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社会性质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7 06:30:01
黑社会性质范文篇1
关键词：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单位犯罪财产刑资格刑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加速，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涌现，犯罪率也急剧上升。与犯罪率急剧上升相对应，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也日益猖獗并严重威胁到社会稳定。随着我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全国范围内的深入开展，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也日益面临一些棘手的问题：黑社会性质组织应该如何界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单位犯罪应该如何区分？怎样才能真正有效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肯定会影响司法机关打击该类犯罪的效果。鉴此，笔者下面拟结合重庆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的一些个案对这几个问题作些探讨，以期对完善我国的刑法学理论与指导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一、黑社会性质组织如何界定
根据1997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294条的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指“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组织。笔者认为，该定义最大的缺陷是过于笼统，没有充分揭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基本特征。具体而言：（1）该定义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的描述过于抽象，特别是以“有组织”一词来描述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既违反了下定义的基本原则，也缺乏可操作性；（2）该定义没有充分揭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特征，难以准确区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犯罪集团等之间的界线。（3）该定义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特征的描述过于简单，未能充分体现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基本性质。
鉴于1997年《刑法》第294条的定义存在上述明显的缺陷，2000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解释》第1条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一般应具备以下特征：“（1）组织结构比较紧密，人数较多，有比较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2）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3）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4）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大肆进行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与1997年《刑法》的规定相比，《解释》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进行了明确化、细致化，有利于打击我国港、澳、台地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渗透到祖国内地的犯罪活动。但是，《解释》仍然存在明显的缺陷，特别是其中的所谓“‘要有保护伞’的规定”，⑴极大地制约了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力度，甚至造成司法纷争。⑵为此，2002年4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黑社会性质组织”又进行了立法解释，明确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当同时具备以下四个特征：（1）形成了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2）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3）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4）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与《解释》相比，上述立法解释主要具有以下三个特点：（1）明确规定“有保护伞”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选择性特征；（2）进一步明确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3）新增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特征——控制性或影响性。
不过，随着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形式和手法发生新的变化，立法解释的缺陷也逐渐显露出来。有学者指出：“在各级政法机关持续不断的严打高压下，黑恶势力不断翻新犯罪手法和组织形式以逃避打击。他们更多使用言语恐吓、电话滋扰、聚众摆势等‘软暴力’行为来达到目的，采取围而不打、打而不伤、伤而不重的手段逃避打击。组织头目趋于‘幕后化’，不直接参与具体犯罪。一般成员趋于‘市场化’，临时雇佣社会闲散人员实施威胁恐吓行为。一些黑恶势力以合法的公司、企业等实体作掩护，从事违法犯罪活动。这些新手法、新形式，都加大了政法机关对黑恶势力的打击难度。”⑶特别是在我国掀起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高潮后，全国各地的公安、司法机关普遍反映如何理解和认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比较困难，从而影响到办案的效率和效果。那么立法解释的缺陷又表现在哪里呢？以下详述之。
1．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的规定不妥当
这里所说的不妥当具体是指：（1）立法解释将“骨干成员基本固定”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明显欠妥。一般而言，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主要成员之间存在相互依赖、密切合作、荣辱与共的关系，并且骨干成员比较固定，但也存在例外情形。在重庆市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警方发现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为了增强隐蔽性往往采用各种手段制造“人员频繁更替”的假象，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主要成员并非基本固定，而是不定期的变换，这往往给司法机关认定其犯罪的性质带来很大的困难。例如，重庆市的女“黑老大”谢才萍在庭审中曾对公诉人指控的罪名提出了异议，在庭审过程中人们对谢才萍是否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也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就是因为立法解释将“骨干成员基本固定”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并不妥当。从字面上讲，“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是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骨干成员基本上稳固、确定，不经常变换，而这与“有骨干成员”的要求不同。“有骨干成员”是指只要拥有骨干成员即可，至于骨干成员是否经常变换、是否基本固定可以在所不问。从“谢才萍案”看，虽然其骨干成员时有变动，但始终存在骨干成员，至于一般成员则趋于“市场化”。其实，只要有骨干成员就有可能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至于其骨干成员是否经常变换并不影响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结构及运作，也不会影响该组织对社会的危害性。由此可见，将“骨干成员基本固定”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不仅没有实质意义，反而给公安、司法机关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带来困惑。（2）立法解释忽略了犯罪组织存在的期限性。稳定本指“稳固安定”，⑷侧重于揭示犯罪组织成员之间内在的关系，而并非期限本身。由于立法解释忽视了黑社会性质组织存在的期限性，因此难以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犯罪集团等区别开来。根据1997年《刑法》第25条的规定，犯罪组织具有稳定性以及成员具有固定性是犯罪集团的基本特征。由此看来，强调黑社会性质组织存在的期限性很有必要。其实，强调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期限性，既是外国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经验总结，也是我国扫黑除恶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例如，日本1991年《暴力团对策法》第2条第2款规定：“暴力团是指有可能助长其团体的成员（包括这个团体的构成团体的成员）的集团性、长期地进行暴力型不法行为的团体。”⑸德国由司法界和警界共同组成的“组织犯罪的刑事追诉”研究小组的专家也认为：“有组织犯罪是追求利润或追求权势的有计划的犯罪活动，组织犯罪两个以上的参加者，长期或不定期在下列的情况下分工合作：（1）运用营运或类似商业的结构；（2）使用武力或其他足以使人屈服的手段来影响政治、公共行政、司法或经济”。⑹总之，不管是何种黑社会性质组织，它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首先便是有组织，虽然内部结构的严密程度高低不同，但一般具有存在的持久性”。⑺从我国扫黑除恶的司法实践看来，几乎所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都存续了一定的时间，少则一、二年，多则十几年，因此，如果不强调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期限性，那么很容易出现将犯罪团伙或犯罪集团等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后果。
2．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经济特征的规定不科学
这里所说的不科学具体是指：（1）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经济来源的揭示不准确。立法解释强调黑社会性质组织必须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而且这种经济实力是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其他手段获取的，这就将本来就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后来又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其他手段获取更大利益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排除在外，因而失之片面。从重庆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结果看，黑社会性质组织敛财的方式往往具有多样性，既可能通过实施、敲诈、贩毒等违法犯罪活动攫取经济利益，又可能通过开办公司、企业等方式“以商养黑”、“以黑护商”。此外，还有一些单位是在从事合法经营获取一定的经济实力之后再转变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如重庆市原大正集团董事长马当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就属于此类。由此可见，任何犯罪组织无论其财产是通过非法手段聚敛的还是通过合法方式获取的，只要其将其中部分或全部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维系犯罪组织的生存、发展，就应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2）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追求的目标限制过窄。立法解释将黑社会性质组织追求的目标限定为“获取经济利益”，这一限定过于绝对。从司法实践看，获取权势等社会资源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追求的目标。例如，在重庆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抓获的“黑老大”黎强，原系重庆渝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强公司”）董事长。在警方公布的67名黑恶团伙首犯及骨干分子中，黎强所具有的头衔就非常多。其实，获取权势等非经济利益往往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追求的目标，这从外国的立法例中也可以看出。例如，《意大利刑法典》第416条一2第3款规定：“当参加集团的人利用集团关系的恐吓力量以及从属和互隐条件，以便实施犯罪，直接或间接地实现对经济活动、许可、批准、承包和公共服务的经营或控制，为自己或其他人取得不正当的利益或好处，意图阻止或妨碍自由行使表决权，或者意图在选举中为自己或其他人争取选票时，该集团即为黑手党型集团。”⑻由此可见，将黑社会性质组织追求的目标限定为“获取经济利益”并不利于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3．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特征的规定不合理
立法解释第3项本来是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特征的，可是其又在后面添加了结果要素——“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这样的解释既限制了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又有画蛇添足之嫌。“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是一种纯粹的结果，并非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特征，再说也不是所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都必须出现上述后果才能成立。从司法实践看，也存在一些在非法获取公共资源和利益后从事慈善事业、资助一方穷苦百姓以欺骗不明真相群众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综上所述，为了适应新形势下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需要，笔者认为应当根据以下几个特征来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1）形成较稳定、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以及骨干成员；（2）以一定的经济实力为支撑，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获取经济或其他利益；（3）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4）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单位犯罪如何区分
（一）新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引发的困惑
目前不少人都感觉如何区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单位犯罪比较困难，这主要是因为在新的形势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一些“公司型”黑社会性质组织往往以合法的公司作掩护，以暴力、暴力相威胁或腐蚀为手段，以一定的政治身份或背景为“护身符”，进行合法经营、非法经营与违法犯罪相交织的活动，让人难辨“黑白”。有学者通过对重庆市22个涉黑案件（不含岳林涉黑案、龚刚模与樊奇杭涉黑案、王兴强涉黑案）进行分析发现，50％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都拥有合法的公司。⑼由此可见，利用合法的公司作掩护以获取经济利益或者其他利益，成为目前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最主要和最高级的犯罪形式。
在重庆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曾出现过是单位犯罪还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争议，而这样的争议则主要体现在“黎强案”中。黎强在庭审中辩称，“渝强公司”成立合法，根本不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渝强公司”与其他公司的矛盾属于经营纠纷；“渝强公司”所进行的车辆运营及房地产开发业务都有政府的批文，不应该算非法经营。⑽显然，黎强是在狡辩。黎强的辩护律师、西南政法大学赵长青教授在辩护时曾提请法官注意四个界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做大做强”的民营企业违法犯罪的界限、组织行为与公司行为的界限、组织经济利益与公司经营利益的界限、一罪与数罪的界限。⑾虽然赵长青教授的辩护存在不少值得商榷之处，但这也说明要准确区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单位犯罪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不可否认，“公司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单位犯罪确实存在许多相似之处。我国权威的刑法学家认为，单位犯罪的成立除了应具备法定要件（单位主体与刑法明文规定）外，还应当具备如下两个要件：（1）体现单位意志；（2）为单位谋取利益。⑿笔者认为，仅根据单位犯罪的上述成立要件，仍然难以区分单位犯罪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理由如下：（1）虽然单位犯罪的主要特征是体现单位意志、为单位谋取利益，但体现组织意志、为组织谋取利益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主要特征，因此，当合法成立的单位异化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时，两者之间的界线就很难划清。（2）合法的企业或单位等市场主体具有严密的组织性、经济性等特征，而这一特征黑社会性质组织同样具备。（3）单位是合法成立的组织，很容易利用或得到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纵容，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内很容易形成控制力量或重大影响，而这一点黑社会性质组织也具备。（4）根据1997年《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我国单位犯罪的范围十分广泛，因此，很容易造成单位犯罪与纷繁复杂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相混淆的局面。正因如此，我国有学者指出：“在认定本罪时，应当特别注意那些以公司、企业形式出现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这些黑社会性质组织以公司、企业为依托，以经济活动掩饰犯罪活动与犯罪所得来源，以获取的经济利益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生存和发展的经济能力与基础，以贿赂等手段腐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求得政治上的保护，具有严密与稳定的组织结构，因而具有极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与危险性。”⒀
（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单位犯罪的区分
由于“公司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单位犯罪存在较多的相似之处，因此，要划清二者的界线就必须结合刑法、有权解释的相关规定以及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特征进行综合判断。如果公司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基本特征，即便是合法成立的公司实施的犯罪，也应当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如果公司不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基本特征，即便是其犯了罪，也不能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而只能认定为其他共同犯罪或单位犯罪。一般而言，可以根据以下几点来判断某一犯罪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还是单位犯罪。
1．看从事的犯罪活动是否具有长期性
如前所述，犯罪具有长期性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一个重要特征，而依法成立的单位实施的犯罪通常带有暂时性。因此，如果某一单位实施的犯罪活动具有长期性，那就表明其经营活动主要不是通过合法的形式来进行的，而是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来进行的。也就是说，其合法经营已名存实亡或者沦为辅助形式，这样的单位与黑社会性质组织已没有本质区别，将这样的单位实施的犯罪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也是名至实归。
2．看从事犯罪活动时是否具有暴力化倾向
虽然采用暴力手段并非所有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犯罪的必备手段，但也是其比较突出的一个特征。正因如此，世界上有不少国家的刑法在界定有组织犯罪时都特别强调暴力手段在该类犯罪中的作用。例如，《法国刑法典》第431—13条至第431—21条规定了组织、参加或重建武装小集团罪。其中，第431—13条规定：“在法律规定的情形之外，持有或掌握、得到武器、具有组织特征、足以扰乱公共秩序的任何团体，均构成武装小集团。”⒁在我国，虽然暴力手段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犯罪的唯一手段，但仍然是其重要手段。我国有学者指出：“在有组织犯罪集团（黑社会组织）那里，我们也看到了多种形式的有组织暴力，它们是一些分散的、零散的、粗糙的犯罪集团……一般来说，暴力与组织的结合越完美，形成的权力越强大有力，就越少直接使用暴力。国家如此，有组织犯罪集团和黑社会组织也如此。”⒂一般而言，如果某一单位不属于黑社会性质的组织，那么即使其实施犯罪也很少借助暴力形式，更不会非法拥有枪支、弹药、管制刀具等凶器。因此，是否非法拥有枪支、弹药、管制刀具等凶器并体现出暴力倾向，可以作为区分单位犯罪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重要标准之一。
3．看实施犯罪成员范围的大小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的所有成员都是犯罪分子，他们都清楚自己参加的组织是何种性质的组织，也理解自己加入犯罪组织后将要实施的行为；而单位犯罪通常是由代表单位意志的决策者或执行者实施的，其实施犯罪的成员范围非常有限。因此，根据实施犯罪的成员范围的大小来区分单位犯罪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4．看犯罪分子追求的目标与危害程度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不管是通过暴力、威胁手段实施还是通过组织的势力和影响对他人形成心理强制或威慑、凭借所谓的“谈判”、“协商”、“调解”等非暴力手段实施，其目标通常不是为了获得某一具体的利益或影响，而是为了在一定区域内或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而单位犯罪只是为了取得某一具体的利益或影响，不管其实施犯罪的次数有多少，都不会在一定区域内或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重大影响，也不会对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非常严重的破坏。
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刑罚如何配置
（一）我国刑法在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刑罚方面存在的缺陷
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一个类罪名，它集中体现在1997年《刑法》第294条的规定中，具体包括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从我国当前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司法实践看，我国刑法在规定该类犯罪的刑罚时主要存在以下缺陷；
1．法定刑的幅度过小
从1997年《刑法》第294条的规定看，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都只有一个法定刑幅度，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有两个法定刑幅度。显然，这样的刑罚配置不能适应新形势下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需要。具体而言：（1）过小的法定刑幅度难以适应惩罚具有不同犯罪规模、不同社会危害性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需要。目前，我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已经进入高发期，形形色色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层出不穷。例如，在重庆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重庆市警方掌握的各种黑恶势力团伙就有104个。⒃这些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规模大小不一，有的人数多达数百人，有的则只有数人、数十人。另外，这些黑社会性质的组织非法获利的数额也有很大的差异，少的仅数十万元，多的则达数十亿元。黑社会性质组织规模大小、获利多少的差异决定了其社会危害性有所不同，而这些在刑罚的配置上应该得到体现。（2）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组织程度非常严密，分工也非常精细，过小的法定刑幅度难以适应惩罚不同犯罪分子的需要。例如，在重庆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落网的陈明亮、龚钢模、陈坤志、岳村、黎强、王天伦等重大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均是某公司、集团或夜总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他们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起着组织、领导作用，而其手下的许多成员则在他们的授意下实施具体的犯罪。对这些分工、作用不同的犯罪分子进行惩处时，过小的法定刑幅度显然难以体现量刑的公正性。（3）没有考虑对涉案国家工作人员的特别制裁。例如，重庆市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揪出了以文强为首的一大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他们充当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保护伞，其社会危害性及影响不亚于首要分子，但是，1997年《刑法》对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共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却没有规定相应的从重处罚条款，这显然是一大漏洞。
2．刑种的配置没有充分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
这一方面的缺陷具体表现在：（1）法定最高刑偏低。根据1997年《刑法》第294条的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最高刑为10年有期徒刑。虽然第294条第3款规定了“犯前两款罪又有其他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但这样的刑罚配置仍不合理。诚然，如果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实施了其他犯罪如故意杀人、抢劫等罪，那么依照数罪并罚有可能对其判处无期徒刑、死刑，但问题是，这种借助严重暴力实施犯罪的初级形态在当今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所占比例已逐渐降低。目前许多黑社会性质组织更多的是采用言语恐吓、电话滋扰等“软暴力”来实现其目标。这样一来，即使根据其实施的其他犯罪实行数罪并罚也很难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首要分子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等重刑。事实上，较之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实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借助“软暴力”实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有时由于组织程度更高、犯罪更隐蔽，其社会危害性并没有减小。（2）财产刑缺失。1997年《刑法》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没有配置财产刑，应该说是一重大失误。目前，无论是《刑法》、司法解释还是立法解释均将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重要特征之一，并且获取经济利益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犯罪的核心目标，而刑法对该类犯罪未配置财产刑不能不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有学者指出：“有组织犯罪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蔓延甚至持续猖獗，与其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不无关系。仅仅规定较重的自由刑，并不足以从根本上给有组织犯罪以致命的打击，要想彻底摧毁有组织犯罪，必须从削弱和剥夺其经济基础着手。”⒄其实，给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配置财产刑早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或地区惩治该类犯罪的通行做法。1970年美国联邦政府通过的《有组织犯罪控制法》中就规定对黑社会犯罪处以高额罚金并没收犯罪全部所得；法国、意大利、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法律也有类似的规定。⒅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根据1997年《刑法》第64条追缴违法所得和没收财物之规定也可以削弱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经济基础。⒆但是，笔者并不赞同这种观点。这是因为，一方面1997年《刑法》第64条是追缴犯罪所得的财物、没收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的规定，不属于没收财产的刑罚；另一方面，如果说将黑社会性质组织违法犯罪所得的财物（暂称“黑色财产”）按该规定予以追缴还能成立的话，那么对其以其他手段获取的利益，如黑社会性质组织利用其强势地位和影响而敛财所得、组织者、领导者、成员自身积攒的钱财或合法经营获取的财物（暂称“灰色财产”）等，简单地归入“个罪”处罚并予追缴没收，这在法律与实践上并不可行。⒇（3）资格刑的配置不合理。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对组织、领导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中危害较重的组织者、领导者和积极参加者没有规定剥夺政治权利，反而是对危害较轻的其他参加者规定了剥夺政治权利。2）对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没有规定剥夺政治权利。3）对资格刑的配置没有细化，如没有区分政治权利、营业资格等。
3．1997年《刑法》总则未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刑罚裁量、执行制度作出针对性的规定
当前，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越来越猖獗，社会危害性巨大，已经成为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而惩治该类犯罪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充分运用各种刑罚裁量、执行制度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在这个方面，我国刑法在制裁其他犯罪时曾作出了特殊的规定，并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如1997年《刑法》第81条规定：“对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但令人遗憾的是，1997年《刑法》总则却未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作出类似的针对性规定。
（二）完善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刑罚立法的建议
1．加大法定型幅度，提高法定最高刑
目前，外国刑法在这方面有很多经验值得我国刑法借鉴。例如，为了适应惩罚不同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需要，《意大利刑法典》根据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组织规模、成员的分工与作用以及武装情况等直接关系到社会危害性的因素，在第416条、第416条一2规定了轻重不同的法定刑幅度。其中，该法典第416条规定的法定刑幅度有：1—5年有期徒刑、3—7年有期徒刑、5—15年有期徒刑。如果集团成员的数量为10人或10人以上，刑罚予以增加。(21)该法典第416条—2规定的法定刑幅度有：3—6年有期徒刑、4—9年有期徒刑、4—10年有期徒刑、5—15年有期徒刑。(22)这种根据不同的情形配置不同的法定刑幅度的做法，显然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其实，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对恐怖主义犯罪刑罚配置的成功经验来看，也可以考虑将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刑罚设为“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三档。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法定最高刑提高到无期徒刑很有必要。其原因在于，当前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数量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危害十分严重，对社会稳定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而过轻的刑罚显然不利于预防和惩治此类犯罪。
2．增设财产刑，同时酌情设置举证责任倒置制度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刑法对有组织犯罪配置的财产刑都包括罚金型和没收型两类，其中尤以对前者的适用最为普遍。有鉴于此，我国刑法在设置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刑罚时也应当配置财产刑。在刑罚的具体设置上，可以考虑规定对所有犯罪成员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至于罚金的数额，一般宜大不宜小，这也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例如，1998年《德国刑法典》第43条第1款就规定了一种特殊的罚金刑，罚金总额依照犯罪人财产价值的总额为上限而宣告。不过，这一规定只适用于重大的组织犯罪，大多为集团性的重大犯罪行为，如伪造货币、贩卖人口、媒介娼妓、集团盗窃、洗钱等。(23)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鉴于司法实践中所遇到的“公司型”黑社会性质组织越来越多，而这些犯罪组织的合法财产与非法财产往往混合在一起，很难作具体的区分，要求公诉人举证证明哪些财产是可以追缴或没收的非法财产非常困难，因此，对诸如“公司型”黑社会性质组织追缴或没收财产时，不宜采取传统的由公诉人举证的做法，而是应当特别设置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即由犯罪分子自己举证证明哪些财产属于免于追缴或没收的合法财产；否则，视为举证不能，其所有财产将被推定为非法财产而予以没收。
3．完善资格刑的配置
为了预防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利用其政治影响实施犯罪，在设置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资格刑时，应当规定“剥夺政治权利”，同时应当将现行刑法对相关犯罪剥夺政治权利的“单处”规定修改为“并处”规定。此外，对于具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前科的犯罪分子以及作为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要特别慎重对待，最好在适用资格刑时从严，可规定较长的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以防止其利用政治影响再次实施类似犯罪。
4．增设国家工作人员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从重处罚的规定
我国当前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具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国家工作人员参与其中的现象比较普遍。有学者指出：“一些有组织犯罪能够持续存在达数年甚至数十年之久，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有组织犯罪向政治领域渗透，以及对官方特别是对警方的腐蚀、渗透，并与其相互勾结，而主要手段是贿赂、收买官员，寻求保护伞。事实证明，这是有组织犯罪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黑白勾结，警匪一家，决定了有组织犯罪发展的规模、速度以及存在时间的长短。”(24)在重庆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文强、彭长健、张弢、乌小青、王西平等大批涉黑官员的落网也证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一般而言，如果没有国家工作人员的撑腰，那么黑社会性质组织就不可能长期存在。因此，要想彻底消灭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就应当将那些参与谋划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为之提供帮助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规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共犯并予以从重处罚。
5．针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增设特别的刑罚裁量、执行制度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成员中不少人都具有犯罪前科，因此，对之适用缓刑、减刑、假释等刑罚裁量、执行制度要慎之又慎。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法治蓝皮书》课题组对重庆市发生的22个案件的统计，组织领导者有犯罪前科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有7个，占31.8％。另外，重庆市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主要成员以“两劳”释放人员和受过打击处理的惯犯为主，而其基本成员大多为无业、失业青少年和闲散农民。(25)由此可见，对于这些具有劣迹、前科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分子，应当严格限制适用缓刑、减刑、假释制度，在必要的情况下也可以不适用这些制度。当然，考虑到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隐蔽性高、组织纪律性强、侦破难等特点，为了分化瓦解黑社会性质组织，对涉案犯罪分子也不宜一律从严。换言之，具有提供分化、瓦解黑社会性质组织有利的事由，如检举、揭发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成员的犯罪行为、行踪及活动、提供侦破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线索、提供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财务状况或武器装备状况经查证属实的等，对行为人也可以根据相关的规定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李洁：《打击有组织犯罪法律适用中的难点及其消解途径》，《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⑵参见卢建平：《中国有组织犯罪相关概念特征的重新审视》，《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⑶潘科峰、孙雪梅：《黑恶势力犯罪正处活跃期扫黑除恶是长期任务——全国“打黑办”有关负责人详解〈纪要〉出台背景9，《人民公安报》2010年1月14日。
⑷参见胡裕树主编；《新编古今汉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962页。
⑸转引自冯殿美等：《全球化语境中的有组织犯罪》，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⑹转引自李芳晓：《国外有组织犯罪的概念与特征》，《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⑺储槐植：《美国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页。
⑻(21)(22)参见《意大利刑法典》，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第125页，第126页。
⑼参见于振华：《重庆惊现新“黑五类”专家直言四大“死穴”》，http：／／nv．qianlong．com／33530／2010／02／25／1640@5525561．htm，2010—02—26。
⑽⑾参见康宇：《黎强庭审连说“对不起”》，《辽沈晚报》2009年11月1日。
⑿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学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35—236页。
⒀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815页。
⒁《法国刑法典》，罗结珍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9页。
⒂何秉松：《中国有组织犯罪研究》第1卷，群众出版社2009年版，第233页。
⒃参见邓全伦：《重庆打黑风暴》，http：／／www．time—Weekly．com／2009／0820／ZMMDAwMDAwMZMZMQ．html，2010—06—11。
⒄卢建平、郭理蓉：《有组织犯罪刑罚之比较研究——兼论我国刑法关于有组织犯罪刑罚规定的完善》，《政治与法律》2004年第2期。
⒅参见罗锦桂：《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应增设财产刑》，《人民检察》2002年第7期。
⒆参见马长生、彭颖等：《我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及其刑法规制——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为视角》，载《首届全球化时代犯罪与刑法国际论坛论文集》，河北廊坊，2009年10月，第33页。
⒇参见姚毅奇：《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附加刑之完善——以“反黑”司法实践为视角》，《犯罪研究》2009年第5期。
(23)参见王世洲：《德国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8页。
黑社会性质范文篇2
一、黑社会组织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
我国刑法分则第294条中第1款和第2款分别出现了“黑社会性质组织”和“黑社会组织”两个不同概念。对此，应该如何理解并准确加以区分？我们认为，黑社会组织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刑法在同一条的不同款中使用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黑社会组织”两个词，表明立法者强调两者应该是在严格区分的意义上加以适用。
（一）黑社会组织
目前，国内外对如何界定黑社会组织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国际社会一般把有组织犯罪认定为黑社会犯罪，二者的含义基本上是统一的。1991年10月，莫斯科有组织国际研讨会文件在论述有组织犯罪的基本方面时指出：有组织犯罪是指由故意犯罪者操纵和控制的、组织相对稳定、具有社会控制之防护体系的犯罪集团通过暴力、恫吓、腐蚀和大量盗窃等违法手段实施的犯罪活动。
总结外国和港、澳、台地区的规定和理论，黑社会组织一般都具备下列特性：
1、地下社会性、2、组织严密性、3、行为强暴性、4、经济敛财性、5、政治腐蚀性、6、地方称霸性。
上述这些特征，都是认定黑社会组织的依据，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对社会的非法控制。政府对社会的控制是一种合法控制，而非法控制对抗合法控制，并削弱合法控制，这就是黑社会组织的反社会性与反政府性的集中表现。为了达到这种对社会的非法控制，黑社会组织除内部的组织控制外，在外部则表现为：一是对经济的控制。黑社会组织是以一定的经济实力为依托的。在获取经济利益的手段上可以是非法的，也可以是合法的或者以合法经营掩护非法的。因此，在黑社会组织犯罪初始阶段，反合法秩序较为明显，当黑社会组织控制了某一势力范围以后，就会形成它的非法秩序。
（二）黑社会性质组织
黑社会组织与黑社会性质组织都是“黑社会”，其本质属性是一致的，但两者在发展阶段和组织程度上是有区别的，可以说前者是高级形态的黑社会，后者是低级形态的黑社会，也可以说前者是典型的黑社会，后者是不典型的黑社会。
我国79刑法中没有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我国法律、法规使用“黑社会”一词，最先出现在1982年11月12日深圳市颁布的《关于取缔黑社会组织的公告》中，接着在1983年中央的[1983]31号文件中规定：流氓团伙分子“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社会渣滓、黑社会分子……”。但到80年代后期，“黑社会”逐渐被“带黑社会性质违法团伙”所取代，领导人在一些场合的讲话提出，我国已经存在“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1996年3月5日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报告》中指出：“要采取有力措施，严厉打击暴力犯罪、犯罪、流氓恶势力犯罪和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以及其他刑事犯罪活动。”这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一词首次出现在我国中央政府的正式文件中。在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第294条中明确规定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前述的《解释》根据我国的立法精神和中外认定黑社会犯罪的经验，在《解释》的第一条规定了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结构方面，《解释》规定为：“组织结构比较紧密，人数较多，有比较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我们认为，在组织结构特征上只要该集团有较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有10人左右的成员，骨干成员基本固定，不论其是否有组织名称、书面章程、固定活动场所，只要该集团有较明确严格的“帮规”、“家法”等行为规则或“约定”，不论其内容是简单还是繁琐，即应认为是符合了该特征。
2、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实力特征方面，《解释》规定为：“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非法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采取非法手段聚敛不义之财，是黑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及其能够继续存在下去的基本条件。为社会提供非法商品和非法服务，是一切黑社会获取巨大经济利益的捷径。从司法实践看，手段繁杂。诸如，有的利用犯罪收入投资企业，开办公司，以“董事长”、“总裁”、“总经理”等头衔和合法身份掩盖犯罪活动；有的躲在地下，制造、运输、贩卖和走私、伪造货币、制造和贩卖假酒、假烟；有的开办地下和各种娱乐场所，聚赌抽头，敲诈勒索，组织、容留、强迫他人，从中渔利；有的控制某种行业和强占某一市场，进行不正当竞争以及勒索收取保护费；有的涉足金融市场，洗钱、欺诈、蒙骗等，使国家蒙受巨大损失，而这类“犯罪企业”却能获得数十万，甚至数十亿的犯罪收入。
3、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背景特征方面，《解释》规定为：“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要想获取巨额的经济利益和犯罪收入，长期称霸一方，为非作歹，缺乏权力的腐败、权力的保护和支持是很难办到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头目，总是千方百计把黑社会性质组织公开对抗、藐视政府同拉拢腐蚀国家公职人员的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因此，使掌权者腐败和将自己的势力渗透到权力部门，与权力紧密结合，是一切黑社会组织必然要做的一件不可缺少的大事。因为这种结合，不仅能使自己长期存在和发展，同时也能为达到自己获取经济利益的目的提供最便利条件。在中外黑社会发展史上，凡是能够长期生存和发展下去的，无一不是遵循与当时的政治权力相结合的这个规律。
4、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方式特征方面，《解释》规定为：“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为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大肆进行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这个特征首先是反映了犯罪活动的区域性和行业性。诸如在某一市区、乡村、街道或某建筑业、运输业、服务业等称王称霸，为非作歹；其次是反映了犯罪手段的强暴性。诸如使用暴力、威胁、滋扰等身体强制与精神强制手段；再次是反映了犯罪行为的多样性。诸如进行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第四是反映了对社会危害的严重性。诸如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经济秩序和人民群众的生活秩序。
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认定
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是指组织、领导、参加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百姓，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行为。本罪认罪名规定方式而言，是一种选择性罪名，只要有组织、领导、参加行为之一的，便构成本罪；从犯罪形态而言，本罪是行为犯，行为人只要实施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就构成犯罪，并不以行为人是否实施了其他犯罪为构成本罪的必要要件；就罪过形式而言，本罪是故意犯罪，即明知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而积极参加，明知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而组织、领导。
三、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的认定
近年来，我国10余个省区均发现或者查获境外黑社会成员的渗透，涉及到境外黑社会组织达80余个，他们所进行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表现，是使我国的有组织犯罪逐渐向跨国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为了惩治和打击上述危害严重的行为，我国刑法设立了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是指境外的黑社会组织，到我国境内通过腐蚀、拉拢等手段，发展黑社会成员的行为。
刑法第294条第2款规定：“境外的黑社会组织的人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展组织成员的，处以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有学者认为：境外是指我国国境以外，境外黑社会组织，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以外其他国家的黑社会组织。这就把属于我国境内但在大陆地区外的港、澳、台地区排除在外，而在目前，港、澳、台地区的黑社会组织不仅大量存在，且由于地缘关系因素，他们还积极向中国大陆渗透，发展组织成员。我们认为，刑法上说的此处的“境”，是指大陆边境，境外除外国之外，还包括台、港、澳地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统一以前仍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行政管辖区域；香港、澳门虽已回归，但一国两制的存在以及我国仍然对香港和澳门实行边境管理制度。因此，此处的境外的黑社会组织应理解为既包括我国国境外的黑社会组织，也包括台、港、澳的黑社会组织。故《解释》明确规定：“港、澳、台黑社会组织到内地发展组织成员的，适用于刑法第294条第2款的规定定罪处罚”。这个解释的“入境”不仅包括国外的黑社会组织的入境，也包括港、澳、台黑社会组织的入境。
所谓黑社会组织，就是一种独立于正常社会，具有反社会的价值观念、文化心理和具有严密组织形式的犯罪集团。从世界各国的刑事立法情况看，对黑社会组织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规格和标准，那么，对“入境”的黑社会组织怎么认定，根据何种标准并由谁认定是否是境外的黑社会组织，这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我们认为，此处所说的黑社会组织必须是被境外各国政府、司法机构等明确宣布为黑社会的组织，在认定时无需我国司法机关去根据一定的标准进行具体认定。
应当注意的是，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属于行为犯，对境外的黑社会组织人员来说，只要从事了到我国境内发展其成员的行为便构成犯罪，但对被发展参加境外黑社会组织的，刑法对此种行为没有予以处罚的规定，如果加入境外黑社会组织后实施了其他犯罪的，以其所实施的其他犯罪行为定罪处罚。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的行为人，如果在境内又构成刑法上所规定的其他犯罪的，应以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和其他犯罪数罪并罚。
四、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认定
《解释》第一条第三项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具有政治腐蚀性，它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腐败有密切的关系，这其实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保护伞”。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特征在于它的一定的社会控制性，即通过控制社会来达到反社会。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要控制社会就必然与腐败官员相勾结，并使腐败官员成为其保护伞。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离开了一定的保护伞，也就很难存在有黑社会性质组织，所以保护伞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必备要件。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有关会议上强调指出，各级人民法院要始终把打击的锋芒对准那些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并特别指出：“对于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和后台，包庇、纵容犯罪，甚至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活动的国家工作人员，不论是谁，都必须坚决依法严惩。”
保护伞可概括为两种表现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参加者混同。包括组织成员打入国家、社会管理部门，渗透到党、政及司法机关充当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代言人。需要注意的是，实践中有些国家工作人员虽然名义上没有加入黑社会性质组织，但实际上组织、领导或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违法犯罪活动的，或者事前有通谋事后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等，这些是共同犯罪形式的保护伞。
第二种形式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虽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共犯，但具有包庇或纵容黑社会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行为。也就是刑法第294条第4款所规定的包庇、纵穿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五、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相关犯罪界限的认定
（一）黑社会性质组织与“恶势力”的区分。2000年12月10日公安部召开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会，于是在社会上出现“黑”（社会）与“恶”（势力）两个并列的名词。
“恶势力”并不是刑法的罪名，而是对近年来在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在相对固定的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的一种大肆实施多种违法犯罪活动的纠合性违法犯罪群体的泛称。
“恶势力”情况复杂，组织程度和危害大小都各有差异，但概括起来，一般都具备以下特征：
1、组织结构相对松散性。从组织结构上看，“恶势力”成员一般为三人以上，有比较明显的组织者、领导者，经常纠集在一起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但属于时分时合、时聚时散的松散性群体。
2、活动空间相对固定性。从活动范围上看，“恶势力”一般在相对固定的区域或行业内活动并形成违法犯罪势力，包括地域性“恶势力”和行业性“恶势力”，如村霸、市霸、行霸、路霸等，这些“恶势力”在其活动区域内为害一方，欺压百姓扰乱治安秩序，使群众缺乏安全感，为一方百姓所痛恨。
3、行为方式相对公然性。从犯罪手段上看，“恶势力”的违法犯罪行为带有明显的公开性和暴力性，作案手段残忍，欺压、残害百姓。其成员借助组织的恶名和非法势力，动辄伤人、敲诈勒索、聚众斗殴，寻衅滋扰，以暴力、威胁手段垄断经营，有的还从事黄、赌、毒活动。
4、犯罪内容相对多样性。从作案内容上看，“恶势力”犯罪内容多样、触犯罪名多种，如聚众斗殴、故意伤害、敲诈勒索、欺行霸市、放高利贷、暴力讨债、强奸妇女、强迫和容留他人、开设地下等。
“恶势力”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有一些共同点，如都具有名目不同的组织形式，人数较多，拥有固定或者相对固定的活动范围，经常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进行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破坏社会治安，妨害社会管理，扰乱经济秩序等，但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
具体案件如何区别，一般应从以下几点去分析：
一是考察主观目的。“恶势力”犯罪团伙实施违法犯罪的目的具有多样性特征，不以谋求非法经济利益为特定追求目标；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实施违法犯罪主要活动是为了追求非法经济利益，达到非法控制社会的一方、一行业的目的。
二是考察客观行为。“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的公开性和一定盲动性，体现了“恶势力”团伙的暴露性，一般不以合法身份掩饰违法犯罪活动，且政治、经济渗透能力不强，对抗社会的实力不足，一般还没有形成“保护伞”、关系网，同时“恶势力”团伙缺乏其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实力，因而势力范围较小；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具有隐蔽性和较强的社会对抗性、政治领域的渗透性、危害程度的严重性，体现了行为的复杂性，经济实力和政治势力范围的规模性和违法犯罪活动的选择性。
三是考察犯罪主体。“恶势力”犯罪团伙的组织者、领导者，又是直接参加者，他们是一些目无法纪、胆大妄为、为非作歹的人，一般都会赤膊上阵直接参与实施犯罪行为，获取眼前的非法利益；而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行为人分工明确，组织者、领导者一般都不直接参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而在幕后操纵、指挥其他成员实施违法犯罪活动。
总之，黑社会性质组织具有较强的政治、经济实力，较大的组织规模和较严密的组织形式，是社会危害性最大的犯罪组织之一，“恶势力”犯罪团伙，均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这些特征，因此，对“恶势力”的违法犯罪活动，只能根据其具体罪处罚，不构成犯罪的作出劳动教养等行政处分。
（二）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普通犯罪集团的区分。普通犯罪集团一般具有行为的单一性，它是以犯罪为纽带连结而成的犯罪组织，存在形式非常单一；黑社会性质组织虽然说是一种特殊的犯罪集团，但黑社会性质组织具有存在形式的复杂性，即它虽然是以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目的，使黑社会性质组织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它一般以企业、公司等经济组织为依托，以合法的工商活动作掩护，具有获取非法的经济利益以掩护黑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经济能力和经济基础；并通过贿赂等手段腐蚀政府官员以求得保护，从而具有政治渗透能力，形成了相对严密与稳定的组织结构。对于一些普通的集团犯罪案件，不能随便上升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对一些仅仅组织、领导或参加普通刑事犯罪集团，尚未实施具体犯罪行为的，一般不宜按犯罪论处。组织、领导或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即构成本罪，而且是犯罪既遂，不要求行为人具体实施了其他犯罪行为。
黑社会性质范文篇3
关键词：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特点：发展趋势；防控措施；
“黑社会”一词，近年来在我国已渐渐被人们所熟悉，不仅仅是因为通过港台作品的传播，更重要的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已受到黑帮分子的迫害。由于境外黑社会组织的渗透影响，国内新旧体制转换中社会制约机制的相对弱化和基础工作的薄弱、家庭和学校教育失当及预防控制等方面存在的疏漏，导致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正呈现出一种向恶性发展、高级形态演化，并在局部地区向国际舞台迈进的态势。黑社会性质犯罪已对国家和社会生活及经济秩序产生了严重的危害，成为当前危害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因此，打击黑社会性质犯罪工作刻不容缓，这不仅对于保障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实现经济体制顺利转机，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更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
一、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特点
（一）在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内部有一定的层次和分工及帮规。
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成员较多，他们长期纠合形成一个固定组织，这些组织大多有一定的组织名称和明确的组织宗旨。在犯罪组织内部有一定层次，居于最高层次的是被称为“老大”、“舵爷”等类的首恶分子，整个犯罪组织的活动由其一手操作和控制，在其之下，还按一定的方式排定座次，形成具有等级层次的组织体系，并有明确分工。组织的为首者为控制其手下成员，维持其犯罪组织的动作和保证其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大多制定有严格而残酷的帮规，违者要给予一定处罚。
（二）犯罪活动向经济领域渗透
由于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基本目标是追求经济利益，因而其犯罪活动在类型、作案手段等方法显示出明显的经济倾向性。贩毒、敲诈勒索、绑架、收取保护费等犯罪活动大都是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杰作”。1991年盛夏，四川省宜宾市一个以劳改释放人员唐昌明、李兵、唐礼明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在短短七天内先后杀死2人、杀伤3人，被害人均系因拒不交付勒索费而被杀的。暴力犯罪手段使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迅速积累了成千上万的钱财，初步完成了“犯罪资本原始积累”。这些巨额财富除供犯罪成员挥霍享乐外，还使犯罪集团拥有雄厚的恶性膨胀发展的经济基础，形成独特的经济犯罪，从而进入“犯罪资本商业化阶段”。
（三）以合法的经济活动掩盖非法活动
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为了拼命追求经济利益，往往既搞合法经营，又搞违法犯罪，其违法犯罪活动不少是在合法活动的掩盖下进行的，经营的行业涉及若干方面。有的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以合法的名义投资的工厂、企业，其机构建制、管理模式、经营方法等与主流社会的一般企业没什么区别，他们使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机器设备及工艺流程，生产出来的产品畅销，有知名度，受到社会的普遍欢迎，俨然就是个有相当经济实力、守法经营的现代化企业。涉足金融领域使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上层人物完成了以“鸡鸣狗盗”式的梁上君子，到隐迹江湖的“帮主教父”，再到雄踞都市、炙手可热的财阀大亨角色的转变，用台湾黑帮头目的话说：“打杀争地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以高的国际贸易，赚的是大钱。”
（四）大肆腐蚀政法官员，寻求靠山保护
因为有了政治后台和保护伞的黑社会性质犯罪势力就会由地下转到地上，由违法犯罪活动与经济活动的结全，进入广泛的社会活动与广泛的社会活动与政治活动的结合起来。所以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为了长期生存，捞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和有效地逃避打击，总是力图将其触角伸向党政机关和执法部门；他们以金钱贿赂，色情引诱等手段，腐蚀我内部人员中的意志薄弱者，拉人下水，使之成为其靠山和保护伞。犯罪分子尤其重视在公安机关内部寻找保护伞，在他们的拉拔腐蚀下，有的公安民警同其吃吃喝喝，称兄道弟厮混在一起，有的给这类犯罪分子通报公安机关将采取的侦缉措施，以使他们逍遥法外。在有些案件中，由于有内部人员泄露秘密、通风报信，导致侦破工作难度很大，甚至有些已为瓮中之鳖的犯罪分子也能事先得到消息而逃脱。
（五）有一定的武装对抗能力
以近年来破获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案件来看，大多拥有枪支、管制刀具等作案工具。有的犯罪分子走到哪里枪都不离身，在作案时往往自持有枪支等凶器，胆大妄为动辄持枪威逼受害人，甚至随意开枪杀人，不仅极大地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也对我公安民警的人身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近年来，我国已有多名公安民警在执行任务中这类犯罪分子打死打伤。
二、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发展趋势
（一）日趋严重，进行多种犯罪，且手段向更新化发展。
多年来，一些人讳言我国存在黑社会犯罪。当黑社会势力迅速扩大蔓延，在许多地方形成社会治安的最大隐患时，一些人也只是承认存在黑社会性质犯罪。一般来说，在中小城镇形成完整意义上的黑社会比较困难，最多是雏形但与其也社会现象一样总是处于流动状态，也会时俱进，形成更大规模的黑社会犯罪组织，这一点毋容质疑。近年来不断查获的规模庞大的走私集团和职业性贩毒集团以及组织“人蛇”偷渡案，均已具备了构成黑社会的完事要件。以赖昌兴为首的家族走私集团为例，仅偷税漏税之巨、牵连官员之多，经济犯罪与腐败高官沆瀣一气，打造权钱权色交易链条之复杂，决不亚于国外的黑社会犯罪，完全具备了完整黑社会的构成要件，所以在今后一段时间，中国大陆将存在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如果任其发展，那么大规模黑组织的形成也会指日可待。
黑社会性质犯罪往往集多种犯罪于一身。根据对四川省乐山市以李泽云为首的“莽哥”集团、成都市“罗马”集团、资阳市“黑豹”集团及宜宾县的狄绍伟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等在全省有影响的黑社会组织作案情况的统计分析，这些犯罪组织涉案类型都在五种以上。传统的犯罪项目诸如抢劫、及“收保护费”等，虽然照干不误，但由新一代犯罪集团“发扬光大”，已不仅仅崇尚于赤裸裸的街头暴力，更趋向于隐蔽，手段也更加巧妙。与此同时，他们向更为安全、广阔的经济领域和科技领域开拓发展，以及花样更新的犯罪活动，诸如巨额金融诈骗、电脑犯罪等层出不穷。从总体上看，新型犯罪手段更具有隐蔽性和智能性，风险小而利润高。以电脑诈骗为例，电脑操作员只需在输入信息时将数据稍作修改后就能转走大笔款项；电脑欺诈的行为人精通专业知识，能轻而易举地抹掉犯罪证据而不被查获。
（二）黑社会性质犯罪装备趋向正规化、现代化
为了便于控制指挥及逃避公安机关打击，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拥有先进的杀伤性武器和现代化交通、通讯工具。作案时，他们一呼即出，成群结伙；遇有“险情”，他们就互相通知逃之夭夭，用此法与我公安机关抗衡周旋，同时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购置大量的汽车、摩托车、手机等先进的交通、通讯工具，并把这些工具直接用于犯罪活动，与政法机关抗衡。在1995年3月中旬开始的春季严打斗争中，琼山市公安局将帮号为“32军”的黑势力犯罪团伙一举歼灭，并缴获军用手枪4支、冲锋枪2支、子弹230发、手榴弹2枚，吉普车、轿车、摩托车十余辆。该犯罪团伙凭借先进的武器装备及现代化交通、通讯工具、疯狂作案，肆无忌惮；短短一年中，作案38起，杀死杀伤20余人，在案发后公然拒捕，与我公安干警展开激烈武器对抗，并打伤我一名干警；事后，又凭借先进交通工具逃之夭夭，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
有的犯罪集团为了提高成员所谓的“素质”，还定期举行专业技术培训，使他们能够熟练掌握各种交通、通讯工具，并能够准确地运用枪支，以便在作案时能够迅速准确地得手，事后又能够快速逃离以逃避打击；而且他们有统一着装和固定的活动场所，定期由专业人士进行正规化培训。
（三）黑社会性质犯罪越来越趋向于国际化
随着我国加入WTO，国际交往进一步扩大，我国有巨大消费市场，极大地吸引着国外的黑社会组织涉足其中，企图分一杯羹。
1、国际黑社会组织加速对我国的渗透。国际贩毒组织和走私集团已经同我国境内的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勾结起来，直接进行国际化的走么、贩毒及其他犯罪活动。近年来，国际黑社会与我国黑帮分子相勾结，频繁从事偷渡非法移民活动，2000年发生震惊世界的英国多佛港58名偷渡人员丧命惨案就是由荷兰籍黑帮头目指挥我国国内的“蛇头”，组织我国福建省公民到东欧，再转到英国。厦门、宁德等地还发生多起拐骗妇女偷渡出境案。一些犯罪活动使单个的黑社会组织很难顺利完成，因此，以犯罪集团的联合对抗政府组织的合作势在必然，有眼光的“黑老大”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地盘，开始在外面的世界另外开拓新的空间和合作伙伴。近年来，我国境内黑社会组织越来越多的联合从事制造、贩卖、组织偷渡、走私文物等犯罪活动，这些都是黑社会性质犯罪活动趋向国际化的具体反映。
2、港、澳、台黑社会分子直接闯关，发展黑社会势力。目前，香港著名的黑社会组织有“14K”“三合会”，台湾的有“竹联帮”等。据公安部门统计，80—90年代初，台、港、澳黑帮在福建、广东沿海等地发展350多个黑社会组织吸收成员500多人。90年代以后，更多的港、澳、台黑帮渗出透到内地。尤其是当港、澳、台地区加紧“打黑”之际，当地黑社会的许多老大和骨干成员纷纷逃到大陆避风。他们继续重操旧业，在大陆物色和发展黑社会势力，屡做大案。前几年在广东被处决的张子强就是典型一例。
三、扼制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基本对策
2000年，公安部作出了“打黑除恶”的专项斗争，一年多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以总体上来看，主要是打掉了一批浮在表面的黑恶势力，对埋得较深的保护伞，也是一次重伤，至于那些组织形式严密，经济实力雄厚，伪装得比较巧妙，以合法掩护非法的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尽管也受到了震撼，但真正揭露出来，并受到惩罚的并不多，仍然有一些非法的黑社会组织盘根错节，很难攻破。今后，中国警方“打黑”任务更加艰巨。
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打击，应当以战略和战术上下功夫，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和建立“打黑”的长效机制，在战术上要立足于公秘结合，灵活应变。
（一）战略对策
1、加强“打黑”立法，为打击黑社会性质犯罪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武器。“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立法原则，要求我们在打击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以下简称“打黑”）上必须具有超前意识。1997年我国《刑法》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有关规定，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认为量刑明显偏轻，一方面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头目和骨干分子基本上都是罪大恶极的惯犯，应从严从重惩处，《刑法》应该对此单列条款；另一方面凡包庇纵容违法犯罪活动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犯罪行为上有明显的直接故意，应以共同犯罪以严以重论处，防止黑社会性质犯罪向政治领域渗透。
2、切实增强政治责任心和“打黑”意识。各级公安机关必须以贯彻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出发，充分认识“打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用政治的观点来分析其严重危害性，以巩固政权，维护社会稳定，保卫经济建设，服务人民群众的大局出发，始终把“打黑”工作摆在突出的位置。
3、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以经济上扼制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发展。反黑实践证明，经济渗透以投资为主要形式，且投资方向多为第三产业，尤其以舞厅、卡拉OK厅、饭店、夜总会、打靶场等娱乐场所居多。因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文化管理部门应加强对“三资”企业和娱乐业中涉嫌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活动监控，为公安机关反黑阵地控制做为配合。具体地说，要做为以下工作：一是把好企业的验资注册登记关，企业的验资登记注册是企业法人成立并开始运转的必经途径，工商部门应适当延长对涉黑企业的审查期限，并立即向公安机关通报信息，使公安机关及时获取黑信息，防止境外黑社会组织的渗透行为和“洗钱”行为；二是把好经营活动关，要把企业法人、经济组织的经营活动纳入市场经济法制轨道，工商管理部门应采取定期或不定期的核查，监管“涉黑”配合公安机关开展防范打击工作；三是完善地方性娱乐业管理法规，制定对娱乐业的投资主体、投资项目、经营方法和内容的检制及惩戒措施，配合公安机关开展对色情、等活动的专项治理工作。
4、要加大反腐败力度，坚决消除保护伞。
一是严格制定完善反腐败的专门性法律法规；二是必须建立强有力的反腐败机制，加强外部控制。犯罪分子和腐败分子具有很强的对抗性，为设置障碍、封锁消息必须强化国家反腐败的权威，保证其在正确运用权力的前提下，加大反腐工作力度，逐步铲除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土壤；三是必须建立和完善反腐败举证和证人保护制度。
5、加强对有可能滑入犯罪组织的相关人员的预防。一是加强对违法青少年的帮教工作，这些人是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有生力量和“后备军”，如不争取就有可能被黑社会团伙拉拢入伙。为此，党政各部门、社会各团体乃至各个家庭都要负起责任来，针对青少年的特点，开展教育；二是针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成员大多为“两劳”释放人员的特点，做为这些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乃当务之急。要帮助他们重新步入社会正轨，从而达到预防重新犯罪，减少犯罪的目的。
6、改革公安体制，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适应“打黑”斗争的需要。
（1）改革“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领导体制。“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领导体制，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年代或许是适宜的，但在转向市场经济以后，由于地方各级公安机关归属当地党委政府领导，在人财物各方面都受制于当地政府因而他们只对本地方的党政领导负责，这会助长地方保护主义，甚至会对抗中央的政令统一。因此必须将“以块为主”改为“以条为主”，各级公安机关的重要领导，其任务应由上一级主管部门决定，地方公安机关所需经费和装备，也应该主要由国库开支，至于在业务指导方面更须贯彻“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
（2）建立一支“打黑”专业队伍。实践证明“打黑”与惩治其他犯罪不大一样，它既要有刑侦工作的方针指导，又要引入国内安全保卫工作的方针。有的还需要“打进去，拉出来”，特别要注重收集证据。总之，侦破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需要一整套的工作谋略和方法。“打黑”必须稳、准、狠，同时，还要注意保护民警。
（3）“打黑”工作要注重与其它省地公安机关的协作，确立一定的情况通报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对策研究会，联合侦办跨区域涉黑案件，并逐步使其制度化、实效化，以提高公安机关对黑恶犯罪的侦控能力。
（4）“打黑”还必须注重公安机关与法院、检察院等部门之间的协作。办案中，公安机关要主动向政法委汇报“打黑”工作，加强与检察院、法院各部门的情况沟通，力争做到快捕、快诉、快判。
（二）战术对策
1、调查摸底，广辟情报线索。信息的畅通和灵敏度关系到“打黑”的成败，要广辟信息渠道，建立广泛灵敏的信息网络，把信息的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角落，把情况网建到社会最基层，加强秘密力量建设，及时了解和掌握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活动情况。
2、周密设计，全力抓捕。在初查确认之后就应立即制定周密的缉捕方案，全力组织抓捕。对于已经全部摸清的组织集中进行抓捕，力求一网打尽，对于一时难以全部摸清的组织，要采取擒贼先擒王的办法，对首犯、要犯和骨干分子实行密捕，对首犯和骨干成员在逃的，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坚决抓捕归案。
3、适时公开、广泛发动。统一搜捕后，“打黑”工作转入公开，及时宣传报道“打黑”斗争中取得的每一个胜利战果和人民群众的呼声。通过电视、广播公告等，召开各单位党委一把手会议及党员群众大会，努力增强人民群众“打黑”的信心和勇气，使被害人和知情群众能够积极检举揭发，提供线索和犯罪证据以彻底查清全部犯罪事实。
4、全面搜集，固定证据。要通过依法搜查集团成员住所及窝点，依法询问、讯问和查封、扣押以及运用技侦、狱侦等各种合法手段，全面搜集犯罪的各种证据，并充分利用录像、录音等形式予以有效因定为，为办理经得起历史考验的“铁案”做好准备。
5、深挖犯罪，除恶务尽。看一个地方黑恶势力打得不彻底，不仅看是否依法处理了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成员，更主要的是否揭露出了保护伞，对包庇纵容黑恶势力犯罪的腐败分子是否处理了，因此在“打黑”工作中，要把发现和揭露保护伞的工作作为重要一环，深挖发现保护伞的线索，及时掌握和固定有关的证据。对于发现的涉及党政机关和其他部门的人员的违法违纪问题要及时向上一级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报告，并及时移交检查院或纪检监察部门查处；对于涉及包庇和纵容黑恶势力犯罪的违法问题，不论涉及到什么人都要一查到底，依法处理。
参考文献：
1、李忠信《黑社会性质犯罪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版
黑社会性质范文篇4
〔关键词〕黑社会性质组织；组织特征；行为特征；经济特征；非法控制特征；司法认定
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由此我国进入了扫黑除恶的关键时期。2018年1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了《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指出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同时具备“组织特征”“行为特征”“经济特征”和“危害性特征”，但实践中许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这些特征不很明显。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应在把握法律法规的基础上，结合扫黑除恶的现实需要，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作出准确的司法认定。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贯彻党中央精神，进一步依法严厉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恶势力犯罪。
一、黑社会性质组织组织特征的司法认定
黑社会性质组织作为一种特殊的犯罪集团，具有犯罪集团的共同特征〔1〕，同时，作为一种高级的犯罪集团，又具备独有的特征。黑社会性质组织是黑社会组织的雏形，比黑社会组织危害程度小〔2〕。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有多方面的表现。（一）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结构较为稳定。首先，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所形成的组织，与一般的共同犯罪人员结合形成的团体组织有一定的区别。一般共同犯罪多为临时性组合，犯罪活动结束后团体就解散，组织随意而不严密；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所形成的组织结构严密而稳定，可长时间存续，不会随时成伙、随时解散。其次，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吸纳成员时有严格的标准，成员加入后需将组织活动视为其“职业”，尤其是对于“骨干人员”，不允许其随意加入或退出组织，各项活动均受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严格管控。再次，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时间较长，犯罪活动频繁、突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形成往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雏形是犯罪团伙。当这些犯罪团伙具备一定实力后，就会试图对社会进行非法控制，最后逐步演变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二）黑社会性质组织参与人数较多，组织内部分工明确。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规模通常较大，组织成员一般都在10人以上，其内部等级森严、分工明确。成员一旦加入，必须各司其职、不得越级。组织内部一般分为三个级别：第一级别为组织者，是具有绝对领导地位的“老大”；第二级别是入会较早、资历较深、贡献较大的“骨干人员”“积极分子”；第三级别是入会较晚、经验不足的“马仔”。组织成员做事需逐级上报，不得越级，一旦越级就会遭到严厉惩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和积极参加者的地位不同，一般有严格的等级，有明确的座次和地位，在组织内部各个成员有固定的称谓。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之前的负责人称“组织者”，形成以后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负责人称为“领导者”〔3〕。（三）黑社会性质组织有严格的组织“纪律”约束。由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严密稳定，等级森严，多从事比较严重的违法犯罪活动，所以其对成员管束极其严格。黑社会性质组织与家庭、普通单位一样往往有自己的“家规”和“单位章程”。这一要件可以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参考要件。（四）黑社会性质组织往往存在性别歧视。由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存在极端暴力危险性，因而绝大多数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为男性，且十分排斥女性。即使有女性成员，黑社会性质组织一般不会让其触及犯罪组织的核心活动，只是指派她们从事一些渔利的相关活动。黑社会性质组织中女性的地位极低，经常被作为“物品”进行交易，组织内部对女性成员的打骂凌辱也十分常见。
二、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特征的司法认定
《刑法》就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特征”规定概括为三种手段，即暴力手段、胁迫手段，以及这两种手段以外的其他各种各样的手段。该组织的行为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一）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暴力性。黑社会性质组织所进行的犯罪活动以绑架、抢劫、故意伤害、强迫交易、故意毁坏财物等犯罪占多数，其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多以打架斗殴、寻衅滋事面目出现。黑社会性质组织在社会上大多进行收取保护费、替人讨债、帮助非法拆迁等违法犯罪活动，而一旦目的无法达到，就会使用暴力、威胁等手段对势单力孤的群众进行欺压。（二）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地域性。黑社会性质组织一般存在于一定自然区域、行政区域或行业区域内，例如黑社会性质组织在某市、某村、某厂称霸一方，亦或是在房地产、娱乐、休闲、餐饮、运输等行业范围内进行大规模非法垄断经营。（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稳定性。首先，黑社会性质组织一旦形成，其活动的区域就会相对稳定，在固定的自然区域、行业区域或行政区域内实施犯罪活动，其组织结构较为庞大，人员较为集中，很少流窜作案。其次，其活动内容、涉及范围也相对固定。（四）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结合性黑社会性质组织所进行的犯罪活动，一般是多种犯罪的结合，很少会出现单一的犯罪形式。同时，黑社会性质组织成立就是为了实施犯罪活动，一般实施多种犯罪活动，目的是攫取更多的非法经济利益。例如，黑社会性质组织在替人讨债的过程中会涉及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等犯罪；在其业务涉及娱乐服务行业时，则有强迫、拐卖妇女儿童、强奸等犯罪行为，故意杀人的犯罪也会存在。
三、黑社会性质组织经济特征的司法认定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特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成立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目的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二是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三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利用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持自身的违法犯罪活动。这些要件在具体实践中表现得纷繁多样。（一）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追求经济利益。加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在社会上多为无业游民、闲散人员，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温饱成忧。但是这些成员集结成黑社会性质组织后，便可不劳而获，通过放高利贷、收取保护费、开设等可以使他们在较短时间内获得大量的经济利益，进而获得更高层次的物质满足。黑社会性质组织即使从事一般经济活动，也是采用强迫交易、打击竞争对手等手段垄断区域经济市场，以获取非法经济利益。（二）黑社会性质组织具有庞大的经济实力。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破坏社会管理秩序，以非法手段聚敛了大量的不法财富。目前，随着时间的推移，黑社会性质组织已从早期的实施暴力活动、非法获取巨额财富，转变为更多地运用表面合法的手段掩盖其非法活动的目的。比如，黑社会性质组织成立所谓的“公司”，以“公司”为依托，实行“市场化”运作。一旦通过正常经营手段无法获取巨额利润，黑社会性质组织就抛弃所谓的“合法经营”手段，使用暴力犯罪手段打击竞争对手，进而垄断一定地区的生产要素市场和一定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成为具有庞大经济实力的一方恶霸。（三）用非法获取的经济利益支持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活动。黑社会性质组织将所获经济利益全部或部分用于其违法犯罪活动或者用于维系犯罪组织的生存、发展。一方面，获取经济利益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本人生存所需和自身贪婪、挥霍的需要，同时也是用金钱拉拢一些腐败官员、豢养“保护伞”的需要；另一方面，黑社会性质组织将大量的资金用于购置犯罪工具、扩展非法获利途径，以壮大组织的规模和势力。同时，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表面的“正常经营”活动将非法收入转化为合法收入，试图逃避司法机关的打击。这种洗钱行为实际上就是“以商养黑”，进而暴力犯罪，反过来又“以黑护商”“以黑养黑”，这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特征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的特有表现。
四、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控制特征的司法认定
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形成重大影响，获取经济利益，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通过对社会的一定控制，进一步攫取巨额经济利益。一般来说，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非法控制特征有两个必备要件和一个参考要件。（一）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暴力活动，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暴力活动，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这个要件是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控制的两个必备要件之一。“一定区域”即一定的空间范围，既包括有一定数量人群共同生活的区域，如农村的乡镇、城镇的街道或者较大的社区，也包括具有一定生产、经营功能的非行政区域，如矿山、工地、市场、车站、码头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重大影响”与对一定区域或者行业的非法控制相比，虽然相对较弱，但也具备一定深度和广度的影响力。司法实践中，可以结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活动的次数、犯罪性质、犯罪后果、犯罪侵害的对象、造成的社会影响及群众安全感下降的程度等因素，综合判断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控制力与影响力。（二）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控制社会，称霸一方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控制社会，称霸一方，这一要件是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控制的另一个必备要件。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活动形式就是违法犯罪活动，这些违法犯罪活动包括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敲诈勒索、非法拘禁、强迫交易等，这些重大违法犯罪活动对一定区域、一定行业的社会成员造成心理强制、威慑，甚至该行业的社会成员不敢通过举报、控告等途径向司法机关反映情况，其合法权益根本无法得到保障。因此，必须严厉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以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三）黑社会性质组织利用个别公职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实施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以合法机构作掩护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个别公职人员作“保护伞”将其组织合法化，但这一特征并非必备要件。这一要件只是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控制的参考要件。形成、活动时间较长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为了减少犯罪活动阻力、逃避打击，往往以拉拢、收买、威胁等手段反复向个别公职人员寻求保护，从而导致黑社会性质组织一度时期非常猖獗，拥有“保护伞”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往往是更严重的犯罪，危害性更大〔4〕。因此，对黑社会性质组织必须始终保持高压态势。综上所述，黑社会性质组织同时具备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以及非法控制的基本特征，这些法定特征互相依存、互为条件。司法机关只有准确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才能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一般的犯罪集团区别开来，做到不枉不纵，严厉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以保障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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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社会性质范文篇5
内容提要: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早已明确，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立，需具备组织结构特征、经济实力特征、行为特征和非法控制特征。但具体这四个特征如何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却分歧颇大。本文紧密结合某省“打黑除恶”斗争的具体实践，对现阶段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司法认定予以讨论。
一、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界定
我国刑法学界和刑事司法界一般认为，所谓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指具有黑社会犯罪组织的某些痕迹和性质，但还不具备黑社会组织的完整特征，属于介于犯罪集团和黑社会之间的，向黑社会过渡的一个中间形态。①也就是说，黑社会性质组织是黑社会犯罪组织的初级阶段，具有黑社会的一些组织特征和行为特征，初步具备了黑社会属性的犯罪组织。②从犯罪组织的发展规律研究，黑社会性质组织作为犯罪组织，其发展规律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一般表现为：一般的犯罪团伙——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黑社会的犯罪组织。③从总体上看，中国大陆绝大多数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别是黑社会势力仍属于非正规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不十分严格、具体，初级群体的特点十分明显，特别是在活动范围和规模上与境外黑社会组织相比都有明显差距。因此，1997年刑法规定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没有规定典型意义上的黑社会犯罪。④可见，“黑社会性质组织”是立法者根据我国国情依时依势提出的一个法律概念。
根据刑法第294条第1款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指，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歹，欺压、残害百姓，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秩序的组织。为了更好地指导各级人民法院在具体实践中把握“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内涵与外延，2000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认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一般具备以下四个特征：(1)组织结构特征。组织结构紧密，人数较多，有比较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2)经济实力特征。通过违反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3)保护伞特征。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引诱、威逼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4)行为特征。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大肆进行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之所以强调“保护伞”特征，是因为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有组织地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公然对抗社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虽然存在，但毕竟是少数，如果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不加严格限制，打击面过宽，将影响社会形象，尤其是对外形象。应该说，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的出台对于正确区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一般共同犯罪、集团犯罪还是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但该解释对“保护伞”特征的强调，一方面似有超越刑法条文规定之嫌，另一方面也人为地使得一些案件无法按照相关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认定。2001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报告，认为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在刑法条文之外又附加了关于非法保护的要件，这突破了刑法条文的规定，导致打击不力。2002年4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研究了各个方面的意见后，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该解释明确规定：“刑法第294条第1款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应当同时具备以下特征：㈠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㈡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㈢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㈣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的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这也就是说，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当同时具备上述组织结构特征、经济实力特征、行为特征和非法控制特征。至于非法控制特征的形成，既可以是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也可以是通过“保护伞”。即“保护伞”特征只是非法控制特征形成的一种选择性途径而非必要特征。这一立法解释与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的解释之间形成较大的差异。
二、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司法认定
1.组织结构特征的认定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结构特征”是其区别一般犯罪集团最明显的标志。一般犯罪集团也具有一定的组织性，但这种组织性相对而言比较松散，主要是集团成员之间的联系。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构成，要求组织结构比较紧密，人数较多，有比较明显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即具有稳定性、严密性和人数多的特征。稳定性表现为它不是一个松散的临时纠合体，而是一个较长时期在一定地域从事犯罪活动的稳定的组织；严密性表现在该组织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
结合司法实践，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结构特征”的认定，主要应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把握：
(1)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形成时间较长，我们认为，一般在6个月以上为宜。刑法条文和立法解释并没有明确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时间方面的内容。但是，考虑到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在组织结构上所具有的稳定性，其形成时间应当成为认定的一个因素。
(2)组织者、领导者在组织中比较明确，骨干成员基本固定，并且基本固定的骨干成员在3人以上。“组织者、领导者”通常是指组织、领导、策划、指挥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犯罪活动的人，其本身通常不直接参与实施具体的犯罪活动。骨干成员相对稳定，即首犯以外的其他主犯相对稳定；一般来说，具体犯罪活动由首犯或者其他主犯指使或者默许，犯罪实施完毕后向其汇报，实施具体犯罪成员的报酬也由主犯或者其他首犯提供。从目前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的特点看，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已经从台前退到了幕后，对于实施一般犯罪活动，自己并不亲自出面，而是隐蔽在幕后指挥。
如何界定骨干成员？“骨干成员”通常是指从组织者、领导者那里领受任务又指挥和积极参与实施具体犯罪活动的人。骨干人员的认定，不能仅从参与次数与参与时间上来界定，而应该从其在该黑社会性质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在组织中得到的经济利益，往往可以判断出其在组织中所处的地位。
关于基本固定的骨干成员的人数，有些地方的司法机关将其解释为5人以上。我们认为，从中央提出的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要“打早打小”的方针考虑，将基本固定的骨干成员人数解释为3人更为合适。因为，目前人口流动性强，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中基本固定的骨干成员不是太多，如果将骨干成员规定为5人以上，有些黑社会性质组织就认定不了，不利于“打黑除恶”斗争的开展。
(3)人数较多。关于“人数较多”的具体下限，有的学者认为，应按照刑法关于犯罪集团的下限来确定，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数界定为3人以上。⑤我们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作为犯罪集团的高级形式，在组织势力上更为庞大。为了适当控制刑法的打击面，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数应控制在10人以上为宜。从司法实践出发，既包括相对固定人数在10人以上，也包括虽然相对固定人数在10人以下，但是为了实施违法犯罪临时纠集、雇佣参加者在10人以上。这主要是考虑到前述实践中直接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人员的流动性。从目前实践看，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实行了分级管理，进行分散活动，需要实施违法犯罪时，由骨干成员临时召集有关人员。这主要是出于节省大笔开支的考虑。因为这些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较之豢养大批固定打手要更经济。此外，对于直接实施违反犯罪的人员采取临时召集而非固定豢养，也是为了逃避打击。因为这些人员更替频繁，流动性大，犯罪事实一旦被公安机关发现，也难以追查。
(4)有成文或者不成文的帮规、“家法”。从2000年开始打黑除恶专项工作以来，实践中有明确成文的组织纪律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几乎没有遇到过。这就有一个正确理解黑社会性质组织组织纪律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要从实质上来把握。所谓组织纪律，就是对成员的行为予以约束的规范。只要该组织存在较为明确的行为规则，用以保障黑社会性质组织顺利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规范，无论是否成文，也不论其内容是否繁琐或违反后惩罚的严厉程度如何，都不妨碍其作为组织纪律的性质。这一点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领导曾撰文予以明确。⑥如在徐来良涉黑组织中，徐来良手下有三位得力干将，即叶泗旗、范文龙、魏锋。叶泗旗手下有7人，魏锋手下有8人，范文龙手下有2人。组织结构呈现出金字塔型，下级服从上级，上级提供下级生活费用等。该集团的许多人都集中住宿、统一用餐并统一配备了刀具，平时生活费用主要由徐来良支付，有事情只要徐来良或者其直接手下叶泗旗、范文龙、魏锋等吩咐，组织成员都要积极参加，否则就会被徐来良、叶泗旗等人责骂。从该组织的管理可以看出，该组织的纪律是：手下人必须服从领导，否则将被责骂。虽然该纪律并不成文，违反后的惩罚也不血腥。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情况下，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帮规、家法并不具有反社会性，如规定“不准强奸、、”。有人认为这种规定对社会有益，因而不是帮规。我们认为，这种认识是有失偏颇的。帮规也不一定都是关于杀人放火的规定。即使是符合法律和社会主流文化的帮规，仍然是约束其组织成员行为的一种规范。并且，该规范归根到底还是为了保护该组织得以顺利地实施违法犯罪活动。
2.经济实力特征的认定
黑社会性质组织一般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这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得以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基础。根据立法解释的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实力特征是指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一般来讲，黑社会性质组织以获取经济利益为基本目标。它可以通过违法犯罪活动，如强行收取保护费、敲诈勒索、抢劫、抢夺、贩毒等方式取得，也可以通过正常的经营活动取得。司法实践中，认定该特征并不要求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全部经费都来自于有组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实力也没有固定标准，只要将其获得的经济利益用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即可认定该特征。对于“该组织的活动”，则有不同的理解。有人提出，“该组织的活动”应是非法活动；但有人认为“该组织的活动”包括合法活动。我们认为，该组织的活动包括合法活动。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活动往往既有合法活动，也有非法活动。我们不能把合法活动排除在外。正确理解该特征，需要将“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与“有一定经济实力”及“支持该组织的活动”有机联系起来。
经济实力特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把握：
(1)从牟取利益的目的上看，是为了组织的利益而获取的经济利益，即组织及其成员为了组织的利益，以违法犯罪手段获取，或者以非法收益进行投资以及利用成立的经济实体营利取得的经济利益；
(2)对于获取的经济利益，一般由组织者、领导者或者骨干成员管理、分配，并被用于支持组织的基本活动。
(3)获取的经济利益，能够支持组织的基本活动或者组织成员的部分生活开支。
应当注意的是，不能仅仅因为对经济分配等个别细节问题无法查清而否定经济实力特征。如前述上虞市徐来良涉黑案件中，有人认为，徐来良获取的非法利益，虽然有给组织成员发手机、租房、发生活费等情况，但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具体是如何管理、分配经济利益，具体有哪些是用于支持该组织的基本活动、组织成员是如何从组织领取生活费以及领取多少生活费等不清楚，故认为该组织不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经济实力特征。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徐来良等人为了组织的利益，为了给组织成员提供生活费以及从事非法活动后逃避打击的开支，从2004年以来，通过开设、冲击其他人开设的等手段，牟取非法利益，对欠赌债不还的参赌人实施非法拘禁、殴打等方式逼取赌债，还通过强卖烟火进行强迫交易获取非法利润，通过暴力威胁等方式多次插手招标投标活动，强迫竞争对手退出投标活动，低价中标后又转让工程非法牟取利益等方式非法敛财。徐来良将敛取的非法财物用于购买刀具，配备手机，给手下成员必要的生活开支，以维护该组织正常运转，进行非法活动。因此，该组织已经完全符合经济特征必须同时具备的要素。我们认为，第一种观点不符合实际。事实上，第一种观点已经承认了徐来良为了组织的利益而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并将获取的非法利益分发给组织成员等事实，只是认为具体分发过程不清楚而已。我们认为，具体分发过程不清楚，只是说明在分配环节上案件事实有不够清楚的地方，但不能否定整个组织的经济实力特征。
3.行为特征的认定
行为特征表现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歹、欺压、残害群众。从以往司法实践中处理过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看，一般采用暴力、威胁手段，多次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强奸、故意毁坏财物、敲诈勒索、强迫交易、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等犯罪活动，所采用的手段往往带有明显暴力特征。因此，一般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所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多具有暴力性、多样性，本质是对某一地区或者行业进行非法控制，公然与公权力对抗。犯罪的暴力性、多样性特征表明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在犯罪规模、能量、手段、社会影响上都要比犯罪集团更为严重、恶劣，应当严厉打击。
但从最近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犯罪采用的手段看，暴力特征正在淡化，而是采用更为巧妙的“其他手段”来达到目的。暴力特征淡化的原因有三个方面：
(1)人民群众内心的惧怕感。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前期的暴力犯罪，已经在一定区域内形成势力，当地百姓只要一听到某人的名字就感到惧怕。在一些地方，群众缺乏安全感，不相信当地政府而宁愿受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摆布。因此，该种情况下黑社会性质组织已经不需要用暴力手段就能为所欲为。
(2)平和手段的采用。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试图钻法律的空子，采用表面上似乎合法的手段来达到非法的目的。如在一些生意非常好的娱乐场所、饭店等，组织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分成若干组，每桌仅点一瓶啤酒，不进行其他消费，整天坐在那里聊天，妨害该场所正常营业，以迫使娱乐场所、饭店的老板允许其投资入股，或者被迫向黑社会性质组织交纳保护费。这种手段从形式上看，似乎没有不合法之处，公安机关即使接到报案后，也不能采取过分激烈手段制止其行为。
(3)暴力对物，手段隐蔽化。不直接对人实施暴力，而是对店面营业场所进行较小的破坏，如躲在暗处连续一段日子对一些店铺的门窗进行破坏。如果店主报案，公安机关认为事情比较小，一般不了了之。店主觉得难以继续营业，无计可施时，该组织就以充好人的身份，告诉店主只要每月交纳一定数量的保护费，就可以将这些事情摆平，安心开店。这些店主为了继续经营，虽明知是其所为，也只好忍气吞声，交纳保护费。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解释，结合社会形势发展，我们认为，认定为黑社会性质不应过分强调暴力性，无论行为人是否采用暴力，只要是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均可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利用组织的淫威对群众形成的心理强制，有组织地以非暴力手段实施滋扰他人正常生产、经营、生活秩序的，同样构成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
4.非法控制特征的认定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非法控制”特征，是指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对于“一定行业”的理解，有一个适应形势变化的问题。从目前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趋势来看，非法控制的“行业”有了新的变化。已经从以往垄断经营等合法行业转到控制一个地方的、色情等不合法行业。如实践中控制一定区域内行业的组织分工细密，有专人管理秩序、专人服务，工资支付、接送赌客、保护送人，被公安机关抓住后的罚款都是由报销。为了争夺场地或为收取保护费，有些涉黑犯罪团伙常常大规模聚众斗殴。
对于“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的理解，在司法实践中也有不同看法。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而采用非法手段控制一些不法行为，是否构成非法控制？如在联托运行业中，有的地方政府规定，联托运行业坚持“一线一家多点经营”的原则，合法的经营者在经过交通部门批准核定的线路享有政府赋予的专营权，其他经营者不得超过经营范围经营，不准经营与自己线路无关的货源。如果合法经营者为了排除未经批准的人员争抢生意，有组织地多次采用暴力手段将人打伤致残，致使他人不敢涉足，从而维护自己的专营权，这种以暴力手段来维护专营权的行为是否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构成中的“非法控制”？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维护了合法的社会秩序，因而不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构成中的“非法”控制。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虽然，从表面上看，该暴力行为的实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其实现该合法权益的手段非法。要防止不法经营者侵犯自己的合法利益，完全可以报告有关管理部门处理。采用暴力等手段形成的控制应视为非法控制。肯定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而采用非法手段控制不法竞争的行为，会助长私刑，造成对国家公权的侵害。因此，即使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而采用非法手段进行控制，排除不法干扰，同样可以构成非法控制。
至于非法控制的形成，根据立法解释的规定，并不以“保护伞”为必要。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比较有影响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往往具有“保护伞”。黑社会性质组织为了生存与发展，引诱、威逼国家工作人员加入或为其提供非法保护，或者其成员直接混入国家机关，或者通过合法、非法手段取得某种政治身份，向国家机关进行渗透，以寻求非法保护。从目前来看，黑社会性质组织选择性特征“保护伞”的特点正在弱化。从最近我们公安机关打击的涉黑案件看，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这个特点越来越不明显。一些黑社会性质组织往往不是通过保护伞，而是利用我们有关职能部门的行政不作为，来扩大自己的黑恶势力，达到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
司法实践中，“非法控制特征”可能表现为以下情况：
(1)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采用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扰乱行业、市场经营管理秩序，强迫交易、操纵市场、敲诈勒索、寻衅滋事、排斥其他竞争者，形成垄断地位或者重大影响。如浙江省宁波市陈永海涉黑案件就涉及到控制水产市场、烟草行业。
(2)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采用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对其经营者强行参股、强行摊派，或者利用组织的影响，强行收取保护费、强行罚款、强行干预他人正常的生产、经营、生活，影响恶劣的；
(3)在一定区域内操纵、控制色情、、高利贷、等非法交易，获取非法经济利益的。如宁波市陈永海案件也涉及到控制业，通过开设地下，指挥手下看护、放高利贷、砸毁他人开设的等，非法敛财。又如乐清市朱扬武涉黑案件中，朱扬武为首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控制了黄华镇歧头一带的石矿、船台填方、石矿运输等行业。
(4)采用暴力、威胁手段或者利用组织的淫威，多次代人强立债权、强索债务、非法拘禁的；
(5)为组织争夺势力范围、确立强势地位而多次或者大规模聚众斗殴或者采用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寻衅滋事、放火、爆炸等手段打击报复竞争对手的其他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秩序的情形。如徐来良涉黑案件中，通过确立强势地位而采用故意伤害等手段，打击竞争对手。
(6)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秩序的。
总而言之，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上，一定要把握黑社会性质的本质特征，牢牢把握立法解释所确定的“组织结构特征”、“行为特征”、“经济实力特征”和“非法控制特征”这四个基本特征。当然，从应然层面上讲，我们认为，除了“保护伞”特征作为选择性特征外，经济实力特征也不宜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所必须具备的特征。获取经济利益，并非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所特有，通过违法犯罪获取经济利益是绝大多数刑事犯罪所追求的目的。因此，经济实力特征既不是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所独有，也无法以之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其他犯罪相区分。
注释:
①参见康树华主编：《当代有组织犯罪与防治对策》，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
②参见周良沱：《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载李忠信主编：《黑社会性质犯罪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页。
③参见何秉松：《中国大陆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演变过程、规律及其发展趋势》，载《政法论坛》2001年第1期。
④王汉斌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中亦指出：“在我国，明显的、典型的黑社会犯罪还没有出现，但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已经出现，横行乡里，称霸一方，为非作歹，欺压、残害居民的有组织犯罪时有出现。”
黑社会性质范文篇6
关键词：甘肃省黑社会有组织犯罪特点成因对策
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作为当今世界的一个热点问题，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及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我国大陆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大约从80年代中叶在东南沿海一些城市冒头，迄今大致有20年左右的历史。随着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在内地许多地区不同程度都出现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近年来，甘肃省公安机关多次开展以打击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和流氓恶势力为重点的严打斗争，先后摧毁了李捷、李智为首的“李氏兄弟”、“陈氏兄弟”、李元杰为首的一大批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狠狠扫荡了各种流氓势力。但同时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毕竟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现象，为配合专项斗争的深入，了解掌握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特点及存在原因，把握其发展变化的趋势，正确认识斗争中存在的问题，从而采取相应的对策，把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消灭在萌芽状态，防止其滋生曼延。
一、甘肃省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特点
纵观甘肃省公安机关近年来破获的一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在很多方面都具有一些共性。这些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除具有团伙犯罪所具有的专业化、职业化、智能化、暴力化等特点外，还具有一些区别于其它犯罪的特点。
（一）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时间跨度较长。
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都有一个萌芽滋生发展的历程，其时间跨度数年、十几年不等。其最初形式总是表现为一般犯罪集团或恶势力打架斗殴、寻衅滋事等。随着其成员的不断扩大，组织结构、制度的逐步完善，慢慢演变为一个个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兰州市李氏兄弟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80年代初李智纠集一伙社会闲散人员，自称老大，经常出入各种卡厅、酒吧，打架斗殴、寻衅滋事。90年代初李智、李捷、李晖兄弟三人成立一家公司，以暴力讨债、收“看场子费”等形式在娱乐业称王称霸。90年代后期终于形成了带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于2001年被公安机关铲除，其形成时间前后跨度达十几年。
（二）黑社会性质组织呈金字塔型层级结构，犯罪主体以刑满释放人员、社会闲散人员和外来人员为主。
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内部分工明确，等级森严，帮规严格，有一整套反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作为精神联系纽带。如兰州市丐帮杀人抢劫团伙内有帮主，有团伙的统一标志，并制定有极为严厉的处罚规定。对卖水、企图或已经逃离团伙、独吞钱财、犯上等处罚时，有老大指派团伙成员采取毒打或用刀刺﹑砍﹑捅等手段，甚至杀害。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头目和骨干分子以刑满释放、劳教减除人员和有前科劣迹的当地人为主，犯罪意识强，有长期作案和对付公安机关打击的经验。其人员一般由社会闲散人员组成，年龄一般在30岁左右，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居多，以为犯罪集团卖力而生，对犯罪集团有较强的人身依附性，一旦出事便逃之夭夭。
（三）犯罪手段具有暴力性、多样性、疯狂性等特点，且具有逃避打击的能力，其社会危害性较大。
从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看，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大多集多种犯罪于一身，具有暴力性、多样性、疯狂性等特点。明里往往表现为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敲诈勒索、非法拘禁等违法犯罪行为，暗里则雇佣杀人、买卖枪支、弹药、抢劫、杀人，无恶不作。2002年4月抓获的李元杰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以兰州市“VJ”迪厅为据点，分别在兰州市城关区、七里河区、安宁区等地实施绑架、杀人埋尸、入室抢劫、强奸、轮奸、暴力讨债等犯罪，疯狂作案69多起，其中杀人4起，入室强奸3起，抢劫27起，给人民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李元杰之流犯罪手段极其凶残，令人震惊，他们曾将一名女子轮奸后，又各持铁棍逐个朝该女子头部击打，直至死亡。
（四）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逐步向党政，司法机关渗透。
2000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已不再将是否有“保护伞”作为认定一个犯罪集团是否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标志，但几乎每一个黑恶势力非法聚敛了大量财富，完成了所谓“原始积累”后，都会捞取政治资本，向政府部门渗透，拉拢党政干部，以官护黑。有的黑恶势力甚至操纵基层选举或亲自当选基层领导干部。甘肃李氏兄弟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之所以横行兰州，无恶不作，长期从事违法犯罪活动而未受到打击，其根本原因是李氏兄弟的父亲曾是甘肃省人民检察院的副检察长。同时李氏兄弟也多次利用金钱腐蚀，拉拢司法人员为其违法行为广开“绿灯”。权钱交易，这种权利的错位倾斜，直接导致社会治安秩序的松懈，对黑恶势力加以“保护”。最近国务院调查组对广西南丹县龙泉矿冶总厂拉甲厂、龙山厂的安全事故调查，也查出有涉黑势力参与其中。
（五）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成员文化素质较低。
无论是农村黑社会性质组织还是城市黑社会性质组织，一般都以无业游民为主。北京大学犯罪学专家康树华先生的研究表明，当代中国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80%的成员不工、不商、不农、不学，是终日四处游荡、不务正业的无业游民。这些人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初中以下占93%），缺乏社会公德，法律观念淡薄，谋生技能差，大多有、、打架斗殴、好吃懒做的恶习。如兰州市和政县马家保村尕李家村的马海比家族黑社会性质组织，全家4代37口人，没有一个人识字，在他们看来只要有棍棒刀枪，就有了一切，集“文盲、法盲、流氓”于一身。
（六）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成员逐渐年青化。
从甘肃省近几年来查获的几起涉黑案件，我们可以看出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成员年龄大多都在20岁左右。青少年时期正是个体由半儿童半成年人向成年人过渡的时期，这个时期生理变化快，但心理尚未完全成熟，加上阅历浅，知识经验贫乏，缺乏自我控制能力，是非辨别力差，使其成为违法犯罪的高危人群，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主要成员。同时，改革开放后，境外恐怖、音像、书刊、网络等新闻媒体对暴力、恐怖、色情活动及封建帮会思想，黑社会亚文化的渲染与传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的盛行。这一切都使青少年特别是易犯罪青少年感到迷茫、困惑，他们经不起诱惑，最终走上犯罪道路，步入黑社会性质组织，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二甘肃省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成因
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作为一种犯罪类型，与其它犯罪一样，有其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社会根源，就甘肃省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形成又有其特定的原因。
（一）当地公安机关对苗头性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问题认识不足。
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多数是从一般的违法犯罪活动起家的，之所以最终发展为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主要原因之一是当地公安机关对他们开始的“小打小闹”认识不足，认为是普通的刑事案件，有的把帮帮伙伙的相互厮杀，简单地认为是“黑吃黑”、“狗咬狗”；把那些打架斗殴、欺行霸市的行为孤立起来，当作是一般治安案件处理，而未将其所有犯罪行为联系起来作全面分析，没有看清其本质和危害的严重性，因而对黑恶势力掉以轻心，麻痹大意。正是在这样的纵容下，一些帮会、流氓恶势力逐渐扩张，最终发展为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
（二）黑社会性质组织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三大支柱是两劳减释人员，社会闲散人员，团伙犯罪分子，而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我省正是这三类高危人群的重灾区。只要条件具备，这三类人员极易组成犯罪团伙，并进一步向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目前，由于大量的“两劳”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无法安置，无人管理，其中一些人员出于贪图享受或仇视社会便网络不法分子组成犯罪集团从事“黑恶”犯罪活动。而被盗丢失的军警枪支和相当数目的仿制枪流散社会也为其提供了发展条件。同时历史上帮派结社，旧社会封建帮会影响仍然存在，再加上省内当前一些单位、个人为追求经济利益，大量引进、传播反映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影视作品，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滋生、蔓延起到了诱发和示范作用。
（三）组织严密，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凶残性，使得黑社会性质组织屡屡逃过查禁。
首先，黑社会性质组织有明确的组织分工和纪律，犯罪有较强的隐蔽性、凶残性，对外密不透风。其次，黑社会性质组织具有一定的经济社会实力，力量大。再者，黑社会性质组织黑商结合，政商一体，容易蒙骗社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上述三个自身优势，使黑社会性质组织屡屡逃过打击。当前群众不敢报案或报案不及时使黑社会性质组织得不到查禁。有些群众怕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后台硬，执法机关不会动真格查处，更怕执法机关里面有腐败分子给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有的则怕犯罪分子同伙报复，更怕犯罪分子关了几天出来后报复因此宁人息事，岂不知这一切都助长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滋生和蔓延。
（四）立法相对滞后，打击不力，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滋生、蔓延的又一重要因素。
1997年3月通过的新《刑法》中规定了一系列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名，但是比较原则、宽泛，极易造成法律适用上的误差。2000年12月份，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出台。“打黑除恶”斗争以前，各地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现状没有认真作过系统的调查研究，反黑工作是处在自发的阶段。由于涉黑案件投入大，办案周期长，面临阻力大，民警缺少执法实践和相应的业务培训，公安机关办理涉黑案件往往孤立办案，就案论案，直接削弱了打击效能。
三甘肃省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对策
甘肃省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在今后一段时期仍将继续存在和发展，犯罪领域继续扩大，政治渗透加剧，并可能省内外，境内外黑社会势力相勾结，形成跨区域，跨省、市甚至跨国界的黑社会犯罪组织。因此，我们要牢固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针对涉黑犯罪组织的产生发展的原因及其活动的规律特点，有的放矢，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坚决予以打击。
（一）深入排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流氓恶势力犯罪线索。
为了有效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防止其发展蔓延，我们必须多渠道，多层次，全
方位搜集犯罪线索，深挖涉黑犯罪组织和流氓恶势力，决不能坐等其形成气候再去打击。
1、深入基层，认真排查社黑犯罪线索。
基层派出所，刑警队和治安队要适时组织警力深入到乡镇、村、街道、居民小区、厂
企业、交通沿线、物资集散地和农贸市场，认真倾听群众呼声，从群众反映强烈的治安热点、难点问题入手，深挖涉黑和流氓恶性势力犯罪线索。对获取的线索，要逐一登记造册。公安机关领导同志要深入群众微服私访，注意发现漏排的原因，及时排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2、大造宣传声势，形成舆论氛围。
在抓好内部排查的同时，还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加大对外宣传的
力度，大力宣传公安机关打击涉黑犯罪的决心和采取的措施，宣传党委，政府对打黑工作的态度，让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和支持公安机关的打黑工作，积极检举揭发涉黑、涉恶犯罪线索。通过召开公捕公判大会，公开审理涉黑犯罪分子，壮大斗争声威，教育和鼓舞广大人民群众同黑恶势力作斗争，通过表彰奖励有功人员和见义勇为的群众，激发群众的斗争热情。妥善解决因公务伤亡民警和见义勇为群众的抚恤金和医疗费以及善后处理等问题，保护广大公安民警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3、强化情报信息工作，努力搜集深层次涉黑犯罪线索。
针对涉黑犯罪组织具有一定的威慑力，群众存有畏惧心理，要注意使用好秘密侦查手
段，在宾馆、饭店、歌厅、舞厅、游戏厅、影剧院、美容美发、洗浴按摩、出租车、出租房屋等涉黑组织成员经常涉足的行业、场所和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重点区域、部位以及与其交往的人员中物色秘密力量，努力获取一些高层次的情报信息。
4、增强打黑侦查意识，注意在日常工作中发现涉黑线索。
涉黑犯罪组织成员多，涉案数量大，犯罪线索千头万绪，只要我们分工细致，随时可能发现线索，侦查，治安，缉毒，交通等部门在查处伤害，寻衅滋事，聚众斗殴，侮辱妇女，敲诈勒索，强买强卖，涉枪，“黄、赌、毒”等违法案件，打击乡霸街霸市霸，车匪路霸工作中，不要就事论事，就案论案，草率处理。要注意增强打黑侦查意识，深挖细查，一查到底，从中发现涉黑犯罪线索。
5、加强与工商、税务、文化、商业等部门的协作配合，拓宽线索来源渠道。
涉黑犯罪组织大多开办经济实体，从事非法经营活动，存在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规和偷税漏税等行为，经常涉足文化娱乐宾馆及其他高消费场所，有的还直接经营这些行业，将其作为活动的据点，进行、淫乱等违法犯罪活动。工商、税务、文化、商业等部门掌握他们大量的违法犯罪事实。公安机关要与上述部门建立联系制度，从帮助他们解决治安问题的需要出发，在做好治安管理工作的同时，进一步拓宽视野，从中发现一批涉黑犯罪线索。
（二）强化专案侦查和破案攻坚，及时打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
1、落实打黑责任制，建立专职打黑队伍。
落实打黑责任制，关键是要落实领导责任制，公安机关特别是县级公安机关的一把手，作为打黑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认清涉黑犯罪的危害，真正把这项工作纳入重要日程，履行“为官一任，保一方平安”的职责。落实打黑责任制，重在把打击的责任落到位，建立专职打黑队伍。打黑工作任务特别繁重和有条件的地方，要设立专门结构，负责协调，指导和开展打黑工作。其他地方要在刑侦部门内设打黑直属队。注意加强打黑队伍的管理和培训，不断增强侦破案件的能力和制服犯罪的水平，提高打击效率。落实打黑责任制，必须落实责任制倒查追究制度。对那些麻木不仁、打击不力，导致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在一地长期横行的，要追究当地公安机关主要领导的责任；对因措施不力、畏难退缩，应该打掉的涉黑犯罪组织而没有及时打掉的，要追究有关职能部门领导的责任；对因敷衍塞责、应付差事，应该发现的涉黑犯罪线索而没有发现的，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2、坚持挂牌督办制度，落实领导包案责任。
基层公安机关要将掌握的涉黑犯罪线索和有关证据材料逐级上报。省公安厅要对影响和危害较大，跨县、市作案以及县级公安机关侦办有一定困难的犯罪组织挂牌督办。对于关系网复杂，涉及到地方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当地公安机关打击处理难度大的涉黑犯罪组织，省公安厅或市公安局要组织警力直接指挥侦办，或组织异地警力交叉办案。
3、强化内线侦查，攻克重大涉黑犯罪组织。
对组织严密，分工明确，隐蔽性强，作恶多端，特别是有复杂关系网，强大保护伞的涉黑犯罪组织，要充分利用内线侦查手段。首先要通过秘密手段获取必要的情报信息，搞清其组织结构，人员分工，活动范围，犯罪手段等基本情况，为开展内线侦查做好准备。其次是采取“拉出来，打进去”的方式为我所用。
4、抓住薄弱环节，选好突破口，及时破案。
涉黑犯罪组织的首要分子和骨干成员，大多受过公安机关的打击处理，具有一定的反
侦查伎俩，审讯难度较大，在审讯时，要在选准突破口和搜集犯罪证据上下功夫。一是在犯罪成员中选好突破口。涉黑犯罪组织虽然作恶多端，但内部人员却有主有从，我们要努力争取那些被迫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成员，促其戴罪立功，以次为突破口分化瓦解犯罪组织，达到突破全案的目的。二是在犯罪案件上选好突破口，尽快搜集证据，拿下口供，有目标，有步骤地突破大案要案。三是在使用证据上选好突破口。适时出示能打消其侥幸心理的证据材料，彻底摧毁其心理防线，促使其缴械投降。四是在案件取得一定进展后，在一定范围内向群众公布案情，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被害群众检举揭发，从中发现犯罪证据和新的犯罪事实。
5、适时开展区域性的打黑专项斗争。
有些地区涉黑犯罪活动猖獗，社会各界反响强烈，人民群众没有安全感。必须集中社会各界力量开展严打专项斗争。积极争取党委，政府的领导，发动社会各界和广民群众，营造强大的打击声势，形成多兵种，大兵团整体作战的态势，狠狠打击涉黑犯罪组织和流氓恶性势力。
（三）锲而不舍地开展追逃工作，努力做到除恶务尽。
1、掌握破案时机，精心设计方案，力求将犯罪组织成员一网打尽。
侦查涉案成员相对比较集中的犯罪案件，在捕获首要分子之前要秘密调查，以免打草
惊蛇，同时安排控制力量，对已掌握的涉案成员作好监控工作。破案时要精心设计抓捕方案，集中优势警力统一行动，每个抓捕小组都要有周密的行动计划和应变措施，力求将组织成员一网打尽。
2、对“对在逃人员信息系统”中的涉黑在逃人员重新梳理排队，对重大在逃人员分级督捕。对涉黑在逃人员，要本着数据实，手续全，质量高的原则，及时录入“在逃人员信息系统”，省、市公安机关刑侦部门要对网上涉黑在逃人员重新进行梳理排队，实行分级管理。其中影响大，涉案多，危害大，不抓获会直接影响案件审理的在逃人员，省、市两级公安机关要分别挂牌督捕。危害特别严重的要犯，要上报公安部公开悬赏通缉。
3、做好本地及周边地区的协查联动工作。
涉黑犯罪组织成员一般均为本地人，对其“势力范围”依赖性强，其活动作案及案后逃匿大多在本地或周边区域。因此，我们要与周边地区加强联系，及时通报有关情况，开展区域性的集中统一搜捕行动。各地公安机关都要牢固树立一盘棋的思想，互相主持，互相配合，共同围捕涉黑犯罪分子。对跨区域活动突出的，上级公安机关要适时组织跨县、市，跨地区的集中统一行动，清查、堵卡、搜捕多管齐下，使涉黑犯罪分子无立足之地。
（四）切实做好办案工作，从重从快严厉打击涉黑犯罪分子。
1、清除害群之马，摧毁后台保护伞。
在严厉打击涉黑犯罪组织成员时，要注意深挖打击幕后保护人员，消除其赖以滋生和
发展的条件。综合运用审讯深挖，内线侦查和技侦手段发现幕后人物，搜集有关证据。紧紧依靠党委、政府，协调纪检、监察和有关司法部门，依法严厉惩处幕后保护者。与涉黑犯罪分子构成共同犯罪的，以共同犯罪论处；不构成犯罪但存在干扰公安机关办案问题或其他违法行为的，要充分运用组织措施，给予较为严厉的党政纪律处分。在查处涉及领导干部的大要案时，党委、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的主要领导要及时深入办案单位，给办案人员打气鼓劲，撑腰壮胆，帮助他们顶住压力，排除干扰，克服困难，严格执法。对典型案例要予以暴光，震慑和警示违法犯罪，教育广大干部，鼓舞人民群众。
2、进一步严肃办案纪律。
涉黑犯罪组织信息渠道多，反映灵敏，我们梢不小心，就可能走漏风声。因此，我们要特别注意做好保密工作，在查办涉黑犯罪案件特别是涉及内部人员的大要案时，专案组要集中警力，统一认识，协调动作，封闭办公。参战人员要严守工作秘密，具体工作情况除向负责同志直接汇报外，不得向任何人泄露。对群众检举揭发的线索，也要做好保密工作，严防因失密导致检举揭发的群众遭到打击报复。对工作中发现的泄密问题，要坚决实行倒查，不管是故意还是过失的，都要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参考书目：
1、2001年《公安研究》第二期对打击黑社会性质有组织犯罪对策的思考作者：李东太
2、2001年《贵州公安干部学院》第四期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点及打击对策作者：陈劲
3、1999年《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四期浅论我国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特点及对策作者：程源
4、2001年甘肃法制报
5、2002年甘肃法制报
6、2001年甘肃公安报
黑社会性质范文篇7
关键词：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特点：发展趋势；防控措施；
“黑社会”一词，近年来在我国已渐渐被人们所熟悉，不仅仅是因为通过港台作品的传播，更重要的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已受到黑帮分子的迫害。由于境外黑社会组织的渗透影响，国内新旧体制转换中社会制约机制的相对弱化和基础工作的薄弱、家庭和学校教育失当及预防控制等方面存在的疏漏，导致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正呈现出一种向恶性发展、高级形态演化，并在局部地区向国际舞台迈进的态势。黑社会性质犯罪已对国家和社会生活及经济秩序产生了严重的危害，成为当前危害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因此，打击黑社会性质犯罪工作刻不容缓，这不仅对于保障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实现经济体制顺利转机，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更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
一、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特点
（一）在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内部有一定的层次和分工及帮规。
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成员较多，他们长期纠合形成一个固定组织，这些组织大多有一定的组织名称和明确的组织宗旨。在犯罪组织内部有一定层次，居于最高层次的是被称为“老大”、“舵爷”等类的首恶分子，整个犯罪组织的活动由其一手操作和控制，在其之下，还按一定的方式排定座次，形成具有等级层次的组织体系，并有明确分工。组织的为首者为控制其手下成员，维持其犯罪组织的动作和保证其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大多制定有严格而残酷的帮规，违者要给予一定处罚。
（二）犯罪活动向经济领域渗透
由于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基本目标是追求经济利益，因而其犯罪活动在类型、作案手段等方法显示出明显的经济倾向性。贩毒、敲诈勒索、绑架、收取保护费等犯罪活动大都是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杰作”。1991年盛夏，四川省宜宾市一个以劳改释放人员唐昌明、李兵、唐礼明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在短短七天内先后杀死2人、杀伤3人，被害人均系因拒不交付勒索费而被杀的。暴力犯罪手段使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迅速积累了成千上万的钱财，初步完成了“犯罪资本原始积累”。这些巨额财富除供犯罪成员挥霍享乐外，还使犯罪集团拥有雄厚的恶性膨胀发展的经济基础，形成独特的经济犯罪，从而进入“犯罪资本商业化阶段”。
（三）以合法的经济活动掩盖非法活动
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为了拼命追求经济利益，往往既搞合法经营，又搞违法犯罪，其违法犯罪活动不少是在合法活动的掩盖下进行的，经营的行业涉及若干方面。有的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以合法的名义投资的工厂、企业，其机构建制、管理模式、经营方法等与主流社会的一般企业没什么区别，他们使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机器设备及工艺流程，生产出来的产品畅销，有知名度，受到社会的普遍欢迎，俨然就是个有相当经济实力、守法经营的现代化企业。涉足金融领域使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上层人物完成了以“鸡鸣狗盗”式的梁上君子，到隐迹江湖的“帮主教父”，再到雄踞都市、炙手可热的财阀大亨角色的转变，用台湾黑帮头目的话说：“打杀争地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以高的国际贸易，赚的是大钱。”
（四）大肆腐蚀政法官员，寻求靠山保护
因为有了政治后台和保护伞的黑社会性质犯罪势力就会由地下转到地上，由违法犯罪活动与经济活动的结全，进入广泛的社会活动与广泛的社会活动与政治活动的结合起来。所以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为了长期生存，捞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和有效地逃避打击，总是力图将其触角伸向党政机关和执法部门；他们以金钱贿赂，色情引诱等手段，腐蚀我内部人员中的意志薄弱者，拉人下水，使之成为其靠山和保护伞。犯罪分子尤其重视在公安机关内部寻找保护伞，在他们的拉拔腐蚀下，有的公安民警同其吃吃喝喝，称兄道弟厮混在一起，有的给这类犯罪分子通报公安机关将采取的侦缉措施，以使他们逍遥法外。在有些案件中，由于有内部人员泄露秘密、通风报信，导致侦破工作难度很大，甚至有些已为瓮中之鳖的犯罪分子也能事先得到消息而逃脱。
（五）有一定的武装对抗能力
以近年来破获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案件来看，大多拥有枪支、管制刀具等作案工具。有的犯罪分子走到哪里枪都不离身，在作案时往往自持有枪支等凶器，胆大妄为动辄持枪威逼受害人，甚至随意开枪杀人，不仅极大地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也对我公安民警的人身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近年来，我国已有多名公安民警在执行任务中这类犯罪分子打死打伤。
二、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发展趋势
（一）日趋严重，进行多种犯罪，且手段向更新化发展。
多年来，一些人讳言我国存在黑社会犯罪。当黑社会势力迅速扩大蔓延，在许多地方形成社会治安的最大隐患时，一些人也只是承认存在黑社会性质犯罪。一般来说，在中小城镇形成完整意义上的黑社会比较困难，最多是雏形但与其也社会现象一样总是处于流动状态，也会时俱进，形成更大规模的黑社会犯罪组织，这一点毋容质疑。近年来不断查获的规模庞大的走私集团和职业性贩毒集团以及组织“人蛇”偷渡案，均已具备了构成黑社会的完事要件。以赖昌兴为首的家族走私集团为例，仅偷税漏税之巨、牵连官员之多，经济犯罪与腐败高官沆瀣一气，打造权钱权色交易链条之复杂，决不亚于国外的黑社会犯罪，完全具备了完整黑社会的构成要件，所以在今后一段时间，中国大陆将存在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如果任其发展，那么大规模黑组织的形成也会指日可待。
黑社会性质犯罪往往集多种犯罪于一身。根据对四川省乐山市以李泽云为首的“莽哥”集团、成都市“罗马”集团、资阳市“黑豹”集团及宜宾县的狄绍伟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等在全省有影响的黑社会组织作案情况的统计分析，这些犯罪组织涉案类型都在五种以上。传统的犯罪项目诸如抢劫、及“收保护费”等，虽然照干不误，但由新一代犯罪集团“发扬光大”，已不仅仅崇尚于赤裸裸的街头暴力，更趋向于隐蔽，手段也更加巧妙。与此同时，他们向更为安全、广阔的经济领域和科技领域开拓发展，以及花样更新的犯罪活动，诸如巨额金融诈骗、电脑犯罪等层出不穷。从总体上看，新型犯罪手段更具有隐蔽性和智能性，风险小而利润高。以电脑诈骗为例，电脑操作员只需在输入信息时将数据稍作修改后就能转走大笔款项；电脑欺诈的行为人精通专业知识，能轻而易举地抹掉犯罪证据而不被查获。
（二）黑社会性质犯罪装备趋向正规化、现代化
为了便于控制指挥及逃避公安机关打击，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拥有先进的杀伤性武器和现代化交通、通讯工具。作案时，他们一呼即出，成群结伙；遇有“险情”，他们就互相通知逃之夭夭，用此法与我公安机关抗衡周旋，同时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购置大量的汽车、摩托车、手机等先进的交通、通讯工具，并把这些工具直接用于犯罪活动，与政法机关抗衡。在1995年3月中旬开始的春季严打斗争中，琼山市公安局将帮号为“32军”的黑势力犯罪团伙一举歼灭，并缴获军用手枪4支、冲锋枪2支、子弹230发、手榴弹2枚，吉普车、轿车、摩托车十余辆。该犯罪团伙凭借先进的武器装备及现代化交通、通讯工具、疯狂作案，肆无忌惮；短短一年中，作案38起，杀死杀伤20余人，在案发后公然拒捕，与我公安干警展开激烈武器对抗，并打伤我一名干警；事后，又凭借先进交通工具逃之夭夭，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
有的犯罪集团为了提高成员所谓的“素质”，还定期举行专业技术培训，使他们能够熟练掌握各种交通、通讯工具，并能够准确地运用枪支，以便在作案时能够迅速准确地得手，事后又能够快速逃离以逃避打击；而且他们有统一着装和固定的活动场所，定期由专业人士进行正规化培训。
（三）黑社会性质犯罪越来越趋向于国际化
随着我国加入WTO，国际交往进一步扩大，我国有巨大消费市场，极大地吸引着国外的黑社会组织涉足其中，企图分一杯羹。
1、国际黑社会组织加速对我国的渗透。国际贩毒组织和走私集团已经同我国境内的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勾结起来，直接进行国际化的走么、贩毒及其他犯罪活动。近年来，国际黑社会与我国黑帮分子相勾结，频繁从事偷渡非法移民活动，2000年发生震惊世界的英国多佛港58名偷渡人员丧命惨案就是由荷兰籍黑帮头目指挥我国国内的“蛇头”，组织我国福建省公民到东欧，再转到英国。厦门、宁德等地还发生多起拐骗妇女偷渡出境案。一些犯罪活动使单个的黑社会组织很难顺利完成，因此，以犯罪集团的联合对抗政府组织的合作势在必然，有眼光的“黑老大”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地盘，开始在外面的世界另外开拓新的空间和合作伙伴。近年来，我国境内黑社会组织越来越多的联合从事制造、贩卖、组织偷渡、走私文物等犯罪活动，这些都是黑社会性质犯罪活动趋向国际化的具体反映。
2、港、澳、台黑社会分子直接闯关，发展黑社会势力。目前，香港著名的黑社会组织有“14K”“三合会”，台湾的有“竹联帮”等。据公安部门统计，80—90年代初，台、港、澳黑帮在福建、广东沿海等地发展350多个黑社会组织吸收成员500多人。90年代以后，更多的港、澳、台黑帮渗出透到内地。尤其是当港、澳、台地区加紧“打黑”之际，当地黑社会的许多老大和骨干成员纷纷逃到大陆避风。他们继续重操旧业，在大陆物色和发展黑社会势力，屡做大案。前几年在广东被处决的张子强就是典型一例。
三、扼制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基本对策
2000年，公安部作出了“打黑除恶”的专项斗争，一年多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以总体上来看，主要是打掉了一批浮在表面的黑恶势力，对埋得较深的保护伞，也是一次重伤，至于那些组织形式严密，经济实力雄厚，伪装得比较巧妙，以合法掩护非法的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尽管也受到了震撼，但真正揭露出来，并受到惩罚的并不多，仍然有一些非法的黑社会组织盘根错节，很难攻破。今后，中国警方“打黑”任务更加艰巨。
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打击，应当以战略和战术上下功夫，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和建立“打黑”的长效机制，在战术上要立足于公秘结合，灵活应变。
（一）战略对策
1、加强“打黑”立法，为打击黑社会性质犯罪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武器。“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立法原则，要求我们在打击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以下简称“打黑”）上必须具有超前意识。1997年我国《刑法》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有关规定，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认为量刑明显偏轻，一方面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头目和骨干分子基本上都是罪大恶极的惯犯，应从严从重惩处，《刑法》应该对此单列条款；另一方面凡包庇纵容违法犯罪活动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犯罪行为上有明显的直接故意，应以共同犯罪以严以重论处，防止黑社会性质犯罪向政治领域渗透。
2、切实增强政治责任心和“打黑”意识。各级公安机关必须以贯彻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出发，充分认识“打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用政治的观点来分析其严重危害性，以巩固政权，维护社会稳定，保卫经济建设，服务人民群众的大局出发，始终把“打黑”工作摆在突出的位置。
3、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以经济上扼制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发展。反黑实践证明，经济渗透以投资为主要形式，且投资方向多为第三产业，尤其以舞厅、卡拉OK厅、饭店、夜总会、打靶场等娱乐场所居多。因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文化管理部门应加强对“三资”企业和娱乐业中涉嫌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活动监控，为公安机关反黑阵地控制做为配合。具体地说，要做为以下工作：一是把好企业的验资注册登记关，企业的验资登记注册是企业法人成立并开始运转的必经途径，工商部门应适当延长对涉黑企业的审查期限，并立即向公安机关通报信息，使公安机关及时获取黑信息，防止境外黑社会组织的渗透行为和“洗钱”行为；二是把好经营活动关，要把企业法人、经济组织的经营活动纳入市场经济法制轨道，工商管理部门应采取定期或不定期的核查，监管“涉黑”配合公安机关开展防范打击工作；三是完善地方性娱乐业管理法规，制定对娱乐业的投资主体、投资项目、经营方法和内容的检制及惩戒措施，配合公安机关开展对色情、等活动的专项治理工作。
4、要加大反腐败力度，坚决消除保护伞。
一是严格制定完善反腐败的专门性法律法规；二是必须建立强有力的反腐败机制，加强外部控制。犯罪分子和腐败分子具有很强的对抗性，为设置障碍、封锁消息必须强化国家反腐败的权威，保证其在正确运用权力的前提下，加大反腐工作力度，逐步铲除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土壤；三是必须建立和完善反腐败举证和证人保护制度。
5、加强对有可能滑入犯罪组织的相关人员的预防。一是加强对违法青少年的帮教工作，这些人是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有生力量和“后备军”，如不争取就有可能被黑社会团伙拉拢入伙。为此，党政各部门、社会各团体乃至各个家庭都要负起责任来，针对青少年的特点，开展教育；二是针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成员大多为“两劳”释放人员的特点，做为这些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乃当务之急。要帮助他们重新步入社会正轨，从而达到预防重新犯罪，减少犯罪的目的。
6、改革公安体制，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适应“打黑”斗争的需要。
（1）改革“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领导体制。“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领导体制，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年代或许是适宜的，但在转向市场经济以后，由于地方各级公安机关归属当地党委政府领导，在人财物各方面都受制于当地政府因而他们只对本地方的党政领导负责，这会助长地方保护主义，甚至会对抗中央的政令统一。因此必须将“以块为主”改为“以条为主”，各级公安机关的重要领导，其任务应由上一级主管部门决定，地方公安机关所需经费和装备，也应该主要由国库开支，至于在业务指导方面更须贯彻“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
（2）建立一支“打黑”专业队伍。实践证明“打黑”与惩治其他犯罪不大一样，它既要有刑侦工作的方针指导，又要引入国内安全保卫工作的方针。有的还需要“打进去，拉出来”，特别要注重收集证据。总之，侦破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需要一整套的工作谋略和方法。“打黑”必须稳、准、狠，同时，还要注意保护民警。
（3）“打黑”工作要注重与其它省地公安机关的协作，确立一定的情况通报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对策研究会，联合侦办跨区域涉黑案件，并逐步使其制度化、实效化，以提高公安机关对黑恶犯罪的侦控能力。
（4）“打黑”还必须注重公安机关与法院、检察院等部门之间的协作。办案中，公安机关要主动向政法委汇报“打黑”工作，加强与检察院、法院各部门的情况沟通，力争做到快捕、快诉、快判。
（二）战术对策
1、调查摸底，广辟情报线索。信息的畅通和灵敏度关系到“打黑”的成败，要广辟信息渠道，建立广泛灵敏的信息网络，把信息的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角落，把情况网建到社会最基层，加强秘密力量建设，及时了解和掌握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活动情况。
2、周密设计，全力抓捕。在初查确认之后就应立即制定周密的缉捕方案，全力组织抓捕。对于已经全部摸清的组织集中进行抓捕，力求一网打尽，对于一时难以全部摸清的组织，要采取擒贼先擒王的办法，对首犯、要犯和骨干分子实行密捕，对首犯和骨干成员在逃的，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坚决抓捕归案。
3、适时公开、广泛发动。统一搜捕后，“打黑”工作转入公开，及时宣传报道“打黑”斗争中取得的每一个胜利战果和人民群众的呼声。通过电视、广播公告等，召开各单位党委一把手会议及党员群众大会，努力增强人民群众“打黑”的信心和勇气，使被害人和知情群众能够积极检举揭发，提供线索和犯罪证据以彻底查清全部犯罪事实。
4、全面搜集，固定证据。要通过依法搜查集团成员住所及窝点，依法询问、讯问和查封、扣押以及运用技侦、狱侦等各种合法手段，全面搜集犯罪的各种证据，并充分利用录像、录音等形式予以有效因定为，为办理经得起历史考验的“铁案”做好准备。
5、深挖犯罪，除恶务尽。看一个地方黑恶势力打得不彻底，不仅看是否依法处理了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成员，更主要的是否揭露出了保护伞，对包庇纵容黑恶势力犯罪的腐败分子是否处理了，因此在“打黑”工作中，要把发现和揭露保护伞的工作作为重要一环，深挖发现保护伞的线索，及时掌握和固定有关的证据。对于发现的涉及党政机关和其他部门的人员的违法违纪问题要及时向上一级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报告，并及时移交检查院或纪检监察部门查处；对于涉及包庇和纵容黑恶势力犯罪的违法问题，不论涉及到什么人都要一查到底，依法处理。
参考文献：
1、李忠信《黑社会性质犯罪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版
黑社会性质范文篇8
关键词：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特点：发展趋势；防控措施；
“黑社会”一词，近年来在我国已渐渐被人们所熟悉，不仅仅是因为通过港台作品的传播，更重要的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已受到黑帮分子的迫害。由于境外黑社会组织的渗透影响，国内新旧体制转换中社会制约机制的相对弱化和基础工作的薄弱、家庭和学校教育失当及预防控制等方面存在的疏漏，导致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正呈现出一种向恶性发展、高级形态演化，并在局部地区向国际舞台迈进的态势。黑社会性质犯罪已对国家和社会生活及经济秩序产生了严重的危害，成为当前危害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因此，打击黑社会性质犯罪工作刻不容缓，这不仅对于保障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实现经济体制顺利转机，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更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
一、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特点
（一）在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内部有一定的层次和分工及帮规。
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成员较多，他们长期纠合形成一个固定组织，这些组织大多有一定的组织名称和明确的组织宗旨。在犯罪组织内部有一定层次，居于最高层次的是被称为“老大”、“舵爷”等类的首恶分子，整个犯罪组织的活动由其一手操作和控制，在其之下，还按一定的方式排定座次，形成具有等级层次的组织体系，并有明确分工。组织的为首者为控制其手下成员，维持其犯罪组织的动作和保证其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大多制定有严格而残酷的帮规，违者要给予一定处罚。
（二）犯罪活动向经济领域渗透
由于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基本目标是追求经济利益，因而其犯罪活动在类型、作案手段等方法显示出明显的经济倾向性。贩毒、敲诈勒索、绑架、收取保护费等犯罪活动大都是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杰作”。1991年盛夏，四川省宜宾市一个以劳改释放人员唐昌明、李兵、唐礼明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在短短七天内先后杀死2人、杀伤3人，被害人均系因拒不交付勒索费而被杀的。暴力犯罪手段使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迅速积累了成千上万的钱财，初步完成了“犯罪资本原始积累”。这些巨额财富除供犯罪成员挥霍享乐外，还使犯罪集团拥有雄厚的恶性膨胀发展的经济基础，形成独特的经济犯罪，从而进入“犯罪资本商业化阶段”。
（三）以合法的经济活动掩盖非法活动
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为了拼命追求经济利益，往往既搞合法经营，又搞违法犯罪，其违法犯罪活动不少是在合法活动的掩盖下进行的，经营的行业涉及若干方面。有的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以合法的名义投资的工厂、企业，其机构建制、管理模式、经营方法等与主流社会的一般企业没什么区别，他们使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机器设备及工艺流程，生产出来的产品畅销，有知名度，受到社会的普遍欢迎，俨然就是个有相当经济实力、守法经营的现代化企业。涉足金融领域使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上层人物完成了以“鸡鸣狗盗”式的梁上君子，到隐迹江湖的“帮主教父”，再到雄踞都市、炙手可热的财阀大亨角色的转变，用台湾黑帮头目的话说：“打杀争地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以高的国际贸易，赚的是大钱。”
（四）大肆腐蚀政法官员，寻求靠山保护
因为有了政治后台和保护伞的黑社会性质犯罪势力就会由地下转到地上，由违法犯罪活动与经济活动的结全，进入广泛的社会活动与广泛的社会活动与政治活动的结合起来。所以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为了长期生存，捞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和有效地逃避打击，总是力图将其触角伸向党政机关和执法部门；他们以金钱贿赂，色情引诱等手段，腐蚀我内部人员中的意志薄弱者，拉人下水，使之成为其靠山和保护伞。犯罪分子尤其重视在公安机关内部寻找保护伞，在他们的拉拔腐蚀下，有的公安民警同其吃吃喝喝，称兄道弟厮混在一起，有的给这类犯罪分子通报公安机关将采取的侦缉措施，以使他们逍遥法外。在有些案件中，由于有内部人员泄露秘密、通风报信，导致侦破工作难度很大，甚至有些已为瓮中之鳖的犯罪分子也能事先得到消息而逃脱。
（五）有一定的武装对抗能力
以近年来破获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案件来看，大多拥有枪支、管制刀具等作案工具。有的犯罪分子走到哪里枪都不离身，在作案时往往自持有枪支等凶器，胆大妄为动辄持枪威逼受害人，甚至随意开枪杀人，不仅极大地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也对我公安民警的人身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近年来，我国已有多名公安民警在执行任务中这类犯罪分子打死打伤。
二、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发展趋势
（一）日趋严重，进行多种犯罪，且手段向更新化发展。
多年来，一些人讳言我国存在黑社会犯罪。当黑社会势力迅速扩大蔓延，在许多地方形成社会治安的最大隐患时，一些人也只是承认存在黑社会性质犯罪。一般来说，在中小城镇形成完整意义上的黑社会比较困难，最多是雏形但与其也社会现象一样总是处于流动状态，也会时俱进，形成更大规模的黑社会犯罪组织，这一点毋容质疑。近年来不断查获的规模庞大的走私集团和职业性贩毒集团以及组织“人蛇”偷渡案，均已具备了构成黑社会的完事要件。以赖昌兴为首的家族走私集团为例，仅偷税漏税之巨、牵连官员之多，经济犯罪与腐败高官沆瀣一气，打造权钱权色交易链条之复杂，决不亚于国外的黑社会犯罪，完全具备了完整黑社会的构成要件，所以在今后一段时间，中国大陆将存在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如果任其发展，那么大规模黑组织的形成也会指日可待。
黑社会性质犯罪往往集多种犯罪于一身。根据对四川省乐山市以李泽云为首的“莽哥”集团、成都市“罗马”集团、资阳市“黑豹”集团及宜宾县的狄绍伟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等在全省有影响的黑社会组织作案情况的统计分析，这些犯罪组织涉案类型都在五种以上。传统的犯罪项目诸如抢劫、及“收保护费”等，虽然照干不误，但由新一代犯罪集团“发扬光大”，已不仅仅崇尚于赤裸裸的街头暴力，更趋向于隐蔽，手段也更加巧妙。与此同时，他们向更为安全、广阔的经济领域和科技领域开拓发展，以及花样更新的犯罪活动，诸如巨额金融诈骗、电脑犯罪等层出不穷。从总体上看，新型犯罪手段更具有隐蔽性和智能性，风险小而利润高。以电脑诈骗为例，电脑操作员只需在输入信息时将数据稍作修改后就能转走大笔款项；电脑欺诈的行为人精通专业知识，能轻而易举地抹掉犯罪证据而不被查获。
（二）黑社会性质犯罪装备趋向正规化、现代化
为了便于控制指挥及逃避公安机关打击，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拥有先进的杀伤性武器和现代化交通、通讯工具。作案时，他们一呼即出，成群结伙；遇有“险情”，他们就互相通知逃之夭夭，用此法与我公安机关抗衡周旋，同时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购置大量的汽车、摩托车、手机等先进的交通、通讯工具，并把这些工具直接用于犯罪活动，与政法机关抗衡。在1995年3月中旬开始的春季严打斗争中，琼山市公安局将帮号为“32军”的黑势力犯罪团伙一举歼灭，并缴获军用手枪4支、冲锋枪2支、子弹230发、手榴弹2枚，吉普车、轿车、摩托车十余辆。该犯罪团伙凭借先进的武器装备及现代化交通、通讯工具、疯狂作案，肆无忌惮；短短一年中，作案38起，杀死杀伤20余人，在案发后公然拒捕，与我公安干警展开激烈武器对抗，并打伤我一名干警；事后，又凭借先进交通工具逃之夭夭，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
有的犯罪集团为了提高成员所谓的“素质”，还定期举行专业技术培训，使他们能够熟练掌握各种交通、通讯工具，并能够准确地运用枪支，以便在作案时能够迅速准确地得手，事后又能够快速逃离以逃避打击；而且他们有统一着装和固定的活动场所，定期由专业人士进行正规化培训。
（三）黑社会性质犯罪越来越趋向于国际化
随着我国加入WTO，国际交往进一步扩大，我国有巨大消费市场，极大地吸引着国外的黑社会组织涉足其中，企图分一杯羹。
1、国际黑社会组织加速对我国的渗透。国际贩毒组织和走私集团已经同我国境内的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勾结起来，直接进行国际化的走么、贩毒及其他犯罪活动。近年来，国际黑社会与我国黑帮分子相勾结，频繁从事偷渡非法移民活动，2000年发生震惊世界的英国多佛港58名偷渡人员丧命惨案就是由荷兰籍黑帮头目指挥我国国内的“蛇头”，组织我国福建省公民到东欧，再转到英国。厦门、宁德等地还发生多起拐骗妇女偷渡出境案。一些犯罪活动使单个的黑社会组织很难顺利完成，因此，以犯罪集团的联合对抗政府组织的合作势在必然，有眼光的“黑老大”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地盘，开始在外面的世界另外开拓新的空间和合作伙伴。近年来，我国境内黑社会组织越来越多的联合从事制造、贩卖、组织偷渡、走私文物等犯罪活动，这些都是黑社会性质犯罪活动趋向国际化的具体反映。
2、港、澳、台黑社会分子直接闯关，发展黑社会势力。目前，香港著名的黑社会组织有“14K”“三合会”，台湾的有“竹联帮”等。据公安部门统计，80—90年代初，台、港、澳黑帮在福建、广东沿海等地发展350多个黑社会组织吸收成员500多人。90年代以后，更多的港、澳、台黑帮渗出透到内地。尤其是当港、澳、台地区加紧“打黑”之际，当地黑社会的许多老大和骨干成员纷纷逃到大陆避风。他们继续重操旧业，在大陆物色和发展黑社会势力，屡做大案。前几年在广东被处决的张子强就是典型一例。
三、扼制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基本对策
2000年，公安部作出了“打黑除恶”的专项斗争，一年多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以总体上来看，主要是打掉了一批浮在表面的黑恶势力，对埋得较深的保护伞，也是一次重伤，至于那些组织形式严密，经济实力雄厚，伪装得比较巧妙，以合法掩护非法的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尽管也受到了震撼，但真正揭露出来，并受到惩罚的并不多，仍然有一些非法的黑社会组织盘根错节，很难攻破。今后，中国警方“打黑”任务更加艰巨。
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打击，应当以战略和战术上下功夫，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和建立“打黑”的长效机制，在战术上要立足于公秘结合，灵活应变。
（一）战略对策
1、加强“打黑”立法，为打击黑社会性质犯罪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武器。“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立法原则，要求我们在打击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以下简称“打黑”）上必须具有超前意识。1997年我国《刑法》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有关规定，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认为量刑明显偏轻，一方面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头目和骨干分子基本上都是罪大恶极的惯犯，应从严从重惩处，《刑法》应该对此单列条款；另一方面凡包庇纵容违法犯罪活动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犯罪行为上有明显的直接故意，应以共同犯罪以严以重论处，防止黑社会性质犯罪向政治领域渗透。
2、切实增强政治责任心和“打黑”意识。各级公安机关必须以贯彻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出发，充分认识“打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用政治的观点来分析其严重危害性，以巩固政权，维护社会稳定，保卫经济建设，服务人民群众的大局出发，始终把“打黑”工作摆在突出的位置。
3、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以经济上扼制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发展。反黑实践证明，经济渗透以投资为主要形式，且投资方向多为第三产业，尤其以舞厅、卡拉OK厅、饭店、夜总会、打靶场等娱乐场所居多。因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文化管理部门应加强对“三资”企业和娱乐业中涉嫌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活动监控，为公安机关反黑阵地控制做为配合。具体地说，要做为以下工作：一是把好企业的验资注册登记关，企业的验资登记注册是企业法人成立并开始运转的必经途径，工商部门应适当延长对涉黑企业的审查期限，并立即向公安机关通报信息，使公安机关及时获取黑信息，防止境外黑社会组织的渗透行为和“洗钱”行为；二是把好经营活动关，要把企业法人、经济组织的经营活动纳入市场经济法制轨道，工商管理部门应采取定期或不定期的核查，监管“涉黑”配合公安机关开展防范打击工作；三是完善地方性娱乐业管理法规，制定对娱乐业的投资主体、投资项目、经营方法和内容的检制及惩戒措施，配合公安机关开展对色情、等活动的专项治理工作。
4、要加大反腐败力度，坚决消除保护伞。
一是严格制定完善反腐败的专门性法律法规；二是必须建立强有力的反腐败机制，加强外部控制。犯罪分子和腐败分子具有很强的对抗性，为设置障碍、封锁消息必须强化国家反腐败的权威，保证其在正确运用权力的前提下，加大反腐工作力度，逐步铲除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土壤；三是必须建立和完善反腐败举证和证人保护制度。
5、加强对有可能滑入犯罪组织的相关人员的预防。一是加强对违法青少年的帮教工作，这些人是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有生力量和“后备军”，如不争取就有可能被黑社会团伙拉拢入伙。为此，党政各部门、社会各团体乃至各个家庭都要负起责任来，针对青少年的特点，开展教育；二是针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成员大多为“两劳”释放人员的特点，做为这些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乃当务之急。要帮助他们重新步入社会正轨，从而达到预防重新犯罪，减少犯罪的目的。
6、改革公安体制，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适应“打黑”斗争的需要。
（1）改革“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领导体制。“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领导体制，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年代或许是适宜的，但在转向市场经济以后，由于地方各级公安机关归属当地党委政府领导，在人财物各方面都受制于当地政府因而他们只对本地方的党政领导负责，这会助长地方保护主义，甚至会对抗中央的政令统一。因此必须将“以块为主”改为“以条为主”，各级公安机关的重要领导，其任务应由上一级主管部门决定，地方公安机关所需经费和装备，也应该主要由国库开支，至于在业务指导方面更须贯彻“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
（2）建立一支“打黑”专业队伍。实践证明“打黑”与惩治其他犯罪不大一样，它既要有刑侦工作的方针指导，又要引入国内安全保卫工作的方针。有的还需要“打进去，拉出来”，特别要注重收集证据。总之，侦破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需要一整套的工作谋略和方法。“打黑”必须稳、准、狠，同时，还要注意保护民警。
（3）“打黑”工作要注重与其它省地公安机关的协作，确立一定的情况通报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对策研究会，联合侦办跨区域涉黑案件，并逐步使其制度化、实效化，以提高公安机关对黑恶犯罪的侦控能力。
（4）“打黑”还必须注重公安机关与法院、检察院等部门之间的协作。办案中，公安机关要主动向政法委汇报“打黑”工作，加强与检察院、法院各部门的情况沟通，力争做到快捕、快诉、快判。
（二）战术对策
1、调查摸底，广辟情报线索。信息的畅通和灵敏度关系到“打黑”的成败，要广辟信息渠道，建立广泛灵敏的信息网络，把信息的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角落，把情况网建到社会最基层，加强秘密力量建设，及时了解和掌握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活动情况。
2、周密设计，全力抓捕。在初查确认之后就应立即制定周密的缉捕方案，全力组织抓捕。对于已经全部摸清的组织集中进行抓捕，力求一网打尽，对于一时难以全部摸清的组织，要采取擒贼先擒王的办法，对首犯、要犯和骨干分子实行密捕，对首犯和骨干成员在逃的，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坚决抓捕归案。
3、适时公开、广泛发动。统一搜捕后，“打黑”工作转入公开，及时宣传报道“打黑”斗争中取得的每一个胜利战果和人民群众的呼声。通过电视、广播公告等，召开各单位党委一把手会议及党员群众大会，努力增强人民群众“打黑”的信心和勇气，使被害人和知情群众能够积极检举揭发，提供线索和犯罪证据以彻底查清全部犯罪事实。
4、全面搜集，固定证据。要通过依法搜查集团成员住所及窝点，依法询问、讯问和查封、扣押以及运用技侦、狱侦等各种合法手段，全面搜集犯罪的各种证据，并充分利用录像、录音等形式予以有效因定为，为办理经得起历史考验的“铁案”做好准备。
5、深挖犯罪，除恶务尽。看一个地方黑恶势力打得不彻底，不仅看是否依法处理了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成员，更主要的是否揭露出了保护伞，对包庇纵容黑恶势力犯罪的腐败分子是否处理了，因此在“打黑”工作中，要把发现和揭露保护伞的工作作为重要一环，深挖发现保护伞的线索，及时掌握和固定有关的证据。对于发现的涉及党政机关和其他部门的人员的违法违纪问题要及时向上一级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报告，并及时移交检查院或纪检监察部门查处；对于涉及包庇和纵容黑恶势力犯罪的违法问题，不论涉及到什么人都要一查到底，依法处理。
参考文献：
1、李忠信《黑社会性质犯罪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版
黑社会性质范文篇9
内容提要:香港《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为打击香港地区有组织犯罪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香港地区在实施加重刑罚、打击洗黑钱犯罪及要求披露犯罪财富等方面的司法实践亦已趋于灵活,并在防止、侦查和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各环节上都已渐见成效。但香港打击黑社会有组织犯罪的立法仍有值得改进的空间,主要是应当提高立法的预防性、前瞻性、完备性和针对性。具体而言,可以从打击黑社会主要犯罪、增设黑社会犯罪新罪名、修改刑法中对黑社会的定义以及考虑充公黑社会财富的特别立法等方面予以完善。
一、香港打击黑社会有组织犯罪的立法
香港《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自1994年10月21日立法后,分阶段从1994年12月2日先后推出“清洗黑钱”犯罪和针对黑社会有组织犯罪的“加重刑罚”特别判刑程序等条款;2000年6月1日香港又进一步对《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作出修订,[1]立法规定汇款人及货币兑换商须向香港警务处注册及保留大额交易纪录。
(一)有关立法之目的
香港《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立法与修订之主要目的是:透过第3—5条有关证人令、提交令、搜查令等规定,为执法人员提供能够剥夺证人于香港刑事司法制度下本来拥有的保持缄默权利的特别侦查权力;透过第8、15、16条有关没收令、限制令、押记令等规定,授权香港区域法院及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没收被告人直接或间接从实施附表1及附表2所列的“指明罪行”所获包括财产增值的收入及利益;透过第25条规定,任何人于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某些财产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间接代表可公诉罪行的得益之情况下处理该财产为犯罪;透过第27条的特别判刑程序条款,令香港法院可以应检控一方的请求,于犯罪属于有组织罪行时或于犯罪属于“指明罪行”时,对实施该犯罪的被告作“加重刑罚”的判处;透过于2000年修订了的《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第24A条的修订条款规定,汇款人及货币兑换商必须于开业一个月内向香港警务处调查科总警司登记本人及业务资料详请,且须核实亲身交易港币20000元或以上顾客的身份及备存有关交易纪录6年。
(二)“有组织罪行”之刑法定义
香港《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对“有组织罪行”作了法律上的定义。按第2条规定,“有组织罪行”是指属于香港《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附表1中所列的“普通法罪行”及“法定罪行”,而且该罪行必须是:“与某三合会的活动有关;与2名或以上的人的活动有关连的,而该等人联合一起的唯一或部分目的是为作出2项或以上的行为,每一项均为附表1所列罪行及涉及相当程度的策划及组织的;或与2名或以上的人所犯的,而且涉及相当程度的策划及组织,以及(i)有人丧失生命的相当程度的危险;(ii)有人身体或心理上受严重伤害或有人受该等伤害的相当程度的危险;或(iii)有人严重丧失自由。”[2]
这个定义虽然表面上是局限于《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附表1中的4种包括谋杀及绑架等的“普通法罪行”及19条香港成文法规定的包括与出入境、危险药品、、侵犯人身、侵犯财产及放债等有关的法定罪行,但由于“与某三合会的活动有关”是定义中三个规定组成因素其中之一,香港《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基本上已涵盖了绝大部分香港黑社会一般会进行的犯罪行为。这个设计弥补了香港以往为了专门针对黑社会(亦即“三合会”)已制订逾百年的香港《社团条例》及目前其他的香港成文法刑事条例于单独应用上,对打击香港黑社会所实施的有组织犯罪之阻吓力的不足之处。
二、香港打击黑社会有组织犯罪的若干重要司法实践
香港法例第445章香港《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有法制以来第一个特别为打击有组织犯罪而订立的法例,条例的宗旨是:“增设侦查有组织罪行和其他罪行及某些犯罪的犯罪得益的权力;就没收犯罪得益作出规定;就某些犯罪者的判刑订定条文;增订关于犯罪得益或关于代表犯罪得益的财产的罪行;及就附带及相关事宜订定条文。”[3]这个宏大的宗旨是否能够达到,要视乎执法机关能否妥善运用所新增设的侦查罪行及犯罪得益的权力,以及法院对于有组织犯罪的罪犯作出惩处的时间能否藉香港《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赋予的加重刑罚及充公犯罪所得的规定,有效地对有组织及严重犯罪产生阻吓性及惩教性的效果及压止有组织犯罪的孳生。
(一)实施“加重刑罚”
香港《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中对黑社会有组织犯罪在惩治上的主要作用,是规定香港区域法或原讼法庭于裁定罪犯触犯了第2条所述的“指明罪行”(SpecificOffence)时有权作加重刑罚判处的条文。第2条所述“指明罪行”是指包括:附表1或附表2所指的任何罪行;串谋犯任何该等罪行;煽惑他人犯任何该等罪行;企图犯任何该等罪行;协助、教唆、怂使或怂使他人犯任何该等罪行。
第27条第11(a)款更规定,香港区域法院或高等法院原讼庭可以在无合理疑点信纳犯罪人所被裁定罪成的指明罪行乃属有组织犯罪的情况下对该人作加重刑罚的判决。第27条第11(b)款规定,香港法院在无合理疑点信纳检控一方根据第27条第2或第8款所提出与该有组织犯罪指明罪行“有关资料”或与案中所涉三合会活动的指明罪行的性质及程度“有关资料”的情况下,法院亦可对该人作加重刑罚的判处。第27条第2款所指的“有关资料”包括:该指明罪行直接或间接引致他人受损害性质及程度;因该指明罪行的实施为该人或其他人直接或间接带来的利益或希望藉此带来的利益的性质及程度;该指明犯罪的普遍性;因最近期发生的该指明罪行直接或间接导致社区受损害的性质及程度;最近期发生该指明罪行为任何人的直接或间接带来的总利益的性质及程度。
众所周知,香港大部分有组织犯罪多是由黑社会(“三合会”)成员所实施的。而这些有组织犯罪,例如:贩毒、非法、高利贷及色情等犯罪,许多情况下不仅对受害人造成伤害,也对社会造成严重影响及损失。通过引用第27条第2款或第8款,由检控一方向法院提供“有关资料”,从而令法院可以对罪犯作加重刑罚判处的规定,原则上会令黑社会犯罪分子罪有应得及收以儆效尤之效。
1.实施“加重刑罚”的程序
检控一方对指明罪行申请加重刑罚可以通过两种法定程序进行。首先,检控一方可按第27条第25款规定,于被告人答辩前向他提出会向法院作出有关加重刑罚的请求的通知;并于法院对被告人作出判处前,请求法院考虑审判案中已被接纳的证据于裁定有关的犯罪乃属有组织犯罪时处以加重刑罚。在被告人答辩前通知他,检控一方会作出有关请求之目的是让被告人可以就有关的请求于判处前充分响应,以便法院于决定是否作加重刑罚判处和决定有关加刑幅度时予以考虑。
倘若检控一方是因该有组织犯罪与黑社会活动有关而申请对被告人作加重刑罚判处者,则有关的程序是请求法院因被告人所实施的犯罪属指明罪行和因该犯罪是与三合会活动有关而对被告人处以加重刑罚。在这种情况下,检控一方除要按第27条第2款须事前通知被告人将向法院提出有关加重刑罚的申请外,亦需于法院作出判处前邀请“三合会”专家或其他证人向法院提供能证明该指明罪行是与“三合会”活动有关且属于有组织犯罪的性质及程度之资料。法院于信纳该等资料后即可对被告人处以加重刑罚。
其次,检控一方亦可通过向法院提供与该指明罪行“有关资料”,请求法院就被告人所实施的指明罪行处以加重刑罚。在这种情况下,法院除可参考案中的证据去确定该指明罪行的组织性外,亦可参考由检控一方提供之“有关资料”内包括例如罪案数字及其他统计,去证明该指明罪行的普遍性以作考虑决定是否作“加重刑罚”判处和有关加刑的幅度。
2.“加重刑罚”的幅度
香港《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有关“加重刑罚”的司法实践,是否真的能令有组织犯罪之罪犯罪有应得和收以儆效尤之效,至今仍未能完全肯定。主要是因为第27条第11款仅订明,香港区域法院及高等法院可于加重刑罚时,对罪犯处以较在没有信纳该指明罪行属有组织罪行或没有信纳检控一方提供的“有关资料”时可能所作宣判为加重的刑罚,但第27条第11款并未有具体说明法院可以加重刑罚的幅度。加重刑罚是由法官视罪犯本来所触犯的指明罪行之个别案情,再依该犯罪直接或间接引致他人的损害、为罪犯或其他人带来的得益、该指明罪行当时的普遍性、该指明罪行对社会危害的程度、该指明罪行带予其他人的总利益的性质及程度等等而作酌情决定。亦因为这个原因,由检控一方提供的“有关资料”,正是对法院作出加重刑罚的决定起了关键性作用。
由于香港刑事司法制度中的普通法原则,目前香港法院可以作出的加重刑罚判处是必须依照之前案例所订之幅度作为基础的,一般加重刑罚幅度的上限是根据1998年“李世荣(译音)”一案所订下的50%作为标准。[4]此案主审法官在判决中指出,当某个犯罪行为属于有组织犯罪时,对有组织犯罪组织及参与该有组织犯罪者处以50%加重刑罚,既是符合公义的惩罚,也可收阻吓之作用。该案例指明了当有证据证明某类于香港《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中的指明罪行有急促增长的趋势而且变成普遍的时候,判处阻吓性惩罚亦为适合,但亦指明了倘若某指明罪行只是渐趋普遍的罪行,若检控一方先行向法院提示,加重50%刑罚可能并不恰当。就后者的情况,该案例指明了有关刑罚增加的幅度,要视乎有关罪行的严重性、普遍性及对社会造成的影响。这个案例基本上规定了加刑幅度的上限为50%,但却保留了一个弹性加重刑罚的机制,亦因此在若干其后的加重刑罚判决中造成令人怀疑加重刑罪是否能够令包括黑社会实施的有组织犯罪罪犯得到应得判决的疑虑。
3.实施“加重刑罚”法官的考虑
不论检控一方是依哪一个程序向香港法院申请对触犯有组织犯罪的罪犯作加重刑罚判决,法院一般都会视该犯罪的组织性、合作性、专业性、分工性及重复性,去决定该犯罪是否为有组织犯罪。
(1)考虑犯罪的组织性
2002年港人郑敬龙(译音)与其他被告人向法院承认了共13项“串谋行骗罪”及其他控罪。[5]这些控罪包括使用他人身份证开设银行户口及透过银行自动柜员机提取一名被骗人士港币370000元;用一名受害人身份制造假公司印章于受害人户口提取港币27000元;使用伪造印章和签名及剪断电话线的方法令银行无法实时与受害人接触而多次从多名受害人户口非法转移港币共4381000元,法院于判案时指出,控方寻求引用香港《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第27条第11(b)款请求法院因被告人的作为引致他和其他人直接或间接带来的利益或希望藉此带来利益性质及程度而判处加重刑罚,虽并无不当亦不尽适合。法院认为该案是明显具有组织性的犯罪,故此控方亦可以引用第27条第4款的规定要求法院依审判过程中有关犯罪组织性的证据显示,而按裁定被告人所实施的罪行为有组织犯罪作加重罪罚的判处。由此案我们可知,检控一方可能面对多于一个申请对罪犯加重刑罚的理据,但引用条文申请的失误有可能令加重刑罚不能达到好的效果。
(2)考虑犯罪的普遍性
有关检控一方于审讯时就犯罪的普遍性向法院提供“有关资料”,对寻求法院就大部分能够对社会构成危害及严重影响的犯罪处以加重刑罚是非常有效的工具。在这方面香港的执法部门以往曾就若干例如走私香烟、偷运人口、非法、经营淫窟、扒窃集团等犯罪引用第27条第2款第3节,令法院对被告人处以加重刑罚。
1998年港人谭伟浦(译音)向香港法院上诉庭寻求推翻他于1997年就两项走私香烟控罪被法院依第27条作加重刑罚所处共2年徒刑的判决。[6]案中谭伟浦开设一贸易公司及聘请搬运工人走私两批市值分别为港币9840000元和10405810元的未完税香烟,谭氏亦承认曾进行7—8次类似纪录及收取每次港币15000元的报酬。上诉法庭推翻谭氏上诉申请时指原审法官已正确接纳由香港海关一名助理监督就走私香烟普遍性所作有关证供,指出走私香烟趋势已由2004年的17900万多根增加至2006年的25400万根,故此认为加重刑罚50%为十分恰当。此案证明了,单独就指明罪行的普遍性此所提供之“有关资料”已足够令法院对有组织和严重犯罪处加重刑罚的方便。
(3)考虑犯罪为罪犯本人或他人带来利益
2003年印尼华侨KamSusanto于香港高等法院就一项非法足球收受“波缆”及就一项处理犯罪所得利益罪被加重刑罚50%而合被处罚徒刑四年半。[7]案情指被告在家中收受2002年世界杯及英国超级足球大赛非法足球,当场被搜获纪录共港币4970660元及被告人向买家纪录港币5020000元。被告及其妻子当时合共持有的11个银行户口中于2003年期间的大额交易非常频密,其中7个银行户口的总交易共约为港币471619779元,而被告于此期间向香港税务局所申报收入只有港币约40至50万元。被告辩称只是替印尼同乡向印尼一间IndoSoccer公司下注而收取0.25%作报酬。被告人于2003年对判决的上诉亦被驳回。由此案我们可知,被告人的个人犯罪得益可能只是他所述的0.25%这一区区之数,但包括他印尼同乡在内的其他人因他犯罪而获得益却可能极其庞大,这正是第27条第2款规定加重刑罚针对打击有组织犯罪为他人直接或间接带来利益的目标。
(4)考虑犯罪为任何人带来的总利益
2003年2月7日港人林希杰(译音)于香港地方法院因2项处理犯罪得益及2项非法获取旅游证件案被定罪,经法院加重刑罚后被判处徒刑4年。[8]案中所涉非法犯罪得益为一张港币1780000元支票及现金120000美元,相信该支票是与由中国内地经香港特区走私往英国丹佛港的非法偷渡人口犯罪得益有关。而所涉旅游证件包括25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护照、72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及25本日本国护照。所有中国护照俱是从非法途径获得的,而所有日本国护照则全为已被报失和相信是准备用作偷运非法入境者之用的。被告人于判处后要求减刑和上诉均被驳回。由此案可以看到,香港《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对打击属于最严重级别的跨境有组织犯罪亦是极为有效的一件工具。通过引用第27条加重刑罚的规定,香港执法机关就能够对不在香港境内实施,亦没有证据可以在香港法院提起刑事控诉的跨境有组织犯罪,通过对于香港境内提供协助者的检控进行间接的打击。
(5)考虑犯罪为社会带来的伤害。
2003年10月30日蔡光(译音)于香港高等法院承认10项串谋经营不道德场所及1项串谋处理非法犯罪所得,被法院共处罚5年徒刑。[9]案情透露被告于1998年至2002年间协助经营为数10间共有客房140套的不道德场所,而该等场所是用作为中国内地、越南、泰国女子进行之用。这些女子部分为该集团以“双程证”由中国内地输入,而部分为该集团及以旅游身份由东南亚输入者。她们每次交易收费港币420元,但每名妓女只分得港币100元,而估计这些场所历年的总收入约港币4200万元之多。这些场所均以熟客为主,且有闭路电视作监察及秘密信道作进出,令警方难加打击。被告人其后提出上诉但被驳回,原因乃法院认为对于严重走私、赌毒及娼妓等有关犯罪加重刑罚50%甚至更高也未为不妥。从这类案件的判处我们得到启发就是,利用进口软弱无助妇女去经营淫业乃是极之严重及践踏法律的有组织犯罪,加重刑罚恰恰能给予该组织及参与实施该组织犯罪活动的罪犯更严重和更适当的刑罚,以收阻吓作用。
香港既是一个国际城市也是一个旅游地区,扒窃集团随着香港的旅游日益蓬勃而增加,香港的扒窃案由2001年的717宗已逐渐上升至2002年的859宗及2003年的1681宗。2004年2月18日,属于一个扒窃集团的越南籍男子VGOVANHUY于香港区域法院承认一宗发生于旺角闹市的扒窃罪之后,被判徒刑共30个月。这个极重徒刑之判决乃包括判刑起点的18个月徒刑、被告屡犯不改的6个月徒刑以及依香港《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第27条检控一方提供“有关资料”指出扒窃罪普遍性而额外加上的25%加重刑罚,合总刑期变为30个月。被告人后来上诉只获上诉庭就其他原因将总刑期轻微减低至20个月,但上诉庭强调依第27条加重刑罚的原则是正确的,只是指出此案之加幅应为20%而非25%。此案除为将来对有组织性扒窃集团的罪刑确立了刑罚“普遍性”的加刑准则,亦令我们认识到有组织性地于闹市扒窃是一种社会应该严厉打击的犯罪,因为这种犯罪虽然表面上只构成受害人的金钱损失且一般损失可能不大,但却能引起如受害人需重新申领所有证件等极大之不便,而且亦是对个人财物权的肆意侵犯,而更罪无可恕的是令香港治安声誉受损,是既属有组织性也具严重性之罪行的一种。
(二)打击处理犯罪得益(清洗黑钱)犯罪
香港《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为香港在刑法中增订了处理犯罪得益这个打击有组织犯罪运作及扩展的犯罪,规定任何人凡于“相信”或“已知”的情况下仍然去“处理”犯罪得益,循公诉罪起诉,可以被处罚金港币500万元及徒刑14年。公诉罪是可于区域法院或以上法院提出检控的犯罪。《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第2条把“处理”广泛定义为包括:收受或取得;隠藏或掩饰该财产;处置或转换;将财产运入或调离香港;以该财产作借贷或保证。
由于“处理”一词的广泛定义,令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工作不再局限于如“接收赃物”等情况,而是可覆盖于有组织犯罪进行或重复进行期间所涉及的所有金钱交易。换而言之,执法人员可以用处理犯罪得益(洗黑钱)犯罪对直接或间接、曾经及正在参与有组织犯罪的人进行刑事司法治理。
上述港人林希杰(译音)牵涉在中国偷运人蛇到英国丹佛港一案,被告人只是因藏有代表偷运人蛇得益的一张港币1780000元支票和现金170000美元,以及基于法院相信他是准备处理这些犯罪得益,因而被法院依香港《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重判徒刑4年。实际上,此案在香港的证据并不能作为支持被告人曾参与该偷运人蛇的有组织犯罪的充分罪证,但香港法院对被告人的判决已足够间接打击于香港境外进行的有组织犯罪行为。
2002年12月23日张锦仑(译音)于香港区域法院因一项串谋清洗黑钱犯罪被判徒刑2年零9个月,被告人涉嫌替偷运人蛇分子将犯罪所得港币500万元带往澳门,交由赌厅换筹码之后转换回银行本票。被告与2名香港廉政公署卧底在香港购买值15万美元的银行本票时被捕,虽然被告所述的500万元自始至终未被搜获,法院仍基于廉政公署人员与被告谈话内容的录音将被告定罪。该案指明了被告明知他声称的500万元乃犯罪所得而安排处理,法院是可以于未能最终寻获那犯罪所得500万元的情况下,仍然依第25条以洗黑钱犯罪惩处被告人,间接亦打击了偷运人蛇集团的销赃活动,证明了《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对打击处理犯罪得益的灵活性。
被告人“明知”及“相信”而处理犯罪得益是第25条的基本构件。有关“相信”及“犯案所得”的解释自香港《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立法后曾出现若干争议性问题,这些问题包括:(1)检控一方是否必须证明被告人所处理的有关财富确实是代表从公诉罪得益的财产呢?(2)“处理”犯罪得益是否亦应包括被告人自身犯罪所得利益呢?(3)检控一方是否需要证明被告人所处理来自境外的犯罪利益是由一个在境外可以被公诉罪起诉的犯罪之所得呢?
2006年香港终审法院就OEIHENGKYWIRYO上诉一案指出,被告人的“相信”并非有赖于该财富是否真的需要代表一个公诉罪得益的财富,主要的是被告人的意图,若他意图处理他相信是代表一个公诉罪所得的财富就已足够,控方是不必去证明该财富确实代表一个公诉罪所得益。[10]至于剩下的两个问题,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亦于1999年就3名香港甲组职业足球员于泰国曼谷参加世界杯赛香港对泰国一场赛事中贪污打假球一案的上诉作出终审裁决,香港终审法院认为第25条所指处理代表公诉罪犯罪所得财富应包括被告人自身参与犯罪的得益,同时认为第25条第1款应该从字义狭义地解释,只需证明该犯罪得益有关的犯罪是一个可以被公诉罪起诉的犯罪便足够,而检控一方是无需证明该犯罪在境外亦是可以被公诉罪起诉的。[11]
上述法庭就第25条应用的澄清给打击清洗黑钱犯罪和打击有组织犯罪敞开了门户,令此条不仅可以应用于纯为他人清洗黑钱的犯罪上;也可以应用于被告人正在或曾经参与的有组织犯罪上;亦可以应用于打击非法贩运大麻及若干于外国不需处方可以获得的违禁药品跨境有组织犯罪上。
(三)不披露犯罪得益(黑钱)罪
香港《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第25A条规定,任何人已知及怀疑代表可被公诉罪起诉犯罪的财富时,得向香港警察、香港海关及其他获香港律政司授权人员进行披露,而这种犯罪财富亦包括该犯罪的得益及任何曾或拟使用于该可被公诉罪起诉的犯罪的财富,违者即属犯罪,可以公诉罪被起诉处最高的罚金港币50万元及徒刑5年。
由第25A条规定看,对不披露的合理辩护理由似乎只可以是被告人确实对有关犯罪财富的无知与没有怀疑或持有特权而不能披露者。在此笔者要重申律师与当事人之间为寻求和提供法律意见的通讯是属于本条下所包括的特权之一种,这特权曾于2002年被挑战。事件牵涉一名被香港有组织犯罪及三合会调查科拘捕的商人JohnHui,该商人被怀疑于1999—2002年间欺诈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共7500万美元而被控清洗黑钱。他延聘香港律师彭耀雄(译音)辩护申请保释及司法复核,在该律师知情下,JohnHui把名下两个尚有股票约值900万元之股票户口结余转至该律师之事务所客户专户,警方事后拘捕该彭姓律师,而该律师提出司法复核,最终法律颁令宣告警方对该律师实施的拘捕为非法并确认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特权”是不容被侵犯的。[12]
上述判决可能使人觉得,香港《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第25A条似乎未能增加执法人员打击小部分协助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律师及会计师等专业人士的权力。但在实际情况下,我们知道法律特权只限于律师与当事人之间为寻求法律意见的通讯,并不是不披露犯罪所得的保护伞。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香港《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已经为打击有组织犯罪制造了前所未有的优势及环境,而实施加重刑罚、打击洗黑钱犯罪及要求披露犯罪财富等条例的司法实践亦已趋于灵活,在防止、侦查及打击有组织犯罪各环节上都已经渐见成效;但是在遏止专业人士借用专业特权的保护对犯罪财富不须披露甚至协助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活动方面,仍然有着若干灰色地带,有待深入研究及改善。
三、香港打击黑社会有组织犯罪立法的反思
香港特别行政区逾百年反黑斗争的历史和现实早已确切表明香港黑社会组织的存在,而香港政府亦早在回归祖国之前已正视黑社会有组织犯罪的问题,并借着香港《社团条例》和香港《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的立法去寻求完善反黑法律体系,以遏止黑社会有组织犯罪的孳生和发展。就香港反黑法律规范与外地及祖国其他地区作比较,香港现时的反黑社会有组织犯罪法制工作似乎已颇为完善,但从香港《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于1994年10月立法至今的司法实践成效去看,香港在这方面的立法仍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具体而言,尚待改进和完善的地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立法缺乏预防性
打击黑社会有组织犯罪主要包括预防及惩治两个方面。就前者,笔者虽然认同中外学者们普遍主张以社会综合治理方式去进行预防的工作,以消灭如学者康树华所指出的引致黑社会有组织犯罪的组织成因、经济成因、社会成因及个体成因,[13]但笔者却倾向赞同打击黑社会有组织犯罪应从促使黑社会存在和发展包括黄、赌、毒等犯罪的预防工作开始的观点。[14]欧美各国和我国港台等地黑社会犯罪活动主要均是以黄、赌、毒、暴力等犯罪为主,而黑社会犯罪所以能够变得组织化,主要亦是因为社会对此类犯罪的控制能力薄弱和司法打击乏力,令黑社会有组织犯罪得以壮大及蔓延,甚至进一步与外地黑社会势力勾结而趋向跨境化甚至国际化。公务员之家
因此,我们在反黑立法对策的设计上,应该重新思考是否应该对黑社会实施的黄、赌、毒及暴力犯罪作特别立法,规定较一般非与黑社会有关的黄、赌、毒、暴力犯罪更高的刑罚,以杜绝黑社会犯罪。
(二)立法缺乏前瞻性
打击香港黑社会有组织犯罪的困难之处,主要是因为其有别于一般犯罪团伙纠集进行的有组织犯罪。新一代的黑社会除知识及文化水平比以往为高外,许多黑社会亦聘用会计师及律师等专业人士,为其进行有组织犯罪时提供专业意见,且善于利用尖端信息科技及采纳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使他们能够更有组织和更紧密地实施犯罪与回避警方的侦查。故此,现代黑社会组织虽然仍会利用中国旧社会青帮和洪帮等三合会的神秘色彩和帮规戒律以操控其成员,但许多黑社会实际上早已经把入会仪式、管理方法、通讯方式简单化和现代化。然而,由于香港《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对黑社会(“三合会”)的定义仍然沿用旧有的香港《社团条例》对“三合会”的定义,规定可以视包括使用“三合会”普遍使用的仪式、任何类似或部分类似该仪式的任何社团或采用任何“三合会”名衔、称谓及术语的社团为黑社会,[15]对不采纳“三合会”传统仪式、名衔、称谓及术语的新一代黑社会组织,在司法实践中对其进行打击会出现技术性的困难。由于1994年10月立法的香港《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并未有在这方面作考虑,着实久缺前瞻性,香港确有必要作适当的补充和修改以弥补在这方面的空缺。
(三)立法缺乏完备性
香港打击黑社会的立法最早源自于1950年被香港《社团条例》所替代的1949年第28号法律。除香港《社团条例》于1952年至2004年间经历多次修改外,香港亦就打击有组织犯罪于1994年10月制订了香港《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理论上,在打击黑社会有组织犯罪的刑事立法方面,应当完备地就各主要黑社会的严重危害社会行为作刑事犯罪的立法,以确保反黑除恶的罪刑法定原则能被充分落实。但从香港特别行政区现今打击黑社会犯罪法例可见,有关刑法亦未有对若干存在已久的和一些可以预见的黑社会危害社会行为作出规定。由于相关规定付之阙如,致使香港的执法和司法机构在法无明文不罪的原则下,无从全面和根本性地打击黑社会有组织犯罪。这些香港刑法并未明确规定的行为主要有组织黑社会及于境外发展香港黑社会活动等犯罪行为。
香港《社团条例》只规定身为或自称“三合会”社团干事或会员,管理或协助管理“三合会”社团,以“三合会”会员身份行事或参加“三合会”集会,以暴力、威胁或恐吓、煽惑、诱使或邀请他人成为“三合会”会员等行为为犯罪,但并未有对发起、组织及领导“三合会”的行为规定为犯罪。
故此,严格而言,香港《社团条例》只可以于新的“三合会”模式的黑社会组织出现了之后才能发挥功效,如此一来就不能发挥杜渐于微的作用。香港自1997年回归祖国之后,虽然依据一国两制的原则以特别行政区的身份实行高度自治,但对于一些在香港境内属刑事犯罪的发展黑社会活动,在跨境进入如中国内地或澳门特别行政区内之后实施则不能作出司法管辖,实在是一个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虽然,理论上这些人的行为在中国内地有可能已触犯了中国《刑法》第294条第2款之境外黑社会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但假若这些人于实施犯罪行为之后潜逃回香港,则依香港目前的刑法规定是不能对他们予以制裁的。此外,香港黑社会目前与外地黑社会勾结进行有组织犯罪的情况亦有增加的趋势,在此勾结过程中可能同时为外地黑社会分子于香港提供协助和庇护,以便外地黑社会能避过侦查实施所勾结的有组织犯罪活动。根据现时香港《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的规定,假若香港黑社会为外地黑社会所提供的协助和保护并不牵涉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境内实施洗黑钱犯罪或香港《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附表1和附表2所列的“指明罪行”时,香港执法和司法机关因无法可依的问题而无从给予任何惩处,令犯罪分子因不被追究刑事责任而可反复作为,间接促使了香港黑社会犯罪向有组织化和国际化方向的发展。
(四)立法缺乏针对性
香港《社团条例》只是针对香港黑社会(“三合会”)社团本身,如参加、管理及参与该“三合会”的活动的非法性进行刑法规范。这种有限度的刑法规范除对根本性地打击黑社会的基础和运作并未能起针对性的作用外,实际的功效亦只限于以徒刑监禁方式惩治参加黑社会的成员和他们于黑社会内担当不同角色的活动。由于黑社会本身的隐密性使得对身为黑社会成员和参与黑社会活动指控的取证非常困难,除极少数的长期卧底行动能获得成果以外,香港《社团条例》的刑法效力根本就不可能把黑社会领导层和财政基础连根拔起。
故此,针对根治黑社会有组织犯罪,亦即针对黑社会本身及黑社会的存活与发展,似乎只有倚赖打击作为黑社会的给养基础之财政的刑法规范。在这方面,香港《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第25条所规定的处理已知道或相信为代表公诉罪行的得益的财产犯罪和香港《贩毒(追讨得益)条例》第25条规定与清洗黑钱有关犯罪,虽然已给予了香港法院充公黑社会有组织犯罪所得财富的权力,但对于黑社会通过以前的犯罪所得利益而囤积超过6年之财富,该第25条所规定充公财富的权力便不能产生作用。要针对作为黑社会的存活给养的财政基础,香港特别行政区于打击黑社会有组织犯罪立法上,实在有必要反思是否需要引入如意大利对付黑手党而特别制订于黑手党员被判罪成时,意大利法院可以充公没收其名下明显与他收入不相称的财富资源的刑法规定。
四、完善香港反黑社会有组织犯罪立法的方向构想
(一)从打击黑社会主要犯罪方向构想
虽然香港《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第27条规定,香港法院可于无合理疑点的情况下信纳被判罪成的“指明罪行”属有组织罪行,或于无合理疑点的情况下信纳检控官向法院提供有关被判罪成的“指明罪行”的资料时可作加重刑罚的判处。但由于申请引用该程序之步骤繁复,而且许多黑社会成员参与实施的黄、赌、毒及暴力犯罪可能都并非直接与该黑社会的活动有关,而仅是由这些黑社会成员所自主实施的。为防黑社会犯罪由个别成员简单实施向组织化扩张,实在有必要考虑在与黄、赌、毒及暴力有关的法定犯罪条文中规定由黑社会成员实施这些犯罪时需要判处特定水平的刑罚,以收阻吓黑社会分子实施这些黑社会主要的犯罪之效,藉此压制这些性质的黑社会犯罪的有组织化。
(二)从增设黑社会犯罪新罪名方向构想
为确保香港刑法可以把各种主要的黑社会严重危害社会行为完全纳入刑事制裁的范畴内,并增强打击黑社会有组织犯罪的功能及作用的发挥,笔者认为香港于打击黑社会有组织犯罪的立法作检讨与补充时,要考虑新增若干黑社会犯罪罪名以完善反黑刑法的覆盖。初步构想包括:
1.在香港《社团条例》中加入发起、组织及领导黑社会罪名,而建议刑罚应该是与目前香港《社团条例》中属最严重的使用暴力、威胁或恐吓,以诱使人成为黑社会会员或协助管理黑社会犯罪同等之最高程度的罚金250000元及监禁7年。
2.在香港《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中增加“境外发展香港黑社会”及“协助境外黑社会”两项指定有组织犯罪罪名。首项新罪名可令香港黑社会成员于包括中国内地的香港境外地区进行与其黑社会有关的活动后于返回香港时仍可于香港法院被刑事检控,同时可避免可能需要移交该人往香港境外接受刑事审判所引起的国际或区际刑事司法合作上的问题。次项新罪名可以切实打击香港黑社会与外国黑社会因勾结而于香港境内进行与有组织犯罪有关的各种活动。为避免对此新罪名的举证困难,亦应同时规定香港法院可于无须举证情况下接纳外地司法机关向香港法院提出该外地组织为黑社会的证明。
(三)从修改香港刑法中黑社会定义的方向构想
在香港各项有关黑社会刑法条文中,“三合会”一直以来都是等同于黑社会的一个同义词。但有关“三合会”的法律定义确有必要从沿用已久、只局限于使用“三合会”普遍使用的仪式、任何类似或部分类似该仪式的任何社团或采用任何“三合会”名衔、称谓及术语的社团的狭窄定义扩张至一个较具弹性的定义。笔者认为香港立法会可通过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2月4日作出的《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香港现时黑社会发展状况,把“三合会”的法律定义作一弹性扩张,将人数较多,组织结构比较紧密,有领导或骨干成员,有较严格组织纪律,以通过违法活动及包括暴力等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为目标的组织亦收纳于黑社会法律定义中。寻求通过这个新增弹性定义,使香港目前在不断演变中的和新一代弃用传统“三合会”仪式但沿用“三合会”制度及模式的非法社团均能被收纳于包括香港《社团条例》和香港《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等条例内的“三合会”定义中。
(四)从考虑充公黑社会财富的特别立法的方向构想
我国《宪法》第13条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6条均规定保护包括香港市民在内的中国公民之财产权。故此,为打击作为黑社会生命泉源的财政基础而考虑通过立法去充公黑社会财富的同时,亦应就宪法下保障中国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权利二者之间取得平衡。在这方面,可以参考香港《防止贿赂条例》第10条规定现任或曾任政府雇员人士有责任向香港法院解释其财产与其现在或过去官职薪酬不相称者,若不能作圆满解释者乃属犯罪的规定,以考虑制订充公黑社会财产的条文内容和罚则。[16]可以预见到这方面的立法将面对是否符合我国《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许多挑战,但在为求打击黑社会有组织犯罪的大前提下,在这方向的构想实在有必要和值得作进一步的探讨。
注释:
[1]参见香港《有组织及严重罪行(修订)条例》,2000年。
[2]参见《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第2条,香港法例第455章。
[3]参见《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详题(序文),香港法例第455章。
[4]参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诉李世荣(译音)案[1998]4HKC280。
[5]参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诉郑敬龙(译音)等人案CACC67/2002。
[6]参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诉谭伟浦(译音)等人案CACCC32/1998。
[7]参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KamSusanto案HCCC214/2002,CACC542/2003。
[8]参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诉林希杰(译音)案DCCC405/2002,CACC84/2003。
[9]参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诉蔡光(译音)案CACC545/2003。
[10]参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诉OEIHENGKYWIRYOFACC4/2006。
[11]参见络加荣(译音)、陈志强(译音)、韦君龙(译音)诉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案FAMC27/1999。
[12]参见彭耀雄(译音)诉香港警务处处长魏树基高级督察案HCAL133/2002。
[13]参见康树华:《有组织犯罪透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9—280页。
[14]参见李文燕、柯良栋主编:《黑社会性质犯罪防治对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6页。
黑社会性质范文篇10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进一步发展与法律认定的细化从1995年开始，我国学者与实务部门对我国是否存在典型的黑社会组织以及将来是否存在黑社会组织存在较大争议，有学者与专家从经济、政治、组织等方面论证我国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黑社会组织的可能。但先不管理论上的争议，至少我国的涉黑犯罪发展越来越迅猛，这是不争的事实。[7]最高人民法院领导在2000年12月全国公安机关“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时明确表示：“2001年1月份，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的数量比去年同期上升3.4倍，判处犯罪分子的人数上升6.5倍；从犯罪规模上看，有向黑社会组织犯罪发展演变的趋势”。2001年4月至12月短短几个月里，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处理带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就达300多件，判处罪犯12000多名。[8]可见，我国涉黑犯罪组织至少在数量上已经有了不小的规模，其社会危害性存在日益严重化的明显趋势。另外，由于我国刑法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界定比较概括，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界定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秩序的”组织。根据这一定义，黑社会性质组织与以暴力手段实施犯罪的犯罪集团难以有效区分，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存在较大的争议，各地区的认定标准存在较大差异。由于司法实践中针对涉黑犯罪的相关问题认识不致由于在适用法律上不统一，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2月出台了《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做出了详细的规定，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结构、经济实力、保护伞与行为方式等四个方面予以界定。但是，最高院的这一司法解释被一些学者与专家批评为是超越了法律规定的范围，并认为其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界定不完全准确。并且在该解释颁布后一年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汇集地方检察机关的一些反映的情况下，经研究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前述司法解释将“保护伞”特征规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必备特征，超出了刑法典第294条规定的立法原意；主张只要采取非法手段敛财，或以其他手段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即使目前经济实力规模不大，也应认定具备经济实力特征。因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呈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典第294条中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含义做出立法解释。在这一背景下，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出台《关于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以下简称《立法解释》），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特征又重新做出了解释。《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最大的变化在于，不再将“保护伞”作为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必备特征。而随着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不断发展以及司法实践中反黑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2009年还召开了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对《司法解释》与《立法解释》中相关问题的理解与把握取得一致的意见。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惩处力度。因此在2011年的《刑法修正案（八）》中不仅对“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增加了财产刑，还在总体上提高了涉黑犯罪的法定刑；并且明确将《立法解释》中所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予以吸引，以利于正确把握该类犯罪。
我国涉黑犯罪的发展趋势
如前所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涉黑犯罪存在了30年之久。在这期间，立法从无到有、从简到繁，但与此同时，涉黑犯罪本身也不断变化，呈现出其自身的发展趋势。这值得我们关注，从而进一步提出完善立法的建议。发展速度迅猛从前述的涉黑犯罪发展概况中所引用的1990年、1992年、1996年、2001年有关部门统计的涉黑犯罪数据可以看出，我国涉黑犯罪组织逐年成倍增长。如同样是公安部统计的数据，1992年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就是1990年的帮会组织的3.6倍；而到了1996年，短短四个月时间内查获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数量就接近1990年帮会组织的数量的2倍。法院审理涉黑案件的数量，2001年1月份审理的数量是前一年同期的3.4倍；4月至12月的高达300多件，判处罪犯12000多名。从最近几年情况来看，虽然我国不断开展打黑除恶活动，坚持“打早打小”的政策，但我国司法部门打击的涉黑组织和法院审理的涉黑案件依然有增无减。据报道，2001年到2005年，我国打掉了700多个黑社会性质组织。2006年2月至2009年7月，全国法院一审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罪名审结案件共1171件12796人。[9]从2008年的情况看，全年一审受理的涉黑案件共有473件，5066人，比2007年上升了26.5%；已审结生效的案件共有273件，2774人，比2007年上升了54.24%。其中，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有1279人，重刑率为46.11%，高于同期法院判决的全部刑事案件30.34个百分点。[10]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在2010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指出，2009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527件，判处罪犯3231人，同比分别上升13.8%和16.6%。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随着社会的发展，涉黑犯罪也在不断发展，而且虽然我国坚持开展“严打”等活动，但涉黑犯罪短期内无法杜绝，我们必须作好长期预防、打击涉黑犯罪的准备。另外，虽然一般认为早期我国的涉黑犯罪组织属于一种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不完全具备典型黑社会的特征；但是，随着涉黑犯罪组织的长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我国已经出现了典型的黑社会组织。典型黑社会组织的出现，可以说是涉黑犯罪组织长期存在、发展的恶果，是涉黑犯罪组织迅猛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我们在奉行对涉黑组织“打早打小”的政策时，还应当注意对典型黑社会组织的严厉打击。“保护伞”存在对于我国涉黑案件中存在保护伞的比例有多少，笔者没有统计也无法统计。但从笔者所查阅的各类材料中，绝大部分的涉黑案件中都存在保护伞的影子，甚至有不少案件中相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本身就是黑社会性质组织中的重要成员。另外一方面，我国2000年的《司法解释》中将保护伞作为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必备条件之一，这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出我国涉黑犯罪中保护伞存在的广泛性。虽然之后的《立法解释》中将保护伞排除在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条件之外，但至少说明绝大部分涉黑组织存在保护伞。对此，有学者认为黑社会的本质特征是具有的一定社会控制性，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要控制社会则必然要与掌握一定权力的国家工作人员结合，因此保护伞是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重要条件之一。[11]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前院长肖扬曾经多年强调：黑社会性质犯罪，没有后台和保护伞是绝对不能做大的。如前文数据所显示，我国的涉黑组织数量上日渐增多，显然就是一种日益壮大的表现。而据学者我认定的典型黑社会组织“祝氏家族黑社会组织”，其存在的时间就长达10多年，保护伞也是众多。[12]因此，我们在打击涉黑组织时，更应当注重对保护伞的重点打击，这样才能在深层次上削弱涉黑组织存在的条件，并可以排除打击涉黑组织的阻力。国际化趋势明显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必然会导致经济犯罪的国际化趋势。黑社会组织存在的目的是获得经济利益，从这一角度而言，涉黑犯罪属于经济犯罪，因此其发展趋势必然是具有国际性；也正是如此，有关打击涉黑犯罪的国际公约越来越多，各国开始普遍重视联合打击涉黑犯罪。近年来，随着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国际上的黑社会组织开始不断通过洗钱等途径在全球转移资产，消除其犯罪痕迹；而中国金融市场与相关法律制度的暂时不完善，为他们洗钱行为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一些国外传统的黑组织也开始进行企业化管理，也在不断寻找新的犯罪场所或者市场，以此来壮大其犯罪组织；而中国这一片广阔的市场不仅为一般的企业提供了商业机会，也让这些犯罪集团看到了一丝机会。正因为如此，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国外的黑社会组织也开始日益向我国渗透。如广东省在2000年8月至2001年1月展开的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就侦破港澳台黑社会入境渗透案件69起。[13]而像上海、福建等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地方也是较容易被国际黑社会组织渗透的地方，这些地方都屡屡发生境外黑社会入境渗透的事件。[14]另一方面，境内涉黑组织与境外黑社会组织相比往往只是一种初级或中级的状态，后者有时也会成为前者的学习榜样或依赖对象。因此，有些境外涉黑组织也主动寻求境内黑社会组织加入本组织或境内涉黑组织的主要成员加入境外黑社会组织，或者两个组织进行一定的合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我国涉黑组织的国际化趋势。涉黑组织的国际化趋势，既加快涉黑组织往黑社会组织发展的步伐，也加重了这一组织的社会危害性。因此，我们在打击本土涉黑组织时，也要特别关注境外黑社会组织对我国涉黑组织的影响，并加重对境外黑社会组织的打击力度。
我国刑法应对涉黑犯罪发展趋势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