。

2000年1月10日于北大七甲公寓

[1]参看拙作：《论汉代禄秩之从属于职位》，《北京大学学报》1998第6期。

[2]《魏书》卷七五《尔朱世隆传》。

[3]《魏书》卷六九《裴良传》。

[4]《周书》卷三三《赵刚传》。

[5]参看拙作：《西魏北周军号散官双授制度述论》，《学人》第13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6]《隋书》卷二六《百官上》："开府仪同三司位次三公，诸将军、左右光禄大夫优者则加之，同三公置官属。"左右光禄大夫如加"开府"便置官属。《南史》卷十五《傅亮传》2/443有"左光禄大夫府"，《南史》卷十九《谢几卿传》有"左光禄长史"，皆是。

[7]"袴褶"即军装，参见《晋书·舆服志》、王国维《观堂集林》二二《胡服考》，及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南齐书札记·单衣"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6页。

[8]参看拙作：《周齐军号散阶制度异同论》，《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

[9]《梁书》卷四九《庾於陵传》。

[10]《陈书》卷三四《文学蔡凝传》。

[11]《南史》卷三一《张裕传附曾孙张率传》。

[12]《宋书》卷八四《孔觊传》："初，晋世散骑常侍选望甚重，与侍中不异，其后职任闲散，用人渐轻。孝建三年，世祖欲重其选，诏曰：散骑职为近侍，事居规纳，置任之本，实惟亲要，而顷选常侍，陵迟未允，宜简授时良，永置清辙。……既而常侍之选复卑。"又《梁书》卷二一《江蒨传》："初，天监诏以侍中、常侍并侍帷幄，分门下二局入集书，其官品视侍中，而非华胄所悦。"

[13]《梁书》卷三七《谢举·何敬荣传论》。

[14]《太平御览》卷二一五引何法盛《中兴书·太原王录》。

[15]《南齐书》卷三二《王僧虔传》。

[16]《梁书》卷四九《锺嵘传》，梁天监初年锺嵘语。

[17]周一良：《〈南齐书·丘灵鞠传〉试释兼论南朝文武官位及清浊》，《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8]在此可以参考黄惠贤先生的一个观点：北魏初期建立了鲜卑拓跋军事贵族专政，孝文帝结合胡汉门阀联合专政，但任何胡汉大族都不能与皇权分庭抗礼，因此这不是什么真正的"贵族政治"，而只不过是君主政体下变相的"官僚政治"。黄惠贤：《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4卷(魏晋南北朝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本文所谓"军功贵族政治"，是就"贵族政治现象"而言的，并不认为北朝政体是"贵族政体"。

[19]分见《北史》卷三七《皮豹子传》，《魏书》卷三四《王洛儿传》，《北史》卷八四《孝行乞伏保传》，《北史》卷二五《娥清传》，《北史》卷五四《斛律金传》。

[20]《北史》卷二五《伊香犮传》。

[21]《北史》卷六八《贺若敦传》。

[22]《魏书》卷十九中《任城王元澄传》：元雍拷杀奉朝请韩元昭、前门下录事姚敬贤，元澄申言"不宜以三清九流之官杖下便死"。按奉朝请从七品下，门下录事从八品上，二官品位并不算高，但因其列在九品之内，便被视为"清流"。同时"九流"之内又有"三清"和非"三清"之别。《魏书》卷七七《辛雄传》，魏孝明帝时辛雄"请上等郡县为第一清，中等为第二清，下等为第三清"，是北魏"三清"此前不涉郡守县令。但《魏书》卷四一《源贺传》却说：“其诸州守宰，职任清流。”刺史、郡守及县令均在“九流”之内，所以都可以视为“清流”。

[23]张旭华：《从孝文帝清定流品看北魏官职之清浊》，《北朝研究》1992年第1期。

[24]黄惠贤、聂早英：《〈魏书·官氏志〉载太和三令初探》，武汉大学历史系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辑。

[25]张旭华：《从孝文帝清定流品看北魏官职之清浊》。

[26]参看《唐六典》卷二：“凡出身非清流者，不注清资之官。谓从流外及视品出身者”；“清望官：谓内外三品已上官，及中书黄门侍郎、尚书左右丞、诸司侍郎，并太常少卿、秘书少监、太子少詹事、左右庶子、左右率及国子司业”；“四品已下八品以上清官：四品谓太子左右谕德……。”又《旧唐书》卷四二《职官一》：“职事官资，则清浊区分，以次授补。又以三品已上官，及门下中书侍郎、尚书左右尚书左右丞、主司侍郎、太常少卿、太子少詹事、左右庶子、秘书少监、国子司业为清望官。太子左右谕德……为清官。”

[27]《北齐书》卷四二《袁聿修传》。

[28]《北齐书》卷四三《许惇传》。

[29]《通典》卷二四《职官六》。

[30]北周小膳部下大夫，相当唐代尚书礼部之膳部郎中。《通典》卷二三《职官五·膳部郎中》：“后周曰膳部大夫一人，亦掌饮食，属大冢宰。”又北周冬官工部有中大夫、上士、中士及旅下士，相当隋唐工部诸职。《通典》卷二三《职官五·工部》谓北周工部“掌百工之籍而理其禁令”，“隋乃有工部尚书，统工部、屯田二曹，盖因后周工部之名，兼前代起部之职。”

[31]《魏书》卷八五《文苑温子升传》。

[32]参看《魏书》卷七七《高道穆传》。

[33]《北齐书》卷四五《文苑李广传》。

[34]《通典》卷二四《职官六·侍御史》。

[35]陈琳国：《北魏北齐监察制度的变迁》，《北朝研究》1990年总第3期；邱永明：《中国监察制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199页。

[36]《通典》卷十六《选举四》孝明帝时清河王元怿有言：“孝文帝制出身之人，本以门品高下有恒，若准资荫，自公卿令仆之子，甲乙丙丁之族，上则散骑、秘、著，下逮御史、长兼，皆条例昭然，文无亏没。”按《魏书》卷二二《清河王元怿传》中华书局本校勘记认为，《通典》此文应出《魏书》原文，而今本《魏书》脱失。又“长兼”所指不明。按“长兼”为北魏常用任用方式，各种官职都有“长兼”，上至太尉、下至行参军。《魏书》卷六七《崔鸿传》：“二汉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须此人，人称此职，或超腾升陟，数岁而至公卿，或长兼、试守称允而迁进者，披卷则人人而是，举目则朝贵皆然。”《魏书》卷二一上《献文六王传》：“长兼之职，位亚正员。”《魏书》卷五十《尉元传附尉羽传》：“高祖亲考百司，以羽怠惰，降常侍为长兼。”由正员降长兼属降位一等。

[37]《魏书》卷十九中《元顺传》。

[38]《魏书》卷七八《孙绍传》。

[39]《通典》卷十四《选举二》。

[40]参看《魏书》卷九三《恩倖传》、卷九四《阉官传》。

[41]《北史》卷三十《卢恺传》：“自周氏以降，选无清浊。及恺摄吏部，与薛道衡、陆彦师等甄别士流，故涉党锢之谮，遂及于此。”《隋书》卷七二《孝义陆彦师传》：“隋承周制，官无清浊。”

[42]分见《魏书》卷七二《路雄传》，《魏书》卷三八《刁雍传附刁整传》，《北史》卷二七《寇儁传》，《北史》卷二八《源贺传》，《北史》卷三六《薛辩传附薛英集传》，《北史》卷三五《郑道邕传》，《北史》卷四九《斛斯椿传》，《北史》卷四九《贾显度传》，《北史》卷五三《金祚传》。

[43]参看拙作：《西魏北周军号散官双授制度述论》。

[44]陈苏镇：《南朝散号将军制度考辨》，《史学月刊》1989年第3期。

[45]高桥彻：《南北朝の将军号と唐代武散官》，《山形大史学论集》第15号，1995年2月。

胡辛传记范文篇9

1分类思想的变革

民国初年，伴随着新式图书馆的发展和中西文文献馆藏的增多，中西文图书、新旧图书的类分和组织就在“并行制”还是“统一制”、“补杜”还是“仿杜”、“修补”还是“重创”、“文献分类”还是“知识分类”、“价值分类”合理化、分面思想不断改进等各种思想之间进行着探讨与实践。分类思想与分类法创立者本人的思想、性情和学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清华图书馆由于创立分类法的人员离开，离开前未实现分类法由个人创作到集体创作的转变，人员的变动带来思想的变化，出现了查修法到施法的跳通转。当然，即使是同一个人，他的思想受环境时局、文献组织理论发展水平、文献规模等因素的影响，也会产生变化。戴志骞亲自推翻自己创立的戴法，同查修商议创造出查修法，属于本人思想产生了变化。下文详述这些思想与变化。（1）经历从“用杜”“参杜”“改杜”，到“补杜”“改杜”，最后发展到全面“仿杜”的思想变化过程。老清华图书馆创立的这些分类法从本质上来说都属于十进制分类法，是十进制分类思想在中国本土化的应用，先后出现过“用杜”“参杜”“改杜”“补杜”“仿杜”5种分类思想。这些分类思想的出现和应用经历了对杜威法由浅到深、由点到面的改造和发展过程。起初，戴志骞以“欧美图书编目分类条分缕析、纲举目张，其界限釐然，用之于西籍及科学各书固当”[1]37，选择使用杜威法类分西文图书，是为“用杜”。将五部法辅以十进制数字稍加改良，用以类分中文古籍，称“旧籍分类纲目”[1]37，纲目参照杜威法，将阿拉伯数字和层累制初步引入五部分类中，初步具有十进制分类法的形，是为“参杜”。依据国情仿照杜威法创制“中文新籍分类纲目”[1]41，接受了杜威法的十大类架构原则和标记制度，提升教育、政法、兵事为大类和新立实业艺术大类，以容纳中国新出书籍，属于“改杜”。戴志骞打破统领中国1000多年的四部五部分类思想，同期尝试“用杜”“参杜”“改杜”3种十进制分类思路解决中国图书的分类问题。“用杜”“参杜”的改造思路是对杜威法符号、原理的照搬和浅层、部分应用，虽然也出现了“改杜”思想，但自知“事出草创，贻议之处知所不免”[1]37，其中“新旧难于划分”和“累赘”[2]98是主要问题，新设类目也有不妥在下文一并叙述。此后，戴志骞的分类法变革仍在继续，他聘请查修到馆编制中文书籍目录。查修编制目录的工作从拟定分类法开始，他延续了戴志骞的分类思想，坚持将十进制分类思想继续用于中文图书，并改用“补杜”的思路，通过增补子目以容纳经类，将史子集丛五部散入杜威十大类。较之戴志骞“改杜”，查修“补杜”基本保留了杜威法的原始框架，对杜威法的改动较少，既能够继续发挥杜威法对于西文书的分类优势，又为中文书设置了具体的类目位置和入类原则，实现了中西文图书统一分类。“补杜”思路简便易行，但在随后的使用中发现仍有不妥。于是，查修在“补杜”的基础上开始“改杜”，查修在《清华学校图书馆中文书籍目录》一书中记载了他修改类名、调整子目顺序，取消一些特殊符号的始末。1927年到1928年，查修和戴志骞相继离开清华，分类编目工作转交到施廷镛和洪有丰手中。面临查修法分类时西方文学、西洋史书少分类号多，中文图书书多号少的情况，商议决定“参酌中外各分类法从事改编”[3]。他们不满足仅仅“修饰枝叶，终无补于困难”[4]的“改杜”和将中文书籍机械式“牵强附入”[4]杜威法的“补杜”，创造性地构建“仿杜”思路下的施法，成为民国早期继沈祖荣“仿杜”后构建本土分类法的又一次大胆创新。施法“仿杜”用于中文古籍和中日文图书分类近30年，在实用性方面较沈祖荣法有很大进步。沈祖荣虽首创“仿杜”，影响重大，但“能为中文古籍用者极少”[5]“有好多不妥的地方”[2]99，在类分中文古籍和实用性方面是失败的。如果说沈祖荣“仿杜”是思想理念的引领，施法“仿杜”则是思想理念的实现。至此，老清华将杜威法中国化的思路由浅到深实验了一遍，到“仿杜”算是真正掌握了十进制的精髓，开始突破杜威法的框架，建立独立于杜威法的中国分类体系。沈祖荣“仿杜”的思路早在戴志骞时期便已存在，为何直到施廷镛时期才在清华真正开花结果？实际上查修进入清华图书馆后，就曾采用过文华公书林出版的沈祖荣的《仿杜威书目十类法》代替戴法，“试用了七个月结果并不理想”，可以说使用不便阻碍了沈法在清华的应用，加之戴志骞认为多套分类“麻烦且不方便”，最终“调转舵向杜威原法寻觅解决”[2]99统一中外图书的分类法的意愿，清华暂时放弃了“仿杜”。（2）“并行制”与“统一制”思想有过多次交替，最终定格在“并行制”下。戴志骞针对西文书、中文旧书、中文新书三类文献创立三种分类法并行的局面，主要是从文献性质和分类法特点做出的选择。因“世界图籍科目繁复卷帙纷杂，断非五部所能概括”[1]37，西文书继续用杜威法。因“欧美图书编目分类界限釐然，用于吾国性质笼统含混之旧籍入之，殊觉难容”[1]37，创立中文旧籍分类法。因“强令新籍纳入旧籍之中，旧时之籍有限，而新出之书无穷，势必此一部之书逐渐增加，彼一部之书相形见少，且古代之书以科学眼光观之，往往时而经济，时而军事，时而哲学，时而物理，不能与科学书合而为一，强相牵附，只增纷扰耳”[1]37，故“本馆编目将新旧各书分开”[1]37。戴志骞没有急于大一统，主张中西分类法并行、新旧分类法并行，态度折中而保守。这种思想和局面在查修到馆后发生了扭转。查修推翻戴法后有个小插曲，他并没有立刻着手创立新法，而是试用了沈祖荣法类分中文书。同时，查修认为“杜威原本比较实用的多”[2]98，依然愿意用杜威法类分西文图书，形成了一段两法并行的格局。戴法创立约一年时间，在经受三法并行和两法并行的不便后，戴志骞同查修磋商扭转并行不便的局面，转向统一中外图书分类法。所以查修法产生的初衷便是统一中外图书分类法，主张“统一制”的分类思想。查修法在清华使用的8年，是老清华唯一一段“统一制”的历史，中西文图书分类暂时稳定共存于查修法类目中。1929年后，这种平衡在创制人离开、失于修订、馆藏中文文献量陡增的情况下被打破了。中文图书分类依旧凸显成为问题的关键和难点：一方面施法主要针对中文图书的分类而创立，新法无法兼顾西文图书；另一方面杜威法类分西文图书比国内创制的其他分类法都实用。施法又回到了中西并行的分类道路上。自此，清华馆藏古籍和中、日文普通图书均照施法类分，西文书沿用杜威法类分，一直到1963年大型法时期。老清华经历过新旧图书分类并行制、中西图书分类并行制，也探索过中西图书分类统一制，最终伴随着战乱、老清华南迁、人力缺乏等局势变动定格在中西图书分类并行制下。中西文分类法并行产生了两套分类系统，违背了中国统一分类的思路和呼声，在统一分类方面较之查修法有所退步，但在分类思想和理论水平无法达到统一的情况下，解决了当时中文图书分类的燃眉之急。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聚全国行业专家之力把分类法的创制和修订转变为集体行为，又经大型法、中图法改版，才最终迎来了大一统的局面。倒回老清华，虽然也曾出现过查修法的大一统局面，但查修法的大一统仅仅适合于当时中文文献量较小的图书馆，适用条件受限。仅凭清华一己之力和屈指可数且时有变动的编目馆员，没有在民国时期就彻底实现中西图书统一分类也情有可原。但不可否认，正是由于曾对各种分类思路都有过尝试，才积累下了宝贵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为老清华文献分类指明了方向：暂时放弃中西图书统一类分的想法，关键是继续寻找解决中文图书的分类办法。（3）“修补”与“重创”思想在分类法面临改编时都曾出现过。戴志骞中文旧书分类法利用十进制数字对五部法进行修补，同时还创制了中文新书分类法。到了查修时期，戴志骞和查修在推翻了戴法之后，也并没有直接创制新法，而是先试用了沈祖荣法7个月，发现很多不妥，请学校教授进行了增补。在差不多大功告成时，“戴志骞先生又同我磋商了几次，总觉得一个图书馆里西书有杜威原法，中书有仿杜威法，二个法子并驾齐驱，于实用上不无麻烦”“管理员找书实在不方便”[2]99。至此，查修才放弃增补，调转方向“不更改只扩张，把杜威所未用的号码拿来凑中文书籍的分类”[2]99，于1923年创制了《杜威十进法补编》，并在随后的5年时间里不断对其进行补充调整，直到1927年秋离开清华图书馆。查修分类法在“中文书籍较少时还可应付，书籍增多以后，查修法渐不适用”[3]，施廷镛“依旧法略事修改”[6-7]，对目录类、金石类进行了重新编排。直到1929年夏，“图书馆新购杨氏丰华堂藏书，加之中国文学系、历史系等陆续增购新书，中文书籍逾6000余种5万余册”[3]，类分骤感困难，于是决定对中、日文分类法进行彻底改革。修补的思想偏保守，需投入和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也少。重创思想更激进，需投入和花费的时间和精力相应多些。老清华三段分类法的改编历史相似，均倾向性先对现有或正在使用的分类法进行修补，直到修补也无法满足实际的需要，才决定推翻重来，也就是重创。只是三段“修补”转“重创”原因并不相同。戴法的“修补”与“重创”是同时进行的，他认清了新旧两种不同种类的中文文献和现有分类方法的性质特点，为新旧文献分别选择了适合的分类法。既然重创新法了，却不肯彻底废弃五部法，将中文古籍分类融入新法，不难看出五部法在戴志骞心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查修修补沈祖荣法，后来转变为重创，则是因为认定杜威法是最适合西文图书的分类方法，出于统一分类法的考虑。查修对于自己所创分类法的修补则类似杜威法每隔几年的修订工作，只是这种修订仍旧停留在个人行为层面。施廷镛限于“时间及经济均难办到”[6]，对查修法进行修补，随后以修补后的查修法无法适应数量增多的中文图书为由，也转为重创。（4）“知识分类”最终替代了“文献分类”。戴法已有十进制分类法的形，但与十进制分类法仍有着本质的区别，区别就是戴法沿用四部五部法面向“四库归集的书”“按编撰者脑子里一切主观的类别”[8]设类，杜威法则是详列天下知识类目以待群书。戴法按“文献分类”在他的中文旧书和中文新书分类法中都有体现。中文旧书分类法类目核心依然是五部，类目是面向存世古籍按体裁编制而成的文献类别体系。中文新书分类法新设立的5个大类是戴志骞所处时代的时事关键词，戴志骞因其热门而将其提升为一级大类，虽是“改杜”，实则毁坏了杜威法通盘规划构建的知识分类体系。如将分支知识节点“政法部”概括主要知识节点“社会科学”，犯了以部分知识概括全面知识的错误。不顾及知识节点之间的逻辑结构层次，这些做法算不上真正的知识分类。直到查修和施廷镛邀请学科教授参与修订和编制分类法，老清华才出现了按学科“知识分类”的萌芽。查修在增补沈祖荣法时，“对于政治学方面，我请了本校政治学教授余日宣先生；经济学方面请了经济学教授蔡竞平先生；教育学方面请了注册部主任王维周先生；医学方面请了校医李岡先生帮同斟酌。”[2]99施廷镛创制施法时，“复因本馆同人学识简陋，故将所拟各学科之分类草案，分别送请各专家改定。校内教授如吴之椿之于政治学，杨金甫先生之于文学，萧叔玉先生之于经济学财政学。郭閔畴先生之于法律学，许仕廉先生之于社会学，叶企孙孙光远张子高翁咏霓陈席山吴蕴珍李继侗诸先生之于自然科学。校外专家如李湘宸先生之于教育，艾险舟先生之于心理学。兹已将各专家改定之各科分类法，编成总分类表”[3]。近代以杜威法为代表的西方分类主要通过学术分科原则构建知识分类体系。查修和施廷镛请学科教授参与各自所在学科的知识类目的拟定，秉承了西方知识分类的原则，此点与杜威法异曲同工。此外，查修法在初创时，只扩张不更改，将五部类目按内容对应到相应的杜威法类目中，保留了杜威法的知识分类体系。查修走知识分类路线，并非随意为之，而是已认识到知识分类的重要性。在修订查修法时，他强调“分类书籍最要紧的事，是看书的内容”[9]384。查修强调的“内容”正是主题，主题属于什么学科知识门类正是知识分类的第一步。老清华前辈们通过学科教授参与、套用西方知识分类体系的方式，带动文献分类法朝学科知识分类发展，并逐步构建出中国知识分类体系。（5）按“价值”分类的思想逐渐趋于合理化应用。戴志骞旧书分类法类目仍旧沿用了五部分类法类目，五部分类法作为中国古代分类目录的代表，常因其以文献“价值”分类而备受诟病。戴志骞新书分类法依然因文献的“价值”高低设置类目层级。为了凸显五种时代需要的热门图书，将其类目定为一级大类。人类知识只有并列与包含被包含关系，无价值高低之说。戴志骞这种随意设置和提升分类类目以凸显某类文献“价值”的做法忽视了人类知识的平等性。后来，查修法和施法也曾遇到凸显热门图书或某类图书的需要，做法却合理明智许多。他们在不改变知识类目体系的前提下，都采用增加冠号的做法来凸显类目“价值”。冠号的介绍见下文相关内容。冠号的设置坚持知识分类体系和按内容类分不动摇，也就是承认了知识价值的平等性。实际使用时以便利流通、独立存放为原则，其凸显的“价值”图书与其他图书互不影响，与分类体系互不影响，所以更容易被接受。（6）适合类分中国图书的分面思想逐渐清晰完善。1885年，杜威法第二版中出现了通用的形式复分表和仿分表，分类法中的组配原则出现了萌芽。杜威法没有专用的仿分表，仿分需要借用大类类目号码。就复分时常用的历史、地理类目而言，杜威法第二版中并未设置中国地理的有关类目，到915亚洲地理便终止了。历史类目中出现了中国历史951，细分类目为“951.1中国东北部，北京；951.2中国东南部，广州，香港，台湾；951.3中国西南部；951.4中国西北部”[10]227，将泰国、蒙古国、韩国等非中国的亚洲国家划入中国类目下。历史、地理类是复分常用和重要的参见类目，如此混乱实不堪用。老清华直到查修创制《补编》，采用了扩充杜威法以细分中国历史和中国地理，“纯粹历史可以入951；地理可入915.1”，制作了“中国历史分类法”和“中国地理分类法”[2]100，中国历史、地理类在杜威法主表中有了详尽的位置和类号。查修设计中国历史、地理表可用于复分，“其分类有地理上之区别者，则除原本外，均须依拙编‘中国地理分类法’的次序”[2]110。查修仿照杜威法在老清华开创了中国历史地理分面思想，与杜威法一样，查修对于中国历史和地理的细分依然没有独立的表，但较之杜威法更加清晰实用了。到施法时，复分表的种类更丰富，建制更完整，施法主表前列出了8张活用通用复分表——“各类总论共用区分表”“各家著述注释考证区分表”“中国时代区分表”“中国区域区分表”“西洋时代区分表”“世界区域区分表”“日本地方区分表”“日本时代区分表”。复分表开始从主表中独立出来，成为适合全部类目的通用复分表，形式与大型法十分接近，是一项适应近代中国分类需要的创造。

2分类符号的变革

每种分类法产生于不同的年代，受当时图书数量、种类、文献组织理论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各家分类法有其独特的标引规则和符号体系，并带有时代的印迹。一套成熟分类法的标识符及标识规则会兼顾到分类体系的扩充性、延展性、分面性和逻辑性。为了弥补时代和认知的局限性，分类法每隔一段时间就对原有缺漏和局限等进行修正，包括对标识规则、符号体系的修正。以此而产生的文献索书号具有内容、年代、语言、文献类型、著者、版本等属性，这些属性均体现了分类法对文献特征尽可能多的分面揭示。老清华用过的分类法均是十进制分类法，所以都使用阿拉伯数字符号及圆点分隔符层层展开。在标识符号方面各家分类法最大的两个创造是：增加了不同种类的冠号；并在冠号、类号、书次号中不同程度地引入中文字符。（1）增加冠号。杜威法“略事修改”后使用，修改包括为杜威法增加冠号。杜威法冠号的产生来源于《杜威十进制分类法及其索引》在第二版中提出的分类原则，“坚持不改变大类顺序和细目含义，如需要改变，建议用字母或其他符号赋予杜威分类号不同的含义。以J代表青少年小说，用B归类传记图书，R用以标识俄国图书。”[10]50其后，老清华图书馆的前辈们做了许多细致而富有创造性的工作，仿照杜威法在索书号中添加了中、西文字符作为冠号。“清华图书馆对于参考书概不借出。区别之法就是在检查号码上（Callnumber）加上一个R——Referencebooks之意。”[2]109这个查修法时期出现的冠号是目前见到的老清华对于冠号的最早描述。到1936年施法时期，《图书馆概况》中提到的西文书冠号已经发展到6种，“分类号码B为传记、C为专论中国事情之西文书、F为小说、J为儿童文学、R为普通参考书、V为善本书”[11]。实际上，另有5种西文文献冠号《图书馆概况》并未提及，存在于馆藏实体文献上，它们是“CB”“CF”“JB”“JF”“P”，前四种冠号是在“B”“C”“F”“J”四种冠号的基础上组配后生成的，是图书主题内容揭示的进一步细化，P则揭示了文献的出版物类型是期刊。老清华创造的冠号赋予了杜威分类号不同的含义，最初产生的目的之一是“其书上冠有下列符号者，均不能出借”。但在后来的发展中，冠号还进一步揭示了文献的主题内容、用途、体裁、属性等，凸显了高流通率和高价值图书。另外，带有冠号标识的图书单独聚类列架存放，方便了快速查找，为流通提供了便利。冠号的出现表明包括杜威法在内的十进制分类法重视文献的内涵，也并未否定文献的体裁等形式。这几层含义对于此后出现的中文图书分类冠号依然适用。（2）引入中文字符。老清华自创的戴法、查修法和施法均为解决中文图书的分类问题，在冠号、类号和书次号中分别添加了中文字符。戴志骞旧书分类法类号保留了“经”“史”“子”“集”“丛”5种中文标识符，书次号标识符以朝代汉字打头。查修法兼顾了西文书分类，是最接近杜威法的中西文图书分类法，接近的含义包括分类标识符号接近。但查修法初立时，也曾引入中文字符。如“个人传记用”传“有别于集传、个人哲学著作用”哲“以别于中国哲学总集、个人文学著作用”集“以别于中国文学总集”。在修订时，查修才将这些中文字符撤销，坚持与杜威法保持一致，“最好是用数码一直到底，例外愈少愈妙”[9]400。施法巧妙在类号中引入了中文汉字，取天干中的前八位“甲乙丙丁戊己庚辛”作为类号的一部分。这些汉字在中文中具备排序的意义，加在类号前，成为可以排序的一级类，成功将类目规模从杜威法的1000类扩展到8000类。汉字符号带来类目规模大体量的扩充，很好地满足了中文图书种类和数量快速增加的需要，在民国创制的诸多著名分类法中独具特色，优势明显。施法还产生出了中文字符冠号，《图书馆概况》中提到：“公系办公室公用书籍，存办公室。丷系善本书，存善本书室。系清代违禁书，存善本书室。”《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细则》[12]提到了另外两类施法冠号“宀”“厶”。“宀”揭示了中文图书的保密属性，“厶”意指中文书做参考书用途。目前，已经发现的施法冠号有上述5种，取号原则就是选择汉字单字或汉字起笔偏旁。施法为了兼容日文书，将汉字“日”放入日文书的书次号中，以示与中文书的区别。从老清华创立的分类法来看，中国近代分类法发展表现为十进制分类法中国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索书号加入中国独有的汉字字符作为标识符的一部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显著特点。但汉字“难识”“难记”“难写”“难找”[13]97，为使用者设置了语言门槛，成为非中文使用者的障碍，减弱了中国分类法的可接受度和影响力，也就减弱了中国分类法的国际化水平。查修法在老清华一众可用于中文图书的分类法中明确表达了应该减少例外，表现出较高的国际接轨意愿，标识符种类与改良后的杜威法基本一致。这些经验为后人借鉴，新中国成立之后创制的大型法中已看不到中文字符，改用汉语拼音字母ABC替代中文汉字甲乙丙，目的也是本着排序和扩充类目规模，构建原理与施法基本一致，符号设计更加国际化。

3分类法适用图书语种的变革

民国图书类分之初先按语种划分，老清华使用杜威法类分西文、日文、俄文图书（使用时间1916-1963年），戴法类分中文图书（使用时间1921-1922年6月），查修法对各语种统一类分（使用时间1922年7月-1930年5月），施法类分中文、日文图书（使用时间1930年5月至1963年）。粗略来讲，老清华分类法的变迁全部围绕中文语种展开。原有的中文书分类法使用不便，就修补或重创新的分类法。于是，中文书分类法从戴法过渡到查修法，从查修法过渡到施法。外文书中的英、法、德、俄、日等除中文之外的所有语种最初一律采用杜威法类分，其中俄文和日文语种图书的分类有所变化。（1）中文书分类在各家分类法转换。杜威法适合类分西文书，对中文书并不适用，已成共识。老清华的中文书与西文书一直是两大分类体系，各自独立，这一状况只有查修法时期是个例外。查修法时期，包括中文古籍和中文新书在内的所有中文书与西文书统一使用查修法类分。查修法之后，施法感受到中文书入西方分类法（杜威法）实在牵强，又不愿在修订杜威法上大费周章，仍旧将中文书从西文书中独立出来。在国内统一中西分类法思潮日盛的情况下，中文书分类的又一次独立并非历史的倒退，而是在尝试过中文书统一入西方分类法行不通后，与中文书分类强入西方分类法思想彻底决裂。之后，真正开启了创立中国本土分类法去统一中西文图书分类的进程。（2）俄文书逐渐从西文图书中独立出来，单独类分。1947年以前，俄文书数量较少，只有百余册，归属西文分类体系与其他西文书混编混排，采用杜威分类法，著者号的选取是将俄文作者姓名或书名转换成英文后，依《卡特著者号码表》给号。俄文书馆藏账目也用英文，与其他西文书一同登记。以索书号为“C*181.1W246D1”的馆藏早期俄文书为例，该书使用杜威法类分，1936年出版。书名页上用铅笔清晰翻译出英文书名、作者等信息。“C”指该书是专论中国事情之西文书[11]；“*”是清华图书馆为杜威类号在机读目录中设置的专用区分符号；“181.1”指该书主题“中国古代哲学家”对应的杜威法类号[10]95；“W246”是依据《卡特著者号码表》按作者英文姓氏给出的著者基础号码；“D1”是为区别同一分类号同一著者号不同种图书的著作号码区分号，取号规则尚待研究，目前的经验是著作号码区分号一般依据书名、作者名、版本、丛书项、出版发行等信息给出。这本俄文书财产号是“73802”，我们在1936年建立的馆藏西文图书账簿中找到了这本用英文登记的俄文书账目，作者WangPih英文书名为《AnessayinChinesephilosophy》。这种分类方式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院系调整后，清华大学开始全面学习苏联高校的办学经验，改用苏联大学的教材。仅1953年一年就购进俄文书11200册，占总购书册数的29%。至1966年，馆藏俄文书已增至近30万册。”[14]212俄文书大量增加，亟须并开始从西文书中分离出来独立组织。“1958年，北京市图书馆委员会成立‘俄文图书卡片联合编辑组’‘西文图书卡片编辑组’，清华大学图书馆参加两个编辑组工作。”[14]208这些信息确认了俄文书独立于西文书编目的事实，当时的俄文书编目已经上升到联合编目层面。据索书号及目录卡片大数据给出的出版时间信息，从1947年开始，主要集中于1947-1960年间，清华图书馆俄文书开始从西文书分类中独立出来的，出现了独立的俄文书卡片目录专柜。独立类分的俄文书仍使用杜威法类分，但著者号采用了《俄文图书著者号码表》，以两位字母打头，第一位字母固定为“P”（取自俄语русский，意为俄国）。（3）日文书从西文书中独立出来，转入中文书分类。早期的日文书与西文书混编混排，一直持续到施廷镛初期。1929年，施廷镛将中西文新书目录分开整理，“中文新书目录”[15]中包含日文书，日文书分类开始向中文书过渡。1930年，《中文编目事务改进近况》[3]对日文书归属中书部做了明确规定：“本馆中书部，除中文图书外，尚包括满蒙藏及日文书。”施法改编完成后，“凡馆中未编目新书各种中日文图书，均照新分类法类分编目”，施法为日文书编著了“日本著者姓氏号码表”，从此日文书正式从西文书中独立出来，进入中文书分类体系。

4分类成果的兴衰变革

投入使用的分类法往往会整理成册供类分组织文献之用，有些会出版发行，广为流传，并会在实体文献上留下印记，比如生成索书号的一部分，这些文献和索书号都属于分类法的分类成果。何为兴？何为衰？笔者认为新法创立后得到广泛和长久的使用并获好评为兴。分类法被废止，分类数据被重编，分类资料丢失不全和分类法逐渐淡出行业视线为衰。分类法的衰落带来分类成果被破坏。毫无疑问，分类成果的兴衰变迁显示着分类法的兴衰，兴衰之间夹杂着思想和经验的传承。老清华图书馆分类法更迭演进，一些记载分类法的资料遗失了，旧时使用过的分类法有些已被新法取代，又经旧书不断重编，实体图书上的分类标识索书号也随之消失。随着分类资料和分类标识的消失，一部分类法消亡了。有的分类法至今虽在使用，也已不再维护，缺乏关注和生命力，实际上是走向了没落。（1）戴法未兴盛便消亡。戴法自发明到不再使用只有一年的时间，生命力极其短暂。实际使用时收到的也大都是一些负面评价。查修法还在创立过程中，戴法已不再使用。待查修法创立完成，戴法类分的图书经重编被查修法替代。学术界对于戴法也鲜有记载和研究。如今，戴法留下的分类成果中最为重要的应该是戴志骞亲撰的《图书馆学术讲稿》，其中有戴志骞分类思想的概要介绍。（2）查修法由盛而衰。戴法消亡了，但戴志骞探索分类法的脚步没有停止，戴法的生命力没有结束。查修传承了戴志骞的思想，将十进制分类法继续用于类分中文图书。“自此法问世后，一般图书馆之已用杜法，以及正欲分类者，颇多采用者，其于中国图书馆界，颇受影响。”[16]显示了查修法于当时中国图书馆界的影响和盛况。查修离开后，查修法没有了后续研究和维护，无法应对新出现的分类问题，开始由盛而衰。自1930年5月起，施廷镛对中文图书重新类分编目，“凡馆中未编之中、日文新书均照新法分类编目，俟将未编目者分编完竣，即将从前照旧分类法编目者，一律改照新法分类重编”[3]。这次重编是清华图书馆历史上一次较大的书目改编。随着这次重编，查修法退出了历史舞台。查修法分类成果伴随着查修法的衰落而遭到了破坏，其中查修法索书号因改编而消失，查修法的重要文献成果《杜威十进法补编》遗失。（3）施法的没落。采集各家精华又经专家修改的施法流行一时，但流传未广，应用也不似同期刘国钧分类法（简称“刘法”）广泛，已知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和首都图书馆有过使用并沿用至今。施法至今仍有使用，但它违背了中外图书统一分类的潮流，加之无人修订，在大型法出现后逐渐没落了。施法没落而不消失的原因很多，对于清华图书馆来说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编目人力不足，无力承担大型图书馆的旧书改编任务。庆幸的是，正是这种无意的保留使施法的实物分类成果索书号及其编目数据保留至今。分类法衰落后带来分类成果的损失已是定数，至今仍在使用的施法同样无法逃避。施法的主要文献成果是《八大类分类表》和《著者号码表》，著者号码表仅存“中国著者姓氏号码表”，“日本著者名姓氏号码表”和以别号、团体、机关、学校等为著者号的附表及同号区别表流失了。另外，记载有清华馆藏古籍图书目录及其书号的《清华大学图书馆中文书目（甲编一）》[4]140（1931年编印）也不见踪影。老清华创制的几种分类法多有变迁，且随着发展都失去了生命力。但在探索分类法的方向上是正确的，明确了中国分类法的发展出路在于创立一套建制完整、实用的中国文献分类法，该法首先要解决中文文献的分类问题，也要能够容纳除中文外的其他语种图书的分类，需要借鉴十进制分类法的分类原则，又不囿于杜威法的分类体系和架构。老清华通过这些探索积累了分类法的创制和使用经验，为后来承担大型法自然科学部分的编制和参与中图法的创制工作奠定了基础。近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五版）使用手册附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分类表与《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五版）类目对照”[17]仍在仿照查修将古籍入十进法的思路和做法。从某种意义上说，老清华分类法的生命力在大型法和中图法中得到了传承。5期刊分类的变革期刊分类变革不可不提的是期刊阶段性出现按杜威法类分给号。《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期刊分类表产生之前，各图书馆往往采用刊名字母、字顺、期刊年代、粗略的主题类分自行安排排架。目前在清华图书馆发现的用于民国期刊的分类排架方法有4种：“P+登录号”“年代+刊名字母顺序”“年代+刊名笔画字顺”“P+杜威法+年代”。严格意义上来说，“P+登录号”“年代+刊名字母顺序”“年代+刊名笔画字顺”是期刊收登和排架法，而非内容分类，无分类号的意义。只有“P+杜威法+年代”是将期刊按内容进行类分，且有类号。期刊按杜威法类分给号确属罕见，这一变革突破了文献体裁形式的束缚，是老清华对于现代期刊分类的一个重要贡献。1923年前后，早在杜威法用于西文期刊分类之前，查修已经设计出了按杜威法类分的中文杂志目录片[13]95，并以中文杂志《太平洋》《东方杂志》《改造（月刊）》为例说明。其中《太平洋》杂志给出的分类号为“R050904”，《东方杂志》分类号为“R050908”，《改造（月刊）》分类号“R050907”。“R”是查修专为非借出类参考书设计的冠号，“050”在杜威法中对应期刊类。查修时期的期刊按杜威法分类，统一归于杜威法“050期刊”类下，并以“R”为冠。老清华的期刊随后进入了使用杜威法按内容对期刊、图书统一类分的时期，按“P+杜威法+年代”给号。同样使用杜威法进行期刊类分，这一时期与查修时期给号方法不同，不再局限于使用载体类型区分的号码类号“050期刊”，而是给出了期刊主题内容的分类号，并在实体期刊上标识，分类思路与图书大体一致。以过刊合订本Americaneconomicreview为例，书脊索书号“P330.5A512e（年代）”。号码结构、归类、制作工艺与馆藏民国时期杜威法类分的西文书完全一致。细查号码中“P”是冠号，该号是老清华用来揭示载体的文献类型为期刊；“330”揭示了此刊主题“经济”类及在杜威法对应的类号为“330”[10]114；“A512”是依据《卡特著者号码表》按刊名第一个单词“American”给出的基础著者号；“e”为区别同类号同著者号不同种期刊的著作号码区分号，由清华图书馆馆藏民国西文期刊分类号数据统计分析该号取自刊名第二个实词“Economics”的首字母；“（年代）”揭示了该期刊出版发行的时间，可具体到年月、卷期。“P”目前最早见于西南联大时期老清华取期刊登录号的办法，“收到新书，均经登录编目，装订期刊自P0二0000号起，俾将来抗战结束，能与旧号衔接”[18]。以此确定字符“P”专门用于期刊登录编目无疑。“P+杜威法+年代”用于期刊合订本，是将期刊合订本当作图书进行类分。每册合订本都有唯一的分类号，既可用于排架，又揭示了期刊的内容、出版发行等信息。使用“P+杜威法+年代”的民国期刊合订本均出版发行于1940年前，期刊脊上均有以字母“P”冠首的索书号。期刊出现类号是近代图书馆学者对于按类类分文献资料思路的认定和灵活运用。期刊等非书资料数据和图书是否统一编排的文献学依据，施廷镛曾在《我对图书馆资料工作中两个问题的意见》中给出了答案：“图书与期刊同属资料的刊物，其差别仅是形式。为了便利检查，期刊论文应与书合并编排。”[4]174杜威法比字顺排序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更加清晰可辨、容易识记，能揭示期刊的内容等文献信息又能用于排架。用于流通最大的好处就是按类汇聚使查找期刊更加方便、快速，与图书统一类分便于读者按类全面求取多种类型文献。但杜威索刊号需要分类编目馆员进行编制，并需要在合订刊中各处进行标识，之后才能交由流通馆员上架。字顺法省略了类分和制作标识两道流程，流通馆员能够自行安排上架，上架前期既省人力又省时间。老清华期刊分类法在1940年后便再未继续使用。老清华摸索出现代期刊分类办法，虽然后来遭到废弃有些可惜，但进步意义仍然不言而喻。

6索书号加工工艺的变革

从现存实物来看，作为分类法主要分类成果之一的索书号，其加工工艺产生了两点明显变化：一是由精致变粗简，二是由手工书写到使用打字设备。（1）由精致变粗简。20世纪40年代前，书脊索书号制作工艺在美学欣赏和工艺匠心方面体现了较高的水平。正如文献记载，查修时期索书号的制作有明确的工艺要求和标准，“书脊上的索书号位于书脊底部边沿上3厘米处，涂高约3厘米的透光漆（Shellac），在漆上工整的手写类号及著者号，再涂第二遍漆”[13]103。民国没有塑质索书号标签，采用透光漆工艺模拟塑封质感。正是由于这套工艺标准，保存了近百年的索书号码今天看来依然清晰可辨、光彩夺目。书脊、内容页用手写，字体为花体，漂亮且工整。所有杜威法图书的全部手写索书号竟然基本做到了字体大小保持均称一致，如机器打印一般，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可见一斑。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杜威法仍在使用，但杜威法索书号制作水平明显不及之前。书脊上的索书号不再覆盖透光漆，索书号字体大小不一，书内容页上的索书号时有时无，有仓促为之的意思，也无美感可言。施法自20世纪30年代启用，其标引的普通中日文图书索书号用白色颜料手写在书脊上空白处，少量楷体书写，笔画工整，绝大部分字体、大小、位置不一，字体粗楞。所有的施法索书号未见到有上漆工艺。民国早期西文书索书号制作精美，有明确的书写位置、大小、字体等制作标准。1940年代起西文书索书号制作流程、水平和工艺逐渐流于粗简。中文书索书号制作工艺则较同期西文书粗简。1940年前后西文书索书号加工工艺的变化与1936年前后中国动荡的国内局势与紧缩的经济条件不无关系。“二十七年春，部令临时大学迁设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在馆工作者仅一人，鲜有成绩”“以现在图书馆编目仍沿用向时旧法分类，以昭一律。馆中人手不足，西文书暂由调往联大图书馆之刘忠藩君公余代编，中文书为数不多，则由本馆夏邦彦君抽暇自编”[17]。社会环境动荡，加之人力物力等条件有限，已影响到了图书分类及分类成果索书号加工制作的细节。中文书索书号的加工水平和变化除了考虑大的社会环境，还有中西图书装帧水平不同带来的一些影响。当然，从由精而粗的变化过程中，不能只看到外因的影响，还要看到工作态度、工作条例和规则的重要性。（2）由手工书写到使用打字设备。20世纪40年代前，书脊上的杜威索书号完全靠手工制作完成，封底书袋和借阅记录条上已经出现了用铅字打印的索书号。“中文打字机字数不够用，且又是直行，不能像用西文打字机那样快。”[13]86查修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分编使用打字机的情况。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杜威法分编的书脊上开始出现打印体的索书号，但字体小且歪斜。20世纪60年代施法编制的书脊上也见到了打印索书号，字体大且规整。受打字机技术影响，老清华采用打印机逐步替代人工手写制作索书号，朝着更加现代快捷的方向发展。施廷镛所述：“西文目录之文字，有打印机之辅助，而中文需端楷誊写，其难易概可想见。”[4]156从中不难看出，人工书写虽然精美，精美的手写字体并非人人都能习得，并且制作起来费工费时，很难做到整齐化一，比较起来打印机则简单快捷。打印机用于索书号的制作是机器时展出来的产物，字迹清晰规整，简化了人工，提升了工作效率，对于索书号和分类目录制作都是种福利。

胡辛传记范文篇10

乾嘉时期（1736-1820年）学者好言“实事求是”，钱大昕尤为突出。这在中国史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史学上的所谓实事求是，仅是指考证方法，还是言史学思想？以往学者常常提到这个词，但并没有深究其底细。

钱大昕治史以考辨著称。二百年来史学界无不推尊他为乾嘉考据史学的巨擘。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我觉得，钱氏在谈记事、著述、考辨、议论时，多次简明地提到“实事求是”，有着多方面的含义，不仅是言考证方法，而且流露出朴素的史学思想，也是作为重大的史识和史德问题提出来的。这实际上是对中国古代“直书”、“实录”论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史学史上突出的成果，并体现了中国古代史学思想一个显著的特点。

现在我提出浅见，希望同道研讨，恳请方家指正。

一、史书传信

钱氏强调史书应当“传信”，而成为信史。这是他对史学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看法。

重经轻史原是中国学术的一个传统，宋明时期尤为明显。钱氏反对重经轻史之论。他指出：“经与史岂有二学哉！”《尚书》、《春秋》“实为史家之权舆”，刘向歆父子《六略》儒家内有《世本》、《太史公书》等等，“初无经史之别”，后来述作多了，需要分类，“而经史始分”，“然而不闻陋史而荣经也”。宋代诸儒讲究心性，影响所及，“则有呵史为玩物丧志者。彼之言曰，经精而史粗也，经正而史杂也”，实乃谬论[1]。他强调，“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1]意谓写史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要留传后世的。因此，他要求“史为传信之书”[2]。要求史书成为信史。这是对史书总的要求，也是要求史书的标准。

史书如果是真正的信史，那它的用处就大了。钱氏指出，只有信史，才能说得上“表古人以为今人之鉴”[3]，才能达到劝善“惩恶之旨”[3]。中国史学向来讲求“劝善惩恶”、“以史为鉴”之功用。真正做到这一点，当然要求史书可信，真实可靠。这样才能使人明辨善恶是非，当作镜子，知其善者而敬仰之、学习之，知其恶者而厌恶之、唾弃之，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认真地为人、为学、为政。中国史学讲求社会功用，首先是考虑为人问题，因为中国人是讲求为人之道的。怎样为人？向历史人物学习就是一条重要的途径。

钱氏说：“表古人以为今人之鉴，俾知贵贱止乎一时，贤否止乎万世，失德者虽贵必黜，修善者虽贱犹荣。”[3]这里的“表”，是指《汉书·古今人表》。此表把古人分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分上中下三品。所分的标准，不是按贵贱高低，而是按人品贤否，缺德的人即使官高位尊，也黜降在下等，贤良的人即使地位卑贱，也荣登于上等。这样，供人学习的历史人物，就不是以贵贱为标准，而是以贤否为尺度，使人们明白应当向贤良者学习。古时的“德”有其历史局限性，这是不能否认的，但任何时候学史做人，总是要以德为准。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在信史的前提下学史做人。

所以，史书是重要的，治史也是重要的。中国历来有重视历史和史学的传统，也有无知历史和轻视史学的妄人。钱氏根据宋代吴曾《能改斋漫录》的内容，写了一条《李彦章言史学》，说到：自崇宁以来，在王氏之学的影响下，只重视经学。李彦章以为只要谈经就行，不必读史，妄言史学一无用处，视史学为“流俗之学”，指学史为“世俗之习”。钱氏讥刺：王学之弊，“至于妄诞无忌惮若此”[2]。钱氏之评，一针见血。重经轻史，为何妄诞？主要是，这种士人学子只知经籍上的一些词句教条，任意发挥，夸夸其谈，不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还可以大言不惭地自谓注意了大道理，自以为高明而不屑于世俗人情。有宋一代，在中国史上有其特点，不无长处，但比起汉唐盛世那种生气勃勃的局面，可谓等而下之，其“积贫积弱”，原因种种，其中恐怕与一些学者士子多不重视历史与史学，不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也不无关系。

钱氏很重视学风与世运的关系，十分强调学习历史和重视史学的重要性。他态度认真地说：“士大夫不可以无学。不殖将落，原氏所以先亡；数典忘祖，籍父所以无后。董昭言：‘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以交游为业。’曹魏所以不永也。史洪肇言：‘但事长枪大剑，安用毛锥？’乾祐所以失国也。蔡京禁人读史，以《通鉴》为元祐学术，宣和所以速祸也。”[2]钱氏在这里列举了周大夫原伯鲁不学，春秋晋大夫籍谈“数典忘祖”，三国魏司徒董昭言当时年轻人“不复以学问为本”，五代后汉史洪肇言“毛锥无用”，宋代蔡京禁人读史，《通鉴》也在禁读之列，共五个史例，说明士子不学，尤其是不学历史，以致败家亡国之祸，原氏之亡，籍氏无后，曹魏不永，后汉失国，北宋沦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可以肯定地说，不学，不学历史，尤其是不能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必定是破家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钱氏之论是很有意义的。强调学史，首先要求写真实的历史，有了真实可信的史书，才有可能学好历史，也才可能实事求是地总结出历史经验教训。

万斯同曾说过：“史之难言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传不显。李翱、曾巩所讥‘魏晋以后，贤奸事迹暗昧而不明，由无迁、固之文’是也。而在今则事之信尤难，盖俗之偷久矣，好恶因心，而毁誉随之，一家之事，言者三人，而其传各异矣，况数百年之久乎？言语可曲附而成，事迹可凿空而搆，其传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闻而书之者，未必有裁别之识也。非论其世知其人而具见其表里，则吾以为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万氏慨叹魏晋以来信史难求，主要是由于治史者“好恶因心，而毁誉随之”，所以才有曲附而成之文，有凿空而搆之事，书法不是直道，裁别又缺鉴识，因而人们如果盲目轻信之，则受枉太多。钱大昕对万氏此言非常赏识，记入了他写的《万先生斯同传》[7]，予以充分肯定。万氏之言，钱氏所传，说明主观唯心主义者写不出信史，换句话说，史之难信，主要是主观唯心主义者作祟。

南宋有个名叫胡宏的学者，号五峰，写了一本80卷的大书《皇王大纪》，所写内容，上起盘古，下迄周末，三皇纪写盘古、天皇、地皇、人皇、有巢、燧人等，五帝纪自伏牺写至尧、舜，三王纪写夏、商、周，博采经传，杂烩一锅，附以己论，毫无考证。竟然有人继踵而为，罗泌《路史》，征引益为奥博。可别小看此道，遗风实在不小。钱氏对胡宏这类人“侈谈空邃古”，讥为“盖好奇而不学之弊”[2]。

二、祛疑指瑕

“祛疑指瑕”、“订讹规过”，是钱氏治史“实事求是”的一大特点。

钱氏谈起考证历史，强调“唯有实事求是”[4]。一者说：“夫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盖以见其善，拾遗规过，匪以齸纥前人，实以开导后学。”[4]再者说：“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去其一非，成其百是，古人可作，当乐有诤友，不乐有佞臣也。”[4]所谓“祛疑”、“指瑕”、“拾遗规过”、“订讹规过”等，都是对于古代史籍“去其一非，成其百是”，使其成为信史，可以传世有用。

在乾嘉时期，“廿二史”（廿四史中的《旧五代史》和《明史》除外）是所谓“正史”，是中国古代史籍的代表。钱氏治史，首先是要利用这些史书。但他觉得，这些史书多多少少存在问题，尤其是其中的《晋书》、《新唐书》、《宋史》、《元史》等，问题很多，后两部史书的毛病尤为严重。他觉得，私人所修的史书，主要取决于撰者的才学识之高低，也有思想意识问题；而官修史书的严重毛病，就在于：(1)众手参差，彼此互异。(2)不谙掌故，知识浅薄。(3)取材不慎，选择不精。(4)上下其手，饰美增恶。(5)《春秋》笔法，自任褒贬。(6)时间仓促，草草了事。(7)主编不才，素餐失职[5]。

钱氏所讥有关正史致误的几点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史家的学术水平和品德，如取材不当，不谙掌故，上下其手，自任褒贬等；一方面是官府修史制度不善，选人多非史才。众手参差不一，主编不才失职，匆匆应付了事等。因此，钱氏觉得，对“廿二史”进行考订，祛疑指瑕，订讹规过，去非存是，使其成为信史，责无旁贷。所以他毕生以很大很多的精力考史，成绩突出，成就很大。

这里简要地举例略谈钱氏考史中几个主要方面。

官制方面。钱氏对于“廿二史”中官制问题考及很多，这里仅举关于西汉的中外朝一例。孟康注《汉书》曾谈到过中外朝问题。钱氏认为孟康之注“最为分明”，并说：“然中外朝之‘外’，汉初盖未之有，武帝始以严助、主父偃辈入值承明，与参谋议，而其秩尚卑；卫青、霍去病虽贵幸，亦未干丞相、御史职事。至昭、宣之世，大将军权兼中外，又置前、后、左、右将军在内朝预闻政事，而由庶僚加侍中、给事中者，俱自托为腹心之臣矣。此西京朝局之变，史家未明言之，读者可推捡而得也。”[6]此言指明两点：一是中朝与外朝之分，始于汉武帝时官小秩卑的严助等参与朝政；一是指明这是西汉“政局之变”。这是很有史识的。自昭、宣之世始，担任大司马和将军的外戚重臣多领尚书事，加上其安插在朝中的侍中等等，权兼中外。

舆地方面。钱氏对于“廿二史”的舆地问题考的也多。他曾说：“读史而不精舆地，譬如瞽之无相也。”[4]这里仅举关于东晋南朝侨州郡加“南”字问题一例。钱氏觉得，“郡县之名，多因山川都邑，至南北朝侨置州郡，而舆地又一变。由是名实混淆，观听眩瞀。”[4]他以为《晋书·地理志》问题很多，所考将近万字，关于侨州郡加“南”字问题尤为所考之重点。他说：“晋南渡后，侨置徐、兖、青诸州，俱不加南字。刘裕灭南燕，收复青、徐故士，乃立北青、北徐州，而侨置之名如故，是时兖境亦收复，不别立北兖州，但以刺史治广陵，或治淮阴，而遥领淮北实郡。义熙（405-418年）末，乃以兖州刺史治滑台，而二兖始分，然侨立之州犹不加‘南’。至永初（420-422年）受禅以后，始诏除‘北’加‘南’。沈休文《州郡志》谓晋成帝立南兖州寄治京口时，又立南青州及并州，此特据后来之名追称之，非当时有南兖、南青之名也。此《志》乃谓成帝后改南兖州，则自郗鉴以后领兖州刺史者。纪传一一可考，曷尝有称南兖者乎？盖唐初史臣误仞宋代追称为晋时本号，著之本史，沿讹者千有余年，至予始觉其谬，愿读史者共审之。”[3]对于这个问题，钱氏不仅在《晋书考异》中提到，在《宋书考异》中也谈了[3]。还写了《晋侨置州郡无南字》[2]，《晋书地理志之误》[7]二文，在《与徐仲圃书》中也着重谈及[4]。钱氏此考，颇为深细，很见工夫，自成一说。但也似存在疑问：晋既侨置州郡之后，徐、兖、青诸州实际上已有南北之分，很可能就产生了较为方便的称谓区分，习惯成自然，初则在口头，继之在笔下，“南”、“北”的冠词就加上了。据《宋书·武帝纪下》“（永初元年八月）诸旧郡县以北为名者，悉除；寓立于南者，听以南为号”的记载，细加分析，“诸旧郡县”在此之前已加有“南”、“北”，只是这时要求悉除“北”而保存“南”，以示区别；“听以南为号”为“听”，不可理解的“始加”，而当理解为“任凭”。拙见只是献疑，尚有待深考。

氏族方面。中国历史悠久，氏族渊源流长。对于氏族，历来颇受重视，但存在不少问题，史书中也往往错谬疏漏。钱氏对于氏族问题颇为注意，他说：“顾州郡、职官，史志尚有专篇，惟氏族而不讲。班氏之《古今人表》散而无纪，欧阳（修）之《宰相世系》偏而不全，思欲贯穿诸史，勤为一书，而衰病遽臻，有志未逮。昔应仲远、王节信之述氏族，皆推本受姓之始。予谓史学与谱学不同，邃古既远，命氏之典久废，汉氏已无姓氏之分，史公于《汉本纪》称‘姓刘氏’，言汉之以氏为姓也。后儒强作解事，谓汉出祁姓，因訾史公之谬。不知项伯、娄敬赐姓，不曰祁而曰刘，此汉制之异于三代也。”他接着说：“予所谓氏族之当明者，但就一代有名之家，辨其支派昭穆，使不相混而已矣。自作史者不明此义，于是有一人而两传，若《唐》之杨朝晟，《宋》之程师孟，《元》之速不台、完者都、石抹也先、重喜者矣；有非其族而强合之，若《宋纪》以余晦为介子者矣；有仞昆弟为祖孙，若《元史》以李伯温为彀子者矣。至于耶律、移刺本一也，而或二之；回回、回鹘本二也，而或一之。氏族之不讲，触处皆成窒碍，此虽卑之无甚高论，实切近而适于用，至于遥遥华胄，始置勿道可尔。”[4]意思是，史书中存在很多氏族问题，应当重视，但不可好古。

钱氏对于“廿二史”等史书中的一些氏族多有考究，这里仅举关于李延寿写氏族人物问题一例；魏晋南北朝崇尚门第，讲求家世，当时及稍后的史书颇染此风。李延寿所撰《南北史》中的人物传，多以家世类叙，不以朝代为限制，有议其失者。钱氏认为，“当时本重门第，类而次之”，“甚得《史记》合传之意，未可轻议其失。”[4]但他又觉得，李延寿对氏族并不很通，乃针对《北史·外戚传》前言“又检杨腾、乙弗绘附之魏末，以备《外戚传》云”，而发论：“乙氏自有家传，[8]绘又无事迹可称，正当类叙，以省繁复，何须别入《外戚》邪？李氏徒见魏澹书有此二人，亟为附益，而不知乙弗氏之即乙氏，乙弗莫瑰之即乙瑰，若以乙弗后与乙瑰两传参校，去其重沓，又以绘附其父瑰之后，庶几简而有法矣。”[3]这就表明，李延寿《南北史》既然以家世类叙，而又对氏族不甚了了。

年代问题。时间是社会历史的基本要素之一，因此治史要注意年代以及中国古代纪年的年号，还有历史人物之活动时代及其生卒年。“廿二史”等史书在这方面是有失误的。钱氏在年代问题上也多有考究，试举关于宋代人洪迈的生卒年问题为例。《宋史·洪迈传》记载：“淳熙改元……明年，再上章告老，进龙图阁学士。寻以端明殿学士致仕，是年卒，年八十。”钱氏觉得这个记载有问题，说：“据《传》文，似淳熙二年告老，即以其年卒。今考之，不特‘淳熙’字误（按：当是‘绍熙’），即谓卒于绍熙二年（1191年）亦误也。”据他考究，“《容斋三笔》成于庆元二年（1196年）六月，其序云：‘予以会稽解还里，于今六年，年令之运，逾七望八。’则是庆元二年丙辰，迈年尚未盈八十也。据《续笔》云，乾道己酉（1169年），年四十七。迈既寿至八十，其卒当在嘉泰二年壬戌（1202年）矣。”[3]这是依据洪迈《容斋随笔》的材料，考明洪迈的卒年。这来自第一手资料，是完全可靠可信的。所以今人已信服其考，采用其成果。

天文历算问题。钱氏学兼中西，通天文历算，于“廿二史”中的《天文》、《历》等志及历来历法，多有考究及成果，为世所取资应用。他的专著《三统术衍》三卷，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里仅举其考究《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干支问题一例。今本《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有干支，如经行第一格“庚申”，第二格“周，共和元年”；最后经行第一格“甲子”，第二格“四十三，敬王崩。”钱氏认为：“史公以汉太初元年，岁在焉逢摄提格，据此上推，共和之元，不值庚申；且汉人言太初百四十四而超一辰，不皆依六十之序，故史公作表有年岁而无干支，此表“庚申”、“甲子”、“甲戌”之类，盖徐广所注，非《史记》本文。”[3]关于这个问题，他再三申论，《十驾斋养新录》卷6《十二诸侯年表》条，《廿二史考异》卷68《宋书·律历志》条，《潜研堂集》卷36《答孙渊如观察书》等，也都表述了这个看法。钱氏经过考证，推断《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本无干支，今本的干支是裴駰采徐广注附入，后人遂误以为正文，其主要理由是两点：(1)古人以岁星纪年，有超辰之法，司马迁不可能推断共和元年为“庚申”；(2)《史记》之《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皆无干支，在此二表前的《十二诸侯年表》也不可能有干支。此考是牢靠的，其说可信。按：今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在“共和元年”下，有裴駰《集解》：“徐广曰：‘自共和元年，岁在庚申，讫敬王四十三年，凡三百六十五年，共和在春秋前一百一十九年’。”在“四十三年，敬王崩”下，裴駰《集解》：“徐广曰：‘岁在甲子。’”由此也可见钱氏推断的正确性。

从上述有关官制、舆地、氏族、年代、历算等问题的考究，可见钱氏祛疑指瑕、订讹规过之一斑，足证其考史的工夫及实事求是的思想。

三、专题考究

钱氏“实事求是”史学的特点与工力，主要表现在“祛疑指瑕”上的专题考究。

所谓专题，是指专门研讨的题目。专题考究往往可见作者对某些历史问题的专注及其考究的深度和水平。钱氏考史，有些方面可谓专题考究，如：

秦郡考辨（见《潜研堂集》卷16，《秦三十六郡考》、《秦四十郡辨》）。岁星纪年法考（见《潜研堂集》卷16，《太阴太岁考》）。西汉百三郡国考（见《潜研堂集》卷16，《汉百三郡国考》）。西汉侯国考（见《廿二史考异》卷9，《侯国考》）。三统术考释（见《三统术衍》、《三统术钤》）。《三国志注》引书考（见《廿二史考异》卷15，《三国志一》）。东晋侨州郡加“南”字考，上文已谈。唐宋的大学士与学士考（见《十驾斋养新录》卷10，《大学士》条；《潜研堂集》卷28，《跋中兴学士院提名》）。宋奉使诸臣年表（见《廿二史考异》卷83，《辽史》）。《宋志》五等封国考（见《诸史拾遗》卷2）。元艺文志考（见《元史艺文志》4卷；《十驾斋养新录》卷14，《元艺文志》条）。元氏族考（见《元史氏族表》3卷）。《通鉴注》考辨（见《通鉴注辨正》2卷；《潜研堂集》卷28，《跋资治通鉴》、《跋通鉴释文》）。

像这种专题考究，在钱氏著作中还有一些，有的在本文前面已提到，有的也不必一一罗列。

现在接其专题考究的内容，举几例以说明之。

关于唐宋学士。两《唐书》和《宋史》有《职官志》或《百官志》记及大学士与学士，但欠明细。钱氏在《大学士》中写道：“《唐书·百官志》：修文馆（后改昭文馆），景龙二年始置大学士四人，以象四时，学士八人，以象八节，直学士十二人，以象十二时。此大学士设官之始。（……）李峤、宗楚客、赵彦昭、韦嗣立，皆宰相也。天宝二载，崇贤馆置大学士二人，以宰相为之。至德二年，置集贤院大学士。贞元四年，罢崇元馆、集贤院大学士（崇元即崇贤也）。按《张说传》，始帝欲授说大学士，辞曰：学士本无大称，中宗崇宠大臣，乃有之，臣不敢以为称。说时为集贤院学士也。《李泌传》：加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泌建言，学士加大，始中宗时，乃张说为之，固辞。至崔圆复为大学士，亦引泌为誏而止。此《泌传》之误。盖集贤之置大学士，始于崔圆，正在至德二载，而贞元四年学士去大字，则由于泌之请耳。然自元和以后，宰相兼弘文馆、集贤殿大学士，率以为常，鲜有如张、李二公之能誏者矣。宋初昭文馆、集贤殿大学士，皆宰相领之，盖沿唐五代之旧。其后置观之殿、资政殿大学士，虽不任事，亦以前宰执充，余官不得预焉。明代始专以殿阁大学士为宰辅之官，然秩止五品。国朝始升为正一品。”[2]此以简洁的文字，有条不紊地写出了唐宋至于明清大学士的情况及各代不同之点。在其《跋中兴学士院题名》一文中，谈了唐宋学士的员额多少，唐与宋初为“六学士”，元丰以后员额减少，指出元丰改制与此有密切关系[4]。

关于西汉侯国考。《汉书》中，不仅《王子侯表》、《外戚恩泽侯表》，就是《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都是记及侯国的，但所载欠全面，有疏漏。钱氏的《汉书考异》共四卷，其中《侯国考》占了一卷，可见其注重点。他说：“汉制，列侯所食邑为侯国。西京侯者，封户有多有少，所食或仅一县，或止一乡一亭，皆以侯国称之，如陈平封阳武之户牖乡，公孙丞相封高成之平津乡……所食不过一乡，皆别于县，而自为侯国。恩有降杀，秩无尊卑也。后汉始定为都乡侯、乡侯、都亭侯、亭侯之差，于是有侯而不为国矣。”这是先考明侯国与县的区别，侯在前汉与后汉的不同。又说：“高祖之世，功臣侯者百五十余人，其封邑所在，班孟坚已不能言之，武昭以后侯者，盖疑而阙之，或转写脱去也。《地理志》载侯国，皆据当时见存者；若中山之曲逆，陈平所封……《志》不云侯国者，其时国已除也。考：哀平间侯国，《志》皆不书，《王子侯表》堂乡以下十一侯，《恩泽侯表》殷绍嘉以下三侯，皆成帝绥和以后所封，而《志》亦不之及，然则《志》所书侯国，盖终于成帝元延之末，惟博山一侯，或后人增加也。”这是考明《汉书·地理志》对西汉一代侯国或书或缺或不书的情况。再说：“《志》称侯国二百四十一，今数之，止百九十有四。予证之诸表，各标其始封姓名；又补《志》之失注者二十五人。后之读史者，庶有取焉。”这是说明他的此表的要点。接着，就是分郡列出侯国，注明侯者，或稍加说明。最后，还谈了这么个问题，或问：“侯国例不属于诸侯王，故王子而侯者，必别属汉郡，广平、信都亦诸侯王国也，而得有侯国，何故？”钱氏曰：“班《志》郡国之名，以元始二年户口籍为断，其侯国之名，则以成帝元延之末为断。元延之世，广平、信都皆郡也，非国也。国已除为郡，则从前之改属他郡者复还其旧。迨哀帝建平中，复置此二国，则侯国必仍改属他郡，特史家不能一一载之尔！试观广平领县十六，而户止二万七千有奇，信都领县十七，而户止六万五千有奇，以附近郡国准之，不应县多而户少乃尔，盖改郡为国之后，未必仍领若干县也。”[3]这是说，西汉一代郡国往往变动，侯国属郡而不属王国，所以出现了一些曲折复杂的情况。由此可见，钱氏考究西汉侯国至深至细。

关于元代氏族考。《元史》有《后妃》、《宗族世系》、《诸王》、《诸公主》、《三王》等表及《宰相年表》，而无氏族表。然元代的氏族问题颇为复杂，《元史》中的氏族问题疏误又多。为此，钱氏特新撰《元史氏族表》（三卷）专著。钱氏在《跋元氏略》文中谈到：“考氏族于辽金难矣，而于元尤难。辽惟耶律、萧两族，金虽有白号、黑号之别，然系姓于名，犹不至混淆。元之蒙古七十二种，色目三十一种，但以名行，不兼称氏，读史者病焉。”[4]又说：“稽氏族于金元之际，难矣。金制系氏于名，元则名与氏不相属，公私称谓有名无氏，故考稽尤难。吴师道言，今之蒙古、色目，虽族属有分而姓氏不并立，但以名行，贵贱混淆，前后复杂，国家未有定制。盖在当时固病其称名之淆，易代而后，并族属皆失之矣。有似异而实同者，克列之即怯薛，许兀慎之即旭申，散术触之即珊竹，葛逻禄之即合鲁，是也。有似同而实异者，回鹘之与回回也。陶九成所载蒙古七十二种，色目三十一种，其见于史者仅十之三四，而译字无正音，纪载互异。”[9]的确如此。不仅一般读史者对于元代氏族问题感到搞不明白，就是有些涉足于此者，也往往不大清楚，明修《元史》就有不少疏误，万循初所撰《元氏略》也有以一人“折而为二”，有二人“疑以为一”，以名“误以为氏”等情况[4]。为了考明元代氏族，钱氏迎难而上，创制了《元史氏族表》三卷。他是仿《唐书·宰相世系表》之例，“取其谱系可考者”，而“列为表”、“疑者阙之”[9]。钱氏的学生黄锺说：“《元史》纰谬颇多，如速不台即雪不台，完者都即完者拔都，不抹也先即石抹阿辛，皆一人两传；阿拉赤、忽剌出、昂吉儿、重喜、阿术鲁、谭澄六人皆附传之外，别有专传，为后来读史者所讥。先生尝欲别为编次，以成一代信史……先生属稿始于乾隆癸酉（1753年）七月，成于庚子（1780年）五月，几及三十年，其用力可谓勤已……先生广搜博采正史杂史之外，兼及碑刻、文集、题名录等书，考其得失，审其异同，一一表而出之，而后昭然如白黑分矣。”[9]这说明了钱氏写书的用心、甘苦和成绩，令人信服。

关于宋奉使诸臣年表。《辽史》有《世表》、《皇子表》、《属国表》等等八表，没有宋奉使诸臣表。钱氏根据《宋史》、《辽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籍材料，加以考究，比较大的篇幅，新编成《宋奉使诸臣年表》一篇，详细地记述宋开宝八年（辽保宁七年，即公元975年），至于宋宣和四年（辽保大二年，即公元1122年），共148年间北宋诸臣奉使于辽的大事纪年。宋开宝八年三月，契丹“始遣使来聘”，七月，宋使郝崇信、吕端“使契丹”。于是宋辽交往日益频繁。到了宋宣和四年正月，“辽主弃中京出奔，自是使命遂绝”[3]。可见此表记载了宋辽关系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很有历史价值的。在《廿二史考异》中，《辽史考异》仅第83卷这一卷，而《宋奉使诸臣年表》就占了这卷的三分之二的篇幅，就此也可见钱氏注意之重点。

关于《三统术》考释。西汉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刘歆将《太初历》改编为《三统历》，其中附有说明《春秋》与古史的《三统历谱》。班固将其采入《汉书·律历志》。后来，《太初历》失传了，《三统历》因记载于《汉书》得以流传下来，成为我国史籍上第一部有完整记载的历法。钱氏对历算学和历算史颇有学养，于“廿二史”中的历算问题多有考究，他知道推步术（即推算历法的方法）见于“廿四史志”者，以《汉志》刘歆《三统术》为最古，又知历来注解《汉书》者对此往往“言之不详”，或“妄下雌黄”，或“识见浅陋”，没有深入寻究，慨叹：“于是三统之术承误袭伪，无能是正，存而亡者千有余年矣。”他乃着手考究《三统术》，“广采诸家，复申己义”，“祗就本法论之，其法之密与疏固不瑕论及”，撰成《三统术衍》三卷，又《三统术钤》一卷，目的在于“悯古法之陵夷，示来学之楷则”[10]。李锐回忆其师钱大昕于紫阳书院教授算学及古代历算，并以《三统术衍》、《钤》为教材，授而诲之曰：“刘歆《三统术》为步算最古之书，汉末大儒如郑康成辈咸通其学。是书衍说，词虽浅近，然循是而习之，一隅三反，则古今推步之原流，不难一一会通其故也。”[11]这是对钱氏之学深有体会之言。其书对《三统术》及古代历算问题的解释，具有很多的历算知识（当然也有缺点失误），可以说为后世考究此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阮元、钱塘等学者对此书都很称赞。阮元特别肯定钱氏知道古代超辰之术，“据歆考文，决知太初改元，太岁当在丙子，而非丁丑，此尤千古卓识。”[10]钱塘曾向大昕“请而习之”，曾谈到此书对《三统术》“推而明之，其钧摘隐舆，刻剔舛讹，如与子骏（刘歆字）面质其然否而论定之者，而韦昭、杜预、孔颖达诸家训释经传之说，皆有以决其牴牾。”认为其书问世，“遂可以人人通知历术而无难。”[11]应当承认，钱氏对《三统术》的专题研究，是有很大价值的。

关于《元史艺文志》。《元史》有《天文》、《五行》等等十三志，而无艺文志。明清学者颇有注意收录元代艺文者，并有学者补作之。钱氏继起，着意补作《元史艺文志》。不仅收录元人著作远远超过前人（注：如倪灿、卢文绍《补辽金元艺文志》著录元代者1900种，钱书约2900种。），而且经过考究，大大提高了准确性。他曾谈及此事的艰辛与心得，说：“予补撰《元艺文志》，所见元明诸家文集志乘小说，无虑数百种，而于焦氏《经籍志》、黄氏《千顷堂书目》、倪氏《补金元艺文》、陆氏《续经籍考》、朱氏《经义考》，采获颇多，其中亦多潙踳不可据者。”[2]因此，他对于前人成果费了一番考究工夫，取是舍非，指瑕存真，所以他又说，对于前人成果“潙踳)可据者”，“略举数事，以例其余，非敢指前人之瑕疵，或者别裁苦心，偶有一得耳。”[2]于是，他列举心得25例，指出诸家考录之误。这里选其数例于下：

“郝经《玉衡贞观》，黄、倪两家俱入故事类。此书有自序，见《陵川集》。《山西通志》列于天文类，今从之。”按：此言黄、倪两家分类之误。

“郑起潜《声律关键》八卷，黄、倪俱以为元人。按：起潜南宋人，淳祐中直学士院，不当在元人之列。”按：此言黄、倪两家以宋人为元人。还有几条，指出黄氏、倪氏多以宋人为元人，以宋书为元书。

“王元堂《春秋谳义》十二卷，前有于文传序。元堂，吴江人，与文传同郡。黄氏于春秋类别有于文传《春秋谳义》十二卷，显系重出。（《苏州府志·艺文》亦承黄氏之误。）”按：此言黄氏重出之误。

“《来鹤亭诗》、《既白轩稿》、《竹洲归田稿》，皆吕诚作，今《苏州府志》以为吴肃。”按：此言《苏州府志》人名之误。又列条指出黄、倪两家也有人名之误。

“焦竑(12)《志》以移剌楚材与耶律楚材为二人，周权与周衡亦为二人，揭係斯与揭曼硕亦重出。”按：此言焦氏记人名一分为二或重出之误。

“倪《志》有孔元祚《孔氏续录》五册，注云：‘孔子五十一代孙。’予尝见元初刻本，名《孔庭广记》十二卷，乃孔子五十一代袭封衍圣公元措所撰，盖即是书。改‘措’为‘祚’，音之＠⑩耳。其书实五册。”按：此言倪书的书名、人名皆有误。

“尤侗撰《明史·艺文志稿》，收朱公迁、史伯璿(14)、程端礼、王恽、杨元孚、王桢、张养浩、李冶、范椁、周伯琦、陆辅之、李存、吴海，皆以为明人。”[2]此言尤侗有以元人为明人者。

由此可见，钱氏专题考究之认真细致，并遵循实事求是精神。

四、直书纪实

对于撰写历史，钱氏强调“直书其事”、“纪实”，反对曲笔讳饰及《春秋》褒贬笔法。

记事是史学的基础，是第一位的事，所以要求“据事直书”，这是基本的先决的条件。自唐宋至于明代，有些学者，如欧阳修等辈，好《春秋》笔法，甚至任情褒贬，形成风气，故郑樵有炊妇饶舌之讥。钱大昕有鉴于此，又身处乾嘉考据成风的氛围，本身又是考史大家，故对于玩弄《春秋》笔法那一套，即使是对于欧阳修那样的大学者，也不予恭维，而是直言批评，尤其是对空洞之论多加讥刺。比如，他说：“欧公本纪（按：指《新唐书》的本纪），颇慕《春秋》褒贬之法，而其病即在此。”[2]又说：“欧阳公《五代史》自谓窃取《春秋》之义，然其病正在乎学《春秋》。”[2]

钱氏写有《春秋论》两文[4]。这是他的史学论的重要篇章。他首先说：“《春秋》褒善贬恶之书也。其褒贬奈何？直书其事，使人之善恶之所隐而已矣。”这是说，《春秋》的褒贬态度和方法，就是“直书其事”，善恶不隐，使读者了解真实。又说：“记其实于《春秋》，俾其恶不没于后世，是之谓褒贬之正也。”褒贬之正，就是“记实”。换句话说，记事不实，那个褒贬就是不正，就是胡搞。后人有学《春秋》者，说“小人曰死”，书“死”就是贬辞。钱氏指出，“古书未有以死为贬辞者”，《尚书》书舜“陟方乃死”，孔子说过“予将殆死也”，《论语》屡书颜子之死，《庄子》书“老聃死”，舜、孔子、老子、颜子等都是古之贤人君子，都书其死，可见书死“皆非贬辞也”。因此，钱氏认为，对待历史人物，直书其事即可，不要在书“死”、“卒”等字眼上做文章，“上下其事”，如同法吏搞“舞文之术”；如果予夺之际，殊未得其平，而适足以启后人之争端”[4]。

他又举出史例，说：以前唐代吴兢撰《天后〈武则天〉本纪》，置于唐高宗之下，而沈既济“非之”（注：按：沈既济一度任唐朝史馆修撰，曾修《建中实录》，已佚。），以为不当为武后立纪，“当合于《中宗纪》”，并且引《春秋》“公在乾侯”之例，要求在《中宗纪》内“每岁书‘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纪称中宗，而事述武后。这种做法，冠冕堂皇的道理是“所以正名而尊王室也”。这种说法，当时没有被采纳。到了朱熹的《通鉴纲目》问世，始采其说，其书“每岁曾书帝所在，又嫌用武后纪元，秘虚引嗣圣年号，自二年讫二十一年，至神龙反正为止”。按：唐中宗嗣圣年号，仅一个元年（684年），次年为唐睿宗文明元年（685年），再就是武则天自称皇帝以后的光宅、垂拱、永昌、载初、天授、如意、长寿、延载、证圣、天册万岁、万岁登封、万岁通天、神功、圣历、久视、大足等年号，直到神龙元年（705年）武则天将死，张柬之等拥中宗复位，改元神龙。钱氏对朱熹的写史之法，讥曰：“于是唐无君而有君，中宗无年号而有年号”。后儒有“推衍其例”者，竟然“有议引汉孺子婴居摄之号，而屈王莽纪元，以存刘氏之统者”。史实是，汉孺子婴在位，已是王莽掌握大权，一手遮天，后来干脆自称皇帝，建新改元，有始建国、天凤、地皇等年号。钱氏对这种无视历史事实的用心和做法，讥之曰：“此亦极笔削之苦心，而称补天之妙手矣！”所以他严正申明：“谓如此而合于《春秋》之指，则愚窃未敢以为然也。”[4]他只主张直书，对于那种笔削之苦心、补天之妙手，决不会苟同，而是坚决反对的。接着，钱氏对《春秋》“公在乾侯”作了分析，认为有一定的事实根据，而沈氏之议，《纲目》之书，乃大谬不然。

有人提问：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如果说是“当时之乱贼惧”，那早在《春秋》之前就有史臣直书赵盾、崔杼弑君之事；如果说的“后代之乱贼”，则《春秋》以后，乱贼不绝于史，孟子的话是不是“大而夸”？钱氏回答：孟子所言的用意是“防其未然，非刺其已然”。他举出《春秋》三传记述乱贼之许多事，说明主要是提供后人鉴戒。他说：“圣人修《春秋》，述王道以戒后世，……若夫篡弑已成，据事而书之，良史之职耳，非所谓‘其义则窃取之’者也。秦汉以后，乱贼不绝于史，由上之人无以《春秋》之事见诸行事故尔，故惟孟子能知《春秋》。”[4]这话的意思，还是强调“据事直书”，以供后人鉴戒，而不是在修史上做什么义法的大文章。

修史者由于种种原因，任意饰美增恶，颠倒是非之事往往存在。钱氏对此非常反感，指责其短。试举几例：

唐人姚思廉修史有不直之处，《陈书·高祖纪下》记载：永定二年（558年）四月，“江阴王薨”。钱氏指出：“梁敬帝之弑，《陈史》但书‘薨’。《南史》易‘薨’为‘殂’，而以《陈志》系之。又《衡阳王昌传》：天嘉元年（560年）三月，入境，诏令主书舍人缘道迎接，景子济江于中流，船坏，以溺薨。《南史》则云：济江于中流，殒之，使以溺告。延寿直笔，胜于思廉远矣。”[3]

钱氏依据《徐州都督房彦谦碑》，有“彦谦迁郡司马，寻以州废解任”的内容，联想到《隋书·房彦谦传》“彦谦知王纲不振，遂去官”的记载，乃指出：《隋书》本传所论，“史家之饰词也”。如果房彦谦知王纲不振而去官，“何以复应司隶刺史之召，且为泾阳令乎？”接着，钱氏还指出史家饰词之故，说：“唐初史臣，以玄龄（按：彦谦之子，唐初大臣）之故，为其父立佳传。读其文，似子姓所述行状，未必皆实录。……盖史家因玄龄之说而傅会之，以是归美其亲而已。”[12]这是继刘知几《史通》批评唐初史臣为父祖立佳传之后，以金石文论证唐初史臣修史曲笔，很有参考价值。

根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记载，钱氏指出《宋史》所记张浚对待李纲很成问题，说：“纲罢相在建炎元年(1127)七月，其落职在是年十月（原注：落职者，削观文殿大学士之职也。），鄂州居住在是年十一月，皆出殿中侍御史张浚之论劾，史于《浚传》既讳而不言，此传但于罢相时一言浚劾，余亦略不及之，盖史家为张护短，非直笔也。……浚于纲罢相之后，抨击不已，甚至指为国贼；又谓纲于蔡氏门人，虽误事乱政，力加荐引，非窜殛不足以靖天下，而于汪、黄之奸邪，则缄口不言，斯诚变乱黑白之甚者矣。”[3]

钱氏又举《宋史·张浚传》所载“连日南军小不利，忽牒报敌兵大至，显忠夜引归，浚上书待罪”为例，指出：“符离之败，陵阳李伯微甫载其事甚详，云符离之役，军资器械，失亡殆尽。……浚有恢复之志，而无恢复之才，平居好大言，以忠义自许，轻用大众，为侥幸之举，故苏云卿料其无成。史家以其子为道学宗（按：指张栻），因于浚多溢美之辞，符离之败但云‘南军小不利’而已，岂信史乎？”[3]可见，钱氏表扬直书，而反对曲笔。他认为颠倒是非，溢美饰非的做法，不是直笔，不是信史。他讥刺：“上下其手”，手段恶劣，也是“无识”的表现[3]。同时，钱氏也反对有的史家对历史人物“增饰”[4]。所谓增饰，即涂脂抹粉。写史传人，笔头生花，也非信史。

依据《太师太平王德胜庙碑》，钱氏论及《元史》之不直。他叹道：“呜呼！天历之君臣乘国有天丧，大都空虚，挟其权谋诈力，以夺人主之嫡嗣，虑天下议其后，因诬晋邸以恶名，而当时倾危阿附之徒作为文词，大书深刻，谓奉天时以致天讨。然万世之公论俱在，其可欺乎？《元史》于泰定、天历之间多徇曲笔。”[12]

钱氏强调：“史家纪事，惟在不虚美，不隐恶，据事直书，是非自见；若各出新意，掉弄一两字以为褒贬，是治丝而棼之也。”[2]意思是，史家纪事，首要的是直书纪实，不能随心所欲，耍新花招，玩小聪明。钱氏此论，缘于宋吕夏卿《唐书直笔新例》而发。吕夏卿于宋仁宗朝曾预修《唐书》，故有此作。钱氏将其书与《新唐书》对照观之，觉得“殊不相应”，指出“夏卿虽有此议，而欧（阳修）、宋（祁）两公未之许也”。接着又说：“欧公本纪，颇慕《春秋》褒贬之法，而其病即在此。夏卿《新例》益复烦碎非体。”[2]

有人认为，据事直书，写了当代君王的短处或不体面的事，有“谤书”之嫌。钱氏则认为，据事直书君短，不等于诽谤。他说：司马迁著《史记》，“成一家言”，有人“以谤书短之”，这是不了解他著作之旨。并说：“史家以不虚美、不隐恶为良，美恶不掩，各从其实，何名为谤？”[4]对于君王、有的奉为圣明，当作神灵，以为只能颂扬，不能轻议是非；而直书实录论者则以为，无论何人何事，皆当直书其事，明其是非，显其优劣。钱氏是否定前者而肯定后者的。他以为，司马迁著《史记》，总的说来是“尊汉”，但也写了不少景武之世的缺点错误，这是“实录”，不是诽谤，明确地否定了“谤书”之说[4]。

钱氏曾参与乾隆年间官修《续通志》，写了一篇《续通志列传总叙》，提出编撰史传的准则，主要的是“实事求是”、“悉从其实”[4]。

应当指出，钱氏应人请求，写了不少墓志铭、人物传、家传行状，等等[4]，其中大多是扬善隐恶，难免有过甚之词，甚至有不实之处。但就其写当代一些学者之传来看，基本上是抓住了要点和特点的，记述中寓论断，或有点睛之笔。其写阎若璩，曰“平生长于考辨”；写胡渭，曰“笃志经义，尤精于舆地之学”；写万斯同，曰“博通诸史，尤熟于明代掌故”；写惠士奇，曰“晚岁尤邃于经学”；写惠栋，曰“年五十后，专心经学，尤邃于《易》”；写江永，曰“读书好深思，长于比勘，于步算、钟律、声韵尤明”；写戴震，曰“实事求是”，“其学长于考辨”；写钱塘，曰“考辨精到，议论风生”[4]，都是切实适当之笔，无好恶抑扬、怀私褒贬之意。非真正了解写作的对象，是不能作出这样朴实可信的人物评价的。

钱氏曾撰《记侯、黄两忠节公事》一文[4]，记述明末嘉定事件始末，具体真实，使得义军英勇壮烈，清军屠杀酷虐，形成鲜明对比。作者未置一字之评，然叙事中实有思想倾向。这就是他所强调的“直书其事”乃“褒贬之正”的具体表现。他在另一文中提到“黄忠节公文章气节，照映千古”[4]，这足以旁证他记侯、黄领导嘉定民众抗清的事件，是充分肯定其正义性的。

如果要说钱氏所写《记侯、黄两忠节公事》，是在乾隆（1736-1795年）年间普遍给明末抗清死难者赐谥以后，虽然是据事直书，是非已显然，已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话，那么，他所撰《记加征卫运军行月粮始末》[4]，直书不曲，用意显豁，就更耐人寻味了。它记述，江宁卫运军凭借权势，欲加征嘉定县月行粮，以发横财或供挥霍。县民申诉，反对这种不法的盘剥行为。知县潘师质也持反对态度，拒不征收。结果上级压下级，权大的欺权小的或无权的，潘知县下狱屈死，县民为首者倪拱辰、陆德秀被捕重刑身亡。倪氏申诉有这样的话：“以不堪加之具，出不应派之粮，供不应给之卫，敲骨吸髓，徒资群蠹瓜分、酗酒、陆博之资，民实不服。”潘知县曰：“何用加行粮为！”故而抗拒。钱氏写到倪、陆两人惨死，“县人陆时隆作《二义传》”[4]，戛然而止。细读此文，作者钱大昕的直书纪实，揭示是非，其思想倾向至为显然。其揭露江宁卫运军横征暴敛的恶行，同情潘知县的被害，首肯县民为首者倪、黄两人为义士，都跃然纸上，实寓论于史。

直书纪实，即纪事实事求是，确实是治史基本的首要的标准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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