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范文10篇

淮南子范文篇1

[关键词]道德道德仁义黄老之术独尊儒术

一

对于《淮南子》一书的立言宗旨（中心思想），历来学者所见异趣。一般认为其为道家立言，源起于高诱“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之说，近代如梁启超、胡适之等数人皆持这种观点。梁启超对《淮南子》在道家思想中的地位给予了较高评价，他说：“《淮南鸿烈》为西汉道家言之渊府，其书博大而和有条贯，汉人著述中第一流也。”[1]胡适也说：“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而淮南书又集道家的大成”[2]持相似观点的还有任继愈，他同时还特别指出：“《淮南子》是一部划时代的重要著作，它在我国古代思想史和哲学史上的地位，应得到全面的公正的评价。”[3]。

另一种观点认为《淮南子》为“杂家”，引申于《汉书•艺文志》。近代“杂家”说多少带有贬义色彩，认为“杂家”就是“无中心思想”，不能自成系统，持这种观点的以冯友兰的一些著述为代表。如冯在三十年代著书说：“《淮南鸿烈》为汉淮南王刘安宾客所共著之书，杂取各家之言，无中心思想。”[4]直到解放初期，冯友兰仍基本坚持这一说法，认为《淮南子》“成于众人之手，专就这一点说，它跟《吕氏春秋》有相同的情况。所以《汉书•艺文志》列入杂家。”[5]“这部书有杂家的倾向……它兼有各派的长处；这就是杂家的倾向。”“这部书是许多人采集许多书拼凑成的，其中道家思想比较多。汉朝的道家，本来有杂家的倾向。”[6]总之，冯友兰认定《淮南子》一书既出于众人之手又取自诸家之言，是个不能自成体系的名副其实的“杂家”。

“杂家”一词虽出于《汉书•艺文志》，但冯友兰对此有独特的见解。他说：“但成于众人之手，是杂家所以为杂的一个条件，有了这个条件，可以成为杂家，也不可以不成为杂家。杂家的人，自觉地要搞一个拼盘式的思想体系。有一点这样菜，有一点那样菜，齐整整地摆在一个盘子里，看起来也许好看，但吃起来各有各的味道。杂家的人，从这一家取一点，从那一家取一点，把它们抄在一本书里边，但读起来各家还是各家。这是因为它没有一个中心思想，把一部书的内容贯串起来，它实在是不成为一部书。凡是一部书，无论多么大的书，总要有一个中心思想，贯串于其中，这才成为一个体系。杂家之所以杂，就在于它不能成为一个体系。”“无中心思想”即无立言宗旨，——此为冯友兰界定杂家的第一个标准。冯友兰界定“杂家”的第二个标准就是“着重收集各家之长”，这好像是一个学绘画的人，“着重于临摹别人的画稿”。[7]其实，冯友兰所讲的这两个标准是一回事。

然而，自上个世纪60年代之后，冯友兰逐渐地改变了自己的观点。针对上述他品衡“杂家”的标准，他写道：“从这两个标准看，都不能说刘安是杂家，他有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黄老之学。”[8]本来说《淮南子》“无中心思想”，现在又说它“有一个中心思想”，好像完全不是出于同一学者之口，这个180度的转弯反差太大，冯友兰也没有说明其观点转变的原因。他还写道：“《淮南子》以道家学说为中心，吸取阴阳五行家的思想以及其他学派的某些观点，建立起一个与官方哲学相对立的体系。”这显然试图从政治上提高《淮南子》的历史地位，把它说成是与“官方哲学”相对立的意识形态。进而，他又对《淮南子》一书从哲学高度上进行了提升：“和董仲舒的哲学体系比较起来，《淮南子》的体系，具有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因素，在许多问题上，跟董仲舒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相对立。”[9]很明显，在60年代，冯友兰对《淮南子》的这个价值评判，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他是按列宁关于哲学的派别立场的论述来给《淮南子》划成分的。把《淮南子》划归为进步的哲学党派（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董仲舒“反动”的哲学党派（唯心主义和有神论）就有了其对立面，这样，所说的哲学上的“对子”也就凑成了。

应该指出的是，冯友兰这种对《淮南子》基本看法的转变，正是《淮南子》自身思想体系中所包含矛盾的一种体现。冯友兰否认了《淮南子》是杂家，但把它归于传统上所认为的“道家”或“黄老之学”，也未必得其旨。但从这种对《淮南子》前后对立和自我否定评判的现象观之，也可看出学术界在总体上没有走出从“杂家”和“道家”的视野来把握《淮南子》一书的思想脉动，这一点，正是我们应该着重探究的。

二

其实，高诱的《叙目》中已经较全面地、清楚地交待了《淮南子》的思想宗旨。他说，刘安“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近人刘文典在其《淮南鸿烈集解自序》中发挥引申高诱的话说：“《淮南王书》博极古今，总统仁义，牢笼天地，弹压山川，诚眇义之渊丛，嘉言之林府，太史公所谓‘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者也。”[10]刘文典强调了“总统仁义”，但没有再说其旨为“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又引司马谈之说，强调“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这里既有儒、墨，又有名、法，一“采”、一“撮”，“杂家”的形象跃然纸上。然而近人往往只取“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一义，而对高诱所强调的“讲论道德，总统仁义”和“出入经道”忽略不计，因而对《淮南子》一书的立言宗旨渐行渐远，始终不能深察而窥其要。

高诱《叙目》透露了一个真实的信息，那就是：《淮南子》一书尽管材料驳杂、广涉百家，但在其立言宗旨上，并非是一个大杂烩，而是围绕着“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这一“中心思想”展开的，其主要出入于“经、道”两家（“经”是《六经》，“道”是《道德经》），即儒、道两家。至于“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这只是“道”的一个方面，这从《原道训》、《俶真训》、《精神训》、《本经训》、《道应训》等篇章可知。但另一个方面则是“儒”道，这从《缪称训》、《修务训》、《人间训》、《泰族訓》等篇章可知。这种似乎前后矛盾的现象可以被简单地解释为一种没有体系的拼盘，但是，如果我们细致地观察一下，就会发现整个《淮南子》的篇章结构和思想宗旨是有条贯、有逻辑、有体系的，它围绕着“讲论道德，总统仁义”八字宗旨统领材料、架构体系、展开论述、突出中心，所谓“出入于经、道”，即在宏旨上主要出入于道儒两家，力图把“道德”和“仁义”揉合起来，将儒、道贯通，实现一种儒道互补、儒道合流的价值结构。

三

既然“道德”和“仁义”是《淮南子》一书的核心范畴和价值观，我们可从分析这两个概念入手来体察《淮南子》书中的中心思想和义理所归。

把《淮南子》归于道家之书，就在于它“讲论道德”、“其旨近老子”。那么，就让我们剖析一下“道德”二字着手，看《淮南子》究竟如何“其旨近老子”。

提到“道德”二字，自然会想到《老子》一书，因为《老子》又称《道德经》。孰不知，《老子》书中只有独立存在的“道”与“德”，并无“道”“德”二字的合成词——“道德”。换言之，《道德经》中无“道德”。根据上个世纪70年代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推知，先秦至汉初，《道德经》实际上是《德道经》，因为那时是《德经》在上而《道经》在后。现在所说的“道德”应该叫“德道”才更合《老子》一书的原旨和先秦的习惯。即使“德道”二字，《老子》书中也是找不到的。可见，“德道”也好，“道德”也好，都是秦汉时期的人引申出来的。

考“道德”一词，见于先秦典籍者仅有如下几处：其一，《周易•说卦传》云：“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其二，《管子•内业》说：“凡道必周必密，必宽必舒，必坚必固，守善勿舍，逐淫泽薄，既知其极，反于道德。”其三，《庄子•天道》载：“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至也。”其四，《荀子•劝学篇》道：“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其五，《韩非子•五蠹》曰：“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今世争于气力。”问题在于：这些书的真伪全部存在争议。除《荀子•劝学》和《韩非•五蠹》中问题较少之外，《易传》与《庄子》外篇都有西汉人的话语痕迹，而《管子》一书本来就非出于一家，后经刘向之手，楔入的汉人思想更是比比皆是。由于《论语》和《老子》两书中皆无“道德”一词，可以推知该词汇最早创始于战国未期和秦汉之际，而流行于汉初道家黄老哲学的全盛期。

古代“德”同“得”。至于“道”，《说文解字》云：“所行道也。”《尔雅》谓：“达，谓之道。”而《易•履》曰：“道，坦坦。”这都是指地上人行的路。哲学家们把它引申为自然界和社会领域的规律，故有“天道”、“人道”、“地道”之别。在《老子》书中，“道”有一种绝对实体和宇宙本源的含义，《老子》要引领人们去追求“道”，求得了“道”就叫“得（德）道”。在《老子》那里，“得（德）道”或“道得（德）”本来不是伦理学范畴，而属于一个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范畴，但它却能够被用来引申为伦理学范畴。天得道谓“天道”、地得道谓“地道”，人得道谓“人道”。前两者可归于自然论看待，因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本来就是一个自然本体论的核心概念。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只要跟人事无关的范畴，即使像“神鬼”这样的观念，都归属于自然论的认知领域。然而“人道”就不同了，“人道”是社会所秉赋或得到的一种人类的本质属性，具体到个人，那就是人应该具备的一种充分社会化了的社会性，这就不可避免地导向了人伦观或伦理论。

儒家跟道家的区别，最根本的就在于对“道”和“道德”的不同解读和话语体系的差异。人们常常误认为“道”是道家的专利，其实这是十分错误的。在中国哲学中，并非只有道家才讲“道”，儒、释、道各家都讲“道”，但“道”与“道”不同。如唐代韩愈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11]儒家不仅讲“道”，而且十分重视“道”，其重视程度丝毫不逊于道家。查《道德经》一书，“道”字出现了76处，而在《论语》中，“道”字却出现了93处。孔子曾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还说：“道不同，不相为谋。”“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但我们对于孔子之“道”不应像对于老子之“道”那样去解读，正如子贡所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是说，孔子从来不讲“天道”，孔子所言皆是“天下道”即“人道”；而老子专讲“天道”，罕言“人道”。《论语》中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可见，“道”到了孔子及其弟子那里，遂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伦概念，是伦理论的形而上学。很明显，孔子的“道”与老子那种“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的“蹈虚守静”的本体论形而上学之“道”具有明显不同。

或问：我们怎样识别何为道家之道、何为儒家之道呢？答曰：只要观其“道”有无人伦或伦理学层面上的意义即可明矣！

就“道德”二字来观，也是这样。我们今天理解的“道德”范畴是儒家的，即伦理学意义上的道德，而非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道德。甚至人们常常带着儒家伦理学意义上的“道德”概念，去解读老子的《道德经》，自然会南辕而北辙，甚至会得出“《道德经》中无道德”的结论，抑或得出“《道德经》反道德”的结论。不过，我们发现《论语》跟《老子》有一个最大的共同之点，那就是二者都是分别地讲述“道”与“德”，却找不到一处“道”“德”合称的“道德”概念。这足以再次证明“道德”一词的出现和广泛运用，决非是先秦之事。

“道德”从一开始出现时便被赋注了伦理含义，这是因为援“道德”入“仁义”、引“道德”配“仁义”的结果，“道德”和“仁义”共同构成了汉代儒家的价值标准，这也是西汉时期才形成的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在汉初的叔孙通、陆贾、贾谊等人的著述里已经显露出来了，而在《淮南子》一书中，达到了首尾一而贯之的效用，并形成了贯穿西汉思想界的一条线索，即初由黄老刑名之学吸收融入了儒家的“道德仁义”理念，进而达到“儒道合流”，再进而在汉武帝那里转化为“独尊儒术”。由是观《淮南子》一书，无论从义理宗旨还是从时代脉络上，正处在“儒道合流”这一逻辑线索的中间环节上。当然，学术思想和时代思潮的转化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意识形态的背景，此处就不便赘述了。

四

分析《淮南子》书中“道德”与“仁义”的内涵，不难看出一些“儒道合流”趋势的蛛丝马迹。试引几例：

“逮至当今之时，天子在上位，持以道德，辅以仁义，近者献其智，远者怀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宾服，春秋冬夏皆献其贡职，天下混而为一，子孙相代，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览冥训》）

“世之明事者，多离道德之本，曰：‘礼义足以治天下。”（《齐俗训》）

“国之所以存者，道德也。”（《汜论训》）

“故乱国之君，务广其地而不务仁义，务高其位而不务道德。”（《汜论训》）

“仁义之不能大于道德也，仁义在道德之包。”《说山训》

“故事不本于道德者，不可以为仪；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为道。”（同上）

“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虽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观终始矣。”（《要略》）

“《缪称》者，破碎道德之论，差次仁义之分，略杂人间之事，总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断短为节，以应小具。所以曲说攻论，应感而不匮者也。”（《要略》）

……

上引“持以道德，辅以仁义”、“近者献智，远者怀德”、“乱国之君，……不务仁义……不务道德”、“……不本于道德，不可以为仪，……不合乎先王，不可以为道”、“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等等，显然不是“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之指，而是充满着儒家的理念。尽管《淮南子》有“近老淡泊无为，蹈虚守静”之议，但这种近儒、亲儒和合儒的理念研究者不可置之而不顾，因为它恰恰反映了高诱所说的“讲论道德，总统仁义”的中心思想。

应该说，《淮南子》是从“道德”着手，切入“仁义”的。且看：

夫乘民之功劳，而取其爵禄者，非仁义之道也。（卷六•《览明训》）。

天子在上位，持以道德，辅以仁义，近者献其智，远者怀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宾服，春秋冬夏皆献其贡职，天下混而为一，子孙相代，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卷六•《览明训》）。

君子非仁义无以生，失仁义，则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无以活，失嗜欲，则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惧失仁义，小人惧失利。（《缪称训》）

仁义之事，君子不厌忠信；（《缪称训》）

……

这哪里还一点“淡泊无为，蹈虚守静”的意味？俨然是一派孔荀之徒的口吻了！

“仁义”二字在老子《道德》中统为贬义，而在《淮南子》一书中，并非皆为贬义。尽管有时也提出了“道散而为德，德溢而为仁义，仁义立而道德废”的论点，但纵观全书，基本上是出于“道德”而入于“仁义”的。《淮南子》中使用最多的范畴就是道、德、仁、义和“道德”与“仁义”。准确地说，“道德”和“仁义”是《淮南子》一书中的核心范畴。如跟老子《道德经》中的同类范畴相比较，可以看出二书在立言宗旨上相差甚大。《道德经》一书5000言，“道”字出现过76处，“德”字出现过44处，“道德”合称者无一处；“仁”字出现13处，“义”字出现过5处，“仁义”合称者仅有一处，即十八章中的“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把“仁义”放在跟“道”完全对立的地位。相较之下，《淮南子》一书15万8千余字中，“道”字出现410处，“德”字出现279处，“道德”合称者出现27处；“仁”字出现144处，“义”字出现166处，“仁义”合称者55处。从中可明显看到《淮南子》中“仁义”和“道德”出现的绝对次数远高于《道德经》。《道德经》中本无“道德”概念，而《淮南子》中广泛运用了“道德”范畴，并常用来适配“仁义”。如果说儒家是以“仁义道德”标榜的，道家是以“道”标榜的，那么，《淮南子》则是以“道德仁义”标榜的——一手拉着道家，一手牵着儒家，试图协调两家义理，这在《淮南子》一书中表现得若隐若显，但调和主义的面目甚明。

五

《淮南子》一书似“杂”而非“杂”、言道而入儒、携道而合儒的现象，反映了西汉初年经过“文景之治”后，主流意识形态明显开始向儒家偏移。《淮南子》乍看起来其中心思想前后矛盾的情状，实质上反映了从黄老之术向儒家思想过渡中的特有的精神现象，其体现出来的宗旨只不过是致力于揉合儒、道，试图使之在义理上成为一体而已。《淮南子》的篇章结构的逻辑体例颇能体现刘安作为总编的匠心独具：先道再儒，由道入儒，最后达到儒道互错，进而达到二者的结合。这跟汉初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状况相关联。刘安事后不久，即有董仲舒上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举，这无论在社会变迁还是在学术思想的转化方面，实际上都不是一件突兀和孤立之事，而是有一个由汉初的“黄老之术”进而实现儒学复兴的渐进过程，而《淮南子》一书所反映的正是这样一种客观进程在学术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折光。其实，只要我们仔细地研究一下董仲舒的思想，就会发现，董仲舒所复兴的儒学已经不是先秦孔孟的原始儒学了，而是充满着道、儒、法、术、名的合流与会通，在许多方面，它跟《淮南子》有一致之处。

至于《淮南子》一书及其作者刘安与汉初政治斗争的关系，本文不宜详论。刘安有意、无意或被利用、误用、误解为武帝年间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对于我们客观的评述《淮南子》一书的学术宗旨没有太多的关系。当然，不可否认汉初和武帝年间的政治斗争自始至终与当时“改正朔，易服色”的意识形态斗争交织在一起，而刘安最后因谋叛获罪而死的疑案自然会使人联想到他是属于主张“黄老之术”的窦太后一派的人物。其实，刘安跟窦太后乃至与田蚡是否为一党，历史证据并不充分。刘安撰《淮南子》是否是要规劝汉武帝刘彻去恪守汉初的“黄老之术”，从《淮南子》一书的宗旨来看，不能成立；从信史记载来看，也是牵强附会。事实上，《淮南子》始撰于景帝年间，当时儒学在陆贾、贾谊等人的倡导下开始复兴，虽然没有被景帝重视，但对思想、学术界的影响不容忽视。《淮南子》撰写时显然不可能考虑到后来继位的汉武帝，但不得不正视当时儒学复兴的影响；武帝即位时，此书已经峻工，建初二年献于朝廷。光元元年（前134年）董仲舒献“天人三策”，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完成了西汉主流意识形态的转型。如果从西汉开国力主“黄老之学”到武帝的“独尊儒术”观之，《淮南子》正好处于二者的中间环节和过渡阶段上，就《淮南子》的立言宗旨来看，它客观上担负了这一过渡型学术思想的角色。

[参考文献]：

[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淮南子》

[2]胡适：《淮南王书》，新月书店，1931年，上海；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6卷，第46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93－294页，1983年

[4]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二卷，第602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5]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七卷，第70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6]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六卷，第36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7][8]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九卷，第13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9]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七卷，第703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淮南子范文篇2

王利器先生认为，《文子》一书添加“老子曰”字样，盖自开元年间始也。他的证据是日本古钞本《群书治要》及日本天明五年尾张国刻末，其引文自章头提行另起者，率未冠以“老子曰”字样。而唐玄宗时敦煌卷子中有“老子曰”出现。

笔者认为，“老子曰”这种格式的出现是比较早的。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北魏李暹为“文子”作传曰：“姓辛氏，葵丘濮上人，曰计然。范蠡师事之，本受业于老子，录其遗言，为十二篇。”文子的身世似乎非常明晰。前人已证文子与计然是孑然不同的两个人，而李暹《文子传》所言文子“本受业于老子，录其遗言，为十二篇”和今本《文子》以“老子曰”为主的形式以及为十二篇的结构正相吻合，《郡斋读书志》又曰：“按刘向录《文子》九篇而已，《唐志》录暹注已于今篇次同，其析之欤？”是不是李暹造作了一个新的《文子》而又借为“文子”立传来掩人耳目呢?无论如何，李暹所见到的《文子》已经和今本基本一致，也就是说，“老子曰”与“老子遗言”互为注脚，无可辩驳，它出现的下限，应该是李暹见到《文子》的年代。《郡斋读书志》中说：“李暹师事僧般若支流，盖元魏人也”。《群书治要》本为各种书籍的节录和摘要，把那些明显不属于《道德经》范围的内容收录其中，而去掉“老子曰”子样最自然不过。

曾达辉先生认为，《文子》在南北朝和唐初尚有异本，到唐代天宝元年（742）封《文子》魏《通玄真经》後，老子语录形式的《文子》便定于一尊。（8）笔者深以为然。李唐王朝在很长时期内以道教为国教，唐太宗尊老子为李氏始祖，唐玄宗封《文子》为《通玄真经》之外，还把《文子》和《老子》、《庄子》、《列子》一道列入科举教育体系，并置博士、助教、学生员讲习这些经典。《文子》在唐代受到了空前的推崇，这肯定和它通篇皆有“老子曰”有极大关系。

还有些学者通过今本《文子》所引《老子》之言接近于马王堆帛书本甚至郭店竹简本而证明今本《文子》的早出，但是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今本《文子》和《淮南子》相对应的上下文中，《淮南子》引用《老子》的哪句话，今本《文子》就引用哪句话，只不过个别字词略有出入而已，而且往往是关键的语词都和通行本（王本）一致。如前文所述，今本《文子》和《淮南子》一致的地方，如果《淮南子》没有引老子而今本《文子》引了《老子》，往往会造成上下文的脱节，由此更可以证明今本《文子》的抄袭。

五、关于《文子》被引用的问题

笔者一直以为《淮南子》也有可能称引了古本《文子》的一些内容，但《淮南子》是以道家思想为主导的先秦至汉初思想资料的汇编，很多内容在《老子》、《庄子》、《管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甚至《论语》中找到源头。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可以发现竹简《文子》和《淮南子》之间的一些直接关系。

0198以壹异，知足以知权，疆（强）足以蜀立，节□

竹简《文子》

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义足以得众,才足以鉴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行足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信可以使守约,廉可以使财,人之豪也.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见嫌而不苟免,见利而不苟得,此人之杰也。

《素书·正道》

苟行以伪，则其知足以移众，强足以独立，此奸人之雄也，不可不诛。

《说苑·指武》

明于天道，察于地理，通于人情。大足以容众，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知足以知变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隐义，仁足以得众，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为仪表，知足以决嫌疑，廉足以分财，信可使守约，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比，见难不苟免，见利不苟得者，人之杰也。

《淮南子·泰族训》

明于天地之道，通于人情之理，大足以容众，惠足以怀远，智足以知权，人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隐义，信足以得众，明足以照下，人俊也。行可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信可以守约，廉可以使分财，作事可法，出言可道，人杰也。守职不废，处义不比，见难不苟免，见利不苟得，人豪也。

《文子·上礼》

这些材料相互对比，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淮南子》综合了多种材料，而今本《文子》在和《淮南子》基本一致的前提下出现了几处纰缪，首先是漏掉了“信足以一异”，其次是“豪”、“杰”的顺序颠倒。再有是以“明于天地之道”概括“明于天道，察于地理”，以及“者”、“而”等虚词的省略等细节上的差异。今本《文子》“智足以知权”和竹简《文子》一致，但是又漏掉了“强足以独立”。这种情况说明今本《文子》和竹简《文子》异大于同，而今本《文子》和《淮南子》却是同大于异，这个例子可以清楚地说明三者之间的关系。

我们还需要考虑一种情况，就是0198号竹简不是古本《文子》中的内容，而是类似于一起出土的“儒家者言”。不管怎么样，它的内容为《淮南子》所部分称引是可靠的，但比照之下，还是今本《文子》抄袭了《淮南子》。

王应麟在《困学纪闻》（卷十）中列举了《文子》被诸多文献所“取”的情况，李学勤先生业已指出，这些古书都没有明说征引《文子》，究竟是谁袭取谁，难于证实。有些文句是流行的格言，也可能为大家所共用。然而，参考《文子》中的上下文，和《淮南子》加以比较，并核实其他的文献，我们发现今本《文子》对《淮南子》的抄袭是难以翻案的。

“玉在山而草木润，珠生渊而岸不枯”，王氏认为《荀子》取之。

这句话在今本《文子·上德》中是第3章第5小节，该章共有92小节，其中前16小节完全见于《淮南子·说山训》，后面的76小节完全见于《淮南子·说林训》。《淮南子》的材料来源众多是公认的，但《淮南子》一般保持了所引用材料的原貌，而在今本《文子》中，绝大部分都变成了“老子曰”。王氏提到的这句话在《荀子·劝学》、《大戴礼记·劝学》和《史记·龟策列传》都出现过，这些文献中“珠生渊”都写作“渊生珠”，《淮南子·说山训》和《荀子》、《大戴礼记》都有“瓠巴鼓瑟而流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抑秣”的典故，但是《淮南子》又添加了其他的很多典故，这些典故在今本《文子》中一概没有。但是《淮南子·说山训》最后的结论：“玉在山而草木润，珠生渊而岸不枯，蚯蚓无筋骨之强，爪牙之利，上食咘堁，下饮黄泉，用心一也。”在今本《文子》中也是连续的两节（也可以看成一节），只是个别文字不同。这种情况说明，今本《文子》的抄袭在上下文的对比和多种文献的参照下更加清楚。

“山有猛兽，林木为之不斩，园有螫虫，葵藿为之不采”（《文子·上德》）王氏认为郑昌取之。

《汉书·盖宽饶传》：记载郑昌上书颂宽饶之言：“臣闻山有猛兽，藜藿为之不采；国有忠臣，奸邪为之不起。”《盐铁论·崇礼》记载贤良之言：“故《春秋》曰：‘山有虎豹，葵藿为之不采；国有贤士，边境为之不害’也。”《风俗通义·正失》：“《传》曰：山有猛虎，草木茂长。”王利器《盐铁论校注》：“《盐铁论》载此文，以为出自《春秋》，当是《春秋》的今文家说。汉人引传，往往冠以本经的名称，这是当时的通例。”《盐铁论》的编定和盖宽饶的活动时期都是在汉宣帝时期，《盐铁论》的编者桓宽又是治《春秋》的专家，（见《汉书·郑弘传·赞》）他所指出的出处应该是非常可靠的，换言之，郑昌所引用的也肯定不是《文子》中的话。

“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铢而解之，至石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文子·上仁》），王氏认为枚乘取之。

《汉书·枚乘传》枚乘谏吴王之言“夫铢铢而称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枚乘之言在《说苑·正谏》中被完整引用，流传极广。《淮南子·泰族训》是化用了枚乘之言，而《文子·上仁》却是抄袭了《淮南子·泰族训》。因为“铢铢”、“寸寸”在《淮南子·泰族训》是单声词，在《文子·上仁》也是单声词，《文子·上仁》中的这句话以及《上仁》中的这一章完全见于《淮南子·泰族训》。其中，《淮南子·泰族训》有关章节中的孔子之语和黄帝之言，在《文子·上仁》中都被当成了“老子曰”的内容，而《淮南子·泰族训》所引黄帝之言：“芒芒昧昧，因天之威，与元同气”等内容又见于《吕氏春秋·应同》，相比之下，《淮南子·泰族训》是引用《吕氏春秋·应同》，而《文子》则是直接抄袭了《淮南子·泰族训》，并作了篡改。

“譬若积薪燎，后者处上”（《文子·上德》），王氏认为汲黯取之。

《汉书·汲黯传》记载汲黯对汉武帝之言“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

颜师古《汉书注》已经指出这句话是出自《曾子》的，王应麟认为汲长孺学黄老之言，用《文子》之语，颜师古注应当重新考虑。而王先谦认为颜师古注应当是有依据的，不能因为世传《曾子》没有这句话怀疑颜注。李学勤先生补充说，这句话也见于《淮南子》，汲黯所说也可能源自《淮南子》。而就是《文子·上德》这段与《淮南子》对应的文字中，我们同样可以找出今本《文子》抄袭《淮南子》的铁证。

老子曰学于常枞，见舌而守柔，仰视屋树，退而目川，观影而知持后，故圣人曰无因循，常后而不先，譬若积薪燎，后者处上。

《文子·上德》

老子学商容，见舌而知守柔矣；列子学壶子，观景柱而知持后矣。故圣人不为物先，而常制之，其类若积薪樵，后者在上。

《淮南子·缪称训》

“老子曰学于常”一个“曰”字如何暴露了造作者的粗糙且不论，“观影而持后”在《列子·说符》中是子列子学习壶丘子林的内容，在《淮南子·缪称训》中同样保留了“列子学壶子”的字样，在今本《文子》中却被一起作为“老子曰”的内容。而《文子·上德》第一章中“故其身治治者”在《淮南子·缪称训》第一章中是“故其心治者”，联系上下文，当然是“心”字是而“身”学非。不是抄袭又是什么呢？

“临河欲鱼，不如归而织网”（《文子·上德》），王氏认为董仲舒取之。

董仲舒《对策》曰：“古人有言，临河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汉书·董仲舒传》，《汉书·礼乐志》“退”作“归”。）《淮南子·说林》：“临河而羡鱼，不如归家而织网。”这句话显然是一句古老的格言，董仲舒和《淮南子》都予以引用，说董仲舒引用了《文子》中的话没有根据。

“用兵有五：有义兵、有应兵、有忿兵、有贪兵、有骄兵，义兵王，应兵胜，忿兵败，贪兵死，骄兵灭。”（《文子·道德》）王氏认为魏相取之。

《汉书·魏相传》记载魏相元康年间上书谏出击匈奴：“臣闻之，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魏相所引之言可以说是出自《文子》，和竹简以及今本都大体一致。《吴子·图国》也把起兵的性质分为五钟：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淮南子·兵略》也有：“五兵不历，天下莫之敢当”之语，其中的“五兵”是五种兵器。但《文子》所讲的“五兵”的具体内容，又不见于《淮南子》。

“欲治之主不世出”。（《文子·下德》）王氏认为王吉取之。

《汉书·王吉传》记载王吉上疏谏昌邑王刘贺之言：“欲治之主不世出。”这句话又见于《淮南子·泰族》，说王吉引用了《文子》中的话也是没有根据的。而且今本《文子·下德》该章内容以及与之连续的第一章的内容，几乎完全见于《淮南子·泰族训》，语句的顺序都毫厘不爽，我们只能说是《文子·下德》摘抄了《淮南子·泰族训》。

《文选》（卷四五）引班固《答宾戏》：“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王氏认为是班固取自《文子》。

这句话非常著名，而且“著作权”一般就是属于班固的。今本《文子·自然》有“孔子无黔突，墨子无暖席”之语，又见于《淮南子·修务训》，和班固所言主谓颠倒。也就说，今本《文子》和《淮南子》一致而和班固所言不同。

老子曰：……神农形悴，尧瘦臞，舜黧黑，禹胼胝，伊尹负鼎而干汤，吕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传卖，管仲束缚，孔子无黔突，墨子无煖席，非以贪禄慕位，将欲事起于天下之利，除万民之害也。自天子至于庶人，四体不勤，思虑不困，于事求赡者，未之闻也。

《文子·自然》

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观之，则伊尹负鼎而干汤，吕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转鬻，管仲束缚，孔子无黔突，墨子无煖席。是以圣人不高山，不广河，蒙耻辱以干世主，非以贪禄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万民之害。

盖闻传书曰："神农憔悴，尧瘦臞，舜霉黑，禹胼胝。"由此观之，则圣人之忧劳百姓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四胑不动，思虑不用，事治求澹者，未之闻也。

《淮南子·修务训》

对比一下以上两段文字，就可以发现，还是今本《文子》抄袭了《淮南子·修务训》，把《淮南子·修务训》中的两层意思变成了一个意思，而且《淮南子·修务训》中明确说：“闻传书曰”，而在今本《文子》中都成了“老子曰”，不是抄袭又是什么呢？

《汉书·刑法志》曰：“文之所加者深，则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制者广。”王氏认为取自《文子》。

《文子·下德》有“文之所加者深，则权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制者广”之语，《淮南子·缪称训》作“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行者远；义之所加者浅，则武之所制者小矣”。实际上，《文子·下德》有关章节的内容和《淮南子·兵略训》中的部分内容相对应，还是可以看出《文子·下德》的抄袭痕迹，《汉书·刑法志》讨论“文德”与“威武”的关系，文意顺畅，即使是引用了有关古籍，也是作了修正，而不像今本《文子》那样“专心”地抄袭《淮南子》。

“人之将疾，必先厌鱼肉之味；国之将亡，必先恶忠臣之语”。王氏认为《越绝》、《刘子》取之于《文子》。

传世本《文子·微明》“厌”多作“甘”，《治要》作“不甘”。《越绝书·德序外传记》：“传曰：‘人之将死，恶闻酒肉之味；邦之将亡，恶闻忠臣之气。’”《太平御览》卷七三八引为《尹子》之语，《太平御览》卷四五九及《艺文类聚》均引为《晏子》之语，“甘”并作“不甘”。这句话不见于《淮南子》，究竟出于何处，是难以确定的。

“再实之木，其根必伤。”（《文子·符言》）王氏认为明德后取之。

明德后即汉明帝刘庄皇后马氏，《后汉书·皇后纪》记载建初二年，明德马皇后报汉章帝曰：“常观富贵之家，禄位重叠。犹再实之木，其根必伤。”《文子·符言》该章主体内容完全见于《淮南子·人间训》，

老子曰：德少而宠多者讥，才下而位高者危，无大功而有厚禄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损，或损之而益。众人皆知利利，而不知病病，唯圣人知病之为利，利之为病。故再实之木其根必伤，掘藏之家其后必殃，夫大利者反为害，天之道也。

《文子·符言》

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宠，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无大功而受厚禄，三危也。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众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圣人知病之为利，知利之为病也。夫再实之木根必伤，掘藏之家必有殃。以言大利而反为害也。张武教智伯夺韩、魏之地而禽于晋阳，申叔时教庄王封陈氏之后而霸天下。孔子读《易》，至《损》、《益》，未尝不愤然而叹，曰："益损者，其王者之事与！"事或欲与利之，适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祸福之门户，不可不察也。

《淮南子·人间训》

《淮南子·人间训》是讨论“三危”的问题，并举了大量例证，文意连贯，而在《文子》中所有例子一概没有，而提出了“讥、危、微”的问题，《淮南子》中的“病病”在《文子》中成了“不知病病”，造成了文意乖悖。同样可以证明是今本《文子》抄袭了《淮南子》。

《三国志·吴·陆抗传》：“臣闻‘德均则众者胜寡，力侔则安者制危。’”王氏认为陆抗取自《文子》。

《文子·上礼》：“德均则众者胜寡，力敌则智者制愚，智同则有数这禽无数。”与《淮南子·兵略训》基本一致，而《淮南子·兵略训》内容丰富，主题突出，前后连贯，申述用兵时“必先脩诸己，而后求诸人”的原则与方法，并说：“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乱，是犹以火救火，以水应水也。何所能制？”今本《文子》的主题则是“以奇用兵”，内容简略，前后脱节，并说：“以未治而攻人之乱，是犹以火应火，以水应水也。”显然，是《文子》把《淮南子》中的“己”改成了“以”，这种改窜同样证明了《淮南子》被今本《文子》抄袭的情况。

何休注《春秋》，用“乳犬攫虎，伏鸡搏狸”之语。（《公羊解诂·庄公十二年》）王氏认为也是取自《文子》。

《文子·上德》“乳犬之噬虎，伏鸡之搏狸，恩之所加，不量其力。”又见于《淮南子·说林训》。因为《文子》这一段的内容绝大部分都见于《淮南子·说林训》，我们同样有理由推断是《文子》抄袭了《淮南子》。

孙星衍《问字堂集·文子序》以为范蠡遗文种书“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之语出自《文子》，也是没有根据的。

今本《文子·上德》篇虽然有“狡兔得而猎犬烹，高鸟尽而良弓藏”之语，但这句话在《淮南子·说林训》中同样能找到。实际上，前文已述，《上德》篇中绝大部分类似格言、警句的内容都能在《淮南子》的《说林》或《说山》中找到，我们同样有充分理由证明是今本《文子》抄袭了《淮南子》。

比如《淮南子·说林训》引《庄子·胠箧》之言“唇竭而止寒”，在今本《文子》中变成了“唇亡而齿寒”，“道以无有为体”之语在《淮南子》中是“魄”与“魂”的对话，《说山训》中这个对话层层递进，被摘抄以后则看不出原来的递进关系。“举枉与直”一说在《说山训》中又是孔子说季孙氏之言，今本《文子》同样删掉了对话的主人公和其它一些内容。可见，抄袭的痕迹是掩盖不了的。

总之，两汉时期，只有魏相引“五兵”说可以确定是引用了《文子》，《淮南子》也有可能称引了古本《文子》中的内容，而其他的绝大部分材料只能证明《淮南子》取材的广泛性，仔细对比一下，也可以进一步证明今本《文子》的抄袭行为。至于《韩非子·外储说》“齐王问文子曰”的内容，笔者已辩明它不可能是古本《文子》中的内容。

《刘子》也引用了《淮南子》中的很多资料，说明《淮南子》在魏晋南北朝时开始受到注意，并不是个别的现象。但《刘子》对《淮南子》的材料都作了消化，成为自己立论的有机部分，而今本《文子》却基本上是“搬运工”式的抄袭，比较一下《刘子》、《淮南子》、今本《文子》中共有的资料，不难发现今本《文子》还是和《淮南子》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只有在个别地方的个别字句类似于《刘子》，更可以证明《文子》抄袭《淮南子》的事实，我们实在无法替它开脱。

李厚诚先生最近撰文，列举了大量提到文子其人和引用《文子》其书的文献，认为《文子》与《淮南子》二书相近部分，可能有共同来源，批评了“不是今本《文子》抄袭了《淮南子》，就是《淮南子》抄袭了今本《文子》”的“逻辑预设”。（9）实际上，提到文子其人和引用《文子》其书是两码事，而且，汉代引用《文子》的材料，只有魏相的一些言论较为可靠。魏相所引用的资料在竹简《文子》和今本《文子》中都能找到，但不见于《淮南子》。而《文子》被明确和较为频繁地引用，已经是魏晋隋唐时代了，但被引用的内容绝大部分又见于《淮南子》。这种情况，也正好可以说明，今本《文子》对《淮南子》的抄袭完成于魏晋时代。而“《文子》与《淮南子》二书相近部分，可能有共同来源”这样的逻辑预设，忽视了今本《文子》与《淮南子》不是一点、一篇相近，而是今本《文子》近80%的内容都能从《淮南子》中找到原文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

六、《淮南子》和今本《文子》如何对应

今本《文子·道德》篇，问答部分和非问答部分相互间隔、问答部分和《淮南子》没有干系而和竹简《文子》相对应。非问答部分全部见于《淮南子》而和竹简《文子》没有干系。正如胡文辉先生所言，这里只有一种可能，即今本《文子》是以古本为基础，抄袭《淮南子》中有关联的语句，以“老子曰”的形式附后古本《文子》各章之后，相反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10）

除《道德》篇以外的回答内容在《淮南子》中也都能找到出处，但问答的主人公全被改头换面，或问答的内容显然是根据上下文设计出来的。胡文辉先生已经检索出了其间的对应关系。曾达辉先生也比较集中地讨论了这一问题。

1．《道原》：第五章孔子问道，老子曰——《道应训》齧缺问道于被衣。

2．《微明》第二章文子问曰……老子曰——《道应训》白公问于孔子。

3．《微明》第三章文子问曰……老子曰——《道应训》惠子为惠王为国法。

4．《上仁》第四章“文子问治国之本，老子曰”——《道应训》楚王问詹何曰……

5．《上仁》第五章“文子问曰……老子曰”——《道应训》成王问政于尹佚曰……

6．《上仁》第十二章“文子问……老子曰”——《齐俗训》为仁者必以哀乐论之

7．《上义》第六章“文子问曰：老子曰”——《主术训》法者天下之度量。

对于以上的对应以及其他地方今本《文子》对《淮南子》的改窜还需要对照其他文献予以“暴光”。

《淮南子》中“齧缺问道于被衣”，又见于《庄子·知北游》；“白公问于孔子”又见于《吕氏春秋·精谕》、《列子·说符》；“惠子为惠王为国法”又见于《吕氏春秋·淫辞》；“楚庄王问于詹何”又见于《吕氏春秋·执一》、《列子·说符》；而《上仁》第四章中尚有“父不能教子”之语，在《淮南子·道应》《庄子·天道》都是齐恒公与轮扁的对话，在《韩诗外传》中是楚成王与轮扁的对话，原文是“臣不能以教臣之子”或“臣不能以喻臣之子”。“成王问政于尹佚”，又见于《说苑·政理》。相比之下，《淮南子》与其他古书中对话的主人公并无大的变化，而在今本《文子》中却被窜改为文、老或老、孔之间的对话，对话的内容也被删节，缩编，所导致的文意纰缪不胜枚举。而且《淮南子》在这些对话之后引用《老子》的什么话，在今本《文子》中也是引用《老子》的什么话。最多在前后文句上作一些损益。这更说明今本《文子》是直接抄袭《淮南子》的。

《上仁》第十二章有“文子问仁、义、礼，何以为薄于道德也”？“老子”所“答”，绝大部分来自《淮南子·齐俗训》中讲仁、义、礼的性质及其功用的内容，可谓答非所问。这一章中有“故知不如修道而行德”之语不见于《淮南子》，而且和问题有呼应之处，可能是古本《文子》中的内容。但本章的主要部分来自《淮南子》也是没有疑问的，因为《淮南子》中的这些内容和“文子”所提的问题是不相干的。

《上义》第六章“文子问曰：法所安生？”老子所答法生于义云云全部来自《淮南子·主术训》，在《淮南子·主术训》中是先讨论法的性质和功用，然后再讨论法的来由，而今本《文子》则颠倒了顺序，“文子”所提的问题显然是根据内容而设计的。

《精诚》第二十一章“文子曰”第一段见于《淮南子·修务训》，其中南荣趎见老子又见于《庄子·庚桑楚》和贾谊《新书》，尤其是《新书》和《淮南子》比较接近。这一章其余大部分内容不见于《淮南子》，今本《文子》在这里写成“文子曰”，颇为特殊，可能也保留了古本《文子》的材料，但同样抄袭了《淮南子》的内容作为补充。

《微明》第一章系《淮南子·道应训》中“无为”和“无始”答“太请”问话的摘抄，“太清”他们的对话又来自《庄子·知北游》。《微明》第四章系《道应训》田骈答齐王之语的摘抄。而田骈答齐王之语则来自《吕氏春秋·执一》。《微明》第七章系摘抄《道应训》中赵襄子之言及后人的评论，而赵襄子之言及有关评论在《吕氏春秋·慎大》和《列子·说符》中都有记载。《微明》第十九章第一段系摘抄《道应训》中石乞人对白公语，而石乞（人）所言又来自《吕氏春秋·分职》。《下德》第六章第一段系摘抄屈子对吴起之言，而屈、吴的讨论又见于《说苑·指武》。

《符言》第二十一章系摘抄孙叔敖、孤丘丈人的对话而来，而孙叔敖他们的讨论在《庄子·田子方》、《荀子·尧问》、《韩诗外传》、《列子·说符》、《说苑·敬慎》中都有记载。这些对话中《淮南子》和其他文献相比，对话的主人公和内容都是基本相同。但《淮南子》在引用这些材料之后都引用《老子》中的某句话以为总结，今本《文子》把诸多主人公一概删去，只摘抄他们对话内容。而且所引《老子》之语和《淮南子》毫无二致，不是抄袭又是什么呢？

《下德》一篇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抄自《淮南子·道应训》，最典型的就是中山公子牟与詹子的对话在《庄子·让王》，《吕氏春秋·审为》中都有明确的记载，为《淮南子》在所本，《淮南子·道应》在引用“知和曰常”时明确指出“故老子曰”，而今本《文子》中却把中山公子年与詹子的对话统统改成了“老子曰”。而且使文意断裂，不知所云。也是在《下德》中，有关“善治国家者，不变其故，不易其常”以及“逆德”、“凶器”的讨论在《淮南子·道应》中是吴起与屈宜若的对话，这些对话在今本《文子》中同样一概改为“老子曰”。想证明不是今本《文子》抄袭了《淮南子》，的确很困难。

今本《文子》除了对《淮南子》的人物改头换面以外，还特意“虚化”一些具体的人物，因为具体的人物总是和具体的言论、具体的典故、具体的事件联系在一起的，今本《文子》的这种虚化只能证明它的抄袭。

以《文子·上礼》为例

第三章：“老子曰：昔者之圣王，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

《淮南子·泰族训》：昔者，五帝三王之莅政施教，必用参五。何谓参五？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

今本《文子》把“五帝三王”虚化为“圣王”，而且丢失了“必用参五”的重要信息。

第三章：圣人初作乐也，以归神杜淫，反其天心……其上贤也，以平教化，正狱讼，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泽施于下，万民怀德。

《淮南子·泰族训》：神农之初作琴也，以归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乐也，皆合六律而调五音，以通八风……尧之举禹、契、后稷、皋陶，政教平，奸宄息，狱讼止而衣食足，贤者劝善而不肖者怀其德。

显然也是今本《文子》概括了《淮南子》，把神农、夔、尧虚化为“圣人”，禹、契、后稷、皋陶都成了被举荐的“贤人”。有关神农作琴的事件、夔作乐的目的、以及贤者和不肖者都心怀感激等诸多信息也被舍弃了。

第七章：老子曰：世之将丧性命，犹阴气之所起也，主暗昧而不明，道废而不行，德灭而不扬，举事戾于天，发号逆四时。

天下不合而为一家，诸侯制法，各异习俗，悖拔其根而弃其本，凿五刑，为刻削，争于锥刀之末，斩刈百姓，尽其太半……自此之后，天下未尝得安其性命，乐其习俗也。

贤圣勃然而起，持以道德，辅以仁义，近者进其智，远者怀其德，天下混而为一。

《淮南子·览冥训》：逮至夏桀之时，主暗晦而不明，道澜漫而不修，弃捐五帝之恩刑，推蹶三王之法籍。是以至德灭而不扬，帝道掩而不兴，举事戾苍天，发号逆四时。

晚世之时，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纵横间之，举兵而相角，攻城滥杀……故自三代以后者，天下未尝得安其情性，而乐其习俗，保其修命，而不夭于人虐也。所以然者何也？诸侯力征，天下不合而为一家。

逮至当今之时，天子在上位，持以道德，辅以仁义，近者献其智，远者怀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宾服，春秋冬夏皆献其贡职，天下混而为一，子孙相代，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

今若夫申、韩、商鞅之为治也，挬拔其根，芜弃其本，而不穷究其所由生，何以至此也：凿五刑，为刻削，乃背道德之本，而争于锥刀之末，斩艾百姓，殚尽太半，而忻忻然常自以为治，是犹抱薪而救火，凿窦而出水。

在《淮南子·览冥训》有关的段落中，讨论了从黄帝到“当今”的社会状况，进而批评汉初仍然流行的法家思想。在今本《文子》中，直接把“逮至夏桀之时”改为“世之将丧性命”；把“晚世之时，七国异族”和“今若夫申、韩、商鞅之为治也”，一并虚化为“天下不合而为一家”；把“故自三代以后者”虚化为“自此之后”；把“逮至当今之时，天子在上位”虚化为“贤圣勃然而起”。其中，“天下不合而为一家”也不是今本《文子》的发明，而是把《淮南子》的一个结尾当成了自己的一个开头。同时，今本《文子》又舍弃了《淮南子》中的很多重要信息。今本《文子》的这种改动一方面使《淮南子》原文的主旨和结构都发生了变化，同时也证明不是《淮南子》解释了《文子》，而是今本《文子》抄袭了《淮南子》。

在马王堆帛书中发现《道原》这篇古佚书的时候，唐兰先生就提到了今本《文子·道原》和它的联系。（11）但是，如前所述，今本《文子·道原》中把《淮南子·道应训》中齧缺与被衣的对话的成了“孔子”与“老子”的对话，难逃抄袭之名。但这一篇中也有《淮南子》中所没有的内容。所以我更倾向于《淮南子》受了帛书《道原》的影响，但是综合了当时的自然科学及哲学的资料而作了大量发挥和引申。而今本《文子》却是直接抄袭了《淮南子》，考察帛书《道原》和今本《文子·道原》还是要把见于《淮南子》中的材料搁在一边。

王利器先生在《文子疏义序》中虽然提到竹简《文子》，“始于1995年12月公之于世”。但他说“读其已缀辑之残篇如《道原》篇，以及其余可识别之奇零字句。”似乎没有注意到竹简《文子》和今本《文子》对应最多的是在《道德》篇，而且他在书中也没有引用竹简《文子》的资料。唯一的可能就是他没有来得及充分吸收竹简《文子》的内容。

而所谓的今本《文子》胜于《淮南子》之处，一是较《淮南子》胜于《文子》者少得多，二是今本《文子》中保存了《淮南子》较早期传本的内容，三是今本《文子》在抄袭时作出了一些修改，根本不足以推翻今本《文子》的影响，而今本《文子》又直接抄袭了《淮南子》无论如何，《淮南子》都没有抄袭的性质，而今本《文子》却难逃此罪名。

以此为基础，研究《文子》的基本资料首先当然首属竹简本了，尽管残缺、但至关重要，其次是今本《文子》中不见于《淮南子》而和竹简《文子》有呼应的材料，再次是今本《文子》中可见于《淮南子》也和竹简《文子》没有呼应的材料，至于那些本属《淮南子》材料，暂时把它们物归原主，而不要把它们当成《文子》的内容而大引特引、大讲特讲，以免进一步的混乱。《文子》资料的价值应该不在于它的多少，而在于它的可靠性，我们不难出现，剔除了《淮南子》中能找到的材料，《文子》的内容还是丰富而独特的。只不过更“纯洁”一些了。

至于今本《文子》和《淮南子》在个别文句上的差异，完全可以看作是今本《文子》在抄袭过程中所作的损益，而不一定是所谓“《淮南子》别本”的“窜入”（更何况《淮南子》的“别本”也是《淮南子》），《淮南子》也不会主动“窜入”《文子》，《文子》中“窜入”和“编入”了太多的《淮南子》的内容，我们只能说它是“抄袭”，而不能根据某一种逻辑假设来歪曲那些材料。同时，面对众多的材料，也需要提纲挈领，而不能被材料所包围，我们不能人为地使本来清楚的问题复杂化，造成一头雾水的局面。

所以说，《淮南子》和《文子》的关系是很清楚的，《淮南子》有可能称引而不是抄袭了古本《文子》，今本《文子》却大量抄袭了《淮南子》，今本《文子》对《淮南子》的抄袭可以总结为：大量拷贝、删节摘录、改头换面、概括虚化、弄巧成拙五条二十个字，每一条都可以找出确凿的证据。

需要说明的是，今本《文子》的定型最晚是在北魏时期，今本《文子》对《淮南子》的抄袭肯定有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但并不一定是一次性完成的。很可能最早的时候有人引入《淮南子》中的部分内容作为古本《文子》的附议，（比如，《道德篇》中非问答体的部分）而后人则在这个基础上大量抄袭了《淮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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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曾达辉：今本《文子》真伪考，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18辑。李厚诚先生引用何志华先生的考证，认为竹简《文子》和《淮南子》有多处一致，但对照起来只有0198号简文和《淮南子》有部分接近。

（9）同注（4）。

淮南子范文篇3

[关键词]学术史；先秦杂家；存在

在学术史上，先秦杂家到底存在与否?是一个到现在还未解决的问题。由于对“杂”及“杂家”认识上的偏见，秦汉以降的历代学者对先秦杂家鲜有研究且一味贬斥，发展到明清时期，甚至直接将杂家作为容纳儒家正统学术之外其他学派和异端学说的皮囊了。二十世纪初，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诸子学再度兴起，一大批大师级的学者对先秦杂家均有论及，诸如章太炎、蒋伯潜、罗根泽、吕思勉、郭沫若、侯外庐、冯友兰、钱穆、任继愈等，在结论上分歧也很大，但这可能给我们继续的研究探索以新的启示和鼓舞。笔者通过读博期间以及近几年的研究探索，认为先秦时期从宏观意义上来看，杂家学派是存在的。而不是像某些学者那样，认为先秦除了“儒、墨显学”和道家之外再无学派。笔者认为，先秦杂家有自己的学术宗旨、理论方法、思想体系、代表作品及学术传承，因此，杂家在先秦是成其为一个学派的。

一先秦杂家的学术宗旨

一些学者否定先秦有杂家学派存在的一条主要理由就是，杂家没有学术宗旨。侯外庐先生说：“《吕氏春秋》因为它是‘调和折衷’的缘故，所以任何一说都没有彻底”，即不主任何一家，也暗指没有学术主旨。冯友兰先生认为：“《汉书·艺文志》他们所说的‘荡者为之’，其实就是杂家的本质。杂家要兼儒、墨，合名、法，而没有一个自己的中心思想，这就是‘无所归心’”而钱玄同在《中国学术论文集要》中更是说的很明白：“杂家之书，传于今者有《吕氏春秋》及《淮南子》，二书皆成于众人之手，盖集合百家之说，初无宗旨可言。”那么，先秦杂家真是没有自己的学术宗旨吗?笔者以为不然，此点值得商榷。自从《汉书·艺文志》在书中始列“杂家”于诸子百家之属，并著录杂家著作二十种四百零三篇于其中之后，《隋书·经籍志》也列“杂家”著作于其中，著录杂家著作九十七部二千七百二十卷之多。《汉书》和《隋书》如同司马炎在《论六家之要旨》中将先秦诸子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一样，将先秦诸子分为“九流十家”，并且也将各家的学术从渊源、旨归等方面予以界定和评述。《汉书·艺文志》说：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

《隋书·经籍志》说：

杂者，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以见王者之化，无所不冠者也。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然则杂者，盖出史官之职也。放者为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学，言非而博，是以杂错漫羡，而无所指归。

其实，在《汉书》和《隋书》里面，他们都讲到了杂家的学术宗旨，《汉书》说杂家的宗旨是“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隋书》说杂家之书均以“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为主旨。对于《汉书》中有关杂家宗旨的解释，吕思勉认为：“诸子之学，除道家为君人南面之术，不名一长外，余皆各有所长；犹人身百骸，阙一不可；故曰知国体之有此。杂家兼容而并包之，可谓能揽治法之全。所以异于道家者，驱策众家，亦自成为一种学术。”，即探讨“治法”的“王治”之道才是杂家的宗旨。根据司马迁著作《史记》之目的“通古今之变”，是为了以史为鉴，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服务于现实政治。《隋书》说杂家之书的主旨是“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其实也就是以史资政的“王治”精神。近人张琦翔也说：“杂家者，杂取众说而能自立宗旨，杂而能成家也，此所谓杂即调和意义。调和并非凑合，亦非混合中和，兼揉众长，舍去其短，免去矛盾，融合为一，此之谓调和，杂家之意以大矣。”

先秦杂家之所以以“王治”作为融合百家思想的学术宗旨，主要原因在于现实的政治形势和政治需要。战国中期以后，天下一统的趋势越来越清晰，为了适应封建社会走向统一的形势及前所未有的政治需要，学术和文化上也形成了融合的潮流，黄老道家和杂家正是其显著的代表。因此，侯外庐先生说杂家“颇倾向于统一思想的路数”，笔者以为杂家以思想学术的“统一”应对政治的“统一”，这正是它们的“路数”；其次，从学术发展规律来看，诸子之学皆为“道之一端”各有短长，从争鸣中都发现了各自学术上的不足，学术从分到合、主动或被动地融合，也是学术发展的规律和方向；其三，各学派及其学者的历史使命感，让他们要设计出未来大一统社会和国家的思想与文化，以利于统治，同时他们也想让本学派或自己的思想在未来国家社会中占据有利地位。至于冯友兰先生认为的“放者为之”就是杂家的本质，并以此证明杂家“无所归心”就是没有主旨，笔者不敢苟同。其实，在《汉书》和《隋书》中所说的“荡者”和“放者”，是就那些浮学之辈，而不是真正的杂家，是班固、魏徵等对他们进行批判而言的。

当代一些学者，如任继愈、熊铁基、陈丽桂(台湾)等，将秦汉杂家著作《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称为“新道家”，他们认为以上两书不是没有思想主旨，而是认为它们的主旨是“道法”，并从汉代高诱的《吕》书注疏起。笔者以为，混淆杂家和道家为一的历史根源，在《汉书·艺文志》对道家的评述和《隋书，经籍志》对杂家的界定中，《汉书》说道家：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隋书》也说杂家：“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然则杂者，盖出史官之职也”。从学术渊源和学术宗旨上，似乎《隋书》的杂家在向《汉书》的道家看齐，而《汉书》说杂家是“出于议宫”，《汉书》和《隋书》有关杂家的学术渊源上好像是矛盾了。笔者以为，从学术渊源上来说，诸子百家皆为周代“礼乐”文化的新芽和硕果，按班固的说法，诸子“九流十家”似乎都能对应周代的一种官职，实际上无论是“史官”也好，“议官”也好，他们都是周之文官，都传承“礼乐”文化并予以批判创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章太炎、刘师培宣扬“诸子出于王官论”和“九流学术皆源于史”，一时之间众多治诸子学的学者多从其说。胡适则针锋相对地提出“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并以同名撰文论证“以为诸子之学起于救世之弊，应时而兴”。在学术渊源的论述上，班固可能失之于极端，章、刘、胡等人可能失之于偏颇。杂家和黄老道家既源于“礼乐”文化，在学术宗旨上也有着“救世之弊”的考量。杂家在学术宗旨上和黄老道家是有相似之处，但是无论在《史记·太史公自序》“论六家之要旨”中，还是《汉书·艺文志》的补述里，黄老道家和杂家还是有明显的不同的。

二先秦杂家的理论方法

战国中期以后，百家后学的发展有两个主题，一是由“争鸣”走向融合，一是从理论的阐述到与现实政治的结合。因此，各家在理论方法上亦表现出汲取他家思想和政治实用主义的色彩。李泽厚说：“自战国晚期起，它们在长久相互抵制、颉抗和论辩中，出现了相互吸收、融合的新趋势。从荀子到《吕氏春秋》，再到《淮南鸿烈》和《春秋繁露》，这种情况非常明显。旁及《文子》、《鹞冠子》、陆贾、贾谊以及地下发现的《经法》等等，无不在各种不同的程度或不同角度上表现出这一综合趋向。”这种思想学术的综合是学术思想本身发展规律的表现，存在着多种形态，“有同一学派内部不同分支思想的综合，有企图兼取百家构筑新思想体系的综合，有主于一家吸取它家思想成分的综合，有某专门领域学术思想的综合。”同一学派内部不同分支思想的综合，比如儒家的《礼记》与《易传》，弥合了儒家后学中“主内派”(注重“仁”的品德的修养)与“主外派”(注重“礼”的社会功用)之间的纷争；主于一家吸取它家思想成分的综合，有儒家的《荀子》和法家的《韩非子》；专门领域学术思想的综合，《鬼谷子》、《墨经》等可以归为这一类；企图兼取百家构筑新思想体系的综合，战国中后期的黄老道家是其代表，黄老道家的《文子》、《黄老帛书》等著作可资证明。而比黄老道家更为晚出并在其基础上有了进一步推进的则是先秦杂家。吕思勉先生将杂家称为“此后世所谓通学者之先驱也。”

百家后学在战国中期之后都有向关注现实政治方面转化的倾向，转变最大的可能要算先秦道家了，先秦道家从“绝圣弃智”、“无为”、“小国寡民”的政治思想，慢慢转化为“无为而无不为”、以“道法”为主“君人南面”的黄老之学。因此，高正说：“黄老之学是中国古代的法哲学，是先秦道家的殿军。它的产生标志着由老子开创的道家，已走向了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道路。黄老帛书正是为曾经有资格与秦并称东西帝的田齐来制造统一天下理论的作品。或许它还是激发吕不韦编撰《吕氏春秋》的原因之一呢。”

有学者认为，黄老道家是先秦子学向汉代学术转换，知识与思想转换的主要载体，并且将杂家《吕氏春秋》和汉初《淮南子》均作为道家作品的经典。笔者认为，黄老道家和先秦杂家它们都汲取了百家的思想，在秦汉之际学术思想文化的转型过程中，它们都充当了知识与思想的主要载体。我们将《汉书》和《隋书》有关杂家理论方法的论述与《史记?太史公自序》之“论六家之要旨”中有关道家的比较，也许可以发现引起混淆的最初根源。“论六家之要旨”中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学界公论《汉书》、《隋书》、《史记》中所言“道家”皆为黄老道家，并非先秦原始道家。三书中，《汉书》说杂家是“兼儒、墨，合名、法”，《隋书》在界定杂家之时说：“杂者，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而《史记》在阐述道家之语中则有“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言辞略有不同，但意思一致。这说明杂家和黄老道家在理论方法上都企图兼采诸子、融合百家。笔者认为，这种理论方法上的相似性，就是历代学者将杂家认作是“折衷”、“调和”、“综合”以及将杂家著作与黄老道家著作混淆的原因之一。笔者通过研究发现，杂家与黄老道家在理论方法上是有一定的学术渊源关系的，杂家不仅汲取了黄老的思想，而且在理论方法上受到了黄老的影响。目前学界多认为，黄老道家是以“道、法”为主的思想体系，关于杂家则争议很大，实际上在理论方法上杂家真的是“学无所主”，对百家思想只是按照政治实用主义的“王治”为主旨去汲取。但黄老道家的产生比杂家早，先秦杂家的作品和代表人物最早不会早于战国中期。金德建先生认为：“尸佼年代较早，开创杂家学派。《广泽篇》的说明宗旨，树义如此明确；足为后来的杂家视为准则。”战国齐之稷下学宫为黄老重镇，其对先秦杂家的产生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三先秦杂家的思想体系

先秦杂家思想是融合诸子百家的思想而成的，要容纳如此庞杂的思想内容，不建立庞大的思想框架是不可能的。杂家诸子中，从最早的《尸子》到最晚的《尉缭子》，都试图建立起兼容并包的思想体系，以期“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于一体，将诸子百家的思想尽数囊括。那么，杂家是怎么来构建其理论框架的呢?

笔者以为，先秦杂家是通过阴阳五行和“天、地、人”一体的观念和思维模式来建立起庞大理论体系的。这从《管子》、《吕氏春秋》和汉代杂家著作《淮南子》中，可以发现这种思维方式的运用。这两种思想观念和思维模式本身是否具有系统性呢，如果有的话，其本身的系统又是如何形成的?其实，阴阳五行和“天、地、人一体”本来就是中国先秦时期两种系统论的观念和思维方式。葛瑞汉把这叫着关联思维。他说：“中国传统上从未发现关联体系建构的替代物，关联体系建构使中世纪与后伽利略科学(Post-Galileanscience)区别开来。因果思维替代关联思维的偶然的插曲后期墨家像西方前现代的插曲一样稍纵即逝”关联思维是一种联想性的不能以科学验证的思维方式，有时甚至是充满了荒谬的幻想，一般产生并盛行于科学和思维均不发达的古代，例如中国近代以前和西方的中世纪及其以前都是以关联思维为主，而因果思维是建立在科学实证基础之上的思维方式，它是现代科学的根基。先秦时期的阴阳五行和“天、地、人”一体思维模式就是典型的关联思维方式。“阴”、“阳”、“金”、“木”、“水”、“火”、“土”，彼此之间原来也许根本没有什么重要联系，但是古代的思想家们通过性质的对立、相生与相克等等关系的组合，人为地将它们组织成一个系统，来解释自然和社会，就形成了阴阳五行关联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天、地、人”一体也是一种系统的关联维方式，天、地、人在自然界中原本只有物质上的联系，在哲学上也只有自然规律上的联系，先秦思想家们用关联的思维方式将其联系起来构成一个整体体系。天、地、人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天和地相配“化生万物”(包括人)，这是宇宙论方面的三位一体；天和人相配，人效法天道以从事(事就是人事政治，属于地道方面的)，形成“天人感应”的思想，也是三位一体的。这在道家、杂家及诸子一些学派的思想中屡见不鲜。因此，“天、地、人”的观念与‘阴阳’、‘气’、‘道’等一样是中国民族普遍承认和应用的共同观念，……是整个中国民族共同具有的一种普遍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显示出浓厚的东方独具的系统精神。

那么，这两种思想观念和思维模式是如何被先秦杂家用来搭建他们的理论框架，构筑他们的思想体系的呢?在此，仅以先秦杂家的代表作《吕氏春秋》为例予以阐述。吕艺先生在其《论(吕氏春秋)的结构体系》一文指出，吕书是三个结构体系之结合。他说吕书的总体结构：“(根)据‘是法天地’以行人事的基本思想来设计，这与其思想体系的主导倾向正相表里。在这样的总体结构下，十二纪，六论和八览分别依照‘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的方法论三要素，构建成三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结构系统。三者联系的枢纽，在于天道、地理、人纪相通，揆天验地最终都落实于人事……十二纪按‘天日顺’的规律安排人事，六论则按‘地曰固’的特性广加推绎；至于八览，则按‘人曰信’的要求，参照《洪范》‘五事’分门别类地论述人事行为规范……”从而使吕书无论是在结构上还是在思想上都显得很有系统性。洪家义先生撰《论(吕氏春秋)的性质》一文，他说：“《吕氏春秋》是以天、地、人和阴阳、五行两种模式建构起来的。天、地、人好比一片大屋顶，阴阳、五行好比梁柱，二者结合，构建了一座理论大厦。前者体现了篇章的整齐部勒上，后者主要体现在《十二纪》和《应同》、《召类》等篇中。这座大厦既有天、地、人的和谐统一，又有阴阳、五行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制约。”因此，牟钟鉴先生说：“《吕氏春秋》确实能够自立体系，自成一家”《吕》书在编排结构上有两大特色：一是靠集体力量按预定计划写成，事先定好门类、子目，这种有主编、统一计划、统一体例而集体完成的理论著作是中国思想史的首部；二是处处构成体系，具系统性完整性。

四先秦杂家的代表作及学术的传承

根据《汉书·艺文志》杂家之属所列著作，先秦时期的杂家著作共有七种，包括孔甲《盘盂》二十六篇、《大禹》三十七篇、《伍子胥》八篇、《子晚子》三十五篇、《由余》三篇、《尉缭》二十九篇、《尸子》二十篇、《吕氏春秋》二十六篇。其余十四种为汉代著作，最显名的就是《淮南子》。而在《隋书，经籍志》里，共录有先秦时期的杂家著作3部，即《尉缭子》五卷梁并录六卷，《尸子》二十卷、目一卷梁十九卷，《吕氏春秋》二十六卷。由于年代久远，先秦时期的许多典籍都已佚失，先秦杂家也不例外。目前所能见到比较完整的就是《吕氏春秋》了，杂家《尉缭子》、《尸子》只是后世学者辑佚的残篇断章，或者是发现的一些残简可资研究了。这几本著作的学派归属，目前在学术界虽然还有争议，但笔者认为将其归为杂家更符合历史实际，而且从上文所述杂家的宗旨、理论方法、思想体系的特征等去分析，它们是具有杂家的共性的。

除此之外，在近几年的研究中，笔者还经过考证认为，先秦的《尹文子》、《管子》、《鹞冠子》和汉代的《淮南子》按照笔者以上对杂家新的界定，都应该是属于先秦杂家的著作(考证略去)。而且笔者的考证和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与一些专家大学者的论断不谋而合。例如：吕思勉先生说：“管子，汉志隶之道家，隋志隶之法家，然实成于无意中之杂家。”牟钟鉴先生认为，先秦杂家的发展演变又一个历史的线索，而且，先秦杂家和汉代杂家从《管子》、《吕氏春秋》到《淮南子》有一个传承的线索，在这里笔者引述其原文，并深表赞同：

第一次在齐国的稷下学宫，那里既有齐国自身深厚的文化传统，又集合了各诸侯国众多人材，成为全国性学术中心。于是形成《管子》一书，其作者非一人，其内容极广博。有对老庄哲学的“道”与“无为”的发挥，有对儒家礼乐仁义的论述，有对法家重法任刑的说明，有阴阳家的四时与五行相配的思想。书的编纂者欲将儒、法、道、阴阳几家学说相结合的企图是明白无疑的。由于成书不在一时，又无权威学者主持，且是初次尝试，造成《管子》一书的驳杂。

第二次在战国末年的秦国，统一全国的前夕，吕不韦招揽各国学者，形成一个重要的学术活动中心，于是产生出《吕氏春秋》一书。该书博采诸子之长，兼有道、儒、阴阳、法、墨各家思想。作者的指导思想更加明确，就是要全面总结先秦百家之学，造就统一的理论体系。

第三次在西汉前期的淮南，刘安好文学之士，招收各地学者数千人，形成当时最大的学术中心，于是有《淮南子》出现。

以上三部分都是适应封建社会走向统一的总形势，努力推动文化走向统一。三部书都可称之为综合家著作，它们对先秦文化的总结，一次比一次更深刻更条理。如果说《管子》一书内容较为散乱(当然也有自己的倾向性)，《吕氏春秋》就已经初步有了自己的体系，《淮南子》作了进一步的精雕细刻。三者一个继承一个，都有保存先秦文化之功。

淮南子范文篇4

关键词：黄帝神话西王母神话女娲神话嫦娥神话原因探究

中国神话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人们通过口头语言或文学记载使之代代相传。文学作品中神话记载散见于《楚辞》、《山海经》、《水经注》、《尚书》、《史记》、《吕氏春秋》《淮南子》等著作之中。随着历史的发展，呈现在当代人们面前的神话早已不是上古时期那些生硬简单的文字，而是以生动丰富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其中有部分神话在历史和人为因素的影响下逐渐演变成了仙话。仙话是围绕仙人的活动而展开的故事，它不同于神话故事。神话产生于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而仙话则产生在春秋战国时期，但仙话却来源于神话，两者虽不同但却有着紧密的联系。纵观我们熟知的神话，不难看出无论是黄帝神话、嫦娥神话、女娲神话、还是西王母神话，都是在历史长河中逐渐由神话发展为仙话的。

一、主要神话仙话化发展

黄帝神话的仙话化发展：

历史上最早出现有关黄帝的记载是周代《逸周书·尝麦解》：“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蚩尤和炎帝作战于涿鹿，炎帝不敌，只能向黄帝求助。随后黄帝杀掉蚩尤，取得战争胜利。这里只说黄帝战蚩尤取得胜利，而对黄帝本人没有做过多细致的描写。后来许多文人对黄帝的传说进行编联增纂，特别是在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依附杀蚩尤。”黄帝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可以说是全能人才。又说：“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说他出生几十天就会说话，少年时思维敏捷，青年时敦厚能干，成年后聪明坚毅。《史记》记载的黄帝比《逸周书·尝麦解》的描写更多，依据于何，不知。并且《史记》中的黄帝不同于一般凡人，出生不久就会说话、比常人思维敏捷，这里的叙述赋予了黄帝神的特点。黄帝最终的归属是哪里？《史记·封禅书》说到：“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曈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馀人，龙乃上去。”最后黄帝升天成仙，显然西汉的《史记》记载的黄帝神话中有了仙话的色彩了。如果说早期记载的黄帝是一个有着非比寻常之能的人的话，《史记》中的黄帝已经完全成为了神，并且最后还成仙了。

女娲神话的仙话化发展：最早记录女娲的作品是《楚辞·天问》：“女娲有体，孰制匠之?”该书只是对女娲作简单的记录，没有过多的描写。不过《山海经》却丰富了女娲形象，《山海经·大荒西经》郭璞注：“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这里的女娲人面蛇身，一天可变七十回。西汉《淮南子·说林篇》说：“黄帝生阴阳，上骈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娲所以七十化也。”《览冥篇》：“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斩鳖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淮南子》中的女娲不仅一日七十变，还炼石补天。后来《风俗通义》对女娲的描写更加以细化：“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女娲祷神祠祈而为女媒，因置婚姻。”女娲抟黄土造人成为中华民族的始祖，此书赋予女娲更多的职能——为女媒，置婚姻，并将之与伏羲、神农并列三皇。女娲仙话的痕迹最早应是在《淮南子·览冥篇》中呈现，书中记载了女娲功成名就后遨游天地。

对于这些较早的神话，先秦至西汉时期的作家加之以成仙思想，使之逐渐成为仙话。而有些神话直接被蒙上道教的面纱，如西王母神话。《山海经》：“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但在《汉武帝内传》说她是容貌绝世的女神，并赐汉武帝三千年结一次果的蟠桃。后晋朝葛洪的《枕中书》记载：“混沌未开之前，有天地之精，号‘元始天王’，游于其中。后二仪化分，元始天王居天中心之上，仰吸天气，俯饮地泉。又经数劫，与太元玉女通气结精，生天皇西王母，天皇生地皇，地皇生人皇。”在不同的作品里对西王母的描写虽略有不一，但是西王母这一神话仙话的痕迹却显隆重。西王母掌握了能让人长生的药，此药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变成了三千年结一次的蟠桃。《淮南子》：“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甚至连后羿都向西王母索要不死之药。

另一神话是嫦娥神话，关于嫦娥比较详细的记载是《淮南子·览冥训》：“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高诱注：“姮娥，羿妻；羿请不死药于西王母，未及服食之，姮娥盗食之，得仙，奔入月中为月精也。”在道教中，嫦娥为月神，而嫦娥奔月成仙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一段佳话。这里出现的不死之药也就是仙话中所追求的长生不老的标志。

以上都是我们熟知的神话，从中我们发现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些神话逐渐演变成了仙话。

二、原因探究

首先，祖先崇拜是使这些神话逐渐演变为仙话的原因。祖先崇拜的对象主要是本族始祖先人的亡灵。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逐渐将本族的祖先神化且相信其祖先具有神奇超凡的威力，并保护着后人。黄帝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始祖，他播种百谷草木，大力发展生产，发明创造了许多新事物，是中华文明的先祖。随着时代的推移，人们对他的崇拜不仅仅是他本人具备的聪明智慧，在他身上还寄托了后人的愿望，希望这样的贤德之人能与世长存并庇护着他的族人。

其次，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思想意识逐步提高，人们将道家及道教的思想追求附加在神话人物之上，使得这些神话渐渐成为仙话。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思想百家争鸣，影响较大的是儒道两家，而道家则是后来道教生成孕育的母体，道家之人都有不老成仙的追求，在很多道家作品里都有许多仙境的描写。《庄子·逍遥游》说：“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风龙，而游乎四海之外。”这里展现的是一个幻化玄妙的飘渺世界，也是后人追求的仙界，《庄子》还记载了很多黄帝访道、论道之事。《大宗师》篇说：“夫道，有情有性，无为无形，……黄帝得之，以登云天。”除此之外，《列子》和《离骚》、《天问》、《九歌》等篇都有美妙而神秘的仙境描绘。《山海经·西山经》云：“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峚山。……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原沸沸汤汤，黄帝是食是飨。”此处描写的黄帝所住之处就是一个仙界。可见，先秦作品对神话记述的同时或多或少地蒙上了作者的思想色彩，主要是道家思想。后来道家思想和其他思想融合而形成道教，道教则赋予这些神话更多神秘的色彩，使之逐渐演变成仙话。可以说，黄帝、西王母、嫦娥不仅仅是神话传说中的神，同时还是后人所崇拜的仙人。

另一个促使某些神话成为仙话的原因是统治者对长生不死的追求，尤其是在秦汉时期。秦汉方士曾编纂黄帝成仙的故事来鼓动皇帝修炼，求长生不死之术。《史记》中《秦始皇本纪》和《淮南衡山列传》中都记载了徐福东渡求不死之药的历史事件。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即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俗话说：当了皇帝想成仙。统治者都想自己的统治千秋万代，汉武帝也不例外。《史记·孝武本纪》说：“少君言于上曰：‘祠醦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食臣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于是天子始亲祠醦，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矣。……齐人公孙卿曰：“伸功曰：‘黄帝且战且学仙，……百余岁然后得与神通。……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公孙卿更是托伸功之言编造了黄帝成仙的神话。但是，奇怪的是无论秦始皇还是汉武帝都深信这些方士之言而不惜耗巨资以求长生不老。他们这种孜孜不倦的精神追求也是催化这些神话成为仙话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8.

[2]袁珂.山海经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92.

淮南子范文篇5

[关键词]学术史；先秦杂家；存在

在学术史上，先秦杂家到底存在与否?是一个到现在还未解决的问题。由于对“杂”及“杂家”认识上的偏见，秦汉以降的历代学者对先秦杂家鲜有研究且一味贬斥，发展到明清时期，甚至直接将杂家作为容纳儒家正统学术之外其他学派和异端学说的皮囊了。二十世纪初，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诸子学再度兴起，一大批大师级的学者对先秦杂家均有论及，诸如章太炎、蒋伯潜、罗根泽、吕思勉、郭沫若、侯外庐、冯友兰、钱穆、任继愈等，在结论上分歧也很大，但这可能给我们继续的研究探索以新的启示和鼓舞。笔者通过读博期间以及近几年的研究探索，认为先秦时期从宏观意义上来看，杂家学派是存在的。而不是像某些学者那样，认为先秦除了“儒、墨显学”和道家之外再无学派。笔者认为，先秦杂家有自己的学术宗旨、理论方法、思想体系、代表作品及学术传承，因此，杂家在先秦是成其为一个学派的。

一先秦杂家的学术宗旨

一些学者否定先秦有杂家学派存在的一条主要理由就是，杂家没有学术宗旨。侯外庐先生说：“《吕氏春秋》因为它是‘调和折衷’的缘故，所以任何一说都没有彻底”，即不主任何一家，也暗指没有学术主旨。冯友兰先生认为：“《汉书·艺文志》他们所说的‘荡者为之’，其实就是杂家的本质。杂家要兼儒、墨，合名、法，而没有一个自己的中心思想，这就是‘无所归心’”而钱玄同在《中国学术论文集要》中更是说的很明白：“杂家之书，传于今者有《吕氏春秋》及《淮南子》，二书皆成于众人之手，盖集合百家之说，初无宗旨可言。”那么，先秦杂家真是没有自己的学术宗旨吗?笔者以为不然，此点值得商榷。自从《汉书·艺文志》在书中始列“杂家”于诸子百家之属，并著录杂家著作二十种四百零三篇于其中之后，《隋书·经籍志》也列“杂家”著作于其中，著录杂家著作九十七部二千七百二十卷之多。《汉书》和《隋书》如同司马炎在《论六家之要旨》中将先秦诸子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一样，将先秦诸子分为“九流十家”，并且也将各家的学术从渊源、旨归等方面予以界定和评述。《汉书·艺文志》说：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

《隋书·经籍志》说：

杂者，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以见王者之化，无所不冠者也。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然则杂者，盖出史官之职也。放者为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学，言非而博，是以杂错漫羡，而无所指归。

其实，在《汉书》和《隋书》里面，他们都讲到了杂家的学术宗旨，《汉书》说杂家的宗旨是“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隋书》说杂家之书均以“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为主旨。对于《汉书》中有关杂家宗旨的解释，吕思勉认为：“诸子之学，除道家为君人南面之术，不名一长外，余皆各有所长；犹人身百骸，阙一不可；故曰知国体之有此。杂家兼容而并包之，可谓能揽治法之全。所以异于道家者，驱策众家，亦自成为一种学术。”，即探讨“治法”的“王治”之道才是杂家的宗旨。根据司马迁著作《史记》之目的“通古今之变”，是为了以史为鉴，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服务于现实政治。《隋书》说杂家之书的主旨是“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其实也就是以史资政的“王治”精神。近人张琦翔也说：“杂家者，杂取众说而能自立宗旨，杂而能成家也，此所谓杂即调和意义。调和并非凑合，亦非混合中和，兼揉众长，舍去其短，免去矛盾，融合为一，此之谓调和，杂家之意以大矣。”

先秦杂家之所以以“王治”作为融合百家思想的学术宗旨，主要原因在于现实的政治形势和政治需要。战国中期以后，天下一统的趋势越来越清晰，为了适应封建社会走向统一的形势及前所未有的政治需要，学术和文化上也形成了融合的潮流，黄老道家和杂家正是其显著的代表。因此，侯外庐先生说杂家“颇倾向于统一思想的路数”，笔者以为杂家以思想学术的“统一”应对政治的“统一”，这正是它们的“路数”；其次，从学术发展规律来看，诸子之学皆为“道之一端”各有短长，从争鸣中都发现了各自学术上的不足，学术从分到合、主动或被动地融合，也是学术发展的规律和方向；其三，各学派及其学者的历史使命感，让他们要设计出未来大一统社会和国家的思想与文化，以利于统治，同时他们也想让本学派或自己的思想在未来国家社会中占据有利地位。至于冯友兰先生认为的“放者为之”就是杂家的本质，并以此证明杂家“无所归心”就是没有主旨，笔者不敢苟同。其实，在《汉书》和《隋书》中所说的“荡者”和“放者”，是就那些浮学之辈，而不是真正的杂家，是班固、魏徵等对他们进行批判而言的。

当代一些学者，如任继愈、熊铁基、陈丽桂(台湾)等，将秦汉杂家著作《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称为“新道家”，他们认为以上两书不是没有思想主旨，而是认为它们的主旨是“道法”，并从汉代高诱的《吕》书注疏起。笔者以为，混淆杂家和道家为一的历史根源，在《汉书·艺文志》对道家的评述和《隋书，经籍志》对杂家的界定中，《汉书》说道家：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隋书》也说杂家：“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然则杂者，盖出史官之职也”。从学术渊源和学术宗旨上，似乎《隋书》的杂家在向《汉书》的道家看齐，而《汉书》说杂家是“出于议宫”，《汉书》和《隋书》有关杂家的学术渊源上好像是矛盾了。笔者以为，从学术渊源上来说，诸子百家皆为周代“礼乐”文化的新芽和硕果，按班固的说法，诸子“九流十家”似乎都能对应周代的一种官职，实际上无论是“史官”也好，“议官”也好，他们都是周之文官，都传承“礼乐”文化并予以批判创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章太炎、刘师培宣扬“诸子出于王官论”和“九流学术皆源于史”，一时之间众多治诸子学的学者多从其说。胡适则针锋相对地提出“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并以同名撰文论证“以为诸子之学起于救世之弊，应时而兴”。在学术渊源的论述上，班固可能失之于极端，章、刘、胡等人可能失之于偏颇。杂家和黄老道家既源于“礼乐”文化，在学术宗旨上也有着“救世之弊”的考量。杂家在学术宗旨上和黄老道家是有相似之处，但是无论在《史记·太史公自序》“论六家之要旨”中，还是《汉书·艺文志》的补述里，黄老道家和杂家还是有明显的不同的。

二先秦杂家的理论方法

战国中期以后，百家后学的发展有两个主题，一是由“争鸣”走向融合，一是从理论的阐述到与现实政治的结合。因此，各家在理论方法上亦表现出汲取他家思想和政治实用主义的色彩。李泽厚说：“自战国晚期起，它们在长久相互抵制、颉抗和论辩中，出现了相互吸收、融合的新趋势。从荀子到《吕氏春秋》，再到《淮南鸿烈》和《春秋繁露》，这种情况非常明显。旁及《文子》、《鹞冠子》、陆贾、贾谊以及地下发现的《经法》等等，无不在各种不同的程度或不同角度上表现出这一综合趋向。”这种思想学术的综合是学术思想本身发展规律的表现，存在着多种形态，“有同一学派内部不同分支思想的综合，有企图兼取百家构筑新思想体系的综合，有主于一家吸取它家思想成分的综合，有某专门领域学术思想的综合。”同一学派内部不同分支思想的综合，比如儒家的《礼记》与《易传》，弥合了儒家后学中“主内派”(注重“仁”的品德的修养)与“主外派”(注重“礼”的社会功用)之间的纷争；主于一家吸取它家思想成分的综合，有儒家的《荀子》和法家的《韩非子》；专门领域学术思想的综合，《鬼谷子》、《墨经》等可以归为这一类；企图兼取百家构筑新思想体系的综合，战国中后期的黄老道家是其代表，黄老道家的《文子》、《黄老帛书》等著作可资证明。而比黄老道家更为晚出并在其基础上有了进一步推进的则是先秦杂家。吕思勉先生将杂家称为“此后世所谓通学者之先驱也。”

百家后学在战国中期之后都有向关注现实政治方面转化的倾向，转变最大的可能要算先秦道家了，先秦道家从“绝圣弃智”、“无为”、“小国寡民”的政治思想，慢慢转化为“无为而无不为”、以“道法”为主“君人南面”的黄老之学。因此，高正说：“黄老之学是中国古代的法哲学，是先秦道家的殿军。它的产生标志着由老子开创的道家，已走向了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道路。黄老帛书正是为曾经有资格与秦并称东西帝的田齐来制造统一天下理论的作品。或许它还是激发吕不韦编撰《吕氏春秋》的原因之一呢。”

有学者认为，黄老道家是先秦子学向汉代学术转换，知识与思想转换的主要载体，并且将杂家《吕氏春秋》和汉初《淮南子》均作为道家作品的经典。笔者认为，黄老道家和先秦杂家它们都汲取了百家的思想，在秦汉之际学术思想文化的转型过程中，它们都充当了知识与思想的主要载体。我们将《汉书》和《隋书》有关杂家理论方法的论述与《史记?太史公自序》之“论六家之要旨”中有关道家的比较，也许可以发现引起混淆的最初根源。“论六家之要旨”中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学界公论《汉书》、《隋书》、《史记》中所言“道家”皆为黄老道家，并非先秦原始道家。三书中，《汉书》说杂家是“兼儒、墨，合名、法”，《隋书》在界定杂家之时说：“杂者，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而《史记》在阐述道家之语中则有“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言辞略有不同，但意思一致。这说明杂家和黄老道家在理论方法上都企图兼采诸子、融合百家。笔者认为，这种理论方法上的相似性，就是历代学者将杂家认作是“折衷”、“调和”、“综合”以及将杂家著作与黄老道家著作混淆的原因之一。笔者通过研究发现，杂家与黄老道家在理论方法上是有一定的学术渊源关系的，杂家不仅汲取了黄老的思想，而且在理论方法上受到了黄老的影响。目前学界多认为，黄老道家是以“道、法”为主的思想体系，关于杂家则争议很大，实际上在理论方法上杂家真的是“学无所主”，对百家思想只是按照政治实用主义的“王治”为主旨去汲取。但黄老道家的产生比杂家早，先秦杂家的作品和代表人物最早不会早于战国中期。金德建先生认为：“尸佼年代较早，开创杂家学派。《广泽篇》的说明宗旨，树义如此明确；足为后来的杂家视为准则。”战国齐之稷下学宫为黄老重镇，其对先秦杂家的产生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三先秦杂家的思想体系

先秦杂家思想是融合诸子百家的思想而成的，要容纳如此庞杂的思想内容，不建立庞大的思想框架是不可能的。杂家诸子中，从最早的《尸子》到最晚的《尉缭子》，都试图建立起兼容并包的思想体系，以期“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于一体，将诸子百家的思想尽数囊括。那么，杂家是怎么来构建其理论框架的呢?

笔者以为，先秦杂家是通过阴阳五行和“天、地、人”一体的观念和思维模式来建立起庞大理论体系的。这从《管子》、《吕氏春秋》和汉代杂家著作《淮南子》中，可以发现这种思维方式的运用。这两种思想观念和思维模式本身是否具有系统性呢，如果有的话，其本身的系统又是如何形成的?其实，阴阳五行和“天、地、人一体”本来就是中国先秦时期两种系统论的观念和思维方式。葛瑞汉把这叫着关联思维。他说：“中国传统上从未发现关联体系建构的替代物，关联体系建构使中世纪与后伽利略科学(Post-Galileanscience)区别开来。因果思维替代关联思维的偶然的插曲后期墨家像西方前现代的插曲一样稍纵即逝”关联思维是一种联想性的不能以科学验证的思维方式，有时甚至是充满了荒谬的幻想，一般产生并盛行于科学和思维均不发达的古代，例如中国近代以前和西方的中世纪及其以前都是以关联思维为主，而因果思维是建立在科学实证基础之上的思维方式，它是现代科学的根基。先秦时期的阴阳五行和“天、地、人”一体思维模式就是典型的关联思维方式。“阴”、“阳”、“金”、“木”、“水”、“火”、“土”，彼此之间原来也许根本没有什么重要联系，但是古代的思想家们通过性质的对立、相生与相克等等关系的组合，人为地将它们组织成一个系统，来解释自然和社会，就形成了阴阳五行关联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天、地、人”一体也是一种系统的关联维方式，天、地、人在自然界中原本只有物质上的联系，在哲学上也只有自然规律上的联系，先秦思想家们用关联的思维方式将其联系起来构成一个整体体系。天、地、人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天和地相配“化生万物”(包括人)，这是宇宙论方面的三位一体；天和人相配，人效法天道以从事(事就是人事政治，属于地道方面的)，形成“天人感应”的思想，也是三位一体的。这在道家、杂家及诸子一些学派的思想中屡见不鲜。因此，“天、地、人”的观念与‘阴阳’、‘气’、‘道’等一样是中国民族普遍承认和应用的共同观念，……是整个中国民族共同具有的一种普遍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显示出浓厚的东方独具的系统精神。

那么，这两种思想观念和思维模式是如何被先秦杂家用来搭建他们的理论框架，构筑他们的思想体系的呢?在此，仅以先秦杂家的代表作《吕氏春秋》为例予以阐述。吕艺先生在其《论(吕氏春秋)的结构体系》一文指出，吕书是三个结构体系之结合。他说吕书的总体结构：“(根)据‘是法天地’以行人事的基本思想来设计，这与其思想体系的主导倾向正相表里。在这样的总体结构下，十二纪，六论和八览分别依照‘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的方法论三要素，构建成三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结构系统。三者联系的枢纽，在于天道、地理、人纪相通，揆天验地最终都落实于人事……十二纪按‘天日顺’的规律安排人事，六论则按‘地曰固’的特性广加推绎；至于八览，则按‘人曰信’的要求，参照《洪范》‘五事’分门别类地论述人事行为规范……”从而使吕书无论是在结构上还是在思想上都显得很有系统性。洪家义先生撰《论(吕氏春秋)的性质》一文，他说：“《吕氏春秋》是以天、地、人和阴阳、五行两种模式建构起来的。天、地、人好比一片大屋顶，阴阳、五行好比梁柱，二者结合，构建了一座理论大厦。前者体现了篇章的整齐部勒上，后者主要体现在《十二纪》和《应同》、《召类》等篇中。这座大厦既有天、地、人的和谐统一，又有阴阳、五行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制约。”因此，牟钟鉴先生说：“《吕氏春秋》确实能够自立体系，自成一家”《吕》书在编排结构上有两大特色：一是靠集体力量按预定计划写成，事先定好门类、子目，这种有主编、统一计划、统一体例而集体完成的理论著作是中国思想史的首部；二是处处构成体系，具系统性完整性。

四先秦杂家的代表作及学术的传承

根据《汉书·艺文志》杂家之属所列著作，先秦时期的杂家著作共有七种，包括孔甲《盘盂》二十六篇、《大禹》三十七篇、《伍子胥》八篇、《子晚子》三十五篇、《由余》三篇、《尉缭》二十九篇、《尸子》二十篇、《吕氏春秋》二十六篇。其余十四种为汉代著作，最显名的就是《淮南子》。而在《隋书，经籍志》里，共录有先秦时期的杂家著作3部，即《尉缭子》五卷梁并录六卷，《尸子》二十卷、目一卷梁十九卷，《吕氏春秋》二十六卷。由于年代久远，先秦时期的许多典籍都已佚失，先秦杂家也不例外。目前所能见到比较完整的就是《吕氏春秋》了，杂家《尉缭子》、《尸子》只是后世学者辑佚的残篇断章，或者是发现的一些残简可资研究了。这几本著作的学派归属，目前在学术界虽然还有争议，但笔者认为将其归为杂家更符合历史实际，而且从上文所述杂家的宗旨、理论方法、思想体系的特征等去分析，它们是具有杂家的共性的。

除此之外，在近几年的研究中，笔者还经过考证认为，先秦的《尹文子》、《管子》、《鹞冠子》和汉代的《淮南子》按照笔者以上对杂家新的界定，都应该是属于先秦杂家的著作(考证略去)。而且笔者的考证和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与一些专家大学者的论断不谋而合。例如：吕思勉先生说：“管子，汉志隶之道家，隋志隶之法家，然实成于无意中之杂家。”牟钟鉴先生认为，先秦杂家的发展演变又一个历史的线索，而且，先秦杂家和汉代杂家从《管子》、《吕氏春秋》到《淮南子》有一个传承的线索，在这里笔者引述其原文，并深表赞同：

第一次在齐国的稷下学宫，那里既有齐国自身深厚的文化传统，又集合了各诸侯国众多人材，成为全国性学术中心。于是形成《管子》一书，其作者非一人，其内容极广博。有对老庄哲学的“道”与“无为”的发挥，有对儒家礼乐仁义的论述，有对法家重法任刑的说明，有阴阳家的四时与五行相配的思想。书的编纂者欲将儒、法、道、阴阳几家学说相结合的企图是明白无疑的。由于成书不在一时，又无权威学者主持，且是初次尝试，造成《管子》一书的驳杂。

第二次在战国末年的秦国，统一全国的前夕，吕不韦招揽各国学者，形成一个重要的学术活动中心，于是产生出《吕氏春秋》一书。该书博采诸子之长，兼有道、儒、阴阳、法、墨各家思想。作者的指导思想更加明确，就是要全面总结先秦百家之学，造就统一的理论体系。

第三次在西汉前期的淮南，刘安好文学之士，招收各地学者数千人，形成当时最大的学术中心，于是有《淮南子》出现。

以上三部分都是适应封建社会走向统一的总形势，努力推动文化走向统一。三部书都可称之为综合家著作，它们对先秦文化的总结，一次比一次更深刻更条理。如果说《管子》一书内容较为散乱(当然也有自己的倾向性)，《吕氏春秋》就已经初步有了自己的体系，《淮南子》作了进一步的精雕细刻。三者一个继承一个，都有保存先秦文化之功。

淮南子范文篇6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主要体现为人对自然的征服和自然对人的制约。要想保持二者之间的良好态势，就必须使之趋于和谐。《礼记·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淮南子·天文训》认为“阴阳和合而万物生”。可见，两汉时人并不是把天、地、人三者孤立起来考虑，而是把其看作一个相互联系、和谐、平衡运动的大整体，强调人与自然共生共存，倡导天人和谐。“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合，而道术生焉。”[3](《道基》)

淮南王刘安在《淮南子》中强调人与自然的内在和谐。《本经训》向往“至德之世”的生态状况是：“天覆以德，地载以乐；四时不失其叙，风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扬光，五星循轨而不失其行。当此之时，玄玄至砀而运照，凤麟至，蓍龟兆，甘露下，竹实满，流黄出而朱草生，机械诈伪莫藏于心。”好一幅生态和谐完美的理想化景象。

硕儒董仲舒更是在其专著《春秋繁露》中借对远古三皇五帝太平盛世的描述，道出了自己的理想社会蓝图：

五帝三皇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税。教以爱，使以忠，敬长老，亲亲而尊尊，不夺民时，使民不过岁三日。民家给人足，无怨望愤怒之患，强弱之难，无谗贼妒疾(嫉)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发衔哺而游。不慕富贵，耻恶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虫不螫，猛兽不搏，鸷虫不触。故天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风雨时，嘉禾兴，凤凰、麒麟游于郊。囹圄空虚，画衣裳而民不犯。四夷传译而朝，民情至朴而不文。[4](《王道》)

将以上引文与孔子讲的大同社会相比较，孔子的“大同”社会只讲“人”而不讲“天”，董仲舒则不只讲“人”，且特别突出了“天”。他说：“何为本?日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4](《立元神》)它们分工合作，和谐关系不能破坏，否则就会有灾异产生。这事实上就回答了天、地、人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固有规律的问题。可以说，董仲舒的理想社会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且包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智慧，是天、地、人三者的和谐，可以称之为“理想生态社会”[5]。

另外，成书于两汉时期的医书《黄帝内经》也从人与自然的角度论述人体与四时变化、地理水土的联系，认为四季气候变化是否正常直接影响到人体的健康。《灵枢·岁露论》指出：“因岁之和，而少贼风者，民少病而少死；岁多贼风邪气，寒温不和，则民多病而死矣。”因此，季节性发病、时令性流行病都和气候的变化紧密相连。东汉末年，医学家张仲景说得更为直接：“人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6]

在人与自然统一、和谐体系中，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具有决定性影响。汉初贾谊认为，自然界是运动不已的，而且有其自身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六理”：“六理……之所以生阴阳、天地、人与万物也，固为所生者法也。”[7](《道德说》)《淮南子·主术训》总结前人经验说：“禹决江疏河，以为天下兴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垦草，以为百姓力农，然不能使禾冬生。岂其人事不至哉?其势不可也。夫推而不可为之势，而不修道理之数，虽神圣人不能以成其功。”对此，东汉思想家王充也指出：“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8](《明雩》)要真正实现天下的和谐统一，人必须顺应自然，并遵循其规律。

两汉皇帝对月令极其重视，在诏令中频繁强调要遵守月令，顺应天时。如西汉成帝曾下诏：“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阴阳，薄而小之，所奏请多违时政。传以不知，周行天下，而欲望阴阳和调，岂不谬哉!其务顺四时月令。”[9](《成帝纪》)东汉安帝元初六年(119年)诏曰：“《月令》仲春‘养幼小，存诸孤’，季春‘赐贫穷，赈乏绝，省妇使，表贞女’，所以顺阳气，崇生长也。”[10](《安帝纪》)顺应天时隐含了对自然法则的遵守，体现了人们对天、地、人大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共生共存辩证关系的朴素认识和把握。正如冯天瑜先生所说：“不能违拗自然规律，是中国古代哲人的一贯思想。”[11](p6)

但是，人类在自然面前并非无能为力。两汉思想家在强调遵循自然及其规律的同时，又十分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改造自然。如《淮南子》说：“夫地势，水东流，人必事焉，然后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谷得遂长。听其自流，待其自生，则鲧、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12](《修务训》)

简而言之，两汉时期的生态和谐思想实际包含三层意思：其一，天人一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其二，天人共生共荣，自然生态和人类社会和谐共存；其三，遵循自然规律，法则自然。

二生态伦理思想

先秦时期，不少思想家已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提出了部分的生态伦理规范，蕴涵着朴素、直观的生态伦理思想，但他们仍处于不自觉的状态，甚至带有迷信的色彩。如《诗经·周颂》中有“怀柔百神，及河乔岳”的说法，意为善待百神、河川、山脉。在孔子心目中，尧、舜是法天而行的圣人，“唯天为大，唯尧则之”[13](《泰伯》)。这就肯定了人与自然可以统一，即“天人一体”，也从中透露出孔子对天即自然界有着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崇敬与热爱，因为人的生命与自然界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

两汉时期独尊儒术，以经治国，儒家“天人合一”的系统自然观得到了进一步的认同。人们把自然当作朋友，甚至是当作父母兄弟看待，主张对生态环境要有正确的伦理观，尊重各种生命权利，善待各种生命体。贾谊将统治者是否能把自己的德泽及于禽鱼作为衡量其是否坚持以民为本的重要标准。他说：“文王之泽下被禽兽，洽于鱼鳖，咸若攸乐，而况士民乎?”[7](《君道》)从以民为本的基点出发，论述古代圣王能够德泽及于禽兽，这固然是为了宣扬圣王“仁德”之厚，但也未尝不包含维护生态平衡的意义在内。他在《礼》中还说：“汤见祝网者置四面，……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其惮害物也如是。”贾谊明确指出汤的网开三面是“惮害物”。“物”，指的就是自然界的生物。

西汉刘向的《说苑》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山水比德说：“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绰弱而微达，似察；受恶不让，似贞包蒙；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主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万折必东，似意。是以君子见大水观焉尔也。”[14](《杂言》)在这里，自然的一切特征都和仁人、智者的精神品质具有了类似性、对应性，都被赋予了丰富的伦理道德的意蕴。人比德于自然，在他们眼中，万物都具有人格的意蕴，人与自然互溶互渗。

《淮南子·精神训》将人的器官及其功能比附天地四时等自然现象：“头之圆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时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窍三百六十六节。天有风雨寒暑，人亦有取与喜怒。故胆为云，肺为气，肝为风，肾为雨，脾为雷，以与天地相参也，而心为之主。”其书《天文训》、《时则训》、《地形训》中也有类似的说法。显然，这种机械的比附是不科学的，但是认为人的肌体来源于大自然，人本身也是一种自然现象的存在，是自然万物中的一类而已，这和天神造人的神学是不同的，有着重要的生态伦理意义。

董仲舒思想体系的核心和基础是“天人合一”。为论证“天人合一”，董仲舒借鉴了《淮南子》天人比附的观点，提出了“人副天数”说。董仲舒认为，人的伦理来之于自然，所以应对自然讲伦理。他认为“天”即人，人即“天”的化身。“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4](《为人者天》)在他看来，天地是以自身为模型创造了人。人一身有366小节，是副天一年的日数，有12大节，是副天一年的月数，人内有五脏，是副天地之五行，外有四肢，是副天地运行之四时，人之眼睛乍视乍暝，是副天之昼夜之交替，正是“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4](《阴阳义》)。总之，天是放大了的人，人是缩小了的天，天和人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相似性。

在《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中，他通过分析人的命运和天地相连的关系，提出了“行有伦理副天地”的天地伦理观。他说：“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行有伦理副天地也。此皆暗肤著身，与人俱生，比而偶之弁合。”董仲舒要求人的行为伦理要与天地相副，并明确地将儒家的伦理视野推广到天地之间，即认为道德伦理不仅存在于人际之间，也存在于人与天地生态系统之间，而且这种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关系与人类同时存在、同时发生，必须引起人类的高度重视。他强调：“是故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同而通理，动而相益，顺而相受，谓之德道。”[4](《深察名号》)

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天、地、人以及万物密切相连，但它们的地位并不均等。董仲舒说：“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物疚疾莫能为仁义，唯人独能为仁义；物疚疾莫能偶天地，唯人独能偶天地。”[4](《人副天数》)在天地的精华所生成的万物之中，没有比人类更高贵的，因为唯独人类能施行仁义。这样，人类就应当超然万物之上，代表万物与天地共行仁义。在这里，董仲舒突出了天人关系中人的主体地位，意在赋予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责任感，强化人类的“超物”意识，以与天地共施仁义道德。也就是说，人具有优越性，他能以合乎道德的方式对待他人及其他动物，是道德的主动者和人，“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4](《天地阴阳》)。因此，人类应当以一种自强不息的阳刚气魄“制天命而用之”。但是，人并不能把自己看作世界上万事万物的主宰，不能以自然为仆人。相反，人应视天地为父母，视所有生命都与自己的精神相通，人与天地的关系应是融洽无间的。在认识和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人们应自觉维持生态平衡，合理利用和改造自然。

原始道教的《太平经》进一步提出“天父地母”的概念。这一概念不仅仅是一种比喻，更包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从生态伦理学的角度看，《太平经》的“天父地母”概念体现了天、地、人互相和谐共同生养万物的理念。《太平经》认为，自然万物是天、地、人共同产生出来的：“夫天地中和凡三气，内相与共为一家，反共治生，共养万物。天者主生，称父；地者主养，称母；人者主治理之，称子。父当主教化以时节，母主随父所为养之，子者生受命于父，见养食于母。为子乃当敬事其父而爱其母。”[15](《起土出书诀》)这里强调“天父地母”以及由此所化生的“人子”共同生养万物观念，实际上反映了天、地、人共为一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天父地母”概念还意味着天地自然界与人属于同类而应当受到像父母那样的尊重，而不可伤害。在《太平经》看来，“天父地母”化生人，并养育了人，所以，人应当报答天地的养育之恩，要像孝敬父母那样，尊重天地自然，“不失天地之心意，助四时生，助五行成，不敢毁当生之物”[15](《善仁人自贵年在寿曹诀》)。

[关键词]两汉时期；生态思想；生态和谐；生态伦理；生态保护

[摘要]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尊重自然规律、珍爱生命、倡导天人和谐的生态观念源远流长；而两汉时期正是中国古代生态思想总结定型的关键阶段。两汉时期的生态思想不仅倡导生态和谐和生态保护，而且更为鲜明的是强化生态伦理。生态和谐、生态伦理和生态保护思想三者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密不可分，这正是两汉时期生态思想的核心内容和基本特点。

Keywords:WesternandEasternHanDynasties；eco-thought;eco-harmony；eco-ethic;eco-protection

Abstract:Chinesetraditionalthoughthaslongbeenattachinggreatimportancetotheecologicalideaswhichmaintaintorespectthelawsofnature,cherishlivesandadvocatetheharmoniousrelationshipbetweenhumanandnature.WesternandEasternHanDynastieshavebeenacrucialtimewhentheChineseancientecologicalthoughtbegantotakeshape.Thetwodynastiesnotonlyadvocatedtheeco-harmonyandeco-protectionbutalsotheeco-ethic.Thesethreewerethoughttobeintegratedandnevertobedeparted,whichremainsthecharacteristicsoftheecologicalthoughtintheWesternandEasternHanDynasties.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尊重自然规律、珍爱生命、倡导天人和谐的生态观念源远流长；而两汉时期正是中国古代生态思想总结定型的关键阶段。顾后有益于瞻前，研究总结中国历史上特别是两汉时期的生态思想，对我们今天的生态认识与实践将会产生积极的借鉴作用，可以使我们更加明智地面向未来。然而，目前对中国古代特别是两汉时期的生态思想进行探讨的文章尚不多见①。

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期。然而，与经济发展相伴而行的却是生态环境的不断破坏和恶化：土地滥垦，“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1](《通有》)；毁林严重，平原地区的天然森林资源已趋枯竭。尤其在一些农业开发较早、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已经明显感到了木材的匮乏。如《盐铁论》中有关于梁、宋等地缺乏木材的记载。由于生态的破坏，环境质量下降，水、旱、蝗和疾疫等灾害发生十分频繁，两汉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灾害多发期。据统计，自汉高帝元年(前206年)至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425年间，共有242个年份发生了灾害，发生各种自然灾害420年次(灾害发生的次数以年计算)，平均1．01年发生1次，可谓无年不灾[2]。

淮南子范文篇7

[摘要]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尊重自然规律、珍爱生命、倡导天人和谐的生态观念源远流长；而两汉时期正是中国古代生态思想总结定型的关键阶段。两汉时期的生态思想不仅倡导生态和谐和生态保护，而且更为鲜明的是强化生态伦理。生态和谐、生态伦理和生态保护思想三者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密不可分，这正是两汉时期生态思想的核心内容和基本特点。

[中图分类号]K234：N91(2)＝34[交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8)05-0114-07

Keywords:WesternandEasternHanDynasties；eco-thought;eco-harmony；eco-ethic;eco-protection

Abstract:Chinesetraditionalthoughthaslongbeenattachinggreatimportancetotheecologicalideaswhichmaintaintorespectthelawsofnature,cherishlivesandadvocatetheharmoniousrelationshipbetweenhumanandnature.WesternandEasternHanDynastieshavebeenacrucialtimewhentheChineseancientecologicalthoughtbegantotakeshape.Thetwodynastiesnotonlyadvocatedtheeco-harmonyandeco-protectionbutalsotheeco-ethic.Thesethreewerethoughttobeintegratedandnevertobedeparted,whichremainsthecharacteristicsoftheecologicalthoughtintheWesternandEasternHanDynasties.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尊重自然规律、珍爱生命、倡导天人和谐的生态观念源远流长；而两汉时期正是中国古代生态思想总结定型的关键阶段。顾后有益于瞻前，研究总结中国历史上特别是两汉时期的生态思想，对我们今天的生态认识与实践将会产生积极的借鉴作用，可以使我们更加明智地面向未来。然而，目前对中国古代特别是两汉时期的生态思想进行探讨的文章尚不多见①。

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期。然而，与经济发展相伴而行的却是生态环境的不断破坏和恶化：土地滥垦，“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1](《通有》)；毁林严重，平原地区的天然森林资源已趋枯竭。尤其在一些农业开发较早、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已经明显感到了木材的匮乏。如《盐铁论》中有关于梁、宋等地缺乏木材的记载。由于生态的破坏，环境质量下降，水、旱、蝗和疾疫等灾害发生十分频繁，两汉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灾害多发期。据统计，自汉高帝元年(前206年)至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425年间，共有242个年份发生了灾害，发生各种自然灾害420年次(灾害发生的次数以年计算)，平均1．01年发生1次，可谓无年不灾[2]。

面对生态环境破坏和恶化的状况，两汉思想界的有识之士提出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和谐统一、崇尚自然、注重伦理、加强保护等主张，政府也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法令，这些都体现了时人的生态思想。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如陈业新的《秦汉时期生态思想探析》(《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一文总结了秦汉时期生态思想的部分内容以及秦汉时期生态保护的主要措施。但遗憾的是，作者却没有注意到汉代生态思想中极为显著的生态伦理方面的内容。

一生态和谐思想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主要体现为人对自然的征服和自然对人的制约。要想保持二者之间的良好态势，就必须使之趋于和谐。《礼记·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淮南子·天文训》认为“阴阳和合而万物生”。可见，两汉时人并不是把天、地、人三者孤立起来考虑，而是把其看作一个相互联系、和谐、平衡运动的大整体，强调人与自然共生共存，倡导天人和谐。“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合，而道术生焉。”[3](《道基》)

淮南王刘安在《淮南子》中强调人与自然的内在和谐。《本经训》向往“至德之世”的生态状况是：“天覆以德，地载以乐；四时不失其叙，风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扬光，五星循轨而不失其行。当此之时，玄玄至砀而运照，凤麟至，蓍龟兆，甘露下，竹实满，流黄出而朱草生，机械诈伪莫藏于心。”好一幅生态和谐完美的理想化景象。

硕儒董仲舒更是在其专著《春秋繁露》中借对远古三皇五帝太平盛世的描述，道出了自己的理想社会蓝图：

五帝三皇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税。教以爱，使以忠，敬长老，亲亲而尊尊，不夺民时，使民不过岁三日。民家给人足，无怨望愤怒之患，强弱之难，无谗贼妒疾(嫉)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发衔哺而游。不慕富贵，耻恶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虫不螫，猛兽不搏，鸷虫不触。故天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风雨时，嘉禾兴，凤凰、麒麟游于郊。囹圄空虚，画衣裳而民不犯。四夷传译而朝，民情至朴而不文。[4](《王道》)

将以上引文与孔子讲的大同社会相比较，孔子的“大同”社会只讲“人”而不讲“天”，董仲舒则不只讲“人”，且特别突出了“天”。他说：“何为本?日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4](《立元神》)它们分工合作，和谐关系不能破坏，否则就会有灾异产生。这事实上就回答了天、地、人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固有规律的问题。可以说，董仲舒的理想社会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且包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智慧，是天、地、人三者的和谐，可以称之为“理想生态社会”[5]。

另外，成书于两汉时期的医书《黄帝内经》也从人与自然的角度论述人体与四时变化、地理水土的联系，认为四季气候变化是否正常直接影响到人体的健康。《灵枢·岁露论》指出：“因岁之和，而少贼风者，民少病而少死；岁多贼风邪气，寒温不和，则民多病而死矣。”因此，季节性发病、时令性流行病都和气候的变化紧密相连。东汉末年，医学家张仲景说得更为直接：“人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6]

在人与自然统一、和谐体系中，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具有决定性影响。汉初贾谊认为，自然界是运动不已的，而且有其自身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六理”：“六理……之所以生阴阳、天地、人与万物也，固为所生者法也。”[7](《道德说》)《淮南子·主术训》总结前人经验说：“禹决江疏河，以为天下兴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垦草，以为百姓力农，然不能使禾冬生。岂其人事不至哉?其势不可也。夫推而不可为之势，而不修道理之数，虽神圣人不能以成其功。”对此，东汉思想家王充也指出：“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8](《明雩》)要真正实现天下的和谐统一，人必须顺应自然，并遵循其规律。

两汉皇帝对月令极其重视，在诏令中频繁强调要遵守月令，顺应天时。如西汉成帝曾下诏：“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阴阳，薄而小之，所奏请多违时政。传以不知，周行天下，而欲望阴阳和调，岂不谬哉!其务顺四时月令。”[9](《成帝纪》)东汉安帝元初六年(119年)诏曰：“《月令》仲春‘养幼小，存诸孤’，季春‘赐贫穷，赈乏绝，省妇使，表贞女’，所以顺阳气，崇生长也。”[10](《安帝纪》)顺应天时隐含了对自然法则的遵守，体现了人们对天、地、人大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共生共存辩证关系的朴素认识和把握。正如冯天瑜先生所说：“不能违拗自然规律，是中国古代哲人的一贯思想。”[11](p6)

但是，人类在自然面前并非无能为力。两汉思想家在强调遵循自然及其规律的同时，又十分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改造自然。如《淮南子》说：“夫地势，水东流，人必事焉，然后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谷得遂长。听其自流，待其自生，则鲧、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12](《修务训》)

简而言之，两汉时期的生态和谐思想实际包含三层意思：其一，天人一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其二，天人共生共荣，自然生态和人类社会和谐共存；其三，遵循自然规律，法则自然。

二生态伦理思想

先秦时期，不少思想家已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提出了部分的生态伦理规范，蕴涵着朴素、直观的生态伦理思想，但他们仍处于不自觉的状态，甚至带有迷信的色彩。如《诗经·周颂》中有“怀柔百神，及河乔岳”的说法，意为善待百神、河川、山脉。在孔子心目中，尧、舜是法天而行的圣人，“唯天为大，唯尧则之”[13](《泰伯》)。这就肯定了人与自然可以统一，即“天人一体”，也从中透露出孔子对天即自然界有着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崇敬与热爱，因为人的生命与自然界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

两汉时期独尊儒术，以经治国，儒家“天人合一”的系统自然观得到了进一步的认同。人们把自然当作朋友，甚至是当作父母兄弟看待，主张对生态环境要有正确的伦理观，尊重各种生命权利，善待各种生命体。贾谊将统治者是否能把自己的德泽及于禽鱼作为衡量其是否坚持以民为本的重要标准。他说：“文王之泽下被禽兽，洽于鱼鳖，咸若攸乐，而况士民乎?”[7](《君道》)从以民为本的基点出发，论述古代圣王能够德泽及于禽兽，这固然是为了宣扬圣王“仁德”之厚，但也未尝不包含维护生态平衡的意义在内。他在《礼》中还说：“汤见祝网者置四面，……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其惮害物也如是。”贾谊明确指出汤的网开三面是“惮害物”。“物”，指的就是自然界的生物。

西汉刘向的《说苑》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山水比德说：“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绰弱而微达，似察；受恶不让，似贞包蒙；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主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万折必东，似意。是以君子见大水观焉尔也。”[14](《杂言》)在这里，自然的一切特征都和仁人、智者的精神品质具有了类似性、对应性，都被赋予了丰富的伦理道德的意蕴。人比德于自然，在他们眼中，万物都具有人格的意蕴，人与自然互溶互渗。

《淮南子·精神训》将人的器官及其功能比附天地四时等自然现象：“头之圆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时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窍三百六十六节。天有风雨寒暑，人亦有取与喜怒。故胆为云，肺为气，肝为风，肾为雨，脾为雷，以与天地相参也，而心为之主。”其书《天文训》、《时则训》、《地形训》中也有类似的说法。显然，这种机械的比附是不科学的，但是认为人的肌体来源于大自然，人本身也是一种自然现象的存在，是自然万物中的一类而已，这和天神造人的神学是不同的，有着重要的生态伦理意义。

董仲舒思想体系的核心和基础是“天人合一”。为论证“天人合一”，董仲舒借鉴了《淮南子》天人比附的观点，提出了“人副天数”说。董仲舒认为，人的伦理来之于自然，所以应对自然讲伦理。他认为“天”即人，人即“天”的化身。“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4](《为人者天》)在他看来，天地是以自身为模型创造了人。人一身有366小节，是副天一年的日数，有12大节，是副天一年的月数，人内有五脏，是副天地之五行，外有四肢，是副天地运行之四时，人之眼睛乍视乍暝，是副天之昼夜之交替，正是“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4](《阴阳义》)。总之，天是放大了的人，人是缩小了的天，天和人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相似性。

在《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中，他通过分析人的命运和天地相连的关系，提出了“行有伦理副天地”的天地伦理观。他说：“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行有伦理副天地也。此皆暗肤著身，与人俱生，比而偶之弁合。”董仲舒要求人的行为伦理要与天地相副，并明确地将儒家的伦理视野推广到天地之间，即认为道德伦理不仅存在于人际之间，也存在于人与天地生态系统之间，而且这种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关系与人类同时存在、同时发生，必须引起人类的高度重视。他强调：“是故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同而通理，动而相益，顺而相受，谓之德道。”[4](《深察名号》)

淮南子范文篇8

上海博物館藏楚竹簡《恆先》雖然簡文完整，但意義古奥，許多地方尚無令人滿意的解釋，“氣是自生”就是其中的一個難點。與“氣是自生”相前後的簡文如下：

恆先無有，樸、靜、虚。樸，大樸。靜，大靜。虚，大虚。自厭不自忍，或作。有或焉有氣，有氣焉有有，有有焉有始，有始焉有往者。未有天地，未有作、行、出、生。虚靜爲一，若寂寂夢夢，靜同而未或明，未或滋生。氣是自生，恆莫生氣，氣是自生自作。恆氣之生，不獨有與也。或，恆焉。生或者同焉。[i]

“氣是自生”的難解之處在於，如果把《恆先》前半部分看作是一部生成論，勿庸置疑，“道”（體現爲“恆先無有”）處於生成系列中本源的、頂點的位置，在此之後出現了“或”和“氣”，“或”和“氣”是“有”生成時兩大不可缺少的要素。“有”出現之後，才形成了時間上的開始和往復。至此爲止的簡文似乎並不難理解，然而，後面卻話鋒一轉，説“氣是自生”、“恆莫生氣”，就是説作者非常明確地切斷了“恆”與“氣”之間的生成關係，而且作者似乎嫌強調的還不夠，又鄭重其事地説了一遍“氣是自生自作”。不光“氣”是如此，“生或者同焉”，就是説“或”和“氣”一樣非“恆”所生，是“自生自作”的。[ii]作者爲什麼要創作這樣一種看似不合常理的生成理論，實在令人費解。

一

對於“氣是自生”，整理者李零先生僅作了一個簡略的説明，“此句的意思是説道並不直接生氣”，對“氣是自生自作”未予説明。至今爲止，關於《恆先》的釋文及研究論文，對“氣是自生”或避而不談，或語焉不詳。也有一些學者意識到“氣是自生”是《恆先》中不能不解決的重要問題，並試圖作出解釋。例如呉根友先生在《上博楚簡〈恆先〉篇哲學思想探析》一文中指出：

非常令人奇怪的是：《恆先》篇作者一方面在生成的過程中描述了“氣”是由“或”産生的，另一方面又説“氣是自生，恆（先）莫生氣，氣是自作自生。”這種前后矛盾的説法，反映了作者什麼樣的一種思想呢？對此，我們可以作兩種理解：第一種理解是，作者所説的“恆莫生氣”，其意思是説“恆先”並不直接産生氣。第二種理解是：作者雖然説是“或”産生“氣”，但對於“氣”又如何産生“天地萬物”的過程並不了解。因爲這是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實證性的科學問題，作者無法回答，只好歸自于“氣”自生自作。由第二種理解來看，作者的哲學宇宙論與其科學的宇宙演化過程思想似乎處於一種脱節狀態。當然，也可能是因爲我們對出土文獻的整理還有問題，或者是因爲有錯簡、漏簡，對其鋪墊性説法不了解，造成了相互矛盾的説法。[iii]

呉根友先生的第一種解釋，並没有説明“恆先”爲什麼不能生“氣”。第二種解釋則將簡文的難解歸結爲竹簡作者的宇宙論知識有局限，所以“氣是自生自作”是無可奈何的説法，或者《恆先》本身有錯簡、漏簡，總之，“自生”説在《恆先》中不具備存在的合理性。

郭齊勇先生《〈恆先〉――道法家形名思想的佚篇》認爲“氣是自己生成、自己運動，是本篇最重要的思想。”他把“或”釋爲“域”，認爲“恆先、恆、道、域、恆氣、氣，基本上是等質等値的概念”，“恆、恆先（圓滿自足，寂然不動）”是“道之體”、“道之靜”，“域、恆氣、元氣（自生自動，感而遂通）”是“道之運”、“道之動”。因此，“或（域）”和“氣”是“道的別名”，是“恆常恆在的，亦可稱爲恆”，祇不過體現出“道”的不同功能、不同側面而已，正因爲“或（域）”和“氣”都是“道”，那麼它們就“都是自生的，不是他者使生的”、“故不能説是道、恆産生、化生出域、元氣。”既然“或（域）”和“氣”都是“道”，“道”生“氣”就屬於“自生”，而非他生。[iv]“道之體”、“道之靜”、“道之運”、“道之動”之解釋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仍不能充分説明《恆先》作者爲何要反復強調“氣”之“自生”和“自生自作”。而且，“或（域）”和“氣”果然就是“道的別名”嗎，這些都有待更有力的説明。

劉貽羣先生《試論〈恆先〉的“自生”》一文，專門着眼於“自生”的問題加以討論，他認爲“與《太一生水》一樣,《恆先》也是難得的大談宇宙生成論的專文”，他將《恆先》所體現的生成法分爲五類，即“自生”、“復”、“生”、“焉有”、“出於”。“不僅氣是自生，其他一切物事，在它看來，也都是自生，因而有所謂‘生或者同焉（或生或）’，‘異生異，鬼生鬼，韋生韋，悲生悲，哀生哀’的説法。雖然我們現在還説不清楚“異生異，鬼生鬼”是什麼意思，但我們可以肯定，它們都暗含著同一個意思：自生。……像這樣不停地自生下去，其結果便出来了‘復’的現象，即好像是生而又生，不停地生開去，其實却是回到了自己，是簡單重復。”[v]劉貽羣先生的觀點中値得注意的是，他不僅認爲“氣是自生”，而且“一切物事”也都是“自生”，就是説，他的着重點不光在“恆先”與“氣”的關係，也在於“一切物事”，這一點具有啓發性，但他錯誤地理解“自生”爲自己生自己，同時不能説明《恆先》爲何要強調“一切物事”都是自生，因爲這才是問題的關鍵。

以上諸位學者的論文還有一個共同的不足點，即推測的成分居多，很少援引文獻中之用例加以對照印證，使得其觀點缺乏説服力。[vi]李鋭先生的論文《“氣是自生”：〈恆先〉獨特的宇宙論》彌補了這方面的缺陥。李鋭先生指出“氣是自生”反映出《恆先》有一種非常獨特的宇宙生成論，它與突出“有生於無”的宇宙生成論相近而不同，與突出生成秩序的數術生成論相近而不同，與將上述兩者結合起來的混合型生成論也相近而不同，它特別強調“氣是自生”，即“萬有不是來自‘無’”。這種“自生”型宇宙論一直要到魏晉玄學才能找到知音，“裴頠在《崇有論》中，向秀、郭象在《莊子》注中，將‘有’自生的思路發展到了極致。有學者認爲郭象的‘自生獨化論’有可能受到般若經的影響，現在看來，郭象也有可能不依頼般若學而發展出這一理論。”甚至後世的周敦頤、張載、朱熹的思想都可以從“氣是自生”中找到源頭。“氣是自生”的觀點雖然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湮没不彰，但也並非毫無影跡。李鋭先生指出《易緯?乾鑿度》中有：“夫有形生于无形，則乾坤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對“太初者，氣之始也。”鄭玄是這樣解釋的：“元氣之所本始。太易既自寂然无物矣，焉能生此太初哉。則太初者，亦忽然而自生。”也就是説，鄭玄明確地提到了“氣是自生”，這是和《恆先》最爲接近的説法。李鋭先生還指出，在鄭玄之前，王充《論衡》也提到了“自生”，如物勢篇中有“夫天地合氣，人偶自生也。”自然篇中有“天地合氣、萬物自生。”[vii]

李鋭論文的意義在於，他以具體的例證説明《恆先》的發現對於中國思想史具有重要的影響，魏晉玄學及後世思想家中的一些重要觀點並非空穴來風、或受外來影響，它的確源自先秦思想。“自生”的思想從《恆先》到魏晉玄學也非一片空白，王充和鄭玄就是過渡和橋梁。

但是，李鋭論文依然不能回答“氣是自生”爲什麼不是一種有缺陥的宇宙生成論，“氣是自生”爲什麼在《恆先》中有它存在的合理性，《恆先》爲什麼要反復強調“自生自作”，“氣是自生”爲什麼是《恆先》中極爲重要、不可或缺的思想？

二

在李鋭論文所提出的文例中，筆者以爲最値得重視的是王充的《論衡》，《論衡》是解開《恆先》難題的一把珍貴的鑰匙。《論衡》非常詳盡地論述了“自生”的問題，其用例極爲豐富。有必要把“自生”的用例更多羅列出來，結合前後文作仔細地分析。

儒者論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氣，人偶自生也，猶夫婦合氣，子則自生也。夫婦合氣，非當時欲得生子，情欲動而合，合而生子矣。且夫婦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然則人生於天地也，猶魚之於淵，蟣虱之於人也，因氣而生，種類相産。萬物生天地之間，皆一實也。（物勢篇）

夫天不能故生人，則其生萬物，亦不能故也。天地合氣，物偶自生矣。（物勢篇）

難曰：“人道有爲故行、天道無爲何行。”曰：“天之行也，施氣自然也，施氣則物自生，非故施氣以生物也。不動，氣不施，氣不施，物不生，與人行異。”（説日篇）

天地合氣，萬物自生，猶夫婦合氣，子自生矣。……或説以爲天生五穀以食人，生絲麻衣人。此謂天爲人作農夫桑女之徒也，不合自然，故其義疑，未可從也。試依道家論之。（自然篇）

天之動行也，施氣也，體動氣乃出，物乃生矣。由人動氣也，體動氣乃出，子亦生也。夫人之施氣也，非欲以生子，氣施而子自生矣。天動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則自然也。施氣不欲爲物，而物自爲，此則無爲也。謂天自然無爲者何，氣也。恬澹無欲、無爲無事者也。（自然篇）

夫天覆於上，地偃於下，下氣蒸上，上氣降下，萬物自生其中間矣。當其生也，天下須復與也，由子在母懷中，父不能知也。物自生，子自成，天地父母，何與知哉。（自然篇）

問曰：“人生於天地，天地無爲，人禀天性者，亦當無爲，而有爲，何也。”曰：“至德純渥之人，禀天氣多，故能則天，自然無爲。禀氣薄少，不遵道德，不似天地，故曰不肖。不肖者，不似也。不似天地，不類聖賢，故有爲也。天地爲鑪，造化爲工，禀氣不一，安能皆賢。賢之純者，黄老是也。黄者，黄帝也。老者，老子也。黄老之操，身中恬澹，其治無爲，正身共己，而陰陽自和，無心於爲而物自化，無意於生而物自成。”（自然篇）

天道無爲，故春不爲生，而夏不爲長，秋不爲成，冬不爲藏。陽氣自出，物自生長，陰氣自起，物自成藏。（自然篇）

需要指出的是，王充以當時的儒者爲論難的對象，針對儒者“天地故生人”即人類和萬物是天地有意識生成的論點，王充予以徹底的否定，提出天地没有“故”意生“人”生“物”，“人”和“物”都是“偶”而“自生”的。所以，“自生”正是王充用來駁難儒者最主要的論據。在上述用例中，有一些非常値得注意的、對《恆先》有啓示意義的現象。

第一，如“試依道家論之”所言，王充在反對儒者時，有着鮮明的立場，即以道家學説爲依據。而《恆先》具有濃厚的道家思想傾向，是無可置疑的。

第二，“氣”居於“天地”和“萬物”之間，萬物乃天地“施氣”“合氣”所生。

第三，《論衡》中的“天地”，處於生成序列的最頂點，其地位可與《恆先》中的“恆”或“恆先”相比。萬物之生，雖有“天地”作爲本源，但本源並未有目的有意識地“生”物，一切生成都是偶然的、自然的，是“自生”。天地並非不生萬物，祇是從不有意去生。所以天道是“無爲”的，萬物是“自生”、“自爲”的，能夠“則天”的“至道之人”無爲，“禀天氣”“薄少”的“不肖者”有爲。

第四，王充論述“天地”、“氣”和“萬物”之間的關係，論述“人自生”、“物自生”，其目的不是爲了論述宇宙生成論，而祇是利用這種生成論闡明一種政治哲學，即“無心於爲而物自化，無意於生而物自成”的黄老政治哲學。

第五，與“自生”相近或相關的言語表現，其實還有“自成”、“自化”、“自出”、“自起”等等。

對於“氣是自生”之研究而言，《論衡》給予我們的啓發甚多。因爲這兩者之間有着頗爲相近的思想結構。雖然就生成的本源來説，《論衡》不是“恆”、“恆先”，而是“天地”，但王充是爲了應對儒者而這樣説的，“天地”和“恆”、“恆先”一樣都代表着本根和頂點。筆者以爲，從《論衡》中得到的啓發可以歸納爲以下幾點。

首先，“天不能故生人，則其生萬物，亦不能故也。”“天之動行也，施氣也，體動氣乃出，物乃生矣。”“天動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則自然也。”之説法可以爲《恆先》“恆莫生氣”的解釋提供啓示。通過《論衡》可知，“恆莫生氣”很可能表明的是這樣一個意思，即並非“恆”（本根的存在）和“氣”之間没有生成關係，祇是“氣”以及由“氣”形成的萬物並非“恆”故意地、有目的地、有意識地生成出來的。這樣解釋的話，盡管“氣”前面有“或”、有“恆”，同時又講“氣是自生”，但這前後不再有自相矛盾的地方。

其次，“氣是自生”並不是講“氣”自己生自己，也非如劉貽羣先生所言，“一切物事”是自己生自己，而是説由“或”由“氣”構成的“有”（有形的確定的存在）是無目的地、自然而然出現的。《恆先》作者爲了強調這一點，特別又加了一句“氣是自生自作”。

第三，如前所述，王充引用道家生成論的觀點不是爲了論述生成論，而是爲了闡發他的政治哲學。如“天動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則自然也。施氣不欲爲物，而物自爲，此則無爲也”所言，“物自生”与“物自爲”是相對應的，“天”“自然”所以“天”“無爲”，“物自生”所以“物自爲”。《恆先》何嘗不是如此。在本文第三節中筆者將詳細論證《恆先》上半章的生成論和後半章的政治論有着密切的關係，前半章強調“自生”，正是爲了引導出下半章的“自爲”。

至今爲止關於“自生”的研究，有一個共同的傾向，即祇把“自生”放在宇宙生成論中加以考察。如果説“自生”不是一種生成論，這是不合理的。但認爲“自生”祇不過是一種生成論，也是不合理的。“自生”和“自爲”是相輔相承的，祇有跳出宇宙生成論，進入“自爲”的政治哲學，纔能眞正理解“氣是自生”。要解開《恆先》“自生”之謎，重點不在於如何“自生”，而在於爲何“自生”。

既然“自生”意爲不故意生，既然“自生”應該和“自爲”聯系起來理解，既然與“自生”相近相關的語言表達方式還有很多，那視野就豁然開朗了。也就是説，我們在尋找文獻例證時，可以在更大範圍内，注目那些與“自生”相似的意境。首先可以舉出的是《莊子·天運篇》。

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虑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説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産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

這裡的“天不産”、“地不長”之語言表現方法，和《恆先》的“恆莫生”相近。正因爲“天不産”、“地不長”，所以“萬物化”“萬物育”，即萬物自“化”、萬物自“育”。正因爲“天不産”、“地不長”，所以與之相應的“帝王”姿態就是“無爲”和“不自爲”，“自爲”者或者“有爲”者祇能是“天下”之人。其次可以舉出的是《淮南子泰族篇》。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祸也，不見其所以而祸除。

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列星朗〕，陰陽化，非有〔爲焉〕，〔正其〕道而物自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天地四時，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柎）〔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作〕則細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viii]

這裡的“莫見其所養”、“莫見其所喪”、“非生”、“非養”、“非易”之語言表現方法，也和《恆先》的“莫生”相近，要注意的是泰族篇前面講到“天”“其生物也”、“其殺物也”，後面又説“天”“非生万物也”，看似矛盾，其實並不矛盾，因为這正是“聖人”要“象之”的“神明”，其目的在於達成“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的政治目標。《恆先》也無二致，這一點在後文中再作展开。再看《淮南子泰族篇》脩務篇：

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穀得遂長。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則鯀、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

這裡的意境和泰族篇“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是一致的。如果聽“水”自流，待“人”自生，一切順其“自然”的話，“鯀、禹之功不立”，“后稷之智不用”，帝王个人人爲的努力都是多餘的。

其次，《列子天瑞篇》有以下這樣一段話：

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黄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從上引文章中可以看出，“生”與“化”屬於同一層次，“自生”和“自化”可以並列起來。“生物者”、“化物者”可與《恆先》中的“恆”、“恆先”、可與《論衡》中的“天地”相對應。“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的主語是“常生常化者”，可與《恆先》中的“氣是自生自作”相對應。“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指的是“生物者”、“化物者”並不有意、有心去“生化形色智力消息”，可與《恆先》中的“恆莫生氣”相對應。

西晉張湛所注《列子》，向有偽書之説。但學者也都承認，以張湛個人之力，絶對偽造不出如此有深度、有體系、文氣簡勁宏妙、内容前後呼應的作品來。也就是説，即便《列子》是張湛編撰、整理的，一定也有其依據、引用的藍本。對於上引這段文字，嚴北溟、嚴捷所撰《列子譯注》，通過分析張湛對“疑獨”所作注釋，指出張湛其實完全不理解原意，正因爲不理解原意，所以“可判斷上面一章應爲先秦佚文”。[ix]現在看來，這段文字和《恆先》的思想傾向非常接近，祇是没有進一歩引伸出政治哲學而已。

將“自化”和“自生”對應起來的文例，亦見於《莊子·在宥篇》中雲將和鴻蒙的對話。

鴻蒙曰，“意，心養。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涬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闚其情，物故自生。[x]

這段話講的是“無爲”與“養心”的關係，所謂“養心”即人心進入“道”的境地，以“無爲”的姿態，讓外物“自化”、“自生”，主體卻不主動去干預、感知外物。這雖然講的是“養心”，但“道”不有意識生“物”，任由物“自生”、“自化”的基本原則，與《恆先》、與上引各用例之基調完全一致。[xi]

如果“自化”和“自生”意義相近，那麼可以找出的文獻例證就更多了。衆所周知，“自化”是《老子》中一個重要概念，它出現過兩次。例如：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鎭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第三十七章）

“萬物將自化”在郭店楚簡甲本和馬王堆老子甲乙本中，均作“萬物將自爲”，“天下將自定”在郭店楚簡甲本中作“萬物將自定”、馬王堆老子甲乙本中作“天地將自正”。

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第五十七章）

郭店楚簡甲本作“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爲而民自爲，我好靜而民自正，我不欲而民自樸。”馬王堆老子甲乙本基本上與今本相同。

《老子》第三十七章是一種政治哲學，在“道”和“萬物”的關係中講“萬物”的“自化”，祇要侯王守“道”，“萬物將自化”、“天下將自定”。祇有在“萬物”“化而欲作”時，侯王纔“鎭之以無名之樸”。第五十七章也是政治哲學，聖人“無爲”、“好靜”、“無事”、“無欲”，即對“民”在政治上無目的、無意識、無作爲，“民”就能“自化”、“自正”、“自富”、“自樸”。這種政治哲學，對我們分析《恆先》以“自爲”爲代表的政治理論，有着重要的啓發意義。

從《老子》的上引用例，我們可以發現，以“自化”爲媒介，“自生”又可以和“自正”、“自富”、“自樸”對應起來，這些用“自”來表達的詞匯，還可以找到很多很多。如《淮南子·詮言篇》、《韓詩外傳》巻一中的“天地自然”，《淮南子·泰族篇》、《文子·精誠篇》中的“而物自然”，《莊子·應帝王篇》中的“使物自喜”，《莊子·在宥篇》中的“形將自正”、“物將自壯”，《管子·形勢解篇》中的“則民自循”、“則民自試”，内業篇中的“和乃自成”、“精將自來”，《淮南子·本經篇》中的“天下自和”，馬王堆帛書《十六經·順道篇》中的“形恆自定”、“事恆自施”、“來自至、去自往”等等。池田知久先生用其中一個詞匯即“自然”來總括這些“自〇”。在《〈莊子〉――“道”的思想及其演變》一書第十二章《聖人之“無爲”和萬物之“自然”》[xii]中，他指出在《老子》和其他道家系統的各文獻中，使用“自然”、“自〇”的句子，都具有同樣的思考模式，即“道”與“聖人”是“無爲”的存在，“萬物”、“百姓”的運動、變化是“自然”的存在，這兩者之間有着“主體→客體”，“原因→結果”的對應關係。的確如池田先生指出的那樣，與“自〇”相關的語言表現，大多數描述的都是“萬物”、“百姓”的形態。[xiii]這種“無爲→自然”的思維模式，筆者以爲也適用於《恆先》的研究，即《恆先》呈現出的是“無舍、無與→自爲”的思維模式，這在下一節作具體分析。

從以上的分析中可以得出結論，雖然“自生”的用例在文獻中比較少見，但是如果把視野擴展到與“自生”相關的各種表現方法，擴展到“自然”的問題，那就可以發現，“自生”決非孤立的現象，相當多具有道家傾向的文獻，在相當長的時間内，從各種各樣的角度、全方位地、極其詳盡地討論過和“自生”相關的問題。從生成論角度講，“自生”指的是包括人在内的萬物並不是被故意“生”出來的。從政治論角度講，“自生”指的是包括人在内的萬物必然“自爲”，所以最高的政治一定是“無爲”。我們在研究《恆先》時，一定要把“自生”“自生自作”放到這樣一個大的思想背景中去，纔能有所領悟。

《恆先》爲什麼要在前半篇的宇宙生成論中突出“恆莫生氣、氣是自生”，爲什麼要反復強調“氣是自生自作”，僅僅從文獻中尋找例證，爲之解釋，説服力依然是不夠的，必須着眼於《恆先》全篇，從《恆先》整篇的思想脈絡中尋找前後呼應關係，尋找“恆莫生氣、氣是自生”、“氣是自生自作”的合理性。這也會成爲解讀《恆先》思想全貌的重要突破口。

在此首先提出結論，筆者以爲，《恆先》在上篇提出生成論中的“自生”，是爲了給下篇的政治哲學提供指導思想。[xiv]上篇的“自生”對應着下篇的“自爲”，對應着下篇“因”的思想。請看《恆先》下篇中以下文例。

舉天［下］之事，自作。爲事，用以不可更也。（第七號簡）

舉天下之名，虚，襲以不可改也。（第十號簡）

舉天下之爲也，無舍也，無與也，而能自爲也。（第十一號簡）舉天下之生，同也。（第十二號簡）。

恆氣之生，因（第九號簡）之大。作，其尨不自若。作，庸有果与不果。（第十一號簡）。[xv]

《恆先》顯然是一篇爲“明王”、“明君”、“明士”提供政治諮詢的文章。因爲“舉天下之事”（“舉”意爲“全”，下同）和“氣”之“生”、“氣”之“作”一樣，屬於“自作”，所以，“明王”、“明君”、“明士”在“爲事”時，要用而不加更改，對“舉天下之名”要襲而不加更改。對於“舉天下之爲”，要“無舍”、“無與”，聽任天下之事去“自爲”。“舉天下之生”也一樣，根據“舉天下之生，同也”，我們可以把這句話轉換爲：“舉天下之生也，無舍也，無與也，而能自生也。”

正因爲“氣是自生自作”，所以“氣”的生成物，包括人在内的“萬物”也都是“自生自作”的、從行爲上講就是“自爲”的，所以統治者在政治上必須取“無爲”姿態。雖然《恆先》中没有“無爲”二字，但“明王”、“明君”、“明士”之“無舍”、“無與”體現的正是“無爲”的態度。除了“無舍”、“無與”外，《恆先》中還有“無忤極”、“無非其所”。即不走極端、讓萬物各得其所。這麼多的“無”無不説的是“無爲”。反過來，主體的“無爲”，即政治上的無意識、無目的、不干預、不強制，作爲結果又必然導致客體即“萬物”、“百姓”的“自作”、“自爲”。這種對應關係在《恆先》中是十分清楚的。用郭店楚簡《老子》甲本的話來講就是“道恆無爲也。侯王能守之，而萬物將自爲。”“我無爲而民自爲”。用《莊子?天運篇》的話來講就是“古之王天下者……不自爲也。……帝王無爲而天下功”。用馬王堆帛書《經法?道法篇》的話來講就是“故執道者之觀於天下殹，無執殹，無處也，無爲殹，無私殹。是故天下有事，無不自爲刑名聲號矣。刑名已立，聲號已建，则無所逃迹匿正矣。”“凡事無小大，物自爲舍。逆順死生，物自爲名。名刑已定，物自爲正。”

在下篇中出現了和上篇可以對照的“恆氣之生”，這是一個關鍵詞，如果不能正確地加以理解，就無法説明下篇中爲什麼要再講“恆氣之生”，大多學者依然將第二次出現的“恆氣之生”按宇宙生成論去理解，所以龐樸先生要將第九號簡移到前面去，和第五號簡接起來，不然就無法解釋。[xvi]其實，這裡的“恆氣之生”並非在生成序列上處於“恆”、“或”之後的“氣”的“自生”，而指代的是依據“恆氣”纔得以形成的一切生成物。同樣的道理，整理者把第九號簡和第十號簡相聯，讀爲“恆氣之生，因言名。”也是不合理的。

在《恆先》的政治哲學中，對於“恆氣”生成之物，“明王”、“明君”、“明士”最基本的態度是“因”。可資對照的是，《淮南子·泰族篇》中有“天地四時，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柎）〔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作〕則細矣。”《文子·道原篇》中有“老子曰：‘……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爲也，所守也。故能因即大，作即細。能守即固，爲即敗。’”《文子·自然篇》中有“老子曰：‘……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爲也，所守也。上德之道也。’老子曰：‘以道治天下，非易人性也，因其所有，而條暢之。故因即大，作即小。’”特別値得注意的是《慎子·因循篇》中以下這段話。

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爲也，化而使之爲我，……人不得其所以自爲也，則上不取用焉。故用人之自爲，不用人之爲我，则莫不可得而用矣。

和《淮南子·泰族篇》一樣，《慎子·因循篇》中的“化”也應讀爲“作”。通過和上述《淮南子》、《文子》、《慎子》諸文例相對應，筆者認爲，“恆氣之生，因……”這一句應該斷爲“恆氣之生，因之大。作……。作……。”即“恆氣之生，因之大。作，其尨不自若。作，庸有果与不果。”纔更合理，即“因”和“作”是相對的詞匯，“因之”則“大”，“作”就會有“不自若”、就會有“果與不果”。根據《慎子·因循篇》，我們得知，“因”其實就是因人的“自爲”。[xvii]所以，《恆先》中，“因”也必須和“自爲”聯係起來，纔能得到最合理的解釋。

在論述“道”“聖人”→“無爲”，“萬物”、“百姓”→“自然”的道家傾向的文獻中，常常會用到“因”，或者與“因”相近的“順”、“隨”等詞匯，而且其結果常常與政治上的“無不爲”、與“天下治”相連。這類用例不勝枚舉，除上引三例外，再舉數例。其基本思想傾向和《恆先》是同出一轍的。

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莊子·應帝王篇》）

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導之。因隨物之容，故靜則建乎德，動則順乎道。……以一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臧獲有餘。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韓非子·喩老篇》）

是故聖人内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澹然無治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爲者，不先物爲也。所謂〔無〕不爲者，因物之所爲〔也〕。所謂無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謂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淮南子·原道篇》）

是故天下之事，不可爲也，因其自然而推之。（《淮南子·原道篇》）

總之，《恆先》講生成論的目的不是爲了生成論，而是爲了導出相應的政治哲學。《恆先》的上篇和下篇有着對應關係，下篇的政治原則必須遵順上篇提出的宇宙生成原則，既然“恆先”是“無有”、是“樸、靜、虚”，那麼“明王”就要取相應的“無舍”、“無與”的態度，既然，“氣是自生自作”，那麼包括人事在内的“天下之事”就是“自作”，“天下之爲”就是“自爲”，對應“恆氣”之所生所作，就要取“因”的姿態。這就是説《恆先》的政治哲學。用《淮南子·泰族篇》的話來講，就是“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用《論衡·自然篇》的話來講就是“無心於爲而物自化，無意於生而物自成”。

總之，“氣是自生”、“氣是自生自作”與前後文並不矛盾，也非莫名其妙之説法，這裡應該没有錯簡、漏簡，而是合理的存在。與《老子》爲首的道家類文獻無衝突之處，基本精神是完全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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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關於“樸”字的釋讀，關於“若寂寂夢夢”的釋讀，以及簡文的句讀，學界還有許多爭論之處。這裡所引簡文祇代表筆者個人意見，可參見《〈恆先〉編聯、分章、釋讀札記》（《孔子研究2000》網、2004年5月9日。《簡帛研究》網、2004年5月16日）。但“氣是自生，恆莫生氣，氣是自生自作。恆氣之生，不獨有與也。”一段在隷定和句讀上爲學界公認，基本上没有爭論。

[ii]關於“或”，很多學者視其爲空間概念的“域”。筆者理解“或”爲一種不确定的存在，很可能是“氣”的前身，所以它和“氣”一样是“恆”在的。

[iii]宮哲兵主編《當代道家――海峽兩岸首届當代道家研討會論文集》。會議時間：2004年5月12日～15日。又見《簡帛研究》網、2004年5月8日

[iv]同注3。

[v]《簡帛研究》網、2004年6月13日。

[vi]劉貽羣先生引了《莊子?在宥》中的一段話，其中有“物固自生”，但意欲説明的是“自生”與“復”的關係。並不能説明爲何“氣”要“自生”。

[vii]此文刊載於《中國哲學史》2004年第3期。

[viii]這段話中所見増補和訂正均從王念孫《讀書雑誌》。《文子?精誠篇》中也有基本相同的内容：

老子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列星朗，陰陽和，非有爲焉，正其道，而物自然。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

[ix]參見嚴北溟、嚴捷撰《列子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9月）前言。

[x]《莊子》中“自化”的用例還見於秋水篇“道無終始，物有死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和在宥篇一樣，也是講人們認知外物時，必將無所作爲，祇能等待外物“自化”。

[xi]其實丁四新先生已經注意到“自生”和“自化”之間的關係，但又説“《莊子?秋水》、《則陽》等篇雖然有‘自化’的概念，但都是相對人爲而言的，與《恆先》的‘自生’在性質上不同”。見《楚簡〈恆先〉章句釋義》（前掲宮哲兵主編《當代道家――海峽兩岸首届當代道家研討會論文集》。又見《簡帛研究》網、2004年7月25日）。丁四新先生把生成論中的“自生”和政治哲學中的“自化”對立了起來，其實《恆先》講生成論中的“自生”目的正是要對應人爲世界的“自化”，兩者性質並無不同，詳見本文第三節。

[xii]《〈莊子〉――“道”的思想及其演變》（黄華珍譯、台湾國立編譯館出版、2001年12月）。

[xiii]在描述“道”和“聖人”的態度時，確實也有“自然無爲”、“無爲自然”的説法，即將原來呈對應關係的兩者合二爲一，但時代已經相當靠後了。最早的用例似見於王充《論衡》。詳見池田知久前掲書第十二章第四節第二項。

[xiv]筆者根據《恆先》的文章表現方法和思想特徴，將其分爲上下兩篇，請參考《〈恆先〉編聯、分章、釋讀札記》（同注1）。

[xv]這裡所引簡文的釋讀句讀也僅代表筆者個人的意見。此外，第九號簡後面應該接第十一號簡，這是筆者在《〈恆先〉編聯、分章、釋讀札記》（同注1）中提出的觀點。

[xvi]龐樸《〈恆先〉試讀》（姜廣輝主編《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通訊》第二輯、2004年6月。又見《簡帛研究》網、2004年4月26日）。

淮南子范文篇9

关键词:旅游资源;淮南;旅游市场开发;路径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可支配收入逐年增加，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也逐步增加，旅游人数逐年增加，旅游业也得到兴起发展。位于华东地区腹地的淮南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城市，素有“五彩淮南”之称，即黑色煤，红色电，白色豆腐，绿色生态，蓝色生命起源。淮南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形有“三山鼎立，三水环绕”的独特地貌景观。淮南历史文化悠久，保留了许多史前文化、历史古迹，这些因素形成了淮南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市场潜力。

一淮南旅游资源状况

1．旅游资源丰富。淮南地区“三山鼎立，三水环绕”，其中“三山”指上窑山、舜耕山和八公山。“三山”森林植被茂盛，风景优美，古生物化石数量大、式样多。这里山势延绵起伏，有秀峰、怪石、洞穴、涌泉、古潭、古树等自然景观以及古寺庙遗址、古战场遗址、古墓群、古建筑、革命活动遗址、日本碉堡群等人文景观。虽然相比于其他名山，淮南的山大都海拔不高，但淮南地处平原，登峰鸟瞰，可阅览全市美景。淮南市横跨淮南两岸，风景优美，物产丰富。在淮南境内的淮河水系中，高塘湖背倚窑山，环境优美宁静，观赏价值极佳。瓦埠湖水域辽阔，湖中鱼类丰富，盛产银鱼瓦鱼，味道鲜美，明末清初此地银鱼被列为贡品，现远销各地。

2．文化底蕴深厚。被批准为“国家地质公园”的八公山风景区以其独特的地质遗迹和深厚的历史文明闻名于世。以“淮南虫”为主要成分的“淮南古生物化石群”为人类研究古生物起源提供了实证，八公山因此被称为“生命起源之山”。八公山在汉代是淮南王刘安的主要活动地，博大精深的《淮南子》也是在此诞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讲的就是淮南王求道炼丹以求长生不老之术的典故。在八公山，一千多年前，著名的“淝水之战”还留下了“八公山下，草木皆兵”的历史典故。八公山中还有著名的风景胜地南塘烽火，它不仅风景优美，还流传着宋太祖赵匡胤在南唐被围困，但最终打败南唐，建立北宋的历史故事。省级4A级景区舜耕山相传因上古帝王舜在此山下辛勤劳作而得名。

3．民俗风情浓郁。淮南是豆腐的发源地，相传是淮南王刘安在炼丹过程中偶得，并在以后的制作过程中加工形成了豆腐干、豆腐乳、千张、素鸡、腐皮等豆制品。淮南人善于把豆腐做出千姿百态的美味佳肴，豆腐宴名闻天下。淮南市政府每年都会举办“中国豆腐文化节”借以宣传淮南文化和淮河两岸人民的创新精神。淮南人爱喝牛肉汤，牛肉汤由牛骨熬汤，加入粉丝，豆饼，千张，口味独特，风靡江淮大地。淮南地方戏曲———推剧，融合了花鼓灯的表演，扬琴的声腔和淮北平原的民间舞蹈，风格热情、幽默，声色婉转优美，腔调独特，易懂易唱，反映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习惯和民风民俗。尽管淮南有着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但旅游经济却不甚发达，主要受以下因素限制。

二淮南旅游市场开发的限制因素

1．旅游资源开发程度不够致使景区缺乏吸引力。淮南市虽然是由国家旅游局正式命名的“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但相较于其他旅游名城，旅游开发程度依然不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景区体量小，品质差。虽然有历史文化积淀，但财政投入不足使历史文化不能通过有形的旅游景物展示出来，缺乏可视性，也就形成了俗称的“有说头，没看头”，减小了景区的吸引力。二是旅游产品与其他产业融合度不高，没有形成旅游产品与历史文化、生态、体育、工业等的有机结合，也没有形成住宿、餐饮、购物、娱乐一体化的旅游产业链。三是营销宣传手段单一使得旅游景区知名度低。淮南虽然每年都会举办豆腐文化节来宣传淮南，但主要目的是招商引资，对淮南旅游的促进作用不大，没有相应的营销手段来宣传淮南旅游资源，使得旅游景区知名度不高。

2．能源工业城市使游客对城市形象形成认识上的偏差。淮南作为我国重要的能源城市，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尤其是煤炭资源。由于煤炭开采历史悠久且依托本地煤炭资源兴建了几个火力发电厂，因此给人们的印象往往是:烟囱耸立，处处是煤灰，空气质量不好，河水污染严重。以前的淮南由于工业技术相对落后以及相关部门监管不力、环保意识不强等原因导致环境污染严重，空气质量较差的现象。但最近这几年，以淮南矿业集团为首的煤炭开采企业追求和谐生态的发展理念，重开采更重保护，先后投入几十亿元，在全行业率先推出修复资源枯竭矿区的生态环境，对二十多平方公里的城市荒山进行整治，完成水库生态区，山林生态区，湿地生态区的修复，建成以“山、水、林、居”为特征的煤矿人居环境。因此，淮南市要加强宣传，扭转游客对淮南形象认识上的偏差，促进淮南旅游业的发展。

3．旅游基础设施落后致使游客来淮旅游存在顾忌。现代旅游业的含义就是指依靠旅游资源和一定的设施，为游客提供交通、游览、住宿、餐饮、购物、娱乐等服务的综合性行业。旅游基础设施是指能保障游客旅游活动顺利进行的公共服务系统。随着经济的发展，游客对旅游基础设施有了更高的要求，它不仅包括有没有便利的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还包括有没有特色文化娱乐场所和医疗卫生服务来保障游客出行的便利和安全。作为安徽省较大城市的淮南，近些年来在市政府的领导下，基础建设方面有所改善，但总体状况仍不理想，尤其是老城区，城市建筑规划混乱，道路相对狭窄，铁路车站设施破旧。另外，淮南公交线路比较少，等待时间长，也没有建设由市区直达各景区的班车。在城市没有设置详细明确的旅游景点指示牌，星级酒店，医院等离景区也比较远，这些都会使游客在旅途、休息的过程中对淮南城市形象打折扣，阻碍淮南旅游业的发展。

4．旅游资源分散，增大游客出行成本。游客一次旅游是否满意取决于他从旅游过程中获得的价值感受与他付出的成本之间的比值，比值越大，游客越满意。如果他从某一景点获得的价值感受已定的情况下，付出的成本越大，游客就越不满意。付出的成本除了货币成本还包括精力成本，体力成本等。如果旅游资源分散会加大旅游活动的距离，从而加大游客的精力成本和体力成本，会影响旅游者对到该地区旅游价值的判断。淮南市旅游资源比较分散，上窑山位于淮南市东北的大通区，舜耕山位于田家庵区，八公山位于淮南西部郊区，焦岗湖位于淮南谢家集区，瓦埠湖在淮南最西边。景区分散且城市没有通往各景点的一体化的公交工具，缺乏统一的旅游精品线路，这些都增大了游客的出行成本，阻碍了淮南旅游业的发展。

三淮南旅游市场开发的可行性路径

1．加强宣传，打造“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形象。在各类旅游资源中，历史文化资源最珍贵，具有不可复制性，也是制造当地旅游资源与其他各地旅游资源差异性的最有力的武器。淮南历史文化悠久，留下很多故事，比如上古时代的舜在舜耕山下辛勤耕作;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一带招贤纳士，在继承先秦文化的基础上结合诸子百家的思想精髓著成《淮南子》，对研究秦汉文化起到史证作用，也对我国后来儒家思想的发展影响巨大，且刘安在炼丹求道的过程中发明了爽口嫩滑、营养丰富的豆腐，后来人们又在豆腐的基础上制作出千张、腐皮、素鸡、豆腐乳等豆制品。淮南市政府每年都会举办“豆腐文化节”宣传淮南，招商引资。旅游管理部门要抓住这个机会，在豆腐文化节上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的人了解淮南的旅游资源，了解淮南的悠久历史，了解淮南自古就是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旅游管理部门还要积极组织参加国内外关于旅游的博览会，宣传淮南的特色文化，在参加食品博览会或者农产品博览会时，也可以宣传豆制品为契机宣传淮南的八公山及其他的旅游资源。政府要加大宣传力度，统一规划设计淮南旅游宣传片，在电视平台或网络媒介上宣传，也可参与游戏设计，可以利用刘安招贤纳士的历史典故，也可用“淝水之战”中八公山下，草木皆兵的典故开发相应的游戏，游戏场景设在淮南，设定过多少关可以免费游淮南的某景区，通过这些促销手段来宣传淮南旅游景区，使人们通过玩游戏记住淮南各景区，也宣传了淮南悠久的文化。

2．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快旅游项目及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是旅游活动顺利进行的后勤保障，淮南旅游业要吸引更多的游客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加快旅游项目及基础设施建设。首先，政府要重视旅游业的发展，统一规划设计建设旅游基础设施和重点景区、景点。在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景区景点的建设上要有市场营销意识，以更好地满足游客的需求为出发点，要能意识到游客才是旅游业发展的市场保障，如何让游客更便利，更舒心，更满意作为建设规划的前提。其次，政府要积极招商引资，给予政策支持，吸引更多的组织和个人参与开发旅游产业。开发旅游产品可以与其他产业有意识地融合，形成旅游与文化、农业、工业有效、有机结合的复合产业，比如旅游业和工业结合，展出煤矿开采设备，体验煤矿工人工作环境等。同时要发挥旅游产业链的带动作用，形成游览、餐饮、住宿、购物、娱乐于一体的设施建设，以增加旅游景点的竞争力。最后，政府要加大对旅游业开发的财政投入，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旅游产业规划，基础设施和重点景区、景点的建设，把景区的历史文化通过有形的景观展现出来，增加旅游景点的可观性，促进淮南旅游业的发展。

3．整合旅游资源，设计主题精品旅游项目。淮南旅游资源分布分散且相互独立的现状增加了游客的活动距离及体力、精力成本，影响了游客对来淮旅游满意度的判断。因此要积极整合淮南旅游资源，使游客一次出行目的性更强、出行更方便。为了减小游客的出行体力精力成本，可以设计以下主题精品项目:名胜古迹一日游:八公山国家地质公园———淝水之战遗址———寿州窑遗址豆腐寻根一日游:汉淮南王宫———升仙台———豆腐村———品豆腐宴淮河风情一日游:乘船观淮河两岸风光，参观淮河民俗风情博物馆，欣赏花鼓灯推剧焦岗湖特色渔家乐:坐画舫欣赏焦岗湖美景，根据不同时节赏荷花、采菱角，体验渔民生活，品尝活鱼宴。

4．明晰发展思路，构筑淮南旅游发展新格局。淮南旅游业要能够在立足于自身发展的基础上，确立大旅游，培养大市场。以科学发展观统筹开发淮南旅游业，把淮南旅游业发展为以八公山为中心，以焦岗湖、茅仙洞、上窑山为支点，以舜耕山、龙湖为附属向东不断延伸，形成人文、自然、景观有机融合的多层次的旅游格局。要以合淮经济一体化发展作为契机，联合发展，利用与省会城市相邻的地理优势与合肥景点优势互补，把合肥的一些旅游线路延伸。也可以与周边城市联合，比如以淮南八公山，寿县古城为核心，联合颍上八里河，凤阳明皇陵组建“畅游沿淮风光带”，促进淮河流域旅游业的共同发展。总之，淮南作为安徽省历史文化名城，旅游资源丰富，旅游市场具有较大的发展潜能和价值，随着合淮经济圈一体化发展和淮南山南新区的开发建设，必然会给淮南旅游业带来商机。淮南旅游管理部门要通过各种手段加快淮南旅游市场的开发，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应对因煤炭行业经济下行给地方经济带来的压力，拉动地方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互联网络．淮南市旅游资源开发现状研究

［2］司丹丹．淮南市旅游市场营销策略研究［D］．安徽大学，2014．

淮南子范文篇10

1．所谓神话，是上古时代的人们，对其所接触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所幻想出来的艺术意味的解释和描述的集体口头创作。

2．上古神话的主要内容有：

(1)解释自然现象的：女娲补天、女娲造人、盘古开天辟地。

(2)反映人类同自然斗争的：鲧禹治水、后羿射日、精卫填海。

(3)反映社会斗争的：黄帝战蚩尤。

3．记载上古神话的主要作品：《淮南子》、《山海经》、《庄子》等。

三、两汉文学

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有：

1．贾谊，又称贾生，贾长沙，贾太傅。主要作品为《新书》。另有《吊屈原赋》等赋，开“史论”之先河，其赋上承楚辞下启汉赋，影响很大。

2．刘安，封淮南王。主要作品为《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等故事出于此。

3．司马迁，字子长，别称太史公，简称史迁。主要作品为《史记》，又名《太史公书》，全书130篇，包括12本纪、8书、1o表、30世家、70列传。

4．乐府民歌和赋乐。乐府原为汉代音乐机关，后指所搜集的诗。《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叙事发展的高峰。

四、魏晋南北朝文学

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有：

1．“三曹”即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曹操的《观沧海》、《蒿里行》，曹丕著有《典论》及诗歌《短歌．行》等，曹植的《名都篇》、《白马篇》、《洛神赋》都很有名。

2．“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禹、应场、刘桢。“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山涛、刘伶、王戎、向秀、阮咸。

3．诸葛亮，字孔明，别号卧龙，封武乡侯。有《诸葛亮集》，《出师表》出于此。

4．干宝，字令升。主要作品为《搜神记》，《干将莫邪》、《东海孝妇》都出于此。《搜神记》是我国最早的短篇小说集之一，多为志怪故事。

5．陶渊明，名潜，字元亮，自号五柳先生，谥靖节，我国第一位杰出的田园诗人。有《陶渊明集》，代表作有《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饮酒》等。

五、唐代文学

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有：

1．王勃，字子安，“初唐四杰”之一(另三位是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主要作品为《王子安集》，其中《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滕王阁序》最有名。他在“四杰”中成就最高。

2．贺知章，字季真，自号四明狂客。主要作品为《咏柳》、《回乡偶书》。

3．孟浩然，襄阳人。唐代第一个大量写山水诗的人，与壬维齐名，世称“王孟"。主要作品为《过故人庄》、《春晓》等，集为《孟襄阳集》。

4．王维，字摩诘，诗人兼画家。与孟浩然同为盛唐田园山水派代表。主要作品为《送元二使安西》。又名《阳关曲门飞鸟鸣涧》。苏轼赞其作品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5．李白，字太白，人称“诗仙”。唐代三大诗人之一。主要作品为《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子夜吴歌》、《望天门山》、《秋浦歌》、《秋登宣城谢胱北楼》等。

6．杜甫，字子美，与李白齐名，人称“诗圣”。唐代三大诗人之一。主要作品为《兵车行》、《春望》、《3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结为《杜工部集》。

7．白居易，字乐天。中唐新乐府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唐代三大诗人之一，与元稹合称“元白”。主要作品为《秦中吟》、《新乐府》(包括《卖炭翁》等)、《长恨歌》、《琵琶行》等。

8．柳宗元，字子厚。唐代古文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与韩愈并称“韩柳”，“唐宋八大家”之一。主要作品为《捕蛇者说》、《三戒》(包括《黔之驴》)、“永州八记”(包括《小石潭记》)、《童区寄传》等散文，《渔翁》、《江雪》等诗，结为《柳河东集》。他是中国第一位把寓言正式写成独立的文学作品的作家，开创了我国古代寓言文学发展的新阶段。

六、宋代文学

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有：

1．范仲淹，字希文，谥文正。主要作品为《岳阳楼记》、《渔家傲》等，结为《范文正公集》，属豪放派。

2．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谥号文忠。北宋文坛领袖，“唐宋八大家”之一。主要作品为与宋祁合修《新唐书》，独撰《新五代史》。有《醉翁亭记》、《秋声赋》、《六一词》等，结为《欧阳文忠集》。他的《六一诗话》是我国第一部诗话。

3．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谥号文忠，“唐宋八大家”之一，主要作品为《赤壁赋》、《石钟山记》、《捌西林壁》、《水调歌头》、《念奴娇》等，结为《东坡七集》。

4．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王文公。“唐宋八大家”之一。主要作品为《游褒禅山记》、《伤仲永》、《元日》、《泊船瓜州》等，集为《王临川集》，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

5．陆游，字务观，号放翁，人称“小李白”。主要作品为《书愤》、《示儿》、《钗头凤》等。中国古代最高产的诗人，有诗9000多首。

6．李清照，号易安居士。主要作品有《武陵春》、《如梦令》、《声声慢》等，结为《漱玉词》。古代最重捌的女诗人，宋代婉约词派中成就最高者。

7．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与苏轼并称“苏辛”。人称“词中之龙”。主要作品为《稼轩长短句》，名篇有《摸鱼儿》、《永遇乐》、《清平乐)溥。宋词中成就卓越者，继承并发展了苏轼的豪放词风，开拓了词的表现范围。

一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有：

1．施耐庵，主要作品为《忠义水浒传》简称《水浒》，是我国第一部反映农民起义的长篇章回体小说，礓后世农民起义产生了巨大影响。

2．罗贯中，名本，号湖海散人，中国第一位全力创作通俗小说的作家。主要作品有《三国志通俗演义》

3．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主要作品《西游记》是著名长篇章回神魔小说，是古典文学中最辉啊的神话作品，标志着浪漫主义文学的新高峰。

4．兰陵笑笑生，主要作品为《金瓶梅》，抨击当时统治阶级腐朽的生活，暴露了封建社会晚期的黑暗。

5．明朝人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为四大奇书。

九、清代文学

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有：

1．洪舁，字防思，号稗畦。主要作品为《长生殿》，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

2．孔尚任，字聘之，号东塘，又号云亭山人。主要作品为《桃花扇》。

3．蒲松龄，字留仙，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主要作品为《聊斋志异》。

4．吴敬梓，字敏轩，晚年号文木老人。主要作品为《儒林外史》。

5．曹雪芹，名霈，字梦阮，号雪芹。主要作品《红楼梦》(高鹗续后40回)为最伟大的现实主义长篇古典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高峰。

十、现当代文学

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有：

1．鲁迅，原名周树人，字豫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主要作品有小说集《呐喊》、《彷徨》。

2．郭沫若，原名开贞，号尚武。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也是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的又一面旗帜。主要作品为1921年出版的诗集《女神》。

3．叶圣陶，名绍钧。现代作家，教育家。主要作品为长篇小说《倪焕之》，短篇小说有《多收了三五斗》、《夜》等，童话集有《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写童话的作家。

4．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茅盾是笔名。现代杰出作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主要作品为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和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

5．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人。1950年获“人民艺术家”称号。主要作品为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剧本《茶馆》、《龙须沟》、《西望长安》等。是“京味小说，，的开创者。

6．闻一多，著名爱国诗人、学者。主要作品为诗集《红烛》、《死水》。

7．冰心，原名谢婉莹，著名女作家。主要作品为诗集《繁星》、《春水》，散文集《寄小读者》、《樱花赞》等。

8．巴金，原名李尧棠。主要作品为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和爱情三部曲(《雾》、《雨》、《电》)。1982年获意大利“但丁国际奖”。

9．赵树理，原名赵树礼，小说家。主要作品为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

10．曹禺，原名万家宝，戏剧家。主要作品为剧本《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明朗的天》、《胆剑篇》、《王昭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