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范文10篇

互文性范文篇1

论文摘要：互文性是20世纪由德国翻译家JuliaKristeva提出的。这一理论在翻译中的并不太多，文章从互文性的定义出发，论述了其在习语翻译中的具体运用。

一、概述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指文本间的相互关系。它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存在与文本之内的相互关系（内互文性）；第二类是存在于不同文本间的关系（外互文性）；第三类是通过滑稽模仿提出相反观点的反互文性指涉。

JuliaKristeva于1969年首先提出这一概念。她认为互文性即包括文本之间空间的组合关系，又包括此时文本与彼时文本在时间上的聚合关系，它体现空间与时间、历时与共时的统一。在分类方面，Hatin和Mason将互文性分为积极互文性和消极互文性两种。当互文性能引发超越文本之外的知识和价值系时称为积极互文性；只是为了让文本连贯时称为消极互性。

习语是英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在功能上相当于一个单位，其意义不能从各个组成部分得出。习语大部分情况下是固定结构，并且有的结构违反正常的语法规则，但同时习语的意义具有可分析性，但同时由于源语与目的语间的文化差异而造成了它的不可译性。

二、互文性的类别分析

在前面曾提到过互文性分为积极互文性和消极互文性两种。现举例说明：

Taiwan－sofarattimes,butgettingcloser.InSeptember98,weheldourfirstannualTaiwan-Xiamenfishingcontest.Andafterwards,likefishermentheworldover,bothsidesheadedhometoexaggeratethesizeoftheircatchesandbemoanthebigonesthatgotaway.

Itwasnicetoseebothsidesanglinginsteadofwrangling.They’refamilyafterall.ButweLaowaiareanotherkettleoffish.

句尾的“anotherkettleoffish”的应用不仅是形容在台湾和大陆的交往过程中扮演旁观者的人，而且可以形容并不介入其中的外国人。“fish”一词既是对上一段关于“fishingcontest”的描述的照应，又是为下一段中继续描写外国人做出一个灵巧的过渡，可谓是承上启下，达到了使文本连贯的目的。“fish”一词体现了消极互文性,两次出现。

另外，在“Wehopeyouwillenjoyourenchantingisland，whichforcenturieshaswovenherspelloverLaowaiandLaoneialikewithherbalmyclimate,herrollinggreenhillsdottedwithgardensandpagodasandtemples,and…”这句中，没有阅读前文本的读者不一定能意会到Laowai和Laonei的意思。其实前文已经给出了说明：

GetusedtohearingLaowai.It’sChinesefor“venerableoutsider”or“foreigner”.Ioftenrespondwithmyownterm,Laonei!Or“venerableinsider”.

这被称为内互文性。

“SowheninRome,wearasandwichbag.”这句话则是对内互文性和外互文性的双重体现。

三、互文性的实际运用

英、汉民族文化有很大差异，但并不是说它们之间就没有共同成分。两族人民在观察同一事物时，也往往产生相同的认识和感想，这也体现了文化之间的包容性，反映在习语翻译方面就可以在某种意义上用互文性来处理。

在研究颜色词混合习语里的应用时，我们强调了它们的文化差异，但也应注意到它们也有许多共同之处，看到差异的同时，也应注意到民族文化也有相同的一面。比如汉民族把红色当作“喜事”、“热闹”、“吉利”的象征，而在英美民族里“红”也有某些相同的象征意义。

hangoutthewhiteflag认输/投降

whitelie善意的谎言

swearblackiswhite颠倒黑白/强词夺理

pink-eyed嫉妒

以上的几个例子中，第一个里面的白色同汉语中的“白旗”有着几乎相同的比喻含义，所以可以运用内互文性来处理它。第二个里面的“white”在英语中的比喻含义在汉语中是没有的，所以这时同样使用内互文性来处理这个习语的翻译。

翻译界所提倡的直译法在习语翻译中使用的非常多，它就是在不违背汉语语言规范的前提下，尽可能将英语习语的民族特点和地方色彩真实地、形象地体现出来。采用直译加上互文性的运用，可以处理那些英语和汉语在习语的比喻和形象方面基本相同的部分。

tobemindfulofpersonalgainsandlosses患得患失

tobeonthinice如履薄冰

Misfortunesnevercomesingly.祸不单行

toturnablindeyeto熟视无睹

Wallshaveears.隔墙有耳

韦勒克在《文学理论》第十五章中曾讲到“意象、隐喻、象征、神话”四个概念，他认为：“意象是一个既属于心理学，又属于文学研究的题目。”其实，意象是通过语句构图的能力，是语句中的关键词汇。读者读到词语会产生词语联想。会联想到词所指本身。也会联想到这个物象在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和特殊意义。而有些习语还含有比喻意义、象征意义或是历史典故等等，在翻译的时候如果采用加注的方法，便会让这个翻译太过累赘，特别是在口语中很难做到顺畅和快速。如果这时用互文性，借用英语与汉语中都有的并且相通的意象来翻译这种比喻，那么就能高效地达到翻译目的了。

ablotfromtheblue晴天霹雳

adropintheocean沧海一粟

atsixesandsevens乱七八糟

toburntheboat破釜沉舟

tofishintheair水中捞月

Loveme,lovemydog.爱屋及乌

Manproposes,Goddisposes.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toshowone’struecolors原形毕露

tospendmoneylikewater挥金如土

四、译者的能力和任务

由以上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缺乏足够的两种文化的了解就无法正确完整的传达作者的原有意图。所以译者在面对翻译文本时一定要认真揣摩，处理好互文段落。根据HatingMason的观点，在互文文本面前，译者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寻找互文性标记，然后寻根溯源，找到互文性标记所在的文本，译者跨的这一步称为“互文性空间”。此时译者应该问这样几个问题：

找到的指涉有什么交际价值（语场、语式、语旨特征、时间、地点等）？

该指涉在前文中有何语用价值？

作为符号，该指涉在与其他符号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居什么地位？

最后，译者还应重新评价该符号在原语中的作用，特别是它在文类、话语和语篇方面的特征。这些特征应该尽量在译文中得到保留。

MarySnellHornby则认为：“我们把文化视为知识、技能、观感的综合体，这对于我们怎样研究翻译非常重要：如果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那么译者就不但要能够把两个语言都运用自如，而且必须熟识两个语言的文化。换句话说，他不但具有双语能力，还要掌握多重文化。”值得注意的是，奈达也强调：“如果因译者对原作的文化背景不了解，而把原文中可能含有两层或多种意思的表达法含糊其辞的译出，那译文不能通过”。由此可见，除了在理解文本过程中的认真细致，译者本身的文化底蕴也是极为重要的。这是译者一个基本素质，只有具备了这一素质，才能担当起“将一种文化介绍给另一种文化（tobringonecultureintoanother）”的重任。

五、结语

具有互文特征的文本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经常遇到的，如何处理好源语言信息和目的语信息之间的完整传递，尽量减少文化缺损是每个译者都面临的问题。互文文本的翻译难度客观存在，但一个具有良好双重文化修养的译者是应该而且能够克服这一困难的。

参考文献：

互文性范文篇2

论文关键词：修辞；互文；文学批评；互文性；后现代主义

作为汉语修辞格的“互文”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已经不太为我们所重视，在现代生活中更缺乏有意识的普遍运用，所以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国却几乎是被约定俗成地翻译成“互文”。笔者认为，虽然两者在语言科学、思维认知、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联系或暗合之处，但“互文”、“互文性”两个概念应该只是字面上的一种巧合，没有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涵义与运用也大不一样。对莳者，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对后者，我们则要敢于“拿来”，更要善于“拿来”。

一、互文

互文即所谓“互文见义”，是基于文体限制或表达的特别需要，将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有关联或存在对应关系，能互相补充、互相渗透或互相限制、互相说明的语言结构单位按一定顺序罗列在一起，以起到言简意深、委婉错杂等特定艺术效果的修辞手法。互文是古诗文中习见的表达方式，在中国文化中，这种表达方式在汉唐以前甚至在语言大发展的春秋时期就已经取得长足发展，臻于成熟。所以说，互文的传统或传统的互文，都该是有所本的。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百年前新文化运动兴起、白话文产生发展之后，互文这一表达方式运用渐少，似乎被我们束之高阁，日渐与我们隔膜、生疏，以至于现在我们大家包括各类大中小学校语文教师们淡到互文，每每也就是“古代诗词作家在进行诗歌创作时用到的一种修辞手法”，最多也只不过是把互文当作一种已经“死去的艺术”来欣赏，这一现实应引起我们高度警觉。这种认识既割裂了传统，又可能扼杀了互文生存、发展的生机。

实际上，在我们身边，日常生活、影视作品、书面表达诸方面，互文运用是屡见不鲜的，却每每被我们轻易地放过；或被同时体现出来的排比等常见修辞手法所掩盖，不被我们读者、听众所关注，甚至是被作者自己所轻忽。

如我们熟知的“前不巴村，后不着店”、“有功必赏，无过不罚”、“翻来覆去”、“左一道沟，右一道坎”、“风里来，雨里去”、“东一榔头西一棒”、“生儿育女”等等，哪一句不是互文表达，哪一句不是现代汉语?

二、互文性、互文本

“互文性”是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种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通常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文本之间发生的“交互”关系。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所谓“互文性”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文本策略，渗透于多种后现代文学中(包括元小说、元诗歌、反叙事、纯小说、戏仿、拼贴等等)。它是一种价值自由的批评实践，是所谓“互文性革命”——结构主义批评家在放弃历史主义和进化论模式之后，尝试应用互文性理论，来看待和定位人文、社会乃至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关系的批评实践。这种批评实践并不隶属于某个特定的批评团体，而是与20世纪欧洲好几场重要的知识运动相关，例如结构主义语言学、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和解构主义。其代表人物包括巴赫金、哈罗德·布鲁姆、罗兰-巴特与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等。真正推动互文性革命并从理论上系统建构起文本与互文性观念的，当推巴黎的两位著名批评家——巴特和克里斯蒂娃。

(一)文本，以及巴赫金的对话概念、狂欢理论

我们知道，在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理论中，互文性不过是两个个体诗人之间的影响关系。而巴赫金则提倡一种文本的互动理解。

从批评理论的角度看，对于文学文本的互动理解，其实在英美文学批评乃至文学创作中并不鲜见。18世纪初，亚历山大·蒲伯曾在维吉尔的作品中发现了荷马，蒲伯确信，一首诗在模仿自然方面的优劣，取决于它的互文性，或者说取决于它对前文本的模仿；艾略特也认为任何艺术作品都会融入过去与现在的系统，必然对过去和现在的互文本发生作用。尤其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乔伊斯利用荷马史诗的情节敷设他的篇章，并在两个文本问确立了一种肯定的互文关系；又通过诸多的作者自我指涉，形成了一种内文本关系；还因对荷马人物的改造不能表现出一种否定的互文关系——无论是吸收还是破坏、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无论是自我引用还是自我指涉，特定的此文本总是与某个或某些前文本纠缠在一起；同时，读者或批评家总能在作品中识别出这个特定文本与其特定先驱文本的交织关系。

巴赫金从对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研究、从小说中各种外文学文本存在的现象考察出发，把文本中的每一种表达，都看作是众多声音交叉、渗透与对话的结果。巴赫金把这种共存互动称之为小说的“多声部”或“复调”现实，并用“文学狂欢化”概念来支持他的对话理论。他倾向于把世界和人生看作一种共时结构，偏爱把文学置于文学之外的象征性语境之中，借以由此造就一个杂乱拥挤的互话语空间，创造一个众声喧哗却又是内在和谐的弹性环境，从而赋予语言或意义某种不确定性。

巴赫金提出上述理论时，并未预见到文学符号学的发展趋势。可他的狂欢化概念至少暗示或强调了在文学批评、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间建立一种互文性理论的可能性。所以克里斯蒂娃说：互文性概念虽不是由巴赫金直接提出，却可以在他的著作中推导出来。

(二)巴特、克里斯蒂娃与“互文性革命”

1973年，巴特几乎在发表《文本的快感》的同时，发表了著名论文《文本的理论》，文中他试图回答“文本是什么”。在他看来，文本不是作品，也不是客体，甚至不是一个概念，文本产生于读者与文字间的关系空间，它是一个生产场所；文本作为生产活动，它生产出来的不是产品，而是一个作者与读者相遇、上演戏剧、进行语言游戏的场所。巴特进而又说，文本是意指，是一种意指实践，是读者参与的意指实践过程——其核心是以矛盾形式出现的多元性。

作为著名的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在其1966年的《语言·对话·小说》一文中开创性地提出了“intertextuality”(互文性)概念。克里斯蒂娃在进行文学批评研究时，注意到进入先后文本空间的主体。她认为，一个文本片断、句子或段落，不单是直接或间接话语中两个声音的交叉，它是无数声音交叉、无数文本介入的结果。而不同文本在不同层面的参与，则揭示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她认为分析者应该明白，她所分析的是一个特定话语的主体；而这个主体恰恰由于互文性而超越了她自己的身份，超越了词源学意义上的个人。一个创造性主体的分解，一个新的多元主体的产生——这便是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动力学。它不仅适于互文性作者，也适于互文性读者。

依据这一理论，读者阅读的过程，就是把自己的身份置于意指过程之中。他不仅将与特定文本中的不同互文本相认同，而且还必须被化简为零，被置于一种哑然失语的危机时刻。这是审美快感到来之前的准备阶段。然后，读者便可进入自由联想的过程、重构多元意义的过程、定义几乎无法定义的内涵的过程。所以结论是互文性自身具有强烈反悖与戏仿特性，而对任何文本也都有一个再创造过程。

(三)结构与解构：互文性的双向作用

互文性就是写作与阅读共享的一个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按照乔纳森·卡勒的说法，互文性实指一个话语空间。首先，互文性关系到一个文本与其它文本的对话，同时它也是一种吸收、戏仿和批评活动；其次，互文性表明文学所依赖的特殊手法与阐释运作，都具有一定的人为性甚至欺骗性。它揭示出文学作品的特殊指涉性：当一部作品表面上指涉一个世界时，它实际上是在评论其它文本并把实际指涉推延到另一时刻或另一层面，因而造成了个无休止的意指过程。如此看来，这要比布鲁姆在分析“强力诗人”时所揭示的影响模式复杂得多：譬如它会涉及特定文类的专用手法、涉及有关已知与未知事物的特殊假设、涉及比较普遍的期待与阐释运作，乃至有关特定话语的先入之见、目的思考等等。卡勒提议使用语言学研究中的预设方法(包括逻辑预设、修辞预设、语用预设等)对其进行定义、描述和使用——如卡勒所说，不管从哪种预设人手，对文学的解读终将是一种互文性解读。

结构与解构主义所展示的互文性双向作用，生动表明互文性理论所强调的对于一切话语与思维的重要性。其惊人之处在于：一方面，结构主义者可以用互文性概念支持符号科学，用它说明各种文本的结构功能，说明整体内的互文性关系，进而揭示其中的交互性文化内涵，并在方法上替代线性影响和渊源研究；另一方面，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者利用互文性概念攻击符号科学，颠覆结构主义的中心关系网络，破解其二元对立系统，揭示众多文本中能指的自由嬉戏现象，进而突出意义的不确定性。

三、正确认识互文、互文性

首先，从上面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只是一种偶然的字面雷同，相互间没有内在联系。互文是一种结构技巧，是表达特定意指的特殊手法，其取舍或扬弃的过程甚至结果都是偶然的；而互文性则是文本确立时所受到的可能影响和文本解读过程中必然要受其它文本干扰的规律，在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互文仅仅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一种纯技巧，是中性的；而互文性则是一种批评方法，在上升为理论后又推及到历史认知，抽象为认识论，所以本身就是争议的对象。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后现代主义表现形式之一的新历史主义的互文性理论，它从对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认识转移到对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认识以及强调文学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学性，已经与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规律、历史结构、历史条件、历史范围、历史过程对历史事实解释的有效性等客观规律相违背，同时又忽略了具体的时间、空间和内外部关系对历史事实存在、发展的制衡和影响，因而是违反历史科学的，是把客观历史与历史认知、把个体认识与社会认知相割裂、相对立的。

第三，可以肯定，文学与文学之间、文学与历史之间，是不可能完全概括为互文性关系的——不同形式的文本之间的关系除具有相似性和通约性外，还必然存在着差异性和矛盾性。那种把文学与历史确证为互文性关系的认识，掩盖和遮蔽了历史本身的客观存在，是存在相当程度上的想象性、虚构性的，因而也具有一定的欺骗性——是以混淆历史和文本的界限，用历史的文本形式来冒充、取代和偷换历史，把历史变成历史故事、变成文学文本、变成对历史存在的主观叙述为前提的。换言之，所指涉的不是文学与客观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而是文学与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历史认识之间的关系。

四、互文的创新与互文性的运用

抒发胸怀的《卜算子·咏梅》词，从解构主义考察，应该是翻新陆游同题词作；而即或从结构主义出发去探察，大概作者也可能的确是要借陆游《卜算子·咏梅》这个隐性文本来强化自己这个显性文本的意义、深化其意指的。所以可以说这两个文本间有一定的互文性，也可以说《卜算子·咏梅》是翻新陆游旧作进行互文性运用的一个典范。

互文性范文篇3

首创互文性概念的是20世纪60年代朱丽娅·克里斯特娃。互文性概念经过长期的发展，其理论内涵十分丰富。互文性是话语研究中一个侧重点，关乎文本生产、文本分配和文本消费三个向度。图片新闻作为众多话语类型的一种，新闻话语的互文性研究不仅打破了孤立文本分析的僵硬和固化，提供了一个流动的视角，使目光投向文本对社会的表征、依赖和继承，使得文本分析成为考量社会实践、批判社会意识的有利工具和武器。

关键词：互文性；话语；图片新闻

引言

第一节图片新闻的研究现状

在万方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笔者输入相关关键词（2000年—2007年）“图片新闻”、“新闻图片”和“互文性”进行检索。其中利用关键词“新闻图片”共搜索到7篇文章。这7篇文章主要关注新闻摄影，新闻图片的合理选择与利用及其新闻照片的审美特性等方面的研究。例如陈红梅的《新闻图片美的意蕴》文章中用美学的观点审视了新闻中配用的新闻图片。白长锐的《报纸新闻图片运用理论探讨》中主要探讨了新闻图片在新闻信息传播中的巨大作用，指出了如何更好的利用新闻图片的两点建议。这些文章是新闻图片使用的经验性的总结，新闻实践性较强，让笔者进一步认清新闻图片在新闻实践中的运用与地位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其中利用“互文性”关键词共搜索到59篇文章，经过统计发现与新闻有关的文章共6篇，它们分别为《讨论帖的互文性研究》、《互文性与英语报刊消息的汉译》、《英汉“神舟五号”新闻报道中转述语的互文性分析》、《互文性研究》、《传播视野中的克里斯蒂娃符号学透视》》和《互文性及其在当代媒体中的应用》。陈琦的《互文性及其在当代媒体中的应用》主要关注媒体中互文性理论的运用，集中探讨互文性在广告中的作用。刘小侠《英汉“神舟五号”新闻报道中转述语的互文性分析》主要集中于新闻报道中的转述语中的互文现象的研究，综合了内容分析与文本分析的方法，细致地探讨这方面的互文理论。这6篇文章都探讨新闻中的互文现象，丰富了互文理论，为笔者研究图片新闻中的互文现象提供了方法上的有益借鉴。

在中国优秀博硕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笔者同样输入相关关键词“图片新闻”、“新闻图片”和“互文性”。其中利用关键词“图片新闻”和“新闻图片”搜索到的结果相同，共搜索到12篇文章，并且有3篇文章与万方数据库中检索的结论相同。这12篇文章主要研究新闻摄影的作用和新闻图片的合理使用，实践强。利用关键词“互文性”共搜索到98篇文章，多集中于探讨广告创作中的互文现象和英汉翻译过程的互文现象。笔者经过筛选，与新闻有关的文章一共2篇，其中《英汉“神舟五号”新闻报道中转述语的互文性分析》与在万方数据库中查找的文章重复，《网络文本传播中的互文性研究》以文本写作的理论为基础,用传播学、接受理论、解构主义等西方经典理论做理论支撑,系统地分析和阐释了中国网络传播中的文本的互文性。纵观搜索到的文章，笔者发现在图片新闻中做互文性分析和研究的案例很少，几乎还没人做这方面的尝试。关于图片新闻的主要元素之一新闻照片一般都注重传播者的研究，即对摄影记者的拍摄经验研究，图片编辑的行为研究。但是作为图片新闻传播主要媒介的图片新闻，却很少有人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来研究，局限于人们对图片新闻传播特点、传播方式等诸多方面的了解和把握。图片新闻正被媒体广泛运用，对其做理论上的探讨有其现实意义。事实上，作为新闻信息传递工具的图片新闻，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存在的，新闻图片、标题和新闻主体都是构成完整的图片新闻不可或缺的部分。互文性理论对于解释新闻文本的生产、分布和消费过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结合图片新闻进行分析有助于进一步丰富互文性理论内涵，也可以将图片新闻置于系统的理论关照下尝试得出新的结论，指导实践。

第二节研究主题和研究框架

本论文的研究对象确定为图片新闻。由于图像相比单纯的文字能起到更好的传播效果，所以在现代媒体中图片新闻被广泛采用。广义的图片新闻主要包括在新闻报道中运用新闻照片、图画和图表等的新闻；狭义的图片新闻指报道中主要运用新闻照片或漫画配合文字报道的新闻。在本文的分析中选择使用图片新闻的狭义概念。互文性是在文学批评话语中出现的一个概念，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其理论体系呈具开放性特征。将互文性理论运用到图片新闻分析中，是笔者的一次尝试。不但有助于分析单个新闻文本，更有助于关注新闻文本与社会的联系，探讨传播者如何将自身的意识形态体现在新闻文本中。本论文研究框架主要分成：第一部分互文性理论的梳理。互文性理论经过长期的发展，其体系是庞杂的，对于其理论的发展的历史梳理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其丰富的内涵；第二部分介绍图片新闻的特点，界定了论文的分析对象。

互文性作为一种关于话语的研究途径，对于话语实践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是话语研究的侧重点，图片新闻是一种话语，互文性自然也是一个有益的分析途径。论文主要是在明确的互文性和建构的互文性的理论视角下分析图片新闻中各种互文现象，从而进一步探讨新闻文本背后的传播者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明确的互文性部分主要分为内互文和外互文，在分析内互文和外互文时借鉴了蒂费纳·萨莫瓦约的互文手法，更好地揭示图片新闻中的互文现象。建构的互文性部分主要从新闻话语结构和话语类型这两个方面来探讨。第三部分关于互文与受众解读。文本的互文性关乎文本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产生了文本内部和文本之间的意义的连贯性，从而对读者阅读与理解文本产生深刻地影响。

第一章互文性——话语研究的途径

互文性源于拉丁文intertexto，意在编织时加以混合，又译为“文本间性”。“互文性”指通过归因发现某一文本或意义是从其他文本或意义中析取并据以建构的，它着眼于特定文本与其他文本的联系。当然，互文性并非单指文本之间的关系而言，历史的、社会条件同样是改变和影响创作实践的重要因素，受众先前的阅读经历、知识储备和文化环境所处的地位也形成了至关紧要的互文性。互文性理论试图揭示的是文本表象世界下意义世界的无限丰富性和共生互换性。

第一节互文性理论的历史回顾

互文性作为一种理论和研究方法，其内涵是丰富的，对其发展历史进行必要的梳理有助于对其更好地认识和把握。

在互文性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巴赫金、朱丽娅·克里斯特娃、罗兰·巴特、吉拉尔·热奈特、里尔特法、安东尼·孔帕尼翁、诺曼·费尔克拉夫等人促进了互文性概念的发展和理论的完善。

（1）巴赫金：“互文性”的思想始见于米伊尔·巴赫金关于文体的研究。虽然他从未用过诸如“互文性”和“互文”这一类的词。然而为了阐明兼容文体以及语言学、社会和文化分支的可能性，巴赫金提出了通过词语来承担更多言语的思想。“每一表述都以言语交际领域的共同特点而与其他表述相联系，并充满他人话语的回声和余音。每一表述首先应视为是对该领域中此前表述的应答：它或反驳此前的表述，或是肯定它，或补充它，或依靠它，或以它为已知的前提，或以某种方式考虑它。”文本的语言承载着其他人的词，在巴赫金看来，这是生活和意识本身的活动。

（2）朱丽娅·克里斯特娃：在巴赫金的理论基础上，朱丽娅·克里斯特娃在《词、对话、小说》1966年中正式创造和引人了“互文性”这个术语，并在《封闭的文本》1967年中又进一步明确了其定义:“一篇文本中交叉出现的其他文本的表述。”克里斯蒂娃认为“互文”既包括文本之间空间的组合关系，又包括此时的文本与彼时的文本在时间上的聚合关系。

（3）吉拉尔·热奈特：《隐迹稿本》开篇，吉拉尔·热奈特就提出区分五类文本的跨越关系，他给互文性的定义是“一篇文本在另一篇文本中切实地出现”。两篇或几篇文本共存所产生的关系（手法为引用、抄袭、暗示）。

（4）罗兰·巴特：20世纪70年代，随着文本从文学载体的附庸地位变成纯粹的理论对象，“互文性”对于文本的重要性也日益得到关注，罗兰·巴特在1973年为《大百科全书》撰写的文本论的词条中则径直将其作为文本的定义：“我们将文本定义为一种语言跨越手段，它重新分配了语言次序，从而把直接交流信息的言语和其他已有的或现有的表述联系起来。”这一定义明确指出了文本之间的相互联系：文本实为各式表述片段的交汇处，所谓新文本不过是从现存文本的基础上所得出的，凡文本都有“互文”。从此，“互文”成为文本语言研究的基本要素。

（5）安东尼·孔帕尼翁：安东尼·孔帕尼翁于1979年系统地研究了最主要的互文手法：引用。他把引用描述为一种特别的表现形式，从全局把握，并把它当作所有文学写作中需要进行转换和组合的标志。

（6）诺曼·费尔克拉夫：诺曼·费尔克拉夫阐释了互文性途径在话语研究中的重要性；根据“明确的互文性”和“互为话语性”之间区别来论述互文性的概念，并指出互文性是文本的一个属性，关乎文本生产，文本分布和文本消费三个向度。

（7）里尔特法：随着里尔特法的研究《文本的创作》1979年出版和《诗的符号学》1983年出版，互文性才真正成为一个接受理论的概念，因而形成了这样一种阅读模式，它以深层把握修辞现象为基础，主要把文学材料里的其他文本当成是本体文本的参考对象。在里尔特法看来，读者对作品的延续构成了互文性的一个重要层面，它是读者的记忆，是无时序性的。只要这一延续能够促使能指性的产生，它就对阅读产生作用。互文性被浓缩为分析文学性的关键工具，其基础就是文学性的修辞现象。

第二节新闻话语与互文性

当代西方一些主要的文化、文学理论，如结构主义、符号学、后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和女权主义都或多或少对互文性理论有所指涉。在众多的批评话语里，互文性批评话语试图吸纳不同批评话语生殖的各种意义，在今天受到众多批评学者的广泛关注。话语虽然最初从语言学发展而来，但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学概念,“它主要是一个多元综合关于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实践概念。”

从话语角度看媒体，正如话语理论

互文性范文篇4

"除了体验所得之外，我们没有任何知识"，（1）体验诗学这样说。在体验诗学看来，文学乃至一切艺术，并不是仅仅存在于文本内部的东西，它发生在人与物之间。只有在你获得某种体验之后，你才开始意识到你所接触的是艺术。只有当体验是如此的强烈而不可忽视，而且自我意识作为一种副产品涌现出来时，艺术才可能获得确认。我对摄影文学的理论兴趣，来自这样一种艺术的体验。我发现在"看"和"读"了一些摄影文学作品之后，我深深地被吸引住了，似乎是小时侯看连环画时的体验，又似乎超出了那样的体验。是什么呢？体验的是诗意和形式美，我意识到，这是一种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文学现象。

摄影文学当属文学。它的主要性质取决于摄影图象的加入。是以图象为主要欣赏对象、以文学话语为意蕴支撑的一种综合性的文学样式。它在接受方式上改变了文学阅读中单纯的文字信息进入阅读者大脑之后转换为形象的接受方式，而变为双重符号系统在互相交织、互补的机制中被接受的方式。读图是对读文的辅助，读文也是对读图的辅助，两者互为阐释。言不尽，立象以尽意，曾经是中国人的选择，这是出于文体的思考，也就是说是立在文学的立场上力求达到尽意的期望而产生的苦恼和选择。以此推理，任何文本形式都有不能完全尽意的遗憾，图象依然。在摄影文学中，既是言不尽立象以尽意，同时也是象不尽，立言以尽意。这是人类意识到表达有限度而采用补充方法的智慧表现（中山大学教授程文超在他的《在言象结合中拓展意义空间》所言）。摄影文学的言与象的这样关系，以理推之，当会产生互文性。所谓"互文性"，是朱力亚-克里斯蒂娃提出的。表示任何一部文学文本"应和"其他的文本，不可避免地与其他文本相互关联的种种方法。这些方法可以是公开的或隐秘的引证和隐喻；较晚的文本对较早的文本特征的同化；对文学的代码和惯例的一种共同积累的参与等。（2）

既然摄影文学采用的是双重符号体系，并且产生互文性，那么采用现代符号学，来分析摄影文学就是可行的。自索绪尔倡导和发展现代语言学以来，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将之运用于文化人类学研究，拉康将之运用于精神分析学研究；福柯则扩展性地运用到对于不断变化着的事物的辨认、分类和对精神病治疗的分析上；罗兰-巴尔特将之用来评论和分析许多关于世界的"资产阶级的神话"的组成因素和代码，比如对著名的艾菲尔铁塔的分析等，都取得了另人瞩目的成就。在运用符号学的同时，我还将始终站在摄影文学之外来看摄影文学，保持后设性，即元文学的视角。

[page_break]二、摄影文学中言辞文本的符号系统特征

我将摄影文学的文字部分称为"言辞文本"，之所以不称为"文学文本"，是因为摄影文学也可以被称为"文学文本"，为了与之相区别，我在后面始终在这样的意义上使用这个名词，而将摄影图片称为"图象文本"。

言辞文本的规律已经基本获得共识。在索绪尔看来，言辞符号是任意的，除了很少一部分的"拟声词"以外，在言辞的"意符"和"表意"之间没有固定的或自然的联系。也就是说，能指和所指并不能重合。依据着不同的语境，能指可能有许多种所指。在语言学转向之后，人们已经认同了：文本和现实是两回事。正如杰姆逊所认为的那样，关于世界的语言只不过是语言，而不等于世界。这给予我们一种警觉：不能轻易地相信所谓"真实"。

与这样的警觉相关的另一个语言事实，即现代修辞学的成就所表明的事实是，人基本上是语言建构的产物，我们的文化、我们个人与他人的日常对应关系，都凭借着语言而存在，当社会发生变化，朝代更迭之后，语言及刻铸在语言上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甚至我们的思维方式，并没有完全变换。比如我国，白话代替了文言成为文学创作的语言，但是文言里的修辞格，大部分依然保留在白话里。在默默地传递着文化传统。现代修辞观还认为，语言是先有比喻义，后有本义。依此，文学里的语言在本质上是隐喻的。摄影小说《将军泪》是篇优秀之作。它依然没有逃脱语言中的这种比喻义先于本义的规律，而且这种比喻义也在发挥着它的诗性作用。《将军泪》中图19的言辞文本为"孙二勇大口大口地喝酒，他微醉了。突然他一把扯开自己的衣服。伤痕斑斑，每一道伤疤都有一个流血的故事。这些伤疤大多是为张自忠留下的"。图20的文学语言为"张自忠也哗啦一下撕开自己的军装，这些伤疤是为中国留下的"。这两段文字构成一种可叫做"联锁"或者"偏重"格。这种修辞本身就有"意味"，因为其中携带着引申义，"为张自忠留下的"和"为中国留下的"，都不是本义，而可以引申为为张自忠的爱国事业为忠于张自盅而留下的；为保卫祖国不被外族侵略，为了祖国的神圣而留下的。其中渗透着身/家/国的递进并被包容的关系，这是一种出于意识形态认可和想象的结果（我只是从学理上说，而不含任何价值评价）。可作为这个现象旁证的是加拿大阿尔伯达大学教授高辛勇在《修辞学与文学阅读》中所举的我国《大学》中的一段人们耳熟能详的段子：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先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致知，致知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修身，修身而后齐家，齐家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高辛勇指出，天下，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不仅是层次的关系，也是"部分"与"全体"的关系，在概念上它们有"偏全"格的关系，从天下讲起，确有其修辞效用。但更有传统观念里家国一体，个人只是家、主要是国的一部分的意味在其中。从"修身"到"致知在格物"，因为层递格的关系而形成了"全体"与"部分"，同时又是"内"与"外"的关系。高辛勇的论述告诉我们，修辞常被逻辑所遮蔽。让我们再来看《将军泪》的图19、20的文学语言，确有逻辑上的承续关系，但也有修辞关系，而这种修辞关系本身就是传统给予我们的。因此，语言，指明那些自称为真实的东西原来仅仅是一种比喻。《将军泪》的爱国情怀、爱自己部下而又严守军规的矛盾给予张自忠将军的心灵痛苦，这一切的艺术魅力，也来自这样的修辞所夹带的传统文化。指认出语言中自身携带的修辞作用，在提起我们警觉（后设性）的同时，也能提高我们以此增加文学诗性的自觉性。

[page_break]三、摄影文学中图象文本的符号系统特征

第一，在语言符号系统中，能指和所指是任意的关系，而图象符号系统中的能指与所指事物之间的关系，则不是任意的。也就是说，总是和一个能指相对应的所指存在于那里。我的意图却是，超越能指与所指的非任意关系，而认识到摄影符号的喻说性质。这一点进入摄影文学时，很有意思。表面看，摄影文学图象的画面是真实的（不就是因为现实中有这样一些事物和人，才为拍摄提供了物质性的存在依据吗？）而且，我们一贯认为，因为用标准镜头，不设计演员的摆拍，就可以还原"真实"，这只能是误解。这对我们认识摄影纪实文学非常重要。大千世界，永远是拍摄不完，纪实不完的，我们所看到的摄影纪实文学（包括摄影报告文学）等，为什么拍摄这些，而不拍摄哪些？图象依然是符号，有一双眼睛在摄影机后面操纵着这些符号。这里我们借用喻说理论来认识图象符号的喻说性质。雅格布逊将比喻分为隐喻和换喻两种。而维柯则分为四种：隐喻、换喻、提喻、讽喻。其中的提喻，是就部分和整体的关系，整体的意义在部分中得到体现。摄影机的取景框中摄入的事物和人，就是从大千世界中提取出来的那么一部分，摄影作者认为这是最能表达他对现实的理解，最能代表整体本质的，这一部分可以喻说整个世界，因此，正如臧策先生所认为的，摄影也可被看作是一门提喻的艺术（3）。摄影报告文学《躺着的铁匠和他的女人》，摄影者显然是将镜头直插那个"位于湘、浙、皖的交界处，被重重的大山四周围困着"的江西省婺源县浙源乡，在浩大的中国农民人群中提取出余根源和他的一家，这也是一种理解的提喻：人生是各种各样的，人的一生都在路上，路，坐着汽车，坐着大车，迈着双腿走过的路。这是各种走法所共同构成的整体。而余根源却躺在床上，余根源一旦离开了床，就只能趴在妻子的背上。这是从整体中提取出来的一种人走路的人生状态。其他如摄影纪实文学《一只铝盆的制作过程》《农家饭场纪实》《巴山"背二哥"》等都可以证实摄影的喻说性质。

第二，与言辞符号相区别的另一点是，语言是历时性的，而图象符号是共时性的（就单独一幅图象而言是共时性的，但在摄影小说等叙事体摄影文学中，图象成为系列，已经具有历时性）。图象的字面意义，也就是"能指"，相对于事实存在的所指，有没有可"阐释"，可"赋义"的可能？有没有"转义"？这里我们进入"构图"的修辞学性质，进入取景框，已然是一种提取，而如何构图，则已经是对现实"真实"的改写，是另一层意义上的修辞。或者说，从"构图"始，就有了"想法"，而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而没有那样的"想法"？可见有"想法"的同时就在"赋义"。这点很重要。后面我们论及到的"互文性"时会用到这一点（越是有"想法"的构图，就越为言辞文本提供广阔的再创造的空间）。我举一幅没有配以文学文字的摄影作品为例。笔者在《中国摄影报》2001年3月2日《作品》版刊登的"读者园地"栏目，看到一幅题为《农家女学童》，画面的主要部分是晾晒的玉米，玉米旁边有聚拢玉米用的耙子，在玉米边，有一个女孩在学习，似乎在写作业。点评人写到："晾晒玉米的女孩，忙中不忘看书学习，很感人。金黄色的玉米，展示出丰收景象，孩子认真学习也预示一定取得好成绩。如果把人物拍得大些，效果更好。"把女孩子和晾晒的玉米框在一幅画面中，这构思本身就是有"想法"的，晾晒的玉米是已经的丰收，而丰收前曾有过辛勤的劳动，而女孩现在的认真学习，也将会得到学习上的大丰收，玉米的丰收，隐喻着女孩学习上的丰收。如此分析这幅摄影作品，其实已经是开始在进行文学创作，也能给我们"除魅"：不存在与事实相符的"纯摄影"，构图之时"转义"便不期而至。臧策先生提出，图象在转换成话语之前是否可读？是否具有意义？（4）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能转换成话语就表明是可读的，可读的，就是有意义的。前面所分析的《农家女学童》就是证明。

第三，图象符号的阐释空间。阐释空间有方向性，在摄影文学中，是向文学方向的阐释。是"画中有诗"的问题，"画中有诗"是指有"诗意"。与言辞符号相比，图象符号的阐释空间要相对小一些。这与如前所说的能指和所指不是任意的关系有关。但依然是可阐释的。阐释什么？阐释有文学性的东西。形式主义美学认为，文学是语言的一种类型。关于这种类型的语言法则产生了文学性（lierariness）的独特因素。罗曼-雅格布逊在1921年写到："文学科学的研究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即是使一部特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因素"（5）。雅格布逊就文学性产生的条件说的"独特因素"面有点窄。仅就语言自身的法则运作的结果而言的（此处不就这个问题详述）。

图象符号的阐释可以有如下一些方式。

其一，图象字面义的解说。解说不是纯客观的，而是调动作家的记忆表象，凝聚在对这幅图象的阅读中。在向历时性的方向掘进中，赋予图象以历史时光，意义在时光的回溯中产生。这是仅仅读"图"所无法获得的。比如摄影散文《心中的东溪》三幅照片。散文的前半部分是平面的描绘故乡的东溪景色，所依的是一天中的时间顺序："清晨……""中午时分……..""当太阳向西边的杨梅山靠近…….""月亮徐徐升起……."这些言辞符号已经超出了图象符号的所指。后半部分则笔锋一转，追溯时光："最使人难忘的，是那个古渡口。我不知这个渡口已有多大年龄，只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和哥哥一起搭渡到对岸的山坡上去采集过松树籽；也常和小伙伴从这里下水，嬉嬉闹闹游得痛快。……..每次回乡，我必定要去一趟渡口，特别是在黄昏之际，在那磨得发亮的石头上静静地坐着，看渡船和满船的人，溶进金色的波光里，目送他们上了岸，带着一天的收获，踏上回家的路。"沿着回忆的隧道，走到以往时光中的某一个空间中，拓展了另一幅画面。这样的回溯时光，是两维的图象符号所无能为力的。而言辞符号的阐释给予了时间感，共时性中产生出历时性。

其二，将图象符号纳入文化传统的诗性视野中，使之同化于言辞符号所展示的意蕴中，从而发生隐喻意义。在以景物或大自然为主要字面义的图象符号中，这样的阐释特点最为显明。话语本身所先天夹带的引申义起了重要的修辞作用。尤其是一些"典"，给图象赋予了诗意。比如题为《菊影》的摄影散文，伸发的是"菊"的"圣洁与高雅，争气与大度，悄然而生""菊的精神观照过的生命，是淡远的，是无愧的，是辉煌的""爱菊花吧，菊的精神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精神，菊的精神是我们民族的精神"。这样的阐释，显然得益于中国文化中的松柏梅菊等意象的诗性传统，如"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等。再如摄影散文诗《鱼的自白》，用鱼的口气，吐露了它戏之于莲叶之间时候他人不知的快乐、自如。有这样的文字："你可曾听过千年的传说？你又不是我，你又不在我的肚里，你怎么知道我不在想什么？"《庄子》外杂篇中的《秋水》所载的庄子和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与"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的"典"，给予了这段阐释以情趣。这类阐释，运用的是"互文性"中"较晚的文本（言辞文本）对较早的文本特征（图象文本）的同化"的方法。

其三，在图象文本中的各个事物之间通过联想而产生意义。可以用隐喻，也可以用转喻，来处理此事物与彼事物的关系，这是在一个图象中的互文性。比如摄影诗《果实》，厦门大学教授黄鸣奋已有分析，他是从诗与图象的互文性来说的。而我则从图象文本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从而产生意义的角度来分析的。大树枝桠的投影上，坐着几个女孩身着红衣，还有身着绿衣的男孩，孩子们象是树上结的果实，红的，绿的，是植物的果实，可又毕竟是孩子们，他们也是即将成熟的社会的果实。大树枝桠的阴影与孩子们又构成隐喻：树可以理解成根深的"传统"，果实和大树互相映衬。

应该指出的是，如上所列的三种方式在实际的阐释中，并不是割裂的，而是可以相互匹配使用的。

[page_break]四、言辞文本与图象文本之间产生互文性的几个问题

我们已经分别就摄影文学中的言辞文本和图象文本各自的符号系统特征作了分析，尤其就图象符号的阐释方式作了分析。而且我们的分析主要是就先有图象文本，而后进行言辞文本创作的程序来分析的。下面我们就互文性深入地探讨几个问题：

第一，图象的排列与言辞叙述的结合。在摄影小说等连续性图象系列中，若干幅图象之间构成的是图象符号系统。选择哪些图象，如何编排这些图象，这依然是一种"提喻"，也就是"喻说化""故事化"的过程，更是一种叙事过程。这个过程需要与言辞文本相匹配。如果我们认为摄影小说是先有话语文本，而后再有图象文本，那么，话语文本的叙述与传统的纯文字式小说的不同，就是叙述的选择和空白，叙述什么不叙述什么的问题更加突出地摆在作者面前。叙述是对事件的见证，事件是绝对的，而叙述则是相对的。叙述是事件的展示方式，叙述给出了如伽达默尔所说的作者观看那事件的"观点的透镜"，这透镜标示出一个角度和一种观看方式的选择。所以叙述不可避免地会留下空白，这是必然的、本体论意义上的，同时也是一种策略的显现：叙述什么，留下哪些空白，都依作者的理解而定。即便在叙述出来的文字中，其编排本身就是一种修辞，文字叙述又影响到图象的编排和修辞手段。提喻的意义始终在显现：将那相对来说比较长均速行进的故事作为整体，而将最具有隐喻作用的事件叙述出来。这已经是一重创造，而另一重创造，既图象的编排在此基础上，还有一次创造。也就是，如何根据文字叙述，分解那若干个镜头，如何利用蒙太奇手法编排图象，这是一种修辞，也是来自于特定的理解。不同的摄影艺术家、改编者、策划和导演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这些人，是文学文本的重要的具有转折意义的读者（他们承担着用镜头所获得的若干图象编排起来，向观众讲述这个文本的任务）。已有学者在探讨摄影小说的叙事时已经涉及到这个问题，而我想指出的是，在这一切之后的那双"眼睛"。互文性与那双眼睛分不开。其实，已经有人意识到在这个转折的关头，影象遇着文字后，背后那双无所不在的"眼睛"的重要。比如，《摄影文学导刊》28期李晓红就写到："当影象遇见文字，你认为会怎样？"李晓红说，她很遗憾电影《廊桥遗梦》有些镜头处理，她说："我常常想，也许我应该作一部李氏版本的《廊桥遗梦》。"因为，"心里一直对几年前的一部美国电影《廊桥遗梦》耿耿于怀，因为它不能用影象说出文字背后的东西"，"对于小说《廊桥遗梦》，如果我能够，我要拍摄这样的一幅画面：我要浓墨重彩地表现最能体现男女主人公一见钟情却被电影导演轻轻带过的重要细节：……""当影象遇见文字，你认为会怎样？我想，一定有许多罗曼蒂克的事情发生"。她认为，摄影文学，这种相对于电影来说非常平民化的艺术，也许可以实现她的重新诠释小说《廊桥遗梦》的梦想。李晓红的潜台词是当影象遇见文字，影象在自己的组合中可以重新诠释文字。王岳川在《信息化中的图文时代》一文中这样评价摄影文学："传媒时代中的’摄影文学’，是在后现代平面化传媒时代中一种重造精神深度的努力"。（6）我以为，图象编排与叙述后面的那双眼睛，正是创造精神深度的通道。这为摄影文学的作者、编导提出了高的要求。

第二，提问与回答：互文性的基础。摄影文学的图象文本与言辞文本，因为要互相匹配而组成共同的艺术，它们之间的互文性，建立于不断地互相提问和互相回答的关系中。无论图象文本在先，还是言辞文本在先，较早的文本总是对较晚的文本提出问题，而较晚的文本总得对较早的文本加以理解。按照伽达默尔的说法："某个流传下来的本文成为解释的对象，这已经意味着该本文对解释者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解释者必须设想本文讲述的一切是对某个问题的回答，因此解释者将文本作为对此提问的回答时才能理解文本，也只有理解了文本才能回答文本的提问。因此，"理解一个问题，就是对这问题提出问题，理解一个意见，就是把它理解为对某个问题的回答"。（7）提问越多，回答也就会越多。在摄影文学中，两种文本形式的互相阅读，是多次的行为。我们以摄影纪实文学为例，因为这类作品的图象，都没有演员的表演，而是生活中实有其人，实有其事，固然摄影者选取这些人和他们的生活，如前面说的，是"提喻"，是对判断和评价，但是，当配以文字的时候，依然存在从这些所谓"纪实"图象中发现什么，如何解释的问题。《躺着的铁匠和他的女人》、《山那边的世界》《农家饭场纪实》《巴山"背二哥"》《一只铝盆的制作过程》《中国最后的小脚部落》等一批作品。作者和编导向所获得的系列图象中，询问的是作为"最后"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中的人们，作为边远的几乎被社会所遗忘的人们，他们那份自足、怡然。感受和看重的是怀旧和对平凡的底层人生的认同与关注，（当然，能够获得这些照片，也恰恰是这些感受和关注的结果）如果，我们能对这些图象提出的问题更丰富于上面所说，更复杂些，这些图象所展示的意义可能会更多。

[page_break]注释：

（1）（美）林赛-沃特斯：《美学权威主义批判》，《前言》，昂智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5）、M.H.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词典》，朱金鹏、朱荔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73页，第305页

（3）关于摄影是一门提喻艺术，这个提法来自臧策先生题为《摄影-批评-文化研究》的系列论文，臧策在系列论文之二的《围剿"观念"的背后》（载于《中国摄影报》2001年3月2日）中有"我个人认为：摄影中快门瞬间的把握，既是一种’提喻’。也是摄影区别于电影、电视的根本特征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摄影又可视为是一门’提喻’的艺术"。笔者曾就这组过文章《冰山理论：海平面上、下--读臧策的《摄影-批评-文化研究》系列论文》认为：把摄影看作是一门提喻的艺术，"这是臧策这一组论文在摄影理论上的重要突破，即便是放在国外的有关摄影理论中，也是处于前沿位置的。将摄影纳入语言、修辞系统，纳入编码程序之中来看待，是现代摄影理论的必由之路。然而，这一转换又是十分困难的，而臧策的系列论文在这方面做了有意义的突破。"（发表于《中国摄影报》2001年6月29日）

（4）臧策：《关于《摄影-批评-文化研究》…..兼答高恒文先生》，近期将在《中国摄影报》发表

互文性范文篇5

论文关键词：互文性；文学批评；意义网络；价值

一、互文性的背景

互文性，又称文本间性，是指其他文本或知识对当前文本意义的塑造。在文学理论中，互文性意指通过归因发现某一文本(或意义)是从其他文本(或意义)中析取或据以建构的。它着眼于特定文本(或意义)与其他文本(或意义)的联系。互文性是广泛存在的，并非单指文本之间的关系而言，历史的、社会的条件同样是改变与影响文学实践的重要因素，读者先前的阅读经历、知识储备和在文化环境中所处的地位也可以形成至关紧要的互文性。

互文性作为术语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由法国学者朱丽娅·克里斯蒂瓦提出的。朱丽娅·克里斯蒂瓦在她的论文《巴赫金：词语、对话、小说》中试图打破关于文本由作者所规定的传统观念，认为文本是它对其他文本、对语言结构本身联系的产品。

“任何文本都是作为引文的马赛克被建构的，任何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熔铸与变形”，任何文本都受读者已经阅读的其他文本及读者自身的文化背景影响。这一范畴获得了后结构主义者的首肯。巴特探讨了在文学背景中的互文性，得出了任何文本都是过去的引文的新织物的看法。德里达则将互文性确认为文学研究的唯一方式，将文本理解为自我参照的系统。它因此可以理解为一种不求助于传统作者观念的解释文学与非文学的材料的作用的方式。

二、互文性在文学中的意义网络

克里斯蒂瓦提出互文性这个概念的初衷，是在研究语言符号如何在文本结构中派生意义时，注意到了意义的多重性和不可确定性。意义不是由作者直接传达给读者的，而是通过其他文本的转接或过滤形成一系列规则，分别由作者和读者共享。在文学文本中，相似的事件、场景、人物、意象、经验和感觉重复出现，构成了文本创作和阅读体验的基础。

任何事实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存在于巨大的事件网络和链条中；任何意义都不能孤立存在，必须依赖共生的语境和意义。只能用意义解释意义，而文本也只有通过参照文本才能获得意义。克里斯蒂瓦认为：“‘文学词语’是文本界面的交汇，它是一个面，而非一个点(拥有固定的意义)。它是几种话语之间的对话：作者的话语、读者的话语、作品中人物的话语以及当代和以前的文化文本——任何文本都是由引语的镶嵌品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互文性的概念代替了主体间性，诗学语言至少可以进行双声阅读。”由于意义的解读存在不同的参照系统，所以意义的多元性也就难以避免。在文学批评框架下讨论互文性，实际上存在三个视角：第一人称视角，即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对其他文本的转借和改写；第二人称视角，即读者在解读当前文本时对其他文本的指涉或验证；第三人称视角，即文学批评者对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视角意义的假设与评价。

在后结构主义看来，互文性不仅仅表达了文本之间的关系，而是文本交互后产生的实际生成品，是一种意义的循环和再生。一个主题在过去的文本中反复出现，最终归于沉寂，而该主题在新文本中得到重新发掘，相关意义和经验被唤醒及重塑，并添加了文本创造者新的意义指向和体验，再由读者赋予新的解释和阐发，该主题和意义得到增殖。所以，互文性不仅是其他文本在当前文本中的复制、嵌入、拼接及编织，而是表达了主题及意义通过文本活动的再生和变化。超文本则是通过文本或文本元素的链接，使任何一个文本成为庞大的文本网络中的一个连接点，文本通过链接延展，不仅成为文本网络中横向组合中的一个链条，而且成为纵向聚合中的组成元素。

与互文性相比，超文本体现了文本相互联结、嵌入和拼接的物理关系，构成一个自足的体系，可以独立存在，甚至与作者或读者无关。超文本是强加给文本的外部属性，是现代网络技术通过标记语言对传统文本的“赋码”，超文本的解释者仍然是技术，如各种浏览器。但是，超文本把互文性的部分属性和特征具象化了。互文性具有可描述、可分析及可推解的基本特征，属于一种认识论程序，其基本属性是心理的和抽象的。

互文性的实现需要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共同完成，即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一切莫不归结于对话”，“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超文性与超文本属于两个概念，它指一个文本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转换从另一个文本中派生出来，“超文性所关注的是文本间故意地、自觉地被赋予的关系”。实际上超文性关注的是文本与前文的关系，是互文关系的一种。互文性从类型上看，可以分为共时互文和历时互文。在共时互文中，文本处在复杂庞大的共生关系中，各种文本相互指涉，相互依赖，相互参照，其实现程序是作者通过文本编码植入自己的意向，文本本身以及读者在解读文本时自身的知识和经验体系与文本产生互动；文本在共时互文中通过再现与交互得到延伸和丰富。在历时互文中，当前文本对前时文本单向指涉和参照，前时文本通过当前文本得到再生和增殖。各种历史事实和文本通过发掘和整理获得重新解读和观照，时空的交错在当前文本中达到暂时的统一或分解。

互文性实际上是文本的跨文性。热奈特区分了五种跨文性，除了互文性，还有类文性(所谓类文本是由附文，如标题、前言、注释等，和外文，如书评等构成的)、元文性(即一篇文本与评价该文本构成的指涉关系)、超文性以及统文性。这种分类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了互文性，是对互文研究的深化。在海明威的作品中，重复出现的主题和人物特征、创伤和挣扎、优雅与失败，罗伯特·彭斯诗中的树林、白雪以及林中的路径等自然意象都为互文性理论提供了验证。

互文性在文学批评中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和应用。黄念然认为，作为一种新型文学理论，互文性理论强调读者与批评的作用，否认文本的终极意义的存在，强调文本意义的不可知性或流动性，从而更重视批评的过程而不是结果；重视文本间的相互指涉，更看重文本意义的共时性展开；突破了传统文学研究封闭的研究模式，把文学纳入到与非文学话语、代码或文化符号相关联的整合研究中，大大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范围，形成一种开放性的研究视野。但是，也有研究者过分相信互文性的能量，对互文性理论进行过度的阐释。如有研究者认为：“一个文学文本以编码的语言游戏方式出现，将文本看做是没有主体的流动的象征符号游戏，这种能指游戏消解超验意义，文本的意义消解于无限的能指游戏中，文本从意义的暴政下得到解放，进而释放了在逻各斯中心主义囚笼里的意义多元性。”这恐怕多少有点曲解了互文性的意义。在互文中，文本不是没有主体，只是非唯主体；能指虽然无限，互文的指向却有限，其共生的语境、同现的搭配、意义的交集都在某种程度上框定了互文的指向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互文性限制或框定了语言符号能指的无限性，它只是消解了意义的单一性和强制性，却不能消解意义本身。庞大的互文网络与积极的意义互动促使意义约定形成，不仅限制了文本编码无限的自由语用意志，也限制了文本解读的嚣张趋势。在互文中，无论是作者、文本还是读者都享有有限的自由，否则就会失去其存在的前提。但是，在这里，意义的边界是模糊的、动态的，因为意义产生于交互，而交互具有不确定性。

三、互文性的价值

互文性打破了关于原创性的神话。除了学术写作经常加注解或附上参考文献篇目之外，某种文本对其他文本的依赖关系很少被明示，所谓“文学创作”尤其如此。久而久之，在社会上形成并扩散了有关作家“独创性”的神话，“互文性”却揭示了作家对于前人已有作品的依赖性。事实上，从个体的角度看，任何作者都是从读者转化而来的。从来没有读过任何文本的人根本无法从事写作，正如从来没有听过说话的人完全不可能具备言语能力那样。互文性深化了我们对于作者和读者交互的理解，有助于将文学活动看成写作和阅读相互转化、作者和读者的角色不断转换的过程。虽然克里斯蒂瓦本人未曾明言，但互文性看来并非文本自身的一项特性，而是文本在作者及读者之间制造的某种默契。正因为作者与读者在某种程度上享有共同的知识背景，或者说作者与读者之间并不存在鸿沟天堑，互文性才得以实现。

互文性增进了对于文本特性的认识，打破了文本作为自足的密封整体的观念，代之以文学生产是在其他文本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观念。据此看来，任何文本事实上都是对既有文本的重写。对于克里斯蒂瓦来说，任何文本事实上都是互文文本，都是一个与不计其数的其他文本(包括未来的文本)互动的站点。这种互动既包括公开、明显的引用或参考，又包括对已有文本的同化或模仿，还包括对于既定惯例的认同与遵循。但肯定互文性的存在，每个文本都有其边界的观念便成了问题。任何文本都存在于巨大的、涉及多样文体与媒体的“文本宇宙”中，没有一个文本是独立的孤岛。既然文本通过相互联系形成了硕大无朋的网络，那么，哪儿是它的开端?

哪儿又是它的结尾?互文性的观念戏剧性地混淆了书本的轮廓，将它的整体性形象消解成关系与联系、解释与碎片、文本与上下文的无界、无限的编织品。互文性的观念也使我们以新的眼光来看待电视，不是将它看成由离散文本组成的系列，而是将其视为绵延的视频流。不论是对于什么媒体而言，文本都是可塑的，其界限可以由读者重新划定。

互文性范文篇6

【关键词】互文性理论；商务英语；翻译教学

互文，顾名思义就是文本和文本间存在的互文关系；而互文性理论，就是文本和文本之间存在的互文关系的一种理论。互文性理论强调，不论一个文本是多么的独立，它都和其它种类的文本有着相互参考的关联，在交涉的进程中，文本和文本之间有着队形关系，也就是说，后者传承了前者。换言之，若世界上存在的所有事物都变成了文本，那么每一个独立的文本都和它附近的文本有着无尽关系，并且它们之间必定有着某种或多种影响。为了达到深度剖析互文性理论的目的，杰出的叙事学家拉尔德•普林斯用一段话为其下了定义：所谓的互文性指的是一个独立的、具体的文本和它所引用、吸收、改编、扩充和在整体上进行改变的其它文本间的联系，通过这一种关系能更方便地理解文本。相像的语类特征和文本特征是文本翻译中十分重要两个方面，他们也是哲学观的辩证发展的一个印证。相似的语类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关联性，同时这类文本或者语类间存在的关联性即被学者称为互文性。所谓互文性，看重的即为文本和文本间所存在的相互关系，这是因为文本和文本互相影响、彼此转换。如果想要在英语翻译中使用互文性这一理论，那么就应该使翻译文本尽最大可能地使用最佳的表述形式将原始文本想要描述的含义表达出来。不论是在文化上，还是在语言上，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都有着非常大的差别。要想使翻译文本与原始文本十分贴合，就要在翻译中好好利用互文性。自互文性理论被学者提出开始，就一直深受广大学者群体的关注，同时这一理论也被广泛使用在许多不同领域的各个研究之中。近几年，国内的研究学者对于互文性理论在翻译中的作用越来越感兴趣，同时大量的考察研究应运而生，也渐渐为翻译学的深入探究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本篇文章的重点在于讲述互文性理论在商务英语翻译中的使用，以及该理论为商务英语翻译带来了怎样的作用，进而阐明如何恰当利用该理论来为商务英语翻译的教学工作带来实质性的进步，并未翻译学研究开辟新的世间空间。

1互文性理论和商务英语翻译的关系

翻译是对原始文本的二次创作，它同时具有普通文本的创造共性和自己的独特个性。翻译文本和原始文本之间天生就存在着互文的联系。作为语篇最重要的特点，语类是一个发挥其语言的作用来实现某一目的的活动类型。相似性和互文性是语篇所具有的特点，这两个特点既包含了语义上的相类似，又包含了形式特点的相类似。例如，尽管普通英语和商务英语有着不一样的交际目标，但两者的语类的类型可以保持相同。普通英语的应用范围是日常生活所需英语，涵盖许多十分口语化的英语表达，这些表达或许不专业，也可能存在歧义。但是它们并不会对日常的英语交流造成大的负担和不好的后果，只要这些日常表达能够满足人们对日常生活中英语的需求就好，所以普通英语比较轻松。相比之下，商务英语的要求就要更加严苛。这类英语的应用场合多为职场，涵盖的内容包括商务活动中所需的商贸、金融、法律条例、规章制度、新闻等。因此，它的特殊的应用场合使得商务英语的语言表述和表达目的等都应十分严谨和专业[1]。不一样的语类带来的体验感受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文章类型的不同对语言风格也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和不同的要求。上午英语的文风独树一帜，这是商务英语十分显著的一个特征。为达到交流和沟通这一目标，商务英语的翻译的重中之重应该是使用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将原文表述出来，同时要使任何人的沟通既清楚明了，又十分准确。例如，在商务英语中，例如“Thankyouforyourletteroflastmonth.”的表述是不被允许的，而应该表述为“Thankyouforyourletterdated1stJune.”。第一种表述模糊不清，就会造成争议。所以在这种几近苛刻的要求下，互文性极大程度地受到商务交际活动的限制，用词被限定在一个范围内，不可逾越。也只有这样，才能在让商务英语在互文性的影响下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一种新的语类样式。然而这并非易事，为达到这一目标，商务英语的译者要拥有海量的知识储备，从而使翻译活动中出现的业内词语和术语清晰准确地表述出来。商务英语是英语学的一个十分特别的应用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互文性只能在上午交流活动中应用，促使了商务英语的新语类的产生。

2互文性对商务英语翻译的影响

互文性理论的中心是不同的文本产生的影响，并在其关注的范围内将大量的关联因素纳入其中，进而形成了一种多重对话的层面。2.1商务英语翻译教学中的文本对话。文章是互文性的主要承载单位，也是互文性理论最根本且最为关键的表现方式。文章和文章间的互相对话基本都是通过引用、模仿、使用典故等形式实现的。互文性理论表明，文章和文章间有着一种互相论证的联系，每一个文本的出现都是在对其余文本的消化和吸纳的基础上，文章之间互相联系，并且在时间与空间上是持续变化的，世界上没有独立于其它文本而单独存在的文本。这是因为文化是不能分割开来的一个整体，所有的文本均属于这个整体的小部分，均和剩余的文本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即为互文性。在大学中开设的英语课程，大都以英文教材、授课参考书、英语讨论等多样的方式为具体的授课媒介，这些媒介共同构成了完整的英文授课体系。每一个教学文本都和其它文本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们不受时间与空间的局限，彼此相互影响，相互发生联系。学生的学习过程就是和英语教学媒介发生关系的过程，每个学生用自己适用的认知方式和英语教学媒介交流沟通。不同的学生可能会对同一个文本产生不同的理解和认知，这和学生的知识储备有关，所谓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学生和文本之间的互动，使得文本意义应运而生。2.2商务英语翻译教学中的主体对话。教学活动的主体是学生，商务英语翻译的教学中主体对话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样的主体对话集中表现为学生和老师的对话、学生和学生的对话、学生和网络资源的对话。在这些对话中，在英文授课中出现最多的对话是老师和学生的对话，在授课中，学生作为主体，老师引导学生进行课程的学习，并对教学过程进行全局把控，帮助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引导整个教学活动的方向，同时，老师和学生可以自由讨论重要问题，并且和其他人组成团队共同合作完成任务。课程也可以通过情景假设的形式来进行，在特定的情境中练习英语的使用能力。在这个信息爆发的互联网时代，学生和网络资源的对话是随处可见的，如何合理应用这些信息来为学生的英语学习服务是十分必要的一个问题，学生可以通过在线练习，来提高自己的英语能力，同时亦可以通过互联网来下载教学资料。2.3商务英语翻译教学中的文化对话。所有的教学文章均含有一种或多种文化内容，互文性理论着重强调的文章内容与文章形式间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在对文章进行解析的时候要深入思考该文章所处的文化背景。除却深入理解文章的内容，翻译者在分析文章的过程中也需要重视文章中表现或隐藏的文化内容。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翻译者不断增加自身的文化沉淀。作为一名学生，在学习商务英语翻译的过程中，要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让学生学会用相关的文化来理解并解读文章，将之前的知识和当前文本的互文性好好利用。

3互文在商务英语翻译学习中的作用

只有清晰地理解文章的含义才能对文章展开翻译工作。商务英语是英语类别中专业性极强的一类，从选词、词语含义、句子语法、文体选择，到文化概念表达，又有着极强的独特性。正因如此，在翻译这类英语的时候，翻译者不仅要有坚实的语言功底，更应该储备行业知识。只有详尽考量行业的特质，才能够既正确理解原文，又运用目标语言中的特定“行话”清晰地将原文表述出来，达到沟通交流的目的。3.1互文性理论有助于提高学习者的英汉语言水平。翻译行为，是一种十分典型的互文活动。翻译者的语言功底对翻译行为的质量好坏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翻译活动的过程中，翻译者是原始文本和读者的联系纽带。在这两种不同语言的转换过程中，翻译者自己也在与原作者进行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沟通，并对原文重新构造。作为一种在工作场合中普遍已使用的语言类型，商务英语对用词、句法都有其独特的要求。正因如此，该类翻译活动尤其独特的标准：词汇专业、用锯简练，文体庄重，格式规范。在该类翻译活动中，照着词典直译是一种错误的方式。这个时候，如果翻译者有海量的专业词汇和知识储备，就能够达到准确翻译商务文本的目的[2]。正是由于不同文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关联，互文性理论在文本中的作用就是不能被忽视的。和语境的关系十分密切的原始文本和译文文本不仅仅含有相互队形的词语和句子，同时它们在文章中都有其存在的语言环境，只要语言环境适合，就能够直接用。3.2互文性阅读有助于丰富学习者的文化知识储备。篇章阅读不仅仅是熟悉语言规范的过程，也是慢慢累积语料知识的过程。语句是组成一篇文章的要素，一个语句拥有发音规范、语法法则，同时可以阐明某一个词语在某一语言环境中的具体意义，更为关键的是，它蕴藏着多样的文化相关的知识。只有翻译者多读书，才能在脑海中积累起自己的材料，继而逐渐建起属于自己的语料库。翻译者能够熟练运用翻译技巧以后，就可以顺利地进行翻译工作。3.3互文性理论有助于学习者适应两种语言中互文语篇的结构。商务英语中的文章类型多种多样，因此它们拥有其特定的意识表现，和不同的篇章构成。因而，翻译者在重组翻译文本的时候，不可以套用原始文本的语句机构，而是应该考量文本中各个段落之间的关联性和目标语言的篇章结构，最后使用读者对用易接受的方式来将译文呈现出来。否则，翻译出来的内容不能让广大读者欣赏到原始篇章的美和价值。3.4互文性阅读有助于学习者发挥译者主体性。互文性理论告诉我们，原始篇章和目标语言的篇章也存在互文关系。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翻译者首先要互文性的阅览整篇文章，然后要生产出语文性的目标语言的成果。翻译者的知识越丰富，对文章的品鉴能力越强，就越能够进行对原始篇章的重构发挥。

4互文性在商务英语翻译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4.1实施开放式教学。商务英语翻译的专业性非常强，要想实施开放式的教学模式就应该让授课理念、授课内容和授课方式变得更加开放。开放式的授课理念即为，把学生当作主体，向学生提供适宜学习的开放的气氛，同时要提高学生的商业英语的知识素养的培养，并保证教学目的的实现。开放式授课的目标是使老师挣脱教材的思维禁锢，让老师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依据商务文本的不一样的种类和不一样的特点对教学内容实施适宜的改编、重组。当然，老师也应该利用好网络素材和英文原版素材，在其中选取代表性强或者可以为利用的部分增添到授课内容里，来扩充授课内容，使教学更丰富多彩。实施开放式的授课模式，是达到开放式授课、推广并充分利用互文性理论的不可缺少的方式。作为一门专业性非常强的学科，商务英语翻译的课程不能仅仅依靠老师上课时教授的课堂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学生将自己融入商务情景里，通过自己的实践，才能使自身知识和将要获得的知识产生彼此的作用。除却专业知识，学生也应该培养出商务翻译的专业素养和职场能力[3]。4.2实现译者身份的动态转换。站在互文性的角度上，商务英语的翻译过程可以看作一种跨越语种、跨越专业、跨越文化的活动。学生们不仅仅是文章的阅读者，更是文章含义的阐明者，也是将文章改编为其他语言的编写者。如何能够让学生成功的意识到这些不同的身份，并进行身份的自由转换，是商务英语翻译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所在。授课的过程中，老师不能忽视知识的拓宽，要积极地促进学生对各种体裁的文章的深入发掘。老师作为知识的载体，要帮助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能动性，让学生学会自主查阅资料的习惯，来引导学生在具体的商务情景下对需要翻译的文本开展互文性的研读。作为学生来说，应该要对原始文本的内在含义开展深度分析和思考，以达到译文文本和原始文本的互相对照和互相影响，进而更加深入地理解原文。接着，学生应该把不同的翻译版本进行对比查看，以达到深入理解互文性理论对商务翻译的具体功能，从而达到不同身份的自由切换。4.3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要想要提高学生在商务英语翻译中的能动性和创新能力，就要让老师帮助提高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这样一来，学生对语言的把握能力也会相应提高。作为一种动态性非常高的活动，商务活动中的商务交流会由于经济的飞速发展而变得愈加复杂，因此，只有加大对学生的发散能力的提高才能使商务英语翻译一直发展下去。要实现这一目标，有许多途径可以利用，例如建立氛围轻松的授课环境，让学生能够勇敢地表述自己对于文本的理解和思考，将学生的潜能全部激发出来。鼓励学生采用多种方式翻译同一篇文本，能够提升学生的思维灵活性，让学生从多个角度来翻译创作，能非常有效地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4]。4.4提倡多元文化的考核方式。对于商务英语来说，考察的方式分为开卷考试和闭卷考试，考察方式非常单一，缺少多种多样的考查方式，不能够非常客观地判定学生的学习状态。要想实现多种多样的考查方式，就要综合考量考试的作用和方式、客体和主体等诸多元素，要从多元化的考试作用和方式、多元化的客体和主体等多个方向来评判；同时对学生的要求相应提高，不仅要使学生灵活掌握商务英语的知识与技能，更要让学生拥有海量的知识面。同时评价的客体也会改变，它们可以是个人和团体，也能够是各个事件；评价呢的主体可以是学生间的相互评价、学生自我评价，也可以是老师和学生相互评价。这样的考查方式的运用，可以十分有效的提高商务英语的翻译授课成果，并在提升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能力上与十分显著的功效和成果。

5结语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对互文性理论的理解和创造对商务英语的翻译授课优质分钟要的作用和深远的意义。在教学的过程中，老师不能停下探索的脚步，应该主动更新授课的方式和内容，尝试使用更加有效的授课手段；根据不同的商务活动的需求，增强学生的翻译素养，更大程度地实现教学目标，让更多学生成为更加优秀的商务英语翻译者。

作者:闫苏 单位:徐州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1]黄文英.互文性与翻译教学[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3):145-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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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文性范文篇7

1．互文性的分类

迄今，人们对互文性的分类做了许多尝试例如，Kristeva(1986)区分了水平(horizonta1)互文性和垂直(vertica1)互文性。前者指一段话语与一连串其它话语之间的具有对话性的互文关系，后者指构成某一语篇较直接或间接的那种语境，即从历史或当代的角度看以各种方式与之相关的那些语篇。Jenny(1982)把互文性分为强势的(strong)和弱势的(weak)；前者指一个语篇中包含明显与其它语篇相关的话语，如引言，抄袭等，后者指语篇中存在语义上能引起对其它语篇联想的东西，如类似的观点，主体思想等。Fairclough(1992)区分了显著(manifest)互文性和构成(constitutive)互文性。与Jenny的强势互文性一样，显著互文性是指一个语篇中标明的与其它语篇的互文关系：“在显著互文性中，其它语篇明显地存在于所分析的语篇中，它们被语篇的表层特征，如引号，明确标示或暗示”；构成互文性指一个语篇中各种体裁或语篇类型规范(conventions)的那种复杂关系，它“是语篇生成中涉及的那些话语规范的组合”。(Fairclough1992：l04)

但是，上述这些分类均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例如，Kristeva的区分所依赖的语篇的水平轴和垂直轴事实上与Saussure所提出的词的横组合和纵聚合关系有异曲同工之处。水平互文性强调发话人如何根据别人的话来组织自己的话语；垂直互文性强调一个语篇充满了其它语篇的片断，人们在试图理解该语篇时必须具备一定的关于这些语篇的知识。Fairclough所做的区分显然不包括一个语篇中没有注明的但却是属于别人的那些话语，而这类互文性可以说司空见惯，尤其在新闻语篇中(见Bell1991)。另外，这两种互文性往往相随而生，难以分开。例如，如果一个语篇引用某人的几行诗(显著互文性)，那么它也同时引起了读者对诗歌体裁规范(构成互文性)的联想。本文将从读者或分析者的角度把互文性分为“具体的”(specific)和“体裁的”(generic)两种。前者指一个语篇包含有具体来源(即写作主体)的他人的话U语，这类互文性能够涵盖上述的强势互文性、显著互文性和不加标明引用他人话语而产生的互文关系。后者指在一个语篇中不同风格(style)、语域(register)或体裁(genre)的混合交融，即Bakhtin(1981)所说的“异体语言”(heteroglossia)。它们涉及的不是个体主体，而是集合主体，如某一社会阶层或群体。

2．互文性分析的困难

互文性这个概念的提出对于话语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它使我们能够在某一语篇与其它语篇的相互关系中来分析和评价该语篇结构成分的功能以及整个语篇的意义和价值。然而，互文性研究从一开始就面临诸多困难。首先，互文性并不表示一种稳定的界限分明的关系。当然，对某个语篇互文关系的一种建构可以会比另一种更可信；但是任何这种建构都产生于某种阅读目的或兴趣。这意味着不同的读者在不同的时代对同一语篇可能建构出不同的互文关系。其次，根据Krlsteva的理解，互文性不一定局限于各种表义系统在特定语篇中的表现形式，它是指一种文化的一般形态，这种形态是一个复杂的代码网络，具有异质弥散的语篇实现形式。解构主义者(deconstructivist)基本上接受了Kristeva这种观点。他们认为、语篇的任何边界都不复存在，它变成了一个由无数互文关系构成的无限的网络；语篇性(textualilv)变成了互文性(见Leitch1983)。因而每个语篇因其与另一语篇相关，都是互文的(Barthes1979：77)。“每个语篇都被表明以一种最难以捉摸的同化方式包含着其它语篇；这种同化作用既是心理分析也是纯修辞批评研究的课题。任何我们认为属于能与语篇的字母相分离的精神的或意义的东西都仍存在于互文的范围之内。”(见Bloometal：viii)Culler(198l：l09)道出了互文性分析所处的两难境地。它“因其所表示的广大而不明确的语篇空间，是个难以使用的概念。但是，当人们把它的范围缩小以使之更加有用时，他们或者陷于传统的实证主义的语源研究，或者只是为了释义方便而把以前的相关语篇一一列出”。换言之，互文性这个概念，唯其具有具体清楚的所指才是可以操作的，但是缩小它的所指范围也就削弱了其描写整个语篇的互文关系网络的能力。

Frow(1986：157)提出了互文性研究的目的和原则。“提及另一语篇就会含蓄地触及一个体裁的规则中包含的全部的潜在意义。因此，辨别某个语篇所涉及的那些具体的语篇就不那么重要了”，“关键的是，能否建构出该语篇所赖以形成的那些标准结构(canonicalstructures)。具体的互文关系在这一建构过程中可能是重要的线索，但是它们本身从来也不是目的。”(1986：157)Frow在这里强调的是，互文性分析的最终目的不是要建立一个“客观的历史体系”或者“客观的语篇序列”，“它只能是对建构某种相关关系的全局价值(例如其效果、带来的快乐、产生的说教或政治兴趣)的一种评价”。所以，互文性分析必须有别于语源研究，前者强调阅读的过程，而不是对具体相关语篇的辨认；这种辨认既不是互文分析的出发点也不是其目的。互文材料很少只是被简单地嵌入某一语篇，而是根据该语篇内部的逻辑关系和语义结构被重新加以利用。因此互文性分析的重点应该是考察互文材料在特定语篇中的语义功能和结合的方式与和谐程度。

3．互文性的语用分析

互文性研究一直局限于文学批评。但是，近年来它在语篇分析，尤其是在“批评语言学”(criticallinguistics)中，受到越来越多的注意。批评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新闻报刊等非文学语篇，目的是通过语言分析揭示语篇中隐含的意识形态意义和权力关系以及语言对社会过程的介入作用。新闻报道中充斥着各种形式的直接和间接引语以及来源未加任何说明的他人的话语；这些引语和“抄袭”来自各种渠道，信息来源广泛，代表着各种人(通常是有权者)的利益和意识形态。Fowler(199l：228)指出，“如果批评语言学主要关注的是报纸语篇的意识形态意义，那么研究那种语篇与其撰稿人的消息来源之间的关系就是极为重要的。”批评语言学家在对引语的研究中继承了Volosinov和Bakhtin的理论和方法(见Volosinovl973；Bakhtin1981)，重视引述者的话语和引语之间的动态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1)引语和引述者的话语之间在多大程度上是界限分明的，即引述者在多大程度上把引语的“声音”与自己的声音融为一体或者相互分开；(2)转述语境在多大程度上支配或影响读者对引语的理解；(3)引语在多大程度上表达了原话的人际功能意义(见辛斌1998)。我们认为考察这种动态关系对于分析任何语篇的具体互文性都是至关重要的。

Bakhtin(198l：264)指出，“小说可以被定义为艺术地组织起来的社会话语类型的一种多样性(有时甚至是语言的多样性)和个体声音的多样性。”任何一种民族语言的内部都存在不同的典型群体行为、不同的社会方言和地域方言以及职业专门术语、不同的体裁和不同的年龄性别语言等等。“小说通过这种社会话语类型的多样性和在这种条件下活跃的不同的个体声音来和谐地组织表达其所有主题、世界上的全部客体以及描述和表达过的结构统一性，它们帮助异体语言进入小说；每一种异体语言都容许多种声音和各种(总是具有或多或少对话性的)联系和相互关系”。虽然Bakhtin在这里谈论的只是小说，但是根据他的理论，任何语篇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上述这样的对话性和体裁多样性。

Fowler(1982)把具体语篇涉及的不同体裁分为“类”(kind)和“式”(mode)。前者指的是通常意义上的体裁，由一组特定的语义和形式特征来定义。类总是用名词表示，在英语里，ThisworkisaZ这样的命题中的Z通常表示一个类。式与类有对应关系，但它们只是有其对应类的部分特征。式总是用形容词来表示，例如在英语里的narration／narrative，poetry／poetic，drama／dramatic等成对词中，前者表示类。后者表示式。acomicplay几乎相当于acomedy，但是，comic这个式也常常用于修饰其它的类。例如当我们把JaneAustin的小说Emma称为acomicnovel时，我们的意思是，这部分属于喜剧式和小说类。Fowler对类与式的区分表明了这样的一个事实：整体上属于某一个体裁的语篇可以(而且往往)具有其它体裁的特征。我们认为这就是Bakhtin所说的异体语言和本文所说的体裁互文性。

语篇的体裁互文性也可以被视为不同声音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但这些声音不属于任何个体，而是属于不同的群体。可以说体裁的分类与社会群体或阶层的分类密切相关。某一群体或阶层使用或垄断一种(些)体裁，另一群体使用或垄断另一种(些)体裁。其结果，每一种体裁或式都有自己的语义潜势(meaningpotentia1)，包括具体的语义范畴、适当的主体地位、修辞方式和使用规则等；它们代表着不同社会群体或阶层的利益，适合于表达不同群体的立场观点或意识形态。作者或读者在创作或阅读任何语篇时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依赖这种语义潜势并从中作出选择。因此，体裁互文性分析的主要目的之一应该是考察语篇中各种类和式的混合交融表达了怎样的意识形态，以及这种体裁或式的混合是如何和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作者达到其交际意图或目的的。请看下面这个广告语篇：

(1)警惕——病毒性心肌炎!!!

诊治——到北京朝阳中医院

北京朝阳区中医院心肌炎专科门诊由副主任医师坐诊，采用97年国家新药玉丹荣心丸(97国卫药准字Z一099号)专门治疗儿童和成人病毒性心肌炎。病毒性心肌炎、心肌病是指病毒感染引起心肌细胞的变性坏死和间质细胞侵润及纤维渗出过程，其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已成为心血管疾病中常见病之一。其临床表现多种多样……为使更多的人了解病毒性心肌炎，使患者得到及时、有效、准确的治疗，欢迎全国各地患者与下列医院联系就诊。……广告被认为是一种寄生语篇，因为它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利用各种体裁的特征，形式灵活多变。例(1)中的广告是一个典型的Fairclough(1992)称之为“信息——宣传”(information-publicity)或者“告诉一销售”(telling--sel1ing)的语篇。就整个语篇的交际目的而言，它是一则广告，旨在推销一种产品和服务；但是中间的斜体部分在体裁上又属于“信息报告”(informationreport)。这种体裁在各类广告中司空见惯，它往往以专家或权威的口气提供表面上是为了消费者利益，实则是为了推销相关产品的信息。例(1)中的报告部分的主要功能便在于此：它所传递的一些有关病毒性心肌炎的信息，其实际效果是给这种疾病的患者施加了心理上的压力并可能促使他们尽快接受该产品和服务。不同的体裁容许不同的主体地位，从而一个语篇中不同体裁的交叉混合往往使作者处于矛盾的地位。在例(1)的斜体部分中，作者是报告人，是信息的提供者，因而与读者(信息的接受者)相比他处于权力地位。其余部分，作者是做广告的人，是推销者，而在高度商品化的社会里，消费者对于推销者而言处于权力地位。写作主体的这种矛盾地位表现在这两部分不同的语言风格上。例如，与其余部分不同，斜体部分使用的基本上是通常以非人格化为特征的科技语言。专业／科技语言是表示权威的一种方式。

Todorov(1976：164)指出“一个社会选择和表达那些最符合其意识形态的言语行为；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体裁在一个社会里的存在和它们在另一个社会里的不存在显示一种主要的意识形态，这并不是偶然的；每一种这样的选择都取决于它所处的意识形态结构。”Todorov的上述观点表明，一种体裁的有与无或兴与衰取决于社会的意识形态，因此体裁互文性分析的另一主要目的应该是考察各种体裁在不同历史阶段与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及其变化之间的关系。让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2)Thevocationalpreparationproductisusuallyapro—gramme．Itsdesignandimplementationarethereforecentralpartsofthemarketingprocess，andshouldstartfromtheneedsof-potentialcustomersandclientsandthebenefitsforwhichtheyarelooking．

这是一个教育语篇，但却点缀着一些经常出现在商业语篇中的词汇，例如，作者用product代替course，用customers和clients代替learners。Halliday(1978)把这种现象叫做“重新词化”(relexicalization)，例(2)中的重新词化反映了西方社会中教育的商品化。商业语篇的各种特征在其它非商业语篇中也相当普遍，反映了商业在现代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和与此相适应的商业语篇的“霸权”(hegemony)地位(见Gramscl1971)，以及它对其体裁的“殖民”(colonization)趋势(见Habermas1984)。

互文性是语篇的一个基本特征，互文性分析构成语篇分析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如本文所述，这方面的研究尚存在许多困难和争议。我们认为，互文性分析必须摆脱纯粹客观描写的实证主义影响，注重语篇互文关系的功能性分析。在这一方面，Bakhtin／Volosinov的对话理论(dialogism)和批评语言学已经开辟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先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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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文性范文篇8

时间：2003-4-8作者：秩名

提要：后结构主义对基于网络的超文本理念的形成与发展起过不同凡响的作用。克里丝蒂娃提出了“互文性”的概念，德里达论述了解构阅读的特点，巴特预言了理想化文本的某些特性。这些特性后来基本都由科技工作者通过电子超文本网络加以实现。后结构主义以“互文性”为核心的理论主张打破了关于原创性的神话、深化了人们对于文本特性的认识，并启迪人们去探索新的文本空间。“互文性”观念本身也为后人所发展。

关键词：互文性电子超文本网络

由于光盘技术及万维网（WWW）的广泛应用，电子超文本正在迅速深入我们的生活。它既是一种新技术，又代表了一种新理念。这种理念与后结构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对此，超文本理论家公开予以承认。兰道便指出：超文本与晚近文本及批评理论颇多共同之处。超文本重新提出了巴特和德里达关于作者、读者及他们所阅读的文本的早已有之的假设；为超文本提供了标志性特点之一的电子链接，也将朱丽亚·克里丝蒂娃关于互文性的观念具体化了。超文本的观念成型与后结构主义的发展几乎同时，但它们的会聚并非仅属偶然，因为二者都源于对印刷书籍和层系思想这类相关现象的不满。[1]波斯特也认为：“后结构主义的理论价值在于，它非常适合于分析被电子媒介的独特语言特质所浸透的文化。”[2]这种理论价值的重要体现之一，便是关于“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又译“文本间性”）的主张与实践。

一“互文性”的背景

“互文性”一词源于拉丁文intertexto，意为在编织时加以混合。在文学理论中，“互文性”是一个专门的术语，意指通过归因发现某一文本（或意义）是从其它文本（或意义）中析取或据以建构的。它着眼于特定文本（或意义）与其它文本（或意义）的联系。互文性是广泛存在的。兼综诸说的教材或旁征博引的史书固然颇富互文性，即使是号称“独创”的文学作品，同样依靠互文性来建构与展示自己的内涵，用典就是诉诸互文性的常见手法之一。当然，互文性并非单指文本之间的关系而言，历史的、社会的条件同样是改变与影响文学实践的重要因素，读者先前的阅读经历、知识储备和在文化环境所处的地位也形成至关紧要的互文性。互文性虽然广泛存在，但学术界公认它作为术语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由克里丝蒂娃发明的。

朱丽亚·克里丝蒂娃（JuliaKristeva，1941－）是法国精神分析学家、语言学教授、符号学家、小说家与修辞学家，欧美学术界知名的学者。她于1964年从保加利亚来到巴黎攻读博士学位，自此定居于法国。1968年，她加入了左翼学生运动。1973年获得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于1984年以《诗歌语言中的革命》为题出版。1974年起，她在巴黎大学担任语言学教师，并不时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开课。她的学术生涯是从语言学开始的。其后，她吸收了弗洛依德与拉康的演说，变成了精神分析学家，但又将这些先驱者的学说与后现代语境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所出版的著作涉及符号学、文学批评、心理分析、哲学、政治学、神学，以至于半自传体的小说。克里丝蒂娃曾以其学术贡献获法国政府奖励。

在《词语，对话与小说》等论文中，克里丝蒂娃试图打破关于文本系由作者所规定的传统观念，主张一切能指系统都是由它们对先前能指系统的变形方式所界定的。文本并不单纯是某一作者的产品，而是它对其它文本、对语言结构本身的联系的产品。根据她的看法，“任何文本都是作为引文的马赛克被建构的，任何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熔铸与变形”，[3]任何文本都受读者已经阅读的其它文本及读者自身的文化背景影响。在博士论文《诗歌语言中的革命》里，克里丝蒂娃进一步发展了互文性的概念。弗洛依德曾经区分出在无意识中起作用的四种过程，即压缩（condensation）、移置（displacement）、视象（visualimages）与润饰（secondaryelaboration）。[4]克里丝蒂娃加上了另一种过程，即从一种符号系统向另一种符号系统的变换（transposition）。在上述过程中，旧的系统被解构，新的系统得以产生。新的系统可能运用同样的或不同的能指材料，变化多端的诸多意义彼此交迭，这就是互文性的由来。“互文性”这一范畴表明：每个文本都存在于与其它文本的关系之中。事实上，与文本及其生产者的关系相比，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重要得多。既有的文本为其它文?镜拇丛煊氩吞峁┥舷挛摹4游奶逖У墓鄣憷纯矗墙囟ㄎ谋径ㄎ挥谀持治奶澹拍芏运星〉钡乃得鳌2还ノ男圆⒎谴骋庖迳系奈奶逖Ц拍睢R蛭从沉宋谋颈呓绲牧鞫裕币脖硐至宋奶骞δ艿哪承┗旌稀P词敌∷担╢action）可以为例，它是“事实”（fact）与“虚构”（fiction）的融合。

克里丝蒂娃提出“互文性”的概念，所针对的是将文本视为自足的封闭实体的传统。她宣称任何文本都是对其它文本的吸收与变形。这一范畴获得了其它后结构主义者的首肯。巴特探讨了在文学背景中的互文性，得出了任何文本都是过去的引文的新织物的看法。德里达则将互文性确认为文学研究的唯一方式，将文本理解为自我参照的系统。不仅如此，“互文性”是相当宽泛的，不只适用于文本之间、书本与作者之间的关系，而且适用于文本与前在的能指系统的关系。所谓“能指系统”，可能包括社会话语的“文本”或主体身分。它因此可以理解为一种不求助于传统作者观念的解释文学与非文学的材料的作用的方式。自足的、密封的、置前景的能指系统被转换成为有所待的、开放的、置后景的能指系统，写作也成了反复再反复、重写再重写的过程。

二互文性与解构

德里达以对西方从柏拉图以来重语音轻文字的传统的批判树起了迥异于索绪尔所代表的结构主义的旗帜。他不仅着力避免在赋予“所谓时间上的语音实体”以特权的同时排斥“空间上的书写实体”，而且将赋意过程看成一种差异的形式游戏。他说：“差异游戏必须先假定综合和参照，它们在任何时刻或任何意义上，都禁止这样一种单一的要素（自身在场并且仅仅指涉自身）。无论在口头话语还是在文字话语的体系中，每个要素作为符号起作用，就必须具备指涉另一个自身并非简单在场的要素。这一交织的结果就导致了每一个‘要素’（语音素或文字素），都建立在符号链上或系统的其他要素的踪迹上。这一交织和织品仅仅是在另一个文本的变化中产生出来的‘文本’。在要素之中或系统中，不存在任何简单在场或不在场的东西。只有差异和踪迹、踪迹之踪迹遍布四处。”[5]德里达作为前提加以肯定的综合和参照，并非发生于文本内部，而是发生于文本之间。作为阅读对象的特定文本是在场的，但它的意义不能由自身的指涉获得，而只能在与不在场的其它要素的联系中赋予。因此，他的理论与克里丝蒂娃关于互文性的主张是同气相求同，同声相应的。

德里达发明了“延异”（differance）这一新词来概括文字以在场和不在场这一对立为基础的运动。根据他的解说，延异是差异、差异之踪迹的系统游戏，也是“间隔”的系统游戏，正是通过“间隔”，要素之间才相互联系起来。这一解释完全可以移用来说明电子超文本的特性。电子超文本的基本要素是一个个的文本单位，这些文本单位因为彼此之间存在间隔（不构成连续文本），才得以组成超文本，就此而言，间隔是积极的，是联想生成的空间。当然，间隔使得这些文本单位彼此之间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使得锚地的在场与否成为一种悬念，当我们点击网页上的链接、在经历了需要耐心的等待之后迎来的是浏览器上“此页不存在”的提示之后，完全可以体验到间隔本身的消极性（这是阅读连续文本时体验不到的）。构成文本单位之联系的链接因为这些单位之间的差异而得以延续（从一个页面指向另一个页面）；反过来，链接本身又因为上述延续而产生变异（页1与页2的链接并非页2与页3的链接）。这种因异而延、因延而异的运动正是电子超文本所固有的。诚如德里达所言，“作为文字的间隔是主体退席的过程，是主体成为无意识的过程。”[6]因为有间隔，链接才成为必要；因为有链接，间隔才?皇谴咳晃尬锏目瞻祝且恢痔厥庑问降奈淖帧＜涓舫鱿质保械脑亩粱蛐醋髦卸希魈宕佣讼坏牵庵滞讼肫渌凳侨鍪侄ィ共蝗缢凳切碌某鱿淖急浮＜涓粢泊俪闪擞没睦碛梢馐断蛭抟馐兜淖庵肿还窍喾吹男睦碓硕那暗肌T诘却械奈谋就顺⑿碌奈谋境龀≈剩缱映谋就绲挠没Ь】勺ソ羰奔浯邮缕渌疃ù蚩硪桓鲣榔鞔翱冢炔璧龋R虼耍涓粼黾恿诵畔⒔邮芄讨械母扇拧5牵舛问奔湟嗫杀挥没ё魑此贾茫兄诖有碌哪谛氖拥闵蟛煜惹颁赖奈谋荆虼耍涓粲衷銮苛诵畔⒔邮芄讨械睦硇跃瘛U饩褪浅谋镜募涓羲谋缰しā?nbsp;德里达所铸造的“延异”一词，表明了后结构主义与自己的前身的差别。结构主义看重共时性而非历时性，认为结构的各种要素是同时出现的。相比之下，德里达则注意到要素在时间上的差异。“延异”之延，正是时间性的；“延异”之异，才是空间性的。因此，“延异”恰好是时空的统一。理解“延异”这一概念对把握超文本的特性大有裨益。超文本的多种路径可以通过地图等形式在空间中展示出来，但是，对于这些路径却不能同时加以探寻。因此，超文本的结构本身就包含了时间与空间的矛盾。当用户选中某一种路径时，其它路径在空间上便由在场转化为不在场，对它们的探寻相应也就被延缓下来。当然，这种延缓并不是结构的破坏，而是超文本的结构魅力之所在：在每次探寻之外总是存在新的探寻的可能性，路外有路，山外有山，峰回路转，奥妙无穷。德里达所谓“延异”实际上是将结构理解成为无限开放的“意指链”（achainofsignification），而超文本则使这种意指链从观念转化为物理存在，从而创造了新的文本空间。

德里达还使用“播撒”来表达一切文字固有的能力，揭示意义的特性和文本的文本性。在德里达看来，意义就像播种时四处分撒的种子一样，没有任何中心，而且不断变化；文本不再是自我完足的结构，而是曲径通幽的解构世界。不存在所谓终极意义，那么，表意活动的游戏就拥有了无限的境地。这个隐喻同样可以移用来概括写作与阅读电子超文本时意义的变化。如果说线性文本强调文本的内部关系、因而强调意义的会聚性（所谓“主题”正是这种会聚性的概括）的话，那么，超文本则更为重视文本的外部关系，因而使意义的发散性显得相当重要。漫游于电子超文本网络之中，我们从一个页面进入另一个页面，也就是从一个语境进入另一个语境，这种运动是随着我们的兴趣而延续的，通过阅读所把握的意义随着上述运动而“播撒”，无所谓中心，也无所谓终极。即使上网时心存中心（例如搜寻特定主题的资料），这种中心也为电子超文本网络的特性所消解；即使上网作为一种活动存在为用户的时间和支付能力所决定的间断，但这种间断并不是发展的螺旋式上升，亦非对终极意义的领悟，不过是新的漫游的准备。我国古代治学传统中，早就有“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的分别。德里达眼里的读者，同样有着重主观与重客观的分野。重主观的读者自以为有权力随便增添什么东西，重客观的读者则拘谨得不敢投入任何自己的东西。德里达认为这两类人都不懂得阅读，要求超出二者之外而进行解构阅读。解构阅读是文本自身解构而造成的意义播撒（disseminationofmeaning），依赖于文本而又不为文本所囿。它不追求思想和表达的连贯性，也不追求传统意义上的阐释或说明。它强调互文性，企图抹去学科界线，这在精神上与超文本相通。

德里达认为解构是“写作和提出另一个文本的一种方式”。[7]超文本的阅读同时也是写作。网上一位知名作者指出：“众所周知，解构阅读和传统阅读的最大区别在于‘可写’和‘可读’，传统阅读是重复性的可读，解构阅读是批判性的可写。……网络上面的联手小说，正是这么一种解构阅读产生的怪胎：没有刻意安排好的故事线索，没有什么主旨、主旋律之类的群众伦理诉求。每个续写者都只是他对于原来的文章进行解构阅读后的主观观察和本体理解，他没有也不肯去猜想故事是否有着在公认价值体系下的统一所指，在网络联手的过程中，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联手者来自各种不同的社会价值环境。”作者参预发起的网络联手小说《守门》）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用一个虚构的角色参加进去。“角色扮演类型的《守门》让每个人保留的独自的视觉，任何场景和事件都是个体的感受，与他人所知无关，这是一种最为自由的个人精神的张扬。在这样的网络联手小说中，道德、价值观念、文笔、风格都成为了段落性的个别东西，整个情节发展只有能指，没有所指。重复的只是某一个具体生命由于其经历和所思所感在一次叙述中的表露，那不是历史道德的积累，也不需要反映狭隘区域利益的法规。在传统媒体社会中，个体生命感觉的文化表达总是很难拥有最大传播范围的可能，而网络角色扮演小说让这种个人自由叙事伦理得到一个最广阔的相容空间，网络社会环境确实是解构主义的一个最大最好的舞台。”[8]

三互文性与本文

后现代主义强调能指与所指的分裂，巴特就是如此。巴特原来是个结构主义者，在1968年“五月风暴”失败之后倒戈，对结构主义的美学理论和批评方法加以批判，从而转向后结构主义。巴特反对结构主义试图从一个故事中抽取模型、从模型中概括出具有普遍性的叙事结构、再将这一结构应用于其它故事的做法，主张将“本文”与“作品”加以区别。根据他的看法，“作品”的概念是相对于结构主义而言的。作品中的能指与所指相互统一，存在固定的、对应的象征意义，存在作为最终探索目标的所指或意义的结构。阅读的意义就在于探寻这种结构。“本文”的概念则是巴特新创的。本文是能指的天地。能指与所指相分裂，彼此之间发生了自由的、无目的的意指，这是一种无穷无尽的象征活动，由此而产生的任何意义都是随时生灭的，没有中心、没有连贯。对“作品”的阅读仅仅是一种理解、一种文化消费，而对本文的阅读则是一种创造，这种创造实际上是一种游戏。巴特的《S/Z》一书，既为后结构主义树立了阅读范例，又为超文本阅读开了先河。这本书将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萨拉辛》切成561个阅读单元，逐一进行讨论，然后以令人惊讶的错综复杂的方式将这些讨论组织成交叉参考，在这一过程中生产出篇幅远过于原作的文本来。

巴特的“本文”观包含了某种网络的观念。这里有两个层次的问题：其一，某个语词之存在，都以其它语词的存在为条件，语词的意义是由其它语词所组成的无形词典所规定的；其二，文本之所以成为文本，也以其它文本的存在为条件，文本的意义同样是由其它文本所组成的无形网络所规定的。巴特心目中的理想文本，是一种链接众多、彼此交互的网络，是一个能指的星系，没有所指的结构，没有开头，可以颠倒。读者可从几个不同入口访问它，没有一个入口可以由作者宣布为主要的。这一理想正为万维网所实现。在万维网上，任何一个作者都可以将自己所写的超文本文件链接于其它任何文件，如果这种可能性被所有的作者都加以探索的话，那么，每个文件就将链接到其它所有的文件，从而产生无穷无尽的可能的文本。通过链接，文本分了支，这种分支近于无限，远非任何个别作者或个别读者所能穷尽。万维网既无开端，又无结尾，只是呈现为一个不断膨胀的中部。在理想的超文本中，没有一个节点具备相对于其它节点的优先权，各个要素的顺序可以任意跳跃。罗兰·巴特的文本观导源于对“作者具有某种君临读者之上的权利”的传统观念的反拨。他将“文”区分为两类，即“能引人写作者”（lescriptible）与“能引人阅读者”（lelisible）。前者是“有可能写作的东西”，后者是“不再可能写作的东西”。罗兰·巴特认为能引人写作者是价值所在，“因为文学工作（将文学看作工作）的目的，在令读者做文的生产者，而非消费者。”相比之下，能引人阅读者充其量仅具有相反的价值，即能够让人阅读，无法引人写作。他将能引人阅读者称为“古典之文”，因它在传统的文学体制下获得肯定。其时，读者陷入一种闲置的境地，不与对象交合，不把自身的功能施展出来，不能完全地体味到能指的狂喜，无法领略及写作的快感，阅读仅仅是行使选择权。他所向往的文学体制，自然是与传统文学体制背道而驰的。它为读者从事写作、实现角色转换提供了高度的自由。传统意义上的作者因此完全丧失了君临读者的权利。很明显，电子超文本就是这种“能引人写作者”，它将作者和读者变成了合－作者（co-writer）。

罗兰·巴特所谓“能引人写作之文”与“能引人阅读之文”，存在一条重要区别：前者是生产，后者是产品。在传统的时代，是产品（亦即“能引人阅读之文”）构成了文学的巨大本体。然而，理想之文不应是产品，而应是生产，亦即“正写作着的我们”，或者说是“无虚构的小说，无韵的韵文，无论述的论文，无风格的写作，无产品的生产，无结构体式的构造活动”，说到底是随意所之。“在这理想之文内，网络系统触目皆是，且交互作用，每一系统，均无等级；这类文乃是能指的银河系，而非所指的结构；无始；可逆；门道纵横，随处可入，无一能昂然而言‘此处大门’；流通的种种符码（codes）蔓衍繁生，幽远惚恍，无以确定（既定法则从来不曾支配过意义，掷骰子的偶然倒是可以）；诸意义系统可接收此类绝对复数的文，然其数目，永无结算之时，这是因为它所依据的群体语言无穷尽的缘故。”在罗兰·巴特看来，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考察角度：一种是“将一切文置于归纳和演绎兼具的往复运动中，以不偏不倚的科学目光，对它们一视同仁，从归纳的方向，强使它们重返总摹本（laCopie），而后一切文都将从这总摹本演绎生发出来”；另一种是“把每篇文都放回到运作过程中”，看它如何无休止地“穿行于无穷无尽的文、群体语言（languages）及系统而呈现出来”。罗兰·巴特显然是倾向于第二种角度的。这种角度事实上就是强调文本的动态过程而非其稳态特征（所谓“独特性”）。[9]

罗兰·巴特的上述观点，实在相当精彩，为后来的超文本理论家所服膺。他所说的“能引人写作之文”的特点，也就是超文本所具备的交互性、交叉性与动态性。他所写的《符号帝国》（1970）一书，将符号学理论糅入自己所观察与思考的日本文化现象中，蕴含着某种超文本的旨趣，诚如夫子自道：“本文和影象交织在一起，力图使身体、面孔、书写这些施指符号得以循环互换；我们可从中阅读到符号的撤退。”[10]据作者自述，《S/Z》一书乃因由高等研究实验学院1968与1969这两个学年的研讨班而形成的工作印迹。其时，电子超文本尚在酝酿中。但是，罗兰·巴特论“理想之文”论述已经接触到了电子超文本在交互参照方面的重要特征：其一，电子超文本自身是网络（内部有节点与链接），同时又和其它超文本相互联系，既无中心，又无边缘，更无所谓等级。其二，电子超文本自身形成了“能指的银河系”，即后人所说的“文本宇宙”。其三，作为网络的电子超文本无所谓“始”，也无所谓“终”，任何一个网页都可以被设定为首页。其四，电子超文本的运作是可逆的，目前许多超文本浏览器都有“前进”、“后退”功能。其五，电子超文本网络的信息资源呈分布式存在，一方面“门道纵横?娲扇搿保硪环矫婷挥心囊淮λ愕蒙洗骋庖迳系摹按竺拧保ǔQ灾懊呕д镜恪本陀行矶嗉遥F淞杂诹唇拥淖纷倨玖攵ǎ肫渌底裱榷ǚㄔ颍共蝗缢凳撬嫘乃F淦撸缱映谋就缢馨莸奈谋臼浚谥钔チ跫拢率瞪鲜俏拗咕车摹?nbsp;

四“互文性”的价值

在文本观念的发展史上，互文性这一范畴具有重要价值。对此，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加以认识：

打破关于原创性的神话。除了学术写作经常加注解或附上参考文献篇目之外，某种文本对其它文本的依赖关系很少被明示，所谓“文学创作”尤然。久而久之，在社会上形成并扩散了有关作者（特别是作家）的“独创性”的神话。“互文性”却抹去了这些人头上的灵光，揭示了他们对于前人已有作品的依赖性。事实上，从个体的角度看，任何作者都是从读者转化而来的。从来没有读过任何文本的人根本无法从事写作，正如从来没有听过说话的人完全不可能具备言语能力那样。宣示自己对前人作品的取鉴无损于作者的贡献，前提是这种取鉴并未流为抄袭。影片《大话西游》之类作品公开宣示渊源有自、对它的理解有赖于阅读相关作品的经验，这种做法是扩大了自身的影响而非相反。“互文性”这一范畴从而深化了我们对于作者和读者之交互的理解，有助于将文学活动看成写作和阅读递相转化、作者和读者的角色不断转换的过程。虽然克里丝蒂娃本人未曾明言，但互文性看来并非文本自身的一项特性，而是对它的阅读在作者及读者之间制造的某种默契。正因为作者与读者在某种程度上享有共同的知识背景，或者说作者与读者之间并不存在鸿沟天堑，互文性才得以实现。

增进了对于文本特性的认识。“互文性”这一范畴的提出，打破了文本作为自足的密封整体的观念，代之以文学生产是在其它文本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观念。据此看来，任何文本事实上都是对既有文本的重写。对于克里丝蒂娃来说，任何文本事实上都是互文本，都是一个与不计其数的其它文本（包括未来的文本）互动的站点。这种互动，既包括公开、明显的引用或参考，又包括对已有文本的同化或模仿，还包括对于既定惯例的认同与遵循。不仅如此，肯定“互文性”的存在，每个文本都有其边界的观念便成了问题。任何文本都存在于巨大的、涉及多样文体与媒体的“文本宇宙”中，没有一个文本是独立的孤岛。既然文本通过相互联系形成了硕大无朋的网络，哪儿是它的开端？哪儿又是它的结尾？“‘互文性’的观念戏剧性地混淆了书本的轮廓，将它的整体性形象消解成关系与联系、解释与碎片、文本与上下文的无界、无限的编织品。”[11]“互文性”的观念也使我们以新的眼光来看待电视，不是将它看成由离散文本组成的系列，而是视之为绵延的视频流。不论是对于什么媒体而言，文本都是可塑的，其界限可以由读者重划。而且，“互文性”还开拓了文艺批评和文艺研究的思路。既然文本以彼此交织成网络的形态存在，我们便可以将有待评析的特定文本视为网上的纽结，通过比较对同一主题的不同处理（或者对不同主题的同一处理）等做法来把握其特征。互文性通常被界定为一个文本间接提到另一个文本之处。但是，既然阐释是个活跃的、个人化的过程，文本可能也包含甚至其作者都未意识到的对其它文本的隐蔽涉及。揭示这种隐蔽涉及也是文艺批评与研究的任务之一。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描绘了新的文本空间。虽然索绪尔强调符号之关系的重要性，但结构主义的缺点之一是将个别文本作为离散的、封闭的实体，将视野集中在文本的内部结构上。相比之下，克里丝蒂娃则更为强调文本之间的关系或其外部结构。她曾经勾勒了由写作主体、接受者（理想读者）和外部文本构成的对话图式，并将文本空间描绘为具有纵、横两轴的交互平台。水平的轴线连结着文本的作者与读者，垂直的轴线连结着特定文本与其它文本。“词的状态因此被从纵、横两方面加以界定。就水平轴线而言，文本中的词语既属于写作主体，又属于接受者；就垂直轴线而言，文本中的词语被定向于在前的或同时存在的文丛。”[12]上述两轴创造出二维空间。在这一空间中，上述4种要素并没有固定的位置，只有作者、读者、文本与互涉文本之间的运动。这种运动就是延异，只能通过在阐释中获得说明的痕迹加以追踪。复调的虚拟存在被织进文本间的相互关系。在现实主义传统中，观众被说服相信置身于进行中的叙事现实。相比之下，互文性提醒我们：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以媒体为中介的现实之中。我们从现实主义作品得到一种情感卷入的愉悦，而后结构主义则试图给读者批判性解构的愉悦。对于超文本作者与理论家来?担ノ男蕴峁┝艘恢钟泄匦碌奈谋究占涞氖实泵枋觥T诘缱映谋就缰校看蔚慊鞫即蚩艘桓鲂碌奈谋究占洹U庑┛占淇梢圆愕梢蕴V灰劳缟系囊趁嬉延惺谥啵颐渴泵靠袒乖谠黾樱悴荒阎牢谋究占涔钩傻ピ氖渴墙谖耷畹摹N颐窃谕弦猿謇说姆绞浇袖溃率瞪弦簿褪亲纷傥谋疽庖宓牟ト觥⒕褪侵っ餮右斓拇嬖谟牖ノ男缘闹匾?nbsp;

五“互文性”的发展

后结构主义者所提出的“互文性”观念，为后人所发展。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从“互文性”到“跨文本性”、从词语到图象、从网络到泛网络的变化。

受“互文性”这一概念的启发，西方学者吉尼特（G.Genette）于1982年提出了包容范围更广的范畴——跨文本性（transtextuality）。他开列了五个子类：其一，互文性。其二，侧互文性（paratextuality），指主要文本与其派生文本（paratext）之间的关系。如果将通常所说的正文当成主要文本的话，那么，派生文本便包括前言、献词、鸣谢、目录、注解、图例、后记等。其三，原互文性（architextuality），指的是将一个文本视为某一（或某些文体）的一部分所形成的关系。其四，元互文性（metatextuality），指的是一个文本对另一个文本外显的或暗含的评论关系。其五，超互文性（hypotextuality），即一个文本与作为其基础但又被变形、修饰、发挥或扩展的文本或文体之间的关系，见于滑稽模仿等场合。其后，斯塔姆（Stam）等人又指出：“互文性”就其原义而言指的是外互文性（extratextuality），即文本的外部关系。与互文性相对而言的另一个范畴可称为内互文性（intratextuality），即同一文本内部各种要素的关系。在以上目录中，还应加上基于计算机的超文本性（hypertextuality），其特点是一个文本能够将读者直接引向另一个文本，不管其作者或位置。[13]

在实践中，互文性的概念不仅应用于文学批评，而且被用以阐释由图象组织的文本。例如，一位学者所作的分析表明：一幅香烟广告将所宣传的产品和白兰地酒、咖啡并置，利用后者在西方消费者心目中所具有的力量、富足及优质的含义，诱导对香烟的相应联想，便是利用了内互文性。由于法规不允许做试图说服公众吸烟的广告，这种暗示性的联想对香烟推销是相当重要的。外互文性同样在香烟广告中得到利用。Benson&Hedges公司在推销SilkCut牌子的产品时，打出的广告在画面上只出现一幅紫红色的丝绸（silk）,中部沿着对角线加上一条卵形的切割线（代表“cut”）。虽然广告本身没有出现任何与自己的品牌或香烟有关的字样，但附加的规定性说明“政府敬告市民，吸烟有害健康”的字样已经成为广告的注解。在SilkCut的牌子广为人知之后，公司做广告甚至不必再亮出丝绸与切割线之类图形。例如，1992年推出的一幅广告只在白底上绘出一只犀牛，犀牛头顶紫色的帽子，帽子中部有个洞，露出犀牛角来。帽子未必是丝绸的，洞虽然和切割或切口有关，但毕竟不那么直接，可是，广告却利用互文性调动了人们的知识背景，使之联想到这是SilkCut牌子的香烟广告。当然，这种联想是间接而非直接的。不过，倘若观者经过一番玩味才悟出广告的奥秘，那么，这种解开谜底般的快感据信可能增强广告的说服力，因为它在肯定观众的颖悟的同时解除了他们出于自我防御机制对广告之诱导的抵抗。和直言性广告相比，基于互文性的广告更需要接受者知解力的配合，这种配合有些时候会出现始料未及的情况。例如，画面上出现半盛咖啡之杯的广告，本是为了暗寓香烟的可口、优质，却可能会使接受者误认为杯中所盛为牛奶、冰淇淋等，从而和其它类似产品的广告相混淆，结果广告所增加的并非香烟的销量；再如，以丝绸寓意阴柔，加上切口或切割，可能会使人产生性侵犯的联想。相比之下，超文本以物化的形态将所欲引导的联想固定下来，链接本身具有很强的确定性，误解的概率无疑大大降低。[14]不仅词语之间、图象之间存在互文性，词语与图象之间同样存在互文现象。为了说明这一点，罗兰·巴特引入了“锚地”的概念。[15]语言要素可以用来固定或限制一个图象的解读，反过来，一个图像的说明性用法可以固定对于模糊的词语文本的理解。我国古代的题画诗、现代流行一时的连环画，便是图文相互参照的例证。互文现象同样见于音响与其它信号的关系之中，音乐的标题可以为例。由此看来，互?男哉庖环冻胪耆梢杂美捶治鼋岷狭硕嗝教逍畔⒌某谋荆得鞲髦忠蛩叵喔ㄏ喑傻墓叵怠?/P>

由于电子超文本网络的建设，昔日仅仅是观念形态的互文性已经借助数码技术获得了新生。媒体（并不只是文本或意义）间的互文性早已成为值得关注的研究课题。例如，同一题材的作品（如《三国演义》）既见于电影，又通过广播传送；既以书本形态被阅读，又在电子游戏中被把玩。不仅如此，我们正在进入电力网、电信网、广电网和电子超文本网络趋于合一的泛网络时代，各种媒体上的信息流动、信息形态转换也已提上议事日程。处在这样的时代，互文性具备了更为丰富的含义。

应当指出：电子超文本技术不仅展现了互文性的丰采，同时也提供了检验与审视关于互文性的理论的方法。据介绍，曾有位教授引导学生开展这类研究。学生们用的是Macintosh计算机上的超文本软件，教授让他们对德莱顿（J.Dryden，1631－1700）、佩皮斯（S.Pepys，1633－1703）、弥尔顿（J.Milton，1608－1674）和斯普拉特（T.Sprat，1635－1713）这几位大家的作品进行分析，所有选定的文本均写于1667年。学生们用计算机来确定每个文本是否能通过词或概念与其他文本关联起来。实验的条件虽然限制了结果的确定性，但有些学生显然能够发现文本中的一些观念不能追溯到其他文本。而这些观念也许就是原创性的，不受互文性的影响。[16]由此看来，“互文性”这一范畴是增进而非穷尽了对于文本特性的认识。它本身也还有待于进一步界定。例如，如何对互文性加以评价呢？互文性是否有强弱之分？若有的话，互文性最强的作品是另一个文本的不可辨别的复制吗?互文性最弱的作品是接近无所依傍的匠心独运吗？前者是否趋向于“无一字无来历”？后者是否趋向于仅仅涉及自身（无一字有来历）这一不可企及的目标？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颇足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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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andow,GeorgeP.What’saCritictoDo?CriticalTheoryintheAgeofHypertext.InHyper/Text/Theory.Ed.GeorgeP.Landow.Baltimore（Md.）: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94,p.1.

[2]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范静哗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9月第1版，第113页。

[3]Kristeva,Julia.Word,Dialogue,andtheNovel.InTheKristevaReader.Ed.T.Moi.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6,p.37.

[4]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11月版，第129－139页。

[5]巴里·斯密里斯等《德里达的学位，一个荣誉的问题》，《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德里达访谈录》，何佩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76页。

[6]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克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12月版，97页。

[7]《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德里达访谈录》，何佩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19页。

[8]笨狸（http;///）《网络联手小说——真正的解构文本》，《网络世界》1999年4月5日，50版。

[9]罗兰·巴特《S/Z》，屠友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51、56、62、55－56页。

[10]罗兰·巴特《符号帝国》，孙乃修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2月版，第1页。

[11]ChristopherKeep,etal.Intertextuality.jefferson.village.virginia.edu/elab/hf10226.html.

[12]Kristeva,Julia.Word,Dialogue,andtheNovel.InTheKristevaReader.Ed.T.Moi.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6,pp.35-61.

[13]Chandler,Daniel.SemioticsforBeginners.www.aber.ac/uk/~dgc/semind.html.

[14]Langan,CarherineR.IntertextualityinAdvertisementsforSilkCutCigarettes.www.aber.ac.uk/~ednwww/Undgrad/ED30610/crl502.html.

互文性范文篇9

关键词：大学语文；教学；互文性

《大学语文》内容宏大深厚，它担负着传承民族文化、弘扬人文精神、陶冶审美情操、营造大学文化氛围等多项重任，理应受到重视，但一些地方本科院校，立足于社会需求，偏重应用型的办学定位，对难以凸显实用和实效的大学语文课程的设置作边缘化处理；学生也在功利主义思想主导下，轻视大学语文课程的学习。如果大学语文教学不加以改革，一味按照传统套路阐释作品，课堂教学缺乏思维机智和感染力，必然受到冷遇，教学目的必然成为纸上谈兵。互文性理论在大学语文教学中的运用，能够提升教师解读文本的能力，增加课堂教学魅力，激发学生自主思考的积极性，改善师生被动交流的局面，营造师生互动的学习氛围，进而提升师生的学习能力和自我心性，给大学语文的教学注入生命活力。

一、互文性理论简述

互文性，也被称为“文本互涉”“文本间性”，主要是关于文本建构和文本解读过程中当前文本和其他文本关系的理论。受苏联文学家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启发，法国文学家克里斯蒂娃首次提出“互文性”的概念，这一术语的诞生使描述文本之间关系的传统手法在理论上得到了肯定和说明。继克里斯蒂娃之后，又有不少文学家对互文性概念做出了阐释。互文性理论认为，语词的意义借助“互文”才能全面定义，因为“语词（或文本）是众多语词（或文本）的交汇，人们至少可以从中读出另一个语词（文本）来……任何文本都是引语的拼凑，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编”。这就是说，文学文本不是孤立存在的，每一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它们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以此构成文本过去、现在、将来的巨大开放体系。他们认为，文本也不是作家独创而是众多文本踪迹的汇集，而这些渗透了其他文本的无限的、游丝般的踪迹是作为文化的一种表意体系而存在的，正是这些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形成了一个潜力无限的网络，在这个无处不在的文化网络的影响之下，不同的文本意义才得以形成。而这些联系文本间的踪迹可以是充分显性的，也可以是相对隐性的，所以对文本间的踪迹，即两个具体或特殊文本之间关系的考察是互文性理论在实践操作中的第一步。因此，“互文性就是一种对话，而对话的实质是主体文本与接受者文本之间永无休止的交换，是一种主体间性、主体交流”。互文性理论从主体间性入手，将文学的理解、阐释、再创造视为双向互动的过程，这就逐渐放弃了只关注作者与作品关系的传统批评方法，使文学交流实践同文本研究相结合，从而转向一种宽泛语境下的跨文本文化研究，这就将文学研究推向更为开阔的境界。

二、互文性理论在大学语文教学中的运用

传统大学语文教学大多采用讲授法，内容也多是立足于单篇文本，按照固定套路加以阐释，视域狭隘，学生以记忆与接受为主，比较被动，教学缺乏活力。运用互文性理论将文本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加以审视，拓宽了师生研读作品的视野，让课程教学变成了一种动态的思维成长过程，从而全面提高师生的综合能力，促进学生的自我成长。（一）运用互文性理论提升教师解读文本的能力。教师是大学语文课堂上的引领者，在课堂上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语用能力、人格修养等，都会成为教学效果的一部分，从而直接影响学生们的学习兴趣、思维品质和心性成长，而这些大多是在引领学生解读文本的过程中展现出来。传统的就单篇文本加以阐释的教法，很难凸显教师个人经验、整合能力及独立思考的魅力。互文性使得文本从封闭走向开放，教师可以借助文本之间的意义关涉引入大量相关其他文本，从而多元化解读课堂教学所用文本，让自我及学生的视域扩大，思维拓展，使课堂教学成为一个追寻的过程，充满活力。林徽因的《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的创作意图，一向有争议：一说是为悼念徐志摩去世而作，抒发微妙情思；一说是为庆祝儿子的诞生而作，表达喜悦和充满希望之情。了解创作意图，对于诗歌的理解和诵读都是非常有必要的。我运用互文性理论认真解读文本，说出自己的看法，引发了学生研讨兴趣。首先，我从主题关涉引入互文本。“四月天”，是百花争艳的最美春天，但她极短暂，因此在我国传统的诗歌主题中，以惜春为主。如李清照的《点绛唇•寂寞深闺》“惜春春去。几点催花雨”；秦观的《蝶恋花•晓日窥轩双燕语》“共惜春将暮，屈指艳阳都几许，可无时霎闲风雨”；辛弃疾的《摸鱼儿•更能消》“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等。林徽因古典文学造诣极高，又极敏感，所以不可能把刚出生的儿子比作人间四月天表达喜悦主题，念及犹如艳美春天转瞬即逝的志摩倒极有可能。再次，我从意象关涉引入互文本。“云烟”“黄昏”“星子”“夜”“月”“燕”等意象，在中国的古诗中多与思念有关。以“月”为例，如张九龄的《望月怀远》、杜甫的《月夜》、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故林徽因用这些意象表达儿子诞生的欣悦可能性也不大。我还运用文本形式关涉等互文理论，引入相关文本来解读这首诗，说明自己的观点，从学生的眼神和互动中能分明感受到学生对教师的信服，对互文文本及当下文本的探索欲望。（二）运用互文性理论激发学生自主思维的积极性。教师运用互文性理论解读文本必须有丰富的知识和相关的文本积累，将文本置于更宽泛的文化视域中加以理解，这都展示了教师独立思考和深入钻研的思维品质，展示了教师专业技能的高超，深深吸引并感染着学生，给学生带来自由想象的张力和深入思辨的空间。这就自然引发了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索兴趣，大大激发了学生自主思维的积极性。学习苏轼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要求学生运用互文性理论解读，讨论解读的过程真是让人惊叹学生自主思维能力的强大无穷。一个学生从“吟啸”一词引入互文本来理解。他说魏晋时有《啸赋》，描摹“啸”乃“逸群公子”“傲世忘荣”“精性命之至机”“动唇有曲，发口成音”而出，不假声器，不借外物，“唱引万变，曲用无方”，“总八音之至和，固极乐而无荒”，故“啸”是何等质朴自然，之人对生命有独到的感悟，面对人生中挫折磨难及种种不平都能泰然处之；又《晋书•阮籍传》，言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又《世说新语•简傲》记，“晋文公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座，箕踞啸歌，酣放自若”，结合这些文本内容，我们知道苏轼面对突如其来的风雨，“何妨吟啸且徐行”，实际是魏晋文人精神的体现，实在令人敬佩。有的学生从“竹”的意象引入互文本，有的从“蓑”引入互文本，还有的从背景引入互文本等，过程中有争议，有共鸣，讨论热烈，思路宽广，学生们对作品的文化内涵及作者的人格魅力都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享受着经由主动思考带来的情感欣悦。（三）运用互文性理论重建师生教学关系。师生关系是推动教学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因素。传统大学语文教学多是以向学生讲授知识为主，课堂的知识结构基本由教师掌控，有好多时候教师如入无人之境，高高在上，满堂皆我言，权威无限。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习惯于坐着安静地听课，记笔记，很少和教师讨论交流，更没有争辩。课堂教学活动成为教师的个人表演，严重地忽视和压抑了学生的能动性，严重地阻碍了学生自我思辨能力的发挥。

运用互文性理论解读文本打破了传统的封闭式文本解读方式，给大学语文教学带来新的视角，也突破了以往一言堂的单一化教学模式。教学关系由操控走向解放，教引导学并促进学，师生的交流在文本相互交织的网络中穿梭往复。教师的引导在于注意针对文本提炼能够激发学生自主思维的问题，每个学生能够循着这些问题结合自己不同的知识结构发现文本中存在的不同的富有文化内涵的互文符号，联系到不一样的互文本，这使解读更多地显现出了个性化，也更多地出现分歧，随之而来的就是更多的辨析探讨，师生在剔抉爬梳、分析综合、参酌辩证的平等交流中解决疑难，深化对当下文本的理解。这样的互文性教学，大胆地让学生当主角，不但发挥了学生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而且推动了师生关系的和谐发展。好多时候教师也会在知识层面宽厚、思维活跃的学生联系的互文本中学到知识，受到启发，从而实现教学相长。总之，运用互文性理论教学就是以开放性的眼光解读文本，让学生充分调动思维积极性，整合知识经验，拓宽视野，深入理解所学知识，培养探究能力和创新能力，从而实现自我的不断超越。

作者:赵再岚 单位:河套学院

参考文献：

互文性范文篇10

在《电视文化》的第四、第五章，菲斯克着重论述了观众的主体性(subjectivity)和主动的观众(activeaudience)。他把观众的社会性主体和文本性主体区别开来。菲斯克声称，观众首先是“社会性主体”的人，然后才是“文本性主体”的观众。前者不能代替后者，后者也不能代替前者。观众结构的复杂性及其错综的社会关系本身决定了他们潜在的社会主体性。社会主体性是观众对文本作出反应或解释的认识视野和感情基础。“文本性主体”则不同，它是文本在建构时为观众造就和预备的主体位置。这些主体位置是大众媒介传播者设想出来的，与观众的社会性主体位置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菲斯克主张把观众放回到社会政治环境中去，从民众主体特点的角度去认识观众的主体特性。菲斯克眼里的电视观众绝不是无头脑、无个性的被动消费者，而是有灵魂、有个性、有思想、有创造性的主动者。他们可以能动地运用电视文化产品来交流，并创造他们所需要的意义和快感。他们一方面要受意识形态的控制并接受意识形态的塑造，但另一方面，他们的解读行为又隐藏了某种反抗的因子。

从文本阅读的相关理论来看，电视文本构成的复杂性、电视的多义性和互文性使得电视文本的限制力量大大缩减了，这应当是造成主动观众的一个重要原因。菲斯克认为，观众在两种主要的限制中可以随心所欲地理解电视节目和一般意义上的大众文化：第一种限制是文本本身；第二种限制是一组社会力量，这些力量影响着观众成员，并形成了一套左右观众对电视节目解释的态度、观点和信仰。菲斯克指出：“尽管人们处于并非他们自己选择的环境中，但是他们能够而且确实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文化。在这个环境范围内能得到多少权力？范围的界线是否很固定？这些都是争论颇多的问题。在这类争论中，我与持下列观点的人结成了联盟：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理论和霸权理论过高地估计了限定的力量，而过低地估计了观众的力量。”[8](P57)

菲斯克认为，电视观众是在“被限定的范围”内由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建构起来的主体。他们根据自己从观看电视的体验中所获得的意义和快感而形成一个社会联合体，占据不同的社会空间。观众理解电视剧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不断从中激活意义的过程。只有当意义成为电视观众赖以理解其现实生存中的文化资源时，电视文本才能变成大众快乐的源泉。因此，对于电视来说，”电视传送的不是节目，而是一种符号感受。感受的特点是公开性和多义性。电视既不是一套万事不求人的意义工具，也不是一箱现成的意义待价出售。尽管电视是在文化限度内起作用，但它也为逃避、调整或挑战这些局限和控制提供了自由和力量。所有的文本都是多义的，而多义性对电视文本来说又是绝对必要的”[8](P59)。

很显然，在菲斯克看来，观众能够根据自己的情况积极地去建立与节目之间的关系，挖掘节目的意义。因为节目的意义不是某种完全包含在文本中的东西，也不是某种在那儿等待观众发现的东西。相反，它是通过文本和观众之间的某种协商过程而决定的。在这个过程中，观众拥有相当程度地建构他们自己的意义和获取乐趣的自主权。菲斯克对观众主动性的强调是对早期电视研究中过分强调文本力量的回应。他希望由此能够使观众不仅可以培养对电视文本进行“抵制性”解读的能力，而且还能主动地抵制那些文本中所包含的优先意义。为此，菲斯克通过分析智力竞赛节目受女性观众欢迎的对立式解读，揭示了男权制度下的女性文化、性别政治关系及女性所获得的反抗乐趣和浪漫情趣[9](P141)。智力竞赛电视节目之所以受女性观众欢迎，是因为它们不仅包含主流意识形态的声音，还为女性提供了反抗、规避或论争主流意识形态声音的机会。女性的解读带来了社会关系的变化，女性的解读乐趣正是在男权体制的压力中创造出来的。

菲斯克在早期一篇关于电视智力竞赛节目的文章中讨论了这类节目给予观众的补偿功能[10]。他认为，文本和社会经历之间“相互确认的一致”以及纯粹功能性的弥合解释了这些节目的流行性，因为这些节目为观众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心理补偿。这类节目很容易让下层的电视观众找到一个确认自我身份的理由。观众的态度可以从节目的文本结构中推断出来。无论是观众还是社会的下层人士抑或成绩不良的学生，他们通过人的参与来分享竞赛选手成功的喜悦，在认同选手的成功中，他们又接受了本来应该以革命的方式改造的社会制度的霸权话语。智力竞赛这一节目显然发挥了这种补偿功能，它引导观众去接受、赞同那毁掉他们自我形象和自尊的社会秩序，通过这样操纵自我形象和自尊，“主导阶层”与“从属阶层”的惯常关系于是就不断地被复制出来了。而在类似的娱乐性电视节目中，观众们或讽刺、或调侃、或虚拟、或戏仿来尽情发泄自己的怨恨、忧郁和欢乐，表达自己的愿望、理想和要求，成为主动的参与者，享受到“语义的民主”，这对于无权无势的芸芸众生来说，不但带有一种高度的观众参与感，同时也有一种神秘的权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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