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范文10篇

华北范文篇1

明代华北农业的粗放经营

华北地区的二年三熟制，有人认为出现于两汉，形成于后魏[1]。也有人认为始于唐代，但到明清时期才形成一种基本的耕作制度[2]。其实，直到明末清初，二年三熟制始终未能成为华北的种植制度的主要形式。王象晋在《群芳谱》中说：“凡田，来年拟种稻者，可种麦。拟种棉者，勿种，……若人稠地狭，万不得已，可种大麦、裸麦，仍以粪壅力补之，决不可种小麦。”很明显，能够种植水稻、棉花的地区，是华北平原气候、水利条件较好的地带。然而据王象晋所说，二年三熟制尚不普遍，其实行的障碍是肥料问题。

华北地区的自然条件远比南方差，农民很难以自己的土地以外获得草木灰、河泥等肥料。而华北的社会条件—商业性农业不发达和作物收益性低，又限制了人们购买肥料使用的可能。因此，为了解决肥料问题，北方农民创始了绿肥作物与粮食作物的套种制。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指出：“凡美田之法，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率皆五六月中骥种。七月八月犁掩杀之。为春谷田，则亩收十石。”可见，在那时为了解决肥料问题，是以牺牲一熟为代价的。

华北地区实现二年三熟的另一个障碍是劳动力问题。这一问题可从明代耿荫楼在农书《国脉民天》中提出的“亲田法”得到说明。耿荫楼在天启、崇祯年间在山东临淄、寿光做知县，他认为：“青齐地宽农惰，种广收微。”耿荫楼还认为，一户人家是种不了百亩耕地的。耕作时，应把其中的八十亩照粗放经营方式耕种，其余二十亩则精耕细作。如果年成丰稳，这二十亩的收获必比粗放经营的八十亩高出数倍。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王家宾《青州府志序》，青州的民户三十万，耕地为十三万六千顷，以户量地每户平均45亩。青州在明代是人均耕地面积较少的地区。以万历六年（1578）为例，北直隶每户平均耕地为115.79亩。河北与北直隶接近，为117.14亩。山东为45亩[3]。这些省的户均耕地面积都或等于或超过青州，自然都属于“种广收微”的粗放经营之列，是不可能普遍实行二年三熟制的种植制度的。

此外，从人地关系的发展来看，当农民还有大量垦殖荒地的可能性时，是不会以实现二年三熟来提高复种指数的，而明代的情况正是这样。据《天下郡国利病书》转述明末一河南地方官的话说，河南各府中开封、汝宁、归德、南阳等府，明初因荒芜严重，税粮最轻，经过多年垦辟，“各府之荒芜，皆尽开垦”。北直隶各府的土地，根据《畿辅通志》卷三十二亩赋志所载数字累计，万历年间实丈亩数是492，564顷。比弘治十五年净增222，859顷，增长了八成[4]。山东各府耕地增长的全面情况资料不足，从兖州、东昌两府看，其耕地的增长亦属可观。兖州府辖济宁州，旧额粮地4000余顷，嘉靖二十四年丈量后，增加三倍[5]。郓城县耕地增长，根据崇祯年间县志记载，嘉靖年间耕地竟是明初的十二倍[6]。华北地区耕地面积增长如此之速，而未垦荒地尚多。嘉靖《山东通志·风俗篇》说，明朝“承平百余年，休养生息，济、东、兖颇称殷庶，而登莱二郡、沂济以南土旷人稀，一望尚多荒落。”说明华北地区垦殖的潜力还是很大的，较多的劳动力流向垦荒，必然使原有耕地劳动力更加不足，只能实行粗放经营，根本谈不上实行二年三熟的种植制度，提高复种指数。

[1]万国鼎：《农史文献中所见的农作制》，《中国农报》，1962年第2期。

[2]闵宗殿、董凯忱、陈文华：《中国农业技术发展简史》第109页。

[3]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乙表32，明洪武、弘治、万历三朝每户每口平均亩地数。

[4]从翰香：《十四世纪后期至十六世纪末华北平原农村经济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

[5]从翰香：《十四世纪后期至十六世纪末华北平原农村经济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

[6]从翰香：《十四世纪后期至十六世纪末华北平原农村经济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

清代二年三熟制的发展

雍乾之际，二年三熟制开始在华北发展起来。至乾隆中期，二年三熟制在华北已较为普遍。在《宪庙朱批谕旨》中有大量关于直隶、河南、山东“收获之地布种二麦”以及“麦收之地……耕犁布种晚谷秋豆”[1]的记载。二年三熟制得以在清展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种麦的普及。由于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北方冬季能够在田间越冬的作物主要是小麦。所以，在二年三熟制复种组合中不能不以小麦为主作物，然而再根据麦收之后积温的多少与生长期的长短来搭配其他作物。因此，华北二年三熟制的普及程度也就取决于种麦的普遍程度。雍正乾隆年间，华北各省大力提倡种麦，如“直隶各州县凡高阜之处以及次等洼地悉皆播种冬麦，比旧甚广，滋长发生，青葱遍野。”[2]顺德、广平、大名三府州县“种二麦者十居八九”[3]。“东省农务麦田最关紧要”，“各属种麦甚广”[4]。至于河南，“产量唯二麦为最广”[5]。清政府鼓励农民种麦，是和推广二年三熟制联系在一起的。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司农司奏请饬令地方官查明瘠薄地亩只令种麦时，遭到了乾隆皇帝的驳斥：“地脉肥瘠不同，其播种所宜应听农民相地土之宜自为布种，可两熟者，农夫必不甘只令一熟，其只可一熟者，亦不能强之再种”[6]。这也从侧面说明当时推行二年三熟制已经相当彻底了。

其二是肥料问题的解决。为了解决肥料不足与二年三熟制的矛盾，北方农民采用了以粪肥代替绿肥的办法。粪肥的应用同人口的数字成正比。珀金斯在《中国农业的发展（1768-1968）》一书中曾指出：“在明代后期，浙江北部嘉兴府施到地里的粪肥，恰好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华南的同一数值相同。那时候，该府人地比率也与三十年代整个华南的人地比率大致相同，大概在人口稀少地区，施用粪肥的数量要少得多。”《致富奇书广集》曾说“北方不能用（人粪尿）”，实际上是由于清初北方地广人稀，而人粪尿来源不足，才得不到相应的重视。这种情况到清代中期才大为改观。十八世纪刊行的北方农书《知本提纲》把肥料分为十类，把人粪归入好的肥料中的第一等，而把绿肥归为一般的最下等。当时山东农书《农圃便览》也有“人粪为上”的提法，可见，这时人粪已取代了绿肥的地位。北方农民还大力饲养畜力牵引大型化所必须的耕畜和中小家畜，以此来获得大量的畜肥。我们从康熙末年行刊的《教稼书》中可以了解到，山东的富盛之家，每年都可以从铺满地砖、深达丈余的大肥料坑中生产出大量被称作“池发粪”的肥料，随着耕畜比例的提高，家畜所具有的肥源性质就更明显了。养猪也大量地发展起来。据蒲松龄《农桑经》可以看出当时山东流行地主强迫佃农养猪以取得肥料的作法。畜肥的增加和随着人口增加而来的人粪的增加，解决了华北肥源不足的问题，使华北的二年三熟制迅速发展起来。

其三是人口的压力。清代的人口问题自康雍之际已见端倪，但真正因人口问题而造成经济压力，还是在乾隆以后。从雍正二年至乾隆十八年，直隶人口由3406843人激增至9374217人，净增175.16%；山东人口由2278305人激增至12769872人，净增460.50%；河南人口由204917人激增至7114346人，净增247.14%；而人均耕地却分别降至7.01亩、7.6亩和10.16亩[7]。人口的激增和人均耕地的剧减造成了粮食供给不足，粮价不断上涨，驱使农民大量开垦荒地。但是，靠垦荒来增加耕地的可能性必定是有限的，因而进一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就成为减缓人地矛盾的有力措施。另一方面，人均耕地的减少也为实行二年三熟制准备了充足的劳动力条件。顾炎武在《日知录集注》水田注中说：“一夫之力，可耕旱地三十亩。”蒲松龄著的《农桑经》也说：“大约春秋田三十亩，必用一人。”尹会一在《敬陈农桑四务疏》[8]中以此作为精耕细作、兼收倍获的标准。按每户七口二丁计算，至此，直隶、山东、河南都达到和接近了这个水平。二年三熟制正是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起来。

[1]雍正十二年五月十九日山东巡抚岳睿奏折，《宪庙朱批谕旨》第15函，第5册，第32页。

[2]《宪庙朱批谕旨》第13函，第6册，第10页。

[3]同上，第12函，第3册，第3页。

[4]同上，第15函，第5册，第32页。

[5]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2，第20页。

[6]《大清高宗纯皇帝圣训》卷211，第9页。

[7]《清朝文献通考》卷4，回赋4《田赋之制》卷19，户口1。

[8]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2，第11页。

二年三熟制的分布及作物搭配

雍乾之际，华北平原三省已普及了二年三熟制，但因省而异，普及的程度及搭配的作物又有所不同。河南除最南部一直是实行一年两熟制外，其余地区普遍实行二年三熟制。即春末种高粱或棉花，秋后种麦，来年麦收后种豆或晚谷，周而复始。在作物中，除小麦外，“高粱为盛”，这是因为河南地属平原，夏季多雨易涝，“唯高粱质粗而杆长，较他谷为耐水，故种植者广”[1]。又因为黄河流经河南，两岸堤长工险，每年抢险都用秫秸（高粱杆），向民间征用较多，因此农民普遍种植高粱，再次是小米和棉花。山东二年三熟制也很普及。“坡地（俗谓平壤为坡地）二年三熟……，初次种麦，麦后种豆，豆后种蜀黍、谷子、黍稷等。涝地（俗谓污下之地为涝地）二年三收，亦如坡地，唯大秋概种子……，麦后亦种豆”[2]。作物除小麦外，以豆为多，其次是谷子、子、禾稷等。麦后种豆非常普遍。在蒲松龄（山东淄川人）在康熙四十四年所著的《农桑经》和丁宜增（山东青州人）在乾隆二十年所著的《西石梁农圃便览》中都有“赶雨种豆”，“且割（麦）且种”的说法。山东种豆较多，一方面是因为清政府征收黑豆以供“京师官兵牧养马驼需用”，另一方面，是因为山东和江南相邻，“青白二豆，向充江省粮食”[3]。河北在华北三省中是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地区。这主要是受气候和土壤条件的影响。一般来说，保定以南太行山东麓平原地区，水土条件较好，而“农工亦周到”。其他地方，特别是河间、天津、顺天、水平等府，地土多瘠硬或沙碱，“农工亦苟简”。所以不同地区之间单产高低很悬殊。南部地区较高，北部地区则处于低而不稳的水平。如河间府河间县，“地鲜膏腴，竭终岁之力，收入颇寡，履亩但得五六斗，七八斗即庆有年矣”[4]。永平府滦州“不知水利，旱涝皆听于天，计丰岁所收，每亩不过四五市斗”[5]。至于偏远的山区，产量更为低下，易州广昌县在七月即已降霜，该地主要在清明时种麦、豆和五月种粟等作物，即使是丰年，每亩产量也不满一斗[6]。由于河北北部地区天气较冷，土壤条件差，作物的生长期短，通行是一年一熟。因为特别种麦需肥多，种植期长，产量低，所以种植较少；而杂粮因为生长期短，适应性强，产量较高，种植较多。因此，河北是华北平原三省中二年三熟制普及较差的地区。直到民国时期，二年三熟制尚不完全普及。如三河县“有一地纯种一谷者”[7]。河北的粮食作物有小麦、大麦、谷子、高粱和豆类。其中小麦、谷子占有较大比重。“土俗谷雨种谷，小满中黍稷”[8]。“麦既登场……，或以种豆或以种禾”[9]。种的禾名叫“六十日还家”，看来是生长期较短的作物，适合当地的气候条件。

实行二年三熟制具有很大的优越性。

首先，从经营效益来看，二年三熟制是一种轮作制，它使土地肥料的缺乏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偿。“北方各省，农产种类极多……，凡是充分利用这些不同作物轮植的地方，上等土地无须多施肥料，便可得到很好的收获”[10]。在河南、山东的二年三熟地区，其基本轮作复种方式是：麦—豆—秋杂，这是豆类作物与谷类作物的轮作复种。在这种二年三熟的轮作周期中，安排一季夏大豆，对维持土壤氮素平衡，保证轮作周期粮食的总收量来说，起到了良好作用。因大豆有强大的固氮能力，据文献记载，通过种植大豆能为每亩土壤积累氮素20斤，相当于硫酸铵100斤，或粗肥1万斤。但大豆成熟期晚，不宜直接种麦，经冬闲之后，加强土壤养分的矿化作用，然后种植春谷或高粱，能够增加产量，而且，二年三熟制是以小麦为主作物的，“通常麦价高于粗粮价格一倍”[11]，经济效益远较单种杂粮为优。同年，还可以种高粱、豆类、谷子，解决饲料、燃料等问题。

其次，从劳动效益来看，实行二年三熟制的地区劳动期较长。从蒲松龄的《农桑经》和丁宜增的《西石梁农圃便览》来看，劳动期都在十个月左右，一年间的农活分布，是较为平均的。而一年一熟制的地区一年中最忙的时间只有十几天，农民的剩余劳动时间较多。而且，二年三熟制的轮作换茬方式及其相应的作物布局，可以使春耕秋耕交替进行，使劳动力、肥料得到合理的调剂，便于实行精耕细作。农民通常是把自己的土地分为两部分轮耕的。雍正十年，河东总督田文镜在奏折中描述了河南人民把土地分为两部分轮耕的情况：“豫省民俗大率广种秋麦，并无余地留种春麦。间有未种秋麦地亩，皆留以播种早黍、早谷、芝麻、高粱等项”[12]。乾隆十年，尹会一在《敬陈农桑四务疏》中也做了类此的描述。直到清末，《清国事情》还介绍了山东烟台附近兄弟二人“四十亩地分作两份，轮换耕作”的情况。农民把土地按作物品种分为第一年和第二年的来种植，三月种高粱早谷，五月种豆，八月种宿麦，使播种前后的各种收获和中耕锄草工作也都能合理地安排，从春天到秋天就可以不间断地分配农活了。而且夏季作物收获期按品种不同而分布在六月大暑天到八月秋分的特点，也有利于农活的平均分配。

[1]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2，第20页。

[2]刘贵阳：《说经残稿，沂水桑麻话》。

[3]冯柳堂：《中国历代民食政策史》第237页。

[4]乾隆：《河间县志》卷3，《风俗》。

[5]嘉庆：《滦州志》卷1，《风俗》。

[6]乾隆：《易州志》卷10，《风俗》。

[7]《三河县新志》卷75，第2页。

[8]《宪庙朱批谕旨》28册，第71页。雍正五年四月十五日署理直隶总督宜兆熊、协理直隶总督刘师恕奏折。

[9]王筠：《夏小正正义》第38页，《丛书集成》1336册。

[10]《北华捷报》，1883年8月3日，第136-137页。

[11]景甦、罗仑：《清代山西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第56页。

[12]《宪庙朱批谕旨》第11函，第8册，第43页。

二年三熟制与华北农业的商业化和集约化

二年三熟制的普及使华北农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自然经济的农业开始向商业化农业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农民能够生产出更多的商品粮投放市场，并且逐渐地把原来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部分地解放出来，改种经济作物。据乾隆时编纂的河南《光山县志》记载，当地农民“终岁所入，口食所余，悉以出粜”，“邻县远方车骡运载不绝于途”[1]。同期的《罗山县志》也记载“北人粜贩步小车驱驴往来如织，日去米不下数百石”[2]。当时还形成了经济作物产区和粮食作物产区的分工。如“山东临清州所需粮食，麦、谷由河南贩运。秫梁由天津贩运”[3]。甚至有些地区，种植粮食作物完全是为了出售，如河南嵩县人民食粟、麦而不食水稻。但水稻却在嵩县大量种植，其原因无疑是“多得缗钱”[4]。粮食的商品化还表现在踩曲造酒上。“河南素称产麦之区，遂有山西富商大贾挟其厚资乘麦收价贱时在于马头集镇广收麦石，开坊踩曲。每商自数十万以至数百万块不等”，“耗麦奚啻数千万石”[5]。乾隆初年，围绕着禁曲还是开禁在朝廷上引起一场争论。由于农民手中的余粮必然要找到出路，清廷禁而不止，终于被迫宣布在乾隆三年开禁。

农民不种粮食，改种经济作物，一方面是因为手中有了余粮，另一方面是受市场价格的影响。如棉花价格高，“五谷之利，不及其半”，因此农民种植较多。乾隆年间，棉纺业发达的松江，部分原料贩自山东、河南[6]。直隶种棉，比山东、河南稍晚，但到乾隆年间，已相当普遍。直隶的冀、赵、深、定诸州“栽培棉花者十之八九”[7]。种烟之利，因“倍于百蔬，五倍于五谷”[8]，种植更为普遍。山东的济宁州，雍正年间“膏腴皆为烟所占，而五谷反皆瘠土”[9]，州内业烟者六家，“每年买卖至白金二百万两”[10]。直隶、河南种烟也很普遍。“磁人舍本逐末，多种烟叶靛苗，稻田渐减”[11]。河南邓州“纵横数十里，皆烟田”[12]。其次，粗放经营的农业开始向集约经营的农业发展。历史上，华北的农业一直是粗放经营。张士元在《农田议》[13]中曾经勾画出康熙实年华北农业的轮廓，“逾淮而北过山东直隶之境，则平原旷野，千里荒芜，虽有种禾黍者，亦少深耕易耨之功，岁收益薄。”尹会一在乾隆初年所上的《敬陈农桑四务疏》[14]中，也生动地描绘了华北农业的粗放经营景象：“北方地土辽阔，农民唯图广种。一夫所耕自七八十亩至百亩不等，意以多种则多收，不知地多则粪土不能厚壅而地力薄矣，工作不能遍及面人事疏矣。”然而，这种情况随着二年三熟制的普及开始发生变化。乾隆中期以后，华北农业出现了集约化倾向。

华北农业的集约经营主要表现在资本集约和劳动力集约上，它是一种把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活劳动，集中投入较少的土地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经营方式。二年三熟制的普及，使华北的农业进入了良性循环；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增加，使农民可以把部分原来种粮食的土地改种经济作物，通过出售剩余的粮食和经济作物获得农业资金，还可以用剩余的粮食喂养大型牵引牲畜和其他大小家畜。据乾隆二十年成书的《西石梁农圃便览》记载，山东省青州府日照县西石梁村丁宜曾家喂养的大型牵引牲畜和其他大小家畜就为数不少。二年三熟地不仅产量高，而且能生产商品价值高的麦和大豆。据景甦、罗仑的《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一书，山东省济南章邱县东矾硫村太和堂李家就是在乾隆中期种植和出售麦子和大豆而发家的。太和堂在光绪时期，除了饲养十七头耕畜外，还饲养着四十只猪和一百多只羊。这些家畜每年可产肥五千余车。从同书中引用的树荆堂毕家的事例也可看到，毕家养有十几头牛和一百多只羊。这三家都是地主，种植方式都是高粱、粟—麦—黍、豆—休闲的二年三熟制，都饲养大量的大牲畜和大小家畜，积肥都比较多，经营都非常成功。虽说他们不一定能完全代表华北农民的经营方式，但是，这种大牲畜耕作的资本集约的经济方式，无疑是当时华北地区占统治地位的经营方式。

华北农业的资本集约和劳动力集约还表现在经济作物的种植上。如种植烟草，“必择肥地，用十成粪”[15]，每万株需要“灰粪二三百担，麸料粪水在外”[16]。山东济宁州，种植烟草和种包谷的人工费用是四与一之比。“其工力与区田等”[17]，种植烟草所需的肥料和劳动力因地区而异。据包世臣的估计，烟草需要六倍于水稻或四倍于旱地作物的肥料；在劳动力方面，也要求是其他作物的十倍多[18]。在河北，还种植着靛蓝等经济作物，也是需要花费大量的劳动力和肥料的。至于棉花为集约经营的经济作物，更是无庸置疑的。

总之，华北农业的商业化和集约化是以二年三熟制的普及为开端的，二年三熟制促进了华北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就此来说，二年三熟制的普及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经济意义。

[1]乾隆：《光山县志》卷13，第6页。

[2]乾隆：《罗山县志》卷1，26-29页。

[3]方观承：《方恪敏公奏议》卷2。

[4]康基渊：《嵩民种田说》，康为乾隆时人，该书作于1765年前后。

[5]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5，5页；卷1，21页。

[6]叶调生：《鸥陂渔话》卷4，引吴伟业：《木棉吟》。

[7]嘉庆：《一统志》卷60，东昌府二。

[8]方观承：《御制棉花图》跋语。

[9]方苞：《方望溪全集》，集外文，卷11，《请定经制札子》。

[10]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3，臧咸：《种蜀黍记》。

[11]包世臣：《安吴四种》卷6，14页。

[12]吴邦庆辑：《畿辅河道水利丛书》，《水利营田图说》，磁州。

[13]杜修昌：《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史略》。

[14]《皇朝经世文编》户政十一，农政上。

[15]刘贵阳：《说经残稿》。

[16]《清代文字狱档·吴其档舆献策案》。

华北范文篇2

一、正常年景的生活消费

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消费。生产制约着消费，有什么样的生产力状况，消费就只能处于相应的水平，且上述产品受商人的操纵又难以取得合理的价格，而地租与赋役还占去农民至少一半以上的劳动所得，加之为了延续简单的再生产，农民总还要扣出籽种等必要的生产性开支，因此，可以供家庭衣食住等日常生活消费的支出就极为有限。在衣食住中，住房不属于家庭经常性的开支，一次投资虽然要花去农家多年的储蓄，但可以使用多年。农民家庭的日常消费，主要包括衣食，其中又以吃所占的比例为最大。因为吃在农家生活消费中占有重要地位，因而我们首先来考察它。

吃的数量与质量是农民生产生活水平的标志。从数量看，笔者所见关于口粮标准的估计，都来自于江南食米的材料，可作为我们考察华北农民口粮消费的标准。任启运认为，“夫人食谷（每日）不过一升”，“以人口日一升计之，一人终岁食米三石六斗”（注：任启运《清芬楼遗稿》卷1，《经筐讲义》。）。洪亮吉说，“一人之身，岁得布五丈即可无寒，岁得米四石即可无饥”（注：洪亮吉《意言》，《生计篇》第7。）。张履祥给长工的口粮还要高，每年5.5石，尚不包括给长工的其他支付。上述估计都是以一夫即一个壮劳力作为对象的，数量相对较高。勒紫垣在《生财裕饷第一疏》中也谈到，“苏松嘉湖之民，知壮夫一丁种稻十二三亩，其岁收粒米，肥地不过三十余石，瘠地可得二十石，以每人每日食米一升科之，则三十余石者可食九人，而二十石者可食五六人。准古证今，原无异也。至农夫五等产，上中下而合算之，每夫可食九人，内除本夫与本夫之母妻女以及本夫之耄父幼子，共约食其半，计可余一半，以食他人”（注：陆耀辑《切问斋文钞》卷15。）。这里成年男女的口粮标准仍为每人1日1升，年均成年人是3.3石；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减半，每人口粮仅0.5升，年1.65石，后者大概是最低的口粮标准，因为它与清政府拨给灾民的赈济口粮在数量上相当。至于一个家庭年均的平均口粮消费数量，也有人作过估计，如据强汝询估算，“八口之家，人日廪米四合，率日食四升八合，一岁食米十七石二斗八升”（注：强汝询《求益斋文集》卷4，《农家类序》。）。依此标准，农民一家男女老幼牵算每人年食米2.16石。当然，有的人对家庭口粮年均消费标准的估计还要略高一些，如包世臣说，“合女口小口牵算，每人岁食米三石”（注：包世臣《安吴四种》卷26，《齐民四术》卷2。）。考虑到清代华北农民的食品结构的特点，看来把大小口拉平，每人3石左右的年均口粮标准还是差不多的。如果再少，农民就要寻求各种代食品维持基本的生计。

那么，3石粮食需要多少土地才能够生产出来呢？清代华北一般年成两收亩产在1石左右，这样养活1人至少需要3亩口粮田。如果没有复种，则需6亩土地。清代华北水利薄弱，土地多为中低产田，产量很低。如直隶望都县，上中下土地“均匀计算，每亩得谷五六斗，须六亩可养一人。望邑额地一千七百余顷。现存男妇六万余名口，宜其地之所出不敷卒岁之用”。在此情形之下，望都县“上户饭粗粝，中户下户掺糠和菜以为食哉”（注：光绪《望都县乡土图说》不分卷，《县望县图说》，“田亩”。）。华北各地气候、水利条件不同，因而养活1人大致需要3～6亩土地，像山西解县“当全盛之时，户口七万有零，平均分之每人仅得四五亩旱地，终岁劳苦，丰年略可自饱，仍不可事父母，畜妻子，一遇凶歉，死亡殆尽”（注：民国《解县志》卷3，《丁役略》。）。华北人地关系的比例低于江南，但农业生产水平也比后者低，因而尽管人均占有的耕地一般比江南多，农家仍食不果腹。如山西凤台县，“小民狃于苟安，难于图始，烈日炎天，荷锄陇亩，草笠赤脚，挥汗如雨，多旱委之于天，歉入委之于地，终岁以草根木叶杂茭稗而食，安之如命”（注：乾隆《凤台县志》卷2，《山川志》。）。山东昌邑县“其他迩海，缴人众物乏，无他余赢，故有终岁勤动，不免饥寒者”（注：乾隆《昌邑县志》卷3，《田赋志》。）。齐河县，“人贫地瘠，家鲜盖藏，田一井者衣不蔽膝，家数口者，肉不知味，遇岁旱涝，则啼饥号寒，比比皆是”（注：雍正《齐河县志》卷2，《衢市志》。）。直隶正定县，“丈夫力佃作，女子工针锈，仅取糊口而止”（注：乾隆《正定县志》卷18，《风俗志》。）。在这种不能保证基本温饱的情况下，民食的质量便可想而知了。

华北农村的民食平时以谷蔬为主。谷类中尤以小米、高梁和春麦为主食，杂以豆类、薯类食物和蔬菜，小麦和稻米只有过节或遇有婚丧嫁娶、招待亲朋好友时才可能食用，绝少食肉。如直隶遵化州，“居常饮食相率以俭，或粥或饭或面，面用麦或杂豆粉，粥用小米，饭用高梁或亦用小米，梗稻多用以饷宾，杀（肴）则瓜瓠来腐而已，鱼肉惟之宴会用之”（注：乾隆《直隶遵化州志》卷11，《风土志》。）。滦州“饮食皆以粥，贫者粟不舂而碎之以煮，谓之破米粥，小康之家思俭约者，亦多效之，遇农作时则易之以高梁米煮半熟，冷水淘之，坚如石子，非此不下咽，谓之换饭”（注：光绪《滦州志》卷8，《封域志》中。）。望都县，“所食者以小米为大宗，小麦次之，大麦高梁玉蜀黍又次之。上中之户所饭皆粗粝，中下之户，则皆掺糠和菜为食，……小麦面粉皆不常用，麦秋后家家食麦面数日，籍酬农工之劳。过节度岁亦食之，余者收藏备粜以为度日之费，日常食用以小米为主要食品，不尝酒肉，一年之中春冬以菜蔬红薯白菜，夏秋以罗卜北瓜等物为菜羹，用以佐餐。俗云，糠菜半年粮，盖述实也”（注：民国《望都县志》卷1，《风土志》。）。《华北捷报》（1883年8月3日）报道，直隶“农民虽然大部分都很贫穷，但无法维持最低生活的人还比较少。……在最好的年头，他们也是吃最低级的食物，穿着朴素的衣服。他们的食物几乎完全是用大豆或豆腐渣混合起来的高梁玉米及小米。一块白面馒头便是一种特别的款待，当然更难吃到任何肉食”。

华北其他几省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如山东济南府“饮食以梁粟为主，养老始用鸡豚麦食”（注：道光《济南府志》卷13，《风俗物产志》。）。临沂县，“农民家常便饭为煎饼稀饭，佐味为豆腐小豆腐咸菜番椒。煎饼用高梁麦菽，稀饭用谷米或黍米豇豆绿红黄地瓜胡罗卜等。豆腐以黄豆为之，小豆腐以豆汁与各种蔬菜为之”（注：民国《临沂县志》卷4，《舆地志》。）。荣城县“至日食常佐，若番瓜番薯芦服蔓菁，几与五谷同其珍重，谚曰，田家饭菜一半”（注：道光《荣城县志》卷3，《食货志》。）。胶州，“州之土地五谷六畜备具，而民利所依植物大抵蔓荚居多。南鄙以番薯芋为食，冬鄙以落花生代稼，农重二豆圃蕃瓜薯，盖居食物之半”（注：道光《重修胶州志》卷14，志3，《物产志》。）。山西代州“民食以粟为主，佐以荞麦燕麦，贫者黍菽即为珍膳，有终岁不识膏梁之味者”（注：光绪《代州志》卷3，《地理志》。）。五台县，“麦如珍珠，非祭先供客婚丧不用，无故而食白面人以为不祥。稻米则供客，或病人煮粥，偶一见之，……春夏多食野菜，以葱韭豆腐鸡卵为甘旨，菘薯为珍味，贫家终年不见肉，至度岁乃割片肉为水饺”（注：同治《五台新志》卷2，《风俗志》。）。武乡县，“中人仅再食，岁不登则糠榆木屑悉以充腹”（注：乾隆《武乡县志》卷2，《风俗志》。）。河南汲县，“膳食以小米为主，大米即稻米惟宴会始用，不常食小麦，面亦为佳品。乡人率以高梁荞麦黄豆之属杂制以炊，各邑甚多，盖皆采以为食，农人三餐，城市多两餐”（注：乾隆《汲县志》卷5，《风土志》。）。密县“大率民间常食以小米为主，以黄豆及杂粮佐之，其大米饭小麦面俗所珍惜，以供宾粲之需，非常食所用”（注：嘉庆《密县志》卷11，《风土志》。）。总之，由于粮食短缺，华北农民在饮食的数量与质量上都与生理需要存在着差距。不少人家为了节省粮食，每日两餐，像直隶易州“中人日仅再食”（注：同治《畿辅通志》卷71，《舆地略》。）。县志中还提到有人终生不知肉味，一般农家只有到“良辰佳节七八口之家割肉不过一二斤，和以杂菜面粉淆乱一炊，平日则滚汤粗粝而已”（注：乾隆《孝义县志》第4册，《物产民俗志》。）。

尽管农家饮食艰难，但华北多数地方农民有饮烧酒的习惯。烧酒都以粮食酿造，如黍之“粘者可酿酒，俗谓之黄米”（注：乾隆《任邱县志》卷3，《食货志》。）。此外，高梁等“皆可酿，市肆取充酒材，颇夺民食”（注：道光《济南府志》卷13，《风俗物产志》。）。烧酒耗粮，使粮食短缺的状况愈益严重。因此，清代不少人主张禁酒，但都难以实行下去。不过，对缺粮的华北来说，农民饮酒之普遍确实增加了民食的压力。方苞认为，10人之中最少有4人饮酒，“一人其量以中人为率，一日之饮必耗二日所食之谷”（注：方苞《方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1，《请定经制札子》。）。清代华北农村，较单一的农业生产结构和落后的农业生产力，使农民的生活极端贫困，因此日常生活中苦行占主导地位；但由于酿酒与饮酒的普遍，以及中国人对饮食文化的理解，因而苦行之中又有纵欲的一面。县志作者常常批评农民不知盖藏，主要是针对其在各种社交应酬上为了有面子，而不惜倾其所有，甚至举债。农民在物质生活上的苦行是生产力制约的结果，而不是像英国清教徒一样来自于理性信仰。因此，一有暂时的物质条件，便要大吃大喝，满足口腹之欲。

方志中常有类似的记载。如山西孝义县“民用俭约，……惟美酿，多嗜酒”。“所食粗粝不堪下咽，而独不能戒酒，不惟糜费，而一入醉乡致有破家丧身者”（注：乾隆《孝义县志》第4册，《物产民俗志》。）。山东临朐县，“其大耗更有两端，一曰饮，一曰博……。至如村人趁墟食货交易，酒罂肉碗四顾狼籍……其尤甚者，贫民无产，佣力耕作，索值日不百钱，酒食必责丰备，狂饮大嚼，日为恒度，稍未餍饫，头箸去之，主费不赀，佣得醉饱而已”（注：光绪《临朐县志》卷8，《风土志》。）。直隶滦州“值令节乃丰豆馔，下逮佣作酒肉恣饭啖无吝焉。惟独嗜酒，虽穷乡僻壤，皆家有藏酒，以备不时之需”（注：光绪《滦州志》卷8，《封域志》中。）。嗜酒往往与大吃大喝相伴。河南罗山县，“民喜口腹甚之。家无担石之储，一聚饮间罗列珍膳，若素封之家，虽称贷不惜也”（注：乾隆《罗山县志》卷1，《风俗志》。）。永城县“饮食无贫富，多好饮酒，款客肴馔，务丰一席，所费动至五六千三四千不等。常日市市厘往来，恒有醺然者，不必岁时伏腊，即偶尔小聚，亦必尽醉，呼拳拇战，声达街衢，以兹三里之城，酒馆林立”（注：光绪《永城县志》卷13，《俗产志》。）。

吃之外，农家衣被材料的支出不大。我们已经知道，农家平均岁用土布5匹左右，或自织，或买于集市。除蔽体御寒外，农家对衣被所求甚低。如直隶望都县，“居民率衣土布，自织自用，只取其蔽体御寒，不求华美。寻常衣服，棉改袷，袷改单，敝而后已，虽褴褛之衣，万作鞋屦之用，不肯轻于一掷”（注：民国《望都县志》卷10，《风土志》。）。山西孝义县，“乡民则布絮缕缕，终岁不制衣者十室而九”（注：乾隆《孝义县志》第4册，《物产民俗志》。）。五台县，“衣用直隶平山所产坚厚之布，农人夏一袷，冬一袄一裤，商贾隆冬走山谷，布袄之外，袭老羊皮马褂，士类一棉布袍，一棉马褂，无衣袭衣帛者”（注：同治《五台新志》卷2，《风俗志》。）。

二、灾荒年的生活消费

华北的自然灾害与这里的生态环境有决定关系。本区降雨各季分布不均，春季多大风，初春和晚秋常有寒潮经过等，生态环境的上述特点使本区的自然灾害以水灾、旱灾为最多，危害也最大；其次是风灾、霜灾、苞灾、虫灾、地震、时疫等。据统计，清前期，顺、康、雍、乾、嘉五朝全国18直省总计发生各种自然灾害2,524次（注：陈振汉等编：《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分册，第693～706页。）。据笔者计算，在以上灾害统计数中，华北4省为780次，占全国自然灾害总数的31％。在华北各省，直隶303次，河南147次，山东184次，山西146次，各占本区自然灾害总数的39％、19％、24％、19％。李向军的统计从顺治元年到道光19年（1839），全国共发生各类自然灾害28,938次，其中直隶5,273次，山东4,203次，河南1,831次，山西949次，共计12,256次，占42％强（注：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214、16～17页。）。可见华北是全国自然灾害的频发区，而区内又以直隶与山东的灾害为多。再从灾害的种类看，水旱灾害发生最多。在陈书统计的780次自然灾害中，水灾316次，旱灾174次，占本区这一时期自然灾害总数的63％，其中水灾占41％，旱灾占22％，水灾的发生频率高于旱灾。李向军的研究证实水旱灾害的比例更高。在华北12，256次自然灾害中，水灾为6,784次，旱灾为3,977次，分别占区内灾害总数的55.4％和32.4％，两者合计高达87.8％（注：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第214、19页。）。应该说，水旱灾害是导致华北灾荒年的最主要原因。而且，由于人口的增加与生态环境的破坏，有清一代水旱灾害的发生频率还有不断上升的趋势。

我们知道，本区农家一般在正常年景仅能糊口，均鲜盖藏，不少农户还要依靠举贷度日，因而应时收获对农家维持生计至关重要。自然灾害有轻重，灾情不同，对粮食生产的危害程度也会存在差别。灾情较轻时，粮食会有不同程度的歉收；而大的灾害可导致庄稼绝收，形成灾荒年。自然灾害不仅造成农民生命财产的直接损失，而且由于缺粮、饥荒、时疫等继发因素的困扰，间接的人口耗损也是相当惊人的。那么，农民又是如何度过灾荒年的呢？他们在正常年景下尚且终年粗粝，糠菜半年粮，灾荒年的状况无疑会更加恶化。如山东临沂县，“凶岁野菜树皮草实麦草皆可籍以充饥，延命无所谓佐味也”（注：民国《临沂县志》卷4，《舆地志》。）。寿光县康熙17年（1678）大旱，18年春大饥，“民食草根，木皮殆尽”（注：嘉庆《寿光县志》卷9，《食货志》。）。灾荒引起粮价腾贵，如山东黄县，“雍正八年大水，九年春饥，斗粟钱千二百”。“乾隆十四年大饥，斗粟钱一千七百，饿殍载道，卖子女无算”。“乾隆四十七年，夏旱螟，秋大涝，民饥。四十八年春大饥，斗秫钱一千四百，斗麦钱二千三百”。乾隆“五十一年春大饥，麦一斗钱三千六百，豆一斗钱三千二百”（注：同治《黄县志》卷5，《祥异志》。）。邹平县，康熙“五十年春大饥，米价涌贵，米一市斗值制钱二千二百五十”（注：民国《邹平县志》卷8，《杂志》下。）。面对如此高涨的粮价，普通农民根本买不起粮。

在田荒粮贵的形势下，农民已经无法维持最低的生活，出卖土地甚至儿女便成为他们最后的选择。所谓“饥年田亩必贱，民以田易命，安问贵贱。而有力殷户，往往以此大富。是小民之心头肉，为彼之饵鱼钩，事所必有”（注：周天爵《周文愚公尺牍》卷上，《与刘次白书》，道光年间。）。清代华北各省灾荒年农民出卖地产非常普遍，如“直隶大名等府属三十余州县，前因年年荒歉，民间地亩，多用贱价出售，较丰年所值，减至十倍。本处富户及外来商贾，多利其价贱，广为收买”（注：光绪《畿辅同治》卷4，页98。）。河南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乾隆五十一年（1786），巡抚毕沅奏称，“豫省年岁不登，凡有恒产之家，往往变卖糊口。近更有于青黄不接之时，将转瞬成熟麦地贱价准卖。山西等处富户，闻风赴豫，举放利债，借此准折地亩。贫民已经失业，虽遇丰稔之年，亦无凭借”（注：《东华录》卷103，页19。）。土地之外，典卖儿女也成为农民无可奈何之下的选择。如河南“凡民间偶因歉岁，将女儿、孩子、养媳当入富户，以校目前饥馁。写定年限，大约身价轻则年限少，身价重则年限多也。但适遇丰年，可以措赎之时，因格于年限不敢回赎；即或央中代恳，主人有拒不放赎，以致迁延日久”（注：佚名《心政录》卷51，页34，乾隆5年。）。

解决灾荒年农民的基本生计，是清政府稳定社会秩序和统治的需要。每当灾荒年发生后，清政府一般要酌情减免田赋，必要时还要发赈救灾。华北农村县乡通常在平时积谷备荒，所谓“常平仓”、“社仓”、“义仓”，供出借粮种、平抑粮价和赈灾之用。其谷本来自州县士绅、富户的捐献，纯属自愿和慈善行为；至于“百姓听其自为之，而不当以官法绳之也”（注：道光《长清县志》卷6，《食货志》。）。也有以其他途径建立义仓的，如山东长清县的义仓，“其始也，请常平米六百石耳，加二斗息，逐年敛聚，越十有四年，得息米造成仓廒，以原数六百石还府，余米三千一百石以为社仓，此十四年中少歉则蠲其息之半，大饥则尽蠲之而尤积谷犹是之多”（注：道光《长清县志》卷6，《食货志》下。）。如上所述，农民借粮，一般要在收获后加息偿还，如此才能保证地方粮食储备的良性循环。如山东潍县，“自雍正十二年至乾隆二十年节年劝捐并递年春借秋还加息，现在各社捐谷并加息五千八百八十三石八斗”（注：乾隆《潍县志》卷3，《田赋志》。）。直隶行唐县，“国家经制，州县各设常平社义诸仓，岁储米谷，并听所在官民捐输借用，每岁出陈易新，载在会典，犁然备举。定例以十分之三借民籽种，遇谷价腾贵，春夏出粜。……社仓定便，借民口粮，视年之上下加息，……旧例社仓捐谷每石收息二斗，小歉减半，大歉全免，止收本谷。”（注：乾隆《行唐县新志》卷5，《惠政志》。）。

清代救荒赈济，一般是先动用本地仓储的存粮，其顺序是常平仓、义仓、社仓，不足动用存留的漕粮、地丁银，再不足才从省内外调粟。赈济是用钱粮救济灾民。其方法包括煮赈和发放银米。如河南洛阳县，受灾后“就近设（粥）厂，以免饥民跋涉道途也”。此外“每大口每月给谷三斗，小口给谷一斗五升，先尽常平仓谷动支，如不敷用时再动用漕谷。俗漕米亦不敷用，仍照往例动地丁银两搭放”（注：乾隆《重修洛阳县志》卷2，《地理志》。）。不过，尽管清政府有较为健全的荒政制度，但灾荒发生后，农民的生活仍不能得到妥善的安置，造成严重的流民现象。如山东沂州府之郯城县，“十岁九灾，所由来也。而游食四方，浸以成俗。初犹迫于饥寒，久而习为故事，携孥担橐邀侣偕出，俗曰逃荒，恬不为怪”（注：乾隆《沂州府志》卷4，《舆地志》4。）。《实录》等清官书对本区在内的流民形势、数量和遣返安置的措施等事项，都有详实的记述。

三、社会文化性消费

清代华北农村的社会文化消费，是一个内容较为含混的概念，从私塾教育到宗教活动，从农家的婚丧嫁娶到民间祈报，都可以含盖其中。农民此类消费其重要性虽然不能与衣食住等生活性消费支出等量齐观，但仍是农民消费支出中重要的构成部分，属于必要的生活性消费项目。

（一）文化教育。清代社会价值观推崇读书做官，因而作为农村知识分子和官员后备力量的“士”，理所当然地位居“四民”之首。这种根深蒂固的社会价值观对农民的影响也很大。取得士的地位要读书向学，农家尽管贫穷，只要稍有条件还是愿意让孩子识字接受教育的，争取改换门庭，光宗耀祖。此外，农家子弟即使在村庄中也有就近接受教育的条件，因为本区农村士这一阶层是普遍存在的。我们知道，该阶层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差别较大，其中也不泛一些生活并不宽裕，甚至拮据窘迫的人。县志上说，这些人的谋生渠道有两条，一是耕读兼资，二是在村庄蒙学中教书度日。在后一种情况下，农家子弟识字于村学不仅方便，而且费用低廉，普通农民可以承受。因此，对大多数农家子弟而言，大约都接受过或长或短的蒙学教育。如河南汤阴县，“民间子弟七八岁时延塾师教习，先孝经四书，渐习本经学作文艺，虽冠礼未行，而束发受书者遵循规矩，并无浮嚣之习，诵读之声四境不绝云”（注：乾隆《汤阴县志》卷1，《地理志》。）。

大多数农民虽然知道教育的重要性，但其子弟学期的长短则主要取决于家庭经济的承受能力，这种现实是非常残酷的。在生活有最低保障的情况下，农家可能会节衣缩食，送子弟接受蒙学教育；但如果连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接受教育就成为一件极奢侈的事情，尽管其绝对成本并不算高。如河南鹿邑县“力田者仅菜粥自给，虽有聪颖子弟，亦多不免失学。村塾之师聚童稚数十人于老屋中，仪节不立，咿唔莫辨，每至登麦，刈禾时辄罢业散去。九月复集则十仅三四矣。往往修补（脯）不给，复布露而罢，如是者数岁，父兄病其无成，俾改习耕作，或操工贾之业”（注：光绪《鹿邑县志》卷9，《风俗志》。）。该县志作者认为，农家子弟不能连续接受教育的根源是贫穷，兴学必须在农村实行免费教育，即所谓“广设义塾”，让农家子弟不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

当然，制约农村文化教育发展的还有其他因素，如晚清社会的动荡，乡村经济的凋敝，塾师的经济状况不断恶化，有条件接受教育的人日趋减少，由此带来农村塾学的学制和管理也日益松驰破败。如河南永城县，“塾师近少，专馆供馔者亦复不多。盖自咸丰捻乱之后，地方凋敝，至今元气未复也。到馆不必春，初随时可以入学，按月扣计，以十月为一年”（注：光绪《永城县志》卷13，《俗产志》。）。河南鹿邑县，“士无恒产，率以囊经教授为业。囊岁馈缗钱数十千便为极丰，饥寒之躬，难云壹教，模范不立，其失故不尽在师矣”。（注：光绪《鹿邑县志》卷9，《风俗志》。）在此情况下，农村人口中农民的识字率非常低，女性尤其如此。据罗兹曼的研究结果，现在识字率的统计范围，包括绅士、官员、商人、僧侣等阶层，他们要占到人口总数的10～20％；如果只统计农民，按男性40％拥有读写能力这一较高识字率比例计算，农民也只有30～20％的人“粗通文墨”，但这些人是否能顺利读写，恐怕还是个问题（注：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6～248页。）。因此，农民文化教育的落后，必然导致其文化素质低下，并在社会文化性消费中打上相应的烙印。

（二）祈报活动。在教育不兴，农民文化素质较低的华北农村，祈报等介于民俗与宗教之间性质的群众性活动，构成农民社会文化性消费的重要内容。各地无论经济是富裕还是贫穷，这类活动进行得都较为普遍。它们主要包括祭祀、祈祷、报赛等内容。

祭祀分祖先和自然神崇拜两种形式。本区富家大户设有祠堂供奉祖先，一般老百姓多崇拜各种民间神和自然神。如直隶西宁县，“大族多立宗祠，设祭田，春秋拜扫惟谨。祭毕聚族宴祠中，风为最古。民庶或不能举，而颇属外祀，奉龙神极虔。村十余户，必建一祠，演戏献牲，各有常期。入秋则丝管彻四境矣。至于酬神许愿，又无时无之，大抵士人佞佛，愚民信巫”（注：同治《西宁新志》卷9，《风土志》。）。嵩县“其祭祀士夫故家皆庙祀先祖，……庶民颇忽于祀先恪事外神”（注：乾隆《嵩县志》卷9，《风俗志》。）。山西介休县，“隆于祀先，虽费而不惜”（注：乾隆《介休县志》卷2，《山川志》。）。频繁的祭祀活动不仅耗财，而且不利于生产。河南鹿邑县，“佞佛之风，村民最盛。每岁二三月之间，荒弃所业，奔走寺观，燃香诵佛，杂沓成群”（注：光绪《鹿邑县志》卷9，《风俗志》。）。迷信活动也妨碍水利工程的修建。本区水利失修，农田冬春苦旱，夏秋苦涝，老百姓宁可祈神求雨，将风调雨顺的希望寄托于天，也不凿井修渠，自主命运。如河南许州“岁旱祈祷多戾于礼，其尤甚者水浇孕妇，名曰浇旱魃”（注：道光《许州志》卷1，《方舆志》。）。郾城县“天旱民间祈雨设厂迎神，鸣金击鼓，昼夜不绝。无赖之民手舞足蹈，诈称神降，号马匹群相尊奉，汹汹如狂，值天雨，则拥神游街演剧，报谢科敛财物，所奉之神”（注：乾隆《郾城县志》卷1，《方舆志》。）。新乡县，“每值久旱，官约诸绅设檀求雨岁褥三日，例禁屠宰，闭南城门，城乡亦多抬神求雨”（注：民国《新乡县续志》卷4，《风俗志》。）。直隶怀来县，“岁值旱人带柳枝，用幡幢笙鼓迎龙神像，置坛场祈褥得雨乃止”（注：光绪《怀来县志》卷4，《风俗志》。）。山西武乡县，“遇旱灾长幼成群咸带柳枝幡幢笙鼓，迎龙神置坛场拜褥，得雨方止”（注：乾隆《武乡县志》卷2，《风俗志》。）。

清代华北农村最普遍的社会文化消费是春秋祈报。传统农业靠天吃饭，旱涝悉听于天。因此，农家春天祈褥一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秋后还要感谢老天爷的恩赐，由此形成农村中民间盛行的报赛习俗。据笔者检阅华北地方志，本区的报赛大约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是在村庄里进行，采用的形式是聚餐、演戏等。如河南郾城县，“赛神招梨园其名伎剧者，最俚鄙淫秽，民间尤尚之。百货俱集，男女杂沓，一村演剧，众村皆至，各招亲厚”（注：乾隆《郾城县志》卷1，《方舆志》。）。许州，“礼神报赛，以醵钱演戏，宰羊刘豕为诚敬计，一岁中自非刈麦之期合乐飨之举村桩相续，既事竣余，少长环坐，至欢畅也，而来游来观复互为宾主”（注：道光《许州志》卷1，《方舆志》。）。嵩县“山乡尤甚演剧酬神，犹春秋祈报之意，然贺雨贺晴又叠举无节至”（注：乾隆《嵩县志》卷9，《风俗志》。）。直隶怀安县，“春秋祈报，长者敛资，少者趋事，备牲醴礼神，优人作戏，互邀亲戚聚观，祀毕坐飨神享，鼓吹喧嗔，醉饱歌舞而散。俗尚龙神，凡村堡城市，多建庙祀，秋熟醵钱演戏赛神，岁有旱，各戴柳枝具幢幡，钟鼓迎像，置坊敬祷，得雨乃止”（注：光绪《怀安县志》卷3，《食货志》。）。蔚州“当春秋祈报日，里社备牲礼祀神，召优伶作乐娱之，各邀亲朋来观，裙屐毕集，竣事，食中人叙坐享宴余，必醉饱而归”（注：光绪《蔚州志》卷6，《建置志》。）。获鹿县，“每秋后竟作贺作会，醵钱相助，喧阗来往，无虚日。农家一式之入，或不足一岁交际之用，有展转负累以至于贫者”（注：同治《畿辅通志》卷71，《舆地略》。）。山西武乡县，“秋趋各村乡醵钱祀里社五谷之神，行报赛礼，亦有行有三四月者，谓之春祈，纳稼后雨”（注：乾隆《武乡县志》卷2，《风俗志》。）。由上可知，祈报的一切费用来自里社各户的分摊，无论祀神宴饮，还是演戏，都要一笔支出。春季农家正值青黄不接之时，连口粮都难以接济，分摊的款项从何而出，恐怕又得东挪西借，从而又会影响当年生产费用的数量。秋后农家刚有所收获，各种报谢天地邻里的活动又会花去部分收入，必然使来年的生产生活开支异常艰难。

春秋祈报的另一种形式是去祀庙进香。清代华北州县无论城乡皆有庙会。进香活动形成赛神会，即所谓庙会。庙会除商品购销功能外，还是农民宗教文化消费的主要场所。庙会的宗教功能在本区十分普遍。如河南嵩县，“春农隙敛钱结社百十为群，远赴武当华岳进香，至有山乡孤村男远居守者，流俗相沿”（注：乾隆《嵩县志》卷9，《风俗志》。）。林县“古有社以会万民，近俗为香火会，以祈以报，以敬事神，且因以立集场，通商贩，以为士女游观之乐。……县属香火会各有日期，岁以为常，而三月初三日天母诞，士女会于黄华山中。四月十五日城隍诞，士女会于县城游观为盛”（注：乾隆《林县志》卷5，《风土志》。）。武陟县“香火之会，敬事神明，有祈有报，且因以立集场，通商贩，并为士女游观之乐。亦惟丰年乃多盛会，县属城市乡屯会各有期。正月初八大神会，俗称行水。四月陈州娘娘会，陈州娘娘者，碧霞元君或云是元女太姬。九月望后二铺营金龙四大王庙会，相传十七日为大王诞辰。十月二十日前后城中大会，城隍庙中祷祀不绝”（注：道光《武陟县志》卷10，《风俗志》。）。直隶易州“尚庙会，每于会期商贾辏集，演戏献神，温饱之家随时侈糜，贫户亦典质裳衣，诣庙祈福”（注：乾隆《直隶易州志》卷10，《风俗志》。）。正定县农民“衣食唯布蔬，即富民亦无绮丽，唯迎神赛会最为靡耗，其中演戏剧饮启衅掏摸生奸，其大弊者宿庙跑解二事，每逢庙期，妇女辐辏，远者大车以载，近者联袂而来，夜则执香卧庙中，男女杂沓，大为风俗之害。而跑马买解，则以男妇而擅战”（注：光绪《正定县志》卷18，《风俗志》。）。

华北范文篇3

关键词：电力通信ADSS光缆SDH传输系统

电力通信是为了保证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应运而生的，它同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控制系统、调度自动化系统被人们合称为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三大支柱。因此，要求电力通信应具有很高的可靠性。目前，光纤通信在电力载波通信、微波通信、一点多址等诸多通信方式中日显优势，已成为电力通信网的主要传输方式。它是以光波为载体，以光导纤维为传输媒质，将信号从一处传输到另一处的一种通信手段。它具有传输的信息量大、距离远、频带宽、质量高、抗干扰及辐射性强等许多优点，是集语音、图像、数据通信为一体的综合传输系统。

随着华北油田变电站无人值守项目的实行，电网专业化管理的进一步深化，电力通信专网在整个油田电网运行管理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积极采用新技术和新设备组建电力通信专网已是十分紧迫的任务。在此背景下，自2007年以来，华北油田进行了电力通信专网的统一规划和建设，建成了以光纤通信为主，微波和电力载波为辅的通信系统。

一、系统组成、规模及维护

1.1系统组成

（1）全介质自承光缆——ADSS（AllDielectricSelfSupporting）。ADSS光缆在输电线路上广泛使用，特别是在已建线路上使用较多。它能满足输电线跨度大、垂度大的要求。其特点是：①张力理论值为零；②为全绝缘结构，安装及线路维护时可带电作业，这样可大大减少停电损失；③其伸缩率在温差很大的范围内可保持不变，而且其在极限温度下，具有稳定的光学特性；④耐电蚀ADSS光缆可减少高压感应电场对光缆的电腐蚀；⑤ADSS光缆直径小、质量轻，可以减少冰和风对光缆的影响，其对杆塔强度的影响也很小。

（2）SDH传输系统。本项目SDH传输系统具有灵活的设备配置：STM-16／4兼容设备，支持网络设备从622M到2.5G的在线升级，具备高低阶20G全交叉能力。具有强大的组网能力支持Mesh组网，网络节点即插即用。支持SDH业务、PDH业务、以太网等多业务接口，单子架可实现1×STM-16四纤环或2×STM-16二纤环，可支持Mesh网络中多达40个光方向的组网；具有完善的网络生存机制和完备的设备保护机制。

（3）同步时钟系统。同步时钟源包括：线路时钟源、支路信号时钟源、2个外同步时钟源。每个站点可以从两个方向提取时钟，对这两个方向时钟设置优先级，当高优先级的时钟质量低于要求时，自动跟随另一个低优先级的时钟，以此对同步时钟建立起时钟保护自愈环。

（4）网管系统。本项目网络管理系统实现了对整个传输和接入设备的统一管理。网管放在电力调度中心，提供网络拓扑、配置、安全、系统维护等管理功能，支持软件在线升级。

（5）PCM接入系统。PCM接入系统具有集中网络管理能力，与SDH传输系统统一网管，具有大容量的交叉连接矩阵，是一种SDH设备延伸的业务接入。其接口丰富，极大丰富了业务的灵活接入，扩充了传输业务的特殊要求。

1.2系统规模

华北油田现拥有变电站43余座，依据油田电网各变电站分布情况，以电调中心和四个集控中心为支点建立主干光纤环网通信网络，再经光缆向35kV变电站辐射，35kV变电站之间串联运行，力争实现双光纤环路，为集控化的智能电网建设提供通信保障。

1.3系统维护

SDH系统的维护主要是对光线路和设备的维护，具体如下：

（1）光缆线路情况：包括光缆的长度、芯数、接头、跳纤及光纤的衰耗值、备纤等各方面情况。

（2）设备情况：主要包括设备的型号、配置情况、机盘功能、接口情况、面板上各种告警灯和指示灯的显示情况及组网情况；光端机的各种测试指标；设备供电电源情况；ODF架、DDF架、VDF架及网管系统的应用情况。

（3）仪表、工具情况：SDH光传输系统常用仪表有：光功率计、误码仪等。要熟练掌握这些仪表的功能及使用方法。

二、项目成效

华北油田电网光纤通信规划建设为无人值守变电站的现代化自动化管理和运营提供了先进的通信手段，为油田电网的管理和运行提供了充足可靠的综合业务接口及传输通道。具体来讲：

（1）满足了各站点调度电话对电路的需求。中心调度、各集控站调度、无人值守变电站之间的电力调度专用电话传输有了稳定可靠的通信电路来作为保障。

（2）满足了电力自动化系统对电路的需求。电网生产实时数据等电力自动化信息对通信系统的要求越来越高，本通信系统为其提供了标准和足够的数据接入接口，并保证了自动化数据信号的实时和无误传输。

（3）满足了监控系统对电路的需求。今后油田各个变电站将逐步向无人职守的方向发展，广泛采用变电站远程图像监控技术是变电站自动化建设的发展趋势，本通信系统为其预留了高速视频监控通道。

（4）满足了远程抄表系统对电路的需求。油田的电量远程抄表系统在不断建设和发展，本通信系统为其提供了相应的专用数据接口和通道。

光纤通信在华北油田电力系统的应用实现了油田通信网建设的低成本、大容量、多业务和智能化，满足了电力数据、语音、视频、宽带接入等多种业务的传输要求，并在网络通信的实时性、准确性和可靠性等方面为各用户提供了充分的保障，从而保证了油田电网生产的安全经济运行，并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

华北范文篇4

关键词：大学文化；区域特色文化；华北理工大学

美国教育家泊尔凯和史密斯曾说过：“一个办得成功的学校应以它的文化而著称”。大学不仅承担着培养人才的责任，更肩负着传播先进思想、先进文化，推动社会进步的使命。大学文化的建构和传播不仅应该纵向汲取大学自身的历史和文化特质，更应该吸收大学所处区域的优秀文化成果，才能促进大学文化的长远与个性化发展，提升大学的软实力。本文以河北省曹妃甸区的华北理工大学为研究对象，探讨基于区域特色文化的大学文化建设的具体路径。

1华北理工大学所处区域的文化资源

华北理工大学，位于河北省唐山市，前身是河北联合大学，由原河北理工大学和华北煤炭医学院组建而成。2016年华北理工大学又迎来了一次重要的历史机遇——由唐山市区迁址到曹妃甸，学校以整体搬迁为契机，在整合校区和优化整合学科群的基础上，力图提升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打造国内知名大学。学校在自身受益的同时，与曹妃甸发展产生共振，起到辐射周边区域、带动区域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华北理工大学迁至的曹妃甸区是2012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位于河北省唐山市南部沿海，地处渤海湾中心地带，下辖四大功能板块：工业区板块，主要是港口和临港产业集聚区；南堡开发区板块，这里主要是海洋化工产业，有完整的盐化工产业链；唐山湾生态城，这是唐山“双核城市”中的重要一核，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产城融合的新城区；垦区板块，这里主要是农垦体制下的农业种植和水产养殖。曹妃甸区域文化呈多样化发展态势，既包括具备深厚文化底蕴、历史悠久的妈祖文化、曹妃文化、农垦文化等传统文化资源，又有伴随着曹妃甸经济社会发展而形成的湿地文化、港口文化等现代文化资源。丰富的文化资源为学校大学文化建设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2华北理工大学所处区域的文化特色

2.1地域特色鲜明

根据《滦南县志（1979~2005）》记载：曹妃甸“为古滦河三角洲湖区，系滦河经由老溯何中、下游河道在这里入海，而形成的巨大三角洲。滦河东移后，这里在海水经久冲刷作用下，三角洲渐渐脱离河口和陆地而形成海岛，甸东西长3.5公里，南北宽2公里。”［1］以滦河入海口和沿海潮间带为依托形成了村镇，这些村镇依靠海洋资源和湿地资源以捕鱼和农耕作为谋生手段，经过历史长河的冲刷和积淀，由此而派生出农耕文化和海洋文化等丰富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资源。2005年2月18日，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首钢搬迁唐山，并明确提出“按照循环经济的理念，结合首钢搬迁和唐山地区钢铁工业调整，在曹妃甸建设一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钢铁联合企业”的目标。伴随着曹妃甸工业区的开发和发展，组织实施“依港促工、重化立城、港城互动”战略，大力构筑现代港口物流、钢铁、石化和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逐步建立了以精品钢材、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现代物流四大产业为主导，电力、海水淡化、建材、环保等关联产业循环配套，信息、金融、商贸、旅游等现代服务业协调发展的循环经济型产业体系。循环经济成为了曹妃甸发展的特色，也是曹妃甸工业文化品牌的一大亮点。

2.2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滦南文物古迹寻踪》一书记载“曹妃甸南缘水深七、八丈，波涛万顷，航道通畅，直通黄海而无阻。历代海运，南粮北调，出东海，经黄海，入渤海，进京畿之舟船，必经此地。”［2］运粮的水道为漕，漕运古已有之，可上溯到秦汉。元代建都北京，运河淤塞，漕粮以海运为主，曹妃甸正是漕运的必经之路。同时曹妃甸又是陆地联运的集散之地，同时也是九河下稍、关里关外的东西走廊。独特的地理位置，使曹妃甸从明清开始便有移民迁入，现代伴随着京津冀一体化及大批工业、化工项目落户曹妃甸、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华北理工大学、北京景山学校等中、高等院校迁入曹妃甸，使得大量移民迁入曹妃甸，曹妃甸的文化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充实，文化的开放性、兼容性之大不言而喻。

2.3文化的传承性与创新性

创新是文化发展和繁荣的动力，只有不断突破传统不断开拓进取，才能创造出独具魅力的新文化。曹妃甸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创新。曹妃甸在历史长河中随着时代的发展，创造出了众多体现时代特色、独树一帜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成果，如古代的曹妃文化、妈祖文化、渔盐文化，近代的红色文化、农垦文化，现代的工业文化、港口文化等。曹妃甸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紧跟时代的步伐，紧扣时代的主题，并具有鲜明的地域印记，生生不息，传承提升，成为世代坚守的高地和精神哨所。

3华北理工大学构建区域特色大学文化的路径

3.1在大学文化建设中融入区域文化

大学文化根植于区域文化的土壤中，深受浓郁区域文化氛围的影响。因而在进行华北理工大学校园文化的建设时，汲取曹妃甸区域文化的文化特质，在此基础上发展和创新大学文化，可以提升大学文化的内涵和活力。（一）在精神文化建设中传承曹妃甸文化大学精神文化主要体现在大学的办学理念、价值取向等方面。华北理工大学的办学历史可追溯至1895年创办的天津北洋西学学堂矿务学门，历经百年的发展，华北理工大学与其所在区域——我国近代工业的摇篮——唐山的发展联系紧密，在继承“感恩、博爱、开放、超越”的唐山精神基础上，以搬迁曹妃甸为契机，深入研究曹妃甸区域的传承、开放、包容的文化特色，挖掘其文化精髓，不断为“明德博学，勤奋求实”的大学文化精神注入新的内涵。学校应加强师生对曹妃甸区域文化的了解，通过组织开展文化座谈会、文化大讨论调查活动、各种社会实践，定期举办各种有关曹妃甸区域文化的活动，让师生逐步了解曹妃甸区域文化，认同曹妃甸区域文化，在完善办学理念和校训校风时融入曹妃甸开放包容、紧扣时代步伐、不断开拓创新的文化精神，从而树立特色鲜明的精神文化形象，使精神文化的功能得到最大发挥。（二）在物质文化建设中体现曹妃甸文化文化的表现需要一定的物质载体，物质文化是构建精神文化的前提和条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学校的物质基础首先是一个完备教育过程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对学生精神世界施加影响的重要手段。”他认为，学校的校园环境建设应该做到墙壁也能说话。学校在已经建成的曹妃甸新校区的基础上，应该主动塑造具有曹妃甸鲜明特色的物质文化，可以在校园布局、楼宇命名、环境设计中融入曹妃甸区域文化元素，让学生不断的受区域文化潜移默化的熏陶。一是不断加强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绿化美化工作，恰当增添具有曹妃甸特色的装饰性墙壁、雕塑、亭子等建筑，依托地理优势修建校内湿地，为师生营造具有曹妃甸文化特色的氛围，既体现曹妃甸生态城的“绿色化”和“生态化”，又增强了曹妃甸文化的感染力，使得校园文化自然而然的与地区区域文化相融合。二是在教室墙壁、校园展板悬挂或张贴曹妃甸历史文化名人或名言警句，或唐山非物质文化遗产图片，如被誉为“冀东三枝花”的评剧、皮影、乐亭大鼓。

3.2在教学科研中体现曹妃甸区域文化

目前，大学文化和区域文化整体还处于无意识阶段，师生是区域文化和大学文化的主要参与者、传播者和建设者，但是许多师生都抱以不了解、不关注、没兴趣的态度，使得区域文化难以融入高校文化中。（一）建立地域文化学术团队区域特色文化能否融入大学文化的建设中，离不开相关科学研究的推动。学校可以组建地域文化研究的学术团队或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如曹妃甸文化研究所，进一步加强相关研究。依托学术研究机构，以课题的形式对区域文化展开调研，使科研体现区域文化特色。只有深入了解区域经济文化发展需求，与周围区域环境特色相结合，对口进行项目研究，才能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先进的生产力，提升服务区域文化发展的能力，同时为大学文化建设注入新鲜的血液，营造浓厚的区域文化氛围。同时以学术团队或科研机构为中心，吸纳学生参与到区域文化与大学文化的融合互动中来，不仅有利于学生科学思维能力的培养，也能够使之将所学的课本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使学生掌握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既有利于大学文化建设，也有利于高校优秀人才的培养，实现传播文化与培养人才的共赢。（二）构建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课程方式在理论教学方面，可以通过开设曹妃甸区域文化相关的面向全校理、工、医、经、管、文、法、艺各专业学生的选修课程，以“浸入式”的形式传播区域文化，并以适当的形式与大学文化进行融合与提升。充分结合唐山作为一个老工业基地的优势，将唐山工业文化引入教材；在实践教学方面，可以定期开展相关活动，比如组织关于曹妃甸区域文化的相关竞赛，引起学生关注并激励学生了解曹妃甸区域文化；合理利用区域文化遗产资源，带领学生参观旧工业基地和文化遗址，并借此讨论、研究区域文化的保护和开发。同时可以开发新的学习平台，借助网络课程、微信公众号，拓宽学习渠道。不断激发学生对区域文化的兴趣，产生对区域文化的认同感和责任感。总之，将传统的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创新授课方式，有利于将区域文化进一步融入大学文化的建设中。

3.3在社会服务中对接曹妃甸区域文化

大学应当利用好自身科研优势、创新文化，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为区域文化提供智力支持与保障。［3］一是高校加强与地区政府、企业在文化人才培养、文化发展等方面的合作机制。学校应主动与曹妃甸政府及企业建立联系，了解政府和企业在人才、科研等方面的实际需求，通过多种模式为区域文化建设不断输入人才资源，为企业发展出谋划策。二是充分发挥地方综合性大学的优势，通过学校平台，承办各种大型文化交流活动，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如发挥服务社会的职能，开展继续教育、远程教育，举办各种文化讲座，开放部分图书室，提升区域市民素质。发挥高等人才的优势，为区域的文化建设提供正确的方向保证、不竭的精神动力和强大的智力支持。

作者:王晓阳 邓茜月 聂怀勇 单位:华北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华北理工大学组织部

参考文献：

［1］刘占才.滦南县志(1979~2005)［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华北范文篇5

***诗“情”“花”意漫步七夕

“七夕”情人节活动策划

“七夕相会”的美丽含义

“七夕相会”是传说的精美之笔，这一神奇诡谲的想象，看来近乎荒诞，实质正是在这种想象和荒诞之中，人们的勇气和力量得到尽情的表现，人们的愿望在心理感情上得到最大的满足。相会之日安排在被认为是极不寻常“七·七”佳期决非偶然，除了寄寓着人们美好的憧憬和期望，显然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

首先人们对“七”有一种神秘感情，这是与数字崇拜有关。

它不仅中国有，世界上许多国家也有；不仅在民间文学作品中常见，宗教仪式、经书中也多有出现。

佛教有释迦牟尼面壁七天顿成正果的传说。

基督教中说，上帝创造万物是在七天之内完成的，因而有一周七天之分。

伊斯兰教把天堂依次分为纯银、纯金、珍珠、白金、红宝石和不可企及、无法言喻的圣光等七层。

古代的巴比伦人、埃及人和中国人都认为天上存在着七颗神圣的星：太阳、月亮、木星、金星、水星、火星、土星。

现在西方世界仍尊重所谓“七德”，回避所谓“七种会遭天罚的罪过”；阿拉伯人至今喜以“七”起誓；日本人常祈祷所谓“七福神”降福；我国谓人有“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光有七谱：赤、橙、黄、绿、青、蓝、紫；音谱有“七声”：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商；瑰宝有“七珍”：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琥珀、珊瑚。

此外，立体化学理论中有“七味”，人的记忆量常数为七；如此等等。

可见对“七”的崇拜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文化现象。一个“七”尚不寻常，那么由两个“七”组成的“七·七”当然更具神秘色彩。据我国古书记载，“七月黍熟，七日为阳数，故以麋为珍”（《太平御览》卷31）“七月七日为良日”故把它作为庆贺秋收的吉庆日子，汉魏时把这一天作为集会游乐之日。那天还是天宫神仙们聚会的日子，《续齐谐记》载“七月七，织女渡河，诸仙悉还宫”。当然更多的是把这一天视为相爱之人会面的美好日子。《汉武故事》记叙汉武帝与西王母相会五次，每次都在七月七日。以后牛女的会期被“开创与情人相会的王母”亲自指定为“七夕”，实是人们对“七”，更是对“七·七”所包含一切美好意蕴的希祈。不能不说是有着深刻的文化含义的。我国民俗学专家汪玢玲先生认为，“七夕”就是中国的“情人节”。是因为先有了“七夕”——情人相会的诸多传说，最后才把牛女相会放在这样的日子，至于和“七夕”相关的乞子、乞巧、乞一切幸福的习俗均是由此生发而来的。

由“七夕相会”的美丽含义，我们找到了中国七夕情人节的丰厚文化内涵

把美丽的愿望，比如勇气和力量在现实中得到尽情的表现，人们的愿望在心理上得到最大的满足。

加之人们对“七”的神秘感情，对数字的崇拜，由这个独特的文化内涵，人们寄寓“七七”更加神秘，更加丰富的想象与期望。

一个“七”已经是寓意丰富，由两个“七”组成的七月七日“七夕情人节”，更是寄托了人们更多的期望和满足。而这种期望和满足不单单是现在人们对于“爱情”的理解，更多的还是对于“感情”的理解。“感情”包括了爱情、亲情、友情、等等的感情，“感情”实则是拥有非常丰富内涵的，把单一的“爱情”延展到“感情”，由此也找到了“七夕”情人节与***品牌文化内涵的融合点。

不谋而合的文化内涵，象是专门为***而量身打造的节日，也预示着此次活动一定可以达到预期的活动目的。

由此我们也找到了本次活动主题所要展现的点：“情”，序幕由此拉开。

活动前言

当谈起中国的情人节，更多的年轻人是平淡，没有了舶来品2月14日情人节的疯狂，或许是外来文化的张扬飙过了本土文化的含蓄，或许是外来文化的强势……

西方2月14日情人节，玫瑰花、巧克力点缀摇曳的诗意，简直到了举世同庆的地步。但东西方的思维想法与表达方式毕竟不同，2月14日热烈虽然有余，韵味却不足。我国七夕节始于汉代，是表达典型东方情感的节日，韩国已经端午申遗成功，难道我们还要在丢弃了“七夕”以后才记起叹息遗憾吗？

在晴朗的夏秋之夜，天上繁星闪耀，一道白茫茫的银河横贯南北，其东西两岸各有一颗闪亮的星星，隔河相对，那就是牵牛星和织女星。

“坐看牵牛织女星”，是民间七夕习俗。相传，在每年的这个夜晚，是天上的织女与牛郎鹊桥相会之时。据说在七夕的夜晚，抬头可以看到牛郎织女的银河相会，或在葡萄架等瓜果架下可偷听到两人在天上相会时的脉脉情话。

现在虽然没有机会去听葡萄架下的情话了，但是作为中华文化大餐的一部分，我们来把此种“真情”演绎也是责任使然。

在这个温馨浪漫、充满真爱的季节里，***要把“真情”尽情的演绎。

七夕，这个充满“爱”的温馨与甜美的日子，你向你所爱的人表示赏识与关怀了吗？你向你所爱的人送去温馨祝福了吗？

一、活动目的

1、提高品牌知名度、美誉度、赞誉度；

2、提高产品销售量。

二、活动主题

***诗“情”“花”意漫步七夕

释义

诗：

诗词歌赋，永远是文人骚客的情趣爱好；摇头摇手又摇尾，也一样是这些文人骚客的形象表现。文人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文明的标志，他们所代表的就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文明。那么为了吸引一些这样的文人的参与兴趣，我们就有必要设置一些文化方面的版块。

情：

一个情字，诠释了人世间所有的“爱”，囊括了爱情，亲情、友情等等的感情，可见内涵寓意之广大，***珍爱世间的每一种感情，也感谢世间的每一种感情，由此，***成为了“爱”的化身，有爱的地方便有***，有光明的地方就有***。***是“爱”的使者，有了这么一个寓意深刻的内涵，我们就有可能把***做成类似与“送礼就送脑白金”一样，人人知晓的名言。现在先不批评脑白金广告语是否缺少创意，单就从其每个月创造的销售额来看，这样的广告语是成功的。毕竟，能够创造销售的广告才是好广告，这是很正确的。(来自4A酒吧)

花：

有情人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就有情人。可见，花于情人的意义是多么的与众不同。这里我们也把花，提炼出来，作为本次活动的一个主题，是很有必要的。

意：

“诗“情”“花”意”，来源于“诗情画意”的谐音，而其中的“意”本来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可言的，但是用在这里却又延伸出了一个特别的含义、一个特别的作用。那就是一个串联的作用，从整个活动来讲，一个“意”字把一个个分散的小版块串联成一个整体。一个“意”字也贯穿在正在活动当中，可谓一个有意义的活的活动文化由此展开。

漫步：

本身就给人很遐意、很浪漫的感觉，前面在加上诗“情”“花”意，就象一个飘逸的天使，带着诗“情”“花”意随风向我们飘来，美丽的天使给我们带来了文明、人间的真爱、鲜花等一切的美好，难道你还真舍得去虚度这么美好的一天吗？不想的话，那么就行动起来吧！从另一方面“漫步”的运用也使整个创意鲜活了起来、动了起来、形象了起来。

三、活动时间

2006年7月30日

四、活动地点

华北区***珠宝各卖点

五、活动协办单位

各大新闻媒体

六、活动细节

1、诗

面向社会征集关于“诗词”方面的作品。

要求：作品力求以反映时尚文化（珠宝）为主，每人限1-3首，

评审办法：来稿均由***聘请的专家评选，由中华诗词学会组织专家终评。大赛结果与获奖作品将公布在网站上。

奖项设置：

一等奖一名，奖***；

二等奖三名，奖***；

三等奖十名，奖***；

优秀奖二十名，奖***

时间地址：

（1）、截稿时间为2006年7月31日。

（2）、投稿地址：

（3）、颁奖时间待定。

2、情

一个情字，诠释了人世间所有的“爱”，拥有了爱，人世间便处处阳光。

在这个充满爱的日子里，***和您一起奉献爱，享受爱。

***爱心一

此单元的活动是***珠宝宫殿开业庆典活动的一个升华，关注社会贫困群体渗透到每时每刻，让有时间停留的地方就有***，有时间停留的地方就有爱心。

形成：时间=***=爱心

您购买的饰品中每1000元中将有10元作为爱心基金，存储在***。我们将在公证部门公证下，按照法律程序上交给希望工程办公室，全部用于资助贫困儿童，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成长为祖国有用之才。

***爱心二

此单元的活动是***珠宝宫殿开业庆典活动的一个延续，作为一个活动的开展，不是单单的无中生有就完毕，而必须要有延续。

宣传语：***和您一起过一个有意义的情人节

“情人节联谊贫困地区的孩子们”

活动形式：

由报纸作宣传，召集一批有爱心的青年朋友，由***组织到鲁家裕村希望小学与孩子们共度一个有意义的情人节。

活动内容：包饺子、玩游戏、合影等

活动时间：上午9：00出发

11左右到现场

11：00-2：30包饺子

2：30-4：00玩游戏、合影等

5：00返程

活动意义：

与孩子们共度情人节，让生活在大都市中的青年人了解到贫困地区孩子们的疾苦，从而激发他们内心深处的爱心，由单纯的宣扬爱情升华到了更广阔含义的爱，实在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爱心三

联合电视台做一档适合于在电视台播出的节目。

比如：

★激情久久的模特大赛，设立一个3-5分钟的外景版块，名称暂定：***“搜秀”大行动；由电视台外景主持人去时尚类的场所（比如时尚类饰品的卖点等），马路上，校园.......各种可以找到爱心美女的地方，首先美女要付有爱心，有自己的个性……那么她就可以成为本期的***爱心模特，赠送***精美爱心礼品。来自4A酒吧

★综艺黄金档，专做一档“***爱心美女*****”，由电视台外景主持人去街头、消费场所等其他的一些地方，寻找爱心美女。栏目中需要加播搜寻付有爱心的美女的实况。当场配对成功者，赠送***精美爱心礼品。

3、花

当天购物者赠送鲜花

4、意

作为一个整合的大环节，***也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大礼回馈。

凡在***珠宝各专柜购买珠宝饰品价值在5000元以上者（包括5000元），自购买之日起满三年，***均可原价回购。

我们的用意是：一方面是***保证珠宝的增值性；另一方面，三年之后，您可能不再喜欢这款饰品，或者急需要用钱，但是又不好意思去借钱，那么，我们来帮您解决当务之急，你可以把首饰拿过来，钱拿回去！温馨又快捷。

七、现场布置

挂旗、宣传单页、柜台内水晶展架、X展架

八、媒体宣传

预热期

活动的宣传自7月20日开始。

媒体的选择上：侧重于报纸类、电波类的宣传

燕赵都市报：

燕赵晚报：

等

河北电台：

中期宣传

此时活动主要是七夕期间的一个全方位宣传。

时间：7月25日—7月31日

地点：***珠宝华北区各卖点

宣传方式：

1、各大报纸、电波类宣传，聚集人气，提高销售量的主要武器。

2、各大活动现场销售人员现场宣传，以及活动现场布置的宣传轮番轰炸，给到现场的消费者以感官上合心理上的强烈刺激，从而促成才销售。

3、活动期间所作公益活动宣传，既是对公司店庆活动的一个延续，也表示***一直是关注社会贫困群体的主体。

后期延续

各大媒体适当的后期报道。

九、预算

电视台合作的费用：

电台宣传费用：

燕赵都市报：

燕赵晚报：

活动衬衫：

十、前期准备

1、人员安排

活动当天工作人员的具体安排（包括工作负责的内容，地点等）；

策划人员进一步的市场调查，进一步完备策划方案；

联系确定方案中的合作单位。

2、物资准备

活动期间需要的所有物品。

十一、中期操作：

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活动要求来做；

另一方面主要策划人员要做现场调查，根据实际情况，做适当修改以及补充。

十二、后期延续

各个新闻媒体的延续报道。

华北范文篇6

【关键词】人口/华北农村

【正文】

人口压力与小农经济的关系，作为一个理解明清以来资本主义化的问题，已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广泛讨论，对美籍学者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3年版）及《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规范认识的危机》（《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等论著中提出的理论模式，国内学界评价不一。本文拟在考察近代华北农村人口消长及其流动的基础上，就黄宗智先生的理论提出拙见，不妥之处，尚祈指正。

从区域地理的角度而言，本文所指的华北地区指通常所说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大体以长城为北界，秦岭—淮河为南界，包括今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及周边地区，虽较黄氏所指范围更为广泛，但对问题的讨论当不会有太大影响。

一

古代华北地区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而且是全国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纪元初年全国13州及司隶部人口总数为5760余万，而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兖、豫、青、冀、徐、司隶、并州的人口即有3800余万，占全国总人口的66%，班固所谓“地小人众”正是对此时这一地区人口状况的高度概括。自纪元初年至明后期的1000多年间，中国人口经历了一个缓慢增长的过程。研究表明，西汉末年，全国人口总数增加到6000万；自东汉至五代末，几经增减，总数未突破8000万；12世纪初突破1亿；13世纪初达到1.2亿；17世纪初达到约1.5亿（注：见袁永熙主编《中国人口·总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46页。）。伴随着王朝的兴衰，周期性的波动是人口数量变化的明显特征。华北地区是中国封建时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也是战乱最为频仍和集中的地区，几乎每一次社会动荡都给华北地区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破坏，人口的流亡也相伴出现。正是由于长期的社会动荡，华北地区的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逐渐下降。大体而言，唐“安史之乱”后，华北已失去作为全国人口重心的地位，胡焕庸等认为，唐末黄河流域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跌至40%，明初已不足30%（注：参见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14-17页。）。具体而言，西汉元始二年（2年），华北人口总数为38041307人，唐天宝元年（742年）25232884人，明万历六年（1578年）22724951人（注：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以下简称《统计》）甲表2、甲表25、甲表72计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整个封建时代，华北地区人口总数呈下降趋势，总量当不会超过4000万人。

清代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清初，历经近20年的兵荒马乱，全国人口亡失严重，直至17世纪末全国人丁户口才大致恢复到明代末年的水平。康熙二十年（1681年）后，清王朝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趋于稳定，人口总数恢复并平稳在1亿左右。乾隆一朝，全国人口总数突破3亿，此后嘉庆、道光朝仍继续增长。1840年，全国人口总数为412814828人。咸丰元年（1851年）增长到4.3亿多，达到清代人口总数的最高点。同全国各地人口增长大势一样，华北地区的人口总数也有了明显增长。统计资料表明，乾隆朝后期，直隶、山西、山东、河南四省人口共计80677833人，嘉庆时期增加到93991016人，道光朝后期达94234910人，咸丰元年达到96341715人（注：据梁方仲《统计》甲表82计算。）。值得注意的是，乾隆朝以后，华北地区的人口数量虽然也呈上升趋势，但却明显低于全国平均增长值。若以乾隆末年人口平均数为基数100，至咸丰元年直隶为101.02、山西118.09、山东144.82、河南112.88，四省平均上升到119.20，而全国已上升到145.42。此时，全国各省区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当属四川、奉天、巴里坤、乌鲁木齐、吉林、云南等边缘地区（注：见梁方仲《统计》甲表84。）。此种人口发展态势说明，在一定的生产力条件下，华北地区已出现“人满为患”之势，未开发和待开发的边疆地区则成为全国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

咸丰元年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是清代全国人口由升而降的转折点。这一时期，全国人口最为稠密的江南地区成为太平军和清军及外国侵略军长期厮杀的主要战场，战后，江南地区人口锐减。以苏、浙、皖三省而论，江苏战后“一望平芜，荆榛塞路，有数里无居民者，有二三十里无居民者”（注：李鸿章：《李文忠公奏稿》卷3。）。浙江“人民死于兵燹，死于饥饿，死于疾疫，盖几靡有孑遗”（注：左宗棠：《书牍·家书》卷上。）。安徽“人民死伤无数”（注：民国《安徽通志稿·民政考·户口》。）。据清官方统计，三省在此期间净减人口5400多万（注：有关太平天国起义前后江南地区的人口变动，可参见何炳棣《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下卷，第10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王业健《太平天国对于苏南人口的影响》，载《中国论丛》（英文版）19卷；行龙《论太平天国革命前后江南地区人口变动及其影响》，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2期。）。而在华北地区，虽然也有捻军起义、太平军北伐等战事，但除直隶而外，河南、山东、山西三省人口仍在继续增长，而直隶人口数字锐减实为统计缺失（注：据清官方统计，直隶人口1851年为23455000人，1858年减至974000人。按1858年数字仅为承德一府人口数字。）。到光绪三年（1877年），华北四省人口总数增长到1亿，按清朝户部清册，是年山东人口35657000人，河南23944000人，山西16443000人，直隶若以1857年数字23032000人计之，则四省人口总数为99066000人，比咸丰元年净增约270万人（注：1858年至1898年直隶人口仅承德一府造报。），这一数字达到清代华北人口增长的最高峰。

“正因为制度上的不合理和天灾人祸同是对人口增长不利的，所以研究中国人口史的先决条件是能正确的分期。”（注：何炳棣：《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254页。）何炳棣先生这一论断，对于研究近代华北人口变化是极富意义的。全国人口由升而降的转折点是咸丰初年的太平天国战争，而华北人口的转折点则是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

光绪元年（1875年），华北各省出现旱象，至1877-1878年（阴历干支丁丑、戊寅年）达到巅峰期，并波及陕西、陇东、川北及苏、皖北部，史称“丁戊奇荒”。整个华北呈现出残破不堪的局面：

山西“平、蒲、解、绛、霍、隰赤地千里，太、汾、泽、潞、沁、辽次之，盂、寿以雹，省北以霜，其薄有收者大同、宁武、平定、忻、代、保德数处而已。”（注：王锡纶：《怡青堂文集》卷6。）河南全省有87个州县报灾，饥民五六百万，“被灾之广，受灾之重，为二百数十年来所未有”。

山东青州饥民“不得不以五谷各糠并草种以及树叶树皮磨面充饥，其中老弱不堪行动，不能自如，只得坐以待毙……自缢、投井、投河、服毒者，种种情形，笔难尽述”。

直隶灾情极广，仅河间一府就有灾民200余万，灾情之重为“数十年所未有”。为死里求生，武强、霸州、通州等地灾民纷纷组织武装，进行抗粮斗争（注：参见李文海等著《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86-97页。）。

“丁戊奇荒”致使华北地区人口大量耗减，晋豫两省尤甚。据清户部清册，1877年山西人口16433000人，至1883年仅存10744000人，净减1/3以上。河南省1877年人口23944000，次年急剧下降到22144000人，共亡失人口180万（注：梁方仲：《统计》甲表86。）。在某些重灾州县，“有全家俱毙者，有阖村同尽者”。“人十毙六七”、户口减2/3的类似记载，可谓俯拾皆是。大体而言，经“丁戊奇荒”，华北四省人口减少约700万，是为灾前山西全省人口的1/2。

光绪初年的特大灾害后至1949年前，整个华北地区的人口又处在缓慢增长的过程中。清末户口统计时，直隶全省人口为26721358人，山东为29556688人，山西为10099135人，河南为26109931人（注：梁方仲：《统计》甲表86。），四省合计92487112人，仍未超出光绪元年的人口数字。民国以后，无论是清末警察系统的人口登记，还是30年代保甲机构的人口统计，都存在着严重不实的现象，何炳棣认为，这是中国人口统计史上的“真空时期”。珀金斯明确指出，“凡是考察过1851年和1953年的人口调查的人，不会不注意到这两套各自为政独立完成的资料之间有广泛的一致性。这种看法不仅适用于人口总数，而且也同样适用于各省的数字。”（注：〔美〕德·希·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277页。）根据1953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河北人口总数为35984644人，山东48876548人，河南44214594人，山西14314485人，四省合计为143390271人。若与咸丰元年或“丁戊奇荒”前比较，除山西一省外，其余三省人口均有一定幅度增长。反观咸丰以后江南各省区的人口发展，江苏、浙江、安徽以及江西、湖北、福建均未超出咸丰初年的水平。由此可以断言，咸丰朝以后，直至1949年前后的一个世纪中，江南地区人口在下降，而华北平原人口则在迅速地增加。

二

华北地区的人口流动是在人口数量消长的基础上展开的。

由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开发时间早，人口相对集中，因而自古以来，华北地区就是人口流动的主要迁出区。早在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就征发数十万人越南岭、征越族，在岭南地区建立郡县，这可以视为北方人口南迁的先声。至西汉后期，华北平原地区人口集中，而长江流域人口却相对稀少，江南虽开发困难却易于维持生计，故而大量北方人口南迁成为人口流动的主流。大而言之，自秦汉至元末，华北地区的人口南迁出现过三次高潮，即西晋永嘉年间、唐安史之乱后和南宋靖康年间。这三次南迁高潮几乎遍及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时间持续百年以上，移民总数均在百万以上。葛剑雄先生明确指出：“从秦汉至元末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自北而南的移民是中国移民史上最重要的一章。”（注：葛剑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510页。）时至明代，南方地区不仅再也无法容纳过多的华北移民，而且连本地人口也不得不向西南边疆、山区和海外寻找出路了，中国人口流动由此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明代，尤其是明初，华北地区人口流动的主流是本区域内的自迁，即山西人口向中原地区的迁移。元末明初，中原地区再一次陷入混乱的局面，先是刘福通的红巾军与元军决战于两淮、河南、山东、河北等地，继则朱元璋出兵江淮，举师北伐，收复中原，北定京都。加之元末以来，中原地区灾荒频仍，水旱并袭，致使人烟稀少，土地荒芜。而山西大部分地区则风调雨顺，天灾人祸很少波及，是一个相对人丁兴盛，安定繁荣的历史时期。《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189万余，河北人口189万余，而山西则有403万余，相当于河南、河北人口之总和（注：《明太祖实录》卷14。）。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户部郎中刘九皋建议：“今河北诸处，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鲜少；山东、山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如此则国赋增而民生遂矣。”朱元璋则认为，“山东地广，民不必迁；山西民众，宜如其言。”（注：《明太祖实录》卷193。）当时，山西人口稠密，首推晋南，而洪洞又是平阳一带人口稠密之县，且地处交通要道，以此作为迁民的重点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据载，明政府曾在洪洞城北二里的广胜寺设局驻员，集中移民，编排队伍，发放“凭照”。广胜寺前的汉植大槐树下，成为移民外迁的集中地，于是便有“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句数百年来世代相传、绵延神州的民谣（注：有关洪洞大槐树移民的资料，包括正史、方志、碑刻、族谱、传说等极为丰富。详见张玉吉等《洪洞古大槐树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从明代山西移民的迁出地来看，除洪洞而外，平阳、太原、泽州、潞州、辽州、沁州都有大量人口迁出。而移民的迁入地主要集中在豫、冀、鲁三省。吸收移民最多的地区是：河南省之彰德府、怀庆府、开封府、归德府、河南府、汝宁府、南阳府；河北之北京、真定府、广平府、顺德府、大名府、保安州；山东之东昌府、济南府、兖州府、莱州府、青州府。另外，安徽、江苏、湖北、陕西、甘肃、宁夏、内蒙也吸收了不同数量的移民。

清代以来，全国人口总数迅速增加，内地大有人满之势。与历史上自北向南的人口迁移流向不同，这时大量内地人口开始向东北、西南、西北等边缘地区迁移，形成了内地向边疆扩散的移民浪潮（注：参见行龙《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1992年，102-103页。）。华北地区人口成百万计地向东北和内蒙古地区迁移，其势日益浩大，成为中国移民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

华北地区人口向东北地区的迁移，俗称“走关东”。关东为满族发源地，清军入关后，以其为“龙兴之地”而禁止汉人自由迁入，但关内民人，尤其是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四省人口向此地的流动一直连绵不断，民国以后形成高潮。史载，康乾之际，清政府多次颁布法令，厉行封禁，禁止流民移入关东，而事实上内地人民自发地流迁一直在进行。乾隆十三年（1748年），仅“吉林宁古塔及船厂地方所有商贾、工匠、佣工等三四万不等，多系直隶、河南、山东、山西各省之人”（注：《盛京通志》卷129。）。时至近代，沙俄大有吞并东北之势，因此朝野上下移民实边“以固边圉”的呼声日渐高涨。自咸丰年间开始，清政府部分开放东北，光绪初年全面开禁，并采取放荒、免税、补助等措施，积极鼓励关内人民到关外开垦荒地，“直隶、山东游民出关谋生者，日益众多”（注：徐宗亮：《黑龙江述略》卷4，《贡赋》。）。清末中东铁路通车后，关内人民向东北流迁的浪潮更加扩大，到宣统年间，东三省人口总数已达到18415714人，其中奉天省人口从咸丰元年的2581951人增加到11018517人（注：梁方仲：《统计》甲表86。），人口增加4.27倍。民国建立后，“走关东”的移民浪潮仍在继续。所不同的是，清代奉天、吉林二省吸收移民较多，民国时期，黑龙江省则成为吸收移民最多的地区。据国际联合会《中国代表处说帖》中的统计，仅1927年到1929年，三年中黑龙江地区的移民即有112万人（注：引自石方《中国人口迁移史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413页。）。就迁出地而言，山东人最多，其次为直隶，再次为河南、山西两省。有人估计，到1911年华北地区移入东北的人口达1000万人，而山东即占70%至80%（注：路遇：《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20页。）。

与“走关东”相呼应的是“走西口”。“西口”即指河北长城西段的张家口、独石口。进入内蒙古地区的移民除了从东部的喜峰口、古北口等地出关外，大多经由西口。因而，“走西口”几乎成为华北民人移入内蒙古地区的代名词。清初，统治者对蒙古采取怀柔政策，对塞外地区实行封禁。康熙以后，随着“招垦令”在全国逐步推广，清政府对口外蒙古的封禁稍为松弛，汉人已大量迁入察哈尔地区。雍正时设置多伦、张家口、独石口三厅，至乾隆年间，仅张家口同知属下即有村落286个，约计6000户，3万人，估计三厅村落总人口在5万左右，且全属移民（注：葛剑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455页。）。乾隆十四年（1749年），华北各省百姓往“归化城、八沟、多伦诺尔数处所集之人，已至数十万”（注：《大清会典事例》卷994。）。陕西的延安、榆林二府，紧邻内蒙古伊克昭盟，“地处沿边，土多沙漠，各邑农民全赖耕种口外地亩以资生计，春出秋归，岁以为常”（注：《皇清奏议》卷55。）。承德地区在乾隆以前“本无土著”，至1827年移民已达16339户，110171人（注：道光《承德府志》卷23，《田赋》。）。内蒙古西北部地区，自康、雍朝始即有山西、陕西贫民由土默特而西，私向蒙古族人租地垦种，由是，伊盟七旗境内，凡近黄河、长城处，所在多有汉人足迹。嘉道年间，在天灾饥荒的逼迫之下，华北四省及陕西、甘肃等地饥民，更是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地蜂拥塞外，觅食求生。

晚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威逼之下，对内地人民移向塞外，实际上采取了默许和鼓励的态度。光绪后期，完全废除禁令，并设招垦局鼓励移民，河套、土默特、鄂尔多斯、察哈尔、喀喇沁、科尔沁等地，均成为华北民人的乐迁之地。归化、包头、海拉尔、满洲里已发展成为相当规模的边塞城镇，热河、察哈尔、绥远三地人口总数即达3525937人（注：据梁方仲《统计》甲表86计算。）。民国建立后，在清代原有的基础上曾设立热河、察哈尔、绥远等特别区，1928年正式建省，仍有大量华北地区的人口移往其地。1927年的英文《中国经济月刊》曾介绍说：“中国人向察哈尔的移植，不过在二十年以来才开始，而现在这个特别区，几乎有一半的地方都住满了人。耕地连接着耕地，好几百个村落和许多小的自治城镇，已经成长起来。”至建省前，察哈尔、绥远两特区，“统计开放土地，无虑十余万顷。”（注：转引自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2辑，三联书店，1957年，662页。）需要指出的是，在“走西口”的移民浪潮中，早期仍以山东人为多，康熙帝在1712年的一道上谕中提及“山东民人往来口外垦地者，多至十万余”（注：《清圣祖实录》卷250。）。其后，直隶、山西及陕北民人亦逐渐增多。而清末民初，“走西口”人数最多者当为山西人，次则河北、山东、河南人。据载，“光绪末年，蒙地放垦，口内贫民，接踵而来，遂至后套一带，筑室耕田，俨同内地。其中以山西人为最多，其临套亦最早……山西人以外，河北省人数亦不少，约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鲁、豫籍人，清末即有移入”（注：《包宁线包临段经济调查报告书·社会概况》，转引自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2辑，663页。）。自光绪“丁戊奇荒”直至1949年前，华北四省中山东、河北、河南人口均有一定幅度增长，惟山西一直没有达到“丁戊奇荒”前的人口数字，或许大量人口流向内蒙古地区当是其中原因之一。

概而言之，古代华北人口流动表现为三次大规模的南迁；明代华北地区人口流动则表现为本区内部的迁徙——山西人口向中原地区的迁移；清代以降，华北人口的流向转为“走关东”和“走西口”。古代的三次南迁和明代区域内迁徙主要是军事征战及天灾人祸引起的，而清代华北人口大量向边疆地区迁移的动力则是谋求基本的生存条件。这种迁移表明，近代华北地区已承受着严重的人口压力。

三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国内学者重点研究生产关系，其主要分析模式是“资本主义萌芽论”，即如概括的那样：“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589页。）国外学者研究的侧重点是生产力，尤其重视明清以来社会人口压力问题。美国学者德怀特·希·珀金斯在其关于中国农业发展的著作中，就采用了埃斯特·博塞拉普《农业成长的条件：人口压力下农业变化的经济学》一书的模式，认为人口增长是历史上农业发展的主要动力。中国自明初至1949年前，人口数量增加了7-9倍，而农业产量的增加也略相同，但农业技术和土地所有制关系基本没有变化，因此，“造成单产提高的主要动力是人口的增加”（注：参见〔美〕德·希·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在珀金斯理论模式的基础上，马克·艾尔温(Elvin,Mark)又提出了边际劳动生产率递减的概念。他认为，伴随着人口的增长，中国农业集约化程度在提高，而边际劳动生产率却逐步下降，亦即吉尔兹所说的“内卷化”(Involution)（注：Elvin,Mark,ThePatternofChinesePast,Stanford,Calif:StanfordUniversityPress,pp.285-316.）。80年代以来，黄宗智在其有关两部著作及前揭长篇论文中，将此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并系统提出了自己的模式。黄氏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经济发展和近代化，是中西学术界都承认的“规范认识”，而明清以来高度的商品化和餬口农业长期并存，城市工业化和农村不发展并存，虽有增长而无发展等现象，又是对规范认识的“悖论”。中国明清以来的商品化，是在人口压力条件下产生的，不能引起近代化质变的“过密型商品化”。可以看出，黄氏模式的核心就是以人口压力推动下的“过密型商品化”解释“没有发展的增长”。

明清以来，中国农业有无发展？黄宗智先生是以劳动生产率的增减为标准的，而劳动生产率又以单位工作日报酬作为惟一标准。我认为，“单位工作日劳动生产率”是一个相对狭小的范畴，这是因为，在传统农业生产中，农民除种植粮食作物外，还有各类技术农作物、家庭手工业、家庭副业等收入。计算农业劳动生产率应当计入这些生产项目的收入，然后按总产值确定其是否发展。事实上，随着人口压力的加重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近代农业生产中除粮食作物的收入外，农民的其它收入日渐增多。且不说单位工作日劳动生产率实际上是很难精确计算的指数（注：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157-160页。），把粮食作物收入以外的其它收入排斥在外，显然是欠妥当的。

以近代华北农村的具体情况而言，在严重的人口压力驱动之下，技术农作物、亦农亦商、以副补农等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日益增大，这些都可视为农业经济发展的表征。这里仅就此三个问题简略述之。

第一，技术农作物的发展。《剑桥中国晚清史》在谈到清末直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业时指出：“这段时期的主要变化是：人口有了缓慢的、但是可以觉察到的增长，而耕地没有相应的扩大；随之而来的是每人平均田地面积的缩小，特别在华北更是如此；种植作物类型有了变化，这部分是人与地之比日趋不利所致，部分是对国外市场新出现的机会的反应。”（注：〔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10页。）同全国大部分地区一样，清中叶以来，华北人均耕地面积呈逐渐减少的趋势。大体而言，19世纪一直没有超出5亩，20世纪以后在4亩以下，三四十年代仅3亩略多（注：据章有义《近代中国人口和耕地的再估计》，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1期。）。在人口与土地比例关系日趋紧张的情况下，清末以来，各类技术农作物，包括棉花、蚕桑、花生、芝麻、油菜子及罂粟在华北农村确是较为普遍地种植起来，而且形成了大小不同的专门生产区域，其中棉花的种植更为突出。清末，直隶产棉区域，“以栾城、藁城为最，丰年可收三千余万斤，歉年可收一千六七百万斤左右。赵州、成安、束鹿次之，清苑、定县、博野、满城、蠡县、祁州、磁州、滦州、武清、平谷、南宫、卢龙、正定、赞皇、无极、邯郸等县又次之”（注：农工商部：《棉业图说》卷3，《中国棉业现状考略》，宣统二年。）。山东“从前每年要从上海输入三万担至五万担棉花，而一九一○年由山东输出的棉花在一万五千担以上，一九一一年在四万担以上。这一事实，很好地说明了山东棉花生产的前途。”（注：见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辑，三联书店，1957年，424页。）山西省，“在民元以前，河东道属，虽有少数栽培，惟彼时民智闭塞，交通不便，收获不多，只供日常生活所需，并无余额外销……此时适当欧战，棉花需要特巨，市价极昂，农民植棉颇可获利，故民九，棉田面积复增至五十余万亩。”（注：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山西省》（1937年）41编，7章。）“汴省产棉区域，以安阳、邓县、洛阳、通许、商水、孟县为最，收数多至七百余万斤，少亦二三百万斤。商丘、虞城、项城、临漳、武安、灵宝、阌乡、汝阳、新野、罗山等县次之，尉氏、洧川、兰封、鄢陵、西华、汜水、荥泽、睢州、内黄、获嘉等县又次之。”（注：农工商部：《棉业图说》卷3，《中国棉业现状考略》，宣统二年。）1916年，华北四省棉花产量即达4655市担（注：据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203-204页表计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棉花种植和收入如此，其它技术农作物的种植也在逐渐扩大（注：此类资料可见〔美〕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和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值得注意的是，除受到人口与耕地比例日趋紧张的驱使外，技术农作物的发展还受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黄宗智在其著作中即谈到：“中国农业在十九、二十世纪，成为世界商品市场的一部分。国际需求，大大刺激了几种主要经济作物的种植——像茶、丝、棉、糖、花生和大豆。对冀—鲁西北区而言，棉花和花生，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注：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124页。）

第二，亦农亦商的趋向。亦农亦商，甚至弃农经商的现象日益成为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的普遍趋向，其中原因除了传统价值观念的变化、工商业利益的驱使外，人口与土地关系的紧张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明清以来以山西最为典型。明清之际，山西商业、金融业一度执全国之牛耳，进入近代，山西商业之繁盛、商人之众多，亦为时人所赞叹，仅1918年统计，全省商户就达54640户（注：《山西省第一次人口统计》，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当然，此时所谓的商户和商人，除了那些拥有巨资的票号和大资产者外，大部分当是“离土不离乡”的中小商贾，即所谓“不携眷，不娶外妇，不入外籍，不置外之不动产。业成之后，筑室买田，养亲娶妇，必在故乡”（注：民国《徐沟县志》，《民生志》。）。但是，人口压力乃是推动山西商人足迹遍四方的主要动因之一，试举各地方志资料如下：

五台，“晋省以商贾为重，非弃本而逐末，土狭人满，田不足耕也。”（注：光绪《五台新志》卷2，《生计》。）

太谷，“以田少民多之故，商于外者甚多，中下之家除少数薄有田产者得以耕凿外，余皆恃行商为生。”（注：民国《太谷县志》卷4，《生业》。）

沁源，“近年来增加人口，生计较难，而业商者较前为多矣。”（注：民国《沁源县志》卷2，《风土略》。）

平定，“户口日繁，计地所出岁莫能给，力农之外多陶冶铁器以自食，他若贾易于燕赵齐鲁间者几十之五。”（注：光绪《平定直隶州志》卷5，《食货》、《风土》。）

曲沃，“至于利之所在，趋之若鹜，服贾走四方者，踵相接焉，则固土狭人满，恒产不赡之所致也。”（注：光绪《续修曲沃县志》卷19，《风俗志》。）

芮城，“人稠地狭，营商于外者甚多。”（注：民国《芮城县志》卷5，《生业略》。）

山西如此，直隶、山东、河南也情况略同。河北昌黎县志即有“惟因人稠地狭，习商者三分之一”的记载（注：光绪《昌黎县志》卷5，《风土志》。）。值得重视的是，亦农亦商现象的普遍存在，不仅增加了农业以外的其它收入，而且是提高小农素质的进步现象，实为明清时期华北农业发展的重要表征。列宁在谈到俄国的情况时即有肯定的论述：“与居民离开农业而转向城市一样，外出做非农业的零工是进步的现象，它把居民从偏僻的、落后的、被历史遗忘的穷乡僻壤拉出来，卷入现代社会生活的漩涡。”（注：《列宁全集》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530页。）

华北范文篇7

杨方源（2000年2月2日），男，汉族，山东省德州市庆云县常家镇，本科，大四学生，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想先说一说自己对于家乡土地的看法，因为这或许也是大部分年轻人曾经有过的想法。

我出生在农村，从小就在田野里长大，会看到一片片绿油油的麦田，会看到一条条蜿蜒曲折的小河，也有湛蓝湛蓝的天空和洁白可爱的云朵，还有在田野里嬉戏玩耍的孩子与辛勤耕作的老农民……当然，我不可能一直呆在农村，我后来到镇上念书，去县城读高中，再后来，也就是现在的我在大城市里上大学。在大学里我学习了各种专业知识，对未来无限憧憬，却发现自己渐渐淡忘了那个承载着无尽童年趣事的农村，还有那些辛勤耕种的老农民。在返乡的列车上，透过车窗不经意间还能看到那片陌生又熟悉的麦田，仍然是那么的翠绿如同油画里的世界，却更像是梦里的大海，只不过是充满生机的，绿油油的。

在求学的十几年里，我不止一次地描绘我视界之外的那片海，或是蔚蓝壮阔，或是波涛汹涌，亦或是山海相接、水天一色，总之，那片海令我无限向往。这些年里，我不仅看到了农村的日新月异，也看到了乡镇的蓬勃生机，还看到了大城市的热闹繁华，不禁要问，我该何去何从？是继续追寻视界之外的那片海，还是挤入城市的喧嚣；是回到日新月异的乡土，还是扎入高楼林立的异乡？我想我心里早就有了答案。

未来十年，农村土地也会迎来人口老龄化挑战。一是六、七十年代的老农民即将退出农田，而目前大部分农村土地的耕种仍以他们为主力军；二是绝大多数年轻人背井离乡，外出打工，求学，不断的向县城，市里甚至是外省发展，导致农村土地面临少人或无人接管问题；三是已经在外发展的年轻人由于各种原因，致使他们返乡阻力较大，返乡意愿较弱。我想，应对农村老龄化挑战，应当鼓励一部分年轻人带着专业知识，专业技能，新理念，新技术返乡进而推动农业创新发展。

时代车轮滚滚向前，农业发展也要跟上时代步伐。未来十到二十年，农村土地应当在国家，社会，旧农民以及以大学生为代表的“新农人”的合力下，逐步完成农村土地由旧农民的散户，小规模耕种向“新农人”的无人机械化耕种，大规模化管理过渡，以实现更少的人管理更多的土地，更多的土地耗费更少的资源，更少的资源实现更大的效益。

华北范文篇8

经教育部批准，原河北联合大学正式更名为华北理工大学。根据期刊管理规定，学报亦需随之更名，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原《河北联合大学学报（医学版）》自2016年第4期正式更名为《华北理工大学学报（医学版）》，新编国内统一连续出版号为CN13－1421／R，原刊号CN13－1411／R作废。

华北理工大学的前身河北联合大学是2010年5月经教育部批准，由原河北理工大学和华北煤炭医学院强强联合组建而成的。河北理工大学前身为创办于1895年的北洋西学学堂矿务学学门，1958年建校，1959年天津大学矿冶系成建制并入，曾沿用唐山矿冶学院、河北矿冶学院、唐山工程技术学院、河北理工学院等校名；华北煤炭医学院前身为创办于1926年的开滦高级护士职业学校，1963年开始本科建制，曾沿用唐山煤矿医学院、河北医学院等校名，是原国家煤炭工业部所属唯一一所本科高等医学院校。合并以来，在省委、省政府和教育厅的大力支持下，学校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科学研究、国际合作、社会服务、整体办学条件和综合服务实力等方面均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更名为华北理工大学，是河北省委省政府、省教育厅等各级领导、社会各界人士、校友及全校师生员工的共同愿望和期盼，是学校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不仅有利于学校依托曹妃甸区的功能定位，辐射华北等地，为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发展提供重要的人才和智力支撑，而且也有利于学校历史传承、延续原河北理工大学和华北煤炭医学院的历史底蕴和学科特色，更好地为华北地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有利于学校树立良好社会形象、提高知名度、拓宽服务范围、快速提升办学水平。华北理工大学校名的启用，将为学校今后的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和平台，极大地推动学校快速发展、建成为国内知名大学。

学校将以更名为契机，按照教育部、省委省政府及省教育厅要求，全面实施综合办学实力提升计划，努力将学校建设成为高水平国内知名大学，为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为华北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华北范文篇9

从区域地理的角度而言，本文所指的华北地区指通常所说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大体以长城为北界，秦岭—淮河为南界，包括今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及周边地区，虽较黄氏所指范围更为广泛，但对问题的讨论当不会有太大影响。

一

古代华北地区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而且是全国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纪元初年全国13州及司隶部人口总数为5760余万，而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兖、豫、青、冀、徐、司隶、并州的人口即有3800余万，占全国总人口的66%，班固所谓“地小人众”正是对此时这一地区人口状况的高度概括。自纪元初年至明后期的1000多年间，中国人口经历了一个缓慢增长的过程。研究表明，西汉末年，全国人口总数增加到6000万；自东汉至五代末，几经增减，总数未突破8000万；12世纪初突破1亿；13世纪初达到1.2亿；17世纪初达到约1.5亿（注：见袁永熙主编《中国人口·总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46页。）。伴随着王朝的兴衰，周期性的波动是人口数量变化的明显特征。华北地区是中国封建时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也是战乱最为频仍和集中的地区，几乎每一次社会动荡都给华北地区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破坏，人口的流亡也相伴出现。正是由于长期的社会动荡，华北地区的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逐渐下降。大体而言，唐“安史之乱”后，华北已失去作为全国人口重心的地位，胡焕庸等认为，唐末黄河流域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跌至40%，明初已不足30%（注：参见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14-17页。）。具体而言，西汉元始二年（2年），华北人口总数为38041307人，唐天宝元年（742年）25232884人，明万历六年（1578年）22724951人（注：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以下简称《统计》）甲表2、甲表25、甲表72计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整个封建时代，华北地区人口总数呈下降趋势，总量当不会超过4000万人。

清代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清初，历经近20年的兵荒马乱，全国人口亡失严重，直至17世纪末全国人丁户口才大致恢复到明代末年的水平。康熙二十年（1681年）后，清王朝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趋于稳定，人口总数恢复并平稳在1亿左右。乾隆一朝，全国人口总数突破3亿，此后嘉庆、道光朝仍继续增长。1840年，全国人口总数为412814828人。咸丰元年（1851年）增长到4.3亿多，达到清代人口总数的最高点。同全国各地人口增长大势一样，华北地区的人口总数也有了明显增长。统计资料表明，乾隆朝后期，直隶、山西、山东、河南四省人口共计80677833人，嘉庆时期增加到93991016人，道光朝后期达94234910人，咸丰元年达到96341715人（注：据梁方仲《统计》甲表82计算。）。值得注意的是，乾隆朝以后，华北地区的人口数量虽然也呈上升趋势，但却明显低于全国平均增长值。若以乾隆末年人口平均数为基数100，至咸丰元年直隶为101.02、山西118.09、山东144.82、河南112.88，四省平均上升到119.20，而全国已上升到145.42。此时，全国各省区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当属四川、奉天、巴里坤、乌鲁木齐、吉林、云南等边缘地区（注：见梁方仲《统计》甲表84。）。此种人口发展态势说明，在一定的生产力条件下，华北地区已出现“人满为患”之势，未开发和待开发的边疆地区则成为全国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

咸丰元年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是清代全国人口由升而降的转折点。这一时期，全国人口最为稠密的江南地区成为太平军和清军及外国侵略军长期厮杀的主要战场，战后，江南地区人口锐减。以苏、浙、皖三省而论，江苏战后“一望平芜，荆榛塞路，有数里无居民者，有二三十里无居民者”（注：李鸿章：《李文忠公奏稿》卷3。）。浙江“人民死于兵燹，死于饥饿，死于疾疫，盖几靡有孑遗”（注：左宗棠：《书牍·家书》卷上。）。安徽“人民死伤无数”（注：民国《安徽通志稿·民政考·户口》。）。据清官方统计，三省在此期间净减人口5400多万（注：有关太平天国起义前后江南地区的人口变动，可参见何炳棣《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下卷，第10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王业健《太平天国对于苏南人口的影响》，载《中国论丛》（英文版）19卷；行龙《论太平天国革命前后江南地区人口变动及其影响》，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2期。）。而在华北地区，虽然也有捻军起义、太平军北伐等战事，但除直隶而外，河南、山东、山西三省人口仍在继续增长，而直隶人口数字锐减实为统计缺失（注：据清官方统计，直隶人口1851年为23455000人，1858年减至974000人。按1858年数字仅为承德一府人口数字。）。到光绪三年（1877年），华北四省人口总数增长到1亿，按清朝户部清册，是年山东人口35657000人，河南23944000人，山西16443000人，直隶若以1857年数字23032000人计之，则四省人口总数为99066000人，比咸丰元年净增约270万人（注：1858年至1898年直隶人口仅承德一府造报。），这一数字达到清代华北人口增长的最高峰。

“正因为制度上的不合理和天灾人祸同是对人口增长不利的，所以研究中国人口史的先决条件是能正确的分期。”（注：何炳棣：《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254页。）何炳棣先生这一论断，对于研究近代华北人口变化是极富意义的。全国人口由升而降的转折点是咸丰初年的太平天国战争，而华北人口的转折点则是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

光绪元年（1875年），华北各省出现旱象，至1877-1878年（阴历干支丁丑、戊寅年）达到巅峰期，并波及陕西、陇东、川北及苏、皖北部，史称“丁戊奇荒”。整个华北呈现出残破不堪的局面：

山西“平、蒲、解、绛、霍、隰赤地千里，太、汾、泽、潞、沁、辽次之，盂、寿以雹，省北以霜，其薄有收者大同、宁武、平定、忻、代、保德数处而已。”（注：王锡纶：《怡青堂文集》卷6。）河南全省有87个州县报灾，饥民五六百万，“被灾之广，受灾之重，为二百数十年来所未有”。

山东青州饥民“不得不以五谷各糠并草种以及树叶树皮磨面充饥，其中老弱不堪行动，不能自如，只得坐以待毙……自缢、投井、投河、服毒者，种种情形，笔难尽述”。

直隶灾情极广，仅河间一府就有灾民200余万，灾情之重为“数十年所未有”。为死里求生，武强、霸州、通州等地灾民纷纷组织武装，进行抗粮斗争（注：参见李文海等著《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86-97页。）。

“丁戊奇荒”致使华北地区人口大量耗减，晋豫两省尤甚。据清户部清册，1877年山西人口16433000人，至1883年仅存10744000人，净减1/3以上。河南省1877年人口23944000，次年急剧下降到22144000人，共亡失人口180万（注：梁方仲：《统计》甲表86。）。在某些重灾州县，“有全家俱毙者，有阖村同尽者”。“人十毙六七”、户口减2/3的类似记载，可谓俯拾皆是。大体而言，经“丁戊奇荒”，华北四省人口减少约700万，是为灾前山西全省人口的1/2。

光绪初年的特大灾害后至1949年前，整个华北地区的人口又处在缓慢增长的过程中。清末户口统计时，直隶全省人口为26721358人，山东为29556688人，山西为10099135人，河南为26109931人（注：梁方仲：《统计》甲表86。），四省合计92487112人，仍未超出光绪元年的人口数字。民国以后，无论是清末警察系统的人口登记，还是30年代保甲机构的人口统计，都存在着严重不实的现象，何炳棣认为，这是中国人口统计史上的“真空时期”。珀金斯明确指出，“凡是考察过1851年和1953年的人口调查的人，不会不注意到这两套各自为政独立完成的资料之间有广泛的一致性。这种看法不仅适用于人口总数，而且也同样适用于各省的数字。”（注：〔美〕德·希·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277页。）根据1953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河北人口总数为35984644人，山东48876548人，河南44214594人，山西14314485人，四省合计为143390271人。若与咸丰元年或“丁戊奇荒”前比较，除山西一省外，其余三省人口均有一定幅度增长。反观咸丰以后江南各省区的人口发展，江苏、浙江、安徽以及江西、湖北、福建均未超出咸丰初年的水平。由此可以断言，咸丰朝以后，直至1949年前后的一个世纪中，江南地区人口在下降，而华北平原人口则在迅速地增加。

二

华北地区的人口流动是在人口数量消长的基础上展开的。

由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开发时间早，人口相对集中，因而自古以来，华北地区就是人口流动的主要迁出区。早在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就征发数十万人越南岭、征越族，在岭南地区建立郡县，这可以视为北方人口南迁的先声。至西汉后期，华北平原地区人口集中，而长江流域人口却相对稀少，江南虽开发困难却易于维持生计，故而大量北方人口南迁成为人口流动的主流。大而言之，自秦汉至元末，华北地区的人口南迁出现过三次高潮，即西晋永嘉年间、唐安史之乱后和南宋靖康年间。这三次南迁高潮几乎遍及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时间持续百年以上，移民总数均在百万以上。葛剑雄先生明确指出：“从秦汉至元末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自北而南的移民是中国移民史上最重要的一章。”（注：葛剑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510页。）时至明代，南方地区不仅再也无法容纳过多的华北移民，而且连本地人口也不得不向西南边疆、山区和海外寻找出路了，中国人口流动由此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明代，尤其是明初，华北地区人口流动的主流是本区域内的自迁，即山西人口向中原地区的迁移。元末明初，中原地区再一次陷入混乱的局面，先是刘福通的红巾军与元军决战于两淮、河南、山东、河北等地，继则朱元璋出兵江淮，举师北伐，收复中原，北定京都。加之元末以来，中原地区灾荒频仍，水旱并袭，致使人烟稀少，土地荒芜。而山西大部分地区则风调雨顺，天灾人祸很少波及，是一个相对人丁兴盛，安定繁荣的历史时期。《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189万余，河北人口189万余，而山西则有403万余，相当于河南、河北人口之总和（注：《明太祖实录》卷14。）。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户部郎中刘九皋建议：“今河北诸处，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鲜少；山东、山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如此则国赋增而民生遂矣。”朱元璋则认为，“山东地广，民不必迁；山西民众，宜如其言。”（注：《明太祖实录》卷193。）当时，山西人口稠密，首推晋南，而洪洞又是平阳一带人口稠密之县，且地处交通要道，以此作为迁民的重点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据载，明政府曾在洪洞城北二里的广胜寺设局驻员，集中移民，编排队伍，发放“凭照”。广胜寺前的汉植大槐树下，成为移民外迁的集中地，于是便有“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句数百年来世代相传、绵延神州的民谣（注：有关洪洞大槐树移民的资料，包括正史、方志、碑刻、族谱、传说等极为丰富。详见张玉吉等《洪洞古大槐树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从明代山西移民的迁出地来看，除洪洞而外，平阳、太原、泽州、潞州、辽州、沁州都有大量人口迁出。而移民的迁入地主要集中在豫、冀、鲁三省。吸收移民最多的地区是：河南省之彰德府、怀庆府、开封府、归德府、河南府、汝宁府、南阳府；河北之北京、真定府、广平府、顺德府、大名府、保安州；山东之东昌府、济南府、兖州府、莱州府、青州府。另外，安徽、江苏、湖北、陕西、甘肃、宁夏、内蒙也吸收了不同数量的移民。

清代以来，全国人口总数迅速增加，内地大有人满之势。与历史上自北向南的人口迁移流向不同，这时大量内地人口开始向东北、西南、西北等边缘地区迁移，形成了内地向边疆扩散的移民浪潮（注：参见行龙《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1992年，102-103页。）。华北地区人口成百万计地向东北和内蒙古地区迁移，其势日益浩大，成为中国移民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

华北地区人口向东北地区的迁移，俗称“走关东”。关东为满族发源地，清军入关后，以其为“龙兴之地”而禁止汉人自由迁入，但关内民人，尤其是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四省人口向此地的流动一直连绵不断，民国以后形成高潮。史载，康乾之际，清政府多次颁布法令，厉行封禁，禁止流民移入关东，而事实上内地人民自发地流迁一直在进行。乾隆十三年（1748年），仅“吉林宁古塔及船厂地方所有商贾、工匠、佣工等三四万不等，多系直隶、河南、山东、山西各省之人”（注：《盛京通志》卷129。）。时至近代，沙俄大有吞并东北之势，因此朝野上下移民实边“以固边圉”的呼声日渐高涨。自咸丰年间开始，清政府部分开放东北，光绪初年全面开禁，并采取放荒、免税、补助等措施，积极鼓励关内人民到关外开垦荒地，“直隶、山东游民出关谋生者，日益众多”（注：徐宗亮：《黑龙江述略》卷4，《贡赋》。）。清末中东铁路通车后，关内人民向东北流迁的浪潮更加扩大，到宣统年间，东三省人口总数已达到18415714人，其中奉天省人口从咸丰元年的2581951人增加到11018517人（注：梁方仲：《统计》甲表86。），人口增加4.27倍。民国建立后，“走关东”的移民浪潮仍在继续。所不同的是，清代奉天、吉林二省吸收移民较多，民国时期，黑龙江省则成为吸收移民最多的地区。据国际联合会《中国代表处说帖》中的统计，仅1927年到1929年，三年中黑龙江地区的移民即有112万人（注：引自石方《中国人口迁移史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413页。）。就迁出地而言，山东人最多，其次为直隶，再次为河南、山西两省。有人估计，到1911年华北地区移入东北的人口达1000万人，而山东即占70%至80%（注：路遇：《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20页。）。

与“走关东”相呼应的是“走西口”。“西口”即指河北长城西段的张家口、独石口。进入内蒙古地区的移民除了从东部的喜峰口、古北口等地出关外，大多经由西口。因而，“走西口”几乎成为华北民人移入内蒙古地区的代名词。清初，统治者对蒙古采取怀柔政策，对塞外地区实行封禁。康熙以后，随着“招垦令”在全国逐步推广，清政府对口外蒙古的封禁稍为松弛，汉人已大量迁入察哈尔地区。雍正时设置多伦、张家口、独石口三厅，至乾隆年间，仅张家口同知属下即有村落286个，约计6000户，3万人，估计三厅村落总人口在5万左右，且全属移民（注：葛剑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455页。）。乾隆十四年（1749年），华北各省百姓往“归化城、八沟、多伦诺尔数处所集之人，已至数十万”（注：《大清会典事例》卷994。）。陕西的延安、榆林二府，紧邻内蒙古伊克昭盟，“地处沿边，土多沙漠，各邑农民全赖耕种口外地亩以资生计，春出秋归，岁以为常”（注：《皇清奏议》卷55。）。承德地区在乾隆以前“本无土著”，至1827年移民已达16339户，110171人（注：道光《承德府志》卷23，《田赋》。）。内蒙古西北部地区，自康、雍朝始即有山西、陕西贫民由土默特而西，私向蒙古族人租地垦种，由是，伊盟七旗境内，凡近黄河、长城处，所在多有汉人足迹。嘉道年间，在天灾饥荒的逼迫之下，华北四省及陕西、甘肃等地饥民，更是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地蜂拥塞外，觅食求生。

晚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威逼之下，对内地人民移向塞外，实际上采取了默许和鼓励的态度。光绪后期，完全废除禁令，并设招垦局鼓励移民，河套、土默特、鄂尔多斯、察哈尔、喀喇沁、科尔沁等地，均成为华北民人的乐迁之地。归化、包头、海拉尔、满洲里已发展成为相当规模的边塞城镇，热河、察哈尔、绥远三地人口总数即达3525937人（注：据梁方仲《统计》甲表86计算。）。民国建立后，在清代原有的基础上曾设立热河、察哈尔、绥远等特别区，1928年正式建省，仍有大量华北地区的人口移往其地。1927年的英文《中国经济月刊》曾介绍说：“中国人向察哈尔的移植，不过在二十年以来才开始，而现在这个特别区，几乎有一半的地方都住满了人。耕地连接着耕地，好几百个村落和许多小的自治城镇，已经成长起来。”至建省前，察哈尔、绥远两特区，“统计开放土地，无虑十余万顷。”（注：转引自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2辑，三联书店，1957年，662页。）需要指出的是，在“走西口”的移民浪潮中，早期仍以山东人为多，康熙帝在1712年的一道上谕中提及“山东民人往来口外垦地者，多至十万余”（注：《清圣祖实录》卷250。）。其后，直隶、山西及陕北民人亦逐渐增多。而清末民初，“走西口”人数最多者当为山西人，次则河北、山东、河南人。据载，“光绪末年，蒙地放垦，口内贫民，接踵而来，遂至后套一带，筑室耕田，俨同内地。其中以山西人为最多，其临套亦最早……山西人以外，河北省人数亦不少，约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鲁、豫籍人，清末即有移入”（注：《包宁线包临段经济调查报告书·社会概况》，转引自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2辑，663页。）。自光绪“丁戊奇荒”直至1949年前，华北四省中山东、河北、河南人口均有一定幅度增长，惟山西一直没有达到“丁戊奇荒”前的人口数字，或许大量人口流向内蒙古地区当是其中原因之一。

概而言之，古代华北人口流动表现为三次大规模的南迁；明代华北地区人口流动则表现为本区内部的迁徙——山西人口向中原地区的迁移；清代以降，华北人口的流向转为“走关东”和“走西口”。古代的三次南迁和明代区域内迁徙主要是军事征战及天灾人祸引起的，而清代华北人口大量向边疆地区迁移的动力则是谋求基本的生存条件。这种迁移表明，近代华北地区已承受着严重的人口压力。

三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国内学者重点研究生产关系，其主要分析模式是“资本主义萌芽论”，即如概括的那样：“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589页。）国外学者研究的侧重点是生产力，尤其重视明清以来社会人口压力问题。美国学者德怀特·希·珀金斯在其关于中国农业发展的著作中，就采用了埃斯特·博塞拉普《农业成长的条件：人口压力下农业变化的经济学》一书的模式，认为人口增长是历史上农业发展的主要动力。中国自明初至1949年前，人口数量增加了7-9倍，而农业产量的增加也略相同，但农业技术和土地所有制关系基本没有变化，因此，“造成单产提高的主要动力是人口的增加”（注：参见〔美〕德·希·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在珀金斯理论模式的基础上，马克·艾尔温(Elvin,Mark)又提出了边际劳动生产率递减的概念。他认为，伴随着人口的增长，中国农业集约化程度在提高，而边际劳动生产率却逐步下降，亦即吉尔兹所说的“内卷化”(Involution)（注：Elvin,Mark,ThePatternofChinesePast,Stanford,Calif:StanfordUniversityPress,pp.285-316.）。80年代以来，黄宗智在其有关两部著作及前揭长篇论文中，将此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并系统提出了自己的模式。黄氏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经济发展和近代化，是中西学术界都承认的“规范认识”，而明清以来高度的商品化和餬口农业长期并存，城市工业化和农村不发展并存，虽有增长而无发展等现象，又是对规范认识的“悖论”。中国明清以来的商品化，是在人口压力条件下产生的，不能引起近代化质变的“过密型商品化”。可以看出，黄氏模式的核心就是以人口压力推动下的“过密型商品化”解释“没有发展的增长”。

明清以来，中国农业有无发展？黄宗智先生是以劳动生产率的增减为标准的，而劳动生产率又以单位工作日报酬作为惟一标准。我认为，“单位工作日劳动生产率”是一个相对狭小的范畴，这是因为，在传统农业生产中，农民除种植粮食作物外，还有各类技术农作物、家庭手工业、家庭副业等收入。计算农业劳动生产率应当计入这些生产项目的收入，然后按总产值确定其是否发展。事实上，随着人口压力的加重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近代农业生产中除粮食作物的收入外，农民的其它收入日渐增多。且不说单位工作日劳动生产率实际上是很难精确计算的指数（注：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157-160页。），把粮食作物收入以外的其它收入排斥在外，显然是欠妥当的。

以近代华北农村的具体情况而言，在严重的人口压力驱动之下，技术农作物、亦农亦商、以副补农等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日益增大，这些都可视为农业经济发展的表征。这里仅就此三个问题简略述之。

第一，技术农作物的发展。《剑桥中国晚清史》在谈到清末直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业时指出：“这段时期的主要变化是：人口有了缓慢的、但是可以觉察到的增长，而耕地没有相应的扩大；随之而来的是每人平均田地面积的缩小，特别在华北更是如此；种植作物类型有了变化，这部分是人与地之比日趋不利所致，部分是对国外市场新出现的机会的反应。”（注：〔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10页。）同全国大部分地区一样，清中叶以来，华北人均耕地面积呈逐渐减少的趋势。大体而言，19世纪一直没有超出5亩，20世纪以后在4亩以下，三四十年代仅3亩略多（注：据章有义《近代中国人口和耕地的再估计》，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1期。）。在人口与土地比例关系日趋紧张的情况下，清末以来，各类技术农作物，包括棉花、蚕桑、花生、芝麻、油菜子及罂粟在华北农村确是较为普遍地种植起来，而且形成了大小不同的专门生产区域，其中棉花的种植更为突出。清末，直隶产棉区域，“以栾城、藁城为最，丰年可收三千余万斤，歉年可收一千六七百万斤左右。赵州、成安、束鹿次之，清苑、定县、博野、满城、蠡县、祁州、磁州、滦州、武清、平谷、南宫、卢龙、正定、赞皇、无极、邯郸等县又次之”（注：农工商部：《棉业图说》卷3，《中国棉业现状考略》，宣统二年。）。山东“从前每年要从上海输入三万担至五万担棉花，而一九一○年由山东输出的棉花在一万五千担以上，一九一一年在四万担以上。这一事实，很好地说明了山东棉花生产的前途。”（注：见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辑，三联书店，1957年，424页。）山西省，“在民元以前，河东道属，虽有少数栽培，惟彼时民智闭塞，交通不便，收获不多，只供日常生活所需，并无余额外销……此时适当欧战，棉花需要特巨，市价极昂，农民植棉颇可获利，故民九，棉田面积复增至五十余万亩。”（注：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山西省》（1937年）41编，7章。）“汴省产棉区域，以安阳、邓县、洛阳、通许、商水、孟县为最，收数多至七百余万斤，少亦二三百万斤。商丘、虞城、项城、临漳、武安、灵宝、阌乡、汝阳、新野、罗山等县次之，尉氏、洧川、兰封、鄢陵、西华、汜水、荥泽、睢州、内黄、获嘉等县又次之。”（注：农工商部：《棉业图说》卷3，《中国棉业现状考略》，宣统二年。）1916年，华北四省棉花产量即达4655市担（注：据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203-204页表计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棉花种植和收入如此，其它技术农作物的种植也在逐渐扩大（注：此类资料可见〔美〕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和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值得注意的是，除受到人口与耕地比例日趋紧张的驱使外，技术农作物的发展还受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黄宗智在其著作中即谈到：“中国农业在十九、二十世纪，成为世界商品市场的一部分。国际需求，大大刺激了几种主要经济作物的种植——像茶、丝、棉、糖、花生和大豆。对冀—鲁西北区而言，棉花和花生，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

第二，亦农亦商的趋向。亦农亦商，甚至弃农经商的现象日益成为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的普遍趋向，其中原因除了传统价值观念的变化、工商业利益的驱使外，人口与土地关系的紧张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明清以来以山西最为典型。明清之际，山西商业、金融业一度执全国之牛耳，进入近代，山西商业之繁盛、商人之众多，亦为时人所赞叹，仅1918年统计，全省商户就达54640户（注：《山西省第一次人口统计》，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当然，此时所谓的商户和商人，除了那些拥有巨资的票号和大资产者外，大部分当是“离土不离乡”的中小商贾，即所谓“不携眷，不娶外妇，不入外籍，不置外之不动产。业成之后，筑室买田，养亲娶妇，必在故乡”（注：民国《徐沟县志》，《民生志》。）。但是，人口压力乃是推动山西商人足迹遍四方的主要动因之一，试举各地方志资料如下：

五台，“晋省以商贾为重，非弃本而逐末，土狭人满，田不足耕也。”（注：光绪《五台新志》卷2，《生计》。）

太谷，“以田少民多之故，商于外者甚多，中下之家除少数薄有田产者得以耕凿外，余皆恃行商为生。”（注：民国《太谷县志》卷4，《生业》。）

沁源，“近年来增加人口，生计较难，而业商者较前为多矣。”（注：民国《沁源县志》卷2，《风土略》。）

平定，“户口日繁，计地所出岁莫能给，力农之外多陶冶铁器以自食，他若贾易于燕赵齐鲁间者几十之五。”（注：光绪《平定直隶州志》卷5，《食货》、《风土》。）

曲沃，“至于利之所在，趋之若鹜，服贾走四方者，踵相接焉，则固土狭人满，恒产不赡之所致也。”（注：光绪《续修曲沃县志》卷19，《风俗志》。）

芮城，“人稠地狭，营商于外者甚多。”（注：民国《芮城县志》卷5，《生业略》。）

山西如此，直隶、山东、河南也情况略同。河北昌黎县志即有“惟因人稠地狭，习商者三分之一”的记载（注：光绪《昌黎县志》卷5，《风土志》。）。值得重视的是，亦农亦商现象的普遍存在，不仅增加了农业以外的其它收入，而且是提高小农素质的进步现象，实为明清时期华北农业发展的重要表征。列宁在谈到俄国的情况时即有肯定的论述：“与居民离开农业而转向城市一样，外出做非农业的零工是进步的现象，它把居民从偏僻的、落后的、被历史遗忘的穷乡僻壤拉出来，卷入现代社会生活的漩涡。”（注：《列宁全集》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530页。）

华北范文篇10

关键词：华北珍珠梅；种植；修剪方法；景观设计

1形态特征

华北珍珠梅属于灌木，一般高可以达到3m，枝条开阔，小枝条呈圆柱形，稍微有一些弯曲，比较光滑，幼时呈现绿色，老时呈红褐色。冬芽为卵形，先端有一些急尖无毛或近于无毛，呈红褐色。华北珍珠梅叶片为羽状复叶，一般有小叶片13～21片，连叶柄在内长21～25cm，宽约8cm，光滑无毛；小叶片一般对生，相距2cm左右，长约6cm、宽1.5～2cm。树木顶部有大型而又密集的圆锥花序，分支斜长或稍微直立，直径约10cm，长约18cm，无毛，花梗长3～4mm。花瓣呈倒卵形或宽卵形，先端比较圆钝，基部比较宽，长约5mm，白色。雄蕊20个，与花瓣长度相等或短于花瓣，生长在花盘边缘，花期在6—7月。蓇葖果长圆柱形，无毛，长约3mm，花柱稍侧生，有些向外弯曲，果期在9—10月。

2种植技术

2.1土壤的选择。华北珍珠梅土壤适应性非常高，几乎所有土壤都可以生存，种植范围广泛。为了让华北珍珠梅更好地生长，最好选择土质肥沃深厚、排水性比较好的沙土栽培[1]。选择合适种植的土地后要整地。清理地块中的杂质后进行深耕，然后施肥，做好基肥，保证幼树更快更好地生长。基肥一般以农家肥为主。2.2田间管理。2.2.1肥料管理。华北珍珠梅适应性非常强，对肥料的要求并不高，除了在整地时做好基肥外，后期可根据树木的生长情况来判断是否需要追肥。一般情况下，在树木生长期1～2年时可以追肥1次，除了施用农家肥外，还应搭配氮、磷、钾等复合肥。虽然华北珍珠梅对肥料的要求并不高，但是适当施肥可以让植株长势更好，尤其是在开花结果期对肥料的要求比较高，这时应注意追肥，使花果长势更好，提高观赏价值和经济价值[2]。2.2.2水分管理。华北珍珠梅生长过程需要有充足的水分。在树苗定植之后第1次浇水，一定要浇透定根水，使植株更好地生根发芽。在树木生长过程中应及时补充水分，比较干旱的季节应增加浇水次数，在冬季前要浇1次防冻水。与此同时，应注意避免水涝，尤其是雨季时应做好排水工作，水涝持续时间越长，对植株根部的影响越大，轻者会影响植株生长，导致树叶干枯，重者可能会导致整株死亡。除了地表浇水外，也可以叶面喷水，在夏季时，如果水分不足，容易出现枝叶萎蔫、下垂甚至脱落等情况，此时可选择叶面喷水，尤其是花期十分适宜选择叶面喷水，不仅可以提高环境湿度，也可以起到降温的效果。2.2.3温度管理。华北珍珠梅虽然喜欢温暖，但也比较耐冷，一般在不低于-25℃的温度下可以安全越冬，最佳种植温度为18～25℃。一些比较寒冷的地区冬季温度低于-25℃时，在入冬之前应做好保暖工作，比如采取树干刷白、用稻草绑住树干等措施。2.2.4病虫害管理。华北珍珠梅常见的病害主要有叶斑病和白粉病，主要为害叶片，会导致叶片停止发育甚至发黄脱落。对病害要以预防为主，在早期可以适当喷洒一些药物来预防，一旦发生病害，应该及时修剪掉受害的部分。需要注意的是，要把受害的部位带出园中进行集中处理，最好彻底销毁，然后喷洒1％波尔多液进行防治[3]。华北珍珠梅常见的虫害是金龟子和斑叶蜡蝉。金龟子一般都是小青花金龟子，会吃华北珍珠梅的叶片、花蕾以及花朵，导致叶片残缺不全。金龟子虫害的防治方法是可利用成虫的假死性，在清晨或傍晚晃动枝条，捕杀虫子。对于成虫，可在发生期喷洒40％氧化乐果1000倍溶液或50％马拉松1000倍药液。同时，还可利用金龟子入土的习性，在树木的周围撒2.5％的亚胺硫磷粉剂，然后松动地表土，让成虫触碰药物。斑叶蜡蝉常汇聚在嫩叶背面吸收汁液，被虫子为害的叶片随着时间推移出现不同的情况，比如穿孔、破裂、卷曲或增厚等。斑叶蜡蝉的防治方法是，在冬季时应剪掉过于密集的枝叶及枯树枝，发现有虫害的叶子时应及时修剪，然后集中烧毁，减少虫源。到了斑叶蜡蝉成虫盛发期，可以使用虫网捕杀，情况严重的也可以选择药液喷洒，可以使用90％敌百虫1000倍药液或40％乐果乳剂1200倍药液。2.3修剪方法。修剪华北珍珠梅时，一定要注意修剪根部。在植株栽种时可以适当修剪侧根，剪掉多余的根系和烂根、病根，可以让植株更好地生长。4年以上的植株就可以修剪枝条，一般是在春季萌芽之前修剪，将枝条保留3～5个芽，其余可以全部修剪掉。除此之外，在植株落叶之后应要适当修剪枝条，修剪掉残枝、枯枝、病枝、老枝等。还要修剪掉过于密集的枝条及突生长枝条，保证植株的通风透光性。要适当修剪花枝，在花谢之后剪掉残余的花枝，减少水分及营养消耗，有助于来年开花。2.4繁殖方式。华北珍珠梅的繁殖方式一般有3种，第一种是播种繁殖，第二种是硬枝扦插，第三种是嫩枝扦插。播种繁殖在每年9—10月时采种，将蒴果放在通风阴凉的室内，轻轻揉搓去除外面的种壳及杂质，然后放在纸袋子里保存。后期把地耕平整细之后，种子混在土中撒播，在上面盖上一层细土，最好是腐殖土，然后用喷壶洒水，使种子能与土壤紧密结合。在整个苗期，一定要注意保持土壤湿润，1年树苗可以长5～15cm，2年可以长到50cm，此时可以移栽定植。因为播种繁殖比较烦琐、耗时长，所以一般不会选择这种方式。硬枝扦插一般是在4月份进行，在长势比较好且健壮的枝条上剪取插穗，插穗长度一般为10～15cm，上端要剪平，下端剪成马蹄形，切口要平滑。把剪好的枝条扎成捆，下端浸泡在浓度为100mg/kg的ABT1号溶液中1h。把插穗直接插入土中，地表只保留1cm左右即可。在栽种时要注意行距，插种之后要立刻浇透水，1～2周浇1次水，及时松土除草。插条一般会在20～30d生根发芽。采用硬枝扦插方式，植株当年高度一般可以达到40cm左右，第2年春季便可移栽定植。移栽时应该要注意修剪，促进分枝生成。嫩枝扦插一般是在每年6—8月份进行，扦插要选择当年半木质化且没有病虫的嫩枝。一般枝条剪成11cm左右，上半部分留2～4片小叶子，除去下半部分的叶片。下剪口斜切，一定要注意平滑，然后浸泡在溶液中1h，之后插入草炭土、蛭石、珍珠岩等配成的基质中并洒水，每周应在晚上喷洒1次800倍液多菌灵，有效减少病虫害出现，提升扦插成活率[4-5]。

3生态及经济作用

华北珍珠梅不仅观赏价值极高，生态价值也很高。华北珍珠梅对烟尘、二氧化硫、硫化氢等有害气体有不同程度的抵抗能力以及吸收能力。除此之外，华北珍珠梅还具有一般植物没有的杀菌作用，可以净化空气中的细菌，使种植区域的空气更加新鲜。已知其对金黄葡萄球菌、绿脓杆菌的杀菌效果是比较明显的，成功率可达100％。尤其是华北珍珠梅叶片的杀菌物质最多，其次是嫩枝，叶子挥发的物质还可以消灭苍蝇。因华北珍珠梅具有非常强且稳定的杀菌作用，非常适合种植在医院、养老院以及化工厂区等地，不仅能够有效杀灭有害细菌，还可以净化空气。

4景观设计中的作用

华北珍珠梅观赏价值高，花蕾密集，且浑圆如玉，犹如大小珍珠缀满枝头，圆润诱人。在盛夏花朵绽放之际，花瓣犹如朵朵白梅俏立绿丛，得名与其花蕾和花的形状有关。整体树姿秀丽，叶片幽雅，能陆续开花，花期长达3个月，是夏季优良的观花灌木之一。华北珍珠梅养护方式比较简单，降低了园林景观设计的投入成本。华北珍珠梅的树枝非常秀丽，叶片优雅，花序特别大且茂盛，小花呈现出洁白如雪的状态，花期特别长，一般长达3个月，成片种植可以形成花海，是夏季不可多得的观赏树种。在园林景观中，华北珍珠梅除了可以成片种植，也可以列植，同时也适合与其他观赏性植物搭配种植。华北珍珠梅可与建筑物搭配，与亭台楼阁相辅相成，站在高处欣赏华北珍珠梅更有一种别样的风味，尤其是在花期时，能与亭台楼阁交相呼应，让人仿佛置身在世外桃源一般。因华北珍珠梅的植株比较高大，成列种植在道路两旁很壮观，且更容易体现出其生态作用。如果与其他植物搭配，观赏性特别高，比如与常绿植物搭配，也可以华北珍珠梅为背景，与其他相对矮小的植株及花卉作为搭配，形成高低不同、错落有致的景观，在设计时再搭配上四季不同的变化，种植在公园、小区、医院、工厂、旅游地等地都会成为非常具有观赏价值的景点。

参考文献：

［1］孙超，姜磊，黄志辉.华北珍珠梅繁殖及栽培技术［J］.河北农业科技，2008（17）：39.

［2］肖战锋，张志敏，王万寅.珍珠梅繁育技术［J］.农业科技与信息，2017（3）：102-103.

［3］何玉锁，王占春.珍珠梅的栽培管理［J］.花木盆景（花卉园艺），2012（4）：17-18.

［4］吴克智.珍珠梅及其栽培［J］.吉林畜牧兽医，1999（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