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像石范文10篇

画像石范文篇1

现将这种成熟性分述如下：

一如构图。大保当汉墓画像石图像格栏中，主体图像大都单一排列，画面空间平面展开，是整齐填充的一种关系。石盘墓画像石中，格栏与图像是浑然一体的完整空间。即图像所处空间与石面空间形成大小、远近的节奏变化，这是制作者在区分图像的空间层次时常用的一种方法。例如墓门门楣石中的车骑图像，其中6马的马蹄、4车的车轮与格栏的关系均不同。第1马马蹄超出格栏下方格线，第2马接近，第3马缩回，第4马再超出，第5马再缩回，第6马再接近；第1、2车轮接近，第3、4车轮超出。单骑人物的帽子、轺车的车盖及树木图像与格栏上方格线的关系亦如是。因此，这一组平列性的车马队伍中，丰富的空间层次变化，第4车最近，第3车次之，第2车最远，第1车复又接近；第1单骑近，而第2骑在队伍里最远。再如前室北壁左立框石第3格栏图像，主体为一轺车，马与车分处于两个平面之上。这虽不符合车马之间的实际关系，却得到一种格栏布局的均衡与饱满，给观者一种视觉感觉的真实与美感。

二如造型。石盘墓画像石的朱雀、车骑、蔓草纹等图像，由稚拙、朴实、自然，到圆转、流畅、张扬的风格衍变明显。例如石盘墓墓门朱雀图像，其冠由短促而变为巨大的圆形或半月形，喙伸长，两翼翻卷张扬，趾爪亦由勾状而极度夸张。再如前室东壁横额石殿宇图像中表示瓦节的曲线，不求一律，率意勾点；其窗棂交叉直线间距离亦宽度不一；北壁左立框石上禽鸟的双翅画成圆形等，说明绘制者在运用线条造型时的灵活多变，生动而不受客观形象的限制。这种种造型表现已远远不再是对自然形态的模拟，而是演化为一种承载某种精神与情感的符号。这种造型观念不仅体现了汉代的雄强博大，而且影响了之后千余年的中国绘画发展，成为中国传统绘画的精髓所在。

画像石范文篇2

汉画像石造型语言在现代插画设计中的运用

汉画像石艺术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成为中国独有的文化遗产。画像石中造型元素在中国的设计领域占据重要位置。近年来，日本、欧美的插画影响了一代插画者的创作与成长，我国现代插画在积极吸纳国外新潮思维的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插画作品一味跟随国际风，进行了风格的变迁，失去了民族特色。创作出具有民族风、持久生命力的插画作品尤为重要。以下从画像石的技法、造型、构图三个方向来谈论汉代画像石造型语言在现代插画设计中的运用。

“技法”的结合在造型语言中，线是最基本的要素之一。绘画创作中线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为了轮廓和形体的表现，另一个是线自身的艺术价值。汉画像石是以刀施于石材平面上的绘画，它不讲求光影效果，却能表现出极强的立体感。如“伏羲和女娲”的画像中，伏羲和女娲的身体造型呈S形的运动曲线，画像的线条流畅，动感强烈，具有浪漫的审美情趣。伏羲和女娲轮廓以外的留白处，用错落有致的斜线去修饰，这样的对比之下，能够突出主体，有很强的空间感。南阳画像石“厥张图”是用阴线刻的表现手法，怪兽用黑色块表现，腿部呈三角形，在色块里用细线勾画出拉弓的动势，弓上的弦朝脚部反方向呈三角形，这样有旋律的造型，产生很强的运动感和速度感。画像石中的线条表现技法结合现代插画的创作思维，可以设计出具有独特艺术价值的作品。

“造型”的借鉴中国汉代画像石有题材繁多、内容丰富之美称。这些丰富的内容融汇了具象、抽象、变形、夸张、想象和特异等技术和创意。若能巧妙的应用到插画设计当中，将是多么丰富的资源。例如：画像石中反映祥瑞画像有：凤凰、四神兽、嘉禾等，有着吉祥、多福、升官发财等的寓意，画像的造型也比较独特，若借鉴其中的“形象”，通过变形、简化、错位、分割等方法，进行新的设计重组，应用到企业形象插画和产品包装插画中去，即有明确的寓意，其插画的造型也有中国的特色。画像石中的神话故事及灵兽的造型也被应用到游戏插画设计中。如厦门奇域公司开发的《神兽》游戏中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九尾狐和应龙等游戏插画便是借鉴了画像石题材中的神话故事和神兽形象而设计的。画像石中还有许多奇特造型的形象：两个头的蒙双民、三个头的离珠、多头鸟、人头鱼身的氐人国三鱼人和九头开明神兽等。这些超乎逻辑、荒诞和奇特的造型让人想到超现实主义的插画作品。不曾想1920年在欧洲盛行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形式却与中国汉代的画像作品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画像石范文篇3

关键词：汉画像石雕刻技法艺术特色发展趋势

正文：汉画像石是汉代人雕刻在墓室、祠堂四壁的装饰石刻壁画。它在内容上包括神话传说、典章制度、风土人情等各个方面。在艺术形式上它上承战国绘画古朴之风，下开魏晋风度艺术之先河，奠定了中国画的基本法规和规范。汉画像石同商周的青铜器、南北朝的石窟艺术、唐诗、宋词一样，各领风骚数百年，成为我国文化艺术中的杰出代表和文化艺术瑰宝。

一、汉画像石的雕刻技法：全国各地的画像石，雕刻技法最丰富的是山东、苏北地区。而在山东、苏北地区，济宁、枣庄的画像石雕刻技法种类最多，式样也最全。目前，对济宁、枣庄地区画像石雕刻技法进行专门研究的文章虽然不多，而综合考察山东或全国画像石雕刻技法的论述中，引用的资料却无不以济宁、枣庄地区为重点。纵观的汉画像石的雕刻技法主要有六种：

（一）、阴线刻。不管石面光滑或粗糙，图像全部用阴刻线条来表现。多数还在物象轮廓内施刻麻点、虚线或鳞纹，以突出物象质感。例如邹城龙水，枣庄大洼、滕州岗头、兖州农机学校等画像石。也有少数画像石线刻物象内不再刻点、线、纹，例如薛城南常乡画像石和邹城龙水的部分画面。

（二）、凹面线刻。物象轮廓内雕成凹面，物象轮廓用阴线刻成。嘉祥五老洼、邹城师专、济宁师专等地出土的画像石用此刻法。物象外石面有的光滑，有的则刻成竖线纹。

（三）、减地平面线刻。物象轮廓外减地（有深有浅），凸出的物象轮廓平面上再刻阴线或用朱线墨线勾绘，表现物象细部。如嘉祥宋山、邹城野店、梁山后集、泗水陈村、滕州西户口等地，都出土过这种画像石。其中又因对减地方式、深浅和对物像细部表现形式的不同，又分为下列四种：

1、凿纹减地平面线刻：指在图像轮廓外减地留下平行细密的凿纹。

2、铲地平面线刻：指在图像轮廓外减地留下不规则的铲印。

3、深剔地平面线刻：和上述2者不同的是，以上两者凿纹与铲纹极浅。而此技法在图像的轮廓外剔地较深，一般来说约有1到2公分。图像较密集，轮廓外面积也较小。

4、剔地平面线刻：指在图像的轮廓外剔地，而在图像内部细部上，施以朱、墨线条表现，不加刀刻。

（四）浅浮雕。物象轮廓以外减地，物象凸出呈弧面，在物象上按需要刻出不同的弧面，以表现物体各部位的立体效果，有些细部或再施阴线处理。微山两城、邹城郭里、滕州东寺院、台儿庄李庄等地，皆出土过此类画像石。

（五）、高浮雕，减地后物像弧面浮起较高，细部起伏明显，有较强的立体感，如山东安丘墓门额的卧鹿像。

（六）、透雕，把物像的某些部分刻透镂空，使之类似立体的圆雕，如安丘墓中柱的人物像。

因素。

济宁、枣庄的画像石雕刻技法基本涵盖了我国汉画像石雕刻技法的所见种类，而在此区域中又以济宁嘉祥和枣庄滕州的画像石最为精彩。嘉祥武梁祠的汉画像是我国的艺术之宝，多次被收录历史文献之中。

二、嘉祥汉画像石雕刻技法及艺术特色：

嘉祥汉画像石以其精美的雕刻闻名于世，特别是以武梁祠的最为突出。纵观嘉祥地区画像石其雕刻技法主要有四类：

（一）、减地平面阴线刻。这种雕刻技法在嘉祥地区使用的较为广泛。嘉祥武梁祠、宋山、齐山、甸子、南武山等地，都出土过这种画像石。以武梁祠、宋山一批居多。嘉祥地区的减地平面线刻画像石主要是凿纹减地平面线刻。

在制作时先把石面打磨光滑平整，凿纹一般采用较为细密的竖凿纹（徐村有斜纹处理），凿纹一般较浅，图像突出的幅度不大。在图像的刻画上外轮廓线清晰严谨，用线婉转流畅，视觉上较为突出，与皮影和剪纸有相似之处，由此可见作者的雕刻技法精湛娴熟。画像石的创作虽然以刀作笔，以石为纸。但工匠们对线条的运用却得心应手。根据不同的需要，或婉转流畅，或刚直豪，。或粗壮有力，在坚硬的石块上创造了栩栩如生的形象。历史教科书中的《荆轲刺秦王》一图便是来源于嘉祥武梁祠的汉画像。

（二）、凹面阴线刻。嘉祥五老洼、吴家村、花林村、刘村洪福院、蔡氏园等地出土的画像石用此刻法，其中五老洼较有代表性。此种技法图像的雕刻低于平面，制作时先将石头用竖阴阳刻线加工，再在石面上画上图像，然后把图像部分减低于石面，图像的细部一般用阴刻线表现。嘉祥所见的减地较浅，视觉上感觉像是阴模，给观者一种错觉，作者自认为不如图像突出平面的形式感强。这也是画像石发展的一种趋势。

（三）、平面浅浮雕。宋山第二批有一例。此种技法是在减地平面刻的基础上的一种延伸，与减地平面刻相比减地更深一些，一般1－2公分左右，在突起的部分作者有进行进一步的加工，把突起的形体轮廓的边线处理成弧形。此种技法在表现上加进了浮雕的雕刻技法，形体饱满生动，视觉效果也更加突出。宋山所见的一石减地较浅，弧面起伏不大，有减地平面线刻的影子，估计是两种技法转型时期之作。

（四）、平面阴线刻。此种技法的制作过程是先把石面打磨光滑平整，然后直接用阴线刻出图像。嘉祥仅见红山一石是阴线刻。这种形式在汉画像石的雕刻技法中是绘画性最强的一种。

四种雕刻技法中，阴线刻是以刀，用线条表现物象内容，是中国传统绘画的基本表现手法。雕凿的线条，肯定比描绘的线条要简单、拙朴，若在轮廓内补以麻点或虚线，物象便被凸现出来。对表现物象来说，这种做法比单施阴线的效果要好得多。但在粗糙的石面上，物象内外都是斑斑点点，即使这样做，效果也不是很好。于是，工匠们使用类似绘画中线条轮廓内填彩的做法，将物象轮廓雕成凹平面；或者将物象轮廓外的地子减去，视觉效果就比单纯的阴线刻要醒目、强烈得多。

减地平面阴线刻和凹面阴线刻在形式上比单纯的阴线刻更进一层，是阴线刻向浮雕过渡的一个阶段。这两种技法所刻的图像的轮廓线和细部的线条刻画的非常流畅纤细，技巧灵活娴熟，表现也夸张大胆，能够很生动的表现刻画对象的形象特点。这两种技法是嘉祥地区出现较多的表现形式，也是汉画像石的雕刻技法中的的典范。

浅浮雕技法当是借鉴了圆雕工艺之法，它将减地平面线刻发展成弧面，弧面取代了外轮廓线，因此立体感更加强烈。在雕刻工艺上，这与阴线刻、凹面线刻、减地平面线刻有本质的不同。前三者是以线为主的平面表现，而此是以面为主的立体表现。西汉文、景至武帝末的画像石，雕刻技法皆为阴线刻。线条朴拙，甚至有些塞滞之感。物象内或有麻点，但都是粗糙不规矩。画像内容也单调，多为树、房、璧纹一类的图案。很显然，这时的画像石艺术还处在孕育期。

每种技法因时间、地域之别，又存在着一种差异。不同的技法是决定画像石艺术风重要

30年代时，滕固在《南阳汉画石刻之历史的及风格的考察》一文中，就将汉画像石的雕刻技法做了根本区别。他说：“对于中国的石刻画像，也想大别为两种：其一是拟浮雕的，南阳石刻属于这一类。其二是拟绘画的，孝堂山武梁祠的产品是属于这一类。”这种分类看似简单，却是抓住了实质。

三、嘉祥汉画像石的发展趋势和区域性特征

（一）发展趋势：昭、宣时期至西汉末，画像石数量大增，内容也丰富起来。雕刻技法主要是阴线刻并施麻点或虚线，另外还出现了凹面线刻。前者如邹城南落陵画像石，线条生动、洗练而准确，麻点和虚线的衬刻讲究位置和视觉效果；后者如金乡香城堌堆、济宁师专、微山岛沟南村画像石，凹面较浅，而且很少再衬刻阴线，物象比例也有些失调。

东汉早期是凹面线刻最盛行的时期，凹面深浅适度，外轮廓线清晰，根据不同需要而衬刻在轮廓内的点、线，既简练又准确；物象比例适当，尤其注意表现动物、人物的姿态和动作，嘉祥五老洼画像石是其代表。这个时期仍然存在阴线刻，例如邹城师专画像石，内容布局、物象比例与同类题材的凹面线刻极似，只是没有凹入剔平物象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减地平面线刻开始使用，微山两城、台儿庄邳庄、滕州大郭都曾有出土。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减地较浅且不光滑，物象上的阴线也较简单。

东汉中、晚期是汉画像石最辉煌的时期，各种雕刻技法均已齐全，并走向成熟。线刻、凹面线刻单独出现的不多，与其它刻法配合使用的作品还存在着。减地平面线刻快速发展，并很快成为本阶段的主要刻法之一。它与阴线的配合，不单是在凸起的物象内，物象外也经常配以线条来表现人物的胡须、车马的绳索或武器的细部。此类作品以嘉祥齐山、宋山所出及武氏祠作品为典型。本阶段新出现的另一种基本刻法是浅浮雕，数量最多，技艺也最精湛，邹城郭里、微山两城、滕州龙阳店等地常见此种刻法。浅浮雕常配以线刻来表现细部，邹城大故村出土的两块画像石，浅浮雕的大树下，人物手持的弓箭就用线刻来表现。这一多种技艺配合雕凿的方法，更加充分地把物体展示出来，达到了单种技法难以表现的艺术效果。由

此可见，嘉祥地区的汉画像石最早可追溯道昭、宣时期至西汉末，由嘉祥洪山一石的阴线刻发可知，但也存在时间偏后的可能性，因为阴线刻法到后期都有使用的记录。东汉早期嘉祥的汉画像进一步的发展，范围有所扩大，而且技法上也逐渐成熟。东汉早期具有代表性的刻法即为凹面阴线刻，嘉祥的五老洼士其代表之作。属于这一时期的还有宋山第二批的部分画像石。嘉祥武氏祠、齐山及宋山一批的画像石应该是东汉中晚期的作品这一时期的汉画像已经达到辉煌时期，嘉祥也不例外。这一时期的刻法比较全面各种技法都有出现，但减地平面线刻较为突出。到东汉晚期汉画像的雕刻技法有进一步发展浅浮雕、高浮雕透雕相继出现，而这几种技法目前在嘉祥地区却没有大量出现，由此可以猜想或许嘉祥此时的经济文化方面有所减退，豪强地主或达官贵人在嘉祥的地位下降，以至于在汉画像上没能体现出来。

（二）区域性特征：嘉祥周边地区出土的画像石，作风存在着较明显的区别，除画面的构图风格外，主要是雕刻技法的不同。以微山湖为界，湖之西，嘉祥—济宁区盛行凹面线刻和减地平面线刻，浅浮雕除见于喻屯城南张出土的一批外，别处皆未发现。减地平面线刻与浅浮雕技法共存，这里人大概不喜欢把物象的凸面凿成弧面。

湖之东，两城—邹城及曲阜城区，西汉时流行线刻，东汉初盛行凹面线刻，兼有线刻，东汉中晚期盛行浅浮雕。嘉祥常见的减地平面线刻，这里很少有。曲阜旧县出土的几块减地平面线刻作品，作风不仅与嘉祥迥异，与其它小区也不一样，一眼便能看出，此乃临沂地区东汉中、晚期常见的风格。

由此从嘉祥汉画像石的雕刻技法中可以略窥一斑，能构简单推断出嘉祥地区当时的经济文化和社会习俗，以及绘画和雕刻艺术的的发展趋势，为我们研究汉代的文化艺术提供一些佐证。

注释：《嘉祥汉画像石》朱锡禄山东美术出版社

《武氏祠汉画像石》朱锡禄山东美术出版社

画像石范文篇4

关键词：画像；艺术；初探

在我国古代，较为重视丧葬礼仪，特别是两汉时期的厚葬，形成当时社会的特色。到汉武帝时，经济发展和封建政权日益兴盛，国富民强，使富有者不仅在活着的时候追求物质享受，还竞相耗资用砖石构筑地下墓室，厚葬之风愈演愈烈。

汉画像石墓是土著豪强、贵族的冥宅，在我国汉代最为流行，并且形成高潮。汉画像石是我国两汉时期嵌饰于墓室、祠堂、墓阙及其他建筑物上的石质装饰画，也是一种特殊的石刻画。它始于西汉末期，兴盛于东汉晚期，之后随着东汉王朝的灭亡，汉画像石也随之消失，被人们所淡忘。早年的画像内容较简单，雕刻也较粗糙，内容以写实为主，到东汉初、中期画像内容较丰富，题材较广泛，到东汉晚期，画像内容更为丰富，范围较广泛，雕刻技法由平面剔地阴线刻，出现了平面剔地浅浮雕，画像石进入了鼎盛时期。画像石同商周的青铜器，南北朝的石窟艺术，唐诗、宋词一样，各领风骚数百年，成为我国文化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灿明珠。

吕梁汉画像石据纪年墓记载，全部属东汉晚期汉恒帝、汉灵帝时期的遗作，此时的汉画像石艺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它不仅保留了初期“点缀政教”的意义，而且还有着晋西北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魅力，形象地再现了两千年前晋西北各种社会生活、文化艺术及民间俗习的许多生动场景和时代特征。

吕梁是山西汉画像石唯一出土地，也是全国汉画像石集中分布区域之一，吕梁汉画像石主要出土地是离石马茂庄一带，目前，吕梁所出土的汉画像石90％出土于马茂庄村周边的三川河流域一带。吕梁汉画像石全部出土于墓葬。画像石墓多为砖室结构，有单室、双室、三室，较复杂的有四室，特殊的墓葬还在墓门外左右设置小耳室。墓葬前室大于后室、左右耳室，多为券顶或穹隆顶，墓葬前后长在7m左右，前室一般宽在3m左右，后室、左右耳室—般宽2，5m左右。墓底距地表深一般在5m～9m。

画像石主要分布在墓门处和前室四壁，少则5块，多达28块，墓门处由一门楣石，二门框石，二门扉石组成，前室四壁由立石、横额石组成，有的因横额石较长，在横额石中间加石柱或带石栌斗的石柱支撑，石柱上一般墨题或石刻铭文，记载墓主人简平和下葬的时间。

吕梁汉画像石题材内容较丰富，场面宏大，除反映现实生活内容的题材外，一半以上是刻绘祥禽异兽之类“吉祥”内容和神话传说，门扉画像全部为朱雀铺首衔环，部分下部也刻绘神兽。朱雀展翅欲飞，曲颈嘶鸣，据说“朱雀飞鸣，天下太平”。朱雀是方位神，也是吉祥鸟。铺首衔环刻在墓门上，是门户的标志，铺首应为饕餮的演变，刻在墓门上也是为了驱邪避不祥。门楣画像多刻绘墓主人的车马出行或郊外狩猎的场面。左右门框画像上层多为跽坐在一层或二层云柱悬圃之上，戴冠(胜)着袍的东王公、西王母，手举仙草或不死之药。下部一般刻绘持慧、拥盾的门吏。横额画像石多为车马出行图、祭祀图、升仙图。画像石一般都有边饰。分单边饰，边饰占画面的1，3，双边饰即上下、左右边饰，少量画像石上有三边饰、四边饰或无边饰。边饰图案以蔓草状云气纹为主，部分边饰有勾莲云纹、连弧纹、窃曲龙纹等，少量边饰中还刻绘各种祥禽瑞兽。综合这些画像内容，吕梁汉画像从画像内容大致可分为：①现实生活：庄园，郊外狩猎，宴饮，乐舞，车马出行，侍者迎送(捧盾，执慧，拿棒，持戟，持笏等)；②祥禽瑞兽：朱雀、铺首、虎、豹、双头兽、龙马等；③神话传说：东王公，西王母，鸡首人身神人，牛首人身神人，羽人，云车飞升，青乌；④历史故事：火牛阵，窃符救赵；⑤装饰图案：蔓草云纹，勾莲云纹，柿椅纹，如意纹，连弧纹，窃曲龙纹，几何图形纹等。这些画像内容，在画像石上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构成一幅幅横竖不同的、有血有肉的石画。

吕梁汉画像石构图内容基本相同，在已发现的画像内容中，门楣画像内容，全部为上下层构图，上边饰为装饰图案，多为云气纹，下层为车马出行图，少量的还有狩猎图，左右门框画像内容，上部分别为跽坐在云柱悬圃之上的东王公、西王母，下部分别为持慧拥盾的门吏或迎送的门吏。但2004年7月，在离石三川河畔王家坡村出土的5块汉画像石，画像内容，构图布局十分特殊。匠师在内容表现上大胆采用了新的手法，人物形象更加生动逼真，用简洁的线条，勾勒出一幅生动画面。门楣画像同样上下层构图，上层仍为如意云纹边饰，但下层主题图案整幅为窃曲龙纹图。刻绘的十分华美。左右门框画像也没有刻绘东王公。西王母，而且整幅画面分别为持慧拥盾的门吏。门扉画像非常简洁明了、粗旷豪放，这组画像石的构图、布局形式，突破了以往门楣画像为车马出行图，左右门框为东王公、西王母，门吏构图内容的贯例，而且画像细部墨线描绘的十分清晰，细致、均匀、流畅、规整，十分珍贵。这组画像石除了构图布局奇特和艺术魅力外，也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汉画像石的题材内容、构图布局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公务员之家

吕梁汉画像石石材，大部分为本地产的细密砂质页岩，石质软，易吸水，易风化，呈红褐色或灰绿色，首先将选好的石材，进行削凿磨出要刻绘的一面，由画师以简练概括的线条勾图，再由石匠将其人物、动物、车骑等物像轮廓外剔地平铲，取得整体造型，刻成浅浮雕作品，画像中的细部不作雕刻，用纤细流畅的墨线勾绘出人物形象，衣物皱褶、动物羽翼及车马配饰等物像细部的神态，起到以笔代刀的作用，其画像构图有紧有松，夸张得体，刻画凝重醒目，形象洗练质朴，而且又因雕刻极浅，经宣纸拓出后，产生类似剪影的效果。虽然细部无雕刻，但它给人视觉上的立体感和冲击力，给人的印象和艺术效果是完整的，马的奔腾，疾驰的车辆，聚精会神的驭者，飞动摇曳的舞者，威严的护卫，雄猛的虎、矫健的鹿，还有神话传说的东王公、西王母，肩生双翼的羽人，通过墨线的勾勒，简洁的刀法，把传形、传神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一幅幅画面充满了动感，充满了力量，充满了感情的变化，使静止的画面反映出生动而活泼的内容，反映出东汉晚期画像石的艺术和表现能力。

画像石在传神的刀笔下，生动地展现了不同地位、不同职业人的精神面貌，头戴三梁冠的车王公。戴胜着袍高坐在悬圃之上的西王母，官吏贵族墓主人的郊外狩猎。浩浩荡荡的车马出行，门吏、侍人的迎来送往，车骑导引的自信，兽头形、双耳、独角、方眼、呲牙咧嘴的铺兽，形态飘逸、高视阔步、展翅；翘尾欲飞的朱雀，通过对其造型的夸张，加上艳丽的色彩，不仅增加了祥瑞的气氛，而且显得雍容华贵，气宇轩昂，迥然不凡，同时收到传神的气韵、生动的艺术效果。

离石石盘出土的汉画像石，虽然在雕刻技法上较前出土的一样，但镌刻精美，画像内容丰富，构图生动，画面上还清晰地保留有当时画像的墨线稿和用墨斗一类工具打的墨线。珍贵的是在墨线勾勒起稿后，剔地平铲突出要表现的物像轮廓外，在凸起部分的物像上加施彩色，而且色彩保存非常完好，所施彩色浓淡相宜，使画面更加明快醒目，使呆板的画面更加活泼，充满了浓郁的浪漫，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

画像石范文篇5

在构图中，汉画像石艺术中运用最多的是散点透视的构图方法，这是中国人由来已久的“游”的方式，是在流动中从多角度观察。同时，大量采用平行式构图，人物故事场景以穿插排列其间的纹样、边饰进行空间分割和装饰陪衬，构图以“满”为胜，几乎不留空白。汉画像石以刀为笔、以石为绢，创造出一个虚幻的空间，在空间上超越客观真实，成为表意的概念空间，将汉代的战争方式、道德观念、政治制度、精神信仰等内容通过平面形态展示给后人。

二、汉代画像石艺术的主题——成教化，助人伦

汉代立孝以教化天下，为强化孝道在意识形态中的地位，朝廷以举孝廉的方式对孝行施行嘉奖。与向往神仙交织并列的，是对现实世界的玩味和充分肯定，这通过宣扬儒家教义和历史故事——表彰孝子、义士、圣君和贤相表现出来，也通过对世俗生活的自然描绘表现出来，从而营造了在家为孝子、出仕作廉吏的社会舆论和氛围。汉画像石艺术中历史故事非常多，各种历史人物，从孔子到老莱子，从义士到烈女，从远古历史到汉代人物，品类齐全，应有尽有。道德说教、儒学信条已浸入画坛，而激情性、戏剧性的行为、人物和场景更是充斥着画面。汉画像石艺术这种对世俗生活的凸显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大众生活化的艺术倾向，不仅拉近了画像石艺术创作者与观者之间的距离，还促进了画像石艺术创作形态走向多样化、生动化和日常化，使画像石艺术深入民众的生活，体现了艺术与生活的结合。

三、汉画像石艺术审美价值形成的文化因素

尽管儒学在汉代盛行，“成教化，助人伦”“惩恶扬善”被规定为从文学到绘画的广大艺术领域的现实功利职责，但汉画像石艺术并没有受到狭隘的功利信条的束缚，它与大众审美的结合，强化了艺术在大众心理上的亲切感，加速了日常生活的艺术化进程，缩短了大众与艺术间的距离。大众既是艺术的创造者，又是画像石艺术的享用者和传播者。汉画像石艺术立足于现实世界选取题材，刻生活形式于石，刻劳动生产于砖，给生活在同一现实环境中的人们带来更深刻的审美体验，更让人们感觉到生活中的一切都可以进入艺术表现的领域。这使汉画像石艺术完成了向世情化、通俗化、大众化的转变。汉画像石艺术的这种对现实生活的描写也同样形成了汉代艺术的特征本色。

四、汉画像石艺术风格对审美文化的研究启示

画像石范文篇6

关键词：汉画像石雕刻技法艺术特色发展趋势

正文：汉画像石是汉代人雕刻在墓室、祠堂四壁的装饰石刻壁画。它在内容上包括神话传说、典章制度、风土人情等各个方面。在艺术形式上它上承战国绘画古朴之风，下开魏晋风度艺术之先河，奠定了中国画的基本法规和规范。汉画像石同商周的青铜器、南北朝的石窟艺术、唐诗、宋词一样，各领风骚数百年，成为我国文化艺术中的杰出代表和文化艺术瑰宝。一、汉画像石的雕刻技法：全国各地的画像石，雕刻技法最丰富的是山东、苏北地区。而在山东、苏北地区，济宁、枣庄的画像石雕刻技法种类最多，式样也最全。目前，对济宁、枣庄地区画像石雕刻技法进行专门研究的文章虽然不多，而综合考察山东或全国画像石雕刻技法的论述中，引用的资料却无不以济宁、枣庄地区为重点。纵观的汉画像石的雕刻技法主要有六种：

（一）、阴线刻。不管石面光滑或粗糙，图像全部用阴刻线条来表现。多数还在物象轮廓内施刻麻点、虚线或鳞纹，以突出物象质感。例如邹城龙水，枣庄大洼、滕州岗头、兖州农机学校等画像石。也有少数画像石线刻物象内不再刻点、线、纹，例如薛城南常乡画像石和邹城龙水的部分画面。

（二）、凹面线刻。物象轮廓内雕成凹面，物象轮廓用阴线刻成。嘉祥五老洼、邹城师专、济宁师专等地出土的画像石用此刻法。物象外石面有的光滑，有的则刻成竖线纹。

（三）、减地平面线刻。物象轮廓外减地（有深有浅），凸出的物象轮廓平面上再刻阴线或用朱线墨线勾绘，表现物象细部。如嘉祥宋山、邹城野店、梁山后集、泗水陈村、滕州西户口等地，都出土过这种画像石。其中又因对减地方式、深浅和对物像细部表现形式的不同，又分为下列四种：

1、凿纹减地平面线刻：指在图像轮廓外减地留下平行细密的凿纹。

2、铲地平面线刻：指在图像轮廓外减地留下不规则的铲印。

3、深剔地平面线刻：和上述2者不同的是，以上两者凿纹与铲纹极浅。而此技法在图像的轮廓外剔地较深，一般来说约有1到2公分。图像较密集，轮廓外面积也较小。

4、剔地平面线刻：指在图像的轮廓外剔地，而在图像内部细部上，施以朱、墨线条表现，不加刀刻。

（四）浅浮雕。物象轮廓以外减地，物象凸出呈弧面，在物象上按需要刻出不同的弧面，以表现物体各部位的立体效果，有些细部或再施阴线处理。微山两城、邹城郭里、滕州东寺院、台儿庄李庄等地，皆出土过此类画像石。

（五）、高浮雕，减地后物像弧面浮起较高，细部起伏明显，有较强的立体感，如山东安丘墓门额的卧鹿像。

（六）、透雕，把物像的某些部分刻透镂空，使之类似立体的圆雕，如安丘墓中柱的人物像因素。济宁、枣庄的画像石雕刻技法基本涵盖了我国汉画像石雕刻技法的所见种类，而在此区域中又以济宁嘉祥和枣庄滕州的画像石最为精彩。嘉祥武梁祠的汉画像是我国的艺术之宝，多次被收录历史文献之中。

二、嘉祥汉画像石雕刻技法及艺术特色：

嘉祥汉画像石以其精美的雕刻闻名于世，特别是以武梁祠的最为突出。纵观嘉祥地区画像石其雕刻技法主要有四类：

（一）、减地平面阴线刻。这种雕刻技法在嘉祥地区使用的较为广泛。嘉祥武梁祠、宋山、齐山、甸子、南武山等地，都出土过这种画像石。以武梁祠、宋山一批居多。嘉祥地区的减地平面线刻画像石主要是凿纹减地平面线刻。在制作时先把石面打磨光滑平整，凿纹一般采用较为细密的竖凿纹（徐村有斜纹处理），凿纹一般较浅，图像突出的幅度不大。在图像的刻画上外轮廓线清晰严谨，用线婉转流畅，视觉上较为突出，与皮影和剪纸有相似之处，由此可见作者的雕刻技法精湛娴熟。画像石的创作虽然以刀作笔，以石为纸。但工匠们对线条的运用却得心应手。根据不同的需要，或婉转流畅，或刚直豪，。或粗壮有力，在坚硬的石块上创造了栩栩如生的形象。历史教科书中的《荆轲刺秦王》一图便是来源于嘉祥武梁祠的汉画像。

（二）、凹面阴线刻。嘉祥五老洼、吴家村、花林村、刘村洪福院、蔡氏园等地出土的画像石用此刻法，其中五老洼较有代表性。此种技法图像的雕刻低于平面，制作时先将石头用竖阴阳刻线加工，再在石面上画上图像，然后把图像部分减低于石面，图像的细部一般用阴刻线表现。嘉祥所见的减地较浅，视觉上感觉像是阴模，给观者一种错觉，作者自认为不如图像突出平面的形式感强。这也是画像石发展的一种趋势。

（三）、平面浅浮雕。宋山第二批有一例。此种技法是在减地平面刻的基础上的一种延伸，与减地平面刻相比减地更深一些，一般1－2公分左右，在突起的部分作者有进行进一步的加工，把突起的形体轮廓的边线处理成弧形。此种技法在表现上加进了浮雕的雕刻技法，形体饱满生动，视觉效果也更加突出。宋山所见的一石减地较浅，弧面起伏不大，有减地平面线刻的影子，估计是两种技法转型时期之作。

（四）、平面阴线刻。此种技法的制作过程是先把石面打磨光滑平整，然后直接用阴线刻出图像。嘉祥仅见红山一石是阴线刻。这种形式在汉画像石的雕刻技法中是绘画性最强的一种。

四种雕刻技法中，阴线刻是以刀，用线条表现物象内容，是中国传统绘画的基本表现手法。雕凿的线条，肯定比描绘的线条要简单、拙朴，若在轮廓内补以麻点或虚线，物象便被凸现出来。对表现物象来说，这种做法比单施阴线的效果要好得多。但在粗糙的石面上，物象内外都是斑斑点点，即使这样做，效果也不是很好。于是，工匠们使用类似绘画中线条轮廓内填彩的做法，将物象轮廓雕成凹平面；或者将物象轮廓外的地子减去，视觉效果就比单纯的阴线刻要醒目、强烈得多。减地平面阴线刻和凹面阴线刻在形式上比单纯的阴线刻更进一层，是阴线刻向浮雕过渡的一个阶段。这两种技法所刻的图像的轮廓线和细部的线条刻画的非常流畅纤细，技巧灵活娴熟，表现也夸张大胆，能够很生动的表现刻画对象的形象特点。这两种技法是嘉祥地区出现较多的表现形式，也是汉画像石的雕刻技法中的的典范。浅浮雕技法当是借鉴了圆雕工艺之法，它将减地平面线刻发展成弧面，弧面取代了外轮廓线，因此立体感更加强烈。在雕刻工艺上，这与阴线刻、凹面线刻、减地平面线刻有本质的不同。前三者是以线为主的平面表现，而此是以面为主的立体表现。西汉文、景至武帝末的画像石，雕刻技法皆为阴线刻。线条朴拙，甚至有些塞滞之感。物象内或有麻点，但都是粗糙不规矩。画像内容也单调，多为树、房、璧纹一类的图案。很显然，这时的画像石艺术还处在孕育期。每种技法因时间、地域之别，又存在着一种差异。不同的技法是决定画像石艺术风重要30年代时，滕固在《南阳汉画石刻之历史的及风格的考察》一文中，就将汉画像石的雕刻技法做了根本区别。他说：“对于中国的石刻画像，也想大别为两种：其一是拟浮雕的，南阳石刻属于这一类。其二是拟绘画的，孝堂山武梁祠的产品是属于这一类。”这种分类看似简单，却是抓住了实质。

三、嘉祥汉画像石的发展趋势和区域性特征

（一）发展趋势：昭、宣时期至西汉末，画像石数量大增，内容也丰富起来。雕刻技法主要是阴线刻并施麻点或虚线，另外还出现了凹面线刻。前者如邹城南落陵画像石，线条生动、洗练而准确，麻点和虚线的衬刻讲究位置和视觉效果；后者如金乡香城堌堆、济宁师专、微山岛沟南村画像石，凹面较浅，而且很少再衬刻阴线，物象比例也有些失调。东汉早期是凹面线刻最盛行的时期，凹面深浅适度，外轮廓线清晰，根据不同需要而衬刻在轮廓内的点、线，既简练又准确；物象比例适当，尤其注意表现动物、人物的姿态和动作，嘉祥五老洼画像石是其代表。这个时期仍然存在阴线刻，例如邹城师专画像石，内容布局、物象比例与同类题材的凹面线刻极似，只是没有凹入剔平物象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减地平面线刻开始使用，微山两城、台儿庄邳庄、滕州大郭都曾有出土。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减地较浅且不光滑，物象上的阴线也较简单。东汉中、晚期是汉画像石最辉煌的时期，各种雕刻技法均已齐全，并走向成熟。线刻、凹面线刻单独出现的不多，与其它刻法配合使用的作品还存在着。减地平面线刻快速发展，并很快成为本阶段的主要刻法之一。它与阴线的配合，不单是在凸起的物象内，物象外也经常配以线条来表现人物的胡须、车马的绳索或武器的细部。此类作品以嘉祥齐山、宋山所出及武氏祠作品为典型。本阶段新出现的另一种基本刻法是浅浮雕，数量最多，技艺也最精湛，邹城郭里、微山两城、滕州龙阳店等地常见此种刻法。浅浮雕常配以线刻来表现细部，邹城大故村出土的两块画像石，浅浮雕的大树下，人物手持的弓箭就用线刻来表现。这一多种技艺配合雕凿的方法，更加充分地把物体展示出来，达到了单种技法难以表现的艺术效果。由此可见，嘉祥地区的汉画像石最早可追溯道昭、宣时期至西汉末，由嘉祥洪山一石的阴线刻发可知，但也存在时间偏后的可能性，因为阴线刻法到后期都有使用的记录。东汉早期嘉祥的汉画像进一步的发展，范围有所扩大，而且技法上也逐渐成熟。东汉早期具有代表性的刻法即为凹面阴线刻，嘉祥的五老洼士其代表之作。属于这一时期的还有宋山第二批的部分画像石。嘉祥武氏祠、齐山及宋山一批的画像石应该是东汉中晚期的作品这一时期的汉画像已经达到辉煌时期，嘉祥也不例外。这一时期的刻法比较全面各种技法都有出现，但减地平面线刻较为突出。到东汉晚期汉画像的雕刻技法有进一步发展浅浮雕、高浮雕透雕相继出现，而这几种技法目前在嘉祥地区却没有大量出现，由此可以猜想或许嘉祥此时的经济文化方面有所减退，豪强地主或达官贵人在嘉祥的地位下降，以至于在汉画像上没能体现出来。

（二）区域性特征：嘉祥周边地区出土的画像石，作风存在着较明显的区别，除画面的构图风格外，主要是雕刻技法的不同。以微山湖为界，湖之西，嘉祥—济宁区盛行凹面线刻和减地平面线刻，浅浮雕除见于喻屯城南张出土的一批外，别处皆未发现。减地平面线刻与浅浮雕技法共存，这里人大概不喜欢把物象的凸面凿成弧面。湖之东，两城—邹城及曲阜城区，西汉时流行线刻，东汉初盛行凹面线刻，兼有线刻，东汉中晚期盛行浅浮雕。嘉祥常见的减地平面线刻，这里很少有。曲阜旧县出土的几块减地平面线刻作品，作风不仅与嘉祥迥异，与其它小区也不一样，一眼便能看出，此乃临沂地区东汉中、晚期常见的风格。

由此从嘉祥汉画像石的雕刻技法中可以略窥一斑，能构简单推断出嘉祥地区当时的经济文化和社会习俗，以及绘画和雕刻艺术的的发展趋势，为我们研究汉代的文化艺术提供一些佐证。

注释：《嘉祥汉画像石》朱锡禄山东美术出版社

《武氏祠汉画像石》朱锡禄山东美术出版社

画像石范文篇7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体现民族特色的，才能屹立于世界之林；只有具有地域特色的，才是世界的；只有体现地域特色的，才能世世代代流传。民族特色根植于民间，根植于乡土，根植于人民大众。

剪纸是中国民间艺术之一，又被称为刻纸。这两个名称的区别是在创作时，有的用剪子，有的用刻刀，虽然工具有别，但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基本相同，因此人们将二者统称为剪纸。最早的剪纸是什么样的?最早的剪纸是什么风格和特点?直到看到了汉画(汉画像石)，笔者才感到自己似乎看到了剪纸的雏形。笔者认为最早的剪纸可能像汉画，因为二者同样出自民间艺人之手，风格手法大体相同。当然，笔者不是考古学家，猜想毕竟是猜想，不一定正确，但专家已证实：“剪纸始于汉代，兴于晋代。”汉画与剪纸同属汉代，必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到现在，我们也会在其中找到与现代剪纸的许多共同之处。所以笔者认为，要学习借鉴我们祖先的高超艺术技法，更要学习技法背后有生命力的、顽强的、博大的精神，这种精神是最可贵的。这种精神是什么呢?依笔者看来，那就是“大胆、大气、大巧、大拙”。

徐州民间剪纸根植于乡土之间，吸收民间文化，代代传承。由两汉文化的沃土孕育的徐州民间剪纸，作为一种工艺美术形式，是徐州汉画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汉画像石是汉代人雕刻在墓室、祠堂四壁的装饰石刻壁画。徐州汉画像石的内容包括现实生活、吉祥图案、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等方面。它的文化内涵博大精深、艺术风格独特，不仅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更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了厚重的笔墨。徐州汉画像石所处的时代主要是东汉，而在沛县栖山、丰县华山发现的画像石比较早，都是西汉末期和新莽时期的。徐州汉画像石的艺术特色是造型大胆、构图紧密、大巧若拙，线刻与浮雕结合。汉画像石的题材表现丰富：两汉时期，徐州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因此石刻中出现了不少反映劳动人民现实生活的题材、贴近世俗生活的各种繁荣兴盛的生活场景，包括宴请宾客、舞蹈表演、出行车马、访友会客、楼宇阁台等，其中牛耕图、纺织图是生产生活类的主要代表。因此可以看出，汉画像石中体现劳动人民生产生活的“世俗化”的特色是非常显著的，它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繁荣景象，同时也把当时徐州人的热情好客、粗犷豪迈的一面刻画得栩栩如生。

在传承两千年汉文化的徐州剪纸艺人中，民间剪纸艺人王桂英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位。王桂英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她的剪纸创作来源于田间地头、乡里乡村，她可以把在生活中看到的一切都变成剪纸艺术。正因为她的剪纸艺术真实反映了生活，所以才具有朴实感人的生命力和感染力。她没有接受任何艺术教育，她的剪纸艺术来源于这片汉文化沃土，将与生俱来的直觉天赋同现实生活结合，在艺术形象上与汉画像石一样重夸张得体，以形传神“大胆、大气、大巧、大拙”。正因为王桂英剪纸艺术的真实性和打破艺术框架的创新性，以及与汉文化深厚底蕴不谋而合的巧夺天工，使她走到民间剪纸艺术的一个高峰。王桂英被誉为中国的“马蒂斯”，并获得“中国民间艺术家”的称号。除此之外，汉画像石的题材还大量涉及历史故事、神话、吉祥图案等。雕刻技法浮雕与线刻相辅相成。线刻细腻阴柔，浮雕浑厚阳刚。汉画像石阴阳相济，体现了两汉哲学思想与审美要素。剪纸也可以有阴刻和阳刻，注重线条与块面的配合，线条精细灵巧，块面厚重粗大。阴阳、粗细、轻重、缓急这些元素都丰富了剪纸语言。在构图上，徐州剪纸与汉画像石也相似。汉画像石画面充实、构图饱满、散点透视、分层叙事、别具特色。汉画像石的拓片艺术与徐州民间剪纸艺术具有相同的美感，但徐州剪纸的场景和形象造型与汉画像石同样具有连续、均衡、对称等图形美要素。剪纸作品构图具有大胆、大气的特性，画面充实饱满，感染力、视觉冲击力强大。汉画的沃土培育了一大批民间剪纸艺术家。比如徐,剪纸艺术家吴国本，他创作的《汉之魂》荣获了第二届国际剪纸大赛铜奖。此外，还有刘毅、张丽君、孟宪云、孟庆刚、尹明仁等剪纸艺术家。

古黄河边的徐州人民把两汉文化深深融入血脉当中，创造和发展了具有徐州特色的民间剪纸艺术。作为新一代徐州人，我们有责任继往开来，为徐州的民间艺术发展锦上添花。

画像石范文篇8

【关键词】徐州;汉文化;艺术元素

一、徐州两汉历史文化概述

徐州为华夏九州之一,古称彭城,已有2600多年的建城史,是中国两汉文化的发源地。徐州处于齐鲁文化、中原文化、楚文化的交汇点,“齐文楚武”,徐州正是文武消长的枢纽。徐州是汉开国皇帝刘邦的故乡,是13位楚王、5个彭城王的领地和墓葬所在地,并发现有多位汉代贵族的墓葬,其历史文化悠久,汉文化艺术底蕴深厚,为研究中国两汉传统艺术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两汉时期徐州人在经学、文学、目录学等方面均做出标志性成就。两汉文化是徐州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主要历史内涵。史学界有学者认为“明清看北京,隋唐看西安,两汉则要看徐州”。徐州是西汉、东汉、三国时曹魏和西晋等3朝封国的国都,历史上徐州籍人士中涌现出11位开国皇帝,所以徐州堪称是中国汉文化的发源地。徐州两汉文化艺术的历史地位是不可代替的。如果可以深入研究徐州的两汉文明,对于汉史的认知和理解决不亚于拜读司马迁、班固、范晔的史学专著。

徐州发现和发掘两汉文化古迹众多,如:狮子山楚王陵、狮子山兵马俑、北洞山地下宫殿、龟山地下宫殿;土山汉墓出土的鎏金兽形砚;睢宁刘楼汉墓出土的铜牛灯等珍贵文物,皆属国宝。其中以“汉代三绝”——汉兵马俑、汉墓、汉画像石为代表的两汉文化最为夺目,极具艺术欣赏和考古价值。

二、两汉文化艺术符号元素

如上所述,徐州两汉文化的艺术种类很多,本文主要从工艺美术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徐州两汉时期的工艺美术现存文物主要集中在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徐州是两汉文化遗存最为集中丰厚的地区之一,汉墓、汉画像石、汉兵马俑并称中国“汉代三绝”。徐州两汉文化视觉元素的特征,主要从汉墓的建造方式、汉画像石艺术表现形式、汉兵马俑艺术特点来体现。通过分析两汉墓葬建筑、汉画像石、汉兵马俑总结归纳两汉视觉艺术的表现。

1、汉代墓室建筑

汉代墓室是按照“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建造,整个空间是完整的,体现了天地万物。从整体上说,汉代墓葬造型艺术包括石阙、祠堂、地下墓室、棺椁、随葬品及它们的装饰部分。每个小系统无不象征一个小宇宙,是整个墓葬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徐州的汉墓主要分为西汉、东汉两个时期。西汉王陵墓的构造、形制特点,是以横穴岩洞为主,多数独占一山头,建筑方法是先开凿露天墓门、墓道、甬道,然后再向山腹中深凿墓室。东汉时期彭城王的墓葬,与西汉时期楚王陵相比,风格迥异,一般是在平地或台地上竖穴起坟造墓,有较大的封土堆,与西汉楚王陵独霸山头的气势不可比拟。两汉时期还流行汉阙,并用汉阙来装点宫殿、墓葬。汉阙主要是立于宫殿、墓前的仿木石制地面建筑,放在墓前是墓主身份的标志。

在徐州汉墓中,形制较大内容最丰富的是楚王陵。楚王陵坐北朝南,依山为陵,凿山为墓。陵墓直接开凿于山体之中,南北总长117米,宽13.2米,深入山下20余米,总面积851平方米,开凿石方量5100余立方米。宏大的地下玄宫几乎把山体掏空,工程浩大,气势磅礴,全国罕见。楚王陵墓模仿地面宫殿的建筑群体,结构复杂,形制奇特,建有包括浴洗室、御府库、御敌库、钱库、印库、前厅堂、棺室、礼乐房以及楚王嫔妃陪葬室等大大小小墓室12间,再现了西楚汉王奢侈的生活场景,也印证了汉代盛行的“事死如生”的丧葬观。

另一座形制较大的汉代墓室是龟山汉墓。龟山汉墓位于徐州西北约9公里开发区内,龟山西麓。为西汉第六代楚襄王刘注(即位于公元前128年~前116年)夫妻合葬墓。龟山汉墓以山为陵,因山为葬,全部为人工疏凿而成的两座并列相通的合葬墓。其中南为楚襄王刘注墓,北为其夫人之墓。两墓均为横穴崖洞式,墓葬开口处在龟山西麓,呈喇叭状,有南北二墓道。每甬道长56米,高1.78米,宽1.6米。每条甬道由26块重达6~7吨塞石,分上下两层堵塞,且塞石间接缝隙严密。15间墓室,室室相通,大小配套,主次分明。墓葬东西全长83米,南北33米,总面积700米余平方米,容积达2600多立方。雕凿精细,工程浩大,气势雄伟。为全国目前发现规模最大的楚王陵墓。甬道内15个洞室,分别为兵器室、战马室、厕所、厨房、殿房、寝室以及棺室等。各洞大小不一,高低不等,有的还有石柱,雕凿精致。

2、汉画像艺术

汉画像亦称“汉画”,包括汉画像石、画像砖、壁画、帛画、漆画、玉饰等图像资料。[1]画像石、画像砖和帛画等是根据物质材料及制作方法的不同来进行划分的。画像石是在地下墓室、墓地祠堂、石阙、棺椁等物体表面上的镌刻,而画像砖是印模及窑烧的结果。汉画像是对汉代不同物质材料和形式表面图像的概括,其中,画像石、画像砖因特殊的物质载体,使它们比帛画、漆画更容易保存和流传下来。因此,汉画像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画像石、画像砖上的图像。

徐州汉画像石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它绝大多数出自墓室内,也有极少部分刻在祠堂的墙壁上。徐州出土的汉画像石已有1000多块,是我国汉画像石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汉画像石是汉代的画家、雕刻家在石块上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艺术形式上它上承战国绘画古朴之风,下开魏晋风度艺术之先河,奠定了中国画的基本法规和规范。汉画像石艺术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艺术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史学家翦伯赞先生非常重视汉画像的史料价值,他认为:“除了古人的遗物以外,再没有一种史料比绘画雕刻更能反映出历史上的社会之具体的形象。同时,在中国历史上,也再没有一个时代比汉代更好在石板上刻出当时现实生活的形式和流行的故事来”。“这些石刻画像假如把它们有系统的搜辑起来,几乎可以成为一部绣像的汉代史。”[2]汉画像石艺术反映了一个历史时期人们的信仰、习俗、观念。通过深入地研究其图像内涵,可以揭示出它隐含的文化与审美价值。

汉画像石是徐州汉代文化的精髓。从徐州地区出土的汉画像石来看,其内容大体分为三种:一种是历史人物故事,一种是现实生活写照,另一种是灵怪神话传说。从各个角度形象地再现了汉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汉画像石题材广泛,造型元素多种多样,具有极高的艺术应用价值,最具代表性的造型元素有装饰图案、构成形式、肌理等美学元素。

3、汉代兵马俑

1984年12月,徐州东郊狮子山附近出土了4800多件西汉时期的彩绘兵马俑,其数量之多,规模宏大,实数罕见。这批分布于6条俑坑,总数4000多件的陶俑群反映了西汉初年分封在徐州的楚王国军队的整体建制。据初步推测,此墓的主人为汉代分封到徐州的某一代楚王,这批陶俑是楚王拥有军事力量的缩影。狮子山兵马俑的发现,对研究当时的墓葬制度,兵俑的装备和组成,骑兵、车兵的建制和运用等提供了重要资料。徐州汉兵马俑,由于主人只是臣属于中央王朝的一个诸侯王,因此不可能制作秦俑那样规模巨大、形象逼真的陶俑。

汉兵马俑虽然没有秦兵马俑那样高大,但制作工艺先进。徐州汉兵马俑是用模子制作出来再经二次加工塑造成的,大小差不多,但是,他们的表情千姿百态,各不相同。高大壮观、写实主义的秦兵马俑给人一种奔放雄浑的力量美。徐州汉兵马俑在继承了秦兵马俑风格的基础上加以发展,由写实转为写意,更侧重于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风貌。

三、结语

徐州两汉文化艺术设计其气势宏大、造型美观;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韵律感强有很强意境美;艺术技法娴熟,制作工艺先进、夸张表现得体、色彩运用细腻、大胆,具有极强的艺术美感和艺术感染力。徐州两汉造型艺术的形式是具象的,具体可感的物象本身渗透着丰富的观念内容和审美内涵。两汉艺术在整体上是统一在沉雄、饱满、蓬勃的气象中;是朝气蓬勃开拓进取的大汉时代精神在造型艺术中的自然流露。汉代是一个具有开拓精神的历史时期。拓荒开疆、民族战争使汉代人形成雄飞奋进和追求建功立业的人生价值观,“汉代精神是我们民族初步形成时期特有的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它气魄宏大,勇于开拓,是一种崇尚阳刚之美的大气磅礴的时代精神。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汉代精神。”③

中国传统艺术的本质特征,是对民族传统生活和情感的视觉写照,是以规范的视觉语言参与对传统生活形式的创造。它由生活的适用方面臻入伦理、道德、审美与宗教诸方面,从而传递出设计图式与人生图式互动觉解的一贯思维。徐州两汉文化艺术中的传统符号是一种观念性的符号,它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映射下的造型观念和审美意识,这种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它反映的是中国历史传承的人文思想。汉代艺术承载的“汉代精神”留存在民族的血脉之中,现代艺术作品中所求的“中国精神”正是源自汉代的那种大度、进取的时代特点。这是艺术的延续与发展,它体现的是构成方式的传承性。对两汉文化艺术的传承性上主要采取两种借鉴形式,第一种是对徐州两汉文化视觉形的借用,如形的借代、形的关联、具体图像语言的使用。第二种是对徐州两汉文化视觉艺术神的传承,如以形写神、离形得意、形神一体,是对徐州两汉文化视觉传统符号意义的延伸与新的形象的产生。

注释

①朱存明.汉画像的象征世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

画像石范文篇9

关键词：徐州汉文化艺术元素

一、徐州两汉历史文化概述

徐州为华夏九州之一，古称彭城，已有2600多年的建城史，是中国两汉文化的发源地。徐州处于齐鲁文化、中原文化、楚文化的交汇点，“齐文楚武”，徐州正是文武消长的枢纽。徐州是汉开国皇帝刘邦的故乡，是13位楚王、5个彭城王的领地和墓葬所在地，并发现有多位汉代贵族的墓葬，其历史文化悠久，汉文化艺术底蕴深厚，为研究中国两汉传统艺术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两汉时期徐州人在经学、文学、目录学等方面均做出标志性成就。两汉文化是徐州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主要历史内涵。史学界有学者认为“明清看北京，隋唐看西安，两汉则要看徐州”。徐州是西汉、东汉、三国时曹魏和西晋等3朝封国的国都，历史上徐州籍人士中涌现出11位开国皇帝，所以徐州堪称是中国汉文化的发源地。徐州两汉文化艺术的历史地位是不可代替的。如果可以深入研究徐州的两汉文明，对于汉史的认知和理解决不亚于拜读司马迁、班固、范晔的史学专著。

徐州发现和发掘两汉文化古迹众多，如:狮子山楚王陵、狮子山兵马俑、北洞山地下宫殿、龟山地下宫殿；土山汉墓出土的鎏金兽形砚；睢宁刘楼汉墓出土的铜牛灯等珍贵文物，皆属国宝。其中以“汉代三绝”——汉兵马俑、汉墓、汉画像石为代表的两汉文化最为夺目，极具艺术欣赏和考古价值。

二、两汉文化艺术符号元素

如上所述，徐州两汉文化的艺术种类很多，本文主要从工艺美术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徐州两汉时期的工艺美术现存文物主要集中在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徐州是两汉文化遗存最为集中丰厚的地区之一，汉墓、汉画像石、汉兵马俑并称中国“汉代三绝”。徐州两汉文化视觉元素的特征，主要从汉墓的建造方式、汉画像石艺术表现形式、汉兵马俑艺术特点来体现。通过分析两汉墓葬建筑、汉画像石、汉兵马俑总结归纳两汉视觉艺术的表现。

1、汉代墓室建筑

汉代墓室是按照“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建造，整个空间是完整的，体现了天地万物。从整体上说，汉代墓葬造型艺术包括石阙、祠堂、地下墓室、棺椁、随葬品及它们的装饰部分。每个小系统无不象征一个小宇宙，是整个墓葬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徐州的汉墓主要分为西汉、东汉两个时期。西汉王陵墓的构造、形制特点，是以横穴岩洞为主，多数独占一山头，建筑方法是先开凿露天墓门、墓道、甬道，然后再向山腹中深凿墓室。东汉时期彭城王的墓葬，与西汉时期楚王陵相比，风格迥异，一般是在平地或台地上竖穴起坟造墓，有较大的封土堆，与西汉楚王陵独霸山头的气势不可比拟。两汉时期还流行汉阙，并用汉阙来装点宫殿、墓葬。汉阙主要是立于宫殿、墓前的仿木石制地面建筑，放在墓前是墓主身份的标志。

在徐州汉墓中，形制较大内容最丰富的是楚王陵。楚王陵坐北朝南，依山为陵，凿山为墓。陵墓直接开凿于山体之中，南北总长117米，宽13.2米，深入山下20余米，总面积851平方米，开凿石方量5100余立方米。宏大的地下玄宫几乎把山体掏空，工程浩大，气势磅礴，全国罕见。楚王陵墓模仿地面宫殿的建筑群体，结构复杂，形制奇特，建有包括浴洗室、御府库、御敌库、钱库、印库、前厅堂、棺室、礼乐房以及楚王嫔妃陪葬室等大大小小墓室12间，再现了西楚汉王奢侈的生活场景，也印证了汉代盛行的“事死如生”的丧葬观。

另一座形制较大的汉代墓室是龟山汉墓。龟山汉墓位于徐州西北约9公里开发区内，龟山西麓。为西汉第六代楚襄王刘注(即位于公元前128年~前116年)夫妻合葬墓。龟山汉墓以山为陵，因山为葬，全部为人工疏凿而成的两座并列相通的合葬墓。其中南为楚襄王刘注墓，北为其夫人之墓。两墓均为横穴崖洞式，墓葬开口处在龟山西麓，呈喇叭状，有南北二墓道。每甬道长56米，高1.78米，宽1.6米。每条甬道由26块重达6~7吨塞石，分上下两层堵塞，且塞石间接缝隙严密。15间墓室，室室相通，大小配套，主次分明。墓葬东西全长83米，南北33米，总面积700米余平方米，容积达2600多立方。雕凿精细，工程浩大，气势雄伟。为全国目前发现规模最大的楚王陵墓。甬道内15个洞室，分别为兵器室、战马室、厕所、厨房、殿房、寝室以及棺室等。各洞大小不一，高低不等，有的还有石柱，雕凿精致。

2、汉画像艺术

汉画像亦称“汉画”，包括汉画像石、画像砖、壁画、帛画、漆画、玉饰等图像资料。[1]画像石、画像砖和帛画等是根据物质材料及制作方法的不同来进行划分的。画像石是在地下墓室、墓地祠堂、石阙、棺椁等物体表面上的镌刻，而画像砖是印模及窑烧的结果。汉画像是对汉代不同物质材料和形式表面图像的概括，其中，画像石、画像砖因特殊的物质载体，使它们比帛画、漆画更容易保存和流传下来。因此，汉画像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画像石、画像砖上的图像。

徐州汉画像石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它绝大多数出自墓室内，也有极少部分刻在祠堂的墙壁上。徐州出土的汉画像石已有1000多块，是我国汉画像石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汉画像石是汉代的画家、雕刻家在石块上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艺术形式上它上承战国绘画古朴之风，下开魏晋风度艺术之先河，奠定了中国画的基本法规和规范。汉画像石艺术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艺术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史学家翦伯赞先生非常重视汉画像的史料价值，他认为:“除了古人的遗物以外，再没有一种史料比绘画雕刻更能反映出历史上的社会之具体的形象。同时，在中国历史上，也再没有一个时代比汉代更好在石板上刻出当时现实生活的形式和流行的故事来”。“这些石刻画像假如把它们有系统的搜辑起来，几乎可以成为一部绣像的汉代史。”[2]汉画像石艺术反映了一个历史时期人们的信仰、习俗、观念。通过深入地研究(下转第163页)(上接第162页)其图像内涵，可以揭示出它隐含的文化与审美价值。

汉画像石是徐州汉代文化的精髓。从徐州地区出土的汉画像石来看，其内容大体分为三种:一种是历史人物故事，一种是现实生活写照，另一种是灵怪神话传说。从各个角度形象地再现了汉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汉画像石题材广泛，造型元素多种多样，具有极高的艺术应用价值，最具代表性的造型元素有装饰图案、构成形式、肌理等美学元素。

3、汉代兵马俑

1984年12月，徐州东郊狮子山附近出土了4800多件西汉时期的彩绘兵马俑，其数量之多，规模宏大，实数罕见。这批分布于6条俑坑，总数4000多件的陶俑群反映了西汉初年分封在徐州的楚王国军队的整体建制。据初步推测，此墓的主人为汉代分封到徐州的某一代楚王，这批陶俑是楚王拥有军事力量的缩影。狮子山兵马俑的发现，对研究当时的墓葬制度，兵俑的装备和组成，骑兵、车兵的建制和运用等提供了重要资料。徐州汉兵马俑，由于主人只是臣属于中央王朝的一个诸侯王，因此不可能制作秦俑那样规模巨大、形象逼真的陶俑。

汉兵马俑虽然没有秦兵马俑那样高大，但制作工艺先进。徐州汉兵马俑是用模子制作出来再经二次加工塑造成的，大小差不多，但是，他们的表情千姿百态，各不相同。高大壮观、写实主义的秦兵马俑给人一种奔放雄浑的力量美。徐州汉兵马俑在继承了秦兵马俑风格的基础上加以发展，由写实转为写意，更侧重于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风貌。

徐州两汉文化艺术设计其气势宏大、造型美观；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韵律感强有很强意境美；艺术技法娴熟，制作工艺先进、夸张表现得体、色彩运用细腻、大胆，具有极强的艺术美感和艺术感染力。徐州两汉造型艺术的形式是具象的，具体可感的物象本身渗透着丰富的观念内容和审美内涵。两汉艺术在整体上是统一在沉雄、饱满、蓬勃的气象中；是朝气蓬勃开拓进取的大汉时代精神在造型艺术中的自然流露。汉代是一个具有开拓精神的历史时期。拓荒开疆、民族战争使汉代人形成雄飞奋进和追求建功立业的人生价值观，“汉代精神是我们民族初步形成时期特有的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它气魄宏大，勇于开拓，是一种崇尚阳刚之美的大气磅礴的时代精神。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汉代精神。”③

中国传统艺术的本质特征，是对民族传统生活和情感的视觉写照，是以规范的视觉语言参与对传统生活形式的创造。它由生活的适用方面臻入伦理、道德、审美与宗教诸方面，从而传递出设计图式与人生图式互动觉解的一贯思维。徐州两汉文化艺术中的传统符号是一种观念性的符号，它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映射下的造型观念和审美意识，这种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它反映的是中国历史传承的人文思想。汉代艺术承载的“汉代精神”留存在民族的血脉之中，现代艺术作品中所求的“中国精神”正是源自汉代的那种大度、进取的时代特点。这是艺术的延续与发展，它体现的是构成方式的传承性。对两汉文化艺术的传承性上主要采取两种借鉴形式，第一种是对徐州两汉文化视觉形的借用，如形的借代、形的关联、具体图像语言的使用。第二种是对徐州两汉文化视觉艺术神的传承，如以形写神、离形得意、形神一体，是对徐州两汉文化视觉传统符号意义的延伸与新的形象的产生。

参考文献：

①朱存明.汉画像的象征世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

画像石范文篇10

关键词徐州;汉文化;艺术元素

一、徐州两汉历史文化概述

徐州为华夏九州之一,古称彭城,已有2600多年的建城史,是中国两汉文化的发源地。徐州处于齐鲁文化、中原文化、楚文化的交汇点,“齐文楚武”,徐州正是文武消长的枢纽。徐州是汉开国皇帝刘邦的故乡,是13位楚王、5个彭城王的领地和墓葬所在地,并发现有多位汉代贵族的墓葬,其历史文化悠久,汉文化艺术底蕴深厚,为研究中国两汉传统艺术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两汉时期徐州人在经学、文学、目录学等方面均做出标志性成就。两汉文化是徐州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主要历史内涵。史学界有学者认为“明清看北京,隋唐看西安,两汉则要看徐州”。徐州是西汉、东汉、三国时曹魏和西晋等3朝封国的国都,历史上徐州籍人士中涌现出11位开国皇帝,所以徐州堪称是中国汉文化的发源地。徐州两汉文化艺术的历史地位是不可代替的。如果可以深入研究徐州的两汉文明,对于汉史的认知和理解决不亚于拜读司马迁、班固、范晔的史学专著。

徐州发现和发掘两汉文化古迹众多,如:狮子山楚王陵、狮子山兵马俑、北洞山地下宫殿、龟山地下宫殿;土山汉墓出土的鎏金兽形砚;睢宁刘楼汉墓出土的铜牛灯等珍贵文物,皆属国宝。其中以“汉代三绝”——汉兵马俑、汉墓、汉画像石为代表的两汉文化最为夺目,极具艺术欣赏和考古价值。

二、两汉文化艺术符号元素

如上所述,徐州两汉文化的艺术种类很多,本文主要从工艺美术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徐州两汉时期的工艺美术现存文物主要集中在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徐州是两汉文化遗存最为集中丰厚的地区之一,汉墓、汉画像石、汉兵马俑并称中国“汉代三绝”。徐州两汉文化视觉元素的特征,主要从汉墓的建造方式、汉画像石艺术表现形式、汉兵马俑艺术特点来体现。通过分析两汉墓葬建筑、汉画像石、汉兵马俑总结归纳两汉视觉艺术的表现。

1、汉代墓室建筑

汉代墓室是按照“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建造,整个空间是完整的,体现了天地万物。从整体上说,汉代墓葬造型艺术包括石阙、祠堂、地下墓室、棺椁、随葬品及它们的装饰部分。每个小系统无不象征一个小宇宙,是整个墓葬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徐州的汉墓主要分为西汉、东汉两个时期。西汉王陵墓的构造、形制特点,是以横穴岩洞为主,多数独占一山头,建筑方法是先开凿露天墓门、墓道、甬道,然后再向山腹中深凿墓室。东汉时期彭城王的墓葬,与西汉时期楚王陵相比,风格迥异,一般是在平地或台地上竖穴起坟造墓,有较大的封土堆,与西汉楚王陵独霸山头的气势不可比拟。两汉时期还流行汉阙,并用汉阙来装点宫殿、墓葬。汉阙主要是立于宫殿、墓前的仿木石制地面建筑,放在墓前是墓主身份的标志。

在徐州汉墓中,形制较大内容最丰富的是楚王陵。楚王陵坐北朝南,依山为陵,凿山为墓。陵墓直接开凿于山体之中,南北总长117米,宽13.2米,深入山下20余米,总面积851平方米,开凿石方量5100余立方米。宏大的地下玄宫几乎把山体掏空,工程浩大,气势磅礴,全国罕见。楚王陵墓模仿地面宫殿的建筑群体,结构复杂,形制奇特,建有包括浴洗室、御府库、御敌库、钱库、印库、前厅堂、棺室、礼乐房以及楚王嫔妃陪葬室等大大小小墓室12间,再现了西楚汉王奢侈的生活场景,也印证了汉代盛行的“事死如生”的丧葬观。

另一座形制较大的汉代墓室是龟山汉墓。龟山汉墓位于徐州西北约9公里开发区内,龟山西麓。为西汉第六代楚襄王刘注(即位于公元前128年~前116年)夫妻合葬墓。龟山汉墓以山为陵,因山为葬,全部为人工疏凿而成的两座并列相通的合葬墓。其中南为楚襄王刘注墓,北为其夫人之墓。两墓均为横穴崖洞式,墓葬开口处在龟山西麓,呈喇叭状,有南北二墓道。每甬道长56米,高1.78米,宽1.6米。每条甬道由26块重达6~7吨塞石,分上下两层堵塞,且塞石间接缝隙严密。15间墓室,室室相通,大小配套,主次分明。墓葬东西全长83米,南北33米,总面积700米余平方米,容积达2600多立方。雕凿精细,工程浩大,气势雄伟。为全国目前发现规模最大的楚王陵墓。甬道内15个洞室,分别为兵器室、战马室、厕所、厨房、殿房、寝室以及棺室等。各洞大小不一,高低不等,有的还有石柱,雕凿精致。

2、汉画像艺术

汉画像亦称“汉画”,包括汉画像石、画像砖、壁画、帛画、漆画、玉饰等图像资料。[1]画像石、画像砖和帛画等是根据物质材料及制作方法的不同来进行划分的。画像石是在地下墓室、墓地祠堂、石阙、棺椁等物体表面上的镌刻,而画像砖是印模及窑烧的结果。汉画像是对汉代不同物质材料和形式表面图像的概括,其中,画像石、画像砖因特殊的物质载体,使它们比帛画、漆画更容易保存和流传下来。因此,汉画像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画像石、画像砖上的图像。

徐州汉画像石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它绝大多数出自墓室内,也有极少部分刻在祠堂的墙壁上。徐州出土的汉画像石已有1000多块,是我国汉画像石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汉画像石是汉代的画家、雕刻家在石块上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艺术形式上它上承战国绘画古朴之风,下开魏晋风度艺术之先河,奠定了中国画的基本法规和规范。汉画像石艺术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艺术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史学家翦伯赞先生非常重视汉画像的史料价值,他认为:“除了古人的遗物以外,再没有一种史料比绘画雕刻更能反映出历史上的社会之具体的形象。同时,在中国历史上,也再没有一个时代比汉代更好在石板上刻出当时现实生活的形式和流行的故事来”。“这些石刻画像假如把它们有系统的搜辑起来,几乎可以成为一部绣像的汉代史。”[2]汉画像石艺术反映了一个历史时期人们的信仰、习俗、观念。通过深入地研究(下转第163页)(上接第162页)其图像内涵,可以揭示出它隐含的文化与审美价值。

汉画像石是徐州汉代文化的精髓。从徐州地区出土的汉画像石来看,其内容大体分为三种:一种是历史人物故事,一种是现实生活写照,另一种是灵怪神话传说。从各个角度形象地再现了汉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汉画像石题材广泛,造型元素多种多样,具有极高的艺术应用价值,最具代表性的造型元素有装饰图案、构成形式、肌理等美学元素。

3、汉代兵马俑

1984年12月,徐州东郊狮子山附近出土了4800多件西汉时期的彩绘兵马俑,其数量之多,规模宏大,实数罕见。这批分布于6条俑坑,总数4000多件的陶俑群反映了西汉初年分封在徐州的楚王国军队的整体建制。据初步推测,此墓的主人为汉代分封到徐州的某一代楚王,这批陶俑是楚王拥有军事力量的缩影。狮子山兵马俑的发现,对研究当时的墓葬制度,兵俑的装备和组成,骑兵、车兵的建制和运用等提供了重要资料。徐州汉兵马俑,由于主人只是臣属于中央王朝的一个诸侯王,因此不可能制作秦俑那样规模巨大、形象逼真的陶俑。

汉兵马俑虽然没有秦兵马俑那样高大,但制作工艺先进。徐州汉兵马俑是用模子制作出来再经二次加工塑造成的,大小差不多,但是,他们的表情千姿百态,各不相同。高大壮观、写实主义的秦兵马俑给人一种奔放雄浑的力量美。徐州汉兵马俑在继承了秦兵马俑风格的基础上加以发展,由写实转为写意,更侧重于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风貌。

三、结语

徐州两汉文化艺术设计其气势宏大、造型美观;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韵律感强有很强意境美;艺术技法娴熟,制作工艺先进、夸张表现得体、色彩运用细腻、大胆,具有极强的艺术美感和艺术感染力。徐州两汉造型艺术的形式是具象的,具体可感的物象本身渗透着丰富的观念内容和审美内涵。两汉艺术在整体上是统一在沉雄、饱满、蓬勃的气象中;是朝气蓬勃开拓进取的大汉时代精神在造型艺术中的自然流露。汉代是一个具有开拓精神的历史时期。拓荒开疆、民族战争使汉代人形成雄飞奋进和追求建功立业的人生价值观,“汉代精神是我们民族初步形成时期特有的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它气魄宏大,勇于开拓,是一种崇尚阳刚之美的大气磅礴的时代精神。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汉代精神。”

中国传统艺术的本质特征,是对民族传统生活和情感的视觉写照,是以规范的视觉语言参与对传统生活形式的创造。它由生活的适用方面臻入伦理、道德、审美与宗教诸方面,从而传递出设计图式与人生图式互动觉解的一贯思维。徐州两汉文化艺术中的传统符号是一种观念性的符号,它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映射下的造型观念和审美意识,这种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它反映的是中国历史传承的人文思想。汉代艺术承载的“汉代精神”留存在民族的血脉之中,现代艺术作品中所求的“中国精神”正是源自汉代的那种大度、进取的时代特点。这是艺术的延续与发展,它体现的是构成方式的传承性。对两汉文化艺术的传承性上主要采取两种借鉴形式,第一种是对徐州两汉文化视觉形的借用,如形的借代、形的关联、具体图像语言的使用。第二种是对徐州两汉文化视觉艺术神的传承,如以形写神、离形得意、形神一体,是对徐州两汉文化视觉传统符号意义的延伸与新的形象的产生。

注释

①朱存明.汉画像的象征世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