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谋范文10篇

合谋范文篇1

关键词：注册会计师；审计合谋；危害；形成机理；防治对策

0引言

近十几年来，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案屡见不鲜，很多财务报告舞弊案例都涉及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合谋问题，审计不仅没有发挥其最后的把关作用，反而因提供虚假鉴证而成为财务报告造假的“帮凶”。审计合谋不仅严重损害到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危及资本市场的正常运转与资源的优化配置，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更严重影响了公众投资者对会计信息、审计公信力乃至整个社会信用系统的信心，侵蚀着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生存与发展。本文就注册会计师审计合谋的形成机理和具体成因、防治对策等问题谈些看法。

1审计合谋及其形成的一般机理

“合谋”就是通常所说的被“俘获”、被拖下水。它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勒和布坎南等人在研究政府管制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时所提出的概念。审计合谋指会计师事务所或注册会计师在财务报告审计过程中，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丧失基本的执业独立性要求，迎合被审计单位财务造假、歪曲提供会计信息的需要而做出的虚假鉴证或虚伪陈述，最终导致有预谋的“审计信息失真”行为。

审计合谋形成的一般机理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1合谋行为的自发性动机自发性动机是指源自注册会计师自身因素，由其内在需要而产生的行为动机。这类动机不受外部因素干扰，是审计合谋行为的原始驱动力。根据“经济人”假设，逐利也是注册会计师的本性，其在执业过程中会根据成本效益分析的结果来决定对法律、准则、道德规范的执行态度；其次，在企业治理结构中，审计作为与委托双方均保持独立的第三方，注册会计师不是企业剩余索取权的持有者，这客观上又导致了其偷懒、监督不力乃至合谋动机的产生。

1.2合谋行为的引致性动机引致性动机是指审计师源于外部因素刺激而产生的行为动机，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以下三类因素：①信息不对称。反映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会计信息由于其生成过程由人一手把持，委托人处于信息劣势地位，委托人只得雇佣审计师来挖掘人的“私人信息”，但这又形成了审计师的“私人信息”。而当自利的审计师与人达成一致，凭借其“私人信息”共同向委托人寻租时，审计合谋行为便产生了。②治理机制失调。一项审计行为中涉及的委托人、审计师和被审计人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治理机制，彼此之间并存在利益关系。但实务中大量存在的“委托人缺位”现象导致了审计委托人与被审计人的合一，使拥有私人信息并极力回避监督的被审计人聘请审计师来挖掘自己拥有的私人信息，其结果必然使审计流于形式，甚至形成合谋。③激励机制残缺。审计委托人要得到审计师的积极合作，必须依靠强有力的激励机制，使审计师的所得没有与审计报告的质量和经济后果联系起来，不管审计师尽力与否都能获得固定的审计费。在相关条件具备时，审计师通过与被审计人合谋，谋求合同外收益也就具有了相当的可能性。

2我国审计合谋的特殊环境因素

2.1行政介入审计事务在审计合谋问题上，中央政府有关部门自然要求加强对企业和中介机构的监管力度，以维护市场秩序，保障资源的优化配置，但由于地方政府的利益往往受所辖地区公司的财务数据的影响，特别是上市公司能增加地方政府的业绩，所以在争取上市“壳资源”、避免摘牌时，有些地方政府非但不进行监管，反而纵容公司的造假行为，这使得地方政府往往成为审计合谋的“帮凶”。在地方政府的强大压力下，注册会计师明知有假往往也只能委曲求全。

2.2不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

2.2.1产权主体虚置或缺位导致关系不明诱发审计合谋

我国上市公司中，国有公司占据相当大的比重。这一部分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企业的产权主体虚置或缺位。这使得国有上市公司的管理当局在审计关系中同时具备了审计委托人和被审计人的双重身份。从理论上讲，这种双重身份是产生审计合谋的温床。因为拥有私人信息而极力回避股东（全体公民）监督的管理层，不会真心实意地积极的请审计人员来挖掘不利于自己的信息揭示给股东。这一信息经济学上的悖论现象，使得审计人员帮助被审计单位出谋划策，钻准则空子甚至做假账之类的合谋现象时常发生。民营上市公司也存在上述问题，在审计过程中，无论是由董事会出面，还是由经理层出面委托事务所进行审计，都成了管理当局委托事务所对自己编制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且审计费用也由管理当局与会计师事务所协商确定，经总经理授权后方可支付。注册会计师与公司管理当局相比，事实上处于劣势地位，要保持审计过程中的独立性相当困难，否则就会丧失客户。

2.2.2强管理层格局和利益驱动我国很多上市公司是国有性质，国有控股公司的老总一般都是“钦差大臣”或者元老级人物，“铁腕治理”是其比较典型的一个特征。那些不参与经营管理的所有者——中小股东们的话语权很小。

当前的付费制度造成了事务所与公司之间的“雇佣”关系。上市公司的审计业务更是事务所争抢的目标，谁都不愿意主动轻易退出。“强管理层，盲所有者，弱中介”的格局由此形成，成为审计合谋的主要条件之一。

公司管理层的利益与公司经营状况息息相关。具体地说，就是管理者的利益与企业业绩紧密挂钩。作为管理层，当然希望自己经营管理的公司的业绩越来越好，好上加好。可是，总有一些公司的业绩不理想，甚至亏损。于是，便产生“有了业绩，夸大业绩；没有业绩，制造业绩，甚至也要制造大业绩”的现象，这样的利益驱动催生了合谋。

2.2.3内部审计失灵国有企业的内部审计部门，绝大多数由总经理领导，实际上是企业的一个附属机构，是为管理层服务的，而不是为股东服务的。他们的职责更多的是防止内部小人物违反公司规定行为的发生。对于企业的高层，他们根本管不到，也不敢管。缺乏内部审计的有效控制，在外部审计监督失效的情况下，高层管理人员几乎可以为所欲为。

2.3法律处罚力度不够，效率低下我国目前市场监管机制与制度的缺陷以及不严格的惩罚力度是导致审计合谋的重要原因，不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加大了监管和惩罚的难度，而监管机制的不健全和较轻的惩罚力度则纵容和加剧了不完善治理结构下的企业管理当局进行财务报告舞弊与审计意见的寻租。其一，我国《会计法》、《公司法》和《证券法》虽然都对上市公司及管理层的责任作出规定，但是对他们违规的处罚力度较轻，与他们利用虚假信息牟取的暴利相比微不足道。其二，处罚时间严重滞后，这使法律的威慑力大打折扣。有学者研究我国证监会处罚时间延后在3年以上的达到80.91%。其三，民事责任条款欠缺，诉讼成本高。目前，民事责任仅在《证券法》和《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等部分条文中有些原则性规定：而2002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又规定了4项前置条件，几乎使会计师的民事责任成了“不胜之诉”。其四，对中介机构追究不力，执法不严。

2.4审计市场的过度竞争我国审计市场存在着会计师事务所数量众多、规模偏小的特点。近几年来会计师事务所的数量更是剧增。另一方面，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抢走了很大一部分市场。目前审计行业基本上是一个买方市场，恶性、无序竞争的泛滥，使一些会计师事务所不得不以丧失其独立性为代价来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从而不得不屈从于客户公司的压力，迎合审计合谋的要求。另外，我国的会计师事务所大都是有限责任公司，注册会计师承担的风险较小，因此对注册会计师机会主义行为约束较小。再者，我国审计收费不按审计时间计算，而是根据被审单位的资产规模来计算的。在客户规模一定的条件下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必然增加成本，而企业所需要的是价格最低、带来麻烦最小的会计事务所。

2.5缺乏激励制度委托人需要提供给注册会计师报酬以激励其鉴证被审计单位的财务信息真实性，而被审计单位管理层同样为了自身利益也将积极地贿赂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在获得的贿赂高于委托人提供的报酬且对审计合谋的检查力度不足、法律约束淡化情况下，注册会计师有极大的可能性会选择审计合谋，这是作为一个“经济人”的理性考虑结果。而且，在由三方构成的审计委托关系中，不能参与合谋的注册会计师和事务所就要面临被解聘的命运，依靠提供审计服务而获取审计费用生存的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显然无法保证。

3审计合谋的防治对策

3.1完善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只有改变国有上市公司国有股、法人股“一股独大”的畸形公司治理结构，为企业找到能够真正负责任、承担风险的产权代表者，以强化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约束，才能使得上市公司治理正常化和行为理性化，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堵住虚假财务信息的源头。企业可以通过建立审计、薪酬和提名委员会来加强内部管理，也可以发展机构投资者，使得分散的股权得以相对集中，同时对管理层实行期股、期权激励制度，使得经理层的利益和公司的长远利益紧密联系起来，达到降低委托成本的目的。当公司依法合理地设置了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等内部法人治理结构，并真正做到各负其责、各司其职时，才算真正建立了公司内部的权力制衡机制。这时，由代表广大股东利益的董事会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就可以有效地防止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被动与公司管理当局合谋的情形。

3.2加强政府监管的力度为了有效防止审计合谋的发生，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保证投资者的信心，政府一要加大对违规审计师和事务所的查处力度，决不姑息手软；二要尽快制定、修改和完善相关法律和准则，加强对严格按规范执业的注册会计师和事务所的保护，增强他们对财务报告舞弊者说“不”的力量；三要积极采用市场导向的监管体制，加强监管机构和人员的组织化和专业化建设，应在各级注册会计师协会行业自律和政府财政部门法定监督之外，设立特定权威部门，对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进行经常性的监督检查，还应引入“同业互查”，以提高整个审计行业的执业质量。此外，为预防审计合谋发生，还应发挥多重外部监督的作用，媒体、社会公众也应被包括在监督主体的范围之内，从而显著增大审计合谋被发现的概率。

3.3大力发展有限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是事务所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各合伙人对个人执业承担无限责任，合伙人之间不相互承担连带责任的民间审计组织形式。它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国际上逐渐通行的一种会计事务所组织形式，并已成为当今会计师行业组织形式发展的一大趋势。我国也要大力发展，以加大注册会计师审计风险的压力，制约其合谋行为的滋生。

3.4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作为市场经济秩序的忠实维护者，注册会计师更要讲诚信。要建立全社会的信用体系，加强对注册会计师和公司管理层及财会人员的道德约束，为审计人和被审计单位双方的诚信和行为规范构筑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3.5引入声誉处罚机制对事务所承担的责任应加以延伸，不仅要包括整个事务所的经济资产，还应包括所内注册会计师的个人声誉资产，将注册会计师的个人财富与声誉挂钩，使其在面对审计合谋贿赂时认识到：一次审计合谋不但会给自己及其合伙人带来经济上的损失，还会使其本人及整个事务所的声誉急剧下降，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蒙受丧失业务的严重损失，并有可能恶性循环下去，最终导致合伙所倒闭，由此促使审计师因珍视声誉而拒绝合谋。防止审计合谋还要注重声誉处罚与法律处罚相结合，法律处罚是声誉处罚的有效保证，通过加大民事赔偿力度和强化刑事处罚责任追究机制，使合谋成本远远大于合谋收益，使铤而走险的舞弊者人财两空，直至出局，才能从根本上有效遏制审计合谋的发生。

审计合谋的治理工作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对审计合谋的防治需要被审单位、事务所、监管当局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才能得以实现。因此，这是一个需要整个全社会共同关注并努力的长期过程。相信随着我国法治体制的不断健全以及社会诚信的逐步建立，审计合谋问题一定会得到妥善的处理，审计市场也将走上规范化发展的道路，这将为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雷光勇.审计合谋的经济学分析.审计与经济研究，1999,（2）：23-25.

[2]王刚，孟丽丽.上市公司审计合谋成因分析与治理对策.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4）：P74-76.

[3]王艳丽，张强.允许或制止审计合谋的最优性分析.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6（2）：P53-56.

合谋范文篇2

有四个利益主体拥有全部或部分国有产权，它们分别是全体人民、政府、企业的经营者

以及企业职工。①②静态地来看，由于后三个利益主体之间的横向或纵向上的复杂关系，

它们之间容易形成各种合谋体。但如果我们动态地来考虑合谋的范围，那它广泛地存在

于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尤其在涉及到分属不同政府职能部门的国有

资产重组中，它的表现更为明显。下面让我们举一个抽象的例子加以说明。

现有国有企业甲、乙，它们的规模相等，甲的效益要好于乙，甲属于A部门，乙属

于B部门，还假定全体人民无法对其它各层利益主体实行有效的监管和激励。但存在着

政府对企业的经营进行显性或隐性的干预。这是一个典型的2政府部门×2企业经营者

×2企业职工的框架。让我们来分析这个简单框架中所存有的合谋行为。

本文继续假定甲的企业效益好于乙企业的唯一原因是甲企业职工的整体竞争力要强

于乙企业职工。同时本文认为甲企业职工及经营者有着比乙企业职工、经营者更大的效

用，A部门的官员也有着比B部门官员更大的效用。另外，经营者同政府官员的利益目

标较为一致，因此在它们之间容易形成一个稳定的小合谋体，又因为监督机制不完善，

因而它们的合谋行为被披露的几率将会降低；而且它们还会通过合谋者的游说和地下行

为来降低一旦东窗事发后所受惩罚的力度。这样的合谋体一旦形成了，那将是很牢固的。

同一部门中的另外一个合谋状况就是部门官员同经营者、企业职工协调起来为本部

门职工谋求福利最大化。这将导致甲企业职工福利、工资收入要优于乙企业的职工。造

成这种状况的根本的原因是A部门官员、甲企业经营者及职工在追求自身收入、福利方

面是一致的，也就容易形成一个纵向上的合谋体。当然，这种大的合谋体只有在企业效

益较好的情况下才会存在，一旦企业效益变环，经营者、官员的利益目标便会同职工的

利益目标相分离。在我们建立的这一个2×2×2框架中，要出现上述结论还需要一个

根本性的前提，那就是劳动力流动机制的欠缺。在框架中，乙企业效益不好，其原因是

劳动力素质不高。一般说来，提高企业的劳动力的素质的途径有两种，一是通过再学习

改造，二是解散一部分劣质职工，再引进一部分高素质的职工。但在实际上，由于乙企

业的经营者同B部门的官员形成了一个较稳定的合谋体，所以，乙企业的经营者就要在

裁减职工等问题上考虑来自于官员的压力。同时，由于甲企业的效益要好于乙，那么乙

的职工若同A部门的官员或经营者有着一定的联系，还可以通过一些地下交易等手段来

在不改变自身的素质的情况下，而得到一个较高的工资收入和更好的福利待遇。这种结

果便降低了甲企业的劳动力素质，从而也就降低甲企业的生产效率。而在另一方面，是

否乙企业的生产效率就会因此而提高呢？我们说不是的，因为某些劳动力的流失并未提

高乙企业职工的整体素质，而且可能由于某些流失职工的示范效应，使得其它职工无心

工作，竞相考虑实行“地下行为”，以便自己换个单位，这样的话乙企业可谓雪上加霜

了。还有另外一种更坏的情况就是乙企业的经营者同B部门的官员这一合谋体的利益也

严重背离乙企业职工的利益。在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驱使下去尽可能地效仿甲企业的经营

者和A部门的官员，从而加剧恶化了乙企业的生产效率。

以上的劳动力流动是服从于行政干预的，尽管甲乙两个企业是独立的。现在我们来

考虑这个2政府官员×2企业经营者×2企业职工框架在资产重组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合

谋行为。

前面关于这个框架有个假设条件就是在两个企业间唯一不同的只是劳动力，为了使

我们考虑的问题更加贴近现实，我们认为这两个企业位于不同的行业且规模相等，它们

合并以后可以获得“协同效应”。重组后的现实状况是：合并以后，两个企业成为一个[NextPage]

独立的企业，不防称独立后的企业为丙企业，丙企业显然有其新的经营者，具体的是谁

无关紧要。丙的经营者也要面临A部门和B部门的官员的显性或隐性的干预，同时丙的

经营者还要面临原来分属甲、乙两个企业的不同素质的职工，那么，从合并的开始即从

有意向合并，到资产评估，组建新企业丙，组建新的经营者集团，安置甲、乙企业的职

工等等环节上都存在着一系列的利益冲突，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合谋行为。

甲、乙两个企业谈判组成丙企业前的利益冲突有：

（1）A、B两部门官员为争夺对丙企业的显性或隐性的行政干预权而发生的利益

冲突。

（2）甲、乙两个企业的经营者为确立自己今后在丙企业中的地位而发生的利益冲

突。

（3）A、B两部门官员同所属企业的经营者组成的合谋体之间的利益冲突。

（4）甲、乙两个企业职工之间的利益冲突。

既然，企业在合并前存在着以上几方面的利益冲突，而这些冲突又不能完全通过行

政或市场的手段来完成，那么各方就要根据谈判能力来协调，因而一定程度上的合谋行

为也就在所难免了，谈判中可能发生的合谋行为有：

（1）对于A、B两部门的官员来说，如果谈判破裂，则意味着他们阻挠两个企业

的合并，这会降低他们以及社会的效用（这是因为合并带来的协同效应会扩大企业的整

体产出，以及阻挠合并会引起上级的不满等等），因而企业的合并是一定要发生的。所

以，就如何分配由于“协同效应”而增加的产出部分，两部门官员之间存在着讨价还价

的关系。直到A部门官员能获得比以前更大的效用，而B部门官员又不至于降低他的原

来效用水平。

（2）对于甲、乙企业的经营者来说，在目前不完善的市场上，甲要兼并乙企业，

但它要在保证乙的经营者的效用水平不至于降低的情况下，它才不至于在兼并过程中遇

到乙企业经营者的有意阻挠，而同时甲企业经营者的效用水平也比原来的要高。只有这

样，甲的经营者才有动力去进行兼并。同样，双方效用水平的提高也要视各自的讨价还

价的能力而言（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如果不进行兼并，双方都无法提高各自的效用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进行合谋的双方考虑是否要进行合并乃是出于自身的效用最大化，而不

是出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3）上文谈到，官员同所属企业的经营者能形成一个稳定的合谋体，那么这两个

合谋体对于是否要进行合并也有可能进行协调，其实质就是如何分配由于“协调效应”

而增加的那部分产出。

（4）对于两个企业的职工来说，能否改善自己的效用水平似乎掌握在各自的经营

者和官员的谈判能力上，但在实际上，由于经营者的效用水平也受他同企业职工相处关

系好坏程度的影响（当然，这是从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因此，职工的利益目标同官员

以及经营者的利益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一致的。

二、相关对策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各个利益主体都在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但存

在信息成本、交易成本以及监管障碍的现实，使得全体人民难以有效地对以下各层次的

利益主体实行监管。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由于信息成本、谈判成本的存在，要避免所有

的合谋行为是不可能的。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将合谋行为控制在一定的界限内。对于其它

利益主体来说，其合谋动机完全依赖于自己的合谋行为被披露以后所带来的惩罚期望值

与其所导致的效用增加的比较。

上文分析到，官员同经营者的合谋最为稳定，危害也最大。为什么呢？一个关键的

因素就是信息在四个利益主体之间严重不对称，显然，经营者在企业的经营状况上有着

更为准确的了解，而法律、经济手段的变化对于官员来说亦有着最好的透明度。而且，

这两部分人的规模相对较小，他们之间的合谋也较为稳定。为了提高社会福利水平，那

就应该打破这一合谋体。具体从以下方面入手：

（1）全体人民对政府官员要建立一套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首先要由立法机关[NextPage]

完善法律制度，目前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很不够。况且有了完善的法律制度，但缺乏有效

的监管也还是不能扼制官员的腐败行为。对于全体人民来说，他们的监管范围应该是很

广的，问题就在于他们是否愿意对官员们的行为进行监管。从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出

发，只有当个人为监督付出的成本能够通过披露行为而获得相应的补偿，补偿还要大于

或等于成本，个人才会积极地去监督官员们的行为（补偿不仅有货币的，还有非货币的）。

个人要获得补偿还需要一个条件，即他监督的有效性要获得他人或社会的承认，尤其是

要获得司法机关的承认。那么这就要求实行监督的个人的意见能迅速地反映上去，因而

畅通的信息渠道是不可缺少的。在这里合理的司法行为以及畅通的信息渠道，只是鼓励

个人去对官员的行为实行监督，但这只是给官员的合谋制造外在的压力。因此，我们还

要建立一种机制去打消官员进行合谋的动机。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官员们进行合谋是为

了获得更大的效用，但如果他合谋反而会降低他的效用，他就不会进行合谋了。因此增

大对官员进行合谋的惩罚值就可以满足这一要求。增大惩罚值有两种途径，即增大惩罚

力度和增大披露的几率，增大惩罚力度可由立法机关来改变量刑的轻重（这颇有点法家

的思想），提高几率则是由个人进行监督的积极性来体现的。在这样的机制设计下，应

该能降低官员进行合谋的行为。

进一步考虑，如果官员之间已经存在有合谋行为，并且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合谋体，

那么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击破这个合谋体呢？我们还是从“边际”的概念出发，如果

合谋体中的一员脱离并检举参与合谋的其它人的话，他就可以获得更大的效用（即进行

合谋的机会成本很大），那他就会放弃合谋行为，转而检举合谋。在这里有如下公式：

进行合谋所获得的预期净效用=进行合谋所获得效用-合谋被披露以后的惩罚期望

值

合谋被披露以后的惩罚期望值=惩罚力度×披露几率

进行合谋的机会成本=MAX（检举合谋得到的效用；不进行合谋得到的效用）

因而，当增大合谋的机会成本后，即有的合谋体也变得不稳定了。这是因为率先披

露者将获得更大的效用。尽管参与合谋的官员在私下里能统一口径，继续组成一个稳定

的合谋体，藉以追求更大的长期利益，但只要他们所能获得的预期利益累计折现值要小

于检举所带来的奖励效用，合谋体就不会稳定。

（2）政府要对企业的经营者建立一套有效的激励—监督机制。按照上一对策的思

路，政府要对经营者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约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是增大经

营者进行合谋的机会成本，比如说，提高经营者的货币和非货币的收入。尽管有人说，

经营者高收入不一定能有效地治理他们的“搭便车”行为，这话并没有错，但关键的是

“搭便车”问题是一个现实中难以完美解决的问题，解决它还要靠意识形态的作用，我

们只能尽量减少它的发生。③第二是提出一套有效的对经营者的合谋行为进行惩罚的行

政法规，要让经营者充分意识到一旦他的合谋行为被披露，他就要付出惨痛的代价，这

一工作应是由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会同行政机关来共同制定的。第三是增加本企业和其

它企业职工的监督积极性及信息自下而上的传递速度。尤其是职工的有效监督要得到有

关政府的承认，并予以相应的奖励，奖励的大小应要保证职工为监督而付出的私人成本

得到补偿。但实际上确定该私人成本也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故在实践操作中就应

该明确地给出奖励的额度。

（3）关于如何解决政府官员和经营者的合谋体的建议。本着上面的思路，这可从

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鉴于这个合谋体所导致的危害最大，故从打消他们进行合谋的

动机来说，要加大惩罚的力度，这是立法机关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我国现实生活中迫

切需要的。第二，对既有的合谋体的成员，应加大他们进行检举合谋行为的效用，当合[NextPage]

谋体所造成的危害特别严重时，还可既往不咎甚至予以奖励。另外对于那些最容易进行

合谋的政府官员和经营者予以更高的收入（因为当他们的行为很不容易控制或有较大的

不确定性时，监管成本会很高的），并辅之于教育，这就从另一方面减少了他们进行合

谋的动机。第三，加大信息在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反馈速度并提高政府为社会服务的效

率。还要提高官员和经营者对他们的同事行为的监督的积极性，并承认该活动的有效性。

（4）从企业职工这一层次来讲，要改变有竞争力的职工同无竞争力的职工之间的

关系，第一要靠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来稳定无竞争力的职工。第二要靠有效的劳动

力流动机制进行有竞争力的职工和企业之间的双向选择。当然，在双向选择中要尽可能

地减少政府官员对企业的干预。

参考文献：1魏杰、郭东风、沈莹，《国有产权中的利益主体问题》，《国有资产

管理》1997年第10期。2魏杰、沈莹，《当前国有经济改革中利益主体分析》，《国有

合谋范文篇3

本文继续假定甲的企业效益好于乙企业的唯一原因是甲企业职工的整体竞争力要强于乙企业职工。同时本文认为甲企业职工及经营者有着比乙企业职工、经营者更大的效用,A部门的官员也有着比B部门官员更大的效用。另外,经营者同政府官员的利益目标较为一致,因此在它们之间容易形成一个稳定的小合谋体,又因为监督机制不完善,因而它们的合谋行为被披露的几率将会降低;而且它们还会通过合谋者的游说和地下行为来降低一旦东窗事发后所受惩罚的力度。这样的合谋体一旦形成了,那将是很牢固的。

同一部门中的另外一个合谋状况就是部门官员同经营者、企业职工协调起来为本部门职工谋求福利最大化。这将导致甲企业职工福利、工资收入要优于乙企业的职工。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的原因是A部门官员、甲企业经营者及职工在追求自身收入、福利方面是一致的,也就容易形成一个纵向上的合谋体。当然,这种大的合谋体只有在企业效益较好的情况下才会存在,一旦企业效益变环,经营者、官员的利益目标便会同职工的利益目标相分离。在我们建立的这一个2×2×2框架中,要出现上述结论还需要一个根本性的前提,那就是劳动力流动机制的欠缺。在框架中,乙企业效益不好,其原因是劳动力素质不高。一般说来,提高企业的劳动力的素质的途径有两种,一是通过再学习改造,二是解散一部分劣质职工,再引进一部分高素质的职工。但在实际上,由于乙企业的经营者同B部门的官员形成了一个较稳定的合谋体,所以,乙企业的经营者就要在裁减职工等问题上考虑来自于官员的压力。同时,由于甲企业的效益要好于乙,那么乙的职工若同A部门的官员或经营者有着一定的联系,还可以通过一些地下交易等手段来在不改变自身的素质的情况下,而得到一个较高的工资收入和更好的福利待遇。这种结果便降低了甲企业的劳动力素质,从而也就降低甲企业的生产效率。而在另一方面,是否乙企业的生产效率就会因此而提高呢?我们说不是的,因为某些劳动力的流失并未提高乙企业职工的整体素质,而且可能由于某些流失职工的示范效应,使得其它职工无心工作,竞相考虑实行地下行为”,以便自己换个单位,这样的话乙企业可谓雪上加霜了。还有另外一种更坏的情况就是乙企业的经营者同B部门的官员这一合谋体的利益也严重背离乙企业职工的利益。在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驱使下去尽可能地效仿甲企业的经营者和A部门的官员,从而加剧恶化了乙企业的生产效率。

以上的劳动力流动是服从于行政干预的,尽管甲乙两个企业是独立的。现在我们来考虑这个2政府官员×2企业经营者×2企业职工框架在资产重组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合谋行为。

前面关于这个框架有个假设条件就是在两个企业间唯一不同的只是劳动力,为了使我们考虑的问题更加贴近现实,我们认为这两个企业位于不同的行业且规模相等,它们合并以后可以获得协同效应”。重组后的现实状况是:合并以后,两个企业成为一个独立的企业,不防称独立后的企业为丙企业,丙企业显然有其新的经营者,具体的是谁无关紧要。丙的经营者也要面临A部门和B部门的官员的显性或隐性的干预,同时丙的经营者还要面临原来分属甲、乙两个企业的不同素质的职工,那么,从合并的开始即从有意向合并,到资产评估,组建新企业丙,组建新的经营者集团,安置甲、乙企业的职工等等环节上都存在着一系列的利益冲突,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合谋行为。

甲、乙两个企业谈判组成丙企业前的利益冲突有:

(1)A、B两部门官员为争夺对丙企业的显性或隐性的行政干预权而发生的利益冲突。

(2)甲、乙两个企业的经营者为确立自己今后在丙企业中的地位而发生的利益冲突。

(3)A、B两部门官员同所属企业的经营者组成的合谋体之间的利益冲突。

(4)甲、乙两个企业职工之间的利益冲突。

既然,企业在合并前存在着以上几方面的利益冲突,而这些冲突又不能完全通过行政或市场的手段来完成,那么各方就要根据谈判能力来协调,因而一定程度上的合谋行为也就在所难免了,谈判中可能发生的合谋行为有:

(1)对于A、B两部门的官员来说,如果谈判破裂,则意味着他们阻挠两个企业的合并,这会降低他们以及社会的效用(这是因为合并带来的协同效应会扩大企业的整体产出,以及阻挠合并会引起上级的不满等等),因而企业的合并是一定要发生的。所以,就如何分配由于协同效应”而增加的产出部分,两部门官员之间存在着讨价还价的关系。直到A部门官员能获得比以前更大的效用,而B部门官员又不至于降低他的原来效用水平。

(2)对于甲、乙企业的经营者来说,在目前不完善的市场上,甲要兼并乙企业,但它要在保证乙的经营者的效用水平不至于降低的情况下,它才不至于在兼并过程中遇到乙企业经营者的有意阻挠,而同时甲企业经营者的效用水平也比原来的要高。只有这样,甲的经营者才有动力去进行兼并。同样,双方效用水平的提高也要视各自的讨价还价的能力而言(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如果不进行兼并,双方都无法提高各自的效用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进行合谋的双方考虑是否要进行合并乃是出于自身的效用最大化,而不是出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3)上文谈到,官员同所属企业的经营者能形成一个稳定的合谋体,那么这两个合谋体对于是否要进行合并也有可能进行协调,其实质就是如何分配由于协调效应”而增加的那部分产出。

(4)对于两个企业的职工来说,能否改善自己的效用水平似乎掌握在各自的经营者和官员的谈判能力上,但在实际上,由于经营者的效用水平也受他同企业职工相处关系好坏程度的影响(当然,这是从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因此,职工的利益目标同官员以及经营者的利益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一致的。

二、相关对策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各个利益主体都在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但存在信息成本、交易成本以及监管障碍的现实,使得全体人民难以有效地对以下各层次的利益主体实行监管。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由于信息成本、谈判成本的存在,要避免所有的合谋行为是不可能的。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将合谋行为控制在一定的界限内。对于其它利益主体来说,其合谋动机完全依赖于自己的合谋行为被披露以后所带来的惩罚期望值与其所导致的效用增加的比较。

上文分析到,官员同经营者的合谋最为稳定,危害也最大。为什么呢?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信息在四个利益主体之间严重不对称,显然,经营者在企业的经营状况上有着更为准确的了解,而法律、经济手段的变化对于官员来说亦有着最好的透明度。而且,这两部分人的规模相对较小,他们之间的合谋也较为稳定。为了提高社会福利水平,那就应该打破这一合谋体。具体从以下方面入手:

(1)全体人民对政府官员要建立一套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首先要由立法机关完善法律制度,目前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很不够。况且有了完善的法律制度,但缺乏有效的监管也还是不能扼制官员的腐败行为。对于全体人民来说,他们的监管范围应该是很广的,问题就在于他们是否愿意对官员们的行为进行监管。从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只有当个人为监督付出的成本能够通过披露行为而获得相应的补偿,补偿还要大于或等于成本,个人才会积极地去监督官员们的行为(补偿不仅有货币的,还有非货币的)。个人要获得补偿还需要一个条件,即他监督的有效性要获得他人或社会的承认,尤其是要获得司法机关的承认。那么这就要求实行监督的个人的意见能迅速地反映上去,因而畅通的信息渠道是不可缺少的。在这里合理的司法行为以及畅通的信息渠道,只是鼓励个人去对官员的行为实行监督,但这只是给官员的合谋制造外在的压力。因此,我们还要建立一种机制去打消官员进行合谋的动机。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官员们进行合谋是为了获得更大的效用,但如果他合谋反而会降低他的效用,他就不会进行合谋了。因此增大对官员进行合谋的惩罚值就可以满足这一要求。增大惩罚值有两种途径,即增大惩罚力度和增大披露的几率,增大惩罚力度可由立法机关来改变量刑的轻重(这颇有点法家的思想),提高几率则是由个人进行监督的积极性来体现的。在这样的机制设计下,应该能降低官员进行合谋的行为。

进一步考虑,如果官员之间已经存在有合谋行为,并且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合谋体,那么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击破这个合谋体呢?我们还是从边际”的概念出发,如果合谋体中的一员脱离并检举参与合谋的其它人的话,他就可以获得更大的效用(即进行合谋的机会成本很大),那他就会放弃合谋行为,转而检举合谋。在这里有如下公式:进行合谋所获得的预期净效用=进行合谋所获得效用-合谋被披露以后的惩罚期望值合谋被披露以后的惩罚期望值=惩罚力度×披露几率进行合谋的机会成本=MAX(检举合谋得到的效用;不进行合谋得到的效用)

因而,当增大合谋的机会成本后,即有的合谋体也变得不稳定了。这是因为率先披露者将获得更大的效用。尽管参与合谋的官员在私下里能统一口径,继续组成一个稳定的合谋体,藉以追求更大的长期利益,但只要他们所能获得的预期利益累计折现值要小于检举所带来的奖励效用,合谋体就不会稳定。

(2)政府要对企业的经营者建立一套有效的激励—监督机制。按照上一对策的思路,政府要对经营者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约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是增大经营者进行合谋的机会成本,比如说,提高经营者的货币和非货币的收入。尽管有人说,经营者高收入不一定能有效地治理他们的搭便车”行为,这话并没有错,但关键的是搭便车”问题是一个现实中难以完美解决的问题,解决它还要靠意识形态的作用,我们只能尽量减少它的发生。③第二是提出一套有效的对经营者的合谋行为进行惩罚的行政法规,要让经营者充分意识到一旦他的合谋行为被披露,他就要付出惨痛的代价,这一工作应是由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会同行政机关来共同制定的。第三是增加本企业和其它企业职工的监督积极性及信息自下而上的传递速度。尤其是职工的有效监督要得到有关政府的承认,并予以相应的奖励,奖励的大小应要保证职工为监督而付出的私人成本得到补偿。但实际上确定该私人成本也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故在实践操作中就应该明确地给出奖励的额度。

(3)关于如何解决政府官员和经营者的合谋体的建议。本着上面的思路,这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鉴于这个合谋体所导致的危害最大,故从打消他们进行合谋的动机来说,要加大惩罚的力度,这是立法机关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我国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的。第二,对既有的合谋体的成员,应加大他们进行检举合谋行为的效用,当合谋体所造成的危害特别严重时,还可既往不咎甚至予以奖励。另外对于那些最容易进行合谋的政府官员和经营者予以更高的收入(因为当他们的行为很不容易控制或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时,监管成本会很高的),并辅之于教育,这就从另一方面减少了他们进行合谋的动机。第三,加大信息在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反馈速度并提高政府为社会服务的效率。还要提高官员和经营者对他们的同事行为的监督的积极性,并承认该活动的有效性。

合谋范文篇4

当前,国际国内资本市场发生了一系列丑闻。在拥有最成熟资本市场的美国,一些信誉卓著的上市公司,如安然、世通、施乐等都因虚报收入,虚增利润或隐瞒债务而陷入财务欺诈案件,最终被巨额罚款甚至破产。著名审计机构安达信也因安然事件被迫关闭。这些事件引发了全球范围内资本市场和金融中介机构的诚信危机。在国内资本市场,也先后出现了银广夏财务欺诈事件、纵横国际拒绝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等问题。对这些现象,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分析视角,如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市场监管的制度建设、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等。本文认为,在这些现象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上市公司和会计中介机构的合谋。

一、合谋的定义及当前的研究成果

合谋(conspiracy)就是通常所说的“被俘虏”(cap2tured)、“拖下水”,它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勒和布坎南在研究政府管制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时提出来的。1992年,在国际经济计量学会第六届世界大会上,著名经济学家梯若尔教授提交论文《经济组织中的串谋问题》指出,串谋与勾结是所有的组织和机构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将造成产业政策和政府规则政策的严重扭曲。审计合谋是指审计机构和人员和被审计单位勾结起来,出具虚假审计报告的社会经济行为。尤其是在资本市场,上市公司和会计中介机构的合谋现象比较普遍,不管是在资本市场发达的西方国家还是在我国,上市公司为谋求利益制造虚假财务报表,会计中介机构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欺骗市场和投资者已经成为一国经济生活的一个重大问题。

关于上市公司和会计中介机构合谋的成因,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一种观点认为是我国目前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导致上市公司和会计中介机构之间的监督与制约失衡,从而使外部审计丧失最基本的要素———独立性(叶雪芳,2001);有观点认为一旦外部审计环境对合谋双方具有强烈的诱因,并带来客观的收益,就会导致合谋的产生,并提出利益驱动是审计合谋的根本原因(刘峰,2001);还有的观点认为委托人和人审计信息的不对称性是审计合谋的经济学基础(雷光勇,1999)。这些观点都有其合理性,从不同的视角反映了上市公司和会计中介机构合谋的动因。结合当前国际国内资本市场发生的财务欺诈案,笔者认为,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一是为什么美国这样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市场监管比较成熟,信息披露制度相对健全的国家仍然会发生上市公司和审计机构的合谋现象;二是我国出现的审计合谋现象和美国的审计合谋现象相不相同,如果不同,有什么共性和个性。

二、上市公司和会计中介机构合谋现象动因的制度性分析———现代审计制度的缺陷

上市公司和会计中介机构的合谋现在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当前我们的审计制度安排本身存在着一些问题,为合谋创造了外部动因和内在冲动。第一,法定外部审计来自这样的立法预设:其一,政府不应承担实质审查责任,也没有足够的人力和财力对上市公司的财务进行官方审计;其二,外部审计具有独立性,能够代替政府进行有效监管。但是,会计师事务所是一个营利机构,其内在冲动是自身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一个关键问题是: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为什么以及如何能够让公共利益支配他们自己的行为。

根据现代审计理论中的受托经济责任,上市公司审计中存在着委托人、被审计人与审计机构三者之间的特殊委托关系。被审计人即为上市公司,其主要表现为公司经营管理层,它是替委托人即股东管理公司资产的人,而审计机构则是替委托人即股东审计公司经营管理层业绩的人,即二者均是被委托人,为同一委托主体———股东服务的,它们二者不存在任何契约、利益关系。故按照这种传统的委托理论,对上市公司审计是人监督人的过程。是公司,而不是股东花钱聘用外部审计,公司受管理者控制,管理者随时可以更换外部审计。外部审计能否进入公司、能否持续从公司得到业务,取决于控制公司的人是否接受他们,而那些控制公司的人正是外部审计要去监管的对象。

第二,并非所有的交易都可以从一个权威文本———通用会计准则(GAAP)———找到标准答案,并非每项交易的会计处理都能对号入座地适用某一会计规则,会计规则的解释并非没有灵活性,公司财务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界限模糊的领域。管理者会用会计准则去解释公司财务行为的正当性,会借助外部审计强化他们主张的正当性。这一点,即使在美国这样审计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当上市公司因提供信息不实的报告而受到指控时,公司管理层常常把问题转嫁到了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对会计规则的不同解释上,从而为自己开脱罪名。所以,管理者常常需要“说服”外部审计“适当合理”地解释会计规则,并以利益作为“说服”的武器。

第三,会计中介机构对同一上市公司的多重业务使其丧失了独立性。审计机构丧失独立性的问题在美国并非个别性的问题。全球著名的五大会计师事务所都既有审计部门又有咨询部门,他们向客户既提供审计服务又提供各种咨询服务,而他们通过咨询服务获得的收入甚至大于通过审计服务获得的收入。因此,这些会计师事务所的收益严重依赖于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从而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独立性。而其中咨询业务最发达的安达信恰恰是爆出丑闻最多的会计师事务所。2000年,安达信从安然公司获得的总收入为5200万美元,其中2700万美元是提供咨询服务的报酬,而且这两种服务是由同一个“综合工作组”提供的。

三、造成当前我国会计中介机构和上市公司合谋的几个现实性问题

笔者认为,中国的上市公司和会计中介机构合谋,既有上述审计制度缺陷方面的原因(这一点和国际资本市场的合谋现象相同),同时,也和现阶段我国的具体国情相联系。

第一,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环境恶劣,市场恶性竞争激烈。2001年,全国共有4500余家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近6万名,平均每家会计师事务所仅有约12名注册会计师,每年约135万元的业务收入。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事务所是国内规模最大的一类事务所,但截至2000年底,每家事务所仅有14家上市公司客户,排名全国10位之外的68家事务所平均不到10家客户。由于市场恶性竞争激烈,各事务所的盈利能力遭受严峻挑战。中注协监管部一份文件称,事务所审计收费低到不合理的程度,“有的资产达几十亿的企业。审计收费只有2～3万,自然无法保证审计质量。”考虑到原“五大”(现为“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切走了相当大一块蛋糕,国内平均每名注册会计师以及相关助理人员的总收入也就在每年7、8万元左右。“再扣除营业费用后,净收入非常少;大量会计师事务所的生存状态非常不好,这意味着很多注册会计师实际上很容易被很小的经济利益打动和收买。”

第二,审计违约成本较低。在《公司法》、《证券法》、《注册会计师法》等法律以及相关的法规中对上市公司和会计中介机构合谋的处罚都做了相应的规定。如在《公司法》第219条中规定,“承担资产评估、验资或验证的机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并可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责令该机构停业,吊销直接责任人员的资格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处罚不可谓不严,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会计中介机构顶风作案呢?就审计违约成本来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相应的法规体系的健全严厉程度;二是审计机构对违约被察觉并查处的概率预期。由于审计是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在上市公司和会计中介机构达成协议合谋的条件下,其被察觉的难度很大,再加之我国目前执法力度、水平、执法者的素质等方面的限制,使得会计中介机构对违约被察觉并查处的主观概率预期比较小。这正是许多会计中介机构敢于顶风作案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谁来监督会计中介机构提供客观公正的外部审计。在现行制度框架下,通常有两个层面的制度安排提供保证。第一个层面是制度经济学中的非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是指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强大的持久生命力,构成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其具体内容包括:价值信息、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在我们的研究领域表现为会计业的诚信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而会计业诚信不是空中楼阁,必须有社会诚信基础。诚信的最底层基础是全社会对股东利益的尊重;尊重观念之上,有一个能够保护股东尤其是小股东利益的法律体系;法律体系之上是对会计中介机构的监管体系,时刻监督会计中介机构的市场行为,一旦发现违法就及时处理;再上面,才是会计中介机构的诚信。显然,在整个社会诚信体系基础薄弱的条件下用会计中介机构的诚信来防范合谋现象的产生是软弱无力的。第二个层面是通过行业协会建立会计中介机构的自律机制。但是行业协会的约束也是一种软约束,会计中介机构要谋求自身的利益,而他们的衣食父母就是上市公司,是上市公司给他们钱而不是会计行业协会。

第四,国内会计师事务所的“有限责任制”和“收入提成制”,间接导致了会计舞弊。由于采用有限责任制,会计师在舞弊后承担的责任相当微小,处罚金额仅以会计师事务所注册资金额为限。解决会计业舞弊问题的最直接办法则是推行承担无限责任的合伙制,提高整个行业舞弊的成本,使会计师不敢被轻易收买。此外,按照现行的利益分配方式,目前不少国内大所实行收入提成制,接到业务的合伙人只需交出30%或40%比例的收入给事务所,其他事务一概由自己处理。会计师事务所的质量控制体系由此形同虚设。

四、几点对策和建议

11从长远看,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让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层各施其职,各尽其能,形成对管理层的有效监控机制,防范内部人控制行为,截断管理者造假的外部土壤,是避免上市公司和会计中介机构合谋的根本途径

21充分发挥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在选择会计中介机构时的作用,可以引入“招标”机制,让会计中介机构竞争上岗,真正形成委托人、被审计人和审计人的相互制约和权利义务关系。

31实施会计中介机构的清理整顿,规范执业环境。建立相应的严格市场准入机制。对规模小,业务量小,注册会计师不多,盈利水平低下的小所坚决清理出去,或者实施有效的兼并重组方案,增强会计中介机构的竞争力,建立有效规范的竞争机制,从而增强会计中介机构的独立性和盈利能力,抑制会计中介机构和上市公司合谋的内在冲动。

41借鉴最近美国出台的萨巴尼———奥克斯法案(Sarbanes-OxleyAct)的做法,建立现代“保人”制度。要求上市公司的高级经营管理人员(CEO和CFO)个人出面担保上市公司年报和季报等披露性法律文件的真实准确性,并为此承担个人的法律责任。通过这种强制性的法律规定,在法律责任方面惯于隐身在公司身后的高管人员(CEO和CFO)们被推到了前排,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责任与他们的个人责任被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主要参考文献:

[1]雷光勇.审计合谋的经济学分析[J].审计与经济研究,1999(2).

[2]叶学芳.上市公司审计合谋及治理对策[J].财经论丛,2001(5).

[3]朱锦余等.审计合谋的制度分析及对错[J].中南财经大学学报,2001(3).

[4]刘峰等.会计师事务所与上市公司审计合谋的经济分析[J].经济体制改革,2001(3).

合谋范文篇5

现有国有企业甲、乙,它们的规模相等,甲的效益要好于乙,甲属于A部门,乙属于B部门,还假定全体人民无法对其它各层利益主体实行有效的监管和激励。但存在着政府对企业的经营进行显性或隐性的干预。这是一个典型的2政府部门×2企业经营者×2企业职工的框架。让我们来分析这个简单框架中所存有的合谋行为。

本文继续假定甲的企业效益好于乙企业的唯一原因是甲企业职工的整体竞争力要强于乙企业职工。同时本文认为甲企业职工及经营者有着比乙企业职工、经营者更大的效用,A部门的官员也有着比B部门官员更大的效用。另外,经营者同政府官员的利益目标较为一致,因此在它们之间容易形成一个稳定的小合谋体,又因为监督机制不完善,因而它们的合谋行为被披露的几率将会降低;而且它们还会通过合谋者的游说和地下行为来降低一旦东窗事发后所受惩罚的力度。这样的合谋体一旦形成了,那将是很牢固的。

同一部门中的另外一个合谋状况就是部门官员同经营者、企业职工协调起来为本部门职工谋求福利最大化。这将导致甲企业职工福利、工资收入要优于乙企业的职工。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的原因是A部门官员、甲企业经营者及职工在追求自身收入、福利方面是一致的,也就容易形成一个纵向上的合谋体。当然,这种大的合谋体只有在企业效益较好的情况下才会存在,一旦企业效益变环,经营者、官员的利益目标便会同职工的利益目标相分离。在我们建立的这一个2×2×2框架中,要出现上述结论还需要一个根本性的前提,那就是劳动力流动机制的欠缺。在框架中,乙企业效益不好,其原因是劳动力素质不高。一般说来,提高企业的劳动力的素质的途径有两种,一是通过再学习改造,二是解散一部分劣质职工,再引进一部分高素质的职工。但在实际上,由于乙企业的经营者同B部门的官员形成了一个较稳定的合谋体,所以,乙企业的经营者就要在裁减职工等问题上考虑来自于官员的压力。同时,由于甲企业的效益要好于乙,那么乙的职工若同A部门的官员或经营者有着一定的联系,还可以通过一些地下交易等手段来在不改变自身的素质的情况下,而得到一个较高的工资收入和更好的福利待遇。这种结果便降低了甲企业的劳动力素质,从而也就降低甲企业的生产效率。而在另一方面,是否乙企业的生产效率就会因此而提高呢?我们说不是的,因为某些劳动力的流失并未提高乙企业职工的整体素质,而且可能由于某些流失职工的示范效应,使得其它职工无心工作,竞相考虑实行地下行为”,以便自己换个单位,这样的话乙企业可谓雪上加霜了。还有另外一种更坏的情况就是乙企业的经营者同B部门的官员这一合谋体的利益也严重背离乙企业职工的利益。在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驱使下去尽可能地效仿甲企业的经营者和A部门的官员,从而加剧恶化了乙企业的生产效率。

以上的劳动力流动是服从于行政干预的,尽管甲乙两个企业是独立的。现在我们来考虑这个2政府官员×2企业经营者×2企业职工框架在资产重组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合谋行为。

前面关于这个框架有个假设条件就是在两个企业间唯一不同的只是劳动力,为了使我们考虑的问题更加贴近现实,我们认为这两个企业位于不同的行业且规模相等,它们合并以后可以获得协同效应”。重组后的现实状况是:合并以后,两个企业成为一个独立的企业,不防称独立后的企业为丙企业,丙企业显然有其新的经营者,具体的是谁无关紧要。丙的经营者也要面临A部门和B部门的官员的显性或隐性的干预,同时丙的经营者还要面临原来分属甲、乙两个企业的不同素质的职工,那么,从合并的开始即从有意向合并,到资产评估,组建新企业丙,组建新的经营者集团,安置甲、乙企业的职工等等环节上都存在着一系列的利益冲突,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合谋行为。

甲、乙两个企业谈判组成丙企业前的利益冲突有:

(1)A、B两部门官员为争夺对丙企业的显性或隐性的行政干预权而发生的利益冲突。

(2)甲、乙两个企业的经营者为确立自己今后在丙企业中的地位而发生的利益冲突。

(3)A、B两部门官员同所属企业的经营者组成的合谋体之间的利益冲突。

(4)甲、乙两个企业职工之间的利益冲突。

既然,企业在合并前存在着以上几方面的利益冲突,而这些冲突又不能完全通过行政或市场的手段来完成,那么各方就要根据谈判能力来协调,因而一定程度上的合谋行为也就在所难免了,谈判中可能发生的合谋行为有:

(1)对于A、B两部门的官员来说,如果谈判破裂,则意味着他们阻挠两个企业的合并,这会降低他们以及社会的效用(这是因为合并带来的协同效应会扩大企业的整体产出,以及阻挠合并会引起上级的不满等等),因而企业的合并是一定要发生的。所以,就如何分配由于协同效应”而增加的产出部分,两部门官员之间存在着讨价还价的关系。直到A部门官员能获得比以前更大的效用,而B部门官员又不至于降低他的原来效用水平。

(2)对于甲、乙企业的经营者来说,在目前不完善的市场上,甲要兼并乙企业,但它要在保证乙的经营者的效用水平不至于降低的情况下,它才不至于在兼并过程中遇到乙企业经营者的有意阻挠,而同时甲企业经营者的效用水平也比原来的要高。只有这样,甲的经营者才有动力去进行兼并。同样,双方效用水平的提高也要视各自的讨价还价的能力而言(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如果不进行兼并,双方都无法提高各自的效用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进行合谋的双方考虑是否要进行合并乃是出于自身的效用最大化,而不是出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3)上文谈到,官员同所属企业的经营者能形成一个稳定的合谋体,那么这两个合谋体对于是否要进行合并也有可能进行协调,其实质就是如何分配由于协调效应”而增加的那部分产出。

(4)对于两个企业的职工来说,能否改善自己的效用水平似乎掌握在各自的经营者和官员的谈判能力上,但在实际上,由于经营者的效用水平也受他同企业职工相处关系好坏程度的影响(当然,这是从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因此,职工的利益目标同官员以及经营者的利益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一致的。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二、相关对策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各个利益主体都在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但存在信息成本、交易成本以及监管障碍的现实,使得全体人民难以有效地对以下各层次的利益主体实行监管。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由于信息成本、谈判成本的存在,要避免所有的合谋行为是不可能的。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将合谋行为控制在一定的界限内。对于其它利益主体来说,其合谋动机完全依赖于自己的合谋行为被披露以后所带来的惩罚期望值与其所导致的效用增加的比较。

上文分析到,官员同经营者的合谋最为稳定,危害也最大。为什么呢?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信息在四个利益主体之间严重不对称,显然,经营者在企业的经营状况上有着更为准确的了解,而法律、经济手段的变化对于官员来说亦有着最好的透明度。而且,这两部分人的规模相对较小,他们之间的合谋也较为稳定。为了提高社会福利水平,那就应该打破这一合谋体。具体从以下方面入手:

(1)全体人民对政府官员要建立一套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首先要由立法机关完善法律制度,目前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很不够。况且有了完善的法律制度,但缺乏有效的监管也还是不能扼制官员的腐败行为。对于全体人民来说,他们的监管范围应该是很广的,问题就在于他们是否愿意对官员们的行为进行监管。从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只有当个人为监督付出的成本能够通过披露行为而获得相应的补偿,补偿还要大于或等于成本,个人才会积极地去监督官员们的行为(补偿不仅有货币的,还有非货币的)。个人要获得补偿还需要一个条件,即他监督的有效性要获得他人或社会的承认,尤其是要获得司法机关的承认。那么这就要求实行监督的个人的意见能迅速地反映上去,因而畅通的信息渠道是不可缺少的。在这里合理的司法行为以及畅通的信息渠道,只是鼓励个人去对官员的行为实行监督,但这只是给官员的合谋制造外在的压力。因此,我们还要建立一种机制去打消官员进行合谋的动机。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官员们进行合谋是为了获得更大的效用,但如果他合谋反而会降低他的效用,他就不会进行合谋了。因此增大对官员进行合谋的惩罚值就可以满足这一要求。增大惩罚值有两种途径,即增大惩罚力度和增大披露的几率,增大惩罚力度可由立法机关来改变量刑的轻重(这颇有点法家的思想),提高几率则是由个人进行监督的积极性来体现的。在这样的机制设计下,应该能降低官员进行合谋的行为。

进一步考虑,如果官员之间已经存在有合谋行为,并且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合谋体,那么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击破这个合谋体呢?我们还是从边际”的概念出发,如果合谋体中的一员脱离并检举参与合谋的其它人的话,他就可以获得更大的效用(即进行合谋的机会成本很大),那他就会放弃合谋行为,转而检举合谋。在这里有如下公式:进行合谋所获得的预期净效用=进行合谋所获得效用-合谋被披露以后的惩罚期望值合谋被披露以后的惩罚期望值=惩罚力度×披露几率进行合谋的机会成本=MAX(检举合谋得到的效用;不进行合谋得到的效用)

因而,当增大合谋的机会成本后,即有的合谋体也变得不稳定了。这是因为率先披露者将获得更大的效用。尽管参与合谋的官员在私下里能统一口径,继续组成一个稳定的合谋体,藉以追求更大的长期利益,但只要他们所能获得的预期利益累计折现值要小于检举所带来的奖励效用,合谋体就不会稳定。

(2)政府要对企业的经营者建立一套有效的激励—监督机制。按照上一对策的思路,政府要对经营者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约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是增大经营者进行合谋的机会成本,比如说,提高经营者的货币和非货币的收入。尽管有人说,经营者高收入不一定能有效地治理他们的搭便车”行为,这话并没有错,但关键的是搭便车”问题是一个现实中难以完美解决的问题,解决它还要靠意识形态的作用,我们只能尽量减少它的发生。③第二是提出一套有效的对经营者的合谋行为进行惩罚的行政法规,要让经营者充分意识到一旦他的合谋行为被披露,他就要付出惨痛的代价,这一工作应是由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会同行政机关来共同制定的。第三是增加本企业和其它企业职工的监督积极性及信息自下而上的传递速度。尤其是职工的有效监督要得到有关政府的承认,并予以相应的奖励,奖励的大小应要保证职工为监督而付出的私人成本得到补偿。但实际上确定该私人成本也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故在实践操作中就应该明确地给出奖励的额度。

(3)关于如何解决政府官员和经营者的合谋体的建议。本着上面的思路,这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鉴于这个合谋体所导致的危害最大,故从打消他们进行合谋的动机来说,要加大惩罚的力度,这是立法机关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我国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的。第二,对既有的合谋体的成员,应加大他们进行检举合谋行为的效用,当合谋体所造成的危害特别严重时,还可既往不咎甚至予以奖励。另外对于那些最容易进行合谋的政府官员和经营者予以更高的收入(因为当他们的行为很不容易控制或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时,监管成本会很高的),并辅之于教育,这就从另一方面减少了他们进行合谋的动机。第三,加大信息在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反馈速度并提高政府为社会服务的效率。还要提高官员和经营者对他们的同事行为的监督的积极性,并承认该活动的有效性。

合谋范文篇6

有四个利益主体拥有全部或部分国有产权，它们分别是全体人民、政府、企业的经营者

以及企业职工。①②静态地来看，由于后三个利益主体之间的横向或纵向上的复杂关系，

它们之间容易形成各种合谋体。但如果我们动态地来考虑合谋的范围，那它广泛地存在

于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尤其在涉及到分属不同政府职能部门的国有

资产重组中，它的表现更为明显。下面让我们举一个抽象的例子加以说明。

现有国有企业甲、乙，它们的规模相等，甲的效益要好于乙，甲属于A部门，乙属

于B部门，还假定全体人民无法对其它各层利益主体实行有效的监管和激励。但存在着

政府对企业的经营进行显性或隐性的干预。这是一个典型的2政府部门×2企业经营者

×2企业职工的框架。让我们来分析这个简单框架中所存有的合谋行为。

本文继续假定甲的企业效益好于乙企业的唯一原因是甲企业职工的整体竞争力要强

于乙企业职工。同时本文认为甲企业职工及经营者有着比乙企业职工、经营者更大的效

用，A部门的官员也有着比B部门官员更大的效用。另外，经营者同政府官员的利益目

标较为一致，因此在它们之间容易形成一个稳定的小合谋体，又因为监督机制不完善，

因而它们的合谋行为被披露的几率将会降低；而且它们还会通过合谋者的游说和地下行

为来降低一旦东窗事发后所受惩罚的力度。这样的合谋体一旦形成了，那将是很牢固的。

同一部门中的另外一个合谋状况就是部门官员同经营者、企业职工协调起来为本部

门职工谋求福利最大化。这将导致甲企业职工福利、工资收入要优于乙企业的职工。造

成这种状况的根本的原因是A部门官员、甲企业经营者及职工在追求自身收入、福利方

面是一致的，也就容易形成一个纵向上的合谋体。当然，这种大的合谋体只有在企业效

益较好的情况下才会存在，一旦企业效益变环，经营者、官员的利益目标便会同职工的

利益目标相分离。在我们建立的这一个2×2×2框架中，要出现上述结论还需要一个

根本性的前提，那就是劳动力流动机制的欠缺。在框架中，乙企业效益不好，其原因是

劳动力素质不高。一般说来，提高企业的劳动力的素质的途径有两种，一是通过再学习

改造，二是解散一部分劣质职工，再引进一部分高素质的职工。但在实际上，由于乙企

业的经营者同B部门的官员形成了一个较稳定的合谋体，所以，乙企业的经营者就要在

裁减职工等问题上考虑来自于官员的压力。同时，由于甲企业的效益要好于乙，那么乙

的职工若同A部门的官员或经营者有着一定的联系，还可以通过一些地下交易等手段来

在不改变自身的素质的情况下，而得到一个较高的工资收入和更好的福利待遇。这种结

果便降低了甲企业的劳动力素质，从而也就降低甲企业的生产效率。而在另一方面，是

否乙企业的生产效率就会因此而提高呢？我们说不是的，因为某些劳动力的流失并未提

高乙企业职工的整体素质，而且可能由于某些流失职工的示范效应，使得其它职工无心

工作，竞相考虑实行“地下行为”，以便自己换个单位，这样的话乙企业可谓雪上加霜

了。还有另外一种更坏的情况就是乙企业的经营者同B部门的官员这一合谋体的利益也

严重背离乙企业职工的利益。在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驱使下去尽可能地效仿甲企业的经营

者和A部门的官员，从而加剧恶化了乙企业的生产效率。

以上的劳动力流动是服从于行政干预的，尽管甲乙两个企业是独立的。现在我们来

考虑这个2政府官员×2企业经营者×2企业职工框架在资产重组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合

谋行为。

前面关于这个框架有个假设条件就是在两个企业间唯一不同的只是劳动力，为了使

我们考虑的问题更加贴近现实，我们认为这两个企业位于不同的行业且规模相等，它们

合并以后可以获得“协同效应”。重组后的现实状况是：合并以后，两个企业成为一个

独立的企业，不防称独立后的企业为丙企业，丙企业显然有其新的经营者，具体的是谁

无关紧要。丙的经营者也要面临A部门和B部门的官员的显性或隐性的干预，同时丙的

经营者还要面临原来分属甲、乙两个企业的不同素质的职工，那么，从合并的开始即从

有意向合并，到资产评估，组建新企业丙，组建新的经营者集团，安置甲、乙企业的职

工等等环节上都存在着一系列的利益冲突，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合谋行为。

甲、乙两个企业谈判组成丙企业前的利益冲突有：

（1）A、B两部门官员为争夺对丙企业的显性或隐性的行政干预权而发生的利益

冲突。

（2）甲、乙两个企业的经营者为确立自己今后在丙企业中的地位而发生的利益冲

突。

（3）A、B两部门官员同所属企业的经营者组成的合谋体之间的利益冲突。

（4）甲、乙两个企业职工之间的利益冲突。

既然，企业在合并前存在着以上几方面的利益冲突，而这些冲突又不能完全通过行

政或市场的手段来完成，那么各方就要根据谈判能力来协调，因而一定程度上的合谋行

为也就在所难免了，谈判中可能发生的合谋行为有：

（1）对于A、B两部门的官员来说，如果谈判破裂，则意味着他们阻挠两个企业

的合并，这会降低他们以及社会的效用（这是因为合并带来的协同效应会扩大企业的整

体产出，以及阻挠合并会引起上级的不满等等），因而企业的合并是一定要发生的。所

以，就如何分配由于“协同效应”而增加的产出部分，两部门官员之间存在着讨价还价

的关系。直到A部门官员能获得比以前更大的效用，而B部门官员又不至于降低他的原

来效用水平。

（2）对于甲、乙企业的经营者来说，在目前不完善的市场上，甲要兼并乙企业，

但它要在保证乙的经营者的效用水平不至于降低的情况下，它才不至于在兼并过程中遇

到乙企业经营者的有意阻挠，而同时甲企业经营者的效用水平也比原来的要高。只有这

样，甲的经营者才有动力去进行兼并。同样，双方效用水平的提高也要视各自的讨价还

价的能力而言（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如果不进行兼并，双方都无法提高各自的效用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进行合谋的双方考虑是否要进行合并乃是出于自身的效用最大化，而不

是出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3）上文谈到，官员同所属企业的经营者能形成一个稳定的合谋体，那么这两个

合谋体对于是否要进行合并也有可能进行协调，其实质就是如何分配由于“协调效应”

而增加的那部分产出。

（4）对于两个企业的职工来说，能否改善自己的效用水平似乎掌握在各自的经营

者和官员的谈判能力上，但在实际上，由于经营者的效用水平也受他同企业职工相处关

系好坏程度的影响（当然，这是从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因此，职工的利益目标同官员

以及经营者的利益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一致的。

二、相关对策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各个利益主体都在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但存

在信息成本、交易成本以及监管障碍的现实，使得全体人民难以有效地对以下各层次的

利益主体实行监管。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由于信息成本、谈判成本的存在，要避免所有

的合谋行为是不可能的。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将合谋行为控制在一定的界限内。对于其它

利益主体来说，其合谋动机完全依赖于自己的合谋行为被披露以后所带来的惩罚期望值

与其所导致的效用增加的比较。

上文分析到，官员同经营者的合谋最为稳定，危害也最大。为什么呢？一个关键的

因素就是信息在四个利益主体之间严重不对称，显然，经营者在企业的经营状况上有着

更为准确的了解，而法律、经济手段的变化对于官员来说亦有着最好的透明度。而且，

这两部分人的规模相对较小，他们之间的合谋也较为稳定。为了提高社会福利水平，那

就应该打破这一合谋体。具体从以下方面入手：

（1）全体人民对政府官员要建立一套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首先要由立法机关

完善法律制度，目前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很不够。况且有了完善的法律制度，但缺乏有效

的监管也还是不能扼制官员的腐败行为。对于全体人民来说，他们的监管范围应该是很

广的，问题就在于他们是否愿意对官员们的行为进行监管。从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出

发，只有当个人为监督付出的成本能够通过披露行为而获得相应的补偿，补偿还要大于

或等于成本，个人才会积极地去监督官员们的行为（补偿不仅有货币的，还有非货币的）。

个人要获得补偿还需要一个条件，即他监督的有效性要获得他人或社会的承认，尤其是

要获得司法机关的承认。那么这就要求实行监督的个人的意见能迅速地反映上去，因而

畅通的信息渠道是不可缺少的。在这里合理的司法行为以及畅通的信息渠道，只是鼓励

个人去对官员的行为实行监督，但这只是给官员的合谋制造外在的压力。因此，我们还

要建立一种机制去打消官员进行合谋的动机。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官员们进行合谋是为

了获得更大的效用，但如果他合谋反而会降低他的效用，他就不会进行合谋了。因此增

大对官员进行合谋的惩罚值就可以满足这一要求。增大惩罚值有两种途径，即增大惩罚

力度和增大披露的几率，增大惩罚力度可由立法机关来改变量刑的轻重（这颇有点法家

的思想），提高几率则是由个人进行监督的积极性来体现的。在这样的机制设计下，应

该能降低官员进行合谋的行为。

进一步考虑，如果官员之间已经存在有合谋行为，并且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合谋体，

那么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击破这个合谋体呢？我们还是从“边际”的概念出发，如果

合谋体中的一员脱离并检举参与合谋的其它人的话，他就可以获得更大的效用（即进行

合谋的机会成本很大），那他就会放弃合谋行为，转而检举合谋。在这里有如下公式：

进行合谋所获得的预期净效用=进行合谋所获得效用-合谋被披露以后的惩罚期望

值

合谋被披露以后的惩罚期望值=惩罚力度×披露几率

进行合谋的机会成本=MAX（检举合谋得到的效用；不进行合谋得到的效用）

因而，当增大合谋的机会成本后，即有的合谋体也变得不稳定了。这是因为率先披

露者将获得更大的效用。尽管参与合谋的官员在私下里能统一口径，继续组成一个稳定

的合谋体，藉以追求更大的长期利益，但只要他们所能获得的预期利益累计折现值要小

于检举所带来的奖励效用，合谋体就不会稳定。

（2）政府要对企业的经营者建立一套有效的激励―监督机制。按照上一对策的思

路，政府要对经营者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约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是增大经

营者进行合谋的机会成本，比如说，提高经营者的货币和非货币的收入。尽管有人说，

经营者高收入不一定能有效地治理他们的“搭便车”行为，这话并没有错，但关键的是

“搭便车”问题是一个现实中难以完美解决的问题，解决它还要靠意识形态的作用，我

们只能尽量减少它的发生。③第二是提出一套有效的对经营者的合谋行为进行惩罚的行

政法规，要让经营者充分意识到一旦他的合谋行为被披露，他就要付出惨痛的代价，这

一工作应是由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会同行政机关来共同制定的。第三是增加本企业和其

它企业职工的监督积极性及信息自下而上的传递速度。尤其是职工的有效监督要得到有

关政府的承认，并予以相应的奖励，奖励的大小应要保证职工为监督而付出的私人成本

得到补偿。但实际上确定该私人成本也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故在实践操作中就应

该明确地给出奖励的额度。

（3）关于如何解决政府官员和经营者的合谋体的建议。本着上面的思路，这可从

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鉴于这个合谋体所导致的危害最大，故从打消他们进行合谋的

动机来说，要加大惩罚的力度，这是立法机关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我国现实生活中迫

切需要的。第二，对既有的合谋体的成员，应加大他们进行检举合谋行为的效用，当合

谋体所造成的危害特别严重时，还可既往不咎甚至予以奖励。另外对于那些最容易进行

合谋的政府官员和经营者予以更高的收入（因为当他们的行为很不容易控制或有较大的

不确定性时，监管成本会很高的），并辅之于教育，这就从另一方面减少了他们进行合

谋的动机。第三，加大信息在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反馈速度并提高政府为社会服务的效

率。还要提高官员和经营者对他们的同事行为的监督的积极性，并承认该活动的有效性。

（4）从企业职工这一层次来讲，要改变有竞争力的职工同无竞争力的职工之间的

关系，第一要靠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来稳定无竞争力的职工。第二要靠有效的劳动

力流动机制进行有竞争力的职工和企业之间的双向选择。当然，在双向选择中要尽可能

地减少政府官员对企业的干预。“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参考文献：1魏杰、郭东风、沈莹，《国有产权中的利益主体问题》，《国有资产

管理》1997年第10期。2魏杰、沈莹，《当前国有经济改革中利益主体分析》，《国有

合谋范文篇7

一、合谋行为发生的范围和一个普遍的例子

根据魏杰、郭东风、沈莹等人的分析,有四个利益主体拥有全部或部分国有产权,它们分别是全体人民、政府、企业的经营者以及企业职工。①②静态地来看,由于后三个利益主体之间的横向或纵向上的复杂关系,它们之间容易形成各种合谋体。但如果我们动态地来考虑合谋的范围,那它广泛地存在于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尤其在涉及到分属不同政府职能部门的国有资产重组中,它的表现更为明显。下面让我们举一个抽象的例子加以说明。

现有国有企业甲、乙,它们的规模相等,甲的效益要好于乙,甲属于A部门,乙属于B部门,还假定全体人民无法对其它各层利益主体实行有效的监管和激励。但存在着政府对企业的经营进行显性或隐性的干预。这是一个典型的2政府部门×2企业经营者×2企业职工的框架。让我们来分析这个简单框架中所存有的合谋行为。

本文继续假定甲的企业效益好于乙企业的唯一原因是甲企业职工的整体竞争力要强于乙企业职工。同时本文认为甲企业职工及经营者有着比乙企业职工、经营者更大的效用,A部门的官员也有着比B部门官员更大的效用。另外,经营者同政府官员的利益目标较为一致,因此在它们之间容易形成一个稳定的小合谋体,又因为监督机制不完善,因而它们的合谋行为被披露的几率将会降低;而且它们还会通过合谋者的游说和地下行为来降低一旦东窗事发后所受惩罚的力度。这样的合谋体一旦形成了,那将是很牢固的。

同一部门中的另外一个合谋状况就是部门官员同经营者、企业职工协调起来为本部门职工谋求福利最大化。这将导致甲企业职工福利、工资收入要优于乙企业的职工。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的原因是A部门官员、甲企业经营者及职工在追求自身收入、福利方面是一致的,也就容易形成一个纵向上的合谋体。当然,这种大的合谋体只有在企业效益较好的情况下才会存在,一旦企业效益变环,经营者、官员的利益目标便会同职工的利益目标相分离。在我们建立的这一个2×2×2框架中,要出现上述结论还需要一个根本性的前提,那就是劳动力流动机制的欠缺。在框架中,乙企业效益不好,其原因是劳动力素质不高。一般说来,提高企业的劳动力的素质的途径有两种,一是通过再学习改造,二是解散一部分劣质职工,再引进一部分高素质的职工。但在实际上,由于乙企业的经营者同B部门的官员形成了一个较稳定的合谋体,所以,乙企业的经营者就要在裁减职工等问题上考虑来自于官员的压力。同时,由于甲企业的效益要好于乙,那么乙的职工若同A部门的官员或经营者有着一定的联系,还可以通过一些地下交易等手段来在不改变自身的素质的情况下,而得到一个较高的工资收入和更好的福利待遇。这种结果便降低了甲企业的劳动力素质,从而也就降低甲企业的生产效率。而在另一方面,是否乙企业的生产效率就会因此而提高呢?我们说不是的,因为某些劳动力的流失并未提高乙企业职工的整体素质,而且可能由于某些流失职工的示范效应,使得其它职工无心工作,竞相考虑实行地下行为”,以便自己换个单位,这样的话乙企业可谓雪上加霜了。还有另外一种更坏的情况就是乙企业的经营者同B部门的官员这一合谋体的利益也严重背离乙企业职工的利益。在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驱使下去尽可能地效仿甲企业的经营者和A部门的官员,从而加剧恶化了乙企业的生产效率。

以上的劳动力流动是服从于行政干预的,尽管甲乙两个企业是独立的。现在我们来考虑这个2政府官员×2企业经营者×2企业职工框架在资产重组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合谋行为。

前面关于这个框架有个假设条件就是在两个企业间唯一不同的只是劳动力,为了使我们考虑的问题更加贴近现实,我们认为这两个企业位于不同的行业且规模相等,它们合并以后可以获得协同效应”。重组后的现实状况是:合并以后,两个企业成为一个独立的企业,不防称独立后的企业为丙企业,丙企业显然有其新的经营者,具体的是谁无关紧要。丙的经营者也要面临A部门和B部门的官员的显性或隐性的干预,同时丙的经营者还要面临原来分属甲、乙两个企业的不同素质的职工,那么,从合并的开始即从有意向合并,到资产评估,组建新企业丙,组建新的经营者集团,安置甲、乙企业的职工等等环节上都存在着一系列的利益冲突,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合谋行为。

甲、乙两个企业谈判组成丙企业前的利益冲突有:

(1)A、B两部门官员为争夺对丙企业的显性或隐性的行政干预权而发生的利益冲突。

(2)甲、乙两个企业的经营者为确立自己今后在丙企业中的地位而发生的利益冲突。

(3)A、B两部门官员同所属企业的经营者组成的合谋体之间的利益冲突。

(4)甲、乙两个企业职工之间的利益冲突。

既然,企业在合并前存在着以上几方面的利益冲突,而这些冲突又不能完全通过行政或市场的手段来完成,那么各方就要根据谈判能力来协调,因而一定程度上的合谋行为也就在所难免了,谈判中可能发生的合谋行为有:

(1)对于A、B两部门的官员来说,如果谈判破裂,则意味着他们阻挠两个企业的合并,这会降低他们以及社会的效用(这是因为合并带来的协同效应会扩大企业的整体产出,以及阻挠合并会引起上级的不满等等),因而企业的合并是一定要发生的。所以,就如何分配由于协同效应”而增加的产出部分,两部门官员之间存在着讨价还价的关系。直到A部门官员能获得比以前更大的效用,而B部门官员又不至于降低他的原来效用水平。

(2)对于甲、乙企业的经营者来说,在目前不完善的市场上,甲要兼并乙企业,但它要在保证乙的经营者的效用水平不至于降低的情况下,它才不至于在兼并过程中遇到乙企业经营者的有意阻挠,而同时甲企业经营者的效用水平也比原来的要高。只有这样,甲的经营者才有动力去进行兼并。同样,双方效用水平的提高也要视各自的讨价还价的能力而言(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如果不进行兼并,双方都无法提高各自的效用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进行合谋的双方考虑是否要进行合并乃是出于自身的效用最大化,而不是出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3)上文谈到,官员同所属企业的经营者能形成一个稳定的合谋体,那么这两个合谋体对于是否要进行合并也有可能进行协调,其实质就是如何分配由于协调效应”而增加的那部分产出。

(4)对于两个企业的职工来说,能否改善自己的效用水平似乎掌握在各自的经营者和官员的谈判能力上,但在实际上,由于经营者的效用水平也受他同企业职工相处关系好坏程度的影响(当然,这是从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因此,职工的利益目标同官员以及经营者的利益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一致的。

二、相关对策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各个利益主体都在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但存在信息成本、交易成本以及监管障碍的现实,使得全体人民难以有效地对以下各层次的利益主体实行监管。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由于信息成本、谈判成本的存在,要避免所有的合谋行为是不可能的。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将合谋行为控制在一定的界限内。对于其它利益主体来说,其合谋动机完全依赖于自己的合谋行为被披露以后所带来的惩罚期望值与其所导致的效用增加的比较。

上文分析到,官员同经营者的合谋最为稳定,危害也最大。为什么呢?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信息在四个利益主体之间严重不对称,显然,经营者在企业的经营状况上有着更为准确的了解,而法律、经济手段的变化对于官员来说亦有着最好的透明度。而且,这两部分人的规模相对较小,他们之间的合谋也较为稳定。为了提高社会福利水平,那就应该打破这一合谋体。具体从以下方面入手:

(1)全体人民对政府官员要建立一套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首先要由立法机关完善法律制度,目前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很不够。况且有了完善的法律制度,但缺乏有效的监管也还是不能扼制官员的腐败行为。对于全体人民来说,他们的监管范围应该是很广的,问题就在于他们是否愿意对官员们的行为进行监管。从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只有当个人为监督付出的成本能够通过披露行为而获得相应的补偿,补偿还要大于或等于成本,个人才会积极地去监督官员们的行为(补偿不仅有货币的,还有非货币的)。个人要获得补偿还需要一个条件,即他监督的有效性要获得他人或社会的承认,尤其是要获得司法机关的承认。那么这就要求实行监督的个人的意见能迅速地反映上去,因而畅通的信息渠道是不可缺少的。在这里合理的司法行为以及畅通的信息渠道,只是鼓励个人去对官员的行为实行监督,但这只是给官员的合谋制造外在的压力。因此,我们还要建立一种机制去打消官员进行合谋的动机。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官员们进行合谋是为了获得更大的效用,但如果他合谋反而会降低他的效用,他就不会进行合谋了。因此增大对官员进行合谋的惩罚值就可以满足这一要求。增大惩罚值有两种途径,即增大惩罚力度和增大披露的几率,增大惩罚力度可由立法机关来改变量刑的轻重(这颇有点法家的思想),提高几率则是由个人进行监督的积极性来体现的。在这样的机制设计下,应该能降低官员进行合谋的行为。

进一步考虑,如果官员之间已经存在有合谋行为,并且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合谋体,那么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击破这个合谋体呢?我们还是从边际”的概念出发,如果合谋体中的一员脱离并检举参与合谋的其它人的话,他就可以获得更大的效用(即进行合谋的机会成本很大),那他就会放弃合谋行为,转而检举合谋。在这里有如下公式:进行合谋所获得的预期净效用=进行合谋所获得效用-合谋被披露以后的惩罚期望值合谋被披露以后的惩罚期望值=惩罚力度×披露几率进行合谋的机会成本=MAX(检举合谋得到的效用;不进行合谋得到的效用)

因而,当增大合谋的机会成本后,即有的合谋体也变得不稳定了。这是因为率先披露者将获得更大的效用。尽管参与合谋的官员在私下里能统一口径,继续组成一个稳定的合谋体,藉以追求更大的长期利益,但只要他们所能获得的预期利益累计折现值要小于检举所带来的奖励效用,合谋体就不会稳定。

(2)政府要对企业的经营者建立一套有效的激励—监督机制。按照上一对策的思路,政府要对经营者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约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是增大经营者进行合谋的机会成本,比如说,提高经营者的货币和非货币的收入。尽管有人说,经营者高收入不一定能有效地治理他们的搭便车”行为,这话并没有错,但关键的是搭便车”问题是一个现实中难以完美解决的问题,解决它还要靠意识形态的作用,我们只能尽量减少它的发生。③第二是提出一套有效的对经营者的合谋行为进行惩罚的行政法规,要让经营者充分意识到一旦他的合谋行为被披露,他就要付出惨痛的代价,这一工作应是由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会同行政机关来共同制定的。第三是增加本企业和其它企业职工的监督积极性及信息自下而上的传递速度。尤其是职工的有效监督要得到有关政府的承认,并予以相应的奖励,奖励的大小应要保证职工为监督而付出的私人成本得到补偿。但实际上确定该私人成本也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故在实践操作中就应该明确地给出奖励的额度。

(3)关于如何解决政府官员和经营者的合谋体的建议。本着上面的思路,这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鉴于这个合谋体所导致的危害最大,故从打消他们进行合谋的动机来说,要加大惩罚的力度,这是立法机关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我国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的。第二,对既有的合谋体的成员,应加大他们进行检举合谋行为的效用,当合谋体所造成的危害特别严重时,还可既往不咎甚至予以奖励。另外对于那些最容易进行合谋的政府官员和经营者予以更高的收入(因为当他们的行为很不容易控制或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时,监管成本会很高的),并辅之于教育,这就从另一方面减少了他们进行合谋的动机。第三,加大信息在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反馈速度并提高政府为社会服务的效率。还要提高官员和经营者对他们的同事行为的监督的积极性,并承认该活动的有效性。

(4)从企业职工这一层次来讲,要改变有竞争力的职工同无竞争力的职工之间的关系,第一要靠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来稳定无竞争力的职工。第二要靠有效的劳动力流动机制进行有竞争力的职工和企业之间的双向选择。当然,在双向选择中要尽可能地减少政府官员对企业的干预。

参考文献:

1魏杰、郭东风、沈莹,《国有产权中的利益主体问题》,《国有资产管理》1997年第10期。

合谋范文篇8

有四个利益主体拥有全部或部分国有产权，它们分别是全体人民、政府、企业的经营者

以及企业职工。①②静态地来看，由于后三个利益主体之间的横向或纵向上的复杂关系，

它们之间容易形成各种合谋体。但如果我们动态地来考虑合谋的范围，那它广泛地存在

于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尤其在涉及到分属不同政府职能部门的国有

资产重组中，它的表现更为明显。下面让我们举一个抽象的例子加以说明。

现有国有企业甲、乙，它们的规模相等，甲的效益要好于乙，甲属于A部门，乙属

于B部门，还假定全体人民无法对其它各层利益主体实行有效的监管和激励。但存在着

政府对企业的经营进行显性或隐性的干预。这是一个典型的2政府部门×2企业经营者

×2企业职工的框架。让我们来分析这个简单框架中所存有的合谋行为。

本文继续假定甲的企业效益好于乙企业的唯一原因是甲企业职工的整体竞争力要强

于乙企业职工。同时本文认为甲企业职工及经营者有着比乙企业职工、经营者更大的效

用，A部门的官员也有着比B部门官员更大的效用。另外，经营者同政府官员的利益目

标较为一致，因此在它们之间容易形成一个稳定的小合谋体，又因为监督机制不完善，

因而它们的合谋行为被披露的几率将会降低；而且它们还会通过合谋者的游说和地下行

为来降低一旦东窗事发后所受惩罚的力度。这样的合谋体一旦形成了，那将是很牢固的。

同一部门中的另外一个合谋状况就是部门官员同经营者、企业职工协调起来为本部

门职工谋求福利最大化。这将导致甲企业职工福利、工资收入要优于乙企业的职工。造

成这种状况的根本的原因是A部门官员、甲企业经营者及职工在追求自身收入、福利方

面是一致的，也就容易形成一个纵向上的合谋体。当然，这种大的合谋体只有在企业效

益较好的情况下才会存在，一旦企业效益变环，经营者、官员的利益目标便会同职工的

利益目标相分离。在我们建立的这一个2×2×2框架中，要出现上述结论还需要一个

根本性的前提，那就是劳动力流动机制的欠缺。在框架中，乙企业效益不好，其原因是

劳动力素质不高。一般说来，提高企业的劳动力的素质的途径有两种，一是通过再学习

改造，二是解散一部分劣质职工，再引进一部分高素质的职工。但在实际上，由于乙企

业的经营者同B部门的官员形成了一个较稳定的合谋体，所以，乙企业的经营者就要在

裁减职工等问题上考虑来自于官员的压力。同时，由于甲企业的效益要好于乙，那么乙

的职工若同A部门的官员或经营者有着一定的联系，还可以通过一些地下交易等手段来

在不改变自身的素质的情况下，而得到一个较高的工资收入和更好的福利待遇。这种结

果便降低了甲企业的劳动力素质，从而也就降低甲企业的生产效率。而在另一方面，是

否乙企业的生产效率就会因此而提高呢？我们说不是的，因为某些劳动力的流失并未提

高乙企业职工的整体素质，而且可能由于某些流失职工的示范效应，使得其它职工无心

工作，竞相考虑实行“地下行为”，以便自己换个单位，这样的话乙企业可谓雪上加霜

了。还有另外一种更坏的情况就是乙企业的经营者同B部门的官员这一合谋体的利益也

严重背离乙企业职工的利益。在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驱使下去尽可能地效仿甲企业的经营

者和A部门的官员，从而加剧恶化了乙企业的生产效率。

以上的劳动力流动是服从于行政干预的，尽管甲乙两个企业是独立的。现在我们来

考虑这个2政府官员×2企业经营者×2企业职工框架在资产重组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合

谋行为。

前面关于这个框架有个假设条件就是在两个企业间唯一不同的只是劳动力，为了使

我们考虑的问题更加贴近现实，我们认为这两个企业位于不同的行业且规模相等，它们

合并以后可以获得“协同效应”。重组后的现实状况是：合并以后，两个企业成为一个

独立的企业，不防称独立后的企业为丙企业，丙企业显然有其新的经营者，具体的是谁

无关紧要。丙的经营者也要面临A部门和B部门的官员的显性或隐性的干预，同时丙的

经营者还要面临原来分属甲、乙两个企业的不同素质的职工，那么，从合并的开始即从

有意向合并，到资产评估，组建新企业丙，组建新的经营者集团，安置甲、乙企业的职

工等等环节上都存在着一系列的利益冲突，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合谋行为。

甲、乙两个企业谈判组成丙企业前的利益冲突有：

（1）A、B两部门官员为争夺对丙企业的显性或隐性的行政干预权而发生的利益

冲突。

（2）甲、乙两个企业的经营者为确立自己今后在丙企业中的地位而发生的利益冲

突。

（3）A、B两部门官员同所属企业的经营者组成的合谋体之间的利益冲突。

（4）甲、乙两个企业职工之间的利益冲突。

既然，企业在合并前存在着以上几方面的利益冲突，而这些冲突又不能完全通过行

政或市场的手段来完成，那么各方就要根据谈判能力来协调，因而一定程度上的合谋行

为也就在所难免了，谈判中可能发生的合谋行为有：

（1）对于A、B两部门的官员来说，如果谈判破裂，则意味着他们阻挠两个企业

的合并，这会降低他们以及社会的效用（这是因为合并带来的协同效应会扩大企业的整

体产出，以及阻挠合并会引起上级的不满等等），因而企业的合并是一定要发生的。所

以，就如何分配由于“协同效应”而增加的产出部分，两部门官员之间存在着讨价还价

的关系。直到A部门官员能获得比以前更大的效用，而B部门官员又不至于降低他的原

来效用水平。

（2）对于甲、乙企业的经营者来说，在目前不完善的市场上，甲要兼并乙企业，

但它要在保证乙的经营者的效用水平不至于降低的情况下，它才不至于在兼并过程中遇

到乙企业经营者的有意阻挠，而同时甲企业经营者的效用水平也比原来的要高。只有这

样，甲的经营者才有动力去进行兼并。同样，双方效用水平的提高也要视各自的讨价还

价的能力而言（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如果不进行兼并，双方都无法提高各自的效用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进行合谋的双方考虑是否要进行合并乃是出于自身的效用最大化，而不

是出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3）上文谈到，官员同所属企业的经营者能形成一个稳定的合谋体，那么这两个

合谋体对于是否要进行合并也有可能进行协调，其实质就是如何分配由于“协调效应”

而增加的那部分产出。

（4）对于两个企业的职工来说，能否改善自己的效用水平似乎掌握在各自的经营

者和官员的谈判能力上，但在实际上，由于经营者的效用水平也受他同企业职工相处关

系好坏程度的影响（当然，这是从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因此，职工的利益目标同官员

以及经营者的利益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一致的。

二、相关对策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各个利益主体都在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但存

在信息成本、交易成本以及监管障碍的现实，使得全体人民难以有效地对以下各层次的

利益主体实行监管。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由于信息成本、谈判成本的存在，要避免所有

的合谋行为是不可能的。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将合谋行为控制在一定的界限内。对于其它

利益主体来说，其合谋动机完全依赖于自己的合谋行为被披露以后所带来的惩罚期望值

与其所导致的效用增加的比较。

上文分析到，官员同经营者的合谋最为稳定，危害也最大。为什么呢？一个关键的

因素就是信息在四个利益主体之间严重不对称，显然，经营者在企业的经营状况上有着

更为准确的了解，而法律、经济手段的变化对于官员来说亦有着最好的透明度。而且，

这两部分人的规模相对较小，他们之间的合谋也较为稳定。为了提高社会福利水平，那

就应该打破这一合谋体。具体从以下方面入手：

（1）全体人民对政府官员要建立一套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首先要由立法机关

完善法律制度，目前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很不够。况且有了完善的法律制度，但缺乏有效

的监管也还是不能扼制官员的腐败行为。对于全体人民来说，他们的监管范围应该是很

广的，问题就在于他们是否愿意对官员们的行为进行监管。从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出

发，只有当个人为监督付出的成本能够通过披露行为而获得相应的补偿，补偿还要大于

或等于成本，个人才会积极地去监督官员们的行为（补偿不仅有货币的，还有非货币的）。

个人要获得补偿还需要一个条件，即他监督的有效性要获得他人或社会的承认，尤其是

要获得司法机关的承认。那么这就要求实行监督的个人的意见能迅速地反映上去，因而

畅通的信息渠道是不可缺少的。在这里合理的司法行为以及畅通的信息渠道，只是鼓励

个人去对官员的行为实行监督，但这只是给官员的合谋制造外在的压力。因此，我们还

要建立一种机制去打消官员进行合谋的动机。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官员们进行合谋是为

了获得更大的效用，但如果他合谋反而会降低他的效用，他就不会进行合谋了。因此增

大对官员进行合谋的惩罚值就可以满足这一要求。增大惩罚值有两种途径，即增大惩罚

力度和增大披露的几率，增大惩罚力度可由立法机关来改变量刑的轻重（这颇有点法家

的思想），提高几率则是由个人进行监督的积极性来体现的。在这样的机制设计下，应

该能降低官员进行合谋的行为。

进一步考虑，如果官员之间已经存在有合谋行为，并且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合谋体，

那么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击破这个合谋体呢？我们还是从“边际”的概念出发，如果

合谋体中的一员脱离并检举参与合谋的其它人的话，他就可以获得更大的效用（即进行

合谋的机会成本很大），那他就会放弃合谋行为，转而检举合谋。在这里有如下公式：

进行合谋所获得的预期净效用=进行合谋所获得效用-合谋被披露以后的惩罚期望

值

合谋被披露以后的惩罚期望值=惩罚力度×披露几率

进行合谋的机会成本=MAX（检举合谋得到的效用；不进行合谋得到的效用）

因而，当增大合谋的机会成本后，即有的合谋体也变得不稳定了。这是因为率先披

露者将获得更大的效用。尽管参与合谋的官员在私下里能统一口径，继续组成一个稳定

的合谋体，藉以追求更大的长期利益，但只要他们所能获得的预期利益累计折现值要小

于检举所带来的奖励效用，合谋体就不会稳定。

（2）政府要对企业的经营者建立一套有效的激励—监督机制。按照上一对策的思

路，政府要对经营者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约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是增大经

营者进行合谋的机会成本，比如说，提高经营者的货币和非货币的收入。尽管有人说，

经营者高收入不一定能有效地治理他们的“搭便车”行为，这话并没有错，但关键的是

“搭便车”问题是一个现实中难以完美解决的问题，解决它还要靠意识形态的作用，我

们只能尽量减少它的发生。③第二是提出一套有效的对经营者的合谋行为进行惩罚的行

政法规，要让经营者充分意识到一旦他的合谋行为被披露，他就要付出惨痛的代价，这

一工作应是由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会同行政机关来共同制定的。第三是增加本企业和其

它企业职工的监督积极性及信息自下而上的传递速度。尤其是职工的有效监督要得到有

关政府的承认，并予以相应的奖励，奖励的大小应要保证职工为监督而付出的私人成本

得到补偿。但实际上确定该私人成本也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故在实践操作中就应

该明确地给出奖励的额度。

（3）关于如何解决政府官员和经营者的合谋体的建议。本着上面的思路，这可从

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鉴于这个合谋体所导致的危害最大，故从打消他们进行合谋的

动机来说，要加大惩罚的力度，这是立法机关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我国现实生活中迫

切需要的。第二，对既有的合谋体的成员，应加大他们进行检举合谋行为的效用，当合

谋体所造成的危害特别严重时，还可既往不咎甚至予以奖励。另外对于那些最容易进行

合谋的政府官员和经营者予以更高的收入（因为当他们的行为很不容易控制或有较大的

不确定性时，监管成本会很高的），并辅之于教育，这就从另一方面减少了他们进行合

谋的动机。第三，加大信息在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反馈速度并提高政府为社会服务的效

率。还要提高官员和经营者对他们的同事行为的监督的积极性，并承认该活动的有效性。

（4）从企业职工这一层次来讲，要改变有竞争力的职工同无竞争力的职工之间的

关系，第一要靠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来稳定无竞争力的职工。第二要靠有效的劳动

力流动机制进行有竞争力的职工和企业之间的双向选择。当然，在双向选择中要尽可能

地减少政府官员对企业的干预。“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参考文献：1魏杰、郭东风、沈莹，《国有产权中的利益主体问题》，《国有资产

管理》1997年第10期。2魏杰、沈莹，《当前国有经济改革中利益主体分析》，《国有

合谋范文篇9

一、合谋行为发生的范围和一个普遍的例子

根据魏杰、郭东风、沈莹等人的分析,有四个利益主体拥有全部或部分国有产权,它们分别是全体人民、政府、企业的经营者以及企业职工。①②静态地来看,由于后三个利益主体之间的横向或纵向上的复杂关系,它们之间容易形成各种合谋体。但如果我们动态地来考虑合谋的范围,那它广泛地存在于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尤其在涉及到分属不同政府职能部门的国有资产重组中,它的表现更为明显。下面让我们举一个抽象的例子加以说明。

现有国有企业甲、乙,它们的规模相等,甲的效益要好于乙,甲属于A部门,乙属于B部门,还假定全体人民无法对其它各层利益主体实行有效的监管和激励。但存在着政府对企业的经营进行显性或隐性的干预。这是一个典型的2政府部门×2企业经营者×2企业职工的框架。让我们来分析这个简单框架中所存有的合谋行为。

本文继续假定甲的企业效益好于乙企业的唯一原因是甲企业职工的整体竞争力要强于乙企业职工。同时本文认为甲企业职工及经营者有着比乙企业职工、经营者更大的效用,A部门的官员也有着比B部门官员更大的效用。另外,经营者同政府官员的利益目标较为一致,因此在它们之间容易形成一个稳定的小合谋体,又因为监督机制不完善,因而它们的合谋行为被披露的几率将会降低;而且它们还会通过合谋者的游说和地下行为来降低一旦东窗事发后所受惩罚的力度。这样的合谋体一旦形成了,那将是很牢固的。

同一部门中的另外一个合谋状况就是部门官员同经营者、企业职工协调起来为本部门职工谋求福利最大化。这将导致甲企业职工福利、工资收入要优于乙企业的职工。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的原因是A部门官员、甲企业经营者及职工在追求自身收入、福利方面是一致的,也就容易形成一个纵向上的合谋体。当然,这种大的合谋体只有在企业效益较好的情况下才会存在,一旦企业效益变环,经营者、官员的利益目标便会同职工的利益目标相分离。在我们建立的这一个2×2×2框架中,要出现上述结论还需要一个根本性的前提,那就是劳动力流动机制的欠缺。在框架中,乙企业效益不好,其原因是劳动力素质不高。一般说来,提高企业的劳动力的素质的途径有两种,一是通过再学习改造,二是解散一部分劣质职工,再引进一部分高素质的职工。但在实际上,由于乙企业的经营者同B部门的官员形成了一个较稳定的合谋体,所以,乙企业的经营者就要在裁减职工等问题上考虑来自于官员的压力。同时,由于甲企业的效益要好于乙,那么乙的职工若同A部门的官员或经营者有着一定的联系,还可以通过一些地下交易等手段来在不改变自身的素质的情况下,而得到一个较高的工资收入和更好的福利待遇。这种结果便降低了甲企业的劳动力素质,从而也就降低甲企业的生产效率。而在另一方面,是否乙企业的生产效率就会因此而提高呢?我们说不是的,因为某些劳动力的流失并未提高乙企业职工的整体素质,而且可能由于某些流失职工的示范效应,使得其它职工无心工作,竞相考虑实行地下行为”,以便自己换个单位,这样的话乙企业可谓雪上加霜了。还有另外一种更坏的情况就是乙企业的经营者同B部门的官员这一合谋体的利益也严重背离乙企业职工的利益。在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驱使下去尽可能地效仿甲企业的经营者和A部门的官员,从而加剧恶化了乙企业的生产效率。

以上的劳动力流动是服从于行政干预的,尽管甲乙两个企业是独立的。现在我们来考虑这个2政府官员×2企业经营者×2企业职工框架在资产重组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合谋行为。

前面关于这个框架有个假设条件就是在两个企业间唯一不同的只是劳动力,为了使我们考虑的问题更加贴近现实,我们认为这两个企业位于不同的行业且规模相等,它们合并以后可以获得协同效应”。重组后的现实状况是:合并以后,两个企业成为一个独立的企业,不防称独立后的企业为丙企业,丙企业显然有其新的经营者,具体的是谁无关紧要。丙的经营者也要面临A部门和B部门的官员的显性或隐性的干预,同时丙的经营者还要面临原来分属甲、乙两个企业的不同素质的职工,那么,从合并的开始即从有意向合并,到资产评估,组建新企业丙,组建新的经营者集团,安置甲、乙企业的职工等等环节上都存在着一系列的利益冲突,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合谋行为。

甲、乙两个企业谈判组成丙企业前的利益冲突有:

(1)A、B两部门官员为争夺对丙企业的显性或隐性的行政干预权而发生的利益冲突。

(2)甲、乙两个企业的经营者为确立自己今后在丙企业中的地位而发生的利益冲突。

(3)A、B两部门官员同所属企业的经营者组成的合谋体之间的利益冲突。

(4)甲、乙两个企业职工之间的利益冲突。

既然,企业在合并前存在着以上几方面的利益冲突,而这些冲突又不能完全通过行政或市场的手段来完成,那么各方就要根据谈判能力来协调,因而一定程度上的合谋行为也就在所难免了,谈判中可能发生的合谋行为有:

(1)对于A、B两部门的官员来说,如果谈判破裂,则意味着他们阻挠两个企业的合并,这会降低他们以及社会的效用(这是因为合并带来的协同效应会扩大企业的整体产出,以及阻挠合并会引起上级的不满等等),因而企业的合并是一定要发生的。所以,就如何分配由于协同效应”而增加的产出部分,两部门官员之间存在着讨价还价的关系。直到A部门官员能获得比以前更大的效用,而B部门官员又不至于降低他的原来效用水平。

(2)对于甲、乙企业的经营者来说,在目前不完善的市场上,甲要兼并乙企业,但它要在保证乙的经营者的效用水平不至于降低的情况下,它才不至于在兼并过程中遇到乙企业经营者的有意阻挠,而同时甲企业经营者的效用水平也比原来的要高。只有这样,甲的经营者才有动力去进行兼并。同样,双方效用水平的提高也要视各自的讨价还价的能力而言(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如果不进行兼并,双方都无法提高各自的效用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进行合谋的双方考虑是否要进行合并乃是出于自身的效用最大化,而不是出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3)上文谈到,官员同所属企业的经营者能形成一个稳定的合谋体,那么这两个合谋体对于是否要进行合并也有可能进行协调,其实质就是如何分配由于协调效应”而增加的那部分产出。

(4)对于两个企业的职工来说,能否改善自己的效用水平似乎掌握在各自的经营者和官员的谈判能力上,但在实际上,由于经营者的效用水平也受他同企业职工相处关系好坏程度的影响(当然,这是从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因此,职工的利益目标同官员以及经营者的利益目标在一定程

度上还是一致的。

二、相关对策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各个利益主体都在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但存在信息成本、交易成本以及监管障碍的现实,使得全体人民难以有效地对以下各层次的利益主体实行监管。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由于信息成本、谈判成本的存在,要避免所有的合谋行为是不可能的。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将合谋行为控制在一定的界限内。对于其它利益主体来说,其合谋动机完全依赖于自己的合谋行为被披露以后所带来的惩罚期望值与其所导致的效用增加的比较。

上文分析到,官员同经营者的合谋最为稳定,危害也最大。为什么呢?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信息在四个利益主体之间严重不对称,显然,经营者在企业的经营状况上有着更为准确的了解,而法律、经济手段的变化对于官员来说亦有着最好的透明度。而且,这两部分人的规模相对较小,他们之间的合谋也较为稳定。为了提高社会福利水平,那就应该打破这一合谋体。具体从以下方面入手:

(1)全体人民对政府官员要建立一套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首先要由立法机关完善法律制度,目前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很不够。况且有了完善的法律制度,但缺乏有效的监管也还是不能扼制官员的腐败行为。对于全体人民来说,他们的监管范围应该是很广的,问题就在于他们是否愿意对官员们的行为进行监管。从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只有当个人为监督付出的成本能够通过披露行为而获得相应的补偿,补偿还要大于或等于成本,个人才会积极地去监督官员们的行为(补偿不仅有货币的,还有非货币的)。个人要获得补偿还需要一个条件,即他监督的有效性要获得他人或社会的承认,尤其是要获得司法机关的承认。那么这就要求实行监督的个人的意见能迅速地反映上去,因而畅通的信息渠道是不可缺少的。在这里合理的司法行为以及畅通的信息渠道,只是鼓励个人去对官员的行为实行监督,但这只是给官员的合谋制造外在的压力。因此,我们还要建立一种机制去打消官员进行合谋的动机。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官员们进行合谋是为了获得更大的效用,但如果他合谋反而会降低他的效用,他就不会进行合谋了。因此增大对官员进行合谋的惩罚值就可以满足这一要求。增大惩罚值有两种途径,即增大惩罚力度和增大披露的几率,增大惩罚力度可由立法机关来改变量刑的轻重(这颇有点法家的思想),提高几率则是由个人进行监督的积极性来体现的。在这样的机制设计下,应该能降低官员进行合谋的行为。

进一步考虑,如果官员之间已经存在有合谋行为,并且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合谋体,那么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击破这个合谋体呢?我们还是从边际”的概念出发,如果合谋体中的一员脱离并检举参与合谋的其它人的话,他就可以获得更大的效用(即进行合谋的机会成本很大),那他就会放弃合谋行为,转而检举合谋。在这里有如下公式:进行合谋所获得的预期净效用=进行合谋所获得效用-合谋被披露以后的惩罚期望值合谋被披露以后的惩罚期望值=惩罚力度×披露几率进行合谋的机会成本=MAX(检举合谋得到的效用;不进行合谋得到的效用)

因而,当增大合谋的机会成本后,即有的合谋体也变得不稳定了。这是因为率先披露者将获得更大的效用。尽管参与合谋的官员在私下里能统一口径,继续组成一个稳定的合谋体,藉以追求更大的长期利益,但只要他们所能获得的预期利益累计折现值要小于检举所带来的奖励效用,合谋体就不会稳定。

(2)政府要对企业的经营者建立一套有效的激励—监督机制。按照上一对策的思路,政府要对经营者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约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是增大经营者进行合谋的机会成本,比如说,提高经营者的货币和非货币的收入。尽管有人说,经营者高收入不一定能有效地治理他们的搭便车”行为,这话并没有错,但关键的是搭便车”问题是一个现实中难以完美解决的问题,解决它还要靠意识形态的作用,我们只能尽量减少它的发生。③第二是提出一套有效的对经营者的合谋行为进行惩罚的行政法规,要让经营者充分意识到一旦他的合谋行为被披露,他就要付出惨痛的代价,这一工作应是由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会同行政机关来共同制定的。第三是增加本企业和其它企业职工的监督积极性及信息自下而上的传递速度。尤其是职工的有效监督要得到有关政府的承认,并予以相应的奖励,奖励的大小应要保证职工为监督而付出的私人成本得到补偿。但实际上确定该私人成本也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故在实践操作中就应该明确地给出奖励的额度。

(3)关于如何解决政府官员和经营者的合谋体的建议。本着上面的思路,这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鉴于这个合谋体所导致的危害最大,故从打消他们进行合谋的动机来说,要加大惩罚的力度,这是立法机关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我国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的。第二,对既有的合谋体的成员,应加大他们进行检举合谋行为的效用,当合谋体所造成的危害特别严重时,还可既往不咎甚至予以奖励。另外对于那些最容易进行合谋的政府官员和经营者予以更高的收入(因为当他们的行为很不容易控制或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时,监管成本会很高的),并辅之于教育,这就从另一方面减少了他们进行合谋的动机。第三,加大信息在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反馈速度并提高政府为社会服务的效率。还要提高官员和经营者对他们的同事行为的监督的积极性,并承认该活动的有效性。

(4)从企业职工这一层次来讲,要改变有竞争力的职工同无竞争力的职工之间的关系,第一要靠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来稳定无竞争力的职工。第二要靠有效的劳动力流动机制进行有竞争力的职工和企业之间的双向选择。当然,在双向选择中要尽可能地减少政府官员对企业的干预。

参考文献:

1魏杰、郭东风、沈莹,《国有产权中的利益主体问题》,《国有资产管理》1997年第10期。

合谋范文篇10

关键词：人力资本有限理性经济人审计合谋人力资本产权审计制度安排

会计师事务所是一典型的“人合”企业，人力资本作为一个“人合”企业的立家之本，他在审计执业过程中有什么样的行为特征应是被重点关注的。传统经济学认为，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行为，汪丁丁认为接下来的话就是，有什么样的行为，就有什么样的制度，这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中有深刻体现。具体到审计中，现行审计制度安排必然会影响与约束人力资本的载体——审计师在审计过程中的行为，相应地，审计师不仅会在既定的制度安排约束下进行追求经济利益、规避风险的审计活动，同时会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支撑性的制度安排，使得审计制度安排发生变化，之后又对制度安排的变化做出反应，这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

本文中，我们只把经理级以上人员列为人力资本，因为只有经理级以上人力资本的审计行为特征才有可能影响到审计制度安排，而一般的审计人员只是承担一些简单的程序性工作，不能充分体现人力资本的审计行为特征及对审计制度安排的影响。同时我们把人力资本分为两类：非合伙人——单纯人力资本所有者，与合伙人——非人力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的集合体，文中有时统一以“审计师”来代替这两类人力资本。

一：人力资本是有限理性经济人及对审计制度安排的影响

传统经济学理论中，经济人完全理性和自利性是两个基本假设，这两个假设的合乎逻辑的推论，是人们会合理利用掌握的信息来预估将来行为所产生结果的各种可能性，然后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但现实生活中，人在复杂环境和不确定因素下进行决策时，不会对自己的决策进行理性计算，也没时间和耐心去考虑各种行为结果的概率问题，在面对复杂情景和问题时会采取捷径或用自己掌握的一部分信息进行决策，因而决策的非理性是存在的，也就是说，人是有限理性的，不是完全理性的，这就是行为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的挑战。同样，会计师事务所的人力资本载体——审计师也是有限理性的，同时也是一个经济人，在现阶段还没达到“道德人”的境界，尽管他有一些并不是“经济人”假设所能解释的一些“道德”行为，如大多数情况下会遵守审计准则、法规进行审计，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和一些施善行为。既然审计师是有限理性的经济人，那么在现行审计制度安排下，审计师在审计过程中不能完全理性地拒绝被审计单位的“利诱”而坚持原则，与被审单位管理当局的审计合谋有时就不可避免了。如前所述，人力资本主体可以分为两类，参与审计合谋的人力资本主体不同，对审计制度安排的影响就不一样，下面分单纯人力资本参与的合谋和合伙人（即整个事务所）一起参与的合谋及各自对制度安排的影响。

1．单纯人力资本参与的审计合谋及对审计制度安排的影响

被审单位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事务所的合伙人便会委派项目经理带队审计，此间有两层委托关系：被审单位委托事务所，事务所委托项目经理，其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变得更加严重。审计师是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存在一定程度的“逆向选择”和“机会主义”倾向，当被审单位抛出“诱饵”引诱审计师共谋时，审计师此时会进行合谋与否的决策。据行为经济学理论，人们进行决策时，容易给高概率发生的事件赋予较高的权重，而给低概率发生的事件赋予较小的权重，于是往往将极小概率的事件看成不可能，而将极大概率发生的事件看成是确定，而极小与极大概率又取决于个体的主观印象。审计师进行合谋与否的决策时，他会根据现实中这种“损人利己”的合谋被发现曝光的比例很小而存在一种侥幸心理，，认为合谋被发现的机率极小而将其看作不可能，同时他的有限理性不能让他清醒地意识到合谋一旦被发现的严重后果，就算被发现，由于现阶段对违法行为的处罚较轻，合谋的收益大于合谋的成本，审计人员的“经济人”特性便会让他作出合谋的决定，于是他会向信息不充分的合伙人隐瞒审计风险，与被审单位一起骗取“无保留”的审计报告。

审计人员为什么会参与审计合谋？这反映了审计制度安排的什么问题？审计人员的有限理性经济人特征（内因）是我们无法改变的，但可以通过制度的安排（外因）来改变审计人员做决策时的考虑因素及其权重，从而减少审计合谋的发生。据行为经济学理论，额外财富的边际效用在人富裕时会低于贫穷时的边际效用。审计合谋审计人员将得到的报酬就是一种额外财富，此时，即使富裕的CPA与贫穷的CPA一样只具有有限理性，但这笔额外报酬对富裕的CPA没有很大的边际效用，从而没有那么大的诱惑力而导致审计师合谋，这时被审单位就得加大“贿赂金”才有可能“打动”富裕的CPA，从而加大了被审单位的合谋成本，当“贿赂金”大到等于或大于合谋能给被审单位带来的“利益”时，被审单位便没有动机合谋，合谋自动中止。从这看出，提高CPA的薪酬待遇，让他们成为富裕的CPA，可提高CPA的“免疫力”，从而减少合谋的发生。这就要求合理化事务所内部收益分配机制，提高新酬待遇，让CPA的利益与整个事务所的利益相挂钩，一荣俱荣，便不会出现CPA为了自己的私人利益而向合伙人撒谎，欺骗合伙人。另一方面，法律法规应加重CPA的个人审计责任，加大合谋一旦被发现的惩罚，提高CPA合谋的成本，此时被审单位若想合谋，就必须提高“贿赂金”以弥补审计师冒的高风险，从而加大了被审单位的合谋成本，合谋便不会那么容易发生。此外，相关部门要加强审计的监管，加大上市公司审计的复查力度，使审计合谋案件“曝光”机率大大增加，从而改变审计人员主观印象中的审计合谋被发现的概率极小，起到警戒作用，让审计人员不敢轻易合谋。

2．非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所有者共同参与的审计合谋及对审计制度安排的影响

若事务所委托的CPA足够忠诚，他会如实将发现的问题“禀告”事务所的非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集合体——合伙人，这时，合伙人的有限理性经济人特征便起作用了。现行审计制度安排实质是：由被审单位管理当局聘请事务所审管理当局自己，那么，事务所面对自己的“上帝”——客户的不当请求时，他的“经济人”特征使得他不能断然地拒绝这种请求，否则不但得不到“合谋金”，以后的合作关系也就终结了。同时，现时大部分事务所的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制，且注册资本金要求低，那么事务所与被审单位的合谋一旦被发现所需承担的只是有限责任，最多让事务所倒闭，而不会危及到合伙人未投入到事务所的私人财产，于是合伙人的“理性经济人”特征容易使他接受合谋，同时，他的“有限理性”不会让他有完全的理性认清形势，不会让他有足够的社会责任感从维护公众利益出发而拒绝合谋。

审计合谋的频繁发生，企业管理当局利益不断上升，但这种利益的上升是以其他企业利益相关者利益受损为代价的。据吴联生的“利益协调论”，利益相关者之间现有的利益关系一旦发生变化，便产生了新的冲突，便会破坏目前审计制度安排的基础——审计域秩序，从而要求利益相关者达到新的纳什均衡，产生新的审计域秩序，从而导致审计制度安排的变迁。“审计制度安排是一个利益相关者利益协调的过程，它因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变化而变化”（吴联生，《审计研究》，2003），由于审计合谋的不断出现，目前的审计制度安排至少需要进行以下两方面的变化：

（1）审计委托权由证监会掌管

注册会计师对企业经营者的审计，事实上接受的不是社会公众的委托，更不是股东或经营者的委托，而是政府的委托。因为政府的合作广度最大，所以有权进行委托，同时政府规模有限，所以应该进行委托（吴联生，《审计研究》，2003）。这是社会审计最根源的本质，是我们肉眼所不能直接看到的，我们目前看到的就是股东进而演变为管理当局委托CPA进行审计，从而容易导致审计合谋。既然CPA实际上接受的是政府的委托，那么在形式上，至少在第三者看来，也应该由政府进行委托。目前谁最具有优势代表政府来执行审计委托权呢？证监会。它本身就是一个政府机构，是上市公司的监管机构，具有信息优势，可以代表政府委托CPA，从而改变目前事务所对被审单位管理当局的依附地位，减少审计师“被逼无奈”进行合谋的发生。

（2）事务所组织形式由有限责任制逐步过渡到合伙制

目前，大多数事务所实行有限责任制，有限责任制事务所破产所造成的损失却可能远远小于事务所与管理当局合谋所带来的合谋收入，于是，事务所容易与管理当局合谋。现在，把事务所的经济体制从“有限责任制”转变到“无限责任制”是很多学者所推崇的，无限责任制加大了事务所的法律责任，合谋一旦发现，合伙人可能就面临倾家荡产的风险，使得事务所合伙人进行合谋决策时不得不加大对合谋成本的考虑，他的“经济理性”又会促使合伙人不会轻易进行合谋，从而有效减少了合谋的发生。

在此基础上，王善平还提出合伙人必须是德高、足资、多才的CPA，才能有效减少审计合谋的发生。德高，从道德品行上保证合伙人不会进行审计合谋；足资从物力资本上保证合伙人不会轻易用自己足够多的私人财产作赌注而去进行审计合谋；多才的CPA要求合伙人是审计行业的专家与行家，那么他手下的审计人员的“逆向选择”能被合伙人识别，从而也制止了单纯人力资本参与的审计合谋。

二：人力资本在审计行为中的产权特征及对审计制度安排的影响

人力资本产权是市场交易过程中人力资本所有权及其派生的使用权、支配权和收益权等一系列权利的总称，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力资本产权是一种行为权，这组行为权利是人力资本产权主体的意志体现，以至于出现了产权残缺时，产权的主人可以拒绝使用其人力资本为别人服务。审计师作为人力资本的载体拥有人力资本所有权，他将这种所有权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同时也是人力资本所有者）进行合作，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审计：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契约。这个公共合约即事务所又是周其仁所说“市场中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契约”中的特殊，它对人力资本具有更大依赖性，从而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影响更明显。

如经济学家周其仁所说，人力资本产权具有两大特征：第一，人力资本天然属于只能属于个人；第二，人力资本的运用只可“激励”不可“压榨”。正是事务所包含了人力资本，其产权特征使得这个企业契约是一个“不完全契约”。受有限理性和高交易成本的限制，这个契约双方——合伙人和单纯人力资本无法在事前就可能影响双方关系的所有未来事件达成一致，各方只有在合约的发展阶段上明确或默契地对出现的新问题达成一致，在此期间，双方的谈判是连续不断地进行的。由于事先不能明确界定所有交易条件，那么在合约的执行过程中就具有极大的随意性与自主性，特别是人力资本产权的所有者——审计师对自身所拥有的人力资本的开发利用程度。当人力资本对自己的所得与付出满意时，就会越干越起劲，不需监督也能自觉地努力，相反，若不满意，他就会偷懒，省略必要的审计程序，更不会积极的创新。人力资本是需要激励的具有创造性的能动资本，审计师同样如此。若合伙人对其激励不当，就有可能导致人力资本产权的“残缺”，产权的主人——审计师就把自己的才能“关闭”起来，默默无闻，没有创新，人力资本的经济价值得不到充分利用甚至浪费。

理解了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我们就不难理解“激励理论”。人力资本是企业创造价值的主体，特别在事务所中，离开人力资本就无法继续生存下去，只有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提高人力资本所有者的积极性，让他对自己的“资本”不加保留的加以利用，进行创新，才能增加事务所的价值。其实，事务所合伙人是那个决定人力资本所有者是否打开以及打开多少智慧大门的守门人，他只要用对了激励手段就能“控制”人力资本所有者。事务所的人力资本是事务所获得盈余的根本来源，但是，若不对人力资本的所有者进行适当的控制，引发事务所最终风险的也会是人力资本。象毕马威去年的销售滥用非法避税产品案件，差点就使得“四大”减少为“三大”，就是由于创新过度没有节制变成了冒险。因而事务所在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鼓励人力资本创新同时，约束机制也是必不可少的。

参考文献

[1]周其仁.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J].经济研究,1996,6：71－80

[2]王善平.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制度中的私人财产与创新能力[J]，2005，

内审网[3]吴联生.利益协调与审计制度安排[J].审计研究，20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