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民为任范文10篇

化民为任范文篇1

论文摘要：韩贞遵从师训，把传授良知之学看做“经世之业”，所以他倦倦以明道化人为己责，毕生安贫乐教。韩贞与泰州王学一样，在教育对象上无问渔樵与工贾，真正做到了有教无类，当然他的学生还是以平民百姓为主。他特别注意照顾穷困学生，且不断扩大教育对象，做到平民化，从而使他的教育具有广泛性，群众性。韩贞教育精力主要在“化俗”二字上，目的就是让不善者重归于仁，从而建立稳定安乐的理想世界。

韩贞(1509—1585)，字以中，号乐吾，泰州市兴化县人。他是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次子王襞的学生，明代著名的平民哲学家、教育家。韩贞继承了泰州学派的传统，把传授“明伦”化俗乡里看做是“经世之业”，一生热爱平民教育事业，终生从事平民教育事业。他还继承了泰州王学“有教无类”的传统，教育中“元问渔樵与工贾”，一视同仁，当然他关心得更多的还是贫困的平民学生，他最重要的教育目的就是让不善者回归于仁。

一、经世之业在明伦

泰州学派十分重视教育的经世作用。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明代中后期社会百弊丛生，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秩序在民间已遭到极大破坏，人心疲惫，无所拘缚，无所戒惧，所以变乱频繁，盗贼猖獗。整个社会秩序陷于一片混乱之中，正如王艮在《王道论》里所述：“今天下田制不定，而游民众多，制用无节而风俗奢靡。所谓一人耕之，十人从而食之，一人蚕之，百人从而衣之，欲民无饥寒，不可得也……。”王艮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希望通过宣传教育来解决这些问题。他分析当时的社会情形指出：“所以饱食暖衣，逸居无教而近于禽兽，以至伤风败俗，轻生灭伦，贼君弃父，无所不至而冒犯五刑，诛之不胜其诛，刑之无日而已，岂非古所谓不教而杀罔民者哉!”(《王道论》)而要改变这种“伤风败俗”等社会现象，就必须坚持“以德化民”。在王艮看来，圣人是能够自觉地照着儒家道德规范去做的，而老百姓则糊里糊涂，要么“失本”，要么“遗末”，所以要强化道德教育。只有强化道德教育，才能提高百姓遵守道德的自觉性，实现平等和谐的社会理想。他曾满怀激情地做诗说：“若要人间积雪融，须从腊底转东风，三阳到处闻啼鸟，一气周流见远鸿。今日梅花才吐白，不时杏蕊又舒红。化工生意无穷尽，雨霁云收只太空。”(《次答友人·又》)他坚信依靠道德教化这股东风，定能洞开下层群众求知的心扉，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所以王艮把教育看成是“位天地，育万物”的伟大事业，是“尧舜事业”。他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不论有位无位，孔子学不厌而教不倦，便是位育之功。”(《语录》)他认为“师者立乎中，善乎同类者也。故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语录》)显然王艮对教育意义的认识是着眼于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王艮认为，“学，讲而后明。明则诚矣。若不诚，只是不明。教不倦，仁也。须善教，乃有济。故又日：‘成物，智也。(《语录》)王艮始终把讲学看做是道德教化的主要手段。在王艮看来，下层群众只是“后知”而不是永不移易的“无知”，经过“先知”者的教化，他会从“后知”转化为“有知”，因为无论是“先知者”还是“后知者”，都有一个知识积累的过程，所以，圣人与“下愚”的区别，只是知识积累深浅的区别、“先知”与“后知”的区别、已知与未知的区别。为此他要求人们“以先知觉后知”(《与薛中离》)，把讲学作为自己的第一重任，通过主动的宣传教育来启发人们的“良知良能”，从而服务社会，影响社会。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王艮的基本思路就是通过“立师道”来“明人伦”，培养民众的仁善品质，减少人世间的争斗，从而稳定和发展社会，这就是教育的经世作用王艮的次子、韩贞的老师王襞与王艮一样，把启人修道看做是教育者的核心任务，希望教育者通过启人修道，恢复其本来纯净的良知，并为稳定社会和实现“三代之治”培养良才。所以，在教育的社会作用方面，他比王艮有更深刻的认识，他在王艮思想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明确了教育的方向，突出了教育的重点，并从治国高度阐述了教育对于培养人才的重要意义。王襞特别重视人才在治国治民中的作用，把人才的选拔与任用看做是关系到国家治乱与民众安危的头等大事。他希望统治者能够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使“圣贤”得到任用。他说：“国家求人才于天下，授之职而用之，将以致之民也，民安而天下治矣。是故天下之治系于民，民之安系于人才之贤而用之也，人才之系不亦重乎?”(《送杨场宰升任》同时，王襞强调，人才来源于教育，并认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其“自立也”(《送杨场宰升任》)。

韩贞遵从师训，同样是把传授良知之学看做济世的重要途径。他之所以以“化俗为己任”，就是因为他和他的的老师王艮王襞一样，把教育当作“经世之业”，毕生安贫乐教。他曾在《简李中秘敏斋先生》中这样写道：“底事匆匆过钓台，想应都为究心来。迷时万里源头塞，悟后千年道脉开。济世恐非韩柳学，安民还用孔颜才。传家再见经纶手，早溥春风遍草莱。”韩贞的愿望就是能通过教育建立王化社会，培养尧君舜民，他在《写怀》中写道：“囊中合得回生药，世上寻施惜命人。肯服一丸跻圣域，能超千古出凡尘。愿期天下归王化，尧舜为君尧舜民。”他在其他诗中也表明了这种愿望和决心，如他在《送储翠峰移家海上》中说：“民风日下凭君挽，立起中流砥柱身。”在《送凌侍御海楼北上》中说：“世风日下谁能挽，道脉年来独有功。”他看到乡民们依然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也依然愚昧闭塞，甚至好勇斗狠，相互间恶言相加，深感肩头担子沉重。所以，他把讲学看做是化民的重要手段。他在《送储翠峰移家海上》一诗中说：“一刻阳生初破腊，万方雪化始回春。民风日下凭君挽，立起中流砥柱身。他深信，通过教化，定能改变一方风气。

二、一生功业在化人

明代中后期的社会混乱，使从平民成长起来的泰州学派的学者敏感地意识到，要促进社会的稳定，除了要求封建统治者实施仁政以外，还要从平民自身的角度来解决问题，而从平民自身的角度来解决问题的关键又在于教育，所以泰州学派的学者往往既是思想家又是教育家。

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一生以化人为人生的一大乐事。他曾描写过有人来求学时自己快乐的心情：“胡子远来学，一见心中乐。乐得远来朋，以此知多觉。觉得善人多，朝廷政日和。太和感天地，同乐太平歌。胡生荷轩子，荷轩翁造始。构轩荷池上，号称荷轩耳。周子爱莲花，以莲为君子。若非君子心，焉能同如此?有子善继志，册叶追思尔。能侍善山师，又师洛村子。二师善教人，使来四千里。印证良知同，使之知所止。欣然归复师，如斯而已矣。”(《书荷轩卷》)…正由于他盼望学子来学，所以在日常生活中，王艮天天盼求民众来听学。李春芳在《崇儒祠记》中曾描述了王艮当时讲学的迫切心情：“(予)太守袁君株、大尹朱君车兀、审理宗君部，造先生庐请益。月余，见乡中人若农若贾，暮必媲美来论学。时闻逊坐者，先生日：‘坐、坐!勿过逊废时!”王艮始终十分真诚地从事讲学活动。可以说，他是一生献教，终而无憾。据史料记载，王艮出身贫苦，幼年读书不多，后勤学多年，终于成为一个学派的开创大师。他27岁“悟道”以后，开始讲说经书。37岁时，“筑斗室于居后，暇则闭户坐息其间，读书考古，鸣琴雅歌”，38岁“见王阳明，反复论难，又在金陵太学前聚众讲学。”40岁时，“欲周流天下”。王艮晚年多病，而四方来学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他仍扶病就榻讲论，临终前谆谆嘱咐诸子：“与友朋于精舍相互切磋，自有长益，无一语及他事。”(《年谱》)真正体现了诲人不倦的精神。

王襞一生奉献讲坛，“倡大家学”，继父讲坛之后，由于其讲学精辟，每次讲学都有所发明，颇使“后学悦服，即先公(王艮)群弟子无不事先生若先公。”“海内响应者，恍若心斋在焉”。(王元鼎《年谱纪略》)王襞始终以讲学为己任，直到病逝而未改初衷。更为可贵的是，他越到老年越是讲学不止。据记载，62岁，他赴苏州讲学，听讲者遍及“三吴”(即吴郡、吴兴和丹阳)；64岁，应耿定向聘，会讲金陵(今江苏南京)，发挥王艮“格物”宗旨；68岁，会讲海陵崇儒祠，每会为期五日；等等。其足迹遍布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安徽等省，弟子遍及大江南北，风动天下。王元鼎在《先生行状》中也说：“东压克承先业，讲学东淘，后进者倾诚悦服，即心斋弟子无不事东压若心斋也。”(王元鼎《先生行状》)《先生行状》中还有这样一段描述，反映了他讲学引起轰动的情形：“东压过陪都，随以指授，都人士云蒸雷动，如寄得归，乃至耆老为之太息，髫齿为之忻愉，贵介为之动容，厮台为之色喜，上根为之首肯，初机为之心开，一二卓然朗悟可俟将来者，其关钥皆自东压启也。”(王元鼎《先生行状》)焦在《墓志铭》中也说，“心斋子东压先生，推衍其说，学士云附景从，至今不绝。”王襞“至金陵，与多士讲习，连榻累旬，博问精讨，靡不其敬以去。”(焦《先生墓志铭》)这既说明了他的一种诲人不倦的精神，也说明了他学识深邃和讲学艺术的高超。随着王襞声望的提高，各地聘以主教者纷至沓来。王襞临死前也不忘讲学一事。“先生疾病将终时，三日前即不令儿女人卧房，危坐定气养神。时命门人梅圣辈雅歌取乐，顾门人日：“尔等惟有讲学一事付托之。”王元鼎《先生行状》)

韩贞与王艮、王襞一样，高度重视教育化人的重大意义，他从泰州学习结束回乡后，即树立从教终身的伟大志向。他在《答王东压师》中说：“乾坤担子仲尼担，陋巷颜渊未必闲。眼底莫言行道易，途中应有问津难。三千共学门墙下，几个相随陈蔡间。他日周流天下去，区区端作御车还。”(注：雍正本所刊此诗，文词颇异，兹录于下：“乾坤担子仲尼担，陋巷颜渊也并参，身外海浮空避世，途中津问几停骖，从游陈蔡甘同难。来学门墙道共谈。洙泗渊源流万古，得传一咏称奇男。”)(《答王东压师》)所以，他后半生从事教育直到临终前还不忘病榻讲学，临终前还不忘嘱咐家人及学子“以明道淑人”。万历十三年(1585)八月初九日卒。卒之日，召门人至，犹谆谆以明道教人，言不及他，已而危坐而逝。(《理学韩乐吾先生行略》)孙复举在《敦请讲学呈文》中说：“切见隐士韩贞，素行端庄，取重乡评久矣。迩年虽逾七十，志气尚未昏忘，病患虽中半身，动履尚能起坐；言语虽若蹇涩，化诲尚尔殷勤。所谓耄期称道不乱，惟日孳孳薨而后已者，斯人足以当之矣。”耿定向所作《陶人传》中说：“先生学有得，毅然以倡道化俗为己任，无问工商佣隶，咸从之游，随机因质诱之，化而善良者以千数。”韩贞一生化民的精神为他的弟子所感动，如罗汝芳受韩称感悟，不仅往纳拜称弟子，而且终身不赴廷试。

三、无问渔樵与工贾

韩贞的“无问渔樵与工贾”，既是一个教育平等的问题，也是一个“有教无类”的教育观念问题。韩贞的这一思想虽远承于孑L子，但主要还是受了泰州王学的影响。因为在王艮之前，“有教无类”虽然是一个悠久的历史命题，但从明代以前传统儒家理论的整体来看，他们的“有教无类”只是一个号，并没有真正落实在行动上，就是曾经说过“有教无类”的孔子也没有做到有教无类。在《论语》中有这么一句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显然，孔子的教育是把“民”排斥在外的。而王艮则不同，他提出了彻底的平等教育思想，并进行了广泛的实践。王艮认为，社会上每一个人，不仅有着共同的社会地位和作用，而且有着平等的本能，教育不应该有失偏颇。其实，王艮的有教无类思想也包含了平等教育的意思。

王艮继承了孔子“有教无类”这一传统。王艮认为，“容得天下人，然后能教得天下人。”他这里所说的“容”，并非指一般意思上的“宽容”，而是指教育对象上的一种包容，也就是要包容天下一切愿学之人，所以教育对象是不应当有差别的。王艮开始在家乡讲学时就在自家的门上写着：“此道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不以老幼贵贱贤愚，有志愿学者，传之。”(《年谱》)王艮的听众大多是邻里、乡人、盐民。后来随着王艮外出讲学，传授对象进一步扩大，有社会的上层人物，也有社会的下层人物。清末袁承业在重订王艮、王栋、王襞遗集时，费二年之力，编成《明儒王心斋先生弟子师承表》，虽如袁氏自谓“搜罗未广，遗漏颇多”，然亦可概见王艮的发展状况。“当时熏其德而善良者，陶人不止乐吾韩贞。樵人不止乐斋朱恕。一时士大夫航海而造先生之庐者，任其往来，启迪不倦，何异乎孔先师设教杏坛、群弟子四方毕至也哉。”(彭梅《王艮奠文》)赵贞吉在《王艮墓铭》中说：“先生接引人，无间隶仆。”或行商坐贾或乡村野老，或缙绅先生或衣冠大盗，一概迎而不拒。王艮学说的传播极为广泛，遍及十数省，受教育者不计其数，姓名可考的就有四百八十七人，不仅上白师保公卿，中及疆吏司道牧令，而且更多的是下层人民群众，其中有盐丁、农民、陶匠、樵夫等。当时我国东南一带家有王氏之书，人传安丰之学。与他的父亲一样，王襞也主张有教无类，同时他还提出了“倡大家学”(王元鼎《年谱纪略》)的思想主张，在他的弟子中亦有农工商贾，特别是像韩贞一样的平民百姓。公务员之家

韩贞忠实地继承了王艮、王襞“有教无类”的传统，所以他的平民教育事业十分兴旺。对于韩贞讲学的盛况，陆西星在《哀东海处士乐吾韩公》中有一个描述：“闻风一时兴，门弟亦何盛。千年振遗响，木铎声甫静。”受王艮与王襞“有教无类”思想的影响，韩贞讲学对象“无问渔樵与工贾”。《乐吾韩先生遗事》中说：韩贞“倦倦以明道化人为己责，虽田夫、樵子，未尝不提命之。”孙复举在《敦请讲学呈文》中也说：“庶百姓之所顾安者安之，本县之所愿化百姓者，而此老声教之达易易矣。”只要愿意接受教育的，韩贞都有接受。韩贞的成人学子以工农商贾为多，也有绅士、大夫、官吏师从他，但更多的还是当地的平民百姓。在童蒙教育方面，他特别照顾穷困学生，照顾农夫、渔夫、盐民、穷苦人家子弟。对求学困难者免收束修，对求学真有进步者暂时封存束修，如学习退步不愿再学者则将束修如数退还人家。韩乐吾此举，乡邻称赞，世人惊异，名声大振，不少人不顾路途遥远，将孩童送到他的塾馆求学。对此，《乐吾先生行略》中也有记述：“凡来学者，不纳束修。间有以诚奉先生者，暂封存之，后有不善，即还其人。”这就使他的教育更具有广泛性、群众性和平民性。

四、后有不善归回仁

韩贞期望天下归王化，君民归尧舜，而不善之人回归仁，而教育的重要功能就是让那些不善之人恢复其仁善的品德，不孝之人恢复其固有的孝德。韩贞的这一思想与王艮、王襞的“复初说”是一致的。

王守仁认为，教育可以灭掉个人的私欲，保存各人固有的天理良知。他说“躁于其心者，其动妄；荡于其者，其视浮；歉于其心者，其气馁；忽于其心者，其貌惰；傲于其心者，其色矜。”人的“躁”“荡”“歉”“忽”“傲”主要是心不纯，教育可以使学习者陶冶“心学”和“道心”。而王艮则不同，他认为，所谓的“致良知”，其目的就是要恢复人最初的本性。

王艮在《复初说》中说：“诚心，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不善之动，妄也。妄复，则无妄矣。无妄，则诚矣。诚，则元事矣。故诚者，圣人之本。‘圣，诚而已矣。’是学至圣人，只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知不善之动者，良知也。知不善之动而复之，乃所谓‘致良知’，以复其初也。”(《复初说》)王艮的复初说是建立在他的气质杂性说基础上的。王艮在人性问题上继承了孟子的性善论，但他又认为，人生下来就有“气质杂性”。他说：“程子云：‘善固性也，恶亦不可非性；清固水也，浊亦不可非水。’此语未莹，恐误后学。孟子只说性善，盖善固性也，恶非性也，气质也，变其气质则性善矣。清固水也，浊非水也，泥沙也，去其泥沙则水清矣。”(《答问补遗》)在王艮看来，“恶”不是性，而是“气质杂性”，如同水中的泥沙不是水一样，“气质杂性”并不是真正的性。王艮对于张载的观点也不完全同意。他说：“张子云：‘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此语亦要善看，谓气质杂性，故日气质之性。”(《答问补遗》)在王艮看来，气质之性，即气质杂性。这种气质杂性并非人本有的性，但这种气质杂性，是可以变化的，其主要方法就是学习。他认为“言学不言气质”，就是说，通过学习教育就能改变人的气质，祛除气质杂性。“明得尽渣滓，便浑化。”(《答问补遗》)他坚信，如果教育能够真正发挥改变气质、祛除气质杂性、保持善心的作用，那么，由于人的进步而推进社会的整体进步，进而实现天下大治。所以王艮讲诚意，其根本目的是要人们端本复初。

化民为任范文篇2

论文摘要：韩贞遵从师训，把传授良知之学看做“经世之业”，所以他倦倦以明道化人为己责，毕生安贫乐教。韩贞与泰州王学一样，在教育对象上无问渔樵与工贾，真正做到了有教无类，当然他的学生还是以平民百姓为主。他特别注意照顾穷困学生，且不断扩大教育对象，做到平民化，从而使他的教育具有广泛性，群众性。韩贞教育精力主要在“化俗”二字上，目的就是让不善者重归于仁，从而建立稳定安乐的理想世界。

韩贞(1509—1585)，字以中，号乐吾，泰州市兴化县人。他是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次子王襞的学生，明代著名的平民哲学家、教育家。韩贞继承了泰州学派的传统，把传授“明伦”化俗乡里看做是“经世之业”，一生热爱平民教育事业，终生从事平民教育事业。他还继承了泰州王学“有教无类”的传统，教育中“元问渔樵与工贾”，一视同仁，当然他关心得更多的还是贫困的平民学生，他最重要的教育目的就是让不善者回归于仁。

一、经世之业在明伦

泰州学派十分重视教育的经世作用。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明代中后期社会百弊丛生，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秩序在民间已遭到极大破坏，人心疲惫，无所拘缚，无所戒惧，所以变乱频繁，盗贼猖獗。整个社会秩序陷于一片混乱之中，正如王艮在《王道论》里所述：“今天下田制不定，而游民众多，制用无节而风俗奢靡。所谓一人耕之，十人从而食之，一人蚕之，百人从而衣之，欲民无饥寒，不可得也……。”王艮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希望通过宣传教育来解决这些问题。他分析当时的社会情形指出：“所以饱食暖衣，逸居无教而近于禽兽，以至伤风败俗，轻生灭伦，贼君弃父，无所不至而冒犯五刑，诛之不胜其诛，刑之无日而已，岂非古所谓不教而杀罔民者哉!”(《王道论》)而要改变这种“伤风败俗”等社会现象，就必须坚持“以德化民”。在王艮看来，圣人是能够自觉地照着儒家道德规范去做的，而老百姓则糊里糊涂，要么“失本”，要么“遗末”，所以要强化道德教育。只有强化道德教育，才能提高百姓遵守道德的自觉性，实现平等和谐的社会理想。他曾满怀激情地做诗说：“若要人间积雪融，须从腊底转东风，三阳到处闻啼鸟，一气周流见远鸿。今日梅花才吐白，不时杏蕊又舒红。化工生意无穷尽，雨霁云收只太空。”(《次答友人·又》)他坚信依靠道德教化这股东风，定能洞开下层群众求知的心扉，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所以王艮把教育看成是“位天地，育万物”的伟大事业，是“尧舜事业”。他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不论有位无位，孔子学不厌而教不倦，便是位育之功。”(《语录》)他认为“师者立乎中，善乎同类者也。故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语录》)显然王艮对教育意义的认识是着眼于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王艮认为，“学，讲而后明。明则诚矣。若不诚，只是不明。教不倦，仁也。须善教，乃有济。故又日：‘成物，智也。(《语录》)王艮始终把讲学看做是道德教化的主要手段。在王艮看来，下层群众只是“后知”而不是永不移易的“无知”，经过“先知”者的教化，他会从“后知”转化为“有知”，因为无论是“先知者”还是“后知者”，都有一个知识积累的过程，所以，圣人与“下愚”的区别，只是知识积累深浅的区别、“先知”与“后知”的区别、已知与未知的区别。为此他要求人们“以先知觉后知”(《与薛中离》)，把讲学作为自己的第一重任，通过主动的宣传教育来启发人们的“良知良能”，从而服务社会，影响社会。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王艮的基本思路就是通过“立师道”来“明人伦”，培养民众的仁善品质，减少人世间的争斗，从而稳定和发展社会，这就是教育的经世作用.

王艮的次子、韩贞的老师王襞与王艮一样，把启人修道看做是教育者的核心任务，希望教育者通过启人修道，恢复其本来纯净的良知，并为稳定社会和实现“三代之治”培养良才。所以，在教育的社会作用方面，他比王艮有更深刻的认识，他在王艮思想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明确了教育的方向，突出了教育的重点，并从治国高度阐述了教育对于培养人才的重要意义。王襞特别重视人才在治国治民中的作用，把人才的选拔与任用看做是关系到国家治乱与民众安危的头等大事。他希望统治者能够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使“圣贤”得到任用。他说：“国家求人才于天下，授之职而用之，将以致之民也，民安而天下治矣。是故天下之治系于民，民之安系于人才之贤而用之也，人才之系不亦重乎?”(《送杨场宰升任》同时，王襞强调，人才来源于教育，并认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其“自立也”(《送杨场宰升任》)。

韩贞遵从师训，同样是把传授良知之学看做济世的重要途径。他之所以以“化俗为己任”，就是因为他和他的的老师王艮王襞一样，把教育当作“经世之业”，毕生安贫乐教。他曾在《简李中秘敏斋先生》中这样写道：“底事匆匆过钓台，想应都为究心来。迷时万里源头塞，悟后千年道脉开。济世恐非韩柳学，安民还用孔颜才。传家再见经纶手，早溥春风遍草莱。”韩贞的愿望就是能通过教育建立王化社会，培养尧君舜民，他在《写怀》中写道：“囊中合得回生药，世上寻施惜命人。肯服一丸跻圣域，能超千古出凡尘。愿期天下归王化，尧舜为君尧舜民。”他在其他诗中也表明了这种愿望和决心，如他在《送储翠峰移家海上》中说：“民风日下凭君挽，立起中流砥柱身。”在《送凌侍御海楼北上》中说：“世风日下谁能挽，道脉年来独有功。”他看到乡民们依然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也依然愚昧闭塞，甚至好勇斗狠，相互间恶言相加，深感肩头担子沉重。所以，他把讲学看做是化民的重要手段。他在《送储翠峰移家海上》一诗中说：“一刻阳生初破腊，万方雪化始回春。民风日下凭君挽，立起中流砥柱身。他深信，通过教化，定能改变一方风气。

二、一生功业在化人

明代中后期的社会混乱，使从平民成长起来的泰州学派的学者敏感地意识到，要促进社会的稳定，除了要求封建统治者实施仁政以外，还要从平民自身的角度来解决问题，而从平民自身的角度来解决问题的关键又在于教育，所以泰州学派的学者往往既是思想家又是教育家。

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一生以化人为人生的一大乐事。他曾描写过有人来求学时自己快乐的心情：“胡子远来学，一见心中乐。乐得远来朋，以此知多觉。觉得善人多，朝廷政日和。太和感天地，同乐太平歌。胡生荷轩子，荷轩翁造始。构轩荷池上，号称荷轩耳。周子爱莲花，以莲为君子。若非君子心，焉能同如此?有子善继志，册叶追思尔。能侍善山师，又师洛村子。二师善教人，使来四千里。印证良知同，使之知所止。欣然归复师，如斯而已矣。”(《书荷轩卷》)…正由于他盼望学子来学，所以在日常生活中，王艮天天盼求民众来听学。李春芳在《崇儒祠记》中曾描述了王艮当时讲学的迫切心情：“(予)太守袁君株、大尹朱君车兀、审理宗君部，造先生庐请益。月余，见乡中人若农若贾，暮必媲美来论学。时闻逊坐者，先生日：‘坐、坐!勿过逊废时!”王艮始终十分真诚地从事讲学活动。可以说，他是一生献教，终而无憾。据史料记载，王艮出身贫苦，幼年读书不多，后勤学多年，终于成为一个学派的开创大师。他27岁“悟道”以后，开始讲说经书。37岁时，“筑斗室于居后，暇则闭户坐息其间，读书考古，鸣琴雅歌”，38岁“见王阳明，反复论难，又在金陵太学前聚众讲学。”40岁时，“欲周流天下”。王艮晚年多病，而四方来学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他仍扶病就榻讲论，临终前谆谆嘱咐诸子：“与友朋于精舍相互切磋，自有长益，无一语及他事。”(《年谱》)真正体现了诲人不倦的精神。

王襞一生奉献讲坛，“倡大家学”，继父讲坛之后，由于其讲学精辟，每次讲学都有所发明，颇使“后学悦服，即先公(王艮)群弟子无不事先生若先公。”“海内响应者，恍若心斋在焉”。(王元鼎《年谱纪略》)王襞始终以讲学为己任，直到病逝而未改初衷。更为可贵的是，他越到老年越是讲学不止。据记载，62岁，他赴苏州讲学，听讲者遍及“三吴”(即吴郡、吴兴和丹阳)；64岁，应耿定向聘，会讲金陵(今江苏南京)，发挥王艮“格物”宗旨；68岁，会讲海陵崇儒祠，每会为期五日；等等。其足迹遍布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安徽等省，弟子遍及大江南北，风动天下。王元鼎在《先生行状》中也说：“东压克承先业，讲学东淘，后进者倾诚悦服，即心斋弟子无不事东压若心斋也。”(王元鼎《先生行状》)《先生行状》中还有这样一段描述，反映了他讲学引起轰动的情形：“东压过陪都，随以指授，都人士云蒸雷动，如寄得归，乃至耆老为之太息，髫齿为之忻愉，贵介为之动容，厮台为之色喜，上根为之首肯，初机为之心开，一二卓然朗悟可俟将来者，其关钥皆自东压启也。”(王元鼎《先生行状》)焦在《墓志铭》中也说，“心斋子东压先生，推衍其说，学士云附景从，至今不绝。”王襞“至金陵，与多士讲习，连榻累旬，博问精讨，靡不其敬以去。”(焦《先生墓志铭》)这既说明了他的一种诲人不倦的精神，也说明了他学识深邃和讲学艺术的高超。随着王襞声望的提高，各地聘以主教者纷至沓来。王襞临死前也不忘讲学一事。“先生疾病将终时，三日前即不令儿女人卧房，危坐定气养神。时命门人梅圣辈雅歌取乐，顾门人日：“尔等惟有讲学一事付托之。”王元鼎《先生行状》)

韩贞与王艮、王襞一样，高度重视教育化人的重大意义，他从泰州学习结束回乡后，即树立从教终身的伟大志向。他在《答王东压师》中说：“乾坤担子仲尼担，陋巷颜渊未必闲。眼底莫言行道易，途中应有问津难。三千共学门墙下，几个相随陈蔡间。他日周流天下去，区区端作御车还。”(注：雍正本所刊此诗，文词颇异，兹录于下：“乾坤担子仲尼担，陋巷颜渊也并参，身外海浮空避世，途中津问几停骖，从游陈蔡甘同难。来学门墙道共谈。洙泗渊源流万古，得传一咏称奇男。”)(《答王东压师》)所以，他后半生从事教育直到临终前还不忘病榻讲学，临终前还不忘嘱咐家人及学子“以明道淑人”。万历十三年(1585)八月初九日卒。卒之日，召门人至，犹谆谆以明道教人，言不及他，已而危坐而逝。(《理学韩乐吾先生行略》)孙复举在《敦请讲学呈文》中说：“切见隐士韩贞，素行端庄，取重乡评久矣。迩年虽逾七十，志气尚未昏忘，病患虽中半身，动履尚能起坐；言语虽若蹇涩，化诲尚尔殷勤。所谓耄期称道不乱，惟日孳孳薨而后已者，斯人足以当之矣。”耿定向所作《陶人传》中说：“先生学有得，毅然以倡道化俗为己任，无问工商佣隶，咸从之游，随机因质诱之，化而善良者以千数。”韩贞一生化民的精神为他的弟子所感动，如罗汝芳受韩称感悟，不仅往纳拜称弟子，而且终身不赴廷试。

三、无问渔樵与工贾

韩贞的“无问渔樵与工贾”，既是一个教育平等的问题，也是一个“有教无类”的教育观念问题。韩贞的这一思想虽远承于孑L子，但主要还是受了泰州王学的影响。因为在王艮之前，“有教无类”虽然是一个悠久的历史命题，但从明代以前传统儒家理论的整体来看，他们的“有教无类”只是一个号，并没有真正落实在行动上，就是曾经说过“有教无类”的孔子也没有做到有教无类。在《论语》中有这么一句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显然，孔子的教育是把“民”排斥在外的。而王艮则不同，他提出了彻底的平等教育思想，并进行了广泛的实践。王艮认为，社会上每一个人，不仅有着共同的社会地位和作用，而且有着平等的本能，教育不应该有失偏颇。其实，王艮的有教无类思想也包含了平等教育的意思。

王艮继承了孔子“有教无类”这一传统。王艮认为，“容得天下人，然后能教得天下人。”他这里所说的“容”，并非指一般意思上的“宽容”，而是指教育对象上的一种包容，也就是要包容天下一切愿学之人，所以教育对象是不应当有差别的。王艮开始在家乡讲学时就在自家的门上写着：“此道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不以老幼贵贱贤愚，有志愿学者，传之。”(《年谱》)王艮的听众大多是邻里、乡人、盐民。后来随着王艮外出讲学，传授对象进一步扩大，有社会的上层人物，也有社会的下层人物。清末袁承业在重订王艮、王栋、王襞遗集时，费二年之力，编成《明儒王心斋先生弟子师承表》，虽如袁氏自谓“搜罗未广，遗漏颇多”，然亦可概见王艮的发展状况。“当时熏其德而善良者，陶人不止乐吾韩贞。樵人不止乐斋朱恕。一时士大夫航海而造先生之庐者，任其往来，启迪不倦，何异乎孔先师设教杏坛、群弟子四方毕至也哉。”(彭梅《王艮奠文》)赵贞吉在《王艮墓铭》中说：“先生接引人，无间隶仆。”或行商坐贾或乡村野老，或缙绅先生或衣冠大盗，一概迎而不拒。王艮学说的传播极为广泛，遍及十数省，受教育者不计其数，姓名可考的就有四百八十七人，不仅上白师保公卿，中及疆吏司道牧令，而且更多的是下层人民群众，其中有盐丁、农民、陶匠、樵夫等。当时我国东南一带家有王氏之书，人传安丰之学。与他的父亲一样，王襞也主张有教无类，同时他还提出了“倡大家学”(王元鼎《年谱纪略》)的思想主张，在他的弟子中亦有农工商贾，特别是像韩贞一样的平民百姓。

韩贞忠实地继承了王艮、王襞“有教无类”的传统，所以他的平民教育事业十分兴旺。对于韩贞讲学的盛况，陆西星在《哀东海处士乐吾韩公》中有一个描述：“闻风一时兴，门弟亦何盛。千年振遗响，木铎声甫静。”受王艮与王襞“有教无类”思想的影响，韩贞讲学对象“无问渔樵与工贾”。《乐吾韩先生遗事》中说：韩贞“倦倦以明道化人为己责，虽田夫、樵子，未尝不提命之。”孙复举在《敦请讲学呈文》中也说：“庶百姓之所顾安者安之，本县之所愿化百姓者，而此老声教之达易易矣。”只要愿意接受教育的，韩贞都有接受。韩贞的成人学子以工农商贾为多，也有绅士、大夫、官吏师从他，但更多的还是当地的平民百姓。在童蒙教育方面，他特别照顾穷困学生，照顾农夫、渔夫、盐民、穷苦人家子弟。对求学困难者免收束修，对求学真有进步者暂时封存束修，如学习退步不愿再学者则将束修如数退还人家。韩乐吾此举，乡邻称赞，世人惊异，名声大振，不少人不顾路途遥远，将孩童送到他的塾馆求学。对此，《乐吾先生行略》中也有记述：“凡来学者，不纳束修。间有以诚奉先生者，暂封存之，后有不善，即还其人。”这就使他的教育更具有广泛性、群众性和平民性。

四、后有不善归回仁

韩贞期望天下归王化，君民归尧舜，而不善之人回归仁，而教育的重要功能就是让那些不善之人恢复其仁善的品德，不孝之人恢复其固有的孝德。韩贞的这一思想与王艮、王襞的“复初说”是一致的。

王守仁认为，教育可以灭掉个人的私欲，保存各人固有的天理良知。他说“躁于其心者，其动妄；荡于其者，其视浮；歉于其心者，其气馁；忽于其心者，其貌惰；傲于其心者，其色矜。”人的“躁”“荡”“歉”“忽”“傲”主要是心不纯，教育可以使学习者陶冶“心学”和“道心”。而王艮则不同，他认为，所谓的“致良知”，其目的就是要恢复人最初的本性。公务员之家公务员之家

王艮在《复初说》中说：“诚心，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不善之动，妄也。妄复，则无妄矣。无妄，则诚矣。诚，则元事矣。故诚者，圣人之本。‘圣，诚而已矣。’是学至圣人，只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知不善之动者，良知也。知不善之动而复之，乃所谓‘致良知’，以复其初也。”(《复初说》)王艮的复初说是建立在他的气质杂性说基础上的。王艮在人性问题上继承了孟子的性善论，但他又认为，人生下来就有“气质杂性”。他说：“程子云：‘善固性也，恶亦不可非性；清固水也，浊亦不可非水。’此语未莹，恐误后学。孟子只说性善，盖善固性也，恶非性也，气质也，变其气质则性善矣。清固水也，浊非水也，泥沙也，去其泥沙则水清矣。”(《答问补遗》)在王艮看来，“恶”不是性，而是“气质杂性”，如同水中的泥沙不是水一样，“气质杂性”并不是真正的性。王艮对于张载的观点也不完全同意。他说：“张子云：‘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此语亦要善看，谓气质杂性，故日气质之性。”(《答问补遗》)在王艮看来，气质之性，即气质杂性。这种气质杂性并非人本有的性，但这种气质杂性，是可以变化的，其主要方法就是学习。他认为“言学不言气质”，就是说，通过学习教育就能改变人的气质，祛除气质杂性。“明得尽渣滓，便浑化。”(《答问补遗》)他坚信，如果教育能够真正发挥改变气质、祛除气质杂性、保持善心的作用，那么，由于人的进步而推进社会的整体进步，进而实现天下大治。所以王艮讲诚意，其根本目的是要人们端本复初。

化民为任范文篇3

王艮继承了孔子“有教无类”这一传统。王艮认为，“容得天下人，然后能教得天下人。”他这里所说的“容”，并非指一般意思上的“宽容”，而是指教育对象上的一种包容，也就是要包容天下一切愿学之人，所以教育对象是不应当有差别的。王艮开始在家乡讲学时就在自家的门上写着：“此道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不以老幼贵贱贤愚，有志愿学者，传之。”(《年谱》)王艮的听众大多是邻里、乡人、盐民。后来随着王艮外出讲学，传授对象进一步扩大，有社会的上层人物，也有社会的下层人物。清末袁承业在重订王艮、王栋、王襞遗集时，费二年之力，编成《明儒王心斋先生弟子师承表》，虽如袁氏自谓“搜罗未广，遗漏颇多”，然亦可概见王艮的发展状况。“当时熏其德而善良者，陶人不止乐吾韩贞。樵人不止乐斋朱恕。一时士大夫航海而造先生之庐者，任其往来，启迪不倦，何异乎孔先师设教杏坛、群弟子四方毕至也哉。”(彭梅《王艮奠文》)赵贞吉在《王艮墓铭》中说：“先生接引人，无间隶仆。”或行商坐贾或乡村野老，或缙绅先生或衣冠大盗，一概迎而不拒。王艮学说的传播极为广泛，遍及十数省，受教育者不计其数，姓名可考的就有四百八十七人，不仅上白师保公卿，中及疆吏司道牧令，而且更多的是下层人民群众，其中有盐丁、农民、陶匠、樵夫等。当时我国东南一带家有王氏之书，人传安丰之学。与他的父亲一样，王襞也主张有教无类，同时他还提出了“倡大家学”(王元鼎《年谱纪略》)的思想主张，在他的弟子中亦有农工商贾，特别是像韩贞一样的平民百姓。

韩贞忠实地继承了王艮、王襞“有教无类”的传统，所以他的平民教育事业十分兴旺。对于韩贞讲学的盛况，陆西星在《哀东海处士乐吾韩公》中有一个描述：“闻风一时兴，门弟亦何盛。千年振遗响，木铎声甫静。”受王艮与王襞“有教无类”思想的影响，韩贞讲学对象“无问渔樵与工贾”。《乐吾韩先生遗事》中说：韩贞“倦倦以明道化人为己责，虽田夫、樵子，未尝不提命之。”孙复举在《敦请讲学呈文》中也说：“庶百姓之所顾安者安之，本县之所愿化百姓者，而此老声教之达易易矣。”只要愿意接受教育的，韩贞都有接受。韩贞的成人学子以工农商贾为多，也有绅士、大夫、官吏师从他，但更多的还是当地的平民百姓。在童蒙教育方面，他特别照顾穷困学生，照顾农夫、渔夫、盐民、穷苦人家子弟。对求学困难者免收束修，对求学真有进步者暂时封存束修，如学习退步不愿再学者则将束修如数退还人家。韩乐吾此举，乡邻称赞，世人惊异，名声大振，不少人不顾路途遥远，将孩童送到他的塾馆求学。对此，《乐吾先生行略》中也有记述：“凡来学者，不纳束修。间有以诚奉先生者，暂封存之，后有不善，即还其人。”这就使他的教育更具有广泛性、群众性和平民性。

后有不善归回仁

韩贞期望天下归王化，君民归尧舜，而不善之人回归仁，而教育的重要功能就是让那些不善之人恢复其仁善的品德，不孝之人恢复其固有的孝德。韩贞的这一思想与王艮、王襞的“复初说”是一致的。

王守仁认为，教育可以灭掉个人的私欲，保存各人固有的天理良知。他说“躁于其心者，其动妄；荡于其者，其视浮；歉于其心者，其气馁；忽于其心者，其貌惰；傲于其心者，其色矜。”人的“躁”“荡”“歉”“忽”“傲”主要是心不纯，教育可以使学习者陶冶“心学”和“道心”。而王艮则不同，他认为，所谓的“致良知”，其目的就是要恢复人最初的本性。

王艮在《复初说》中说：“诚心，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不善之动，妄也。妄复，则无妄矣。无妄，则诚矣。诚，则元事矣。故诚者，圣人之本。‘圣，诚而已矣。’是学至圣人，只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知不善之动者，良知也。知不善之动而复之，乃所谓‘致良知’，以复其初也。”(《复初说》)王艮的复初说是建立在他的气质杂性说基础上的。王艮在人性问题上继承了孟子的性善论，但他又认为，人生下来就有“气质杂性”。他说：“程子云：‘善固性也，恶亦不可非性；清固水也，浊亦不可非水。’此语未莹，恐误后学。孟子只说性善，盖善固性也，恶非性也，气质也，变其气质则性善矣。清固水也，浊非水也，泥沙也，去其泥沙则水清矣。”(《答问补遗》)在王艮看来，“恶”不是性，而是“气质杂性”，如同水中的泥沙不是水一样，“气质杂性”并不是真正的性。王艮对于张载的观点也不完全同意。他说：“张子云：‘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此语亦要善看，谓气质杂性，故日气质之性。”(《答问补遗》)在王艮看来，气质之性，即气质杂性。这种气质杂性并非人本有的性，但这种气质杂性，是可以变化的，其主要方法就是学习。他认为“言学不言气质”，就是说，通过学习教育就能改变人的气质，祛除气质杂性。“明得尽渣滓，便浑化。”(《答问补遗》)他坚信，如果教育能够真正发挥改变气质、祛除气质杂性、保持善心的作用，那么，由于人的进步而推进社会的整体进步，进而实现天下大治。所以王艮讲诚意，其根本目的是要人们端本复初。

化民为任范文篇4

幸福无边。

情深似海；

恩重如山。

党恩浩荡；

春意盎然。

一心跟党走；

四化与日新。

四化永跟党；

三春不让人。

红日千秋照；

乾坤万代红。

红旗擎天地；

妙手绣乾坤。

花沐春雨艳；

福依党恩生。

家家庆年盛；

户户颂党恩。

党恩春荡荡；

家庆日融融。

一派新机心向党；

满天异彩志凌云。

人民英杰党伟大；

军队智勇国富强。

马列光华耀大地；

人民伟业谱新篇。

马列光化昭大地；

人民伟业启新猷。

中华崛起迎盛业；

巨龙腾飞颂党恩。

东风吹绿三春草；

党旗映红四化花。

共产党恩泽四海；

名重千秋。

共祝党与天齐寿；

更愿民同地永宁。

先辈业绩牢牢记；

光荣传统代代传。

光荣归于共产党；

幸福不忘。

岁月逢春花遍地；

人民有党志登天。

花木向阳春不老；

人民跟党志难移。

国运昌隆民作主；

人心欢愉党指程。

社会主义大道，无限宽广；

马列主义真理，永放光明。

励精图治，坚持四项原则；

选贤任能，建设两个文明。

党风正，压倒百邪民气振；

政策明，坚持五爱国运兴。

向阳花花开朝日，越开越盛；

共产党党指大路，愈指愈宽。

党风正民风顺，社会风气好；

国事兴人事和，建设事业新。

天时地利人和，神州呈福兆；

党兴民福国强，中华必腾飞。

快马加鞭，协力同心跟党走；

葵花吐蕊，栉风沐雨向阳开。

旭日东升，党蔚新风树正气；

神州飞跃，民为四化展宏图。

祖国昌盛，千秋功在共产党；

中华崛起，万物荣赖改革风。

党有良策，人欢马跃新崛起；

国当盛世，海啸山呼大腾飞。

党恩播福泽，九州昌盛千家乐；

国策赐祯祥，百业兴隆万里春。

党风正民风好，巍巍社稷有幸；

任人贤用人当，济济良才无穷。

好主义好路线好政策，般般都好；

新中国新时代新面貌，处处皆新。

党风正世风清，上空有星皆拱北；

士气高民气顺，大地无水不流东。

社会主义大道，无限宽广；

马列主义真理，永放光明。

励精图治，坚持四项原则；

选贤任能，建设两个文明。

党风正，压倒百邪民气振；

政策明，坚持五爱国运兴。

向阳花花开朝日，越开越盛；

共产党党指大路，愈指愈宽。

党风正民风顺，社会风气好；

国事兴人事和，建设事业新。

天时地利人和，神州呈福兆；

党兴民福国强，中华必腾飞。

快马加鞭，协力同心跟党走；

葵花吐蕊，栉风沐雨向阳开。

旭日东升，党蔚新风树正气；

神州飞跃，民为四化展宏图。

祖国昌盛，千秋功在共产党；

中华崛起，万物荣赖改革风。

党有良策，人欢马跃新崛起；

国当盛世，海啸山呼大腾飞。

党恩播福泽，九州昌盛千家乐；

国策赐祯祥，百业兴隆万里春。

党风正民风好，巍巍社稷有幸；

任人贤用人当，济济良才无穷。

好主义好路线好政策，般般都好；

新中国新时代新面貌，处处皆新。

化民为任范文篇5

铨选制度：铨选制度即官吏选拔制度。中统初（忽必烈年号），“定都省及左三部、右三部之制，吏、户、礼为左三部，工、兵、刑为右三部。至12**年，诸侯世守，裁并各路府州县官吏，行迁转法。”至此，任命、迁调各级官员的权力始收归中央，初定一代铨选制度。

元朝科举的最初尝试是“戊戌选试”（上文有介绍）。但是元朝始终没有真正的推崇儒家思想，就如上面所说的那样，推崇儒家思想就要提高汉人和南人的地位，这不是蒙古贵族愿意的事情。所以他们采取了应景的方式，延佑年间（仁宗，元中晚期）始定式设科取士，主要内容都是儒家经典，其规模不如唐宋，只不过是统治者安天下民心的一种形式罢了，南人要想入仕大为困难。于是我们不得不说，元朝的科举制之不过是一种形式，并没有在耶律楚材的基础上走多远。

人才的作用：耶律楚材曾经网络了许多人才，他们在忽必烈时期都是改革的贤士能臣。其中著名并且作用较大的是张文谦和王磐。

张文谦任中书左丞，“建立纲纪，讲明利病，以安国便民为务。”主要参与赋税之务，又“以乙未岁户帐为断，奴之未占籍者，归之势家可也，其余良民为奴之理，议遂定，守以为法。”（《元史·张文谦传》）防止了大量人民沦为家奴的情况出现。

王磐人参议行事，翰林学士。“是宫阙未建，朝仪未立。凡遇称贺，臣属杂至帐殿前”，王磐上书曰：“宜令宣徽院，籍两省而下百惯姓名，各依班序，听通事舍人传呼赞引然后进。于是仪制始定。”并且他还在朝廷裁减机构时奏疏谏按察使不可罢。又“臣以为有功者，宜加迁散官或赐王等爵号，如汉、唐封侯之制，可也。不宜任以职位。”（《元史·王磐传》）反对因人设官、贵族因门第轻易入仕。

另外还有许多人才：如董文用致力于地方行政的规范化；赵良弼乃是当时的大将，东征西讨；窦默在文化教育方面有一定的作为，曾任翰林侍讲学士，对皇族内学风大盛有极大的影响。

小结

蒙古铁骑所向披靡，但其胜利后的统治则充分暴露了其落后性。于是在中原地区出现了“胡化”与“汉化”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历史的退步危险已有端倪。耶律楚材以其智慧与能力引导统治者看到了汉文明的优越，使蒙古国本身没有的礼仪、赋税制度建立起来，使蒙古落后的分封制和部落联盟的管理制式逐渐消失，使蒙古幼稚的法制得以发展成长。在蒙古国向元朝过渡的创业中功不可没。但遗憾的是，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的许多建议和构想都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和实施，受到了贵族和包买商人的阻挠和破坏。这与当时的社会情况及民族性是分不开的，统治者有心敛财兴武、无心安抚百姓，百姓在兵荒马乱中也无心生产而疲于奔命。但是耶律楚材的作为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功用。在后来忽必烈的建朝大业中，在蒙古进一步的汉化中，基本上沿袭了他走过的道路，并发扬光大。即使是在元朝灭亡之后，退回蒙古草原的那些贵族们在建立新政权的时候仍然不自觉地遵循了汉制中的若干原则。虽然蒙古的汉化很浅，但我觉得：非耶律楚材，忽必烈之创业功勋可谓难矣；非忽必烈，耶律楚材之壮志亦难酬也矣。

参考文献：

化民为任范文篇6

一、传统文化报国报民的人生价值观有利于学生坚定热爱祖国的崇高信念

爱国，是一个国家公民和国家关系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作为民族复兴大任担当者的时代新人，青年学生理所当然应热爱自己的祖国，能够正确认识我们国家的历史和现状，树立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而学习、了解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增强热爱祖国的感情和责任感的重要途径。综观中华传统文化，可以发现其始终贯穿一条“公忠”的道德原则，强调个人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和为祖国、为民族的献身精神，特别是每当国难当头、民族存亡之际，往往也正是救国救民热忱空前高涨之时。在中华文化典籍浩如烟海的诗文论著中，有许多这方面的描述：从班超“投笔从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雄雄胆略，到范仲淹“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拳拳之心；从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到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壮怀激烈；从龚自珍“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绵绵情怀，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赳赳勇气，无不反映我们中华民族的气节和追求。正如鲁迅所言：“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饰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今天，当我们在对青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正可以此为教材，从中汲取丰富养料，滋润和充实青年学生的心田，唤起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激发其爱国热情，为我们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努力。

二、“民为邦本”的重民思想有助于学生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理想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浓郁的民本主义思想色彩，有很多关于“富民”“养民”“教民”“爱民”等富有哲理和人情味的重民思想论述。比如，大家所熟悉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弃，在逆民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及“君为舟，民为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等等，无不体现民心不可违、民意不可辱，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一切工作都要考虑民心民意的重民思想，这对我们开展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不无借鉴启发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我们的培养对象热爱人民，关心人民群众利益，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多作贡献。如果我们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尽是些满脑子充斥着金钱、权力、个人享受等私欲的高智商、低情商式的人物，脑子里根本没有人民群众的位置，不知道也不愿意去关心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那么，这不仅仅是教育的失败，更是国家、民族的不幸。因此，充分发掘优秀传统文化的闪光点，对青年学生进行爱民、重民的思想教育，帮助其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理想，不仅可行，而且很有必要。唯其心中有爱，才会情系人民，为民奉献；唯其心中有根，才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青年才俊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和民族事业中，为人民服务。

三、群体主义的行为方式有益于学生形成集体主义的宽广胸怀

集体主义作为调整人民内部个人与集体、个人与他人之间关系的准则，对于增强集体的凝聚力、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否认，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过程，出现了利益主体多元化和价值取向多样化，客观上导致一部分人集体主义观念淡漠，个人主义思想膨胀。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就是一些人一味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只要“人人为我”，拒绝“我为人人”，个别人甚至走上坑害别人、损害集体和国家利益的犯罪道路。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刻认识集体主义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进一步加强集体主义教育，具有非常现实和深远的意义。在这方面，我们固然有许多传统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和经验，但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有益的借鉴。比如，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主张“先义后利”“见利思义”，强调“义以为上”“义然后取”，反对“重利轻义”“见利忘义”。也就是说，当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要从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出发，先整体后个人，重大义轻私利，为大家舍小家。传统文化中的这种群体主义思想有利于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有利于增强人的社会责任感。群体主义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很容易与集体主义接通，把传统文化中群体主义思想与集体主义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可以使集体主义教育更便于青年学生接受，使集体主义思想更深入青年学生的头脑。四、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是塑造学生健康人格和宽广胸襟的丰富养料当今世界，伴随经济一体化的加快和科学技术的提高，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这种竞争不可能不影响到社会的每一个个体。因而，培养青年学生的竞争意识，使青年学生正确对待竞争、正确认识自己、正确对待他人、正确对待成功与失败，非常必要。一个合格的人才，既要在鲜花和掌声中保持头脑，不迷失方向；又要在失败和挫折前振奋精神，不懈拼搏。这是我们对青年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客观要求，这种目标和要求，反映在社会个体的人格塑造上，就是要有自强不息的精神。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贯穿我们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全过程，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基本精神动力，激励着中华民族不断进取、发展进步。尤为重要的是，自强不息精神是一种独立、完善人格的具体体现，如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则提出，做人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任何情况下都不改变自己的志向和人格。孟子还强调，一个品格高尚的人应在逆境中磨练自己，完善自身，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这种刻苦努力、终身求善的品德正是完善人格的重要内容，它通过社会成员的合力而最终作用于民族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所以，对青年学生进行自强不息精神的宣传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培养青年学生坚强的意志力、笃实的行动力及积极主动的追求精神，将竞争力、创造力、实践力的教育纳入学生的人格培育中，以造就一批具有完善人格、积极进取的时代新人。在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过程中，传统文化厚德载物的精神也是培塑青年学生健康向上人格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基层党建“厚德载物”原话为“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是，大地非常宽厚，能够承载万物，君子应像大地这样，养成宽厚、兼容的品格。它反映了我们民族在对待外界事物和对待他人问题上的态度，即在前一个问题上要有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胸襟，在后一个问题上要有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品德。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精神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进步和繁荣所起的推动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现在进行改革开放，更需要这样一种态度，更需要大量胸襟宽广、高瞻远瞩的优秀人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则强调对人诚恳、忠厚，以“诚”“信”为做人办事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传统文化将至诚至善视为人生最高境界。古人云：“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又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做人要“言而有信”，将“信”提到“民无信不立”的高度。可见，讲诚信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现代文明的标志和现代化事业的必然要求。因此，“诚信”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乃题中应有之义，特别是在当今市场经济激烈竞争环境中，强调待人处世的诚信原则，尤显重要，理应成为对青年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党的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3]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今天，我们贯彻落实党的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应当像那样，认真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不忘本来，面向未来，如报告所指出的：“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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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统一中国后，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建立了君主集权的政治制度。“汉承秦制”，在“秦制”之下，儒家思想一方面与其相适应，提出了“三纲”之说，另一方面也仍然坚持了先秦儒家的民本主义和“格君心之非”思想。如汉儒董仲舒主张“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其“伸君”即适应秦以后的君主集权而立“三纲”之说，其“伸天”则仍贯彻了民本的思想（所谓“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见《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并且欲以“阴阳灾异”来格（正）“君心之非”。在董仲舒看来，治道应该从君心之正开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王道终矣"（《汉书·董仲舒传》）。

两宋时期，程朱理学在哲学上比汉唐儒学有重大的发展，但在政治哲学上却鲜有突破，大致是伸张孟子的政治思想，甚至可以说未离董仲舒“阴阳灾异”思想的窠臼。关于程朱对君权和“三纲”之说的肯定，历来已多被强调，近现代学人也对此多作批评。本文所述，主要是程朱的“格君心之非”思想，以显出程朱理学与君权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并重申笔者多年来的一个看法：从民本进至民主，符合中国文化实现近现代转型的内在逻辑。

一

二程与君主政治的关系，始见于程颐早年的《上仁宗皇帝书》。他在书中说：“圣明之主，无不好闻直谏，博采刍蕘，故视益明而听益聪，纪纲正而天下治；昏乱之主，无不恶闻过失，忽视正言，故视益蔽而听益塞，纪纲废而天下乱。治乱之因，未有不由是也。”（《程氏文集》卷五）这种劝戒君主听从臣下的“直谏”，并且希望君主“召对，面陈所学”，“以臣之学议天下之事”，正是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在士人中形成的风气1。程颐指出，当时宋朝已处于危乱之势：“诚何异于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之未然（燃），因谓之安乎？……况今百姓困苦，愁怨之气上冲于天，灾沴凶荒，是所召也。”这里的“召”就有“天人感应”、“同气相召”的意思。程颐又引《尚书》所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认为“固本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足衣食”。但当时“国家财用，常多不足”，为充财用则“急令诛求”于民，“竭民膏血”，使百姓“往往破产亡业，骨肉离散”。“彼庶民者，饥寒既切于内，父子不相保，尚能顾忠义哉？非民无良，政使然也。”他从民本思想展开对当时政治的批判，由此批判而提出实行“王道”的主张。他说：“窃惟王道之本，仁也。臣观陛下之仁，尧舜之仁也。然而天下未治者，诚由有仁心而无仁政尔。”（同上）在此，程颐肯定宋仁宗“有仁心”，但“无仁政”，这是对当时君主政治的一种乐观看法。此后，二程便由强调君主必须“正志先立”，终至明确提出“格君心之非”是治道之“本”。

治平二年（1065），程颐写有《为家君应诏上英宗皇帝书》。此书仍强调了“民惟邦本”，“保民之道，以食为本”，但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治道的“本”与“用”之分：

今言当世之务者，必曰所先者：宽赋役也，劝农桑也，实仓廪也，备灾害也，修武备也，明教化也。此诚要务，然犹未知其本也。臣以为所尤先者三焉，请为陛下陈之。一曰立志，二曰责任，三曰求贤。……三者本也，制于事者用也。有其本，不患无其用。三者之中，复以立志为本，君志立而天下治矣。所谓立志者，至诚一心，以道自任，以圣人之训为可必信，先王之治为可必行，不狃滞于近规，不迁惑于众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此之谓也。”（《程氏文集》卷五）

这段话把君主的“立志”作为最根本的急务，其精神与后来程颢写的《上殿劄子》相一致。程颢说：“君道之大……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谓定志者，一心诚意，择善而固执之也。……自知极于明，信道极于笃，任贤勿贰，去邪无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后已也。”（《程氏文集》卷一）小程和大程几乎同时提出了治道必须“君志先定”的问题，这有鉴于庆历新政的夭折以及此后的无所作为正是由于“君志”不定2。在他们看来，只有“君志先定”，才能够正确地择宰相（“责任”）、任贤臣（“求贤”）；有了这样的“本”，则“不患无其用”。反之，“顾三者不先，徒虚言尔”（《程氏文集》卷五）。

程颐的《为家君应诏上英宗皇帝书》，本是响应宋英宗的诏勅，“以比年以来，水潦为沴，八月庚寅大雨”，诏求臣僚“言时政阙失及当世利病”，代其父程珦而写。程颐在书中也趁势以“阴阳灾异”儆戒人君：

臣闻水旱之沴，由阴阳之不和；阴阳不和，系政事之所致。是以自昔明王，或遇灾变，则必警惧以省躬之过，思政之阙，广延众论，求所以当天心，致和气，故能消弭灾异，长保隆平。……今陛下嗣位之初，比年阴沴，圣心警畏，下明诏以求政之阙，诚圣明之为也。（同上）

这里说的君主因“阴阳灾异”而下“罪己”引咎之诏，听闻对时政阙失的批评，可以说是历朝的惯例。程颐在此只是更希望宋英宗出于“至诚”，而不要使其只成为“虚饰”。

宋英宗在位仅四年就病死，其子神宗继立。熙宁元年（1068），程颢向新即位的宋神宗上了《论王霸劄子》。他说：

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义之偏者，霸者之事也。……故诚心而王则王矣，假之而霸则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审其初而已。……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则邪说不能移，异端不能惑，故力尽于道而莫之御也。（《程氏文集》卷一）

程颢从“王霸之辨”的高度来讲君主“立志”的重要。他希望宋神宗“知尧舜之道备于己，反身而诚之，推之以及四海，择同心一德之臣，与之共成天下之务”。这仍是强调君主必须先“立志”，只有君主“正志先立”，才能“任贤勿贰，去邪无疑”，从而确立“致世如三代之隆”的改革方向，以实现“王道”的理想。

在《论王霸劄子》之后，程颢又向宋神宗上了《论十事劄子》，就“师傅、六官、经界、乡党、贡士、兵役、民食、四民、山泽、分数”等十个方面提出具体的改革措施，“以为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验”（同上）。然而，当时宋神宗正“日益信用”王安石，在熙宁二年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后，便开始了熙宁变法。是年四月，程颢曾与其他七人被派遣到各地考察农田、水利、赋役等情况。此后在颁行均输法和青苗法，暴露了熙宁变法是以“理财”为急务之后，朝臣中就兴起了“新党”与“旧党”之争。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中记述：

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对之日，从容咨访……（先生）前后进说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贤育才为先。先生不饰辞辨，独以诚意感动人主。……尝言：人主当防未萌之欲。……时王荆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进见，必为神宗陈君道以至诚仁爱为本，未尝及功利。……荆公浸行其说，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论列，数月之间，章数十上。……荆公与先生虽道不同，而尝谓先生忠信。……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胜，由是（荆公）与言者为敌矣。（《程氏文集》卷十一）

此处所说王安石与程颢的“道”不同，即王安石的改革思想是“以理财为方今先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所谓“理财”即国家如何多征收钱财，如青苗法是“官放息钱”，由国家贷钱给农民，然后收取本金和十分之二的利息），而程颢则主张实行“王道”，他劝说宋神宗“以正心窒欲、求贤育才为先”，“陈君道以至诚仁爱为本，未尝及功利”。这里的主要分歧就是王霸、理欲、义利之辨。

在颁行均输法和青苗法之后，程颢“数月之间，章数十上”。现《程氏文集》卷一载其在熙宁三年上的两道《谏新法疏》，大意如《明道先生行状》所述，批评熙宁变法“辅臣不同心，小臣与大计，公论不行，青苗取息，卖祠部牒，差提举官多非其人及不经封驳，京东转运司剥民希宠不加黜责，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等等。程颢力主“外汰使人之扰，亟推去息之仁”，即主张撤回督促新法施行、扰乱地方行政的提举官，停止取息牟利的青苗法，代之为“去息”的仁政。他更看重的是，由于宋神宗不能“正志先立”，以致熙宁变法汲汲于财利，当反对熙宁变法的“旧党”纷纷被罢贬之后，王安石就更多地任用“晓财利”之人，于是“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这就使他所希望的宋神宗能够“任贤勿贰，去邪无疑”完全走向了反面。

程颢对宋神宗先是“独以诚意感动人主”，但是在谏止新法的《再上疏》中却不得不以“天意”儆戒人君。他说：“矧复天时未顺，地震连年，四方人心日益摇动，此皆陛下所当仰测天意，俯察人事者也。”（《程氏文集》卷一）数年之后，程颐在《代吕公著应诏上神宗皇帝书》中也以“彗（星）之为变多矣，鲜有无其应者，盖上天之意，非徒然也”，希望宋神宗敬畏“天戒”，“省己之存心，考己之任人，察己之为政，思己之自处，然后质人之言”，以己之“诚意”感动天心，消弭灾害，“奋然改为”（《程氏文集》卷五）。

熙宁变法之后，二程退处洛阳，几近十年“玩心于道德性命之际，有以自养其浑浩冲融……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于天下”（《程氏遗书》附录《门人朋友叙述并序》）。在此期间，一方面，道学的思想体系臻于完成；另一方面，二程把王安石新学视为超过释氏之害的“大患”。从学术上说，“要先整顿介甫之学”（《程氏遗书》卷二上）；从治道上说，最根本的是要“格君心之非”。二程说：

治道亦有从本而言，亦有从用而言。从本而言，惟从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从事而言，不救则已，若须救之，必须变。大变则大益，小变则小益。（《程氏遗书》卷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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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深入贯彻省委彭清华书记在广东和浙江省川籍农民工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和要求，为全乡农民工提供人性化话关心关爱，切实增强广大农民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经济全面发展。

二、行动时间

从即日起至2020年2月底前，各村要紧紧围绕“农民工经济”“农民工工作战略性工程”新定位，对全乡返乡和未返乡的农民工及农民工家庭开展全覆盖走访慰问，切实增强农民工获得感、幸福感。

三、组织领导

成立农民工全覆盖走访慰问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乡返乡农民工、在外未返乡农民工及家庭全覆盖走访慰问工作。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乡农民工服务中心，由乡农民工服务中心主任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综合协调、落实推动农民工全覆盖走访慰问有关具体工作，并做好每周信息收集和上报等工作。

四、行动安排

（一）全覆盖走访慰问。在2020年春节前后，各村要统筹党员干部，“五个一”帮扶干部和“三联三同”联系干部等力量，通过上门走访、召开座谈会、发放慰问金、寄送慰问信、建立微信群、赠送“政策礼包”、开展专项服务等多种方式，对返乡农民工和在外未返乡农民工及家庭进行一次全覆盖走访慰问，传达党和政府的慰问和关怀，积极动员引导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认真听取和梳理返乡农民工反映的意见建议，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帮助他们排忧解难，把好的意见建议纳入制度性安排，推进农民工工作常态化。村党组织及联系帮扶干部要及时联系未返乡的外出务工人员，主动了解其生活就业状况，同时加强与务工人员所在地流动党组织的联系，共同开展走访慰问行动。对困难农民工及其家庭，可适当发放慰问品、慰问金。

（二）完善信息台账。各村要利用春节前后农民工集中返乡契机，在全面走访慰问的基础上，了解掌握优秀农民工变化情况，精准掌握有返乡就业创业意向、有入党意愿、有担任村干部愿望的优秀农民工情况，为加强党员队伍管理、凝聚返乡创业力量、培育村级后备干部队伍提供基础信息。各村（社区）农民工的信息台账于1月31日前报送农民工服务中心（见附件）。

（三）组织座谈交流。各村要做好倾情服务召引、项目政策吸引、资金技术回引、平台激励促引等工作，适时召开优秀农民工乡情恳谈会、茶话会，向有返乡创业意向、入党意愿、担任村干部愿望的优秀农民工、农民工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和返乡创业能人等群体宣讲党的四中全会精神和重要方针政策，宣传省市县加强农民工服务保障、加强优秀农民工回引培养、支持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措施，激励引导农民工关注家乡变化、投身家乡发展。

（四）培养后备力量。各村要利用走访慰问、座谈交流机会，发现并全面了解政治素质好、致富带富能力强、群众认可度高，35岁左右、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返乡创业农民工，对有任村干部愿望的、有入党意愿的要制定培养方案有针对性进行重点培养，不断壮大农民工后备力量、入党积极分子储备。

（五）引导回乡创业。建立健全返乡创业服务体系，做好返乡农民工创业服务工作，对有返乡创业意向的农民工，要组织村干部与其结对子，适时通过项目推荐会、双向洽谈、组织考察等形式，向返乡农民工介绍投资创业扶持政策、项目和家乡建设变化等情况，有针对性加强宣传推介和对接服务。对特别有潜力的返乡创业人员，要由乡镇主要领导重点联系服务；对暂无返乡意愿的，要做好农村“三留守”关爱服务工作，积极帮助解决好外出务工后顾之忧；对已返乡创业的，要落实好“四个一”联系机制，加强政策扶持和服务指导，培养一批返乡创业明星，形成关注农民工群体、服务优秀农民工回乡创业的良好氛围。

五、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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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安，人民在前，人民公安为人民，是人民公安的本分职责。”在任心目中，这是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她执法为民，服务群众，在担任登封市公安局长的3年中，接待群众来访3400余人次，最多的一天接待100多人次，群众亲切地称她为“贴心人”。她明确提出“严警风、强素质、树形象”的治警方针，清除那些漠视群众利益、败坏公安形象的民警，公安干警面貌焕然一新。在群众行风评议中，登封公安局由过去倒数第一跃至前列。她关心群众疾苦，竭力为群众解难，从有限的工资中省出一些用于扶贫济困，收养孤儿。她带头倡导开展“百名民警救助百名贫困学生活动”，使100多名贫苦孩子重返校园。

“我们是人民警察，是人民公仆，清廉是我们领导干部的为官之道和立身之本”。在任心目中，这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原则。她清正廉洁，惩恶扬善，在公安局长这个岗位上，始终保持清醒头脑，自觉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不以权谋私，不徇私枉法。她一上任就向全体干警公开提出“跟我干，向我学，对我监督”的倡议，将自己置于社会和群众的监督之下。面对各种威胁、腐蚀和利诱，她刚正不阿，是非分明，坚决拒绝犯罪分子巨额贿赂，并将其绳之以法。她致力践诺“平安必保、命案必破”的誓言，要求每个民警必须坚守原则，秉公办事，3年间她领导下的登封公安局破获各类刑事案件3400余起，打掉涉黑涉恶团伙20余个，沉重打击了黑恶势力和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任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造就了登封市的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公安队伍。

作为一名普通的公安局长和党的基层干部，任同志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人民公安为人民的正气之歌，塑造了新时期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鲜活形象，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牢记并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什么是真正的忠于职守，秉公执法;什么是真正的嫉恶如仇，正气浩然;什么是真正的满腔热情，爱民为民。从任众多英雄事迹的点滴背后，我们看到的是“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真实体现。

当前，全党全国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任的事迹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只有执法为民，服务群众，才能履行好人民公安的神圣职责;只有清正廉洁，惩恶扬善，才能在人民群众中树立崇高威信。公安工作既有法律赋予的庄严使命，又有行政管理的特殊权力。在公安工作中执法为民，清正廉洁，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体现。向任同志学习，就要像她那样，自觉实践“三个代表”，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要求体现在自己的全部工作实践中，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优异的答卷。

学习任同志，就要学习她情系群众、竭诚为民、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每一位公安民警和党员干部，都要象任同志一样，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想人民群众所想，急人民群众所急，办人民群众所需，凡是人民群众需要办的事情，都要努力去办;凡是对于人民群众有益的事情，都要尽力办好。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群众观，明确为谁掌权、为谁执法、为谁服务的问题，真正把人民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人民群众的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第一考虑，把人民群众的满意作为第一标准，永远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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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3月4日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的委员时提出，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改革的重要拐点上，为茫然的人们，点亮的一盏明灯；对改革不断深化过程中，出现的文化和道上的缺失的一次深刻弥补，是对“第三次改革论争”结果的最坚定，最明确的指示。

2004年起，社会上关于改革问题和方向的激烈论争，被媒体认为是继1982年到1984年的第一次大争论、1989年到1992年第二次大争论之后的“第三次改革论争”。从起初的经济学界内部在关于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争论，到后来扩大到教育（－）、房产、医疗、法律等各个层面的全民参与的大论争，论争的关键性认知差异，出现在，一方认为，问题是由于市场化改革所致，必须全面后转；另一方认为，这是改革不彻底、在继续深化改革的方向上有所偏差所致，必须全面加速推进改革，调整方向。

我个人认为，贫富差距的悬殊、房价不停飙升、医疗体制改革偏失、教育（－）产业等改革不彻底和改革方向偏差导致的关系到每个公民切身利益的社会问题，正是引起公众广泛参与“第三次大论争”的动因。

随着经济学界郎咸平和顾雏军关于国企改革的激烈争论，越来越多的学者、教育（－）家、商企业界人士参与到论争中来。社会上不断涌现由百姓“仇富”情绪和行为所致的暴力事件；房地产界出现了任志强关于“富人区”和“穷人区”、“我们只给富人盖房子”的大炮式的言论；教育（－）领域，对义务教育（－）和教育（－）公平化的关注空前的高涨；“看不起病，去不起医院”等百姓生活中切实的问题，摆在了这次论争的显著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