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会风险范文10篇

合会风险范文篇1

关键词:民间金融;合会;法律规制

当前农村中,正规金融严重供给不足,从而导致民间金融撑起了农民融资的“天”。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民间金融缺乏法律定位,缺少正确的引导,导致农村中金融风波不断发生。而多年来,国家也越来越认识到民间金融在支持农村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和它的弊端,所以,如何能让民间金融“扬长避短”、为我所用,也就成为了当前民间金融研究的热门话题。

“合会”是中国一种古老的民间信用互助形式,它通常建立在亲情、友情等血缘和地缘关系上。“合会”一般由发起人(称为“会头”)邀请亲朋若干人,(俗称“会脚”,现代也叫会员)参加,约定每隔一定的时期(每月、每季或半年、一年等)举会一次,每次收集一定数量的钱款,轮流交由一人使用,会头优先收取第一次会金,以后按次序轮流交会脚使用,以此互助的一种形式。合会种类繁多,各地称呼不同,比如,在山东和江苏北部各地称“请会”、“聚会”、“集会”,安徽、江西、湖南称“打会”湖北称“约会”,广东称“做会”,浙江称“台会”,云南称“赊会”等[1]。按照合会的目的、合会的期限、得会的方法等标准进行分类,最常见的是按得会的方法分为:轮会、摇会、标会三种。轮会是指坐次轮收的办法收会,摇会是指以摇彩的方式收会,而标会则是以竞标的方式收会。各地的合会有不同的特点,比如,“标会”在福建比较盛行;“摇会”、“抬会”在浙江比较盛行。

20世纪80年代中前期,“会”曾经盛极一时,是江浙、福建等地区最盛行的一种民间融资方式,对当地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浙江乐清、苍南等地相继爆发了倒会风波,2004年福安又爆发了标会“倒会”事件。

案例:福安标会倒会事件

2004年5月17日,福建省福安市一个名叫李住的人因再支付不起众多小会脚的钱而主动到当地公安机关投案,从而一场史无前例的标会“倒会”风暴席卷小城福安,短短几天,约25亿元的民间资本便从这个年财政收入不过2亿元的县级市蒸发。很多“会头”和中标的“会脚”趁乱卷走巨款,让成千上万的会员损失惨重,当地经济遭受致命打击,直接影响到近65万人的生活[2]。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福安标会的崩盘?

高额利率。苏提村王希莲是福安标会千百个小会主中的一员,由于信誉良好,“她总是能够当天就把钱送到标到的人那里,七八年来都是这样”,因此到倒会之前,不仅是苏提村,甚至苏提周边村庄的人,都跑来做王希莲的会脚。倒会之前,这个只读了几年小学、“文化很浅”的农村妇女,名下的会达到53个之多,涉及金额在七八百万以上。可以想象,如果资金仅仅在有限的范围内封闭运行,没有与发生关系的话,这种发育于乡土、近十年来年利率约在3%、以调剂余缺、互助互济为目的的民间金融组织也许还能继续存在下去。

是什么力量使得这种以互助为初衷的“会”变成一个套场利的工具?答案非常简单:高额的利率。目前,一年期银行存款利率是1.98%,住房抵押贷款的平均年利率为5%,当地高利贷的行情是2分,即约24%的年利率。而把钱投入到标会中所获回报远高于此。记者获知,在最后数月中,投入10万元在一个月内获得的利息在6000元～8000元之间,折合成年利则在72%～96%之间,这无疑是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会套会。在高额利率的刺激下,福安当地甚至出现了10万元会和百万元会,以常见的20天和30天周期计,一次标会套取的金额就在两三百万和两三千万。敢于出高利息的“会脚”们,把标来的钱都拿去参加更大的会了。这叫会套会,就像金字塔,在塔尖的是最大的会主,中间是小会主,在塔最底层的是众多会脚。从小会标来几千元,去参加千元会,再从千元会标来上万元,去参加万元会,这样推延下去,福安城乡间就形成了巨大的“标会网”,像蜘蛛网一样。就这样,在高额利率的刺激下,大量的资金从村镇流向城市,从百元会流向千元会,又从千元会流向万元会、十万元会,最终形成了盘根错节、大会套小会的复杂的资金链条。一旦中间有一个资金供应环节断裂,整个“资金网”都会受到影响。

参与。那么究竟是谁出得起这样高的资金价格?这个问题的答案指向了地下。起先,里只放高利贷。但是,里的利息实在是太高,借1万块钱一个月下来要还掉6000元,于是赌徒们就在里现场做起“会”来,通过做“会”标来的赌资显然要比借高利贷来得划算,通行的行情是十万元六分到八分利,这个价格比借高利贷来得便宜——付出6000元可以获得10倍于借高利贷的赌本,又比外的资金价格来得高。

日日会。形成于之内的“天天会”模式被拷贝了出来,一个有100人参加的“万元日日会”意味着,参会者每天都要拿一万元出标,一个周期下来的滚动资金就达到1个亿。

法程序缺失。福安的标会崩盘后,地方政府已经着手在清理相关债务。但是普通民众最为担心的问题是:在会首的资产被用于偿债时,参与清理标会的政府官员是否会优先偿还他们亲友的债务,而其他人则血本无归?

福建省福安市民间“标会”倒会事件的处理已进入司法程序。今天上午,一名“会头”被当地法院以集资诈骗罪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另有3人被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而国内缺乏相关法规,合会倒闭后,参与方缺乏法律工具保护自己的利益,往往通过暴力手段来追讨债务,引发混乱,如福安合会崩盘后,民众普遍产生信任危机,会首遭遇人身报复,社会动荡不安[3]。

由上面的案例可看出合会的风险主要存在于以下几方面:

第一,高额的利率。在标会中,利率的高低与资金的用途密切相关。利率的形成是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的,我们知道资金只有在生产过程中才能增值,在商业过程中的增值最终也是来自生产过程的。如果标来的资金是用来生产或者做生意,那么利率的高低一定是与行业的利润率相吻合的,再加上周围资金稀缺性的影响,利率在一个合理的幅度内变化。而福安标的利率折合成年利已达到72%～96%之间,已经远远超过了合理的限度,这时候的标会已经失去了坚实的资金增值基础。已标到会金的参与的会头或会脚除非在中能赢回应付的利息,否则是不可能按照自己所标的利息应会的,只能选择“逃会”。而合会原有规则规定,一旦会中有人“逃会”就得由会头代为垫付会款及利息,如果会头无力垫付,或者“逃会”的会脚很多,会头无力垫付会金及利息,那么合会只能“倒会”。本案中一个中会头李住就是此种情况。

第二,演变为“日日会”。正常标会的开标都应当有一定的期限,这也跟上面所说的利率有关。也就是将资金投入生产或者经营中,让资金有一个增值的过程。如果演变成为“日日会”,也就是一天开标一次,已经失去了资金增值的基础,变成了一种纯粹的金钱投机游戏了。

第三,参与了投机。就像案例中所描述的那样,“标会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下安全运转了七八年”,如果不是参与,被投机分子利用,成为套取钱财的工具,标会到现在可能还在安全地运转。为什么能被投机分子利用?那就是高额回报的诱惑。合会的最初目的就是资金互助,一旦开始追求高额回报,就已经背离了初衷,越走越远。

第四,会套会的形式。会套会即此会的会头是彼会的会脚,大会下面有中会中会下面的多个小会,一个会头经营数个会,呈现会的金字塔形状。有些地方叫它“抬会”。发生会套会的原因主要有:会头出现亏空,因返还会款之需要,以会养会;会头为追求高额回报再入会或招会。合会形成的原始基础就是基于人缘、地缘的团体,适合于具有良好道德、彼此熟络、规模较小的团体,靠信任和名誉维持其正常运行,大多缺乏正规的组织形式、良好的运作机制、有效的约束机制和风险控制机制。一旦开始会套会、会联会,突破了原有的熟悉的人际圈子,彼此了解程度下降,参与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日益增强,风险就会成倍增加,很容易被投机分子利用。在一个单个封闭的合会中,如果有某些会员参与、投机行为,那么其他的会员都是监督者,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比如,找人顶会或者让他成为最后一个标会者,也许“倒会”的事件就不会发生了,而会套会后,失去了大家的监督,风险已经成倍放大。

第五,法律法规的缺失。中国法律对于合会并无明文规定,一旦出现“倒会”征兆,由谁介入、如何介入等并没有相关法律规定。这使得在标会已经有了“倒会”的征兆后,政府提前介入于法无依,只能坐等错失良机;在“倒会”后的处理程序也于法无据,使许多会员对政府产生不信任,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第六,其他情形。比如,会首或会员的恶意倒会。由于标会本身的运作规则就易于引发风险。标会中出价越高越早得标的人负担越大,越有动机逃会;已存逃会动机的人则愿意越早以更高价格竞标;由此形成标会中所出标息超过正常承受限度,也就是风险的开始。其他还有诸如:(1)会首冒用未得标会员之名义标取合会金后卷款潜逃;会首用其家属姓名,甚或虚构的姓名参加合会,相当于一人多脚,到期无法缴纳会款而倒会。(2)会首或死会会员将取得的合会金用于挥霍,致无力返还会款或会首或会员遭遇财务困难无法支付会款而倒会;(3)会首逃匿,包括会首不履行召集标会的义务而逃匿、会首收齐会款后,不交付给得标会员即逃匿等[4]。

(一)合会设立及运作相关规定

1.可以规定合会的设立、变更与终止必须要进行登记备案。登记的机构以就近、方便为原则。可以是是村委会,我认为也可以是当地的农村信用社。①这样以备金融监管机构对合会进行外部的监测,一旦发现风险,及早介入。这些机构只能依据法律规定对合会设立的要件是否齐全进行控制,而没有行政审批权。登记备案的资料有:合会的书面合同、会单(可以设定为示范会单)、会首个人情况简介;会首、会员的身份证复印件、每位会员存钱入银行账户的进账证明等。

2.合会合同、会单必须书面、并且由全体会员签章,人手一份。

3.规范合同内容。应当记载:合会的目的、每期的会金数额、会期、每一期会的召开地点、时间;得会方法及次序;标会的最高标息;会员死亡或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缺会的处理办法等,并交一份给登记机关备案。合会一次的会期最长不得超过几年,②最短至少要大于等于一个月;过长的合会期限会导致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发生,比如,当事人破产,利率变动等,易于发生逃会、当事人携会金逃匿等事由出现;而过短的期限也就失去了资金增值的基础,就像福安标会最后发展为十日会、七日会、日日会一样,这是倒会的预兆。

4.控制会金、会息。比如合会金总额不超过50万元等,以防止像福安标会巨额的会金交易,产生巨大的社会动荡,防范风险;同时,合会金总额控制也利于控制合会参加人数;标会标息最高不能超过多少;从福安标会的“倒会”事件可知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利率的最高限应与民间借贷的利率最高限相一致,应付予银行监督管理机构监测利率水平权利。如果出标人所出标息超过银行同时贷款利率的4倍以上,可要求出标人提供相应担保并保存在会首处。同时,在合会出现高额利率、日日会、大规模会套会等情形时,每个会员都有向银行业监管机构报告的义务。

5.合会成员的资格:不论会首或是会员(会脚)均应是自然人,企业或法人不得为合会的会首或会员;会员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无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得为会员;会员不得同时成为两个以上的会的会员。

6.合会一次会员最多应有多少人,比如在20人以内,过多的会员会导致信息的不对称,从而引发风险;同时,会头邀请会员入会的方法上有所限制,如禁止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广泛入会广告或变相广告等[5],这样有违金融法规。

7.限制会套会、会抬会。即一名会首不得同时邀两个以上的会,也不得同时成为其他会的会脚,本会的其他会脚如发现该情形,有权要求退会,或要求会首提供保证金。

(二)合会会首的法律规定

(1)会首的资格。会首必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会首不得同时为本合会的会员,这样避免一会多份减少会首逃会的风险;(2)可借鉴《公司法》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的限制性规定,个人所负债务数额较大到期未清偿的不得为会首;(3)会首的权利义务规定。与合会的固有规则相一致:如会首有首先免息使用合会金的权利;会首有发起合会、主持合会、收取会款的权利;同时,在其中某一会员发生支付困难时会首有垫付资金的义务,并对倒会负连带清偿责任;(4)一名会首不得同时邀两个以上的会,也不得同时成为其他会的会脚,本会的其他会脚如发现该情形,有权要求退会,或要求会首提供保证金[5];(5)会首不得冒用未得标会员之名义标取合会金,不得用其家属姓名,甚或虚构的姓名参加合会,以防止一人多脚,减少因无力支会到期会款而逃会的现象发生。

(三)倒会时的处理方法

合会风险范文篇2

“合会”是中国一种古老的民间信用互助形式,它通常建立在亲情、友情等血缘和地缘关系上。“合会”一般由发起人(称为“会头”)邀请亲朋若干人,(俗称“会脚”,现代也叫会员)参加,约定每隔一定的时期(每月、每季或半年、一年等)举会一次,每次收集一定数量的钱款,轮流交由一人使用,会头优先收取第一次会金,以后按次序轮流交会脚使用,以此互助的一种形式。合会种类繁多,各地称呼不同,比如,在山东和江苏北部各地称“请会”、“聚会”、“集会”,安徽、江西、湖南称“打会”湖北称“约会”,广东称“做会”,浙江称“台会”,云南称“赊会”等[1]。按照合会的目的、合会的期限、得会的方法等标准进行分类,最常见的是按得会的方法分为:轮会、摇会、标会三种。轮会是指坐次轮收的办法收会,摇会是指以摇彩的方式收会,而标会则是以竞标的方式收会。各地的合会有不同的特点,比如,“标会”在福建比较盛行;“摇会”、“抬会”在浙江比较盛行。

20世纪80年代中前期,“会”曾经盛极一时,是江浙、福建等地区最盛行的一种民间融资方式,对当地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浙江乐清、苍南等地相继爆发了倒会风波,2004年福安又爆发了标会“倒会”事件。

案例:福安标会倒会事件

2004年5月17日,福建省福安市一个名叫李住的人因再支付不起众多小会脚的钱而主动到当地公安机关投案,从而一场史无前例的标会“倒会”风暴席卷小城福安,短短几天,约25亿元的民间资本便从这个年财政收入不过2亿元的县级市蒸发。很多“会头”和中标的“会脚”趁乱卷走巨款,让成千上万的会员损失惨重,当地经济遭受致命打击,直接影响到近65万人的生活[2]。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福安标会的崩盘?

高额利率。苏提村王希莲是福安标会千百个小会主中的一员,由于信誉良好,“她总是能够当天就把钱送到标到的人那里,七八年来都是这样”,因此到倒会之前,不仅是苏提村,甚至苏提周边村庄的人,都跑来做王希莲的会脚。倒会之前,这个只读了几年小学、“文化很浅”的农村妇女,名下的会达到53个之多,涉及金额在七八百万以上。可以想象,如果资金仅仅在有限的范围内封闭运行,没有与发生关系的话,这种发育于乡土、近十年来年利率约在3%、以调剂余缺、互助互济为目的的民间金融组织也许还能继续存在下去。

是什么力量使得这种以互助为初衷的“会”变成一个套场利的工具?答案非常简单:高额的利率。目前,一年期银行存款利率是1.98%,住房抵押贷款的平均年利率为5%,当地高利贷的行情是2分,即约24%的年利率。而把钱投入到标会中所获回报远高于此。记者获知,在最后数月中,投入10万元在一个月内获得的利息在6000元～8000元之间,折合成年利则在72%～96%之间,这无疑是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会套会。在高额利率的刺激下,福安当地甚至出现了10万元会和百万元会,以常见的20天和30天周期计,一次标会套取的金额就在两三百万和两三千万。敢于出高利息的“会脚”们,把标来的钱都拿去参加更大的会了。这叫会套会,就像金字塔,在塔尖的是最大的会主,中间是小会主,在塔最底层的是众多会脚。从小会标来几千元,去参加千元会,再从千元会标来上万元,去参加万元会,这样推延下去,福安城乡间就形成了巨大的“标会网”,像蜘蛛网一样。就这样,在高额利率的刺激下,大量的资金从村镇流向城市,从百元会流向千元会,又从千元会流向万元会、十万元会,最终形成了盘根错节、大会套小会的复杂的资金链条。一旦中间有一个资金供应环节断裂,整个“资金网”都会受到影响。

参与。那么究竟是谁出得起这样高的资金价格?这个问题的答案指向了地下。起先,里只放高利贷。但是,里的利息实在是太高,借1万块钱一个月下来要还掉6000元,于是赌徒们就在里现场做起“会”来,通过做“会”标来的赌资显然要比借高利贷来得划算,通行的行情是十万元六分到八分利,这个价格比借高利贷来得便宜——付出6000元可以获得10倍于借高利贷的赌本,又比外的资金价格来得高。

日日会。形成于之内的“天天会”模式被拷贝了出来,一个有100人参加的“万元日日会”意味着,参会者每天都要拿一万元出标,一个周期下来的滚动资金就达到1个亿。

法程序缺失。福安的标会崩盘后,地方政府已经着手在清理相关债务。但是普通民众最为担心的问题是:在会首的资产被用于偿债时,参与清理标会的政府官员是否会优先偿还他们亲友的债务,而其他人则血本无归?

福建省福安市民间“标会”倒会事件的处理已进入司法程序。今天上午,一名“会头”被当地法院以集资诈骗罪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另有3人被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而国内缺乏相关法规,合会倒闭后,参与方缺乏法律工具保护自己的利益,往往通过暴力手段来追讨债务,引发混乱,如福安合会崩盘后,民众普遍产生信任危机,会首遭遇人身报复,社会动荡不安[3]。

由上面的案例可看出合会的风险主要存在于以下几方面:

第一,高额的利率。在标会中,利率的高低与资金的用途密切相关。利率的形成是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的,我们知道资金只有在生产过程中才能增值,在商业过程中的增值最终也是来自生产过程的。如果标来的资金是用来生产或者做生意,那么利率的高低一定是与行业的利润率相吻合的,再加上周围资金稀缺性的影响,利率在一个合理的幅度内变化。而福安标的利率折合成年利已达到72%～96%之间,已经远远超过了合理的限度,这时候的标会已经失去了坚实的资金增值基础。已标到会金的参与的会头或会脚除非在中能赢回应付的利息,否则是不可能按照自己所标的利息应会的,只能选择“逃会”。而合会原有规则规定,一旦会中有人“逃会”就得由会头代为垫付会款及利息,如果会头无力垫付,或者“逃会”的会脚很多,会头无力垫付会金及利息,那么合会只能“倒会”。本案中一个中会头李住就是此种情况。

第二,演变为“日日会”。正常标会的开标都应当有一定的期限,这也跟上面所说的利率有关。也就是将资金投入生产或者经营中,让资金有一个增值的过程。如果演变成为“日日会”,也就是一天开标一次,已经失去了资金增值的基础,变成了一种纯粹的金钱投机游戏了。

第三,参与了投机。就像案例中所描述的那样,“标会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下安全运转了七八年”,如果不是参与,被投机分子利用,成为套取钱财的工具,标会到现在可能还在安全地运转。为什么能被投机分子利用?那就是高额回报的诱惑。合会的最初目的就是资金互助,一旦开始追求高额回报,就已经背离了初衷,越走越远。

第四,会套会的形式。会套会即此会的会头是彼会的会脚,大会下面有中会中会下面的多个小会,一个会头经营数个会,呈现会的金字塔形状。有些地方叫它“抬会”。发生会套会的原因主要有:会头出现亏空,因返还会款之需要,以会养会;会头为追求高额回报再入会或招会。合会形成的原始基础就是基于人缘、地缘的团体,适合于具有良好道德、彼此熟络、规模较小的团体,靠信任和名誉维持其正常运行,大多缺乏正规的组织形式、良好的运作机制、有效的约束机制和风险控制机制。一旦开始会套会、会联会,突破了原有的熟悉的人际圈子,彼此了解程度下降,参与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日益增强,风险就会成倍增加,很容易被投机分子利用。在一个单个封闭的合会中,如果有某些会员参与、投机行为,那么其他的会员都是监督者,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比如,找人顶会或者让他成为最后一个标会者,也许“倒会”的事件就不会发生了,而会套会后,失去了大家的监督,风险已经成倍放大。

第五,法律法规的缺失。中国法律对于合会并无明文规定,一旦出现“倒会”征兆,由谁介入、如何介入等并没有相关法律规定。这使得在标会已经有了“倒会”的征兆后,政府提前介入于法无依,只能坐等错失良机;在“倒会”后的处理程序也于法无据,使许多会员对政府产生不信任,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第六,其他情形。比如,会首或会员的恶意倒会。由于标会本身的运作规则就易于引发风险。标会中出价越高越早得标的人负担越大,越有动机逃会;已存逃会动机的人则愿意越早以更高价格竞标;由此形成标会中所出标息超过正常承受限度,也就是风险的开始。其他还有诸如:(1)会首冒用未得标会员之名义标取合会金后卷款潜逃;会首用其家属姓名,甚或虚构的姓名参加合会,相当于一人多脚,到期无法缴纳会款而倒会。(2)会首或死会会员将取得的合会金用于挥霍,致无力返还会款或会首或会员遭遇财务困难无法支付会款而倒会;(3)会首逃匿,包括会首不履行召集标会的义务而逃匿、会首收齐会款后,不交付给得标会员即逃匿等[4]。

(一)合会设立及运作相关规定

1.可以规定合会的设立、变更与终止必须要进行登记备案。登记的机构以就近、方便为原则。可以是是村委会,我认为也可以是当地的农村信用社。①这样以备金融监管机构对合会进行外部的监测,一旦发现风险,及早介入。这些机构只能依据法律规定对合会设立的要件是否齐全进行控制,而没有行政审批权。登记备案的资料有:合会的书面合同、会单(可以设定为示范会单)、会首个人情况简介;会首、会员的身份证复印件、每位会员存钱入银行账户的进账证明等。

2.合会合同、会单必须书面、并且由全体会员签章,人手一份。

3.规范合同内容。应当记载:合会的目的、每期的会金数额、会期、每一期会的召开地点、时间;得会方法及次序;标会的最高标息;会员死亡或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缺会的处理办法等,并交一份给登记机关备案。合会一次的会期最长不得超过几年,②最短至少要大于等于一个月;过长的合会期限会导致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发生,比如,当事人破产,利率变动等,易于发生逃会、当事人携会金逃匿等事由出现;而过短的期限也就失去了资金增值的基础,就像福安标会最后发展为十日会、七日会、日日会一样,这是倒会的预兆。

4.控制会金、会息。比如合会金总额不超过50万元等,以防止像福安标会巨额的会金交易,产生巨大的社会动荡,防范风险;同时,合会金总额控制也利于控制合会参加人数;标会标息最高不能超过多少;从福安标会的“倒会”事件可知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利率的最高限应与民间借贷的利率最高限相一致,应付予银行监督管理机构监测利率水平权利。如果出标人所出标息超过银行同时贷款利率的4倍以上,可要求出标人提供相应担保并保存在会首处。同时,在合会出现高额利率、日日会、大规模会套会等情形时,每个会员都有向银行业监管机构报告的义务。

5.合会成员的资格:不论会首或是会员(会脚)均应是自然人,企业或法人不得为合会的会首或会员;会员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无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得为会员;会员不得同时成为两个以上的会的会员。

6.合会一次会员最多应有多少人,比如在20人以内,过多的会员会导致信息的不对称,从而引发风险;同时,会头邀请会员入会的方法上有所限制,如禁止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广泛入会广告或变相广告等[5],这样有违金融法规。

7.限制会套会、会抬会。即一名会首不得同时邀两个以上的会,也不得同时成为其他会的会脚,本会的其他会脚如发现该情形,有权要求退会,或要求会首提供保证金。

(二)合会会首的法律规定

(1)会首的资格。会首必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会首不得同时为本合会的会员,这样避免一会多份减少会首逃会的风险;(2)可借鉴《公司法》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的限制性规定,个人所负债务数额较大到期未清偿的不得为会首;(3)会首的权利义务规定。与合会的固有规则相一致:如会首有首先免息使用合会金的权利;会首有发起合会、主持合会、收取会款的权利;同时,在其中某一会员发生支付困难时会首有垫付资金的义务,并对倒会负连带清偿责任;(4)一名会首不得同时邀两个以上的会,也不得同时成为其他会的会脚,本会的其他会脚如发现该情形,有权要求退会,或要求会首提供保证金[5];(5)会首不得冒用未得标会员之名义标取合会金,不得用其家属姓名,甚或虚构的姓名参加合会,以防止一人多脚,减少因无力支会到期会款而逃会的现象发生。

(三)倒会时的处理方法

合会风险范文篇3

合会又称“互助会”、“呈会”、“邀会”等，是中国传统的一种民间信用互助方式，一般由发起人（会首）邀请亲友若干人（会脚或会员）参加，按约定的时间举行，每次各缴一定数量的会款（会钱或会金），轮流交一人使用，借以互助。会首优先使用首期合会金①，以后依不同方式（如抽签、投标等），决定会员收款（得会）的次序，在每个会员都使用合会金后，一个合会即告结束。合会的种类繁多，如根据得会方法的不同，合会可以分为标会、轮会和摇会等，其中标会是以投标方式决定合会金的使用次序；轮会是以会员事先约定的次序，轮流使用合会金；摇会则是通过掷骰子或抓阄的方法来决定会员得会的次序。在传统社会中，合会是一种兼具储蓄和信贷双重作用的民间信用互助方式，具有互通有无、自助助人、济困扶危、增加资产效率、促进社会发展的功能［1］。因此，合会自唐宋年间产生以后，在我国民间逐步流传，成为普通百姓融通资金、互通有无和缓急相济的重要互助形式［2］。根据史料记载，合会在清代已经十分盛行［3］，到了民国时期，合会的种类、数量不断增多，几乎遍布全国各地［4］。合会作为一种古老的民间资金融通形式，至今在许多地方依然存在，其中福建、浙江、江苏、广东、海南等地区尤为流行。现实生活中，合会在促进民间资本融通、为农村建设和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等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由于我国合会法律制度缺失、合会习惯本身缺乏有效的风险防控机制，常常有一些合会倒会②，从而在会首会员间引发民事纠纷。法院在审理这类纠纷时，因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从而陷入了对同类案件裁判不一的困境。

二、立法梳理与理论辨析：司法裁判的前提

目前，我国尚未给合会一个明确的法律定位，例如《民法通则》和《合同法》都没有直接规定“合会”的内容；在金融法层面，《商业银行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并明确了刑事制裁和行政处理并处的规制模式，以此来规制一些畸形发展的投机性合会③。纵观目前的法律法规体系，笔者发现，我国至今没有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合会进行直接的引导和规范，而只能依照上述有关规定对违反相关金融法律法规的投机性合会活动进行限制和取缔，以维护金融安全和稳定。这种立法状况也导致了理论界对合会合法性的争论。当前，理论界对合会的合法性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非法融资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合会活动是一种非法融资行为。他们认为：①合会扰乱了国家金融秩序。合会活动吸纳了大量的民间资本，使得监管部门无法对这些资金进行监管，削弱了国家掌握和控制金融秩序的能力［5］；②从法律角度看，组织合会可构成集资诈骗或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6］；③合会是一种非法金融机构；④合会容易引发人们的投机心理，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由于合会的利息很高，是一种高利贷行为，不少人因此存在侥幸的投机心理，把合会当作一种发财的捷径，这样不利于人们安心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进行正常的社会经济活动，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7］38；⑤合会容易助长经济犯罪。在现实生活中，某些合会被一些人利用，变成一种坑蒙拐骗的犯罪工具，例如会首许诺给参与者高利息以骗取合会金；会员以高息标取合会金后逃之夭夭［7］38；⑥合会风险给社会安定带来隐患。由于合会缺乏明确的法律保障，容易畸形发展，存在着极大的风险，一旦出现倒会往往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稳定［8］。（2）合理融资说。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合会是一种合理却不合法的民间融资活动，但是应当予以合法化。他们认为：①合会的某种自发行为，对正规的金融安排有破坏性，因此不能承认它是合法的，但是合会作为一种自然金融合约安排，始终是农村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可能消灭的，需要找到合理的制度安排［9］；②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常规运作的合会可以为那些被排斥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中小企业以及农户提供一种可行的融资途径，对我国正规金融体系起到有益的补充作用［10］；③由于合会没有合法的地位，几乎得不到法律的保护，这大大限制了合会的生存和发展。因此，政府应从法律角度对合会运作作出一些程序性规定，使合会成为一种低风险的民间理财工具和金融服务工具，同时维护合会的运作空间［11］。（3）合法融资说。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合会是一种合法的民间融资活动，他们认为：①合会的存在有其经济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国家金融制度的不足、促进国家金融体制的不断改革与完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等，特别是对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着较大的建设性作用［12］；②合会虽具有吸收资金的功能，但因合会的运行具有封闭性，其吸收资金的对象也仅限于会员，具有特定性，资金仅在会员内部轮转，并非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因而，发起合会不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3］290－291；③合会活动是在特定对象的范围内进行，并没有面向社会公众，而且合会成员之间基于熟悉和信任的关系，一般不存在相互诈骗的情况，因此合会参与者的行为并不构成集资诈骗［13］290；④合会一般没有自己独立的名称，不拥有合会财产，不具有诉讼资格，也没有组织机构，因此，合会不是法律上的组织体，合会自然也就不是“机构”、“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机构”。本质上，合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应视为一种“双方行为或多个双方合同”［14］；⑤合会不等同于高利贷或非法集资，它们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不能把合会与高利贷、非法集资等违法行为相等同［15］；⑥我国法律虽没有明确承认合会的合法地位，但也没有明确禁止合会活动，依照一般法理，法无明文禁止不违法，因此，合会是合法的［16］。

三、实证分析：司法裁判的差异

在合会运行中，合会成员之间常常因倒会、无力支付会款等引发纠纷，其中一些当事人将这种纠纷诉至法院，要求法院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根据笔者掌握的情况看，目前各地法院对这类案件的处理主要有三种方式。

（一）法院认为合会是一种违法行为，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

2010年，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在受理民间借贷案件时，都会给当事人一份《人民法院受理民间借贷诉讼风险提示书》，该提示书明确规定：“3、当事人诉讼标的涉及（标会）会款的，一律不予受理。4、当事人恶意串通，将（标会）会款打成借条并向法院起诉的，不予受理；已受理的，驳回起诉。同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2条之规定，视妨碍民事诉讼情节之轻重，予以罚款、拘留。”可见，在福安市，涉及标会会款纠纷的民事案件，目前是难以得到法院的受理和支持的。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认为民间标会属于非法集资，其产生的财务纠纷不受法律保护，直接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①。以浙江省奉化市人民法院2007年审理的原告单燕芬诉被告阮乐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为例①。法院审理后认定，原告单燕芬是被告阮乐英为会首的民间标会的会员。原告加入被告从2002年8月至2003年9月的两只民间标会，每月分别支付会钱1000元，共计会钱28000元。2003年10月31日，双方经折算扣除会钱的利息（标钱）共计7100元，被告将余款20900元以借条形式出具给原告。该借条载明：“今借单燕芬人民币贰万零玖佰元整（20900）”。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原告与被告之间的20900元的款项，虽在形式上出具了借条，但实际上并非真正的借款，而是民间标会的会钱，不是我国法律规定的合法借贷关系，应不受法律保护，据此，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的规定，依法判决：原告单燕芬要求被告阮乐英归还借款209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二）法院认为合会是一种违法行为，应按无效民事行为进行处理

笔者发现，虽然一些法院也认为合会活动是一种违法行为，但是对涉及合会会款纠纷的民事案件，并不是简单地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而是以无效民事行为来处理。以福建省寿宁县人民法院2000年审理的“陈彩云诉叶竹莲会款纠纷案”为例②，该案中，自1998年7月开始至1999年8月止，被告叶竹莲在原告陈彩云处做民间标会。1999年标会倒会后进行清算，被告欠原告会款本金8058元，同时被告取得会息7975元，付会息7518元，由于被告未返还原告会款，原告遂向法院提起诉讼。寿宁县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在原告处做民间标会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客观存在，但民间标会是一种违法行为，不受法律保护，原、被告间做会所约定的行为是一种无效的民事行为，应按无效民事行为进行处理，根据《民法通则》第61条第1款的规定，“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因此原告要求被告返还会款本金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同时，法院对被告在做会期间已经取得的会息7975元认定为非法所得，应当依法没收上缴国库；对原、被告占用会款可按1％计算，其利息总额与付息部分对抵后余额应依法上缴国库，对原、被告违法标会行为及非法所得应另行制作民事制裁决定书予以制裁。江苏省通州市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标会的案件时也采取了与寿宁法院相类似的做法，如在2005年审结的顾某、张某等诉王某标会会款纠纷案中［17］，通州市法院认为，标会是一种违法行为，属于无效民事行为，应当按照无效民事行为进行处理，即被告王某应当返还原告相应的会款。

（三）法院认为合会是一种合法的民间借贷活动，应当予以保护

在司法实践中，还有一些法院认为，合会当事人之间是一种合同行为，其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受法律保护。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对孙国群诉屠金波合同纠纷案的判决就体现了这种观点③。法院认为，原、被告与其他会员之间为筹集互助会订立的会单性质上属于多方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规定，依法成立并生效，应受法律保护。按照会单约定，2009年12月1日，各会员应按照会单约定的金额向原告支付会钱，其中被告屠金波应向原告支付12726元。被告辩称其已经将会钱交付给会首程解泉，因其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因此不能成为无需再向原告履行支付义务的理由。据此，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屠金波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给付原告孙国群会钱12726元。这种判决思路在浙江省乐清市、苍南县、温岭市以及贵州省安顺市等地人民法院的相关案例中也得到体现，如在2009年11月审结的原告卢世英与被告林建军其他债权纠纷一案④，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欠原告互助会会款，有欠条为凭，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事实清楚，被告应予偿付；在2009年8月审结的“再审申请人刘念与再审被申请人张家琼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⑤，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刘兴芬等人于2005年11月邀约张家琼、刘念等22人次按民间习俗“来会”（合会在当地的称谓），约定各位会员每月交纳会金2000元，由会首刘兴芬统一收取，各个会员按顺序收取会金，收取会金后的会员（除刘兴芬外）每月支付利息200元，直至2007年8月最后一名会员收取会金止，因此所有“来会”会员都应当按约定履行会金及利息的给付义务。

四、习惯与法律的契合：司法裁判差异的消解路径

合会风险范文篇4

（一）内涵

1.农业保险合作社归根结底是一种组织形式。

农业保险的实施形式有许多种，具体来说，比如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协会风险互助保险、商业保险公司、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等。合作社只是其中的一个组织形式而已。它与“农业保险”这一概念以及其所指称的客观对象有着本质的不同。

2.作为农业保险的一种组织形式或实现形式

农业保险合作社在适用对象、适用地域、适用条件、成员关系、责任承担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3.既然农业保险合作社体现的是经济思想与管理思想的辩证统一

那么，从农业保险的角度来看，农业保险合作社是一种经济组织形式；从农村管理的角度来看，农业保险合作社又是农民群体实现自我管理的自治组织。

（二）特征

作为农业保险的一种组织形式或实现形式，农业保险合作社在适用对象、适用地域、适用条件、成员关系、责任承担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也构成了农业保险合作社的特征。

1.适用地域的特殊性。

农业保险合作社一般只适用于农村地区，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以乡、镇、县、市、省为单位，共同构成农业保险合作社的整个运作体系和层级架构。

2.合作社成员的特殊性。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参保人员以农民为主体。在中国，农民群体是指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要劳动方式的群体。通俗地讲，就是长期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们；二是参保人员既是保险人，又是被保险人；他们既以集体的形式按照合同规定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又以个体的形式按照合同规定享受获取保险金的权利。

3.不以盈利为目的。

这是农业保险合作社与其他农业保险组织形式的本质区别之一。农业保险合作社的成立、运作并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而是以互助、合作、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为目的的，它的根本目的应该回归于农业保险的目的，即预防和分担农业风险，保障农村和农民的合法利益。

4.组织管理结构和业务范围的灵活性与简单性。

农业保险合作社是“农民自愿集股或集资设立起来的自治组织”，鉴于此，它在组织管理结构和业务范围方面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简单性。在组织管理结构方面，合作社的成立不要求有注册资本，也不要求必须要向保险公司那样成立一个董事会，合作社成员只需缴纳一定的股本便可加入合作社，在投保时缴纳保费，而且，每一个成员都有权参与合作社日常管理事务；在业务范围方面，合作社可根据自身所在地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确定保险范围和险种，相比保险公司而言，比较单一。

5.法律责任的连带性。

既然是一个自治组织，且成员都是以自愿入伙的形式加入合作社，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那么，合作社对外在承担法律责任方面，在大多数情况下应该是连带性责任。不过，这种连带性责任并非是绝对的。倘若农业保险合作社能够从一个“合伙组织”转化为法律上的“法人”的话，那么它极有可能会具有独立的法律责任，可以独立参与各项民事活动。

二、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设计理念

“制度”本身暗含着规则的普遍性和强制性。换句话说，一种行为规则一旦演变成为“制度”，那么，一方面，从静态的角度看，它具备了法律意义上的普遍性和强制性。另一方面，从动态的角度看，它便开始作用于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基于此，当一项制度开始承担它改造社会的重任之前，我们必须要对这一制度本身的设计理念、设计目的以及实施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后果作一具体的评估。农业保险合作社这一组织形式同样如此。当它被建构成农村社会的一项具体的制度时，它不仅具备了法律意义上的普遍性和强制性，而且还必须要作用于农业保险的实践活动。我们也需要对其进行一个有价值的评估。

（一）设计目的

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得农业保险这项保障措施能够在农村地区生根发芽，更好的得到贯彻实施，切实实现保障农民权益、分担农业风险、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发展的长远目标。

（二）设计理念

这一制度在设计之初，应该考虑到了农村社会客观存在的人文和地理环境，在设计理念上体现了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的双重性。农民自愿加入合作社，只需缴纳一定的股本就可以成为会员，并且有权参与合作社日常管理事务，在责任和利益方面，风险共担、利益共享。这一方面可以降低政府行政管理的成本以及分担农业风险的负担，符合制度设计经济性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可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降低小农阶级的分散性、自私性带来的道德风险，让农民们抱成一团，逐渐变得有组织和有纪律，这对于农村和农民阶层城镇化的转化也是有推动作用的。

三、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的国内外历史与现状

（一）我国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的历史与现状

我国农业保险合作社的发展仅仅在个别地方进行试点。1987年5月22日，我国第一个农业互助保险合作社在山西省太原市北郊区诞生了。1987年河北省冀县供销社与县保险公司联合，围绕着农村商品生产发展的需要，不断完善服务体系，在创办种、养、加工等专业合作社的基础上组织部分专业户，创办了保险合作社，从而使社会化服务扩展到了保险领域，使保险服务扩展到了农村。1988年5月，国际合作联盟来冀县参观考察时，对保险合作社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天津静海县、山西太谷县、黑龙江尚志县等许多地方都出现过自发性的农业保险合作社，但是由于缺乏政府的支持和保险机构的管理技术服务而自生自灭。“1990年,河南省通过在该省新郑县试点,创建了农村互助统筹保险,该模式曾经在国内很多省市推广,走在了国内农业保险的前列。”然而，1998年后，和全国其他地区农业保险的萎缩一样，这一保险模式也逐渐萎缩。目前，黑龙江的农垦系统就在推行自我保险的模式。在黑龙江垦区开办14年农业互助保险的基础上，由垦区20万农户设立的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于2005年1月正式成立。系统范围内，由各个投保人来共同组建一个风险基金，进行互助保险，投保人既是被保险人，又承担了保险公司的出资股东的身份。实际上就是把这些投保的农民作为一个投资的主体，进行互助、自保，这实际上就是农业保险合作社的保险组织形式。上个世纪90年代，福建省尤溪县西滨乡建立了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不仅减少了政府开支，而且的确发挥了分担农业风险的功能。

（二）国外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的历史与现状

在国外农业保险中，尤其是日本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农业保险合作社都已发展到了一定的规模，在德国、法国等一些国家，农业保险合作社甚至是这些国家经营农业保险的主要组织形式。

1.日本发展农业保险合作社的经验。

日本采用的是政府支持下的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这种模式的特点在于：一是国家政策性强，国家通过立法对主要关乎国计民生和对农民收入影响较大的农作物（水稻、小麦、大麦）和饲养动物（牛、马、猪）实行法定保险，其他作物（蔬菜、水果、花卉等）和饲养动物实行自愿投保。二是直接经营农业保险的是民间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农业保险互助合作社和合作社联合会。合作社联合会接受农业保险合作社的再保险业务。三是政府对农业保险合作社联合会提供再保险，并对农民的农业保费和部分农业保险运作经费给予补贴。四是农业保险合作社是综合农协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综合农协会员的农户，参与农业互助保险既是会员的一份权利，同时也是一份义务。因为作为农协会员，在粮食收购、农产品销售、农业信贷等方面都享有优惠的权利。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农协会员加入互助保险是具有绝对强制性的。五是农业互助保险组织，不仅依赖于综合农协而存在，同时它也完全垄断了日本整个农业保险市场，农民投保范围不仅仅包括农作物和其他农业生产保险，也包括财产和人寿保险。在早期阶段，所有的农业保险项目均由农协独立垄断经营，其他商业保险机构是不允许进入农业市场的。

2.西欧发展农业保险合作社的经验。

西欧许多国家没有全国统一的农业保险制度和保险体系，农业保险主要由私营公司、部分保险相互会社或保险合作社经营，政府不直接参与农业保险的经营。投保为自愿行为，国家为了减轻参加农作物保险农民的保费负担，给予一定的保费补贴和税收等政策优惠。宽松的政策使得保险合作社制度在西欧许多国家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其中，以法国农业保险合作社较为典型，而且具有一定的特色。法国将农业保险合作社定位为“民间性的农业保险合作基金组织”，也是农民按照自愿原则成立的。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功能的多样化，法国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承担着“互助救济、金融和生活福利”的多重功能；二是因为在法国，农业保险始终是非盈利性质的，所以农业保险合作社通过其他保险募集资金，然后以非农业保险资金来养农业保险；三是实行再保险制度，合作社还可以向官方或非官方保险公司申请再保险。

四、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发展历程评估

综上所述，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在中国本土社会和西方国家又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发展历程。从我国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出，农业保险合作社在我国并未实现全国范围的普及，甚至仅仅在个别地方试点而已。但是这一制度在日本和一些西欧国家又凸显出了较为良好的发展态势。基于此，我们必须要对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在东西方的发展历程作一客观的评估，而后再对其在中国本土语境下的发展空间作一客观的预测。

（一）国外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发展历程评估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农业保险合作社在国外有着较为良好的发展态势。究其原因，这和日本、法国、德国等国家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有着很大的联系。

1.地理优势。

这些国家的领土不像中国那么辽阔，人口少，地域面积小，便于组织和管理。尤其是日本和德国，皆多以山地、高原为主，例如，日本是一个多山的岛国，耕地面积狭小；德国的地形较为多样化，高原、山地、丘陵、平原皆有，但是相对来说，耕地面积也很小。基于此，这些国家的农业人口相对较少，耕地分布也较为集中，便于组织和管理，这为农业保险合作社的推行提供有利的地域条件。

2.产业优势。

由于历史发展的原因，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和机械化程度都较高。二战之后，日本、德国虽然饱受战争之苦，但是两者都有了快速、飞跃式的发展，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跻身于西方国家发展之列，德国走出了符合本民族特色的产业之路。日德的工业化发展有力推动了农业的机械化和规模化水平。法国是欧盟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国，农业基础好，农业机械化已经基本普及。在这种产业结构下，在农村社会，无论是社会文化观念，还是经济发展，都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商业性和组织性，农民的保险意识和风险预防意识都大大提高。这些都为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的推行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3.政策优势。

除了自身的地理优势和产业优势外，农业保险合作社之所以能在这些国家获得良好的发展效果，还与政府给予合作社政策上的优惠措施息息相关。在日本，国家以立法的形式规定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业保险为法定保险，农业保险完全由那些直接经营农业保险的是民间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农业保险互助合作社和合作社联合会的承担，农民加入合作社是强制性的规定，但是国家会给合作社成员在粮食收购、农产品销售、农业信贷等方面非常优惠的权利。在欧盟国家，虽然实行入社自愿原则，但是政府还会在保费补贴和税收方面给予会员们足够的优惠，不仅分担农业风险，而且还分担一部分保费，这便变相的激励农民加入合作社。这些政策优势应该是推动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发展的必要支撑。

4.管理完善。

这些国家普遍性的实行了再保险制度，以弥补同一社区在分担风险方面的地域限制性。日本在这方面较为完善。农业保险合作社、保险联合会、政府之间形成了完善的再保险管理关系，即农业保险合作社对成员承担保险，保险联合会又对合作社承担再保险，政府又对保险联合会承担再保险，这种层级再保险管理模式有效的分担了农业风险，有利于农民和农业的发展。法国也是如此，不过再保险一般有政府或者保险公司承担。法国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以非农业保险资金供给农业保险，这又有效地弥补了农业保险资金匮乏这一不足。

（二）我国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发展历程评估

从我国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出，农业保险合作社在我国并未实现全国范围的普及，甚至仅仅在个别地方试点而已。即便这个制度在上世纪90年代的尤溪县西滨乡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我们也应该明晓，西滨乡得天独厚的自然和人文条件为合作社制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基础性条件。其一，该乡在土地种类分布方面，林地面积远超过耕地面积，耕地2423亩，林地284843亩，而且林地收入是该乡主要收入来源，基于此，该乡人均收入较高，经济基础较好；其二，农业保险合作社的建立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22个乡，抽调了70多个核心村干部，让他们代替办事员，深入乡村和企事业单位宣传农业保险知识，宣传政府的合作社政策，取得了民心支持，这为合作社的顺利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其三，借助该乡较好的经济基础和较为发达的商品条件，合作社采取多渠道募集资金，为合作社发展奠定资金基础；其四，在险种设置方面，先易后难，循序渐进，重视实际调查，灵活性地根据实际情况设立险种。尽管黑龙江阳光保险公司也被视为是农业保险合作社组织形式，但是，从本质上看，这一保险组织形式与我们在理论上界定的“农业保险合作社”概念还是有差距的，因为前者已经演化为具有盈利性的公司法人。基于此，我们可以对我国农业保险合作社的发展过程作如下概括：

1.农业保险合作社的建立，仅仅是试点而已，并没有完全普及。究其原因：尤溪县西滨乡的例子证明，农业保险合作社的顺利发展是以良好的人文条件、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条件为依托的，换句话说，只有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的现实条件，这项制度才会独立的发展起来。但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中国农村地区在人文和自然条件方面的差异性，因此，中国农村在拥有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的条件上并非具有均等性。而这些都使得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失去了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发展的空间。这也是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地域局限性的表现。

2.既然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是需要充分的人文和自然条件，而中国农村地区的人文和自然条件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断定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就只能停留在试点层面而已？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自然条件虽然无法改变，但是人文条件确实可以通过管理和组织改革得以完善的。纵观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它之所以显得苍白无力，原因不仅仅在于自然条件的限制，还在于我们在贯彻实施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时存在着以下管理和组织上的误区：

（1）农业保险意识的宣传工作不到位。

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通过成员之间的互相救济，分担农业风险。但是，由于缺乏沟通的具体途径，广大农民都没有真正理解这项制度，普遍认为保险就是“政府问自己要钱，就是掏自己的腰包分担别人的风险。”虽然这种观念与农民自身有很大关系，但是更与基层政府的宣传工作的不到位有着决定性关系。有的基层官员官本位思想非常严重，当上了“官”就觉得和老百姓身份地位不一样了，从而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本分工作，不知体察民情，更不知用老百姓可以接受的方式、可以听的懂的语言做政策宣传工作。这当然会阻碍一些较好的政策的实施和执行。

（2）缺乏必要的配套管理制度。

如前所述，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在中国农村会遭遇较为强大的文化观念的阻碍。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在理论上固然有其优点，但是单单依靠这一项制度来改变农村的农业保险现状、真正发挥农业保险的功能，让农民阶层心甘情愿的互助合作，这是不可能的。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在我国实施情况不太乐观，在很大程度上是缺乏必要的配套制度，比如政府支持与管理制度、与保险公司的合作制度以及再保险制度、保险专业人才的供给制度，等。由于缺乏这些必要的管理制度，使得原本就有着薄弱的生存条件的农业合作社制度更是遭遇了有着强烈“不安全感”心结的农民阶层的抵制。

（3）缺乏一定的规模效应。

有学者分析得比较到位，他们认为，在中国，“农业保险合作社规模不大，风险比较集中，往往整个合作社的保险范围处于同一个风险单位中，一次风险事故发生，必然全社遭灾，难以使风险在较大的空间上得到分散；同时，规模小也使得保险基金积累的速度和规模都受到限制，会造成保险补偿能力有限。”农业保险合作社的初衷就是为了分担农业风险，但是由于地域性限制和缺乏规模效应，整个合作社成员在风险承担方面，“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必然适得其反，使得风险更加集中。基于此，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形同虚设。基于历史经验，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的良好实施的确可以为农民和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但是，制度本身有三个特点：一是要依赖于具体的、历史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二是要与其他密切相关的配套管理制度相辅相成；三是要积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弥补自然因素对制度实施的不利影响。基于此，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的历史发展之所以不乐观，也就是在这三个方面做的不够完善，不够到位。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能够在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的过程中，注重这三个方面的工作，那么，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在中国农村社会还是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的。

五、我国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诸如思想、观念、文化等皆属于意识的范畴，它们要最终服务于其所依赖的社会存在。而且，属于意识范畴的东西“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因此，任何理论性的研究成果必须要严格遵循“产生于实践并服务于实践”的逻辑思维规律和实践规律，既要立足于社会现实，又要服务于社会现实。否则，一切都是空谈。我们在纸面上所探讨的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终究属于意识的范畴，当它作用于农村社会实践层面时，必定会遭受来自不同地域的农村社会所具有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考验。基于此，结合农业保险合作社的内涵与特征、发展历程与评估，立足于中国本土语境，我们可以对我国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的影响因素作一理论上的分析，这一分析的目的在于使得这一制度的践行者清楚认识贯彻实施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过程中所遇到的动力、阻力以及改进方案。

（一）动力因素分析

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得农业保险这项保障措施能够在农村地区生根发芽，更好地得到贯彻实施，切实实现保障农民权益、分担农业风险、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发展的长远目标。在中国，这一制度在设计之初，应该考虑到了农村社会客观存在的人文和地理环境，在设计理念上体现了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的双重性。农民自愿加入合作社，只需缴纳一定的股本就可以成为会员，并且有权参与合作社日常管理事务，在责任和利益方面，风险共担、利益共享。这一方面可以降低政府行政管理的成本以及分担农业风险的负担，符合制度设计经济性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可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降低小农阶级的分散性、自私性带来的道德风险，让农民们抱成一团，逐渐变得有组织和有纪律，这对于农村和农民阶层城镇化的转化也是有推动作用的，符合制度设计政治性的要求。整体观之，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实现了农村社会政治管理和经济管理的双赢。这应该是建立农村保险合作社制度的最主要的动力因素。

（二）阻碍因素分析

1.地域的限制性。

在制度设计上，以乡、镇、县等的农民群体为单位，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这虽然体现了一定的地缘优势，但是同时也带来了地域上的限制性。因为，鉴于这些地域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高度趋同性，这会导致合作社成员以及与他们有着密切联系的农业生产所面临的风险的高度同质性，使得合作社成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当然实现了“风险共担”的制度，但是，这也会使得农业保险变得毫无意义。

2.文化观念的限制性。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历史性。农民阶级所具有的文化观念是有其赖以依存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决定的，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农民和农村遗留的一些文化观念是无法彻底改变的。正如有学者所言：“由于受经济、文化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中国农户历来被认为具有善分不善合的传统,其深层原因是集体理性和个体理性的冲突以及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而且，这些局限性在中国当代转型期所存在的诸如贫富差距扩大化、官员腐败现象等诟病下又有了新的体现，农村的贫富差距业逐渐凸显，非正常的市场观念不断普及，家族势力、权力势力等之间也存在着非法利益的绑架关系，据此，攀比之风、为富不仁、金钱观等风气日益增长，并不断侵蚀着“公共空间”。这种氛围或者社会风气，一方面也会为合作社的存在以及功能的发挥带来阻力，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优势虽然会降低道德的逆向风险，但是这仅仅是合作社成立后理想的设计而已，至于农民会不会为了“共同分担农业风险”加入合作社，还是个模棱两可的问题。另一方面更会为农业保险合作社的管理和组织带来阻力，家族势力、权力势力等的勾结完全会使得“利益共享”的农业保险合作社存在被少数人控制并支配的风险。任何制度的实施都是存在着实践考验的风险的。但是，鉴于农村社会固有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合作社制度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制度建设中不具有唯一性，因为它存在着一些阻力。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也是如此。

六、结语

合会风险范文篇5

企业会计风险产生的原因概括起来可以分为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两个方面。

1.客观因素客观因素是指会计系统内部不可控的固有风险，主要包括：

（1）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会计规章、制度及准则等出现“滞后性”，在其指导下计量的会计数据就不能准确地反映客观实际；

（2）在会计主体假设、货币计量假设、会计分期假设等会计假设的不确定性加大了会计活动的风险水平；

（3）会计报告结构上的不断变化，使会计面临更高的风险水平；

（4）会计期望差的存在，无形中提高了企业的会计风险水平；

（5）企业内部控制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会计信息的质量；

（6）大量使用的估计与判断，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变成相对的；

（7）计算机系统可能对会计信息造成的损害——会计电算化风险。

2.主观因素在会计系统中，由于会计人员的经验和能力的局限性，以及局部利益驱动和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对风险的生成、发展、后果没有充分认识和把握，或把握失准未能及时采取措施进行防范，从而酿成各种损失，其中最常见的是技术风险和道德风险。一是由会计人员的业务素质、技术水平而产生的技术风险；二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所有者与经营者的目标不一致而产生的道德风险。技术风险属于无意的，而道德风险则是有意的。

二、企业会计风险的防范对策

从企业会计风险的成因可以看出，企业运行中的会计风险不是单一的、片面的，因此对于企业会计风险的防范工作也必须全面地、多角度、多层次地进行。

1.完善会计法规建设基于会计风险是客观存在的，通过对会计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不断补充和完善会计法规体系，使之更加适应环境变化。一是进一步研究和完善会计法规体系，制定与《会计法》相配套的法规，促进《会计法》与相关法律的衔接；二是加快《会计法》《、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及相关法律建设，加大法律法规的处罚、赔偿和执行力度；三是在对现行的会计准则进行总结的基础之上，根据当前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台与国际惯例相互协调、同时又能满足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的会计准则，增强我国企业会计信息的质量。

2.增强会计风险防范意识每个企业的管理者和会计工作人员都要具备较强的会计风险防范意识。首先，要让每个新员工在任职第一天就把好自己的风险关。其次，也要对管理层和领导者进行风险防范教育，使其在工作中不断提高自己的防范工作水平，并督促和检察员工的防范工作，使其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冷静的思维，在遇到风险时可以及时地采取措施进行补救。最后，要对每个领导和全体员工进行定期的培训，使其有充分的学习和理解机会，深化自己的防范意识，并用其指导自己的实际工作。

3.提高防范会计风险的技术手段会计部门更应该充分利用和使用现代科技给人们带来的便捷，使会计工作更加准确。例如，随着网络的普及和会计电算化的广泛运用，必须通过运用会计信息技术防范会计风险。利用信息技术将内部会计控制程序嵌入到内部会计控制各个环节中，加强对会计记账、登账以及报表输出等各个环节的内部会计控制，把会计工作全过程的每项业务都置于会计信息系统中，授予不同岗位会计人员的操作权限，设置多级安全保密措施，使操作人员按照职责权限和程序进行会计处理。

4.强化企业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督在对会计风险进行控制的过程中，内部控制的地位不可替代。一套设计合理、运行高效的内部控制制度要使各部门互相监督、相互制约，可以保证业务活动按适当授权进行；保证所有交易和事项以正确的金额、在恰当的会计期间及时记录在适当的账户，使报表的编制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保证对资产和记录的接触、处理，经过适当的授权；保证账实相符。此外，借助外部监管部门的力量也不可忽视。外部监督指的主要包括社会监督和国家监督。社会监督是依靠社会中介结构，比如会计师事务所对企业的会计活动进行监督，并且做出科学的监督结果；国家监督则主要是依靠国家相关部门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所执行的监督与管理的活动。

5.加强会计人员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教育在业务素质方面，一是要提高会计人员从事会计工作的现代会计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二是建立健全会计人员从业资格审查制度；三是完善会计人员的继续教育制度，提倡会计人员终身接受教育，不断提高其执业水平和能力。在职业道德教育方面，重点是把职业道德教育融入每一个会计人员的内心，自觉抵制不良社会风气的侵蚀，把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贯穿于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之中。

三、结束语

合会风险范文篇6

关键词:从属性劳动关系;社会保险事务管理权;风险分担;社会保险

人在工业社会，社会保险是一种由国家强制建立的风险分担与化解机制。而在从属性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法律关系中，风险的分担与化解不仅体现在雇主和劳动者缴纳保费的形式上，还体现在其参与整个社会保险事务的管理运营上。雇主和劳动者参与管理社会保险事务的权利即社会保险事务管理权，①其是维系社会保险独立，防止社会保险功能异化的重要保障。但长期以来学界对雇主和劳动者在社会保险法律关系中所享有的管理社会保险事务的权利缺乏足够的关注与学术探讨，对由此带来制度设计上所存在的问题也缺乏深刻的反思。基于此，本文将指出社会保险事务管理权的缺失违背了社会保险的风险分担与辅助原则，并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继而通过探究其背后的成因，结合我国的实际，来确定雇主和劳动者在社会保险法律关系中应有的权利，从而构建一套真正体现社会法原理的社会保险法律制度。

一、问题提出:社会保险事务管理权缺失

(一)现状分析。在现有的社会保险法律关系中，无论雇主还是劳动者都不享有直接参与管理社会保险事务的权利。社会保险法律关系主要包括社会保险征缴法律关系和社会保险待遇给付关系。依据《社会保险法》(以下简称《社保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等的相关规定，雇主作为投保人在社会保险征缴法律关系中主要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和协力义务，前者主要是指缴费和代扣代缴社保费义务(《社保法》第60条)，后者主要是指围绕金钱给付义务展开的提供社保费有关信息的义务诸如登记义务(《社保法》57条)、申报义务(《社保法》第60条)以及协助检查、调查的义务(《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18条)。在社会保险待遇给付关系中，雇主则需履行社会保险事故的通知义务、工伤申请认定的义务以及因未履行相应的金钱给付义务及协力义务而应承担的支付社保待遇的义务(《社保法》第50条等)。相应的，其享有转移保险风险、查询保险信息和一定的监督权。而作为被保险人的劳动者则履行诸如缴纳社保费(《社保法》第4条)以及协助投保人和保险人办理社会保险的义务。相应的享有诸如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社保法》第4条)和一定的知情权和监督权(《社保法》第60、61条)等。由此可见，我国法律并未规定雇主和劳动者享有社会保险事务管理权。①(二)权利缺失的后果。从属性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法律关系中，社会保险事务管理权的缺失导致了以下问题:首先，制度的向心力不强。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产物，由于从制度的产生到制度的运转都缺乏雇主和劳动者的真正参与，导致无论是作为投保人的雇主还是被保险人的劳动者都对制度本身缺乏足够的信任感和认同感。其次，制度的灵活性不足。无论是社保费费率费基的调整，还是社保待遇的增减都明显与社会环境的变化不协调。无论是之前一直居高不下的养老保险费率还是近年来一再推迟的国地税合并下的社保费征缴的转移，都足以说明现有的政府主导的社保制度缺乏雇主和劳动者的有效参与，制度运转脱离实际，不足以有效应对社会条件的变化。最后，制度独立性缺失。政府主导运营管理的社会保险制度，直接排斥了雇主和劳动者在社会保险运营事务过程中的参与权和话语权。参与权和话语权的缺失，一方面无法有效监督社保基金的运营，容易导致基金流失，尤其个人账户的空转，另一方面，降低了参保人的自我保障的责任意识，雇主欠缴漏缴保费的现象以及被保险人骗保现象屡见不鲜。社会保险事务管理权的缺失是对“社会保险的风险分担与辅助性两大基本制度原则”［1］81的违背，并最终侵害了社会保险本身所应具有的自治性。

二、社会保险事务管理权的法理基础

社会保险本质上是包括雇主和从属性劳动者在内的被保险人为组成成员的社会风险分担共同体。［1］82②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传统社会化解风险的家庭机制等要么被瓦解，要么被大大削弱，而社会化大生产下的市场经济引发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导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风险效应急剧增强，如何合理分担损失成为整个社会所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此种情况下，兼具有人身从属性和财产属性的劳动关系参与主体在这种情况下更是一个休戚与共的风险共同体。这种风险共同体的产生是并非个人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是由具有极强的人身从属性的劳动关系这一事实所决定的，是法律对其身份加以识别之后确定出来的。换句话说，雇主与劳动者作为风险共同体的这种资格从劳动关系产生的那一刻就已经存在，只是随着人们认识的加深才终于浮出水面，为人们所接受，并最终由法律确认而上升为一种法定资格。风险社会下的风险分担强调互助性和共济性以及利益的整体性，基于劳动关系而产生的雇主和劳动者更是具有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立基于分配正义所产生的社会法，则是通过相关主体之间共担风险来分担损失。基于从属性劳动关系而产生的社会保险法律关系是通过在劳动者和雇主之间的风险共担来进行利益的再分配，即风险共同体资格的法定性要求雇主和劳动者必须缴纳一定的保费来分担风险，即缴费义务的法定性。①简言之，风险共同体这一事实决定了成员资格的法定性，缴费义务的法定性是资格法定性在法律中的具体体现之一。此外资格的法定性还体现在参与社会保险运营决策或社会保险事务的管理上。一方面基于风险分担原则，社会保险本身具有保险的属性，表现在财务运作上，则强调保险财务独立于一般国库预算，具有自给自足的封闭性特征，国家不得将保费收入挪用于其他非属该社会保险承担之风险以外的社会支出［2］;另一方面风险分担原则又称团结原则，强调共同体存在为保证个体自由之目的，为了防止共同体目的的落空或异化，必须保证共同体须与其他主体适当分离以免被操纵而丧失独立性。［1］81同时，社会保险的辅助性原则要求个人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个人的风险化解可以透过风险共同体本身加以解决，国家则有义务保证共同体的独立性，并促进其自我管理的实现。［1］82由此决定了实现社会保险目的的最佳手段，就是由雇主和被保险人独立地参与社会保险的管理和运营，并在一定程度上排斥国家的干涉。总而言之，雇主和从属性劳动者风险共同体的本质属性决定了风险共同体资格的法定性，一方面体现为缴费义务的法定性，另一方面则体现为管理社会保险事务权利的法定性。而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险法律关系中，只有缴费义务的法定性，对参与管理整个社会保险事务权利的法定性丝毫不曾提及。社会保险事务管理权缺失的背后进一步则表现为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险人法律地位的独立性不足，缺乏独立人事权、基金财产控制权和重大事务决策权等一系列权利。［3］

三、社会保险事务管理权缺失的原因

(一)制度障碍:计划经济下行政管理体制的路径依赖。现有社保体制的设计和构造是在国有企业改革尤其是劳动力体制改革背景下发展而来，从一开始就是以国企改革的配套措施推进。这种被动配套的改革定位和取向，决定了社会保险人机构设置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行政体制色彩。从时间上看，1992年党的十四大刚刚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才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步骤和措施，其中明确要求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同年颁布的《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关于一九九三年经济体制改革要点的通知》中就出现了经办机构，即使稍后颁布的《劳动法》也没有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给出明确定义。“计划经济的思维定式不可能一夜之间转变，市场经济的理念也非能够一蹴而就”，［4］在政府主导的国企改革中，计划经济体制下旧有的行政管理体制更不可能彻底改变，这就决定了作为国企改革配套措施的社会保险体制中的保险人设置带有先天的计划经济烙印，不可能让雇主和被保险人以权利人主体的身份参与管理社会保险事务。(二)经济障碍:转轨成本中政府责任的缺失。“转轨成本是从国家—单位保障制向国家—社会保障制转变，现收现付型财务机制向统账结合型财务机制转变的必然结果”，［5］但是化解制度转轨成本的配套措施始终未能跟进，尤其以养老保险制度中的视同缴费现象尤为突出。视同缴费的方式虽然保障了部分劳动者在制度转轨成本中的权益，但是依据现有法律(《社保法》第13条)规定应由政府承担的这部分养老保险费却一直迟迟不能到位。一方面由于养老保险待遇享受的迟延性，另一方面改革开放背景下政府“扩权卸责”的特色导致政府主导的制度改革不可能也不愿意将雇主和劳动者所应享有的参与社会保险运营决策的权利法定化。(三)观念障碍:社会保险自治团体的认识不足根据上文的分析，社会保险的风险分担与辅助性两大基本制度原则决定了雇主与从属性劳动者享有参与社会保险运营决策的权利，并原则上排斥其他主体(主要是国家)的干涉。但是从我国现有的实际情况来看，一方面政社不分的问题一直很严重，另一方面政府对社团具有天然的排斥性或极强的控制欲，比如我国工会、消费者协会等都具有极强的官方或半官方色彩，不可能获得完全独立的发展，也不允许获得独立的发展。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对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认识偏差导致的。这最终导致社会保险人只能依附于政府发展，表现为社会保险人经办机构的人事权、基金财产控制权和重大事务决策权等附属于各级政府以及政府编制部门、财政部门、社会保险行政主管等行政部门。［3］113

四、域外经验借鉴世界各国的社会保险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或管理组织(AdministrativeOrganization)

大致呈现以下特点，社会保险通常由半自治的机构或基金负责运营与管理。这些机构通常受一个政府部门的统一监督，但在其他方面基本上是自治的，由包括劳动者、雇主和政府代表的三方委员会组成。也有一些是由劳动者和雇主代表或劳动者和政府代表组成。如果保险针对不同的职业、工薪阶层和有薪雇员或自营职业者单独组织，则每个险种通常都有单独的机构或基金负责管理运营。在其他情况下，对福利的管理则由相关政府部门直接负责。［6］具体分为以下两种①:以德国、奥地利为代表的自治模式。德国的社会保险机构属于实行自治管理的公法人主体，一方面独立于政府之外，接受政府监督，另一方面则由雇主和被保险人选举的代表一起负责社会保险的管理运行。［7］奥地利联邦宪法规定了社会保障“自治”的行政管理形式，以确保人民有效参与管理。［8］在联邦劳动、社会事务和消费者保护部以及联邦财政部的监督下，由自治养老机构组成的社会保险机构联合会负责养老保险运营，该联合会由被保险人和雇主的当选代表组成;医疗保险则由被保险人和雇主选举组成的九个区和五个职业病基金负责保费征缴和相关待遇的给付。［6］以美、日为代表的政府直接管理模式。美国的老年、遗属和残障保险由社会保障管理局负责，通过地区项目中心、地区办事处和分支机构管理运营。［6］社会保障管理局是政府行政部门的一个独立机构，负责验证申请人身份，发放社会保障号码;审核、建立及维护申请人收入记录;按时发放社会保险待遇;核实证据，裁决争议等。［9］日本的国民年金和厚生年金归厚生劳动省直接管理，共济年金由不同的基金会管理［10］;厚生劳动省健康保险局负责监督国民健康保险和雇员健康保险，地区卫生福利局和各道府县监督地方保险运营状况。国家健康保险由市政当局负责保费征收，并与各道府县共同管理运行，雇员健康保险由健康保险协会负责管理运营和保费征收，老年人健康和医疗保健则由市政当局负责保费征收，并与县级老年人医疗保健计划区域联合会共同管理运营。工伤和失业保险则由厚生劳动省劳动标准局负责管理，具体由道府县劳动局和地方劳动标准检查办公室负责保费的征缴。［6］与德国、奥地利的自治模式相比，美、日的政府直接管理模式并没有完全体现社会保险的风险分担与辅助性两大基本制度原则，至于背后的成因固然与两国的社保制度发展进程、制度模式、传统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11］与整个民族生活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因素相关，［9］但本文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不容忽视的因素则是与该国的劳资关系有关。美国工会力量远不如德国等欧洲国家那样发展壮大，对工会的根深蒂固的反对植根于美国的管理者的理念和许多企业文化中，［12］44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美国雇主都强烈反对工会代表权并力图阻止工会代表权选举。［12］172反观德国，尽管劳资之间也存在冲突，但是纵观其工会发展的历史，早在魏玛共和国时期，雇主协会已经完全承认了工会的地位，并且在维护劳动者利益方面，呈现工会与企业委员会二元格局同时并存的局面，成为产业民主的典范。德国强大的工会组织以及良好的劳资关系决定了二者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通过相互合作自主解决和处理相关的社会保险问题，而美国工会力量的弱小以及相对糟糕的劳资关系导致政府的介入甚至主导社会保险的管理与运营成为可能。上述两种模式各有利弊，在政府的监督下，自治模式一方面由于直接保障了雇主和被保险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较好地增强和提升了参保人对社保制度的理解和认同，唤醒了自我保障的责任感，［13］促进了整个社保制度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既保证了政府在整个社会保险制度中的国家责任，又避免了因政府承担过多公共事务而出现的效率低下以及制度异化等不良现象的发生。不过，这种模式要求较高的政治社会条件，而且容易强化行业和地区之间社会保障的差异，不利于政府意图的贯彻实施和公平保障的实现。［14］政府直接管理模式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政策的公平性和统一性，但是由政府直接参与社会保险事务的管理会在很大程度上有损社会保险制度的独立性，一旦社会保险运转出现问题或政府本身运转出现问题容易引发连锁反应，必将减损参保人对社保制度的认同感和信服，造成大的社会隐患。此外，由政府直接运营社会保险事务也存在诸如效率低下与成本不可控等问题。不过，虽然美、日的政府直接管理模式没有规定雇主和劳动者的社会保险事务管理权，但其完善的法律制度、强烈的公民意识和强大的媒体监督等都在很大程度上维系了社会保险功能，从而保障了参保人等的利益。以上模式虽有区别，但“从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看，各国经办机构发展的方向日趋统一，即逐渐从公务员型的人事和工资体制中摆脱出来，按照法人治理模式，将人事权逐步独立，经办费用按照一定的比例从基金中提取，并在政府的适当干预下独立承担运营基金盈亏的责任”［11］。

五、确立社会保险事务管理权的前提与建议

(一)确立社会保险事务管理权之前提———构建独立的社会保险人。1．社会保险人独立的必要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们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但是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们面临的不仅是现代化的挑战，还有后现代化的挑战。现代化要求一方面通过民主化进程推进现代化政府组织的成立，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市场化进程促进现代企业组织的发育和成长。但我国政企不分、政社不分的传统体制阻碍了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导致以上任何一方面的现代化进程大大延缓。与此同时，政府和市场的“二次失灵”①［15］139现象在我国也开始显现，进而促进了在政府与市场之外出现了诸如工会、消协以及环保组织等以提供互益或公益为代表的第三部门即非政府或非营利部门的产生与发展。现有的国情决定了我们第一部门和第二部门的发展需要借力第三部门的发展才能真正完成现代化转型，即通过第三部门的发展，促进公民自治意识的产生与发育并进而与第一、二部门形成有效互补。［15］149推进社会保险人的独立设置，一方面是社会保险法理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的特殊要求，并进而有效促进雇主和被保险人公民自治意识的产生，从而真正推动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和社会自治化三位一体的现代化转型。②社会保险人作为第三部门是非政府组织，不是反政府组织和反对党，后者与政府之间可能有合作或者对抗的问题，继而会产生双赢或者零和的结果。作为第三部门的社会保险人至少在逻辑上与政府之间不存在上述问题。［16］2．社会保险人独立的可行性。(1)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提供了经济契机2017年底国务院印发的《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的具体部署，旨在通过划转部分国有资本来弥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缺口。2019年7月1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国资划转社保的工作，将全面推开。将有35家中央企业实施划转，总计58家央企涉及6600亿元资产将划转社保。［17］该资金的划转一方面固然是在社保降费和老龄化问题不断加重的背景下，着眼于保证未来各地养老金的足额发放，但另一方面实际是在暗补1997年改革时所欠下的历史旧账和制度转轨成本。随着国有资本划拨逐步到位，历史欠账的还清有助于排除保险人独立的经济障碍。③(2)国家机构深化改革提供了制度契机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一方面提出了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健全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和经办服务体系;另一方面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要求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党政群所属的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都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单元，只有把包括其在内的国家治理体系基本单元的工作能力都提高起来，国家治理体系才能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18］而加快健全符合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和经办服务体系，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其独立性缺失或行政化色彩过浓的问题。(二)确立社会保险事务管理权的具体建议。1．构建独立的社会保险财务体制。一方面依照《社会保险法》第13条，完善制度转轨成本化解机制，明确政府承担历史欠账的主要责任，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责任承担比例，①通过加快部分国有企业资产和部分国有土地收益划转等方式尽快补足历史欠账，［19］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另一方面基于政府财政与社会保险的二元分立，明确社会保险的精算平衡原则与政府的制度担保责任，根据具体的制度设计，完善政府补助社会保险的标准，完善相关的预算及救济程序，以保证社会保险财务的独立安全运转。［20］2．培育独立的社会保险人的公法人地位。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背景下，以政事分开、管办分离为核心的政府体制改革和事业单位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将政府从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垄断管理者变成竞争生产的组织者。［21］93当下，为实现社会保险人法人地位的独立，切实保障参保人的利益以及对制度的参与感和认同感，基于社会保险的风险分担和辅助性原则所要求的自治性，应借鉴公法人制度改造现有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位，采取公法上的公法人社团形式。一方面，在内部章程中明确规定雇主和劳动者享有诸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参与决策权、知情权以及监督权等社会保险事务管理的权利;另一方面在组织设计方面，以雇主和被保险人(主要由工会代表被保险人)组成成员大会为最高决策机关，相关的重大决定由全体成员大会或由其选举出来的代表机关决定，同时设立理事会作为一般决议与执行机构，由其负责社会保险费的征收与管理以及社会保险待遇的发放等目前由社保经办机构负责的日常的管理职责。［21］87

六、结语

合会风险范文篇7

关键词：商业银行；机构内控；管理途径

为改善商业银行基层管控机制，需要制定完整的、严谨的、实用性强、有效的管理制度。在当今严峻社会背景之下，商业银行如若加大对基层机构的内控管理，会优化商业银行的内部环境，基层会拥有更好的风险预测能力，并促进交换信息的时效性。管理机制的完善可以推动商业银行的持续进步和稳定发展。

一、商业银行基层机构内控管理的必要性

风险防范与化解危机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关口，且该举措与我国建设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商业银行要做到的是加强对内部规范化管理与经营，并制定相关的风险预防措施以防金融风险发生。则加大对基层机构的管理可以提高基层人员的管理，而强化风险制度将更有利银行的稳步发展。加大商业银行的管理防控亦是回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同时也要与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管控要求相呼应。市场经济环境与经济曲线变化的恒定是维护社会风气、规避危险的有效措施，而加大对市场经济的调控可以进一步深化对基层机构内控管理。商业银行基层调控管理机会带动其他银行管理体系的完善，制定一流的内控体系不仅可以赚取客户的满意度，还能平衡市场内部的竞争压力。银行加大对内控信息的管理会促使其对员工绩效的管理，提升了业务调查的便捷性，更有利管企业领导对内部员工的管理，从而降低了商业银行风险事故发生的几率。

二、改善商业银行基层机构管理的有效措施

(一)强化风险控制机制

商业银行要想稳固市场地位需要对内控管理做相应的风险控制，充分发挥内控管理队伍的作用，应制定一套完善的、科学的、严谨的风险评估预测计划方案。强化此项机制有效手段可以从以下几点建议为切入点：第一，对风险管理机制做相关调控。这需要银行业务员与财务人员相互配合来共同完成，相关人员针对自己的专业特长提出要点及建议，结合自身的专业性能制定一套完善的、具有创新性的管理体系。还要结合相关人员的核心工作内容来计划，可以选择建立风险模型、更新风险参数、创建风险目录清单等，以此提高商业银行的风险防控水平，同时可以保证银行规模和业务能力的扩增。第二，适当调整管理人员配置。银行内部管理人员应具有良好的管理素养，各个岗位人员均需掌握不同规避风险的知识，对不同岗位的人员给予专业培训使其掌握更加牢固的知识，从而确保商业银行风险防控制度的顺利实施。第三，完善风险内控管理制度。该项防治手段需要基层全体员工的相互配合与监督，各岗位职员需对相关业务管理的风险调控机制做补充和完善，然后上报给上级领导，由上级领导与其他业务领导共同商讨，逐级上报、商讨与完善，最终拟定出一套较为科学的、规范的风险预测表，交由专业的评估队伍做风险评估，此项措施可以提高银行的整体工作效率，还会促进商业银行的长远发展。

(二)保证银行内部信息的质量

要想实现银行内控管理规范化需要提升其内控职能，并保证银行内部内控信息的质量，银行需要拥有健全的风险防控机制和专业的风险预测队伍才能保证银行内部活动与信息交流有序置换。针对此项改善措施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其一，提升内控信息质量。这需要银行内控管理人员定期对内部信息做抽检与查验，并将相关调查结果如实记录与反馈，使得信息库能更加完善，还能起到督促学员互相监督学习的目的。可以对会计信息与财务信息以及绩效信息做统筹管理，不仅可以保证内控信息的高质量还能使风险管控人员加大对内控调整措施的管控。例如，在对银行基层做内控信息调研时会发现有部分分支机构对于贷款人的个人信息掌握的不够充分，会给银行带来很大的风险，风险调查组需要对该分行提出几点改进建议，以确保该项措施能最大限度的规避贷款人对银行带来的风险指数。其二，给予内审部门足够的权限。商业银行给予内审部门足够的管理权限可以让其最大限度的对基层机构进行管理与调控，而内审部门拥有足够的管理权限可以加大对内控信息的监管力度，内审机构与内控部门能各司其职独立调查会让调查数据结果表现的更加明显，亦会使内审报告、审计报告、财务报告的相应信息更加完善，便于内审部门与内控部门审查与翻阅，而银行高层领导也可根据相关材料制定规划，做宏观政策的调整。

(三)加大内控管理的监管力度

要想对商业银行基层机构内部做合理的调控需要加大对它的监管力度，具体的可以从以下两点建议抓起。第一，需加强对风险评估的监督管理。商业银行在对基层机构做风险与经济效益调研时需对该银行的管理制度添加一条责任确立制，当审查人员对该银行进行调研时让该银行的主要负责人讲解该行内部情况，并对该行现状与未来发展略做分析，银行的鼎力配合会促使审查人员工作顺利完成。审查人员能从该银行负责人员的分析中寻找漏洞，使得风险评估能发挥其最大监督力度。风险评估会影响银行宏观经济的变动，且该评估机会根据社会环境的变换而变化。则推动对商业银行做风险评估可以有效监察银行的风险动向与风险指标，使得银行风险评估队伍能及时找到相应对策应对即将到来的风险。第二，银行制定的风险对策需符合监管局规定。风险预测专家需要研读当地监管局的管理条例，然后结合本银行的发展状况做风险预测，再根据现阶段银行状况研究开发一些新型业务，以降低本行发生风险的概率，最好是让新型业务与风险管理条例相互协调，使风险管理人员及时追踪风险动向。还要保证该项创新型业务能让商业银行规避风险，通过控制风险成本来保证银行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四)优化商业银行内部环境

改善商业银行的内控机制不仅需要在制度上做改变，同时还要注重对银行内部环境的优化，确保银行内部员工的沟通交流便利才可以保证相应的审查与监督到位。环境优化之后可以使风险预测人员更好地完善管理机制，有效控制风险指数。①需要控制银行管理阶层的人员配置。银行内控调节与管理需要涉及到各个阶层，不同阶层的管理人员相互配合才可以达到真正意义上的风险评估、信息交换、内控反馈以及监督管理。如果该审查流程只依靠银行单一部门管理是无法高效施展内控管理与调控的。因而，商业银行内部拥有一套健全的管理体系、一支稳定的分工明确的管理队伍可以使各个部门之间联络更加频繁，职员之间的沟通交流也会更加无障碍，且健全的组织管理机构会确保商业银行内控管理结构的稳定性。不同业务范围的管理机制可以设置专门对接的业务人员，可以使不同业务的业务员能彼此之间互换信息与交流，从而促进银行安全等级的提升，达到对银行信息网安全的初步管理与控制。②提高各阶层的内控意识。除了对审查机制与财务信息的控制还要加大对于人员内控意识的培养，要使银行基层员工到高层的领导的理解意识跟上政策制度，而加强对商业银行职员与管理阶层的内控意识可以使内控调整更加顺畅地进行。

(五)完善基层员工管理制度

商业银行管理层可以结合社会发展需求与本行的发展现状制定一些相关的管理制度，让职工熟知并熟记，定期考核制度内容。商业银行应及时掌握最新管理制度，并将最新政策在员工群让其掌握与了解，并顺应国家政策推出一些有利于银行发展的行规与优惠政策。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对以往案例的研究或通过风险评价来培训来提高各阶层的内控意识，适当的给予一些奖励能极大地调动银行人员的积极性。商业银行设置奖罚制度考核人员业务能力，可以添加一些管理条例让全体人员将银行的所有业务纳入自己的知识储备范围。如若银行当值人员有事外出可以使其他业务员运用储备知识来指引顾客操作，这样可极大地降低顾客流量的流失。银行可以通过“人人担责”的内控指导思想将内控管理制度分化的更加细致，借助各岗位人员的协同合作降低银行发生风险的概率。银行可制定让基层人员自查的行规，由银行职员自我督查会极大地提高基层机构内控管理的进一步完善。通过银行多岗位人员的自查可及时排查出有安全隐患的条例与政策，员工的凝聚力汇聚而成的意念会降低内审部门与内控部门许多工作负担，还会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

三、结束语

商业银行在大时代的背景下如若不做出相应改变，会面临诸多不利于其长期持续发展的问题，亦不能抵挡社会经济变化的冲击。如若加大对银行内部的调控管理、做出相应的风险预防测试，可以提高其工作效率并降低风险系数，同时还会让银行有效地规避不稳定的内控管理因素带来的弊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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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宋魁智.提升商业银行基层机构内控合规管理有效性的途径初探[J].商讯,2019(33):166-167.

合会风险范文篇8

摘要:农村民间金融在我国农村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农村民间金融的主要运行形式有:农村信用社(属于国有金融那部分除外)、农村合作基金、合会、民间借贷、私人钱庄、民间集资和小额信贷等。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发展中存在不少问题,比如民间借贷的利率失控、农村民间金融潜伏着金融风险、容易产生经济纠纷、给国家宏观调控带来困难以及还难以得到法律的保护等。因此,规范和发展农村民间金融,应明确民间金融的地位,改善农村金融领域中二元结构的紧张与对立;将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造成真正的民间金融;规范农村民间金融,将民间金融纳入金融监管范围;继续支持农村小额信贷机构发展;建立农村民间金触机构存款保险制度等等。

关键词：农村金融民间金融农村民间金融农村存款保险制度

一、农村民间金融及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

农村原本就是正规金融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随着四大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农村的许多经营网点被撤消,正规金融资源更稀少,金融资源供给明显不足;而解决“三农”问题,极需金融支持。这种供需的极不均衡,催生了农村民间金融。农村民间金融是相对农村官方金融而言的。它具有以下含义:(1)从交易活动的主体看,交易的对象基本上是从正式金融部门得不到融资安排的经济行为人,比如发生相互借贷行为的农民。(2)交易对象不是被正式金融所认可的非标准化合同性的金融工具。(3)正式的金融中介具有规范的机构和固定的经营场所,而民间金融一般不具备这些特征。(4)民间金融一般处于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范围之外。与“官办”金融相比,农村民间金融具有社区性、人格性、分散性、层次性等特征。

我国农村民间金融滋生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渡时期,是经济制度和金融制度不均衡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整个国家金融体制改革的推进,农村正规金融日益不适应农村经济发展对金融服务多元化的需要。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农村民间金融及合作基金会为代表的农村非正规金融迅速掘起。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一方面,行政管制经济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市场的力量又不断成长,由此产生的资金供求的尖锐矛盾为农村民间金融留下巨大的生存空间。现阶段中国农村民间金融发展壮大的主要诱因是高收益导向的供给和巨大的融资需求,有供求必然会形成市场。我国农村民间金融更多的是由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清、经济体内各组成部分市场化步骤不一以及认识上的滞后等因素造成的。长期以来,民间金融在我国基本上被列为地下金融不断进行整治;但往往是在整治风头上收缩一下,风头一过又兴起。这说明民间金融有其存在的客观性。实践表明,当前农户取得借款的主要渠道是民间私人借贷,估计有50%到65%的农户获得了非正规贷款,农户借款中民间借款所占的比例超过70%;我国农村“高利贷”有8000亿元至114万亿元。若从实际产生的效果分析,非正规金融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农村经济发展中金融服务上的空缺,促进了农村金融组织的创新和农村金融市场的开拓,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可以肯定的是民间金融在一定时期内绝对不会消亡,因为它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经济条件还不会完全消失。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由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与由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过程,但是在金融领域的改革更多的是由上而下的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无论是国有银行的改革,还是资本市场的改革都是如此。它是这样一种思维逻辑:政府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思维逻辑是:政府明令禁止的我不干,其他的都可以干。民间金融的发展,即是遵循市场需求、由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这是对金融改革方式的有益探索,为今后的改革提供了新思路。民间金融在农村的蓬勃发展,缓解了农村金融资源供需上的矛盾,缩小了城乡之间在金融资源占有上的差距,推动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东部地区农村的快速发展,民间金融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农村民间金融的主要运行形式

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主要表现形式为资金供求者之间直接完成或通过民间金融中介机构间接完成的债权融资。其主要运行形式有:

1.农村信用社。一般界定农村信用社为合作金融组织。从信用社资产负债表中所有者权益看,所有者权益里没有国家,实收资本均由合作社社员股金、企业股金构成。可见其产权是明晰的,属于入股的社员、企业共同所有。就此而言,信用社属于民间金融。现实中,信用社有的属于国有金融(仍由国家控制),有的属于民间金融(实际被民间接管),有的介于二者之间。长期

来我国农村信用社一直向集体所有、向国有靠拢“,官办”意识和表现强烈,而为股东负责、其合作金融的“自愿、互助、互利、民主和低盈利性”的资金和金融服务的性质体现不多。合作社社员不仅享受不到贷款的优先权和优惠权、以及股金分红权,反而还要接受比基准利率高得多的贷款;社员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根本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干部是任命制。因此失去了农村的信任和支持。我国的合作金融实践一直与农村信用社相联系,虽经多次改革,但农村信用社就从来没有真正成为过合作金融组织,由此引起人们对合作金融存在的基础产生了怀疑。在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一直背离合作制原则是有客观原因的:政府干预、立法空白、产权制度缺陷、历史包袱沉重等等。

2.农村合作基金。农村合作基金最早是一种社会保障组织,后演变为农村合作基金会。从性质上看,农村合作基金会并非真正意义的金融机构,而是一种社区性金融系统的补充形式。农村基金会筹集资金的渠道主要有:(1)集体积累资金:即向农民收缴的各项统筹提留资金。(2)农业发展资金:上级拨付或捐赠的支农建设资金。(3)农户入股资金。(4)代管资金:财政拨给乡(镇)事业单位的经费收入、各项罚款或其它收入。资金投放主要用于:乡(镇)、村办企业,农用基本建设,农户种养殖业,农户生活困难救济等。农村基金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正式金融体制安排下资金供给不足的矛盾。但大多数农村基金会的运作都违背了合作基金会的互助宗旨,并且存在许多问题。所以,1999年1月,为规范金融市场,整顿金融秩序,国务院3号文件,正式宣布取缔农村合作基金会。但目前个别地区仍存在极少量的农村合作基金会组织,只是经营方式已由公开转为地下。虽然农村合作基金会这种形式已不再存在,但我们仍可通过对其分析,借鉴其优点,摒弃其缺点。农村合作基金会在其存在的时期,一方面填补了基层农村金融体制断层,其业务主要面向小农户从事行社业务不经济的小额信贷服务,能够以灵活的金融活动来弥补行社之不足;另一方面,从近年的实践看,只有在农村合作基金会发展较好的地方,高利贷才得以被抑制。然而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对它进行了过多的行政干预,且由于缺乏完善的监管机制,导致了许多凭关系、走后门的情况发生,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功能被严重扭曲。农村合作基金会,是一个完整走完产生、发展、灭亡全过程的大型民间金融机构,对其分析可以给我们许多经验和教训。一个突出的教训就是,如果金融监管还未能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进行,政府还可以对民间金融机构指手划脚,民间金融的合法化,就是民间金融的灾难。

3.合会。合会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是一种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带有互动、合作性质的自发性群众融资组织。合会集储蓄和信贷于一体,一般由若干人组成,每隔一段时间开一次会,每次聚集一定的资金,轮流交给会员中的一人使用,基本上不以盈利为目的。合会有“轮会”、“摇会”、“标会”之分。它们一般处于地下状态。合会的名目虽多,但都遵循一套简单规则:一个自然人作为会首,出于某种目的(比如孩子结婚上学、造房子、买生产原料等等)组织起有限数量的人员,每人每期(每月、每隔一月、每季、每半年、每年等)拿出约定数额的会钱,每期有一个人能得到集中在一起的全部当期会钱(包括其他成员支付的利息),并分期支付相应的利息。谁在哪一期收到会钱,由抽签或者对利息进行投标等方式来确定。在我国,就规模而言,融资数额较大的合会多分布在经济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尤以浙江、福建为多。福建福安市的一个“合会”涉及金额25亿元,参与者达65万人。“合会”融资规模之大,由此可见一斑。浙江奉化溪口镇,一年财政收入为1亿元左右,在银行的各项存款为10多亿元,民间游资竟有4至5个亿的规模。合会是农村金融运作中一种较普遍的形式。合会适合于流动性较弱的熟人社会。它依靠非正式的社会关系、信任关系,还依赖非正式的制裁,比如社会排斥。农民对违反标会还款规定的会员一般不诉诸法律而是进行社会排斥,只有发生大规模“倒会”现象,才诉诸法律。

4.民间借贷。民间借贷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即各种民间金融的总称;狭义指民间个人之间的借贷活动。按利率高低划分,民间借贷有三种形式:友情借贷(白色借贷)、灰色借贷(中等利率水平借贷)和黑色借贷(高利贷)。狭义民间借贷一般较分散、隐蔽,利率高低不一,借款形式不规范,管理难度大,其中黑色借贷风险较大。农村民间借贷的形式有三种类型:一是口头约定型。主要在熟人之间进行,他们完全依靠个人间的感情及信用行事,无任何手续,一般数额较小。二是简单履约型。这大都仅凭一张借条或一个中间人即可成交,一般数额不太小。借款期限的长短、借款利率的高低,凭双方关系深浅而定。三是高利贷型。即将资金以高于银行利率借给急需资金的农户或企业,从而获取高额回报。民间借贷的资金筹集是多方面的。一般来说,一个民间放贷人是本人有一笔余款,还有就是放贷人信誉较好,亲友或者其他人把钱放到这里,可以获得高于银行存款利息的利息收入。放贷人把这些钱贷出去,获得利差。这些民间放贷人有一种半机构化的特点。民间借贷机构的信用还是很不错的,大面积的倒会是一种例外情况。很多民间金融都有一种信任机制,互相相信,是一个熟人社会。如果出问题,有非正规的制裁,即社会排斥,大家都不理你了。在农村,农民大量的金融需求,多通过民间借贷来解决。近年来,因国家宏观调控和利率政策调整的影响,民间借贷更趋活跃。民间借贷在我国农村地区仍然有着巨大市场。

5.私人钱庄。私人钱庄是没有经过审批设立的类似银行的金融机构,以吸收存款的形式来发放贷款。私人钱庄分为两类:一是主要涉及从事外汇买卖业务的私人钱庄;二是涉及“非法集资”或“发放高利贷”。从事融资和高利借贷的私人钱庄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活跃,90年代末出现转折。国务院于1998年7月13日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宣布了一系列机构属于非法金融机构,中国人民银行于2002年1

月31日发出了《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私人钱庄逐渐地下化。80年代温州就有地下钱庄了,第一家公开亮相的方兴钱庄开办人叫方培林,在温州苍南县。方兴钱庄是1984年经当地政府允许挂牌营业的。方兴钱庄的运作效率高,利率是市场化的,有时一天之内1万块钱可以转3次,转一次就是一笔利息收入,所以收入很高。后来,本地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出来反对,中央银行也派人来调查,说不合法,于是转入地下运作了数年,最终于1989年正式关门。后来,其他类似的私人钱庄均以非法金融机构名义被取缔。

6.民间集资。民间集资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其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当时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起步阶段对资金的需求,对民营经济的崛起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大规模的集资特别是规模较大的公募资金,未经批准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在农村,有少数大户、专业户和有一定规模的乡镇企业都有可能产生对大规模资金的需要,出现民间集资的情况。民间集资种类很多,但因风险大,且被认为扰乱了农村金融秩序,一般都受到抑制。如河北省孙大午集资案。民间集资形式的创新夹杂着对风险的漠视以及欺诈的骗局,不时在一些地区引发社会震荡。因而,政府加大了治理非法集资的力度。1998年4月,国务院颁布了《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提出了“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概念,同时设置了“未经依法批准,以任何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非法集资”的兜底条款,极大地扩展了监管机关的权限空间,为其监管执法行为增加了更多的灵活性,使一些游走于不同监管机关的权力边界之间的集资形式创新重新回到监管的框架内。

7.小额信贷。为解决我国落后地区的贫困问题和弥补扶贫政策的缺陷,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引进并推行农村小额信贷扶贫模式。我国的农村小额信贷借鉴了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在操作上采用“政府十银行+扶贫合作社”的三线一体的运作模式,政府直接、主动地参与是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的一个突出特征。同农村金融市场和信贷扶贫政策相比,我国的农村小额信贷坚持采用小组信贷、整贷零还、小额连续放款和提供技术服务等基本制度,实行“有偿使用、小额短期、整贷零还、小组联保、滚动发展”的原则,并指导帮助贫困农户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摆脱贫困,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为有效达到上述目的,开发、研定了一整套严格的组织、管理规章制度、办事程序,并建立了一支培训有素自愿致力于小额信贷的工作队伍。中国农村小额信贷分为五类:(1)项目小额信贷,有项目期限,许多属于国际或者外国机构援助类小额信贷项目,是中国人民银行监管领域之外的金融活动;(2)由政府实施的小额信贷扶贫项目,即扶贫贴息贷款;(3)非政府组织的专业性小额信贷;(4)正规金融机构操作的小额信贷业务,这是政府要求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对农户和农村微型企业发放的小额信用贷款或小组联保贷款,属于正规金融机构的一种金融工具;(5)茅于轼所创办的山西临县“龙水头村民互助基金会”,是一种试验性项目。小额信贷发展迅速,目前已有10个省区按此方式投放扶贫资金数亿元。小额信贷在我国扶贫开发项目中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小额信贷只解决了向贫困农户提供小额金融服务的问题,却不能涵盖农村中最贫困、没有创收或创收能力不强的那部分贫困户;小额信贷机构目前还只能向他们的贷款户提供技术服务和培训;由于可用于小额信贷的资金毕竟有限和不允许突破最高借贷限额的规定,小额信贷本身很难产生规模效应;小额信贷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不仅要做到资本的简单保值而且更重要的是做到资本增值,有些技术问题有待解决。尽管存在诸多问题,小额信贷仍不失为贫困地区解决温饱进而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重要途径。小额信贷科学的运作方式和严格的管理制度保证了小额信贷能够达到较高的还款率。小额信贷的主要作用是为农村贫困人口提供信贷服务,是当前不尽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的必要补充,其在实现不同区域扶贫目标方面的重要作用是其它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难以替代的。

三、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民间借贷的利率失控。民间借贷的敏感点和发生争执的焦点是利率。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上浮不得超过4倍。目前借贷纠纷案都是以此办理的。银行利率是经过国家宏观调控指导意见的一种执行利率,而市场利率是根据物价水平、盈利水平自然变动的利率。现在“不超过银行四倍”的利率是以银行利率为基准点的,虽上下可浮动,但仍是“固定”到银行利率基准点上的。这就难免有“银行”导向之嫌,不利于市场利率导向作用的发挥。无论如何,民间借贷的利率应市场化,市场化利率是世界各国银行追求的目标,民间借贷更应发挥其市场导向的优势,甚至可以给银行以示范作用。但是,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大致在10%或更高的水平,这与现行银行体系的利率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在不远的将来,两套金融体系之间互相补充,彼此分割的状况将有所变化,彼此之间将形成某种程度上的竞争。从历史和现实来分析,民间借贷的利率常常因无管制而导致市场混乱,从而引发社会问题。

2.农村民间金融潜伏着金融风险,容易滋生个人非法金融问题。由于民间借贷活动的频繁发生,个别人尝到了甜头,逐步从单纯的借款活动中分离出来,非法吸收存款,高利率发放贷款,办起了非法“地下钱庄”,扰乱了金融秩序。农村地下金融没有合法地位,只能在体制外畸形生长,很难满足农村资金的需要,而且地下信用没有法律保障,仍然是采用口头约定的简单形式。粗陋的形式与较高的利率,既制约了资金需求,也成为众多法律纠纷的根源。而且地下金融没有纳入人民银行的监管范围,国家无法掌握其规模和问题,潜伏着较大的金融风险。(1)民间借贷游离于国家政策法规之外,缺乏制度保障,存在制度风险。(2)民间金融大部分都是在乡村邻里、亲朋好友等社会小团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信用域有限,资金规模小,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差。(3)民

间金融存在组织结构松散、管理方式落后等问题。总体上说民间金融具有较大风险性。以合会为例,随着会员数目增加和相互间了解程度的减少,盈利性功能逐渐突出,安全性必不断下降。一般情况下,风险并不为外人所知,只有当出现倒会时,风险才曝光。当然,合会风险是局部性的,很难成为全局性的风险。但社会各界对其关注备至。

3.农村民间金融容易产生经济纠纷。农村民间金融有两种主要类型:一是口头约定型。这大都是在亲戚朋友、同乡、同事、邻居等熟人中进行,他们完全靠个人的感情及信用行事,无任何手续。二是简单履约型。这种类型,双方仅简单履行一下手续,大都是仅凭一张借条或一个中间证明人即认可借贷行为。贷款期的长短、利率的高低,凭双方关系的深浅而定。民间借贷的债权人或碍于情面,不好意思获取必要的证明手续,或以获得高额利息为目的,缺乏对借款对象的审查和对借款用途的有效监督。而借款人因急需用钱,不论利率高低、自己承受能力如何,只管把钱弄到手。结果往往是债权人不能按期收回资金或根本无法收回,债务人不能按时归还借款,从而引发债权、债务纠纷。公务员之家

4.农村民间金融给国家宏观调控带来困难。民间借贷自发性和不可控性的特点,削弱了国家宏观调控,不利于信贷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民间金融随着规模的扩大、参与人数的增加,使得信息不对称日益严重。由于缺乏对每笔贷款贷前、贷中、贷后严格的调查,在贷款者对借款者的信誉及贷款用途难以知晓及控制时,便会使农村民间金融风险加剧。一些用途不好、效益差、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投资项目被银行卡住以后,非正规金融便为其融通资金,使国家调控手段弱化。一些民间金融机构从一开始就有先天的痼疾,脱离了中央银行的监管,业务经营不规范,如高息揽存,盲目贷款。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价格由国家确定,而民间借贷的利率是双方自发商定,两种定价方法存在矛盾。民间借贷大都是在资金需求紧张迫切、银行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发生,基本上是卖方市场,利率水平畸高,民间借贷形成的货币流量也难以预测和控制。由于目前对民间借贷活动的监督机制还不完善,一方面导致部分民间借贷演变为高利贷,给社会安定和经济带来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民间借贷活动在金融机构之外进行,造成大量资金体外循环,干扰了金融机构业务的正常运转,给国家的货币政策造成冲击。例如人民银行试图减少货币供给量,提高了再贴现率。正规金融机构的利率也相应提高,而民间金融并未提高利率。于是正规金融提供的资金减少了,而民间金融提供的资金增加了,原本由正规金融提供的部分资金转由民间金融来提供,货币供给量并未按照预期数量减少甚至根本没减少。

5.农村民间金融制度内部组织不稳定。农村民间金融制度安排依靠农村社会关系网络,这种网络具有区域性,当制度参与者超过一定区域时,信息不对称问题就不可避免了。拥有信息多的一方可能损害拥有信息少的一方。即使制度参与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不严重,也存在潜在风险。一般而言,社会关系网络的约束成本是稳定的,但金融收益是不固定的。当金融交易额较小时,金融交易者违约可能性较小;当金融交易额超过一定临界点时,违约收益将大大超过固定的约束成本。在内在制度不能约束道德风险的情况下,信息短缺者便对上一层次的金融制度供给者施加压力,要求通过正式的制度环境消除来自租金获得者的损害。

6.民间金融目前还难以得到法律的保护。民间金融在我国古代就已存在。建国以来其活动经历了由禁止、打击、到默认而不提倡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仍作为一种地下经济而以灰色状态生存。目前虽己引起重视,但因缺乏法律保障,民间借贷市场还处于半地下状态。经济金融界正在讨论如何引导、规范和发展民间金融。

四、规范和发展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策略选择

资金已成为农村发展、特别是农村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解决农村资金不足有两个方式可以选择:一是加强正规金融的服务,对现有农村金融机构进行改革,增加信用社的贷款和储蓄能力;二是发挥民间金融的作用,促进有序的民间金融市场的形成。农村民间金融在弥补农村资金供求缺口、促进个私经济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扰乱了农村金融秩序,影响了社会稳定。因此,应规范和正确引导农村民间金融,将其纳入农村金融体系,并将过量的消费性信贷引向生产性信贷。

1.明确民间金融的地位,改善农村金融领域中二元结构的紧张与对立。民间金融的市场空间实际上取决于正规金融的市场空间,因为实际的金融需求是由经济活动所决定的。对金融系统来讲,这个需求是外生的,正规金融无法满足的需求,必然转向民间金融。必须明白,民间金融不等于非法金融。尽管现在的法律政策对民间金融仍采取相对严厉的态度,但在法律禁止和正规金融已经占据的市场之间,民间金融仍然有广阔的空间。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民间金融也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而且具有自发性,在应对正规金融难以解决的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时,民间金融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客观认识民间金融,注意研究民间金融,依法对民间金融进行合理引导和管理,可能更有利于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的合理竞争和良性互动。目前,我国农村金融领域二元结构较明显,从规范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法律法规来看,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的关系是紧张而非互补的:一是对农村民间金融一律限制甚至禁止。这种一刀切的方法显然不合适。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即使经济发展到了一定水平,大银行等正规的金融安排与其他正规和非正规的金融机构、金融安排都是同时存在的,并服务于不同特点的不同对象。所以,对于农村的金融安排要考虑到我国的经济和农村发展水平。二是人为地将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对立起来。这种做法本质上是歧视民间金融。要放弃用正规金融一统农村金融的设想,正确认识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互补作用。要有条件地允许民间金融的合法化,为发展农民自主参与的各种民间金融提供良好的条件。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曾通过使民间金融“合法化”的方式来规范民间金融,并取得了较好成效。我们应给民间金融以合法的空间,以使规范意义的信用合作拥有温床和土壤;可出台监管部门授权规章,允许民间借贷在给定条件下合法存在,并将其纳入国家金融监管体系,从而扩大政府财政税收,严格限制和取缔不正常的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和活动。譬如,高于中央银行规定利率的民间借贷的高利贷应予以打击,低于高利贷利率的民间借贷,原则上可以用民法加以保护。合会之类的民间金融组织,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不能禁绝。为防范风险,可以规定一户家庭一月所入会脚金额之和不得超过一定金额,所获会金总额不得高于一定金额,以减少

倒会可能性。对具有一定规模和管理制度的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允许其领取执照并开展业务,短期内可限定其利率浮动范围,长期内则可以完全放开利率以至自由浮动。

2.将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造成真正的民间金融。农村信用社的发展问题,不单是一个金融问题,也是事关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大局的重要问题。目前农村信用社包括国有的和实际上民间接管的两部分。2003年8月国务院审批通过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要求进行农村信用社产权改革。此次改革将信用社的管理权由过去的中国人民银行转移到地方政府,并给出了一系列扶持政策,以解决长期以来形成的农信社呆坏账问题。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中,难免会产生各种矛盾和问题,甚至在短期内会影响经济的发展与稳定,我们必须坚持农村信用社支持和服务“三农”的制度特征,并通过相应的制度约束,保证其功能实现。这些制度特征和约束至少应当包括:(1)立足于农村社区的金融组织;(2)这个组织的功能是聚集农村、农民和农户的资金,并通过金融手段在“三农”发展中进行配置;(3)这个组织应当使农民贷款尽可能方便;(4)这是个能够自动进化的、开放的和动态的制度安排,并随着各地“三农”需求的变化而调整自己的组织结构和功能方向;(5)这个组织体系应当具备自我风险控制能力,并受相应的监管约束。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力争将农村信用社改造成真正的合作金融组织,基本解决农户在农村信用社贷款难的问题。农村信用社的发展不仅需要自身转换经营机制,而且需要有良好的社会环境支持。农村信用合作社只有让广大农民享受到好处时,才能获得广大农民的支持,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农村合作金融可以较好地解决限于一个地方经济主体的资金互助,在金融服务方面奉行成员优先的原则。真正的合作金融体系是从下而上建立的,其中基层合作金融组织掌握经营决策权,上层机构一般为基层提供便利服务和开展基层合作金融组织共有的但又不能开展的某些业务。这也是合作金融体系的力量来源。合作金融也可以发展成为金融市场支柱之一。

3.规范农村民间金融,将民间金融纳入金融监管范围。农村民间金融以其融资速度快、信息费用低、利率具有弹性、服务态度好、渠道广、回收快、资金利用率高等优点而经久不衰,但其具有的高利贷、高风险、金融欺诈、隐蔽性强、不可控制等缺点,有时会影响农村正常的金融秩序甚至社会稳定。因此,在放开农村民间金融的同时,要加大监管力度,吸取上世纪80年代“金”字号泛滥的教训,严把市场准入关,将优良的民间信贷机构吸纳为市场主体,不符合规定的则排除在外,维护市场主体的质量;同时建立市场退出机制,按照法律规定和市场原则实行破产,以保证中小金融机构健康高效地运行,从而有效防止出现“烂苹果效应”:一个烂苹果不清除,坏掉一筐苹果。

加强农村民间金融监管和农村民间金融调控,目的是促进农村民间金融健康发展和提高农村民间金融效率,而不是限制金融发展。要使农村民间金融活而不乱,实现发展、效率、稳定三者的最优结合,监管方式的科学化和调控方式的灵活有效是最为关键的一环。农村民间金融机构服务的对象,主要是中小企业和农户,经营的主要是小额零售业务,其单位资产的管理成本高、风险大。许多国家的实践证明,正规金融组织对农户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往往不足农户总数的20%,大量的农村金融服务需要农村非正规或民间金融来满足。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在历史上早就存在,近年虽经多次清理整顿,但仍存在着各种民间金融形式,说明它们在农村有生存的土壤。政府对民间金融的监管,应以引导、监控为己任,而不是对其进行过多的干预。曾经在广大农村兴盛的农村基金会衰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政府进行了过多的行政干预。前车之鉴应引以为戒。作为政府,要从完善法律、制度、政策入手,在严格市场准入条件、提高准备金率和资金充足率及实行风险责任自负的情况下,引导和鼓励民营的小额信贷银行、合作银行、私人银行等多种形式的农村民间金融健康发展,达到合法、公开、规范,并纳入到农村金融体系中加以监管,以增加农村金融的服务供给,满足三农多层次的融资需求。

4.继续支持农村小额信贷机构发展。小额信贷是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建立更加贴近农民和农村需要、由自然人或企业发起的小额信贷组织。”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不完备,农村资金大量外流的情况下,开展小额信贷成为当下丰富农村金融体系多层次格局、满足农村金融需求的必然之选。但从现实看,小额信贷虽成效显著,但覆盖面仍十分有限,且目前尚处于项目试验层面,还未规范地上升到政府的政策体制层面。目前我国农村小额信贷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如金融政策限制、小额贷款运作的市场载体不完善等;同时小额信贷自身也存在许多阻碍因素,如单一的扶贫目标、低利率、缺少有效的管理监督机制、人才缺乏、缺乏可持续性等。因此,为更好地发挥“小额信贷”业务,要借鉴严格意义上的小额信贷运作机制,对现有的中国小额信贷模式进行改进。当务之急是必须明确制定对小额信贷的支持政策,创造条件将其融入到农村金融体系之中,既弥补现有农村金融体系的功能缺陷,又进一步提高扶贫工作的效力。在这一方面,主要应推进以下工作:(1)强化扶贫资金对农村小额信贷试验和发展的支持,应划出一块扶贫资金作为发展小额信贷专项资金,由小额信贷实施机构提出申请,经扶贫机构和资金管理部门审批同意后,用于补贴小额信贷工作经费或周转用于小额信贷的资本金。(2)鼓励独立的小额信贷专业非政府组织(NGO)开展小额信贷,形成金融部门和扶贫部门宏观管理和监控、专业NGO独立运作小额信贷的格局。稳定和发展一支小额信贷专业队伍,建立长期为农村贫困人口提供基本金融信贷服务的机制。(3)利用小额信贷运作规范度提高、发展规模扩大、覆盖面增加的有利时机,探索建立扶贫银行的可能性;建立专业的机构,引入小组还款机制,促进信贷资金的良性运行。(4)成立小额信贷行业协会。小额信贷在我国已经有10年的实践,各种类型的小额信贷项目或机构都在利用自己的优势进行小额信贷扶贫的工作,尤其是从事小额信贷的非金融机构,一直在探索小额信贷扶贫的模式。由于这些机构大多注册为社团组织,在金融操作方面并没有得到金融监管部门的许可,因此,这些机构大多各自为战,所从事小额信贷的方法和内容也不尽统一。随着小额信贷的不断发展,有必要成立一个专门的协调机构来协调和引导中国小额信贷的发展,这将有利于不同机构之间的交流和合作,规范小额信贷的运作,尽快结束小额信贷各自为战的局面。

5.建立农村民间金融机构存款保险制度,防范基本的金融风险。我国虽然没有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但实际是一直由国家承担隐性担保。例如,当农村信用合作社出现流动性风险时,政府就会通过财政手段为其兜底儿。甚至是在处理非法集资活动中,政府也承担了存款保险的角色。在金融市场逐步开放、所有制和产权制度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再由国家承担隐性担保已不合时宜了。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已迫在眉睫。目前可先在农村试点,探索建立农村存款保险制度。农村存款保险制度不仅是保障农村存款和实现农村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开放民营银行的前提条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基本目的:一是保护小储户,防止挤兑现象;二是为处置出现严重问题、破产或濒于破产的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从我国当前情况看,建立我国农村民间金融机构存款保险制度的最基本目的,在于以此加强我国金融管理部门的监管能力和对濒临破产的农村民间金融机构的处置能力。为了降低农村民间金融机构的脆弱性,有必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以保护公众信心。突出监管功能和加强对包括出现严重问题的农村民间金融机构的处置能力,将是我国农村存款保险机构的运作特点。就处置方法而言,一般有清偿存款、承接购买、不歇业救助以及建议改进的“保险存款转移”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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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会风险范文篇9

一、风险社会对传统法律责任体系的挑战

(一)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责任本质观面临着挑战

“现代性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正在形成一种崭新的形式———(工业的)‘风险社会’。”［2］2在风险社会之前，“责任的本质在于它意味着行为人具有自由意志。根据这一论点，责任是行为人和自由意志的一个功能或一个方面。”［3］8这种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责任本质观在风险社会面临着挑战。因为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具有全球性、不可计算性、可建构性、反身性、制度化性和传染性，［4］风险的可控制性、确定性或安全性的想法已经土崩瓦解了。如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所指出的那样，“由技术进步引起的社会秩序的混乱并不是什么新现象。尤其是工业革命开始以来，随着一种新的生产过程取代另一种生产过程，人类社会经历了一种无情的现代化进程。”［5］8“当‘现代性’与工业化的负面后果不再局限于惩罚具体的群体而是侵袭到每一个人时，我们就已经或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6］307这个时代充斥着诸如亚洲金融危机、卡特里娜飓风、印尼海啸、非典型肺炎、911恐怖事件、三鹿“毒奶粉”事件、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甲型H1N1流感等社会事件，日本大地震及其随之而引起的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件再一次印证了全球风险社会业已形成。这些事件考验和冲击着传统的责任伦理和法律制度。阿尔温•托夫勒说:“工业社会生态污染和资源利用所出现的问题，已经达到与从前根本不同的新水平。”［7］175在吉登斯看来，风险社会是一个“失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危险更多地来自于我们自己而不是来源于外部，外部风险所占的主要地位已经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所代替，［8］50－52外部风险来自于人类的无知，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是人类不断发展知识以图控制将来和规范将来时所产生的一种意想不到的风险，这种风险具有不可计算性。贝克教授发出的“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的慨叹就是对风险社会挑战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责任观的最好诠释。

(二)风险社会中法律责任的风险控制功能凸显

法律从来就是人类社会管理、分配、预防风险的重要手段，义务或责任就是其具体的实施方式。罗马法谚云，“对偶然事件谁也不能负责”或“偶然事件由被击中者承担”。这些针对偶然事件的责任规则就已经蕴含了法律责任的风险分配功能。无论在大陆法还是在英美法上，风险负担都是合同法上的一个重要内容，甚至于“英美法历来将合同本身看成一种风险分配或转嫁机制，认为合同的基本目的与作用是在交易双方之间分配风险，即保证当事人对已同意的风险分配的服从”，［9］在联合国国际贸易术语中，风险负担也是重要内容之一。产权制度或者财产法的产生也是为了更有效地抵御外来侵占的风险，因为就土地的所有者建立政府保护他们的产权而言，“税收的成本要比私人各自防御所需花费的成本要小。这种节省可能来自于某种规模经济，它是由社会拥有一个大规模的武装而不是由许多小规模的私人武装来防御对土地的侵占来实现的。”［10］70在侵权法上，风险自负的受害人责任原则能够完全阻止损害赔偿的追偿;严格责任原则要求，“引起事故的人对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负有法律责任，即使损害无法通过其实施合理注意而予以避免。”［11］226在皮特•凯恩看来，产生损害的风险与违反承诺和保证、干涉权利、不实陈述、违反信托、造成损害、不当得利及预谋犯罪等都是产生法律责任的基础，只是在民法范式里，基于产生损害风险的课责是一种例外，因为其重点在于修复而不是阻止。［3］311在特殊的情形下，法律会要求行为人对他人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如雇主对雇员的替代责任。庞德从风险的视角分析了普通法为什么要求雇主对雇员的行为承担责任。虽然“在雇佣过程中，雇主没有阻止雇员实施侵权行为的义务”［12］147，但是，“一个人通过雇员或人来运作一个企业，而这些雇员和人会因运营该企业给他人造成损害，那么他就使他人处于这样一种风险之下，即他们无法从这些雇员或人处获得赔偿。”［12］147因此，应由雇主承担责任。在庞德看来，这好比“一个人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在与他人较近的地方保存一种特别危险的物品，从而对他人施加了一种风险，这种风险比社会生活中通常情况下能合理预期的风险要大，因此，由他自己承担由于保存这些危险物而对他人造成损害的风险既公平也方便”［13］。在风险社会的时代，风险生产的逻辑已经颠覆了财富生产的逻辑统治。科学技术发展引起的安全风险日益增加，人为的制度性风险成为法律管理、分配和预防的主要风险;与此同时，法律甚至也在创造着新的风险。如普遍用于农产品和金属产品的期货合约是契约的风险转移作用的一个适当例子，但期货合约也增加了投机活动的范围。［11］160如今在全球金融市场领域充斥着诸如金融衍生交易之类投机活动所带来的金融风险，刚刚过去的次贷危机只是全球金融风险“社会大爆炸”的一个插曲。法律责任制度的失灵是该插曲中一个基本事实，金融自由化趋势下主导的法律鼓励金融创新和冒险投机，却没有对金融机构及其管理层在经营金融创新产品的过程中带来风险的行为规定任何实质性的责任，导致了风险、收益与责任的失衡，背离了公平的责任理念。［14］若不改革和完善相应的法律责任制度，金融危机的梦魇肯定会再度袭来，金融风险的控制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金融法律制度的首要功能，而这只不过是风险社会中法律责任的风险控制功能更加凸显的一个例子。除此之外，有关食品安全风险、环境风险事故、医疗事故、汽车安全隐患等之类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尽管“由于风险所带来的不可预知性和不确定性，导致了因果关系链在经验世界中断裂”，［15］由于风险社会中责任联系的间接化、责任后果的潜在化、责任的分散化使得按照传统法律责任伦理无法确定具体的责任主体，［16］244－245以至于在风险的责任承担上出现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并由此导致了传统法律责任制度应对风险的困境，但是，正如吉登斯所言，我们不能因为风险危机造成的两难选择就消极地对待风险，“人类要存续，法律要实现预期功能，仍需假定风险是可把握的、可控制的外在客观对象。”［15］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凸显法律责任之风险控制功能的传统法律责任制度变革才有必要和可能。

二、风险社会中传统法律责任体系的内部修正

“世易时移，变法宜矣。”传统法律责任体系要满足不断发展变化的风险社会需求，就必须不断变革。这些法律需求可以概括为两种路径:一是工业社会时期构建起来的传统法律责任体系的内部修正;二是伴随新的法律现象产生的对该体系的突破。

(一)风险社会中安全刑法的产生及其刑事责任的拓展

德国著名刑法学者乌•金德霍伊泽尔教授首倡的安全刑法，是对贝克、吉登斯等风险社会理论在刑法领域的拓展。安全刑法理论一经提出，就对传统的罪责刑法理论产生了重大挑战，近年来在德国和日本刑法学界出现了不少有关“刑法与危险”的论著。“罪责刑法向安全刑法转向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的罪责刑法不能满足法秩序共同体在风险社会中对安全保证现实的需要。”［17］在乌•金德霍伊泽尔教授看来，人们的实际安全生活需求之所以不能满足，在于抵消社会危险的“监督机器”长期以来没有进行革新，越来越不适应风险社会的发展需求，作为“最有效的降低干扰的工具”的刑法“监督机器”有必要进行革新。［18］“安全刑法所关注的重点在于行为人所制造的风险，意图通过对危险的刑法禁止来降低和避免这种风险的实现，从而实现安全。”［19］安全刑法将风险的刑法防卫线向前推置，并在刑事责任领域进行了相应的拓展:一是预备犯刑罚的扩大化，因为如果不对某些预备行为采取特别早的措施，刑罚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的;［20］二是危险犯刑罚的普遍化，尤其是对抽象危险犯的处罚颠覆了传统刑法理论的罪责原则———对具体的个别法益的侵害或危险的具体故意或过失是归责的依据，而抽象危险犯的危险是拟制的危险，并未引起实际危害，也未引起法益的具体危险;［21］三是责任范围的扩张和责任形式的多样化，行为人可能由于他人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如个人责任之外的责任，刑事责任主体不再限于个人，法人刑事责任的重要性凸显;［22］四是出现了弥补传统刑罚不足的保安处分。安全刑法也有其内在的风险，其拓展的刑事责任一旦在刑法适用时被滥用就会走上其反面成为新的社会风险来源，成为推毁人们社会实际生活安全与自由的最大危险。

(二)风险社会中两分法民事责任体系的修正与变革

根据传统民法理论，民事责任分为契约责任与侵权责任，契约责任以违反契约约定的义务为基础，侵权责任则以违反不得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法定义务为前提。在交易不甚复杂的近代时期，传统的两分法民事责任体系尚可以应对社会需求，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工业革命、城市化、高度危险来源的出现、公司化和垄断化等一系列变化已经改变了大陆法系诸法典赖以存在的经济社会条件。［23］262－280如何维持、修正或变革两分法民事责任体系以适应上述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庞德式的悖论:“法律必须稳定，却不能静止不变。”［24］卡多佐说:“无论是静止不变，还是变动不居，如果不加以调剂或不加以制约，都同样具有破坏力。法律如同人类，要活下去，就必须寻觅某些妥协的途径。”［25］4民法学者如何寻求两分法民事责任体系与日益变化的社会经济条件妥协的途径呢?一是主要扩张侵权责任，建立起以注意义务为核心的侵权责任制度;二是以诚实信用原则为核心扩张契约责任。这两种方式都是在两分法民事责任体系的框架内进行，但德国学者克劳斯•威廉•卡纳里斯主张建立一个介于契约责任和侵权责任之间的第三种责任类型，将先契约义务、契约履行中的附随义务、后契约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等这些新类型的民事义务统称为保护义务，违反保护义务而承担的法律责任是一种信赖责任，我国也有学者提出借鉴德国法上的“统一保护义务关系”学说，构建一个“契约—侵权—保护”的三分法民事责任体系。［26］59为了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民法学者在二分法民事责任体系内部无论是通过扩张侵权责任还是扩展契约责任，都没有突破民法作为私法的本质属性，但从二分法民事责任体系到三分法民事责任体系则在一定程度上有了突破。因为三分法民事责任体系中的保护责任已经不再是纯粹的私法责任，它是在民事主体地位的平等性、互换性基础丧失的情形下调整民事关系的民事责任类型创新。保护责任的民事主体不再是“近代民法中的人”———“植根于启蒙时代、尽可能地自由且平等、既理性又利己的抽象的个人，是兼容市民及商人的感受力的经济人”［27］7，而是“现代民法中的人”。在现代民法中，为了适用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各种风险挑战，为了适应自由主义国家向福利主义国家的转变，发生了近代民法向现代民法的转型。这一转型的特征表现为:具体人格的出现，对财产所有权的限制，从追求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从法之安定性转而为社会妥当性的价值取向等等。［28］77“实际上，现代民法中‘人’的人格在‘抽象化’(‘戴面具’)与‘具体化’(‘穿衣服’)之间徘徊。”［29］132这种徘徊也印证了“民法的现代模式并非完全取代其近代模式，而是构成两者共生的现象”［1］5，印证了现代民法只是对近代民法的原理和原则进行了发展和修正，［30］286如二分法民事责任体系的内部扩张和三分法民事责任体系的倡导。这种徘徊也反映了现代民法所面临的一种后现代困境，因为从后现代主义视角观之，“‘现代民法’中的‘现代’也具有后现代的某些品格”［29］129，依托于后工业社会的“现代民法”实质上也是民法学者的一种现代化反思与回应。“当下的制度安排或社会秩序———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都不是人类的终极性制度安排或社会秩序，因此任何阻碍或反对制度创新或秩序重构的主张或视角都应受到反思和质疑;与此同时，任何支持或捍卫制度创新或秩序重构的主张或视角也同样是一个必须接受审查或反思的开放性问题”［31］43，传统的民事责任体系自然也不可能是终极性的制度安排，如何克服传统民事责任体系的局限性进行制度创新或秩序重构，同样需要以开放的态度进行审查和反思。就此而论，无论是在二分法民事责任体系内部扩张侵权责任或契约责任，还是突破二分法民事责任体系构建三分法民事责任体系，都是一种封闭性的理路，都是出于坚持或捍卫民事责任作为一种私法责任所进行的内部修补，而没有跳出私法责任的桎梏去进行新的责任制度创新。

(三)风险社会中的公共行政与行政责任的发展

现代行政法本质上是规范政府行政活动的控权法。从风险控制的视角看，政府行政活动的目的是要预防和控制各种风险，维护社会秩序，保证人们实际生活的安全。但是正如风险社会理论所揭示的那样，旨在控制风险的行政活动又成了新的风险来源。政府对此承担何种责任成为风险社会中的行政法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以强制性行政行为为主的行政执法很容易沦为政府推脱责任的借口，导致对行政活动风险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为了应对风险社会的以上挑战，出现了“管理行政”向“服务行政”的行政行为模式转变，与之相应的是“行政责任制度体系的进一步完善，行政责任范围的扩展、责任形式的全面、规则原则的严格化则是其具体表现”［32］53。行政责任不再局限于违法行政责任，还应当包括不当行政责任和合法行政责任。不当行政责任是行政主体对其不当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所引起的后果承担的责任，体现了行政法的合理原则。合法行政责任的承担方式是行政补偿。

三、风险社会中的经济法及其责任制度拓展

以上论述表明，在传统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转变的进程中，在刑法、民法、行政法等领域都出现了法律责任制度的变革现象。这是传统法律责任体系为满足不断发展变化的风险社会需求对工业社会时期构建起来的传统法律责任制度的内部修正。除此之外，在传统法律责任制度之外还会产生出新的法律责任制度。

(一)风险社会中经济法的产生

产生现代经济法的19世纪下半叶处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阶段。在此阶段，资本主义工业化以来累积的各种风险集中暴发。市场失灵的经济风险危及到整个经济的正常运行，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凸显了工业社会时代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尽管工业化使得社会物质财富暴增，但是社会分配严重不公，严重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各种社会改革运动兴起。在美国，就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追问:“是否应当让财富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并让所有生产工具的管理权集中起来而不受限制性立法约束，或者是否应当设法对经济过程加以管理以利于人民大众。”［33］88在德国，社会主义者安东•门格尔于1890年就强调指出，《德国民法典》能够提供给产业工人这个阶层的东西太少了;德国民法学者卡尔•拉伦茨甚至认为，《德国民法典》的制定者没有看到或没有充分考虑到产业工人这个新的社会阶层正在崛起，所谓的合同自由并不能为他们提供诸如免遭“任意”解雇、免受不公平的和苛刻的合同条件的帮助，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或其他财产，必须依靠从事雇佣劳动才能维持生计，这种经济状况不允许他们行使这种自由权利。［34］67－69如果用法律语言来表述工业化以来的社会关系和思潮的巨大变革，就是“由于对‘社会法’的追求，私法与公法、民法与行政法、契约与法律之间的僵死划分已越来越趋于动摇，这两类法律逐渐不可分地渗透融合，从而产生一个全新的法律领域，它既不是私法，也不是公法，而是崭新的第三类:经济法与劳动法”［35］77。竞争本身具有反对停滞、促进革新的作用，但在不平等条件下开展的竞争，如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不正当竞争最终将毁灭竞争本身。“《德国民法典》第138条和第826条包含了对滥用垄断地位行为的限制，但它对制止和防止垄断的形成、反对卡特尔以及其他可以限制甚至消除特定市场领域中竞争的协议却无能为力。”［35］71－72为了维护或恢复以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立法者制定了《反对限制竞争法》(《卡特尔法》)、《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等法律。这些都是典型的经济法。尽管在英美法中没有形式意义上的经济法，但“缺乏对经济法的科学阐述并不意味着英国不存在此类法规，而只说明对这一概念没有从实务和学术的角度进行阐述。”［36］32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以及二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都不乏经济法的重要实践。总之，经济法的产生是应对工业社会所致的经济和社会风险的另一种选择。为了应对市场失灵的经济风险，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成为国家运用经济法调控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为了应对社会分配不公导致的社会风险，保障社会安全和经济发展，国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等方式为公民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平或质量提供物质帮助。旨在预防和消解社会风险的社会保障成为社会安全的有力屏障。

(二)风险社会中经济法的责任制度拓展

如前所述，为了应对工业社会以来的各种经济社会风险，传统的部门法如民法、行政法和刑法乃至国际法等都进行了修正或变革，并拓展了其法律责任制度。但是，风险社会的法律需求不仅仅局限于此，它还可能产生，实际上也已经产生了新的法律现象———经济法。经济法与传统法律制度相比有许多新的特点，在法律责任方面，经济法领域就出现了传统法律责任制度难以包含或解释的责任形态。

1．财产责任经济法领域出现的新的财产责任形式主要是市场主体承担的惩罚性损害赔偿责任，如美国反垄断法上的三倍损害赔偿责任、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上的双倍赔偿责任以及我国食品安全法上的十倍赔偿责任。尽管大多数民法学者主张惩罚性赔偿责任是一种民事责任，是民法应对后工业社会各种风险挑战的表现，“是传统赔偿责任制度对社会化作出的反应，这种反应已经越出传统民法的范围，但属于现代民法的范围”［37］，但不可否认的是，惩罚性赔偿确实对传统的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分类提出了强有力挑战，也对传统侵权法造成了巨大的冲击。［38］从经济法的整体主义思维方式出发，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根源在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法经济学分析表明，实际得到赔偿的受害者在全部受害者中的比例———履行差错的存在是产生惩罚性赔偿的经济根源。履行差错造成了以下的情形:“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其预期责任又限于补偿性赔偿金的生产者将选择低水平的质量管理，而这种低水平是缺乏效率的。”［10］301通过判处倍数于履行差错倒数的惩罚性赔偿金可以促使自私的生产者将社会成本内部化，恢复有效的激励机制，激励生产者严格产品质量管理，促进社会的效率、公平和有序。以上关于惩罚性赔偿的经济分析表明，惩罚性赔偿责任“保护的是整体利益，而不是个人的权利或利益，虽然，从工具性价值上看也保护了个人的权利和利益，但从目的性价值或宗旨看，其主要通过保护所有个体所依存的、作为社会利益载体的经济结构或经济秩序而保护社会整体利益”［39］。故从责任形式的主要功能来看，它应是经济法责任而非民事责任。

2．行为责任行为责任就是以行为受到某种限制为代价而承担责任的方式。在经济法领域，市场主体承担的行为责任方式有禁止令、恢复原状、缺陷产品强制召回等。禁止令可以制止已经发生的违法行为，防止损害的扩大;也可以预防将要实施的违法行为。禁止令是美国反垄断法上的一项重要救济措施。我国《反垄断法》第48条也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实施集中的，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责令停止实施集中。依据我国《反垄断法》第48条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实施集中的，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责令限期处分股份或者资产，限期转让营业以及采取其他必要措施恢复到集中前的状态。这就是市场主体所承担的恢复原状的经济法责任。经济法上的恢复原状不同于民法上的恢复原状。在民法上，恢复原状(回复原状)是与金钱赔偿并存的两种损害赔偿方法。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213条第1项规定，“负损害赔偿责任者，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契约另有订定外，应回复他方损害发生前之原状”［40］146。即损害赔偿的方法，以回复原状为原则，以金钱赔偿为例外。可见，民法上的恢复原状是对单个的自然人、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所受损害赔偿的救济方法;但经济法上的恢复原状不是针对单个主体所受的损害，而是面对整个市场，是为了恢复竞争的市场结构。在美国执行反托拉斯法的历史中，曾经分拆过不少垄断企业，如1984年就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一分为八，美国微软公司也差点被一分为二。在日本，为恢复竞争的实施排除措施命令包括:禁止命令、强制交易命令和分割命令等。缺陷产品召回制度是经营者对存在危及人身安全或财产安全的危险的产品，依法将该类产品从市场上收回，并免费进行修理或更换的制度。依据该制度，经营者负有召回缺陷产品的义务，此种义务是一项法定义务，经营者不履行该义务时，由主管机构责令强制召回缺陷产品，即经营者要承担缺陷产品强制召回的责任。此种责任不同于合同法上的瑕疵担保责任。瑕疵担保责任是为了保障合同目的的有效实现，缺陷产品召回责任是为了保障消费者的利益和公共安全;瑕疵担保责任一般属于任意性规定，当事人之间可以依照约定排除之，缺陷产品召回责任则属于强行性规定，当事人之间不可以通过约定限制、免除或减轻之，因为它不仅涉及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还关系到社会公共安全。它也不是侵权法上的损害赔偿责任，它不以发生实际的损害为前提，其功能不是为了填补已经发生的实际损害，而在于对缺陷产品所致危险的预防。缺陷产品强制召回责任体现了国家对市场风险的防范和规制，凸显了经济法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价值，是经济法领域产生的典型的新的责任形式。在立法上，美国1966年在汽车行业根据《国家交通与机动车安全法》明确规定汽车制造商有义务召回缺陷汽车。2004年我国国家质检总局、发改委、商务部和海关总署等四部委颁布了《缺陷汽车召回管理规定》;三鹿“毒奶粉”事件之后，《食品安全法》第53条明确规定，国家建立食品召回制度;食品经营者发现其经营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应当立即停止经营，食品生产者认为应当召回的，应当立即召回;食品生产经营者未依照规定召回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县级以上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以责令其召回。至此，食品领域的缺陷产品强制召回责任为我国法律(狭义)所规定。

3．信誉责任信誉责任是以当事人的信用或者声誉受损为代价而承担责任的一种方式。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信用对于从事经济活动的市场主体不再仅仅是一种道德信用，更主要的是一种经济信用，信用是指“民事主体所具有的经济能力在社会上获得的相应的信赖与评价”［41］。声誉与信用不同，它是基于综合素质的积极评价，以商誉(企业的声誉)为例，它主要来源于顾客对企业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的积极评价。反过来，社会对市场主体的信用评价或声誉评价又会影响到其获取经济利益的能力。因此，通过信用的评定和公示制度降低市场主体的信用等级或施加其他的负面影响对它也是一种实际的惩罚，使其承担了一种信誉责任，并进而影响其获取经济利益的能力。在国际金融领域，国际上公认的最具权威性的信用评级机构美国标准•普尔公司和穆迪投资服务公司所的信用评级报告对于被评的金融机构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我国，社会信用体系与信誉责任制度正在逐步建立，如中国商业联合会在2008年了《商业企业信用等级评价管理办法》;中小企业信用等级评价体系也已经启动，信用等级高的企业可获得政府、政府部门和银行的政策支持;正在建立安全生产黑名单制度和质量违法违规企业“黑名单”制度。三鹿“毒奶粉”事件之后，国家质检总局公布的“检出三聚氰胺婴幼儿配方奶企业名单”就是一份有力的黑名单，这些企业因此名单而承担各自的信誉责任是不争的事实。

合会风险范文篇10

（一）个体背景因素。大学生的性别、年龄、专业、学历、经验、特长、家庭出身、家庭成员从业结构等个人背景因素对创业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创业态度、创业意愿及创业成就等方面。首先，性别和年龄方面，调查表明女性创业者多选择创业行业风险小、投资少的服务性行业，而男性相反，这是社会对男人地位和男人定位的结果；其次，专业和学历方面，不同的专业和学历，会影响创业意愿；最后，工作经历方面，学生通过寒暑假实习、社会兼职等方式与社会接触积累相关经验，一旦时机成熟（包括经验积累、资金筹备、团队组建等），就会产生创业意愿。

（二）个人特质影响。创业行为由创业者的个人特质所驱动。美国国际开发署曾调研发现成功创业的特质体现在14个方面：积极主动、执着、注重效率、关注质量、预测风险、有独创的解决问题方法、发现和利用机会、有说服力、亲自寻找信息、系统计划、履行合同、有决断力、有信心、使用有影响的策略。首先，成就意愿因素，创业者和成就动机之间存在着显著正相关性；其次，控制源因素，控制源是个体的行为能够有效地控制和驾驭外部环境的期望，个性和能力是事情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且控制源的个体很有可能成为追求创业的角色，在职位上运用权力去直接影响结果；最后，自我能效感因素，即指相信一个人能够集聚和利用必要的人力资源和技能，在给定的任务基础上获得一定水平的成就。高创业效能感的人感觉充满希望和机会，而低效能感的人则会觉得创业需付出代价和承担风险，在同样状况下，高效能感的人在解决困难的问题上更加具有优势。

（三）创业综合素质。创业综合素质是指大学生在创业活动中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综合的胜任能力，包括创业意识、创业精神、创业知识、创业能力和创业思维等。创业意识是市场经济的法律规范、主体市场的预测分析在思维意识中形成的价值追求，是创业素质的最为核心的要素。创业意识是提高创业认识，进一步提高创业素质的思想前提，是创业活动的内在精神动力。创业精神是一个较为复杂和特殊的过程，需要创业者时刻保持创业热情，树立坚定必胜的信念，保持高度的责任心，换言之，创业者需要具备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诚信优良品质。此外，良好心理素质、诚信、合作精神、冒险精神和竞争意识也是必不可少的。创业知识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基础知识，主要体现在商业知识、市场运作、法律法规等方面；另一方面是专业知识，主要是指专业课程知识，如经济学、市场营销学、管理学、人力资源管理、会计、财务管理、商法、税法、公司法等。创业能力是一种决定创业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主要表现在能否在创业过程中恰到好处的运用知识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创业能力是个人综合能力的一种体现，在创业过程中发挥着不可代替的关键作用。创业能力包括学习能力、沟通能力、领导能力以及决策能力等。创业思维是创业者应具备的一种重要素质，运用创造性的方式、方法解决问题或筹划未来发展，其主要包括系统思维、发散思维、创新性思维和逆向思维等。

（四）环境因素。主要包括政府扶持政策与倾向、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及生态环境、信息环境和创新文化，也包括市场、技术环境和相关的行业发展状况。第一，政府支持体系，主要体现在软环境和硬环境上。软环境指创业相关的优惠政策、法规措施，硬环境指风险投资机构等对创业的支持。国家政策和法律是产生创业动力的政治基础。相关创业优惠政策如：放宽市场准入、简化办理手续、免征行政性事业收费；参加免费创业培训；享受创业补贴；税费减免政策；享受小额担保贷款政策；提供创业咨询和服务等。第二，创业教育体系，包括创业技能教育和创业精神教育。创业技能教育是通过开设具体技能课程，提高大学生的创业成功率。我国开展创业教育起步晚，近几年随着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的不断增加，许多高校在鼓励创业的同时，也提供一些必要的创业教育服务。1998年清华大学率先举办创业计划大赛，1999年开始由团中央、教育部、全国学联联合会开展了每两年一届的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2002年4月开始，教育部将我国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等9所学校定位为创业教育的试点高校，现仍在不断地探索当中。目前创业教育已经在全国展开，各高校根据自身特点和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制定毕业生就业指导课程、制作毕业生就业网站。创业精神教育的重点在于培养创业者相关的心理素质（如执着精神、冒险精神等），提高大学生创业意愿。由于我国长期实施应试教育，学生个性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导致创新意识缺乏，因此实施创业精神和创业技能教育相结合，能够使学生创业走得更远。第三，市场环境因素，主要是指国内外经济发展水平及其稳定程度对创业的影响。与政府社会对个体支持的影响相比较，大学生创业的行业发展空间与大学生创业的直接关系更大，行业发展空间的大小与大学生创业意愿和创业成功呈正相关。第四，家庭环境因素。研究表明，创业者亲友拥有公司对创业者创业会产生很大程度的影响，家庭成员或交际圈内人员的创业经历会对创业者创业态度和动机产生直接影响。此外，亲戚朋友圈的创业成功经历都会对大学生的独立判断力、职业生涯规划发展产生积极的能动作用。还有家庭的支持，是影响大学生能够走上创业之路的关键因素。

二、大学生创业能力提升对策建议

（一）注重提升创业能力

一方面培养学习能力，如对知识、经验、信息以及各种技能的学习，为创业提供智力支持和保障；另一方面参加创业实践活动，其渠道和方式很多，如参加创业大赛、职业生涯设计大赛、勤工俭学、社会调查、创业训练以及学生社团等课外实践活动，也可参加社会实践如寒暑假企业实习等。

（二）建立健全政府支持体系

一是创业优惠政策。健全的政策机制包括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组织间关系的协调处理以及措施修正完善等方面。一方面政府制定一些操作性强且行之有效的扶持政策。如免费创业培训、创业注册手续简单化、税费减免、贴息贷款、创业咨询服务、创业补助等；另一方面建立完善协调机制。如人社局、教育局、财政局、工商局等部门相互协调配合，形成推动和服务大学生创业的新格局。二是融资渠道多元化，加大相关经费投入，建立专门创业基金。大学生创业成功后，也可反哺创业基金，实现创业基金的良性循环。继续推进社会融资，主要包括商业银行贷款和社会风险投资。商业银行贷款主要有三种形式：担保、抵押和质押。社会风险投资相对于商业银行贷款来说更加严格，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大学生创业活动中去，并对私人资本采取保护措施。三是营造创业氛围。一方面政府倡导和宣扬创业文化，推动整个社会对创业的认可和支持；另一方面建立健全市场准入机制，推进市场规范化。再者，调整收入分配，建立公平环境。四是注重保护知识产权，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仅仅是政策、法律和法规的制定，更为关键的是要使全民都有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贯穿知识创新与知识转化的每一环节。五是搭建创业平台。合理定位和建设大学生创业平台，需要有清晰的建设思路。首先要依据大学生创业服务平台的需求量，确定投资规模、提供服务项目；其次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制定相应的服务项目操作流程、服务方式、服务时限以及评审制度。

（三）完善创业教育体系